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财政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我乡根据县局有关实施意见，认真做好各项衔接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进一步做好政府收支分类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按新旧科目编制年度财政预算，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深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将各单位资金有效地纳入乡财县管，同时，有效地实现了项目支出预算滚动管理，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一直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问题。
二、加强财政鉴督，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过去，我们在资金监管方面力度不够，存在“重分配、轻管理”问题，有时会出现项目重复、资金浪费、资金挪用现象，严重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对此，我们在县局和乡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调研，建立了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制度。近几年来，我们有重点、分层次地制定出绩效评价方法标准，对项目资金的申请、分配、使用、效益，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科学论证评估。并建立相关人员责任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责任人的业绩考核相挂钩，不断强化绩效评价工作的力度，确立了以“结果”及“追踪问效”为导向的财政支出管理模式。今年，我们重点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安排，科学合理编制和各单位预算和预算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追踪问效；对公教人员工资、民政抚恤、遗属补助发放过程中的“吃空饷”现象进行检查、清理、监督和纠正；对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推进“镇财县管”，取消镇属单位帐户，规范了财政资金的运行，切实提高了使用效益。
三、坚持艰苦奋斗，认真抓好勤俭节约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我们还突击抓好“三公经费”整治工作，不断降低政府机关工作运行成本。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建立健全更加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狠杀铺张浪费之风。去年，我们在镇机关内切实加强了政府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务出差以及食堂、材料打印等工作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搞好增收节支。如今年公务接待费用比上年同比减少50%。为了推进政府采购工作，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积极推行“管办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大力推进“阳光采购”，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去年以来，我们在乡党委乡政府正确领导下，加强对各部门各单位物品采购、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凡大宗物品都由财政所统一招标购买，统一招标施工。我们进一步在镇机关内实施了政府食堂、材料打印、车辆燃油修理“三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招标改革管理，近几年来全乡各部门办公经费、机关建设费用比过去下降了30%。以上。
四、强化内部管理，全面激活财政工作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强化管理、规范运行摆上突出重要的位置，义无反顾，抓实抓好，向管理要效益，靠规范上台阶，全面激活财政各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制定月、季财务工作计划，定期开展内部审计。建立固定资产管理的台帐、卡片、清单制度，确保了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二是着力抓好人员分工和管理。做到管帐不管钱，管钱不用钱，对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公章及私人印鉴实行分别管理，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同时，对人员进行细致分工，细化目标，强化责任，使全所工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做到人人有事做，个个想做事，并千方百计做成事。三是突出抓好惠农政策的落实。去年以来，通过涉农补贴“一折通”，共发放水稻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补贴、民政优抚、农民低保、村干部报酬、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等惠农资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搭建好为农服务的新平台，我们在中国农民网上创建了农民补贴“一折通”十问十答，每天都有专人管理，专人接待。
五、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素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上升，我国的许多大中小相关性企业与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创新。而我国节能与节能政策工作也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顺流前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当今国际社会早已将节能问题放在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关于节能相关问题的改善却未能有良好的进步和实践发展，特别是节能政策与微观经济学共同发展的问题，更是成为了现今我国节能工作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问题之一。
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 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 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 河南建材, 2010,(01) .
[4] 郭琪. 中国节能政策演变及能源效应评价[J]. 经济前沿, 2009,(09) .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后续Johansen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更为可靠与精确。对于误差修正模型来说，其所具有vecm系数的大小可以说是对偏离均衡发展方向以及不同变量指标情况下所具有差异性调整力度进行调整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该系数同长期均衡误差间所具有的经济增长调整速度成正比关系，据此可知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所具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时间协调性，而其中所具有的增长规模却不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同一发展背景形势下，财政税收指标同当地经济增长指标之间还具有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投资总额出现滞后情况时其所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将对之后财政税收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要更大、更广。
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式中，把不同经济变量因素排除之后，则以更为针对性的方式对投资总额、经济增长以及财政税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能够对这几大指标所具有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精确、全面的判定。而分析之前研究所获数据后可知，经济增长指标同财政税收指标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几率较小。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要想单纯通过当地财政税收调节来对当地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控制很难实施，而通过投资总额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三、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本文对经济增长同投资总额、经济增长同财政税收之间的脉冲函数曲线进行描绘，并对相关的规律进行细致的寻找：第一，当当地的财政税收标准差为一个正值时，当地的经济情况则可能在一到三年内具有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在三年之后出现下滑，并在五年之后又会再次出现这种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使得整个范围的财政税收都会将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推动型保持在0.00至0.02的范围；第二，在投资总额产生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指标也会从上升逐渐呈现出下滑的规律，且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具有较为平稳的特征。而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了在标准差取值为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同投资总额之间所具有的关系要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同税收指标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假设的是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因财政税收冲击引起经济增长的响应曲线，如图1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方差分解的方式对三大指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首先，对于财政税收指标来说，在一到三年内，当地的经济增长指标就会在财政税收的影响下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得到提升，并且在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趋于平稳，而在滞后期出现之后，财政税收则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情况产生更大的影响，最高可以达到40%左右；其次，对于投资总额指标来说，当其滞后期为3时，投资总额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最大的贡献率，并在之后的七年内以较为平缓的方式下滑，且在此过程中其所具有的贡献率也始终会保持在80%之上，而正是这种经济规律的存在说明了在当地其它经济环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投资总额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所具有的贡献度要远远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指标所具有的贡献程度。
四、三者关系的判断
通过上述对于三大指标关系的协整关系研究，本文将三者间所具有的协调关系归结如下：（一）财政税收同经济增长之间通常成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增长滞后期对当地产生影响的方面来看，财政税收将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如果滞后期以10年为一个周期，那么通过调整财政税收指标，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够对整体经济产生40%的贡献率。（二）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通常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在经济滞后周期中，投资总额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说明，要想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适当的调整、控制或者推动，可以尝试从投资总额方面入手，相对于调整财政税收来说，这种方式具有着更为有效、迅速的作用。
五、结语
1.1采购过于分散分散采购由下属各单位独自采购，固然有其灵活性和便利性，但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①各单位采购权力集中，容易滋生腐败。由于有些单位采购岗位设置较少，采购权力比较集中，导致采购随意性增大，控制难度较大，容易出现舞弊现象，致使采购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组织的价值增值。②采购部门重复设置，资源浪费。由于各单位的分散采购，会增加相应的采购人员、运输人员、仓储人员以及检验人员等采购流程各个环节重复设置，采购效率相对低下，造成资源的浪费。③采购批量较小，供方送货成本上升，从而增价采购成本。由于采购分散，各类物资采购量较小，不能与供方形成有力的谈判砝码，无法形成规模采购效益，并且供方送货频次的增加，导致供方送货成本的上升，这也会在供方的报价中反应出来，最终会导致企业的产品竞争力降低。
1.2采购人员素质有待提高采购人员不仅要有着良好的沟通能力，熟悉的业务知识，还应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而目前因种种原因造成采购人员素质不高：①采购岗位一般为各单位的“抢手”岗位，采购人员多为“关系户”，人员素质相对不高。②采购人员大多专业知识不足，对自身的定位较低，满足于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
2采购审计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价值增值的表现形式
采购审计在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价值增值方面表现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
2.1显性价值显性价值指的是采购审计人员通过对采购过程的审计而直接审减为组织节约的经济价值。采购审计人员建立审计项目，实施全过程审计中，通过市场询价、多渠道比价等方式，实现直接为组织降低采购价格，减少采购风险，在遵循“货比三家，同价比质，同质比价，同价同质比服务”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审减额就是采购审计直接创造的价值，即显性价值。显性价值短期见效，价值直观，易于计量，但是显性价值一般注重的是短期采购成本的降低，显性价值的多少是以实际采购价格较采购人员节约的金额来表现。采购审计中对采购物资的比价审计更多关注的是组织的短期目标，不能够从全局的角度去把控，更多关注的是本次采购所面临的风险，因此，不能把显性价值作为采购审计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组织价值增值的长期动力。
2.2隐性价值隐性价值对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组织价值增值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来自采购审计部门在组织结构中的独立地位，即对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者和其它各部门所产生的震慑作用，使之不敢触碰各种规制，主动的进行自我约束，维持高效的管理控制程序。物资采购审计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采购人员自觉规范其采购行为，自行控制采购行为，客观上节约的采购金额体现为组织价值的增值，较显性价值更为突出，效果更为明显。②隐性价值是显性价值的接力。采购审计人员通过直接审减采购价格而节约的价值，体现为显性价值，但长期的重复性采购在物资采购中占很大比例，尤其是生产消耗性物资方面，因此在审计人员直接审减的价值，则会给组织带来几何倍数的隐性价值，这也是采购审计为组织价值增值的重要体现。
3采购审计在实现组织价值增值中的发展趋势
随着内部审计逐渐向管理审计的发展，采购审计作为管理审计中重要的环节，在实现组织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采购审计发展方向也越来越明朗。
3.1采购审计信息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组织内部的ERP系统和各种软件系统应用也逐渐普及，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物资采购品种成千上万种，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信息更是如天文数字，并且数据间各种逻辑关系复杂，想要在短时间寻找有效的审计线索，绝非易事。因而要求审计人员不但对ERP系统熟悉并掌握物资采购相关的流程，而且要有良好的软件知识并熟练运用相关的审计软件，实现采购审计信息化，才能随时对组织物资采购、库存情况动态查询，掌握被审计单位实时信息，才能准确迅速的在代码和数据的海洋中发现审计线索，降低采购风险，实现组织的价值增值。
3.2采购审计重点向前期审计关口转移在采购审计逐步深入过程中，其采购审计制度也将越来越完善，采购的执行过程也逐渐规范，然而采购物资虽然已质高价优，但采购物资的必要性，需求物资的数量，采购的方式，采购的批次等问题，即采购的计划和决策等前期审计将是以后采购审计重点。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审计中，要结合组织的实际情况，分析现有供应商情况和供货时间，把握组织的长远发展战略，才能保证采购物资既能符合生产经营需要，又能节约成本提升价值，避免采购过剩造成的巨大浪费或没有满足生产需要而造成运营停顿的损失。脱离了发展战略的采购计划犹如无根浮萍，既缺乏根据，又使采购没有了方向。良好的采购计划和决策，将极大的促进采购与生产经营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采购职能，促进组织价值更快的增值。
3.3采购审计与风险管理的有机结合物资采购是组织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也是组织经营过程中的高风险领域，风险因素较多，因此应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采购审计中，应在注重审计采购价格同时，考虑其深层次的因素，加强风险辨识，揭示风险因素，进行采购过程中的各个关键环节的风险分析，确定关键风险点，进而提出规避或转移不可控风险的措施和方法，这样才能避免采购过程中各种风险导致的更大的损失，为组织节约了采购成本，，从而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也促使了组织的价值得到了增值。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周期与人力资源战略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经济周期下人力资源战略的调整策略。经济周期的变化，将直接导致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人力资源战略作为企业总体战略中重要的职能战略之一，也必须与动态的经济周期变化保持一致。
关键词：经济周期人力资源战略经济上升周期经济衰退周期
一、经济周期与人力资源战略
（一）人力资源战略的内涵及类型
根据美国学者舒勒和沃克（Sohuler＆Walker，1990）所给出的定义，人力资源战略是程序和活动的集合，它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和直线管理部门的努力来实现未来的绩效及企业的战略目标，并以此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而库克（Cook，1992）则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指针对员工发展以及处理对员工具有重要和长期影响的决策，它表明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为企业人力资源计划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战略指企业管理者从组织全局、整体和企业长远的根本目标出发，通过周密的科学论证，所设计的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性的、可操作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方法的谋划、方针与策略。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看，关于人力资源战略的分类尚无统一标准，本文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将其划分为两类：吸引累积型战略和效用稳定型战略（见表1）。
（二）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
经济周期反映的是需求和供应之间的矛盾变化，经济周期的一般运行机制是：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为了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着重于加大投资力度。由于固定资本投入的沉淀性、不可逆性和风险性，使得其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最终形成了超过需求的供给能力，企业利润和产出能力大规模下降，而企业还不得不承担全部产出能力的固定资产投入所产生的折旧和利息，这些沉重的负担势必进一步挤压工资，使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周期进入衰退阶段。当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时，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在一定阶段时又重新达到了平衡，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新的巨大需求，经济又开始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到2008年，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9-10年，其运行曲线（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若按波峰年计算，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共完成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67年；若按波谷年计算并且假定2009年是谷底，那么从1981年到2009年的28年中也完成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33年。1999年我国经济完成了上一轮周期的筑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进入复苏阶段，2003年以后进入繁荣阶段，经济从冷到热，再到过热，到2007年已经持续了8年的扩张期。
（三）经济周期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
企业的总体战略必须与动态的经济周期相一致，体现在总体发展态势上就是进、退还是守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业在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应加快发展，实施扩张性战略；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企业应在稳固现有业务的基础上，适度或大规模地进行业务收缩，以规避风险和渡过难关。
人力资源战略作为企业的职能战略之一，它服务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必须匹配于企业总体战略，即人力资源战略必须根据企业总体战略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策略，从而满足特定的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经济周期变化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关系（见图2）。
二、经济周期波动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选择
（一）经济上升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选择
经济上升时期，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营业务不断扩展并快速增长，各种资源全面紧张，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如何使企业获得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为顺利实现该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策略为：吸引和获取企业所需的关键人才，制定鼓励关键人才的激励措施和办法，充分发挥关键人才的作用，加速企业发展；完善培训、考评和薪酬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激情；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促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化。
1.招聘和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关键人才。要获得关键人才，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内部挖掘培养，一种是外部获取，即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或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内部挖潜，往往时间较长，所以，从外部获取关键人才仍然是重要的途径。因此，一方面要广泛建立同高级人才市场特别是专业的人才介绍机构的联系，掌握人才供应信息；另一方面是关键人才的招聘，企业可以花较多时间与费用仔细挑选最合适的人才。除了以高薪等优厚的物质报酬来吸引人才，良好的职业前景、工作的挑战性也是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
2.加强员工培训以提高其岗位技能和素质。面对激励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能够应对各种竞争变化的人才，这就需要对各层级员工不断的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工作技能。对一般员工来说，主要为岗位培训，培训的目的在于能够让员工更快地进入工作岗位，获得成效；对基层和中层管理者来说，主要加强其管理等软技能的培训，使其能够作为公司某些部门的核心力量，带领其他员工一起成长；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培训主要集中在战略、人力资源、财务等方面，主要提高其规划和决策能力。
3.完善激励制度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为快速发展企业，需要建立多元化、有效的激励制度。对员工的激励需要“以人为本”，根据员工不同的个性心理、需求偏好、成熟度采用相应的模式。除了物质激励外，还可以采用晋升激励、荣誉激励、培训激励、授权激励、情感激励、工作环境激励等多种方式。
对核心人才、关键人才以长期激励为主，考虑采取股权激励措施。
4.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现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更是企业人力资源制度的竞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与企业的远景规划、战略目标、文化理念以及独特的人力资源状况相适应，这样建立的制度才能被组织接受，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需要重点建设的核心制度有岗位管理制度、招聘与培训制度、绩效考评制度、薪酬管理制度、激励制度等。
（二）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调整
经济衰退时期，随着市场的不景气、消费下滑，企业市场规模缩减，赢利能力全面下降，危机开始显现，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寻求企业重整和再造，使企业获得新生。在这一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人心不稳，核心人才流失严重，一般人员严重过剩；人力成本凸显，企业人力资源经费锐减。为应对企业发展战略变化的需要，这一时期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点是：妥善裁减多余人员，严格控制人工成本，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调整企业人事政策，吸引并留住关键人才，为企业重整创造条件。
1.优化组织结构，减少人力配置。为了安全渡过经济环境低迷的经济周期，保证利润不下滑，企业所采用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在成本控制上寻找压缩空间。而成本控制中，削减人力资源成本是重要的对策之一。
人力资源部门应会同决策层和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量和工作流程需要，调整或合并组织，减少管理层，使组织扁平化，优化人力配置，减少冗余人员；对于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对原先的流程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提高整体工作效率，重点关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避免因组织内部沟通不畅而导致工作量增加。
同时，对工作岗位重新进行分析，裁并一些工作职能雷同的岗位；对储备人员和普通岗位的招聘计划，一律严格控制，通过减少招聘次数、缩短招聘周期来控制招聘开支。
2.调整薪酬结构，适当缩减福利和津贴。对于原有的薪酬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和实行更能体现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分配方法。即通过增加绩效收入的比例，调整固定和津贴部分的比例，从而实现有效控制企业的运营成本，把企业经营业绩受危机影响的程度降低到最低点。同时，通过增加绩效考核周期的频度，全面加强业绩监控，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于有些福利方面的设置，可以采取不取消但是降低总预算的方式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3.积极沟通，做好裁员管理。裁员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企业既要面对经费严重不足，感情难于割舍的困局，又要面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种种制约。做好企业的裁员管理，关键在于有效的沟通和裁员策略的选择。
首先，企业必须在充分了解目前企业实际情况、效益和产量的基础上，按照先定岗后定员的原则，分析企业的人力需求情况；其次，要向员工说明企业现状及企业策略，以得到员工的理解，以便裁员工作的开展；第三，企业必须明确裁员标准，且标准必须公平、公正、公开；第四，为保证裁员策略的顺利实施，要完善考评系统，依据考评成绩和综合评分竞争上岗，选出企业最需要的员工，予以保留，将对企业无关紧要甚至对企业失去意义的员工列入裁员名单，避免裁员不公，“裁能留庸”；第五，企业实施裁员的具体手段要丰富化，可以包括临时解聘、冻结招聘、提前退休、工作分担、转岗分流等等。研究表明，与临时解聘相比，提前退休、工作分担等替代性的裁员方式对员工的负面影响较小。
4.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防止关键人员流失。由于经济环境恶化和行业不景气，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将直接面临关键人员流失的问题。为了防止关键人员流失，这个时期的激励方式应以非物质激励为主。对于关键人员而言，其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需让其在工作中获得充分的成就感，并保证其社交和权力的需要，比如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以施展其才能比一些短期的、经济上的激励更有效。
5.调整培训方式，增加内部培训。经济衰退时期，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管理要有所侧重，重点在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员工身上加大投资，对他们加大培训力度，让其知晓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经营困境，要明白摆脱这一困境需要什么样的策略，而要落实这一策略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外部培训，建立企业内部的培训师队伍。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培训费用，而且可以释放出企业对这些员工非常重视的一个信号，对于稳定员工队伍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企业增加员工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企业凝聚力的最好方式，能为企业日后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梅洛著，吴雯芳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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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际指南; 比较
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③⑧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闵庆金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P9-P10，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