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道教界理应走在其他宗教的前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道教是我国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道教文化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特别是儒、释、道三教相互融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作为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历史上道教高道辈出，典籍汗牛充栋，文化形式灿烂多姿，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传承者和贡献者。因此，谈传统文化不能不谈道教，谈文化传统也不能不谈道教。
道教界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大有可为
道教具有本土性、文化性、包容性的特点，其本身及其所周延的内容可以涵盖到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身心和谐的理念，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道教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人类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道教的现代价值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目前，道教已在欧洲、美洲、东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很多地方都有信奉道教、崇尚道教精神的人群。毋庸置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道教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道教界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2007年、2011年道教界先后成功举办了国际道德经论坛和国际道教论坛。由中国道教协会举办的玄门讲经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龙虎山、茅山、上海城隍庙、武汉长春观等地相继设立了文化讲堂、讲经堂。中国道协还与学术界联手实施编纂了《中华道藏》、《老子集成》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此外，各地道教界还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道教文化节、音乐节、书画展以及文化论坛和研讨会等文化活动，有的已经形成机制。
《南华经》讲，“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希望道教界积极响应的号召，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识机遇，珍惜机遇，把握机遇，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到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来，增强自觉，勇于担当，真正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道教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方式和途径
弘扬传统文化，道教界要善于挖掘整理道教教理教义中的优秀资源，并把它传承好、发挥好。比如，道教秉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的统一体，应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尊重生态平衡，敬畏、欣赏与利用自然而不是狂妄地向往征服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应当说道教给予了一个充满智慧和预言式的答案。希望道教界继续阐发道教生态智慧，大力弘扬生态保护理念，积极倡导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建设生态宫观，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又如，道教关于贵生、重生、乐生、生道合一的一系列思想，对于引导当代人正确看待和实现人生价值，追求身心健康，防止心态失衡，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再比如，道教关于尊道贵德的道德观念、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齐同慈爱的慈善思想等等，在当代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认真挖掘整理，作出新的阐释。希望道教界充分挖掘道教伦理道德思想，弘扬道教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美德和和谐思想，引领广大信众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长远来说，要加强道教思想建设，创新教义教理，逐步建立起中国道学思想体系。
弘扬传统文化，道教界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积极探索有效的举措。一是要深入开展玄门讲经活动，引导道教界形成崇尚经典、学习经典、宣讲经典的良好风气。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宫观的文化功能，开办文化讲堂等项目，使宫观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弘扬社会道德的高地、净化信众心灵的道场。三是要立足于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将养生、武术、音乐、医学等道教特色文化向社会传播。四是要实施道教文化工程，加强对道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对道教典籍的挖掘、整理、出版和利用。五是要探索道教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努力把道教文化的对外交流纳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总规划，继续办好国际道教论坛，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使其机制化、制度化，继续办好“道行天下”等道教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争取更加有效的成果，进一步推动道教走向世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一、国学热渐入佳境
在山西省，太原市除了有晋豪学府、北大总裁班，还有其他一些不定期的国学培训班60多个。令人高兴的是，弘扬国学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得到生动多样的实践，太原山西国学教育基地、止谦家塾、北辰学校、大方国学教育培训学校、文瀛书院等都各有所长。这些国学学校都是民办的幼儿园或师资培训机构。这些民办幼儿园的国学课程概括起来有：《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等。对这些内容，各校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
朔州市国学会创立每天一小时二轨亲子共读班,到目前已复制了20多个这样的班，参加诵读的家庭已累计有2000多户，间接参与的家庭有1万多户，能背论语的孩子有1千余人。
在河南郑州，从2010年开始以传统文化论坛的形式弘扬国学。郑州二七区举办首届传统文化论坛时，有政商学各界代表1300多人参加。当年9月，河南举办了由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六千人的国学论坛。在河南的18个地市中，千人以上国学论坛每年举行近百场，每场3天以上;还有国学讲坛、讲堂，都是政府牵头、企业家捐款、学界组织，是政商学结合。省里有国学文化促进会，各市有分会，各县有办事处，保证国学的系统传播，促进国学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
在山东曲阜市，为弘扬传统文化，提出了建设以大爱之城、诚信之城、孝德之城、仁德之城为主要内容的彬彬有礼道德城市目标。全市已建成675所人人彬彬有礼教育学校，同时建立儒源儒家文化体验基地、全国企业家儒商文化培训基地、师德教育基地、政德教育基地。已举办各类培训两千多场次，受众达50万人。市政府从财政列支500万元专门设立了国学教育基金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用于教育培训、典型表彰、教育设施完善等。曲阜最近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践意见》，为每个村庄配备一名儒学讲师，力争形成村村讲儒学，户户颂和风的新气象。
在陕西榆林市，民营企业家韩海燕于2001年在家乡佳县办起了燕翼堂私塾，培养小学生学诵经典。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考察了明德学校、长谦学堂等几家私塾。
总的说，从中原五省的情况看，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特别是国学热正在兴起。国学热唤醒了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的基因，使人们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凡是学习国学坚持时间较长的，成年人思想有了转变，德性有了提高，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了价值追求，工作态度趋向认真负责;家庭、同事、社区内关系趋向和谐，村风村貌有了明显改变;学国学的少年青年，初步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会文明礼貌地待人接物，提高了自己动手的生活能力。青少年国学教育促进了家长学习国学，促进了亲子教育和师生教学相长，改变了家风校区。特别是不少家长已认识到为子孙计长远的道理，很注重对孩子的国学教育。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使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并茁壮成长的肥壤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国家之魂、民族之魂。因此，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立，作为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文化基础。从调查情况看，河南、山东弘扬国学比较有特色、有力度，值得我省学习和借鉴。
二、国学热的冷思考
一是弘扬国学工作进展难。主要是国学机构审批难;无法同体制内学校衔接;办学场地难，经费难;师资短缺;在国学热骤然兴起中，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
我们发现，有少数办学者只是喜欢国学，却不懂国学，因而难以科学地确定课程内容和次序，以致违背了少儿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如少数国学堂不教学生认字，而只背经书，背了数万字的经书，却不明字义。这不利于培养孩子做人和学文.利用少儿记忆力强的特点，背诵一些古文，背诵《弟子规》《三字经》等蒙学内容以至四书的选段是应该的，但少数学堂让孩子两三岁就背易经、老子、庄子之类，就不太妥当。还有的国学堂把培养目标单纯定为培养圣贤、培养天才精英,这也是片面的。我们需要天才精英，但要因材施教，不可能让学生都成了天才和精英，大多数还是要培养成为有道德、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加强指导。还有的国学学校有些过分注重形式，应更多地注重国学内容的传承，精神实质的传承。还有极少数学堂图名图利，功利色彩较多。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也不难解决，关键在于加强及时指导，而不是冷眼旁观或过多指责。
二是政府推动不力。调查结果表明，现在弘扬国学是两头热，中间冷,或称中梗阻.上面中央领导很重视，下边民间办国学教育的积极性很高;而中间有关部门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一工作理解不深，重视不够，措施不力。
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的高度上来，真正把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工程来抓。
三、对弘扬国学的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导。对国学的认识，社会各方面都需要提高，但重点是领导。由于国学教育中断上百年，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伴生的负面影响，造成现在为官缺德，政治生态问题很多，以至出现了不少贪官污吏，甚至呈现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严重现象;在领导水平和工作方式上，有术无道有的道术全无，德才皆缺，升官走邪路，理政全无方。要通过弘扬国学中关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思想，修好为政之德;借鉴无为而无不为和君子不器的思想，提高执政能力;弘扬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命维新的革故鼎新思想。要把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包括官德)与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全面提高了对国学的内涵和意义的认识，才能自觉加强对弘扬国学工作的领导，才有资格领导并不断改善领导。
为了提高领导对国学的认识，建议各级党校在培训领导干部中开设国学课;在各级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中增设国学内容并适当加大分量;把对国学的认识和实践情况、抓弘扬国学工作的成绩作为考评领导干部的标准之一。
山西是尧、舜、禹建都的地方，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国学基因较其他地方尤为显著，这是山西及中原数省的突出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唤醒这个基因，改变山西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特别要深化官德建设，清除产生贪官污吏的思想文化土壤。在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吏中，要借鉴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德先刑后的中国传统治理原则，大力加强官德教育，加强清、慎、勤的传统政德教育。这是治理山西的重要战略途径。
(二)加强分类指导。面对千差万别、不同层次的受众，国学的认同和弘扬面临不少困难。国人对传统文化多有曲解、误解和担心。在弘扬国学中，也多有正负能量搅在一起，不好分辨、不好规范的情况。要根据不同受众的文化基础，行业与职业之不同以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习惯习俗之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方法，以联系实际的、深入浅出的、辩证说理的、循序渐进的、为各层次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授国学，传道授业，释疑解惑;使受众通理明德，修身养性，增长做人、做事的大智慧，摒弃损人利己的小聪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于奉献，敢于担当，为实现复兴中华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几种弘扬国学的方式，如学院派、诵读经典派、诸子百家派、弟子规派、国学与佛道结合派等，要分析其优缺点，做到扬长避短。比如，我们提倡的国学，本来就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精华，但是对幼儿和青少年的国学教育，不应掺和宗教成分，这与尊重成年公民的信仰自由是不同的两回事。不提倡以宗教教义解释五经四书和老子等国学经典。
要端正国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明确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育人,人重于才,为人重于为学,育人重于育才.要着力培养能明明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品位的人;培养民胞物与，以大爱之心担当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人;培养优游暇豫、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能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人;培养能反省自己、反省人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人性，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
要改变一些领导同志对弘扬国学采取的不反对，不支持，不干预的不成文政策和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积极地领导和指导弘扬国学的工作，及时分析评估，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弘扬工作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藏传佛教文化；弘扬；机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K825.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1-004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苯传佛教哲学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7BMZ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俊哲（1951-），男，四川宣汉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藏族哲学与彝族哲学。四川 成都610041藏传佛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是值得世代弘扬的宝贵遗产。藏传佛教拥有众多的信仰者，它为藏族民众所普遍信仰，国内的土著、纳西、蒙古、裕固、汉等民族也不乏有信仰者，而且在欧美也有信众。不仅如此，在藏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还广泛传播于汉地、蒙古、俄罗斯以及欧美国家。由此可见，对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广大的信仰者和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藏传佛教文化予以弘扬的价值和意义绝不可被忽视和低估。它在当代得到弘扬，无疑有助于人们心灵境界的提升、社会和谐稳定、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等。一、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一）藏传佛教文化价值透析
藏传佛教文化主要是在继承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一千多年吸纳、融合、创造性的转化，孕育发展而成的领域宽广、学理高深、教派多样、寺院林立、教规教制齐全、卷帙浩繁的文化体系。宗教制度上的活佛转世；修行上的显密双修，尤重密宗，终成藏密；宗教属性上本是大乘，而又大小乘相融；在因明学上对印度古因明阐释、扩充而成为藏传因明；将土生土长的苯教的宗教仪式吸取为自身的仪式，以及将其众多神灵转化为自己的护法神等，这些无不显示出藏传佛教具有本土化的特色。对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如何进行价值评价和认定是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指藏传佛教对价值的根本观点或看法，而是指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价值的根本看法或基本观点。在此问题上，现代以来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全盘否定论。这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落后的文化，抑或认为它净是糟粕，甚至认为藏传佛教在藏族传统社会中还造成了对大批人的杀戮，因而它不仅是藏地社会落后的重要根源，也是一种文化“恶魔”，抑或将其视为与现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严重对抗的一种社会文化。这样，藏传佛教文化理所当然地不应该被信仰，也不应该被继续传播和弘扬。笔者也听到了这种声音，这是的表现。二是全盘肯定论。持此种观点的人把藏传佛教视为没有任何缺陷的绝对真理的思想文化体系，不允许人们有丝毫怀疑和否定。否则，就是对藏传佛教的亵渎，这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前一种观点是对藏传佛教义理没有深入理解所导致的误判。实际上，我们承认藏传佛教义理有消极出世，不主张积极投身于生产实践和政治革命实践的成分，也有进寺庙当僧人过多的现象，还有忍辱无争，缺乏积极进取等弊端，这些均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同时，在藏地传统社会中，统治者推行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并且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甚至利用藏传佛教对广大民众进行残酷的统治，甚至有一些灭绝人性的行为。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不是藏传佛教本身所造成的，不能记在藏传佛教的账上。其实，佛教是坚决反对杀戮，主张爱生和护生的，即使对待动物也是如此；对待违反宗教教义，甚至是搞宗教分裂者也是给予教育引导，最严重处罚是开出僧团，决不开杀戒。藏传佛教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藏传佛教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它们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否定的。欧洲新教（又称基督新教）禁欲主义坚决反对奢侈、懒惰、欺诈等不道德行为，大力主张勤奋、节俭、诚信和在世俗社会中通过奋斗获利的行为。这些宗教伦理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指新教禁欲主义者——笔者注）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1]（P332） “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的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1]（P341）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如此大的作用，那么同样有着许多精华的藏传佛教也会对推动当代藏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所以，我们充分肯定藏传佛教文化精华的当代价值，一定能够使其真正成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全盘肯定藏传佛教观点的产生不仅把藏传佛教中蕴涵着的合理成分绝对化，肯定了其消极落后的因素，而且给其披上神圣性的光环，把它视为亘古不变的教条，以藏传佛教信仰上的情感代替其是否具有真理性的理性分析。夸大藏传佛教真理性的观点表面上是抬高藏传佛教文化，实际上是贬低了藏传佛教文化。因为真理跨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正如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2]不仅如此，不适当地夸大藏传佛教文化的真理性和价值，还不利于藏传佛教的弘扬。以辩证唯物论辩证否定观看来，这两种观点在认识论上都犯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藏传佛教文化精华和糟粕并存，应该采取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即“扬弃”的科学方法和态度。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指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①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自由的政策，并且给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以宽容的态度，这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圆融宗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011年10月，党中央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3]（P25-26）这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藏传佛教文化在当代藏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
自从佛教传入藏区之后，藏民族传统社会中的精神文化由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三大部分构成，而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传统社会的文化主流，而且在政教合一的社会条件下，藏传佛教文化权为贵族或僧侣所把握，成为他们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居于万流归宗的地位，甚至是主宰藏族社会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民主改革之后，藏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尤其在当代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之春风大潮的洗礼，进入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从根本上结束了藏传佛教是藏地文化主流的历史，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以藏传佛教文化成为广袤的雪域高原社会主流和意识形态的藏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特征，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文化新时代特征所代替。虽然藏传佛教文化的昔日辉煌不复存在，但并没有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今藏区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类型，也是广大藏族民众离不开的信仰文化，并且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当代社会，藏传佛教文化充当着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的社会角色。从积极方面讲，其心性论、为善去恶论、众生平等论、普度众生论、爱生护生论等，起着慰籍信仰者的心灵，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的文化内容，促进藏区社会的稳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重要功用。从消极视角看，藏传佛教的神学性质和与世无争，脱离轮回之苦而进入涅槃的出世思想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合拍之处，这对于广大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不怕冒风险，敢于竞争，用诚实劳动和聪明智慧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等有着严重影响。此外，达赖集团利用藏传佛教为幌子和工具，搞分裂破坏活动，这对广大藏区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然而，藏传佛教文化中有许多精华，而且它与其他文化一样，不仅有着产生、发展的时代性，而且又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在价值上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即冲破时空的限制为国内外的许多人所信仰，为藏地当代社会发展服务。
（三）当代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内在必然性
1.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不仅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且往往又有着创造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软实力”。由此可见，文化的兴旺繁荣，是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同他国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而且也是文化 “软实力”竞争。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客观上需要丰富和发展自己文化，而这离不开对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而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也就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2.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是建立一个发展健全社会的需要。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将全球卷入了一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社会，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严重弱化，由此造成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这充分说明一个良性发展的健全社会应该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发展的社会，偏离任何一边都是非常危险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被西方学者誉为创造了“神奇”而为世界所瞩目，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文化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主义、物欲膨胀的现象有增无减，这在物质生产、社会行为、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导致了社会充斥着较多的嫉妒、浮躁、仇恨以及社会的不安定。这种现象在藏区各地也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因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中具有的丰富的价值理性因素，对于促进藏族社会文化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3.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是藏区长治久安的需要。目前藏区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藏传佛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威胁。由于一些人对藏传佛教教义缺乏深入了解，难以认清敌对势力利用藏传佛教搞分裂破坏活动和烧暴力活动就是对藏传佛教教义的亵渎和严重悖逆，很容易上当受骗，干出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事情。藏传佛教中众生平等、十善业道、慈悲济众等义理，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对于藏区的长治久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4.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能满足藏族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和藏地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在我国发生的 “”，给中国带来了一场文化浩劫，也对藏传佛教文化造成严重破坏，藏民族群众的自由被肆意剥夺，他们丧失了其赖以虔诚信仰的藏传佛教这一精神家园，给他们造成了心灵的创伤，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改革开放之后，藏传佛教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利用，党的自由的政策得到了坚决贯彻，广大藏族群众得到了很大的精神慰籍。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还不尽如人意，因此为了充分满足广大藏族群众的宗教精神需求，就需要进一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与此同时，广大藏区的文化需要大发展大繁荣，而这离不开对藏传佛教文化的精华的弘扬，因为藏传佛教文化是当代藏族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的文化因子，因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必将能推进广大藏区的文化繁荣发展。
5.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是提升藏区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在当代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背景下，多元价值观在藏区相互碰撞，有的人对此无所适从，特别是受到经济主义和物欲膨胀的社会影响，有不少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观念，既丢失了本民族的传统的藏传佛教文化中优秀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积极上进的价值理念。一句话，藏区同其他地区一样，有着道德滑坡的严重趋势。藏传佛教是对人性进行终极关怀的宗教，亦是关于心灵的科学，旨在指导人们养心、净心、正心，提高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藏传佛教中人生论、境界论及不杀生而护生、与人为善、慈悲济众等义理，充满着十分浓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关爱。因此，弘扬藏传佛教的这些义理对善良人性的张扬和善德的引导扩充，从而提升整个藏族社会道德水平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二、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主要制约性因素（一）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不到位
党中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3]（P25）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及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意义。但长期以来，藏区的各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不到位，主要从藏传佛教是一种信仰的宗教上去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文化的精华之所在，更没有从弘扬的视角去认识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还没有把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精华纳入繁荣发展藏区哲学社会科学、增强藏区的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去认识。其深刻根源首先在于没有去深入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其次是受了那种认为藏传佛教是落后的、仅仅是宣传神的文化的观念的影响。认识上的不到位，必然造成行为上偏差。他们主要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视角来制定关于对待藏传佛教文化的方略，制定寺庙的管理、对僧尼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各种藏传佛教文化活动的开展的政策，以及决定经费的投入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错在缺乏方略制定的宏伟性以及在政策制定上的偏狭性，从而影响和制约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的历史进程。
（二）信仰主体对藏传佛教文化认知水平普遍低下
在藏族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巨大变迁中，广大藏族民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状况、信仰心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从宗教势力退出藏区政治舞台之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逐渐成为纯粹个人的私事，全民虔诚信仰的状况已有所变化，而且宗教人士的社会作用亦不如从前。魏冬通过多次深入调查发现，有的藏族村落中发生纠纷请僧人和寺院出面调解的现象越来越少；给新生儿命名，或选择婚丧嫁娶的良辰吉日，不用宗教人士而自主决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前在寺院听不到，甚至被禁止的知识和娱乐节目开始进入僧侣的生活。从宗教感情看，随着宗教世俗化程度的加剧，宗教的神圣性日益减退，一些信徒的宗教感情日渐淡化。如神物不再神圣：衣服的颜色，以往铁锈红和黄色是佛教人士独享的专利，是佛教神圣性的体现，而今却穿在了很多男女老少的身上；以往仅供朝拜的寺庙和圣地，现在都变成了旅游景点；以往被奉为至尊的唐卡佛像，现在已成为艺术品，被展销传卖等等。此外，还有的人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五明文化的学习，努力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在社会心理结构方面，出现了由浓厚的佛教出世心理向世俗的入世心理转变的态势[4]。
但是，上述变化并不是藏传佛教文化在藏区的丧失，也不是藏传佛教文化体系的解体，而是表明以前以佛教文化为主转变为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共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举。同时，上述变化也不是广大藏民族的改弦易辙，正如魏冬对地区藏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的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目前藏传佛教文化仍然受到了藏族民众的普遍认同，仍然为广大藏族民众普遍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已经有了差异化的新趋势[5]。
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与信仰主体息息相关，因为藏传佛教只有得到他们的崇敬、理解和信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践履之，才能真正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的功能。只有这样，它才被称得上大力弘扬。在此意义上讲，藏传佛教的信仰主体是藏传佛教文化弘扬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信仰主体对藏传佛教认知水平又直接决定着藏传佛教弘扬的程度和实效。这说明信仰离不开对信仰对象的认知或理性的参与，尽管感性之情感是信仰的本质。如西方基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由于其认识或体悟到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全智全能的神，又是人类的拯救者。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的道德境界有高低之分，这是由于人对宇宙人生的不同程度的觉解所决定的，按人的觉解的高低不同，可分为由低到高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处于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6]这就是说，人的认知水平愈高，其道德境界也就愈高。同理，若广大信仰者对藏传佛教的认知水平高，真正把握了藏传佛教义理的深刻内涵，就能真正提升信仰者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就能认清达赖集团的分裂言论与藏传佛教义理严重悖逆，就能洞察达赖分裂集团散布编造的谎言的实质，从而不仅不会受骗上当，而且还会坚决反对和自觉抵制。否则，就可能盲目接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参与者。然而，提高信仰主体的认知水平又可以在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中得以实现，因为他们在弘扬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对藏传佛教文化耳闻目染的熏陶，从而逐渐深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知。因此藏传佛教弘扬与信仰主体认知水平的提高之间是一得俱得，一损俱损的内在关系。迄今为止，尽管不同的信仰群体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知水平有着差异性，但总的说来认知水平较为低下，这主要是由于其文化水平低所决定的。在笔者的调查中了解到，在藏区庞大的僧尼队伍中，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如在林芝地区的四百多个僧人中，最高的文化程度是初中，而且只有两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其他基本上是半文盲。在宗教界出现了因文化素质低而无人能接班的现象。如云南耿马县佛教协会秘书长想退休，但却无人接班。再如云南佛学院免费招收南传佛教生员，入学条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文凭的小和尚，但是找遍耿马县119所佛寺都找不到几个符合条件的僧员。目前云南总共有南传佛教僧尼8000多人，但是真正能够施授佛学教育的教职人员只有1500人左右[7]。他们根本无法了解深奥的藏传佛教教义或义理，也就只好仅仅满足于打坐念经。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寺庙教育体系的中断，而新型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寺庙教育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而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有没有对广大僧尼进行文化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普通信仰群众文化水平也普遍低下，也有不少是半文盲甚至文盲，这使其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理解能力更是困难，所了解的相关知识更是少之又少，有的甚至对宗喀巴、米拉日巴等藏传佛教史上的重大人物只是知其名，却不了解他们的事迹和言行，而且他们大多数常到寺庙等宗教场所拜佛，但却分不清所拜佛像为何佛。农牧民、城镇居民普遍接受佛教主张不杀生、尊敬师长、友爱他人等日常伦理，并在日常行为中践履之，但更是很少有人对藏传佛教十善和其它伦理道德有真正的理解。这些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
（三）藏传佛教文化弘扬在教育上的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藏区的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地域偏远、经费投入有限等原因，藏区教育还相当落后。一般来讲，在国民教育中，藏区拥有学校的数量、校舍质量、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师业务水平、教育经费、教育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教育资源较少或较低，教育质量普遍较差，与内地差距较大，因而出现了藏区同内地之间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寺院教育普遍不受重视，不仅多数寺院教育缺乏制度性和规范性，不少规模小的寺院教育根本就无法开展，而且佛学院偏少，在僧尼队伍较为庞大的没有一所佛学院，因而很少有僧尼进佛学院深造的机会，而提高广大僧尼人员的文化素养更没有纳入到国民教育的体系之中。再则，藏传佛教文化很少进入教科书中，即使藏区编著出版的本土教材也很少有此方面的内容。这严重影响着藏区人才的培养质量，严重影响到对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人才需求，也严重影响到信仰主体的认知水平和寺庙僧尼的文化素养的提高。三、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机制的建立机制是事物的内在结构及构成它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原理，在社会文化中的机制还应包括相应的规制，目的是达到各要素之间的彼此协调和动态平衡，使事物得以良性运行和顺利发展。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离不开机制的建立，以保持其顺利开展和达到实际的功效。
（一）信仰机制
这是为了充分保证广大信众的信仰自由的权利的实现。的作用绝不可低估，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历来是一把双刃箭，它既可以增强民族团结，增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也可以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形成斥力或抗力。或者说，宗教既可以成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纽带和向心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民族之间的不和与冲突。正由于此，敌对势力往往处心积虑地利用宗教问题搞分裂活动。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和慎重处理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问题，坚决抵制和击退敌对势力利用其搞分裂活动的图谋，维护广大藏区的社会稳定。为此，需要建立维护广大民众对藏传佛教信仰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内涵包括维护广大民族自由的权利，充分满足其信仰需求，以及在藏传佛教信仰中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的责任与义务。
（二）保障和监督机制
保障机制是指弘扬藏传佛教的经费、法律法规、组织机构、人员、宣传教育的工具、办公与活动场地等保障的原理、规定。监督机制是对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各种制度的执行、遵纪守法、经费的安排使用、宗教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和督查的原理和规制。
（三）动力机制
弘扬普及藏传佛教文化的动力要素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主要包括改革、教育、宣传、研究四大动力。藏传佛教文化中有一些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合拍，甚至背道而驰的教规教制、教义等要素。如政教合一的陈旧落后的制度、超越现实的出世而不积极入世的神学特质、忍辱无争的消极思想、人生唯苦的悲观情绪、盲目崇拜的深层心理等等就是当代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因素。而建立改革机制就是革除或克服这些消极因素，同时革除在目前制定的不适合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政策措施，以此打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催生推进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步伐的新的方略、政策和措施。由于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教育、宣传、研究的落后，所以对其弘扬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需要发展教育、加大宣传的力度、加强研究来推动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若没有这些要素的推动，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就是一句空话。改革、教育、宣传、研究背后的推手是人，人是改革、教育、宣传、研究的实施者或执行者。所谓建立动力机制，就是建立有利于上述四大要素推行和发展，以及充分调动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宣传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机制。
在这里，需要对建立教育这一动力机制再进一步做出深入的阐释，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太重要了。赵朴初先生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当前解决佛教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他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中的人才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它是直接关系到藏传佛教文化能否得到真正的弘扬，关系到藏传佛教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其价值及精神导向作用的大问题。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因为只有加强教育才能提升信仰主体的认知水平，才能提高寺庙僧人的文化水平，才能培养一大批卓有成效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才队伍，才能在广大僧人中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自觉抵制、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藏区搞分裂破坏活动的骨干分子。以往藏区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教育机制不健全密切相关。如对教育制度的安排、经费投入、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对民众的教育培训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机制就不健全或不完善，于是在教育的经费安排、人员的培训、宣传教育等方面的随意性很大。因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急需建立教育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藏传佛教文化教育的制度安排机制、充分发挥国民教育对藏传佛教文化弘扬的基础性作用的机制、对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经费投入机制、藏传佛教文化教学研究机制、对相关人员在当地和外出培训机制、提高僧尼的文化素养的机制、教学研究基地建设机制、藏传佛教文化宣传教育机制等，并且建立这些机制时应该考虑其长效性、相对稳定性。
（四）实践机制
这是指开展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各种活动的原理和规定。如宣传教育活动、节庆活动、研究活动、宗教文化聚会、宗教仪式活动、转山、转湖、转经筒等。实践机制的建立旨在规范和要求人们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行为动机和方式，如需要做什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等。如在不能做什么方面就有不能以教干政，不能利用宗教文化搞分裂破坏活动等。这表明此种机制上的规定有着极强的排他性和抗拒力。
（五）创新机制
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性离不开创新，因为创新性是宗教文化当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尺，这也是其与时俱进的根本性要求。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决不是如同一块钱币拿来就能在当下即用，也不是将已有的佛学义理、教规教制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发扬就是一种新的阐释和倡扬，光大本身就是扩充创新。在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看来，诠释者解读文本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也就是站在解释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相融合的一个效果历史事件，而效果历史体现了诠释者思考的历史性，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视域。既然是一种新的历史视域，那么对原作者本意的追溯就不是目的，而是要达到所说的意义本身，因此理解便体现诠释者对文本的创造性。正如他所指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8]对藏传佛教教义等的阐释也就同样是一种创新。当然，对藏传佛教义理等的创新意义上的阐释前提是要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针，或者说是要符合当代性的新阐释。但创新性阐释又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藏传佛教文化自身的特质，也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思想理论之“异”，如若抹杀了其“异”，就是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吞噬”。通过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机制以增强藏传佛教文化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以及为繁荣发展藏区哲学社会科学增加新的内容和活力。创新机制包括建立有利于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解放思想、学术争鸣，有利于除旧布新的规制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创造性与开拓性的精品力作的问世等等的规制。
（六）建设机制
藏传佛教文化建设包括关于藏传佛教文化活动场地、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基地、藏传佛教文化设施、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藏传佛教文化宣传媒介、藏传佛教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建设。藏传佛教文化建设机制就是建设有利于藏传佛教文化活动场地的开辟、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基地的建立、藏传佛教文化设施的建造、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藏传佛教文化宣传活动的拓展、藏传佛教文化产品的开发（如开发卡通、唐卡、工艺品）等机制，以此充分体现藏传佛教文化载体、活动形式、宣传形式等的丰富多样性。藏传佛教文化建设需要上下结合，若无上层的组织领导的建设就无以见“宏”，若无下层积极性的建设无以见“微”。也就是说，若无各个上级的组织领导就没有弘扬藏传佛教文化高瞻远瞩及其战略、政策的制定，乃至大量经费的落实，而无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具体而全面的落实。因此，对藏传佛教文化建设需要上下齐心和共同给力。四、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模式的建构所谓模式就是作为一种行为标准的样式或形式，而这种样式或形式是主观的、理性的，因而结构主义把模式视为用来说明事物结构的主观理性形式。主观理性建构起来的模式有着方法论功用。所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模式的建构对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又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它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提供思维方式和指导方法的样式。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模式的建构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一种先在的筹谋，然后努力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我们认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应该建构具有如下模式：
（一）有层次与结构
这就是说，对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进行分层次、有结构的考量。这根源于藏传佛教文化自身的层次结构。藏传佛教文化是由组织机构、寺院、神职人员、普通信教民众、典籍、传播媒介、规章制度、宗教仪式、宗教活动、神学或教义、世俗文化等诸多要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中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所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模式就应体现出一定的、含摄主要内容的层次结构。把藏传佛教中组织机构、寺院、普通信教群众、僧尼、典籍、宣传媒介、活动场地等作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基础层；把活佛转世制度、各教派的传承制度、神职人员的阶位制、寺院的规章制度、修行制度、宗教仪式活动（包括祭祀仪式、转经筒、转佛塔、转神山、转神湖、诵经等）和各种宗教庆典作为中间层。与此同时，在历史上，藏传佛教把世俗文化（如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因明、作为医药科技的医方明、作为语言文学的声明、作为农商和建筑手工等的工巧明）等融摄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成为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让世俗文化为其自身所用，抑或以此体现和论证藏传佛教教义。如因明学就是阐释、论证藏传佛教教义的，且给予藏传佛教理论以强有力的逻辑论证。二是证明藏传佛教是宣传和发展世间知识的。所以这些世俗文化也是我们研究、传承的对象。而这一对象也可以纳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中间层。
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高层是佛学（内明），它是论述和阐释佛教教义或义理、概念、范畴等的学说。在义理上，包括缘起论、性空论、中道论、宇宙观、心性论、因果论、生死观、人生论、境界论、道德观、修行论、认识论等，而且每一个部分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伦理道德中就有为善去恶、众生平等、普度众生、因果报应、爱生护生等义理。藏传佛教不仅具有神学的特质，而且是既宗教又哲学的学说，是出世与入世、心灵和智慧的学说有机结合。在整个藏传佛教文化系统中，佛学不仅是处于高层，而且居于核心的地位，它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灵魂，其他部分都是对它的支撑和体现。
建立这一个具有上述层次结构的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模式，才能满足当代全面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要求。
（二）批判吸取并举，继承与创新结合
如前面所述，藏传佛教文化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在建构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模式中需要鲜明地体现出对其精华的吸取，对其糟粕的批判。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同时，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根据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需要进行新的阐释和更新，实现其价值转换。
（三）有体有用，体用结合
藏传佛教文化中有体有用，所谓“体”就是佛学教义或义理，“用”就是体现佛学教义或义理的宗教活动、传播媒介、宗教仪式、教规教制、典籍、活动场地，等等。被纳入藏传佛教文化里的藏族古代文学、艺术、因明学、医学、建筑技术等等虽然是世俗文化，但它们无不是对藏传佛教教义的体现或阐释，所以对藏传佛教教义而言也是用。藏传佛教文化之体是本质、灵魂、核心，用是现象、表现、表层。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无体即无用，无用即不能显体，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所以，在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模式中既有体又有用，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在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之体和用的结合中，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藉以保证其正确的方向。
（四）多形式与多途径
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离不开多形式、多途径的模式的建构。因为只有多形式、多途径才能使藏传佛教文化精华得到广泛的倡扬，才能使其被广大干部群众或信众所理解，才能得到全面的继承和体现。多途径包括以宗教活动、节庆活动、旅游、广播、电视、电影、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途径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多形式是在上述的各种途径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宗教活动中就包括讲经、辩经、转经筒、转山、转湖等，宣传教育包括社会、学校、寺庙、家庭等宣传教育。又如图书资料包括通俗读物、报刊、杂志、传单、研究文献等。
（五）信仰与建设共进
藏传佛教文化既是广大信众的信仰对象，又是和四省藏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文化被广大藏族群众和其它民族的群众所信仰是不能被抹杀的。但如果仅仅是信仰，藏传佛教文化只能是在情感范围内的重复，抑或只能满足信仰者的信仰需要，而没有使其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所以，在信仰的同时，要把藏传佛教文化纳入藏地文化建设的范畴，对其进行资料上的挖掘、义理上的阐释和研究，且作为一种文化进行传播、继承与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新，以推进藏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六）体现当代性、通俗性、大众化、实效性
这种模式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所以在以前的藏传佛教文化宣传、继承和弘扬中没有凸显出来，导致藏传佛教文化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用。所谓当代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推进藏传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使其促进广大藏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是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政治上讲，就是要使广大信教群众和寺院僧尼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整理发扬藏传佛教文化的精华，改革其与宪法与法律相抵触的因素，宣扬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中的积极因素，以激励广大信教群众和僧尼为善去恶，利益民众，奉献社会。佛法既认为人生唯苦，通过修行脱离生死轮回，超脱世俗认识，进入涅槃之境，同时又讲不坏和随顺世间，以慈悲化解矛盾对立，以和平化解暴力，以智慧对治无明，这些对于由恶心恶行向善心善行的转化，对于形成同舟共济和互助互济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及对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等均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民族性，一方面，就要使藏传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将其从中华民族文化中脱离开来，它只能是同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因此要充分体现其藏民族的特性。如精彩纷呈的空性论与中道论、活佛转世制度、藏密、藏传因明以及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唐卡、各种手工艺制品等等，当人们一讲或一看就知道是藏民族的特色文化。这个民族特色一定要继承而不能丧失。所谓大众化就是指藏传佛教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不仅使广大藏族干部群众都能理解，而且使其他民族也有所了解，而不能把它搞成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和研究者的专利。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不是把其浩繁的典籍、深邃的义理等直接拿来就可以使用和使广大群众所认识和理解，而是要经过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其通俗易懂地加以转述和阐释，以此揭开其神秘面纱，让广大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能够容易理解和掌握。这就是通俗性。所谓有效性是指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实际功效，使其真正达到鼓舞群众、提升境界、加强民族团结、凝聚人心、建设美好藏区的精神动力。这一模式的构建就是要考虑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效果，考虑藏传佛教文化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政策性，特别是要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对其歪曲的理解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宣传阐释。
（七）向内地宣传，向世界推进
目前，中国出现了藏传佛教文化热，藏传佛教文化业已受到许多内地人的青睐，但他们对此又感到非常神秘。我们可以借此“东风”，在构建模式时充分考虑如何将藏传佛教文化向内地宣传，让内地人对它真正了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3]（P9）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一旦被其他民族所认识，就会积极而主动地研究、宣传、接受，藏传佛教文化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愈来愈多的世界人士的关注、研究甚至信仰便是如此。但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接受藏传佛教文化，在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的模式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充分考虑制定进一步推向世界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从而把藏传佛教文化全方位地推向世界，为我国在与西方各国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争得自己的话语权做出贡献。
注释：
①1999年3月4日，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民族宗教联组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陈维纲，徐培，王美秀，等，译韩水法韦伯文集（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华热·多杰藏传佛教文化的世俗化及其动因刍议[J]中国藏学，2009，（2）
[5]魏冬当前藏传佛教文化认知现状及其对策[J]中国宗教，2011，（10）
[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7]杨学政云南宗教情势报告[R]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一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一司副司长唐爱华、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山东省宗教局副局长刘爱民，泰安市民族宗教局局长朱志平；著名学者牟钟鉴、王卡、詹石窗、张广保、盖建民、吕锡琛、赵卫东；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至安、丁常云、唐诚青、刘怀元、林舟、张凤林、孟崇然、黄至杰，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教协会的会长、秘书长等参加座谈会。王哲一秘书长、林舟副会长分别主持了座谈会的上、下半场。
蒋坚永副局长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道教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理应走在其他宗教前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做出更大贡献。他希望道教界积极响应的号召，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识机遇，珍惜机遇，把握机遇，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到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来，增强自觉，勇于担当，真正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蒋坚永认为，道教界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要找准几个着力点：第一，要善于挖掘整理道教教理教义中的优秀资源，并把它传承好、发挥好。长远来说，要加强道教思想建设，创新教义教理，逐步建立起中国道学的思想体系。第二，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积极探索有效的举措。深入开展玄门讲经活动；进一步增强宫观文化功能；立足服务社会，将养生、武术、音乐、医学等道教特色文化向社会传播；加强道教文化建设工程；探索道教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第三，要坚持正信正行，发挥正能量，要对传统的教理教义进行梳理，把古老道教思想和新时代新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道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道教在当今社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
丁常云副会长、牟钟鉴教授、张凤林副会长、王卡研究员、吴诚真道长和詹石窗教授在座谈会上做了精彩的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道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丁常云副会长的发言题目是《道教要为实现中国梦发挥正能量》，他从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道教传统美德、发挥道教和谐思想、倡导道教生态智慧等方面论述了道教义理可以发挥正能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牟钟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道教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他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继续高举老子思想旗帜，坚持弘道明德的正确方向，全面提升道教的素质；大力开发道教传统中养生文化的丰富资源，为促进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作贡献；礼敬先贤大德，褒扬文化名人，振奋民族精神。张凤林副会长的发言题目是《去伪存真继承传统，与时俱进革新教义》，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加以继承，而应该批判地继承；对于道教的传统教义，应该根据时代需要进行变革。王卡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多族群国家的均衡化》，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文化因素、是界定文明的重要因素、天道信仰是中国宗教的核心理念、关于宗教平衡与失衡的思考、中国本土宗教在接引、转化外来宗教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吴诚真道长的发言题目是《弘扬道教文化、坚持正己化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她表达了道教界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弘扬道教优秀文化的心愿；同时以武汉长春观为例，介绍了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具体实践和经验。詹石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魅力无穷的管理哲学――谈谈引述（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感想》，主要从《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话，引出了对道家管理哲学的思考：引用《道德经》中的这句名言不是偶然的，历史典籍对于这句名言有着不同的解释，这句名言隐藏了主语――圣人。
三
在下午的自由发言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对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研讨。道教界的发言大多侧重于联系道教发展的实际，学者的发言大多理论性较强，并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紧密结合。
加润国副主任认为，与其他宗教相比，道教的文化性最强，对待道教要更多采用文化政策；建议道教界着手编写一部自己的历史，把对道教的信仰写入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教授因为身体原因没能亲临会场，但他专门为这次座谈会撰写了文章《道教的文化定位与文化担当》，从道教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主要承载者、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象征、道教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道教文化是新的中华文化的生长点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的文化定位与文化担当。上海道协会长吉宏忠强调了道教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以弘扬道教来弘扬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呼吁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一部新的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教史。重庆道协会长邓信德提出加强道教的文化建构，大力开展以宫观为主体的讲经活动。山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泰山碧霞祠住持张诚达道长以泰山道教的发展为例，提出了几点想法：转变思想理念；由香火庙转型为修行的庙、信仰的庙；加强道风建设，更好地向信众展示道教文化；建立泰山道教档案室；成立泰山道教文化研究院；开展道教文化宣讲活动，传播正能量。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认为，养生文化应成为道教弘扬传统文化的抓手和突破口。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提出关于传播道学和平文化的建议。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针对道教界弘扬传统文化，建议建立弘道机制，让书院精神进入道观；向港台佛道教界学习；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弘道；进行教理教义的创新。
四
黄至安副会长在座谈会上总结了本次座谈会大致达成的几点共识：一是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二是道教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要找好定位，增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三是道教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只有固本培元，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最后，由孟崇然副会长了《中国道教协会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见》，提出：践行道教尊道贵德的核心教义，传承道教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彰显道教抱朴守真的心灵品质，发扬道教珍爱生命的养生传统，光大道教济世利人的慈爱情怀。此外，《意见》还倡议全国道教界：充分认识包括道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觉提升文化素养、宗教素养，提高服务信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传播方式，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信众和社会民众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形成文化自信，并且在生活中笃信、力行，培育向上、向善的力量。
1．1文献资料法
认真研读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及武术文化、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论著十余部;通过CNKI网查阅有关武术教学模式、武术文化等文献资料120余篇，并对以上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
1．2访谈法
走访享有丰富经验的从事武术课教学、传统文化教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共计8人，就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咨询和访谈，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1．3实验法
1．3．1实验对象
以泰山学院2011级240名学生的武术选项课教学为实验对象，其中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人数各为120人。
1．3．2实验周期
第一阶段从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第二阶段从2013年3月到2013年7月，实验为期32周。
1．3．3实验方法
(1)实验形式:对照班学生使用传统的武术教学模式，实验班学生采用弘扬传统文化的武术教学模式;(2)干预时间:实验班和对照班在武术课干预时间上都是两个学期32周，每周两节武术课，时间为90分钟;(3)实验结束后一周内，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以获取实验数据。
1．3．4实验器材
武术教学场地、武术教学器械、武术服装、多媒体器材、国旗、武术配乐等。
1．4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在实验班和对照班共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40份，回收率100%。其中实验班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100%;对照班有效问卷114份，有效率为95%。
1．5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来观察教学实验效果的差异。
2研究结果
2．1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构建
2．1．1构建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依据
中华武术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也是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作为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学校，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勇敢、坚韧、威武不屈、宽容、礼让的品质，还可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范围之内。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弘扬中华文化。党的十进一步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之，时展的要求为高校武术教学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
2．1．2构建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
2．1．2．1指导思想
构建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要牢固树立“学生为本，健康第一”的主导思想，紧紧围绕《全国高校体育课教学指导纲要》等文件精神，从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入手，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与安排教学组织形式。坚持把武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理念，通过教育渗透和切身实践相结合的学习途径，为大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思想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奠定基础。
2．1．2．2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理解武术的基本技击方法;理解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等内容;了解习练武术的健身、养生价值;(2)技能目标:通过武术教学，使学生掌握武术基本功、动作组合和基本的攻防技法;初步掌握攻防格斗技术，提高武术基本运动能力;(3)情感目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对武术的学习兴趣，促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2．1．2．3操作程序
(1)课程内容
根据高校武术选项课教学时间安排，设计武术课教学内容主要以踢、打、摔、拿等基本技法、攻防动作、组合动作以及武术理论等为教学内容。每一学期设置理论课4个学时，技术实践课28学时。第一学期的理论课主要讲解武术概论、武德与武术礼仪、民族精神等内容;技术实践课以武术基本功、基本步法、手法、腿法、腰法、肩法以及攻防动作、组合动作等为主要内容。第二学期理论课主要讲授武术与传统文化、武术技击方法、武术欣赏等内容。技术课主要是在复习巩固第一学期学习的技术动作基础上，再学习基本摔法、擒拿与解脱和太极功法等内容，并逐步过渡到双人攻防对抗、多人攻防对抗性练习，最后再辅之以器械基本技法的介绍。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2)授课方式
武术课教学主要采用集体授课、分组练习和小组讨论等组织形式。首先，武术教学要从武术礼节入手，如授课前行“抱拳礼”，持器械时行“持器械礼”，递接器械时行“器械递接礼”，在教学顺序上不仅先教礼节后教技术，而且要将礼节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体现于武术教学的每一环节，让学生自觉感受到中国武术“重德崇礼”的文化特点。其次，在武术一招一式的动作教学过程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例如，在练习武术技式“大鹏展翅”、“金鸡独立”、“白鹤亮翅”等动作时，指出这种融自然物为一体的拳术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在传授长拳技法外练“手眼身法步”、内练“精神气力功”时，强调练习武术讲究“形神兼备”、“内外兼修”形神统一观;在讲授太极拳贯穿的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等技术动作时，指出传统武术所蕴含的“阴阳相合”的辩证统一思想;在讲解太极、八卦、形意等拳种强调的“内外三合”、“上下相随”、“节节贯穿”等动作特点时，指出它们所蕴含的“和谐”的文化特色等，让学生通过表层的技术动作体会到深层次的武术文化内涵。最后，通过组织“练打结合”、“分组对抗”、“武术游戏”等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实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在理论课上，结合武术的形成与发展、拳理与技法的讲解，进一步阐述传统武术与中国哲学、传统医学、养生学、美学、军事、宗教的相互渗透及影响，使学生更加全面了解武术，认识到继承和发展武术文化的现实意义。
(3)课程评价
在课程考核与评价方面，既要根据学生独立完成攻防技术(或组合动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动作规格、劲力、节奏、意识的掌握程度给予评定，同时，还要以学生的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进步幅度、情意表现等方面给予评定。新模式将两项考核得分所占比例分别为50%。
2．1．2．4实现条件
山东省是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之一，亦是武术大省，武术文化底蕴丰厚，传承历史悠久。由问卷调查可知，有66．7%的武术教师都是专业教师，有82%的领导表现为非常支持或支持武术教学模式改革。在学生方面，有18%的学生非常喜欢武术，有36%的学生喜欢武术。在学习武术的目的方面，有26%的学生想通过武术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都为新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2．1．2．5教学评价
该模式采用教师教学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学生互评等评价方式。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和武德表现;学生对武术技能的掌握情况;学生学习态度与行为、合作精神与情意表现等。在评价中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发展功能，同时把学生的进步幅度纳入评价内容。成绩评定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与不合格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再按上，中，下三个等级进行细化。这种方式既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程度，又便于得分换算，达到鼓励学生积极学习武术文化的目的。
2．2实施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2．2．1学生对实施武术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针对新教学模式，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形式三个方面做了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教学内容上，实验班满意度为65．5%，一般为26%，对照班的满意度为31%，一般为44．6%。在教学方法上，实验班满意度为68%，一般为26．2%，对照班的满意度为25%，一般为38．3%。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表现差异显著。只有在考核形式上，实验班的满意度为61%与对照班57%的满意度略有接近。在各项不满意类别中，对照班比实验班均表现出较高的百分比。由此可知，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是乐意接受的，在实施课程教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2．2对学生掌握武术动作技能水平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班武术课技能成绩“优秀”占20%，“良好”占49．2%，中等占25%，“合格”占5．8%，没有不及格的学生;对照班武术技能成绩“优秀”占19%，“良好”占41．4%，“中等”占30．9%，“合格”占8．7%，没有不及格的学生。由此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优秀成绩所占的比例相当，但良好成绩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班。
2．2．3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认知情况
实验班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认知水平优于对照班，并且差异显著。说明在该模式下进行武术教学，符合大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武术文化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使大学生对武术文化的认知程度显著提高。
2．2．4新教学模式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作用
实验班有87．5%的学生认为有帮助，7．5%的学生回答不清楚，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而对照班52%的学生认为有帮助，33%的学生回答不清楚，1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通过上课时观察也发现，实验班学生学习更加刻苦认真，互帮互助的学习风气越来越浓厚，班级凝聚力大大提升。
2．2．5新教学模式实施后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情况
为了解该教学模式实施结束后，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情况，我们提出问题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班有22%的学生选择会主动继续学习，58%的学生选择若有机会还会进一步学习，20%的学生选择了兴趣不大。而对照班只有10%的学生选择会主动继续学习，26%的学生选择若有机会还会进一步学习，64%的学生选择了兴趣不大。在今后是否会以武术为手段进行身体锻炼时，实验班32．5%的学生选择了“是”，而对照班仅有10．5%的学生选择了“是”。由此可以看出，实验班在进一步学习武术文化和终身体育思想的养成上明显优于对照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构建，符合教育、教学原则，既遵循了武术运动规律，又体现了武术的文化特色。
2）实施该教学模式能较好地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武术兴趣。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习评价上，学生的满意度较高。
3）采用该教学模式，在提高大学生对武术文化的认知度以及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优于传统武术教学模式。4．采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大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能力和培养终身体育思想等方面优于传统武术教学模式。
3．2建议
1）由于“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涉及武术基本技法、攻防对抗以及传统文化等多项学习内容，因此，各项内容在教学时间上的具体安排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需进一步探讨。
2）目前，还没有适用于针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材，给新教学模式的实施和推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编写一套适用于普通高校的武术教材，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
3）在当前武术师资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是在竞技武术教育模式中培育、成长起来的，存在武术技能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现象。因此，要想把武术教学由单纯的技能练习引入到“文化的传承”上来，加强武术教师的传统文化修为刻不容缓。
一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
主流文学是中国的文学史家们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弘扬主旋律”则是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最早见于他1994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主旋律”文学即是这一重要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其理论研究均属于鉴赏美学的范畴，二者的内在本质均侧重在要求文学应符合读者鉴赏的政治理想，从而能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构成某种共同的趋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流”或“主旋律”。
主流，即干流，主流文学比喻的是中国文学发展一以贯之的主要线索与主要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主要不在于艺术的形式，而应是由作品的内容所决定。从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构成中国主流文学的内容要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世致用、美善相兼、言志载道、爱国主义等，都是主流文学不可缺少的主题思想。概言之，尊用则是主流文学最为基本的情感内核。而且，这一情感内核自文学的诞生之初就表现出来了。《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也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里的所谓“记言”“记事”，实际上即是指广义的散文，实用的目的十分明显。再往后的各个时代，强调文学尊用的线索就一直没有间断，虽然具体口号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文学中的尊用还表现出以下两点特色：一是以“善”为文学之大用。尽管文学都讲究真善美的统一，但从东西方的鉴赏传统来看，西方是重在美与真的结合，我国则注重美与善的统一，而且又以善为最先。在汉代学者许慎那里，“美与善同意”；在孔子看来，尽善才能尽美。二是异常浓郁的爱家爱国的情感，不论是抵御外国侵略、希望祖国统一，还是言志明道等各种变法图强的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主流文学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情感上来。
主旋律文学，意指在所有文学中标志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主导作用的方面，它就像一台成功的多声部音乐演唱或演奏会，要求有某一声部所唱或所奏贯穿始终，使其成为主要曲调。“弘扬主旋律”就是要求强化这样的主要曲调，使乐曲的主题更加显豁突出，真正发挥纲领性和主导性的作用。
“弘扬主旋律”文学，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文学应当继续发扬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品格，能够“匡世济时”、“有补于世”或“为世所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文学能够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要求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够协调发展。“弘扬主旋律”，意味着其他声部只能起润色、丰富、烘托与补充的作用，或者说非主旋律文学的发展应当自觉地与主旋律文学相呼应。
在现阶段，“主旋律”的具体思想内涵，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1]（第198页）他同时强调，“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的生产”[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近十年来的文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主旋律的精品。如《壶口瀑布》、《青山魂》、《祖槐》、《落泪是金》、《西部的倾诉》、《智慧风暴》、《日出东方》、《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生死抉择》、《车间主任》、《苍山如海》、《大法官》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主旋律，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新人新生活，也荡涤了前进中的污泥浊水，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虽同属鉴赏美学的范畴，但二者立论的逻辑起点并不一样。主流文学是文学史家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是中国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成果。“弘扬主旋律”文学的逻辑起点则不是从已有作品出发，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顺应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从中国主流文学受到启示后的一种民族自觉，执政党的自觉和读者意识的自觉。
从中国主流文学到“弘扬主旋律”文学，是人们的认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也是人们从实践中归纳总结，然后又将正确的理论自觉地指导实践的一种演绎。
将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确实存在着相同的内在要求，因而就有必要对过去主流文学的形成作出清晰和准确的分析；另一方面，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我们又得从过去的主流文学那里吸取有益的经验。“弘扬主旋律”文学，仅仅依靠政策手段去实施显然不够。不论是何种文学，它必须为人鉴赏才能具有价值，从中国文学鉴赏史的角度来审视主流文学的特征与发展，研究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进而达到推动主旋律文学的健康发展，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中国文学尊用崇善主流思想之形成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之所以具有可比性，即在于两者在审美理想上的趋同性，并逐步形成了以尊用崇善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思想，并贯穿中国古今文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作者或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所致，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决定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经济基础是以家庭农业经济形态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地被固定在土地上，以独立经营土地耕作的锁闭性为其特征。正如《史记·货殖列传序》所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与西方奴隶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和中世纪城市商品经济的形成相比，其区别十分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根子在于我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由此而形成的家庭农业经济形态，构成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顽强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细胞。”[2]（第16页）但这还只是从形式上来看的，深层的原因应是与中国古人传统的文化理念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人”和如何“齐家”的学问。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即在于人具有道德，这是人的本质。如何使人具有道德呢？这就是“如何成人”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兴于德，立于礼，成于乐”[3]。至于“成人”的标准，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像孟公绰一样，要能够清心寡欲[4]。寡欲，就是要克己，要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视富贵如浮云，视金钱如粪土。这与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享受、追求幸福，反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道德规范下，显然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儒家经典中，还有不少内容是讲如何“齐家”的。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摇篮，为孔子等人特别看重。《大学》主张：“治国必先齐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统一关系。如何“齐家”？儒家认为，仁爱是家庭生活的思想基础，孝悌礼仪是组织家庭关系的具体内容，并制定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整套家庭伦理，它培养的是“顾家”、“守家”、“爱家”的仁爱之子，以“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为荣，家庭是人们的生处，也是人们的死所。在这种牢固的宗法家庭母体里，要想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极其不易。
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国家。中国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也无不与中国古人特殊的家庭伦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王权与族权、国与家合二为一。《左传·恒公二年》有云：“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这里的“家”又是另一种含义，它实为宗族与政权的统一组织形式，真实地反映出“家”与“国”有一种层级组合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此后，随着中国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以及从宋开始盛行的家谱制，家庭、家族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家庭”也便逐渐地演化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的最小单位，或者说，中国封建国家也正是有意识地借用了不少家庭、家族的伦理规范来协调和维系政治统治。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一方面，“家”自一开始就有另一种含义，它是比“国”要小的一种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家”即使从政体形式中分离出来，单纯成为区别人们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后，家与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紧密联系。譬如，以家庭、家族一整套“亲亲”、“尊尊”的礼教规范来治理国家，将社会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统治者以“民之父母”自居，老百姓也习惯于将其称为“父母官”，等等。可以认为，国家是小家庭的放大；同样，小家庭又可看作为国家的缩影。这种家国一体的对应关系，我们还可从很多地方看得出来，如族田——官田、族规——王法、祠堂——衙门、家（私）塾——官（公）学、家丁——军队，等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是什么，也不是全面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对社会的推动关系，而是要探求它对中国主流文学及当下主旋律文学的影响。
秦晖指出，“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集中代表了中国独特文化并自古传承下来的宗族血缘纽带，因而传统乡村又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这一种“在文化形态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5]。不从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仅从社会的一些特殊现象去解释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固然大可质疑，但中国独特的文化的确存在，它直接影响了中国主流文学的形成，并为“弘扬主旋律”文学的提出张本，这则是不能怀疑的。显然，中国人特有的家庭观念与国家观念，导致了与西方其它民族不同的社会意识。国家的“家庭化”或“血亲化”，以及家庭自然经济的锁闭性和以一夫一妻制、宗法制为内涵的家庭秩序的稳定性，使得中国民众彼此异常亲和向善，视爱国如爱家，国破就是家亡，国兴就是家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大一统”、“大团结”的思想就特别根深蒂固；“一呼百应”、“一心同功”、“一心一腹”、“一心同归”、“一心一力”、“一心一意”、“一唱百和”等，此中真意，可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统一，“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牢不可破的道德准则。因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实际与实益，以及对人自身内在道德价值的探求，人与人的关系多尊用，多崇善，少审美。所以说，尊用崇善是中华民族的最为基本的情感内核或审美模式。
这种尊用崇善思想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十分突出。从孔子对《诗经》的三字精典评价“诗无邪”，曹丕将文学当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是引导人们前进的灯火”，直至江泽民“弘扬主旋律”文学的提出，正是主流文学形成与古今贯通的理论线索。德国著名哲人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只有家庭，只有团体，没有个人，没有个性。”[6]（第135页）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文学自一开始就那样强烈地关注人的道德，主张修身养性、尊用崇善，并将仁德、正义、宽容、义务、至诚、忠君、中庸、贡献之类纳入此一认识中，以致于成为一以贯之的主流或主旋律，它与侧重以摹仿自然、探求外在世界为发端的西方文学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径。
三 发扬优秀传统 “弘扬主旋律”文学
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人文传统，应该说它对中国文学始终能保持自己正确的方向，使它不致于陷于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泥坑，特别是对我们今天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弘扬主旋律”文学在有些作家和理论家那里还存有思想障碍，甚至还有人将它视为“左”而不屑一顾。譬如作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项目“五个一工程”，理论界基本上没有纳入研究视野，这在高校似乎又更为突出。
为何要“弘扬主旋律”文学？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我以为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认识上的问题：
1、认真总结与研究中国主流文学的成功经验，以及它之所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物质文明建设如火如荼，而文学的发展——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支却总是显得捉襟见肘、羞羞答答。甚至不少作家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失落”的“时弊”中迷失自己。或者热衷于标新立异，以提出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为时髦，理想式微，崇拜技术，不仅将中国主流文学的优秀传统束之高阁，而且对“弘扬主旋律”文学更是漠然；或者借口“多样化”鼓吹当代文学的“无主题变奏”，不要“指挥”，也不要“主旋律”。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但也毋庸讳言，主流文学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有益的经验，同时，传统的中国社会将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则禁锢了我们先人的民主意识，也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专制留下基因。虽然，21世纪的今天，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但我们仍需提高警惕。
2、要使广大作家、理论家从根本上真正认清“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继承性，它应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政治优势。德国诗人歌德也曾不无赞叹地指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7]（第112页）。千百年来，我们的大多数文学作家们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这种共同趋势，从而使文学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更是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使文学真正成为团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有力武器，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楷模。从当年的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王进喜，到当今的张海迪、孔繁森、张鸣歧、王启人、罗健夫、陈金水、徐虎、李国安、李素丽、赵雪芳、王廷江、谭彦、徐洪刚、张金泉、吴天祥等，他们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团结奋斗、敌忾同仇、坚不可摧的奥妙之一。
3、显而易见，“弘扬主旋律”并非要求文学趣味的一家独鸣。所以，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强调“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8]（第201页）。而且，他还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提倡唱进行曲，从音乐上来讲，它是有战斗力的，但也不能不让在军队里边唱些健康的抒情歌曲。有一首歌叫《军港之夜》，我看是首好歌，不能把它看作是靡靡之音。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唱队列歌曲，休息的时候也不让唱唱《军港之夜》。应该既有战斗的歌曲，也有抒情的音乐。战士休息的时候，唱点健康的抒情歌曲没有坏处。[9]这已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好像太神经过敏，一提“弘扬主旋律”就与“假、大、空”或者与过去的所谓“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简单等同起来，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据我所知，学者们一般也不愿意涉足此一领域，以免招来浅薄或“左”的揶揄。当然，过去“左”的教训不能忘记，但反过来，我们如果又因噎废食，明知连外人都很羡慕的中国人的优势，我们却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这不也是一种悲哀？
4、江泽民同志提出“弘扬主旋律”，其比喻意义意味深长。一则说明社会主义文学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则说明文学完全可以“百花齐放”，但也必须要有大量的占有明显优势的具有社会主义政治主题的作品形成主导。同时，他还要求通过党和政府来加以主动推动，这不仅是我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党第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贡献。正如董学文所说，江泽民同志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重大发展”[10]。
5、应特别指出的是，“提倡多样化”作为“弘扬主旋律”的补充，主要是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题材大小的多样化，而绝不是思想主题的多元化。我们发现，“多样化”与“多元化”在很多批评家那里常常混为一谈。甚至有人口口声声以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似乎他才是最主张要“弘扬主旋律”的，最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号，极力鼓吹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多样化不应只是指形式、风格，而且还要包括内容、题材、主题等，并认为“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以及艺术理论的‘多元化’……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显然，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创作方法等的多元化必然将在作品中反映出来，这实际上是要摆脱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元论”政治标准。我们有责任予以澄清。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c].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2]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 孔子.论语·泰伯[m].
[4] 孔子.论语·宪问十四[m].
[5] 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8,(5).
[6] 杨深.走出东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7]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 江泽民.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a].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c].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关键词：电视媒体；传统文化
一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所有外来文化的借鉴吸收都必须建立在我们民族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否则将失去方向，甚至造成混乱。在电视媒体日益市场化、电视节目日益西化媚俗的今天，我们的电视宣传怎么坚定不移地高举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旗，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振臂呐喊：“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是对“眼球”经济和西方“娱乐致死”和坚决否定，从中我们又能听懂什么呢？
目前我国文化发展同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及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电视作为主流媒体之一，应发挥不可替代的媒体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且以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这些宝贵遗产正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民众的期望、社会的需要、时代的呼唤，电视媒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二
2011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卫星频道要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栏目。而早在2004年，山东广播电视台就率先开办《天下父母》栏目，作为山东卫视品牌栏目，也是全国最早创办的、省级卫视中目前唯一一档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孝道和亲情”为宗旨的电视栏目，其核心理念是“让家庭更和睦、让社会更和谐”。开播8年来，已访问了400多位孝老爱亲、道德高尚、无私奉献、感天动地的人物，制作播出了《久病床前有孝子》《救救竹子》《季羡林的亲情家事》等400多期优秀电视节目，为弘扬孝老爱亲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生动教材，成为山东卫视情义立台的扛鼎之作。该栏目连续多年获得山东省十佳栏目、全国优秀电视栏目、部级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星光奖”、中国电视领域最高学院奖“博雅奖”。
多年来，《天下父母》栏目还举办了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百善孝为先，明星做模范”，连续五年举办了“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推选活动”和颁奖盛典，推出了唐国强、姜昆等五十位演艺界孝子，引起社会良好反响。他们成立了“天下父母文化传播中心”，开展中华孝心示范工程并在全国建立示范村，树孝风、定孝制，让示范村成为我们社会的典范。目前，《天下父母》已在全国十几个数字频道和部分地市级电视台播放，在全国15个省40个城市创建了亲情教育基地176个，亲情教育示范市2个，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放眼全国，传统文化正成为众多电视媒体的选择，电视媒体正以其普及性、大众性、形象性、包容性、权威性的特点和优势，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优良媒介。2012年，河南省巩义市电视台《中华家道》频道开播，此频道以中华传统文化贯穿于全天节目，集中向广大观众介绍中华德育文化、孝悌文化、家谱文化、养生文化、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广大观众提供量大味足的精神食粮。以频道为依托，巩义市还逐步承办“道德讲堂”活动，将坚持“道德讲堂”与学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成巩义文化宣传的新阵地；与“文明市民”“身边好人”“道德模范”评选和宣传相结合，打造道德建设新高地。这是一个最基层电视媒体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让广大观众共同享受、品味沉淀于我们血液灵魂中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让更多的人用优秀传统文化来规范行为、提升素质、凝聚力量、汇成社会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
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学家有这样的定论，维持社会安定需要法律、道德、媒体、宗教四大支柱。传统文化电视栏目是以道德建设作为主体内容的，承担了道德和媒体的重任。大国崛起需要文化的底蕴和传承，让中华文化浸润国人之心脾，涵养国人之胸怀，补养国人浩然之气，让它弘扬于世，屹立于世。
关键词：语文教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语文课程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0-0169-01
“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教师要有大语文教学的观念，把语文教学与做人结合起来，去除语文教学的功利性，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注重学生德育的培养，让学生们在学习中学会做人，摄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
一、诵读经典，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
自古就有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的道理，通过诵读不仅可以了解文意，还能达到记忆背诵的效果。小学时期学生可以诵读“三百千”，作为启蒙识字教材，初步了解祖国文字的形态美。中学阶段可以b读“四书五经”、《弟子规》等书，可以起到约束自己行为的作用。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诸子百家的知识精华。了解孔夫子“仁”的思想；“学而优则仕”告诫学生努力学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给学生们学习方法。同时说到民俗文化，我们都会去鲁迅的文章中去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私塾文化，《社戏》中的看社戏、划船走水路的交通民俗，《阿长与山海经》中的节日民俗。[2]课文中的民俗文化知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方面，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但这些内容只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角，想要多学习、多了解这些知识必须大力开发课程资源。
二、理解文意，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
学习中华优秀美德中的忠义孝悌、礼义廉耻等，可以培养学生德育与品行。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论语十则》，就是教诲学生如何为人和怎样学习。《论语》中，子曰：“言中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告诫我们说话要真诚，要做到忠实厚道。《弟子规》中“父母教，须敬听”，是说父母讲的话要毕恭毕敬地听，教导学生要敬爱父母；“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要求学生们应该谦恭尊敬老师。通过诵读理解经典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会尊重身边的人，学会处理事情的方法。只有语文课堂才是让学生们学习中华传统美德的最有利的媒介。俗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都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基石，培养和谐公民就要从学生抓起，所以语文教学任重而道远。
三、了解和学传统技能，继承弘扬文化遗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以及书法、曲艺、武术、民俗等。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们学习先贤思想和文化知识，还应该学习一些简单的传统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练习书法有益于磨炼学生意志，了解一些曲艺知识可以提高学生审美水平。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能够流传下来的技艺，自身就带有坚强的意志力，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初中语文教材中有一课是《安塞腰鼓》，教学时可以让学生通过看视频感受其磅礴的气势，了解它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学习腰鼓的打法，锻炼身体，学习其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语文课堂上开展一些专题活动，丰富学生见闻。针对即将失传的一些文化遗产，语文教学更应该发挥其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让下一代了解这些文化，继承和弘扬这些文化。
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拘泥于课堂
发挥语文主科的优势，让学生们多参观、多参与、多重视。学习鲁迅的《社戏》，教师在教室硬邦邦地讲解，学生经常会听不懂、学不到课文的精髓，教师的教学也变成了走过场。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在假期时去看社戏，让学生们去感受社戏的热闹景象。带学生们观赏书法展、国画展，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传统节日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元宵节的花灯展，端午节赛龙舟、包粽子，都应该让学生们尽情参与。这样才能达到传承的目的，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看着课本去想象。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语文课程最有价值的源头，新课改一再强调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教学应努力激发学生的兴趣，教会学生做人，这就应该努力去除语文的功利性，变革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影响。学生在学习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多参观、多参与到语文学习中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从思想、话语、文字等方面还是从民俗、礼仪、文学等方面都为学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语文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学习古人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学习先贤的思想和做人的道理，学习传统技艺，发挥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媒介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