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进行文化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对文化的认识将全面改变我们对待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文化政策则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
其次，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代表着当代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未来发展的方向。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先进文化的开启和引导下向前发展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文化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在吸纳先进文化（先进的社会观念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之后蓬勃兴起的。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作为当代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建立了文化与经济、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一体的崭新关系。它强调我们在进入小康社会后，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无疑将会走向服务产业、知识产业、创意产业、以至体验产业。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目前，福建沿海城市福州、厦门和泉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快，其余漳州、龙岩、武夷山等地则着眼于发挥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老区文化等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了若干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文化品牌和产业基地。但是从全省范围来看，福建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规模不大、辐射面和影响力有限的阶段，且产业所涵盖的行业、部门各地认知不一，专门的数据统计资料也较为欠缺。总体而言，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缺失文化保护意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精神核心，文化和礼俗传承能够在保护属地文化的基础上，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由于保护意识欠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礼俗文化或承载，却日趋减少或业已消失、被破坏。如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福建闽侯江氏古民居(永奋永襄厝)，曾是书院。宅院木雕艺术精妙，不饰彩绘，插屏、椽头、门窗、格扇、斗拱、梁枋等通过线刻、影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手法，体现古代高超的雕刻艺术，堪称“古代木雕刻艺术馆”，1992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但笔者现场调查发现(2013.12)，江氏古民居的开放不仅没有保护好美轮美奂的雕饰，更有部分精美雕饰已经丢失或损毁;同时由于修缮缺乏保护意识，如村民直接以水泥等涂抹墙面古纹饰，造成了古民居的破坏。2.政策体系不完善虽然福建各地纷纷出台推进产业发展的文件和有关制度，但现有的相关政策分散而繁琐，缺乏系统的开发体系和扶持措施，特别在资金、税收等方面没有成熟的政策支持，特别不利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补贴多用于对已经有成果的开展奖励，但对研发阶段补贴不足，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中最重要的创新能力、创新团队的支持，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建设。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政府未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创意产业的各子行业分属广电总局、文化部、版权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协调和推动。从创意、制作到发行、销售成体系的产业辅导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3.人才资源匮乏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跨领域、跨学科的产业形态，改变了传统产业以资本、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一种以文化、技术、创意为支撑的智慧产业，人才因素被摆到了首位，强调人才的智慧力、创造力和创新力。由于产业对人才的要求极高，优秀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呈现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均衡等现象，产业内加工类人员较多，创意、策划、营销等高层次专业人才缺乏，具有一定文化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了解技术并能够看准产业发展方向，懂得经营管理和电子商务等复合型人才更是紧缺。调查表明，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68%以上从相近行业转型，远高于其他行业26.4%的平均水平。
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及启示
(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起源于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社区总体营造”活动，借鉴日本造村运动，通过社区自主提案，实施文化设施基础调查，了解社区文化历史脉络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然后进行整体规划发展和设计，并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资助和指导。这一活动以民间为主导，通过人文重建，打造基于乡土的创意理念，特色鲜明。其中，特别关键的是将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进行区分，体现了创意文化的独创性、地方性及差异性。到了2002年，“行政院”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针对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就人才培育、研究发展、产学合作、租税减免等提出整合机制，配合地方政府、专业人士、民间和企业协作，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⑥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网站及相关研究报告整理发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见图1):众所周知，台湾拥有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紧扣这一鲜明的地域特色，将文化元素运用得淋漓尽致，成功推广出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一方面传承并发扬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却又交错出现了原住民、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地文化剪影，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奇迹般地呈现出迷人的多元文化交融模式。其划分出的“创意生活产业”形成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分类中独有的类别———“以创意整合生活产业之核心知识，提供具有深度体验及高质美感之产业”，集中在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生活教育等方面，其分布与地域、城乡的差别即所在地文化、自然生态体验密切相关，不仅纵向延伸，而且产业间横向整合、跨界经营、多元发展。
(二)启示1.极强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地方特色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整合。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文化保护的重视，其最大优势在于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民间创造力源源不绝，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结合现代美学打造出精致化的文化创意产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创意支持。2.完善的政策规划和设计，佐以法律法规保护产业的发展。台湾“政府”通过部门间联动，从不同角度支持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融合了人才培养、科研、产学合作、租税减免、融资集资等诸多方面，通过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鼓励专业人士和民间机构协同合作，佐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三、闽台文化创意产业联动机制设计
理论上，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产业布局存在空间引导型联动模式、产业转移型联动模式、产业链聚集型联动模式和总部经济型动模式等四种模式。⑦对于新兴的闽台文化创意产业产业而言，空间引导型产业联动模式比较合适，体现为闽台同一文化体的资源整合和高度聚集，形成相互协作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打造整体竞争优势。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为通过一系列的调控手段，改善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环境，深化产业的文化内涵，提升吸引力。闽台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中原移民入闽，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为背景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使闽台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的融合区，表现在草根性、边缘性、多元性、开放性的相融合。⑧进一步而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坚韧的传承性、非强制的规范性、盲目的非理性、原始的广泛性、现实中的功利性、交往中的人情性、强烈的反差性、多源的兼容性、广阔的辐射性。⑨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上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推动了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联动机制基本形成。对于闽台文化创意产业而言，联动机制的设计关键首先在于合理规划、科学引导，切忌盲目抄袭，重复建设。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联动机制首先应该从两岸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出发，妥善规划，谋求差异化关联定位，关注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创意，借助两岸同源同根文化底蕴，设计有关联性的文化创意产品。
(一)打造共同化礼俗互动模式源于上古祭祀的中华传统节日，虽经岁月变迁，却仍保留着祭神、礼佛、祭祀祖先等基本内容。闽台岁时节庆习俗如出一辙，日期一致，仪式也大致相同。闽台共同习俗通过宗教祭祀、喜庆表演等节庆文化充分呈现，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背景，福建与台湾形成了同一民俗文化区，构成形式、内容相近相似的整体，呈现出稳定的传承性、鲜明的现实功利性、强烈的感染力、强大的群体汇聚性、厚重的文化性等特征。⑩台湾乡间流行的南音、高甲戏、梨园戏等戏剧种类均自于福建闽南地区，同时台湾海峡沿岸乡里诸多地名相同，如两岸均有东石、马祖等。其他民俗习惯，诸如服饰、饮食等也都与福建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正如林国平所说的:“闽台民间信俗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没有雅文化的精致，大传统的高深，但其内核则体现了雅文化的精神，反映大传统的气质”。瑏瑡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对岁时节庆元素运用得极为成功:按“春、夏、秋、冬”四个时节，展示闽台两地相同的民俗习性，按照地缘、血缘、法缘、商缘、文缘等五缘关系，分为“远古家园”、“血脉相亲”、“法缘相随”、“开发同功”、“文脉相承”、“诸神同祀”、“风俗相通”等七大部分。茶，亦为闽台民众休闲的主要内容之一。已有上千年之久的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茶类的创制要数福建最多，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茉莉花茶、白茶等品种纷呈，品茶的技艺也数福建最奇。台湾的茶产业，则源自两百年前的福建，文山包种、东方美人、冻顶乌龙等茶类亦各有特色。两岸茶产业延伸而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可结合不同时令茶类品种和特色，融以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茶乡礼俗，通过不同的创意联想，必能产生独特的文化创意产业效益。由此，在两岸创意业者的互动上，需要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结合当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转移特点，深入研究福建文化创意产业现状，着重布局区域急需的、产业关联度高、知识密集度高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才能有效运用台湾创意企业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
(二)深入发掘闽台民间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宗法制度“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传统”，反映着宗族和宗法制度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闽台素有“陈林半天下”的说法，台北市陈氏大宗祠和台中市林氏大宗祠最为有名。陈姓源于大陆，皆属中原陈姓后裔。中原陈姓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徙居他乡，其中大部聚居于闽，后经闽迁至台湾。在闽台农村，几乎村村可见宗祠，宗族制度的遗存，对闽台族亲产生重大影响———宗族通过修谱、标榜郡望、堂号，修建祠堂、宗庙、会馆，举行祭祀、合食会食、迎神赛会等活动体现了宗族的亲和力。与宗族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不可小觑，福建民间信仰在台湾也得到传承，除少数由中原传入的天地、关帝崇拜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两岸民间信仰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是福建民间信仰通过分灵、分香、漂流等途经传播台湾后，台湾分灵庙则定期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瑏瑢———起源于五代宋初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女神，作为海上保护神，在台湾的宫庙多达上千座，信众多达上千万。其他如闽南保生大帝、闽西客家定光佛等，也随着移民入台而得到供奉。祖籍福州下渡的“临水夫人”陈靖姑，佑妇幼济良民，深受百姓爱戴，古田大桥临水宫为纪念和供奉陈靖姑而建，为东南亚、台港澳等地130多座临水宫的祖殿，每年都有台胞组团千余人前来进香朝拜。瑏瑣宗祠和信仰文化实为闽台文化创意产业可进一步挖掘的亮点，然而，对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失，使得这个领域成为盲区，前文所提及江氏古民居，在修护的过程造成毁损;部分传统礼俗仪式也因为现代文化的侵吞影响而逐渐湮灭，不复存在。台湾对原住民文化的保护模式或值得借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台湾学者和政府官员开始关注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布农族(Bunun)是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族群，人口约4万，主要居住在中央山脉，由于封闭的居住环境，至今仍沿袭游耕农作方式，礼俗文化口耳相传，保存完整。布农族牧师白光胜通过建立“布农部落”，进行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原住民文化保护传承和现代生存方式探索提供经验和借鉴。瑏瑤由此，闽台两地在创意产品设计上，应特别关注居民、开发商或管理者造成的资源被破坏和消亡现象，尽量避免文化的庸俗化;同时合理划定保护范围，制定相应保护措施，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聚焦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现代社会，尽量减少传统文化的变异，确保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核心文化价值的留存。
(三)完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及扶持政策随着2009年首个两岸联合培养人才实验区在福建的设立，莘莘学子陆续赴台学习，持续开展已经五年的闽台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目前已经开始有毕业生，具备两岸学习背景的学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形成闽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独一无二的人才优势。由此，首先建议福建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立足本省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战略高度，科学分析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特征，进行福建省创意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和资源整合，注重创新、创意能力的培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打造适合产业需求的行业环境，切实提升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品质。其次，由于台湾的动漫、工业设计、家居设计、广告、时尚设计等产业具有一定的成熟基础和竞争优势，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制订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时，建议专门设计对台文化创意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通过政策设计和行业协会牵头，推动福建省文化文化创意产业脱颖而出，而台湾相关厂商与福建各地具有优势的外贸制造业结合，也可助力台湾厂商拓展大陆市场，同时提升福建省制造业附加值和品牌形象。
(四)以民间力量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台湾有近500万客属同胞，约占台湾总人口的17%。客家是汉民族中重要而独特的民系，流离不定的辗转迁徙，使得客家先民时时、处处扮演着外来住家的角色，故被称为“客家”，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南方各土著文化色彩的新文化形态———客家文化。台湾苗栗为客家大县，60%以上人口是客家人，大部分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从广东、福建一带移民台湾。每年4－5月桐花盛开季节，当地政府以“花现山城美乐地”为主题策划的“苗栗客家桐花祭”，结合苗栗桐花盛开、翩然飘落之“四月雪”美景，由协会、社团、基金会等民间艺术机构举办配套活动，同时在流行青春剧中刻意安排“桐花祭”植入，使得“桐花祭”成为一个结合赏花、歌舞表演、木雕展览、绘画写生、制作彩陶、集体婚礼等活动嘉年华，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展示了客家文化与内涵。政府的角色定位为政策制定，但并不参与市场运作，政策需要市场内各方来具体执行，社团、协会等民间机构就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民间机构的参与不可或缺，作为“客家人的中转站”、“客家摇篮”、“客家祖地”，福建宁化石壁的“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永定“土楼文化节”等活动都吸引了众多的台湾客属。但由于现有活动均存在内容相对较为单一的现象，举办活动时虽有较大的影响，但后续发展尚需发力。由此，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社团、协会等民间机构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加强两岸民间社团和机构的互访，设计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进一步发挥福建作为台湾大部分人祖籍地的文化联想。如在福建客家属地，可融合永定土楼建筑群，以及连城姑田“游大龙”、罗坊“走古事”、芷溪“花灯”等节庆习俗，整合“闽西干”、“九门头”、客家擂茶等饮食文化，提升两岸文化的互动性，同时通过系统的规划和精心的设计，在原有祭祖等活动的基础上，借鉴台湾经验，设计精致的艺术品创作、创意设计竞赛、文化展演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客家文化品牌内涵得到提升和整合，不仅能够吸引台湾客属，对大陆游客而言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两岸文化融合、传承与弘扬由此绵延不绝。
四、结语
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创意经济的先驱是著名德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家熊彼得，早在1912年他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
1994年，澳大利亚以建立“创意之国”为目标，率先提出了一份新年的文化政策报告，英国立即派遣代表团进行考察，并且在1997年建立了“创意产业促进组”，提出把“创意产业”作为英国经济的出发点，迅速形成了新的产业形态。2001年3月13日，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首次推出“创意产业带动有关英国经济复兴”的专题报道，引用了英国文化事务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先生提供的数据，英国2001年仅在音乐、电影和广告三项产业领域，就创造了10亿英镑的产值，提升英国GDP达5％以上。2004年，英国创意产业共创造了200多万份工作岗位，在英国国内，与创意产业有关，并经过英国国内商业注册局注册的公司就有13万家。
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文化背景不同，对文化创意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家和地区在总体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下，从各自优势和发展战略着眼做了不同的理解，包括“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休闲产业”“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概念，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欧美型，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强调创意产业以文化为主体，较多地涵盖精神产品层面；二是亚太型，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强调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产业和产业服务为主体，兼顾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两个层面；三是以中国内地为代表的本土型，强调文化创意产业以产业服务为主体，更突出地强调物质产品层面在世界创意产业实践的推动下，无论是产业还是部门，其内涵都有所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在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于国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亚洲，以日韩、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更是把文化创意产业提到战略性的高度。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为香港和台湾，并在近年来的上海、北京等城市发展迅速。
有关专家认为，到202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将占北京市GDP的25％。上海市经委主任徐建国则表示，2010年上海创意产业增加值将达到全市GDP的10％以上。2007年，深圳市也将创意产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之一。2008年10月2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北京首发《2008创意经济报告》，对以创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形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报告称，在中国，创意经济已成为重振经济、刺激就业与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偶；偶型艺术；偶型文化意涵；文化创造；创意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66-06
收稿日期：2012-06-23
作者简介：孙浩章，男，陕西西安市人，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吉晓民，男，陕西乾县人，工学博士，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偶型艺术是一种以拟人型为主的艺术形象制品的总称，历史上也被称为“人偶”或“偶人”。现代偶型艺术制品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同时，增加了动物形象的表现并扩展了应用空间，如玩偶、偶饰品、偶动画等都包括人和动物的形象。因此，广义上的偶型艺术则包括拟人化事物形象的作品或产品，如吉祥物、立体广告等。在中外文明历史与文化创造活动中偶型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偶型的创意及其艺术形象制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并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偶型是历史长期积淀和文化不断创造的产物，对于“偶”的原始动机、演化进程、文化解读等在不同国家和区域不尽相同。诸如关于偶究竟是“巫”的蛊惑之具、“葬”的冥器之俑、“善”的吉祥之物等都存在着相左的观点。这些关于偶型艺术发生、演化与发展的不同观点和文化理念等，都影响着偶型艺术品的价值取向、创意设计及其发展空间。事实上，国外偶型艺术品的发展是以偶型表现对象的丰富、应用功能的转变、品牌观念的浸润和产业化目标引领等为基础的，尤其是日本及欧洲等国家人们对“偶”的心理认同度高而促进了偶型艺术品的价值拓展。对偶型艺术的文化解读将直接影响着偶型艺术的价值创造与发展。因此，客观解读偶型艺术、明确偶型文化认知，了解并适应偶型艺术文化价值的转变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偶”和“偶像”与“偶”和“俑”
偶型以其具体的视觉形态作为神祗替身或人的象征，因其历史悠久、文化意义深刻而被多视角认知与解读。这种解读包括艺术、民俗、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分析与考察，故而成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复杂话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偶型艺术品发展的突出问题。
1.“偶”与“偶像”的文化隐喻
偶型艺术品繁荣发展的现象说明，注重对于“偶”的寓意发掘并利用是偶型艺术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看，偶型作为人（巫、神、动物）的象征之物，所表示的你、我、他（它）等对象可能是明确的，但其好坏、善恶、爱恨的文化隐喻却是深奥或不确定的。作为玩具的人形偶型和动物偶型风靡世界并受到人们的喜爱，就是充分利用了人或动物的善良、友爱、和善和美好的人文精神隐喻，它们试图为心灵孤单或精神寂寞的人们，尤其是儿童提供伴侣、排解忧郁。正如VOLKS公司为人偶型作出的文化解读和市场诉求：“人偶虽是无心的孩子，但却是灵魂的载体；让人偶隐藏着的真实的自己，伴随你一起成长；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被主人所爱，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这种全新文化观念引领下的偶型艺术品受到青睐，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收藏之风。
显然，现实中的玩具偶型所体现出的友善与爱的概念是对偶型即是巫术邪恶报复认知的否定。具体来讲，玩具偶型所承载的是对人的关心与陪伴，是爱与爱护的指代，不涉及类似巫术中阴暗、背叛、邪恶的成分，因而人们对玩具偶型的认知就习惯性地归类于光明向善、可以信赖、积极健康的文化指向。当这种文化指向趋于一致时，偶型就自然成为爱与关怀的象征。而当绝大多数人对偶型的认知或者直观感受是善良与积极时，偶型被巫术借用于报复的形象特征就自然被忽视和淡化。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现实中的偶型所体现出的爱、友善与责任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颠覆了偶型的巫术报复认知，而且这种更加积极健康的认知在当下崇尚关爱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更易于被放大，甚至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此时，偶型作为一种文化形象进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象征或指代，用于表现“我所支持”、“我所向往追求”等意义。这种思维现象的普遍存在被广泛认同且共通表述，固定地以一语代之，称为“偶像”。对于大众来说，偶像是对个体或集体所崇拜、尊敬、喜爱的伟人、英雄或美好人物的代词。如《辞源》引用《太平御览》卷396《偶像》“削木象黄帝”，就是偶型与偶像文化的集中体现。
已知考古报告断定的人类最原始的雕塑作品，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阶段的女性雕塑，在奥地利的威冷道夫、意大利的巴尔兹和罗西、捷克的维斯托尼斯以及西班牙、法兰西、俄罗斯，甚至北美阿拉斯加的普努克岛发现的各种类似裸妇雕塑，还包括我国辽宁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属于5000年前的人像陶塑残片中形体清晰可辨的孕妇裸像等，都是鲜活生动地象征着生命繁衍的偶像。从其表现丰盈乳胸和肥硕臀腹等女性特征的夸张的造型手法可见，她们是原始人对女性形体及生育现象最直观与生动的刻画，是一种遍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生殖崇拜的表现。因此，作为偶像替身的偶型艺术品，无论从社会学、文化学还是民俗学等方面来认识，其鲜明的伴侣隐喻、情感寄托、崇拜意识等文化意义都需要人们予以表现与张扬。
2.“偶”同“俑”的文化内含
对于偶型文化的不同解读，可能是我国偶型艺术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偶型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偶”与“俑”相等同而成了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历史上对“偶”的解释在文献典籍中屡见不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礼记・檀弓下》之‘谓为俑者不仁”’有：“俑，偶人也”。由此而始，世代承袭，偶型就被解读为“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俑人”。虽然墓葬考古中发现的诸多泥人、陶人、木人等作为陪葬的冥器――“俑”――与偶型艺术品的材料选择、制作工艺相似而被相互解释，但是“偶”同“俑”的内涵还是不同的。
其一，从语源上看，“偶”与“俑”存在着显著的区别。（1）“偶”（Doll），古同“禺”而象形为猴，亦指传说中的神与偶像。现代释义为，是对人形（或拟人事物）外观的玩具偶型的统称，指具有商业价值的卡通艺术形象制品。（2）“俑”（Tomb figure），指古代用来陪葬的陶瓷、泥土、木质材料等做成的拟人形像，是殡葬文化与祭奠仪式的产物。
其二，从语义上看，“偶”与“俑”存在着“吉”与“不吉”的巨大文化差异。（1）偶有“吉祥”内涵，属于褒义词。如《说文》中有“偶，相人也”之说；《史记・殷本纪》也记载帝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显而易见，“偶”具有指数成双、喻人婚配、象征完美等吉祥文化内涵，语言中常有如“妙选良偶”、“心中偶像”等词；在闽南和台湾地区的口语中，“偶”就是“我”的意思。（2）“俑”的惟一解读就是“古时陪葬用的偶人”。即是说，只有人土作为陪葬的拟人形才能称作“俑”。如“始作俑者”一词比喻首先做坏事的人，说明了“俑”的文化指向具有贬义性。
其三，既然只有作为陪葬的人形才可以称之为“俑”，那么许多人形偶型作为生活饰品而没有被葬于墓穴，就只能称为“偶”。如作为神像膜拜的佛祖、观音等，演绎戏剧故事和人物的木偶，装饰空间环境的石偶、用于食品装饰的面偶与糖人等，绝不会被称作“俑”。事实上，在人们的语言环境中“偶”与“俑”两字的区别也是泾渭分明的。如果有人把“兵马俑”、“武士俑”、“说唱俑”等改说为“偶”，将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显然，“偶”被混淆于“俑”所产生的某种心理不安、不祥兆头，与人们对丧葬的忌讳、恐惧感等，是长期以来影响偶型艺术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偶型艺术文化意涵的嬗变
1.神的象征转变为人的表现
偶型的原始动机之一是作为神的象征。瑰丽伟岸的佛道造像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封建社会对佛道文化的崇尚极大地促进了偶型艺术与技术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技艺高超、专门从事佛道造像的嫡传世家和师宗流派。各类道台法场中供奉着技艺水平与艺术价值极高的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的偶型艺术品，为世人顶礼膜拜、供奉传承。对于神的敬仰和崇拜思想似乎控制了人的思维，限制了审美创造力之于偶型艺术的延展。高深的技艺似乎仅限于神、佛或似于神佛化的偶像崇拜。先人们在偶型艺术方面所积累的伟大成就被高置于庙堂之上，精粹艺术与市井生活的疏离决定了偶型艺术市场与对象的有限性，也制约了偶型艺术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可能，曾经灿烂的偶型艺术的命运取决于佛道文化的兴衰。
日本早期的偶型（即偶人）主要作为神的替身而用于祭祀和占卜，制作工艺简单。而到17世纪以后，随着制作技术逐渐成熟，日本偶人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化内涵和民俗化特征，偶型由此成为与人密切相伴的生活艺术品，形成了三大种类：保留着原始偶人的文化功能而用于祭祀和算命活动的占卜偶人；脱离了祭祀活动而可以为儿童把玩的玩具偶人；造型优美、选材考究、做工精细而具有审美趣味的鉴赏偶人。他们有的以城市命名（如御所偶人、大阪偶人、奈良偶人和京都偶人等），有的以人名或节日命名（如市松偶人、武士偶人、博多偶人、艺伎偶人、女孩节偶人、男孩节偶人等）。偶型艺术在日本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成为文化产业的现实表明：由神的象征转变为承载历史人物故事的艺术品，尤其对普通人物的象征与表现是偶型艺术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衍生、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偶型艺术并不只是作为自我表现的载体或收藏爱好者的藏品，其文化价值与功能方面的延展还包括偶型动漫的衍生产品、食品与商品出售时附赠的礼品、儿童和青少年的玩具、科教工具和时尚产品等。偶型艺术品融入了时尚生活，表现着人的情感、意趣和期盼、祝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通俗共享的文化价值取向。
2.蛊惑之用转变为娱乐之具
最具蛊惑性的偶型艺术品当以“巫毒娃娃”为典型代表。在古老的非洲，巫毒原本是关于神灵洛阿（Loa）的传说。当巫毒发展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迷信、繁冗复杂的巫术仪式之后，就随之诞生了集善恶于一身的蛊惑偶型――巫毒人形。这种巫毒人偶型既用于招揽恶灵、诅咒恐吓、仇恨报复等迷信性质的巫术活动，又用于企盼爱情、渴望幸运、追求成功、保护健康和祛邪避灾等宗教式的祈祷过程。随着巫毒这种非洲原始信仰传播至美国等西方国家，它在市场与商机影响下文化价值发生了转变，神秘的蛊惑被赋予了娱乐精神，巫毒人偶型逐渐由巫术师手中的蛊惑道具演化为大众化游戏性质的玩具偶型，被呢称为“巫毒娃娃”。同时，偶型艺术的文化价值也在这种玩具偶型中得到了衍生。例如，黑色用来诅咒，白色表示和平及解除符咒，红色代表战胜敌人，粉红色象征爱情，绿色祈求财富，蓝色代表避邪和成功，黄色昭示让敌人走开，紫色帮人免灾，等等。这些“巫毒娃娃”通常还要与相应的咒语、物件等结合使用，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主观愿望并增强使用者的意志力。“巫毒娃娃”简洁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表现、深刻的亲和力等为人们所接受喜爱，而颇具仪式感的“整蛊游戏”则演化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活动。这种文化蕴涵转变下的偶型艺术，使古老的蛊惑之物逐渐成为公众活动的载体，并不断增强着游戏娱乐性质，更具有了广泛的文化基础。
因此，偶型不仅是巫术师手中的施法道具，也可以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玩具。不仅小规格的偶型艺术品作为玩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大规格偶型也在世界各地的集体祭祀、礼仪等活动中承袭与延续，如意大利每年一度的维亚雷吉欧（Viareggio）嘉年华活动的盛大游行，就是对“巨型人偶型”创意设计与制作水平的展示、竞赛与评奖活动；而西班牙法雅节（Las Fallas）焚烧的法雅人偶型的活动，则显然是由原始蛊惑、驱除恶灵仪式演变而成的一种现代游戏活动。
3.民俗概念转变为品牌范畴
如上所述，区别于俑的我国传统偶型艺术是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内容，并用各种材料制作成型的一种民间手工艺样式，诸如泥人、石人、木人、布人、面人、糖人等都是偶型的具体形态。这些偶型的应用指向多种多样，有的被用于生活环境装饰（室内外空间砖、木、石雕刻的人与动物形象），有的被用于生活用品装饰（儿童衣、帽、鞋装饰的布堆、布艺等人与动物形象），有的被作为食品装饰（面人、糖人及相关的动物形象），有的则成为演绎故事情节的表演形象（木偶戏、手偶戏、影戏等）。这些传统偶型艺术均张扬着强烈的吉祥文化精神，体现着最朴素的生活意义和最原真的文化价值。然而，“民间手工”的价值界定，“民俗概念”的文化解读，加之其“刀耕火种”的加工手段与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定了这些丰盈多彩的偶型艺术资源的利用与发展，使绝大多数的利用仍仅限于民俗范畴。
反观发达的欧美市场，偶型艺术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并从“神像”还原于“人貌”的游戏娱乐性，这既是玩偶产品出现与应用的坚实基础，也是偶型艺术由民俗之物转换为市场品牌和产品形象的重要契机。20世纪中期在美国诞生的芭比娃娃，是偶型艺术品成为市场品牌而走进千家万户的典型。现已五十多“岁”的芭比娃娃依然畅销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销量总值超过十多亿美元，远远超越了玩具的定义而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化符号。
走出民俗概念的偶型艺术品步人快速与良性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动物偶型的精细手工制作与工业化生产的结合、小巧玩具与巨大偶型并存，既强化了偶型艺术的表现力，又拓宽了偶型艺术品的应用领域。不仅个性化的偶型玩具产品市场巨大，而且服务于品牌形象的偶型、POP情景偶型、立体广告偶型等形式的偶型艺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如迪斯尼系列的米老鼠创造了神奇的品牌形象，世博会的吉祥物向人们展现着全新的艺术概念，欧洲杯的“巨型球员”，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米其林的“轮胎人”及诸多的品牌代言偶型等，都是对偶型艺术独立品格的认同与升华。
三、偶型艺术的文化创造
1.科技介入于产业化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偶型早期都是以泥、纸、蜡、布、稻草等材料为主的简单手工艺制品。从17世纪开始，有许多人不断地研究“自动偶人”的设计与制作问题。1934年，波兰的超现实艺术家汉斯・贝勒门（Hans Baylor man，1902-）尝试制作以球体装置为关节的人形偶型获得成功，以此为基础诞生于德国的球体关节人形偶型BJD（Ball-jointed doll），实现了手工艺偶型向工业制造的技术转变。日本较早地从欧洲学习并掌握了球形关节偶型的制作原理，从1998年起进一步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和价格较低廉的聚氨基甲酸乙酯树脂材料，改变了人形偶型手工艺制作价格高昂问题。VOLKS公司的sD（SuperDollfie）球体关节偶型被广泛应用。韩国紧随其后，自2003年以来也出现了许多制作球体关节偶型的厂家。美国玩具制造商TY公司运用SD技术将现任总统奥巴马夫妇做成了自动偶型。球体关节偶型还频繁地出现于许多影视作品当中，为传统的偶型动画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如日本动画影片《攻壳机动队》、韩国恐怖片《人形师》等都是以球体关节偶型作为演绎故事的主角。
在商品市场化的今天，BJD或是SD球体关节偶型的吸引力绝不仅仅是令人着迷的外表和活动自如的身体，而是偶型作为被人创造出来的“另一个自我”的客观存在，作为心理寄托和情感载体的原始功能在球体关节与弹性树脂材料的包裹下获得了延伸。很多收藏者称自己的偶型为“孩子”，给偶型做服装、道具和布景，拍摄照片在网上交流，或在聚会上展出，并希望这些偶型如另一个隐藏着的真实的自己相伴成长。由此可见，偶型在科技介入于产业化发展的当下，在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中已不再是简单的闲暇娱乐工具，而是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情感交流的载体。
偶型艺术品不断精致化并形成固定玩家市场，发展出特定的文化理念，是材料革命、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从巫毒娃娃、芭比娃娃到茜莉亚宝宝，从凯蒂猫、布里克小熊到大嘴猴或是球体关节偶型，都是庞大的创意团队不断进行完善偶型形象、改进偶型着装、丰富偶型道具的共同作业，是一个上下游产品共济互赢的巨大文化产业链。
2.文化扩充于市场化运营
偶型艺术品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与市场化运营的成果，也是偶型文化解读在抛弃概念消极内涵、增强积极内容基础上文化创造的成功。拥有着芭比娃娃的美泰公司不断拓展芭比娃娃的经营理念与文化价值，力图将小女孩的成长梦想转化为成熟女性奢侈消费的现实。副总裁理查德・迪克森声称：“要把芭比打造成跨越各个年龄层生活方式的品牌，永远不会让消费者觉得她无聊或是没有创意”；“芭比娃娃是一种生活方式。妈妈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来这里修指甲，小姑娘们能在这里学会照料自己。”偶型营销者们秉承这样的理念成就了芭比先于其他品牌的经营神话。在市场化运营环境下，他们不断扩充偶型外延，丰富偶型文化，利用品牌优势创造客户需求，实现多层次的产品开发，注重设计紧跟时代步伐，使原本简单的芭比偶型同时占据儿童玩具与收藏市场，既拥有着丰富的各种产品延伸，又时刻满足着时代审美需求，总能令人耳目一新。在已建成的芭比中心，消费者可以和众多芭比们合影留念，设计心中的芭比服饰，参加芭比时装秀，选购最新款式的芭比服饰与品牌文具，更能在芭比主题餐厅一边品味芭比风格的黑白马赛克地板、粉嫩沙发卡座，一边享受芭比气质的冰品、饮料。在这样一个以偶型为核心的主题体验区内，消费者步人其中，如同跳人童年洋娃娃的记忆，真实感受着时尚新潮带来的“芭比快乐”。
作为时尚代表的芭比偶型，以互动、参与、体验为主题，以扩展目标人群与消费市场为动机，不断深化偶型的延展，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利用潜移默化的文化扩充实现了生机无限的市场化运营。
3.创意呈现于个性化拓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带来了偶型艺术个性化发展契机。在偶型艺术的创作中，设计者的自我主张在精神层面的需求，被集中地表现为差异化的形象展示。许多新奇独特的偶型形象逐渐为人们所追求和认知，有学者称之为创意类偶型。创意类偶型一般通过在设计中融入独特的艺术形象、文化内核和有趣的背景故事来提升偶型的创意附加值，突出偶型设计中的另类想法和艺术文化，展现自由、开放的精神。这类拥有着良好前景和广阔市场的创意偶型在业界也被称为“设计师玩偶”（Designer Toys），这是从搪胶玩偶发展过来的。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设计师玩偶远离了传统以幼稚、功能为主导的方向，转而向增值与潮流方向靠拢，目标客户锁定追求个性的新潮人士。以“大头小孩”作品著称的日本现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在2008年推出了深受喜爱的“梦游娃娃”，其市场一路飙升成为创意收藏界内的经典。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意类偶型品牌TOY2R，是香港设计师蔡汉成（Raymond Choy）由自己的爱好及成长经历开发而来的，其QEE系列偶型以个性化的成人形象挺进偶型艺术市场，并吸引了索尼、星巴克、阿迪达斯等知名品牌的跨界合作。上海田子坊的“喜豆豆”和“福豆豆”瓷娃寓意“喜到福到”，形象区别于欧美、日本的人偶，被“传说”为中国5000年东方文明最美好祝福的化身，并被赋予了“只要彼此信任，靠着亲情和友爱，就可能帮助大家实现共同的梦想”的精神信念。顾客可以在白色瓷娃娃身上反复创作、任意图画并购买回家，也可留下联系方式与作品合影，待他人选购。这种具有现代气息的创意类偶型在符合消费者展示个性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自我认知的精神旨趣。
对于偶型艺术而言，个性化既体现于现代偶型注重个性特征的外表，也体现于大众在审美趣味上对个性张扬、品位独特偶型的追求。作为现代时尚的创意类偶型，在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芭比、泰迪等收藏观赏偶型或注重操作把玩的球体关节偶型。具有文化内涵与文化背景的偶型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并传达着多重的文化思潮与设计理念。受现代社会文化影响，消费者能够体会到偶型所代表的文化思潮的深层内涵，产生共鸣并追随其后，所消费的不仅是偶型的独特外形，更有符合个人性格与主观意念的思想价值。设计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生活、人性、社会的不同看法去创作，在符合大众精神需求、以个性化为品牌、以创意吸引消费市场的发展进程中，偶型艺术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拓展。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一座城市，是该区域聚集人群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表达诉求的完美体现，在当今社会强调一体化、多元化、个性化并行的时代，如何将城市与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实现完美的融合，早已经成为立市之本。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演化为文化名城、为什么一个城市会发展为商业之都、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众多粉丝的光顾，除了名山大川、历史古迹外，更为重要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内涵—即社会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城市商业形象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在定位上盲目效仿国际一线城市的发展轨迹，抛弃了本地区应有特色，丢失个性化准则，错过了最佳的成长阶段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各自已经形成的城市商业形象的持续性发展管理上，又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预判性，往往是今年一套方案，明年全部，又冒出一个全新的想法，没有系统的战略发展规划，造成很多城市的商业形象塑造各自为战，杂乱无章。“千城一面”的城市风格，雷同的商业语言表述，乏味的商圈规划设计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城市商业形象的诟病。城市商业形象，这个最能展示城市的外在形象和内涵实力的差异化竞争的成功利器，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城市经营，形象先行；形象塑造，商业支持；商业内涵，文化铸就。”城市特色的商业形象就如同一张亮丽的名片，拥有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商业形象，往往对城市间综合实力的竞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令城市获得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投资目光，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挖掘出潜在的经济增长要素，从而对城市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它既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又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同时建立商业形象经营的组织机构，构建商业形象经营的经济基础，构筑商业形象经营的核心精神，策划商业形象经营的传播战略。文化创意对在城市商业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创意在其中所体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间已经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文化创意使城市商业形象充满活力，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李茉茹肖剑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一)价值链延伸的集聚演化路径1.文化创意价值链的纵向延伸实现价值增值根据世界微笑曲线，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向价值链高端演进，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融合价值。根据波特的理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完成的，这些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价值链是一个价值不断创新和增值的过程，创意人才、文化资源、资金、技术以及生态系统等价值链上各环节有机融合，实现原创性的文化创意规模化、产业化。2.文化创意价值链的横向延伸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升级和发展(1)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能提升制造业的核心价值创造能力。例如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使英国从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创意中心。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促进了制造业的升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制造业升级，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复苏。制造业的服务化是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文化创意元素融入家电、汽车及通讯等制造业，增加了制造业的文化附加值，开辟制造企业的蓝海战略，例如佛山的陶瓷和东莞的家具业通过注入创意元素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产业链上游增加创意研发设计，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例如绍兴的孔乙己品牌，重庆的张飞牛肉等;制造业产业链下游增加营销与服务创意，有助于升级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例如美国通用电器把创意服务融入到公司的管理中，促进了公司从制造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化。(2)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延长了产业链，拓展了产业功能，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国家通过创意农业的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价值的乘数效应。日本通过创意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文化创意产业贯穿旅游、园林和农业等整个过程，统筹城乡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优化升级。乡村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促进了展览采摘、乡村生态游、民俗文化游以及怀旧体验旅游等新型业态的发展，有利于调整乡镇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的发展。(3)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了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通讯技术、印刷技术以及机械电子技术等技术进步，衍生了广播电视业、电影业、印刷出版业和新兴演艺业等文化业态。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动漫、游戏以及数字媒体业的发展。文化与信息业的融合促进了娱乐、媒体以及网络等产业发展，形成了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促进了文化产业升级发展。3.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三链”融合可以发挥链群效应如图1所示，文化创意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可见“三链”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
(二)网络化价值扩散的集聚演化路径1.协同创新促进价值立体扩散埃茨科威兹于1995年提出了三螺旋理论，指出“政府—企业—高校”在创新中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相互合作、协同创新能促进知识的创造和转化。企业及大学科研机构是创新源泉，中介是纽带，政府是平台，通过协同创新能有效促进价值立体扩散的网络化集聚演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实现知识与实务、人力与金融的高度融合，美国科技园区协会等提出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即实现科技园区、研发企业、大学以及联邦实验室等协同创新。2.价值立体扩散的网络化演进图2是协同创新视角下价值立体扩散的网络化集聚演化图，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及社区等区域创新主体互动协同，文化创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或文化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有机运行，实现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及产业化平台的协同创新，产生开放的创意生产网络体系，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循环系统，促进产业的升级发展。其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引导，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有效的集聚发展;大学的作用主要是创意研发并且培养创意人才;科研机构的作用主要是创意产生的源泉;企业的作用主要是产品研发及成果的产业化，是区域创新的重要主体;中介组织的作用主要是粘合剂，在科技成果的研发及产业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主要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空间集聚演化路径1.市场拉动下的空间演化级差地租收益和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了人才获取、物流和信息交流等外部交易成本。只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规模较大的区域才更有利于发展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而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区域内的集聚演化。例如伦敦成为全球的创意中心，2/3的国际广告公司的欧洲总部都设在伦敦，伦敦拥有产业特色明显的西区文化艺术集聚区、SOHO传媒产业集聚区和霍克斯顿区等多个创业产业集聚区，2010年伦敦创意产业从业人数为65.8万人。纽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知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组织，集聚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全美大约8.3%的创意产业部门员工集聚在纽约。2.文化推动下的空间演化独特的、不可复制和移植的文化属性和软性创意生态环境等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和街区，拥有激发创意灵感的环境和区位优势，往往可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例如纽约SOHO艺术区、北京798艺术区。文化推动下的空间演化，尤其是艺术家主导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发展，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自我毁灭式”的空间集聚。艺术家主导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拥有区位优越，其租金低廉的旧厂房和旧仓库集聚了大量的艺术家，后来在艺术和商业的融合中，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穷困的艺术家们搬离了这个自己创造的区域。这种自我毁灭的空间扩散推动了文化复兴，在保护和利用旧有工业遗产的同时推动了城市的转型和升级。
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策略
(一)完善法律法规等政策措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非常重视通过相关的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为了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对文化创意产业实行积极的扶持政策，科学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的方向。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创新的区域文化、完善的创意环境及人才政策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重要支撑。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角度出发，应制定文化创意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及科技中介组织协同创新的政策，促进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产业化平台协同创新，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价值的立体化网络扩散。选择与文化创意产业关联度大的相关产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等政策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和横向集聚演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完善税收增减以及税种设置等财税政策，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合理分布与集聚演化发展。制定生态补偿等政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科学引导和规范文化创意产业的城郊集聚和“自我毁灭式”的空间集聚演进。完善文化创意人才的引进政策，加强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重视与世界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域联合培养人才。
(二)重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发挥辐射效应空间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载体，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对文化创意企业的空间分布起到引导作用。应突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文化特色，明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特色。科学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区域经济形成互动和谐的发展局面。构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关联生态系统，发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链群效应。延伸文化产业价值链，优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加强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和农业的融合，实现三大产业的协同联动发展，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促进我国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文化创意价值立体扩散，打造“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工业”和“文化+农业”的系统发展模式。
(三)建立多元化、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演化提供资金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风险性和辐射带动性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投资支持。在政府引导资金的带动下，应建立多元化、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提升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的积极性。在文化创意产业关键技术发展上，应建立引导资金、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专项补贴基金等激励措施，推进文化创意集聚发展。通过系列的激励政策，促使各种非营利组织、经济开发团体、私营企业及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建立天使投资、孵化器基金以及风险投资等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支撑体系并形成相互间的互动机制，共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
(四)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骨干企业完善并延伸文化创意产业链，创新文化创意商业新模式，实现“空间形态、产业生态、企业持续、政策完善”四者互动融合的文化创意生态。完善培育文化创意企业创新发展的软环境，形成文化创意企业间竞争合作的网络体系，推动文化创意企业进行创新行为演化。通过财税和补贴等形式，鼓励文化创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加强文化创意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的协同创新。健全文化创意企业的创新组织体系，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积极引导科技成果向文化创意企业转化，增强核心竞争力。针对文化创意企业还存在的小、散、弱、差等特点，有序推进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引导文化资源向优势文化创意企业适度集中，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企业集团并支持其参与国际竞争，制定行业标准。完善文化创意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明晰发展目标，培育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艺术设计专业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而创意产业的核心也是开发个人或团体的创造力。这就明确人才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培育。创新能力是指个体在进行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带来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当今社会就是创造力的竞争。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以学生创新能力为培养目标，要从教育观念的创新，教育形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内容的创新等诸多方面贯彻。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不断鼓励学生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善于运用新观念、新技术、新材料来进行设计，尊重独立思考与个性特征，从而营造一个具有良好氛围的创新教育环境。要求高校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善于运用创新性思维去引导教学。许多北欧国家的教师就同时在设计工厂或设计室担任设计师工作，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意设计艺术的实践操作。教师要把创意思维贯彻到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过程之中，确定创新是教学的主要方向，改变传统的继承式与维持性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自主的、多元的思考，培养其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养成独立的创新思维意识，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素养的提高。
二、加强教学体系的改革
1.完善实践教学环节
改革传统的守旧的教学体系，以适应创意产业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学校和企业联合协作的双元制教学体系，建立与创意产业对接的实践基地。利用学校和企业的资源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形成工厂式的教学，学校与企业的多种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上的各自优势资源。学生可以在企业增强实践能力，并缩短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时间，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使实践环节贴近创意市场发展的需求,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利用企业的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加强专业资格的规范化培训。创建导师工作室制度，将艺术设计教育与市场文化消费紧密结合，工作室不仅可以巩固完成学校专业教学，同时为学生提供社会项目的研究与开发，使专业知识与科研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形成教学与实际设计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2.多元化的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方面，打破单一结构向学科多元化、交叉化、系统化转变，不仅要完善专业课程还应增设与创意产业相关的新课程。根据区域创意产业市场发展的情况，开设市场经济需要的课程。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网络教学，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要注重综合性,加入创意产业思维训练的内容，培养学生实际运营的能力，不断关注地区创意产业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课程的内容。课程开设不限定在艺术设计专业而是跨学科多元化的融合渗透，提倡艺术设计与科学，艺术设计与工程，艺术设计与管理等学科知识的结合。从而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的创意人才。
3.增强教师能力
产业浪潮为山东影视产业发展带来多种机遇。首先，政策导向、经济护航。2006年举行了以“文化•创意•财富”为主题的首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会，标志着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开始。2007年1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07—2015)》，确定了以“文化创意”为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方向，并提出了打造优秀文化品牌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社会保障等政策，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护航，如出台《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计划从2008年起，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2010年增加到7000万元)，用于促进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其中影视、动漫被列为重点支持项目的前两位。同时签署《支持山东省文化企业上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促进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此外，每年举办的山东文博会也为影视产业带来大量的投融资机会。比如，第四届(2012)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投资总额近7000亿元，融资总额2900亿元。这些都为作为山东文化产业支柱的影视产业提供政策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其次，推动体制改革、促进资源整合。在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的“以影视剧制作单位的转企改制为重点，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努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的政策号召下，2008年山东影视集团成立，“标志着山东省将整合新媒体内容制作、影视报刊四大平台，努力实现影视制作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文化创意产业也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从而促使山东影视产业进一步整合资源。产业整合有利于打破地域界限、产业界限，实现影视资源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实现真正的规模经营，并建立一、二、三产业间的紧密联系，实现各产业间的融合互补，形成相互支持的产业群落，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在此发展趋势下，“山东省将原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齐鲁音像出版社、青岛影视基地重组改造，组建成了综合性大型影视文化企业集团———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的成立意味着山东影视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又迈出一大步，有利于全省影视制作力量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集团将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以“鲁剧”品牌为核心的专业化运作机制，探索适应影视企业市场运作要求的新型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影视、旅游、商贸产业链条，带动全省各产业共同发展。在电影放映业方面，涌现出一批如鲁信影城、新世纪电影城、万达国际影城等高档影视院线;在动漫产业方面，目前济南、青岛、烟台等市筹建了大型动漫产业基地;建立多个影视拍摄基地，如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威海影视文化城、“三花”影视基地、青岛微电影基地、华谊兄弟影视主题公园等，带动了影视、旅游、休闲娱乐等一系列产业，尤其是山东影视集团投资百亿元在青岛建设山东影视文化产业园，将打造一个以影视文化创意为本、结合高科技手段的“影视创意天堂”;筹办各种影视节庆活动，如山东大学生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颁奖典礼等，对发展山东影视业及提升山东文化形象产生了推动和传播效应。产业发展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2012年山东广播影视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并力争2015年达到350亿元。最后，体制创新带动内容创新。20世纪80年代，山东电视剧《武松》《今夜有暴风雪》《高山下的花环》创造了三连冠的辉煌，奠定了“鲁剧”在中国影视剧制作界中的重要地位。但此后20多年鲁剧都处于酝酿期，没有再次复制先前的辉煌。直到进入新世纪，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山东影视凭借《大法官》《誓言无声》《大染坊》等几部标志性作品开创又一里程碑。此外，《铁道游击队》《上学路上》等影视作品也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在国内外获多项大奖。2008年的《闯关东》《南下》等经典作品在全国引发收视热潮，又一次将“鲁剧”品牌打响。大量优秀影视作品的涌现把“鲁剧”品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带动了全省影视业的发展。2013年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凭借《温州一家人》《知青》《小小飞虎队》《我和我的伙伴》摘得华表奖、飞天奖多项荣誉。《大金脉》《穿越烽火线》等多部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大戏也相继登陆荧屏，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电影《止杀令》更是走出国门，在欧美等地上映。2014年，继《父母爱情》获得收视开门红，山东影视又将推出《青岛往事》《战长沙》《槐树花开》《琅琊榜》《老农民》等诸多各具特色的重磅作品。在电视栏目方面，注重以“特色立台”。2004年山东广播电视台创办的《天下父母》栏目是目前全国唯一以弘扬中华传统“亲情和孝道”为主要内容的电视栏目，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十大创新创优栏目之一。2006年开播的《生活帮》同样以注重创新、关注民生、贴近大众而获得全国十佳民生新闻栏目奖，并受到其他省市电视台的竞相模仿，如湖北电视台、汕头电视台分别在2012年开播同名栏目。总结以上栏目成功的经验，有利于指导山东电视节目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坚持创新，秉承“特色立台”，发挥齐鲁历史文化优势，将民族精神与新时期山东精神相结合;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真正践行“三贴近”的要求;第三，坚持以社会效益和文化事业为先，抵制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并积极策划创意活动，以提高栏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成果表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为山东影视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山东影视业既面临来自自身快速发展的挑战，也面临国内外同行更加激烈的竞争。山东影视业还面临许多问题: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创新，投融资渠道的扩展及投融资机制的完善，影视创作的内容创新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创新，影视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与网络化，后影视产业的开发等。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与措施。
二、建议与措施
(一)立足地域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两大功能:一是纪实，二是讲故事。无论是追求视觉刺激的好莱坞大片还是温润唯美的欧洲文艺片，都是影片的叙事因素在起支配作用，画面的设计与表达无不服务于此。好故事、好题材是影视作品成功的根本，而影视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影视作品的制作，大量优质原创作品无疑对推动影视产业发展意义非凡。山东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与根本是鲁剧的制作与传播。鲁剧能取得今日成就，正是因其扎根齐鲁大地，从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中汲取不竭的创作动力。但目前山东影视对齐鲁文化的挖掘与开发还有待继续拓展深入。首先，许多民俗文化与历史名人题材没有开发利用。在中央一套热播的《大河儿女》(2014年)将河南钧瓷文化与抗战背景相结合，书写了一部慷慨激昂的年代大戏。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开发利用给鲁剧创作以启迪。与天津杨柳青年画齐名的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有六千年历史的博山陶瓷、取材民间传说的高密剪纸、驰名世界的潍坊风筝……无不是山东民俗文化的智慧结晶，蕴涵着丰厚的历史人文。还有如王羲之、辛弃疾、颜真卿、王世贞等历史名人的故事都鲜有影视作品涉及，这些都是鲁剧创作的素材资源。其次，山东文学作品还有待进一步改编利用。如山东籍优秀作家莫言、张炜、毕飞宇、尤凤伟等的作品大多生发于齐鲁大地，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对这些作品的影视改编和拍摄，将更有利于鲁剧实现追求审美内涵与地域文化传播的双重目标。此外，现有齐鲁文化挖掘还欠缺一定的秩序，这种无序开发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枯竭。因此，应设专职部门对文化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建构鲁剧素材资源库，并根据时代及受众需求进行规划利用。当然，鲁剧不应囿于地域的限制，应该在保有传统特色的同时，积极开拓发展空间。洋溢着江浙风韵、跨四国拍摄的《温州一家人》便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制片人侯鸿亮认为:“合作与走出去拍摄是近年来鲁剧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立足本省故事题材到将题材内容延伸到全国甚至海外，积极与外部合作谋求共赢，鲁剧不再有鲜明的山东地域性特征，而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文化品牌。”
(二)兼顾市场化与思想性，追求原创性与多样性
鲁剧制作应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并重。在市场化浪潮下，观众的喜闻乐见成为影视制作的导向标，观赏性已远远压倒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2014年山东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李掖平提出，近年来山东影视产业建设过分注重产业化、市场化，而忽略了影视艺术所应有的健康思想导向和积极价值引领。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认为，当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的美学品格和历史品格，只能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滑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落的开始;不能消极顺应观众中某些落后愚昧的鉴赏习惯，这只会形成精神生产同文化消费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关注影视作品商业价值的同时，还要强调通过其意识形态和传播属性对观众进行精神灌输，提升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鲁剧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中的翘楚，无疑担负着优化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职责，经典鲁剧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其观赏性，更在于其传达的民族精神与反映的普遍人性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所以从长远来看，只有创作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并重的作品，才是影视业发展持续繁荣的王道。鲁剧创作还应注重原创及多样化发展。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只有原创作品才能因其新意吸引观众眼球。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虽作品繁多，但是真正的好作品却很少，一部有新意的佳作后面往往跟着一串模仿者。这种跟风固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其社会效益及艺术价值令人质疑。因此，不断制作高质量的原创作品，永远占据制高点，才能使鲁剧立于不败之地。经过30多年的积淀与探索，鲁剧逐渐形成了以正剧为主，题材严肃、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视角主要定位于现实主义题材，造成作品过于强调写实，剧作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剧艺术意蕴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因此，鲁剧在发扬自身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可在针对受众不同需求的前提下尝试多种风格的作品创作，这无疑会激发鲁剧创作的潜力，有利于更广大的市场开拓。此外，山东影视业在继续锤炼“鲁剧”电视剧品牌的同时还应加强电影制作，寻找市场，如电视电影、微电影等。微电影作为电影新秀，因其平民化、创意化而受到大众追捧，是电影产业未来发展的一只劲旅。众多省市、机构主办相关活动，如中国国际微电影节、新浪微剧本大赛、山东微电影大赛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微电影朝高品质、高格调、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山东影视业应借此机会大力发展微电影产业，以此突破山东电影业的发展瓶颈，扩大山东影视业的市场份额。
(三)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体制
影视产业作为一种高投入高风险性产业，离不开资金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投融资处于影视产业链的前端，是各环节顺利推进的资金保障。2010年我国制定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因为“电影产业如果要想再上新台阶，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金融资本的介入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在电视剧行业产业链中，电视剧制作方因各方挤压而处于收益分配的边缘。利润少导致资金积累少，不利于制作机构持续开发市场、保持高制片水准及吸引优秀人才。虽然近年来山东影视产业通过“合作拍摄、合资拍摄、参股运营利润分成的方式”来吸纳资金，有将近“80%的鲁剧走社会融资渠道，融资额度已达50%”，但是融资渠道少、融资总量低仍是限制山东省影视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开拓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体制方面借鉴国内外成功先例并大胆创新，将是促进山东省影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影视产业投融资包括自有资金、联合投资、政府资助、上市融资、金融机构融资、影视投资基金、制播联盟、行业内互助融资、分批制片融资、海外融资、广告植入等模式及渠道。本文将针对山东省影视业投融资现状，选取三种可以尝试或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模式进行探讨。第一，以电视剧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获得银行贷款授信除常见的以实物为抵押的做法，还可以版权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除版权外，电视剧的无形资产还包括导演、制片人、创作团队、电视剧品牌、衍生品等。以版权抵押融资在美国、韩国等影视业发达地区已经是较为成熟的资本运作模式，在中国亦有先例，如2007年北京天星际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以《宝莲灯前传》的版权作为抵押向交通银行进行贷款。其后，单部电视剧版权抵押贷款进一步升级为多部电视剧项目打包融资。如2008年，北京银行以电视剧作品版权增信拓展的担保方式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多个电视剧项目打包贷款。2009年，张国立等著名导演共获得中国民生银行提供的一亿元贷款额度，用于本人或公司进行电视剧创作，开启了“电视剧导演融资模式”先河，拓展了电视剧信用融资的范围。这些先例鼓励更多的信用融资创意，如金牌编剧、著名影星、优秀的电视剧制作团队或电视剧品牌等，都可以凭借其市场影响力进行信用融资。但这种融资方式必须有完善的保险体制作保障，才能降低投资人风险，保障投资者收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第二，通过影视投资基金融资。能够上市融资是大多数影视制作企业的梦想，但是因其准入门槛高，目前只有中视传媒等几家影视公司上市。对于非上市影视企业来说，影视投资基金无疑是不错的融资渠道。2009年4月，中国第一个影视投资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并于2010年投资拍摄电视剧《画皮》，为中国影视融资开辟了新渠道。此后，影视投资基金在中国骤然升温。据报道，至2013年8月，针对影视投资的基金已有25只，目标规模达到322．81亿元。2014年2月12日，山东省首个影视投资基金———枣庄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启动。此项尝试无疑会为山东省影视投资基金融资模式积累经验，开拓一条可行性渠道。根据专家预测，影视投资基金资本、产业内资本、专业金融资本将成为影视投资界的三大主流趋势。因此，影视制作公司只有进一步加强专业化运作程度，加强风险把控能力，完善财务制度，才能更好地利用影视投资基金进行融资。第三，政府在影视业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影视产业已经越来越市场化，但是政府对于影视制作投融资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而且可以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为影视产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一是政府直接投资。近年来，新型融资模式与渠道备受行业关注，但是政府直接投资模式仍最具可行性和安全性，其优势不言而喻。首先，资金到位较为顺畅，不易引起经济纠纷，而且为制片方提供很多便利。其次，政府参与投资会增加其他投资者的信心，可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国内比较成功的政府直接投资案例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作为股东的唐山市政府不仅在6．5亿元的票房中获得直接利润分成，还通过影片放映达到了城市形象塑造和宣传的目的。随着后期影视文化旅游的开发，唐山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被带动起来。通过这部电影，制片方与唐山市政府互利互惠，实现双赢。最后，地方政府也可进行综合投资，如建设影视基地、创办影视人才培育基地、开发影视配套设施、提供外景地拍摄服务等产业，实现地方经济与影视业的共同发展。2009年贵阳市政府与北京嘉春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小城大爱》对宣传贵阳市旅游景点、拉动贵阳楼市走出低谷起到重要作用。二是政府提供政策扶持。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影视业，还应制定或完善相关法规政策，为影视业投融资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这才是影视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如通过减免税收、项目补贴、贷款贴息、重点购买等做法鼓励影视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制定版权法等法律政策，完善版权评估体系，保障影视制作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政府可牵头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型影视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省市区等各级政府还可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扶持资助影视业的发展;可学习韩国建立融资辅导机制，成立抵押无息贷款、低利率的电影创业基金;政府牵头举办文化博览会、电影节等活动吸引外商，打开海外融资渠道。总之，山东省影视业有待建立一套“投融资主体和渠道多元化、金融市场配套成熟化、政策法规完善化的市场化体系”，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四)借鉴好莱坞营销模式，加强后影视产业开发
影视产业链主要包括制片、发行和放映，其延伸的前段是投资、融资，后段则是影视衍生品的开发。现在全球影视业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是拓展、完善影视产业价值链，强调对后影视产业的开发。美国《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6日刊文指出，“好莱坞靠票房盈利的模式已被彻底颠覆，几乎所有大型电影公司(如华纳、迪士尼、福克斯)的盈利，都来自其娱乐产权在世界各地的发行、冠名和特许经营收入，包括DVD、网络播放、机上娱乐、有线电视、付费电视、游戏、游乐园设施、玩具等。大型电影公司还通过出售大量电影、动画片、电视连续剧的制作权赚取利润。”目前，美国电影业收入的80%来自后电影市场开发，而国内电影业80%以上收入来自票房及广告植入。显见国内影视产业链还有待延伸，影视衍生品的开发将成为我国影视产业的利益增长点。山东影视产业近年来越来越注重对影视衍生品的开发，强调鲁剧的品牌效应。利用《闯关东》热播效应进行的衍生品开发就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山东广播电台与《闯关东》拍摄基地黑龙江锦河农场签订共同开发影视主题旅游的协议，策划“闯关东、游龙江”的精品旅游线路，围绕剧情发生地、拍摄地进行产品开发，提出“常回家看看”等旅游口号，加强对锦河农场的影视基地建设。故事的另一发生地山东章丘朱家峪也借势进行影视剧相关产业的开发工作，通过对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整合，开设“闯关东影视基地展览馆”，建设相关主题公园，并注册“朱开山山东菜馆”商标，欲把朱家峪打造成推动济南旅游产业发展的旅游圣地。对《闯关东》品牌旅游市场的开发体现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延伸的意义。但是影视文化旅游仅是一个利益增长点，应该更加系统、规模化地进行衍生品的开发，在这一点上还应学习好莱坞的成功运营模式。华纳公司对《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营销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电影及衍生品在全球的畅销，哈利•波特已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世界品牌，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电影与图书的热卖推动了近百种特许商品的开发。华纳公司在奥兰多环球影城的冒险岛开设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并利用7位资深哈粉的热忱将这一消息通过鼠标传递出去，以极少的预算进行成功营销，开创了“鼠标营销”新模式。此外，华纳公司还计划把拍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伦敦摄影棚改建为博物馆式的旅游景点。从好莱坞衍生营销成功案例中可借鉴以下经验:
第一，影视作品未映，衍生商品先行。好莱坞影视公司在正常的宣传与影视发行之外会提早制定衍生品开发与营销计划，以确保衍生品与影视作品的同步上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使影视产品与其相关衍生产品交叉销售。二者互相推动，既打造了影视品牌，又促进了总体效益。
第二，培养消费主体，细化营销策略。美国影视作品注重将商业元素与艺术元素相融合，在制定营销策略时针对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消费群体进行定位，并使用组合策略开展营销。“哈利•波特”品牌系列产品便是定位于青少年，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形成了稳定的“哈利•波特”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孕育了庞大的青少年消费群体。
第三，完善市场营销制度，丰富市场运作经验。好莱坞的影视衍生品开发从市场调研、宣传策划到产品开发、营销都有一套完善的运营制度，并不断加以创新，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如“高概念”电影，“以钱滚钱、以片养片”战略，“核心图稿(key-art)”创意广告策略及“窗口期”新媒体行销理念等，这些经验积累为全球影视产业带来新的营销思路和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