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江泽民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一、构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代表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著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著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孙本文大力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为此，孙本文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过11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1944）。另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想质量上，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种承认。1941年，国民政府确定了包括所有文理学科在内的首批30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孙本文先生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获此殊荣，同时获聘的文史哲学科代表还有吴宓、陈寅恪、徐悲鸿、汤用彤、冯友兰等人，这是当时的政府、学界和民众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一种承认。总之，中国早期社会学成为西欧北美之外世界社会学的第三极、在中国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以及赢得政府和民众的承认，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先生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三、致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学科精神，都有它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导社会学要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就是本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在美国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学贯东西的精英，但回顾孙本文学成回国后的数十年工作经历，我们可以在孙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孙本文数十年间一直以学者身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报国为民精神。孙本文留洋之际，正是旧中国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境地而无力自拔之时，所以孙本文是心怀报国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有责焉者矣。”瑏瑢学成后他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条件所诱惑，毅然决然地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他一生坚持学术研究不动摇，在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被迫转向其他学科后，仍然坚持研究人口问题，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激励和引导青年社会学学子。
增促社会进步精神。正是由于心怀报国为民之志，孙本文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经世致用精神。他在《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社》一文中就直接提出，中国社会学者要努力“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民族作出贡献，并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一席地位”瑏瑣。正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孙本文先生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譬如，在社会建设方面，他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1936）一文开篇就提出：“近年社会建设的呼声已渐渐引人注意。但社会建设的对象，究竟若何？其范围若何？社会建设的目的何在？其标准如何？社会建设的途径及步骤又若何？社会建设的计划是否可以全部实现？其困难若何？”孙本文先生说：社会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充实增进社会生活的内容，使全社会及各个人均得到健全而圆满的生活，并向上发展，社会学者应当为此不懈努力，“我们不能因社会现象的难以完全控制而却步，我们正应加倍努力，以期消除控制的障碍，而实现社会建设全部的计划。这是从事社会建设者应有的态度。”为此他提议，社会建设需要人才，资源，组织和机构四大基本要素，要从法令、教育和宣导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建设。瑏瑥孙本文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与我后来所提的社会学要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理念异曲同工，它应当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精髓所在。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翻译学习研究；学术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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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1—），女，汉族，山西原平市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翻译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
社会学不是历史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科学，而是社会阐释性和自身建构性的“社会的元学”，科学哲学的元学内容提供了社会学自身性质的启示，意识形态是社会共生的观念的社会形态或社会范式，社会变革总是无意识地进行的，革命的本义就是反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的设计是因果律的误用。儒学通过个人、学术思想、社会制度的整合而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儒学的阐释性和建构性具有真正的社会学元学性质，中国文化的本质使儒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一门儒学社会学的诞生或许就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最好的开端。
儒学与社会学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中最相称的学术或学科，它们都与社会直接相关并具有自身的“社会性”意义，都是最基本、最广泛的思想、观点、方法的渊薮，但他们都具有自己的不确定性，它们之间的不同于在于儒学自觉地以自身的历史性、文化性追求与社会的融合性，而社会学则努力地追求相对于自己的对象的客观性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是以实证主义的雄心和方法建基的，但它无法摆脱它的对象和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儒学以自身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同一，以自身融入了社会，实现了社会性，但正是这种自身的非独立性使它几乎无法在现代文化和文明中证明自身，儒学的历史性能够使人感受到自豪，但它的可操作性却总是使人感到沮丧，社会学的实证性能使人充满信心，但它自身的逻辑性却总是走向因果链条的断裂和自身的肢解。实际上，是社会的不确定性使儒学和社会学具有自身的不确定性，社会学在追求对社会的确定中正使自己走向阐释化的建构性，儒学以对中国社会的阐释和建构的实现而具有天生的社会学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和社会学都可以走向中西文化互补境域中的交汇相生。
一、 社会与社会学
把社会作为一种实证意义上的学科对象是社会学的开始，社会学以社会为对象，但社会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这不过是哲学意义上未解决的存在论问题社会学化而己，当然社会学有自的起点，即现实的社会问题和技术方法而无须思辩的社会观念前提，但是社会学的追求和主旨却使它必然抽象化、普遍化，否则就没有“社会”学的真正意义。尽管社会学己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但它作为一个学科自身的性质和内容却难以确定，这与科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同，科学自身的对象、内容和范围是确定的，人们迷惑的是科学的终极性质，但这已经不是在科学范围内了，因此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难题成为了哲学问题，实际上科学或科学学、科学哲学也无法在自己的范围内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这样的问题现在也转向了社会学的解决方式，如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实质就是把对科学的自身（包括科学家）的研究最终推入到社会学视野，只有在社会学的大视野中，所有的学科包括社会学自己都处于待确定的研究状态中，当然这也就是社会学自身最根本性的问题，与科学的自身问题相比之下，社会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学真正自身的性质的，人们不清楚社会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和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如何能同时确定。社会学最困难的问题是它的自身存在性质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过是对社会自身存在问题的学术化清理的努力，因此真正的社会学的本质性问题是：社会怎样成为社会？(区别于哲学问题：社会的存在和意义)。
社会学中的“社会”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这就可以成为西方学术中传统的“共相”的问题，自然就会引出“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分裂，但社会学中的“社会”与哲学或科学中的概念不同，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学中的“社会”是一个未定义或待定义的概念，而且因为社会本身在存在性质上就是不确定的，一个概念的指称(所指)与这个指称是自身的存在性意义是不同的层次问题，在哲学概念中，社会和人的存在性的是正在讨论中的意义，这种意义与这个概念的指称是同一的，不管是唯名论的或唯实论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社会或人的意义或本质以何种形式体现或表现，人们不会怀疑人、社会存在、社会现象等的存在(否则“我们现在”就成问题了！可参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对此在的理解方式)，但在社会学中，作为社会学的学科对象-社会要由社会学中的首要概念“社会”确定，就是说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性质和内容由这个学科中的基本概念“社会”确定，这里就产生了层次上的自相缠绕，这正是社会学的一种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在“科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即科学学中同样可以看到，它己造成了的科学哲学中的许多影响深刻的困惑。
社会由人构成，离开了人就没有社会学的意义，由人与社会的不可分的关系能够看出，这个问题不过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形式，人是社会存在人，这不会有任何疑问，但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却是最难被表达出来的问题，社会学在它的最基本性质上即不是直接以人类的个别的人为对象，也不以全体人类的抽象性为内容，而是研究人或人类在自身的相互组织上如何成为人类性质的人或人的性质的人类，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基本地了解社会学的基本性质了，比如我们如果笼统地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如家庭、团体、国家等等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社会的构成)的，那末我们换成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的组织制度和人的关系的，这也完全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因此基本问题仍然在于，什么是人或人类，以社会存在来解释人与以人的存在来解释社会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迄今为止，社会学还完全没有在自己的视野中理解人与社会的同一性。
人们可以唯名论地将“社会现象” 、“社会事实”等到概念还原到“人”这个实体上去，但这引起的困难和复杂性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与把社会作为一种对象实体的唯实论一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就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即寻找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结构、功能或过程等等，但显然这不是一种逻数学或逻辑关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现代杰出的社会学家们都是以毕生的努力在寻找能够代替逻辑意义上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论，即人与社会关之间的模式化或稳定的状态等，从把人和社会理解为一种网络—结点之类的静态结构，到广泛的社会互动关系，从结构功能，过程、交往、交换、竞争、协作、冲突的上，或者从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家庭、群体、公司、城市、国家乃至工会、政党等的组织性，到从个人的动机与社会行为上来理解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功能性、过程性，如游戏，戏剧、文本、语言、符号、象征等等，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人们所满意的图景，直到今天，社会学仍然在人与社会之间模糊不清的罅隙中挣扎。
把人或社会作为一个经验的或抽象整体，或者通过个体研究整体或通过整体研究个体得不到自然科学中的那种一致性，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传统的学术方法在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中的无能为力，这就成为社会学的这种自身的不确定性的根源，这实际上是西方学术本质的一种集中表现，只不过在社会学中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学学科自身性质，而不是象如哲学或科学一样表现为所研究的对象、内容在观点和方法上的对立性和矛盾性。社会学在自身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学对象在不同的层次上的不确定性才是社会学自身的困境。
二、社会革命与社会学建构
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史是文化史，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大多被理解为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但是把社会作为学科对象，就会产生对社会和历史的双重误解，比如有人类历史中的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社会转变，但没有一个社会是在自身的意义上历史承继的，在这种理解上上，社会只有的非历史的共时性，这种理解已被许多思想深刻的学者所醒悟，社会学中的“社会”概念的核心总是具有当代社会的现实性意义的，这也正是阿尔都塞(louisn althusser)所说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意义所源，这时候“历史”这个词是具有自身的不同的意义的，即历史的自身与（历史自身中的）对象的历史，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在自身历史中的连续或承继，而只是被称之为“革命”的社会转变过程，“革命”就是旧社会死亡和新的社会的产生，但任何人都没有对“革命”这个概念有社会学或历史学的真正解释，流行的解释是对一个旧社会的“否定”，但同样没有人能够解释“否定”的实际意义。 t．s．库恩在对科学革命的深刻研究中，解释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但仍然没有解释“革命”，他总结说：“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但他只是以西方人的幽默结束了他和他的引用者们横扫千军式的探险：“……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以后成了兔子。”（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x）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也未能逃脱对他的理论之中含有非理性的、甚至神秘因素的批评。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如何是社会的学科，社会学与历史学或哲学不同，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性，从概念上形成、构造、分析、证明社会是什么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动机和行为，面对尚未确定地成为社会学中的概念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社会的元学。社会学的研究出发点总包含一种社会责任，比如科学地研究社会就有社会学的启蒙意义，因此社会学的努力就具有成为社会的设计师的巨大诱惑力，如果说自然科学的雄心激发了社会学以实证主义的方式产生，导致把社会作科学或实证意义上的经验对象，而把革命等同为因果规律就成为历史“决定”论，使革命成为一种信念并产生了实验社会革命的操作行为，当一种思潮成为“主义”时，就是社会性的社会行为了，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泛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学对社会采集标本以“实验室”方式进行研究，而社会革命则是对社会的改造行为，在“原教旨”的意义上，它们也都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困难表现在如何去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确定自己，社会革命则在于革命式的否定后如何重建，如果说社会学迷失在社会的迷宫中，社会革命就是迷失在被拆下来的建筑碎片里。但是无论是基于西方学术理论传统上的社会学或者是社会革命，离它们的理想、初衷和雄心都相去遥远，它们自身的分歧和对立并不比它们想作为它们研究或改造成的对象要少多少。
以实证主义奠基的社会学的前提就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社会阶段前后相继的，这样一种理解的社会整体不过是历史整体的假象；社会决定论则是把社会整体作为社会实体，实际上这是在“社会性”的名义下的社会存在决定论，即社会的一个部份去决定另一个总份，这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意义基本相同，只不过后者同时是社会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这样社会学就是去探索社会由什么决定或如何决定，但是这里的陷阱就在于是社会是以“革命”的共时方式转变的，而“革命”恰恰是反决定论的，革命的本义就是对现态的否定，实际上即排除了历史决定性，也排除了社会决定性，因此现代社会学家真正能够面对的课题是“社会革命的结构”而不是“革命”，这正是科学中的“范式(paradigms)革命”理论被引入社会学的原因，在这样一种思潮影响下，社会是什么是这样的问题直接走向了什么是社会范式这样的问题。
当社会学家们将自然科学的元理引入社会学时，自然科学的元理论却已经反过来寻求社会学的支持，因为科学哲学家们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并不能由科学范式的转变精致化地完全解释，范式的形成和转换的过程必须诉诸于社会学的理解，范式的形成和转换是社会性意义的而不是仅仅纯科学领域内的或科学共同体的事，因此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就象一只被踢回足球，在这个没有球门的足球赛中，科学学和社会学都不知为何而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范式不过是社会形态或社会意识形态在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化投影，因此将科学范式引入社会学不过是归宗而已，而且要命的是，科学学所无法解决的元学问题社会学尚未在自身中真正意识到：社会学实际上总是停留在将社会进行社会学化这种元学性质中，这正是社会学同时总是具有自身的社会行为性这样一种不自觉的社会性质，而这几乎是和社会无意识同步的，比如，以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为主要方向，在人文、艺术为基础上兴起的文艺复兴和随之的启蒙运动的政治觉醒是近代西方主流社会思潮，它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最终完善化确立，但是启蒙运动并不是事先自觉的社会意识而只是事后被理解的社会自觉行为，资本主义不是在社会自觉的意识中产生，相反，对资本主义自觉的意识产生的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社会革命，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和社会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正是社会学的社会元学性质。
三、社会范式与意识形态
象把科学范式理解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一样，如果社会范式主要指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从而把社会学归结到社会范式的研究，这实际上是社会学对自己的实证主义起源的背离，而且社会范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由科学范式的类比或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类清理的中能够解决的，社会范式不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体系，后者可以在科学范例上表现出来，可以表达成为实证的科学理论，但社会学中的范式概念的定义与社会范式的社会形成以及社会学概念定义是互相缠绕的，由科学范式的核心意义的深入研究中可以看出，社会范式最终就是社会形态的观念系统，即社会意识形态，但它表达在社会自身的全部中，如社会结构、制度、功能、过程等等，这也包括观念形态和知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成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认知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社会学不仅是研究社会范式的，而会它自身就是社会范式的一种形成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元学本质。当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时，社会的变迁已经发生甚至完成了，所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社会主流意识自我辩护的，甚至对这个社会制度的建议、批判都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之所以是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自觉，经济学不同于社会学是因为它的对象和目标是社会主体结构的确定部份，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自觉维护社会结构的实践理论，社会学的社会元学性质使社会学不能具有经济学一样的社会科学性，如以整个社会作范例，也就不是“范例”了，所以社会学总是处在自身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成为了它的学科本质特征。
社会总是社会形态的方式的自身存在，当这种无意识的存在形式被自觉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了，因此虽然人类社会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代社会等历史意义上的划分，但这只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形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不是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相续自身转变，而只是历史自身无意识中实现的革命，就是说革命本质从来只是社会无意识行为，当它被意识到时革命已经发生或完成了，事先设计好的有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规律意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自己的社会范式完全不可比拟，革命本义的反决定论性质就可以使革命成为自己的悖论，这也正是人们人难以理解“革命”这个概念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不包含另一种新建意识形态的承诺，这正是卡尔：波普(k。popper)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乌托邦永远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美丽的理想，它与科学决定论无缘，也与革命无缘，而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规律论即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历史的，所谓历史的"逻辑"只是一种误导。
同样，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不过是历史决定论的另一种说法，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表现形式，所以马尔库塞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的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这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方面，比如对交换这种经济行为来说，市场就是交换的组织形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没有谁决定谁的(历史)关系，与此相适应的对市场经济的意识是在市场出现后才被意识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为维护市场经济的自觉，但是你不可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去设计和建构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如计划经济，这正象一个人从解剖学知识产生的企图去歧解一个人去重建一另一个人一样，意识形态的批判、设计化、工具化事实上成为了西方文化的自身对立性本质落在欧洲和亚洲最不幸的蛇果。
社会学是从关于社会的理论走向对于社会的理论的，即从关于社会的知识走向关于对社会的认识，这样对社会的认识方法成为方法理论的社会学，所以卡尔·玻普有“方法论的本质论（methodological essentiolism）”、 “方法论的唯名论（methodological nominalism）”这样的划分。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观点、方法、过程，如语言、观念、思想等即是社会现象的表现方式，也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方面，科学哲学不断地在提供社会学的启示，如社会建构论吸收了现象学的成果，把科学知识理解为通常社会如“生活世界(the life world)”中的结构化或关系化形成过程，同样，社会在理解和阐释中被意识形态化地建构，社会学把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互动的探讨深入到习俗、信念、动机、认识、思想、心理、意识过程中去，这些努力表明社会学更明确地走向社会与社会学的阐释和建构性同一性，从社会学学科与学科对象的主客关系过度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过程，社会学中的“社会”通过现实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信念、知识、规范等社会学地建构出来，而现实社会中的习惯、风俗、制度、权力、秩序、知识和科学等也是社会学意义地被建构，社会学从自身的科学客观性、逻辑性转向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合理性又被普遍性地解释为语言、游戏规则等等学科本质的方法理论，这样社会学成为了本质的阐释和建构意义的元学。
四、社会学的儒学
社会是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共识，这是社会能够区别以物质、本质、客观、逻辑性等等自然科学框架的唯一立论点，但人们仍然不理解什么是社会现象，现象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象是直观(现象)，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现象学地解释为社会本质直观，但这仍然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或者是认识论方法意义上的，这可以成为社会学自身的内容，但不是社会的社会学，就是说社会是现实中的现象而不是概念或观念现象，社会学的本质必须是认识中的对象的直观面不是认识论中的直观，但是现象学和所有承继现象学的哲学，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做过了努力，最终仍只是一种渴求而不是解决。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和所有非理性的哲学思潮可以粉碎一切即存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框架，但他们无法以反形而上学的方法实现“超人”之类的新的形而上学的雄心，因此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存身之地。
儒学与此不同，儒学以自己的理想、观念、知识、行为等等真正实现了自身与社会同一性。首先，它不是自身独立的社会形式，无论是士、士大夫、乡绅、士绅、学士、教师(先生)等等都不是一种独立自为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因为没有它自己独立的经济结构或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自立成份，在中国帝制封建制度中，教育就是儒学的主要寄身形式，但儒学的教化功能却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从塾师到帝师，从文字到精神，从习俗到典章制度……。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塑形师(shaper)，但它不在社会之外，而是融化在社会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真正自身社会性的儒学。一个儒生自觉为儒生的身份时，只是一个学生、教师或隐士，但一旦入仕从政，他就是帝制封建制度的原子，儒学就只是他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儒士以自己身份的变革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制度整合，它实现了个人、学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统一，这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社会整合，儒学实现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传统中国社会是社会文化（文化国家）、国家（朝庭）、与日常社会(家族、家庭、个人)的统一，不像欧洲那样存在宗教(上帝)与世俗(国王)的治权抗衡，社会与制度之间有一种基于人的生长性因素，这正是造成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根基。
儒学的政治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帝制官僚体系，由于依靠于儒家的文化道统政治化为治权道统，使得这种从秦汉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在历史的混乱中延续下去，无论改朝换代，天下合分，中国才能始终是一个连续的文化意义上超民族、超地域性的文化“国家”，“朝庭”与“江山社稷”的分别即使在最高统者的意识中也是分明的，中国历史上的名臣对皇帝的愚忠和清官不畏权势的气节背后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文化国家的理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谷风之什）“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s君”（《荀子·正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正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的超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他们与“百姓(人民)”同义(不同于现代的“公民”)，是“社会”真正的本义(不同于现代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政治化了之后虽然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保持着超意识形态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塑形师而保持一种历史的超越性，这是社会学意义建构的元学本质所不能达到的。
这样，从儒学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今天就不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历史混为一谈，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归结到文化原因上去，就象大脑不能为人体癌症承担责任一样，今天我们也不能把一个人的文化思想与现实中的功利动机简单混合，这是一个最理智的现代人也难以解决的困惑。比如，文化遗产与权力或权利移转不同，文化素质不能在候选人头脑中复制，这是柏拉图和和孔子都无法解决的超人问题，孔子的思想当然比柏拉图更现实，但人性的修养也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确定性的，所以波普尔说：“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能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我认为在政府生活中接受这一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即我们要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当然，同时我们理应想办法得到最好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领导的原则）正是在一点上，西方社会在近代取得了成功。西方的国家形式最早是从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的，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具备天下大一统的意识，是基督教的宗教普世性送来了上帝高于国家的统一性，这与希腊罗马政治生活中具有了的征服与妥协的政治现实相结合成为了西方历史中的基本社会形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权力转移由血统决定，利益冲突服从即有的封建政治制度，因此教化(德治)，礼治（治人）是唯一的选择，在这个焦点上，儒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秩序的伦理政治理论，但这不是事先的模式设计，而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式形成，因此孔子才倡说首在正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作为社会性的儒学，儒学是现实的，儒学没有乌托邦的理想，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历史的投影，而不是对未来的设计，“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如果抽掉物质基础，这种理想与现代?利社会何其相似，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何其不同！儒学以从人到社会的自身的变革，建构性地塑形封建社会形态，以自己的社会功能内圣外王去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天下大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士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的政治纲领，这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党性。儒士的普遍情怀是以天下为已任，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是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的情感化，孔子的天下大治的治理想今人向往，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表达的政治情操至今读人下泪，基于个人利益的政治野心与儒家的“天下”的政治抱负是水火不兼容的。
儒学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同时寄存、延绵、保全了中国的灵魂。通过儒学，中国文化被政治形式化了，或更正确地说，政治文化化了，儒学一方面成为了封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现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儒学又顽强地把它的治世理念贯彻到这种政治格局中，以道贯心，以心求仁，礼治国家，德化天下，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因此理想的封建政治结构是道德化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种道德式的纯粹几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一样的高渺，当然仍然与纯粹的理念不同，它能够通过教化直接在人心中产生影响，达到内圣外王，而且这也在部份人或一定的历史时期看到过这种形象，但只有在相当程度的自觉境界中才能达到，因此通过人治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治世只能记远是一个最高纲领，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与普遍的和基本的生存需要相抗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治人只是属于上帝的能力，而法治是基于人对财产的世俗权力，人的世俗权力主要是由物权表现的，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前提天赋人权的本义来源于上帝——人是被创造的平等，而实际上，人生而平等的宗教前提必须有世俗的物质基础支持，所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这块土地才真正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托克维也维尔（charles alexisse tocqqeville 1805-1859）不无羡慕地说：“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象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当然美国的今天并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于根源某一自然个因素，同样中国的今天也不应仅仅归结于政治历史，在历史、文化与社会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决定关系，但很多人往往决定论地误解，将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态不同层次上的现象归结为因果关系，比如认定儒家的德治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中庸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奴性，仁道就是虚伪，礼治使社会长期停滞等等，实际上，文化决定论与历史决论都是科学决定论的误用，这些指责正如说一个孩子没有成为明星就完全是家庭的过错一样。
社会转变总是无意识发的，一个即存的社会不可能是自身革命的，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自我维持的，因此儒学与封建制度的结合即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助生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是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不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社会意识形态，更正确地说，“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之外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历史决定的或文化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存在决定或被决定的关系，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启示，儒学是社会的元学而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设计性，因此它也不能承担不存在的历史决定的或文化决定的责任。
关键词：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 社会科学 意义
波林・罗斯诺是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之一。她的专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她从社会科学所关心的角度，将后现代主义分成两类：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作者比较了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对待主体、历史、时间和空间、真理和理论、表象、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态度和立场，以及他们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比较中指出了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不同影响。
罗斯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首先兴起于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思潮，它已经在文学、语言学、文学评论和哲学中得到发展。那么，作为相邻学科的社会科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怎样的影响呢？这正是罗斯诺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出发点。不过，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一番考察后，她得出结论“后现代主义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模棱两可的遗产”，并预言它会像“另一股反现代的思潮那样……面临着被人们抛弃的危险”。①可见，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的。为什么罗斯诺会得出如此结论呢？这跟她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差异的判断有关，人文科学是从个体出发来研究人的，而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作为类的人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个人思想的冲击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顶多是加强它的批判功能；但对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一个不适当的决定或拒绝作出决定都会对人类生活状况和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因为“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强调建设性，而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是否定性、破坏性的，那种横扫一切的作风无益于社会科学的建设。
毕竟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了，它似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研究之中，因此，罗斯诺在总体上否定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积极贡献的基础上，又清醒地意识到：“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将是一个错误。”③正是在这一种情况下，她对肯定论者、怀疑论者对社会科学的作用做了不同的区分，认为和平年代里肯定论者更可能与社会科学取得妥协，因此“比起怀疑论者来，他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就会更大”④。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建设，真的如罗斯诺所说只有消极性贡献而无积极性贡献吗？肯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真的比怀疑论者更大吗？这是需要分析的。
笔者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解构，但它对社会科学的建设还是有积极性贡献的。首先，我们必须明了后现代主义的颠覆、解构是一种什么样的颠覆、解构。正如罗斯诺自己所说，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反启蒙理性、反现代性的力量出场的，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提倡的现代性，本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味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⑤，获得其合法性的，可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却利用现代的成果掀起了一场场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其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损失之惨重，让我们明白：“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⑥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使命是要撕下现代性神秘的面纱，揭露其神圣光环下包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人们看清楚资本主义的伎俩，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说法并不比其他说法更高明，更具优越性。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要将以前被看做天然合理的东西拉下神坛，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统治者以真理的名义强加给民众的结果。就拿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来说吧，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只是一种“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⑦，这实际上是说，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叙事，任何历史都是在某种观念（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书写，必不可免地带上书写者的意识形态痕迹，它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一是因为穷尽一切史料是不现实的，而没有占有一切史料是谈不上客观还原的；二是因为书写者在书写历史时总是选择那些对建构自身合法性有利的史料，总是在掩盖一些东西、彰显一些东西。正如葛兆光所说，就是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的说法，也是后来“想象和设计的”⑧，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论证自身发展道路合法性的结果，并不是天然的。因此，后现代历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一切历史都只是文本，我们不要片面地相信某种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官方历史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威，任何人都可以书写历史。这样一种观念对历史学是有帮助的，人们从各种角度，带着不同观念书写的历史，可以呈现历史的不同风貌，反而更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读者也可以主动选择某种或多种对历史的看法，而不是像现代性社会中被迫接受带有偏见的、声音唯一的、“权威的”官方历史。
另外，肯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未必大于怀疑论者。罗斯诺之所以更看好肯定论者，是因为她认为肯定论者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替代方案，而怀疑论者却不停地质疑和提问，⑨无益于社会科学的建设。难道质疑和提问真的不如替代方案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异己力量，怀疑论者会不断指出社会科学的漏洞，这恰恰会促使社会科学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想出别的方案来堵住漏洞，反而更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建设，因为危机意识是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的动力。这一点，连罗斯诺本人也不否认，她说：“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或许会迫使现代社会科学去加强它的抵御能力和巩固它的优势。”⑩相反，尽管肯定论者能提出“替代方案”，但它对社会科学只是修修补补、只是改良，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社会科学，一旦社会科学真的出现危机，它也将无能为力，只好望“危”兴叹。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为什么学识渊博的罗斯诺会看不清楚，以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写作立场的遮蔽。在书中，罗斯诺一再声明她是一名“现代”作者，也就是说，她是站在“现代”立场为“现代”说话的，这恰恰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使得罗斯诺缺乏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同情之了解，也遮蔽了她对后现代主义优点的发现和吸取。这也使得她眼中的社会科学，还是“现代”社会科学，即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才是正宗，才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强调建设性，而后现代主义强调破坏性，这当然是水火不相容了。假如罗斯诺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情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这一点，罗斯诺还是有所意识的，她说：“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实际贡献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所作的现代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评价所采用的标准同被评判的对象无关：它们是按照现代标准而不是顺着后现代的思路来进行批判活动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是因为罗斯诺作为一个现代性哺育成长的现代作者，情感上实在不愿意曾经苦心经营的“现代大厦”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解、颠覆之下轰然而倒。
其次，写作目的的错位。作为一名学者，罗斯诺敏锐地意识到发端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必不可免地会影响社会科学，因此选择了“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论题，这不能不说是她的高明之处。但由于情感上不愿接受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残酷现实，她在写作时情不自禁地发生了目的的错位：不是重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是转向了“传达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题（或各种替代性解释），并因此有助于理解曾使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罗斯诺有了问题意识，却并没有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主要是在介绍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的概念、方法论与认识论。可见，侧重点已在不知不觉之间转移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一本作者志在写成专著的书，最终却在建筑学、文学和科学领域里被当做教科书来使用（见中文版作者序）。也就是说，作者的潜意识使得她不在探讨新问题，而在介绍别人的理论。正是作者写作目的的错位，让她并没能真正关心自己提出的话题，当然也就很难对后现代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的真正作用进行科学的揭示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探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时，应对后现代主义抱同情之了解，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它，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拒绝或否定，才能从中吸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科学建设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英国的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和美国的学者乔纳森・卡勒的做法值得学习。伊格尔顿在撰写《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卡勒在撰写《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时，就没有封闭自己，而是清醒地看到“不管政治色彩如何、地域色彩如何，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倡导多元论上，这些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并意识到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正是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即相信文学有客观的不变的本质，以致用这样亘古不变的标准去套新出现的文学现象，闹了不少笑话。因此，他们合理地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否定文学具有固定的本质和经久不变的客观性，在论述“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主张应回归到历史语境中来谈，而避免给文学下形而上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伊格尔顿声称“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卡勒介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的五点论述（即“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虚构”，“文学是美学的对象”，“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自我折射的建构”）时，他们实际上都已经取消了文学的固定本质，因为不管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于文学的看法，还是同一时代有多种关于文学的看法，都说明文学的定义不是唯一的，那么文学当然就没有亘古不变的客观性了。既然文学没有了固定的本质，那我们在谈论文学时就只能强调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共识，只要同时代人认可某一作品是文学，它便是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观恰恰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的，因为文学一直在发展，它的疆域也一直在扩大。伊格尔顿和卡勒之所以能在他们的专著中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也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拒否，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假如罗斯诺也采取伊格尔顿和卡勒的做法，她对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肯定能看得更为准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⑨⑩波林・罗斯诺［美］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53页，第251~252页，第276页，第275页，第4页，第5页，第258~261页，第275页，第26页，第1页。
⑦海登・怀特［美］著，陈永国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⑧葛兆光著：《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9页。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特雷・伊格尔顿［英］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乔纳森・卡勒［美］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7页。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07-02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发展和创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一、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时代课题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框架体系
1.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时展的产物，因此，任何理论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主要解决那个时代的首要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主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主要回答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具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清晰的框架体系
第一，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不仅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渗透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论断和观点之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用联系的观点统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主要深入研究解决和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回答，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为其他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先导，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课题，形成了若干创新性的新论断。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系统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1.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人为本”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完善和发展，实现了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将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一条最不容忽视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应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2.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目标。科学发展观认为，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全面的观点显得更为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
3.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要求，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协调发展，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统筹协调，解决地域、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有一系列重要创新
1.对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内容作了新阐述
科学发展观倡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指出了发展不仅是物的GDP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发展，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要促进“五个统筹”，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这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论述。
2.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根本目标有重要创新
为谁发展? 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出发点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正是这一回答，使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理论。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目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强调不但要注重发展的物质因素，更要注重发展的精神人文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实际上矫正了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偏离和价值缺失,增加了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向度和道德关怀。
3.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友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
4.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明确了新的依靠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5.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理论有重要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分为三个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全面的社会建设理论,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6.科学发展观关于对外方针理论方面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后，进一步把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领域，鲜明地提出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论断。中国需要并将坚持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将全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也是中国根本利益使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谋求和平、维护稳定、推进合作，构建和谐的世界。而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和包容的世界。
7.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公正性作了进一步强调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但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开始困扰我们。针对这些新情况，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创造良好的追求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G]//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