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日”阶段。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教育世界》中引入教育学，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及班级授课制的普及，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在当时的教育界风靡一时，人们对五段教学法很是痴迷。在这之前，我国只有《论语》、《学记》此类的古典教育著作，这些都是基于个别化教学的背景编写的，而且论述比较零散，无法适应班级授课制的大趋势。
2“.学美”阶段。
上世纪20年代，杜威来华，将实用主义带入中国。其他学派的教育学说及教育著作也陆续被引入国内。
3“.学苏”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主要表现为翻译苏联的教育学，邀请苏联专家来讲授教育学，还有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甚至是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经典著作来读，却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1976年期间，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4.多元化与反思阶段。
在介绍和研究美国、日本及西欧教育学家的新思想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变得日益重视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注重对教育学的全面反思。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所包含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文集和研究著作，还出版了一大批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和著作。
二、教育理论的实践功能及反思
教育理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功能，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对于教育理论功能的阐述，是基于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彭泽平在“指导说”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实践功能：一是认识层面的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二是对教育实践者进行价值观念的启蒙和重塑功能。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就教育理论的功能而言，我国教育科学显然名不副实，仍然没有把教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教育基础理论没有转化为教育技术科学和教育技术，因而不能对教育实践提供方法上的指导，无法正常发挥其实践功能，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之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依然很大，首先，教育理论研究沦为专家们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承担不起解释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使命；其次，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索的能力及勇气，日益成为专家设计方案的工具。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存在差距，甚至脱离了实际，原因如下。
1.教育理论空泛并与教育实践发展不同步。
教育理论的研究受限于教育规范，空洞而因无法指导实践。比如，研究教育目的，就把法定的教育目的大大解释一番，很空洞，至于实践中的教育目的，如教师、家长等教育当事者所领悟到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目的，则研究甚少。这只解释了教育目的应然本质，没有对教育目的实然本质给予回答。另外，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范围内，理论比实践超前或落后都是正常的，适度的距离有利于两者的发展，但是，如果距离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理论与实际就会脱离。
2.教育学的依附性及理论研究缺乏整合。
教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几乎没有独立的发现，总是从别的学科那里借来问题和结论，一直受制于其他领域，无法从依附性中独立，更无法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和探讨问题。现下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渗透到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较多，且教育问题本来就人人可有观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的是较高的综合素质，如较强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就算是专业出身的人员，也难以具备这些素质，何况其他学科加入进来的人员，更是难以超越自身的专业视野而有所建树，因此，教育理论即便被大量人员大范围研究，也依然缺乏整合性、科学性与独立性。此外，由于没有摆脱依附性，无法做到以教育实践为基点，教育理论研究也难以对教育实践产生有效的指导。
3.缺乏历史视野。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杜威曾说过：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一切完了，那么，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历史叙述过去，但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教育传统与文化传统是相互联系的，教育传统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带给文化传统变革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思索这两者的联系，是很容易寻找到当今教育问题的答案的，如教育理论为何总是停于表面而无法深入，经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答案是与文化传统中批判精神、反思意识的缺乏有关。因此，教育探索者难以找到教育理论生长的突破口，无法把握现实。
4.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上的偏差。
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指导与服务教育实践，而是单纯为了教育理论的发展；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知识概念，抽象于实践之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逻辑思辨。因此，所得研究结论很“高深”，与实践不“沾边”。反过来，第一线的教师尽管学过一定的教育理论，但不知应该用在哪，怎么用，或根本不屑使用，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经验来开展实践，不能实现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实现教师自身的发展；认识的偏差还导致教师对研究的误解和排斥，缺乏自下而上的主动革新及发展意识。在对待教育与教育科学的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则认为是专家的事，不敢高攀，与自己关系不大，从事教育实践，却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而一旦谈到教师应参加教育研究时，又不认为这对自身的教育实践的研究很重要，潜意识中就已经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分裂开来了。
三、理论迈向实践的有效途径———教育行动研究
全体与会代表围绕本次年会的主题“教育理论刊物如何服务西部教育”进行了充分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教育理论刊物与西部教育的共生关系
西部教育落后是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发达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为其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生态，良好的教育生态保障了优质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这些优质劳动力又促动其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三者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西部教育正好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文化和观念的落后造成了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影响到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影响了西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教育不能有效服务于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文化又不能有力支持教育的发展的恶性循环。西部教育需要来自教育政策、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全方位的鼎力支持，以及观念的不断更新。教育理论刊物具有学术性、教育性、创新性、前瞻性等特性，同时具有服务、引导、培养等社会功能，在服务教育实践、繁荣教育学学术、引领教育科研，指导教学实践，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学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西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理论刊物的支持和协助，而教育理论刊物如果轻视甚至忽视了西部教育，其活力将受到限制，其内涵也将出现缺失，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也势必受到影响。因此，西部教育与教育理论刊物之间是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共生关系。
（一）关注西部教育是教育理论刊物的责任和使命
研究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服务教育决策、科研和教学是教育理论刊物基本的服务功能。教育理论刊物既肩负宣传教育政策的责任，也承担着刊发关于教育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教育管理机构制定教育政策、解决教育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的任务。发展西部教育是我国近年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宣传和西部教育有关的政策，刊发与西部教育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有关的学术论文，为国家和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管理西部教育提供翔实的参考和依据，是教育理论刊物的责任所在。与之相对应的是，西部教育要科学有序地发展，必然依托和参考教育理论刊物提供的学术成果。
另外，教育理论刊物还负载着繁荣教育学术的历史使命，教育理论刊物展现教育的学术成果、传播教育的学术思想、推动教育的学术研究、促进教育学术成果的转化，在教育的学术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引导教育学界开展对西部教育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的反思，研究西部教育的教育特点和教学规律，探索西部民族教育的教学特色、教材和教法，分析西部地区的地方经济、人口构成和地方文化对西部教育的影响，针对西部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寻求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对繁荣西部的教育学术研究，并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教育学术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并且在开展西部教育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教育理论刊物的研究内涵。
（二）西部教育研究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理论刊物
西部教育发展中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是师资力量的增强。而培育优秀教学人员和优秀科研人员是教育理论刊物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教育理论刊物这个平台，一方面，西部地区的教师可以学习到先进的教育理念、高效的教学方法，借鉴其他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训，探索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之道。并根据教学需要，不断了解最新信息、优化知识结构、更新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发展的时代步伐。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教育理论刊物了解国内外教育研究的学术动态，学习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能力，并且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展示科研成果，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达到共同切磋、取长补短的目的。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提升，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成长和培养。因此，教育理论刊物是培育西部教师成长的良师益友，是提升西部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有效平台。并且在同一进程中，教育理论刊物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也得到了相应的拓展，教育理论刊物的育人功能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挥，教育理论刊物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教育理论刊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教育理论刊物服务西部教育的路径及问题
（一）服务西部教育的路径
1.在选题策划和栏目建设方面，要重视有关西部教育的研究成果的规划和组稿，加大西部教育方面研究成果的刊发比重。
教育理论刊物作为反映教育学研究成果的载体，担负着传承教育思想、促进教育发展、影响教育观念的使命，是人们判断教育学发展方向的风向标。通过加大对西部教育的关注，针对西部教育实践的需要，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关于西部教育的选题策划和栏目建设，既可以引导更多的研究人员研究思考西部教育的相关问题，也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为推进西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对教育理论刊物自身发展而言，甚至可能形成品牌特色和学科优势，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践、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的高度统一。
2.在作者群的培育方面，加强对西部教育研究者的组织，培育研究西部教育的作者群，特别是培养来自西部教育界的作者，并形成对研究领域的全方位覆盖。
内容是教育理论刊物的核心，而作者是内容的创造者，高水平的作者是刊物生存和发展的水源木本。无论从服务于西部教育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刊物发展的角度，准确定位潜在的作者群，培育开发西部教育的高水平研究的作者群，既关乎西部教育的发展，也是提升教育理论刊物竞争力的关键。
西部教育研究的作者群的培育需要结合西部教育研究和研究者的实际，凸显西部地域特征和教育的学科特点，从科研态度、学术道德、研究能力、写作水平等方面进行培养，使作者群形成对研究领域的全方位覆盖，并形成梯队结构。通过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实现作者群的稳定和培育。
3.在教育理论刊物与编辑、专家和作者的互动形式方面，教育理论刊物编辑部可以通过组织专家、作者和编辑就某个西部教育专题举行研讨会等有效形式，为西部教育研究搭建高水平学术平台。
通过交流和互动，第一，可以达到开拓思路，加强合作、增进了解、增强感情、深化沟通的目的；第二，有助于作者群人员的稳定和作者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三，有助于稿件质量的保障和刊物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第四，就西部教育中出现的某个现象或者某个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和讨论，集中解决西部教育的具体问题，有助于西部教育中某一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和即时性解决。将服务西部教育、提升期刊质量和培养作者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三者的共赢共生。
（二）服务西部教育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
关键字：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中，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从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教师中选任法律诊所教师，甚至可以布置部分具有执业律师资质的教师专门从事诊所法律教育。其次，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的职称晋升应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这点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须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亦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晋升的评价指标。［9］再次，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也可直接聘用有经验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来填充到诊所法律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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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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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1929年《行知书信》中提到：社会的范围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点就是国家；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村；再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务社会，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这很适合对职业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信心。因为这些学生原来文化课学习成绩差，总是背上落后的包袱，老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甚至自暴自弃，所以在开学的第一天教师就可以告诉他们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未来的职业工作同样是为社会服务，很有意义，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们并不比同龄人差，只要努力学习技术将来定会取得成功。同时教师应该对他们实际情况作详细的分析，对他们的教育作好长远的规划，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明确目标，使学生有的放矢地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彼岸。例如我烹饪职高班在校期间就制定了循序渐进的计划，高一着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高二注重各项烹饪技能的提高，高三重视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这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使学生增强了自信，顺利踏上了社会，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良好的素质找到了较好的工作，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职业班学生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他们最需调整的是心态。常常听到一些教师在抱怨这批孩子真难教育，你对他们一般说服教育吧不管用，你对他们严厉训斥吧结果却换来学生的沉默寡言和强烈对抗。要知道这些学生原来由于学习成绩差或行为规范差等原因而经常成为受评的对象，所以他们的心理状态常常既压抑又敏感。对此类问题陶行知在1932年《斋夫自由谈》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训育上的第二个不幸的事体就是担任训育人员的消极作用。他们惯用种种方法去找学生错处。学生是犯过的，他们是记过的，他们和学生是两个阶级，在两个世界里活着，他们对于学生的问题困难漠不关心。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该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对此我深有感触，我班学生张某在原来的学校号称“小霸王”，刚进我校时依然我行我素，不时有欺负同学的事情发生，我对他教育了几次效果不明显。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特别喜欢足球，于是有空经常和他聊一聊球赛、球队和球星，慢慢地他对我产生了信任感，不知不觉中我把话题转向他的行为习惯上，出奇顺利地让他认识了错误。临近毕业时很多老教师感慨地说：“这些淘气的学生比刚入校时懂事多了，也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了，关键是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教师朋友般的关心和平等的对待，这在以前的学校里是无法想象的啊！”是的，这种友情方式的教育对心灵脆弱的职业学生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职业班学生不仅需要心灵的关怀，而且需要行为的感召。这些学生是未来的厨师，掌握扎实的烹饪技术是当务之急，但是他们平时是家中的宝贝，别说烧菜做饭了，就连碗也很少洗，那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呢？陶行知早在75年前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好谈到了这点，其方法论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十分重视“做”在教学中的作用，认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须做得好”；“要在做上教，做上学”。陶行知甚至把是否重视“做”作为衡量教育是否真实的标准。他明确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烹饪本身的实践性就很强，光说不练是不行的，所以与其说教不如在操作过程中启发、引导和教育他们更为有效。职业班学生不但学习能力较差而且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能力也不强，怕苦畏难的现象明显。如学生首先要练习的是站的功夫，通常一站就是半天，开始有一部分同学坚持不了了，有的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蹲在地上，作为班主任的我故意站在大家都看得见的位置，足足半天就这样和同学们一起听师傅讲课，放学后才找这些同学谈，未来做厨师可能站的时间要更长，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老师虽然不当厨师，但是愿意和你们比谁能坚持到底。没过多久情况有了改进，当个别同学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看看我，想想我说过的话，然后自己给自己鼓劲并坚持下去。刀功对亲手来说又是一道难过的关，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切伤手，鲜血直流，所以其中几个学生望而怯步，甚至想要放弃学习。我于是加入到他们一小组中去，照着师傅的要求由我先切，让他们在边上看，然后再强调一下要点，轮到他们去切，偶而我也会切到手，简单处理过后继续操刀操，而且提醒同学要注意刚才老师为什么会切到手，从中吸取教训结果每人都克服了原来害怕的心理，即使有时切到手了，也不会象以前那样惊惶失措了。于是这批孩子在实践中接受了教育，教师同样在实践中达到了目的。经过师生三年的共同努力，全体学生均通过烹饪三级考试，其中60%的学生还获得了烹饪二级证书，具备了一技之长，能为社会服务和发挥自身的价值了。
按照有的学者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或“节点”：一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所有的学科都是以一种混沌不分的形态包含在哲学范畴之内；二是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始，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别开始逐步从哲学概念中分离出来；三是自20世纪上半叶始，各种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已经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并在大学中得以最终确立；四是自20世纪后半叶始，为了能够解决各种更加复杂的问题，学科发展又再次表现出某种新的融合发展趋势，即许多在历史上产生的一些传统学科之间又被不断地打破界限，其中一些新型的交叉学科和跨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开始大量出现，并且也日益在大学中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地位。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它的发展是大致从所谓的“合”到不断的“分”，现在又正在走向新一轮的“合”。当然，这其中的两个“合”的含义应当明显不同，前者是一种混沌不分的“合”，后者是指在承认学科分界的基础上又能够不断打破学科边界的学科融合意义上的“合”。后一种意义上的学科融合应当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当然也是科学创新和学术创新的重要路径和重大方式。同时，在这种学科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能够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目标导向，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应该承认，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日益出现的这种高度交叉、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具有更多的需要与更高的要求，而且是因为越来越明显的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科技发展大潮下的必然产物。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学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应当不仅仅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而且是党中央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需要；也不仅仅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而且是服务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最终教育目标的需要。
然而，在学科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这一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型学科的生成也应当是多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和产物。其中，应当主要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不同独立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等融合发展，进而诞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的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注重整体性，即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精神实质与理论体系，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及时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学科。故此，我国已有学者发出了“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协同创新”的呼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要注重学科上的集群作用，就是要能够善于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学科本身局部性和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要克服单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试图解决整体性社会问题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要探索与实现多种不同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和路径，就是要推动不同学科的实质性整合和融合。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同这一学科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及中共党史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显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需要涉猎广泛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内容，它需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与大量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紧密有机地联系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一门具有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特性的科学，其本身需要具有广度、深度和水平都比较高的知识内容，即它本身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密不可分和互相渗透的。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生成和进步必须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紧紧跟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并不断从中汲取新信息新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自然也应该不断增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即需要通过深入掌握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人文社会科学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仅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有效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进步。此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也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知识基础。因此，在学科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主体应当既需要专任思政课教师努力扩大知识面，也需要其他学科的专业教师或有其他学科知识背景的教职工兼任与参与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之中来。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应当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内容，也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内容；既需要相关理论知识，也需要相关实践知识。这些也都是“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
二、特殊背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双重功能的诉求
毋庸置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双重功能：既有意识形态功能也有非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谓意识形态功能是指它的政治性、阶级，即它一定是明确地为实现某个特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其根本作用就是在于能够维护一个社会特定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则是指它的非阶级性、全民性、普遍，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为所有类型的社会和特定社会中所有的人服务，其根本作用实质上就是有效地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进化。同样，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在于代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性质和主要方向，并处于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其非意识形态功能则在教育教学中处于某种从属地位，即它不能超越或背离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必须能够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需要。当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双重功能最终表现为服务于“全人”教育的根本目标，服务于“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即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它既有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方面的功能，也有学术性、知识性、社会性、人文性方面的功能，并努力将前者融于后者之中，并以后者的呈现作为促进与确保前者的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根本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思想，就是能够正确引导和切实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高尚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就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树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引导与帮助大学生掌握社会规律和人生规律，预测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满足大学生求真求发展的需要；就是通过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大学生从各种思想困惑中解放出来，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接近真理和认识真理，转变错误和改正错误，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打开视野，实现丰富知识和增长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目标，从而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需要与生存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充分体现在目前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具体内容与目标之中。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非意识形态功能也需要体现在各门课程中的具体内容与目标中，体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也需要培养大学生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质与社会交往素质等内在目标要求。显然，这些内容与目标显然是不能仅仅依靠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所提供的知识来实现，还必然需要联系更加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乃至自然科学知识。我们认为，只有在“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至自然科学知识融合起来，才能把人类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与科学知识辩证地联系起来，把人的精神世界生活升华与健全人格的塑造真正地统一起来，把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只有在“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能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培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正地助推大学生敢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真正地激励大学生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懈奋斗和不惜牺牲；也才能切实培养大学生既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具有解放思想的头脑，既具有踏踏实实的作风也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和创造精神等等。这些目标内容在实质上也是培养大学生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追求“求真、求善、求美”的统一。在这里，“求真”理应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责任和共同目标，因为，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弘扬“求真”，“求真”就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就是不欺骗任何人。“求真”离不开人文精神，因为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和科学成果运用等诸多环节都需要一定的人文精神，即需要以人为本，需要尊重人、理解人，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人文环境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一种求真的人文精神。当然，人文精神还体现为“求善”的精神，即它反映了世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它指导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沿着合人道、合理想的目标发展。通过“求真”与“求善”的有机结合，人类又才能达到“求美”的境界。显然，实现这些目标仅仅依靠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也是难以胜任的，还必须依靠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支持与支撑。显然，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以及不同阶段或环节来看，如果出现上述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分裂、相互离散甚至相互排斥、相互对抗，那么就可能无法高效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双重功能与最终目标。
三、直接背景：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困境现状
近些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高校都比较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其效果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现状还存在着困境，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和被动学习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以及不同阶段的教育教学环节之间缺乏合作、整合与衔接也显然存在着诸多关联。
1．教育教学机构之间的脱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般主要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与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门。前者一般主要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任务，比较偏重于理论教育和知识教学，主要受专门思想政治教学机构和学校教务部门管理；后者主要担当大学生的各种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比较侧重于行为教育，主要由学生处、团委等机构管理。由于这些部门在行政上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如果在学校层面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途径或有力的协调机制，就很难互通学生实际情况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也必然很难通过相互交流来形成最大化和最优化的教育合力。事实上，在一些高校，有时不同的领导机构之间、教学组织管理机构之间还存在着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甚至具体实施教学的教学单位之间也会存在着互相转嫁困难问题的现象。比如，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施大多依托课程组建教研单位，而这些课程之间的内容存在着诸多相互重叠或相互交叉的部分，这就很容易导致具体教学单位和具体教学人员可能出于或是缺乏沟通，或是为了个人便利最大化之目的，也会在不同课程之间经常“转嫁”一些困难问题，即把不太好讲清的课程内容“遗留”给其他课程或者“预留”给研究生阶段。在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组织实施方面、在课程网站的设计以及维护使用过程中，各门课程、各个教研组以及各个任课教师往往也会倾向于“各自为政”。
2．教育教学人员之间的分离。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往往具有教学经验方面的优势，而学校的党务人员、团委人员、辅导员等学生工作者往往有了解学生情况多的优势，但前者难以深入了解学生，后者又往往不能直接参与教学，双方优势不经过整合就难以形成互补。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与其他专业教师或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之间也存在着分离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的知识面和知识深度是有限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求的知识广度与深度肯定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很难胜任解答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其他专业背景或承担其他课程的教师往往不会主动积极介入。甚至还存在个别的专业教师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存在着轻视与非难问题，比如，有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苦口婆心教育的结果，会在其他专业教师或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一句不屑的话语或轻慢的表态中被击得粉碎。
3．教育教学平台之间的断裂。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基本上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和学校团委、校系有关学生工作部门分头进行，经常出现活动内容重复和浪费资源问题。有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主要依赖学校团委或有关的学生工作机构来组织，但这些机构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安排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的实践活动，他们一般都还要负责组织其他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因而也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践教育教学资源之间的分离使用，还会造成类似浪费资源问题。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的实践教育教学与校园文化实践教育教学、传统的校外社会实践教育教学与网络实践教育教学、学校开展的实践教育教学与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各界提供的实践教育教学之间也存在着诸多衔接不足甚至相互排斥的问题。如网络传播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发展、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表达的特殊性以及网络信息的多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传统的实践教育教学难以代替的，它们不仅在效率和功能上存在着明显不同，而且在传播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上也必然会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产生种种的挑战。
4．教育教学内容之间的重复。目前，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中，不同课程之间、中小学的政治理论课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高校不同学历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社会平台提供的有关思想政治学习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等不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都存在着内容上的一定重复甚至是明显的矛盾。虽然，原则上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逐步深化，要求中学时期重在明理知事，大学时期重在求是求道，然而，这种所谓“步步高、步步深”的诉求，如果缺乏教学内容有机整合和教学课程之间的充分沟通和协调，教育教学也就往往沦落为“似曾相识的简单重复”，变为使学生没有新鲜感的“炒冷饭”。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高速发展，但是由于不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所诱发的环境问题却始终在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环境教育来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中学阶段是一个人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最重要时期，中学教育是学生教育中最重要的阶段，因此一定要抓好中学阶段的环境教育．另外，环境科学具有多学科的特点，现存课程内不少学科内容直接与环境教育有关，所以宜采用渗透模式把学科内容与环境教育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前中学正在开展研究性学习，一些学科的教师结合自身学科的特点渗透环境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物理学科，一方面它是以探索和实验为基础，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和环境紧密相连，可以很好地实现中学环境教育的目标，即：使学生正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对待环境的态度，并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改善环境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的渗透、怎样选择渗透内容，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初步探索．
二、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的一般形式
1、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来渗透环境教育
作为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其第一步就是创设情境，提出课题．这样，教师就可以在情境创设的过程中渗透环境教育，从而实现环境教育的目的．比如：在讲授能源及能源的开发利用时，为了创设情境，提出的问题可以包含以下几个具有环境教育意义的问题．
（1）目前的能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2）节能有何重要意义？
（3）可以开发的新能源有哪些？它们有何优点？
围绕这些问题，让学生搜集信息，翻阅资料，在教师在指导下讨论总结，使学生形成节能意识，对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有清醒认识等等．
物理课堂上渗透环境教育的形式、手段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讨论法、个案分析法、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等．
2、在课后以课题研究的方式来渗透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利用课题研究来渗透环境教育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教育也是多方位的．可以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观察、思考、亲自去检测、调查了解，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形成强烈的环境意识，培养亲自动手动脑解决环境问题的自觉性和实际能力．
我们认为，研究课题的选择可以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可以联系当地实际情况来选择．比如，学校周边的环境不是很安静，可以让学生进行噪声污染及其控制方面的题目；第二，可以联系日常生活来选题．比如，可以以“无氟冰箱好在什么地方”为题进行课题研究．这个题目涉及到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我们要保护臭氧层这个环保知识；第三，可以结合时事与历史来选题．比如，在讲到放射性污染的时候，可以结合当今国际上发生的核泄露事件、核废料处理纠纷以及历史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来选题．
3、在对学生的教育评价中渗透环境教育内容
为了真正将环境教育落到实处，在现行状况下，很有必要对学生的评价中加入部分与环境相关的内容，如在考试中加入相关的试题．以今年的高考为例，江苏文理大综合卷（满分300，含盖政、史、地、理、化、生），物理试题中出现和环境有关的题目有三处，共计约15分左右，占总分的5％，且都和能源有关．上海理科综合卷物理试题出现了讨论节水灌溉的方式，物理单科卷则是讨论电磁辐射强度的环保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真正深入做到师生对环境教育的重视，不流于形式，不做表面文章，从而实现环境教育的目标．
三、环境教育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渗透点及其内容分析
对比现行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华东版初中物理教材，我们总结了与中学物理教学相关的拓展环境课题：
功和能
（1）现有能源对环境的影响
（2）寻找新能源
机械振动和机械波
（1）噪音问题
（2）新型黑板擦的设计
分子动理论
（1）城市中的热污染
（2）城市家庭空调使用的有关研究
电磁学
（1）静电问题
（2）干电池的回收和处理
（3）生活中的电磁污染
光学
（1）太阳能的利用和发展
（2）太阳能热水器
（3）光污染
原子和原子核
（1）核能──利益与风险
（2）核裂变的应用及对核聚变的展望
（3）放射性生存物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在相应的章节，教师可以自主地加入相应的有关环境教育相关的内容．
1．1护理教育模式
芬兰具有统一的护理培训模式与教育质量，教授或讲师必须同时具备注册护士的资质。教师经常深入教学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掌握前沿临床信息与患者需求。此外，课堂讲授与临床实践相联系，学校均设立临床实训中心，负责实训的专业教师利用模拟人以情景模拟训练的形式让学生掌握各种临床症状的应急处理。学生在接受理论教学后，即进入实训中心或教学医院开展实践操作，强化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巩固学生知识和技能。学生的学习形式多样化，以自主学习为主要方式，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协作学习，注重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创新精神的培养［2］。教师作为指导者与帮助者更多是鼓励学生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课堂教学内容通过网络开放为学生解疑答惑，学生则通过自学获得知识技能并修满学分。自主学习过程中设置监督措施，芬兰政府对护理教育投入高额资金，每年由卫生部门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审核，若学生行为不符合标准，政府将收回投入的资金，学生则无法毕业，有效促进了学习的主动性与自律性。
1．2专科培训与学历教育
芬兰实现了在护理院校教育阶段完成专科化培训。护理本科设置学时为三年半，在学习的过程中若对某项专科护理感兴趣，则可在第四年利用1年时间专修成为某项领域的专科护士，如助产士、影像学护士、骨科护士等。这种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专业的培训模式体现了人文教育，有利于学生获取志趣所在的工作，也有助于稳定护士群体，减少人才流失。目前芬兰的男护士约占护士比例7．8%，多分布在医院的骨科、急诊、重症监护室、技能科室等。适合男护士的医疗单位较多，私人诊所、公立医院、手术机构、精神病医院、教学机构以及各种人道组织等都需要男护士，整个社会也认同男护士这项职业，增强了职业价值感。护士的晋升以学历和临床工作经历为基础进行评定，注重能力与综合素质，无职称高低的区别。在职护士深造便捷，自由度与灵活性较高，有从事护理管理或科研教学志向的护士均可通过成人继续教育获取更高学历，以自身努力转变职业方向、提升层次。因此，护理教育不仅培养注册护士，而且培养有学术背景和管理才能的专业护士。
1．4注重素质培养
作为整个社区服务团队中的一员，芬兰的护士不只隶属于医院，还需深入社区、家庭，向民众提供卫生保健知识、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宣传关于环境持续保护利用、卫生健康意识行为等知识，这些工作范畴决定了护士需具备综合素质。护理学院尤其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考核学生能力主要包括知识技能、沟通交流能力和服务态度。评价学生的能力首先侧重于是否具有评判性思维能力、是否能根据知识和技能对各种状况作出判断并采取决策。芬兰没有组织机构对医护人员错误行为进行惩戒，医护人员的自身行为被医学伦理道德所约束，体验患者的痛苦、平等对待患者、有勇气和能力为自身行为负责是每个护士学习过程中必体会的内容。
2对国内护理教育的启示
2．1加强资质审核，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国内护理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充实护理人力、提高护理人才质量的同时出现了很多不具备承办卫生类教育资质的职业院校、技校等。即便是具备办学资质的教学单位，因招生规模大，导致生源质量无法保证，尤其是中专类学校，又因教学质量得不到提高，学生能力差，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导致毕业学生成为护理员或助理护士［4］。高等教育研究生数量急剧增加，培养质量参次不齐。另外，教育规模扩大，但各层次教育目标不清，培养模式单一［5］。因此，国内在护士培养上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应根据分层培养目标让护理教育更贴近临床或科研，使技术院校培养的学生走出学校就能贴近患者、服务患者，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来减少传统的新护士带教时段。层次更高的护理研究生能在科研、教学等领域发挥特长，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2．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联系临床
将传统的课堂讲授式转变为启发引导式，追求教与学的合作化［6］。教师在课堂开发与实施过程中不应成为学生行为的主宰者、控制者，而应转变为学生的学习伙伴、学生行为的引导者。国内护理教育应更多鼓励学生探索具有教育价值的知识领域，进行自主的活动。目前就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来讲，在师资方面大多有2个来源，一是各护理学院教授或副教授，二是各教学医院的主任或副主任护师，前者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临床经验偏少，后者临床经验丰富，但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师资队伍整体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完整［7］。因此，护理教师应保持与医疗临床部门的沟通协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以了解学科新进展，获得更多临床实践经验，使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同步，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护理教学者的教学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在教学模式中，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人机交互，让学生感知多样化，体验到作为主角存在于模拟环境中的真实感，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激发学习兴趣。
2．3注重专科人才培养，体现护士职业价值
目前国内医院的工作范畴以医疗处于主导地位，使同样接受高等教育的护理人员产生心理落差和自卑感，尤其使很大一部分男护士认为护理工作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没有发展前途［8］。有研究表明，得到患者认可对男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很重要［9］。与女护士相比，男护士在生理、心理方面占有优势，如体力、耐力、应变能力、操作能力等，遇到突况的时候，男护士更冷静，处理事情更果断。同时，涉及男私的患者更乐意接受男护士。因此，国内护理高等教育应注重对专科护士的培养，根据学生不同兴趣爱好与能力特点发展专科培养，在合理引导护理本科生发展兴趣所在专业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体现职业价值，进而减少男护士流失、稳定男护士群体，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男性从事护理工作。
3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