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194-02
瑞士经济学家肯德讲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19世纪是工业世纪，20世纪则作为管理世纪载人史册”。当20世纪悄然逝去，管理哲学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有学者甚至断言：管理哲学的崛起，把管理从“科学”引向了“哲学”。尽管这一论断还有待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管理哲学在今日的兴盛，绝非人为操作的学术泡沫，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
一、哲学与管理学融合的必然性
从现代管理思想的历史来看，管理学的研究就一直处于一种发散式的发展状态：人们对管理的职能、原理、方法甚至管理的定义缺乏统一的解释。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上，现代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仍显得杂乱无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学者孔茨对“现代管理学丛林”先后进行的两次综合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坚实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这种哲学基础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作为一种世界观，它首先构成了知识的基础，并为各门具体科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毕竟，管理学虽然主要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它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属于超越经验的哲学研究对象。因此，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二、管理学是科学性、艺术性和哲学性的统一
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虽然充满了意见纷争，但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即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当然，这种交叉不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简单叠加，也并非简单地将哲学推演到管理学之中的结果，因为哲学本来就是管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当今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哲学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深深渗透在一切具体科学之中，它们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结的知识总体。而在这一知识总体中，哲学处于深层地位，它所关注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如各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前提假设、基本原则、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等。对于管理研究而言，它既可以是一门科学，又可以是一门哲学，而二者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就会形成所谓的管理艺术。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应该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
三、哲学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构建
纵观管理科学发展史，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中国式管理该何去何从？是实现管理的跨越，还是跟随西方的发展，还是创造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管理模式。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应该是“创新、文化、可持续”三者的统一，其中，创新是驱动、文化是内核、可持续是目的。
（一）创新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的驱动力
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由于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管理模式，常常造成两方面的不好影响：一是由于西方管理多重管理技艺而不重管理哲学，把管理简单化、定量化、制度化、忽略了人的内在因素；二是由于我国在建立管理学学科的初期，其内容大多是照搬西方而来，因为其构建都是属于西方管理学的内容，案例上也更多引用西方的案例，对中国的管理学思想忽略非常严重，一旦单纯的将这些西方知识用于东方社会的管理实践，就会出现不小的问题。
因此，走“综合创新”的管理科学之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模式，在丰富的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努力找寻东西方文化和中国现代管理的结合点，是新形势下的必然选。创新是管理过程和一切经营活动的最根本驱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口，循规蹈矩的习惯和势力就不能够被打破。
1.创新的动力来源。创新的压力有多方面，有来自竞争对手、有来自顾客的需求、有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有来自企业自发的需求，任何被动的创新，都不足以引领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发展，只有来自企业自身的、自发的需求，才能够真正的推动创新，向前发展才能够真正的产生巨大的乘法和示范效应。
2.创新的内容。创新的内容包括企业管理观念创新、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创新、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企业形象管理创新，
3.创新的流程。创新的内容可以包括很多方面，但是从流程上就可以归纳为三个流程：思想上产生冲突、制度是实现突破、方法上产生替代，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创新的流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无到有，从认识到认知，从认知到创新的过程，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企业原有管理模式的不满或企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使认识上与原有管理理论思想的冲突；第二阶段是因为认识到企业现有管理手段、方法的落后，而对新的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主动去认知，有借鉴和学习的意愿；第三阶段是创新过程的实施阶段，这个阶段是将企业之中不满的因素、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成功的创新案例组合到一起，加以总结、提炼、加工，在重复、渐进的不断尝试中寻求一个最佳创新方案；第四阶段是创新后的管理体系要得到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一致认可，包括对创新内容的适应过程；创新过程中消极因素的规避问题；创新收益的评价等各方面有利，不利因素的综合分析、认可过程。
管理创新的最初阶段首先要得到组织内部的一致认可，这是管理创新得以执行的基本前提，创新的管理需要拥护者，并且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成果来证明创新的有效性。即使有些创新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有理论认证的创新也能增加创新者和支持者的信心。
（二）文化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内核
从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管理决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因为任何管理都不仅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展开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由此，任何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与管理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并以这一目标的实现状况作为标准来评判、矫正、重建管理组织、管理方式与管理行为。毋庸置疑，就管理科学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管理科学正在经历着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化，对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的认识和分析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发展中人才的要素影响，重视组织精神和组织价值理念的培育，把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更成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后期企业文化理论被引进中国，我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开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对企业文化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尽管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企业文化理论认识加深，企业文化的研究也从定性研究到重视定量研究，从多个角度建立了企业文化及其测评的模型，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国的企业文化基础理论和企业文化建设模型几乎都是舶来品，还没形成适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企业文化理论及基础模型。企业文化建设与国外先进企业文化先比也有很大差距，除了少数企业文化己经到了深化提高阶段外，大多数企业文化仍处于基本形成和探索时期，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1.经营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要认识不足；2.企业文化功利性太强；3.将企业文化建设看作是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娱活动等；4.企业文化建设模仿性严重，缺乏企业个性与创新；5.企业文化与经营实际言行不一。究其原因，我国企业文化建设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1.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的经济职能也有待转变，使得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支撑，对企业文化建设水平形成制约；2.经营者对企业文化内涵认识不够透彻。部分企业经营者都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将企业文化片面的当做是思想政治建设、文娱活动或是制度建设；3.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人情关系等思想在企业中盛行，使得企业规章制度的力量得不到发挥，制约着企业文化的发展；4.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不够，缺乏对企业经营的正确认识。我国大部分经营者都是在被生活逼迫无路可走之下选择经商的，经营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企业仅是他们获取财富的工具，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就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缺乏对企业经营本质和目的的正确认识。企业经营获取利润是没有错的，但是企业经营获利的本质、目的、正确手段应该是什么？我国大部分经营者都没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正确的思考。在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的企业文化建设要么体现出极强的功利性，要么就是空谈美好的文化理念而无法将其付诸于实践。甚至有少部分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只要搞好产品、制定好制度及目标、计划等能获取利润就可以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没太大关联，企业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顺应潮流，给企业穿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虽然是有多个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与国外成熟、优秀的管理哲学在企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相比较，我国企业经营者管理哲学在企业文化中的作用不明显。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缺乏正确的、优秀的管理哲学以及将正确的管理哲学转化为企业文化的能力，对企业文化及企业经营的本质、目的、理念、方法等认识不够全面、透彻，提炼不出既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又能符合企业实际，推动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能很好的处理好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得不到企业内部成员和社会公众的共同认同，导致企业文化建设出现各种问题，最终使得企业文化建设无法对企业经营实际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严重的制约了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
现代企业处于复杂、变换的环境中经营，需要处理好企业内外各种关系，而且从现代企业经营环境来看，知识的作用越加明显，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定是注重社会责任、创新和诚信的企业文化。没有优秀的管理哲学为指导，是不可能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的，我国企业经营者优秀管理哲学的缺失将成为制约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从管理哲学这一视角来研究企业文化，并对通过稻盛和夫优秀的管理哲学及其在企业文化中作用的案列研究，分析我国企业文化问题的原因，探讨培育我国企业经营者优秀管理哲学，有效建设我国企业文化的途径。
（三）可持续实施目的
管理模式的建立要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不能脱离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又必须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相结合，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尽可能多地吸收先进的、代表前沿动向的管理理念、手段与方法。在理念上应当保持以代表时展和民族文化核心为基础，在手段与方法上应当吸取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比如创新理念、知识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理念、管理终极目标理念、组织学习及社会学习理念、组织结构倒置理念、跨文化管理理念、虚拟企业、动态联盟、企业再造等一系列理论和理念。贯通运用能大大提高管理操作模式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使其具有较长的寿命周期，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日本的管理哲学模式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管理哲学模式。日本管理哲学就是如此。日本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贫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须与别人合作，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与大自然抗争，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忠于团体、维护团体名誉、重视团体和谐的团队精神。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日本人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正是这种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管理哲学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家族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职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象“家长”一样爱护职工，职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体戚与共。
2．“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企业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之类的东西)，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日本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职工的情况，亲自参加职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职工参加，职工家属也参加。
3．“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哲学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提出“论语与算盘”并行不悖的“儒教资本主义”。他主张应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去获取利润。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被许多企业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中。
正是因为日本管理哲学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种以造就员工“忠诚”“顺从”意识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使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灵之中，因此，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学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盘接受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明治维新，日本又引进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东西方两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人称之为“懦教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它善于吸取东方文化遗产，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文明成果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善于高度融合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1．日本管理哲学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学是建立在凝聚着无数思想家认识成果及道德观念的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学之“源”。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处在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之下。当时倡导“和魂汉才”，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佛教、道教、懦教几乎同时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积极倡导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国政体的设想，颁布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这种“和”的意识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体现在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和协、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上。而这种“和”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学说。中国儒学重“和”，这种“和”反映在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强调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式儒学既吸取了“和谐”的精华，又强调开拓进取，强调团结和谐的共同进取。中国懦学强调“仁”，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学则强调“忠”，以“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忠”在日本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滤掉了“仁、义、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视为百姓绝对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日本式儒学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学之核心“忠”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在企业中，一个人一旦被公司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关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作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这种独特的文化动因，使其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踏上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幕藩统治时期，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强行要求通商，从此西方文化渐渐传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魂汉才”文化类型转向引进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类型，倡导“脱亚入欧”，吸取欧洲文明精华。
这一时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现在从各种制度上尽取西方之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首先派专人去收集西方各国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区别优劣，确定具体领域的引进对象。如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日本引进西欧的股份公司制度，并进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进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国；电报通信和铁路技术学习英国；大学以美国为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样板；日本帝国海军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则受拿破仑帝国陆军影响较大。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博采各国之长。虽然以引进英国的先进管理制度为主，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如德国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思想和富国强既念，法国的立法制度，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认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尽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加快自身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战败的事实，大力引进美国的科技成果，使之摆脱战争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复苏和腾飞。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进了美国的企业常务会制度；六十年代引进了美国的事业部制以及经营决策制度。继而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两方面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方法，包括：统计式质量论，人事劳动管理和作业管理，动作研究和工程分析、价值分析、管理图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美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的技术和处理技术。在引进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同时，日本注意将“引进”与日本国情相结合，注意消化能力与“配套”相结合，从而使引进的管理技术、制度和方法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时期，正如日本管理学家高宫晋在《现代经营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日本企业在战后获得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传统和因袭的枷锁，大胆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将它与传统的习惯相结合”。
3．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式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在“软件”的经营管理层面，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运用，因而谈经营管理则有“儒道”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精通《论语》，曾有人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如著名丰田汽车公司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学说指导商务活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具水准，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导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甚巨。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掀起了效仿美国管理的热潮，但在企业的管理软件上，还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学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学与美国管理哲学有很大区别，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国管理科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企业哲学上，美国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硬性三S”，而且重视“软性四S”，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注意提炼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使西方的唯理主义与东方的灵性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领导哲学上，美国人重视个人领导，日本人则强调合作领导。日本的管理者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日本的管理者是“无情的情人”，既注重无情的“硬件”，又注重有情的“软件”，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而美国管理者则强调计划、目标、任务、指令、规章、纪律对人的严酷无情，动辄解雇工人，美国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日本企业则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企业的重大决策，由生产、销售等部门的第一线职工提出建议，然后上级领导进行集中，体现员工共同参与管理的原则。
第三，在组织哲学上。美国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而日本组织中即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会与该组织融为一体；美国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石，要么是“经济人” (古典管理理论以“经济人”为哲学基础)，要么是“社会人”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以“社会人”为哲学基础)、“能动人”(管理中的Y理论是以“能动人”为哲学基础的)、“复杂人”(管理中的Z理论是以“复杂人”为哲学基础的)，就是不讲“组织人”，而日本的管理理论不仅讲人的经济性、社会性、能动性、复杂性，还讲人的组织性；美国人强调自我、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日本人则强调“和”，认为“和为贵”。“和”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管理概念，它是互助、合作、和谐、团体和团队精神，管理者重视这种团体的和谐和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互信赖关系。正象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所说：“互相信任的同仁共同于事业，无疑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总之，日本管理哲学是东西方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产物，它已融入日本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三、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纷纷掀起兼并、重组的热潮，大量经营不佳的企业倒闭破产。日本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与其对企业忠诚、顺从，不如培养自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因此，原来靠员工的一致性和“忠诚”心发展起来的家族式企业逐步走入困境，人员流动频繁，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曾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是：
1．背景。从国际上看，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各国企业纷纷掀起并购、重组的热潮；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许多亚洲公司纷纷取消或推迟订货，严重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大工业集团的经营，致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关闭工厂、大量解雇员工。如飞利浦公司于1998年11月2日宣布将其1／3的工厂关闭。这样，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企业裁员是世纪之交的一大热点。
从日本国内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曾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坏帐的沉重包袱，变得寸步难行。随着作为融资担保的土地贬值，呆坏帐问题严重到用“小打小闹”的对策根本无法解决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破产的悲剧，日本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大量裁减员工，以减轻企业压力，提高竞争力。据1999年3月1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9年3月日本索尼公司宣布将解雇1．7万名员工，这是日本企业第二轮大规模裁员举动。以前，即使经济萧条、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日本企业也不会裁减过剩人员，因为企业相信经济状况会很快好转。那时只是采取“出向制度”，让一部分多余人员暂时“出向”到子公司或同一集团系列内的企业，以减轻工资负担，防止企业业绩进一步恶化。一旦经济恢复景气，“出向”的员工仍可回到原来的公司。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出向”逐渐变成了实质上的失业者。企业内失业者的大量增加，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彻底崩溃。
2．原因。
①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以美国为中心的外资企业打入日本，使欧美企业的经营方式逐渐渗透到日本国内，使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现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在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甚至比美国和英国年轻人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最近日本二家机构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1000名年龄在 13岁到24岁的年轻人进行调查，29％的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仅为7％，英国人为10％。另外，90％的美国人和88％的英国人认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仅有59％。这些数据表明，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老一代日本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显得陈旧和不符合现实，西方价值观正逐渐占据主流支配地位。
②企业经营思维体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企业面临着全面进行改革的任务。许多学者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赶超欧美”型的模仿式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封闭的日本社会必须走向开放。这就要求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还要进行企业经营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而要进行企业改造，就需要有新型的劳动力，即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型的企业人才。因此，提倡能力主义、奖勤罚懒，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法宝。企业纷纷买行按员工的能力发放报酬的工资制度，打破了以前论资排辈型的工资体制。1997年4月武田药品工业公司，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总额中相当于工作成果报酬的“职务工资”比重，实际上导入了按能力取酬的工资制度。松下电器公司为了更多地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特殊人才，从1998年4月起，对新职员实施了“全额工资支付型员工制度”，即新职员只要提出申请就可将退职金加到工资中提前发放。同时，该公司为了体现注重工作成果和个人能力的原则，从1999年4月起，对约11000个课长以上的管理职位实行完全年薪制。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被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随工龄、资历的提高而上升的企业工资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按能力取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二十年后可以稳拿的退休金以及企业所拥有的福利设施的利用方法等也正面临着彻底改革。现在日本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经普遍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对一般管理人员的工资也导入了年薪制。最近甚至在企业的普遍员工间也开始推广年薪制。
③日本式经营逐渐暴露出弊端。号称日本式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这种经营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企业间人才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企业要生存更需要有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才。而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不仅限制了人才合理流动，而且不利于企业员工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这样，如果企业不进行经营方式和管理哲学的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正如松下电器公司人事部经理原田所说：“象松下公司这样一些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性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培养员工的个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与众不同的出色人才加入松下公司”。
④政府的“新就业政策”。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习惯了终身雇用制的人们很难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转职，因此，造成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企业积累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大而全的企业所拥有的大批人才不能转移到今后可望发展的产业，致使整个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为了更快地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政府实行了“新就业政策”。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对学习新技术、希望转职的职工和支持职工转职的企业，提供优厚的失业保障和补贴。
新就业政策包括：为职工掌握新技术等增加机会的“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援助与就业流动化相配合的企业“人才流动化计划”；制定旨在实施“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和“人才流动化计划”的“企业改革援助法”。根据上述计划和政策，不仅维持企业内的就业，对企业支援职工再就业也进行补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重新寻找工作，以利于人尽其才。其颁布实施表明终身雇用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实行彻底的改革，促进人员流动，企业才有出路。
综上所述，日本式经营管理正在走向崩溃，以“忠”为核心的东方儒学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祟尚个性的西方价值观念所代替，东西方管理哲学与理念在日本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如何面对世纪之交这一冲突和挑战，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是致力于日本研究者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只有用和合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实现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融合，从而达到社会全体的和谐、协调即和合，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日本式管理哲学新模式。
四、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1． 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原理的倡导
世纪之交，以中华儒学为基础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日本管理哲学应该如何回应，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思维来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实际上足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日本面临的又一次交锋。
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近代文明冲突可以看出，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应寻找两种文化的衔接点，创造性地扬弃东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实行两种文化的“融入”，这是解决日本近代文化冲突的道路。涩泽荣一改造儒家思想，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思想，就成功地推动了日本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说明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应采取冲突融合之路。
日本又一次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挑战，这种互相异质的文化发生碰撞，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不仅仅在日本，整个人类社会在21世纪都将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应是和合原理，即走冲突融合之路。而和合原理以及和合人文精神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2．21世纪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它是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它能极大地提高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度。其实质是现代化和一体化，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更广阔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扩张开辟道路。
论文关键词：营销文化，营销哲学，营销理念，营销形象
目前营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销文化的概念研究，建设研究。但是对营销文化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营销文化与文化营销的界定不清，使应用和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困难。
1.企业营销文化的多元化界定
对于企业营销文化的概念界定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
Webster认为:营销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体员工共同享有企业统一的价值观、理念的一种模式，而这些统一的价值观、理念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并“感受”企业的营销活动，进而为他们在企业内的行为提供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它还指把整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组织营销活动的重要性，也指企业组织、开展营销活动时采用的一种特定的方式和方法。Webste在1995年又对他之前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营销文化是指在企业中为员工提供了统一的行为规范的那些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和行动指南: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行使营销功能的重要性；也指企业营销活动的组织、执行的方法和模式。
刘光明认为营销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营销文化是企业在执行一系列营销策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高起点、智力型的竞争手段，服务并服从于企业的价值目标，渗透于营销过程的各个环节。他在书中写道，从形式上看，营销文化运用牌匾、橱窗设计等广告艺术手段来促进商品销售，其实只体现了商业文化对消费者心理需求、审美趣味、精神气质的探寻，因此营销哲学，营销与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罗争玉认为：企业营销文化是贯穿于企业整个营销活动过程中的一系列文化理念、指导思想以及与营销理念相适应的规范制度等的总称。它是企业处理人和事、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营销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总和。企业营销文化是从文化的深层次上研究在营销活动中如何利用文化对经济起更好的推动作用,从文化的高度确定市场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发挥文化在企业营销过程中的软资源作用。
刘毅在认为：营销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对营销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或组织的行为有影响的营销哲学、营销理念和营销形象。
雷畅云、王克修认为:企业营销文化是贯穿于企业整个营销活动过程中的一系列文化理念、指导思想以及与营销理念相适应的规范制度等的总称。它是企业处理人和事、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营销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总和。企业营销文化是从文化的深层次上研究在营销活动中如何利用文化对经济起更好的推动作用，从文化的高度确定市场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发挥文化在企业营销过程中的软资源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企业营销文化内涵的界定，学术界存在一些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侧重于对营销文化精神层面的研究，即强调营销理念、营销价值观对企业营销管理模式、具体营销行为的指导作用；而另一派则侧重于对营销活动中物质层面的研究，即强调营销活动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营销文化等同于文化营销期刊网。
2.企业营销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从以上企业营销文化的概念来看，不同的界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承认企业营销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企业营销文化是贯穿于营销过程中的指导思想，营销哲学及与营销理念相适应的规范，制度等。营销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蕴含着企业的营销哲学，营销理念，价值观，审美和道德观，它决定着企业的营销行为规范和企业的营销制度。企业营销文化是由营销哲学，营销理念和营销形象构成的整体系统。（图1）
图1
2.1. 营销哲学——深层营销文化
营销哲学研究的是一般的世界观、认识和方法论问题，它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中管理哲学的分支。作为人们研究营销问题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营销哲学，其基本任务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角度概括现代营销的本质和内在机制。任何企业的营销管理都是在特定的指导思想和观念下进行的。确立正确的营销哲学，对企业经营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营销哲学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企业必须在全面分析市场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确定自己的原则和基本取向，并用于知道营销实践，才能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保证企业的成功，因此营销哲学史营销文化最深层的文化。
2.2. 营销理念——中层营销文化
营销理念是人们在营销活动中的指导思想，它是营销人员从事市场活动的指南，是人们对营销活动的根本看法营销哲学，是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出发点。营销理念的形成与周围的环境有关，并随着营销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有什么样的环境就应有与之相适应的营销理念，那么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高精尖化、社会信息化趋势的营销理念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1)．企业应该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
以顾客为中心，不是企业围着顾客转，而是应该研究顾客的需求、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在营销实践中，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就是要做到使顾客满意，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只有了解了顾客的真正需求，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企业应从点滴做起，使顾客从最初的潜在顾客成为企业的忠诚顾客，终身顾客。研究表明，企业只有从满足顾客的需求、使顾客满意中才能获得长期的利润。总而言之，企业必须牢固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才能使自身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创新的营销理念是企业一直追求的目标
营销实际上就是吸引新顾客和留住老顾客的过程。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们或多或少的有点喜新厌旧情结。因此，企业要想留住老顾客，就必须坚持营销创新，必须用新的理念指导营销工作，用新的手段或方法争取市场主动权，在现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不仅仅在生产上下功夫，也应该在营销上创新，生产对企业来说不是问题，产品基本趋向于同质化，但是营销理念的创新却是不断前进。企业只能以创新的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来赢得市场，取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所以，企业必须坚持创新，才能留住老顾客和吸引新顾客，从而在竞争中取胜。
3). 坚持整合营销战略的营销理念
整合营销战略，是指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协调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营销功能，共同为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和服务的战略。整合营销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的部门之间，即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整合营销哲学，例如生产部门，品管部门等，另一方面是不同的营销功能的整合。整合营销战略，强调企业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功能上应作为一个整体，加强与消费者的对话、沟通和交流，以实现营销目标，增强竞争实力。随着现在的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整合营销战略也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总的来说，现代企业的营销理念，主要包括了以顾客为中心的思想、创新的意识、整合营销这三个个方面，当然还应该具有服务营销、绿色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生态营销等理念。只有牢固树立这些营销理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企业才可以常青。
2.3. 营销形象——表层营销文化
营销形象，实际上是企业整体形象向企业外部的延伸，它是指顾客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对企业的总体的、概括的、抽象的认识态度和评价，特别是对企业的市场行为或活动的综合看法和评价。很显然，营销形象有其自身的特征、作用和内涵。
营销形象的特征。首先，营销形象具有整体性期刊网。尽管营销形象反映了企业营销理念、营销人员素质、企业内在凝聚力、技术开发能力、营销管理水平、社会公益事业、环境保护、营销人员职业道德等不同方面，但它在顾客看来总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构成的一个总和的、整体的形象；其次，营销形象是动态的。营销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企业行为和顾客认知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再次，营销形象是相对稳定的。营销形象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当这种评价为舆论普遍所接受时，顾客在心理定势的作用下，其看法或评价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最后，营销形象具有表面性。营销形象是指人们可以直接感知企业营销的外在形象，如企业名称、企业标志、品牌、包装、产品、营销人员服饰、促销活动、广告等。当然，营销形象还有其他的特点，如外延性、主观性、多维性等等。
营销形象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营销形象已成为企业一种无形的财富和战略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保障。这主要体现在营销哲学，良好的营销形象有助于提高企业营销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企业赢得顾客的信任和市场开拓；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帮助。
营销形象的摘要包括行销领导形象，营销人员形象，营销代言人形象等。
3. 总结
企业营销文化是一个企业文化这个系统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时候，必须要建设好企业营销文化，因此企业营销文化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以前的学者对企业营销文化概念的梳理，认为企业营销文化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营销哲学，营销理念和营销形象。在企业的营销活动中，企业只有长期的建立企业的营销文化，才能为企业带来长久的利益。企业在营销中应该较多的去运用营销文化。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全球科技文化一体化时代即将来临。我们相信，蕴涵着丰富内涵的文化营销方式必将得到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与发展，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将聚焦于营销文化。目前企业还尚未给予营销文化足够重视，理论基础还远未形成，仍需在市场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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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管理哲学模式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管理哲学模式。日本管理哲学就是如此。日本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贫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须与别人合作，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与大自然抗争，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忠于团体、维护团体名誉、重视团体和谐的团队精神。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日本人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正是这种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管理哲学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家族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职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象“家长”一样爱护职工，职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体戚与共。
2．“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企业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之类的东西)，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日本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职工的情况，亲自参加职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职工参加，职工家属也参加。
3．“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哲学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提出“论语与算盘”并行不悖的“儒教资本主义”。他主张应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去获取利润。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被许多企业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中。
正是因为日本管理哲学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种以造就员工“忠诚”“顺从”意识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使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灵之中，因此，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学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盘接受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明治维新，日本又引进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东西方两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人称之为“懦教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它善于吸取东方文化遗产，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文明成果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善于高度融合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1．日本管理哲学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学是建立在凝聚着无数思想家认识成果及道德观念的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学之“源”。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处在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之下。当时倡导“和魂汉才”，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佛教、道教、懦教几乎同时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积极倡导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国政体的设想，颁布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这种“和”的意识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体现在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和协、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上。而这种“和”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学说。中国儒学重“和”，这种“和”反映在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强调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式儒学既吸取了“和谐”的精华，又强调开拓进取，强调团结和谐的共同进取。中国懦学强调“仁”，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学则强调“忠”，以“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忠”在日本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滤掉了“仁、义、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视为百姓绝对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日本式儒学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学之核心“忠”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在企业中，一个人一旦被公司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关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作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这种独特的文化动因，使其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踏上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幕藩统治时期，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强行要求通商，从此西方文化渐渐传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魂汉才”文化类型转向引进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类型，倡导“脱亚入欧”，吸取欧洲文明精华。
这一时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现在从各种制度上尽取西方之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首先派专人去收集西方各国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区别优劣，确定具体领域的引进对象。如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日本引进西欧的股份公司制度，并进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进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国；电报通信和铁路技术学习英国；大学以美国为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样板；日本帝国海军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则受拿破仑帝国陆军影响较大。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博采各国之长。虽然以引进英国的先进管理制度为主，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如德国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思想和富国强既念，法国的立法制度，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认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尽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加快自身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战败的事实，大力引进美国的科技成果，使之摆脱战争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复苏和腾飞。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进了美国的企业常务会制度；六十年代引进了美国的事业部制以及经营决策制度。继而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两方面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方法，包括：统计式质量论，人事劳动管理和作业管理，动作研究和工程分析、价值分析、管理图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美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的技术和处理技术。在引进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同时，日本注意将“引进”与日本国情相结合，注意消化能力与“配套”相结合，从而使引进的管理技术、制度和方法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时期，正如日本管理学家高宫晋在《现代经营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日本企业在战后获得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传统和因袭的枷锁，大胆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将它与传统的习惯相结合”。
3．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式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在“软件”的经营管理层面，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运用，因而谈经营管理则有“儒道”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精通《论语》，曾有人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如著名丰田汽车公司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学说指导商务活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具水准，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导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甚巨。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掀起了效仿美国管理的热潮，但在企业的管理软件上，还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学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学与美国管理哲学有很大区别，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国管理科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企业哲学上，美国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硬性三S”，而且重视“软性四S”，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注意提炼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使西方的唯理主义与东方的灵性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企业管理；管理哲学；道家文化；《道德经》
管理哲学的思想兴起于20世纪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和国家的各个层面。因此，针对管理科学的研究越发地深入，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思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内部，往往一个错误的决策或经济活动就会给企业所处的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企业的管理只考虑到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经营的规范化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发展与管理需要同企业所处的行业间的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内部的人文价值达成一种统一、和谐的互动关系。因此，企业的管理者要应对企业在社会经济环境中职能的转变，就需要更加宏观性的思想作为企业管理思想的基础，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价值性、伦理性和情感性的多重分析。管理哲学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一、管理哲学的内涵
(一)管理与哲学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其研究范围可以包含人类知识与科学的各个方面，近代以来甚至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将哲学定义为研究事务本质及其运行法学的科学。同其他哲学定义相比，马克思对于科学的定义更加接近与哲学研究的本意。哲学思想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根据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哲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探索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管理学作为一门普通科学，同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作为研究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够更好地指导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原则和管理决策的方法论，保证企业的管理符合价值、市场和发展等规律，才能保证企业管理中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哲学对于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二)管理哲学对企业发展观
为了使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更加适应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更好地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将企业管理理论上升到企业管理哲学思想成为了当前企业管理思想进步中的重要课题。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效益性和经济价值增长是其发展和经营的主要目的。但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其管理动机、态度，企业文化、信仰、价值，职工的情感、道德、意志、责任感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效果。因此，管理哲学对于企业管理、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管理哲学思想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企业的管理工作，并为企业的发展和成功提供更大的动力。
二、老子《道德经》中的哲学内涵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老子及其著作《道德经》是我国道家的代表思想，对中国文化及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道德经》中的阴阳、辩证等哲学思想的精华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以下，本文从《道德经》基本思想出发，对企业管理哲学对企业管理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一)“民莫之令而自均”，无为思想
在管理中的应用《道德经》中所言，“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指的是天时有序，不用认为的干预，万物都能够受到自然的恩惠。这句话体现了道家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成为了道家著名学说无为而治的思想本源。在企业管理中，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做不到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企业发展的核心，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存在不少的矫枉过正，过分干预的现象。2008年花旗银行股价狂跌，资产缩水的原因就在于对自身企业能力的过分预算导致的并购扩张失败的结果，导致企业面临了濒临破产的危险境遇。企业的管理要实现无为，就要深入理解到到家文化中的“我无为而民自治”的管理办法，在管理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从而端正企业的经营态度和发展方向。
(二)“以天下观天下”，企业发展要建立战略型发展目标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行业发展的提速，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企业价值增值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是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就要以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为目标。但是为了扩大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目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的战略发展目标对企业能够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老子曾言“以身观身，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挂历过程中要站在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角度，从企业的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发出企业发展中的各项潜能，克服盲目、轻率的决策弊病，通过建立相应的企业监督与内控体系，让管理思想在管理实际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万物负阴而抱阳”，企业的发展要符合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道德经中指出的“福兮祸所依”思想体现了道家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发展呈现除了生命周期的规律。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遵从自然规律，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企业在经历更多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挑战。《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企业的盈余、亏损，竞争、合作，效益、成本，机遇、挑战等因素都是成对出现的，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企业发展中的生命周期规律。因此，顺应企业的发展规律，让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决策能够在企业的运营中将企业的不利因素向其对立面转化。
(四)“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管理要从细微之处入手
《道德经》中最经典的管理思想莫过于其提出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管理理念。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员工逐渐增多，业务层面逐步扩大。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更加需要稳定、和持重，才能保证企业经营和发展过程的平稳。因此，企业的管理要更加的细化，深入企业管理的各项细节之处，才能制定出最符合企业发展的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运行机制。同时，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与疏通和协调企业内部和外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才能保证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和高效益的发展趋势。企业的管理要懂得控制火候，控制企业的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同时，企业的管理要看得到主次，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企业发展中的效率，避免企业产品生产和服务符合市场的需求，避免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盲目兼并、扩大和业务增加的发展误区，通过合理放权的管理办法，让企业全体员工共同为了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奋斗，共同遵守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从细节之处入手，真正实现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
三、结语
企业的管理哲学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老子的道家思想和《道德经》等思想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历史和时间的沉淀后，其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经济作用。我国道家思想涵盖了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等多个层次的哲学意义，对于企业的管理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遇到了诸多问题都能够起到启迪和引导的作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是西方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企业的管理中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思想同我国传统道家哲学理论相结合，可以不断让企业管理走上民族化和人性化的道路，为推动企业在市场和经济社会中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文利.《道德经》“水”喻的哲学意境与现代企业管理[D].湖北大学，2013.
[2]高学杰.《道德经》的管理哲学[J].河南农业，2016，27.
[关键词]管理哲学 特征分析 阶段性构建
一、企业管理的高度——构建合适的企业管理哲学
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管理哲学,因为哲学基本上就像一只罗盘,能指引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向,帮助企业迎接挑战,可以获得职工、消费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追求成功。“爱的循环”的提倡者吉田忠雄是YKK拉链公司的总裁,YKK拉链公司制造的拉链占世界总产量的35%,他将利润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的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企业管理哲学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不仅在国内可以适用,而且在国外也能大行其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跨国经营时代所应强调建设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建设的必要性
1.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迅猛发展的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其中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关问题时,笔者以为,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更应该强调构筑自己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以免被别的国家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西方企业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成功启示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登陆,中国企业面临着全球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哲学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巨型企业,它们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世界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使中国处于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的跨国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挑战是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多国公司面前是亦步亦趋还是自我崛起,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发展高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好,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西方公司不仅愿意采取国际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入乡随俗创立相应的管理模式。比如:把人员流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扩大招聘范围,不只局限于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生,着眼于立足本地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减少外国经理的数量,多给中国员工晋升的机会,避免中外冲突;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等。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怎样在本土各地经营以及走出国门开展异地经营都是很好的借鉴。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本土化成功,直接打压着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仍一味模仿西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去做挖掘深层的本土和异域的生存土壤的努力,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中国公司的生存、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比入世前更为艰难。
3.体现赋予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首先应该是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建立起符合全体国人的企业哲学。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讲求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讲求道德诚信,崇尚美德,而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变形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也很难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盲目照搬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构筑企业哲学和文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地位和方向,其成效显得非常有限。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缺失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在国内立足的,更谈不上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哲学的阶段性构建分析
在讨论怎样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价值追求,给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意义,否则,我们在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发挥不了管理哲学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所以出现了索尼的开拓、独创精神和松下的饥饿精神,也出现了华为的压强精神。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就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含义。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爱的循环精神就为企业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强大哲学支持。
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期,对企业的管理哲学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此时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仅只是关注国内的可接受问题而且也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外认同问题。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体现本土化全球化的实质性的企业管理哲学可以说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能被尽可能多的民族认可的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众多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营哲学呢?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际大舞台呢?笔者以为结合中国正处于向外发展初期,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应该体现出一种饥饿精神、自主独立的精神和敢于搏强的
精神。这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考虑一个企业经营哲学的构建:产品研究与创新性上,追求自主,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专利,而且更要主张自我开发与创新;生产上,要自创品牌,延长自己的生产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能过于满足贴牌生产;营销上,可以借助国外的营销渠道和手段,但不能完全依附,否则,企业的独立性永远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仍无法展示自己的身影。总之,反映这种经营态势的企业管理哲学,应该是一种力求自主、拼搏图强的哲学观,而不是一种盲目屈从国外大公司的经营范式。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经营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转变自己的经营指导思路,不惧怕诸强,拼搏挤压,构筑起能反映目前自身经营特点的企业哲学理念,指导本企业打造为世界真正强大的成功大企业。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一、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指出：“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指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说。
学习哲学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④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与发展，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形资产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内容。
人们对无形资产并不陌生，但对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有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有人会想：“我没有学哲学也照常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如申请企业专利、注册企业商标”，“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实务。”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跟进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无形资产的各种法规和企业制度的规定，处理日常无形资产业务与会计事务，按部就班地工作；一种是前进式的工作方式，在跟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人们又会发问：“我不论是哪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以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业务活动和处理无形资产会计事务。”实际上，人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学习哲学并将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地与其他理论相融合，用于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以便提高无形资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学习哲学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无形资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成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存在的形式很复杂，有显现的和隐密的无形资产，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和没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有不同时限规定的无形资产；生成过程很复杂，有自制的、购入的、投资的等多种路径生成的无形资产；归属（所有）很复杂，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或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营运很复杂，无形资产的营运有转化、贸易和投资等多种形式。
由于无形资产的复杂性，为了正确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需要学习哲学。这是因为：
（1）哲学是放大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全。应用哲学原理，从不同方面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整体，宏观上国家无形资产，中观上国民经济的部门、地区无形资产，微观上企业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全面观察无形资产可以避免片面观察无形资产。例如：有人以为无形资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⑤所规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上述对无形资产种类的规定，只是法定纳入会计核算的几种无形资产，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的多种无形资产。
（2）哲学是望远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远。应用哲学理论，回顾以往剖析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审视现在研究无形资产的发展，展望未来预测无形资产发展的趋势。历史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静止地研究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现在的企业，有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价值还不足1%，有的还没有无形资产。这种禁止、近视地只看到企业眼前很少或没有无形资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观察，随着企业立足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其作用也会日渐显现。
（3）哲学是潜望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深。应用哲学理论，从实际出发，透过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无形资产的性质、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发展规律。深入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表面、形式地认识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企业的发展一看技术二看管理，与无形资产没有多大关系。对企业和管理需要从无形资产的视角，深入地分析技术形成专利权和管理形成经营秘密的水平，才能表明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对提高效益的作用，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的能力。
（4）哲学是显微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细。应用哲学理论，分析无形资产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核算、营运、管理和规范等。对无形资产的精细分析可以避免无形资产构成不清、项目不明、界线模糊。例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形资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创作活动是无形资产等。实际上，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是生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不是无形资产，要划清形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界线，只有当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的成果符合无形资产的性质（定义）时才是无形资产。
二、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
学用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其任务在于认识无形资产与发展无形资产。
（一）学用哲学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认识无形资产领域。无形资产领域是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范围，这个领域有多大，与无形资产的开拓创新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相关联。学用哲学以便全面、深入地认识无形资产领域。认识无形资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无形与资产的结合形成无形资产。各种组织拥有无形资产，各种人群也拥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界定，无形资产与无形财产、无形资本、无形财富等相关概念的比较，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特征，都说明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的存在。无形资产对象的统一性，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反映。
（2）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客观上无形资产是由小逐渐扩大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系统。无形资产既是静态系统又是动态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对无形资产要素的确认要建立鉴定机制。为正确认识无形资产要素，按照无形资产要素的不同标志分为各种类别，如无形资产按是否法定会计核算，分为法定会计核算类和不进行会计核算类。
（3）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形资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是一个过程，其基本要素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等特点。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有直接的自觉认识和间接的理性认识。
（4）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无形资产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从无形资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形成无形资产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的概念、特点与功能。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理论体系。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由各种理论要素构成。要重视无形资产基础理论。无形资产理论新增长点是交叉学科研究。适应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哲学》等。
（5）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无形资产理论具有指导功能，是行动的向导，依据无形资产正确的理论，提出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结合无形资产相关的具体规定，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无形资产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经过检验：运用会计理论判断、法规检验会计理论；根据无形资产实践检验无形资产理论。
（6）无形资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扩大影响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扩张资本（通过无形资产兼并或联合，以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经营，开发无形资产）；推进现代化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论，发展无形资产事业。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无形资产通过全部发展路径的轨迹可以看出，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过程表明无形资产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无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无形资产与外部各方面之间是普遍联系；无形资产是永恒发展。
（2）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是：原因和结果，如知识产权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如科学技术与专利权；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专有技术；内容和形式，如著作权；现象和本质，如商标权；共性和个性，如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3）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规律主要是：对立统一规律，如生产发展需要新技术的专利权；质量互变化规律，如知识积累的著作权；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企业发展需要拥有不断完美的商标权。
（4）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无形资产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无形资产所处的环境，在一定客观环境下才产生无形资产。全球化推动无形资产发展，中国加入WTO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如我国无形资产60年的演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无形资产发展的历史。
（5）无形资产发展的动因。推动无形资产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应推动无形资产的发展；文化培育，企业文化是培养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使其生成的源泉；历史传承，传授和继承前人的无形资产；开拓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思维和方法，开拓创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培养综合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才。
（6）形资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无形资产系统各要素全面发展，无形资产系统发展与无形资产环境协调发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学科交叉为模式、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发展，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上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三、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形成
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无形资产理论，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人员的一种无形资产世界观，是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无形资产人员需要有无形资产哲学视野，用无形资产哲学去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无形资产学用哲学，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用于无形资产事业实践的过程。这对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员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理论），并将其有意识、自觉地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二是在学校和实际工作中，不是系统而是部分地从其他专业教材和文献资料中学习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哲学思想，并将其无意识地随工作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
在无形资产事业中学用哲学是广泛的、普遍的，如在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无形资产审计、无形资产统计、无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融资、无形资产法制建设、无形资产教育、无形资产学科建设、无形资产研究和无形资产管理中，都有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无形资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无形资产实践是行为主体依据无形资产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一定理论的判断，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多样性的综合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其分析，可以说是依法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依据无形资产理论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或依据哲学基本原理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等。为了正确地学用哲学基本原理，需要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无形资产实践，在对其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概论》等，表明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阶段是在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这个阶段现在只是提出探讨，还需要大力推进，将无形资产理论与哲学原理相融合，然后将其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功能
《无形资产哲学》是一门介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学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结合。无形资产哲学是“哲学”与“无形资产学”的中介，对于哲学是应用关系，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形资产原理和无形资产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形资产学的应用是全面的，既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又指导无形资产方法的研究。无形资产哲学对于无形资产学是指导关系，应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在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后，既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依据无形资产哲学去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实践。可见，无形资产哲学是属于哲学在无形资产领域应用的一门应用科学。
《无形资产哲学》处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实践）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如同哲学功能的中介功能，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如图1。
由于《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以下功能：（1）认识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认识客观无形资产事物。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其认识功能表现在：解释无形资产理论上的各种争论，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解释、评价、判断各种无形资产理论问题的争论，分析其在认识上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以寻求正确的认识；揭示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各种关系，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揭示某些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关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一定的无形资产哲学理论，通过无形资产实践活动，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的本质、现象、特征、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预测未来的变化，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根据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从已知无形资产事物出发，考虑未来期间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逻辑地推论未来期间无形资产事物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在未来时期无形资产理论建设的状况和水平。（2）指导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具有的特征而提出的各方面理论，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对无形资产工作的指导主要有：指导无形资产工作，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建立与健全无形资产组织体系，组织无形资产管理与核算，积极发挥无形资产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指导无形资产改革，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无形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形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发展无形资产市场，建立管理型无形资产模式，使无形资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指导无形资产研究，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经济管理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其他科学的发展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等。（3）教育功能，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进行无形资产教育。面向学校和社会，普及无形资产知识，说明无形资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以便提高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维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和管理。
（三）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现实的需要
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为什么还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有人会提出，直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汁原味”要更好。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提高学用哲学成效性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哲学是人民大众的哲学，希望人民大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哲学，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专业（职业）相结合形成专业的应用哲学并借以学用哲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用哲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将无形资产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为无形资产哲学，成为学用哲学的理论指南，起到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式。学用无形资产哲学范式，是在无形资产领域大家学用哲学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样，学用哲学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必要性是：（1）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范式学用哲学，具有时效性，可以加速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更好地发挥作用；（2）学用哲学联系无形资产实际，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发展；（3）将哲学理论语言转化为无形资产专业哲学理论语言具有群众性，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哲学知识，提高无形资产人员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
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框架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确定不是人们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研究无形资产的实际内容来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它的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宏大领域，而仅限于无形资产领域；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不是无形资产全部的各种具体规律，而是在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面，对各种无形资产运动具体规律，从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表现为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的一些根本认识观点或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世界观方面，研究无形资产领域表现为特殊矛盾的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如无形资产生成规律、无形资产经营规律。无形资产哲学对象区别于无形资产学对象，就在于研究特殊矛盾不同。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可见，无形资产的对象，就是它“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与无形资产学对象既然不同，那它们还有什么关系？“无形资产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无形资产运动的价值运动方面，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价格、价值增值、价值规律）和价值实现过程（价值补偿、价值分配）；无形资产运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是以一定载体表现的无形资产，作为资源属性和商品属性，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过程，并获取相应的效益。对无形资产运动的研究，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种类、性质、规模、水平、开发、使用、经营、效益、保护、核算、审计和管理等各方面。”⑦无形资产哲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是研究无形资产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方面的一般规律，是对无形资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升到世界观层面，揭示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学的对象与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范围即宽度是一致的，在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基础上研究其一般规律，其深度是有区别的。
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可以明确研究无形资产的起点和要求，以便全面展开研究无形资产事业，揭示其发展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加强无形资产学的建设，推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前提
根据无形资产哲学的性质，从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基本前提主要是：
1.主体多层次
无形资产哲学的主体是多层次，根据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需要，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主体，如代表国家的某种机构，对全国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中观的地区、部门的主体，如代表地区、部门的某种机构，对地区、部门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微观的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对本单位和个体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无形资产主体的选择与确定是现实需要讨论的难题。各层次主体的选择与确定，可以是无形资产或相关研究会（学会）、研究组织、主管或相关机构，如主管知识产权或主管会计工作的机构。无形资产主体需要负责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工作。
2.系统整体性
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是包括系统的全部要素，“无形资产一般可以包括：专利权、发现权、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专有技术、经营秘密、商标权、商号、地理标志、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商誉和人力资源共15种。”⑧无形资产要素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纳入会计核算的几项无形资产。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规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3.计量与定性相结合
无形资产计量有价值计量（以货币为单位）和实体计量（如以件为单位）等。无形资产定性是对无形资产性质说明。无形资产主体采用计量与定性相结合，根据对无形资产研究和管理的需要，分别采用计量（价值计量或实体计量）、定性或计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无形资产价值计量是各个相关的部门分别进行，还没有分层次的集中的价值计量；相对而言，只有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有关在一定范围内会计核算的规定进行价值计量。
4.时间分期
无形资产的时间分期是无形资产主体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的需要确定的一定时间段。无形资产时间分期按采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适用于实际工作操作与考核的年度（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适用于规划期的五年、十年等。时间是人为的划分，是对无形资产运动过程用时间划分借以描述其运行过程。无形资产时间的分期，有利于按时间分期对无形资产制定年度计划、五年或十年规划，并按期进行考核与总结。
（三）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无形资产哲学内容的体系，是无形资产哲学各种内容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具体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的内容，将其内容体系化就是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根据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学用哲学的任务、对无形资产的市场要求，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体系。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哲学体系为主体，融入无形资产系统的内容；第二种设想是无形资产体系为主体，融入哲学体系的内容；两者比较，前者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后者有利于在学习和掌握无形资产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学用哲学基本原理。比较两种设想，在无形资产学理论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适宜采用第一种设想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的关系，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用哲学，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等；第二部分学用辩证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客观性，无形资产是无处不在，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第三部分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发展规律等；第四部分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论的检验，无形资产的作用等；第五部分学用历史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发展的动因，无形资产的科学发展，无形资产的生成、经营与管理等。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
第二编 学用辩证唯物论。无形资产的客观性：第二章 透视客观性――无处不在的无形资产；第三章 剖析现实性――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
第三编 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第四章 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知识产权；第六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科学技术与专利权；第七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专有技术；第八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著作权；第九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现象和本质：商标权；第十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及其他；第十一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
第四编 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第十二章 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第十三章 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第十四章 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第十五章 无形资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 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当下英美学界对美国私营监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这两条进路面临各自的解释困境并且相互对立，其背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是惩罚哲学在20世纪晚期的迷失。福柯的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之理论模型，能在沟通上述两条进路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这意味着未来的规范的惩罚哲学应当超越抽象的哲学讨论，吸取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资源，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寻求可能的答案。
惩罚驯服人，但并不能让人“更好”。①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②
引言
现代监狱自诞生以来，便以国家机器的形象为世人所知。似乎国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垄断了监狱权，正如国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垄断刑罚和暴力一样。然而从20世纪下半叶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私营监狱(private prison)或者说监狱私营化(prison privatization)③现象似乎正在淡化和挑战作为国家机器的监狱形象。
这一全球范围特别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私营公司参与监狱以及其他监禁机构的建设、管理和为监狱提供服务的现象，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wWW.133229.CoM大致而言，西方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前者持经济学立场，为私营监狱的经济、现实和社会合理性辩护，后者则站在道德哲学—伦理学立场，从规范的惩罚哲学角度批评私营监狱。具体而言，学者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范围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监狱私营化的历史和缘由、发展趋势、成就、利弊得失、责任及其与公有监狱的比较等问题，以及各国私营监狱的比较研究。④而国内学者对私营监狱的研究以简单评介为主⑤，此外还讨论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原因、目的和效果，以及美国监狱私营化的政府角色研究等。⑥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⑦这是因为美国的监狱私营化在西方各国监狱实践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这表现在：私营监狱和私营拘禁机构和在押囚犯的数量众多、增长迅速，私营监狱公司的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以及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私营监狱的支持或默许态度等。⑧
私营监狱的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一般而言，研究者大多承认，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初始原因和解决目标，在于缓解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过于拥挤、床位不足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社会20世纪中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然而监狱私有化作为一种趋势，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美国各州政府、议会和监狱管理部门的青睐而得以壮大发展，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和争论。根据一个综述性的研究，学者们的不同见解可分为政治、经济、实用和法律等四个因素：政治原因如里根政府保守主义的政府意识形态——要求政府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私营监狱公司的游说集团的压力等；实用原因如公立监狱的床位不足、管理混乱，而且面临不断增长的囚犯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严峻财政压力；经济原因主要是在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上私营监狱足以比公立监狱提供更好的效率(efficiency)；法律因素是法院特别是联邦法院禁止不合乎标准的监狱投入使用，这导致各级政府和监狱管理部门对新监狱的迫切需要。⑨
然而本文不准备投身于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研究，显而易见，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影响因素众多，一味探寻哪个或者哪些因素是影响或推动监狱私营化的根源无异于解开“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死结。而且，对于当下拘禁超过12000名成年和青少年囚犯的美国私营监狱和被数家上市公司垄断的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监狱工业市场而言⑩，讨论到底是什么根本因素导致私营监狱的复兴已经不合时宜——实践、政治、经济、法律乃至更广泛的历史—社会因素都有影响。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可能是，私营监狱为何能在美国刑罚—监狱体系中蓬勃发展并牢牢扎根，尽管自私营监狱的复兴之始各类批评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
监禁作为现代主要刑罚形式即自由刑的最重要方式，在惩罚哲学中通常被天经地义地视为由国家垄断，并且主流的惩罚哲学——无论是报应论还是功利论——都将惩罚的正当性这一规范问题建筑在国家对惩罚权的垄断之上。因此，晚近私营监狱的复兴无疑是对国家的刑罚垄断权的直接挑战。所以，探讨私营监狱与惩罚哲学的关系乃至潜在冲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价值。本文倾向于把晚近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实践当成一个事实状况，探讨对这一事实状况的法哲学特别是惩罚哲学解释，及其对现有法律理论的可能启迪。
我将论证，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前者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严谨性问题上遭到质疑，后者无法在规范层面证明当代监狱实践的正当性，这背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是惩罚哲学在20世纪晚期的迷失。福柯的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的理论模型，能在沟通上述两条进路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但是福柯的理论模型不是完美的，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这意味着未来的规范的惩罚哲学必须超越抽象的哲学讨论，吸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的理论资源，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寻求可能的答案。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第一部分讨论当下美国公立监狱的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认为这导致作为解决监狱紧张和财政危机的应急手段的私营监狱得以复兴。正如第二部分所展示的，私营监狱的复兴引起从不同层面对私营监狱的三重批评，在学术上学者们主要采取了两条主要研究进路：以成本—收益为中心的实证分析为方法论的辩护进路和以规范化的合法性分析为方法论的质疑或反对进路。正如该部分细致辨析的，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面临着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本身的各种问题，而规范立场的惩罚哲学的问题在于不能在体系内自圆其说，且与现实的惩罚—监狱实践脱节。因此，在第三部分回顾了美国监狱的实践与规范化理论脱节的状况后，在第四部分我将转向一个福柯式的以规训权力为中心的监狱的理论模型以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并分析私营监狱的复兴背后隐藏在现代监狱内部和深处的物质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惩罚理论。本文并未简单地用福柯的理论模型否认惩罚的规范化理论的存在或可能性，而是通过该理论模型分析以往的惩罚哲学研究与监狱实践的缺陷所在，强调未来的规范性的惩罚哲学需要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一、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段并不漫长的时期里，公立监狱统治了美国的矫正和监禁领域。然而随着1960年以来美国监禁人口的持续增长，公立监狱的垄断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私营监狱的再度出现所打破。
(一)矫正理论的失败：公立监狱的内外困境
美国公立监狱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困境有其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内部因素是美国20世纪以来的主流刑罚理论——矫正理论——的失败引发监狱理论和实践的危机，这一因素往往被论者所忽略，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矫正实践的失败导致的刑罚和监禁理论及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是私营监狱复兴的一个重要内部因素。而且，只有深刻理解这一内部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规范化评价私营监狱的可能意义和问题。
自1870年全美监狱大会宣言通过矫正思想的实践原则以来，监禁和刑罚矫正理论开始成为美国刑罚和监禁体系的主流理论，甚至以监狱和拘役所为代表的监禁体系都被称为“矫正机构”。
在刑罚理论上，矫正思想强调通过对罪犯的改造或再教育，使之适应社会或者再社会化。矫正理论的实践表现在刑罚体系和监狱内部两方面上。在刑罚体系上，矫正实践表现为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制度；在狱内制度上，矫正实践表现为各种矫正方案；而且，囚犯的狱内矫正计划的表现与不定期刑和假释制度的执行联结在一起。(11)然而，数十年的矫正实践不仅造成政府部门的巨大财政支出，更致命的是矫正的实践完全失败了。这一重磅炸弹是由罗伯特·马丁森等人于1970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向矫正理论的拥护者们投掷的。马丁森等在1974年发表著名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效果？关于监狱改革的问题与答案》(12)，而后出版了人称为“马丁森炸弹”的《矫正治疗的实效》一书，宣称犯罪人矫正并无效果。这篇论文是马丁森与他的同事对1945年1月到1967年底之间完成的1000多项有关监狱矫正的研究重新加以检验的结果，他们认为其中只有231项符合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然而这些彼此孤立的实例无法表明某种矫正效果的清晰模式。(13)马丁森的批评导致一场关于矫正的命运的大辩论，虽然有支持者反驳马丁森的批评，然而批评者一直无法拿出比马丁森报告更实证严谨的矫正实效的分析，因而马丁森的“矫正无实效”的结论成为刑罚和监狱领域的一个共识。因此，大众、政府和学者和监狱部门的共识是：矫正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实证研究外的刑罚理论界以及政治哲学界，对矫正的批评也益发严重。左翼的自由派批评矫正把罪犯当成“病人”来看待，其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阶级偏见，故而呼吁一种更为“公正(justice)”的刑罚理论；而右翼的保守派认为过分“溺爱”罪犯的矫正模式如假释、不确定刑制度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故而支持更严厉的狱内控制和以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和更具威慑刑的确定刑。(14)两派不约而同地重燃对曾经被视为“不人道”和“残忍”的刑罚报应主义理论的兴趣，反映在监狱实践上便是里根政府时期确定刑的大量增加，和以监禁方式严惩毒品犯罪，以及视犯罪人的危险程度而对监狱分级的政策。“必须保护社会”为口号的报应主义似乎代替了以改造和治疗囚犯为目的矫正理论和实践。
加大犯罪处罚力度的结果，使美国出现了因为囚禁人数不断增加所导致的监狱过度拥挤、与日俱增的营运开支、纳税人拒绝为建立新监狱买单等问题。美国的公立监狱体系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二)私营监狱的兴起
1985年，美国监禁人口超过74万人，其中有22.6万人是过去十年所增加的，到1990年，这一数字突破110万，1995年接近160万。(15)而2003年美国监禁人口超过210万。(16)监禁人口的剧增，使政府部门、议会和监狱管理部门不得不面临两个让人头疼的政治—经济问题：如何安置好庞大的监禁人口？如何应付安置监禁人口造成的财政压力？
起初，政府部门试图尽量利用现有监狱容量尽力安置新增长的监禁人口，这一权宜之计让监狱在短时间内拥挤不堪，囚犯生存环境恶劣，最终引发法院系统的介入——法院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建造更多合乎要求的新监狱以解决监狱拥挤的状况。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一解决之道也是问题众多。首先，新监狱花费不菲；其次，建造周期长；再者，监狱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的征募和培训需要时间和资金；最后，建造新监狱的支出也引发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和预算危机。
与此同时，政府和监狱部门重新拾起被抛弃已久的监狱劳动方案，试图开放监狱工业以解决犯人懒散、改善矫正措施、设施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在支付犯人工资的前提下试图更好地“矫正”犯人，有助于犯人的就业前景和技能培训。因此在1979年美国政府废除了1940年限制州际监狱商品流通的法令，推出支持监狱工业的《珀西修正案》(percy amendment[1979])。然而受到官僚主义的惰性影响，且在许多州的监狱工业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障碍，公立监狱内部的监狱工业有其规模的局限；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监狱工业并不能解决汹涌而来的监狱囚犯人数膨胀的浪潮。因此，作为解决矫正危机和监狱人口膨胀的方法，政府试图将监狱工业甚至是整个监狱“私有化”。
公立监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的危机，迫使政府寻求私营部门的帮助。美国第一个地方政府层面的监狱私营化合同签订于1984年，州层面的监狱私营化合同签订于1985年。参与监狱私营化的第一家美国公司是成立于1983年、拥有不少前联邦监狱署官员和前州立监狱管理人员的美国矫正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稍后成立的是从著名的沃克安保集团(wackenhut security，inc.)中分立出来的同样以营利为目的沃克矫正公司(wackenhut corrections corporation)。在9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占据了超过75％的私营监狱的市场份额；到1999年底，美国私营机构监禁超过30000名青少年囚犯，约占青少年被矫正和监禁总人数的30％；而到2003年底，美国3/5的州都有私营监狱，大多数州都与私营监狱公司签订了关押囚犯的合同；私营机构监禁了超过94000名成年囚犯，占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矫正机构监禁总人数的8.5％。(17)私营监狱已经在美国矫正和监狱领域牢牢扎根。
私营监狱，如许多宁愿用“监狱私营化”作为替代用法的论者所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个相当模糊的称谓。具体而言，监狱私营化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私营部门帮助政府建造新的监狱，运营管理权仍在政府部门手中，因而被称为是“名义上的私营化”。第二种形式是私营公司和政府部门签订合同，保证以比公立监狱更低的成本运作监狱，完全负责监狱事务的日常管理，因而被称为“运营的私营化”。后者并非是美国20世纪晚期的新鲜事物，早在1970年代美国联邦移民局(ins)就已经与私营企业签订合同，由后者负责建造拘留所和管理关押等待驱逐聆讼的非法移民者。(18)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现在由私人公司建造的是监狱，管理的是刑事罪犯，而过去数十年里刑事罪犯都号称属于国家刑罚体系所管辖。尽管存在这一本质差别，然而在实际上私营监狱和联邦移民局拘留的私营化程序大致相同：政府决定哪些监狱进行私营化和提出此类合同，私营企业进行投标，政府支付每个囚犯每天的费用，而企业承担管理监狱和供给囚犯的需求的职责。监狱承租人的私营化范围可以从不具备监狱设施所有权和部分监狱营运管理权，到完全的监狱设施所有权和完全的监狱内部的管理权力。尽管有这样的差别，然而私营监狱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私营企业将监狱运营成本维持在(合同)谈判金额以下，是政府支付囚犯日常费用和允许企业谋利的根本条件。
在现有的私营化图景中，国家拥有决定刑罚和判决阶段的全部权力，通过合同授权非政府机构执行监狱运营和管理的职能。在理论上，监狱私营化的承租人可以是私立的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是私营的营利组织，然而在实践中，美国(以及其他监狱私营化国家)所有私营监狱或者矫正机构都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私营公司所承租和运营。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私营监狱的大多数争论，公众和学者们关注或质疑营利机构是否应该和如何可能成功管理和控制一个监狱。(19)在支持者们看来，和其他私营化领域一样，私营公司当然可以进入监狱市场，因为私营监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灵活高质的监狱服务，而反对者认为国家有责任承担管理好监狱的职责，而私营监狱并不见得能降低多少监狱运营成本，而肯定会使监狱状况更加糟糕。
因此，围绕私营监狱的争论可以分为如下三个互有重叠的层面：(1)私营监狱比公立监狱表现更好吗？也就是说，私营监狱能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监狱服务吗？如果私营监狱的效率更低的话，那么试图以私营监狱为解决监狱拥挤和财政危机的初衷显然是失败的。(2)私营监狱在合法性上是否存在着有问题的特性？(3)私营监狱是否在规范层面特别是道德或层面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
这三个层面的争论引发了私营监狱研究的两条主要进路和质疑/辩护策略：以成本—收益为中心的实证分析为方法论的辩护进路，和以规范化的合法性分析为方法论的质疑或反对进路。
二、收益—成本分析与合法化论辩：私营监狱的两条研究进路
(一)“表现更好”的私营监狱？——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
自创办之日起，私营监狱就面临严峻的竞争和挑战：必须以比公立监狱更低的成本运营私营监狱。私营公司投标的目的就是从政府处赢利，所以比起同等状况的公立监狱，私营监狱公司在运营上的成本需要相当大幅度的降低。与此同时，监狱合同禁止私营公司降低监禁条件、质量和囚犯安全状况的任何行为；对于这点，即便私营监狱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减低成本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监禁质量。”(20)
赢得和维持监狱合同意味着激烈的竞争，这正是私营公司降低成本的主要动力和原因。因为一旦成本提升或者质量下降，私营公司就很难在监狱市场上赢得更多的合同。私营监狱通过一系列与公立监狱迥异的措施节约成本，如降低劳动成本，缓和监狱管理人员和囚犯之间的紧张状态，充分利用监狱容量，更有效率的采购等。(21)
到目前为止已有相当数量的对私营和公立的监狱运营成本的比较研究，这里将根据西格尔(geoffrey f. segal)在2002年底对有代表性的28项监狱成本研究所做的比较分析。西格尔把这些研究分成三类；第一类(表1a)是在方法论上自觉采用严格、中立、学术规范化研究方法的，有较高的可信程度的研究；第二类主要是政府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关于私营监狱平均成本的研究；第三类研究一般因为在方法论上缺乏科学对比的严谨，故而一般被视为是不可靠的。见“表1”(22)：
通过对“表1”特别是“表1a”所显示的比较研究的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在一般情况下私营监狱可以比同等情况下的公立监狱节约10％—15％的运营成本。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有私营监狱经验的州政府部门以及官员的认同。正如西格尔所总结的，竞争压力激励着私营监狱提升效率、节约成本，通过创新规划和管理实践，私营监狱成功地降低了成本。
如果说私营监狱成功地降低运营成本，那么监狱质量和安全是不是因此成为牺牲品呢？现有研究似乎提供了明晰和重要的证据，说明比起公立监狱，私营监狱至少在运营质量上并未下降。来自莫尔(adrian t. moore)和西格尔的2002年的报告，对现有的18个对各种标准的监狱质量所做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分为严格学术规范的a类，和方法论与分析存在缺欠的b类，见“表2”(23)：
莫尔和西格尔的报告说明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私营监狱的质量和表现并不比公立监狱差。然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对私营监狱与公立监狱的比较研究在项目设计内容和范围等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号称自己比过去的项目更完善和科学，而之前的项目则存在着方法论和比较项目设计上的严重缺陷。(24)
除了监狱内部的质量比较外，对私营监狱在改造/矫正囚犯和降低累犯率方面的低效工作的攻击是反对者聚讼不绝的地方。虽然达拉斯县司法治疗中心的研究认为，参加私营矫正项目的囚犯比未参加该项目的同等囚犯在累犯率上降低50％，然而更多的研究认为私营监狱在矫正和威慑方面效果糟糕。(25)2005年耶鲁大学的拜尔(patrick bayer)和波曾(david e. pozen)在《法律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的对佛罗里达州矫正机构的囚犯重新犯罪(累犯)率的研究认为，虽然在运营成本上私营监狱要低于公立监狱，然而其代价是累犯率的增加。(26)因此，即便坚持用成本—收益进路分析，从长远来看并不合算。因此，很难准确比较私营监狱和公立监狱的绩效。
(二)合法性危机？——围绕私营监狱的合法性争辩
不仅是比较的实证研究没有定论，反对者们还担心以牟利为根本目的私营监狱无法阻止类似“扬斯敦(youngstown)丑闻”的事件发生。
1997年落成之时，美国矫正公司(cca)的俄亥俄州扬斯敦监狱接收了来自拥挤过度的华盛顿特区监狱体系的一批安全级别最高的“高风险”囚犯。然而该监狱的设计安全级别仅为中等，无法按规定的安全措施来安置这批最高安全级别的囚犯。因此在之后的18个月中，扬斯敦监狱发生了42起袭击事件和2起致命的刺伤事件，其中1名犯人因缺乏监狱足够的隔离设施而被刺死，此外2名管理人员被劫持后遭受生命危险。(27)不仅如此，唯利是图的扬斯敦监狱还大量裁减管理人员，监狱老板还称“一顿给囚犯两片面包足矣”(28)。在扬斯敦，甚至连厕纸都定量供应，一旦有特殊情况发生，囚犯们只能用床单作为替代品。(29)
扬斯敦并不是唯一爆发丑闻的监狱，其他监狱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30)如果认真审视目前的监狱私营化状况，我们会发现出现类似“扬斯敦丑闻”的事件并不出奇——这植根于政府部门和私营公司的合同中。批评者认为，目前已经发生的监狱丑闻是政府和私营公司合谋降低监狱成本所导致的。政府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支出，而私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在缺乏更有效的监管和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当然可能出现私营监狱为了削减成本而置监狱质量于不顾的状况。
与此同时，监狱事务并不仅仅局限于以管理者为中心的监狱运营事务，而且涉及一个国家(社会)—监狱—囚犯三者及其之间互动的复杂网络体系。私营化的反对者们据此认为允许私营公司控制监狱是把监狱从完整的司法系统割裂出来，因而是个不合法的政府授权。虽然支持者们区分了法院和监狱的不同功能——因而，私营监狱可以很好地执行对违反法律的犯罪人作出的正当判决。然而反对者坚持认为私营监狱容易混淆这两项功能，诚如diiulio教授所言，私营监狱的管理人员拥有施行从剥夺放风权到强迫禁闭的惩罚性手段的特权，而私营监狱行使这些惩罚性手段时常常不顾犯人的性质或承受能力。(31)
更为危险的前景是，私营公司尝到利用私营监狱赢利的甜头后，会以一个私营监狱共同体的形式游说乃至操纵监狱和刑事领域，以求实行更严格和更长期的刑罚，而根本不顾对犯罪人的刑罚是否合理或者正当。目前几家独大的私营监狱工业体系已经让人隐约察觉到是出现某个私营监狱垄断体或托拉斯的危险先兆。已有证据表明，私营监狱所属的企业已经形成若干院外游说集团以影响联邦、州和地方的各级政府和机构的决策和立法。只要“政党存在着加大惩罚和监禁力度的经济动机，它们就会对犯罪判决的性质和范围施加影响”，因此必然危害“惩罚的合法性”，这是多洛维奇(sharon dolovich)在《杜克法学杂志》(duke law journal)发表的论文所关切的中心议题。(32)在她看来，政府不应当鼓励和扶持一个像私营监狱那样出于其本身的营利目的而在未来可能危及惩罚的合法性的工业部门出现。
在反对者们看来，私营监狱因其独特的性质而不能以与其他私营化部门类似的方式得到正当化论证。这是因为，监狱关涉的乃是国家刑罚与个人自由，私营监狱的存在不能保证惩罚的合法性，而公立监狱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主权和社会－个人自由的划分。唯有坚持公立监狱的合法性，法治、人道等现代国家—社会的基本原则才能得到根本贯彻而不被侵蚀，个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落实和保障。
总之，反对者们怀疑，利益驱动下的私营监狱怎么可能公正地执行作为法院判决(潜在的)一部分的惩罚性措施，又怎么可能很好维护囚犯的基本权利——遑论囚犯改造和矫正实践？而且，鉴于监狱连接的是囚犯和社会，反对者们担心私营监狱最终会干涉整个司法和刑罚体系，乃至造成危害美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恶果。
面对反对者们从实践到理论的各方面严厉批评，在我看来，私营监狱支持者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
首先，迄今为止的私营监狱实践和研究表明，私营监狱比起公立监狱节约了经济成本，而且在监狱质量上至少并不逊色。私营监狱偶有丑闻，公立监狱也绝非清净之地——事故和丑闻同样不断。因此，私营监狱固然有其缺陷，然而与公立监狱比较，迄今为止的私营监狱实践仍值得称道。
其次，私营监狱的确存在着只求利润而忽视质量的隐患，然而在政府部门与私营公司的合同里已经明确规定，私营公司只有在保证监狱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才能赢得和维持合同，这本身已经极大地约束私营监狱的运营实践。如果非要说这样的合同缺乏改进监狱状况和进行矫正实践的动力，那么政府可以改进现有合同的内容以加大提高监狱质量的条款的激励作用——把批评的中心指向私营公司未免过于偏颇。在政府、企业和学者的努力下，诸如政府官员失职、监狱独立王国、相关法规不足和冲突等困难不是根本性的，完全可以克服。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作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私营化实践的重要部分，私营监狱不仅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同时也间接促进公立监狱的改革。与其他市场化的私营化部门一样，私营监狱当然可以组织和资助有关的研究智库和游说集团，然而它们都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设置和运作的。代表私营监狱利益的游说集团能更好地与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沟通和协商，改进私营监狱的未来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私营监狱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所引发的“鳗鱼效应”，可能比私营监狱节约成本本身更有意义。
因此，私营监狱支持者们可以用一个“双赢”的理论模型试图证明私营监狱与其他私营化部门一样，具备实践和规范意义的合法性。这一理论模型既有业已存在的成功的私营化实践作为直接论据，又有主流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说的强力支撑(33)，因此获得不少支持者的肯定。
归根到底，从方法论上而言，规范化的监狱质量比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规范化的监狱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表现优异”的监狱，而什么不是。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提过的，在矫正理论和实践遭到广泛质疑，刑罚—监狱的规范化理论仍然晦暗不明的情况下，研究者似乎也只能把精力投入到充满实践感的监狱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上。
三、迷失的监狱规范化理论——对监狱的惩罚哲学分析的批判
(一)暧昧的监狱规范化理论
正是因为成百上千的囚犯在监禁中被迫过着一种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得追问，监狱规范化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有大量探讨惩罚正当性的抽象理论，但没多少惩罚理论关心监狱的正当性问题。似乎只要在惩罚哲学特别是抽象的道德哲学层面证明了惩罚的正当性，作为惩罚的主要形式和机构的监狱的正当性就顺理成章地得到证明。
惩罚，通常意味着一定的政治组织(如国家)把痛苦加诸个人身上，它本身意味某种恶，正如边沁所言：“我们必须牢记，惩罚本身就是一种代价：它本身就是一种恶。”(34)因此，惩罚本身的正当性需要人类的证明，这就是自古到今无数关于惩罚正当或不正当的著作和文章出现的原因。现在，我们拥有从“报应”“矫正”或“威慑”等抽象理念到“道德表达”、“耻辱标签”等没那么抽象的理念来论证刑罚的正当性。(35)
对比惩罚哲学的正当性论证，监狱的正当化论证则是另一番图景。社会学家、法律人、政策制定者们关心的乃是具体的监狱实践问题，比如什么人被关入监狱之中，他们因为何事被关进监狱，如何让监狱医务更有效率等。当然，这些具体的实践问题也会引发规范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大大超出人口比例的黑人和拉丁美裔人会被关押在监狱之中？然而另一方面，黑人监禁人口的例子反映了惩罚哲学的抽象话语和监禁实践话语的二元区分：监狱里充斥着混乱和不“道德”的现象，诸如囚犯间的暴力和性虐待，不成比例的少数民族监禁人口，体罚和斑纹的囚衣，乃至利用以营利为目的私营公司来管理监狱等。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发多少关于监狱合法化的争论，或者说远远没有引发像证明国家刑罚正当性那样郑重其事的思辨讨论。在把监禁作为主要惩罚方式的当代，我们却从惩罚的道德性中抽出监狱的道德性。惩罚哲学在监狱规范化理论中被边缘化，反映了监狱规范化理论本身的含混和缺失。
惩罚的规范理论和具体实践并非总是脱节的。惩罚哲学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康德和贝卡利亚各都有一套完整的惩罚哲学和相应的特定制度形式。康德的纯粹报应论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内在的平等的价值，因此需要法院和立法者在制度上平等地保障和执行这些价值，因此死刑必须作为对恶意杀害他人的报复。(36)贝卡利亚同样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他推崇刑罚的威慑作用以反对他那个时代专横残暴的刑罚报应，因此他把合理的监禁判决作为刑罚的主要制度化形式。(37)
以美国历史为例，更晚近的例子是1962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修订的具有规范指导作用和广泛影响力的《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该法典在刑罚规范理论和具体刑罚实践中都贯彻了以矫正为中心的刑罚哲学。(38)矫正被视为合乎道德和科学：前者因为矫正更人道主义和更具社会亲和性，后者是因为矫正依赖于经验的实证。(39)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失败的矫正实践宣告了矫正理念的幻灭，然而并没有导致人们对监狱失去信心。或许正是这点导致了惩罚的规范化理论与具体监狱实践的分离。如今在惩罚哲学上我们有报应、矫正、威慑、复原、混合、表达……乃至更多的规范化理论。于是在具体实践中，监狱似乎成了执行各种各样的惩罚的场所，犯罪人可能需要某种治疗，可能需要善意的威吓，可能需要重新回归社会，以及首要的，我们可能仅仅需要将犯罪人与外界隔离。惩罚就是监禁，所以监狱的规范理论和具体实践问题也将成为惩罚的问题。
(二)迷失的监狱：以监狱规范化理论为分析对象
20世纪70年代后，矫正作为美国刑罚体系的主流理念遭到了现实的严重挫败：一方面是监狱的矫正实践被宣布为失败，一方面监狱的威慑作用也在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累犯率面前遇到挫折。那么，是坚持矫正论，还是回到把监狱和刑罚当作是国家行使的对犯罪人之恶所做的报复的报应主义，抑或另外的模式？讽刺的是，试图以惩罚哲学和各种主流理念或者理念之综合为基础的监狱合法化理论模型在实践中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失败，正如下文分析的那样。
倘若监狱的确缺乏一个规范化的理论基础，那么实践上的理由是否能成为监狱优于其他惩罚的原因呢？我们首先讨论犯罪人的矫正治疗，因为尽管不再是监狱的规范理论的主流，矫正仍然是监狱实践的重要部分。治疗实践的动力之一就是它能在纪律化的状态下消耗犯罪人的时间，这与矫正理想的初衷——必须采用互相隔离的大监狱以求最有益于犯人的改造——刚好颠倒，治疗方案成为应付隔离化的庞大监狱的手段。庞大的监狱体系并不需要矫正作为惩罚哲学的基础，它需要的是日常的安全、食品卫生、治疗和娱乐事务。治疗方案在如何控制数量众多的监狱人口上发挥了“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治疗方案依赖于作为惩罚的监狱：治疗方案似乎成了某种最小化不安定因素的技术。
那么，惩罚实践成功地向违法者表达了某种代表否定的信息了吗？这是刑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孜孜以求地寻找答案的问题。联邦、州和地方的监狱和拘留所关押了超过全美2％的劳动人口(40)，这意味着什么？不用晦涩抽象的惩罚理论探求问题的答案，答案已经非常明显。这意味监狱发挥了作用。什么作用？监狱使得美国减少了2％的失业人口，解决了立法者们通过的越来越多犯罪立法所带来的麻烦。
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监狱似乎并不能解决犯罪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监禁人口仍随着犯罪率的上升而增加。刑罚的威慑论是监狱的一个重要的合法化理论，它认为对犯罪人施加足够痛苦的威胁，会在不违反犯罪人和其他人的人权的情况下，使他们不犯罪。这一理论被自身的功利主义进路证伪了，大量严谨的实证研究认为监禁几乎没有威慑犯罪的作用。(41)我们甚至不能说监狱代表了某种刑罚上的报应主义。刑罚报应论把监禁当作是施加在犯罪人身上的报复性的痛苦，然而有研究表明，最顽固的罪犯同时也是最能抵御监禁的“痛苦”的犯罪人。
总之，监狱丝毫不按照刑罚目的所设计的那样运作。因此，以一个规范化的理论模型来批评监狱的具体实践的进路是无效和缺乏实际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回顾私营监狱的种种争论，我们才能发现虽然相关的以惩罚哲学为基础的监狱规范化理论批判不断，然而在蓬勃发展、大致有序的私营监狱市场实践面前却是多么得苍白无力。
四、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和监狱——一个福柯式的监狱理论模型
蓬勃的私营监狱实践到底对惩罚哲学和法哲学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理论无效这么简单吗？当然并非如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规范化的惩罚理论和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的双重困境。也就是说，这两种解释进路不仅互相抵触，还面临着各自的解释困境。在这两条研究进路的背后，私营监狱的复兴笼罩在相互抵触的惩罚哲学或实证分析的面纱中，仍然呈现出一幅暧昧不清的图景。
那么，我们一定无法跳出这两条对立的进路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两条看似截然对立的进路背后，会有隐秘的相通之处？在我看来，私营监狱的蓬勃实践，恰恰预示着某种隐藏在现代监狱内部和深处的物质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惩罚理论，就像福柯曾精彩绝伦地剖析的那样。
(一)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
传统的惩罚理论以及监狱实践的失败早就在福柯的意料之中。“如果说法律被设定为确定违法行为，监狱是进行这种镇压的工具，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失败。”(42)然而监狱只是在“表面上”失败了，实际上并未偏离目标。因此，正如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一样，监狱也确立了一种公开的非法状态，也就是过失犯罪。(43)“过失犯”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特别强调的概念，意指犯罪人既是违反社会契约的“敌人”或“怪物”，也是能够通过惩罚和规训得到改造的司法主体。监狱及其一般的惩罚并不旨在消灭违法和犯罪行为，而是要“区分”和“操纵”它们，既规定宽容限度，有所放任又有所限制，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给犯罪活动提供一种普遍的“经济机制”。因此观察者们不应纠缠于监狱并没有消灭犯罪这一事实，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监狱成功地制造出“过失犯罪”这一概念。
通过过失犯罪这种在经济或政治上危害较小的、有时可以利用的特殊非法活动形式，监狱成功地“揭示出犯罪行为背后的过失性质，在各种非法活动中确定过失犯罪”。由于在这一机制上监狱是成功的，所以监狱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失败”之后仍然存在，并持续塑造同样的结果，人们也因此并不愿意将其废除。
从更深入的层面看，从酷刑到监禁，表面上看是人道化和进步，然而这一变化后面不变的东西是：对人的肉体的控制。现代刑罚理论宣称刑罚的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病救人，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监狱的根本原则是对个体进行‘改造’，为他们出狱后在社会中能起到健康、适当的作用做准备。监狱和长期刑也被视为对犯罪的有力威慑。”(44)然而在福柯看来，这种话语掩盖了权力对人的肉体进行征服的实质。政府并非通过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规训权力将人的肉体驯服，把身体变成了有序的可以操纵和利用的力量。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规训技术有着密切联系。“在一个不大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45)
最后，监狱所使用的规训技术扩及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等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监禁之城”，社会由此也变为“监禁社会”。对此，福柯写到：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出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是这种策略的要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够听到隐隐传来的战斗厮杀声。(46)
(二)作为规训权力工具的私营监狱
在我看来，私营监狱的复兴可以在福柯那规训权力作为一种惩罚的理论模型下得到解释。
首先，私营监狱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惩罚的失败。通过对规训权力的概念分析，福柯提醒我们不要让国家主权权力模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要错把刑罚权当然等同于国家惩罚权，把对惩罚的研究等同于对国家的研究。(47)在通常意义的惩罚理论看来，私营监狱的兴起混淆了国家/社会的二元区分，对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产生极大的侵蚀，从而必然影响到国家主权的刑罚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力的正常行使。因为事实是，不仅大量的惩罚没有由国家来行使，而且刑罚权的碎片化对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也提出了巨大问题。与通常视国家为刑罚的唯一正当执行者的刑罚哲学理论视野不同，福柯对权力的不同形式和概念(由此产生不同主体的惩罚)进行分析，区分了主权权力、司法权力和规训权力。他对权力的形式和概念的区分，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主权权力逐渐收缩、规训权力日益重要的历史分析上。(48)福柯的对权力的分析进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仅如批，不同于强调国家与私人的合作或者治理模式的合法性的分析进路，福柯并没有从“惩罚合法性”进路着手，而是借助法律和刑罚“合法性”或者“规范性”的谱系学分析揭示了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以及生命权力。“法律既非权力的真相，也非权力的辩解。而只是复杂而零散的权力工具。具有禁止效果的法律形式需要安置在大量其他的非司法的机制之中。”(49)
其次，在福柯看来，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强调国家与社会两分的经典契约论法律观，遮蔽了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实际机制和规训程序。“我们面临着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遵循黑格尔的辩证法。”(50)福柯对宏观式地把握权力不以为然，他不认为权力遵循自上而下、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则。为权力辩护的法律传递的是统治关系而不是统治权关系，然而这个统治关系“不仅仅是一个人统治其他人，或者一个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而是能在社会内部运转的复杂的统治形式，因此，并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君主，而是相互关系中的臣民；不是唯一机构中的君主统治权，而是社会中内部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复杂的奴役。”(51)
私营监狱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权力和司法权力所代表的惩罚哲学的消退，而恰恰意味着作为规训权力驯化了现代法律—惩罚制度本身，弥散到国家法律和惩罚制度的内部和深处。私营监狱只是现代以监狱、工厂、学校和医院为代表的规训权力的“监狱网络”的一部分。
然而，为什么是私营监狱而不是其他惩罚形态得以出现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现代监狱自诞生以来，就在实践和理念上面临着种种危机和批评，然而作为集规训技术之大成的权力工具，监狱并不会为人们所放弃，而只是会在形式上改变——私营监狱就是现代监狱变迁的最新形式。
在福柯看来，“监狱网络”通过两个进程使得监狱的用途得到重大限制并改变内部功能。第一个进程是，“减少被当作一种被封闭与被监视的特殊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处)”；第二个进程是，“随着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罚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它们将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52)福柯所说的第一个进程意味着，面对复杂和庞大的全球化下国家经济—政治体系，过失犯罪人的劳动力的作用是微不足道而可以忽略的，这是对被称为“监狱国家”的美国的犯罪刑罚体系的预言。“监狱国家”意味着近10％黑人被关押在各种监禁机构，意味着1995年中每10个拥有毒品或者贩毒的初犯有6个被判刑监禁，意味着2％的监禁人口成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不需要的人口。(53)然后，强大的惩罚国家面临着膨胀的刑罚—监狱体系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然而监禁本身是不能放弃的。于是第二个进程产生了，规训网络本身而不是国家主权权力或者司法权力成为惩罚主体，或者说惩罚背后的权力就是匿名的不是主体的主体。私营监狱成为规训权力代替司法权力和主权权力的优良载体，它不仅没有降低监禁的质量(当然没有降低规训质量，研究者可以查看aca公司引以为傲的监狱设计和安全管理)而且大幅降低监狱运营的成本——降低的成本有助于惩罚权力更好地控制和压抑不满或者无用的过失犯罪。
围绕着私营监狱，各级政府、议会、法院和监狱管理部门、私营公司、医院、精神治疗机构、培训机构……在近乎完美地处理了“监狱网络”在20世纪面临的最大危机之后，又天衣无缝地彼此整合，构筑21世纪新型的暧昧弥散却无处不在的“监狱国家”。
结论
现代国家，正如韦伯(max weber)影响巨大的经典定义所言，是某种能够成功地借助于对暴力的合法行使之垄断而在某—地域上维持统治的组织，其本质在于(合法的)暴力垄断。(54)随着国家垄断机制的形成，暴力不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它被授予给特定的组织(如军队、警察等)在特定时期或情况下(如战争、镇压犯罪等)使用。
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韦伯的定义失之偏颇。埃氏认为国家不仅是对军事或暴力的垄断，同时也是对税收和金融的垄断，简言之，是对暴力和税收的孪生或双重垄断。埃利亚斯认为这两种垄断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税收的垄断维持了暴力的垄断，后者反过来又维护了前者。二者不是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而是同时产生的互动的双方，是同一垄断的两个方面。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亦随之消亡。(55)
重温韦伯和埃利亚斯对现代国家及其合法性的经典研究，对我们当下的惩罚和监狱正当性问题研究大有裨益。
韦伯对暴力的论断提醒我们，虽然国家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垄断性的镇压和暴力，然而在国家的合法化垄断暴力成为现代世界的常态之后，其对暴力的垄断权可能会产生某种形态的退缩或者弱化，就像暴力的某种合法授权，就像国家与私人的合作治理。回到监狱和惩罚议题上，私营监狱的出现也是在国家垄断机制形成后，暴力不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国家统治和个人自由往往被“权利”等似乎不直接涉及强制性暴力的字眼所遮蔽，而监狱往往也有意无意地被隔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随着自由刑逐渐替代死刑而成为刑罚体系的支柱，监狱便成为国家刑罚体系的物化象征。社会日益开放，整体自由增强，信息渠道畅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逐渐弱化，自由刑(监禁刑)功能将趋于降低。监狱的未来命运也将与之相关”。(56)因此，私营监狱的出现并不稀奇，死抱着一种或者某种规范化的惩罚哲学，并不能对私营监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惩罚及其所依靠的暴力本身已经潜遁在法律背后。
埃利亚斯对韦伯的国家定义的补充是极具洞察力和解释力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惩罚机制与财政经济的互动机制。对监狱理论和刑罚哲学研究而言，这意味着监狱理论和刑罚哲学的规范化理论不能脱离军事/暴力与税收/财政的互动结构，因为一旦忽视了暴力和刑罚的经济机制，规范化理论就有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规范化刑罚哲学在具体监狱实践上的失败和无效，恰恰反映了埃利西斯的这一洞见。而私营监狱的复兴和发展，一方面印证了韦伯的国家强制性暴力垄断形成后，便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而是可以为其他主体所分化吸纳；另一方面，在埃利亚斯的国家模型中，私营监狱的出现可以帮助国家解决和平时期难以承担暴力—刑罚—监狱体系的巨大财政支出的难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私营监狱反映的是国家惩罚体系20世纪晚期之后在暴力与财税的互动机制下的“合理”变迁。
因此，以往的惩罚哲学研究与监狱实践脱节乃至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脱节的后果，往往导致惩罚哲学在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上的无力乃至失败。传统的惩罚正当性的坚持者以论证暴力—刑罚正当性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契约论法哲学模式，来批评暴力—刑罚的分散化和授权化，忽视了国家垄断机制形成后的暴力相对“弱化”的状况；而且，传统的惩罚正当性的坚持者更忽略了暴力—刑罚体系所依赖的财税经济基础，往往把国家用于惩罚的经济资源视为是无限的。在当代美国监狱出现极度拥挤和财政紧张之时，私营监狱的出现及其发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实践雄辩地说明，在国家暴力—财税机制下，私营监狱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侵蚀了国家的暴力—刑罚体系和机制，而是维护和增强了这一体系和机制。
以往的惩罚哲学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哲学讨论的无效，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刑罚体系本身就是公立和私营的经济部门的重要部分。(57)在很大程度上讲，国际经济状况、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资源限制和增长潜能影响并决定了如何和怎样去惩罚。因此，假如我们仍然是就事论事地用功利或者报应的概念，或者用惩罚哲学体系本身去论证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刑罚，支持或反对某种刑罚或刑罚的方式，而忽略了实际的状况和限制，那几乎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福柯对惩罚与监狱的解构，也让我们的讨论更加复杂和魅惑。福柯试图揭露的是“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之间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58)
福柯从根本上质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在他看来，“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它蕴涵了一套新的权力技术，具有新的独到功能。监狱是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监狱的各种矫正技术所试图恢复的与其说是“法律主体”，不如说是“驯服的臣民”。私营监狱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惩罚权力的减弱，而只是作为集规训技术之大成的监狱形态的变化。一方面是在置身于越来越庞大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之中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无足轻重的过失犯被判决关押在监狱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在规训权力替代主权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状况下，私营监狱能以更低的政治—经济成本执行更好或者同等的规训权力和技术。故而在福柯的惩罚理论框架中，惩罚理论或者监狱本身无所谓正当性，而只是一种新型国家权力以及一种新型身体处理技术的诞生过程而已，私营监狱的复兴则只是这一机制的最新变化。
福柯并非简单地反对国家、惩罚或者暴力的合理性，他对“惩罚合理性”的分析在于指明理性、人道与政治权力、法律权力之间的“名”、“实”关系，他说：人类的所有行为都通过合理性而被安排和规划。在制度、行为和政治关系中都存在逻辑。甚至最残暴的行为中也存在合理性。暴力中最危险的就是它的合理性。当然，暴力本身是很可怕的。但是，暴力最深刻的根源以及暴力的持续来自于我们所使用的合理性形式。如果我们生活在理性的世界，我们就能消除暴力，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暴力与合理性并非两相对立。我的问题不是要审判理性，而是要搞清楚这种合理性与暴力竟然如此的相容。(59)
显然，福柯的分析并没有得到道德哲学家和法哲学家们的重视，虽然他的规训权力概念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惩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并不全部赞同福柯对惩罚或者暴力的合理性所做的解构、对国家和法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的批判以及对惩罚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也不认为在私营监狱这一案例中，福柯的规训权力的惩罚理论能够解释和说明全部问题。然而福柯的分析的价值在于，他从根本上质疑现代以来的法律和惩罚体制的正当性，提醒惩罚哲学和监狱规范化理论的革新很可能依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性前提。
惩罚哲学作为一种论证惩罚正当性的理论，当然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惩罚实践就一定如此。然而，私营监狱的出现及其成功实践，以及众多试图给私营监狱以“规范”的批判或赞成的惩罚哲学讨论的无效和失败，深刻地反映了当下监狱实践缺乏一个规范化的惩罚哲学基础的事实，也说明传统的惩罚哲学的思辨讨论距离惩罚实践过于遥远。
如果规范性的哲学理论不与正在发生变化的惩罚实践相结合，这种规范性理论将注定要失败。哲学家和法哲学家们是否能够更好地评价私营监狱等惩罚实践，或者提出更好的刑罚改革建议，取决于他们对事实的把握。那么，福柯的批判式的分析进路就自有其意义，哲学家因此也需要对福柯的权力概念进行辨析和思考乃至回应。更广泛地讲，未来的规范性的惩罚哲学需要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乃至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寻找可能的答案。(60)唯有如此，在解释变动中的诸如私营监狱这样的惩罚实践的问题上，惩罚哲学才不会迷失答案。
最重要的可能是反思和寻找。至于答案本身，诚如福柯所言：“我知道我找不到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问问题。”(61)
注释：
①friedrich w.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walter kaufmann, trans. & ed.,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8, p. 83.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③本文把“private prison”译为“私营监狱”而非“私有监狱”，因为现有的私营监狱在刑罚层面上必须依赖国家，私营公司拥有的是监狱设施的产权和监禁犯罪人等监狱运营的权利。
④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crime & justice, vol. 26: 163—204(1999).
⑤例见于世忠、郑黎平：“评美国监狱的私营化趋势”，载《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杜强：“美国监狱私营化现象”，载《社会》1999年第4期。
⑥例见王廷惠：“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中的政府角色研究”，载廖进球、陈富良主编：《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本文用“复兴”而不是“出现”来描述20世纪晚期美国私营监狱实践，是因为(西方)监狱自诞生至近代之前都属于私营而非公立。本文的“复兴”为中性含义。
⑧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supra note④, at 164.
⑨yijia jing, "state prison privatization in the us: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magnitud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l_penal_code，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39)francis a. allen, the decline of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penal policy and social purpo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
(40)katherine beckett & bruce western, "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am. j. soc., vol. 104:1030(1999).
(41)franklin zimring, "imprisonment rat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punishment & society, vol. 3: 161(2001).
(4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6页。
(43)同上注，第312页。
(4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4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在我看来，正是在经济与规训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的惩罚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重生和蓬勃发展，福柯似乎忽视了经济—政治结构的强大决定作用。
(4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4页。
(47)davids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ociety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129.
(48)参见王立峰：“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49)福柯原文出处不详，转引自诚之：“法律、权力与规训社会”，at http://lawroad.net/bbs/archiver/tid-55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0)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第66页。
(5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
(52)同上注，第351页。
(53)卢瓦克·瓦关：“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美国将穷人关进监狱”，载《[法]外交世界》1998年第7期(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at /rqwx/mgqiongren.htm，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55)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8—120页。
(56)转引自佚名：“当代中国监狱结构与现代监狱制度建构论”，监狱信息网，at http://prison.com.cn/theoretics/2004-9-23/a1bb8d01-38ff-4cc1-bbad-1d68b65d21e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7)sarah armstrong, "model penal code: sentencing: bureaucracy,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future of penal reform", buff. crim. l. r.., vol. 7: 275(2003).
(5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1页。
(59)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1-1984),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lysa hochroth & john johnston, trans. , 2nd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96, p. 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