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二难困境的必由之路
面对科技发展的二难窘境,我们该如何进行抉择？还要不要发展科技？如何发展科技？无论是科技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把一切都归于科学技术本身,从而走向了两个极端。然而,事实上,科技的悲观主义阻挡不了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前进的步伐,科技的乐观主义也不能使人类摆脱二难的困境。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因此,遏制、取消科技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放任科技的无度发展,听凭人类危机的加剧,同样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这就是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谓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类的内在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以及人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推进人类文化的整合,一方面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的福利;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科技成果,减少、避免其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2.文化的整合: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
既然科技发展的二难困境的根由深藏于社会文化之中,根源于文化的破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失衡,那么,走出二难困境,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就在于文化的整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没有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失却前进的动力,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首先,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科学精神弘扬人的理性,追求认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理性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知和行的指南,是确定已知与未知、可知与不可知,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思维依据,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永无止境的追索。没有创新,就没有科技的任何进步,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的发生。其次,人文精神是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导航仪或保证。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为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和思想自由的环境,开阔人的胸襟,拓展人的视野。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弘扬理性,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而为自然科学从神学统治下解脱出来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最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也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诸多争论,诸如:未来的机器人是否会统治人的争论、有关克隆人的争论,甚至媒体有关“人造美女”的争议等等,其实,不过是人对高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或情感反应罢了。
作者：王声涛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工程训练中心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的大写)标出,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关键词：新经济科技翻译信息
新经济是指在全球化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基础上，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其主要特征是：知识化、创新化、全球化、网络化、科技化及持续化。2l世纪，在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高达60—80％，“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即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实质上已演变为一场科技的竞争。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对以科技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进行更广阔和更深层面的交流合作及信息共享。科技翻译是把国内外科技知识和研究成果经过查阅、收集、翻译、整理后准确及时提供给需求者的信息转换和传递工作。科技翻译作为各国科技工作者之间学习探讨包容吸收他人先进技术的一座桥梁，在促进国际信息交流乃至提高全民科技素质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高科技迅猛发展、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今天，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科技翻译也将融入国际市场。科技翻译应如何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科技翻译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将从新经济时代下对科技翻译工作者新挑战的角度出发，对目前科技情报翻译的大环境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如何提高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素质提出几点建议。
一、新经济时代对科技翻译工作的挑战
科技翻译就是把国内外高新科技知识和研究成果经过查阅、收集、翻译、整理后准确、及时地提供给需求者的信息转换和传递工作。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伴随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的创新能力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合作与交流更加广泛，科技翻译工作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其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中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大。科技翻译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水平。科技创新需要高水平的科技翻译，机械工业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中将图纸技术资料的翻译、转换作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关键环节，将翻译工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日本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们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二战后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大量翻译转换、消化吸收，提高了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所以认真研究科技翻译工作，提升科技翻译工作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因此，科技翻译要向信息嘏务业延伸，科技翻译人员必须树立为科技服务的意识，将有应用前景的科技资料翻译整理出来，供科技人员参考和领导决策。这就要求加强科技翻译队伍的组织领导，打破效率低、分散和个体操作的小作坊翻译方式。加强横向联系，逐步形成翻译网络和群体优势。与此同时，要加快提高科技翻译人员的素质，利用网络、计算机技术提高翻译效率。科技翻译作为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全球科技信息、科研成果的重要途径，对科技发展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要适应新经济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须有一支熟悉翻译资料的背景知识和专门术语、具备广博的科技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科技翻译队伍，才能提高科技翻译的质量。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翻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虽然目前在我国翻译队伍中，人数最多的是科技翻译工作者，与目前市场经济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也是科技翻译工作者。然而，当前科技译文的质量仍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以科技创新为主体的新经济时代，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科技专业知识更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二．新经济时代科技翻译工作者应具有的素质
1．科学素养
新经济时代，科技翻译人员应有科学意识，知识渊博，涉猎多门学科，了解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知识、概念、术语不断涌现，同一单词在不同领域里表达不同的意思，专业不同，意思迥异。如：leader，(机械)导杆，(电力)引线，(电影)片头。因此，如果没有广泛的科技知识，不掌握较多的科技词汇和专业知识，从事科技翻译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由科技翻译的多学科性质决定的。如果不熟悉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翻译好有关该学科的资料。要译好有关学科的文献(如论文、技术资料、招投标文件、技术规范、产品说明书等)将是困难的。如commonlaw应译为普通法，而不懂法律的译者会译为共同法。把“胃舒冲剂”译成“StomachComfortableLotion”，则大错特错，贻笑大方。造成这种误译的原因就是译者对专业术语不熟悉，对专门术语信手乱译、乱造词，使译文与原文相去甚远。再如水利水电行业涉及水文学、气象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测量学、水力学、岩土力学、电工学和土木建筑等基础科学，及与水法、水利规划、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水资源保护、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水利机械、机电与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高压输电、电信、计算机、大坝监测等几十门专业。要做好水利水电方面的科技翻译，译员应熟知上述专业知识，译文读起来才有专业味道；否则，不能充分体现技术文献中的“科技语言”，影响译文的表达和质量。
2．专业能力
(1)表达和理解能力
表达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理解的深浅正确与否影响译文的质量。对原文的理解越透彻，对原文所体现的专业知识了解得越深入，译文的表达就越确切。只有通过透彻的理解和准确的表达才能产生好的译文。如：Electricityisaveryusefulservantwhenitiskeptundercontro1．如把该句译为“电受控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仆人。”说明译者没有准确地理解原文、选择词义，表达也就欠妥。根据上下文，该句应译为“电在受控时才能很好地为人类服务”。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是科技翻译的首要条件。理解并不是翻译，只是翻译的第一阶段，也是基础阶段。辨义为翻译之本，理解是表达的前提和开端，表达是理解的目的和结果。对原出谬误的理解，结果必然是谬误的表达。只有在正确、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前提下才能谈表达。表达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科技翻译应重理解、次表达。法国释义派翻译理论研究人员提出对原文“理解一一脱离原文的语言形式一一表达”这一翻译程序。就语言本身而言，理解其表层意义不难，难的是理解其深层意义、联想意义，难在“言外之意”。
(2)词义选择能力
一词多义在英语中很普遍。译者要根据内容和所属专业从诸多义项中正确选择词义。由于所属专业不同，同一科技词汇可能具有不同的词义。即使属于同一专业，同一科技词汇在不同的句子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词义。如：Eachinstrumentisconnectedviatwoplastictubestoareservoirlocatedatahighereleva-tionofthehil1．这句中的reservoir为“蓄水池”，而非“水库”。再如joint(建筑)接缝；(医学)关节。在新经济时代，出现大量科技新术语。由于科技翻译要译出前沿的新科技成果，新信息密集，往往没有现成的详细资料可参考。有些词在辞典里也无法查到，如memetics这一语用学新术语，原指生物学上因模仿而扩散，转指在媒体的扩散作用下语言的传播，这就要求译者根据上下文、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创造性地翻译，音义结合创造性地译为“模因论”。有些词即使能查到，却在专业上赋予了新的含义。这时，译者应运用有关学科的知识，根据资料的上下文进行辨析、判断，正确地选择词义，准确地翻译科技术语。
(3)驾驭译出语和译人语能力
新经济时代要求科技翻译人员精通译出语语法包括词法、句法和惯用法，并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各种翻译技巧。科技资料译文的读者多是本领域的专业人员，因此，译文要符合专业说法，才能不隔，不致雾里看花，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翻译技巧很多，但归纳起来大致为以下三种：推敲词义、组织句子和正确表达。如：将transferswitching译成“转移开闭”，会使读者不解其意，按专业说法应译成“倒闸操作”。
再如：
Relayingofsinglebusisrelativelysimplesincetheonlyrequirementsarerelaysoneachofthecircuitplusasinlgebusrelay译成“单母线的继电保护相对简单，故仅需要每条线路上的继电保护和单母线的继电器。虽然专业人员能从译文中猜出其意，但译文不符合专业说法。因此，这句可改译为“因仅需对每条线路和母线进行继电保护，所以单母线的继电保护相对简单。”意思显豁，易为专业人员理解。由于译出语和译入语表达方式不同，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为了使译文流畅，需按照译入语的习惯适当增词或减词。
例如
Inpumpedstoragepowerstationelectircityisgeneratedduirngepakhour．“抽水蓄能电站在高峰用电时间发电。”“用电”这个词不能少(指用电高峰时间而不是其它时间)，虽然原文并无该词。那么为什么原文不写成power—consumingpeakhour呢?这是因为原文作者认为在特定的上下文，读者能意会高峰时间指的是什么，但翻译后译文读者不一定能意会。为了清楚，还是增词为好。
翻译是一种语言实践，总有一些规律可循。翻译技巧就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科技翻译人员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发现这些规律。译人语是要和读者见面的翻译终极产品，所以，译者的译入语造诣对译文质量起关键作用。科技翻译人员应能确切地表达原文的技术内容和语言风格。在深刻准确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还应熟练掌握译人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手段，才能得心应手地选词、造句、组织译文，使其“准确、通顺、得体”。
如：
Furtherdevelopmentininstrumentationtechniquesiscertaintobeveryrapidbecauseoftheincreasingmeasurementandcontrolofphysicalvariablesinawidevarietyofapplica-tions．“由于对测量和控制各种用途的物理变量的需求与日俱增，仪表制造技术一定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脚。此译文恰当地应用汉语成语，使译文通顺得体，形象生动。:
3．科学态度
翻译是一次再创作。科技翻译要求采用专业术语，译文应概念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的信息。如：Anumberoftheselfatpacksarepositionedatthecorrectacousticcentersonatemplatewhichformshtesubma—rineinterface．mountingnadbacking．这句话包含很多科技概念，专业性很强。要传达它的信息，须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请教专业人员，查阅大量资料，刨根问底，弄懂概念，扫除技术障碍，才能得出正确的译文：“若干个水听器扁平组件装在模板的声学中心，模板充当(模块的)支架和背衬，与潜艇舷面交接”。鲁迅在谈到翻译的甘苦时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思。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来，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要开箱子的钥匙。这段话不仅说出了翻译的艰难，更反映了鲁迅对待翻译的认真态度。
4．创新精神
一方面，文化全球化和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对以科技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进行更广阔和更深层面的交流合作及信息共享。在新经济时代，信息的传播和获取已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信息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特征。在信息时代，科技人员对信息的需求是新颖、快捷、实用。科技信息是科技创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技信息工作要针对性地及时收集、分析、整理出国内外的先进科技信息。这就要求科技翻译人员善于捕捉信息，具有创新精神，具有判断、分析、发现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应对信息敏感，有洞察力。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新经济时代中各种全新的科技快速发展，也诞生了许多值得科技翻译工作者去尝试、创新的科学技术，这就要求科技翻译工作者更要具有创新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时俱进，以达到更好地为科技翻译工作服务的目的。如当今时代计算机是信息处理的重要工具；因特网是全球影响最大的互联网系统。科技翻译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文字处理、网络技术、机器翻译等。信息正以几何级数增长，需要翻译的资料越来越多，传统的手工翻译速度慢，满足不了需要，计算机辅助翻译势在必行新经济时代要求科技翻译人员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在因特网的数据库中获取信息，查找参考资料，提高翻译效率嘲。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近年来，理论界已对生态文明的概念从不同角度探讨，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如从理论视角、文明维度、制度与政策等层面进行探索，但主要从理论视角和文明维度进行不同的理解。理论视角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的理解的角度，一种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即把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维度也有两种方式来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一是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二是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联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明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中探析，研究人员更多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文明形式。
（二）生态文明不同理解下的共同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理解，但从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问题已经开始向理论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其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改造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模式；精神性内容包括一些适应精神文化的成果，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化等相关概念；制度性的内容系统包括了人和自然、人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社会系统结果的有效监管与制度成就。
（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目标追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和其社会通过生态生产方法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时取得相关的积极成果，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的形成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物力，人力相结合的道德制度成果。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表明人类应该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来对待自然。
二、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效应
俯瞰整个社会文明史，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发展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时期、萌芽时期、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及进一步发展时期，即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的提炼和概括，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的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科学技术的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而且还有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组合元素，从而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物质水平，加速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使人类文明进步陷入困境。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影响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对自然一种恐惧，依赖和从属，人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这时的生态平衡只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经济水平，因而不是我们所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时人类对科技的研究开始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潜意识到有意识，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萌芽时期，它被植根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次人类提供现成的食物，不再依赖于自然世界，而是对自然的开发和适应积极利用，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其他问题也伴随着开始出现，从一个和谐的整体逐渐变为局部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技术来控制和改变自然，且达到了顶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天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生态危机，严重危及当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利益。
三、建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文明的优势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顺应大自然的自然转化，而且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含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但传统观念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和技术在作出显着贡献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多的人类认识到，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人们必须开始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相应概念的科学和技术，即生态文明型社会及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合理地选择科学技术，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催化作用，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二）树立新型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中，克服传统的经济理论单一带来的非经济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指导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评估科学和技术成就，消除只有一个指标来衡量的科学和技术成和片面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确立科学的价值观，避免科技成果的盲目应用，使得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平衡，以确保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职课程；科学；技术；人文；融合
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简称，具有高等性和职业性双重属性。高职教育的双重属性使高职课程既不同于普通高校课程，有职业教育的特色；又区别于中等职教的课程，有高等教育的要求。因此，高职课程改革有较大的难度。虽然拥有可资借鉴的职教课程模式，如：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模块技能组合课程”、北美和英国、澳大利亚流行的“能力本位模块课程”、德国“双元制”中“项目与应用性课程”；北京市朝阳区职教中心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黑龙江省伊春职业学院的“就业本位板块课程”，以及其他职业学院开发的“职业群课程”、“生计群集课程”，等等，但这些课程各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不能照搬。应当按照高职教育的双重属性，构建有特色的多元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既能摆脱传统课程观的消极影响，又可避免单一“本位论”的片面观点，辩证地对课程三要素（知识、技能、态度）统筹兼顾，追求价值的多元化，达到育人的全面性。
一
学术型人才，通过科学教育来培养，科学是由学科组成的，因此，侧重科学教育的普通高校强调依据学科的内部逻辑设置课程。另一类是应用型人才，通过技术教育来培养。技术是直接应用于职业劳动的，因此，侧重技术教育的高职往往依据职业的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受培养目标制约的课程目标，使高职课程与普通高校课程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是，这并不能将两类教育课程截然分开，这两类课程并非各不相干，因为科学与技术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内在联系。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非生产需要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与手段的总和。科学着眼于“知”，呈观念状态；技术着眼于“做”，属行为领域。前者侧重于理论，后者侧重于实践，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明显的差异是具有应用性、可操作性、直接效益性。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性并不排斥它们的关联性，人的行为总是受观念支配的，技术实践都受科学理论的指导。完整的技术过程包括无形的技术和有形的技术，无形的技术之物化形式就是高职的技术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的教材，有形的技术是高职的实验课、实训课、实习课中对技术知识的具体应用和实践操作。
普通高校课程培养学术型人才，高职课程培养的技术型人才属于应用型人才，但不能据此而认为高职教育就无学术。蔡元培讲过：“学术一词可分为二个名词，一是学，二是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二者并进始可。”[1]无独有偶，波耶夫在“学术水平反思”一文中论析：“大学的学术包括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2]由此可见，普通高校课程侧重理论，并不排斥应用；高职课程侧重理论的应用，也是学术的应有之义。
可以这样说，科学属于人类文化的理性认知领域，具有理论知识性品格，技术属于人类文化的感性实践领域，具有直接现实性品格。科学与技术之间既是一种“知”与“行”的关系，又是一种理性认知与感性存在的关系。在高职教育课程中要正确定位并处理好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则既要二者并重，又要二者并进。二者并重就是对科学和技术同样重视，防止和克服厚此薄彼、扬此抑彼、甚至顾此失彼的现象。根据特定职业的现实需要和近期发展需要，选择包括科学和技术的课程内容，恰当地安排课时和学分，合理地确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整体的教学安排中的比重。二者并进就是用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在技术实践中应用科学理论，二者双向联系。正如黄炎培所说：“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手脑并用”；也像陶行知所讲：“教学做合一”，“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3]。其中，特别要重视的环节是实习实训。因为实习实训是科学知识转化为技能的重要环节，也是高职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
二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分割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理性主义科学观强调除自然科学外，并不存在其他科学，另一方面是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把人文归纳为非理性主义，如康德把“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这就造成了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分割。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科学本身蕴含人文精神，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也追求人类道德的进步和生活艺术的发展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解放人性、肯定人的价值[4]。科学教育应有人文精神的支撑，应贯穿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应渗透哲学理念、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应与人格的完善融为一体[5]。早在1997年全国高教界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中，有教育专家就提出警示，我们不能重蹈有些国家的覆辙，而应努力使高科技与人的高素质协调发展，使高科技为人类带来幸福而不是灾难。据了解，在国外，有些掌握高科技或者生活在高科技社会的人，往往由于素质上的重大缺陷，个性发展畸型，导致精神空虚，人格堕落，甚至异化为所谓“科学奴隶”、“智能强盗”，这是必须高度警惕的[6]。 转贴于
高职课程特别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要大力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水平。一是在课程开发领域，构建一门将科学与人文融为一体的综合课程，作为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诞生了一门交叉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这对我国高职课程开发不无启示。党的十六大号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此，高职很有必要、也有可能开发一门综合课程，引导学生努力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在课程实施领域，各门专业理论课都应结合科学知识教育，介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宣传国内外科学家在相关研究中表现的人文精神，如华罗庚的自学精神和居里夫人的坚韧精神、爱因斯坦的创新精神、诺贝尔的奉献精神等。不但要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教学与校内外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以趣激学，也要搞好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和教风、学风建设，发挥隐性课程的育人功能。三是在课程管理领域，使教师由课程的执行者转化为课程的设计者，调动其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扩大选修课的课时、学分比例，提高学生选课的自由度；树立“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现代教学理念，把教学过程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过程，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四是在课程评价领域，把塑造健全的人格摆在首位。既要评价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更要评价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心理等方面的人格完善程度，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批判技术是“病态社会”的根源，如马尔库塞说：“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人创造的技术反过来奴役人、控制人，这种技术异化实际上也是人的异化，即人的物化。”[7]西方人本主义者对技术的批判并非无稽之谈，但其归因是错误的，技术本身无罪，罪恶在部分人的道德沦丧，对技术进行灭绝人性的滥用。如果说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是福是祸，取决于握剑的人，正如舒尔曼指出：“技术越发展，欲以把握这种发展的社会问题就越是伦理和精神问题。”以技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职课程侧重技术教育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技术教育不是仅仅传授技术知识和进行技能训练，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做人的教育，而非仅仅是知识的堆集和技能的提高。”[8]巴萨拉认为，技术实践不是对科学理论的简单应用[9]。的确，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实践，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开拓与创新、直觉与灵感，涉及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并且需要付出大量艰辛的努力，承担失败的风险。技术过程充满人文精神，高职课程怎样处理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呢？有四个要点：一要面向技术知识的形成过程。教师的课堂教学注重弘扬前人在技术革新中焕发的人文精神，激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振奋创新精神，防止和克服只讲结论，不讲过程；只传技术，不传精神；只求继承，不求创新的偏向。二要阐明社会技术原则，强调学生恪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落实规章制度，在技术实践中贯彻执行经济效益原则、与人适宜原则、环境生态原则。三要提高技术档次。技术型人才的产生缘于理论技术的发展，高职课程应使学生具备掌握理论技术所必需的基础理论以及相关的应用能力，这种能力与普通高校课程培养的能力不同，不是技术方案的设计能力，而是技术方案的实现能力。四要改进技能训练。高职课程侧重创造性智力技能和创造性动作技能的训练。因此，高职技能训练有相当的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和精确性，从而使学生在训练活动中具备主体意识、进取心、成就感和愉悦的情绪体验，避免简单地重复劳动以及与机械、电器的运转同步带来的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这是高职课程体现高等性，与中职课程的不同之处；也是高职课程不同于普通高校课程，体现职业性，用人文精神支撑技能训练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68.
［2］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五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8.
［3］黄中益.职业素质教育概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105.
［4］唐斌.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J］.教育研究，1997，（11）：22-25.
［5］赵甲明.论实现科学教育与德育的统一［J］.河北师大学报，1997，（4）：99-103.
［6］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7.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2]。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学技术在生态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所带来的“非理性”的后果？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
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一)科学技术手段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具有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性社会就会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韦伯指出，科学技术理性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官僚国家的兴起，不断地使行动理性化并使人类行为适应于技术效能的标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作用愈加突出，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手段和基本动力，“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尤其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连续进步取决于科技的进步”。
(二)科学技术理性成为现代性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社会生产最重要生产手段，而科学技术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维形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成为现代性社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之一，“意识形态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一见解以富有刺激的形式揭示了普遍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在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迫使按着技术装置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异化”，人们的行为和思维逐渐的科学技术化，在此基础上认可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从而保障了现代性社会的统治及其权力形式的正当性，“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而现代社会就是就是“借助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而开始的合理化过程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曰科学技术是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阶段，而是出现在现代社会晚期，即科学技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要的有机组成，又是维护现代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语境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如补偿纲领，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三、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他指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通过这两种批判，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实行协商民主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针对这种情形，哈贝马斯指出，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
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那么，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四、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较为科学地回应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现象，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特别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成为当今社会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马克思认为，考察社会的变革必须从物质和精神或意识两个维度进行，“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哈贝马斯确实从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方面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状况，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谋性，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思想开始动摇，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反思。西方理论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启发之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反思，开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审美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开辟了现代性批判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