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能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培养学生的科技伦理道德，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探索与实践证明，在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收到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全日制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出“在人类文化背景下构建高中化学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化学课程的人文内涵，发挥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结合人类探索物质及其变化的历史与化学科学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1]在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化学学科的诸多内容和方法的研究，培养关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的人文精神，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观，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增强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化学教学中人文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现状
我国中学理科教育实践中，由于学校承担着巨大的高考升学压力，教学组织和管理以及学科内容的教学成为理科教师课堂教学的首要任务。由于教学目标的偏颇，中学化学教学很少涉及科学伦理道德的教育及人文精神的培养，淡化了人文教育。具体地表现在：教学内容上，过分注重逻辑、系统化和网络化的化学知识结构编排，忽略了学生对社会、生活、就业等化学素质的需要，也严重地忽视了化学在技术研究和社会应用方面的道德规范问题；在教学方式上，崇尚理性，追求规范化、划一化，忽视学生谋求个性解放和创造力的培养。虽然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色彩斑斓的化学世界里，但对身边最基本的与化学有关的生活、社会和自然问题的基本原理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更有甚者道德沦丧，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做出违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举措来，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伤熊案就是一个典型。
二、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意义
学生的德育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道德是树人的根本”。[2]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指出：“必须把育人看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学业上的缺陷并不一定会影响他的一生；而道德、人格上的缺陷却可能贻害他一辈子”。[3]
在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强调化学科学的育人功能，纠正化学教学中的唯科学化倾向，就是要求化学教学要关注学生的人性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意识。让学生将学习化学知识与认识社会、解决与社会相关的化学实际问题相结合起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利用化学史渗透人文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有益探索
1．充分挖掘化学史中科学家人格魅力的榜样示范作用，塑造学生的高尚人格
一部化学科学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的奋斗史。挖掘存在于化学知识背后的一些活生生的事例，用科学家在创造伟大业绩时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魅力去影响教育学生，对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讲到元素氟时，向学生介绍：由于氟单质的活泼性和毒性极大，因而长期未能分离出来，为了研制它，英国化学家戴维曾受氟的毒害病倒好几个月，乔治和托马斯也为研制氟而严重中毒，鲁耶特和尼克雪为研制氟不幸殉难。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化学家莫瓦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仍坚持不懈，终于在1886年获得成功。让学生走进化学家丰富而多彩的精神世界，与大师们交流对话，沐浴人性光辉，逐步使学生在挫折前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斗志，从而在学习中自觉地去砥砺自己意志。
2．发挥化学史的德行、美育功能，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化学史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人文教育素材，化学家们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不胜枚举。解放前，我国留美博士侯德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的制碱技术封锁，为发展我国的民族化学工业，毅然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母亲怀抱。经过潜心研究，发明了享誉世界的侯氏制碱法，并公布于世。这是何等的爱国情怀，何等的高尚人格！
（2）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一般认为在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容易结合革命故事和史实进行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在数理化生等理科教学中，同样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例如：在有机化学“苯”一课中，可向学生介绍凯库勒发现苯的结构的传说，说明天才出于勤奋，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从苯的结构简式SHAPE\*MERGEFORMAT到SHAPE\*MERGEFORMAT的发展，又可以启发学生认识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同时再介绍苯的两种结构都各有优缺点，应该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3）进行科学态度的教育
科学家之所以可以成为科学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科学的态度：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不畏辛劳。卤族元素氟、氯、溴、碘的发现史，就是一部化学家求真求实的历史。可以说轻信和主观使人们丧失及早认识氯真面目的机会，但化学家孜孜不倦地追求才使它真相大白。教学中以具体的实例展现化学先驱们追求科学的顽强毅力、献身科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可以丰富学生的科学情感、培养良好的科学素养。
3．用科学家的故事进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
道德伦理能净化心灵。在高中化学教材中，大部分思想教育内容并不占明显的地位，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充分发掘教材中潜在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教育贯穿于对知识的分析中。
在学习有机化学时，学生曾遇到一道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阿斯匹林为题材的练习。我不失时机地引用了发现阿斯匹林的故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阿斯匹林的前身是名叫Spirsaure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有很大的副作用，有机化学家霍夫曼的父亲因患风湿性病需要服用Spirsaure。但他对这种药过敏而无法服用。霍夫曼为了给父亲治病，就潜心研究改进这种药的方法。后来对这种药的结构进行修饰，减除了药的副作用，经过修饰的药被命名为阿斯匹林。[4]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孝敬父母关心老人的思想内涵，故事虽短，但教育效果不言而喻。这样的例子在化学史中还很多，只要教师充分挖掘新课程教材，是可以找到德育教育的素材的。
由于科学是真善美的统一，化学教学过程必定也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利用化学史渗透人文教育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但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它的策略性，一定不要喧宾夺主，要提高渗透的自觉性，把握渗透的可行性，注重渗透的反复性。面向全体学生，由把学生当容器来“灌”转到把学生当成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来“育”。
参考文献：
[1]．《全日制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王善迈著．《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96年第1版
异化劳动的概念是时展的历史产物。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唯物哲学家、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身上就得到了表现。最早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利维坦》中提到：在错中复杂的社会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自己个体本身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狼一样。但是社会为了要维持平衡，所以就有必要制定相关的规则，制定相关的契约，书中所说的利维坦就是巨大的海兽，从中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是受一定的社会契约限制的。接着法国的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说：在社会的契约中，我们同时还不应忽视人本身的自由，即保持订立契约中实现着权利的转让。
后来，德国的费希特在他知识学体系中提出了“自我”的概念，他说：“自我设定非我，客体就是主体的外化”。这就是说作为自我本身的主体又外化出客体的我，这里他说得异化其实就是人的物化。接着，黑格尔根据否定性的原则，认为异化就是扬弃，这样就给构成了辩证法的本质。但他的异化论是种精神异化论。因为他主张的异化的主题就是客观精神。这就把异化的对象混淆了。他认为精神上的异化，是种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最终不能得出关于异化的正确概念。后来，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来谈异化，但他说的人就只是感性的人，缺乏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深刻内容。他这样对人的了解就显得很抽象。他只说明了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异化为上帝，后来以“爱的宗教”来自圆其说，但终究还是唯心的、抽象的异化论。所以，在前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决定人的本质的行为方式。而劳动在历史上是通过自身的异化来扬弃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力图变革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理论。这位他批判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为他自己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源头。
二、异化劳动的内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开始，从现象到本质，层层递进，深刻分析了人类生活的异化现实。根据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公平、不平等。但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分析的，他们没有对这再进行“为什么”的研究。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具体分析了为什么的原因，从而得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越多，越丰富，反过来他就越贫穷，这和劳动的本质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劳动结果和劳动过程的相互异化。如果说这是从结果上来说的话，那么在生产过程上也是有异化的产生。那就是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劳动不是劳动者自由的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的劳动。只有在运用动物似的技能时才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从事劳动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动物。上面两方面如果说是从“物的异化”来说的话，那么下面两方面就是从“人的异化”角度来说的。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漫长，但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更加漫长。费尔巴哈强调人是“类”的动物，但这里的“类”就是个抽象的概念。马克思不是从概念来研究人的本质的，他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分析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学的活动，得出了“劳动异化论”的学说。他由于把人的本质归为劳动，而劳动是被异化了的，所以人的本质在这里就得到了异化。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第三方面：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在这里，劳动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是维持人们生存的谋生手段，人人都想在为自己的私利活动，生存几近动物似的求生本能。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人和自己的类的本质的异化，其实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来得到体现的。因为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来说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私有制存在的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阶级的形式来得到表达的。所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得出私有制的本质和阶级关系产生的起源。
三、异化劳动学说的当代价值
自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一个半世纪已经过去。因为他的异化劳动学说是私有制的起源，同时，又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又反过来进步促进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那么在社会上就还会有异化劳动这种现象存在。尤其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怎样看待在当前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毕竟就只是占有少数的一部分，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群众就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包含在国家的主要矛盾之内的。而目前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的就是“先让部分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条件下，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成分，扬弃古典的伦理学，为开创出新世纪条件下的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添砖加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因素，从而使传统儒学走向现代文民的复兴。我想其中肯定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参考文献：
[1]崔龙水，马振铎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研究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室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英]霍布斯著，黎思复译.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法]卢梭著，方华文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文化产业是凭什么样的根本使其获得惊人的成就和持续性壮大的动力呢?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阐释词汇，是借用了美国人所创造的“软实力”概念，而这一阐释仅只是立于资本和国家的经济、政治需求的基点所作出的表层解说。深度理论思考的缺失，将把我们引向对“文化”概念的再理解，进而也才能深刻理解文化产业多重的来源与走向。然而，讨论民族文化产业基本理论就必然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文化”，因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的复杂性和日常生活表达的歧义性，迄今为止人们都难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个体存在的层面看，我们常常用“举止文雅”、“素质高”等表达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于是，文化在这里暗含了某人具有的优越性和良好的文化背景，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刻寓意，则是个体获得了符合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认可与尊崇性的存在。在社会事务的层面上，文化和“项目”相关，在“文化”这一概念的统合之下，文学艺术等满足着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站在群体存在的层面看，“文化”一词表征的则是特定群体的生活模式和理念。人作为类的存在预示着人的社会性关联，正是基于人与人关系性的创造，“文化”得以产生，从而“文化”与“社会”重合。由此，特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观念和符号构成了人们重要的文化来源。我们可以把前两个层面的文化存在，视为文化在生活表层的直接表象;而在最后一个层面上，文化就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且表达出制度性规范的要求。当人们以“文化”来表达其社会存在时，就形成了文化类型的概念。不论是在衣食住行等最日常事物中存在的较大的文化差异，还是那些深藏于人们信仰、理想和道德中的观念所体现出的更广泛和深刻的差别，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类型带给人们的震撼。正是得益于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是逐渐取代其他文化继而占据主流地位;或是因自身文化的弱势被完全的边缘化;或是以主题、旋律、神话等等的方式融合到其他文化类型中;或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使原有的文化要素以新的方式进行再生产……这样，文化并非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民族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对物质生产进行文化的解说，这一关注使得作为“表意”和“象征”体系存在的文化，转变为涵盖了人类社会整体生活的基本概念。在文化所形成的一整套生存机制和模式的导引下，人们的个体活动和总体生活被规定和提供着特定的含义或规范。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由人建构起来的文化总是有着多重性的表达:权威的制定者和规则的参与者，包含、融合和排斥、贬低。从连续性的历史中沉淀而来的文化同时还是变化和不稳定的，因此，文化不仅可以生产和被生产，同时文化还可以归属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
从这样的研究基点出发，文化就不仅仅是人工制品的静态呈现，更是人们活生生的实践与行为。从直观的层面理解，与活生生的实践相对应的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客体，就表现为文化产品。换言之，那些来源于人们最简单和最普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产物和结晶，往往通过各类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普遍的事实存在以至于使得我们忘掉了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然而却早已内化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基础: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对物进行选择和使用的。正是在这种选择和使用过程中，物品和商品的意义由人来决定，它们与人的关系也因人而展现。由此，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常常并不是直接性表达，而是由某种物质承担者来体现的。因此，即便是相同的物质产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人对其的使用也必然会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而不同的民族群体依据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也在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产品，无论是其生产还是使用，都紧密地与其特定的深层文化结构相关联，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产品都具有文化的要素。立于这种新的视角基点，“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①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客体，社会现实也因人对其意义的赋予和精神的想象而存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使用的活动，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如果说:“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的物质结构)中发现交换价值”，②那么，正是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人们对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客观存在的物质要素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价值的同时，文化范畴和关系的象征性，同时也就具有了物质性。不同文化类型中存在不同的“人为”文化逻辑，由此建构起人们眼中截然不同的客观实体。当现代社会所谓的纯经济、可测度的、明确化的和宗教淡化、神圣性消失的特点，使得所有东西都被转化为商品形式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就成了最好的注解:商品自身呈现着某种物神的因素。这一分析揭示出了商品的使用总是和某种精神状态关联。当人们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他们买的不仅仅是“物”本身，更是在购买某种意义和。人们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力量及一切需求、满足等，都是由文化经过建构并通过符号象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例如，19世纪英国，正是在亿万华人翘首以待英国的毛料、棉纺织品、钢制刀叉等商品的臆想推动下，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再度打开后，依然一度产生了对这个消费市场无限大的美好憧憬，经济理论中对这一问题长期忽视而生成的内在缺陷在当时展露无遗。可以说，人们建立起来的对异文化市场的种种憧憬和期望，虽屡试屡败而依然流行不衰。历来被视为文化象征的长城，从未有效地把所谓“蛮夷”的外来之物拒之门外，却成功地把国人囿于其中，这种把一切外来之物收编进自己逻辑严密的关系中的文化整合，使得进入中国的外来物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再生产过程。
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影响着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在此意义上，使用价值“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①关注于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就是关注经济所蕴含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容，经济的研究以此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可以突破经济学家眼中“价值”通常只表示“价格”的局限，从而迈向总体性的分析基点上，也就是说，“价值”认识必须依凭于对物质要素进行社会性使用的基本事实和深层文化背景。在文化的赋予下，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也获得了“社会属性”的存在，这便是“文化产品”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文化作为融凝聚力和张力于一体的共享系统，既可以提供给人们能够相互认可的规约，又能够让不同文化规则之下的人们顺利协商，最终达成共同目的。而无论是对明确可见的外显事物，还是深层和内在的精神诉求，文化凭借其对“意义”的寻求和展现等核心议题，成为社会生活实践层面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必然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
首先使用“文化产业”一词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产业。”②这就无助于我们来深刻理解“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产业的过滤”这一文化产业的“总体性”事实。③文化产业的实体内容，让我们注意到，产业形式必须依据资本原则组织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因此，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成为我们把握文化产业总体性存在的枢纽。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分析主要以两种流行的模式为主导:一是从美学规范的起点出发，将其做艺术准则的阐发;二是以经济学所假设的解释为基点，关注商品可交换性中的效率和预期收益问题。无论何种解释，似乎并未触及到文化产品的根本，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回答文化产品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形式产生。
从民族学的视野出发可以看到，文化产品既展现着文化要素向一般经济物品渗透，又体现着文化要素凭借产品形式而获得表达。因此，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的基础就深植于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本需要中，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由此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共同体内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取决于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确认。也就是说，只要该产品的使用仅仅只囿于某个个体的使用，它就无法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换言之，只有当这项产品获得了特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特定共同体保存的集体记忆和内在文化要素时，该产品才能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不同社会机制和民族特有的生活和传统，没有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象征体系，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成了无根之源。因而，文化产品彰显出极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质。在共同体外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基于他者的文化认可或认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之间，许多物品是在外部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的，而这些物品又并非必然或随时都可以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我们不妨面对一个基本事实:19世纪以来的中国，因整体经济的沦落成为和“先进”、“强大”等观念话语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化存在，凡被冠以“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标识的商品势必被看作是“土”、“贫穷”和“落后”的。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排斥和对立之下，中国众多极富文化意蕴和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手工纺织和蓝靛蜡染等往往代表的是“落后”的象征。以至于“洋纱取代土纱，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现代化”的崭新姿态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蓝靛土布依凭的正是其“土得掉渣”的意味而获得了文化产品的资格，并在价格上远远超越了一般机制布的价格。当然，并非每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晶都可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形式，能否超越个人使用的局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成为特定共同体存在的结构性要素等条件，直接决定了文化实践的产物能否转换成为文化产品。而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变身为艺术品或文化产品，并非基于它们的特殊性，而恰恰在于它们内在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彰显，并且这种“普遍性”被纳入到了当下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文化产品形式的存在。由此，文化产品转换的重要动力来源，就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共同体制度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往往又是隐含着的。在此基础上，文化产品的转换表现出三种功能:在最深的层面上，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共同体都凭借文化产品来确立起它的社会凝聚力，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也以此获得象征化的表达;在制度运行的层面，文化产品运作的实质，是在确立着一些特大的身份和权利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则是在灌输该社会的主流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并把个体的行为准则纳入社会化的规训过程。可见，对文化产品的转换进行分析不能仅仅止于单纯的经济考量，更要挖掘其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文化产品得以转换的条件，根本上源于隐含在共同体内部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标准。但在具体的时空当中，必定会有不同的主导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而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与其对从属群体精英的自我改进与成就等价值观的影响等多种要素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变换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弱势或从属的社会共同体可以获得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在工艺品、服饰、饮食等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中，而应扩展到社会总体性的变化，继而逐渐覆盖所有的经济产品。物品从来不是自然的存在或被生产的物品，而是被深深打上了某种文化烙印的东西。正是在人们的文化选择和对物品内涵、价值的建构过程中，物品具有了“文化产品”的存在意义。现代社会依凭资本的原则和要求，迅速将人们的文化实践活动商品化，而这种生活实践现实条件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支配了社会”。而资本又恰恰是这一经济主导性的“一种社会力量”，从而，资本的生存条件被“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①将资本原则作为社会的一个规范和标准，并依据资本的原则行事，也开启了其他各种社会存在转化为商品化存在并获得资本化运用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很多时候符号象征意义的获得，似乎比商品交换本身变得更有意义。对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来说，要获得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得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保障，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是奠基于符号的结构性控制基础上的。对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问题的民族学分析，反过来使我们再次面对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文化究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深切理解文化边界的模糊与重叠、文化内容与模式的互渗与交融、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在全球化差序系统共存中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附属的地位转换问题时，才能看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力和国家地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等多要素和多维度的交织，产生了所谓的“文化影响力”;也才能对文化安全等迫切的现实政治经济诸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
文化产业理论中的二元对应与总体性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一种二元对应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社会分析的，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等。这种理论框架在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中，集中化和具体化为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应问题。当我们把文化产业视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构成内容时，经济学的分析似乎便首当其选。聚焦于“物流层面”的经济学在以“财富”构建其分析基点时，财富与经济货物的重叠、财富不同形式载体存在的差异等问题的交织，使经济“分析的不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②当古典经济学把分析的基点聚焦于商品———这一财富的特殊形式载体或经济货物的一种具体的运行与表现形式上时，把经济学引入了明晰化和确定性的分析过程，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联结中，深化扩展出生产要素、市场结构与运行等诸多范畴的分析———如土地、劳动与资本、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等等。但是，这一分析对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客观事实的认定，基本上仍然囿于经济的物流层面。最为致命的是，在二元对应的理论预设下，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无法看到文化产业既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构成，更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由此而显现出分析的局限性。例如，无论把文化产品归于物质还是归于精神，我们都无法全面把握文化产品的根本性质。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这一问题甚至直接挑战着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价值决定理论:价值究竟是经济直观中的实体存在，还是在总体性文化体系中的一种关系表达?而从强调总体性和透视性的民族学视野出发，我们就会看到，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中，民族学视野所能做出的核心贡献，就是聚焦于关系基点实现二元的有机合成，把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引向对经济过程的文化分析和对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的道路。从生命的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这一双重关系出发，就确立了所有社会再生产，都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命题。这便把对经济客观事实的认定从物流层面扩展到了关系层面，从而进入到对经济进行总体性分析的广阔的空间。一方面，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要素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当作为分析基点的商品，以其“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东西”的形式表达，取代了“以有用的、能转让的和耗费劳动去获取或生产的物品”的实体表达，就使经济货物的概念不再局限于物质实体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心理与行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或背景等等，也成为同样的关注点或侧重面。
【关键词】菝葜化学成分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hemicalcompositionofRhizomaSmilacisChina.MethodsThecompoundswereisolatedbychromatographyonsilicagelcolumnandtoyopearlgelcolumnandidentifiedonthebasisofphysicochemicalconstantsandspectralanalysis.ResultsFourcompoundswereisolatedas：3，5，4’trihydroxystibene（Ⅰ）、3，5，2’，4’tetrahydroxstilbene（Ⅱ）,Querceetin4’OβDglucoside（Ⅲ）,Protecatechuicacid（Ⅳ）.ConclusionThecompoundⅣisobtainedfromthisplantforthefirsttime.
Keywords：RhizomaSmilacisChina;Chemicalconsitutents
菝葜为百合科植物菝葜SmilaxchinaL.的根茎,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资源丰富，《中国药典》2005年版Ⅰ部有收载，为较常用中药材，具有祛风利湿,解毒散瘀之功效，主要用于妇科多种炎症，疗效显著。作者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其根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4个化合物，根据理化常数和光谱分析，分别鉴定为3，5，4’三羟基芪（3，5，4’trihydroxystibene,Ⅰ）、3，5，2’，4’四羟基芪（3，5，2’，4’tetrahydroxstilbene，Ⅱ）、槲皮素4’OβD葡萄糖苷（querceetin4’OβDglucoside,Ⅲ）、原儿茶酸（protecatechuicacid,Ⅳ）。化合物Ⅳ为首次从菝葜中分离得到。
1仪器与材料
1H-NMR:VarianMercuryVX-300/600型核磁共振仪，13C-NMR：VarianINOVA-150型核磁共振仪,EI-MS：VGZAB-3F型高分辨多级有机质谱仪，FT-IR：NICOLET670型红外光谱仪(NicoletIR-6.0数据处理系统)，UV：UV-2401型可见－紫外分光分光光度仪，ToyopearlHW-40F为Toyosh公司生产，薄层层析硅胶及柱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试剂均为分析纯,菝葜药材由湖北福人药业公司提供，经湖北中医学院鉴定教研室鉴定。
2提取分离
取菝葜药材饮片5kg，用70%乙醇加热回流提取3次，2h/次，减压回收溶剂，浓缩后的药液依次用醋酸乙酯,正丁醇萃取，醋酸乙酯提取物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分别用不同比例的氯仿-甲醇梯度洗脱，ToyopealHW-40柱色谱纯化，反复重结晶处理，得到化合物Ⅰ（30mg），Ⅱ（17mg），Ⅲ（45mg），Ⅳ（13mg）。
3结构鉴定
化合物Ⅰ：浅黄色针晶，mp247～249℃。EI-MS:227（M+H）。IR(KBr)cm-1：3292，1606，1587，1512，1450，1380，1330，1260，1160，965，830，810，662。1HNMR（CDCl3）δPPm：9.51（1H，s），9.16（2H，s），7.39（2H，d，H-2''''，6''''），6.94（1H，d，J＝16.3HZ，H7''''），6.82（1H，d，J＝16.3HZ，H8''''），6.75（2H，d，J＝8.5HZ，H3''''，5''''），6.37（2H，d，J＝2.0HZ，H2，6），6.11（1H，d，J＝2.0HZ，H4）。13C-NMR（CDCl3）δPPm：158.4（C3，5），157.1（C4''''），139.2（C1），128.0（C2''''，6''''，8''''），127.8（C1''''），125.6（C7''''），115.5（C3''''，5''''），104.2（C2，6），101.9（C4）。波谱数据与文献［1］报道的3,5,4''''三羟基芪数据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3,5,4''''三羟基芪（3,5,4''''trihydroxystibene）。
化合物Ⅱ：淡黄色针晶，mp94～97℃。EI-MS:243（M＋H）；IR(KBr)cm-1：3229，1616，1593，1520。1HNMR（CDCl3）δPPm：9.57（1H，s），9.38（1H，s），9.14（2H，s），7.36（2H，d，J＝8.5HZ，H-6''''），7.17（1H，d，J＝16.5HZ，H7''''），6.78（1H，d，J＝16.3HZ，H8''''），6.35（2H，d，J＝2.0HZ，H2，6），6.32（2H，d，J＝2.3HZ，H3''''），6.26（1H，dd，J＝8.5HZ，2.3HZ，H5''''），6.08（1H，d，J＝2.1HZ，H4）。13CNMR（CDCl3）δPPm：158.5（C3，5），158.1（C4''''），160.0（C2''''），140.0（C1），127.1（C6''''），124.6（C8''''），123.2（C7''''），115.2（C1''''），107.2（C5''''），104.0（C2，6），102.6（C3''''），101.3（C4）。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2］的3,5,2''''，4''''四羟基芪数据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3,5,2''''，4''''四羟基芪（3,5,2''''，4''''tetrahydroxstilbene）。
化合物Ⅲ：黄色针晶，盐酸－镁粉反应和Molish反应均呈阳性。EI-MS:302(M-glc)。酸水解产物用TLC法检识有槲皮素，用PC法检识有D葡萄糖。IR(KBr)cm-1：3302，1657，1628，1602，1502。1HNMR（CDCl3）δPPm：12.45，10.78，9.20，9.10（each1H,s,OH）,9.97(1H,d,J=2.0HZ，H2''''),7.86(1H,dd,J=8.5HZ,2.0HZH-6''''),6.96(1H,d,J=8.5HZ,H5''''),6.48(1H,d,J=2.0HZ,H8),6.19(1H,d,J=2.0HZ,H6),4.78(1H,d,J=7.0HZ,H1''''''''),3.4～4.78(6H,m)。13CNMR（CDCl3）δPPm：175.9(C4),163.9(C7),160.6(C5),156.1(C9),148.8(C4''''),146.2(C2),145.2(C3''''),135.9(C3),123.5(C1''''),122.1(C6''''),115.9(C5''''),115.8(C2''''),102.9(C10),102.4(C1''''''''),98.2(C6),93.6(C8),77.2～60.6(3''''''''～6'''''''')。波谱数据与文献［3］报道的槲皮素4''''OβD葡萄糖苷一致，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4''''OβD葡萄糖苷（quercetin4''''OβDglucoside）。
化合物Ⅵ：白色针晶，mp195～197℃。FeCl3反应阳性。薄层检识与原儿茶酸一致。EI-MS（m/z）：154（M+）。IR(KBr)cm-1：3274，1677，1604，1530，1437，1381。1HNMRδPPm：7.43（1H，d，J＝2.0HZ，H2），7.42（1H，dd，J＝2.0，8.5HZ，H6），6.78（1H，d，J＝8.5HZ，H5）。波谱数据与文献［4］报道的原儿茶酸数据一致，因此可确定该化合物为原儿茶酸（protecatechuicacid）。
【参考文献】
［1］陈广耀，沈连生，江佩芬.土茯苓化学成分的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44.
［2］ChristensenLP,JorgenL.Excelsaoctaphenol,astilbenedimmerfromChlorophoraexcelsa［J］.Phytochemistry,1989,28(3):917.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一 从追新逐后到寻求差异
西方是 中国 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 研究 的空白。当代文论 发展 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 社会 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 分析 、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 现代 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 应用 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我们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 内容 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方法 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我们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我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我认为，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 总结 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二 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在21世纪前一、二十年成为西方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上。这使得我们自己关注中国文化问题将产生一个新的动向，即寻求国际性审美共识框架，装入我们中国本士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寻找审美共识就是要寻找一种共识性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负载着中华民族的的审美内涵。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我反省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 历史 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一个忽略不得的问题。
三 从文学理论泛化到文化理论
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不是单方面的，即便是一个声波传过来也还会有回声。我们第三世界理论也要向中心播撒，因为理论旅行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 现代 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 总结 ，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 时代 ，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关键词：医学科研；论文署名；规范管理
近年来，由于学术竞争的激烈和职称评审体制等原因，出现了作者署名随意、署名滥用、挂名等种种不规范现象，由此带来一系列学术道德问题、法律纠纷以及科研管理问题［1］。本文就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日常科研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医学论文署名不规范的表现做一总结，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1论文署名不规范的表现
1．1论文仅单作者署名，但事实上该类论文并非是综述，系统评价，而为临床研究的总结，是临床科室成员多人参与，为团队的共同成果，而该作者仅仅是将该临床研究进行了总结、数据分析，仅为论文的撰写者。1．2论文中通讯作者学历和职称明显低于第一作者和其他合著者，且以往没有任何科研成果；通讯作者与所的学术专业完全不一致；通讯作者在作者排序中不在最后位，等等。可见作者不重视甚至不了解通讯作者署名的原则和要求。通讯作者署名是对论文负主要责任的作者，一般排名在所有作者的最后［2］。通讯作者要熟悉课题设计，掌握数据材料，参与论文撰写，能够全面处理稿件中的一切，对论文的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等均负有全责［3］。1．3论文中的合作署名不规范。随着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科研合作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共同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在合作署名的论文中有些是上下级，有些是同学，有些是夫妻，有些是朋友等，而这类论文“真正的作者”无法辨识。1．4研究生论文署名不当情况。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我院的科研条件、课题组甚至科研经费完成实验，撰写研究论文，毕业后到另一家单位工作，将该毕业论文投稿时却只标注其工作单位，不仅没有导师的署名，也没有我们医院的署名，甚至有好多从未参与过该课题研究的无关人员的署名。1．5进修生论文署名的不规范，包括来我院进修和外出进修人员发表的论文。如来我院进修人员，利用我院的仪器设备、临床病例资料甚至经费开展科研活动，撰写好的论文投稿时仅将我院标注为第二单位，甚至只署名其原来工作单位。而我院外出进修人员，也有出现类似情况。1．6作者在开具单位投稿介绍信后，文章被录用时或要求其出具版权转让书时，至科研管理部门申请要求更改作者署名，新增作者，删减已经署名的作者，调换作者顺序等。1．7临床工作者把科室他人的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论文再投稿，而大部分作者与原来中文文章署名作者不一致，甚至完全不一样。
2署名不规范带来的后果
2．1滋生学术腐败现象
学术论文的作者作为原始著作权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如果不具备署名资格的人作为著作权人，破坏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在社会公众中的地位，放纵了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坏风气，给科研学术的评价也造成了不公平和混乱现象。
2．2不利于学术交流
论文的通讯作者是对论文负全部责任的人，论文刊出后，如他人需反馈意见或探讨问题总是与通讯作者联系，若通讯作者对论文内容毫无所知，论文的发表只流于形式，不利于学术交流与评价，影响科研合作的可持续性。
2．3侵犯他人的署名权
根据《著作权法》和《向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4］，明确规定了作者资格的条件，作者署名应在投稿时确定。随意增加或减少作者署名，以及变换署名顺序，都是对其他作者署名权的侵犯。同时会降低部分作者在论文中的地位，贬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程度，甚至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的纠纷。
2．4影响职称评定的真实性
撰写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者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具体体现。医院职称评定是为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研究积极性，将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作为硬性指标，但是如果有人通过学术论文“挂名”、“搭车”等不当途径通过职称晋升，将会影响职称评审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同时引发学术上急功近利的发生。
2．5不利于科研成果的进一步推广
科研论文撰写完成后，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在申报成果时，因为完成人员的限制，部分论文往往因为当时的挂名，在报奖时要求其退出成果完成人员的行列，但往往遭到拒绝，难以协调，从而影响科研成果报奖及进一步的推广。
3规范作者署名的建议
3．1大力宣传论文署名的意义
科研管理部门加强宣传和教育，开展院内讲座，宣传我国著作权法和国内外杂志相关规定［5］，让医护人员明白作者署名的条件和资格，增强作者依法保护自己署名权的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著作的作者获得的利益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是同时的，并是所有署名作者共有的，保证论文署名的科学合理。
3．2加强学术论文的署名管理
署名权属于作者，其他人员无权剥夺，但是作为科研管理人员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帮助作者正确行使署名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院科研管理部门重视署名问题，制定科研论文作者署名规范，明确论文作者的署名条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具体原则，出现署名问题的处罚方法等。科研管理部门在开具论文介绍信时，要求每个作者签名，以示作者的知情权以及对论文署名负责，尤其是通讯作者，投稿以后原则上不允许变更署名。对于提出更改署名要求的，科研管理部门认真核实，履行监管责任，如果因为作者首次投稿时疏忽错写作者姓名、漏写作者姓名等确属合理要求，必须提供变更理由充分的书面申请，由所有作者亲笔签名同意，科研管理部门才给予盖章审核。3．2．1对于研究生投稿，科研管理部门要求第一作者的研究生提供其导师、论文所有作者亲笔签名同意发表的证明，同时核对其署名单位。3．2．2对于作者因研究生毕业、工作调动或者在研究单位进修学习等要求，更改署名单位的，原则上按照知识产权归属确定署名单位，但可在论文作者单位备注项中注明作者现在的单位。3．2．3对于研究涉及多中心、多单位合作完成的论文，我们要求作者署名由所有合作单位的研究参与者自主协商决定，建议署名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加强沟通交流，署名及排名顺序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投稿，并在论文中注明合作研究的单位，避免以后署名争议。
3．3制定科研道德规范
根据近年来我国出台的系列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科研活动诚信指南等规范［6－7］，我院科研管理部门制定科研道德规范，要求科研人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科学成果，自觉抵制一切违反科学道德的研究活动。科研工作者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在自己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论文上挂名，甚至请或向论文机构购买论文。也不能为了朋友、领导的利益，主动让出科研成果，互挂获利。同时制定明确处罚条例，一旦发现存在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科研管理部门将严肃调查，查实后网络公示，并要求作者做出改正，且记入职工不良行为记录，抄告人力资源部、监察审计处，并与其年终考核、职称晋升等挂钩；甚至要求编辑部对该论文停发，且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投寄的论文。科研管理部门还建立检举、揭发科研不端行为等平台，逐步杜绝不正之风。
3．4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
［关键词］英美文学 跨文化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93－02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公开的文化层主要指已暴露的物质文化，包括服装、道路、建筑物、街道、村庄等。而文化所隐蔽之物大大甚于其揭示之物。美国符号学家迪利在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看作是“后语言结构”，包括绘画、建筑、民俗、文学、仪式、音乐、电影、其他等等（Deely,1986:xii）。对表层文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也是深层研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体现在民族思想观念等十分隐蔽的领域，在众多研究目标中，文学宝库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顾嘉祖（2002）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学文本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对象。浏览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文化意识与英美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而在语言学习者所学的众多科目中，英美文学属于有着一定难度和深度的课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那么英美文学的学习势必枯燥、晦涩难懂，这样作品的美感和作家的独到就无从领会。因此英美文学的学习与文化学习相得益彰。英美文学和英语文化的学习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英美文学的发展与英语文化的体现
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等，战后英国文学浮现出从写实到试验和多元的走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文学文本以外的各种现实、历史、政治、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呈现着反映。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不再是英国文学的分支，美国作家在创作风格和体裁上找到自我，进入20世纪更是日趋成熟，战后历经50年代新老交替，60年代的实验学说，70年代到该世纪末的多元发展阶段，形成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和特征。文学的发展趋势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沉淀。
（二）英美文学的认知功效、艺术价值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关系紧密
文学作品隐含对生命的思考、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西方人对其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名著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艺术技巧，孕育着学生的审美意识，还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在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也能有所提高，有助于养成高尚的人格。同时英美文学是英语使用者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较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有的高雅、通俗，有的含蓄、明快，有的婉约、粗犷。这些语言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文学作品里得到了详尽的发挥。研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领略和感受英语富有音乐性的语调和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词汇。
（三）英美文学作品的剖析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习英美文学就要开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剖析，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懂得外国文化，增加我们的知识，启发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方法。与此同时，更能品味异域文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了文化差异才能消除交际障碍，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交流，融入世纪多元化发展，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从而促进了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语言学习者蜕变为语言使用者，实现了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我国现阶段高校英美文学的学多还依循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文学史＋选读”的模式。文学教学以外部研究为主，教师往往罗列文学史实，学生也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授。这使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认识不够，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作品往往处于“千文一面”的尴尬境遇。这种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使文学课成为各种史料和纯理论的简单堆砌，使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失去生机。学生的文学素养不会有多大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力的锻炼。
另外，传统的英美文学课大多是讲授式，也就是以“教”为中心，教师是主体，承担所有的解释责任，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内涵、人物分析、意象等。这种教学使学生不能主动地与作品交流，而作品的生命力是读者和作者共同赋予的，如果读者不去更多地接触作品，只是聆听和记忆作品及其相关内容，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难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批评能力。
再者，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过多注重文学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不是很在意学生是否在一定的文化意识基础上研习英美文学作品。这样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就有些单薄且略显晦涩。
针对上述英美文学课上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新时期的文学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改进方法：
首先，利用随机通达教学模式（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进行“多角度切入”学习。随机通达教学是让学者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相同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使用这一模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可避免抽象地谈文艺理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多角度意义探讨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
其次，将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这样既强调了学习者的认知主体地位，又不忽视师者的指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建构理解所需的基础，同时要给学生留下广阔的建构空间。然而教师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又不客观，因此课堂上教师应侧重欣赏作品的方法讲解。课堂上教师重视作品阅读与分析，更多、更具体地向学生示范各种理解策略的使用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适当介入到以学为主的教学活动中，适时刺激学生的好奇感，使其主动去探索，进而培养学生理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另外在教学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课堂，恰当地使用英文原版电影，让学生可以直观地领略西方文化，形象地欣赏文学作品。
最后在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上，应尽量减少甚至放弃传统的闭卷考试，用不同的题型考核学生对不同文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应多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读后感。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学生若能主动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寻找、创造过程中，势必养成敏锐的感受力，掌握分析方法。学生的英语水平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三、结语
英美文学的研究应包含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两个目的，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英美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英美文学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英语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英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深化学习者在基础阶段所学的知识，增强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的学习者要不断地强化文化意识，才能成功地进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而且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能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免受交际障碍的干扰，因此，英美文学的研究要有文化意识并逐步展开、深入。
【参考文献】
[1]Deely,J&B.Williams,F.Kruse(ed).Frontiers in Semiotics[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2]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Doubleday:Anchor Press,1973.
[3]毕继万.第二语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中国外语.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