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国内投资环境也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从实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导致了生产活动的增加，这就直接带来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1999—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制造业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投资制造业比重高达70%以上。从每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具体数据也可以发现，自1999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占该行业总资产的比重，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利用FDI的国别来源分布、在华投资的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模式。其具体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期，FDI的来源国(地区)主要是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地区所占比重最大。根据2002年数据，当年香港在中国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占亚洲总量的54．84%，占中国全年利用FDI的33．86%，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在华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地区空间分布体现在东部地区数量多、中西部数量少。形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和制约，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或限制或制裁，这一阶段外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由于利益驱动和技术限制，早期进入中国大陆地区的FDI主要投向了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国从1992年开始明确向市场化方向改革迈进，发达的欧美日等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额开始不断加大。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和阶段，其国内产业也不断处于调整和升级阶段，发达国家也就抓住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的机会，将其国内的部分“夕阳产业”向国外转移，其中中国就成为一个主要的转移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形成了中国所谓的“产业承接”。然而，这种所谓的产业转移模式给中国国内带来大量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家或地区利用直接投资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疯狂地大肆掠夺中国的一些耗竭性资源，或者掠夺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如开采矿石等)，或者基于保护其国内环境而其国内又需要某些高污染产品，将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形成当前中国地域空间上的FDI进入的“二元结构”格局，其主要原因不仅由FDI来源国的国别差异而造成，也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关联，还与中国对不同地区实施的差异对外开放政策有关。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环境污染直接受到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影响，污染排放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重污染化同向变化，污染排放与环境技术反向变化。FDI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某种程度上的重污染化，因为外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一般以污染度较高的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接受外商投资一般也就定位在包括大量重污染型产业的工业上，对于环境保护还没有提到重要的位置。发达资本输出国或地区利用FDI疯狂从中国大量掠夺一些耗竭性资源(如开采矿石等)，或者集中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一些外商将在本国已经淘汰的高污染环境的技术和设备想方设法转移到中国境内，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日趋恶化。由于跨国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获得高额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污染产品生产上的国际比较优势也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诱因。尽管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强化环境治理，十报告首次专门论述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理念，首次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但是人们担心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污染转移”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行业还很严重。如我国工业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二氧化硫)从1992年至今基本上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5］。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沿海地区是中国加工贸易的重镇，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环境也日趋恶化。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全国范围内，遭受工业固体废物危害与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经达到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的粮食已经达到120亿公斤。全国13亿亩草原严重退化和沙化。全国七大水系均遭受污染，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有50%城市缺水。2014年4月17日，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联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达16．1%，其中污染点位轻微为11．2%、轻度为2．3%、中度为1．5%、重度为1．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林地为10．0%、草地为10．4%。从污染类型看，无机型污染占比大，有机型相对次之，复合型污染占比较小。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工矿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活动。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污染事件频发，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根据《2012跨国公司中国报告》:2006年6月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因环保违规违法而被国家环保总局曝光，主要有超标准排放废水的上海松下电池公司、超标排放污染废水的长春百事可乐公司、主体设施未验收私自投产的上海雀巢公司，还有3M上海公司、德国诺尔起重机设备等公司。上述案例仅是在华跨国公司涉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冰山一角。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来，大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基本由中国企业来生产，然后跨国公司进行内部贸易或者出口，而将污染留在中国，造成了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资过度进入制造业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FDI与引进制造业投资同步进行，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从1999年开始就不断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时，制造业占比已经达到70%以上;之后，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处于下降状态，到2012年降到43．7%(见表1)。从FDI在华的产业分布看，引进外资中大约有60%进入制造业，给外商带来的88%的FDI工业增加值来源于污染密集型的产业，其中30%属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产业［8］。从“三废”排放量来看，制造业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废水排放量已经占到工业排放量的79%;废气排放量占到63．7%;废弃固体物排放量占42．1%。从国际竞争态势看，由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制造业生产扩张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转移。这也说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整体上改善环境污染，或者技术外溢不足或者是技术吸收不足。当然，从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断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经降到43．7%。这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与升级，第三产业处于上升态势，对环境污染程度的降低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环境标准的国际差异性导致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国际上有《多边环境协议》、《卡塔赫纳生物议定书》和《蒙特利尔公约》等国际性的相关环境保护条约。然而，这些条约或者是单边条约，或者是与WTO的有关规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内，有关环境保护的协定尚不完善，更没有如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那样的协定对相关方面的明确限定与约束限定。制造业的输出国基本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而这些国家对环保标准的制定有严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对于能耗高、污染严重等行业的惩罚相当严厉，开出的罚单动辄上亿元。但中国对相关污染的外资企业开出的罚单仅为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外资企业通过污染生产获得的收益远大于遵守环境规制所付出的相关成本，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惩罚作用。另外，发达国家主要依据本国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国内的基本条件而制定制造业标准，他们不会过多考虑或者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推进阶段，这就导致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发展高污染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当然，也有相当的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中国与其母国的环境标准“压力差”将污染转嫁到中国。
第三，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引资竞争，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须获得相当的财政收益，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行政费用支出的需求。同时为了政治上的晋升极力追求经济增长率。而要在“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中取得优势，选择“资本推动型”发展模式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断地创造或者改善软硬环境，以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相对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中国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有严格的限制，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就会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权力，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以尽最大可能获得外资的审批权。这种基于对经济资源最大化的不断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资的利用规模和数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对外资引进的疯狂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倾斜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外资进入基本上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步梯度推进的格局，然而FDI在华地域分布的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东部地区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显著的“表面”政绩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突破环境底线，引进了一批技术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资企业，结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态环境更趋恶化。特别是外资偏向于投资制造业的引资结构更是加大了中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压力。第四，大量“洋垃圾”进口到中国，造成国内环境污染。由于发达国家对环境污染的严格限制和巨大的惩罚成本，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垃圾转移就成为他们处理污染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产生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大量工业与生活垃圾，特别是产生的有害废弃物，通过各种方式转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必然给进口垃圾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环境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断遭受到洋垃圾进口的影响。洋垃圾进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贸易、走私、捐赠等形式，对中国的环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涉及工业垃圾与危险废物垃圾等。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00年至2011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由最初的7．4亿美元增加到115．4亿美元，2011美国出口给中国的垃圾交易额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其总量仅次于从美国进口的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及化学品和运输设备等。更触目惊心的是，全球每年产生5亿吨各种电子垃圾，其中70%以各种方式流入中国。某种程度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电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高污染产品在中国主要是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与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国的焦炭生产技术与工艺整体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术落后的土焦占有较大比重，我们生产一吨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约一吨的废水、废气和废渣。随着中国出口焦炭数量的增加，环境污染指数也在不断上升。
三、提升环境质量的应对策略
第一，提升我国治污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先进治污技术引进力度。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术创新的突破。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的改善作用体现在:一是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能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更大的产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环境压力;二是治污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从而获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者的治污积极性;三是从环境监管视角看，检测技术的进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所以，从长远和根本上看，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发达国家具有成熟和先进的治污技术和产品，我们要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提升，就必须引进国际上已有的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环保产业，以提高环保产业的技术含量，解决我国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增强环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中国环保产业发展。要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和清洁生产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要完善政策引导，大力促进国内清洁生产与循环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
第二，调整引进外商投资的战略定位，注重提升引进外资质量。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必须遵循环保优先的原则，设立产业发展环保标准门槛，严把环境保护关，把能否节约资源和提高环境效应作为引资的标准，大力引进节能减排型企业。要健全和强化对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全程环保监管，要对具体的外资项目进行环保评估，并实行严格的生产审查制度和程序，严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资项目的进入。
第三，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优化我国产业结构。针对外资过度进入制造业的现状，我们必须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应当限制其投入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造业，鼓励其投向高技术含量领域和能够带动大量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增加的基础产业。我国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不同的行业划分为鼓励、许可、限制及禁止类，在未来的产业调整中要更多侧重于环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类中添加调整部分污染严重的行业，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在发达国家更加强化对高污染和高排放行业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环保理念，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并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使中国经济朝着“绿色发展”方向迈进。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资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法规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这造成了利用外资过程中的监管漏洞。我国有关控制外国污染转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环境风险评估预警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环境影响评价法》;两部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即《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5个部级文件，即《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境风险评估预警技术指南———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等。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的时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规面对现实环境存在各种漏洞，如技术性不强、检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监管效率不高。
发达国家针对环境污染和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较超前，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如美国在环境污染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大气污染规制、水污染规制、噪声污染的规制和固体废弃物污染规制等。美国针对大气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有《能源供应与环境协调法》等;水污染规制法律法规有《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针对噪声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规有《噪声控制法》等;固体废弃物的规制方面有《固体废物处置法》等。英国首都伦敦曾经被称为“雾都”，这是英国长期工业化发展而没有重视和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英国于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洁空气法》，并逐渐实行了能源结构转换，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伦敦的空气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伦敦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学的规划与管理。我们要科学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规，充分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制定统一规范有效的外商投资环境管理的相关法规。第五，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环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终不到2%。根据实践和预测，如果要真正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对环保的投入需要达到GDP的2%～3%。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国家已经或即将启动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污染防治计划。当然，这些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环保投入，其中仅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总投入预计5年就要达到1．7万亿元，年均3400亿元，中央财政总投资2700亿元。但实际上，2013和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资只有150亿元。
未来几年，投资压力和缺口依然非常大。我国长期以来对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严重匮乏，造成环境污染治理的极大困境。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一方面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更需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有效的资金配置。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上，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和实力，应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成立外资企业环保基金，并将这个基金投资的收益用于外资企业环境污染的治理。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建立主要以经济手段调节、行政和法律手段辅助调节的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机制。当然，政府要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信贷和融资便利，并给予相当的税收优惠等;要加大绿色消费理念的宣传，引导消费者在消费中选购绿色产品，科学引导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将资本投向无污染行业和绿色等技术薄弱的产业。第六，完善我国的环境税制建设。从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实践看，发达国家的环境税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税和生态破坏税。环境污染税分为废气和大气污染税、废水和水污染税、废物垃圾税。生态破坏税包括伐木税和地下水税。发达国家通过完善的税制建设及严格征税，对发达国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对我国来说，应基于环境保护之目的，借鉴发达国家通过税制建设遏制环境污染的有效做法，完善我国的环境污染税制建设。由于征收环境税之目的在于保护环境，作为一种税，其框架应该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税收优惠等基本要素。从纳税人来看，主要是指开发、使用环境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从征收范围来看，主要是指向那些不可再生资源或者资源存量较少或稀缺的资源，同时向生产中的污染行为征税。从税收优惠来看，主要是对有效控制污染、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等实行税收优惠。第七，实施严格的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加大对跨国公司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有效改善环境质量。
一、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理论分析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 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 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 势。 附图 图1 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 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 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 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 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 (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 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 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 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 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 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 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 利的。【 nd Svenson，Lars E.O.(1985)，"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26，No.1.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Sapir，A.(1982)，"Trade in Services:Policy Issues for the Eighties"，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82. Sapir，A.and Lutz，E."Trade in Services:Economic Determinants and Development-Related Issues"，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480，1981. 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 [11] 陈宪主编：《国际服务贸易——原理、政策、产业》，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年版。
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四)减少能耗，保护环境
随着企业的巨型化和国际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开始转变经营观念，主动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企业应坚持“为环境而设计”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到货后服务、废品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从而使产品实现最高的环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跨国公司是指依赖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及完善的管理体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活动的大型企业。
2、全球战略概念
全球战略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可以有多种战略模式。按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划分有本国中心战略、多中心战略、地区中心战略和全球中心战略4种类型；按国际经营一体化程度区分：为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和综合一体化战略3种类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从本质意义上来理解，是以全球的长期目标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统一企业的内外资源，合理安排企业的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等一系列的技术开发活动，让有限的资源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有效地运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否定了原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际性生产模式，通过对各项资源的跨国界配置、管理与协调来实现采购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研发一体化、营销一体化、财务一体化，生产专业化，并将资源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发挥到最强，最大化。
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以R&D为目的的投资行为。经分析发现，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发展速度快，但规模较小。从1994北邮－北电R&D中心开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逐年增多，增加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R&D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
2、行业分布分散，其中以信息行业为主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涉及计算机、软件、通讯、化工、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其中，计算机、软件、通讯等信息行业是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最多的行业，占总比例的一半以上。
3、投资方式多样，但主要以独资方式为主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华独资设立R&D机构；二是在合资企业内设立R&D机构；三是与我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设立R&D机构。从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更趋向于以独资的方式设立R&D机构，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价值取向和技术控制两个方面的考虑。
4、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投资的主因：
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六点因素的综合考虑：
1、市场因素。立足于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面对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华设立R&D机构，一是希望能够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条件，实现科技成果的本土化，支撑其在华的生产和销售；二是希望通过R&D投资，直接了解我国市场需求的新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开发相关产品，以支持其产品的先进性和在技术行业的垄断地位，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2、战略竞争因素。获得竞争优势。随着我国不断地引入外资，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和我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应对其竞争对手在华设立R&D机构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企业研发力量的提高，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在华设立R&D机构的步伐，希望通过在华设立R&D机构将产业内优秀的科技资源集中起来，实行对产业技术的控制和国内企业研发能力的抑制。3、人才因素。获得高素质、低成本的人才。我国拥有着大量高素质的，而且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进行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开发的各个层次的研发工作，这对于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以上诸多分析，不难判断，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保持其长远的投资并不断扩大，这也与中国本身的条件及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战略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由始以来，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960万km土地与13亿人口；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不断完善与稳定，经济实力又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意识不断增强等，这一系列的大小因素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与巨大潜力便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进行投资。另外，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增加，同时也是出于其全球战略性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完全纳入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来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战略目标。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对外投资中存在的投资主体错位、投资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投资区位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等问题日益突出。西方FDI理论虽然比较成熟,为中国的FDI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体制,使西方基于市场体制的FDI理论作用有限,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丰富FDI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不断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关键词:FDI理论 技术进步 评述 借鉴
西方FDI理论的发展及其分类
跨国公司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工业化的成果之一,因此,最先研究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和研究最全面的都是西方学者。在一百多年的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积累了丰富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跨国公司的跨国动因、环境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1960)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必须放弃对传统国际资本移动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从不完全竞争来进行研究。所谓不完全竞争,是指由于规模经济、技术垄断、商标、产品差别,以及由于政府课税、关税等限制性措施引起的偏离完全竞争的一种市场结构,寡占是不完全竞争的主要形式,正是垄断优势构成了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海默、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约翰逊指出,“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过程的关键”,在直接投资中,子公司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利用总公司的知识资产,而当地企业为获取同类知识则要付出全部成本。凯夫斯(R.E.Caves)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其技术优势使产品发生异质化,产品的异质化使得跨国公司保持了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其垄断优势。尼克博格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行为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思路,从而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独立开来,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对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二)交易成本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1976)以及A•Rugman(1981)沿用科斯(1937)的理论,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内部化理论把市场的不完善归结为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并从技术、知识等中间品的特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入手,论证了跨国公司是经营内部化跨越国界的产物。赫尔普曼(1984)、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与马库森等(1996)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一般会发生在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所在国流向贸易壁垒较高、运输成本较高的国家。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沃尔夫、赫尔施、鲁特、阿利伯(R.Z.Aliber)等人研究了直接投资的依据与条件。阿利伯将货币政策、利率、汇率等货币变量引入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将其扩展到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阿利伯以其“通货区”理论解释直接投资的动因。
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以波特(M•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相对技术优势与产业区位转移
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从上市起要经历产品创新、产品成熟和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其过程是技术领先优势与区位优势相互结合的过程。随着新产品依次经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对应的投资区位也依次从最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再到欠发达国家转移。
小岛清(1977)从日本“贸易导向”的产业政策角度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比较优势论,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解释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种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疑是一种发展。
巴特利特和高歇尔(1997,1998)提出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产品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补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核心能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管理当地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归纳。
Louis T.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小泽辉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四)综合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Dunning)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折衷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自身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所谓OIL模式。所有权优势主要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他国企业没有或者无法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而将企业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会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丧失或无法发挥,企业通过内部化可以使其优势获得最大收益。区位优势是指生产地点的政策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相对优势所产生的吸引力。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也决定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折衷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简单总结归纳,而是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这个高度,讨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组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从事出口、特许权转让还是对外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邓宁提出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动态化发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克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组合作用的结果。投资要素组合暗含有投资倾向与那些要素组合拥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或国家。
价值链理论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效率最大化,对于后来的全球价值分工、虚拟企业、业务外包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西方FDI理论评述及借鉴
(一)理论评述
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跨国公司理论和投资理论不断成熟、发展并系统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涉及交易成本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空间地理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多个角度,分别诠释和解答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对外投资”、“在什么地方投资”三个基本问题。
从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不断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吸取营养,综合论述了跨国投资的动因、产业特征、外部环境、投资模式和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层次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从微观的企业分析到宏观的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再到中观的区域产业集群理论,理论纵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全面地解释了跨国投资的内外部环境,使理论更加系统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促使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国际分工的标准从产业分工到产业内部分工再到产品工序内部分工,使比较优势和分工细化,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为适应国际分工的改变,跨国投资理论从要素禀赋论再到产品周期理论,再发展到价值链理论,对外投资方向的相互交错使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复杂化。
从研究范围来看,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从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问题,到逐渐关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且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因素到非自然因素。在投资动因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人造的知识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而非传统的规模经济问题;在内部化优势中,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由于关税和地区经济一体化造成的交易成本上升带来的跨国直接投资问题;在区位优势上,学者们更加关注由于特殊的政策造成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对于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国外跨国公司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完善,能够充分解释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投资的规律,对各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随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上的大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通过比较与实证分析,各种规范理论被实践进一步证实并获得进一步发展。随着心理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学科之间理论的相互渗透于融合日益明显,行为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弥补传统的经济人分析方法,有限理性的人期待完全理性的人,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使投资主体的选择行为更符合实际。而结构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平面化的社会,通过对社会分层、市场分割和企业性质与投资决策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构建了立体化的社会,强调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财富分配问题对于跨国投资的影响。而近期风靡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范围,使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另外,国外跨国公司和投资理论研究也具有逐步从强调特殊性到普遍性,从单一要素研究向综合因素研究发展的趋势。邓宁的折衷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尝试和突破。并且,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也逐步从静态向动态研究发展,产品周期理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国际投资阶段论都体现出这种趋势。
(二)借鉴意义
从总体来看,西方经典FDI理论逻辑严密,从FDI的投资主体、投资目标、投资客体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FDI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使理论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普适性。但由于FDI问题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综合性,使FDI区位选择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研究与完善。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随着竞争的全球化,单一企业已经很难有能力保持垄断优势,必须通过与别的大型企业合作才能获得充足的资源,保持竞争优势,那么,竞合行为的大量出现将会对FDI理论产生何种影响呢?
传统理论主要从微观与中观角度来看问题,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发达国家环境、人权、质量标准的全球化,制度与文化能否成为FDI的理由呢?
技术进步、全球化导致新的生产、分工模式的出现,那么,其对相对比较优势有哪些影响呢?会强化、弱化、新增哪些优势?
新的技术基础、新的分工标准对折衷理论形成哪些冲击,特别是世界投资体制的多元化、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对折衷理论的冲击,要求对折衷理论进一步拓展。
基于制度逃逸的FDI必将进一步丰富内部化优势的内涵,而产业聚集、离岸金融、投资中心的大量出现,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区位优势的内涵。
随着转轨经济体的大量出现,国有企业主导的FDI投资模式已经造成严重的效率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一)文化差异与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选择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使跨国公司对于子公司倾向于选择合资，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差异增加了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而合资有利于熟悉东道国环境，减少不确定性，规避风险。Anderson和coughlan发现，美国跨国公司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投资时获得当地知识非常困难，且投资风险较大，美国跨国公司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多数选择合资;Kogut和Singh对228项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与选择建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ohanson和Vahlne研究发现，瑞典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时，由于文化差异，向东道国子公司传递技术和经验存在困难，并且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瑞典的跨国公司低估海外投资的价值，为了避免海外子公司经营失败，倾向于选择合资，利用东道国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经销商、员工、消费者、政府、工会等)的良好关系来开拓当地市场;Brouthers和Brouthers对西欧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东欧国家时愿意选择合资;Wei和Liu发现，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跨国公司在大陆投资时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与大陆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种族联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种相似的文化特征减少了不确定性，减少了投资风险。而Larimo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对于芬兰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是选择合资还是独资没有影响;Slangen，Tu-ider和Rob对荷兰的跨国公司在48个国家的231项投资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考虑东道国政治风险和政府治理质量后，文化差异对荷兰的这些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是选择合资还是独资也没有影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文化差异使跨国公司对于子公司倾向于选择独资，主要是因为选择合资后，会增加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Hennart认为文化差异使跨国公司选择合资，可能会因为当地出资企业资产专用性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子公司内部交易成本增加，在出资企业行为不确定的情况下，此时应选择独资。
(二)文化差异与海外子公司建立模式选择关于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是以绿地投资方式还是以并购方式建立海外子公司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差异使跨国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建立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方式，这是由于文化差异会使得子公司的组织和管理实践更为困难，使得并购后整合较为困难，所以并购对于跨国公司在文化差异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没有吸引力。Drogendijk和Slangen分别利用Hofstede、Schwartz关于文化测量的研究成果和管理观念来衡量文化差异，以荷兰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为样本，发现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建立子公司。其中，基于Hofstede和Schwartz研究成果衡量的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建立子公司的影响相差不大，而以管理观念差异衡量的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建立子公司的影响较小。二是认为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是以绿地投资方式还是以并购方式建立海外子公司没有影响。Slangen和hennart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两种结论，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国际经验和到东道国投资的经验，他们两人对荷兰的跨国公司在35个国家的171项投资进行了分析，发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国际经验越少，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方式建立子公司，至于文化差异使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并购方式建立子公司与到东道国投资经验无关。
二、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表现
Barkema和Vermeulen发现，由于文化差异使得有效合作较为困难，可能会产生敌意和不舒服，产生文化冲突，文化差异使荷兰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合资企业更容易失败。但是，他们也发现这种关系并不被用Hofstede的五种文化维度衡量的文化差异全部支持，其中不确定性规避、男性主义和长期导向三种维度衡量的文化差异对合资企业的寿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对合资企业的寿命没有影响。但是，Park和Ungson却发现，文化差异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合资企业失败的可能性下降，他们也发现文化差异提高了意大利跨国公司在海外并购后的表现，这是因为具有文化差异的并购给跨国公司提供了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一套新规则指令。Datta和Puia的研究结论与之相反，发现美国跨国公司与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公司并购使其股东财富降低。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的跨国公司进入模式，还有一些学者从一般角度研究了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表现。Benito和Larimo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对芬兰和挪威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存活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似地，Hennart等人发现日本与美国的文化差异大于北欧与美国的文化差异，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比北欧在美国的子公司更不可能被卖掉或清算。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对子公司的影响被其他文化特征抵消掉，日本跨国公司对于处理与美国子公司相关问题上可能更具有经验，其为了获得长期的市场份额更能忍受子公司的短期损失。但是，Barkema等人认为文化差异对子公司的存活率存在负面影响，并且进一步认为由于不同模式的文化适应数量有大小之分，不同的模式影响强度不同，文化差异对合资和并购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独资和绿地投资的负面影响，合资和并购需要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与被并购公司相互作用，这是一种双重文化适应，而独资和绿地投资仅需要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是单一文化适应，但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完全认可。Slangen和Hennart认为，Barkema的结论是建立在两个内在假定基础上的，而这两个内在假定的有效性受到了他们的质疑。一是假定对所有以绿地投资方式建立的子公司，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相同。由于以绿地投资方式建立的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不同，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不同，当跨国公司的绿地投资是独资模式时，需要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这会产生文化适应问题，而当跨国公司的绿地投资是合资模式，东道国的合资方为了分享利润，会有动力帮助合资子公司和当地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不存在文化适应问题。因此，文化差异对以绿地投资方式建立的子公司表现的负面影响，前者大而后者小。二是假定对所有以并购方式建立的子公司，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相同。这是因为Barkema等认为所有并购都涉及双重文化适应，因此，文化适应的数量相同，从而对以并购方式建立的子公司的负面影响相同。但Elsass和Veiga认为，此时文化适应的数量取决于跨国公司并购后对子公司整合想达到的程度，如果跨国公司并购后对子公司整合想达到的程度高，被并购的公司被紧密地整合到跨国公司的运营过程中，那么文化适应的数量较大，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较大;如果并购后的子公司是半自治的，那么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与被并购公司相互作用有限，文化适应的数量较小，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也就较小。因此，Slan-gen和Hennart认为，当考察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表现的关系时，除了考虑子公司建立模式和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还要考虑到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整合想达到的程度。
三、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及其表现中的文化差异作用
Slangen和Hennart对已有文献作了两方面的拓展:一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在子公司内部相互作用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产生了文化适应问题，由此可能产生内部文化冲突和外部文化冲突，致使文化差异对子公司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考虑到了子公司的三个特征，即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建立模式、子公司所有权结构、对子公司整合想达到的程度。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对子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三个特征。Slangen和Hennart还分析了三个特征的关系，他们认为当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压力实施全球化战略，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时，需要对子公司进行更高程度整合，最终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会在部分所有权绿地投资(POGF)、独资绿地投资(WOGF)、部分并购(PACQ)、全部并购(FACQ)四种模式中做出选择。当跨国公司选择WOGF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时，需要处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会产生文化冲突;而选择POGF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只需和当地出资企业打交道，由当地企业处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关系，这样产生的文化冲突较小，当然跨国公司也可能通过选择并购来达到对子公司更高程度的整合。当跨国公司选择FACQ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会产生双重文化冲突;而选择PACQ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由于部分子公司的决策由当地资企业做出，这会缓解跨国公司在处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关系时遇到的文化冲突。他们还认为，当跨国公司实施多国化战略时，对子公司的整合程度较低，最终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也会在POGF、WOGF、PACQ和FACQ四种模式中做出选择。Slangen和Hennart认为，对POGF和WOGF间的选择与高度整合情况相同，对PACQ和FACQ间的选择与高度整合情况则不相同，由于被并购的子公司并不被要求或有限整合到跨国公司的运营中，跨国公司仅为子公司提供全球性的指导方针和设置目标，子公司的自主决策权依然是被并购的当地企业。因此，他们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选择PACQ和FACQ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几乎不会产生多大的文化冲突。对于以上论述，Slangen和Hennart用表1和表2表示了出来。对于子公司类型的选择，主要是看这种类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范围，如果产生的文化冲突范围越大，这种类型被跨国公司选择的机会就小，而文化冲突范围的大小和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整合想达到的程度相关。从表1和表2中，Slangen和Hennart得出了一些较之过去文献更为详细的假定。首先，从表1中可看出，当跨国公司想对子公司进行更高程度的整合时，文化冲突范围依次减少的是FACQ、WOGF、POGF和PACQ，后两者没有差别。因此，文化差异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选择POGF和PACQ没有显著影响;文化差异越大，在FACQ和WOGF间，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将选择WOGF，进一步在合资和独资间，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将选择合资。由于文化差异会降低所有类型子公司的表现，故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延伸为:文化差异对FACQ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大于对WOGF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文化差异对独资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合资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Slangen分析了荷兰跨国公司在30个国家的102项并购，证实了该假定。其次，从表2中可看出，当跨国公司对子公司进行较低程度的整合时，文化冲突范围依次减少的是WOGF、POGF、PACQ和FACQ，后两者的文化冲突可以忽略。因此，文化差异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选择PACQ和FACQ没有显著影响。文化差异越大，在WOGF和POGF间，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将选择POGF，进一步在绿地投资和并购间，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将选择并购。同样，上述结论可以延伸为:文化差异对WOGF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大于对POGF类型子公司的负面影响;文化差异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子公司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却会对不同类型绿地投资的子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四、简评
关键词：研发投资；城市网络；空间集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The Study on Factors of Inform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R&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Network
ZHANG Zhan-ren1，2 LUO Ya-wen1
（1. Business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2. Institute of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City network structure benefit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intera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among enterprises. Locating R&D at network key nodes ensures the enterprises’ superiority in getting information， interactive knowledge and shared resources. Combining the introductions t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ursuing network integration and keeping network control and making use of the detection of urban network’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relevant measurement models to make a empirical study of city network structure’s effect on the inform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R&D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key node cities occupy different status， although city network links in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as a whole. The city network structure factor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inform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R&D in China.
Key Words： R&D investment； city network； spatial agglomeration
1 引言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是继营销及生产全球化后，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1]。据统计，自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在中国设立第一家研发机构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发展迅猛，截至2010年，跨国公司在华年度研发投资达到116.2亿元人民币。但从国际研发投资在单个或少数几个地理区域累积集聚反映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分布高度失衡，大部分国际研发投资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2]。这种国际研发投资活动近年来对华的急速流入及在流入之后的高度集聚为研发投资活动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投资地静态的资源要素总量引起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流入及集聚，还是作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据点的各层次城市，它们通过联系所形成的网状有机整体即城市网络，整体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研发投资环境，并引起了国际研发投资在我国内部的集聚？现有研究由于缺乏以城市网络为视角研究跨国研发投资区位布局的文献，为此对这些问题还尚未做出回答。
在与城市网络结合研究方面，尽管已有研究指出，在知识存在形式发生显著变化及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背景下，为提高研发创新效率，降低研发创新成本，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具备完全意义上的不依赖于合作来进行的技术创新[3-4]。但至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布局，却很少有研究注意到城市网络借以为各研发创新主体提供促进创新合作、推动信息共享与知识交流的网络平台，从而可能从根本上给东道国国际研发投资环境带来整体改善的问题[5]。在驱动跨国公司对一国作出研发投资决策的因素分析方面，目前研究大多围绕东道国静态的资源要素总量展开，比如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储备及研发资金存量等[6]。以中国为例，很多学者认为跨国公司近年来对华研发投资的增加，与中国不断累积的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本有关[7]。当创新的企业边界范围日趋模糊时，对我国日益改善的网络合作环境，却很少有学者述及。
而至于城市网络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布局作用的综合性，实际上这种影响还不限于国际研发投资对一国的宏观总流入上。由于对东道国城市网络的嵌入是以一个个网络节点城市为中心据点的，为此，当跨国公司对网络主要架构点有区位选择要求时，城市网络又与国际研发投资进入之后在东道国内部的集聚分布有可能关系。程开明等认为，一国各节点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没有等级关系的网状整体。在对外联系通道构建及所处的网络中转位置方面，各节点城市的等级差异明显[8]。对于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企业而言，那些处于网络中心或网络介中心城市，不仅对外直接交流的机会多，而且它们所处的网络中转位置还将提高跨国公司对信息和创新成果扩散控制的网络影响力[9-10]。出于获得更多的网络信息，并提高对创新扩散控制的考虑，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少数网络核心城市作为其搜集资源、收集信息及促进合作的投资据点。跨国公司对网络主要架构点的这种区位选择要求，因此表明对国际研发投资在东道国流入之后的微观集聚因素分析，也具有确立城市网络空间视角的理论必要。
尽管相关研究强调的创新促进机制、知识溢出效应及信息共享作用，使得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纳入城市网络空间思维的必要，但目前针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规范区位理论，却恰恰缺乏城市网络视角。本文认为，受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及专业分工复杂化影响，当传统的强调企业内部部门协作的创新过程，逐渐被企业与外部的网络合作取代时，要说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布局分析需要树立网络空间视角的正确性，只要证明东道国城市网络建设比如城市网络框架建设及城市网络互动关系建设，已足以为跨国公司提供构建创新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及获取知识溢出的网络整合基础即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布局分析之所以要确立城市网络空间思维，除了与城市网络本身对研发创新活动的独特整合意义有关外，还与创新活动作为一个系统过程而发生的显著变化有关。
为把城市网络思想内生地纳入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流入与集聚布局决定的分析框架，论文将在证明我国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已足以为跨国公司提供资源网络整合节点的基础上，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投资流入及空间集聚为例，验证城市网络因素的重要影响。接下来将结合对跨国公司追求网络整合及保证网络控制的介绍，侧重通过检测我国促进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流入与集聚的网络基础，首先证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投资空间布局分析尤其需要树立网络空间思维；然后通过建立相关的计量检验模型，对城市网络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流入及集聚机制形成的理论及现实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侧重证明网络位置因素对正确解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再集聚形成的重要性。
2 城市网络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布局的网络联系基础分析
城市网络建设具有的网络整合功能，是论文确立网络空间思维的一个判断前提。为证明我国已具备推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流入与集聚的网络整合基础，拟基于城市航空流数据 ，利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UCINET软件，首先对我国城市网络的整体特征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无论是网络框架搭建，还是网络实际互动建立，在整体发展方面我国已具备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布局置于网络空间的分析基础。
据表1，作为建网的节点城市，2002年，我国入网节点城市数只有64个，但到2010年，这一数值突增到131个。在网络框架搭起过程中，不仅四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早已处于网络中，很多中西部的非省会城市也已进入网络中。2010年，我国城市网络的覆盖比例已达到45.6%。显示我国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至少已具备网络节点基础。并且，不断提高的城市网络密度，表明我国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并不局限于节点城市数量的简单增加。以网络实际关系数m除以网络可能关系数n（n-1）/2，计算网络密度指标值 ，结果发现我国入网节点城市间的实际联系强度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网络联系密度已从2002年的0.026提高到2010年的0.0608。在整体融进能力方面，为消除网络联系密度增加可能只是通过几个核心节点的努力而达到的问题，论文还引进了“关联度”和“网络效率”这两个指标。以v、n、u、max（u）分别代表网络不可达点对数、入网节点数、多余关系数及最大可能多余线条数，则通过计算“关联度”与“网络效率”的指标算式1-v/[n（n-1）/2]、1-u/max（u），就可有效衡量城市网络把各节点城市结合在一起的程度[22]。如表1所示，2002年，网络关联度指标值为0.1861，但到2010年快速发展到0.7620，结合总体增加的网络效率指标值，这说明作为一个网络整体，我国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已具备把更多节点城市融进网络的能力，很多非核心城市以新建互动节点的形式，加入网络后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城市间的协同与合作。显示至少在总体流入方面，我国已具备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加快入驻的网络整合基础。
注：节点个体特征指标有具体的计算算式，受篇幅限制，论文从略。
而就节点个置差异的可能影响而言，拟从度中心性、介中心性及结构洞等方面对导致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在我国集聚的网络位置差异因素做进一步分析。这三个网络个体特征指标[20-21]，度中心性主要反映某节点城市与网络中其他节点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性；介中心性则主要用来反映某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中转和衔接功能；结构洞则考察某节点城市传播信息不依靠其他节点城市的程度，可用城市受单一节点限制的程度来衡量。
注：乌市、呼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的简称。
表2、表3及表4的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城市网络发展的整体增强，我国城市间不断加大的网络位置差距，进一步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布局分析的网络基础已具备。以度中心差距为例，据表2我国各城市所处的中心位置差异悬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对外联系密切，长期位居网络中心，度中心性较高，它们作为网络联系的主要架构点，在构成跨国公司网络资源、收集信息及搭建合作的主要投资据点的同时，也必将引起跨国公司在我国少数关键节点城市密集布局投资。显示随着我国城市联系的整体增强，当这些关键节点城市的对外联系通道进一步疏通，其对外部资源的网络影响力，具有取代它们内部静态的资源要素禀赋，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区位集聚首要因素的可能。而各城市的网络介中心差异，则凭借对创新信息及创新成果扩散的控制，同样彰显了跨国公司具有倾向在网络介中心位置较高节点密集投资，以控制外部网络资源的空间集聚机理。并且，从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合作关系角度考虑，北京等节点依赖程度越低的城市，它们集聚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也将越多
注：结构洞为逆指标，指标值越小，则代表城市对外联系的节点依赖度越小。
总体而言，结合网络关联时代跨国公司对实现资源整合及保证网络控制的追求，我国城市网络发展呈现的整体加强与个置差异并存格局，凸显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宏观总流入及微观高集聚形成的网络基础。表明随着城市网络的整体增强，我国各节点城市间存在的网络影响力差异，使得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布局研究应置于网络空间背景中，并重点关注网络位置因素的影响作用。显示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基础及其分区集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果忽视网络空间背景，在理论上会存在不足，与跨国公司对网络整合及跨区合作追求的现实也不符。
3城市网络结构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流入集聚的计量影响分析
3.1 城市网络整体特征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流入的总体计量
城市网络特征分析虽然可以理论预期，在城市网络关联整体增强及节点个置差异因素综合作用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具有流入总体增加、据点高度集聚的可能表现，但城市网络结构因素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流入与集聚的实际关系，以及网络空间位置差异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因素的正确解释是否具有唯一性？城市网络特征分析还不能做出定量判断。
图1 网络节点数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图2 网络密度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为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进驻及来华研发投资空间集聚的成因进行系统的计量分析，拟从网络整体角度先做趋势分析（由于作用的滞后性，整体趋势分析使用滞后一年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数据，而个体集聚分析则使用汇总数据）。图示结果表明，除了网络效率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外，城市网络节点数、城市网络密度及城市网络关联度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流入走势基本一致。2002年以来，它们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尽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研发肯定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我国日益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因素等，但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流入与城市网络发展之间展现的一致性，说明通过打通网络节点、扩大网络合作、强化网络联系及实现网络整合等，城市联系的网络复杂化发展确实与我国的研发投资环境改善有可能关系。表明要扩大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规模，就应在保证具有一定要素总量水平的基础上，继续以城市为节点夯实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网络整合基础。
至于网络效率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相关关系，图4显示，不同于快速增长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2004至2008年间，城市网络效率基本不变，甚至还呈现些许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新进节点城市越级建立了过多网络关系所致，但经历了几年的调试期之后，2010年城市网络效率又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同时达到历史最高值。由于网络效率的短暂下降，是以网络节点和网络关联强度增加为基础的，从而这不会改变城市网络发展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作用方向。
图3 网络关联度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图4 网络效率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3.2 城市网络个体特征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集聚的分省计量
在个置差异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集聚关系的计量验证方面，既以省会城市为代表，分析某省省会城市的网络个体特征，对该省整体集聚研发投
图5 度中心性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图6 介中心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资规模的影响，又通过计算某省已进节点城市的总和度中心性及总和介中心性，探讨节点城市的集体影响。具体研究中，首先以横轴表示城市网络个体特征，纵轴表示各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水平，得到图5、图6、图7。其中，图5和图6的红蓝两色散点，分别是省会度中心性（或介中心性）和总和度中心性（或介中心性）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组成的散点系列。直观看来，省会或其他城市度中心性越高的省区，其集聚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越多，并且，城市介中心性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省级集聚具有同样的关联趋势。而城市结构洞指标，则与所在省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呈反向变动态势，即省会或其他城市的限制度越高，其所在省区吸引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越少，
总体来说，这已初步印证了节点城市的网络个体特征差异，具有推动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空间集聚布局的现实作用，表明要完整阐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集聚机制，就必须把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集聚地置于与外部的网络联系中。而相比 而言，图5和图6还显示，省会城市的网络个体特征，特别是省会城市的度中心性，具有同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更高相关性。作为网络联系节点，这不仅说明跨国 图 7 结构洞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
公司倾向以少数关键节点为研发投资集聚地，同时还进一步表明节点位置因素，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区位决策具有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由散点图显示的城市网络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间的线性关系可能并不十分严格。要对这种线性进行严格判断，还必须做进一步实证模型分析。
为对这种线性关系做进一步的实证判断，本文建立了包含2008年与2010年两年的面板数据模型。模型以“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城市网络个体特征的变量为解释变量。同时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每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支出经费占各省域GDP比例”等变量因素作为传统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在模型中，这几个控制变量分别用字母符号FDI、RES、RDS表示，而“度中心性”、“介中心性”、“结构洞”等反映城市个体特征差异的变量则分别用DEG、BET、CONS等字母符号表示。与度中心性等计算数据不同，传统控制变量数据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①城市度中心性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集聚的影响。据Hausman检验，论文以固定效应模型作为面板数据分析结果。与接下来的几个模型估计方法一样，表5、表7与表8中的模型1为只考虑了度中心性或介中心性及结构洞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模型3及模型4则是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后，分别同三个反映城市网络个体特征变量混合而成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5则是所有解释变量同时引入后组成的固定效应模型。各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5、表7和表8。
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度中心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尽管在个别模型中不显著，但在作用方向上该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而基于投资目标演化理论加入的控制变量，它们的估计系数只有研发资金变量在几个模型中显著为正，其他两个控制变量如产业服务规模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甚至全部为负。这说明在省级这样的空间尺度，城市作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据点，它们在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差异对跨
注：相关系数样本由2002-2010年的年度数据组成
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的确有较大影响。表明作为网络互动的节点，城市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空间布局体系中的地位，确实并不取决于城市（包括其所在省区）的某些内在属性（如产业服务甚至创新要素供给情况等）。结合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与在华总体产业投资及我国总体创新要素供给（含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支出）间显著为正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见表6），这说明，与一国的整体投资基础相比，投资地相对有限的创新要素供给及产业服务对象，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最终流向不具决定作用。为达到整合东道国创新资源、构建跨区域创新合作体系或信息交流体系的目的，跨国公司具有在网络中心高点布局研发投资的内在动力。可见，基于跨国研发投资目标演化的传统理论由于忽视了节点城市的网络整合力，理论设定前提确实有不够恰当之处。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②城市介中心性及结构洞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空间集聚的影响。表7及表8的实证估计结果证明了在介中心及结构洞方面，节点城市存在的个置差异，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空间集聚的形成也产生了现实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创新要素供给、产业服务需求等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同样没有出现统一的预期正值。在与结构洞变量构成的实证模型中，反映投资地内在属性的变量，甚至出现了基本为负的系数估计，并且FDI变量为负的系数估计值在个别模型中还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鉴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与其在华一般产业投资规模间总体为正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见表6），这再次说明跨国公司为满足一般产业投资的技术改造需求，可能通过在我国网络高点城市投资构建技术服务中心的形式完成，而并不是依据在我国各地的产业投资规模，通过分散研发投资的方式实现。显示在网络空间因素影响下，投资地内在属性如产业投资规模，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分区集聚很难发挥理论预期上的统一正向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城市网络结构有利于研发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交流、知识互动及资源共享。在网络关键节点位置布局研发，可保证企业占据交流信息、互动知识及共享资源的主导权。以跨国公司追求网络高点布局，从而达到便利创新合作、网罗创新资源、控制创新扩散的战略目标导向为研究切入点，论文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布局因素做了研究。与基于跨国投资目标变化的经典理论演绎相比，这种分析方法的优点表现在于：其突破了研发空间布局只受投资地内在因素单独影响的研究假定，通过突出节点位置对城市在跨国研发空间布局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将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区位决定的因素网络化、外部化。
实证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城市联系的网状化发展不断深入，城市网络结构因素具有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区位决定的理论及现实作用。样本区域内的城市网络结构检测显示，通过打通网络节点、扩大网络合作、强化网络联系及实现网络整合的形式，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增强，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总体增加奠定了网络整合基础。但关键入网节点因城市联系整体增强而不断增加的网络影响力，又凸显了网络节点位置差异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空间集聚形成的内在机理。个体特征差异变量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检验明显优于传统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网络结构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集聚的解释不仅具现实性，甚至还具唯一性。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倾向在网络高点布局的地理异质性，显示出研发投资集聚的等级分异空间分布格局。这和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的整体态势基本一致。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由于地处三大城市群中央的位置和与外部密集技术要素流的存在，由强连接形成的网络优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核心节点。虽然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最终要受在华生产经营活动对其研发投资的需要和我国研发创新要素供给情况的共同推动，但脱离与外部的网络联系，则我国任一区域单元吸纳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需求或供给拉力都是有限的。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最终空间布局上，我国各城市对创新要素调配及创新信息控制的网络能力差距，是造成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规模在各空间单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在制定优化中国引资结构战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过程中，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省域优化引资结构战略时，应充分考虑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等级分异特点，必须将区域城市联系和网络结构作用纳入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进驻及其分区集聚机制的政策研究过程中。就目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在中国的整体分布格局而言，在有利于发挥我国网络整体优势、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政策指导下，通过科学的具有战略性的城市体系规划研究，继续强化中心城市的投资节点作用，带动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投资活动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迈进，构成新时期我国优化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等战略部署和决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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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开明，王亚丽.城市网络激发技术创新的机理及证据[J].科学学研究，2013，31（9）：1399-1411.
关键词 跨国银行 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 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 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 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 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 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 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 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 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 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 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 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 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 模型) 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 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H-O 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 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 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 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 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 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 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 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 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 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 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 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 年,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 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 折衷理论探索》, 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 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 熔众说于一炉, 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 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 a. 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 b. 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 bi≠bj , 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 薛求知,杨飞. 跨国银行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之?．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4 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