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学内容丰富，激发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中医药文化知识内容丰富，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能够借助于教学课件给医学生系统传授中医药文化的理论知识，并且能够使用课件制作过程中的许多功能给学生们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可以加强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热情，以此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医学生的视野。
2）信息量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课时容量，教学效率得到显著提高。通过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在课堂上能够为医学生讲授的更为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将难点和比较重要的知识点突出出来，使医学生更容易地掌握，在课件中可以使用图片、影像、网络等信息把中医药文化知识向医学生系统的展现出来，使每一次上课的课堂内容都十分充实，信息量要比只从书本上学习的大很多，增添了医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果老师课堂上只是通过板书来学习书本上的各种知识，不仅每节课所能向学生所能讲授的教学内容有限，而且由于老师在每节课上都要书写过多的板书，浪费了大量的有限的课堂时间，并且学生也会感觉课堂内容枯燥乏味。然而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之后，老师可以从每节课中的繁忙的板书书写环节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到中医药文化知识的讲授课堂上，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要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一边讲授，并且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是课堂的讲授内容更加精彩、生动，教学课件上所能容纳的讲授知识量更大，教学效率会比传统教学模式高很多。例如：在做中医药文化知识课后练习时，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成绩优秀的学生会感觉练习题的难度较小，而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则会有种习题做起来难以适应的感觉。所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将课后练习题和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点结合起来，老师可以把练习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完成，把握好有效课堂讲授时间，学生也能够更好的领悟老师所教授的内容，并且使学生具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
3）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改善教学环境，从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不但是教师从观念上和方式的改变，而且从以前的以考试为主的教学方式向学生的各项素质前面提高的方向转变，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为教师和同学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多媒体教室可以给老师和医学生创造一个肃静、洁净和利于大家学习的环境。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于过多的板书而每次都要擦黑板，减轻了老师的体力劳动，并且不会因为擦黑板而产生大量粉笔灰被老师吸入体内而引起身体上的不适，或者长时间写粉笔而使手指发发炎，教室内靠近黑板的同学也不再会被课堂上产生的粉笔灰所困扰，同学的注意力又可以跟随老师的讲授知识点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多媒体教学无论是对老师的身体健康还对医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是有益的。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以后，教师能够使教学课件的内容更加的充实，备课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可以学习使用更多的多媒体电子设备，掌握其使用方法及其特点，对于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老师来说不仅可以提高自身作为教师所具有的综合素质外，还能教育更多的医学生掌握祖国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作为老师应该具有的责任和素质。
4）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进而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多媒体教学资源也是十分广泛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所需要的课件、影视文件等资料来丰富自己所做的课件并学习其他优秀教师的授课形式，最终实现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授课风格和方法，不但可以提高课堂上的教学效率还能使医学生们在课堂上充分掌握中医药文化知识。由于网络上的多媒体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各种图片、影像等各种资源，将这些资源引入到教师的教学课件中必定会改善课堂的教学效果和学生们的学习气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随着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传统教学形式无法再适应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知识教学的要求，对中医药文化知识教学来讲是势在必行的。自古以来，教书育人是每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和义务，教学质量的好坏是由若干因素所造成的，利用多媒体对学生进行授课的多少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作为教师讲授课程的一种方式，合理地融入传统的中医教学形式中，它的价值体现在教学的效果上，而且必须服从提高教学效果的要求作为专业课教师，有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医药文化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
作者:徐海利齐峰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1 医药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1．1 医药档案的起源
出土卷于是出土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敦煌出土卷子数量居多，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收藏于海外。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九百余年的近五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在发现后不久即大量外流，其中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劫的卷子(今编号为s和p)最多，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医经残卷有十余卷，内容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等。
针灸残卷有六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等。
本草残卷有七卷，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龙530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基本完整。《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 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卷末所记为唐开元六年(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为六朝写本。
医方残卷有三十余卷，共录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及撰者。
藏医卷，是1983年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经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审订，内收敦煌石窟出土的用藏文抄写的四卷吐蕃时期的藏医文献。
2．3 以石刻为主的地面遗存的医药档案
石刻，是先在石头上写字再进行雕刻来传播知识的一种载体。在石头上刻字是原始人的一种风气，至今能见到的有石窟、摩崖石刻、石碑乃至庄重的“石经”。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多个，碑刻题记23600余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魏碑和初唐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品。窟群中的“药方洞”洞壁上载有治疗40余种疾病的民间验方，用药150余种。摩崖石刻也是传播医药知识的方法之一。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以粗健的楷书，书刻了宋代宜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所致病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煮服法与治疗效果。石碑传播医药知识较多见，四川绵阳李杜祠的石碑上以隶书为主，书刻了汉代名医涪翁隐居涪水渔父村时曾用针石治病取效的情况。北宋医官王惟一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首先辑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久将它用清秀的楷书写刻于石碑上，内容含十二经、657个穴位，供后人抄录流传，洛阳兴国寺的一块石碑上，用楷书刻写了宋代无际禅师留传后代的“换骨丹”药方。由于石碑上的宇可以不断地拓片流传，故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2．4 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
档案汇编虽不是档案原件，但由于是根据档案编研而成，因此可以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原始性意义，它们也可被列为直接遗存。
[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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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升本人才培养随着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社会对药学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提高自身的学识水平与学历层次，增加就业机会，不少药学专科生选择了继续学习深造，药学专升本教育在我国发展迅速，招生规模也逐年扩大。笔者根据浙江中医药大学近几年来全日制药学专升本的教育情况，针对专升本学生的特点，就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毕业课题实施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药学专升本学生的自身特点
相对而言，专升本学生属于较为特殊的人群：一方面，他们已经历大学三年的专业学习，有些学生已经就业过，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心理年龄较一般的在校生成熟，自觉性和自律性较强；普遍具有学习的需求，学习态度端正、认真。另一方面，由于受专科教育模式的影响，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强，缺乏创新能力；掌握的专业知识面比较浅，重在实用性和技术性，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不足。此外，专升本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卑心理，总觉得要比4年制的本科生差，不能较好地正视在学习、生活、实习或就业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困难。
面对这些问题，药学高等院校应采取措施，提高药学专升本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技能，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首先，学校应对专升本学生进行定期心理辅导，弥补学生的心理缺陷，使学生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优缺点，提升其对环境等的适应能力。其次，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或社团举行的各类活动，如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草药”嘉年华等，通过参与活动的组织、开展，提升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协作能力，打造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最后，药学专升本学生的专业理论性和技术性较高，从长远发展考虑，毕业生考研是提升个人能力和知识水平很好的途径，可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深造。
二、药学专升本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1.课程设置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专升本的学生专科期间所学专业涵盖药学、中药、生化制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化学制药技术、中药制药技术和药物制剂技术，因而学生基础存在着较明显差异，对药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参差不齐。针对这一特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应偏重补充、巩固药学专业基础知识，并增加综合性课程的比例，即以药学专业知识为主干，以化学和基础医学为基础，以外语、数学、计算机为基本手段，重点讲授药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成就和前沿性内容。
全日制专升本的学制为2年，其中还有一个学期为毕业实习，真正只有3个学期的课程学习时间，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安排十分重要。根据药学专业方向的需要，可将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物合成、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天然药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天然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等设为专业必修课；并增设生理学、临床医学概论等基础性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化学学科，在专科期间已学过，也是入学考试的考察科目，不必重复开设，可适当增加化工原理、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制剂工艺设计学等学科课时；同时，为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文献检索能力和综合技能，开设英语、文献检索、计算机、医药数理统计等应用型和综合性课程。另外，浙江中医药大学属于以中医学和中药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可将中医药学相关知识如中药学、中医学概论、中药炮制学、中药商品学等课程设为公选课，让学生根据兴趣选修，利于他们结合药学与中药学知识，形成自身的特色和所长。
2.教学模式
由于专升本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应改变以往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模式，可借助录像、多媒体、幻灯片等多种教学技术，开展问题式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增加老师与学生间的互动。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讲授的基础上，应结合学科的当前现状及发展动态，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重点培养学生对药学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例如，药剂学课程中讲授靶向制剂章节时，课堂讨论后老师要求学生选择一种靶向制剂，围绕其辅料、制备、优点和不足等，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论文，并以PPT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通过小组答辩、教师点评的形式予以评价。此种方式不仅极大地巩固了相应的知识点，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组织能力。
实验课的教学则可融合药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把药学各专业课程的独立实验相结合，设计成综合性实验。例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的制备，通过分组，分别完成药物化学部分合成阿司匹林原料药、药物制剂部分制备阿司匹林片剂；药物分析部分检测阿司匹林原料及片剂的质量、药理学部分进行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生物药剂学部分开展药代动力学和稳定性研究等。这种模式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相衔接，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教师的教学内容得以丰富，学生也对每一门课程的研究方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也为他们步入社会、更好地开展岗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药学专升本毕业论文导师制的开展
由于目前大多数药学高等院校往往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进行毕业论文的导师选报工作，而此时专升本学生刚刚入校，在校时间较短，不知道导师的专业方向，导师也不清楚学生各方面的情况，相互间缺乏了解，造成了专升本学生难以找到适宜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因此，学校在专升本学生进校后应给予学生与导师充分交流的机会，通过在网站上导师的相关信息、与导师的见面会等方式，使学生与导师间相互熟悉，在双方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首先由学生自愿选择导师，导师再对学生进行一定的考核，合格后开展论文指导。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选课题或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进行文献查阅、方案设计、实验开展、论文撰写等一系列工作。由于此时专升本学生也正在药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也可结合毕业论文工作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理论课堂上寻求解决的方法，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导师也应结合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依据毕业论文计划表，要求学生完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等任务后进入实验室；同时指导学生在毕业环节合理安排好毕业课题、实习、考研等的时间，协助解决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地完成学业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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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笔者在整理研究湘西民族医药论文、专著并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在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上指出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认为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湘西；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01-03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和中医药都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目前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因此加强对这些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尤为重要。
1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
1?1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以口承文化为主湘西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史，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民族医药文化主要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等流传下来。苗族医药经历了九黎蚩尤、三苗和荆蛮三个时期的发展，以古歌或神话的形式得以保存［1］。湘西苗族有祭祀神农的习俗，而神农曾“尝百草”，是药物的创始神。湘西苗族称自己的祖先为剖尤或绞黎够尤，其实即传说中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2］，蚩尤与黄帝部落大战失败后，九黎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中游，形成了三苗国。苗族历史上“蚩尤传神药”的故事一代代传了下来。湘黔边区的苗族人民至今还有一首流行的歌谣讲“药王”采药和治病的故事。湘西土家族也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土家人民秦汉时期就定居此地，深受巴楚文化和荆蛮文化影响，有关医药的民间故事也很多，如药王菩萨为民治病，乘白虎升天成佛；药王发现茶叶的解毒功效；英雄卵雨射下十个太阳，其中一个太阳落下成为温泉，土家人可以洗浴祛病等。 湘西侗族则有古歌《玛麻妹与贯贡》，讲的是孝子贯贡遇到仙医玛麻妹治病救母的故事。玛麻妹是侗族的女性神医，这个传说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3］。湘西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与自然、疾病斗争的几千年中，积累了大量防病治病经验，发现了医药知识，虽带有原始色彩，但是作为早期医药文化弥足珍贵。
1?2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具有朴素的自然科学性质湘西各民族的医药文化早在三千年前的部落时代就已经出现，后来由于地域关系，山区险阻，与世隔绝，各民族医药文化独自发展，保留了早期的朴素自然科学特点。土家族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发展出土家特色的“三元学说”。土家医认为天、地、人共同构成自然界，并用天地人或天地水三元关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如人体上元为天统领心神，中元为地统领脾胃，下元为水统领肾。气、血、精三大物质促成生命活动的正常。 苗医也有“三界”学说，用自然界中树、土、水三者关系说明人体功能和相互关系。头颈部为树界，胸腹部为土界，下腹部为水界。分别主心智、营养和生殖［4］。湘西侗族民间流行的医书《医家垒》，记载侗族医学有“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理论，天与气生人，水与土养人，气多气少人都会生病，五位一体理论将病因、病理、药物性味等理论联系为一个整体。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都带有秦汉早期医药文化的特点，即用自然界的天地水土等自然物质、自然界的层次来类比解释人体，这与中医学基础理论一样，是中国上古医药文化遗存的特点。
1?3湘西各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湘西各民族医药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如土家族以三元学说为指导，认识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气血精的失调、异常是疾病的基本原因，诊病方法上土家医发展出了“看、问、听、脉、摸”五诊法，治疗学上有“七法”、“八则”，特别是外治法上“五术一体”，“刀、针、水、火、药”综合治疗［5］。湘西侗族医生有看、摸、划、算诊断方法，包括观面色、看异常部位形色、辨指纹、摸脉、摸皮肤、摸筋骨、阴阳推算、画字驱邪等，治病方法有推捏法、熨烫法、针刺法、拔罐法、熏蒸法、烘烤法等［6］。湘西苗医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学说，最早研究苗族医药的欧志安先生提出了苗族医学的“英养学说”、“斩茄学说”、“萎雄学说”、“生恩学说”四大系统，苗医的外治法有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7］。
1?4湘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有现代医药，但是湘西的民族医药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医疗作用。民族医生多亲自上山采药，或用井底泥、茶枯、京墨、灶心土、烟矢、黄泥等生活常见物治病，治疗费用便宜，方法简单，但是治疗效果却很显著。根据笔者课题组湘西学生工作者对家乡21个民族县乡地区的问卷调查，老百姓对民族医药有广泛的了解和应用，腹泻、感冒、跌打损伤等病痛都会服用一定的草药和采用刮痧、熨烫等民族医疗法。侗族医药在骨折损伤方面有独特疗效，苗族医药在解毒、克毒方面独树一格，土家医药封刀接骨疗法，服侍护理技术卓有成效。至今民族医药在湘西百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5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具有“神药两解”“巫医一家”等巫术色彩由于地处古代的荆楚和巴蛮之地，湘西民族深受楚巫文化影响，各民族医药都带有宗教色彩，巫术特色浓厚。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医药都有“神药两解”、巫医不分的特点。土家族有“梯玛”文化，梯玛即巫师，集占卜、算命、祭祀、治病于一身。土家族的“梯玛神歌”中有大量的医药文化内容。如生病要驱邪、驱瘟，消除瘟疫要去除风、寒、湿、火四种邪气，梯玛祭鬼可以消灾祛疾等［8］。 侗族“巫傩医学”有送鬼法、招魂法、驱邪法、祈福法等，以精神疗法结合药物疗法，加上按摩推拿，起到“神药两解”的作用。
1?6湘西民族医药文化有一定保守性目前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老一辈民族医固守传统习惯，医药技术传男不传女，彼此学习交流少。新一代年轻人宁愿学习西医、中医理论，不愿意继承民族医术。这与民族医药文化的保守性有一定关系。在课题组访谈调查的民族医中，愿意将自己的医术心得进行交流的几乎没有。近年得益于湘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专家的努力，《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卓越贡献。
2湘西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策略设想
2?1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随着老一辈民族医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保存好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由于湘西民族医药以口承传播为主，文字文献少，不像藏医、蒙医、壮医那样有传世的典籍文献，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正在整理、重建之中，因此湘西民族医药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整、完善的理论体系，更谈不上规范化、标准化，做好保存工作才是确实可行的第一步。湘西民族医药相对于西方医学体系，甚至是中医医学体系来说，其文化性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非主流文化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来保护、研究、整理、解读是目前国际和国内常用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9］。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客观对待被研究的文化，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的深层观念系统和行为方式。湘西民族医药的特色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汉族文化和汉族医药难以解释的，如果从所谓实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医药，民族医药将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只有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内涵意义入手梳理，才能完整保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才能摒除实用的功利观念，还原文化根脉，才能理解神秘的巫医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进行研究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方药搜集、民族医访谈资料整理等，从文化角度完整保存、解读民族医药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2?2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近年一些学者提出湘西民族医药保护也应该注意积极建立民族医院，重视民族医行医资格认证，将民族医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等措施。但是湘西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目前虽有学者研究整理，但是总体来说还只是初具雏形，体系的严整性构建远远不够。民族医的资格认定也不同于目前国内的医师资格认证，如何规范诊疗技术，如何进行疗效考核尚待研究。在主流医学的冲击下，民族医学要得以发展，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既有内治法，也有很多独特、有效的外治法，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在跌打损伤、骨折骨伤、虫蛇咬伤、中毒克毒，甚至是养生延寿方面都有优势和强项。因此，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优势，扎根群众基层，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切身病痛才能让民族医药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建立民族医院有难度的情况下，可以依附地方中医院建立民族特色诊疗科室，对确有绝技的民族医生可由地方扶持建立民族医特色诊所，并由卫生部门建立相应资格审查与考核制度。有了固定的行医场所，民族医才能专心弘扬民族医药，建立稳定的师徒相传培养模式。
2?3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不仅要重视文化保存、民族医培养，药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产业化也势在必行。有学者提出建立武陵药物资源生态区的建议［10］，认为武陵山区为“华中药库”，药用动植物有2000-4000种之多。湘西植被丰富，药用植物繁盛，延龄草、灵芝、七叶一枝花、杜仲、八角莲等珍贵药物可大力开展规模化生态种植，带动地方经济效益。民族医药不仅要种植产业化，药物推广也需产业化，因此民族医药应加强与医药研究部门的合作，开展民族药物有效成分或验方方剂的科学研究，并积极转化科研成果。湘西民族地区也是长寿老人聚居的地方，如麻阳苗族自治县就是著名的长寿县，可以利用民族医药资源打造养生产业、长寿旅游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融药物种植、养生药膳、长寿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药植园。这样才能扩大民族医药的影响力。
2?4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目前湘西民族医以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为主，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现有民族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对民族医药理论缺乏自觉的整理提高意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与中医药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似的发展历史，都以朴素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方药使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省卫生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可以选送部分民族医到中医院校短期进修，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科学意识，适当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更好地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中医院校也可以开设民族医药的选修课，提高湘西民族地区学生对民族医药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民族医药接班人。民族医的培养和管理规范化必须在民族医整体素质提高、民族医药体系基本建立、突出民族专科优势的基础上施行，同时需要民族医疗科室、民族医疗诊所制度的完善，目前可能尚需时日，但这一步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医药研究所等众多科研单位，成立了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怀化、通道、麻阳、芷江等地都成立了民族民间医药学会，涌现了一批民族医药研究专家。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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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9.
关键词：中医；哲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1.1医学属性
中医药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同时具有社会科学特点、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的医学科学。中医药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高深、系统、完整的理论，建立起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式。它不是经验医学，只是一种包含了经验医学成分的理论医学。
1.2科学属性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原创和独有的一门科学。中医药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而非病，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也并不完全是物质属性的人体，它更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人的思想情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动态、系统、整体的思想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研究和分析。
1.3时代属性
中医药学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自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形成以来，就一直指导着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活动。药浴、饮剂、刮痧、刺络、点穴、针刺、推拿、拔罐等诊治手段在今天的医学界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医药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张仲景基于《素问热论》创立了六经辨证，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热性疾病的辩证问题；吴鞠通、吴又可等人基于张仲景创立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戾气学说，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辩证学说，有效地解决了瘟疫的辩证和治疗。在近几年急性流行性感冒病毒、急性呼吸综合征流行期间，中医药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4文化属性
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学中调和致中、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大医精诚、医乃仁术等理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和凝聚力的有效手段。
2.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具有辩证论治个体化、用药取向天然化、防治原则求衡化、给药途径多样化、治疗方案人性化等独特优势的综合性医学体系，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主要有：
2.1理念先进
中医药学的主要理念是人本理念与整体观念。人本理念是指以人为本，即“医乃人学”，将患者作为研究的中心。整体观念是指人体自身具有完整性，人和自然、社会环境具有统一性，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脏腑之间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中医认为，在探讨疾病、生命及健康等问题时，不可单单将研究对象局限为人体自身，还需重视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在防治疾病时，应遵循自然法则，注意调整患者的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导致的生理及精神上的异常。
2.2诊治手段独特、灵活
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辩证论治的核心是为患者进行个体化诊疗。中医认为，不同的人患有相同的病，其证可能不同；不同的人患有不同的病，其证可能相同；同一种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证，相同的证可能因不同的病所引起。因此，病异证同的患者，治疗的方法可能相同；病同证异的患者，治疗的方法可能不相同。中医药学中有药浴、饮剂、刮痧、针刺、推拿、艾灸、药熏等多种防治疾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均由历代中医学者发明和创造，并由多年的临床实践而证明有效，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防治疾病的方法。
2.3安全环保
中医诊治疾病时所用的中药大部分是绿色药品，其使用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也是绿色医学，安全性较高，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较小。
3.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
由于近现代西医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以药养医”等不良风气的形成、不良商贩造假贩假等因素的影响，中医药在我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近几年，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中医药再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青睐。在中医药学今后的发展中，应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3.1继承传统
继承传统中医药学的科学思想，不断积累经验，保持中医药学原有的特色，充分发挥其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心身同调等特点。
3.2深入挖掘
深入挖掘中医药学的内涵，完善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改变以往单一的医学模式，为中医药学的实践和发展创造条件。也可以将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恰当地融合，互相补充，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
4.小结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盲目遵从大家，创新意识薄弱，西方医学教育色彩过重等弊端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邓阿本德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反对科学教条主义、科学霸权主义以及反对一元主义方法论，进而倡导科学认识工具的无限自由、批判理性思维等核心思想，时中医药教育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一1994年)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集大成者之一，与另外三位科学哲学家一波普尔、库恩、阿卡托斯并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四杰”。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其理论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语言描述就是"angthing goes"，即“怎么都行”。面对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出现的一系列弊端，结合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一主要理论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手段改进中医药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1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核心内涵
非理性批判。多元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一种理性反思，故费耶阿本德也以理性者自称。尽管费耶阿本德批判理性思维，主张用非理性思维来对待科学，但其批判的整个过程又显然是理性的。而他对于理性的一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却是非理性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最好体现。
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费耶阿本德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普适的超越特定语境的定义、标准、理论来为世间万物奠定基础。至少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定统一标准，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费耶阿本德却认为只要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任何方法和尝试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因此，他说，“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
文化需要存在差异性。费耶阿本德承认“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理由能使人们宁愿选择科学与西方理性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传统，事实上，很难设想类似的理由是什么……所有文化都有它们各自喜欢的‘客观’理由。对于文化的选择，人们应该有其自由，而不应该用各种理由来规制人们的权利。
教育应该倡导自由和宽容。费耶阿本德看来，个人的快乐和发展一直以来并最终将是可能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不是否定历史演化而成的现存价值观，而是排斥用现存或是立足于固定语境下的价值来批评否定另外语境下的价值观。自由社会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包括科学知识。所以不应当用权威的科学来教育人们，而这样使得人们丧失了本应该可以改变自己思想、行为等的机会。
2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中医药教育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多元层次化的就医格局也日渐形成，而中医药成长发展的根基—中医药教育，尚未形成开放、自信、包容的思维框架。在全球多元化的进程中，中医药教育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以创新的理念指导，新颖的教学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主义方法论为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用非理性批判的眼光确立中医药发展的自信心。一个巨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医药教育整个过程，即中医是否科学。一直以来，中医药从业者和师生们被冠以“经验医学者”的角色。这不仅影响到了中医药教师的教学热情，对中医药受教者来说也产生一定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就业上遭受的“歧视”，因而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用费耶阿本德的批判理性一元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教师和学生一定的启迪。由于费耶阿本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此患有残疾的缘故，此后曾亲身体验到传统医学的魅力，费耶阿本德对此总结评论说，“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有不止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人们有西方的科学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所以在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培养上，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教师和学生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自信才是创新的基础。
提倡质疑的精神。教育的创新有渐进创新、结构创新和突破创新。通过医学的客观经验总结到对权威的质疑最后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一系列的过程涵盖了整个三种教育创新。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来看，尊师重教的理念纵向贯穿了整个民族教育，当然也包括中医药教育，而这又导致了中医药创新意识的发展显得非常缓慢。对先人及大家的盲目遵从，使得中医药的实践要求与理论无法很好的匹配。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科学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中专家学者也应该没有特殊的话语权，“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从这点来说，对权威的质疑会极大的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中医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弟子。张元素在《内经》《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弟子李东垣则发展了张元素的学说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创“阴证论”;罗天益则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这一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质疑精神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最好途径。
中医药的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医学的发展更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两者和谐共生。创新的观点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捕捉，文化生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性，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医学才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古代使用虎骨、野生羚羊角等野生中药材是合法的，但是在当今生态系统弱化的情况下，使用野生中药材显然不太现实，因而利用药物化学技术制造生物活性相同或相仿的药材便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再者一个例子，中医流派中有一个“火神派”，其核心理念是用附子、干姜等烈药“洞明阴阳之理”。火神派发端于川蜀，用药适应了当地人的体质，但是在江南或是其他地区，由于不适应当地环境和群众体质，疗效没有在川蜀地区显著，然而也不能由此断定火神派的理论错误。中医药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上，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差异性也正是培育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方法。
中医药教育应该因才施教。疗效是检验医学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医药的教育更应该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教育走高质量的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统一化、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已经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而中医药教育又是中医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自由社会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亦即有了平等的选择权。专家和权威的话语只能是作为参考，因此对学生进行因才施教，切实尊重学生的选择，正确引导学生的中医药价值观也是中医药教育的创新之处。
3差异化引导教学培育创新意识
哲学是一个认识工具，它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新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哲学又是培养创新意识的思维导向。通过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支撑，对比中医药教育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实行差异化引导的教学模式对中医药教育整体改善将有促进作用。
中西医理论教学需要交叉整合。当前中医药院校面临的尴尬境况是中医不中，逐渐沦落为二流的西医院校，集中表现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接受西医理论课时明显多于中医理论课时。多元主义方法论看来，用一种思维方式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医学问题，那么多种医学思维的有效整合才能避免医学上的短板理论。常用药安宫牛黄丸中有一味清热解毒的君药—牛黄，古人所著的辨证用药理论基础《温病条辨》中用的都是天然牛黄，然而天然牛黄少之又少，不能满足现代市的需求，因此现代多采用了人工牛黄加以制造，而人工牛黄在效用上显然不能十分准确地匹配天然牛黄。那么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就应当通过西方医学的还原论观点，对比总结用量一疗效之间的规律，找出符合现代特征的用药量。中医教育要回归其本质，并不是说要全盘中化，否定西医的优点。正确的做法是合理设置课程，以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以古籍经典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以实用性为首要原则，以此来体现中医药教育兼容并包的系统医学理念而又有差异化的策略。
公共课程教学与开放式教学有机结合。规模化的教育有助于从数量上培养中医药技术人员，却无法很好地保证质量上的优质性。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又需要在发散后形成收敛性的思维意识。在发散过程中能提出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质疑问题，总结规律后收敛成独特的技能和理论。公共课程的教学应该多注重灌输体现中医药价值导向的理论特别是中医药人文精神的培养，以集中授课的形式展开，奠定一定程度的中医药基础知识，形成发散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鉴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形式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以此形成批判教条主义一元方法的收敛性思维，契合多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的曲线知识结构。
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中医药教育的另一遭人垢病之处就是理论教育无法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多元主义方法论观点看来，只要是能够对认识客观事物有好处的方法都应该被加以应用。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最直接的体现，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故而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的首要性，以实践总结理论，深化理论教学在中医药教育中应当被一以贯之的执行。具体教学中，临床实践教学时间需要增加，理论教学应当以实用和简洁的方式为实践教学服务;探索本科导师制、研究生教学师承制的可行性;临床实践学分要求需要被提高;鼓励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出版文章、著作，形成有价值的理论体系，由此用具有时效性的理论反哺理论教学滞后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