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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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关键词：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一、文献综述
根据MichaelWoolcock(2000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_JHanifan，1916)。1988年，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在“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此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有力和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并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
目前，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体系。不同的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不同侧面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如普特南等(R．Pulnamet．a，1993)在著作“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中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福山(Fukuyama，1999J则界定社会资本为“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剂，可以使人和群体或组织更高效的运作”。
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介绍、探讨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文献，特别是在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成因的分析中，社会资本成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然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形成共识。王立军(2007)认为国内研究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可以归纳为三种：“资源说”、“关系网络说”和“能力说”。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是随着学习型经济，尤其是学习型区域等概念的兴起，区域学习成为区域仓0新体系的研究新视角的背景下，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的新拓展。其涵义是指体系内各创新行为主体(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通过与创新体系外部的知识联系积极获取新知识资源，各创新行为主体及有关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之间通过交互学习使知识转移，增加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区域创新体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将学习作为核心的、有着较强学习效应的、有效的、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
本文拟把社会资本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结合起来，构建基于社会资本的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更加系统化地分析社会资本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二、区域社会资本的内涵及特征
(一)区域社会资本的内涵
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竞争优势、获得稀缺资源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规范，它反映的是区域内地方政府、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合作的程度。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培育区域社会资本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拥有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通过对区域创新体系内社会资本的动员，可以为其带来各种利益，既可以是直接的经济利润，也可以是因降低某种成本而带来的间接利润。区域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创新合作的成本，加快了知识资源的传播与扩散速度，创造了合作剩余。
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基石是信任。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信任可以使创新主体减少交易成本，获取更多稀缺资源。
(二)区域社会资本的特征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有关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无形性。区域社会资本是各创新行为主体，如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交流和沟通网络而形成的网络关系。
公共性。区域社会资本需要区域各主体长期的博弈合作即交互作用来形成，需要采取“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奥尔森，1995)来生产。互惠的规范能够保证各主体之间持续的交往，创造一种重复博弈的处境，有助于主体间的互信和合作，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客观性。人们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发现，社会资本所代表的“文化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塑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政府可以引导社会资本的形成，利用一些现存的社会体制，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交换，使社会资本得以确立，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
三、区域社会资本对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学习的激励效应
区域社会资本对学习的激励是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独特的创新优势和竞争能力的内在支撑。可以说区域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区域创新动力，它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增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子。这种激励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创新成本的节约效应
区域社会资本尤其是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区域内企业问以及企业与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区域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主体间的创新成本。
首先，搜寻成本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地理邻近性、产业集聚性以及由于根植性所形成的共同的产业文化，使得区域内企业相互信任并不断地进行交流，这就加快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信息搜寻成本大大降低。其次，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方面。区域内企业利用社会资本获取和分享与创新有关的知识，从客户、竞争者或供应商那里了解各种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第三，谈判成本方面。社会资本丰富的区域内信任、合作、开放、创新的文化使得区域内企业愿意共同承担创新风险、重新组织企业间关系、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互惠，这就减少了谈判成本。第四，交易成本方面。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对不合作与不守信者进行惩罚淘汰出局等，能降低区域创新主体问的交易成本，起到降低区域创新成本的作用。
(二)区域学习能力的提升效应
区域学习能力是其所在区域竞争优势获得的关键，区域学习能力既依赖于其内部结构和发展战略，也依赖根植于其所在区域的一些外部因子，尤其是区域社会资本因素。首先，区域社会资本能够为各主体学习提供各种信息和学习资源。这些信息资源是各主体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基础。其次，区域社会资本使区域各主体通过信息、技术与人员的自由流通，实现各主体间互动学习。再次，区域社会资本加快区域及各创新主体技术“新陈代谢”步伐，使整个区域成为“学习型区域”，区域学习能力提高。
(三)区域创新主体合作的激励效应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新技术层出不穷，创新的跨地域特征日益明显，各创新主体间创新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显现。区域社会资本所体现的网络、信任与互惠的规范等是实现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首先，区域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创新信息的快速流动。其次，区域社会资本所体现的合作网络能够促成企业集群的形成，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后，区域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培养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进而有利于区域创新环境的形成。
(四)知识创新转移的促进效应
首先，有利于技术创新转移所需知识源的获取。一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扩散社会系统，区域内企业良好的非正式交流与正式合作以及人才流动和企业家衍生有助于创新及其扩散；另一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纵向、横向企业间联系以及企业与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的联系，从而可以迅速的组织资源，为技术创新扩散服务。
其次，有利于创新的快速传播。根据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创新在个体层次的采纳和实施过程包括认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五个阶段。对于个体层次来说。
区域社会资本有利于对创新的认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使得个体尽快的走完认知、说服、决定、实施阶段，并尽快的确认创新或确认对创新的拒绝。同样的，对于组织层次来说，区域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认识自身的问题和对信息的搜索，从而缩短了决策的时间。
再者，有利于扩大技术潜在采用者范围和增加实际采用者数量。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产业、社会的接近性，以及与“试错机制”伴随的企业的创新“示范效应”，使得人们更加可能对好的仓0新认可并更容易实施创新。还使得创新扩散迅速达到“临界大多数”点，冲破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瓶颈，实现扩散的自我维持，从而增加最终采用者数量。
最后，有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与良好的社会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创新扩散相伴随的是创新接收者对创新的理解、认识、实施以及再创新。创新源和创新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接收者解决问题，有利于创新源对创新的再认识。同时，创新接收者的再创新对创新质量的提高很有帮助。
(五)创新产生的快速效应
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激发企业胜出同行的强烈欲望和害怕被市场淘汰的恐惧感使得企业问的相互比较持续进行，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管理，加速技术学习。创新的效果得到快速的检验，创新得到有效的并且是快速的传播。因此，创新得以快速的产生和扩散，创新循环不断加快。Landry等人用6个变量，即商业网络(BusinessNetWOrk)、信息网络(InfOrmatiOnNetWOrk)、研究网络(ResearchNetwork)、参与资源(PartiCiPatiOnAssets)、关系资源(RelationalAssets)和信任资源(TrustAssets)等来衡量创新企业的社会资本水平，用在Montreal东南地区不同行业的440个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社会资本水平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速率都有较大影响。
总之，丰裕的区域社会资本促使区域内形成有效的创新网络，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动力作用。只有不断丰富社会资本，完善信任机制和互惠规范，培育和健全区域创新网络，才能逐步提升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构建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
四、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建设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是区域内各主体交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布朗(2002)指出：“在社会资本系统中，要素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系统的结构是联结自我的关系类型。系统的环境是把该系统包含在内的更大的社会生态”。社会资本按系统论的思想，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建设就是这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开发和积累过程。
(一)微观层面——企业社会资本建设
借用MichaelWoolcock的“整合”和“链合”概念，企业整合即针对内部社会资本而言，包括存在于员工之间的、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企业链合则针对外部社会资本而言，包括：一是企业的纵向联系，即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二是企业的横向联系，即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的联系。因此，建设企业的社会资本，既要提高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存量，又要加强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培育团队协作型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应在员工中培育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使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归属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其次，企业应通过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心理需要，使员工与企业之间结威命运共同体。最后，企业应加强道德建设，并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企业道德的力量和制度规范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增强员工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机制。
2．加强企业诚信建设。企业自身的诚信建设是企业融入社会网络的必要前提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体现在：一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信任度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缩减企业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防范投机行为；二是提高组织效能。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可以促进人际间的沟通，强化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认同，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三是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培育。在企业的诚信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共同性活动，加强员工发展信任的机会和发展共同文化。
3．改革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载体，是构成企业内部网络建构的重要方面。企业应改变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将其转变为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的横向信息交流，建立员工之间的互信合作机制，而且有利于实现企业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
(二)中观层面——区域社会资本建设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区域社会资本建设包括区域企业问的竞争合作与企业社团的建设两个方面。
1促进企业间竞争中的合作。从竞争走向合作，是企业间竞争的新趋势、新特点。为此，企业经营者应改变传统的与竞争对手之间非此即彼、非赢即输的狭隘竞争观念，树立与竞争对手既竞争更合作，通过合作谋求多赢的观念，培养与竞争对手建立高度信任的合作网络的共识，增强建立跨企业网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发展企业战略联盟，促进区域企业间竞争中的合作，依据现有优势和发展潜力合理地进行区域间分工，协同创造区域经济优势，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愿组合、协同发展。
2．加快培育中介服务组织。中介服务组织可以通过建立行规行约，约束企业的行为，避免无序的竞争。同时，会员通过正式的组织参与，可以扩展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加快培育区域内中介服务组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鼓励企业组织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增强企业网络的稳定性；二要尽快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拓宽民营组织的业务领域；三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积极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四要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制度，不断提高中介服务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三)宏观层面——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建设主要是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环境的建设。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稳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拥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地区必然要比政策环境不稳定的地区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政府是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则是这些政策的规范对象。政府和企业在实施经济政策方面是～种博弈的关系，一种稳定的经济政策就是一个无终止期的重复博弈，容易形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政府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否取决于政府的决策行为是否被纳入一套规范的框架之下，以及决策机制是否科学、民主和透明。
2．完善市场法制建设。政府作为市场法制的建设主体，应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对不道德的市场行为进行打击，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加快对经理人市场、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建立，为家族式企业的发展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1．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二、结束语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目标；社会需求
高职英语教学应贯彻“学用结合”的原则，明确培养实际应用英语能力的方向和目标，遵循“使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从而满足21世纪社会对专业外语的要求。
一、高职英语教学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的重要意义。
1．学用结合能克服教学效果差的难题
《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充分地体现了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课题组成员认为，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应用”是指交际能力应用及岗位上的专业应用。时代呼吁高职院校应培养“专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外语复合型人才是同时具备外语和一门以上专业知识的人才。针对高职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目的，高职英语教学也应强调实用为主，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为首要目标，必须在“学以致用”的前提下打基础，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只有学用结合才能克服教学脱离实际、教学效果差的难题。
2．学用结合能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内驱力
如果英语教学能体现真实的市场需求，突出专业特色，与专业培养目标相联系，与社会接轨，我们就能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内驱力，让他们觉得学有所用，从而提高英语水平。
高职英语教学由于受教学时数与学生入学水平的限制，以及学生毕业后参加第一线工作的需要，为此在教学中充分结合市场环境、市场定位、消费特征等具体情况设置各类模拟练习。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基本的市场规律，了解工作过程中的功能要求与适应性，懂得专业中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利益的存在，这样一来，学生的就业率明显上升。
实践证明，套用本科的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打基础，没有鲜明的针对性，是造成高职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不具备使用英语进行工作的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用结合打破封闭单一的课堂教育模式，建立开放式、多渠道、多方位的课堂教育体系，从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实现应用性学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学科与学科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开辟广阔的时空领域，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索，营造一种理想的教学环境，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课堂的教学结构发生根本变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二、高职英语教学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性的重要举措
1．重视口语教学
如上所述，高职英语教学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来确定自己的教学目标，同时对教学各个环节做出及时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重视口语教学是我们课题组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教师应努力把英语教学课堂变成交际的场所，给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多听、多说、多读、多写，让他们在交际中学会交际。给学生以自学实践的机会，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给课堂教学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绝大多数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感到，同样是接受性技能，口语教学比一般教学要生动得多，易于接受。学生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苦练基本功，做到厚积薄发，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实践，才能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教师要注意多用英语，与学生交谈，给他们提供听说英语的机会，这样，学生就会仿效教师，多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教师要注意指导、检查，并给予必要的帮助。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开设口语课、上好口语课十分重要。
2．重视与专业英语教学的衔接
高职教学的培养目标应以适用性人才和培养特色为主，兼顾知识的广泛性。立足各自专业，加强专业英语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捷径。以岗位为轴心，突出专业英语教学特色。掌握外语不仅是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得技能，较熟练地运用英语于自己的专业上。精通外语又熟悉自己专业的人才就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倡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单纯的基础阶段教学不能体现专业特色。专业英语与学生的专业息息相关，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知识能为他们将来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当人们用英语从事某一专业时，使用的是专业英语而不是日常生活英语。只有通过这种“专业语言”，人们才能在自己的领域沟通交流。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基础阶段英语的教学，又要重视与专业英语教学的衔接。
3．重视教材的作用。
选好教材是体现教学目标、教学模式和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教材的编写与选择要以处理好语言基础与学以致用的关系，突出实用性、交际性、知识性的原则为前提。
实用性是指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方法的实用性。教学内容的实用性要求优化整合课程内容，重视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培养，突出口语训练的实战性。教材的实用性反映在教学的实用性方面，就是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能够很方便地使用，同时也能使学生很容易地掌握所学的内容。
结语
综上所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应用性人才，是高职教育的主要职责，相应地，区域经济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正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依据。在高职院校，英语作为提高应用能力的工具，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调整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强调以能力为本位，进行全面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方向应以市场为导向，突出专业英语特色。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上级教育部门、学校关心指导与监督以及教师的努力与学生的配合。只有这样英语教学改革才会成功，高职学生才会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2］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3］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一、导语
“未工作，先失业”似乎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真实写照。自高等院校实行大规模扩招以来，每年等待就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200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待业人数为37万，2003年为52万，至2009年已有196万，但这还是8年前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27万，2015年达到749万，预计到了2017年，中国大学生数量将达到历史最高的765万。据统计，今年的毕业生加上30万海归和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往届毕业生，将有1000万大学生同时竞争岗位。这一庞大的群体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年失业问题已不容忽视。笔者将从功能冲突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论以及自我认同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二、社会学理论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一）功能冲突论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功能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塞，他的理论既有结构功能论的背景，又有冲突论的立场。科塞从结构功能论立场出发，认为社会系统内的每一种成分、部门都是彼此关联的。当这个彼此相关联的社会系统运转时，由于各个部门对社会系统的整合和适应程度不一致，导致不同部门的操作、运行方式和过程的不协调。因而，社会系统运行不可避免的伴随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
结合现今的就业形势，预计2017年将有1000万毕业生竞争工作岗位，他们彼此存在竞争关系，有限的工作岗位对于1000万人来说就是稀缺资源，竞争关系的恶化可能会产生种种冲突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就业者主要有三种关系的对立：一是毕业生与毕业生之间的冲突，应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海归毕业生在争夺有限工作岗位中产生竞争；二是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对于少数优质毕业生的争夺；另一方面，根据科塞的冲突功能论，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现象是正常的，这一冲突对于大学生自身能力和就业市场的规范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不涉及根本价值观和信仰的前提下，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是正常的。
（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立足于中国社会经验研究的社会资本理论代表是林南，他从个体理性选择行为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中，把社会资本放到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中进行系统论述。林南从个体的目的行动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重点论述劳动者如何通过接受教育和技术训练而掌握知识与技能，进而具备获取更多利益回报的能力，并且因为获取回报和利润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素质各有高低。重点高校??业生往往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具有优势，用人单位更看重个人能力以及从业者能为单位创造多少价值。所以整体来看“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优势。
林南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认为人力资本的强弱规定着行动者调动和占有社会资本的能力。这一观点对于当今的大学生就业分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个人能力素质高，能够更快地获得上级的赏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得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人力资本的增值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在未来的就业和升职中更容易获得机会。反之亦然。
（三）自我认同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自我认同理论是吉登斯的主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通过尝试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的既相生又相克的复杂关系，而重构西方传统的“自我认同”理论。吉登斯致力于将西方现代性的个体融入到后现代性的情境之中，主要关注“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性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但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部分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自我期望则是在自我认同下的表现形式之一。毕业生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学习，对于自我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尤其是二十年前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尊崇使得现在很多家长、学生都对大学无比向往。毕业生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追寻更高薪、更优质的用人单位和工作环境，对于基层和一线单位却不怎么关注。于是，众多大学生更愿意去北上广，而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和四五线城市。大学生自身的就业期望值太高，对于自我和就业市场定位不准，这样的自我定位偏离也是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论文摘 要：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不仅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既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边缘化的现实表象
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非中心、非主流的状态，或者说被主流所排斥的状态。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内主要途径。但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次等”、“末流”教育的身份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边缘化状态。
（一）职业教育地位的边缘化
“地位”一般是指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程度。主要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尊重和重视的程度，对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等的认识。
2.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决定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根本，因此，这是职业教育地位的核心。一般来说，教育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开发中所谈的职业教育地位，均是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应处的位置或发挥的作用。
3.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管理水平、理论成熟程度、体系完善程度、质量水平等不同的方面在各类教育中的横向对比位置。
4.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职业教育所有功能的发挥都必须通过“人”来实现，因此，职业教育离不开“人”，脱离“人”的职业教育是无效的教育，也必然是没有地位的教育。
从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观念层上一直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的影响，职业教育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次等”、“末流”的教育，处于社会的边缘、教育的边缘。尽管我国技能型人才短缺，而且国家一直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愿意接纳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家长和中学生仍然为数不多。
（二）职业教育功能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及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职业教育的功能，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忽视甚至轻视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导致职业教育功能的严重残缺。
（三）职业教育对象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是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院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对象的主体是“弱势群体”。凡是职业院校学生基本上是被“学术教育”淘汰的所谓“学业失败者”，不仅在学业上被“边缘化”了，而且其家庭基本上也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
（四）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边缘化
多年来，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份额不仅没有提高，有的省份反而在下降。各省、各地区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职业院校学生收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较，各地区投入的教育附加费也是较少的，企业、社会团体、银行等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也就更少了。特别是在实行收支两条线以后，一些落后地区把职业院校的学费收入作为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这就使本来就缺乏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处境更为艰难，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从社会学角度看职业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不论是自致能力还是先赋能力，均缺乏优势，这是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根源。
（一）“精英”培养与职业教育价值的相对“低落”
高等教育作为目前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对底层群体来说，实质上是唯一途径），对各个阶层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优势阶层或资本拥有者便利用政策控制能力，借助于教育“公平游戏”的各种竞争，以隐匿的方式进一步占据或获取优势资源，从而导致“精英”的再制，并实现优势资本和优势地位的“代际转移”。而中下阶层子女则希望通过自身在学业上的努力取得与优势阶层子女平等的文化资本，而且在优势教育环境中还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获取，诸如师生关系、同学情谊、同乡等，均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美国mba教育世界闻名，但有观点认为，美国mba的神奇效果既不在于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也不在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而在于参加mba教育的群体的身份—这些有控制力的特殊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
与高等教育这种“精英”再制和资本获取成效相比，职业教育相形见绌。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将接受教育作为阻断家庭贫困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而接受职业教育在改变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二）教育政策的偏离与职业教育地位的相对“低落”
1.教育分流制度。理想的教育分流应该是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依据学生的学术倾向和心理特征，使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实现学生个性发展与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的统一。分流的依据是学生的兴趣、思维特征；其立足点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差异与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全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但目前的教育分流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教育分流的立足点不是学生，而是教育，其服务目的也不是教育，而是社会，不是全体社会，而是少数优势阶层。某种程度上，致使国家的教育制度屈服于“教育市场”，造成新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并进而造成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及社会地位分化的不公平，大众教育成为面向少数升学者的教育。
2.重点中学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为优质高等教育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是，大部分优质资源往往又被社会中上层阶层的子女所占用，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村小孩占的比例非常少，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影响了教育的公平。进一步说，由于学业成绩与接受高等教育、与成功成才一脉相承，重点高中生源优先选择政策便合法化了这种不公平教育的后果。
3.教育体系制度。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层面，一直强调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但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中，在强调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目标下，一直将职业教育定位于以技能培养与就业准备为目标的就业教育，教育内容以就业技能培训为主，视“对口升学”为“异物”。为了加快我国的高等教育进程，缓解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国家开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同时又通过政策把高等职业教育置于“等级”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使得本就末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职业教育处境进一步恶化。
（三）人才政策的学历化与职业教育声望的相对“低落”
在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中，分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又被分割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互相之间流动极为困难，延伸到教育上就是造成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分流成为进入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界线，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分层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尤其是高级技工、熟练劳动者等，“在需要的时候是人才”，但在享受应有的待遇方面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人才结构的一大“顽症”，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高级技工的收入仍然偏低，“高级技工年薪超过硕士”之说只不过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已。国家尽管提出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标准，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新职员或在人才流动时，不是根据人的素质进行选拔，而是依据学历高低与学校的名气进行选择，不仅造成了人才的高消费，也加剧了社会对于高学历与名学校的非正常追求。也是造成职业教育边缘化的根源。
三、职业教育公平实现的途径与方法
（一）确立正确的职业教育价值观，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当前，在分析职业教育的意义时，听到的往往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很少提及人的发展需要，实际上，人的发展需要才是第一位的。在职业教育的质量评价中，人们往往更多地用一些社会标准来衡量，很少考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人的个体差异关注不够，迎合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 “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依旧突出，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阻碍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看，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最为密切的教育，它的经济价值是表层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则为核心价值，人的价值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因此，社会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宣传，改变社会和人们歧视职业教育的现象，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尊重人性和人的教育权，使每个人的特性得以充分表达，使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摆脱“次等教育”的尴尬地位。
（二）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基础，为职业教育公平奠定学科基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除了遵循一般教育的规律之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传统的职业教育沿用的是普通教育的理论基础，造成职业教育无特色、无地位的局面。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以技术理论和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前者是职业教育学科存在的基础，后者是职业教育个体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两个基础的支撑，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必将得到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无理论”的尴尬境地必将得到改变。
（三）加大教育制度创新力度，搭建职业教育平等的政策平台。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规范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是知识、情感、意志、权益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各种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体系构成其教育制度，具体内容主要是指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具体制度三个方面。教育制度的创新和经济制度等的创新有较明显的区别，它的人文性特征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人性假设、目的和功能等方面，这也是教育的属性在教育制度中的体现。
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方面。在教育分流制度上，不仅要考虑整体教育的发展目标，更要尊重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品质、兴趣等，变“被迫”为“自主”；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更要尊重学生就业与升学的教育选择，变“外在要求”为“内在需要”；在教育管理制度上，不仅要考虑规范和简便，更要尊重学生选择的多样与灵活，变统一为多样；在评价标准上不仅要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更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变“补充”为“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强化教学领域的各项改革，把以人为本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随着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之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职业教育的改革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引导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实现从传统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二是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目前国际职业教育通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学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环节，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具有较好的效果。三是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了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指导原则的本质性变革，职业教育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模拟教学、网络教学、项目教学等形式逐步进入课堂。
参考文献：
[1]宋宁娜.教育平等、教育公平与社会进步[j].苏州大学学报,2004(3).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12-0003-04
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依靠自己的观念控制自己的学习活动，因此传统上把自我调节的学习主要视作学习者心理内部的活动，然而，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不仅仅是自我调节、自我反思的，而且自我调节的过程、策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等都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深入研究制约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因素，就无法深刻理解自我调节学习的实质与规律。基于此，本文将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考察自我调节学习的性质、发展阶段与具体策略。
一、自我调节学习的内在规定性
自我调节的学习常常又称为自主学习，通常认为是学生心理的内部活动，是由学习者个人所决定的。然而，社会认知理论对自我调节的学习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社会认知理论的奠基者班杜拉（Bandura）认为，人的行为是环境、个体特征、行为自身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决定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既受个体遗传因素、心理特征（特别是认知活动）的制约，也受到环境（包括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个体也会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来调整后续的行为。这就是社会认知理论的三维交互作用的观点。
社会认知理论对自我调节的学习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指出自我调节的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学习者个体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自我调节的学习离不开学生的认识，但认知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习可以说是学生自我调节的？齐莫曼（Zimmerman）认为，当学生在动机、行为和元认知等方面都能够积极参与、且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时，他们就能够自我调节自己的学习了。进一步地说，如果学生能够自己激发学习动机，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主动地作出自我观察、判断与反应，能够依据对学习情况的判断灵活地运用或调整元认知策略，那么，这样的学习就是自我调节的学习[1]。他强调指出学习中的自我调节既包含学习者内部的心理活动，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不同的问题维度上，自我调节受外部社会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自我调节的属性与过程也不一样。
二、自我调节学习的不同水平与影响因素
社会认知理论着重关注社会因素对个体认识活动的影响。依据社会认知理论，自我调节的学习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表1所示的四个阶段：
由上表可知，自我调节学习的发展过程始于观察。学生要有效地进行学习，需要观察榜样的学习行为，感知榜样的学习规则与策略，但还没有把这些规则与特征内化，还没有真正掌握榜样所示范的学习方法。在模仿阶段，学生把知觉到的学习策略与技能付诸实施，应用于自己的学习活动。在模仿阶段，学生对学习技能或策略还没有完全内化，使用时还需要外部的支持。无论是观察还是模仿，学生的学习都深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例如，在学生练习所感知到的学习策略时，如果榜样能够及时提供讲解、指导以及反馈的话，会大大提高学生模仿行为的精确性。
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第三级水平是自我控制。在这一阶段，学生已经能够独立地运用策略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这得益于学生已经内化了榜样所示范的学习技能或策略，意味着学生开始能利用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调节学习了。最后，在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即自主水平上，学生已经完全内化、掌握了榜样所示范的学习策略或技能，并且能够依据不断变化的个人状况与学习环境而灵活调整学习的策略或方法，自主地、随意地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了。综观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过程，前两级水平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后两级水平则主要由学生内部的心理活动控制，主要依靠学生自身的力量来调节学习了。
社会认知理论对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因素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根据该理论，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行为因素、环境因素在内的众多因素。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设置目标的策略、情感、归因等，其中自我效能感与学习策略是影响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行为因素主要包括对学习活动的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行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自我调节的学习的质量。环境因素包括榜样示范、他人的帮助等社会性因素以及学习发生的物理环境，这些因素为自我调节的学习提供了物质的或社会性的支持。依据班杜拉的观点，这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学生学习中自我调节的发生及其成效。
三、社会认知理论下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
学生要对学习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就必须采用科学合理的策略。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对于自我调节的策略，也应该关注其社会属性。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设置目标。设立学习目标是自我调节学习的首要工作，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调节，就必须具有引导、调整学习行为的参照点，否则无法比较自己当前的学习行为与预设状态的差异。为了确定自我调节学习目标的个体属性与社会属性，宾特里奇（Pintrich）从四个维度剖析了自我调节学习的目标特点，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如果设立的是表现性目标，那么，目标就主要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即这种目标是社会性的而非内源性的。在这种目标控制下，学生主要在考察他人学习状况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学习动机与策略，以达到超越同伴的目标。所以，社会维度是表现性目标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调节的过程与策略和掌握性目标的调节过程存在很大的区别。
目标由学生自主设立，还是由他人指定或分配，对自我调节的进程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学生自己设立学习目标而不是被动接受他人指定的目标时，他们对实现学习目标的承诺的感受更强烈，而且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因此，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教师应鼓励学生自己设立适切的目标，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心与自信心，而不能越俎代庖，影响学生对学习活动自我调节的效果。
观察与模仿。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途径。如前所述，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就是个体把他人的学习技能内化为自己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先后经历观察、模仿、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四个阶段[3]。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起源于对榜样的观察和模仿，经过练习内化为自己的学习策略，从而实现对自己学习过程的调控。个体不仅可以观察他人的学习状况，也可以以自身的学习为观察对象，对自我榜样的认知与反思同样有助于发展自我调节能力。不论是观察、模仿他人的学习，还是自我榜样，都是发展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效路径。
社会性比较。当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时，社会性比较可以提供必要的规范与标准。为了说明社会性比较所提供的标准的重要性，申克（Schunk）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在数学课的教学中，被试组在每一节课都会被告知教学目标，并且会被告知其他同学解决了多少数学问题。这是一种社会性比较，让被试意识到教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对照组则每一节课都没有被告知学习目标，教师只是简单地鼓励他们好好学。结果显示，被试组的学习结果远远胜过对照组[4]。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获得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问题解决的进程，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成绩。社会性比较可以帮助学生设置有针对性的目标，并依据目标与标准不断自我调节学习的过程。
归因。归因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所作出的因果解释。韦纳（Weiner）归纳了学生对学习成败归因的四种类型，如表3所示：
当然，学生在对自己的学业成败进行归因时，这四项因素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如果学生把自己的学习成功归结为能力强，把学习失败归结为努力不够，那么，这样的归因就有利于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如果把学习成功归结为运气好，把学习失败归结为自己能力差，就会对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学生把学习失败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这是一种内部的稳定因素，学生会觉得难以改变，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自尊心降低；如果学生把学习失败归因于可以弥补或纠正的原因，不论是内部的因素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有利于激发学生自我调节的行动。必须注意，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外部提供的归因反馈对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运用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申克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被试被告知其学习结果是由他的能力导致的，那么他解答的问题会更多；即使是被告知了其它的归因，能够接受到反馈信息总比没有接到任何反馈要好。如果他人告诉学生其取得的进步是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么，学生的学习会更加努力，对后续学习的效能感也会进一步增强[5]。
出声言语。自我出声言语策略也是促进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有效方法。在一项研究中，第一组学生在本文转自dylw.net解决问题时一直大声地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组学生在学习的前半段大声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过程，后半段则不再言语，第三组学生则一直不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与过程进行语言描述。结果表明，第一组学生的学习效果最好。让学生大声说出自己的学习方法与过程，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学习的自我意识，增强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教师能够诊察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帮助。
自我指导。自我指导可以引导学生设置既具有挑战性、又能够实现的目标，还能够督促学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表明，与没有指导的状况相比，不论是自我指导，还是他人的指导，都能够加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他们的学习结果。外部指导并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谁是指导者也不是影响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指导的方法与过程更重要，有条理的、详细而又有重点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诊察其学习过程，并提高他们对后续学习的效能感。
外部奖励。合适的奖励无疑有益于学生自我调节的学习。为了提高学生的期待，在学习初始阶段，最好不要告知学生奖励什么。不能无原则地给予奖励。奖励可以与学生的学习目标结合在一起。研究表明，当学生实现所设立的目标时对他们给予奖励，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他们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与策略。
反馈与评价。班杜拉指出，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经由自我评价来调节的。自我评价一方面为个体的行为提供导向，另一方面，自我评价还是行为的动力源，积极的自我评价比物质奖励更能促进学习。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自我评价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结合学习目标来考察。如果学生关注学习的过程，而且能够不断地得到反馈，那么，自我评价就能够较好地促使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如果学生仅仅关注学习的结果，而且所设立的目标宽泛、模糊，自我评价就难以发挥调节学习的作用。
要对学习过程进行连续的评价与反馈并不容易。为了促进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可以采取这些措施：在每次学习开始前，督促学生设立具体的行为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让他们经常比照；教师也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便于学生评判自己的表现；在适当的情况下，教师引导学生先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学生自己的评价与教师的评价比较一致时，对学生给予表扬和强化。
参考文献：
[1]Zimmerman， B.J. & Kitsantas， A.： Development phases in self-regulation： Shifting from process goals to outcome goal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7（89）.
[2]Elliot，A.J.& Church，M.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2）.
[3]Schunk，D.H.& Zimmerman， B.J.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ssues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M]. Lawrence Erl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s，1994.219.
[4]Schunk， D.H.： Developing children’s self-efficacy and skills：The roles of social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and goal setting[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