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作者简介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32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047―0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
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对策
1.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1.1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及监测管理，负责全市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落实、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申报等项工作。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名，配备一辆检测车和3台速测仪器，可以承担农产品农药残留速测和业务培训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抽查蔬菜 11526个，蔬果3328 个农业论文，食用菌60个，其中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测试中心（杨凌）检测样品 105个，总体合格率 99.8 %；配合部、省安排的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 8次，抽检样品 139个，合格率97.8 %。近年来，我市未出现因食用初级农产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维护了公众健康，切实保障了农产品消费安全论文格式模板。
同年8月份，《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先后在市恒丰园蔬菜批发市场、宝商家美佳超市、华润万家超市等建立了10个蔬菜检测室，专人负责，配备了检测人员，制订完善了各项制度，开展日常检测工作。每天抽取各自经营的水果和蔬菜样品进行农残检测，并向农业部门通报检测信息农业论文，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在市场流通，有力保障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其次在市区批发市场使用政府公益岗位聘用检测人员，分别安排在金台、渭滨和陈仓区的农产品批零市场和生产基地，既解决了人员工资待遇问题，又保障入市检测顺利实施。
1.2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
市属九县三区中，我市已有陈仓区、凤翔、太白、岐山和扶风等县先后建立农产品质检站，其余各县均在农口部门设立了农产品检测站。其中，陈仓区和凤翔县已完成项目建设，等待验收，眉县、陇县、凤县、金台区和渭滨区也在努力争取建设项目。目前有农药残留速测仪器的县区，也只能进行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
2．存在问题
2.1监管体系不健全
大多数县区农业局没有单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有些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的牌子挂在农技中心，执法大队，无固定编制，无专职检测人员农业论文，检测设备不齐全，监管工作不能独立进行。乡镇监管责任还没有落实，难以完成依法监管职责，监管体系不健全，缺位问题非常突出。
2.2使用农业投入品
个别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盲目追求产量和收入，忽视农产品质量，大量使用超标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生长剂等其他农业投入品，导致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论文格式模板。
2.3检测能力差
市监测中心目前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农药残留速测仪器，只能进行部分速测检验工作。大部分县区还没有争取到监测项目建设，有些县区检测仪器只能闲置，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市、县经费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根本无法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难以有效监管。
3．对策及建议
3.1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力度农业论文，财政部门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把加大检验体系建设，开展例行检测和监督检测等工作经费足额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2加快监管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以市级监测中心为龙头，以县（区）监测站为依托，以乡镇检测所为基础，以农产品产销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农产品产地、专业协会及乡镇重点农产品集散地）内设检测室为补充的“三级四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形成“政府负总责，三级有机构，监管到村组，检测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从上到下形成一个监管网络，职责明确、关系协调、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3.3 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推行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市执法大队加大对各大超市、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要求其建立农产品检测室，每天进行抽样检测农业论文，建立档案管理论文格式模板。不合格的农产品坚决不能入市销售，对检测发现重大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要及时上报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处理。
3.4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措施。加快农业标准化，围绕“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则，扩大示范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产业效益，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运用。通过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进一步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工作。
3.5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通过新闻媒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检测、举办培训班、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等形式，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和法律法规经常性的宣传，提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指导消费者安全消费。
参考文献：
[1]钱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探析[J].河北农业科技,2007(2).
[2]雷郑莉,张玲,祁玉峰.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现状及构建[J].河南农业科学,2007(2):114-116.
[3]李燕妮，王晓妮，李乃会.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存在问题集发展建议[J].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10（11）：6-7.
关键词:经济合作组织 分工 协作 演进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见表1)。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见表1)。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力(见表1)。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见表2)。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见表2)。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见表2)。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
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注释:
①国富论/(英)斯密著, 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第10页.
②经济学原理/(英)马歇尔著, 唐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第22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25.6第362页.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2]向国成、韩绍凤,小农经济效率分工改进论[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关键词：以农立国 理论价值 现代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形成为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一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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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和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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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二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化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设施，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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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 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⑦40年代前期，翁文灏发表《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⑧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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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
②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③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⑤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⑥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⑦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
⑧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
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首先，翁文灏肯定：“工业原料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出口农产品是换取外洋军火和建设器材的重要物资，都是抗战建国所不可少的。食粮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其次，翁文灏强调：“‘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即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应该指出，翁文灏当时具有官方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达20年的立国之争的，作为两派思想的整合，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三
在20世纪农业思想的史上，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价值。
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20年代以农立国派的主要理论家，董时进在30年代初期撰写的《农业经济学》中已经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全面的认识，如说中国人的衣食原料大部分为本国农业所提供，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职业均为农业所赐予，中国农业是中国的基础，农业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农业供给中国出口货的绝大多数，等等①，他提出的振兴农业之策包括推广职业，优化农民素质，发展工商业，增加农产②。这实际上是对他参加立国之争时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发展。到了40年代，谈论中国工业化的学者大都把农业的工业化也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环境之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 ③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稼夫表示：“吾人深知我国经济建设应采之途径，舍工业化莫由。往日落后之农业生产方式既未能应付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已无维护其现状之必要，盖吾人所主张之工业化，系作广义的解释，非独积极的发展工业生产，即农业生产之本身，亦以大规模经营及现代技术为鹄的，即所谓‘农业工业化’是也。”④朱伯康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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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时进《农业经济学》之《农业在中国经济之重要》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② 同上书之《中国农业及农民之根本问题及出路》章。
③④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84页。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 ①。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 ②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③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与董时进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
张培刚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于40年代前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国内的立国之争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他的广义工业化概念就是在参与论战时提出⑤。10年以后，在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割断国内经济思想的发展动态对张培刚理论建树所具有的影响，那么在充分肯定张培刚关于农业经济贡献的原创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以农立国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30年代以后的以农立国思想中，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是：工业化建设不仅不能绕开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但是在立国之争结束后，以工业化为既定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一直是偏离这一点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虽然在谈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如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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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72、73、74?75页。
⑤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张培刚写道：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
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②但制定实际政策往往是另一回事。林毅夫曾对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独特的研究，他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国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那个，重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增强国力，中国政府在1952年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农业事实上被视为提供支持的部门。” 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 ④。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 ⑤这不正从反面证明，完全否认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价值是不明智的吗？
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当年，章士钊在《业治与农》⑥一文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⑦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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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②《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③《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中国将来还能养活自己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④林毅夫、蔡 ?、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陈俊生：《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中国农业若干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⑥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⑦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防灾减灾联动机制；农业风险宏观管理体系
一、引言
党的“十”把信息化提升列入“四化同步”并举的总体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总体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信息技术手段为揭示风险运动的规律以及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决策效果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农业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理念，面对市场的日益扩大，提高农业经营中的预期收入，优化要素配置水平，揭示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的风险偏好差异，需要提升各类农业生产企业和经管部门的风险管理决策水平，包括为政府的宏观农业风险管理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1世纪以来，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在增加，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危机等多重影响，致使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生态系统承受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主要是自然灾害频繁，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呈上升趋势，市场波动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贸易自由化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多方面、多种类、多形式风险因素的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农业产出的数量，还会引起农产品种类、规模及要素投入效果的变化，加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稳定和农村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因此，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关于风险决策
风险分析和决策首先把敏感性分析、概率论和模拟技术等广泛用于风险识别和度量。Mclnerney（1969）构建了用于农场计划的风险规划模型；JoséA.Gómez-Limón等人（2002）依靠效用理论构建多属性效用函数，利用多标准数学规划来获取农民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系数；MarkR等人（1998）利用VaR对不同作物及不同灾害种类进行风险预测及有效评估；David Ripplinger等人（2008）开发保险定价模型，将粮食供应安全和财政补贴损失纳入成本效益分析，利用天气参数和地区差异计算保费公平值；Miguel Carriquiry & DanielE.O.（2008）为克服生产决策中信息不完全，引入指数保险和概率季节性预测作为风险管理工具。近年来，混沌经济理论引入农业风险管理研究，随机优势抉择、非线性方法、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成为新趋势。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农业风险管理仍处起步阶段。1994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召开了国际农业保险学术研讨会，出版《农业保险：理论、经验与问题》文集；在农业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面，郭迎春（1998）对农作物受灾级别进行了评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李世奎等（1999）利用数理统计原理对农业灾害风险进行评估与辨识，在分析农业气象灾害风险体系的基础上定义了风险链以及风险体系两个风险度，阐明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的特点和基本分析方法；张建敏（1999）利用灰色预测模型、直线平滑平均模型、Logistic模型、正交多项式模型等来评估农业风险。
（二）针对灾害应急管理
1982年美国出版《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政策》一书，应用风险分析技术给出美国1970-2000年灾害的年期望损失，从理论上确定了减轻灾害所涉及的各方面对策。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以后，世界各国十分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987年我国成立灾害防御协会。2003年、2004年成功应对“非典”、禽流感后，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专业部门相继制定、《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05年成立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2007年通过并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举办了“中国灾备管理战略国际研讨会”。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年和首个国家“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个防灾减灾工作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2009年5月），较详细介绍了中国减灾事业发展状况。近年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速度加快，进一步加强应灾减灾的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大力倡导减灾社会参与，行政应急体系的“一案（预案）三制（体制、机制、法制）”轮廓日益清晰，应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
（三）农业风险管理
农业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方面，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作为西方农业风险转移和分散的重要手段。德国首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保险机构；法国建立了“金字塔”式农业互助保险；美国1938年实行多种作物的灾害保险。1996年美国建立农业风险管理机构，利用风险评估公司帮助搞好农业风险管理。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业风险保护法》；希腊利用国家建立公共保险组织；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系统；巴西农业保险体系是以国家财政出资组建国有农业保险公司为主渠道，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险业务，国家通过结合财政补贴及其他经济政策（如农业信贷）措施，通过自愿与强制相结合扩大积累农业保险基金渠道，并利用国际再保险分散风险。美国从1993年就在俄亥俄州、依利诺斯州等地鼓励农业进入CBOT的期权市场，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的看跌期权。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救济作为常用的一种灾害事后补救方式起到弥补风险损失的作用。
中国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在加快。2007年中央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截至2008年末，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北京市农业资源的30%以上。陈璐等人（2008）研究了中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与控制；韦良、张文安等（2009）结合广西的灾害保险探讨农业保险巨灾损失分摊机制。在农业灾害与风险管理系统研究方面，王健（2005）研究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栾敬东，程杰（2007）研究基于产业链构建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王国敏，郑晔（2007）对中国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与防范体系建设；杨卫军，叶祥松（2008）探讨了建立我国农业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西爱琴、陆文聪（2007）提出基于MOTAD的我国农户农业生产动态风险决策模型。
（四）新经济时期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家农业风险管理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加强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建设，采用信息技术支持信息搜寻与实施风险管理。美国农业部的信息调查和内容就有12个系列，而且下设一个专门的农业风险评估局；欧盟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除对农业普遍实行各种保险措施，按照Cafiero，C.（2009）对欧洲农业风险和危机管理发展前景的分析，认为，利用金融工具有效地管理风险属于私人的行为，然而，要克服私人间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公众效率损失，必须建立无成本的信息传递体制构架。“建立信息收集、验证和扩散的新机制，深入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IP）机构，进一步整合保险和金融市场，以及适当界定营销和金融产品征税的体制环境”。可见，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三、研究框架初步构想
综观国外，对农业风险管理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较多，针对农业风险宏观管理系统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私有制下个人风险管理决策凸显，社会风险管理过程协调机制缺失，应对措施匮乏。因此，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农业风险评估和专业网站的开发为切入点，对农业风险的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决策和评价、风险管理措施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建立农业风险防灾减灾的宏观科学管理体系。围绕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应进一步整合农业风险管理资源，完善农业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制度，提高农业风险决策水平。同时，由于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主体因经营规模、管理素质等原因，还存在严重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缺陷，农业风险管理重灾后补救轻灾前防预，农业风险市场还不健全，缺乏农业风险管理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农业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的制度与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与风险管理的联动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牵引、农民和企业参与的农业风险管理组织运行模式。根据风险发生、积聚、传递、扩散的特征，把农业风险日常管理与灾害防御和应急管理构成一个复杂巨系统。
风险管理系统本身是一个信息系统，防灾、减灾、救灾各个阶段的工作都以信息为基础来展开。信息是风险防范的充分必要条件，从风险规避的角度看，风险的大小与获取信息量的多少呈反方向变化。需要研究利用信息集成与扩散技术，开发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风险管理数据库，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支撑各种农业风险的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协同风险管理机制，信息居于“神经中枢”地位起着指挥、协调与组织实施的作用。创新开发农业风险信息管理系统，开展农业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的咨询服务，需关注应灾全过程，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针对多主体、多层级、多环节研究应灾机制，对信息流程进行细致分析，促进信息多向沟通，构建相应的协同机制，提高现有应灾信息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总之，要立足我国风险管理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从风险信息管理入手，研究管理的协同、信息的协同，探求如何实现联动应灾，有效提升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能力。研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农业风险管理网络平台，要有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兼容性，通过研究联动响应机制，实现对灾害的应急和日常风险的协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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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fiero， C. Perspectives for EU agricultural risk and crises management policies [J]. Revista Espanola de Estudios Agrosociales y Pesqueros，2009（1）.
[关键词]巨灾损失；农业巨灾保险；博弈行为
[DOI]10.13939/ki.zgsc.2015.41.183
1 引 言
近年来，由于巨灾在全球的频繁发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的财产损失、人员丧亡和保险公司巨额保险损失，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巨灾保险也成为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标准普尔（1999）把一个或一系列导致保险损失超过 500 万美元的相关风险事件称为巨灾损失，造成这一损失的风险称为巨灾风险。美国保险服务局（简称 ISO）财产理赔部将巨灾定义为 “导致财产直接保险损失超过 2500 万美元并影响到大范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事件。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将巨灾风险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每年更新巨灾的范围界定，1999 年瑞士再保险公司对巨灾的界定为保险人共损失 6600 万美元或死亡和失踪 20 人以上，受伤 50 人以上，无家可归 2000 人以上，以及其他一些单项损失（Sigma，1999）。
我国是农业巨灾频繁而又严重的国家之一，洪涝、台风、旱灾、风雹、地震、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屡有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本文将通过对农业巨灾的简要描述来了解当前农业巨灾风险研究现状，为以后更好的农业巨灾风险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农业巨灾的分类与特征
2.1 农业巨灾的分类
从农业巨灾发生原因来说，杨瑞洁（2004）将农业巨灾分为自然和人为农业巨灾：自然农业巨灾是指由自然力造成的事件，农业巨灾造成的损失程度不仅取决于该自然力的强度，也取决于承载体密度、防灾措施等人为因素。人为农业巨灾是指成因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重大事件。依据农业巨灾发生频率；蒋志娴（2004）将农业巨灾分为常态农业巨灾和异态农业巨灾：常态农业巨灾和异态农业巨灾随着条件地变化而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承载体区域内该类灾害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2.2 农业巨灾的特征
农业巨灾具有损失程度大、发生概率小、影响程度大、预测程度难等特点。
3 农业巨灾保险研究
3.1 农业巨灾保险理论研究
从目前国内外农业巨灾保险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大体可以把农业巨灾保险分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或私人）农业保险。由于农业巨灾保险的特殊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选择了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或者把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和商业性农业巨灾保险结合起来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邓国取（2006）认为应该将农业巨灾保险从现有的保险体系中独立出来，将农业保险分为农业巨灾保险和一般性农业保险分开进行经营。一般性农业保险采取政府支持下的政策性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巨灾农业保险则采取政策性运作的模式。曹倩（2009）通过对国内外的农业巨灾现状和历程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不同时期我国农业巨灾保险的模式为：短期内我国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的制度模式应该选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直接经营；中期内我国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部分保险组织和机构（主要是商业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可以逐步开展农业巨灾保险业务；长期中，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应该调整社会一切资源，由国家政策农业巨灾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共同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业巨灾保险体系。张冰瑶（2012）通过对市场环境、技术角度和政府角度分析了我国发展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认为应该从法律角度、风险分散角度和建立专门的农业巨灾保险公司和政府提供补贴、政策支持角度来应对我国的农业巨灾保险。冯月英（2011）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政府支持农业巨灾保险发展和我国实际，提出政府应该在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构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3.2 农业巨灾保险风险管理研究
洪宗华（2011）在借鉴国外农业巨灾保险风险管理机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农业巨灾保险风险管理机制的具体构想：设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建立多层次的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以及探索农业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发行农业巨灾债券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的现实选择。王艳（2012）通过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法律制度建设的研究，认为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基金模式的理性选择应当是建立全国性的综合农业巨灾保险基金。魏哲（2009）基于对风险分散的农业巨灾保险策略进行研究，提出通过自有资本、外来资金、再保险和农业巨灾保险证券化四种手段来分散风险，风险分散的支持体系是农业巨灾保险发展的根本保证。杨美（2012）通过对我国和国外现有的农业巨灾现状及传统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思路：利用农业保险再保险分散农业巨灾风险、完善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分散农业巨灾风险、发展天气指数保险分散农业巨灾风险，并构建新型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运行的环境保障。周振（2011）通过构建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评价体系和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应急机制和巨灾损失分担补偿机制是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提高的关键。
3.3 农业巨灾保险实证研究
丁元昊（2012）通过对巨灾保险的需求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影响我国巨灾保险需求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属于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范畴，这为进一步促进巨灾保险的发展奠定基础。谢家智（2009）通过基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保险公司与投保农民的行为分析，农民个体是否购买农业巨灾保险关键取决于个体的比较预期收益和其所要承担选择成本的大小；而保险公司与投保农民的博弈轨迹不存在使博弈双方共同稳定的进化稳定策略，只能实现农业巨灾保险市场上平均意义上较优策略。周延（2011）运用粮食单产变异系数、因灾减产强度和地区抗旱能力三个指标对我国各省份的农业生产风险水平进行风险区划，确定风险等级，并采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测算出我国各省份的粮食产量异常波动率，结合风险区划确定的各省份风险等级，尝试对农业巨灾保险产品进行费率厘定。谷洪波（2009）通过对农业巨灾保险供求双方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到：①当农户购买保险费用在其总支出中的比例i小于风险发生概率a、灾害导致农户的损失率b和保险公司赔付额占农户总损失的百分比q这三者的乘积；②当i大于风险大于风险发生的概率a灾害发生给农户带来产出的损失率b保险公司赔付额占农户总损失的百分比q在购买保险的农户中灾害受损农户数占所有农户总数的百分比c及除管理费用外其他支出占保险公司所得总保费的百分比的倒数这几个数之积，保险交易才能真正实现。徐磊（2012）从基于分位数回归理论和极值统计理论的视角分别构建了农业巨灾风险评估的模型，解决极端性天气事件究竟会对农作物生产造成多大程度损失和农作物巨灾损失究竟服从什么概率分布的难题，并据此构建了农业巨灾风险评估的两类模式。
4 国内外农业巨灾保险研究评价与展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对农业巨灾保险的研究主要是农业巨灾保险的理论探索，如高伟等（2010）对制约我国农业巨灾保险体系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加快推进法律体系建设、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框架设计，形成全面、深入、可操作性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建立同业分保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和进一步强化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五方面入手加快农业巨灾保险体系建设。黄小敏（2010）通过对我国当前农业巨灾保险现状分析，提出应从四个角度改进我国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一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再保险体系； 二是建立单项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三是通过风险证券化转移农业巨灾风险； 四是建立多层次农业巨灾风险应对机制。王德宝等（2010）研究了我国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提出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的整体性巨灾损失补偿机制是应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的最优路径与策略。白丽君（2012）对建立农业巨灾保险机制进行了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述。在风险分散方面，研究也比较多。冯学峰（2011）研究了我农业巨灾的风险分散机制，得出建立以政府引导、商业运行、财政支持、再保险与资本市场配套的多元化巨灾风险保险模式，形成政策性与商业性有机结合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可有效提高中国农业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张旭（2011）认为应该从参与主体、运行模式和分摊比例等方面设计出多主体、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冯文丽（2011）认为加快有关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制定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核心机构和多元化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来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实证方面主要集中于保险费率的厘定和保险双方的博弈行为分析，如谢家智（2009）、周延（2011）、谷洪波（2009）等。所以，未来需要在农业巨灾保险度量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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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功能，金融体系，新农村
1问题提出
解决农村“三农”问题是每一届政府施政的最大重点和难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均需农村金融的支持(林毅夫，2003)。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资金高度稀缺的经济地域，农业是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产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高度稀缺(温铁军，2001)。据统计，近年来通过金融渠道和邮政储蓄渠道每年实现的农村资金净流出总额约为4000亿元左右(何广文、欧阳海洪，2003)。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何广文，2009）。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构成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内外学者多从强化供给，完善体系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如闫先东、魏晓丽（2009）提出需强化金融机构政策性功能，同时深化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民间信贷组织，允许和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王彬（2008）从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角度提出合作金融形式的重构金融论文，提出通过强制性的农村信用社制度改革来满足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可行性不高，必须打破原有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主要是着眼于金融总量、结构、制度等方面，而把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农村经济的一个子范畴，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各种金融体系构建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弊端有哪些?如何构建创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对于这些问题本论文将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2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的现状
本文就金融体系的设立对象及设立目的不同，把农村金融体系分为政府设立非营利性政策性金融体系；民间自发设立非盈利性合作性金融体系；盈利性商业性金融体系。
2.1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目前的功能状况，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出现了“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支持农业发展”的现象。这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最大的缺陷。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筹资功能弱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中央银行再贷款，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特别是无法获得发放农业生产方面的中长期资金，不适应农业政策性金融长期发展的需要。1993年和1996年，农业银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后， 其涉农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更是逐年降低，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大大弱化。
2.2商业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1）对于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业务稀少单一，成本高收益低，各商业银行出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在农村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倒吸”，使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
（2）邮政储蓄方面，国家《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及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的开展之前，邮储是“只存不贷”，使得大量农村存余资金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被用于其他行业而非农业。
（3）民间金融方面，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民间金融大都追求资金的高时间价值，容易引发“高利贷”的出现金融论文，使得农村的融资成本高，农民承担不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民间金融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
（4）农业保险方面，我国的农业保险也有过长足的发展，但农业保险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民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商业性保险机构的盈利性目标最终不堪承受高风险低回报的压力，纷纷撤离农业保险市场。政策性农业保险则是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理赔及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滞后，为农保险制度不尽完善。这些都是得使得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保障，农业发展艰难。
2.3合作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性金融已经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型为农村银行，实行商业化管理，致使大量资金外流，由于非农化倾向不断加强，农户间互助合作的性质不断减弱。
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社受参与人员的资金、信誉等方面的限制，成员规模及适用范围局限性很大，实际运行中由于资金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一些互助社也面临着吸存难、内部管理混乱、合作性减弱、内部人控制初露苗头以及外部环境制约发展等问题。
3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原因分析
政策性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体系、合作性金融体系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并没有发挥降低农业投资风险，提高农业资金有效配置的功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国家长期政策发展导向、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等方面。
4.1 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
（1）农民信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投资风险高。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一些农户的和农村经济组织信用观念淡薄，加之金融机构没有健全的?突信用体制，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巨大，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涉足信用状况不佳的农村市场，农村经济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缩小?
（2）农业边际收益低导致金融收益无法提高。农业较低的边际收益使得金融产品的成本无法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我国各大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改制，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最终目标金融论文，依据比较利益来分配资源，使得农业自身积累的资金很大部分通过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向工业领域和城市，出现所谓的“抽水机效应”。
4.2 国家长期倾向的工业化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本国经济、加快工业化进度是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核心。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业对工业给予的资金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动用一切力量来支持工业化进程，不断压挤农村剩余资金达到以农促工的目的。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仍可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拨来增加其在工业领域内的投资。国家的这种长期政策性倾向造成了农村金融匮乏，资金支持严重不足的历史烙印。
4.3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
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功能、管理机制、人员素质等方面远落后于城市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受人才、交通、通讯、技术、资金等因素制约，其资金利用率低，金融服务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使得农村经济组织及农户纷纷跑到商业银行开立账户，流失了大量资金。
5 基于功能论的金融体系重构相关政策建议
只有通过体系重构来加强农业金融业务的利益性，同时通过担保来降低农业风险才能提高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服务力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以下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5.1创新“银银”合作方式加强金融机构间功能整合
（1）创新贷款方式。根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的内在要求，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先进经验，考虑逐步实行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办法，即政策性银行通过对投资项目发放基础性贷款，使之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诱导商业性金融的进入。
（2）创新担保机制，动员商业银行及其它社会资金流入。通过为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环境，从而以少量的资金动员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农业和农村。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风险基金，鼓励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创新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模式，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充分发挥。一是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企业所持有的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对象相关的短票据进行贴现。二是对商业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上述票据进行转贴现。三是商业银行因向农业生产领域发放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和条件的贷款而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
5.2创新“银企”合作方式促进金融体系功能实现
（1）研究和利用好“市场需求—利益主体”互动联系机制金融论文，通过“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模式，促进“其他职能机构+农信社”合作模式的发展。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积极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2）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部分金融业务通过外包形式给非金融企业，如将信贷营销职能转包给信贷经纪公司等，探索“银企”间的金融合作方式。
5.3创新“银政”合作方式保障金融体系功能运行
（1）利用地方政府拥有信息网络等资源优势，建立农村村民信用体系与信用评估，以期降低农村贷款风险。加强法律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加强信用教育，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完善诚信体系构建，促进农村金融环境的良性循环。
（2）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通过完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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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专业、“模块式”整体课程体系、“3+1”教学模式一、独立学院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
农村经济管理专业是农村管理、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积聚于一体的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又繁琐，涉及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我国有少数公办一本学院与二本学院开设了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但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定位于培养农村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不能解决农村实际问题；一部分高职高专近几年也进入农村经济管理方向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目标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具有一定单向性，所以效果都不太明显；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所以适用于农村经济管理人才培养。
作为一名优秀的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具备以下知识与能力：
（1）能够领会国家相关的农村政策。农村经济管理者在开展经济管理过程中，会涉及许多国家相关的政策及法规，所以应全面掌握农村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如农村政策法规、农村环境保护、财政与金融（农村）等。
（2）具有一定的农业技术知识。作为一名合格的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除了应该掌握农村政策外，还应该能掌握农业种植技术、了解农作物特点等技术知识，能够及时解决一般的农业技术问题。做到上能写字做文章，下能指导种田插秧，提升农业的管理水平。
（3）必须具备经济管理知识。随着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多种经营业务的开展，优秀的农村经济管理人才还要能够掌握农村经济管理、财政与金融学、农业资源经济学、农村市场营销等相关知识，能充分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将本地资源产品加工推销，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根本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
（4）具有融资、财务管理等知识。农村经济管理人才，要能解决农村融资和财务管理问题，做到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壮大农村的建设。
所以，独立学院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是“懂经济，善管理，会技术”的应用能力为主线的全能型复合人才。
二、独立学院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与能力的培养
独立学院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应以“懂经济，善管理，会技术”人才培养目标为宗旨来构建的“模块式”整体课程体系、“技能化”专业课程体系和“梯进型”实践课程体系：
（1）建立“模块式”整体课程体系。
农村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种类型、五大模块”， 即基本素质类、专业素质类和综合素质类。基本素质类由政治人文体育模块和基础知识及信息模块构成，主要课程有英语、计算机基础、农业信息、农业政策、就业和创业指导等课程。基本素质类课程设置是解决人才培养“共性”能力问题，即学生能够领会国家相关的农村政策和掌握农村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能力，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准确把握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交谈技巧等基本能力。专业素质类课程设置是解决人才培养中“个性” 能力问题，体现了专业特色，是针对学生未来就业方向而设置的，它由专业素质基础模块、专业素质技能模块和专业素质拓展模块构成，主要课程有农业经济学、农业管理学、土地资源管理、乡村社会学、植物生产技术、畜牧概论、水产概论、设施农业概论等课程组成，通过学习，学生能够解决农业产业中基本的技术问题；其中，专业素质拓展模块课程开设主要是根据农村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而设置，主要课程统计学、农村财务管理、农村会计学基础、农村投资项目评估、农业推广学等课程。综合素质类课程是解决人才培养中“应用”能力问题，主要通过设置实践教学模块来实现，即校内专业实训类课程和校外课程实践环节。主要课程有“农村投资项目评估”、“ 农村会计学”仿真性模拟实训等，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与调查、建立“班村共建”农村、技能比赛等一系列社会活动。
农村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要立足于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必须与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农民技术需求相适应，培养全能复合应用型人才，才能够满足农村人才市场对多元素的要求，才能够解决农村经济、管理、决策、营销、融资等遇见的实际问题。
（2）设置 “技能化”的课程体系，建立科学的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设置“技能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要与农村生产经营、实际管理相结合，在体现“农”的专业特色基础上，课程设置的顺序、时间应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将专业理论课程和相对应的专业实验课程、实践课程一一对应，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学生解决农业生产中技术性问题的能力和农村经济管理能力，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管理专业采用“3+1”教学模式：即三年课程教学和实训加一年社会综合实践，共设置45门课程，其中基本素质类课程15门、专业素质课程19门、课程实训课程5门、社会实践课程6门，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计算机基础、英语、数学、体育、农村政策、农村应用文写作、礼仪规范。第二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网络技术、英语、数学、体育、农村信息、微观经济学；专业技能课程：植物生产技术。课程实训：植物生产技术实践。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时事政治、农村法律法规；专业素质课程：乡村社会学、农业管理学、农业推广学；专业技能课程：设施农业概论；课程实训：设施农业实践。第二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农村经济常识；专业素质基础课程：农村产品营销学、农村经济统计分析与应用、农村财政与金融；专业技能课程：农村会计学；课程实训：农村会计学全真模拟实训。
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计量经济学；专业素质课程：土地资源管理、农村财务管理；专业技能课程：新农村规划与科学发展、农村干部领导艺术、水产概论；课程实训：农村财务管理。第二学期基本素质类课程：就业与创业指导；专业素质课程：农村投资项目评估、税法、电子商务；专业技能课程：农村经济纠纷处理、畜牧概论；课程实训：电子商务。
第四学年组织学生进行社会综合实践，其方法可采取专题调研和分析、农村市场调查与预测，并撰写毕业论文。
科学的设置“技能化”专业课程体系，才能培养出服务“三农” 经济管理人才，既能做一名农村生产技术人员，又能当好一名“村官”，解决农村一些现实问题。
（3） 突出“分层实践、逐层提升”的“梯次型”实验课程体系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既是实践教学设置的目的，每学期对核心专业课和技能课应安排相应的实验、实训课程，形成“梯次型”实验课程体系。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核心内容由以下三大模块组成：①基本技能训练模块：包括统计分析软件应用、财务分析软件应用和科学研究基础训练三方面内容；②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以建立实验、实训平台，进行仿真性模拟实习为核心内容演练，如投资项目分析模拟、现代企业经营决策仿真系统等内容；③综合能力训练模块：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调查、专业素质拓展训练、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建设为主要内容。
大学生社会实践与调查可利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大学生寒暑假回乡公益活动”、“走进千村万户，回乡社会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等系列调查活动。
三、独立学院农村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应注重以下问题
1. 突出专业特色，解决好农村管理课程与经济类课程的平衡问题
农村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必须注重农、经、管知识复合，以系统的观点科学处理好各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农村经济管理现状，在增加农科类课程的门数的同时，使农业技术与管理各门课程与经济类各门课程学时比例合理，突出其专业特色，这样，才能提高和拓展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经济管理素质、知识与能力。在教学内容上，应从各门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入手，进行系列课程优化与整合。
2. 强化实验实践教学，建设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