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法学理论论文2400字(一)：刍议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问题与对策论文
摘要：作为大学法学部的主要科目，学习法学的理论知识的程度，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以后的雇佣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为法理学教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为了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研究、分析法律理论教育的问题点，为顺利工作打下基础，提出了提高法律理论教育质量的具体解决方案。
关键词：高校；法学理论；对策
随着法律的渐进推进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的法学教育步伐加快，法学部学生的数量持续增加，里脊肉的数量也在增加。法律教育满足了社会对高质量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律才能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存在理论依据和薄弱的实际能力。社会上，一般反映出法科大学院的法科修行能力不足，无法从理论层面分析特定情况，能够机械复制，没有应对紧急情况和复杂情况的能力的社会。本文分析和讨论高校法学部法学理论课上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现状分析
关于高校的法学部的内容，朗读、记忆的概念内容很多，一部分学生缺乏理解能力，法律的概念比较抽象，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些学生很难学。近年来，高校都在教授改革和革新的想法。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理论性的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正在提高[1]。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也发生了变化，教师的教学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多媒体教学模式与黑板的写作相结合，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的兴趣，减少理论教学的难度，具体化抽象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快速理解，学习法律理论。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律理论的教育。但是，在新的教学计划改革的背景下，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教师和学生必须协助解决理论知识教育的问题[2]。新的要素是高校的法学理论结合现代教育的模式。传统的理论教育对教育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没有实施，忽视了对大学学生进行质量教育的全面提高。据调查，有些大学的老师并不是太老，而是几乎接触新事物。他们不能长时间接受现代教育方法。传统的教育模式还被具体的教育采用。同时，大多数教师缺乏实际经验，或不了解特定的法律工作流程。这样，在实际的授课中，实践能力的培养被忽视，教学内容被忽视，在实践法的理论上，不能有助于提高法律的质量。
二、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理论研究不足
高校的法学者大部分都认识到了法律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一些法学理论教师没有从政治学[3]、经济学等专业改变他们的经历或接受法律理论体系性的教导。同时，少数法学专业者不重视学生基本法的耕作。他们不单单扩大教室的内容，而是重复课堂教科书的内容。在教室里，学生不需要主动去理解专业知识。在这种模式下，可以想象教育效果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训练质量。
法律理论教学观念存在着一些偏差，如课堂教学中忽视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忽视培养学生的综合法律素养，只注重教材中的概念和理论；在专业理论课的调查中，只注重学生的死记硬背程度，忽视了对学生法律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考察。这些情况的存在，使一些学生对法学理论课逐渐厌倦，从而使法学理论课失去了吸引力。此外，部分高校编写的理论教材水平和质量较低，教材语言表达混乱，章节知识不同程度难以掌握，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二）实践理论相互脱节
法学理论课教学内容落后，与实践脱节，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法学理论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教师无法准确界定法学理论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甚至在同一所学校也存在争论，不能将其分为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和难点要切合实际，综合考虑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特点。同时，教学内容存在严重的重复性和单一性。教学过程中的重复，使学生感到疲倦，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识。
在教学内容上，我们相信权威，只注重一个人的言论，忽视其他言论，不能及时跟踪法制建设，丰富实践能力，不能从实践中提炼出法治问题，不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不能达到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4]，只能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
三、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做好教学理论研究，奠定质量提升基础
在课堂教学方面，要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加强对法学理论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和评价。在教材建设中，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材质量评价体系[5]，定期对法学教材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要注重质量，大力淘汰低水平、不合格的法学理论教材，使其逐步消失在高校法学理论课堂上。同时，要大力宣传和推广使用教育部组织的法学理论教材，特别是一些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的教材。
（二）全面推行校企合作，实现理论实践融合
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有几个特点：能提高企业竞争力；能让学生提前了解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能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工作的全过程；能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注重专业技能和关键能力的培养；在学习中培养个人的职业目标；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让学生提前进入岗位，体验工作情境。在校企合作教学模式中，學生的学习过程与企业的工作过程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可以了解企业的工作过程，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学习，学生将不断了解企业对员工工作的要求，不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标。
总之，在信息技术环境下，高校法学理论课教学改革必须走现代创新的发展道路，将新媒体技术融入教学，促进法学理论课教育的更好发展，促进高校法学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提高高校法学理论课教学质量。合理利用信息技术，针对专业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法学理论课程人才，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法学理论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剖析及启示论文
摘要：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着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法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总结出了三个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編号：2095-4379-（2019）35-0212-03
作者简介：刘婷婷（1982-），女，汉族，宁夏人，博士，银川能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法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领域，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每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在发展历程中都会有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吸收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依法治国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思想基础从根本上也就决定了其建构的趋向，同时依法治国也会受制于思想基础的引领，厘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明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根基，能够更客观地确定依法治国的思想指向和发展方向。
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哲学根基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以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人本主义的法权理论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从而科学地认识了法的存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建构的价值意义。
1.马克思法哲学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阐述推翻了法律的起源来自于上帝的唯心主义观点，为认识法的起源提供了核心的思想指导。在马克思看来，法是国家制定和全面推行的，能够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且具有物质约束属性的意志，应当辩证地看待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还将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法实现的价值目标，因此法必然要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并引导人们发扬人性中的善，使社会和谐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是马克思法哲学，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为公众合法权益提供坚实保障，服务人民，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2.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中的体现
（1）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批判哲学实际上可称之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可以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改变旧事物创造新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批判哲学的运用，其创造性地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的国情，构建了能够适应中国现状的法学理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社会存在说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国家和法是从个人的社会实践中来，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的市民社会中才会产生国家和法，这为法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本位的法权理论。马克思倡导所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应当服务于人，都应当为人去谋求自由、解放和发展，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此种法学理论体系还对人本理念进行了遵循，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对全面，自由的原则进行遵循，并将其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发展方向。
（二）西方法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
自然法学对法律价值的追求深深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理念，“自由”、“权利”、“平等”、“公平”、“正义”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指明了前进方向，人们逐步意识到应该对自身正当权益进行维护，对他人权利进行尊重，主动承担创建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义务，该思想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在对西方实证分析主义法学后，多种多样的法学理论先后涌现出来，比较典型的是“新分析派法学”（吴经熊）和“辩证法法理学”（高承元），由此可见，西方法哲学在我国开始生根，随着西方法学本土化的不断推进，从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法律哲学，思想理论及思维等。
历史法学中的“民族精神”对法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认为任何制度和法律都不存在永恒，它只是符合了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群体的需求。这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应当构建具有本时代特色的并能够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由传统文学方面受到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来自于马列主义，然而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为根基，将马列思想与中国文化、特色和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法学理论本土化的华丽转身。
传统法家思想是依法治国理论最早的出处，也是在中国法制史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仍然强调依法治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礼制”是中国古代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途径手段，之后实现了“礼法融合”，“礼制”在道德准则支撑下为法律提供指引，将其伦理价值当成法的价值，与法律制度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中道德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传统道家思想中的“道”即规律、规则，也即遵守规律和规则才能顺势而行。该思想在法是什么、法的起源、法的制定的理论认识上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当前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运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依法治国
（一）国家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了协调与统一。依法治国有利于形成强制保障的力量来维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有利于更有效地形成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标准，有利于直接调整社会关系，使我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实现良性的发展循环。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依法治国基本国策保持一致。法律不能缺失公正这一核心精神，社会的公平公正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法治同样也离不开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依法治国想要实现良性循环，应该在法律制定和推行的全部流程中，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念切实落实下去。
（三）个人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依法治国彼此支撑。依法治国对高素质法治主体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感，高素质的法治主体也需有要良好的法制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依法治国的发展和运行。
三、依法治国战略有效推行的启发
在依法治国战略全面推行，法治国家创建过程中，对法理思想根基的现代价值进行深挖，现实意义非常明显。
（一）立法建设上的启示
首先，依据人民本位法权理论和西方自然法学的理念，共产主义追求人本思想是真正体现人权的人本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体系应当坚持这种保障人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的过程中充分保障民主，对群众路线和人本理念这一立法思想进行坚守，使得法律真正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
其次，回归中国传统法家思想、自然法学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和西方法学思想中的分析实证主义，在创制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程序正义，立法部门在开展立法工作的时候，应该对多方意见进行参考，综合考量，在立法过程中，对民主形式进行运用，对立法科学性进行保证。在马克思看来，立法者应该充分维护立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得将自身的主观意愿融入在内。中国的立法主体是政府机构，其权利的运作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对法律进行科学规范的研判和表述，这不仅需要立法者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还需要立法者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此种情况下，立法科学性才能得到尽可能的保证。
（二）执法建设上的启示
在现实的依法治国工作中，执法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执法环节，应该对马克思理论中与人与和法律相关性分析有关的内容进行借鉴，对“官本位”思想进行严格防控。同时，应不断贯穿执法为民的思想理念，提升执法者素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不忘初心地坚守本职工作。从监督机制、权力机关的监督失效和多元化的监督主体角度出发，对监督工作进行强化，对监督形式进行丰富和创新，有效防控执法工作期间遇到的违法乱纪问题，给予人权足够的保障，为科学执法，民主执法奠定坚实的根基。
（三）普法建设上的启示
1.是美学与科学分化的阶段，是从1750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里又包含了三个时期：康德—拉普拉斯时期、达尔文—麦克斯韦时期和中国近代时期。在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了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这一著作的发表使自然科学从神学和美学分化出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康德——拉普拉斯时期，康德于1755年和拉普拉斯于1796年各自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开始将美学和科学分化，将这两者之间用架构的区别来界定开来。在达尔文—麦克斯韦时期，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的经典巨著《电磁学通论》，也是在逐步的将科学和美学分开的发展阶段。而在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第一次提出了“美学”这一名词，成为在这一时期美学与哲学正式分化的标志。此时，人们已经完全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而不再将她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
2.是美学与科学趋于综合的一个阶段。它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它包含了三个时期：爱因斯坦时期、DNA时期和中国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伟人开始不断的走上科学与美学之间的桥梁，并且享受科学与美学带来的别样的乐趣。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就认为科学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的，这在他文集中可以找到。在“论科学”一文中，他说：“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末，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寻找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些都为科学和美学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值得深入研究的素材。人们对各种科学知识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对人类基因的研究。与科学方面DNA的结构、功能、性质相比，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会发现另一番韵味，我们能看到它的双螺旋结构具有的特殊的美感，它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曲线的审美。这种带着美学的眼光探讨科学上的自然美和谐美又是在另一个角度上体现出科学与美学的综合关系。这一个阶段是美学与自然科学逐步趋于综合的一个时期，它超脱了第一阶段的直观、猜测，进入了用数学公式来表现审美价值，开始寻求科学中所带来的美学上的审美价值。回顾美学与科学合合分分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与美学总是牵连在一起的，不管是分化还是综合，他们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联系，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过。现代的科学技术在飞速的成长，不仅是科学家能从科学创造本身体验到科学美，不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更是非常频繁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形形的现代化科学设施和科学产品的美，譬如一个新兴材料设计的椅子，嫦娥二号发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的气势宏大的美感，给我们带来的美景等等。我们在观赏这些创意设计、发射装置时,会产生类似欣赏音乐、绘画和其它艺术品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感和美感。
二、科学与美学的关系带来的历史意义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药学论文3000字(一)：中药学专业学生中医药思维培养模式的探索论文
[摘要]本文从加强教师自身修养建设，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彰显中医药思维特色及培养中医思维运用能力等三个方面，对中药学专业学生中医药思维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以中药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中药炮制学”为例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课堂组织方式。
[关键词]中药专业；中医药思维；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2018SZ037）；广西中医药大学专业课程思政改革重点项目（SZ191014）
[作者简介]周改莲（1981—），女，河南周口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质量标准及炮制机理；赵立春（1980—），男，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员（通信作者），主要从事中药化学成分及活性筛选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26-0330-02[收稿日期]2020-03-15
中药炮制是中医用药的两大特色之一，但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未注重传承保护，很多传统操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中药学专业必修课程“中药炮制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将从教师自身素养、课堂实施过程以及第二课堂这三个方面着手，以中药炮制课程的核心章节：总论部分的绪论、中药炮制与临床疗效、中药炮制的基础理论、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对药物的影响和各论的炒法、蒸煮法6个章节为代表，基于临床用药需求及药物自身性质讲解炮制的相关知识内容。
教师积极跟踪教学动态，提高自身的修养。在教学上结合专业课程的特点，彰显中医药的思维特色；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传统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有选择地使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自主探究等教学方法；根据学生普遍喜欢上网的特点，将对分易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应用于教学之中，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在理论课之后安排相对应知识点的实验及实训课程，让学生学以致用，在整个教学过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让学生不断回顾之前所学的思想政治课、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方剂学、中药化学基础知识，反复强化中医药思维在“中药炮制学”中的体现，增强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自信，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同时拓展第二课堂，组织科室老师积极参与本科生导师制，实践中培养所带学生的中医思维运用能力，个性化地凸显中医药思维的培养。
一、加强教师自身修养建设
当前，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中药炮制学”教师首先应积极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等相关项目，提高教师自身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同时积极关注教学方法与信息化教学的使用，使自己成为理论功底更扎实、实践经验更丰富、技能更精湛的中药教育工作者。
二、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彰显中医药思维特色
（一）将中医药思维贯穿在课堂教学中
在课堂学习中要想培养中药学专业新生的中医药思维，专业教师在对中药学专业新生讲授课程时应该做到：在课堂上注重历史文化意境的重现，营造浓厚的传统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氛围，授课时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加强对学生的传统人文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的效果。与此同时，专业教师还应要求中药学新生重视对经典的学习，要养成研读中医药经典著作的习惯，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地促进并最终形成中医药思维，做到对中医药理论精髓的扎实把握。
在“中药炮制学”课堂教学内容实施方面，应注重中医学基础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哲学思维、司外揣内等思维的培养，注重中药学、方剂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药“法象用药”与意象思维的培养、药物四性与中和思维的培养、类比思维的培养，等等。
（二）创新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中医药思维
任课教师在上课时设计一套学习情境的完整方法，这种学习方法通常将学生分成小组，从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出发，解决中药学专业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疑惑，提高他们对于专业知识的兴趣。一方面激发学生对于教学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增强课堂的互动，而非传统教学中偏重于任课教师讲授的“独角戏”模式；另一方面，这种教学方法能有效引导学生对于专业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的思考，促进学生思维模式多维度发展，加深对于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和认识，有效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创新意识。在授课方式方面，除传统讲授法外，还应设计PBL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既能激发学生对于教学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又能有效引导学生对于专业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的思考，加深对于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如以蒸法炮制地黄知识点为例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在上课前播放涼茶店生活场景的图片，以凉茶店为何只有生地茶没有熟地茶为切入口，导入所学内容（学生一般都能根据所学内容加以分析），在讲解完炮制方法的同时，发放生地与熟地饮片给同学们进行实物观察。
教师提问：地黄炮制前后发生了哪些感官变化？
（学生最好能回答出颜色、质地、味道）
教师明确：颜色、质地、性味、归经、功效均发生了变化并结合临床应用加以详细阐述。
鲜地黄：黄色，功效类似生地比生地强，含80%的水分，表皮非常薄，特别容易变黑腐烂，不宜贮藏保管，所以临床用生熟地较多。
生地黄：黄棕色，性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的功效。用于热病舌绛烦渴，阴虚内热，骨蒸痨热，消渴等。
熟地黄：性味甘温，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血、益精填髓的功效。用于肝肾阴虚，腰膝酸软，盗汗遗精、血虚萎黄、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熟地可以大补肾之元气，中医经常提及的“引火归元”即用到熟地。
教师引导学生加以总结：简单概括生地变成熟地所发生的变化。
教師总结：生地变成熟地，药性由寒转温，味由苦转甜，功能由清转补。清蒸熟地黄质厚味浓，滋腻碍脾，酒蒸后补而不腻，上行药势。
设计意图：通过蒸前后性味、归经、功效的变化，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应用知识融入中医炮制课程的讲解当中，进而阐述炮制的奥妙，激发学生对中药炮制的热情。
三、拓展第二课堂，培养中医思维的运用能力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素质拓展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可从社会实践、文体艺术、社团活动、技能培训等方面实施素质拓展各项训练，以开拓学生的社会视野，促进学生业务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如通过药学院四楼的中药饮片标本馆，让“药”入目；请中药饮片企业负责炮制车间生产的兼职导师进行名师论药，结合炮制实训中心的平台设备，让“药”入耳；举办炮制专业知识竞赛活动，通过品尝自己炮制出来的生熟饮片来对比炮制前后的性味变化，让“药”入口，逐渐形成自身的专业特色。同时，参与本科生导师制的指导老师，在实践中培养所带学生运用炮制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中医药思维的培养。
让学生形成中医药思维至关重要，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关键。中医药高校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增强教师的中医药文化自信，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功底；加强中医基础理论和核心理论研究，力争站在专业课程角度用现代科学语言来阐述中医药治病机理。
药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素质教育在药学本科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论文
[摘要]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素质教育重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以提高学生各项能力为目标。药理学是药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本文探讨了在药理学教学中引入素质教育的优点，以及在药学专业药理学教学中推广使用素质教育的方案和方法。
[关键词]职业素质教育；药学专业；药理学教学
[作者简介]邢妍（1981—），辽宁阜新人，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肺动脉高压。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26-0163-02[收稿日期]2019-12-25
药理学是药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药理学教学中合理运用职业素质教育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工作当中实际问题的能力[1]。如何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传达素质教育是药理学教师必须掌握的教学方法[2]。通过科研素质教育、综合能力培养、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等六个方面探讨不同知识点中对素质教育的运用[3]。
一、科研素质教育
科学研究对于药学生必不可少，科学研究需具备创新性强的科研思路，合理的研究方案，有效的研究方法，本科阶段培养科研素质，能够确立初步的科研思维。药理学总论内容包括绪论、药效学、药动学及影响药物作用因素。开篇讲述的绪论，由药理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药理学发展史、新药研发程序和药理学学习方法等部分组成。在讲述药理学学科在药学本科专业中的意义时可以引入链脲左菌素，该药破坏胰岛B细胞，大鼠连续注射4周时，胰岛分泌减少，大鼠血糖升高，因此，此药为建立糖尿病动物模型的工具药，也是药学专业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时经常采用的药物。通过药理学的理论教学能让学生对这一药物产生深刻印象，同时通过深入讲解实验动物模型进行科研素质教育。讲述药物不良反应之一的二重感染，是由于广谱抗生素滥用导致的菌群失衡，应对不良反应产生的真菌性腹泻之最好方法为粪便移植，美国研制的粪便胶囊可以替代粪便移植，以减轻患者的痛苦，通过讲述粪便胶囊的研发，进行科研思维的拓展。胰岛素是唯一的降血糖激素，到目前为止只能注射给药，给患者带来痛苦，如何减少胰岛素的注射次数或改变给药方法是现在药学工作者研究的前沿，进行研究前沿的拓展。
二、综合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药理学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通过解决问题，可以培养新时代新型人才。
作用于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包括传出概述、胆碱受体激动药、胆碱受体阻断药、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和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等内容。传出神经系统药物是药理学的重点内容。毛果芸香碱为眼科用药，通过鼻泪管进入口腔，通过肠黏膜吸收引起全身不良反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滴眼时压迫眼内眦关闭鼻泪管可以减少毛果芸香碱的全身不良反应。阿托品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众多，当阿托品大剂量时会产生幻觉，甚至出现昏迷，如果实际工作中遇到阿托品中毒怎么办？应该用什么解救药物，通过设问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肾上腺素是临床常用的急救药品，该药的临床应用是重点内容，导课以过敏性休克病例导课，通过过敏性休克患者临床表现，推理出该疾病的发病机制，针对发病机制一步一步推理药物作用机制，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萘洛尔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代表药，长期应用突然停药会导致原有高血压加重，通过讲述普萘洛尔停药反应产生机制，让学生记住逐渐减量，缓慢停药的原则，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巩固理论知识。讲述有机磷酸酯类时以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导课，通过经历毒气事件当事人出现的症状：眼球疼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根据所学知识阐明该临床表现的发作机制，即有机磷酸酯类中毒机制，针对中毒机制采取哪些解救措施，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局麻药的讲解过程中以丁卡因采用浸润麻醉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病例导课，通过病例吸引學生眼球，以《为什么丁卡因不能用于浸润麻醉》为题，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讲述理论知识。
三、爱国主义教育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包括镇静催眠药、镇痛药、抗精神失常药和解热镇痛抗炎药。是药学专业各类各级考试的重点。镇静催眠药用于失眠的治疗，属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长期使用造成神经衰弱或记忆力减退。随着社会发展，失眠人群越来越多，不得不用镇静催眠药，而安神补脑类中药不存在严重不良反应，完全能够替代合成镇静催眠药，以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吗啡为镇痛药代表，吗啡即是毒品，属于阿片生物碱类，阿片即鸦片，通过引入鸦片战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啡的作用部位在第三脑室，这一理论由中国科学家邹刚所发现，通过讲述吗啡作用机制的研究过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工冬眠合剂用于低温麻醉和严重创伤的急救治疗，科学家正在研制新的毒副作用小的人工冬眠合剂用于航天事业，宣传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提出祖国传统医药是研究新的人工冬眠合剂的重要来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四、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一项重大工程，是祖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培养优秀接班人的伟大工程，也是高校教育授课的重要环节。在药理学教学中哪些环节可以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以下是笔者的教学经验积累。新斯的明为重症肌无力首选药，重症肌无力为自身免疫性疾病，该病患者需要终身用药。医学生面对此类严重疾病患者，不仅要用药物治疗疾病，还应给予患者人文关怀。类似严重疾病还包括肿瘤、结核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用药治疗过程中进行人文关怀，能增强患者的疾病抵抗能力，使病程缩短，这也是医学誓言中的内容。
五、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包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勇于创新才能研发新药。药理学课程共有50章，每章涉及上百种药物，但药物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减少疾病的发生，药物治疗过程中疾病此起彼伏的现象，决定了疾病发生的多样性。发病机制的多样性加大了药物治疗的难度，需要不断研发新药，而新药研发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药理学书中每一个药物的发现者都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一点也能激励学生创新。阿司匹林是重要的血小板抑制剂，从最初发现的解热镇痛作用到发现防治血栓形成的作用，经过了一百年，以此为例，如果我们通过开发现有药物的新用途也是一项重大创新。药物给药途径的改变、药物剂型的变换、药物新的作用机制的开发、药物复方制剂的制备及新剂型的发现都是创新，每一个药物的讲解过程都可以渗透创新能力培养。例如佛莱明从一项失败的实验结果中发现了人类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天然青霉素的结构改变得到了众多人工半合成的青霉素类。青霉素提纯工艺的改良均为创新。
六、辯证唯物主义教育
药物具有治疗作用，也有不良反应。当用药物治疗疾病时，难免药物的不良反应，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清此理，在应用药物时防治药物出现的不良反应。例如沙利度胺具有严重的致畸胎作用，但是非孕妇可以治疗麻风病，是麻风病患者的重要治疗药物，因此当发现药物不良反应时，完全否定药物的治疗作用也不可取。当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时会出现血糖升高和血压升高，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不能采用此药，但是，当出现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无药可医，必须用糖皮质激素，同时采用合理的降糖药和降血压药物。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抑制炎症反应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但机体防御能力降低会导致感染扩散，因此，使用糖皮质激素时需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待治疗作用和不良反应。
(一)英国文学史及其特点
英国文学发展源远流长，其中不乏经典的文学著作。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盎格鲁—萨克逊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现代主义阶段等不同的发展时期，在每个时期都有代表其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恢弘灿烂的英国文学。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的文学发展又经历了写实主义、实验主义等阶段，现在，英国文学还在不停地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具有极大影响的文学作品。目前，英国文学正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英国文学的发展，它对英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美国文学史及其特点
由于在历史上美国长期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文学文化对美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文学一直模仿英国文学，很少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创新，但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响，美国人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渐突出，美国文学开始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响，不断发展，独立出来。随着美国的强大，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大国意识开始突起，在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文学家和富有美国精神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给美国文学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力量，美国文学开始发展成为能够与英国文学并立，能够代表美国人个性特征，能够反映美国主体意识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美国文学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雄踞世界第一，美国文学开始经历新旧文学的激烈争斗，并受到实验主义的深刻影响，发展更为个性化。现在，很难说美国文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美国文学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主义”或者“思想”，美国文学也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评论是和文学相伴而生的，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促进文学评论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文化精神的艺术展现，而英美文学评论者以文学分析为基础，不断地剖析英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文化差异对文学发展的不同影响，揭示其中的规律等，对文化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必须研究英美文学的发展史。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语言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虽然都讲英语，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是不同的，自从美国被英国统治之后，美国人民被迫地接受了英国的语言文化。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即使美国人民被迫接受了英国的语言文化，但与英国本土的文化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英国语言文化和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著语言文化接触后，为了适应北美大陆的发展需求，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这些词汇是英国英语中所没有的，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英语就产生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不同，必将影响文化的方方面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在承载着传承和发扬本国文化和思想的重要使命。评论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必将用到自己本国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含有特定的含义，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的差异必将造成文学评论的不同，这是语言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美国英语是在英国英语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既然是衍生就注定有一些本质的东西和英国英语是保持一致的。但衍生并不等于复制，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还是不同的，特别是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它的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文化的变化又加深了语言的变化。美国英语形成之后，就对文学评论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文学的评论语言更为张扬，评论者敢于大胆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态度，美国文学的评论语言更显突破和创新，语言张狂，稍有顾忌，这在语言形式上与英国英语相比就有较大的不同。美国文化追求自主、突出，在文学评论中的语言使用也能深刻地体现出这种文化精髓。
(二)历史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继承和反叛中不断挣扎，正如英国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一样，为了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苦苦挣扎，在这一阶段，英国的文学评论似乎也出现了这种徘徊，为了继承和反抗的问题苦苦挣扎。对于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评论而言，无论是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的评论还是在荒诞的创造手法上，都体现了英国文学评论的继承传统与打破传统之间的纠结与冲突。到了20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经历重大转变，英国文学评论家对于先前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对于传统评论标准有了新的认识，这时的英国文学评论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内容和思想上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在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以外，基本上没有一个具有很强实力和影响力的评论家，他们大多畏首畏尾，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至今，伊格尔顿在文学评论界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之后，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方向朝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方向发展，英国的文学评论也在不断地对以前的文学理论成就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开始慢慢地建构起新的、适合当今社会的文学理论。而美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的发展一样，即使从英国文学评论中发展出来，具有英国文学评论的一些特征，但自从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一样善于突破，不断地打破传统，敢于表达新观点，书写新内容，美国文学评论在不断的突破中获得新的发展与进步。
(三)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对英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评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英国文学评论虽然也有发展，也有创新和突破，但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显得畏首畏尾，不够彻底。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文学评论就像英国文学一样，为了保持英国文化原有的“纯正血统”而不愿或者是不敢突破。虽然，英国文学评论在厚重的历史中吸收了很多营养，能够产生一些中规中矩的评论，但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少有创新和突破。英国文学评论读之使人感觉犹豫不决，缺乏突破力度，使人感觉评论的力度总是不够，评论总是不够精准;英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评论虽然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的文化和精神源泉，但这种厚重的历史优良的文化传统也对英国文学评论者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他们在创新道路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不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认识，加大对文学理论的创新。这样英国文学评论就显得较为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和新鲜度。美国文学评论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美国的创新文化，这种文化促进了美国文学评论的不断发展，最终，美国文学评论发展成为开放性的文学评论。美国文学评论虽然在英国文学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在历史的不断推进中，美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文学评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像英国文学评论那样有很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因此，它能够轻装上阵，不断地突破传统，不断地创新与突破，获得大力的发展。美国文学评论在吸收欧洲大陆文学和北美大陆印第安土著文学的精华部分的同时，也可以综合应用各种理论，把各种文学评论中的精华部分借用过来，并不断地融合创新，这样，美国文学评论就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能够不断地突破和进步。美国文学评论的视角是世界的视角，全世界的文学评论的优秀理论和成就都可以借鉴过来供自己所用，美国文学评论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结语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196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是17、18世纪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不断兴起的一股力量，人们借助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作为场所，传递信息、发表议论以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私人的家庭生活与国家权力领域里开辟出来的公共生活领域，其中文学公共领域是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正是文学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因素，在文学公共领域内，作者发表作品，读者发表意见。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文学期刊传达着人物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由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而发展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纯文学期刊借当时的“举国文学热”发展突飞猛进，最终的落脚点定在了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倾诉、传达人文主义关怀上，由于纯文学期刊的人文气息较浓，可以给人以享受与感动，在读者中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并使读者产生了共鸣与对话的欲望。其次，文学期刊还担负着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是传达公共舆论的重要形式之一。批评家的身份可以看做是读者与作家的中介，他们的一个身份是读者的代言人，另一个身份则是读者的教育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启发读者，也可以监督作家。文学批评功能不仅可以促使文学期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在文学公共领域里使文学获得公众的认同。
二：文学期刊对作者的塑造
文学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当代“文学场”、作者、作品、读者在此场域中相互关联与促进，其中，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休戚与共。文学期刊的对文学作品的汇集其实是一个“把关”的过程。毫无疑问，每一种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根据这种文学主张来选择更能够体现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首先就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扬与把控来提倡某种文学思潮或某种文学创作方式，从而引导作者的创作与文学期刊的文学主张保持一致。文学期刊推介能够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期刊本身的发展，一些常用的塑造作者的手段也在刊物上屡见不鲜：第一是版面的安排，文学期刊常常把自己推介的作品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以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二是多发跟推介作者作品相关的“读者来信”，这种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尽可能多地呈现一些与作家相关的信息。第三是发表针对推介作者的批评文章与作者本人的创作谈。
三：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