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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瓷艺术理论专著《吉祥陶瓷理论与生产发展》简介
《吉祥陶瓷理论与生产发展》首章论“吉祥陶瓷内容之源”，寻根溯源，论述了产生吉祥陶瓷与吉祥艺术的根本所在，及其思想的最早萌芽状态，表现出内容的深刻性。次章“吉祥陶瓷的文化环境与社会基础”，论述了吉祥陶瓷与历代文化环境、社会基础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及紧密关系，表现出内容的系统性。三章“吉祥艺术思想基础、生成方式及生成思维”，论述了吉祥物生成思维遵循的逻辑原则与推理方式，揭示了其规律与本质，体现出内容的科学性。四章“吉祥陶瓷类别”、五章“吉祥陶瓷创作与生产”，对于吉祥陶瓷艺术创作及日常生产，进行了剖析、归纳与阐述，表现出内容的理论性。尾章“吉祥陶瓷发展前途”及前章，将吉祥陶瓷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显示出内容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此书内容对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美术史、吉祥艺术、民间工艺、中国画、陶瓷装饰等，在科研上、教学上、艺术创作上、工业生产上，均有参考作用。此外，书中还附有《论汉代画像砖》、《表现艺术形象神韵的途径》、《论陶瓷艺术诗情画意》等论文。书中所有内容均有利于促进陶瓷艺术创作与生产。
陶瓷书诗画礼赞
一一陶瓷艺术理论专著《论陶瓷书诗画》简介
《论陶瓷书诗画》首章论述了从陶瓷纹饰到陶瓷画面的出现；从陶瓷题款到陶瓷诗词装饰；陶瓷上书法艺术的进步；陶瓷上装饰艺术的觉醒。在概括陶瓷装饰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再引导出“陶瓷书诗画（题有诗文的陶瓷画）产生”的内容，使人认识到陶瓷书诗画的孕育及诞生的漫长历程。此章由“陶瓷上书诗画的同一性”等内容，深刻地阐述了陶瓷书诗画形成的理论基础。三、四两章讨论了包括珠山八友在内的文人陶瓷书诗画。五章以众多材料论述了陶瓷书诗画的内容与艺术形式。六章评论了陶瓷书诗画的艺术成就。七章将中国书诗画（题有诗文的传统中国画）与陶瓷书诗画作了多方面比较，表明了二者的联系及异同。尾章论述了陶瓷书诗画的现状与前途。此书归纳了众多相关的陶瓷艺术事例，论证了陶瓷书诗画产生的深刻原因，剖析了陶瓷书诗画的艺术本质、活动规律、艺术功能、艺术特征，总结了陶瓷装饰经验，有利于促进陶瓷艺术创作与生产。此外，书后还附有《青花佛图纹饰简论》、《文学与纪念陶瓷艺术》、《论多层运用艺术手法》、《昔时景德镇瓷业风俗及其它》、《论唐英诗歌》等多篇论文。因此，《论陶瓷书诗画》是一本纵横议论、材料翔实、内容丰富、独树一帜的陶瓷艺术理论著作。
艺术创作的好帮手
一陶瓷艺术理论专著《文学与陶瓷艺术教程》简介
《文学与陶瓷艺术教程》的宗旨是，让自己成为艺术家创作中的好帮手，增强艺术工作者艺术创作与创新的能力。其核心内容是“从文学中选美术题材”、“学习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学习文学艺术辩证法”。“从文学中选美术题材”是以神话、小说、诗词为例，七十六例均各配画面，图文并茂。既总结了此类经验，也为美术创作提供了实例。而且，其中多有文学作品的鉴赏内容，不乏真知灼见，文字秀丽。“学习文学艺术表现手法”详细论述与介绍了文学和美术运用双关、比喻、夸张、对偶、衬托、借代、对比、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的事例，其中含有学术新见。“学习文学艺术辩证法”也论述与介绍了文学及美术运用“形与神”、“情与景”、“意与境”、“主与宾”、“虚与实”辩证对偶范畴的事例，其内容富有哲理，是哲学思想在艺术中的体现。以上三章还讲述了相关的文学知识、艺术表现手法知识及哲学知识，三章之后介绍了书画提款艺术，以方便艺术创作，书中还附有一组相关的论文。此书以“文学与陶瓷艺术”为事例，以诗、书、画相联系相结合为中心，剖析众多艺术现象，探索艺术的个性与共性，认识与运用多门艺术之间本质相通、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与结合的艺术形式及规律，从而促进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建设，增强艺术人员的创作创新能力。
陶瓷文学的活力与辉煌
2011年是艺术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今年3月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因此作为独立门类的艺术学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性，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和紧迫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艺术理论在高校教育中的现状为立足点，将其引入人文学视野中进行观照，并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艺术学理论教学方法。
中国高校的艺术理论教学陷入某种尴尬境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教育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使得我们的学生青睐于单纯的技巧训练，而忽视了他们在文化素养上的塑造与积累，因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艺术家，而往往只能沦为所谓的“艺匠”。而在我们的教学体系中，艺术理论教育由于理论性强，要求学生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既枯燥又“无用”，因此唯恐避之不及。身为教授艺术理论的一线教师，笔者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课堂上，教师言之谆谆，学生听之藐藐，教学效果之差可想而知。试问破解这种困境的出路何在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从国外的艺术理论基础教材寻找破困之路。教材是教育者对本学科现有知识与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阐释的产物。它往往反映了教育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国内引进了几种国外艺术理论通用教材，如加纳罗、阿特休勒的《艺术：让人成为人》（第7版）、大卫•马丁的《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第6版）。它们都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艺术理论教材，其共同特点是在人文学的视野下观照艺术，以此向学生系统阐述关于艺术的基本理论。我们现有的艺术理论教材是造成学生疏离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教材虽曰概论，其实都是动辄四、五十万字，醉心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理论体系，试图灌输给学生所谓对艺术的全面认识，结果却是“看来很像一本‘教科书’，结果也可能使一般学生完全丧失了对艺术的兴趣，也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借艺术来启发自我生命的可能。”
1究其原因是教材的编撰者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来看待，常常自说自话，并不理会接受效果。如以人文学立场来调整编撰思路，我们的教材就应当尽量深入浅出地介绍艺术相关知识，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选取的实例应以当下鲜活的艺术现象为主，或者赋予经典的艺术形象以新鲜活泼的理解，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理想的艺术理论教材，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在《艺术：让人成为人》、《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等通行教材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当下的艺术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讲解。在许多问题上不是首先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设置某个讨论情境，让学生进入一个主动参与的状态，从而激发他的主体性：“幸福是否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状态？或者，它是不是绝对的？要么我们会完全拥有，要么我们就完全得不到？”
2加上教材图文并茂、语言活泼，所列举的实例又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这样做大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如蒋勋所言：“一本教科书，若不沦为‘照本宣科’的形式，是需要教授者和阅读者双方大量的介入的”。
关键字：符号美学；卡西尔；继承与创新；艺术构建
卡西尔作为著名的哲学家和艺术学家以其所构建的符号美学论对世界艺术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在哲学上的深刻造诣使得他能够从哲学理论体系的角度去认知和思考美的产生过程以及美的本质。卡西尔认为艺术是人们为了调和文化冲突、实现文化交融所创造出来的有机的感性符号，并认为美是一种最直观的人类经验，而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此外，卡西尔还认为艺术作为展现美的重要媒介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具有生命的，而不是阶级、伦理的附属物，是人人可以分享的普适性情感体验，这一观点对现代大众艺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本文通过对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的理解，并从卡西尔符号论中剖析艺术与美的符号本质，结合现代艺术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卡西尔符号美学论对现代艺术构建的指引和激励，最后结合卡西尔所提出的艺术具有生命的观点进行“自主论”语境下的艺术构建剖析，以求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剖析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对现代艺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卡西尔美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卡西尔作为一名哲学家所提出的文化哲学理论是其后期研究的理论基础，符号论美学就是在这一哲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通过各种碎片化的文化符号来揭示人的定义，将人类的语言、科学、宗教、艺术等归结于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2]指出文化是通过人类活动创造形成而不是从自然中直接获取的。卡西尔美学理论继承了其文化哲学理论中的文化符号说。卡西尔文化哲学论主要包含了语言论、神话宗教论、科学论、艺术论、历史论等几个方面：卡西尔语言论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剖析提出关于语言起源的推断，并强调对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未知语言的探究，增强了语言符号研究的普适性；神话宗教论最大的创新就是提出了关于神话纯粹虚幻性的反对意见，认为神话与宗教密不可分，并新颖地提出宗教的内涵不是强制和约束，而是先进人类思想的集中，并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符号文化；艺术论中指出“艺术”是人们为了调和文化冲突、实现文化交融所创造出来的有机的感性符号，并认为美是一种最直观的人类经验，而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这一观点从侧面否定了已被广泛认可的“亚里士多德艺术摹仿论”，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为了描写物质空间中的事物，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表现创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而是通过物质与情感的结合，寓意于象，通过直观形式来营造物质空间中的美学世界，表明艺术的本质是象征与符号的统一，是美学层面的现实事物再解释。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这种艺术观正是符号美学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历史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打破常规的新观点，创造性地认为历史事实是具有功能论意义的，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认为历史是蕴含在客观事物中并包含历史信息的符号，强调历史并不是被记忆的，而是通过各种符号重建，实现再生，并为人所熟知。此外，卡西尔在继承历史客观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的“客观拟人性”；卡西尔文化哲学中将科学符号看作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标志，并认为科学是对事物发展秩序的的追求而不是对事物表面相似性的追求，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遵循着某种原则。在此基础上，卡西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创造新事物的过程，而是创造新符号的过程，这种新的符号只不过能够描述更高层次或者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卡西尔美学理论就是通过对经典美学理论的深入分析，结合极具创新性的哲学理论和符号学知识而创造出的符号文化体系，从新的角度解释了美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思维新颖且具有历史突破性。
二、从卡西尔符号论看艺术与美的符号本质
康德作为西方美学理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关键人物，对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审美判断力作为理论核心，并认为审美判断是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精神桥梁，更是自然和自由衔接的媒介。卡西尔继承了康德的美的自律性学说，强调艺术的人格特点和独立性，并通过艺术构型、艺术审美、空间中艺术符号与其他符号的融合等角度来剖析艺术与美的符号本质。卡西尔认为艺术是具有自由的、是独立的，每种艺术都具有自我创造的独特规律，且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和束缚，这一观点再次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对自然的摹仿的说法。此外，卡西尔也反对艺术就是天马行空的创作一说，这两种绝对都是对艺术的狭隘认知，纯粹的摹仿和纯粹的创新并不是艺术产生的初衷，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掌握着张弛有度的平衡，从而在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又不失情感表达。艺术之美必须以某种“符号”为媒介而得以展现，[3]比如绘画艺术需要色彩与线条，园林艺术需要建筑与花木，音乐艺术需要旋律与节奏等等，因此，艺术是以物理符号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为人们构造出审美体验和艺术空间。研究对象或艺术符号的完整性是卡西尔美学理论的显著特点，强调对象的动态性和功能性，拒绝静态的研究艺术符号，认为只有在有机的动态空间中才能更好地发现和理解符号的情感与美，然后通过创造性的思维解放和开放性的情感抒发实现符号的艺术性升华，从而获得独特的情感表达和审美体验。总的来说，卡西尔理论认为艺术是发现客观形式、创造性构建形态、发散性超越现实的过程。艺术与美的符号本质还体现在艺术作品的典型特征上，比如艺术作品的普遍可传达性，不同的受众都可以从艺术家的作品中形成自己特有的情感重构，从而获得对艺术的审美体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审美体验的丰富多彩构成了艺术符号的丰富性特征，卡西尔认为审美体验是比日常感官体验复杂得多的过程，存在着千变万化的结果和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艺术最大的魅力所在；艺术的存在依附于客观的载体，通过对形式的升华实现艺术的情感表达，就奠定了艺术符号的真实性。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正是艺术真实性的体现；艺术是一种区别于日常情感交流的独特审美体验，虽然也是一种情感体验，但这种情感体验是历史重现与情感重构过程中的自我情感升华，而不是直接的情感交互，这种差异性体现出了艺术符号的特殊性。艺术审美必定与艺术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等相结合，因此艺术符号与其他文化符号、物质符号是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的。
三、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对艺术构建的指引与激励
卡西尔在充分总结先辈成果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符号美学理论，开创了美学研究的新篇章，为西方美学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为美学研究和艺术构建指引了方向。[4]首先，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指出艺术是一种符号化的现实形式，但并不是空洞的形式化存在，应该是能够为人们带来领略自然、感受生活的符号化体验。现代艺术家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应当将艺术作为被赋予直觉和情感的形式，即艺术创作是情感客观化的动态过程。艺术家不能只被动地接受自然和单纯地记录、复制事物，而应该创造性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思维解放和情感赋予，从而帮助人们发现隐藏于客观事物外表之下的自然情感，使之具有情感内涵或文化意义。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让情感主导形式，应该用形式的量来控制情感的度；其次，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对于艺术真实性的认知能够帮助艺术家们提升对艺术的理解，使得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把握住艺术的精髓。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指出，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是纯形式上的真实性。因为他认为通过现象看本质并抽象出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任务，艺术应注重通过多样化的形式的构造来表达实在美的体验。因此，艺术的真实性应该是审美的真实性，而不是功能和效用的真实性；第三，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对艺术审美本质的论述明确了为艺术构建的目的和方向。任何艺术审美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对艺术载体的客观欣赏，通过对客观艺术形式的美学构造和情感综合从而都找出完整的审美体验。何为美？就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美感就是对这种愉悦的敏感和体验。卡西尔还强调审美的动态性，艺术家通过情感的形式化，帮助受众从事物本质向形式本质过渡，这就进一步体现出艺术构型的重要性，艺术构型的成功与否决定着艺术作品是否能被人接受，是否能引起共鸣。因此，卡西尔认为，艺术作品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借助色彩、线条、旋律、节奏等艺术符号来进行艺术构型，即艺术家要从内在情感和外在形式两个方面去塑造作品；最后，卡西尔美学理论对艺术功能性的阐述和艺术作品的社会责任指明了道路。卡西尔在其符号美学理论中指出，艺术审美既不是单纯地为了，也不是与生活脱节为了艺术而艺术，更不是毫无责任感的情感宣泄，除了构建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更要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艺术不能是空洞的形式存在，应该在自然空间中承担着特定的使命。卡西尔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其对现有艺术理论的批判对西方美学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作品也受到了全球范围的追捧，并激励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参与到符号美学的研究中来，为符号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自主论”语境下的艺术构建剖析
卡西尔符号美学理论中强调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人为艺术是一种具有“生命”的事物，强调艺术品不是单纯的物质复制与仿造，而是富于活力的动态生命存在。并将人的日常生命活动定义为借助各种符号所进行的辩证的文化活动，同时在内在情感世界也存在着辩证的交流活动，而艺术作品的构建同时受到这两种活动的约束，从而同人类一样具有自主的“生命内涵”。因此，艺术构建的本质应该是一种自主性生命活动。文化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意志和精神的表达媒介，各种精神和意志的表达一部分通过外在形式实现，一部分通过内在思想交流实现，共同构成客观世界的文化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客观生命世界和虚拟精神世界的交界处，作为一种特殊媒介实现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流，因此生命是现实世界中的辩证文化活动。生命在活动空间中不是沉默寡言，也不是喃喃自语，而是同其他生命体进行着沟通，这种沟通既有现实可获取的语言交流，也有精神层面的心灵对话。[5]不同的符号之间由于这种沟通的存在而形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从而构成动态的生命空间体系。在进行“艺术生命体”构建的过程中自主性不能作为肆意妄为的借口，进行自主创作的前提是“自律”，即懂得使用空间中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来进行主动的自我约束，在理性自律的前提下就能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自由”，从而就可以充分发挥艺术作品独立自主的“艺术人格”魅力。归根结底，艺术的外在形式是艺术家的内在心理特征所衍生出来的和规律性的物质样式，艺术家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潜移默化被约束意识形成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先验性自我约束倾向，这一观点进一步证明艺术构建过程同时受到外界物质空间和内在精神世界的双重约束，而这种内在的“自律”和外在的约束共同构成了艺术构建的自由空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必然有其具有艺术性的特征。艺术构建的过程中虽然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但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却有着空前的“自由”，艺术家通过外在形式的组合、变换赋予作品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以展现其所要传达的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可进行艺术性的大胆创新。自律、自主、自由都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共同为艺术的构建设定合理的“空间”。艺术符号作为艺术构建的基本单元，在选择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但不合规律性的符号搭配往往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最终可能造成曲高和寡的尴尬境遇，创新虽然是艺术发展的原动力，但一味求新却忽视审美与美的衔接，必然造成艺术作品构建的失败。因此，在合规律性的前提下，充分研究艺术作品的价值诉求和文化内涵，掌握好物质形式与抽象美之间的度，方能构建出张弛有度、情感丰富的艺术作品。就美术而言，画家和经验丰富的画匠在绘画技法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画匠的大部分工作是临摹，他可以临摹出相似度高达99%的名家作品，但他却创作不出价值连城的艺术作品。而画家所进行的是艺术的创作，将不同的艺术手法、情感寄托、文化底蕴等糅合到一起，通过各方面的细微变化构造出不同的艺术形态，从而创作出具有“生命”的“活的”艺术作品，会“说话”的艺术作品，通过画作打开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精神窗口，实现精神层面的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唯一性是艺术作品之所以珍贵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同一画家的两幅相同画作，因创作的宏观环境、微观情绪等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性和情感也不同。因此，艺术构建是艺术符号的自主选择与糅合的过程，是艺术家合规律性的自由创作。
参考文献：
[1]谭莉.论苏珊•朗格的符号论艺术哲学思想[D].济南:山东大学,2007:36.
[2][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2004:43.
[3]原凌雪.符号论视域下的艺术与美——卡西尔符号论美学思想探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15.
[4]王志德.苏珊•朗格美学思想与卡西尔文化哲学整体观之理论渊源[J].艺术百家,2013(6).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so as to Promot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Review of National High-end Forum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Art Science in 2014
ZHAO Chong-hua
（Department of Arts Theory，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hengdu， Sichuan 610500）
为了对近几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行总结、反思和规划， 2014年4月25-26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和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了“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这是艺术学门类独立、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举办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高端论坛。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全国艺术学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及《光明日报》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艺术百家杂志社、艺术教育杂志社的代表，共近50位嘉宾出席。与会专家、教授对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困境、出路与方向、经验与体会等问题，结合所在院校的学科发展特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就艺术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学科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专业布局、科研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等论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
相比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艺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距今仅仅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稚嫩与薄弱，是不难理解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在他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回顾了艺术学理论上升为一级学科的艰辛历程，分析了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下属的几个二级学科的现状和构建的问题。他认为，目前艺术学理论一般是按照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来划分的。随着近年来艺术学不断产生的新分支学科，诸如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思维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艺术传播学、比较艺术学等等，艺术的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艺术学已经开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日新月异的艺术实践和数字技术新媒体的涌现，造成了艺术生产方式与传媒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对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迫切需要艺术学加强学科体系建设，适应新的挑战。这已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
教育部体卫艺司万丽君副巡视员以开阔的视角、调研为依据就我国艺术教育的概况及其招生考试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发言。她介绍了目前艺术学的学科现状。总结了三条：第一，是学科专业布局如何进行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定位的问题。过去是31所独立院校招收艺术类学生，现在是各个不同的学校都在招收艺术类学生，不同类型的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不同还不明显。第二，是招生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一些专业评价考核没办法客观量化，家长和社会认为学校招生主观性强且不公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不开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类课程，造成学生艺术素养不高，因而催生出社会的各种艺术培训班。第三，是发展规模过快、人才培养质量令人堪忧的问题比较突出。作为主管的教育部在研究解决的办法，高等院校也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改革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要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下功夫。
艺术学经过独立以来的三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术和实践的基础，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教授在发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艺术学理论诸位同仁共同努力，使得这一学科不仅有丰富的文论，丰富的乐论，丰富的书论，丰富的各种艺术门类的传统美学经验的积累，也有关于各门类艺术学的大著作；还有高等学校系统地出版的一系列关于艺术学的书籍、调查报告等成果。所以，科学与艺术互补共进，审时度势，站在高处看，联系当下的实情，坚持数年，通过一两代人，定会为人类奉献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他寄希望予诸位专家学者，以自己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联系实际，抽象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理论体系，出一条有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积淀、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周星教授《艺术学的使命与责任认知》一文中再回顾了艺术学门类建立前后人们对艺术学的认知，讨论了强化艺术学为高远的学科理论、学理体系的建设，处理艺术与学术的辩证关系，提升艺术各门类的学术建设水平和理论含量等问题。他认为，适度回顾这一过程，可以为更清晰的看清走过的路程，更好的寻找真正发展的前景。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问题
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学术创新、科研创新、制度创新、培养模式创新，才能不断提升本学科的核心竞争力，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凌继尧教授以“文化创意的春天”为题进行学科建设创新的主题发言。2014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了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种新提法，表明了文化创意不仅应该存在于文化产业中，而且应该存在于其他相关产业中。凌教授认为，这一提法赋予文化创意以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而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这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管理”和“创意”都是动名词，艺术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艺术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艺术创意是在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创造新颖的艺术意象和意蕴的行为。它们相互交融和补充。这门二级学科的设置表明了艺术学理论对外的某种张力和对新知识的反应，使艺术学理论得到适度的扩容。艺术学理论应该参与到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的研究中来，同时，艺术学理论并不能单独胜任这些研究，文化产业所包含的新闻、出版等；创意经济包括专利、科技创新等，显然超出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围。这给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仲呈祥教授以关于文化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心，阐释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既不能纯学理不管现实，也不能沉浸在现实里边上升和抽象不到学理层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梁玖教授则用“一个主题一个观点七个关键词”来阐释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一个主题，即学科建设由描述到陈述，也就是说要由描述性转变成真正表达自己相关研究成果的陈述性；一个观点，即多视点寻求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思想，要让学科理论有思想，学科教育有思想，学科评价有思想；七个关键词即：气象、规格、关照、内在、厚度、荣誉、证明。他特别以川音的“彼此欣赏，共同促进”工作理念，强调用智慧和实践证明我们学科的价值。
艺术学理论需要创新，艺术价值标准需要建构。清华大学陈池瑜教授以艺术学科理论的创新是时代要求，是艺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的趋势为主线索，从五方面就学科创新展开阐述。他认为，艺术学科理论创新是今后艺术学科发展的主要工作和战略任务，应将其同艺术价值标准的建构结合起来，以推动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学研究与美学研究在20世纪同步展开，并在艺术学学科研究及部门艺术学的研究、艺术原理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一些成果，为21世纪中国艺术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艺术学学科建设和部门艺术学及艺术学分支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我国现代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且编译西方人的艺术学著述较多，民族特点不够突出。21世纪，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学成果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建立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理论方面，实现艺术学研究的这一战略大转移。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之可能性探讨”中，陈教授从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批评学和艺术史学四个方面，论述了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的可能性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如何培养真正具有创造性、创新性能力的艺术人才，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理清几个关系：一个是教育本质和当前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大学精神和现存体制之间的关系；艺术教育和一般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本质应该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要感兴趣、有认识、提问题、担责任，这构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并由此体现教育的本质。教育应该服务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绝不应该急功近利。社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是与教育的终极是相悖的。第二是教育精神。大学的属性、功能、性质、任务，决定并培育了大学的精神。任何偏颇都有可能损害大学的健康，并由此破坏教育功能的良性运转。第三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要义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技能训练，而是开启想象力，构建个性风格。他提出了四个艺术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想象创造之能力，包容博大之胸怀，仁爱纯净之品性，精致完美之作风。
周星教授以“艺术学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慑人的威力”为开场白做了“艺术学理论要有自信、自立、自为”的主题发言。他说，艺术学上升为门类仅仅是完成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个使命，但是自身的理论基础是否达到，形而上的理论根基是否具备，它的科学性、学理性和逻辑性是否完成，还需要树立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的自信、自立、自为。自信，即艺术学理论一定要壮大，有自信地聚集力量研究形而上的理论。艺术学应该具有一个形而上的能够统领的东西。换言之，这个学科整体的学理能够贯通不同门类艺术学科才是形而上，才能以文化自信的“底气”，即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来助添文化自觉的动力。自为，即艺术学上升为门类之后大规模地促使各学校开设艺术学理论专业，拿一级学科点，加强学科的质量，使各学科及比较弱小的专门学科人才聚集到这门独立的学科旗帜之下。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本学科的时代要求和责任，而不能停留在门类建设的功利目标上，更不能为了扩展而失去了建立门类的精神目标。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的论文《艺术史课程及艺术史学科设置问题探讨中》围绕“艺术史课程的设置意义”、“从学科到学科群：艺术史课程的百年历程”、“学科化的深入：艺术史对学科建设的探究作用”，以及“学科化的关键：艺术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构建”这四项带有学科建设基础性的问题展开了探讨。
三、在质疑和审慎中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金丹元教授梳理了重构艺术学理论面临的窘境，分析了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缺席或出现“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在研究话语、范式和体系上还不成熟，对各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往往局限在技术、技巧、方法的层面上，而一旦深入到哲学层面的思考时，就暴露出自身积淀不足的缺陷――缺乏对某种现象、某些作品具体规律与一般性规律之间辩证关系的认知。重构或建构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首先要勇于面对当前呈现出的种种“象”，并找出这些“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明确方法和方向，才能在不断体现中国人对“天”与“人”、“道”与“器”、“艺”与“术”的辩证认知的逻辑上，富有创造性地去整理和开掘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丰富资源，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把握在当下艺术创作中具有一定公约性、规律性的理论命题，并进一步引领艺术批评的深刻性和时效性。
在谈到媒体对艺术、对艺术教育的影响时，中国文艺评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一川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第一，“艺术”被多媒体缠绕，依存于以国际互联网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全媒体网络环境，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被分割在传统媒体圈、新兴媒体圈或学术媒体圈等相互隔绝的不同圈层。第二，艺术在重建公共信用中的中介角色。多媒体对艺术周边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艺术本身的关注而影响了艺术品的鉴赏和社会效果，艺术仍然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倍受质疑的艺术仍然被公众赋予厚望，被要求在社群中承担起重建公共信用的中介角色。第三，艺术公信力的重建。艺术需要公信力，但在媒体事件中屡遭冲击的艺术公信力亟须重建。第四，艺术的公赏力。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张法教授从中国学术术语和西方学术术语的对接上，就艺术学学科目前存在含混定义的问题提出了探讨。他认为，基本概念难以准确地定义是中国艺术学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有三个关于艺术范围的定义：由西方大量译著所体现的，包括文学和建筑在内的艺术定义；由文艺一词的普遍语用而形成的，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定义；严格按照教育部学科体系而来的除了文学和建筑之外的艺术定义。目前在中国的日常话语和学术话语中，这三种定义既是相互冲突的又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使得“艺术学”这个根本概念变得含混，就不难理解艺术学面临的种种窘境了。其主要原因，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的思维是区分型的，而中国则是关联型的。由此，带来了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面临的三大问题：一是从兼顾中西差异的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应当怎样讲，是在已有的艺术门类中加上文学和建筑来讲艺术学理论，还是只从目前的四个一级学科门类中来讲艺术学理论；二是如何从艺术学理论的一般框架推向整个艺术门类；三是要有怎样的门类基础，才能真正得出具有一般性的艺术学理论的内容。张法教授认为，不从学科历史和学理规律上厘清这个问题，艺术学就难以进入到学术应有的高度，也难以健康地前进。
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疑惑，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就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论文选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家目前共有20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0余硕士学位授权点。这就意味着在近几年不增加学科点的情况下，国家每年大约要培养起码100余位该学科的博士生、350位以上的硕士生。研究生选题的考量会影响到这个学科的建设质量。他分析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强调了“普遍规律”的问题，认为艺术学理论的选题“为大不为小”，但不忽略小，影响艺术普遍规律的细节不当忽视。这些细节往往深藏于具体的艺术门类当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其他的艺术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当坚持三原则：第一，关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着力于艺术普遍规律的研究；第二，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使研究结论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艺术门类；第三，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能大而化之，忽略细节问题。在研究生论文选题问题上，夏燕靖教授依据近年来所做的一些调查数据也探讨了研究生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第一，学位论文选题缺乏必要的元理论研究作支撑；第二，现在研究生有过分依赖导师指定选题的习惯，进而缺乏思维活跃的空间；第三，醉心于“学术”，而淡化“学问”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暴露出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过度痴迷，比如方法论、研究技术路径的阐述等等过于庞大，使论文观念多，而思想性失灵，等等。在发言中谈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问题的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南京艺术学院黄教授。黄教授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问题，引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再讨论，就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艺术学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现实。
上海大学林少雄教授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他理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艺术学与文学（特别是文艺学）、美学、美术学的关系；二是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即内涵建设的问题；三是艺术学学科建设面临的现实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价值判断问题。他认为，在一切都功利化的今天，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无为无用”的状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将会是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关键。艺术学的学术研究不是深入关注现实，恰恰是介入现实太深。意识形态上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与学理层面与现实的高度疏离，成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一时难以摆脱的尴尬局面。对于这种尴尬局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教授提出了现今艺术理论三大迷失：第一是无根之木的迷失感；第二是缺乏自主精神的依附性；第三，缺乏回应现实的担当。他认为，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自我体系的完善与学术开放性关系的问题；二是关于个性与共性关系的问题；三是开放视野与自我深层的建构；四是现实关注与超越精神。他建议：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教指委一定要制定专业标准，处理好规范性与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基础性和前瞻性之间的关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认为，加强文化艺术修养不仅仅是艺术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教育、整个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要强化艺术学门类理论水平、强化理论文化修养。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蓝凡教授围绕《艺术是填补人类精神交流的鸿沟》展开发言讨论。他认为：人作为物种，艺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和理由。艺术是人类为了精神交流而创造的――艺术的创造根本上是为了处理人类的情感：依靠情感来填补人类精神交流上的鸿沟。人类发明创造的艺术是为了填补人类精神交流的鸿沟，艺术沟通人类的精神正是为了整合人类的力量，反过来，正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就更需要艺术――一种彼岸的生存世界。
四、关于教材建设的问题
关于学科基础教材的建设问题，夏燕靖教授在发言中以四川音乐学院柴永柏教授和曹顺庆教授主编的《艺术学导论》为例，来说明基础教材应当是引导学生入门的钥匙而非研究著述。评价教材好与不好，视其是否为学生研习本学科做导航，与理论著述的侧重点不同，教材应当是基础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目前全国已接近百所院校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但适用于这个学科基础教学的教材却十分匮乏。近20年只出过为数极少的几种，且大多是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前出版的教材。夏教授认为，《艺术学导论》作为本学科最新版本的教材，既注重对艺术学学科形成及价值规律的讲述，又全面梳理出艺术学五个一级学科的特征和特点。在学科建设和基础教学这两方面，川音带了一个好头。诚如曹意强先生在为该教材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本教材可说是对中国艺术学学科从诞生到成长直至独立的一个缩影的写照。这是重视基础教材建设的良好开端。彭吉象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川音版《艺术学导论》的特色。他认为这本以五个一级学科为纲编写的艺术学教材，具有开拓价值和创新意义；这本教材几乎涵盖了艺术学所有的学科，具有普遍的价值和实用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比较浮躁，不少艺术院校学生轻视理论学习的情况下，这本教材可以用来整合学生们的艺术基础，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五、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拓展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如何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实施“艺术普及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如何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提示出高等教育的艺术普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对高等教育创新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迅速发展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素质教育”日益备受关注，作为素质教育之重要组成部分一艺术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我们这里所言的艺术教育并非艺术院校的专业艺术技法训练或纯抽象的艺术理论学习，是旨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综合艺术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岩画、彩陶到现代化今天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艺术形式，艺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发展，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经验对于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与人性中最深层面的意识紧密联系，艺术能给人以勇气和希望，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艺术也保证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得以心灵的沟通，艺术还能够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所以说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体制也是不健全的，同样高等教育也需要艺术教育。在这里，我想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谈谈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思考如何以学科为基础将艺术普及教育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当中。
一、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控制，我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一直作为“副科”可有可无地存在，担任中小学艺术课程的教师也大多数是“兼职”，并不是经过专业艺术训练和理论学习的专业艺术教师，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只是以简单的摹写或自由发挥来应付儿童对艺术的本性渴求，更谈不上系统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等学习。此外，大多数中小学校艺术课的课时很少，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每周只有一到二节甚至干脆砍掉艺术课。
高等教育中的艺术普及教育又怎样呢?事实上，刚入学的大学生对艺术史和美学理论知之甚少，对于高雅艺术普遍兴趣不高，甚至于不知如何欣赏，学校也将重点集中在科技教育各课程的教学上，忽视或轻视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家，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摧残乃至扼杀人的本性、人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极不有利于贯彻中央《决定》的精神”。众所周知，这种文理分裂，会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严重失衡，最终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失衡会使各个物种急剧退化甚至于导致生物链的断裂，教育的失衡就会导致各学科之间丧失多元化之间的相互支持。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一体化竞争当中，实际上，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与世界先进的教育体制接轨，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科学实践当中缺乏冲动性的创造能力、外向性的表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协调能力。究其深层面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对于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而艺术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就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中指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众所周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位杰出的艺术家，而且还是想像力、创造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他承认是艺术为其科学创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活动通过其形象性、感染性和愉悦性，既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热情，也能有效地诱发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所积淀于人们心中的艺术修养和正在进行的艺术活动，则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多次著文阐述科学与美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子等微观世界里，分子结构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排列构成的，科学与美密不可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先生也多次呼吁，科技教育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则利，相离则弊”。
二、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
提高艺术素养，开拓人文思想领域，由此担负起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格局中重任，这一教育理念已得到有关教育专家的共识，目前，众多高等院校也已逐渐开设艺术教育课程，但由于没有先前经验作参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实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终效果而言，收效甚微。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学生自身基础薄弱；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普教，注定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因此，它既不同于一般艺术院校的纯技法教学，又不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训练，由于本身既是感性的又是精神的东西，其性质规定了对于它的学习必须经过感性的理性认识，方能登堂入室。可以设想，如果用数学的教学方法去教艺术课程，从理论到教条，弄不好就会把一种丰富多彩、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教学变成干巴巴的东西，但又不能用教化学的教学方法去具体对待艺术课程，弄不好又会走入纯技法训练的死胡同，最终落得空有技法而无思想的“匠人”。因此，在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拓展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明确确立艺术教育的教育目的。艺术教育是一种终生教育，可以培养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终生受益，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视觉文化意识，使能更充分地体验周围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能够将艺术与历史、文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辐射其他学科，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第二，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多并未具备多少艺术素养，基础相当薄弱，另一方面，目前高等院校普遍课程任务比较重，不可能让出太多的课时给艺术教育课程，因此，必须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使大多数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效益地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一般情况下，艺术教育的课程包括艺术史、艺术欣赏与评论、美学理论、艺术实践与创作等四大部分，为了适应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需求，可以适当调整其课程结构，使艺术教育的四大组成部分有机整合，合理分配至大学四个学年当中。大学一、二年级可侧重于艺术实践和艺术欣赏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之初，从艺术的感性认识人手，培养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大学三、四年级可侧重于美学理论与艺术评论的课程教学，使学生能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理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艺术史的课程教学可作为艺术普教的重点贯穿整个学校教育期间。
第三，融合多学科，促进学科之间相互交流。艺术教育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如果说在艺术史的教学中撇开历史背景、宗教特征、审美心理等不谈，只是就艺术特征而讲解艺术发展史的话，那么课堂教学肯定了无生趣，学生也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艺术教育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传授知识，这样，可以把关于艺术作品以及关于政治、宗教、哲学、经济学等知识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例如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不单单只是研究山水画的绘画风格，还要深入了解魏晋“玄学”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士大夫个性情趣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特征等等，研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蒙娜丽莎》不单单是研究作品的视觉风格，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和时代，那是个发现和科学的时代，是探索空间观点的时代。画家在揭示直线透视系统的同时，也探索了空间。
所以对于艺术教育的教师而言，不仅仅要吸取文学、艺术、音乐、社会历史等知识使得课堂教学生动有趣，而且还要用社会学科的教育去传授学生研究、思维和决策的技巧。
第四，组织编写一套适合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教材。组织编写一套教学内容上适合于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普教的艺术教材对实施艺术普及教育理念非常重要，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艺术普教的教材来说，一是不够系统，只局限于艺术史、绘画欣赏等部分，并且不能很好地融合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对于艺术知识的介绍只能限于粗略、简化而已。二是内容上过于专业化，只是将艺术院校专业教材的内容加以删节、缩略，教材的文字语言过于专业，不够通俗易懂，如此教材会大大降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对其阅读兴趣。如果把艺术史、作品欣赏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用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肯定会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参与。三是过于注重艺术发展的连续性、时代性，忽略了不同艺术之间的比较性。例如大多数艺术史教材都是按时代顺序来叙述，这种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了时代的连续性，但其缺点是没有注意到艺术之间的比较，无意间就削弱了对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的培养。
第五，探索形式丰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艺术教育在自身特点上不同于其他教育课程，它的教学载体丰富多样，不仅有文字的，还有视觉的、听觉的；不仅有具象的，还有抽象的；不仅有理论知识的传授，也有实践技法知识的传授；不仅可在课堂进行教学，也可走出户外，深入生活进行教学。因此，教师在课堂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采用传统的口授教学方法，还应结合技法做示范教学、电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运用，艺术教师应在教学软件的制作上下功夫，结合课程的需求设计出生动有趣的课程方案，引导学生对艺术课程教学的参与热情和互动热情。
随着艺术的发展，现代艺术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自身，越来越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注重将艺术教育与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教会学生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这也是艺术教育的一个目标之一．
关键词：多媒体 教学理论 艺术文献 三维教学模式
高等艺术院校及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学生对于艺术基础理论的学习都有必修课程，课程名称通常为《艺术概论》，实质是对高校学生综合艺术理论素养的一次普及，这门课对于理解艺术理论，提高综合人文素养，正确引导艺术实践活动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这门课程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涉及美术、摄影、影视、音乐、舞蹈、戏曲、建筑园林等多种艺术门类和形态，围绕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推衍展开，对艺术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问题进行专门梳理；依据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一般规律，具体探讨有关艺术的本质、特征、作用、发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而现有的教材体系，旨在揭示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艺术学科教育的基本平台，在较大学科框架下引用极少原典，在反映艺术理论的风采与精华方面显得有些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现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教学创新和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对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探讨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一的纯理论课堂学习，这种模式以教材知识传授为主，重心在艺术的社会本质、认识本质、审美本质，以及艺术门类的基本概念，介绍艺术创作与社会接受的一些环节。如果单纯以口授和书面理论为主，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较弱，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让他们觉得枯燥乏味，这也是第一种模式在教学工作中逐渐淡出的原因，围绕教材展开的艺术概论教学是教学模式中必不可少的第一维度；第二个阶段，是随着各大高校教学设备的逐步完善提升，开始出现教学理论与多媒体声像相结合，以教师课件引导学生创造性学习，感性地认识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像资料，这也是新时期教学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第二维度。
从当前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高校的教学，乃至各省、部级的有些精品课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教研与推广过程。从长远来看，艺术理论的教学必然会面临新的要求，将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平台。随着新时期大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以及网络媒体的充分运用，笔者在教学工作中感到，现有的教材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局限，但是，相关的深化辅助体系尚未完备地建立起来，大量可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分散，我们可以通过汇总、去粗取精加以整合，使其成为教学中又一个有力支撑和补充。因而，在目前多媒体课件为主的状态下未雨绸缪，在教学学术性上再向前推进一级，进一步提升教学资源，增加新的教学方式非常必要，这也成为本文探讨的第三维度。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产生在19世纪中叶欧洲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异质文化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要在中华大地上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实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中国化，就要把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所拓展、有所创新，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时代洪流而揭开序幕的。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华大地上播撒、成长，创造了深为世人瞩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辉煌业绩。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初步探索时期。
马克思的学说最早传人中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当时只是作为蜂拥而入的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并没有形成思想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中国命运、进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选择和接受，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确立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改造社会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中国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所接受，成为他们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代表，也是“五四”时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杰出思想家。他于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评介了俄国诗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中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一段经典论述。同年，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了发展新文学的主张，要求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并指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介俄罗斯文学，热情呼唤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文艺问题的最早体现。
继之后，一批从事宣传和青年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邓中夏、恽代荚、箫楚女、、沈泽民、沈雁冰、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艺术的社会属性，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1924年，萧楚女发表在《中国青年》第38期的《艺术与生活》一文，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来分析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艺术观，强调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说：“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沈雁冰的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文学艺术问题的范例。他从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内容、形式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理论主张。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呼吁革命的文学家“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艺术主张和见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他们的艺术主张和见解尽管还不够系统，在理论上也欠成熟，然而，这是处于萌芽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文艺政策的最早体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生具有积极的开拓和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到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时期。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某些明显的偏差，引起了进步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双方都体会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寻求“新的武器”，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翻译、传播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译介，使得1929年被称为“社会科学年”。鲁迅、冯雪峰编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等，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借以煮自己的肉，以救正革命文学论争的偏颇”。此后，中国左翼文艺界才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实践的“科学的艺术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还创办了《萌芽月刊》、《文学月报》、《文艺研究》、《译文》等刊物，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著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例如：1930年，冯雪峰根据日文版转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论新兴文学》为题发表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艺术观。1934年，克己、何畏译的《托尔斯泰论》，收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1936年，郭沫若从德文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节录)，介绍了马克思的艺术真实论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中国第一部直接译自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读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论著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也促进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
左翼艺术家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同时，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付出艰辛的努力。左翼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文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属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并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冯雪峰、郑伯奇、冯乃超、沈端先、钱杏邨、周扬等纷纷发表文章，对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与任务、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及文学语言的大众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左翼艺术家还把文艺大众化付诸实践，大力提倡戏剧的大众化、音乐的大众化和面向工农的大众美术，为实现革命文艺和人民大众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色的30年代”，左翼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创作硕果累累，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流传至今。与此同时，在文艺论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左翼艺术家与资产阶级文人新月派的斗争，与反动当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左翼电影与“软性电影论”的论争、左翼音乐关于新音乐运动的辩论，都批驳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评和教育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文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原则，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人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和苏联的《文艺政策》等著作，为左翼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在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瞿秋白系统地译介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等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冯雪峰不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作家作品，在文艺论争中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周扬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发表的文章，宣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他于1933年11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最早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文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阶段：从1938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的成熟期。
左翼文艺运动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但是，它的缺点和历史局限也很明显，特别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和庸俗社会学错误，使某些批评文章显得生硬、粗疏。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指出，如果不反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中的第一座丰碑——思想。
文艺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文艺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具有严整理论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定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纲领。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而且全面阐述了文化艺术中的“中”、“外”、“古”、“今”诸方面的关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中外文化遗产，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讲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围绕着革命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中心问题，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批评、文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发，以其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的创造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秦腔《血泪仇》，平剧《三打祝家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在文学艺术创作沿着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方向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以周扬、胡风、郭沫若、蔡仪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
周扬认为他是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自觉地以的《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1944年，周扬根据《讲话》精神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等文章，运用文艺思想评论作家作品，及时地总结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经验。胡风在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精神和置身大众化、民族化论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和艺术批评理论。胡风提出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上的突出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既是他数十年历史剧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剧观的继承与发展。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在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为人所称道。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去分析美学和艺术问题，构建了较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阶段：从1949年至197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影响较大的译本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让·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刘慧义译，50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里夫希茨编，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里夫希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出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尼·伊·克鲁奇科娃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外，我国学者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后多次修订重版，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如何发展和繁荣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艺术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思想。1956年，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同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问题。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认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等民族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因此，他主张发展民族新文艺“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1958年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主张，1965年他在《给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关于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问题的阐述，以及60年代中期他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在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许多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积极从事艺术民族化的深入探索，以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朝闻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艺术理论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和欣赏经验之上，其突出特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艺术现象，在各种对立统一的艺术关系中揭示艺术活动的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张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精当的理论概括，创立了“剧诗”说，提出了话剧民族化和戏曲现代化的主张，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夏衍、陈荒煤等电影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为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李凌、吕骥、马可等音乐理论家对新音乐民族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晓邦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舞蹈，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化的新舞蹈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过于夸大，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工作造成了某些失误和偏颇。1966年开始的“”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极“左”的文艺路线严重扭曲和破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建设。
第五阶段：从1978年至现在，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与创新发展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文艺现实，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做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建树，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文艺理论。邓小平文艺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地位、任务、方针，艺术批评的功能和方法，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艺术人才的培养以及艺术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使得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创造性、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实践特色，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产生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的艺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观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导向；“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艺术观念，促进了市场机制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新世纪新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科学地阐述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与“三贴近”、艺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与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文艺理论、的艺术思想和关于艺术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艺术院校；艺术教育；文化教育；反哺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249-04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艺术”一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强调“术”到注重“艺”的漫长过程。在古代，它是被当做诸如造物、种植等生产过程中用来完成任务所采用的“技术”来认识的。在我国“艺术”一词中的“艺”，其本意有三个：技艺、艺术、种植。我国古代的“薮”、又通“艺”，意为“种植”之技。即便是今天，仍有人对艺术的认识仅停留在“技艺”的层次上。在西方人们对“艺术”一词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古拉丁语Ars类似希腊语中的“技艺”，意指完全不同的某些东西。它指的是诸如木工、铁匠、外科手术之类的技艺和专门形式的技能。文艺复兴时，一些艺术家也将自己看作工匠。直到17世纪，才开始从关于技巧的概念或关于技艺的概念中将艺术与美学概念分离出来。18世纪，英国史学家乔治・科林伍德认为“优美的艺术并不是指精细的或高度技能的艺术，而是指美的艺术”，将“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区别开来。19世纪，“艺术”一词在理论上从技艺中完全分离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一词的理解和界定，有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与实践。
受上述认识的影响，长期以来，艺术院校一直将专业技能与知识的传授与教育作为其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教育方式上，往往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进行，尤其是重视专业技能的传授与培训，对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教育则重视不够。受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艺术院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影响和困扰其自身发展的难题：即学生重专业技能的学习而轻文化理论的学习包括轻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甚至厌文化理论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综合理论素质相对薄弱，严重制约了艺术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显然不利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解决这一难题，利用专业学校艺术教育的优势资源，有效发挥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将不失为艺术院校解决该难题，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和途径。
一、艺术及其教育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塑造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属性，表达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具有认识、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在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彭吉象所言：“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它就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人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艺术，在人类的众多需求中，艺术需要已成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艺术教育也成为组成人类教育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人需要艺术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证，他认为：艺术和审美是在物质需要和享受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必然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的一种高级属性，是人类精神需要和享受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相应增多，为人们的艺术和审美生活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即“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还是从社会实际方面考虑，可以说，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人人都需要艺术。
尤其是到了当代，艺术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尺度，艺术需要的满足与否、保持与否，是衡量当代人类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增补和装饰，而且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已将拥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具备一定的艺术技能作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并将其视为自身综合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趋势下，现代人和现代教育试图通过艺术和艺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正是基于此，目前，社会上各类艺术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而且人们对艺术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艺术教育就是在适应人们延续艺术文化、传播社会艺术知识、表达内心情感、满足审美需求的愿望过程中产生的，并随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逐步成熟。
艺术教育是“以教育为手段，向学生传授艺术知识和技能，发展和传播艺术文化；以艺术为媒介，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发展智力和创造力，获得一般教育学意义的功效”。这一涵义表明，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轴心和基点的，是艺术和教育的合二为一。根据二者的侧重不同，可将其分为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和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其着眼点是艺术本身，即由艺术本位出发，以教育为手段，延续和发展艺术文化；它借助于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横向和纵向传播艺术知识和技能，促进艺术文化的发展。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其着眼点是教育，即从教育价值的角度看待艺术教育，以艺术作为教育的媒体，追求一般教育学意义的功效；它通过艺术教育有目的地培养人的道德感、审美情趣、意志和创造能力等基本素质，通过心理疏导和艺术治疗，健全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无论是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还是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其共同目标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二者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二、文化教育是专业艺术教育的内核
艺术院校作为专门进行艺术教育的场所，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艺双馨的合格艺术人才、传播艺术和弘扬国家文化的双重任务，在教育任务上它是艺术家和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艺术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的一条重要渠道，传播者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及科学素质将影响其传播的方向和效率。因此，艺术家和艺术人才除了要具有一定的技艺技巧和艺术才能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其文化修养包括思想修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广博知识。这些文化修养与艺术才能的培养一样，需要长期勤奋的学习和实践。这种学习包括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及同时代的国内外艺术家的经验，更包括学习各门文化科学理论。通过学习，积累和提高其文化知识及综合素养。
无论是从事艺术学习活动的学生，还是将来从事艺
术创作活动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以及良好的思想素质，才能深刻地领会、揭示和表现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艺术作品；更好地呈现其作品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从而较好地传播艺术和弘扬国家文化。而在学生的各种文化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首要的素质。邓小平曾指出：“学校应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因而，学校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首位。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与学校德育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德育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将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准则、道德规范等，通过教育者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采取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使之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健康成长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德育对于个人的发展、国家和人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其理论和经验也很丰富，其中以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他们提出以“育人为中心”，“德育至上”的思想，强调教育要服从和服务于本阶级培养人才的需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强调“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实现必须从修身做起，认为修身关系到天下兴衰、国家存亡、个人荣辱。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仲舒也特别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从义远利”。这种“德育中心论”的教育思想，至孔子后被历代教育家和统治阶级所采纳和运用。中国共产党自建党时起至今，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到中世纪封建社会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常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日本、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关注学校的德育，突出表现在它们对待学校德育的态度上，把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称为‘德育投资’”。可以说，德育是“根”的教育，是“灵魂”的教育，学校德育工作做得好，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因而，重视德育教育已成为古今中外统治阶级及教育家们的广泛共识。
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和渠道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完成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课教学。其教学任务，主要是其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担负的职责，即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完成基本理论、思想品德、各种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专业艺术院校就是通过开设各门专业及非专业文化课程，进行各学科教学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水平与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与综合素养，从而实现其人才培养的目标。
显然，在专业艺术院校，文化教育在德艺双馨合格艺术人才的培养中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核。文化知识与思想素养对艺术活动主体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专业艺术院校开设多门文化理论课程，这些课程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及其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均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因而，艺术院校在文化教育中，利用艺术教育自身的优势发挥其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具有现实的作用和意义。
三、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
艺术教育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其中的教育功能就包括了美育、德育、智育、体育和劳技等功能。
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主要指通过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发挥其益智与辅德等作用，即无论是艺术教育的过程还是结果均会不同程度地对智育和德育等产生一种辅助或帮助的作用。这样，在艺术院校文化理论课程(包括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应充分考虑并利用学生的专业优势及其资源创设一定的情景或条件；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与特长；让学生在文化学习中，也能尽量享受到像专业学习时那样的愉悦与乐趣、感受到专业学习时那样的成功与满足；从而突出艺术教育在文化教育中的益智功能和辅德功能。
艺术教育之所以对文化教育具有反哺功能，这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生智力的多维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艺术教育的种类很多，从场所的角度而言，有学校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和家庭艺术教育。学校艺术教育是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的艺术教育，包括专业学校的艺术教育和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作为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专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既具有系统、规范的艺术专业课程，同时又具有相应的各门文化理论课程，二者共同构成专业艺术学校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学生的智力结构上，既包括理性的维度，也包括感性的维度。专业艺术课程所进行的艺术教育偏重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感性思维的激发，各门文化理论课程所进行的智育则偏重于理智、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于学生心智的发展，学校教育无论是偏重理性方面，还是偏重感性方面，都不可能获得圆满的教育效果。而学校的任何教育科目都具有双重的功能，即除了传授本学科的知识技能外，还会使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行为特点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艺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门类，其众多的专业学科必定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起到发展和完善人的精神和肉体，促进人类文明提高的作用。
对此，艺术院校充分认识自身这一重要资源的教育价值，重视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将会缓解和释放学生受到的来自智育所带来的生理及心理方面的压力，这对有效解决艺术院校学生轻文化理论课的学习，甚至厌文化学习的难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
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突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艺术教育具有益智的功能。
当艺术教育独立存在，并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对应的领域，而不是仅作为智育范畴里的一门知识而发挥作用时，这种审美的、艺术化的艺术教育便具有了智育的功能。国外许多学者对艺术教育与智力发展的关系作过研究，如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者加登纳认为艺术教育能促进人类智能的发展，他提出人类具有音乐、语言、逻辑一数学、空间、身体动觉、人格、交往等七种智能。而其中的音乐、身体动觉、人格、交往等至少四种智能与艺术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他指出：“没有艺术教育，这些智能将会丧失或部分丧失，个体因而会变成一个智能不健全的人。”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阿恩海姆认为，艺术教育对个体智力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有效地提高个体的感知能力和知觉思维能力。他说：“艺术作品的巨大优势之一就是，以最小限度的技术训练即足以向学生提供独立发展他们自身心智源泉需要的训练一艺术作品的智力追求在于使学生有意识地掌握知觉经验的各个方面。”美国心理学家罗斯彻对音乐学习与儿童智力的发展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上音乐课的儿童的空间智商有46％的提高，而不上音乐课的儿童仅有6％的改善。他认为音乐学习能加强空间推理能力所需的各种脑神经之间的联系，并能建立新的神经桥，进而得出结论：“音乐教学能改善儿童的空间智力，并维持时间很长，甚至永久。”
上述事例说明：艺术教育能有效减轻智育本身对学
生身心所施加的压力，使由于片面接受智育而造成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趋于平衡，从而使智育获得更好的效果，有效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知觉思维能力、空间智力和时间能力，正是这些能力的提高和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整个智力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这大概就是无论是专业学校还是非专业学校艺术教育都受到学生们的喜爱或偏好而对文化教育则表现出厌学或感到比较抽象、枯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第二，艺术教育具有明显的辅德功能。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艺术教育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一直被视为道德教育的补充，具有明显的辅德性。如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提出的礼、乐、书、数、射、御“六艺”就包含了音乐，并把艺术视为道德教育的特殊方式。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艺术审美教育也一直被视为净化灵魂的重要手段。亚里斯多德就把艺术教育当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德国哲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讨论了艺术教育与人的发展。他认为，工业文明捣毁了人性的和谐，带来了人的异化现象。面对这种异化现象，他提出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他还明确把德、智、体、美四项教育并提，使美育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任务。
事实上，德、智、体、美作为人类教育的四个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目标和方式，美育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可见，艺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而它和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艺术教育的辅德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德育的效果。由于艺术自身具有娱乐性、趣味性和审美价值，它可以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内容以一种通俗易懂、潜移默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德育中辅之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美，这样，德育便可得到人的感性支持，学生对于道德品性，便不仅知之，而且好之，进而乐之，最终达到以美辅德，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第二，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完美人格。《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2000年)明确指出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辅德性。艺术教育不仅是专指某种艺术技巧的教育，而是培养人的一种有机的和整体的反应方式的教育，而这种有机的、整体的反应方式，是完美人格形成的基础。总之，艺术教育与完美人格的塑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上，不少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教育实践家们都将艺术视为道德教化、兴邦治国的重要手段。
正因如此，艺术院校应积极发挥其专业艺术院校的优势及其资源，发挥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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