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宗教信仰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转贴于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六)加强村镇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关于村镇建设的运作机制，有论者指出，一要听取群众意见，编制科学的村庄整治规划；二要集思广益，努力促使多方力量参与到村容整治工作中来；三要成立整治工作的村民理事会，加强村容整治工作实施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关于村镇建设的内容，有论者指出，首先，要科学规划村镇网络构建；其次，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村民聚集点；最后，要不断强化农村环境治理。关于村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有论者指出，必须把改善居住环境同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型产业结合起来，同基地设施配套、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同移风易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施新村建设、旧村改造、迁村并庄、扶贫移民等工程。
关键词：以农立国 理论价值 现代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形成为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一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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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和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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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二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化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设施，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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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 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⑦40年代前期，翁文灏发表《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⑧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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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
②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③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⑤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⑥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⑦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
⑧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
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首先，翁文灏肯定：“工业原料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出口农产品是换取外洋军火和建设器材的重要物资，都是抗战建国所不可少的。食粮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其次，翁文灏强调：“‘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即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应该指出，翁文灏当时具有官方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达20年的立国之争的，作为两派思想的整合，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三
在20世纪农业思想的史上，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价值。
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20年代以农立国派的主要理论家，董时进在30年代初期撰写的《农业经济学》中已经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全面的认识，如说中国人的衣食原料大部分为本国农业所提供，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职业均为农业所赐予，中国农业是中国的基础，农业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农业供给中国出口货的绝大多数，等等①，他提出的振兴农业之策包括推广职业，优化农民素质，发展工商业，增加农产②。这实际上是对他参加立国之争时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发展。到了40年代，谈论中国工业化的学者大都把农业的工业化也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环境之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 ③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稼夫表示：“吾人深知我国经济建设应采之途径，舍工业化莫由。往日落后之农业生产方式既未能应付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已无维护其现状之必要，盖吾人所主张之工业化，系作广义的解释，非独积极的发展工业生产，即农业生产之本身，亦以大规模经营及现代技术为鹄的，即所谓‘农业工业化’是也。”④朱伯康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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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时进《农业经济学》之《农业在中国经济之重要》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② 同上书之《中国农业及农民之根本问题及出路》章。
③④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84页。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 ①。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 ②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③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与董时进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
张培刚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于40年代前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国内的立国之争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他的广义工业化概念就是在参与论战时提出⑤。10年以后，在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割断国内经济思想的发展动态对张培刚理论建树所具有的影响，那么在充分肯定张培刚关于农业经济贡献的原创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以农立国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30年代以后的以农立国思想中，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是：工业化建设不仅不能绕开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但是在立国之争结束后，以工业化为既定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一直是偏离这一点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虽然在谈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如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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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72、73、74?75页。
⑤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张培刚写道：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
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②但制定实际政策往往是另一回事。林毅夫曾对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独特的研究，他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国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那个，重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增强国力，中国政府在1952年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农业事实上被视为提供支持的部门。” 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 ④。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 ⑤这不正从反面证明，完全否认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价值是不明智的吗？
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当年，章士钊在《业治与农》⑥一文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⑦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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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②《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③《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中国将来还能养活自己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④林毅夫、蔡 ?、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陈俊生：《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中国农业若干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⑥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⑦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职业教育 新型农民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科技进步
［作者简介］姜明文（1979- ），男，山东嘉祥人，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俞启定（1948- ），男，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 100875）
［课题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与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JZD0028，项目主持人：俞启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4-0005-0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大批农业人才的造就，要依靠各级各类教育功能的良好发挥。实践证明，包含农村初等、中等、高等、成人等各层次的职业教育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必须大力发展。
一、农业现代化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历来争议较多，主要有过程论、制度论、配置论、可持续发展论、转变论、一体论等①，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农业现代化论者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现代化，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狭义的农业现代化论者认为，农业现代化即农业本身的现代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我们认为，农业现代化内容丰富，具有综合性特征：首先是“大农业”的现代化。所谓“大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植业，即“绿色农业”，还包括海上种养殖的“蓝色农业”和实用菌种植的“白色农业”；不仅包括种植业，还包括林、牧、副、渔业；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的生产形式，还包括诸如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形式；不仅包括产中，还包括农药、化肥生产等产前服务和收购、储藏、加工、营销等产后环节。“大农业”的现代化就是要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动升级，确保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推进“蓝色农业”和“白色农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健全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产业体系。其次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即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广泛采用以机械—化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成果、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武装农业。主要体现为运用先进设备代替人力的手工劳动，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中大面积采用机械化作业，从而降低劳动的体力强度，提高劳动效率；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从而提高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安全；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推广现代精耕细作，把增产的基点转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综合效益的轨道上来。再次是农业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即要用现代经营理念管理农业，面向市场组织生产，实现经营市场化，同时对微观经济单元的组合布局进行引导，对社会分工进行协调，对专业化生产进行管理，使农业生产与流通的各部门、环节和社会上的有关部门、市场主体有机联系起来，走开放式经营道路，实现生产组织的社会化，等等。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部依赖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渐增强，现代农业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如农产品质量堪忧、农业产业安全形势严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有三个基本内部依赖：
1.依赖于大批新型农民的高质量培养。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无论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生产绩效的提高，都是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既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同时也是要实现目标的可靠保证。只有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才能让其使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运用农业科技成果，才能使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使农民具备提升产业素质的能力，掌握推进经营方式转变的本领，形成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力量，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只有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农民，才能把我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现代农业发展才有持续推进的源头活水。
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现代农业科技普遍传入并应用，中国农业历史出现新特点。文章主要阐述了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与利用，各地相关农业遗产调查与现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遗产继承与谱系，以及当前亟需开展的民国时期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工程等内容。籍此重新定义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与开发路径。
关键词：
农业文献;农业遗址;老专家记忆工程
学界普遍认为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农业景观、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目前来看，范围上与民国时期农业遗产并不能完全切合。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且具备特定的形成历史过程，遗产价值较高，传承性较强，特别是申报世界与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较强的现实存在性和观赏性，亦有部分学者关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文化挖掘与旅游开发措施等领域。民国时期农业遗产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较高的关注，尤其是其保护与开发途径上尤为单一，这并不能否认其独特价值，民国农业文化遗产兼具普遍存在、种类繁多、利用率最高、开发价值最强的特点。文章将从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民国各类农业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民国农业教育继承与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等三部分进行阐述。文章通过对现存民国农业遗产的分类与调查，提出了区别于以往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法与视野，针对不同遗产提出可行的保护措施与传承路径。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设立各类农业机构，兴办农业学堂、创办农事试验场，有识之士兴办公司、公社，创设农学会。宣统年间，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已经明确。官方机构、科研机构、农业公司等逐渐涌现;系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近代农业体系开始形成。《政治官报》刊发，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农工商部奏汇《各省已办农林工艺实业开具清单》，［1］(P151)标志着清末全国范围内近代农业体系的基本建立。这些措施为民国时期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基础，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来源。
一、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农业知识与教育大量传入并应用，以致产生大量文献资料。民国农业文献延续清末古农书、方志、文集、笔记、日记、报纸、期刊等资料的来源渠道，更加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语种多样、领域广泛等特点，是研究民国时期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民国期间国内外的农业文献具有重要的农业历史与文化价值，是当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时期农业文献彻底改变了清末传统农业科技著作与近现代农业科技著作并存的面貌，诸多以近现代技术为撰写内容的民国时期农业类教科书、期刊、报纸、专著等流传于世。《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民国时期农业类图书2455种，涉及农业领域十个大类。［2］毛邕、万国鼎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全书根据最新农学与旧时农书分为:总记、时令、占候、农具、水利、灾荒、名物诠释、博物、物产、作物、茶、园艺、森林、畜牧、蚕桑、水产、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杂论、杂等十几个大类。民国时期蚕丝业改良持续推进，发展迅速，社会对教科书等著作需求量很大，各地出版蚕丝领域书籍数量繁多，贺康《蚕丝学概论》、钱江春，侯绍裘译《蚕丝概论》、乐嗣炳，胡山源《中国蚕丝》、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万国鼎《中国蚕业概况》、山西省农矿厅《蚕桑浅说》、郭葆琳《栽桑图说》、奚楚明《实验蚕桑全书》、姜庆湘，李守尧《四川蚕丝业》、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普通栽桑学》、殷秋松《蚕业指导》、曾同春《中国丝业》、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夏诒彬《种桑法》、朱美予《世界蚕丝业概观》、朱美予《栽桑学》、沈文纬《中国蚕丝业与社会化经营》，合众蚕业改良会《改良中国蚕业之计划及其方法》，以蚕桑学科见长的蚕学专家郑辟疆编纂出版的《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诸多教科书。这还不包括国外语种撰写中国蚕丝业的文献，尤其是以日语著作在中国流传亦或发行印制的著作，例如梅谷兴七郎《蚕种学》、石森直人《蚕》，以及《蚕的遗传讲话》、《蚕体解剖及生理学》、《日本蚕丝业之概况》。1920年以来各领域农业教育学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编著近现代实验科学为基本内容的农学教科书。至1937年之前，中国各地院校已经在西方技术教授与传播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各地科研院所与学校公开出版的农学教材数量骤增，多达几百种，尤其以农学与植物学相关著作最为普遍。农学类《作物学》、《作物害虫学》、《作物育种学》、《作物病理学》、《工艺作物》、《作物学各论》、《重要作物》、《绿肥作物》、《作物学泛论》、《油类作物全书》、《油料作物栽培法》、《特用作物学》、《作物学实验教程》、《稻作学》、《植棉学》;植物类《高等植物学》、《植物学》、《应用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育种学》、《普通植物检索表》、《植物的世界》、《植物的分布》、《昆虫学》、《种烟学》、《实验烟草种植法》;林学与果树类《测树学》、《造林学》、《造林学各论》、《造林法》、《高等果树园艺学》、《果树园艺》、《花卉园艺》、《果树园艺学》;土壤化学类《农业化学》、《土壤学》、《土壤新编》、《土壤学概要》、《土壤深耕设计》、《土壤改良法》;蚕种类《普通养蚕学》、《蚕种学》、《家蚕生理学》、《蚕体生理学》、《蚕体遗传学》、《蚕体解剖论》、《最新养蚕学》、《蚕种制造》、《实用生丝检验学》、《实用养蚕法》、《养蚕法讲义》、《实验养蚕问答》、《实地养蚕法》、《蚕业概论讲义》、《人工孵化育种学》、《蚕桑害虫学》、《蚕业丛书•第五编桑树虫害论》、《家蚕微粒子病检查法与防除法》、《新学制适用•中等养蚕法》、《柞蚕饲养法》、《动物解剖丛书•卷9蚕》。［3］民国时期其他相关种类教科书也普遍出现，以致现存民国农学著作存世数量众多，但是，目前学界仍未见民国时期农业专著与教科书综合检索目录的问世，有待于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期刊，大约在300种左右，所有与农业相关的期刊论文大约在10万篇，约数十亿汉字。［4］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编《农业论文索引》收录了前清咸丰八年至民国二十年底(1858－1931)发表农业相关论文，包括中西文，其中中文杂志三百二十种，丛刊，在华出版之西文六千多条。金陵大学图书馆杂志小册部编，1936年出版《农业论文索引续编》，作为工具书，包括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二十三年底(1932－1934)，收录了，三年间出版杂志五百五十三种，丛刊六种，西文部三十种，两部书皆包括农业中棉、蚕、丝、水、土、农造、稻、粮等诸多大类。民国时期的各地出版的农业报纸内容丰富，目前仍未得到有效利用与挖掘，各地大型图书馆与院校图书馆，馆藏颇丰，由于农业领域关注度不算很高，资料利用并不充分。全国范围内档案和调查资料非常丰富，比如1930年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发起，调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的土壤，1936年梭颇汇集数年来的调查结果著成《中国之土壤》，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土壤的学术专著。民国时期满铁资料、《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所见史料;各类期刊杂志，诸如蚕业中的《蚕声》、《中国蚕丝》、《中蚕通讯》中农业知识;各地农业实验报告书与农业改进史料;各类农业学会创办与工作资料、西文调查与报告;天野元之助等日本学者所藏农业相关调查资料;农业与农村社会相关书籍等十分丰富。地方志中农业资料、农业类广告与商标、各地区农业谚语、农业生产与生活习俗等丰富的内容。尽管如此，当前民国农业文献的保护与开发仍不尽完善，重视程度不够，以时间为衡量标准，认为民国文献并非古籍观点目前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最早的民国文献已有百余年，其价值与清末古籍类文献无异。各大藏书单位针对民国文献，做好整理与开发工作，不断进行民国文献大类丛书的出版与纸质文献电子化工程，便于研究工作者的使用，例如，王雅戈《民国农业文献数字化整理及信息组织研究》，从学术角度对农业文献数字化进行探索，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建设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文献，目前开发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期刊、图书和毕业论文，数据库具有浓郁的民国时期的文化特色和岭南特色，是研究岭南农业教育、技术、发展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5］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民国资料使用平台，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民国农业期刊，各大综合性图书馆以及各院校所藏民国资料检索系统开发，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农业文献数字化工程，这些都是民国时期农业历史深入研究与开发利用非常有益的工作。
二、民国农业遗址调查与保护
农业遗址涉及试验场、学校工业遗址、水利工程、农田耕作系统等都具有很强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普遍重视，尤其是在价值开发领域。清末各地农事试验场已经成为重要的遗址类文物，北京动物园的所在地即为清末兴建的农事试验场旧址。民国时期延续了农学传统和实验方式，各地试验场数量更多，大量的农事试验场是其时代的代表性农业机构，同时也是当前各类农业遗址中比较丰富的类型。民国十五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创立镇江合众蚕种场，蚕种场旧址分别位于现今市郊四摆渡蚕种场和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内，被批准为江苏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蚕种场建筑有缫丝试验室、冷藏库、储茧库、岗楼、办公楼、水塔、检种室、蚕室等，这些建筑见证了镇江蚕桑业发展的历史与辉煌，也是中国近代蚕桑史的重要组成符号，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此外，广西柳州市郊沙塘，是近代广西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祥地，抗日时期设有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教学机关和公共设施，被称誉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战时后方唯一仅存的农业实验中心”。［6］此外，其他各类农业机构也有保留大量民国时期农业科学仪器、工具、农业经营与管理记录、遗址，目前博物馆与民俗馆收藏了此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农业学校遗址也是保存较多的文化遗产。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有浙江省立实验农业学校旧址，保留了民国时期典型的学校建筑风格，包括1933年初修建的教学楼、行政楼、学生宿舍、礼堂、食堂、实验楼、粮食仓库、农社、气象观测站、邮政所、操场等各类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旧址于2005年12月被列为六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民国时期高等农业院校遗址至今保存的并不太多，主要是由于民国时期农业院校一般合并在综合类院校之中，建国后院系调整，以及农业院校搬迁频繁所致。目前看来，华南农业大学校内的原中山大学的建筑较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保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现北校区三号教学楼。工业类农业遗址主要集中在为农业生产提供工具与肥料等领域。例如化肥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农业工厂遗址。1904年化肥首次输入中国，1906年，上海进口的第一批化肥即为硫酸铵。1925年，化肥在广东、福建等地得以推广使用。英商卜内门公司还在上海西郊设“肥田粉农事试验场”。［7］1937年中国第一家化学肥料厂，永利公司卸甲甸硫酸铵厂，在邹秉文等协助下在南京建成，简称南京永利铔厂，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化工企业，号称“远东第一”。现今，永利铔厂系列遗址包括:1936年启用的西式办公楼及别墅五幢、1936年从德国ABORSIG公司购进的环循压缩机一台、1936年从美国进口原料建造的硝酸吸收塔及厂房等。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称:六合区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内及南化三村、六村，都属永利铔厂旧址，完全可将其归入农业工业遗址。诸如此类涉及民国农业生产的工业遗址数量，目前来看并没有系统调查，需要我们做一个全国性普查工作，进而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进而挖掘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工业遗址历史价值。随着化肥销售和施用问题的增多，以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肥料问题引起关注。钦州“今年广东西部，钦廉八属之农民，施用各种肥田粉栽培稻，粟，蔬菜者，益形增加。及至秋收后，竟有出于意料之悲剧发生，农民之用肥田粉培壅之稻，粟，蔬菜，食之竟有毒死者，投之狗，狗亦死，计钦廉八属农民因此死者，已达千余人。现闻有钦州商人贱价收买此种粮食，运入广西南宁各处出售，以获厚利，近闻广西战区人民之购买此种粮食而致丧亡者，亦时有所闻，肥田粉之杀人，可惨亦可异矣。”［8］浙江东阳县稻热病损失甚据，主要是舶来肥田粉所诱致。认为肥田粉贻害太大，希望建设厅取缔肥田粉。1933年，浙江省建设庭曾经指示取缔肥田粉广告，认为浙江“石田”就是滥施肥田粉所致，可见论争分歧之大。这种多是由于农民施用不当，施用过量，竭尽地力，导致害虫被杀，有益的动物也被杀死，作物病害严重，土质失调，贻害民食。肥田粉施用要得法，确实能改良作物之品质，增加收入，同时也要面临经济上的巨大损失。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关于化肥与有机肥优劣的争论不断，加深了人们对于近代肥料变革的认识，促进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方针的形成。［9］目前，农业类水利工程遗址保存数量较多，在广袤的农村大地，较为多见，尤其是传统农业耕作区域，遗留的民国时期水利遗址更多，而且具有遗址、博物馆、民俗馆、旅游产业等开发价值，例如，挖掘与调查民国时期诸多南北方旱作、稻作、梯田、林作、山林、水系等多类型农耕系统，探索多路径开发。2002年由联合国农粮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际社会对农业遗产价值的认识程度和保护意识普遍加深。这些符合世界与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的资质的民国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重点领域。当前，民国时期农业类遗址保护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也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各地政府部门制定了保护政策。
三、民国农业教育传承与老专家的记忆工程
民国农业教育遗存当属高等院校的农学科系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很多院校仍然有民国时期农业科学研究积淀的影响。建国后，中央农业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实验所、畜牧实验所、林业实验所、水产实验所、农业经济研究所以及各省农业改进所，以及地方的试验农场或工作站。原老解放区建立的一些农业试验场。民国时期全国农学教育发展迅速，尤其以高等农业教育，包括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等。［10］建国后，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院校经过改造与调整后。改革开放后，全国基本确立新的农业教育体系，学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学科建设至今影响深远，基本确立了当前各院校农业教育水平与传统学科实力，例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山东农业大学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最终成立了山东农学院园艺系乃至园艺学院，至今果树学仍然是山东农业大学最强学科专业之一，科研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可见民国学科传承影响之深远。目前来看，农业教育传承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地方，部分农业相关院校积极重视传统学科建设，打造自己学科平台，继承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分支，走向“双一流”工程建设。以往院校单位与学者重视农学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诸如万国鼎、金善宝等老一代专家相关资料的挖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有着民国时期经历的农学专家，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珍贵财产，将其经历、故事等以口述、影像、著作等采访形式记录下来，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活跃工作一线老专家数量逐渐减少，需要抓紧时间启动保存记忆工程。目前，国内多所院校、科研单位正在从事此类农业老专家采访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山东农业大学“齐鲁时代楷模”余松烈院士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分为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三种，采集工程系统全面搜集和保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过程中资料，向公众展示、宣传科学家精神。然而，民国老专家记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简单进行了资料整理，对部分农业院校院士开展了声像与口述记录，大多数老农学家并未进行相关记录与广泛宣传。全国各相关农业院校需要积极参与，根据民国时期出生时限界定老专家标准，组织团队人员，投入精力资金，尽快采集其各类资料，编制老专家目录等资料。目前来看，各院校积极筹备校史馆，并将其作为院校名片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和平台。此外，老专家命名的奖学金，老专家雕像、农业院校学报专刊撰稿、媒体声像材料的等老专家宣传与纪念工作普遍进行与推进。由于并没有制定农业遗产采集工作标准，今后随着对老专家工作重视，农业遗产标准制定也将随老专家遗产部分推进而改变，系统科学的声像等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迫切应用到民国老专家遗产保护上。目前，现存民国时期声像档案并不十分丰富，随着数字档案工程的推进，老专家记忆工程越来越得到重视，老专家作为珍贵的农业遗产必将得到保护和利用。民国农业老专家为民国时期与建国后农业科学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类群体的研究，也将对今后农业科学发展，院校学科谱系构架，农业科学精神的塑造，爱国爱校奉献精神的传承有着深远影响。
四、余论
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不断向民国时期扩展与延伸，民国文化农业文献遗产具备文献保存、档案保护、数据库建设等领域的遗产价值，今后逐步扩大此类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工作，例如民国时期农业谚语、农业标语、农业商标、农业民俗各类相关研究成果早已问世，且研究范畴越发深入，涉及学科多样，起到了贯穿古今，且延续与连接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作用。目前各类院校与科研院所普遍开展类似老专家记忆工程等老专家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弘扬老专家的农业思想与科学精神，传承农业教育与学科谱系继承性。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区别于古代农业文化遗产，其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形式多样，且个别遗址仍在使用之中，遗址开发和利用较为便利，图片影像利于保存与整理，具备较强的文物保护、文化遗产、遗址保护等诸多领域价值。目前，各地区掀起了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热，普遍深入开展农业遗产普查，加大对农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力度，民国农业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不断推进，这些工作有利于深入挖掘其在旅游规划与文化产业等领域价值，为今后农村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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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炼汉语言文学核心课程的理论精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汉语言文学最基本的教育责任担当，也是汉语言文学成为一切学科的基础，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根本的差异所在。要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人文类课程为知识载体，因而制定相应的课程并完善相应的课程内容，这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前提。从目前的专业现状来看，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反映在课程内容上的要求主要在于:
1．整合课程内容，合理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往往蕴含着深刻道理，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能够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因而在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问题上，应该主要抓好“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核心课程内容的建设，舍弃一些跟专业无关的课程。
2．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的教学。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中，着力打造汉语言文学专业骨干课程的核心价值，在教学内容上充分挖掘核心课程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如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整体规划式的修订，并进一步建设成校级精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核心课程中蕴含人文素养的理论核心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自信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对接，整合优化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1．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因此，课程内容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相适应。课程内容应该凸显理论归纳。如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课程的文选、语法、词汇的讲授中给学生归纳出汉语言的发展规律;从《水浒》、《红楼梦》等经典名作的讲述中，结合故事情节给学生归纳总结文学创作方法及经典中表现出的处世哲学，并且要把这些归纳和总结在教学目的中有所体现。
2．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是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应用素质要求之一。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往往要从事文秘、记者、编辑、行政管理人员、语文教师等工作，这些行34业都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了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安排说话类课程群，如“演讲与口才”、“普通话训练”、“辩论技巧”等课程;另一方面在其他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应该适当安排相应的内容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等技巧，以提高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
3．发挥写作课程的理论优势，加强学生的写作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之一。在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强调写作基础知识的同时，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写作实践训练。在目前的实际教学中，虽然汉语言文学专业安排有“基础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文书写作与处理”等写作类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学时有限，教师能在有限的学时讲完写作理论部分已属不易，留给学生写作训练的机会就更少，学生实际写作能力并没有因为有这些课程的开设而有所提高。因此，培养学生“写”的能力，必须在发挥写作课程理论优势的同时，增加写作类的实践作业，加强学生的实践写作环节。与此同时，开设写作实践课作为专业选修课，增加写作训练的课时，要求进行写作训练，并对写作的作业进行检查考核，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4．加强公共必修课与学科基础课内容的实用性，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1)课程设置与内容应与初衷相结合。如公共选修课“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设置的初衷是教会汉语言文学学生如何利用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完成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如一些文秘工作中常用的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办公设备的正确使用技巧。但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中，只安排了日常软件使用技巧的学习内容，而忽视了教授学生利用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2)避免学科基础课程的理论化。如“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等课程本应给机会让学生到社会上去参与实际调查，但其教学内容却主要是课堂理论教学，使实践课变成了理论课。基于以上的种种问题，笔者以为，培养汉语言文学应用性专业人才应该积极加强课程的实用性。
5．课程内容凸显“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知识的不断涌现使学习成为每一个社会公民所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教学中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应该体现学习方法的教授。如在“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中应该有文献检索技巧的相关内容;在“文学批评方法”、“文学理论”等课程中也应该给学生讲授文学批评和评论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讲授”中，结合《文心雕龙》、《诗品》的相关理论以及历代的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技巧教给学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方法。
(三)立足农业院校实际，进行课程改革，走具有农业特色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之路
从农业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实际效果来看，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普及中文专业知识的作用，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也较为广泛，如中学教师、企业文秘、村官、出版社及广播电台的文字编辑等。但是，作为农业院校的中文专业，在农业院校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和综合类大学、师范类大学相比，差距极大，没有明显的办学特色。在以农为主的大环境下，存在着专业办学历史太短，积淀太浅，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问题，不能在农业院校的大环境内取得广泛的影响和辐射作用，以至于专业教师缺少教学动力和支持，学生与其他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相比，无形中有自卑感。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进行课程改革，彰显农业院校的中文专业的特色和优势。
1．探索和改革教学内容，体现“农”与“文”的结合。高等农业院校一般都有着自己的农业特色和优势，农业方面的相关教学资料也相对比较充实。因此，教师在中文专业的教学中，应将农业院校的优势与文学结合起来，形成“农”与“文”的交融，凸显出高等农业院校中文专业的特色与优势。如在古代文学课教学中，就可以尝试“农”与“文”的结合。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和农业相关的作品，且非常丰富:《诗经》中有大量的农事诗，全唐诗、全宋诗中也有大量的农事诗，教师在教学中，应在保证基本的文学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重视与农业相关的作家作品的讲授。如在讲授农业文学作品时，把劳动工具、劳动场面、植物品种的图片、农耕习俗等运用在多媒体教学中，以增加教学效果。当然，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农”与“文”的结合中，要注意适度，不能偏废“文”的根本，极端地一味强调“农”和“文”的结合，而忽视中文的“当行本色”，那就过犹而不及了。
2．进行课程改革，突出农业特色。农业院校的课程设置应以培养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其课程设置应结合自身优势，设置一些农业文化、农业历史、中国农耕文化概论、农业文献、民间文学等课程，甚至建议开设本省地方文化课程，以体现农业院校的独特优势和特色。这样，就能立足农业院校实际和特色，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农大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道路。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思路
(一)针对学生学习实际，适当调整课程科目
调整必修课科目，在必修课中增加“中国农耕文化概论”、“社会调查研究”等课程，以提高整个课程体系的综合程度。同时，取消课程内容不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实际情况的课程。如“高等数学”课程的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与高等数学相关工作的寥寥无几，且学习起来也比较困难，对学生并无大益。因此，课程设置应符合各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实用性，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证教学效果。
(二)眷顾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内容，突出实践课程
课程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课程内容应与人才培养目标对接。但农业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往往向其他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实践课程设置较少，理论课程较多。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必然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等能力，因此在教学计划制定和课程内容设置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实践教学和个性化的教学平台，如开设“三字一话”、“演讲与口才”、“新闻采访与编写”等实践课程，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强化基础课程，厚基础，宽口径
农业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还要考虑生源基础和当地社会经济实际。因为农业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者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且因为多年的应试教育，学生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欠缺，尤其是实用性文书的写作更是弱项。因此，农业院校在办中文专业时，就必须夯实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加强学生的文字基本功，以适应社会各行各业的处理文字的需要。因此，应在加强现代汉语、口语交际等课程的教学的基础上，从基础写作到应用文写作、文学创作、毕业论文写作循序渐进地对写作课程进行改革，并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为校报和院刊投稿;另外，为拓宽就业渠道，应专门设置新闻类课程，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学”、“传播学概论”等，培养学生新闻写作综合素质。只有这样，培养的学生才能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不论将来去何种部门工作，学生都可从事办公室、文秘、新闻宣传等综合性工作。
(四)转变观念，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跟理工科学生相比，文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差，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课程体系优化方面，必须在保证中文理论课程体系基本完整的前提下，考虑农业院校实际，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教学和学术资源，文理交叉，重视电子信息类课程(如办公自动化、电子商务与政务、网络营销等)的开设，增加社会学类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传媒社会学等)，扩充专业实践课程(三字一话综合实践，经典影视作品鉴赏与评论、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与写作等)，从而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教会学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专业综合素质。
三、结语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继续教育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只有农民现代化，才有可能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继续教育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农民继续教育只有结合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调整和改变目前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农民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最终建成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涵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学者们见仁见智，目前尚无唯一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工业化论、转化论和两者的综合。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有学者提出，现代农业其实质是工业化农业，换而言之，农业现代化亦可称作农业工业化，此为工业化论。工业化论则认为，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理念全面地改造传统农业。综合论则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持续变化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使其及时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需要的各种手段的总称。除此之外还有过程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用现代先进科技改进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农业产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最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农业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持续转变的过程”。纵观全球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发达阶段。随着对农业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农业现代化的定义可能还会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外延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就现阶段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而言，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技术装备机械化。机械化是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武装传统农业工具，彻底告别几千年来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模式。进入21世纪的装备机械化，主要是指通过信息技术控制和操作各种农具和农业生产过程，如耕种、收割、施肥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通过现代化技术和工具，一家农户可以经营一大片农场。目前，美国在牲畜屠宰、水果包装、棉花和烟草收割等多个方面已经实现现代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美国又在农业领域内推广使用计算机管理、自动化作业等信息化技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的上述方面均领先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奋斗目标。第二，管理经营科学化。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农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必须科学化，必须符合农业产业化的规律，才能真正促进农业的发展。随着经济农作物越来越普遍，农作物的生产日益大棚化、园区化，越来越多农作物是通过农业公司走向市场。即使是家庭种植农业，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也开始朝着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农业的管理与经营必须更加科学化，才能更好地发展。第三，生产销售市场化。现代农业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农业，在小农经济时代，各农户以自给自足为主。现代农业已经完全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只有从市场出发并找准市场，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农业面对的不只是本国市场的机会与竞争，还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机会与竞争，因此，只有高度的市场化意识和全球视角，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化。
二、农民素质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现代农业管理与经营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主要表现为从事农业人员的迅速减少以及规模经营、公司经营农业的迅速发展，但我国农业仍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大局面。在生产销售市场化方面，成绩与问题并存。总而言之，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问题繁多，各种挑战较为严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民素质滞后于农业现代化。
(一)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经过多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得到巨大提高，但是，随着新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空心村”的出现，留守儿童的普遍存在，农村教师队伍的弱小，农村教育硬件的落后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二)信息技术水平不高
农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直接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农民的信息化和机械化操作水平低。由于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于现代化的农具和机械操作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目前，在农村，除了极少数有一定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农民能够熟练操作现代化机械，其余农民基本不会操作。在农村，只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及文化基础较好的老农民能熟练使用电脑。
(三)经营管理能力欠缺
这里所说的经营管理能力，主要是指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主动地、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控制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对于年长的农民而言，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几千年小农传统经济的影响，思想相对保守，在面对市场时在很多方面不开放。对于新生代农民而言，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是在城市落地生根，农村并不是他们的理想地，更加重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年轻，在经营和管理方面经验相对欠缺，能力相对偏差。
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继续教育的发展方向
前文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农民素质的总体状况偏差，非常不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教育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既要从长远出发，从九年义务教育开始提高未来农民的素质教育，又要从目前中国农民的主力军出发，通过继续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最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民继续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不只是教育机构与被教育农民之间的事，还与政府有关。
(一)政府层面
1.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教育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加大资金投入成为办好教育的基础工作，农民继续教育工作的推进同样如此。只有加大资金投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继续教育，使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或围观者的角色。政府在农民继续教育中加大资金投入，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增加财政预算。中央和地方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照一定比例逐年增加在农民继续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第二，地方自由筹措，灵活安排。这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以外的收入，不会增加财政压力。借助政府可设立农民继续教育基金，政府可以通过募集社会闲散资金，还可寻找部分有实力的企业进行资金赞助，甚至还可以在海外华人华侨或其他国外机构寻求援助(项目)资金。第三，推行助学贷款模式。目前，困难大学生(包括大学和研究生)在读书期间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对于困难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反观我国的继续教育，迄今为止还没有助学贷款模式。对于部分收入极低但又极其想通过继续教育提高自身技能的农民而言，即使几千元的学费开支也是天文数字，而助学贷款正好可以为这些人雪中送炭。
2.加强政策引导。在中国，政策通常具有风向标作用。各级政府可以制定引导农业现展方向的政策，引导农民努力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于各类继续教育机构，政府可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这些教育机构积极开设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班次与教程。例如，当学校开设了足够多的农业现代化培训班或相关课程并取得预期效果后，将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对于农民而言，政府同样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对于那些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农业现代化培训班的农民，可以给予资金补助，对于那些发展现代农业或采取现代方式经营和管理农业的农民，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扶持。
3.完善保障机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科学合理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保障机制。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机制，是促使农民继续教育落到实处的保障。基于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从各地实际出发，结合农业现代化，研究并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促进农民继续教育的规章制度或管理条例。换而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从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出发，从各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并制定具有系统性、合理性、未来性和前瞻性的政策法规，确保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继续教育保障机制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合理化。
(二)教育机构层面
1.创新教学模式。农业是一个实践性、操作性非常强的产业，停留在试验室、教室的教学难以传授真正实用的知识。进而言之，农民继续教育只有创新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教育中最常见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走出教室到田野，走出实验室到企业、工厂，才能让学员真正掌握相关技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教育可以尝试以下教学模式。第一，与企业联合办学。这里所说的企业，是指那些在经营农产品方面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取得一定成绩并且具有一定可复制性的企业。与企业联合办学，并不是要使所有学员都成为大的企业家，而是让农民有更强的企业意识、市场意识和现代化意识。目前，我国党校系统中的很多培训班中有现场教学，例如，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一些爱国教学基地、先进产业园区基地现场观摩，通过现场教学的方式增加学员的直观和切身感觉。农民继续教育同样可以借鉴这些成功模式。让农民有机会在现场观摩。第二，可以跨地域办学。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已经采取了跨学校联合，例如，在北京，几所不同大学的同学到其他学校中选修的课程，如果最后通过考试，同样可以计学分。这种新的办学模式增强了学校之间的互补性，也使优秀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农民继续教育同样可以如此。目前，我国很多农业产业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色。虽然具体的产业有地区差异，但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却具有相通性。有鉴于此，南方和北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可以在农民继续教育中尝试跨地区办学，做到优势互补，使教学效果最大化、最优化。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如果教师本人对农业现代化不熟悉、不精通，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继续教育教学机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第一，加强师资培训力度。农业是技术性、专业性比较强的产业，只有加强教师的培训力度，使教师本人对教学内容的相关专业非常熟练、精通，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得心应手。既可以把教师派到知名高校培训，也可以通过组织部门关系派去挂职，或到企业、农场实习、借用，通过切身体会、现场学习增加农业现代化知识。第二，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人才引进是增强师资队伍的重要渠道和有效途径。既要引进优秀博士，更要引进那些已经退休、有丰富教学经验、有极大工作热情的退休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到教师队伍中。第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如果在引进优秀人才方面对于很多继续教育机构有编制、岗位或经费限制，那么，这些培训机构可以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引进知名高校的知名教授、知名企业的高级技术人才前来教学，可以通过聘请他们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的方式，稳定外请知识学者教学队伍。
3.科学设置教学课程。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同样有助于增强教学效果，农民继续教育同样如此。除了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把握好以下原则。第一，理论课与实践课之间的平衡。课程的单一设置容易使学员产生疲劳，理论课与实践课在数量和时间上的均衡把握，能使学员保持新鲜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听课疲劳。第二，发挥教师特长。有的教师擅长理论课，有的则擅长实践操作，因此，一定要从教师的实际出发，切忌作为通才使用。第三，教师性别的把握。在课程设置时同样需要适当考虑教师的性别因素，只有男教师或只有女教师、男教师或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同样可能影响教学效果。此外，还需要注意外请教师与本校教师之间的平衡、新上任教师与资深教师之间的平衡等。
(三)农民个人层面
1.大力参加社会实践。理论只有和实践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较之于其他教育，继续教育，尤其是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继续教育，在实践性、运用性上可能会超过一般国民教育，但所有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课堂性。所谓课堂性，是指学习的内容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教学手段、途径传授给学员，就其实质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学员从课堂学习结束后，一定要回到现实中实践。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实践。农民参加继续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实践中、在具体市场运作中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于那些技术性强的知识，一定要反复操作，直到熟能生巧为止。所谓技术，就是指操作者能反复使用成功并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操作者、学习者掌握了该技术，只有能反复、熟练地操作，才能说明如此。
2.解放思想，紧跟时代步伐。对于那些从不参加继续教育的农民而言，他们通常从眼前利益出发，不愿意在继续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他们已经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存在大量的“空心村”，绝大多数空巢老人、大龄农民工虽然经常接触电视，并会使用一些日常家用电器，但基本不会使用电脑、移动网络等信息化通信工具，手机中“老人机”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老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而新生代农民同样不愿意在继续教育方面投资，他们经常被现实生活中的巨大经济压力所难住，不愿意在继续教育等短期内无法带来明显经济收益的教育中加大个人投资。针对上述农民队伍的现实情况，一方面，政府、社会机构要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尽快接受继续教育等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要解放思想，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杨莹莹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康芸，李晓鸣．试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政策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0(9):9－15．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伪满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伪满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伪满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伪满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1.云南农业机械化领域全日制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与对策
2.农业硕士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探讨——系统论视角下顶层设计与内外结合的变革
3.提升全日制农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若干思考
4.全日制农业硕士课程建设问题与思考
5.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提高措施
6.农业推广全日制专业硕士就业意向分析
7.非全日制农业硕士开题报告质量影响因子分析
8.农业信息化专业硕士培养现状评价研究
9.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农业信息化专业硕士课程体系改革与探索
10.南疆地区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探讨——以塔里木大学为例
11.非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建议
12.专业学位农业硕士实践能力校企联合培养运行机制探索——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为例
13.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培养机制的探索
14.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15.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评估体系研究
16.提高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初探
17.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路径识别
18.地方高等农业院校全日制养殖领域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的探讨
19.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践培养环节设计的探析——以吉林大学为例
20.农业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21.对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些思考
22.农业信息化专业硕士“农业信息管理与利用”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23.农业推广专业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24.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探析
25.农业推广硕士教育质量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研究
26.农业信息化专业硕士课程资源开发策略探讨
27.在职攻读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需求实证研究
28.关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标准的思考
29.提高农业推广在职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对策
30.农林院校农业信息化专业硕士培养的研究——基于人才培养方案满意度调研
31.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探讨——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
32.全日制农业推广(养殖)专业硕士特色培养创新模式的探讨
33.加快发展福建省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途径探讨
34.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学位标准探索
35.全国农业推广硕士招生现状分析
36.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思考
37.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现状分析
38.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探索
39.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模式探析
40.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
41.农业推广硕士培养问题的调查及分析
42.对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有关问题的探讨
43.农业机械导航技术发展分析
44.案例教学在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45.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教育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46.农科院校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的分析与研究——以沈阳农业大学为例
47.农业推广硕士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人才培养为例
48.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和思考——以渔业领域远洋渔业方向为例
49.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情况调查及建议
50.农业推广硕士培养工作的调查及分析
51.农业推广硕士与农学硕士教育比较研究
52.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
53.农业经营制度:制度底线、性质辨识与创新空间——基于“农村家庭经营制度研讨会”的思考
54.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55.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
56.论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和应对
57.有机农业生产效率的三阶段DEA分析——以陕西洋县为例
58.西安市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59.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北京旅游业与农业融合研究
60.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功能定位及结构演变研究
61.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
62.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碳排放绩效——来自中国农业的证据
63.农业用水效率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农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64.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来自2004～2009年中国地级单位的证据
65.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基于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66.中国循环农业评价体系研究进展
67.中国省级区域农业碳排放公平性研究
68.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农业用能强度收敛性
69.中国“四化”协调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角
70.中国农业碳排放研究:测算、时空比较及脱钩效应
71.中国农业碳排放分布动态与趋势演进——基于31个省(市、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72.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73.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研究进展
74.中国农业生产净碳效应分异研究
75.美国和日本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分析及启示
76.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77.多元化、政府补贴与农业企业绩效——基于A股农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78.农业技术扩散动力及渠道运行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河南省小麦种植区为例
79.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80.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演进与门槛特征
81.后现代农业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效益水平测评
82.都市农业景观破碎化过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西安市为例
83.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84.现代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理论与实践
85.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86.结构变迁、要素相对价格及农户行为——农业补贴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经验证据
87.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
88.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
89.面源污染减排增汇措施下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态分析——以三峡库区忠县为例
90.中国生态农业绩效评价与区域差异
91.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
92.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析
93.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
94.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个案解析与现实选择
95.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现代农业视角
96.关于推进农业保险创新发展的理性思考
97.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析
98.我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差异
99.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100.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研究
101.农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102.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成因与影响——基于历史宏观截面数据的验证
103.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演化研究
104.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105.人为源因素对农业清洁生产的影响及政策分析
106.农业遥感研究与应用进展
107.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研究展望
108.三峡环库多业共生耦合循环农业生态系统初构
109.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应用研究
110.中国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创新的探讨
111.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
112.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及对策
11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以浙江省为例的分析
114.中非农业合作的困境、地位和出路
115.如何发挥农业补贴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靶向作用——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的调查数据
116.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研究
117.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收敛与分异——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118.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农业规划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
119.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
120.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121.山东省农业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122.农业生态学的新视野
123.转型期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