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七夕文化；七夕节俗；牛女神话；牛女石像
abstract：the nam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7th evening was also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禾毂希?厥?小！?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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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序词 七夕 乞巧 七夕词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的创作在宋代大兴，成为“一代之文学”，被宋代文士们认为是任情山水，流连光景，传情达意，怀古咏物的一种主要途径。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样式，宋词很适合表达岁时欢庆的场景。在宋词中，抒发节日的喜怒哀乐成为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岁时节令为题材的重要类别——节序词。所谓节序词就是以时令节日、民俗风景为表现对象的一类词作，或抒情、或感怀、或睹物思人、或寄托遥深。
《全宋词》中的节序词数量众多，可见节日在宋人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其中，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词更为引人注目。其感情的丰沛真挚都使我们感受到了“爱（狭义的男女之爱而非普遍的爱）”作为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具有的璀璨夺目的光辉。
一、 七夕由来
在我国，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七夕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如女儿节、兰夜、乞巧、巧夕等。每逢七月初七，夏日的芳美还未褪尽，秋日的簌簌又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清爽，空气中飘浮着果实成熟的芬香，到处都是爱情的味道，正适合爱情故事的上演。
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牛郎和织女。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牛郎织女的故事有无数版本，而流传最广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勤劳纯朴的牛郎，父母双亡，被兄嫂赶出了家门，只得到了家中的一头老黄牛。在这头老黄牛的帮助下，牛郎娶了下凡的织女为妻。夫妻俩你耕田来我织布，生活过得宁静而幸福，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织女下凡的事情被王母娘娘知道了，派了天兵天将将织女抓回了天庭。老黄牛就让牛郎披着它的皮，带着两个孩子飞到了天庭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的时候，王母娘娘从头上拔下了一个簪子，在天空中一划，就形成了一条天河，阻隔了牛郎和织女。两个有情人被无法跨越的天河所阻断，再也无法在一起，于是情人的眼泪就随着天河的水流淌起来。两个小儿女看见父母不能相见，也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被玉帝听见，玉帝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于是命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了一座鹊桥，并允许他们每年七月初七都可以沿着鹊桥，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团聚。于是每年的七月初七都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这个故事充满了重农的气息，老黄牛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和爱情观——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充满了劳动气息和生活气息。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里无数人的婚姻爱情模式。
古人以劳动为乐，享受着平凡而又怡然自得的生活。他们对于劳动一直持着歌颂的态度。像故事中的织女一样织得美丽的云锦，能够拥有这样的手艺是对女人“妇工”的具体要求。古代的妇女没有读书做官的权利，对她们才能的判定并不是以读书识字为标准。女红成为她们需要拥有的技能，并且成为一种美德被发扬光大。女红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出嫁前是闺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出嫁之后，女红的手艺优劣甚至决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汉乐府诗中就有这样的展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嫌，故人工织素。织嫌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是一首弃妇诗，弃妇问前夫新娶的女子怎么样呢，前夫将新妇和弃妇做了一番比较，比较主要集中地女红上面。可知“妇工”对于女性而言的重要性。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对于儿媳妇刘兰芝的不满，刘兰芝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以看出，焦母对于“织作迟”也曾经抱怨过。
正因为女红的手艺对于古代的妇女如此的重要，所以七夕节乞巧的风俗逐渐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的活动。每年的七月初七是织女与她心爱的男子相见的日子，尘世间的女子在这一天可以向好心情的织女讨教织补的工艺，好提高自己的水平。七夕乞巧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穿针引线”。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所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气孔针于开襟楼”，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乞巧的风俗。宋代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七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可见，乞巧作为七夕节中的重要活动，已经形成规模，独具特色。另外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乞巧》中亦有：“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的记载。
二、宋代以前的七夕作品
七夕见诸于文学作品，最早是在《诗经大雅大东》中，其中载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的诗句。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梁时刘孝威作《七夕穿针诗》：“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唐时王湾亦有《闰月七日织女》：“耿耿曙河微，神仙此夜稀。今年七月闰，应得两回归”。唐代崔颢有首《七夕》更是将七夕乞巧的风俗融入诗句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型。连诗人都在为牛郎织女可以相见而感到高兴。
唐诗中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数不胜数，内容大多围绕着牛郎织女的爱情作着诗人式的感慨。诗歌或感于二人的相爱而不相见，或借此抒发自己对于爱情的见解，或借七夕之际赞颂爱情的纯真和美好。“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天外凤凰何寂寞，世间乌鹊漫辛勤”；“通宵道意终无尽，向晓离愁已复多”；“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尤胜人间去不回”唐人的爱情就在这欲语不得，欲罢不能中道破了心事。
七夕的风俗由来已久，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一天同时沉浸在爱情甜蜜而又略带伤感的爱情气氛当中。到了宋代，岁时节令体系日臻完备，节庆民俗活动愈加丰富。宋人对岁时节令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尤甚。于是，作为节序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七夕词开始在词人的笔下展现了它含情脉脉的一面。
三、宋代七夕词
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有太多沉重的文化因素，像是清明节和端午节，然而也会有像七夕这样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节日。可以想象，每年到了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会在月下饮秋水，吃赤豆，交流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女孩子们则躲在一边穿针引线地乞巧，以求获得可以和织女媲美的女红手艺。宋代的文人在如此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生发出爱情的感慨。借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在词中表达自己对待情感的愿望以及理想的感情世界。因此，七夕词从来都不乏浪漫和感伤的情调，这在文人骚客笔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望断碧云空日暮。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鸟散余花纷似雨。汀洲蘋老香风度。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
苏轼的“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就是对“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化用。伟大的词人苏东坡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浪漫日子里，也不禁想起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提笔写下了这样魂牵梦萦的词句。又如：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西南低片月。应恐云梳髮。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这首词以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宋时百姓欢度七夕的场景。“家家尽道”说明七夕节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尽管这个节日的女性味道更浓烈些，正因为这样，其七夕的风气流传下来，中国文人渐渐养成了某种柔弱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使得词的表达更加的婉约含蓄，藏而不露，心性细致而温柔，深情一片，充满了浓情蜜意。
温情气质成为宋代词人笔下扣人心弦的力量，造就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爱情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天人合一的词成为了千古以来吟咏爱情的绝唱。其抒情，悲哀中有欢乐，欢乐中有悲哀，悲欢离合，跌宕起伏。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情韵兼到，风骨俱高，于黯然销魂之际笔锋陡转，流泻出欢快之意，以明朗的调子曲终人散，升华了无数情感，成为千古佳句。
谈到七夕词，柳永的《二郎神》也是不得不提的：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这首《二郎神》是柳永对于北宋七夕市民生活的白描，将北宋七夕的风俗尽现笔端，人物描写惟妙惟肖，至今仍然使我们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七夕节热闹的气氛。一位可爱的少女在月色中穿针引线，期望自己可以成功乞巧。好不容易穿上线了，她松了口气，没想到就在回廊的尽头，听见了金钗丝语之声，原来有人在月下定情呢！金钗成为七夕节男女恋人交换定情的信物。宋代词人曹勋也有“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霭飞浮。别有回廊影里，应钿合、钗股空留”的词句，其中亦提到金钗定情，可见七夕定情，也是乞巧之外七夕的另一个风俗。
词人与百姓不同，词人的爱情观与平民百姓的爱情观也不同。词人的温柔气质，使他们的爱情即使是无望的追求与反抗，都没有那么激烈，有的只是无可奈何，有的只是心有不甘。他们在尘世的罗网中编织着自己美好爱情的梦想，又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们尽全力捍卫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守候，在词作中投入了全部的执着。于是才有了欧阳修“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的感慨；毛滂“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的誓言；王之道“蛛丝有恨，鹊桥何处，回首又成惆怅。长江滚滚向东流，写不尽、别离情状”的叹恨；谢逸“桥横乌鹊，不负年年云外约。残漏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的脉脉深情。
七 夕词是宋词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痴绝的情韵和美。它不仅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宋时的时序节令，民风民俗，更成为了无数词人抒发爱与情的途径。词人借着七夕的美丽传说，将心中那“不管天上人间，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呐喊出来。于是，今天的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多优美的爱的词篇，字字句句，哀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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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中国民俗大节之一，七夕在农历七月七日。七夕在汉代以前不一定在七月七日，它大约在七月朔日。
七夕的时间点在上古是根据织女星的位置确定的。织女星即天琴座。它是北半天球亮度仅次于大角的明星，也是北半天球最亮的早型星，因此织女星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上古，人们将织女星作为季节的标志星，“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汉书・律历志》）。织女星成为时间的天文点，星纪以织女星为标志，说明织女星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的重要地位。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在古代同样被作为天文时间变化的标志，“推之以上元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牵牛之初”（《太平御览》卷一引《礼含文嘉》）。织女、牵牛的携手与两星的天文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上古七月初昏时，银河正对着门口，织女星在正东方向出现。人们以织女星出现的方位确定七月月序，它与北斗斗柄的南指相配合，相辅相成。《星经》则明确地记述了织女星出现的日期，“织女三星，在天市东端，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见东方”。织女星只要初昏时在正东方向出现，就标志着进入了秋季月序，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七月初一。
从星纪来说，这是“星回岁终”新旧更替的时节，七月初一具有星纪岁首的意义，而岁首祈年、祈福、祈子嗣的习俗一直成为后世七夕习俗的核心之一。由于后代历法的改变，除专业人士外，一般人们对古代星纪的情形不大了解，但社会历史的记忆也很顽强，人们对以织女星为新年标志的记忆尽管模糊，可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还可以作为秋季来临的季节星象，立秋日的确定一般要参考织女星的位置。由于织女星与牵牛星分别为银河两侧的亮星，二者在上古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作为星纪的标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想象力日益丰富，于是将人间生活投射到苍穹天幕，逐渐滋生了有关织女、牵牛的神话传说。织女、牵牛的传说起源很早，传说时代无以确证，现存最早的透露出此传说信息的是《诗・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天上的银河波光荡漾，看银河这边织女每天移动梭子，也没有织出布来，看银河那边闪亮的牵牛也不拉车负重。此时的织女星与牵牛星已经人化，但那时织女与牵牛大概还没有发生男女关系。
织女与牵牛的情感纠葛传说至迟在战国末期秦朝初年已经广为流传，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一五五简正记“取妻”忌日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简文的大意说，戊申日、己酉日牵牛迎娶织女的喜事没有办成，如果在这样的日子娶妇的话，三年丈夫就会离弃妻子。在另一简文中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由此可证当时不仅流传牵牛与织女缔婚的传说，而且因为织女牵牛为河汉的阻隔未能成婚的传说而影响到民俗生活，形成一种民间婚嫁的时间禁忌，当然很有可能是民间已有七月初的婚姻禁忌，然后以织女、牵牛的传说来特别强化这一习俗，《日书》中就有“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娶）妇，夫妻必有死者”的警告。本人以为这是一种上古习俗的变异，上古春秋二季是男女自由婚配的季节，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成为社会主体之后，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受到限制，为了阻止秋季男女的传统聚会，因此出现了七月初的结婚禁忌。汉魏六朝以后由于家族文化的发展，人们才将对封建礼法提出的抗议融入节俗之中。
传说楚怀王初置七夕（明罗颀《物原》），从上引《日书》的材料看，战国已有七夕节俗部分因素，但真正将七夕视为节日并定为七月七日是在汉代。在秦初，七夕还是一个禁忌日，织女牵牛的故事悲剧结局还是对禁忌的说明。《古诗十九首》描写的就是这一情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古诗大约是《诗经・大东》的扩展，它用优雅的诗化语言与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前，牛郎织女故事在民间还是时日禁忌的依据，我们从当时流行的一个巫术习俗中可得到证明。《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记载了使妇人恋家巫术，“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这则巫术表露了时人仍将七月七日视作别离日。《四民月令》则只记合药丸、曝经书及衣裳，晒书曝衣是汉代七月七日的习俗之一。
汉代是七夕由古代历法的天文点向岁时节俗转变的时期，后世七夕中的节俗要素在汉魏之际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七夕节俗主题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七夕的分离禁忌逐渐演进到男女的良宵欢会，七夕由凶时恶日转变为良辰吉日，这是七夕民俗的一大升华，也是七夕真正成为传统民俗节日的精神助力。织女牵牛的悲剧传说演进为牛女鹊桥相会的喜剧故事，这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扩充、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民众的精神情感需要，社会可以改变人们的现实行为，但不能泯灭人们原始的情感渴望，在秋夕晴朗的夜空之下，人们自然会唤起对历史与美好人生的回忆与向往。
七夕的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七月七日汉武帝与西王母的多次聚会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表明七月七日已是人神交游的吉日良时。而西王母降临前每有青鸟探看，又为汉代将乌鹊融入牛女传说提供了依据。汉代民间认为鹊重情感，“鹊脑令人相思”，因此汉代有巫术“取雌雄鹊各一，燔之四道通，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思也”（《淮南万毕术》）。由鹊之导行、相思的特性，逐渐变化推演出乌鹊搭桥的传说，《风俗通义》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七夕在汉魏之时初步完成了它由忌日向民俗节日的转变，魏人董勋就明白地表述了“七月七日为良日”的民俗事实（《风土记》引述）。董勋的说法是对民俗的概述，民俗自身有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七夕节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六朝时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的记述。经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首先记述了汉代宫廷七夕节俗情形，汉宫“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卷三）;又：“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卷一）。由此可知，男女好合、乞巧等习俗已开始出现在七夕节俗中。这是上层社会的七夕情形，民间情况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确知，照常理看，其节俗的性质类型也约略如此。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七夕的节俗性质变化首先发生在上层，然后由宫廷向民间扩散，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就是在汉代还有京城习俗向四方扩布的显例：如汉代的发式变化，长安民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七夕新节俗在汉代民间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传说窦后少时因为头秃，家人不喜欢她，“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结果，“有光照室”，窦女反而得到了作太后的祥瑞（《荆楚岁时记》）。
晋人周处《风土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七月七日成为欣赏天庭欢会、乞求人间幸福的良宵。其后，《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等民俗。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六朝时期已经完全消解，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望的节日。
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形态有两则颇有意味，一则是《荆楚岁时记》引录纬书的传说，“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钱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传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牵牛与织女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牵牛星在荆楚地方变为河鼓三星，后世大多以河鼓代牵牛成为牛郎的天上星象），此传说反映了当时婚姻论财、致使贫民男女不能好合的社会问题。
传说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于汉代社会，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搜集了数则婚嫁礼聘的事例，有夫家贫者，妇家或假贷币以为聘，如张负相中了陈平，将女儿嫁他，“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汉书・陈平传》）;有官吏助民礼聘，循吏任延在东南为了推广嫁娶礼法，出钱资助搞了一个“集体”婚礼，“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后汉书》本传）。当时聘礼礼金往少里算也要二三万钱，展允笃学贫苦，年将知命配匹未定，李固为此替展允募集礼金，“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当时确实存在重纳聘的习俗，即使外国国王迎娶汉朝公主也不能免俗（见《汉书・西域传》）。这些汉代婚嫁事例令人称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传说的细节十分真实，婚姻纳财，礼金数额较大，人们借贷下聘礼，男女因经济的原因而不能成婚等社会现象，都成为牛女传说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众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投射到了天庭，隐含着人们对专制势力的不满，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社会伦理观念。
另一则牛郎织女的故事则在南朝梁人殷芸的笔下首次完整地被记录下来，“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应该说这是一个较早期的故事，织女与牵牛郎的分离，是因为织女的过错。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的反映，体现了家族社会的伦理规范。
关键词： 唐代 七夕诗 情感内涵
所谓“七夕诗”，就是以“七夕”为诗题或背景，描写有关七夕神话传说或七夕节日民俗活动，借以抒情言志的诗作。唐代是中国七夕诗创作的“黄金时代”，从初唐到晚唐，七夕诗的创作不绝如缕，出现了许多七夕名作。深入观照和探讨唐代七夕诗的发展演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唐代诗人情感发展和心路变迁的历程。同样的，深入剖析唐代七夕诗所承载的不同情感内涵，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发现和感喟唐代诗歌的博大内涵和深广情思。
就情感内涵而言，唐代七夕诗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写七夕，表爱情”
爱情是人类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情感，歌咏爱情是中国诗歌创作永恒的主题。七夕因其蕴含了浪漫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广为流传。唐代诗人借神话爱情故事，融注自身的情感体验，吟咏出深广的爱情。
“悲莫悲兮生别离”，牛郎织女聚后相离，别后长望，成就了爱情史上的凄美遗憾。“通宵道尽终无尽，向晓离愁已复多。”何仲宣《七夕赋咏成篇》的描述，哀婉而忧伤。骆宾王则在《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一诗中抒发了对牛郎织女“乍可匆匆共百年，谁使遥遥无期别”的深切同情。杜审言《七夕》“年年今夜尽，机杼别情多”也立足于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与感叹。
李商隐的七夕诗，大多以牛女佳期相遇的爱情故事，抒发内心对妻子的无穷思念，是唐代七夕诗的升华。如《辛未七夕》：“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李商隐长期奔波，寄居他乡，与妻子长期分离，值此七夕之时，自然是感触万千。“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在牛郎织女“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时候，自己与妻子竟却分隔两地，既表达思念妻子之情，又感慨自己的身世遭际。
此外，在唐代七夕诗中，也有一改以往对牛郎织女分离的同情，转而歌颂他们美丽爱情的诗篇，崔凃《七夕》“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就是将天上人间的时间进行区别，没有了清江《七夕》中“惟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的时间紧迫感，冲淡了牛郎织女相聚片刻的短暂，而是寄予了诗人对天上牛郎织女爱情的歌颂。
以七夕的爱情故事描写诗人对爱情之情，用此情写彼情，故而使唐代诗人的七夕诗形成诗人与题材不隔、读者与诗作不隔的面貌，从而让唐代的七夕诗拥有了更加动人的魅力。
二、“叹七夕，抒乡情”
“借景咏志”、“借景抒情”是诗人常用的表达方式，在《全唐诗》中，有许多七夕诗是诗人借七夕而抒发或是思乡、或是怀人情感的。
孟浩然《他乡七夕》云：“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在异地他乡，适逢七夕佳节，诗人倍增思乡思亲之情。远离家乡，看不见妻子在月下穿针乞巧，对月怀人，诗人生起无限去国怀乡之愁。羁旅之情，借七夕之景而流露出来。一个在外的游子，哪有闲情真正体会牛郎织女之情，有的只是对自身遭际的感叹与佳期未能与亲人团聚的凄惨。
再如，韦应物《七夕》云：“人世拘形迹，别去间山川。岂意灵仙偶，相望亦弥年。夕衣清露湿，晨驾秋风前。临欢定不住，当为何所牵。”被山川所隔，无法马上与家人团聚，诗人借牛郎织女的哀怨表达对自身与人世的感慨。全诗描写七夕，浸透着对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思索感悟，令人回味。
“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对异国他乡的游子而言，恰遇七夕而孤身在外，心中的落寞与天上牛郎织女的团聚欢愉形成反差，乡愁之情应运而生。乡愁是每位旅人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渐进佳节，心中乡愁则渐露无穷。卢纶在《他乡七夕》一诗中说：“回想敛馀眷，人天俱是愁。”诗人并未猜想牛郎织女的相聚缱绻，而是推己及人，自身的满腹乡愁，天上的牛郎织女应该也与自身一样，有着愁绪。诗人乡情漫天，然佳节未能与亲人团聚，故唯有吟咏七夕，与牛郎织女共度佳节的同时，表达浓烈的思乡之情。与之相反的是，权德舆在《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一诗中说：“羡此婴儿辈，吹呼彻曙闻。”诗人以平和的心情乐看儿孙欢呼相闻的七夕情景，表达了诗人安享怡然的天伦之乐。与卢纶的借七夕抒泄愁绪，形成鲜明对比。
三、“咏七夕，道闲情”
在唐代的七夕节中，有多种风俗，泛舟吟诗就是当时民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卢照邻《七夕泛舟二首》，任希古《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和李公七夕》、《和长孙秘监》，梁锽《七夕泛舟》，李嘉祐《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等都是诗人于七夕外出泛舟游艺所做。诗人在泛舟游玩中，抒发七夕闲情。
卢照邻在泛舟时，看到“汀葭肃徂暑，江树起初凉”、“日晚菱歌唱，风烟满夕阳”的美景时，心中无限惬意悠然，“天潢殊漫漫”之景配上“日暮独悠哉”之情，可谓是情景交融，七夕节日带给诗人的悠闲舒漫之情，让读者为之神往。
这类诗歌将七夕作为秋季泛舟游玩的一个特定日子，诗中没有对七夕凄美爱情故事的描摹，也没有愿望与祈祷的表达，有的只是诗人外出游玩悠闲赏景的舒畅心情。
在唐代，宫廷内七夕游玩的氛围更为浓烈。王建《宫词》曰：“每年宫里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凡是得到皇帝宠幸的妃子，都可享有敕赐乞巧楼的殊遇。皇帝除了和妃子们共度七夕之外，还会和大臣们游宴酬唱，兴趣所致，皇帝就会要求身边臣子们进行赋诗。此时所做的七夕诗，大多带有游宴应酬的色彩，并无诗人的真情实感。此类奉和赋咏的七夕闲情诗，在初唐最为突出。如李治《栖息宴悬圃二首》，陆敬、沈叔安、何仲宣、许敬宗等人的《七夕赋咏成篇》，李峤、杜审言、刘宪、苏颋、李乂等人的《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诗歌沿袭六朝传统，辞藻华丽，言语典雅，但因其为应酬之作，多数只是“织女”形象的华丽塑造，并非有感而发。例如，陆敬《七夕赋咏成篇》云：“夙驾鸣鸾启阊阖，霓裳遥裔俨天津。五明霜纨开羽扇，百和香车动画轮。婉娈夜分能几许，靓妆冶服为谁新。片时欢娱自有极，已复长望隔年人。”诗中织女的装扮高贵而典雅，织女所坐的为“夙驾”，织女所穿的叫“霓裳”，织女所带的称“霜纨”，织女所拿的是“羽扇”，还有“香车”、“画轮”……诗中对每一个细节的描写都用最美之词，堂皇而富丽，然而缺乏的是诗人的真情。张文恭《七夕》诗：“映月回雕扇，凌霞曳绮衣。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欢馀夕漏尽，怨结晓骖归。谁念分河汉，还忆两心违。”也是如此。
此外，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节日，其独特的风俗节令也成为了唐代诗人歌咏的主题之一。
七夕又被称为“乞巧节”，在这一天，女儿们在家中供奉瓜果，向织女“乞巧”，乞求穿针缝衣的技巧，也乞求爱情的幸福和婚姻的巧配。“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在《乞巧》一诗中描述了长安城中家家乞巧穿针的盛大场面。崔颢在《七夕》一诗中这样描述七夕乞巧之盛况：“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妇女们借七夕乞巧，虔诚地向织女乞求，祈祷自己的心灵手巧，婚姻美满。祖咏《七夕》：“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描写的就是妇女们在自家庭院摆满果盘，向月穿针，乞求自身可以精于女红、聪明灵慧的真实场景。“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妇女们还通过相互争巧表达内心对手艺灵巧娴熟和家庭婚姻幸福的迫切渴望。七夕乞巧的风俗，在唐代非常普遍。罗隐《七夕》：“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写的就是妇女排队依次穿针拜月的生动情景；而刘言史《七夕歌》：“碧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则是表现妇女摆彩盘，向花求乞蜘蛛丝的真实场景。“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在唐代的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是妇女在自家庭院之中望月跪拜，穿丝乞巧。尽管具体的乞巧方式略有不同，但祈求通过乞巧获得灵秀和幸福的愿望则是相同的。
唐代还有七夕曝衣的习俗。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曝衣何许曛半黄，宫女提玉箱。”可以看到当时宫廷七夕曝衣的盛大局面。所曝之衣多华丽绚烂，体现出当时宫廷豪华、奢靡的生活。此外，沈佺期《七夕》诗也有“月皎宜穿线，风轻得曝衣”的描述，这是唐人七夕特有的一种风俗。
七夕诗表达了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也留给了文人墨客以无限的心灵遐想。在七夕诗中，我们可以深切体味唐代深厚的文化内蕴，也可以品读唐代七夕丰美的民俗内涵。
参考文献：
［1］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
［2］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
女孩送男孩的七夕礼物魔幻变色马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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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七夕节习俗乞(期)巧技
在中国古代，七夕节是名副其实的妇女节。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七夕节的初衷，就是为了祈祝提高女子针织技艺的。在古时，七月七日是姑娘们翘首向往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姑娘们就在夜色来临时设置香案，供奉瓜果，向织女暗暗祈祷，以期能让自己的针织技艺大幅提高，与日俱增。可以说，在七夕节设立的当初，即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乞巧祭祀活动。
在七夕节，除了乞巧祭祀外，古代的女性也会通过“月下穿针”的竞技活动来庆祝七夕节。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唐代以后，七夕乞巧的风俗大为盛行。据说唐玄宗时期为了庆祝七夕节，特意建造乞巧楼，并在七夕之夜置办美酒瓜果祭祀牵牛、织女星后，将九孔针、五色线赐给宫中的妃女，让她们借着月色以穿针引线为竞技，并以能熟练穿过针线的人为“得巧”。古代的七夕节也有“丢巧针”的占卜性游戏。据说在宋代，流行“丢针乞巧”的活动。每逢七夕夜，人们便盛一碗水放置在月色星光下，然后有家里的女性将绣花针丢进水中并让它漂浮在水面，通过星光辉映下的针影形状来占卜判断得巧的多少。
乞(期)贵子
随着历史的发展，七夕节的节日内涵和风俗活动，也在随着时代并因地域的习俗而演变发展。据说在福建东部民间，无论是待字闺中的姑娘还是已成家的妇女都要在七夕节这天虔诚地求拜“织女”。一些新婚的女儿，都要在七夕这天回娘家参拜“织女”，并用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榛子等作为供品，向织女祈福早生贵子。而一些还未出嫁的少女们，则祈求织女能赐予自己以美貌，并且在将来能找个如意郎君。
有关七夕节的诗句1、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柳永《二郎神·炎光谢》
2、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3、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白居易《七夕》
4、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清.姚燮《韩庄闸舟中七夕》
5、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李清照《行香子·七夕》
6、向日穿针易，临风整线难。——唐.祖咏《七夕》
7、未得渡清浅，相对遥相望。——唐.孟郊《七夕》
8、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唐.罗隐《七夕》
9、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唐.杜牧《秋夕》
10、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孟浩然《他乡七夕》
11、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范成大《鹊桥仙·七夕》
12、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明.汤显祖《七夕醉答君东》
13、桑蚕不作茧，尽夜长悬丝。——晋《七夕夜女歌》
循此基点我们检视发现，有学者通过梳理《诗经》、《楚辞》、《史记》等古文献的文化脉络，已经把乞巧的缘起和秦早期传说联系在一起探讨。赵逵夫先生撰《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等一系列文章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发前人所未发：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乞巧风俗的源头在今天水、陇南毗邻连接的西汉水流域，辐射地域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陇南（中心在天水）十四县。我以为该研究解决了唐以前乞巧风俗在陇南发源和流行的主要问题。因之，我们有必要观照唐宋七夕诗文所反映（包括间接反映）的乞巧风俗在陇南的流传情况。
丰富的唐宋七夕诗文，为我们考察乞巧在陇南的流传提供了全新视角：唐宋诗文亦秉持乞巧为秦人风俗的观点。唐陈鸿《长恨歌传》说：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从此文字看，唐人就已经认定了乞巧为秦人风俗之说，并且由秦民间传至宫廷，并且风行起来以为时尚。白居易《长恨歌》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描述的是唐明皇时期李杨恋情的文学母题，如何包涵关于七夕夜祈祷苍天私语心话等更隐秘的乞巧风俗情结。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述及乞巧风俗时说三拜毕，楼针于月，衽线于裳，特别相似于今天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风俗的有关环节。李商隐《七夕偶题》诗：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反映的就是民间普及乞巧风俗的盛况。
唐末五代秦州长道县人、时有诗窖美誉的王仁裕在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卷下有笔记文《蛛丝卜巧》：
帝（唐明皇）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 《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到底是民间效仿皇家，还是皇家得乞巧民俗于民间？王仁裕对此未加详考。我以为二者互为影响，就形式而言，如修建乞巧楼、陈瓜果酒炙、动清商之曲，民间或许要效仿这种气派和风度，但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一定是来自民间的朴 素乞巧形式。无论是宫娥还是民女，七夕是女儿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她们都渴望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手，这一点是共同的，是内涵共质的。
至唐宋，乞巧作为乞求做针线纺织技艺传授风俗，已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入俱习之，汉高祖刘邦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嫁扶风段儒为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后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唐代徐坚撰《初学记》载：汉文帝窦后少时秃顶，七月七日家人都去看织女，独不准她去。（《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都说明乞巧风俗在汉代宫廷和民间是互为影响的，这个影响的覆盖面肯定包含在天水郡、武都郡的范围，即今陇南境内。唐崔颐《七夕》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是这种互动影响宏观视角的文学表达，而唐代神童林杰六岁时的《即赋乞巧诗》：七夕今宵看营霄，牛郎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百条（《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描述民间的乞巧节如何盛况空前，陇南当然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可以把南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合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看成是乞巧风俗由北向南扩展的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民俗学推进。实际上，从唐朝到明清，陇南民间尤其是西汉水流域的西、礼地区农家妇女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乞巧活动，最能对抗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部分乞巧民俗被保存甚至流传了下来。
和六朝七夕诗文相比，唐宋诗文反映陇南（陇右）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唐代诗文中，乞巧的民俗故事演化成了对现世人生的奇变。唐代冯翊《桂苑丛谈史遗》载采娘乞巧事：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舆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母娠，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即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此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荒诞色彩，但乞巧深意涉及生儿育女且男子胜过女子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世俗社会的认同。此种观念在今陇南西汉水流域极其牢固，在这里，乞巧民俗渗透到了比民间故事更深厚的意义能指层面，令人深思。杜甫《牵牛织女》诗从反民俗的视角，善意地告诫待嫁女子，在娘家要加强修养、勤学女红，可以给这个故事作为另一个折射面的注脚。
陇南乞巧民俗中的女子对未来殷切的期望，是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天女。西、礼两县七夕乞巧特别重视祈求的真诚，这是乞巧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敦煌曲子词中《五更转七夕相望》说明乞巧民俗中乞婚姻事象，表明了女子们希望在七夕时能得到织 女的赐福，能够爱情长久，将来有所依托。一些唐诗作品对此作了委婉的注解：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今日云 輧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这些作品表现了女子在乞巧时的殷殷之情，表达了不同的心理愿望，但都可归结到祈求家庭生活幸福的层面上。这些，在我们对陇南乞巧民俗的展演活动中可以找到答案，而且通过观察她们在乞巧民俗事象中的奔放、喧闹中展示个性，同时也从她们祈求婚姻幸福的层面，看出她们拘谨的心理意识。柳宗元《乞巧文》对此略有说明：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饘 饵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绥，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纴 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此文借女隶之口说出，这种灵巧的具体表现是精于女红，然而精于女红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意义即在于女儿们最切身的利益婚姻和家庭生活。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形象信息的感受和加工，创设出了七夕乞巧的浪漫氛围，呈现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贯通和混匀效果，并将其流布于现实生活。陇南现存乞巧风俗，正是对唐代这种情滞于心乞巧文化的存储和再现。
宋记载乞巧习俗有文称：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傍晚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富贵，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树，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头列拜，乞巧于牛、女。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
宋人这种无论富贵，都穿新衣的盛况，在今陇南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得巧方式发生了变化。陇南西、礼县的得巧已经转化为对生活的巧为、现世的巧思方面。《西和乞巧歌》道：擀杖一滚月儿圆，提起一口吹上天。提银刀，切细面，一攒一攒像丝线。是赞誉巧女的厨房做饭手艺；大姐力猛虎生风，二姐高起龙翻身。三姐轻飘鹰点水，四姐长裙龙摆尾是用夸张的描述表现姑娘们乞巧的歌舞水平。背后官个个像凶犯，害了陇南十四县；当年乞巧的全散了，眼泪流成长线了。反映了官民之间尖锐的矛盾和乞巧民俗流传的种种艰难，这与唐宋文人笔下的一般描述有相承之处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诗文的思想情感在士气激扬的唐代，显露了诗人对乞巧民俗的关注；而宋人沉著于坚持，将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理念和事件踵事增华，对今天陇南乞巧民俗流传影响直接。陇南乞巧民俗的流传，沿袭唐宋就有的游戏娱乐功用，不论是祭拜仪式，还是穿针引线、丢巧针、丢巧芽等，其实都是一种游戏性质的妇女自我确认形态。这可以从以下唐人诗歌中窥见一斑：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蝉娟。铜壶漏报天将晓，惆帐佳期又一年。
七夕今霄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唐宋民间乞巧的妇女自我确认，社会性特征比较明显，群姝同乐，家家乞巧，但闺阁之中的仕宦女子，似乎表现得要复杂很多，自我角色认同和心境、情绪关系密切。李清照《行香子》词云：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当民间万家乞巧，人神同乐之际，词中抒情主人公感受的是人间天上愁浓，乞巧兴致全无不说，就是她所处的环境，也幽清得有些凄凉，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再如朱淑真《七夕》诗：
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哪得功夫赐巧丝。
当民间万家乞巧，众女祭拜之时，作者渲染织女（巧娘）忙于贪欢笑而忘记给凡间女儿们赐巧，一扫牛女悲欢离合，以冷语嘲天孙，戏谑世人，虽娇嗔不失温婉，但冷清氛围还是漫于纸背。朱淑真《鹊桥仙》词：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相较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她在叹惋牛女离多聚少之际，也在品味着自身的情感纠结，炼句未用婉语媚语，却在真率直接中倡言朝暮相守，少有分离，并不赞同秦观所指。
陇南乞巧把民间这一种女儿角色的自我认同继承了下来。《西和乞巧歌》有这样的内容：
豆芽芽，麦芽芽，把愿许给巧娘娘。根根豆芽根根线，大红绸子缠一转。金芽芽，银芽芽，今儿个献给巧娘娘。今儿个桌上献一献，黑了掐着想心愿。一碗凉水大家喝，扎花的丝线各扽各。提上笼子才下坡，迎面碰着个学生哥。
这些巧俗歌语，表现了乞巧女儿们对自身的角色认同和确指，由此可以窥见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农耕社会通过不断认同身份和角色，使男女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各安其位，以便维持男耕女织的正常社会生产秩序，陇南西和、礼县长期处于黄土文明之农耕文化的浸淫之中（至今许多村户大门门楼的楣额还是第、读、耕的三字箴言），传统耕读思想还较深入人心。从上述歌词可以看出，陇南乞巧民俗文化是女儿们在乞巧活动中反复认同自己身份和角色的同时，把自己内塑（内化）成文化的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的文化人。需要我们明确的是，唐宋沿至元代士大夫阶层脱离了农耕文化的主旨，反而贬抑乞巧的这种男耕女织分工的女性角色认同，如梅尧臣《乞巧赋》、杨维祯《乞巧赋》等，明显就是贬巧扬拙的载道之文。吾学圣人之仁义，尚恐没而无知，肯乞世间之轻巧，以泪吾道而夺吾之所持。
所以，陇南西和礼县保留的厚重农耕文化是乞巧民俗事相得以自唐宋以来留存的精神基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妇女解放和她们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达到男女平等，当代工商业文明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渐次湮没，还有社会分工和男女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那种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女性单一织作角色已无可挽回地失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乞巧民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土壤，作为非物质文化保存的乞巧只是以文化民俗的标本或化石形式幸存了下来，这里显现了历史规律的必然和不可挽回的无奈。
对于陇南西和、礼县农村的妇女来说，她们在乞巧活动期间的朦胧星月，从针线、日影、清水等琐细的事象中，还似乎可以直接感受到对未来吉祥的向往，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期盼。今天她们从乞巧活动的民俗事象来评判巧拙，预测未来，已经没有对过去那种凄苦生活的倾诉和交流，代之而来就是在嬉戏娱乐之中，释放憧憬生活的心理能量，获得对新时代环境的内心认知，实际上这种流传已经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去关注这一点罢了。
总之，唐宋诗文反映陇右（陇南）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宋人沉著于坚持，在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加之宋金对峙时期陇南（陇右）成为前线和要地，民俗活跃起来，乞巧也因之发扬光大，以足够的规模和独到的品质，终于在今天陇南的西和、礼县文化孑遗般地保留了下来，堪称一个奇迹，陇南留存了大量的乞巧唱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崇拜仪式，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其中的奥秘。
参考文献：
[1]罗文筠.中国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每年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
七夕别称“星期”。王勃的《七夕赋》“伫灵匹于星期，眷神姿于月夕”把星期与月夕相提并论，点出了一年四季中与亲情、与爱情相关的最美好、也最凄楚动人的两个夜晚。大约正因如此吧，后人便把男女成婚的吉日良辰叫作“星期”。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象一座天桥横贯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仙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静人深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七七情人节歌：《织女乞巧歌》，《乞巧歌》，《我爱你，就像牛郎爱织女》词曲：申宝峰。
【七夕节歌谣】
《织女乞巧歌》
乞手巧，乞容貌；
乞心通，乞容颜；
乞我爹娘千万岁，乞我姐妹千万年。
七夕节[qīxījié]
基本翻译：tanabatafestival
七夕节:Tanabata|DoubleSeventhFestival
七夕节的介绍:introductionofDouble-SeventhFestival
七夕情人节:ChineseLover’sDay[1]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历史久远，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那我们知道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1中秋节为什么叫中秋节_中秋节的主要习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21中秋节为什么叫中秋节“中秋”一词，最早于《周礼》：所谓中秋，是因为八月居孟仲季三秋之中，而十五夕恰为月中，所以八月十五被称为中秋，或称“八月半”。
从字意上说，阴历的春夏秋冬，也是以三个月为一季的，七、八、九三个月是秋季，七月叫孟秋，八月叫仲秋，九月叫季秋。八月正好是在秋季的当中间，八月十五又正好是仲秋的中间心里，所以叫中秋，又因为这天子的月亮是又亮、又圆、又满，有圆满的意思，所以又把中秋节叫团圆节。
原本，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礼记》上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在酷热的夏天过后，天朗气清，万里无云的秋夜天空，正足突显出月皎洁的光华。因此，每到秋天，天子总要到国都西郊的月坛去祭月。上古祭月的礼仪，很可能就是中秋节的起源。
中秋节正式成为岁时节日，应起于唐朝，唐书太宗纪，以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以后就成为年中节日，至宋代更为普遍，常在中秋举行欢宴的活动，到了元末明初更具有创新的意义。
中秋有二种算法，一是依据四季算，因四季之中，七、八、九为秋，八月十五居秋季之中，故称中秋;另一种算法则依据节气，按照二十四节气，一季共六个节气，秋季的六节气分别是立秋、处暑、百露、秋分、寒露、霜降，而秋分则是秋季之中;而秋天正是人人辛苦耕耘之后的五谷丰收、团聚庆祝的季节，因此，家家拜祀土地神，答谢神的保佑，于是出现一系列仪式和风尚活动，此外加上我国古代即有拜月习俗，因此由祭月、拜月逐步演化出赏月之风。
中秋节原分为三部份：八月十四日为“迎接”，八月十五日为“正节”，八月十六日则叫“余节”。如今，大家都在八月十五日“正节”吃月饼、过中秋。
关于中秋节的来历1、“嫦娥奔月”的传说
嫦娥奔月后，后羿日夜思念，便让侍女在月光下摆上供桌，上面放着嫦娥最爱吃的各种水果。邻里乡亲也在自家院内摆上供桌和水果，祝福美丽善良的嫦娥。
从此以后，年年如此，代代相传。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月下供奉嫦娥。由于这天时值中秋，所以，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中秋节。
2、起源于古代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活动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春播、夏收、秋获、冬藏是主要的劳作活动。土地收成的情况，对于以此为生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人们对于土地还有深深的敬畏之情。每到春天播种之时，都会祭祀土地神，祈求土地神赐予五谷丰登，这种活动被称为“春祈”。
到了秋季，正是收获的季节，也要祭祀土地神，拜谢神的庇护，称为“秋报”。八月十五是秋季收获的季节，各家都要拜土地神。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3、与古代的祭月风俗有关
春分祭日，秋分则祭月，自古以来，秋分就是传统的“祭月节”。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现在的中秋节就是由传统的祭月节演化而来。
有确切的史料表明，最初的“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无月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
中秋节的主要习俗一赏月(玩月)：文人月下吟诗对诗，赏月，喝酒，聊天。民间月下踏歌，月下歌舞、月下。
二荡秋千，喝酒，月下男男或女女结伴出走，又叫“踏月(采月，滨江采月)”在月下踏歌吴地有走月亮、走三桥之俗，就是在月光下出游，走过至少三座桥。
三赏桂：桂树下赏月，吟诗，喝酒。
四拜月：妇女拜月。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中秋佳节诗句1、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2、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3、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皮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4、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苏轼《念奴娇·中秋》
5、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辛弃疾《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客...》
6、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李峤《中秋月二首·其二》
7、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