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实验主义 实验科学实践哲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实验主义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进路，该进路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理论优位，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实证的基础。本文试图对新实验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贡献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症结所在。
20世纪的传统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科学理论、命题、语句、意义等语言分析层面。20世纪50年代，观察和实验的角色被普遍认为仅仅是“产生并检验理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实证主义者认为观察和实验是“理论负载”(theory-lad—en)的。然而，无论是对观察及观察术语进行辩护还是攻击，以往的科学哲学家都忽视了实验室工作的真实本质。忽视了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将毕生精力用于各种实验上的事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才开始对实验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掀起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热潮。
首先在哲学上付出努力的是伊恩·哈金(Ian Hae-king)。他在《表征与介入》(Representingand Interve-ning，1983)一书中研究了实验的基础地位和意义，深掘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特征，试图纠正极端的理论优位倾向，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板正被理论优位扭曲的科学观。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t3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obeAckellKnll)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1989年，罗伯特·阿克曼在为富兰克林的7he Neglect of Ezp写书评时，明确地以“新实验主义”(The New Experimentalism)为题，首次把通过实验为科学寻找适宜的基础的科学哲学的趋势称为“新实验主义”。进入z0世纪90年代之后，布克沃尔德(J.Z.Buchwald)、海德尔伯格(M.Heidelberger)以及斯坦勒(E.Steinle)对实验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历史、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详细描述并分析实验，这些努力大大丰富了新实验主义的实证研究。2003年，拉德(HansRadder)主编的《科学实验哲学》从哲学层面对实验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成熟细致的哲学论述。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实验主义已经相对成熟，其主要涉及的哲学问题包括：实验的物质实现，实验与因果性，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理论在实验中的角色，建模与(计算机仿真)实验，使用仪器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等，而其中对实验活动的分析及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新实验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新实验主义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其一，新实验主义打破了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长久以来，科学哲学家们思考的通常都是理论，而忽视了科学实验。实验被认为是依赖理论或范式的，不可能独立于理论的形式维持其生命，因而遭遇冷落。通过新实验主义的相关研究，我们重新认识实验的本质及其作用，从而部分地恢复实证主义的观点，使科学哲学重新脚踏实地。
其二，新实验主义重新认识了实验与理论的关系。哈金、海德尔伯格、拉德等人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即是哈金提出的“实验拥有其自身的生命”(experimentation has a life of its own)。它蕴涵了四个主张：(1)实验的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rices)不仅包含观察和观察数据，而且总是包含着实验的执行、实验过程中的技巧使用及对实验的科学意义的理解；(2)实验工作不是简单地检验或解释理论，而是对来自实验本身的目的、机会和约束条件的一种回答；(3)实验及其结果的哲学意义不局限于也不取决于对它们的理论解释；(4)实验过程中经常产生或伴随着新的人工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普适的自然规律的例证。这反映了新实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实验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人们对自然的干涉活动，在干涉中与世界进行交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实验创造出新的现象，其哲学意义无法通过其对经验和理论的表征作用得到充分的表达。这种观点极大地冲击了后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所有观察都负载着理论”的立场。
此外，梅奥从细处着手，从“话题性假设”(TopicalHypotheses)和“错误”的地方性差别讨论了哈金的“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的三层含义。富兰克林在《对实验的忽视》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粒子物理学中那些实验的奇妙的实现方式，试图证明依赖于实验室的理论是可能的。伽利森在《气泡室与实验场所》一文中。讨论了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各种各样的实验工具如何给实验实践和实验室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分析了实验对理论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
其三，新实验主义在科学实在论上的观点有助于建构实践的实在论。虽然新实验主义者并没有解决科学实在论问题，但他们承认实验活动和科学活动的多样性，从实验介入的角度给予科学实在论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例如，哈金指出，在表征层面上无法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只有离开表征层面，从实验中认识世界，才会发现实在论的坚固根基。实验不是思想或理论，而是“做”；不是用概念去做，而是用特定的工具干预、介入、影响并改造对象。如果实验干预、影响、改造的对象达到预期的结果，那就证明了它们的客观实在性。理论实体的最初提出，可能完全是假设或猜测，只有当我们了解它的某些性质及其与其他对象的因果关系，并据此建造出某种仪器以干预它们而得到预期的结果后，它们才是实在的实体。因此，只有能操作实体对其他对象进行实验，实体的实在性才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实验研究为不可直接观察的实体的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对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而言，新实验主义是一剂清醒剂。然而，新实验主义在兴盛后，却没有形成被英美科学哲学界认可的态势，实验研究成为科学哲学认可的主要论题的期望并没有实现，《科学哲学》(Phi—losophyo，science)、《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 Journal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科学哲学界的核心期刊对实验的关注始终比较少。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来自传统科学哲学的障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新实验主义本身的问题。
就表面看，新实验主义目前仅仅代表了从哲学层面对实验进行研究的一种趋势，其文献分布领域比较分散，(在传统科学哲学家看来)其文献的历史叙事和描述居多，而哲学分析和说明似乎不足。也就是说。新实验主义主要借用了历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富有成效的方法，案例研究成为它的一个支撑。例如，古丁通过分析法拉第的电流磁效应实验、赫兹的电磁效应。而哈金则通过对显微镜的放大作用进行分析，来说明实验观察本身就介入着实在，而无须高层理论的渗透。因此，在传统科学哲学看来，这类研究没有上升到某种理论层次。他们始终认为，观察和实验是一种实践，实践是为理论服务的工具，在文本上没有痕迹。因此，就表象主义看来，实验没有什么可分析的，观察和实验已被“证明”是理论负载的。因此，只要分析理论就够了。
从深层次来看，新实验主义本身的逻辑也存在不一致之处。诸如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科学实践的作用地位的问题，在新实验主义那里还没有形成逻辑上完全一致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逻辑缺陷：
第一，论证和强调实验有自己多种的独立生命，并不意味着理论不具有自己的生命。一方面，当伽利略将他的望远镜指向天空时，他并没有关于木星卫星的理论要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理论一旦作出。就会继续指导后来的实验研究，并且指点着发现。例如。谁也无法否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见推动了爱丁顿考察日食。事实上，实验与理论的确存在着辩证的复杂关系。在逻辑上，证明存在某个A=C，只否认了所有的A都是B，并没有证明所有的A都是C，新实验主义没有表明如何能够从科学中排除理论的作用，这是新实验主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新实验主义力图从证明实验具有更基础的地位的观点出发，证明实验与理论是可以两分的，但是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两分。我们从新实验主义证明存在没有高层理论指导的实验来看，的确存在与理论两分的实验，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两分。正如当年逻辑实证主义以全称命题形式表达经验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被存在一个观察或者实验是渗透理论、负载理论的证据所击破一样，试图通过实验’观察与理论两分的进路，恢复实验和观察比理论更为基本的经验主义研究也是不成功的。
第三，虽然新实验主义认为实验更为基础，但是在有些新实验主义者看来，它的基础性作用，仍然是为理论表征服务的。新实验主义虽然把实际的实验实践之细节带入到科学说明中，但是仍然囿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表征主义说明框架中，这就无法以实验概念替代以理论概念为中心的传统科学哲学的说明模式。表征作为实践的结果要比实践过程更为重要，实践只有把结果呈现为文本表征出来，成为一种存在陈述或者观察报告，才具有“言说”资格。因此，在新实验主义那里，实验与观察都没有在最终意义上离开表征主义的影响。
第四，向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回归，不被科学哲学家所接受，也影响了科学哲学家对新实验主义的认识。新实验主义者，如哈金、古丁、梅奥等人，花大力气下功夫重新检验了科学史上的一些实验，发现了实验干预、交叉复核、误差控制和消除方面的实验作用，表明实验对于理论的选择、理论改进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使得科学在整体上呈现出进步的态势。这种进路表现得更像是要向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进步的积累观回归。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积累观被认为是存在诸多问题的，是已经被历史主义的革命观推翻的观点，除非这种新实验主义的积累观有更多更新的证据和极为充分的论证，否则，新实验主义的论证就不为人所重视。
几乎在新实验主义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从实践解释学的角度研究实验室里实践活动的另一科学实践研究方向，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劳斯(J.Rouse)。新实验主义和科学实践解释学都把关注点放在实验室的实验实践，而不是理论体系，这两个方向并行而合成了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科学实践哲学的进路把科学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活动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的结构、主要特征和规范性作出分析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不仅以科学实践为出发点，一改理论优位的传统，而且重新审视了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如科学说明、推理、因果性、科学实在、科学划界、科学发展模式等，并将这些经典问题同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相关研究领域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实践和活动的维度进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
科学实践哲学接受了新实验主义的“实验有自己独立生命”的观点，更正了新实验主义将实验与理论继续两分的认识，从解释学角度把理论与实验都纳入科学实践的范畴，认为理论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也同样是实践活动，与科学实验没有本质性区别。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理论与观察实验两分引起的问题。通过对实验实践的探索，初步消解了实在论问题，即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系统之间的通达问题，指出真正的实在是实践者通过实验实践介入与操作从而产生新现象改变世界来达到，而不是通过语言表征来实现的。科学实践哲学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未细致化和未达到逻辑一致性的工作，其解释学方向通过引入海德格尔实践解释学关于人的实践介入世界的方式较好地推进了这些问题的研究。
科学实践哲学与新实验主义相比，在观察与实验之间作出了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区分，更加强调了实验，因为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做事，都是人与自然打交道，实验作为直接介入建构世界的做事比旁观更为重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传统科学哲学和新实验主义看来，观察可以还原为存在陈述(即一种有限表象)，而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观察也是一种介入世界的活动。理论构造过程也是一种科学实践活动，理论比哲学家通常所理解的更具实践性和技巧性。
1.1传统和文献研究结合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比较
将经济管理学院2010级公共管理、物流专业共56名学生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两组均同步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试验组在传统教学进行同时实施文献教学法，在文献教学法实施之前,向学生开设文献研究方法讲座，学生根据自我兴趣选择与中医基础理论相关文献进行网上检索，收集文献并整理，之后撰写论文。完成传统教学法内容和文献研究结合教学法内容后，对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理论考试。两组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试验组最后成绩以理论考试成绩与论文成绩作为评价指标，理论考试和论文成绩各按照70%和30%计入总成绩。两组成绩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试验组的平均成绩是86.54，对照组的成绩是77.26，统计结果表明，试验组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1.2传统和自主授课结合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比较
将经济管理学院2010级信息、英语专业共54名学生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两组均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方法，试验组在传统教学的同时，实施学生自主授课方法。学生自主授课方法主要在传统教学进度的前1/3后进行，此时教师限定一定课时数，由试验组学生自主选择讲授内容，自主选择授课方式，每位试验组学生都要参与授课，进度和时间由教师全程控制，教师在学生自主授课结束后，总结和梳理知识体系，并对授课的学生进行点评和打分。试验组最后成绩以理论考试成绩和自主授课打分作为评价指标，理论考试和自主授课成绩各按照70%和30%计入总成绩。两组成绩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结果证明，试验组的平均成绩是88.23，对照组的成绩是75.31，试验组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有明显差异。
2对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法改革的认识
2.1培养成就意识促进知识掌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的，情境的创新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1]。通过对中医药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法改革，培养了学生的成就意识，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学的兴趣，2010级公共管理、物流专业的学生教学法的改革试验充分证明，传统教学和文献研究结合教学可以促使学生提高对中医学基础内容的认识，勤加思考，激发学生探索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求知欲望，同时促进学生利用学校网上图书馆资源拓展知识广度和深度，通过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尝试撰写论文，最终获得中医基础知识的深入理解，享受成功的喜悦。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法的改革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成就意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达到学生主动要求学习中医知识，主动探求中医知识的目的。
论文摘要：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知识观，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分析，认为人文价值的缺席导致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对逻辑分析与实证精神的绝对化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自身理论的困境。
1 纯粹的科学知识观与统一科学观
作为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的产物，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从经验数据得到的规则，并且能够被经验数据所证实，因而与客观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经验性、客观性、可证实性。科学知识必须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而且是以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逻辑分析的结果。石里克说：“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它们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所以，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如此一来，科学就是形式化的，逻辑推理性的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同时是客观的，是与价值中立的，不存在价值判断；科学的语言是表述性的，可被证实或证伪，表述经验事实，不表达个人情感。“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一科学。“科学之为知识理论体系，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本质上而言，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而科学的统一建立在物理主义之上。“一切自然定律，包括对有机体、人类和人类社会有效的定律，都是物理定律也即为解释无机过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逻辑推论。”。所有自然科学外的科学，都不过是“统一科学”的一个部分，而“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为物理描述的语言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所描述的事件可以被一切使用该语言的人们所观察(经验证实)。
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里，可以看到，科学“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而忽视了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因素。然而，科学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作为观察者来讲，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不同的知识构成，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角度，所观察记录到的经验数据都是渗透着价值判断的。“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对于同一客观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如爱因斯坦所言：“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通道，只有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汉森则提出是“人”的眼睛在观察，“观察渗透理论”。完全独立，中立的不掺有观察者个人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的，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用物理语言统一科学的主张否认了自然科学的人文价值，以及人文精神对科学的作用，事实上缩小了科学的空间并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将自然科学与其它科学文化之间横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加塞儿说：“哲学家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由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任由物理学把它摆弄。”——事实上，其他学科何尝不是如此呢。
2 直线累积式的科学发展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被称为“中国套箱式”的发展观。所谓套箱，就是一套容积逐个递增、依次套装的箱子。培根的归纳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归纳的结果，如不停增高的金字塔。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这个观点的同时，把简单的归纳演变为了“经过逻辑推理，且有较高的经验证实概率依据”。就是把科学的发展看作是经过逻辑推理和经验证实(当然这里的证实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强证实到弱证实再到概率标准的发展演变过程)的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的累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科学的发展并不否定曾被证实的理论，被经验证实后的某个理论只是被新的理论吸收或通过逻辑演绎被纳入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新的理论之中，这个新的理论没有原来的理论/规律所包含的概念。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证实了的科学理论的积累、归并的过程。
不可否认，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不断进步的趋势，也揭示了科学理论变革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其科学观中人文价值的缺失，科学既然只是知识的累积，也就无所谓科学理论内部的变革与科学框架的变化。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看不到科学发展的革命性进步，忽视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只看到科学发展中量的积累，却忽视了质的飞跃。爱因斯坦说：“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近来，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这里，爱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3 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的科学方法论
正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所认为的，经验的科学知识首先通过逻辑分析得以“澄清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同时命题的含义就是他被证实的方法。艾耶尔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陈述被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的观察所检验”。即所谓“经验证实原则”。
逻辑分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通过对语义的逻辑分析，确定科学命题的概念和意义性条件，二是通过对句法的逻辑分析，建立形式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现代科学带来了科学思维的转变，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精确的具体的概念来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只有掌握足够清楚的基本概念，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石里克举了爱因斯坦“从分析时间、空间陈述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来创立狭义相对论的例子说明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加以澄清的重要性。但是如此一来，所有的自然科学外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都被科学一脚踢了出去。因为他们的概念是体验意义上的，表达个人的一种主观情感，不是精确的客观的概念，“没有逻辑的内容，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同时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成了每个理论彼此孤立，互不干涉的独自发展。每个理论都在自己的概念基础上独立存在，科学理论的发展只需要不断的发展自己的概念，语言是所有理论之间的联系的媒介。科学的进步与科学传统、历史背景或者科学家自身的情感、意志便没有了关系。对此抱有怀疑的布鲁尔在1976年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理论，其核心就是科学知识是要受社会影响的，作为知识，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尤其是以当今大科学的时代的视野下，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片面了。
经验证实原则是科学命题的意义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除了数学和分析命题，其他命题必须是可以被“经验证实”时才有意义。证实原则从被提出便不断受到质疑和反驳，也在不断的被修正和退让。卡尔纳普提出了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但是由于逻辑命题本身的有限性，导致了间接证实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在波普尔的批判下，卡尔纳普提出用“可检验性”来代替“可证实性”，即可能事实上无法被验证，但“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后来艾耶尔提出了针对“强证实”提出了“弱证实”，即不完全的证实，或然的证实。莱辛巴赫又提出了概率意义说：“可以绝对地加以证实的命题是没有的。因此，一个命题的真值断定纯属虚妄，它只有在理想的科学世界中占有地位，而实际科学不可能利用它。实际科学倒是始终应用权的断定。我们认为高权相当于真，低权相当于假，中间区域称为不定。”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涵义的演变，恰恰表明了证实原则的脆弱。同时证实原则本身也存在着悖论，比如，不管是从实际的可证实性还是原则的可验证性，从强证实的角度还是弱证实的角度，证实原则本身该如何被证实呢?如果本身不能被证实，那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了；同时作为全称命题的自然科学规律，事实上是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的，如此一来，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要被否定。
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悖论使他们陷入了困境，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了实用主义。证实主义的原则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主观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经验，终究还是人的主观经验。以主观去验证一个命题，如何保证命题的客观呢。
4 总结
综上，我们看到，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中包含着很多积极因素。他将数理逻辑与实验观察结合起来，探讨了对概念进行澄清的步骤，把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和对于意识的独立性作为一种既定前提，致力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追求知识的准确与可靠，把传统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发展为严谨的数理逻辑方法论，这种思维对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操作有着积极地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精神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但是人文价值的缺席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观上割裂了科学的历史人文背景，用物理主义统一科学，忽视了科学与文化的联系，抹煞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把科学简单化为有意义的命题，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科学知识观；从科学的发展观来讲，未能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看不到科学革命的机制；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对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忽视，以及作为方法实施者的人的主观性的回避，对逻辑分析和实证的绝对化更是直接导致了自身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针对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09级本科生选题结果进行统计,关于调查研究的选题占82.5%,与往年基本一样。特定的选题内容决定了后面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中尽管有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余方法并未真正使用,流于形式。出现以上情况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的学生研究方法能力掌握极少,平时学习中教师没有教给学生一些常见研究方法,仅有极个别学生参与到任课教师课题研究项目,经历一些研究学习,掌握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而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方法仅仅从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中零星掌握一点,且缺乏实践训练,因此自身论文设计中只能选择文献资料法及问卷调查法,而文献资料法是学术论文研究最基本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因而学生论文主要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论文也是对调查数据做一个简单归类,进行定性描述,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能力的不足反过来也限制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内容很少涉及,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应用偏少。客观方面,地方院校体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本身科研能力有限,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上缺乏有效指导,另外学校毕业论文规范中对综述性文章比例有一定限制,因此学生更多选择调查性研究论文,但本科生具备的理论水平有限,难以在拟定选题中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单一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2“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局限性
直到1991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第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才在限制选修的课程模块中,设置了“体育方法学”课程,并明确规定在第8学期安排“科学研究与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4]。2003年教育部出台新课程方案中“体育科研方法”规定为一般必修课程,但不硬性规定学分、学时,明确其为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程,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培养体育科研的能力[5]。“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掌握,撰写毕业论文至关重要,但目前唐山师范学院相应课程教学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点,对课程的重视度不够,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大纲虽然将“体育科研方法”列为必修课,但考核性质安排为一般考察课,平时和期末考核比较松散,学生简单完成一个考核作业即完成任务,大纲修订时学分、学时的调整比较频繁,效果不理想。第二点,课程安排和“体育统计学”重合较多“,体育科研方法”课程和“体育统计学”课程学时都安排为32学时,两门课程在研究方法的章节教学中重合较多,较多内容重复教学,而且两门课程都是以课堂理论面授为主,内容枯燥,课后实践较少。第三,教师执教能力有待完善,同其他院校类似“,体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由本专业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该课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不但要掌握一定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对本学科科研特点及学术前沿要有深入理解,但近几年教学工作以青年教师为主,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学习,只是根据自身优势科研方向对“体育科研方法”进行一定角度的阐述,而且以理论性灌输为主,与体育科研实践结合较少。结果就是授课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需要不相符合,如教师讲授很多调查性研究方法,一旦学生选择应用实验法相关题目,论文如何撰写就将极大困扰学生,不得不求教指导教师。
3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引入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3.1选题内容可行性分析
体育学属于交叉性学科,各专业均涉及大量文科及理科课程。根据黄汉升[3]对2004-2009届全国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认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是学士论文中总体质量较高的文章,选题能够反映该学科热点问题,实验设计较严谨,仪器比较先进,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较强,优秀论文多集中在运动生理、生化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虽然培养方向不一样,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依然保留大量自然科学类必修课程,可以从理科方向选题去探索体育实践问题,分析动作技术特点,可以从运动生物力学方向选题,涉及人体机能评定,研究评价方法可以从运动生理等角度选题。但体育教育专业选题一大问题就是大量重复,选题困难,无新意和亮点,实验方法应用太少,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近几年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存在同样问题,学生选题追求简单、易写,以学校体育调查类选题为主,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极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理论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去深度挖掘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的内容,不敢有质疑,不了解通过何种渠道去获取文献资料,因此对此类选题不敢涉及,实践访谈中有学生对大学生减肥方法感兴趣,但考虑到要进行实验设计,使用体成分仪进行测试获取数据,还要进一步统计分析,感觉困难,选择放弃。此类情况不少见,实际上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要求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并不复杂,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尤其是理论课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思考,扎实掌握理论基础。其次,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不足,学生实验课学习不够扎实,不能利用现有条件去设计实验思路,还有一个常见原因,那就是学生有良好的实验基础,但不了解此类选题而遗漏,个别地方院校教学和毕业工作思路较为保守,墨守成规,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以稳为主,很多指导教师并未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方向去选题,一届照搬一届,选题内容上无新意,没有突破。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针对以上情况,2010年开始引导学生选择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并进行精心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进行合理实验设计,个别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学习,取得不错效果,证明利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设计完成运动人体科学类毕业论文是可行的。例如,有学生对运动性疲劳评价感兴趣,设计体育课后各类恢复手段对疲劳消除影响的实验,测定不同方式恢复方式后人体心率、血压和血乳酸的水平,实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取得良好效果,观察到了积极性恢复手段的应用起到加速心率和血压恢复的过程,学生通过论文的完成也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另有学生选择应用性研究,比较不同力量训练方式对跆拳道大学生运动员下肢肌肉爆发力的影响差异,取得预期效果,论文均入选本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以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采用实验性、测量性等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条件,可扩大选题范围,提高毕业论文的研究价值和质量。
3.2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毕业论文引入实验性工作,一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表》及大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明确了高校实验室应具备的条件,目前我国体育类院校、师范类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建有实验室,唐山师范学院自2007年迎评以来,实验室经过扩建,添置先进设备和仪器,条件满足现有教学和师生的科研要求。实验室条件满足需要,但部分师生对实验重视不够,实验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仪器利用率不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实验室的利用,这也是学生毕业论文利用实验室较少的原因。理论课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人员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首先思想上予以重视,不能把理论课实验边缘化,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主动利用实验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工作中,使其熟悉实验,喜欢实验,有能力完成运动人体科学选题论文。学院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师生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提高科研水平。以前学生毕业论文大部分是问卷调查类型,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利用率不够,实质上与院系整体科研业务水平不高相关。不但实验教学人员科研业务水平要提高,其他理论教学人员也需要熟悉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室加深了解,熟悉相关仪器的原理和用途,形成普遍能够指导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选题的能力,建议定期培训师生了解实验室具备的条件和功能定位,也可通过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学术讲座给师生提供相关信息,要鼓励师生积极学习实验理论。
自从达尔文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发表以来，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和指责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实际上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远不止于生物学界。由达尔文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开创的达尔文主义给整个人类社会和全世界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挑战了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的传统观念，其影响至今仍然余波未息。虽然《物种起源》的出版早在科学哲学昌盛之前，但由于当代科学哲学家们始终以物理学为科学的典范，其讨论中有意无意地以物理理论代表科学理论，导致实际上达尔文主义?①在许多方面对当代科学哲学也形成了挑战。本文试图深入讨论这些挑战，以期引发思考。?
一?
在讨论之前先对要讨论的达尔文主义做一个界定。本文所讨论的达尔文主义指的是达尔文创立的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达尔文进化论。本文着重讨论达尔文主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挑战，而不讨论达尔文主义自身自《物种起源》发表之后的各种发展（如基因进化论和综合进化论）。因为笔者认为尽管有后来的发展，但是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核心：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没有改变，否则就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学说。?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对于科学哲学来说，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即科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要讨论科学就必须把科学和其他不是科学的知识区分开来。因此科学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和其他知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识的区分之上的。科学哲学以科学知识而不是一般知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不同于一般知识。以一般知识及认识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是认识论，而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则是科学哲学。认识论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而科学哲学则是现代的事，是自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获得自己独立地位时开始的。江天骥认为，先有独立的科学，然后才有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哲学[1]（p90）?②。
当代科学哲学家非常重视科学划界问题。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努力把科学和形而上学、非科学区分开来。但由于划界的困难，他们提出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变化。首先石里克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在他看来，科学和形而上学、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知识的“可证实性”。他说：“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只是持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检验其命题的正确性，这些检验后的命题发展成越来越确定的假说。这样，假说建立于其上的假设同时也在自然科学领域本身得到证实。”[2]（p451）鉴于实验证实在操作上有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石里克在此说的是逻辑的可证实性。即科学理论之所以为科学，在于逻辑上存在某种方法可以证实它。所以石里克认为“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3]（p39）。当然对于达尔文主义理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方法来证实自然选择如何使生物定向发展，从而产生新的物种。因此,以石里克的标准，显然达尔文主义不能算科学。?
卡尔纳普早期赞同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是概念和陈述的逻辑的结合。科学理论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建立在可以经验证实的观察陈述的基础上。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就是非科学，就是应该拒斥的形而上学。按照这种观点，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也算不上科学，因为它不是严格的逻辑体系，也不是建立在可证实的观察陈述之上的。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它不是像传统观念中的科学那样，先有许多经验观察事实，然后在归纳基础上得出结论。它的自然选择[4]（p95）达尔文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及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没有严格意义的观察事实为基础，达尔文能够作为佐证的只是家养生物的变异。他根据家养生物变异的人工选择和自然界的生存斗争，用类比的方式猜测出自然选择。他这样写道，“人类把个体差异按照任何既定的方向积累起来，就能使家养的动物和植物产生巨大的结果，同样地，自然选择也能够这样做，而且容易得多，因为它有不可比拟的长久期间去发生作用。”[4]（p97）后来，卡尔纳普把证实问题改为确证问题,把“可证实原则”弱化为“可确证原则”（principle of confirmability）[3]（p69-70），因为他发现“可证实原则”过分简单化，导致科学语言受到限制，这样不仅排除了形而上学语句，甚至把某些有事实意义的科学语句也排除在外。之后他又把此标准进一步弱化为“可检验原则”(principle of testability)。他提出，只要观察陈述能对某一科学语句的检验方向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可认为该语句是可检验的。那么按照逻辑规则建立在该语句上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然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既不能推演出可供检验的观察陈述，也不能推出检验自然选择的方向。因此按照卡尔纳普的“可确证原则”或“可检验原则”，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达尔文主义仍然不是科学。?
面对卡尔纳普的标准遇到的种种困难，亨普尔把对单个陈述的检验扩展为对整个理论的检验。而且他把卡尔纳普的单一的检验标准加以发展，提出了多元的检验理论标准：（1）理论表述的清晰性和精确性；（2）说明和预言经验现象的能力；（3）形式上的简单性；（4）理论被经验验证的程度[5]（p19）。那么，在许多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眼里，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没有精确的机制说明自然如何在变异中进行选择，也无法通过自然选择预言某个物种进化的方向，而且也无法被经验验证。即使它能说是有一定的简单性，但不能满足亨普尔标准的（1）（2）和（4）的要求，也难以被视为科学。?
波普尔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的静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动态的。而且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用证实原则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是不可靠的，因为完全归纳是达不到的，从而证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证伪是可能的，从而提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看一理论能不能被证伪。理论上能被证伪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和形而上学。然而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既不能如上所说地推导出可供检验证实的生物进化预言，也不能推导出可供检验证伪的进化陈述。在波普尔看来，达尔文主义既不可能被经验证实，也不可能被经验证伪。所以他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领域，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指导人们进行生物学研究。而且人们在此研究纲领的指引下，在生物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达尔文主义本身不是科学[6](p302-303）。
库恩既不同意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界定，也不同意波普尔对科学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史所提供的事实完全不同于前面两种观点描述的科学。科学是动态发展的，但既不是通过知识不断积累而进步，也不是通过理论不断证实或证伪而进步。他根据科学史，把科学分成前科学、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阶段。在前科学阶段，许多范式或研究传统进行竞争，互不相让。经过竞争，某个范式占了上风，成为主流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范式，这时科学就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实际上在库恩那里，所谓的科学就是常规科学[7]（p270）。在常规科学阶段，人们不再置疑所信奉的范式，而是根据范式去扩大范式所能解释说明的范围，即库恩所说的“解难题”，去把危及人们对范式信任的“反常”纳入范式能解释的范围，即消除反常。然后随着不能消除的反常越来越多，科学就进入了危机阶段。这时就又会出现许多竞争的范式，最后某个范式对以前常规科学中的范式取而代之，这就是科学革命。然后人们又在新的范式下开始了新的“解难题”。在库恩看来，范式的更替不是由于后一范式比前一范式更好更合理，而是因为拥护后一范式的人逐渐增多，赞成前一范式的人逐渐减少，因为库恩认为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库恩没有提出什么科学划界标准。他的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本身就淡化了科学划界问题。因此按照库恩的观点来看，似乎达尔文主义能够算科学。但是细想一下，达尔文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库恩所说的反常。这就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所说的理论的难点——过渡变种的不存在。无论在考古发现的地质纪录中，还是在活生生的自然界里，人们看到的都是泾渭分明的物种，而没有看到亲缘密切的过渡类型。达尔文在该书中诚实地写道：“有些难点是这样的严重，以致今日我回想到它们时还不免有些踌躇。”[4]（p184）所以，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是它无法纳入库恩的常规科学范畴。如果我们把自然选择理论看成库恩所说的范式，已为大多数人相信，但是无法用它来克服反常——解生物进化上的难题。所以按照库恩的标准，达尔文主义也不是科学。?
费耶阿本德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他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宗教、科学和神话之间并没有绝对普遍的界限。科学只是人类的许多思想形态之一，并非天生就是优越的。正如国家要和教会分离，国家也应该和科学分离。科学就是宗教机构，而且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在他看来，科学并不比其他思想形态更好。科学只所以拥有现在的优越地位，是由于近代它战胜了其他对手。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是人为的，不利于知识的进步[8]（p271-286）。因此费耶阿本德消解了达尔文主义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有趣的是，他也消解了科学哲学——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他说：“像科学哲学这样的假冒学科从科学的兴旺获得好处，却没有作出一项发现。”[8]（p278）?
在费耶阿本德之后，劳丹、法因和罗蒂以及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者都坚持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都不涉及达尔文主义是否科学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此后有萨伽德（p.thagard）、邦格（m.bunge）、伽德纳（m.gardner）、d.拉德纳（d.radner）和m.拉德纳(m.radner)等重新探讨划界问题，但都没有解决上面讨论的问题[8]（p155-169）。?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反对，但现在已经广泛为科学家和普通大众所接受。如果说达尔文主义学说不是科学，或者说和一般常识没有区别，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哲学中的众多科学划界讨论都没能给予达尔文主义以科学的地位，这只能说明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存在问题。虽然后来有科学哲学家对划界问题的消解。然而，消解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的的确确和非科学特别是伪科学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以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连科学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势必影响科学哲学自身的尊严和发展。?
二?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说明科学理论和观察事实的关系、逻辑和经验的关系。他们认为认识论也就是方法论。他们要给科学方法以彻底经验的说明[9]（p23-24）。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经验，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科学理论中的语句可以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理论语言不能带来新的知识。知识来自经验的观察陈述。科学家根据大量的观察经验通过逻辑归纳出理论，根据逻辑从理论中推演出可供检验的观察陈述——预测。如果检验证实了预测，则理论也被证明为正确的。如果检验否定了预测，则理论就是错误的，被科学家淘汰。科学家可以在原来的观察经验上重新构建理论进行检验。虽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记录了许多家养状况下和自然状况下的变异事实，但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不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而是通过家养动物在人工选择下发生变异的类比提出的。实际上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有很大的差别。人工选择是选择者有意识的活动，而自然选择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而且人工选择只能根据选择者意愿改进物种，但不能产生新的物种。达尔文主义理论没有自然选择如何发生的观察记录。而且从他的那些记录中也归纳不出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把马尔萨斯（malthus）的理论推广到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提出生物界普遍存在“生存斗争”，在生存斗争中那些发生了有利变异的生物幸存了下来，而没有发生变异或者发生不利变异者就被淘汰了，这就是自然选择。他把自然选择中适者生存来替代人工选择有益于人类的性状的主观意向。因此不少人包括波普尔认为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是同义反复[6]（p302）。在此，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当代科学哲学中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归纳方法提出了挑战。?
波普尔不满意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科学家面对各种问题提出各种假说或理论，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它们。但检验不是归纳证实，因为归纳法是不可靠的。他认为科学发展首先是面对许多问题提出各种猜想，然后对这些猜想进行反驳——证伪，通过证伪获得逼真度高的理论来接近真理。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我们确实可以把达尔文主义看成为通过类比提出的一种假说，但是如上所说，从达尔文主义学说中无法推导出可供观察和实验检验的预测，因此达尔文主义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波普尔认为不能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因此波普尔说它是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从另一角度看，达尔文主义实际上也是对波普尔的“猜测-反驳”的科学发现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挑战。如果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猜想，那么它又是无法反驳的。如果我们承认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话，那么波普尔的科学方法就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不充分的。当然波普尔的说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来波普尔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孟德尔的遗传理论、突变理论和基因重组理论的支持，但他仍然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可以检验但很难检验的[10]（p434-435）。“自然选择理论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它决非是同义反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它非但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普遍地真的。……并非所有的进化现象都只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然而，在每一特定的场合，它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纲领”[10]（p438）。?
库恩指出,科学史上并没有像波普尔所说的科学通过不断旧理论而增长的发展模式,指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他提出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据范式来解难题。虽然常规科学不断受到检验，但受检验的只是个别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理论[7]（p268）。因此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作为共同体赞同的范式是不受挑战和怀疑的。根据库恩的理论，似乎我们可以把达尔文主义看成某种生物学领域的范式，然而虽然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发展，但是不少达尔文面对的理论困难——反常依然存在，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对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虽然自然选择理论为许多人接受，但始终没有达到库恩所说的不受挑战的一统地位。?
拉卡托斯批判并综合了波普尔和库恩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忽视了常规科学阶段，把科学发展说成了“不断革命论”。波普尔的证伪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的韧性。而库恩却过分强调了科学史的非理性因素，把科学发现说成心理学的东西，走向了相对主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认为，“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1]（p5）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组成。他举例说，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了牛顿研究纲领的“硬核”，有一个巨大的辅助假说“保护带”顽强地保护这一硬核不遭受反驳，而作为“启发法”的是有力的解题手段，它借助数学消化反常，甚至把反常变成支持的证据。在他看来，“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这些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11]（p6）拉卡托斯进一步把研究纲领区分为进步的和退化的。在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会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如牛顿纲领对哈雷彗星的预测、爱因斯坦纲领对光线在引力场的偏转的预言。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事实构造出来的，研究纲领落后于事实[11]（p6-8）。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我们如果把达尔文主义理论理解为研究纲领，把自然选择理论看成纲领的“硬核”，把“生存斗争”看成“保护带”，结果是“保护带”没有办法保护“硬核”，屡屡遭到攻击的是“硬核”——自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然选择理论。此外，如果我们把达尔文主义看成进步的研究纲领，它又没有预测生物进化方面新颖的事实。如果把它看成退化的研究纲领，它也没有失败的预言，也没有出现反驳它的新的事实。因此拉卡托斯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达尔文?主义。?
费耶阿本德反对理性地分析和重建科学史，认为科学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他说：“科学定律曾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科学家发现事实和定律，不断地增加可靠而又确实无疑的知识数量。今天，主要由于穆勒、马赫、玻尔兹曼、杜恒（duhem）和其他人工作的结果，我们认识到，科学不可能提供任何这种保证。科学定律可以修改，往往证明不只局部地不正确，而是纯属虚妄，对根本不存在的实体说三道四。”[12]（p391）费耶阿本德反对理性，而一切科学哲学都是对理性的思考，所以他说“科学哲学已经过时”。费耶阿本德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科学方法，指出以往科学哲学试图建立一套非历史的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是错误的。他提出科学家应该遵循自己的主观愿望，任何方法都行（anything goes），包括诉诸神话和成见的方法[13]（p193-194）。当然，我们承认科学的任何领域中并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随历史而变化的普遍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是有自己独特方法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并非随心所欲。如物理学领域和化学领域就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那些不同的方法形成了科学的不同领域的特点。当然这些方法不是非历史的普遍的，而是随着历史和具体情况发生变化的。历史上的情况往往是科学方法的变化导致了科学中新的发现或者新的理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打破了肉眼观察的局限，给科学带来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达尔文主义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方法的。达尔文是通过观察和记录物种之内或者物种之间的相同的和不同的性状，考察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用类比人工选择的方法，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论——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其中的生存斗争是“马尔萨斯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4]（p18），而非仅仅是对世界的描述。达尔文主义只是对新的物种产生机制的一种解释。虽然科学家无法用证实的方法来证明达尔文主义。但是它是有其合理方法的，而且其方法是相对稳定的。这也是达尔文主义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理由之一。达尔文主义理论决不是达尔文本人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而是达尔文长期的科学考察、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有稳固的科学基础的。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或者多元主义方法论也无法完全解释达尔文?主义。?
三?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分成许多不同的领域，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但是这些学科面对的是同一个自然界。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把这些不同的领域统一到一起形成统一科学。卡尔纳普说：“不能把对象分成各种不同的互不相关的领域，而是只有一个对象领域，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14]（p8）因此统一科学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目标之一。克拉夫特在《维也纳学派》中这样评论到：“建立知识的统一乃是哲学的一个历史性任务。维也纳学派也同样没有忽略这一任务。人们不能容忍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科学互相并列的状态，似乎它们不可通约，各自说着一套独特的语言。如果各种具体科学的主题、方法和有效性标准都被看着迥然不同的，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似乎就没有联系了，因而也就不知道一门科学的概念和规律是怎样与另一门科学的概念和规律相联系的。”[15]（p141）那么如何达到科学的统一，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还原的方式。?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wwW.133229.cOM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关键词：经验 理论 经验主义 整体主义 基础主义
Abstract: The paper claimed that experience and theory are both essential parts in human cognitive action， neither experience nor theory is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experience is social and mistakable， it can not serve as reliable foundation for human cognition， theory can stimulate producing of experience， help found experience and explain experience， foundationalism should be replaced by holism.
Keywords: Experience Theory Empiricism Holism foundationalism
柯志阳先生的大作“论经验的性质：‘观察渗透理论’与‘理论颠覆经验’”[1]，依笔者之愚见是国内科学哲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原创性研究，颇具启发性，笔者也曾深受其惠，但亦有一些不敢苟同之处，故撰此文以就教于柯先生及学界同仁。
1经验主义能得到辩护吗？——“反经验主义悖论”能证明什么？
柯文在为经验主义辩护时最为有力的论据是其构造的“反经验主义悖论”：1，“经验是不可靠的”“ 结论”所依据的恰恰是“经验”。2，“经验是不独立的”所依据的也恰恰是“经验”。由于对“经验”的任何质疑、批判、否定都不可避免地要援引经验作为依据，反经验主义必然会陷入“悖论”的处境，所以经验主义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的。([1]， 17-18)
但是，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的悖论。“经验不可靠”与“经验不独立”命题的证明需要依赖“经验”，这一“事实”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否定“经验不可靠”和“经验不独立”。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本身不可靠的经验就不能支持“经验是不可靠的”命题。在我看来，只要存在着不同经验的冲突，例如面对鸭兔图，在t1时刻，我们经验到“这是一只鸭子”，而在t2时刻，我们经验到“这是一只兔子”，我们就可以说“经验是不可靠的”，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只鸭子”和“这是一只兔子”两个经验都不可靠，而不用去确定我们所认识的对象究竟是“鸭子”还是“兔子”。所谓“经验是不可靠的”，这个命题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经验都并非是必然正确的，不可能被修改的”，这是个很弱的命题，我们只要找出相互冲突的经验来（我们认为确实已经找到了），就可以支持它。即使给予强解释的话，“所有的经验都是不可靠的”，也同样是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将“可靠”与“正确”等同，我们说经验是不可靠的，并非是说经验都是错的，而是可错的、有可能被修改的，因此即使正确也是偶然的（contingent），而非必然的。其实这是哲学史上老生常谈了，只有分析命题才有必然的真，而综合命题只可能是偶然的真，也就是“不可靠的”。而且有必要指出，我们这里说可错，并非一定要预设实在论的前提，并非一定要坚持符合论的真理观，在（主体间及同一主体自身的）不同经验之间融贯的层次上同样可以有意义地说所谓经验可错。
虽然我们认为“反经验主义悖论”不能完成柯志阳赋予其的捍卫经验主义的艰巨任务，但是仍然必须承认“反经验主义悖论”的价值。“反经验主义悖论”实际上指出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经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即使在对经验的批判活动中，也必须要借助于人类的经验；无论是“观察渗透理论”，还是“理论颠覆经验”，经验永远是基本的、不可缺少的认识要素。所以，虽然有经验显示存在着互相冲突的不同经验，即“经验是不可靠的”，经验仍然是人类认识活动所依赖的基础。
但这和柯所反复强调的“感觉经验是独立自足的”、“感觉经验是人类的牢固认识基础”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除了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之外，“信念”、“解释”等等（也许可以总称其为“理论”）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这有“经验”的支持），但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理论是独立自足的”、“理论是人类的牢固认识基础”呢？
而且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构造出类似的“反唯理论悖论”：1，从逻辑上说，只有理论才能构成对理论的反驳，“理论是不可靠的”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所以对理论可靠性的否定同样要依赖于“不可靠的”“理论”。2，如果“理论是不独立的”，那么我们又如何以此“不独立”的理论来否定“理论”的独立性呢？如此看来，“反唯理论悖论”所揭示的处境与柯志阳构造的“反经验主义悖论”是类似的。但我并不以为“理论是独立的”，“理论是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我构造出来的“反唯理论悖论”虽然是对柯的工作的讽刺性模仿，但我确实认为这两个“悖论”都是对认识活动的整体性的生动说明，即在认识活动中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渗透在认识的每一个环节中的，因而二者又都不是独立自足的。
我不知道所谓“经验主义”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我们的科学知识必须依赖经验，不存在脱离经验的知识，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是说经验是知识的牢固基础，经验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是独立自足的、永不错误的，则显然是错误的，违背“经验”的。“反经验主义悖论”捍卫了前者，却不能支持后者。
2经验是独立自足的吗？——整体主义是否存在着经验界限
柯志阳似乎对整体主义情有独钟，相关的精彩论述文中不胜枚举，笔者与其私下讨论时双方有高度共鸣，关于主体间性的论述也曾被相关论文加以引用。[2]但我认为柯志阳的整体主义不够彻底，受到了他的经验主义的束缚，未能超越“基础论”。我猜想，柯志阳一定是相信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与经验主义是相容的，甚至是相信经验主义本身就是整体主义。
奎因的整体主义基本上以科学为界，而柯志阳的整体主义则大大扩展了，以经验为界。这很有道理，经验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问题是：整体主义能承认某个部分是独立自足的，不受其他因素作用的吗？如果经验是独立自足的、不受理论作用的，它还怎么能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对感觉经验进行解释（或预防）的游戏，那么在这个游戏里，作为‘被解释’的感觉经验一定具有某种不可颠覆的独立意义：因为它首先要作为一个‘对象’存在才能‘被解释’，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无法解释。在科学的游戏规则里，我们不可能一面规定‘科学’是关于感觉经验的，另一方面说‘感觉经验’是不可靠不真实的，这种游戏是没法玩的；很显然，后者不是游戏规则的组成部分，而是游戏本身！”。([1]， 19)因此，由定义而证明经验真实且独立。这是一种西方哲学史上非常典型的而且一再失败的寻求阿基米德点的做法。
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将玩过的模仿游戏再玩一次：“如果我们把‘科学’ 视为一种对理论进行繁殖（或屠杀）的游戏，那么在这个游戏里，用于‘繁殖’的理论一定具有某种不可颠覆的独立意义：因为它首先要作为一个‘前提’存在才能进行‘繁殖’，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无法繁殖。在科学的游戏规则里，我们不可能一面规定‘科学’是关于理论的，另一方面说‘理论’是不可靠不真实的，这种游戏是没法玩的；很显然，后者不是游戏规则的组成部分，而是游戏本身！”因此，由定义而证明理论真实且独立。
实际上，无论是柯志阳的论证还是我的论证，都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成功的论证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整体主义者奎因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或者换一个比喻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陈述都可以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3]因此，在这个庞大的知识之网中，只要不惜一切代价调整，无论想保住哪一部分永远正确都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看来没有必要非搞一个“先验的经验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搞笑的，是违背经验主义的精神的）不可。
按照整体主义的观点，科学认识的获得依赖于许多要素，但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要素居于一种无须改变的特权地位。按照纽拉特的著名比喻，发展中的科学就象是一条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它不能停在一个船坞里彻底翻修，而只能一边航行，一边修补。“我们就象一些必须在大海上改装他们的船的水手。他们不能在一个干燥的船坞中把船完全拆开，然后在那里用最好的材料把船重新建造出来。”[4]
看来重温一下被经验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们极端蔑视的黑格尔的教诲是有益的：“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的或现存着的东西的知识。我们对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知识，必须只象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5]这里黑格尔同样肯定感性的确定性是直接呈现的知识，但是这种感性感性确定的直接性必须要接受被扬弃的命运，才能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中发挥作用。因为直接呈现出来的经验是纯粹个别的东西，而一旦用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却是普遍的共相。“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说出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但是，我们将可看到，语言是较真的东西：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否定了我们的意谓，并且既然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语言仅仅表达这种真理，所以要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5]，66)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谓直接呈现的经验只是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其直接性是不能永远保留的，恰恰因为经验是认识的基础，经验才一定不能是独立自足的、不可改变的。
3经验究竟是什么？
柯为了保证经验的基础地位，保证经验不会被改变，保证经验永无错误，对经验进行极其抽象化地理解，将经验仅仅局限于感觉层次。文中或者“感觉经验”连用，或者“经验就是经验，它是主体的感觉”“经验是某种直接呈现的东西”。([1]， 18-19)
柯志阳所说的经验是绝对私人化的，完全封闭的，没有任何对象指向性和社会交流性的，而且一旦产生就不可改变，凝冻在永恒的真实之中。但我认为，这种用法是非常不自然的。按照他的定义，我们永远不能这样说：“昨天我以为我看见了柯志阳，但我搞错了，我真正看到的实际上是他的弟弟。”而只能这样说：“昨天我看见了柯志阳，但我今天得知，一个星期以来，是他的弟弟而不是他在北京，所以是由于柯志阳的弟弟的外貌才让我那时看见了柯志阳。”用柯的话来说，我认为这种表达法同样“不是一种能够澄清思想的好的语言方式”。([1]，18)为了确保经验不会错误，将经验与认识对象隔离，与其他主体隔离，实际上是阉割了经验的认识论意义，我认为这不是聪明的举动。
在柯看来，纯经验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可以为我们研究“观察渗透理论”提供唯一可靠的经验证据。例如，在观察鸭兔图时，观察者XX看到了一只鸭子。不管后来观察者是否认为他所看到的其实是兔子，在柯看来当时XX的经验就是看到了一只鸭子，这一点可以成为有关心理学和认识论研究的经验基础。否则，如果说原先XX的经验不可靠，那我们如何来研究鸭兔图的心理学现象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柯认为，“要说我们没有可靠的经验、完全的事实，则是另外一种胡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感觉经验（元经验）总是真实可靠的。”([1]，22)我认为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是一只鸭子”，它是可错的、具有社会性的，而柯志阳所认为绝对不可错的“经验”——“XX看到了一只鸭子”——，不过是“这是一只鸭子”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它并没有增加任何有意义的内容。想用它来为人类认识活动寻找统一的、牢固的经验基础是无效的，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都是建立在可错的经验基础上的。
如果柯的这种不自然的扭曲可以容许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构造一个类似的理论：理论一定是正确的，假如柯所说的“经验就是主体的感觉，没有正确的感觉和错误的感觉，经验天生就是可靠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理论就是概念之间的相互解释和连接，概念就其本身而言是主体的自由创造，概念之间本没有正确的连接和错误的连接，理论天生就是可靠的”。只有将其与经验结合起来，主体对概念坚持某种特定的解释，从而以某些经验为根据选择一种理论而排斥另一种理论时，理论才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但即使我们在科学上作出了决定，抛弃了某种将概念与经验联系的理论即作出本体论承诺的理论之后，那个原本意义上的作为概念连接的理论依然是正确的。所以纯理论或者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与本体论承诺的理论是有区别的，后者才是可错的。正是混淆了两种意义的理论，我们才会认为理论竟然是可错的。
从上述讽刺性模仿可以看出，将经验与理论割裂开来，以捍卫经验或理论的可靠性会是多么可笑，这样认识论研究就会失去意义，沦为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孤立的经验与理论本身是无意义的，经验与理论只有相互参照才有认识论意义。
柯文捍卫经验不可错误的关键是将认识论意义上的元经验与搀杂着本体论解释的经验区别开，前者是不可能错误的，而后者则是可能错误的，并认为严格地说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经验。但是他的这一区分与他对理论渗透经验的看法是矛盾的。他援引汉森的观点强调说：“理论渗透不是理论解释，即人们不是先接受一个视觉模式，然后再加上一个解释。比如看见太阳，就是看见了太阳，而不是看见一个发光的圆盘，然后把它解释为一个太阳。”([1]，21)说的好极了，这个看见了太阳的经验不就是柯一再强调的最原本的、直接呈现的经验吗？但是它所认定的“太阳”难道不是本体论的断言吗？这个经验不就是搀杂了“本体论”意义的经验吗？反倒是人们事后人为造作的那种解释，即“你实际上只是看到了一个发光的圆盘，你的经验真正告诉你的仅此而已，究竟那是什么，并不能简单地、朴素地认定”，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这种经验根本不是我们朴素的、原本的经验，它是象柯志阳这样受过西方认识论训练的人在哲学思考时才觉得自然的“经验”，是对原本经验的进行反思和认识论加工之后得到的“经验”。
这里，柯无意中偷换了概念，一方面他要求只有对本体论断言保持悬疑的经验才是纯经验，因为它才能成为认识活动的可靠基础；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那直接呈现的（哪怕是被理论所渗透的）经验才是原本的纯经验，因为只有这样将理论的渗透作用收容到经验中，才能坚持经验是不可颠覆的。前者是要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后者则是向整体主义让步，即承认经验本身包含了理论的因素。但是，得了便宜不能再卖乖，这种理论的渗透作用恰恰是体现在经验的本体论断言上。彻底的经验主义与彻底的整体主义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胡新和先生曾敏锐地认识到彻底的整体主义将超出经验主义的藩篱，所以提议限制整体论以保证可检验性原则，这是很有道理的，但这种限制只能是实用性的、相对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先验地知道作为理论陈述网络会在多大的范围进行调整。[6]
但是柯志阳所作的区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认为那种朴素的、“本体论”断言的经验是原始的经验，是被理论所渗透的，它构成了认识的基础，但是它是可错的；而在此基础上通过认识论反思所获得的对于某些本体论断言保持一定悬疑的经验是经过重建的经验，它是对原始经验的精致表述。因此它也不能提供经验主义者所希望获得的“认识的牢固基础”。前者与后者与其说是存在本质的差别，毋宁说只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它们的差别与其说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毋宁说主要体现了在表述角度上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和对研究主体的关注的区别。必须要认识到经验只有一层，就是社会性的、可错的，不能用私人性的经验来为那朴素的经验提供支撑，否则就会陷入无穷的倒退，即“这是一只兔子”，因为“我看到了一只兔子”，而后者又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只兔子”，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只兔子”
本体论的预设或承诺是经验所必不可少的，极端的经验主义往往想把它从认识活动的合法领域中排除出去，这是错误的，经验一定是有指向的，彻底的整体主义必然要承认本体论的预设或承诺是认识活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承诺或预设和认识活动中其它一切要素一样都是可错的。
4 语言与经验的社会性
柯文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确保经验的不可颠覆性，竟然全盘否定了经验的主体间性与经验自身的统一性，完全否定了经验和语言的社会性。他多次提到“‘自以为是’的使用方式是语言使用的唯一正确的使用方式”，“‘经验’就其本性而言，只是个体的，而不是‘主体间’的”。“所以：经验天生就是可靠的：观察句表达了唯一可靠的事实。”例如，当一个人明明看到一只兔子，却说“这是一只猫”时，除了他自欺欺人之外，这个行为本身的意义就是：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只猫。尽管观察者本人后来以及其他人都认为“这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只兔子”，也丝毫不能改变观察者当时经验及使用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这个案例中，观察者的经验就是“这是一只猫”，经验本身没错；而观察者的语言使用也是正确的，因为对于他而言这就是“一只猫”。
个人是否可以独自且瞬时地认识世界？经验是否就是私人性的和瞬时性的？个人对语言的任何独特使用都一定是正确的吗?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来批驳柯的经验观和语言观。[7]
当XX先看到了一只猫，后来却看到了一只兔子时，如果经验是完全瞬时的话，那么不仅无法合法地谈论哪个经验是错觉和幻觉（柯对此有充足的准备），而且永远无法说这两个经验之间有什么关系，永远不能说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两种不同经验，这样人们认识世界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就完全丧失了，恐怕人类的记忆与人格的延续性和同一性就一点点也没有了。更加严重的是，由于经验的绝对私人性，大家对同一个对象的认识无法交流和讨论，不仅大家无法达成共识，而且也无法保留分歧（如果有分歧的话，那么是关于什么的分歧呢？）。同样，由于语言使用的绝对自由化，任何一个人也无法理解自己另一个瞬间的语言，而且大家彼此之间也无法理解他人的语言。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经验本身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语言才可以表达它，它才能成为社会性的认识活动的必要环节，所以认为经验本身不具社会性，只是因为通过语言的使用经验才具有了社会性，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必须要澄清：主体间性并不等同于社会性。经验并不一定都具有主体间性（柯的论证非常出色），这并不等于经验只有私人性。只有在承认了经验的社会性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谈论经验的主体间一致性与主体间不一致性。柯文有一个非常值得赞扬的动机：即保护人类认识无穷的可能性，保护经验的多样性，防止科学沙文主义。他担心如果承认经验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我们会不会遭受教条主义的蹂躏？肯定了经验的可错性，宗教等另类经验等会不会因为不符合科学理论而被排斥？另类的经验会不会遭受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经验总是要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肯定了经验的可错性和社会性，实际上反倒意味着有可能防止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经验的影响先验化。也正是经验的可错性和社会性，才使得经验的多样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能得以发挥其认识基础的功能。
顺便说一句，柯过度夸大了经验的主体间不一致性。即使象宗教经验和梦幻这样一些高度私人化的经验也决非完全没有主体间性的。例如，我们可以理解别人所描述的梦境，并且有时还可以将自己的梦境与之比较。宗教的体验，不仅可以成为宗教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即可以描述、分类并解释其产生原因等等。而且宗教本身事实上是要求其信众的经验具有主体间性的，即只有符合某种教义的体验才是“正确的”，用宗教的语言来说是“符合正法的”或者“属神的”，否则就是“走火入魔”，而各种主要的宗教对于这些“错误的”宗教经验，同样也有其描述、分类、产生原因的解释和后果的预测。例如，汉传佛教之所以高度重视《楞严经》，就是因为此经描述了50种据说是错误的、且会产生危害的宗教经验。文学艺术的价值也部分地体现在是否可以激发起普遍的共鸣，即在艺术的观赏者那里产生某种与作者经验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间性的经验。所以，认为所有经验都要具有象科学经验那样的主体间性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固然是一种神话，但认为只有科学的经验才有主体间性同样也是一种神话。也许从逻辑上说，只要主体接受相应的训练，具备相似的条件，即使宗教经验、审美经验等也是可以重复的。所以所有经验都具有主体间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主体往往难以接受相应的训练，难以具备相似的条件，即使是科学研究中的经验也未必都是可以重复的。所以所有经验又都具有主体间不一致性。而所谓相应的训练、相似的条件，恰恰是以能否产生重复性的经验为标准的。所以可重复性原则也许正是一种确定主体训练和资格的限制因素。
5理论究竟有什么用处？
理论在科学认识中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不仅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理论，而且在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经验在科学认识中要发挥作用总是离不开理论协同。按照理论与经验的时间关系，理论对经验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理论激发经验的生产。在科学研究中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在科学研究中，经验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并非任何一种经验都是有同等意义的。只有那些能与有关理论密切相关，并能提供新信息的经验才是最有意义的经验。而获得新的有意义的经验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所以许多经验只有在一定理论指导下才能产生。例如，为了检验相对论才会进行爱丁顿的日食观测。所以，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是强烈依赖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才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增殖原则，即为了扩展人类的经验，有必要鼓励不断提出新理论。“不仅每个单一事实的描述取决于某个理论。而且也还存在一些事实，若不是借助被检验理论的可取的替论，就不可能揭露它们，并且一旦排除这些替代，它们就成为不可得到的了。”“既然事情如此，可取的替论的发明和明确表达必须先于反驳事实的产生。”[8]这里强调的是理论先于经验的关系。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理论成为经验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处于相近的认识环境，面对相近的认识客体，由于所持有的理论不同，所获得的经验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经验的获得，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刺激的被动反映（或反应），而是主体利用客体刺激主动认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对经验的渗透这一“事实”的存在，对于经验的主体间性的普遍性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这里强调的是理论与经验共时性的关系。
理论对经验进行解释。其中包括两个方面：1，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作出评价。2，理论解释经验的内容。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经验的内容按我们接受的通常理论进行解释。而一旦难以解释，则或者会开始考虑那些我们不太信任的那些“边缘”或“另类”的理论，这可能是科学的突破，也可能是陷入伪科学的泥潭；或者会开始怀疑经验的性质，将这种难以解释的经验解释为幻觉、错觉或者魔术、欺骗等等，这就是理论对经验的审查和评价。例如，在所谓“人体科学”的案例中，争论的双方就是分别采取了不同选言枝所代表的立场。这里强调的是经验先于理论的关系。
然而，以上三种区分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已。事实上，三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经验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甚至经验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柯志阳所抱怨的理论对经验解释和对经验的渗透概念混淆虽然确实不够严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曲折地反映了一些深层的真理。例如，在所谓的“人体科学”研究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所获得的经验是不同的，在否定者看来，这种理论对经验的渗透的“山羊与绵羊效应”证明了它是伪科学，肯定者则认为否定者太不敏感，或者是做实验时某种外在因素干扰所致，引入了对有关现象的另类解释，这就从理论对经验的渗透过渡到了对经验的解释。而对于那些难以解释的“公共经验”（例如，看到某个人竟然能用手指“识字”等），肯定者引入了各种主流科学难以接受的各种理论予以解释，从而设计一系列新的实验来验证这些另类的理论；而否定者则斥之为魔术伎俩，从而设计了各种更加严格的实验以防范作弊，这就从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转向了理论对经验的再生产。
6从基础主义走向整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柯之所以撰写此文，关键在于对目前流行的整体主义叙事方式不满：“经验是理论的基础，但经验是可错的；经验优越于理论，但理论可以取消经验；观察句含有独立的经验内容，但它不是纯粹的事实。”([1]，17)抛开柯树为靶子的表述方式含糊不清不提，柯的不满反映了西方哲学史上基础主义立场与整体主义立场的深刻冲突。
理查德罗蒂认为，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基础主义的研究纲领，即试图寻找一种牢固可靠的基础，试图寻找人之外的、人必须与之符合的实在。“对认识论的愿望就是对限制的愿望，即找到可资依赖的‘基础’的愿望，找到不应游离其外的框架，使人必须接受的对象，不可能被否定的表象等愿望”[9]。罗蒂认为，这样的尝试从笛卡尔的“心”、洛克的“观念”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再到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和普特南的指称理论，这种企图一次又一次失败了。柯的工作不过是这种基础主义的失败史上一次新的尝试而已。
问题是，这种基础主义的努力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如基础主义所担心的那样，整体主义必然会带来认识活动的循环问题。例如，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由自然观假定、科学研究规则和科学知识构成的“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10]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11]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12]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蒂认为，从基础主义到整体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哲学从以认识论为中心到以解释学为中心的转移过程，这并非意味着要用解释学来完成过去由认识论试图完成的任务。相反，罗蒂认为，“解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觉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9]，277)按照这种观念，知识的证明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行动，任何东西，除非参照我们已经接受了的东西，都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证明，永远都没有办法越过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去找到一致性以外的某种检验标准，这当然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和信念永远都可能有错，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彻底抛弃寻求绝对可靠基础的徒劳尝试。
[1]柯志阳.“论经验的性质：‘观察渗透理论’与‘理论颠覆经验’”. 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J].2002.1.16-22.
[2]蒋劲松.“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J].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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