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远古先民早就有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描述了粤出口船舶：“自合逋、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逋船行”之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与蛮夷贾船贸易的盛况。
《后汉书·大秦国传》有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应是关于海洋商业文化最早的记载。
唐代《唐元和郡县志》载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星，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yi）徐闻”。
唐宋时期,已有不少番商来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而市”。《南澳志》记曰，妈祖庙是宋代来潮的番商首建。当时的番商满载潮洲陶瓷乘槎浮海而去。南宋人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卷上中，条列了与广东通商的五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它们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南史》记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的各国使者，如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诃罗?国（爪哇岛）婆皇（马来半岛）盘盘国（泰国）、中天竺国（中印度）波斯国（伊朗）等国，很多都是先从海路到广州，然后转往京城建康（南京）。
到了清代，与粤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利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们答蜡、马来亚、遢罗、琉球、越南、柬埔塞、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参见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史》）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之后，“粤东之海，东起潮洲，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当时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如：佛山、黄埔、虎门、澳门、汕头、汕尾、潮阳、江门、澄海……粤东澄海自彼时修建起港口，即成为了粤东的通洋总汇和枢纽。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梁廷??《粤海关志·口岸一》卷五）
魏源《海国图志》卷79载：道光年间（1821~1830），每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约在一百余只至二百余只不等”。不仅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远航东洋、南洋及欧美等地进行商贸活动。
据日本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中载：开海贸易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数量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85艘，二十五年102艘，二十六年115艘，二十七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到9128人次。西人统计，18世纪50~70年代，每年至少有37艘广东商船来往于广东和东南亚各地。大量的葡萄牙船只也往来于广东与巴达维亚之间，1718~1738年，从澳门到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只就达120艘。
海上商贸的繁荣，使广东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光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由遢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运到广东贸易的有米、石、象牙、沉香、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燕窝、玳瑁、打火石、水牛皮、欧洲羽缎、毛织品、粗哔叽、印花布、胡椒、鹿茸、鱼肚、鸦片等。欧美各国输入的商品则有各种香料、玻璃器皿、银圆、珊瑚、玛瑙、洋参等。在广东的中西贸易中，茶叶、丝绸和陶器畅销欧美市场。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显示，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十年（1830）的130年中，仅广州一口净输入的白银总量约在9000万镑至1亿英镑左右。同时进出口的货物也种类繁多，从广东输往欧美的商品除了茶叶、丝绸和陶器之外，还有土布、麝香、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冰糖、姜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同时，南洋各国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商品亦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二．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康熙年代，开海贸易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几乎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共有七个总关口，下又设六十多个小关口，如：佛山、黄埔、虎门、市桥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汕尾口、庵埠口、双溪口、汕头口、潮阳口、江门口、海门口、澄海口、海安总口、梅?总口、雷洲口、赤坎口、海口总口等。（参见梁廷??《粤海关志·税则四》）其中粤东澄海在清代已成为海洋总汇和枢纽。这里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流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代除了广州是第一大港之外，粤东的潮州也是一个航船出入的港口。《宋史·三佛齐传》载：“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泊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当时潮州的港口是凤岭港，此港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活动则以南澳为中心。此地为南北商船上下必经之地，各国番船多停泊此地进行互市活动。每年四五月间，各地海商便聚集这里，进行互市贸易。每当三四月东南风起，在南澳的商船即纠集出航，由南澳入闵，越过洋面，由外域而上，入浙江等地贸易；八九月西北风盛，又满载江浙丝织品与棉织品，扬帆顺风而下，返回南澳与本地的海外商人贸易，或由南澳远航东南亚贸易，潮洲商人往来南北，获利甚巨。
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人殷物阜，商旅频繁。本文将进一步从海洋商业贸易与海外移民贸易这两种方式探讨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1．海洋商业贸易形态
官方商贸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于西汉初期。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奉王恢之命出使南越。唐蒙从吃蜀产的枸酱中得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岭南贸易情况：“建元六年……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为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汇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九十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记载了汉代官商外贸的情况：“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曰‘欲拔贫，诣徐闻’。”
当地考古发现，古合浦郡（包括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的合浦县东、西南侧，约有汉墓五千座，它们距离现在海岸5~20公里不等。已出土的随葬品中也不乏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遗物。合浦、徐闻、番禺皆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西汉时，从合浦起航出海沿北部湾西行，可到占城、遢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剌加、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直至波斯湾沿岸。这些成批出土的舶来品亦应与官商贸易相关。
东晋南朝时期，外国银币即在广东境内流通。八十年代中期，粤西考古发现了一个窑藏陶罐，内装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波斯银币二十枚，这二十枚银币和其他物品都是波斯萨珊王朝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383~484年）的制品。专家认为白银已成为当地主要流通货币，岭南是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别用银区。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李吉甫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法规、保护外侨、外商的利益。如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赋役令》，唐初修订的《唐律》等。唐代中后期，官方还给外商发放专门“过所”（通行证），保护外商在华财产权益。唐文宗曾针对海外客商在东南沿海受到官府侵渔、税收过重的状况，告诫岭南、福建、淮南三镇藩帅，不得“多务征求”，“重加率税”。唐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南海交通为主。“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唐初于广州设立了市舶司院，总管东南海路的对外贸易。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外贸管理的新局面。广州也因而成为了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强化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首港的地位。
宋朝随着外贸控制的强化和市舶司制度的健全，广州等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大港的外贸垄断权进一步扩大，法规更为周密和严格。凡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要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宋朝官府。从而抑制了外贸的正常发展。南宋末，吏治严重腐败，官吏竟相打击外贸，侵吞舶货，残害百姓，致使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式微。商人们甚至放弃合法贸易而转向武装走私，沦为“盗贼”。
明代中国已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广东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出海的远洋航线已扩展至全球。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七下西洋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而到达西洋诸国。郑和开创的洲际航线，为开辟欧洲至印度的东方航线起了先导作用。
私商与海寇商贸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私商贸易自唐代便是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商已经成为当时广东人
谋生的重要手段。“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64）大历中，路嗣恭平定哥舒晃之乱，乘机私吞广州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因见海商财资雄厚。唐代旅居广州的外商也是外贸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私第，吏或烧之，则相挺为乱。（《卢钧传》，《新唐书》卷182）唐末居广外商众多，他们具有中国海商所无法比拟的与海外市场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与贸易优势：“岭外酋帅，因生口（奴婢）、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而不改”。亦显见了外商雄厚之财富。开成间，广州蕃商势力已发展到可以抗拒朝廷、制造动乱的地步。除了民间私商与外商之外，岭南的豪族势力同样是一股活跃于海外商贸领域的强大势力。这些地方豪强自恃才雄势大，凭籍武力，亦盗亦商。海南万安州豪族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其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富，亦称此焉”。彼时亦有以幻术之“得牟法”劫取财宝之海寇。《太平广记·幻术陈武振》记载了陈武振以幻术生财之道：“西域贾漂泊溺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诅咒，其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此外亦有官商参与，亦官亦商的海寇，如不少岭南官吏就扮演着这类角色。他们利用职权，插足海外贸易，与民争利，其“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旧唐书·王锷传》载岭南节度使王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明代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私人的市舶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这些商品皆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
红头船商贸
“红头船”商贸是近代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商贸形态，它既有物质贸易，也包含移民交易，或以物贸为幌子进行的移民交易。雍正年间的中遢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是潮汕地区与遢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向雍正皇帝奏道：“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护照）外多出之人，惧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州人通过“红头船”方式移民海外者近百万人。当时潮州移民多从澄海樟林出发，樟林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客头”。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潮州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海外潮人，则又纷纷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客头还代办潮州籍华侨与家乡的函件和汇款，据说每月由客头乘红头船带回的侨汇多达四万元。至1858年，红头船时代结束，遢罗已约有华侨一百五十万，其中60% 是由樟林乘红头船到达遢罗的（参见《潮州吴氏族谱传》）。据载，遢罗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4~1851），每年移居遢罗的中国人口达六千至八千人。为了表彰海外潮人对遢罗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拉玛三世曾命人制作代表潮人的“红头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寺以作纪念。
走私商贸
粤走私贸易主要包括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1860年，汕头开埠后，鸦片走私进一步泛滥。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再由中国私商看样订货，并付款、提货。外国烟贩通过勾结中国官吏和烟贩所形成的走私网，用快蟹、扒龙等快艇武装走私运入广州及沿海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粤东南澳已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分销、储存鸦片的重要停泊站。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于此，再由此转销潮洲、闽南甚至北方等地。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对南澳地区的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南澳、汕头再次成为鸦片走私的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总部设在香港的洋行从事鸦片走私。其中最大的颠地和怡和洋行还配有武装护航船队。此外，帆船也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广东沿海的帆船一年来回六趟。为了对付走私贸易，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一海禁政策同时也堵塞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之路。在禁海期间，澳门成为了我国的转口贸易基地。广东的部分货物先由陆路转运到澳门，然后再由海上转贩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当时澳门附近的十字门就是走私商船汇集贸易的据点。清政府的海禁和迁海政策，虽然使广东贸易遭受损失，但广东走私贸易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使广东外贸得以延续。顺治十年，遢罗国有商舶至广州，地方官以“互市之利”进言上司，遢罗商人得以入贡，广州巡海道还以全体官员的名义表示欢迎。
海禁期间，广东官府亦有一批“藩商”参与了从事对外走私贸易。当时“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商们却利用他们上通官府，资本雄厚的优势，尽得外贸之利。《抚粤政略》卷十中曾记载广东的沈上达投靠平王麾下，仰仗特权，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他一次就能获利四五万两，一年得利四五十万两，被称为“藩商”。广东藩商以权势和武装作后盾，大肆从事走私活动。客观上为海禁时期的广东保留了一条狭窄的外贸通道。
⒉ 海洋移民贸易形态
海外移民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所谓被动者即指苦力贸易，或曰“猪仔”，亦称“契约工”；所谓主动，指自发经济移民、政治商业移民以及偷渡者。广东自宋代始，已有少数商人出外经商而定居国外成为移民。明代广东的海外移民规模有所扩大，主要移居在东南亚国家。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此后，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依据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广东潮州移民亦有依靠亲友和乡党关系移居海外的，他们依靠这种宗亲关系在侨居海外，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苦力贸易移民
早在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就盛行，广州是奴隶贸易的中心。除贩卖本国奴隶以外，亦有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奴”。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岭南贩卖奴隶之风至宋元犹然。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以诱骗、掳掠的方式，即西方所谓“苦力贸易”（广东俗称“卖猪仔”）的方式，向中国掠夺劳动力。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诱骗华工。他们利用珠江三角洲劳苦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引诱、掳掠他们出洋充当苦力。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记载了苦力贸易者的罪恶与“猪仔”们的悲惨境遇：“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尽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
鸦片战争后，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与本国资源，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掳掠、拐骗华工出国。据记载，1800~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摈榔屿、马六甲等地。他们还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广东是华工的主要输出地，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琼洲等，均为主要出口口岸。广州仅1852年就出口华工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而在汕头和南澳一带装船运出的华工就达六千三百八十八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六千三百八十八人。亨特《中国海的美国船》称：“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不得不坦言：“汕头及附近一带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 19世纪中叶，在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契约移民输入数约达六十万人。
澳门、香港也是一个苦力贸易的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1856~1873年间，澳门出口华工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香港于1851~1872年间，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则达三十二万三百四十九人。（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世纪50年代，每年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输出的华工合计约五万人。据估计，1851~1875年，仅贩卖华工到中、南、北美洲而获得的利润就达到8400余万元，年均近340万元。（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同时西方船舶的船东们也受巨大利润刺激，不断添置新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畸形贸易也带动了广东沿海地区航运业的发展。
自发经济移民
明中叶后，随着以广州为始发港，并以澳门为中继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鼎盛发展。广东商人通蕃贸易、居留南洋诸国形成高潮。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属于自发经济移民。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三百万至四百万的自发经济移民的华工，他们由亲友接引或自筹旅费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主要移居地为东南亚和美洲地区，其中以广东籍移民为最多。晚清以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人数庞大，他们的移居，不仅扩大了华侨队伍，而且使华侨的移居地扩大到世界各地。
清代粤海外移民已逐步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开凿巴拿马运河、修建巴拿马等国铁路、巴西等国茶叶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中南美洲。到了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的粤籍华侨约占85%以上。此外也有一部分“自发移民”，是被用诱骗、拐架、囚禁等办法贩运出口的“猪仔”。自1842年香港建港后，即设立了与槟榔屿、新加坡联系的招工机构，使汕头、广州、香港、新加坡连成一条华工贩运线，把拐掳来的广东劳工运往东南亚、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港英当局为了掩盖贩卖人口的丑恶罪行，打着“自由移民”的幌子，强调华工是自愿自费移民。这批运到美国的“自由旅客”，一到美国，便被立即强迫签立还债契约。他们被债主利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实行强制劳动，受到残酷地剥削。据官方数字显示1856~1872年香港运出的契约华工，每年约一两万人。
三．近代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台湾学者方豪先指出：“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方豪《中西交通史》）
1． 汉文化的海外传播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一方面是通过海外华侨卷入聚集地的主流社会，使汉文化融入、渗透其中，（参见拙文《论潮文化的海外渗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与学者的介绍与传播。高度发达的汉文化远播域外，令海外各国敬佩不已。近邻日本，自隋代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隋朝礼仪政治。从舒明天皇二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630~894），日本共派遣过十九次遣唐使，吸收和移植汉唐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高丽、新罗的情况也如此。中国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了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后，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他们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经商，还有种植水道、胡椒和酿酒；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道、蔬菜、水果、胡搅、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开凿运河、除草、裁缝、制鞋、烧砖瓦、制石灰、打铁、木匠、造房、行医等行业。（参见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谋利的国民”。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还从事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粮食的劳作。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苴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他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辟荒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参见陈碧笙《南洋华侨史》）而于16~17世纪兴盛起来的遢罗的造船业、制陶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华侨的积极参与，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结果。大批广东商民移居南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能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亦不断地将中国的典籍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罗明坚就是最早将中国的《道德经》、《三字经》寄回其国，又将儒家的《大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韶关传教期间，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为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把《诗》《书》《易》《礼》《春秋》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儒教、道教介绍到了西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传教史》中，他将中国的私塾和科举考试制度也一并介绍到了西方。利玛窦说，中国“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伦理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考试的内容乃：“孔子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除五经之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书籍及各类文化产品大量出口。中国语言文字对海外国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有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将中文尊为官方正式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广州的“蕃学”专门培养外国留学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痒。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了《葡法字典》，运用罗马字拼音方法注解汉字，是为以西文字母拼音汉字之始。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三卷，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汉语，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2． 西学的传入及影响
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始于明中叶的天主教。候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域外文化的输入，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文明。印度佛教、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等。成为构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唐文化面貌时说：“唐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宋真宗时，宋朝“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并尤其注重了解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貌。近代在造船业、工艺美术、音乐、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教育诸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文化之影响。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1628~1637年间，荷兰和德国都有了自己的制陶瓷厂，“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参见包乐史《中荷关系史》）当时欧洲出现的绘画“中国热”，即始于中国风格的陶瓷绘画艺术。
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进入北京时，赠送的天主圣母像和天主像，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在广州公开陈列，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1629年，会士毕方济著《睡画二答》，宣传西洋画及雕版艺术方法。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伊始的。黄启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援引王临亨述曰：“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将所带的西琴赠给了明神宗皇帝，还特意谱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颇感兴趣。
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
西医学和西医药学传入广东与中国内地，亦是始于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耶稣会卡内罗来澳门传教时，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利玛窦《西国记法·原本篇》论及人脑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邓玉涵于1621年抵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神父尸体，是为西方医生在中国的首次人体解剖实验。之后，他又与人合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
岭南医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批从外国贩运到广州的“海药”。有些药用植物在岭南被移植成功为“南药”。《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载了不少从外国引进的药材。填补了岭南的某些医术医方的空白。如苏颂《本草图经》记曰：“补骨脂……商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
广东因其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西方新式教育影响的最早地区之一，清代外国传教士在广东等地开办了大量教会学校。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中国第一个教会女塾，不久又附设男塾。容闳就曾在该校就读。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伊利沙在广东设立女塾，是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女学之始。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广东，办学数量大增。20世纪，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办学层次不断提高。不仅发展中等教育，还兴办了高等教育。晚清时期，又增设了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学院。大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充实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从而影响了广东新式学堂的建立与发展。
四．粤文化与侨民聚集地异质文化的合流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岭南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梁。岭南文化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国文化因子，充实自己的文化内蕴。同时岭南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在与聚集地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得到了展示。岭南人在其聚居地所致力于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深入地影响着海外各国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使、催化其聚居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1．促进异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近代，大批移居世界各地的粤侨，他们在聚集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在评价华工开发当地锡矿的作用时说：“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努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于华工之手。”19世纪80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对华工在其地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同样予以高度评价：“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约翰·弗尔曼赞扬道：“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在美洲各国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中，粤人同样功不可殁。秘鲁是从广州经澳门运去华工最多的国家。占秘鲁人口的1.8%，华侨成为秘鲁的两大经济支柱，即：沿海峡钦查群岛上的鸟粪开采工地和阿塔卡马硝石矿区开采工场，以及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的主要生产者。秘鲁沿海农业原来由于缺乏劳动力，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大批华工的到来，对秘鲁沿海的农业危机起到了挽救作用。致使秘鲁农业很快出现糖、棉生产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同时秘鲁的鸟类和硝石的开采也依靠华工而获得很大的发展，为秘鲁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正如张凯说：“秘鲁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华工的力量。”（《秘鲁的苦力华工》，《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古巴的八万粤侨，大力促进了古巴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的发展。由于华工的参与，使“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的五百名黑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在古巴只需要一百九十名中国劳动力就够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英属殖民地与移民委员会在充分肯定华工对西印度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时说：“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那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白沙丁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19世纪初，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到美国的华工达三十万之多。粤移民以在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开渠排涝等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在美国经营开发蔗草地、修筑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捞洼地。他们环绕一个个小岛修筑堤围，这些堤围被称为“中国堤围”。粤华工在对开发加州的黄金矿、兴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上，同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郑观应所说：“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
大量粤潮人亦拥入东南亚各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2． 介入异域学术文化生态环境
海外粤人打破了与粤地“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介入与异域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在异域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粤文化展现出一种优势能的态势。如随同粤潮州移民浪潮的拥入，潮剧在移民潮人聚居的东南亚各国显现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亲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发展华人教育是海外粤人文化生活中另一重要内容。为了使粤人的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越南的粤人热衷于创办华文学校。有人统计，至20世纪60年代，越南各地华人创办的华文学校多达100余所。华文报刊的兴起，是海外华人文化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报刊文学的开辟，成为华人探讨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同时也是他们交流情感，声气相求，追逐一种精神上的自得之场所。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3． 参与异域治国经邦的政治活动
各组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处理，统计数据的比较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某化工企业2013年职业健康查体总人数3401人，其中男职工2334人，占总人数的68.6%,年龄20～60岁，平均39岁；女职工1067人，占总人数的31.4%，年龄20～50岁，平均35岁。心电图异常者532人，异常率15.64%。2.2心电图异常与年龄的关系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电图异常率也随之升高，以51～60岁心电图异常率最高，20～25岁异常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9，P<0.01），详见表1。2.3心电图异常与性别的关系男性心电图异常率17.27%，女性12.09%。男性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7，P<0.01），详见表2。2.4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的关系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呈正相关关系，接害工龄越长心电图异常率越高，以接害工龄≥30年心电图异常率最高（3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08，P<0.01），详见表3。2.5心电图异常类型在3401名海洋化工作业人员中检出心电图异常者532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1）心律失常253例，其中窦性心动过缓120例，窦性心动过速89例，窦性心律不齐27例，早搏17例；（2）传导阻滞158例，其中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12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46例；（3）电轴左偏71例；（4）左室高电压20例；（5）ST-T波改变20例；（6）其他10例。各种异常心电图所占的构成比由高到低分别为心律失常47.56%，传导阻滞29.70%，电轴左偏13.35%，左室高电压3.76%，ST-T波改变3.76%，其他1.88%，详见表4。
3讨论
心电图异常改变虽然不是器质性心脏病，但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长期发展可影响心脏功能甚至引起心脏器质性改变。在有毒有害的特殊作业场所中，物理、化学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可单独或联合、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可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系统是职业危害因素作用的靶器官之一。因此，我们应对特殊作业场所中心电图异常改变予以重视，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心电图异常改变以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为主，占77.26%。心律失常以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动过速为主；传导阻滞中以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为主，左前分支传导阻滞为次。心电图异常率与年龄和接害工龄呈正相关，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其它文献报道有所不同[4-5]，分析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3.1该化工企业接触的化学物以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有机化合物为主，化学物的品种较多较复杂；物理因素以粉尘、电焊烟尘和噪声为主。化学物对心脏的毒性作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短暂的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心动过速；第二期为较长时间的副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窦性心动过缓和各种传导阻滞及ST-T改变；第三期为对心脏的直接毒作用，心脏复极的延迟，表现为间期的延长和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2]。该化工企业心电图异常改变的特点符合化学物对心脏的毒作用机理。物理因素如粉尘、噪声等，长期接触可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导致心动过速或过缓、心律不齐甚至心肌损害，外周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升高，长此以往造成左心室高电压。
3.2心电图异常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与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环境有关。男性从事的职业环境中接触毒物的机会较多，空气污染重（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从事电焊工、操作工较多（接触粉尘、噪声等）。有报道电焊工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20.54%[3]；接触噪声的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30.12%[4]；接触粉尘的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15.69%[5]。而女性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生活方式、安全生产意识均优于男性，女性在50岁退休，年龄相对年轻，接触毒物的工龄短。
记者：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多届，论坛对海洋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常文：海洋文化论坛和海洋文化节作用是不同的，论坛更加侧重学术方面的探讨。这几年，我们国家海洋文化方面学术交流太少，并且许多在区域范围内举行。通过举行论坛将专家集中在一起讨论交流，可以互相启发，共同解决问题，推动海洋文化的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海洋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带动。
记者：对今后中国海洋文化论坛的举办有何计划和想法？
吴常文：首先，要确立更明确的主题。以往的论坛也是从几个不同的主题切入来探讨海洋文化，比如“东亚岛屿文化”“浙江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等。这样有主题、有针对性的探讨，能够挖掘的更深，关注点也会更集中。这一届海洋文化论坛也有自己的主题――“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很多专家从这个角度发表了看法，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对沿海城市特别是舟山市的海洋文化与城市的发展有很好的参考。以后的海洋文化论坛主题要更加细化，我们希望每一届论坛都能对海洋文化发展的某个侧面有所贡献。
其次，要邀请更多国内外相关专家参加海洋文化论坛。其实我们已经邀请过日本、韩国专家参与了几次海洋文化论坛。我们计划把明年的海洋文化论坛做的更好、规模更大些，我们会更广泛地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海洋文化论坛。
再次，把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和中国浙江国际海洋科技论坛、中国海洋经济论坛连接在一起。这3个论坛都是我们学院主要组织和承办。如果可能，希望能够在中国海洋文化节上把3个论坛串联在一起举行。把海洋文化真正做大做好，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因为海洋文化的范围非常宽泛，内容非常丰富，仅靠文化方面的专家是不够的。把3个论坛捆绑在一起，3个领域的专家之间可以产生更多的碰撞，海洋的科技、经济、文化可以有更好的交融和影响。
记者：此次中国海洋文化节开幕式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代表着这个中心正式成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基于怎样一种需求？
吴常文：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组建了第一所海洋文化研究所，紧接着浙江海洋学院在1998年也组建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陆续建立类似的机构。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我国有专门组织对海洋文化研究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年，而且这些机构都分散在各地、分散在各个高校中，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现在，国家对海洋文化越来越重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要求我们对海洋文化有更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这种要求非常迫切。从前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多是从狭义的海洋文化范畴进行，用这种思路和模式做强做大海洋文化产业是很难的，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组织更多的力量来展开工作。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进行统筹和引领，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凝聚起来，把海洋文化、海洋旅游、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于是，在中国文化报、社舟山市人民政府、中国海洋报社的支持下，在我们学院共同建立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记者：舟山和浙江海洋学院有何优势和条件使该中心落户于此？
吴常文：舟山身处海岛，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很多城市无法企及的海洋资源，特别近些年发展的一些新兴的与海洋有关的产业，比如港口航运、船舶业、海洋旅游业等。舟山还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舟山的历史就是海洋文化的历史。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海洋文化的发展，近几年对海洋文化建设的投入非常积极，有很多支持的措施。而浙江海洋学院是最早开始进行海洋文化研究的高校之一，除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之外，还挂靠有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已经凝聚与积累一些研究力量和研究经验，培养了一批海洋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基于这些因素，我认为舟山和浙江海洋学院具备组建和运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条件，学院的海洋文化研究所也会“收编”入中心。
记者：“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方向、目标是什么？将涉及哪些方面的工作？
吴常文：“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既是实体研究中心，又是开放式研究机构；既有固定的研究人员，又能吸引更广泛的研究力量。中心将以“开放联合、密切合作、前瞻务实、共同发展”为原则，逐步拓宽合作研究领域、提升合作研究水平，形成合作互动、优势互补、战略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组织开展海洋文化研究、海洋文化学术交流、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等，力争把中心打造成为我国海洋文化发展思想库、海洋文化研究基地、海洋文化学术活动中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肯定要涉及到：海洋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海洋文化资源的挖掘；对海洋文化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将海洋文化与旅游、船业等结合，让其更全面的发展。
记者：如何组织起一个部级研究中心应具备的研究力量？如何确保它的权威性和高端性？
吴常文：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需要组建一个领导小组，由几家主办单位共同形成决策层，制定中心运行的方向和方案。其次，要组建专家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吸收国内海洋、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发挥专家在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专家能够真正从我们国家海洋的发展来考虑，切实地为海洋文化的发展做出最重要的贡献，这也是保证中心研究力量和权威性的重要层面。在具体的运作上，需要聘请一批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除了常驻中心的浙江海洋学院的专家外，还要广泛聘请其他单位的专家，更大范围地凝聚研究力量。这些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推进，现在最紧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让中心的整体运转尽快走上轨道。
记者：具体工作将如何展开？
关键词：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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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洋文化 天津 文化产业 发展
[中图分类号] P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33-05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天津海洋文化品牌塑造研究”（TJGL15-023）。
[作者简介] 赵燕华（1975 ― ），女，山东菏泽人，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海洋文化、整合营销传播；李文忠（1966 ― ），山西运城人，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品牌管理；申光龙（1963 ― ），韩国庆州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整合营销传播、非营利组织等。
天津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门类齐全，海洋化工、海洋装备、海洋盐业等产业一直保持全国领先，但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并没有跟上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步伐，仍是天津海洋经济战略中的短板。原因一是天津地处于渤海湾，受海洋自然条件限制，长期以来人们对其海洋文化及传统海洋文化产业的认知度不高；二是这些年在海洋文化资源方面的挖掘也不够深入，没有建立起有影响力的海洋文化产业及相关活动品牌。当前天津面临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机遇叠加，在此背景下确定天津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及战略定位，推动其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天津内外环境及海洋文化产业自身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提出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战略框架。
一、海洋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海洋文化作为基础元素，产业为结构性要素，在规模与集聚的发展中形成了海洋文化产业。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后，一些海事院校与相关研究中心牵头，对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产业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研究内容既有一定的理论与概念解析，更有大量的实践与对策分析。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关注的重点不同，在一些研究领域上的观点也略有不同，如表1、表2概括了几位学者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与产业分类的不同认识。
表中归纳的海洋文化产业概念不尽相同，一个共性是，都比较强调海洋文化在海洋文化产业中的基础支撑性作用，这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内容是促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源泉。另外，在海洋文化产业分类中，随着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类别基于原有标准也不断创新，衍生出新的业态形式，其外延也更加丰富。
二、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我国沿海各地依据海洋经济发展定位，深度挖掘当地海洋文化资源，出台相应的海洋文化产业规划，指导当地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天津依据所具有的海洋文化资源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实际，也在不断探索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与路径。
天津的海洋文化主要包括闻名的制盐文化：明清时期天津海疆制盐技术已较为成熟，在民国时期产盐质量已居全国最佳；悠久的海运文化：元朝时期开辟了从南方到天津的北洋新航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海洋漕运的发祥地；著名的海战历史构成了特有的海防文化；具有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北塘古镇的风貌与民俗构成的海洋民俗文化。这些使得天津海洋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与典型性，挖掘这些资源并与经济相结合，就形成了当前天津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基本情况。
1. 海洋旅游业
这些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出一些文化旅游产品。如复建了炮台营，重现历史风貌建筑；以仿古街区为特色建设凤凰街，还原北塘小镇的市井风貌；在中心渔港投资建成旅游服务项目――滨海鲤鱼门；进一步丰富了航母主题公园游乐项目，建设了大港贝壳堤博物馆、外滩公园、极地海洋馆等项目。另外，为了改变天津滨海游自然资源匮乏的局限，相继建成了东疆港人工沙滩及生态城阳光海岸人工沙滩，供游人亲水游玩。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天津已基本形成以海洋与海防文化为特色的沿海岸线休闲旅游产业带。2015年7月出台的《天津市海洋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2015-2020年）》，对天津海洋旅游业有了更高层次的规划，这些规划设想及在建的旅游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天津海洋旅游产业加速发展。
2. 邮轮产业
邮轮产业被称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邮轮码头分为母港、停靠港以及航线节点港。邮轮在母港停靠时间最长，对其所在区域消费、物流和信息流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位于天津港东疆港区南端，与东疆保税港区毗邻，总规划面积120万平方米，海岸线长1600米，现已有2个大型国际邮轮泊位及配套客运大厦投入使用，并配有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出行条件及广阔的活动空间。2015年天津母港共接待邮轮96艘次，进出港旅客43.1万人。
三、天津海洋文化产业SWOT分析
天津海洋文化产业SWOT分析的具体内容见表3。
剖析天津发展史可知，天津发展历史成就了天津具有突出的海洋军事文化、海防爱国文化，开放、进取的精神又让天津具有优势明显的海洋科技文化、港口文化、贸易文化等新文化特点。尽管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尤其是滨海旅游业存在某些方面的先天不足，但自身也具有一些差异化优势，而且当前外部宏观环境又为发挥这种优势提供了有利机会，因此，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应选择SO战略，把优势做强，做突出，做出特色，进而削减不足与劣势带来的欠缺。
四、天津海洋文化产业战略体系构建
基于天津海洋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应以文化为底蕴，做强滨海旅游业。但只以单一元素发展旅游业过于单薄，还需要其它海洋文化业态的配合，从而既使得头牌产业更加丰满，而且带动其它海洋文化产业形态处处开花。根据天津当前具有的各种资源、项目、活动，以星辰环绕式构建出天津海洋文化产业战略体系，详见图1。
1. 核心层
主打海防爱国旅游品牌，水陆统筹突出有特色的滨海游。
天津在海防文化、军事文化、爱国文化方面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在现有旅游资源与项目开发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挖掘历史事件，探寻更多文化素材，利用好大沽口炮台、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基辅号航空母舰主题公园等遗留资源，创新经营手段与思路，把“海防爱国滨海游”品牌做突出。
另外，作为“天子渡口”的天津是与水结缘的城市，地处渤海湾又是运河的终点，有海洋，有湿地，又有河流和运河，应该具有更大范畴的“水文化”意识。因此，可设计海洋海防文化游为整体“水文化”旅游的品牌核心，其他运河文化、湿地文化等辅助项目对品牌内容进行丰富，如围绕水系打造不同的娱乐休闲场所：包括三叉河口码头主题公园、运河码头主题公园、出海口邮轮母港码头主题公园、大港休闲捕鱼码头主题公园、七里海湿地文化主题公园。
最后，水系旅游项目与城市文化相结合，以水陆统筹的思维打造出“近现代史看天津”的大天津旅游品牌价值。
2. 辅助层
根据天津海洋文化资源及当前文化项目，深挖潜力打造出在一定范围内有标杆思维的业态形式与活动，既丰富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形态，又对滨海游这一核心品牌起到烘托与拉动作用。因此，在整体战略体系构建中将国际邮轮母港、游艇娱乐项目、北塘古镇风俗风貌、海洋教育、文化交流交易展会作为体系的辅助层，既突出各自特点及优势，建立起各自的品牌影响力，又繁荣并推动核心层的旅游业。
邮轮产业。天津是当前京津冀地区唯一的客运码头，是亚洲规模最大邮轮母港，与上海、三亚相比其硬件与停靠能力毫不逊色。今后继续加强与邮轮运营公司合作，丰富邮轮母港航线；与高铁经济联动，致力于挖掘国内市场消费者尤其是中国西部、北部地区邮轮旅游消费需求，激发国内邮轮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加快母港码头主题公园、人工沙滩、酒店、自由贸易区等腹地建设，满足邮轮旅游者的更多需求；依据京津冀协同合作，利用三地院校资源，探索校企合作专项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邮轮实习基地与国际邮轮人才培训中心，为天津邮轮产业输送人才，保证服务质量。
会议会展。致力于建立三层次的会议会展中心地位。通过举办海上智能装备展、海水淡化设备展，深蓝开发研究论坛等相关展会，打造出海洋文化及产业的世界级会议会展中心形象；承办辐射东北亚国家的会议会展，如东北亚海洋文化国际论坛、东北亚海产品及加工贸易展览等，围绕东北亚做文章，提高天津海洋文化产业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打造国际区域级的会议会展中心形象；承办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海洋文化及产业的交流与产业展会，打造国家地区级的会议会展形象，如举办京津冀海洋文化产业论坛、环渤海海洋文化产业商品商贸会等。
游艇娱乐。作为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游艇经济在天津已酝酿了上万个泊位的供给能力，形成集游艇制造、游艇会展、游艇俱乐部三产业聚集的北方游艇产业中心。今后在此领域要整合现有资源，如加强天津湾休闲娱乐游艇码头项目、中澳皇家游艇城、“滨海一洋”项目、海斯比天津游艇城项目的运营合作，把天津游艇娱乐消费市场这一蛋糕共同做大，将天津建成为亚洲顶级游艇生活圈，树立华北乃至西北地区沿海休闲游的重要目的地，并通过旅游促进游艇需求、生产、销售整个产业链条的建设。
北塘民俗。北塘历史文化资源厚重丰富，在明清时期就集渔业、漕运、商贸和要塞为一体，在这个大舞台上许多近代历史人物悉数登场，演绎着凝重的人间悲喜剧，六百年沧桑变迁使北塘成为一本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一个小渔村，半部晚清史”，这是史学家对北塘古镇的评价。2012年天津市政府对古镇采取原址复建，重现了古镇“兴盛商埠”和“海防重镇”风采 ，并以“600年古镇，心故里”进行形象推广。但目前知名度及活动影响力还不够，应该把古镇观澜书院书画展、古镇海鲜美食节等节日活动进行强有力的整合营销传播，在华北地区形成典型的文化与美食节庆活动，向该区域乃至全国展现特色历史文化，展示天津传统文化精髓，与天津陆地文化互动推介天津城市历史底蕴。
休闲渔业。近年天津利用小型捕捞渔船作为特色观光船、游钓船，发展休闲渔业、垂钓娱乐、涉海旅游观光等滨海蓝色渔业旅游产业。2014年，天津市休闲渔业总产值达7.2亿元，带动就业5000多人，年接待中外游客180万人次，休闲渔业成为天津市旅游的一张新名片。在此背景下，建议开展以“海味”在津为主题，配合海防文化、海洋军事文化之旅，在每年五月份举办“皮皮虾节”，十月举办大型“七里海钓螃蟹比赛”和螃蟹美食节，打造出具有和“查干湖冬捕”一样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提高这一产业的区域影响力。
海洋教育。天津在“海洋强国”战略下提出“建设海洋强市”的发展目标，国家海洋局把天津作为首个予以重点支持发展海洋事业的城市，国家海洋博物馆选址天津，重点建设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并把全国性海洋文化、教育等活动优先安排在此举行。另外，天津也建有海昌极地海洋世界、贝壳堤博物馆等一批海洋教育基地项目，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体系架构搭建中应进一步利用好这些优质资源。一是更好地与学校嫁接合作，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海洋意识与环保观念；二是面向大众群体开展持续的公益、科普活动与论坛，让社会大众更多地认识海洋、理解领海与海洋资源，树立海洋国土观念，通过多途径的探索把天津打造成海洋教育示范城市。
3. 基础层
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既需要社区层面的居民日常参与，也需要精品文化作品的大众精神享受；既有高雅与通俗的文化消费，也有随时随地的随意休闲事项，这样才能在普通、普遍与精品、科技相互交融中推进发展。因此，本体系提出海洋文化影视作品、动漫作品创作与演出、社区群众娱乐文化活动、日常海边休闲活动作为整个系统的基础层，建立起正向的思想引领与强大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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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ilding Strategic Mechanism for Maritime Cultural Industry in Tianjin
Zhao Yanhua1， Li Wenzhong1， Shin Kwangyong2
（ 1.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
关键词 和平崛起 国民 海洋意识 海权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本质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逐渐提升，现在已经稳居世界前列，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走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精心炮制了“中国”，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带来威胁的观点，中国的国际环境一度很被动。为了应对这种现实，为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观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想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成为“海洋强国”。中国想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对海洋的掌控至关重要。而中国是传统的大陆文化国家，几千年来国家和国民的海洋意识都不是很强。想要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我们必须要先成为海洋强国。想成为海洋强国首先要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认识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下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已成为我们强国之路的第一步。
1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
文化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不论文化的定义如何，其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海洋意识，实质上也是在海洋文化层面上讨论关于海洋的价值观，即对海洋及其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这种价值的行为方式。笔者认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最基本差异在于大陆文化更多是一种农牧文化，而海洋文化更多是商业文化。两种文化对民族特性、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都有不同的影响。相对于大陆意识，海洋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1.1重商意识
即重视物品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带来的利益的理念。尽管产品交换伴随着人类文明史，但商业作为一个重要社会行业，则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在古代大陆型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商业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也因此扼制了商业意识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农为本商为末”观念即是此例。但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地形的分割和当地物产的不足使海外贸易很早就成为社会的主业之一。
1.2冒险和进取精神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从事的海上谋生活动远较陆居者艰险。尤其是远洋航海贩运，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又因远洋贩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更诱使航海者不惧途中和异域的未知风险，不断开拓航路和市场。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望强烈，非陆居者所能比拟。
1.3开放性和多元性
海外通商和海外谋生是海洋型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对人流和物流的开放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海洋意识既崇尚不断从异域和异质文化中汲取物质和精神营养，也激励人们的海外迁徙活动和较少限制外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视商品和人口的流动为常态，与“安土重迁”和“闭关锁国”的大陆型社会意识有较大的差异。
2海洋战略与“和平崛起”战略的关系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大陆经济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文化也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国民，大多认为只需要土地就可以养活老百姓、维护好统治。可以说数千年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以大陆经济为主要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大陆战略”。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一直是世界上国民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这种对陆地的重视、对海洋的忽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兴盛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对海洋、对海洋力量的不重视，中国逐渐落后，从世界大国被淘汰。而近代的世界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他们的崛起都是依靠海洋。海洋给他们带来丰富的资源，他们利用海洋的资源发展自己，然后利用自己的海洋优势地位侵略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自己更大的发展。中国不会采取侵略别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但是在21世纪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想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大陆战略”转向“海洋战略”已经成为必由之路。
从“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转变，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必要的战略转型，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深刻的内在必要性。
2.1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交流肯定会越来越频繁。而在所有的对外贸易中，海洋贸易的比重最大，其比例远远高于航空贸易和陆地贸易。海洋贸易占主要地位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是地球海洋面积要远大于陆地面积，这导致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大于陆地贸易；第二是海洋运输的成本要比航空贸易的成本小很多，这造成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高于航空贸易。海洋贸易对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2.2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能源问题早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能源的安全运输；另一个是能源的储备。能源的进口也属于对外贸易的一个部分，能源进口的运输的主要方式就是海运。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储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世界上大部分陆地的资源都开采殆尽，想要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海洋，从海洋中获取资源，从海洋中获得发展。因而发展“海洋战略”，成为海洋强国是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问题的必要条件。
2.3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现在中国国民的海洋意识非常薄弱。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大的海洋国土。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几千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太平洋底7.5万平方公里区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海洋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警惕和反应，他们不仅炮制了“中国”，还从各个方面给中国掣肘，幻想延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海洋国土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要承认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海洋实力还不够强大。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
3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实行“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必要要求决定的，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而想顺利成为海洋强国，让中国的老百姓认识和重视海洋，让老百姓认识到海洋是中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海洋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上述的重要保证。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国民海洋意识是很差的。几千的陆地经济和农耕文化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想要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我们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进行教育和普及。
3.1正确战略规划，加强政府导向，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就必须要走向海洋，实行“海洋战略”，从基础做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国家已经提出要通过健全与海洋相关的法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国家海洋战略、积极发展和强大自己的海洋军事和经济力量、对国家所属的海洋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海洋强国梦的基础工作。
做好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培育工作，首先要从国家层面上做好详细的战略规划，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做好政策导向。国家在某些事务上的立场、政策、观点和行为，会对该国国民在该事务上的意识和看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政府在海洋事务上的战略、各级政府在海洋意识教育上的政策导向也会对国民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政府特性决定了民族海洋意识形成及发展趋势，政府的政策导向将引领民族海洋意识的发展，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将成为国民海洋意识不断增强的加速器和动力源。我们首先从国家层面做好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的整体战略规划，为培育工作搭好平台的结果；而各级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加强政策导向，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和教育来培养和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海洋意识。尤其是沿海地区，本来祖辈们对海洋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我们缺乏荷兰那种把自己的海洋意识，通过免费的体验教育（每天都有自愿者在船甲板上给孩子介绍20世纪，船员们的生活，在体验中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祖先，了解海洋）来一代代的传承。
3.2加强海洋高等教育，建立海洋事务综合人才的培养机制
海洋事务设计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而需要的是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我们要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培育普通国民的海洋意识是基础，可以认为是打地基，而培养海洋综合人才则是该地面上的建筑。没有建筑，只有地基是无法让人居住的。同样的道理，没有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处理国家的海洋事务，国民的海洋意识培育的再好也没有用。
中国的海洋领土有30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7.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勘探权和开采权，加上几千公里海岸线，因此我们需要大批的海洋事务综合人才来管理和处理海洋事务。所以，为了能有个安全舒适的家居住，除了打好地基之外，我们还要花大力气盖好地面建筑。我们要加强海洋的高等教育，国家应该加大对海洋类高校和海洋类学科建设的支持与引导，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综合人才培养的摇篮。同时，有了这些人才培育的基地，这种效应可以从上到下的传递，成为增长国民海洋意识的种子。
3.3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洋的气息
培养国民海洋意识，我们需要创造其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海洋氛围”，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主流媒体海洋理论的传播、对国家海洋战略的阐释；政府海洋制度的建设与海洋政策的实施、国内国际海事活动的组织与引导；民间海洋研究机构普遍设立与研究活动的广泛展开；多样化普及海洋知识的书刊的推广、丰富多彩海洋广告文化的培植；航海竞赛、海洋旅游、海洋探险等情景参与活动的推广等等，必将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的气息，在生活中养成海洋意识，在海洋意识中积极生活。
4.结语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和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成为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要成为海洋强国，我们必须要从基础做起，积极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培养海洋综合人才。我们坚信，中国的崛起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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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意识 海洋社会组织 海洋民间信仰
进入21世纪，“蓝色国土”、“海洋世纪”等词语不绝于耳目，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及近年来我国关于“”、“南海”等海洋问题的激化，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安全和海洋意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公民的重视，这一切让我们意识到海洋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海洋的开发利用与海洋权益的争取和维护，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海洋意识状况[1]。
一、 世界海洋强国公民海洋意识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是在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它的海洋战略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葡萄牙称得上是海上霸权国家，它的发展崛起，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的。亨利王子、若昂二世的海洋意识很强，在他们的支持鼓励下，达.伽马、麦哲伦、迪亚士先后进行了航海探究，这些远航探究使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也奠定了葡萄牙在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给葡萄牙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二战后，美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为提升公民的海洋意识水平，美国教育、科研、海洋各部门相关代表召开了研讨会议，要求因时因地建立多个海洋教育网络中心，为全国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推广提供平台。为了能让海洋意识教育进入美国中小学课堂并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普及和发展，美国国会了世纪海洋蓝皮书，该书阐述和强调了海洋意识教育的意义，奠定了学校普及海洋意识教育的坚实基础。美国认为海洋意识是为了增强公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意识和知识，是建立公众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让公众通晓海洋问题，知道和理解海洋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美国大力宣传海洋意识教育，努力让海洋成为国家进步繁荣的法宝。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国，它的公民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普及，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全体公民的海洋意识教育，他们在小学生国情教育的教学资料中写到“我们没有土地和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韩国很早就开始向幼儿园提供海洋玩具，而且在小学、中学中逐步增加海洋内容，在大学开设海洋专业，海洋意识教育逐步深入[2]。
二、我国公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的原因分析
在这个海洋的世纪，相比于以上国家，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历史原因
虽然秦、汉、唐、宋都是海洋意识得到推崇的时代，但这大都是统治者为了长生之道而开展的。秦始皇时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时方士寻找海上长生之地等等，唐朝时鉴真东渡还算是有点意义，但是到了清朝时期，为防倭患昏庸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消极保守的海禁政策。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的海洋意识弱化了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上重视力度不够
1998年进行的 “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者竟然不知道除960 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外，我们还有300 万平方千米的海疆国土。我国对公民海洋意识教育的探索开始的比较晚，且也只是在部分涉海高校领域内，因此在战略规划和教育体系的研究方面比较匮乏，基础教育研究的深度不够，更欠缺全体国民研究的广度，缺少政策理论和经济物力的支撑，与其他涉海国家比起来差距还很大，海洋意识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3]。虽然政府在公民海洋意识教育上也有较多的政策引导，比如出台了《关于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权教育的工作方案》、《全民海洋意识教育指导纲要》等方案纲要，但还没能细化、没能有效地落到实处，更没能形成有效地指导海洋意识培养的相关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教育的任务刻不容缓。要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中国必须量身定制一些海洋意识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
三、我国公民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探讨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和海洋战略地位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权益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的地步。从过去的以军事殖民为目的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由争夺有利的海上通道转变为争夺海洋。当前，我国的海洋权益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岛屿被不良居心的人侵犯、海域被无礼的分割、资源被无情的掠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4]。显而易见，捍卫我国的海洋权益，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入到海洋权益维护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海洋意识，树立一种全新的海洋观。
（一）改变学校教育模式，提升学生的海洋意识
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在学生层面暂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没有形成一套专门的教育模式理论。但是有一些涉海学校在海洋意识培养模式方面却做出了突出成就，为我国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青岛市39中学在2011年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基地。这所学校的做法是，让海洋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引导学生从小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倚重海洋。该校还将海洋教育融入到学校课程中，建立了海洋教育专门人才培养班，在校长白刚勋的带领下，青岛市39中学又被评为全国第一个中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海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班。舟山市沈家门小学是我国第一所小学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学校定位在海洋特色教育层面，校园内到处都充满着海洋文化气息，无论是海味七彩园和海洋绘画秀秀墙，还是海洋知识长廊和海洋艺术长廊等，都蕴含着对海洋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平时学生可以通过电子影像、报告论坛、博客等各种现代媒体手段了解海洋文化、学习海洋知识。他们的海洋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海洋和了解一些海洋课本知识，而是为了把海洋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浙江海洋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也是一所以海洋为特色的大学，近年来学校致力于海洋历史发展战略研究、海洋观教育研究，学校坚持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采用思想政治教育与海洋观学习有机结合的方式，在深化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有关海洋的特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上展开了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初步探索，全国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还不是很成熟，因此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和探索。
（二）运用媒体的高效传播特性来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也是新媒体的时代，各种媒介不断涌现，像微信、微博、QQ等等。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海洋时代的特征将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二者互为补充，互为融合，互为促进，相生相长[5]。要提高我国公民的海洋观念，唤起大众传媒的海洋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大众传媒的类型以及优缺点见表1。
大众传媒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助推器，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二法宝。在国民海洋意识培养教育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独特特点是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的，我们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制造、翻印、传播有利于提高公民海洋意识水平的新闻、信息、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让 “海洋问题”的关注度在公民中不断提高，使有较高海洋意识的现代公民层出不穷，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
（三）借助海洋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公民的海洋意识
海洋社会组织，是指一切在海洋社会中活动的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另一种是非正式的，两者的内容及功能作用，见表2。
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海洋意识的宣传工作，比如开展有关海洋事业成就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有关海洋文化的论坛等。非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它是由社会热心人士组建的，不要小瞧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它是最有效，也是最接地气的组织，它能很好地宣传海洋意识。
（四）运用海洋民间信仰传承海洋精神
海洋民间信仰是指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信仰和崇拜，认为有神灵主宰海洋、决定人世命运，它是伴随着海洋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海洋民俗是指涉海居民依托于海洋，受海洋环境的影响，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它反映着海洋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地貌、社会形态以及日常心理[6]。二者的特点与作用，见表3。
由于古时候海洋科技的不发达，海洋上的一些现象不容易被人们认清楚，海洋的浩瀚和神秘，让人们对海洋有了的无限假想，久而久之人们就不约而同的形成了对海洋的敬畏之情，进而形成了对海洋的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积极作用来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比如可以利用海洋信仰劝人们爱护海洋，维护好海洋社会的秩序，利用海洋信仰博大的文化内涵教化人们，使人们提高文化知识素养，进而增强海洋意识。
四、结论
十三五规划要求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可见海洋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海洋意识的强弱关乎中国海洋权益的大小和整体利益的得失，中国要想在已经到来的海洋世纪里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来稳步的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使国民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海洋观，让每个国人都对海洋产生一份信仰之情，让他们在了解认识了海洋后，能更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海洋，进而较快的实现海洋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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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意识定义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海洋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只有M. Kuijper 曾提及过海洋意识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界定海洋意识的概念。对海洋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本文通过阅读CNKI 中影响力较大200 多篇文献，整理出有关海洋意识的数十条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从表面上看显得分散且毫无关联，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前后相继关系。依据不同流派的根本特点，将这些定义归纳为海权说、人海关系说和实践-认识说三大类。
1. 海权说
这一流派的学术观点源自马汉的《海权论》，其根本观点是将海洋意识视为一种新时期下国民应具备的海洋战略思想，是对海洋领土主权的关注意识，代表人物是马汉。马汉(1890)认为，一个国家想要真正面向海洋、走向海洋，其国民必须要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海洋的热爱、了解，同时也包括对海洋的渴望和征服。此后，有一大批学者从这个角度界定海洋意识。比如，史英(1989)认为，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李德潮(1997)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孙志辉(2008)认为，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冯梁(2009) 认为，21 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指21 世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海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华民族对海洋在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全人类海洋事业中地位作用的心理倾向和基本认知;何立居(2009) 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它的内涵里，既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海洋观包括以下几方面:海洋国土观，海洋资源观，海洋权益观，海洋防卫观。总的来看，海权说将海洋意识与海权意识、海洋领土意识等同起来研究，反映出今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国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学者对海洋领土安全问题的重视。
2. 人海关系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认为海洋意识是在人与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自觉意识。比如，何兆雄(1998)认为，海洋意识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郭渊(2009) 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海洋意识进行分析，认为海洋意识是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存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知总和。赵宗金(2011)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人海关系的自觉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涉海行为的自我反映;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陈冀斌(2012) 海洋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和把握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海洋意识具体就表现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和心态等方面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海洋意识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活动。总的来看，人海关系说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海洋意识的生成过程，由于人海关系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基本概念尚不清晰，因此从人海关系角度来定义和理解海洋意识显得有些晦涩。
3. 实践-认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海洋意识视为对海洋及人类涉海实践的总和的反映，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对海洋的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综合认识。比如，陈小燕(2003) 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唐复全等(2004)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关于海洋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理性认识;饶咬成(2005) 认为海洋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产生关于海洋的认识，这种认识，被称为海洋意识;李文睿(2007)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 贺义雄(2011)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的反映和认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濒海国家、民族海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总体政策的形成。总的来看，实践-认识说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之基础上的对海洋的全面认识，其包含的范围很广，但缺点是缺乏学科视角和理论特色。
三类流派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海洋意识，丰富了海洋意识内涵，并且在流派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做了铺垫。但也存在着一个重大不足，即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学科定位。本文认为，海洋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类型，从学科归属上讲，应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范畴，故应当从认知心理学研究意识的视角对海洋意识下定义;或者，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研究态度的视角将海洋意识视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认知。为了更好地对海洋意识进行操作化，本文依据态度ABC 理论将海洋意识定义为人类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方面对海洋的观念总和，它形成于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互动过程中，并进一步将其被操作化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这种划分方法更有利于今后海洋意识的调查研究。
二、海洋意识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研究
学界除了探讨海洋意识的定义之外，还在海洋意识的类型和指标体系上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所谓海洋意识类型，是指海洋意识所包括的具体形式，比如海洋领土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文化意识等，它们是政府部门、学者、媒体等基于我国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是广大民众所应当具备的海洋意识;所谓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是指在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以编制海洋意识调查问卷，以测量国民海洋意识强弱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1. 海洋意识类型的研究回顾
在国外，尚未有学者对海洋意识进行类型上的划分，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和Brent S. Steel(2005)等也只是针对其中之一的海洋生态意识进行过调查研究。但是在国内，已经有十余位学者先后划分了海洋意识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陆水明、陈艳红和王华的研究，他们分别从维护海洋权益的角度、发扬海洋文化的角度、海洋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海洋意识进行了类型上的划分，分别划分出若干个子类型。陆水明等(2005) 认为海洋意识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竞争、海洋安全等方面意识，他引用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观点，从海洋权益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重点增强海洋权益意识，加强海洋建设;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在内容上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等，并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将海洋意识看做是一种深层次的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的灵魂。王华(2009)认为海洋意识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开放融入意识、海洋战略安全意识等。他引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的观点，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着重强调了海洋开发的重要性。这三种划分方法较能反映出学界主流的海洋意识类型，除此之外，温广宇、牟方君、何兆雄、吴青林、郭渊等十余人也对此做过划分，他们在划分方法上的差异并不大，都是结合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战略、权益、资源、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对海洋意识进行直观的划分。
学者们对这些海洋意识类型的称谓不尽相同，在涵盖面、数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许多争议，甚至是误解，这也是本文认为值得专门讨论的地方。本文将目前学界对海洋意识的分类归入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生态、安全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包含了诸多不同称谓，它们之间在含义上的差别不大。综合来看，海洋政治方面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利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政治意识、海洋国防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等不同称谓;海洋经济方面包括海洋财富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价值意识、海洋开发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经济意识等称谓;海洋法律意识方面包括海洋法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等;海洋文化方面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海洋价值与伦理意识等称谓;海洋生态方面包括海洋生态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健康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等称谓;海洋安全方面包括海洋防灾意识、海洋减灾意识、海洋危机意识、海洋安全意识等称谓。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海洋开放与融入意识、海洋竞争意识、海洋创新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影响并不大。总的说来，这六大方面基本涵盖了学界目前对海洋意识的认识，这种在同一类意识上出现多种称谓的情况表明我国学者在海洋意识类型表述上还存在许多分歧。
2. 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有关海洋意识指标系的研究十分匮乏。国外尚未看到有人设计过海洋意识指标体系。在国内，李珊等(2010) 在分析了大连716油管爆炸事件网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首次构建出一套海洋意识指标体系。这套海洋意识体系应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力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海洋资源与伦理意识五个类型，他们将其归纳称作主观人海关系意识另外，该体系还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四个宏观层面的意识构建领域。他们认为，左侧五个海洋意识类型和右侧四个宏观层面共同构成海洋意识，而海洋意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指在这四个层面中不断渗透正确科学的海洋意识的过程。赵宗金等(2012) 在充分分析、整合前人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意识体系。他们认为海洋意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多层次、全方位对人与海洋关系反映的内容体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将海洋意识划分为权益、安全、开发、战略、保护、教育和参与七个类型，七个海洋意识类型之间是彼此并列的关系，除海洋战略意识之外的其他六个意识类型又都包含若干个子类型，各个子类型都有相对应的概念界定。子类型之间也是彼此并列的关系，相互之间各有所指、统一于海洋意识指标体系之中。
三、海洋意识现状调查研究
1. 国内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青年报在1998 年进行过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结果显示，2 /3 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国土面积为960 万平方公里，完全忽视了我国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共青团中央曾在上海大学生中做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0% 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 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域国土，有的大学生干脆认为争执海岛主权没有意义。王新刚等(2012)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以大学生海洋意识状况、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状况和大学生对我国海洋政策的认识等三个方面为调查内容，对图2 海洋意识的分类体系河北三所大学理科、工科、农科、文科、艺术和体育等学科的共1500 名本、专科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海洋意识较薄弱，高校应加强海洋意识教育。这些调查结果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尽管有些调查在被访问人群的代表性、问卷的信度效度以及年限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其数据仍被政府官员、媒体和学者广泛引用。国内影响最大、最具解释力的调查，是海洋出版社与深圳互通调查机构、中国民意调查网于2010 年和2011 年，在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老师的指导下，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18 个城市分别进行的两次科学、系统的抽样调查，其2011 年度的调查人数超过了5000 人。经过两年的调查，最终结果表明:第一，国民对海洋的了解比较单一、浅薄;第二，海洋知识较欠缺;第三，对海洋所发挥的作用认识得较浅薄，认为海洋与生活关系不大;第四，环境意识出现背离第五，海洋经济意识较强;第六，海洋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在区域特征上，内陆的海洋意识高于沿海;第七，自我评价过高;第八，在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方面，新闻传播是主渠道;第九，支持海洋知识教育进课堂。
2. 国外调查研究成果
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注珊瑚礁的生态威胁问题，但却对珊瑚礁的生态常识知之甚少;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 也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心沿海地区的生态健康问题，但却只有31% 的人真正意识到自身行为对其的影响;Steel 等(2005) 发现，人们对沿海环境状况的关注要明显高于他们所知道的沿海环境政策知识，这不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海洋环境污染事件。Ballantyne 等在南非一个海滨小镇里做过一项海洋知识调查，调查对象是镇上三所小学的54 名学生，涉及的问题包括水为何会流入大海、大海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等数十个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受谣言等不良因素的影响，被调查者对海洋存在许多误解，政府应该建立更多的海洋科普基地，让民众切身认识海洋。
就美国而言，在公众海洋意识调查方面最具解释力、影响力的是Brent S. Steel 等人的研究。Brent S. Steel 等人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对美国48个州的家庭进行了科学规范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访者人数为1233 人，调查的内容是海洋知识。调查发现:大众对海洋知识普遍缺乏了解;沿海居民比内陆居民知道更多的海洋知识;大众对海洋重要专业术语普遍缺乏了解;电视和电台对传播海洋知识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报纸和媒体则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调查结论与我国海洋出版社2011 年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都反映出国民的海洋知识较欠缺，对海洋的了解较浅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表现在:第一，不同于美国，我国内陆居民的海洋经济意识水平高于沿海居民;第二，我国民众获得海洋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新闻传播，但并未得出新闻传播产生了负面性影响的结论。
四、中国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研究
在目前有关海洋意识的学术成果中，有大量关于我国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我国在海洋意识教育中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重视，突出表现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生及社会大众在海洋政策与法制的认知、海洋国土和主权意识的培养等方面的缺失;第二，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不够理想，尤其缺乏高素质教师;第三，我国的海洋意识教育工作几乎都集中于学校，阻隔了广大社会群众接受教育，全民普及程度不够高;第四，教育方式过于单一，海洋意识教材和读本数量太少，教学比重太低。鉴于此，学者们纷纷提出解决对策，包括:第一，各级相关主管单位，尤其是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非盈利文化机构，要重视海洋宣传工作;第二，加强海洋意识理论建设、法制建设、管理能力建设，使得海洋意识教育科学化、制度化，形成学习氛围，长久保持;第三，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鼓励人们自主参与学习;第四，多建设海洋大学、海洋学科和海洋意识科普中心。
实际上，我国曾在国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上取得过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为人忽视。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音像书籍出版方面。1998 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出版了《海洋知识读本》《中小学海洋教育教材》《中小学海洋教育理论文集》《中小学海洋教育》等研究专集;2008 年，青岛市教育局为迎接奥运会，专门出资为全市中小学校的图书馆购买了《海洋小百科》全书，掀起了学习海洋知识、普及海洋文化的教育活动;2011年，国家海洋局、海军政治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走向海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2013 年，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召开了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研讨会，其内容包括海洋科学、海洋资源、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开发、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防务、海洋文化九个方面，标志着我国首套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第二，在科研教学活动方面。1998 年，浙江省舟山市虾峙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小学海洋教育课程研究课题，初步构建了以海洋教育活动课为主、实践课程和环境课程为辅的小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成为浙江省学校课程改革中最引人注目、最活跃的模块;1998 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花了6 年时间完成了更具操作性的综合性海洋教育课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公众海洋知识教育体系。[35]目前，国内有37 所高等院校、29 所中等学校开设了涉海专业，在涉海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共有20 多个培训点。我国常年利用新闻媒体对青少年进行海洋知识教育，并在沿海地区公众中开展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常识教育，在中国召开的各种海洋会议上发表了不同主题的《海洋宣言》。
第三，在社会活动方面。2005 年，全球29 个海洋城市在国际海洋城市论坛中发表了《厦门宣言》，号召共同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2006 年，中国海洋论坛通过了有关海陆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的《象山宣言》;2008 年，世界19 所海洋高等学校签署了《舟山宣言》，宣示了发展海洋教育、创新海洋科技的行动方向;2009 年，《中国航海日大连宣言》将文化建设列为海洋行为的首位，主张发展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2013 年1 月，我们的海洋首届海洋中国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天津、厦门、上海进行巡演，以建设海洋强国为主题的2013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庆祝大会在辽宁省举行。
除此之外，据《中国海洋报》报道，我国目前已建立22 个海洋意识教育基地。这些由政府和教育科研机构牵头的项目对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作用无可替代。遗憾的是，由于宣传工作的不到位，这些已有的成果没有被大众触及，也没有引起海洋文化专家、海洋意识研究人员的重视，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遗漏。
五、评价与展望
1. 海洋意识研究的成果评价
综观前人的研究，他们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体现了政治思维和学术思维的结合。国民的海洋意识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海洋强国的建设进程。新时期下，随着党和国家对海洋建设和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视，学界也开始对国民海洋意识发展状况及其解决对策展开大量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焦点较为集中。主要包括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海洋意识实证调查、国民海洋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经验和实证的结合。对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而对国民海洋意识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以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为主，对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及宣传工作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为主。
(1) 在海洋意识类型研究方面。通过分析、比较目前已经提出的海洋意识类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很少有人为这些类型( 即一级指标)分别下定义，更没有人做到继续往下发展指标。第二，一级指标间的重合。比如吴青林(2010)在海洋安全意识上犯的重合错误。他认为海洋意识包含七个方面，分别是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强国意识、海洋安全意识、海洋通道意识、海洋生态意识。其中，海洋安全意识又包含四方面:二是我国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遭到严重侵犯;三是国家外向性经济发展面临着可能发生的威胁与挑战，尤其是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些表述，与他同时提出的海洋主权意识、海洋通道意识产生了明显的重叠。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部分学者对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的表述上。
(2)在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研究方面。李珊等(2010)构建的体系基本涵盖了海洋意识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只有体系，缺少具体指标;第二，最大的问题在于很难处理左、右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清晰度和解释范围。赵宗金(2011)等在指标的涵盖范围上较之李珊等人的研究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它几乎容纳了目前所有可取的类型。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行的，存在彼此重合的问题;第二，很多二级指标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相互指涉的现象。不过，李珊、赵宗金等人的研究体现了学界对海洋意识进行实证研究的趋势，他们的研究为今后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
(3)在海洋意识调查研究方面。前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国民海洋意识状况的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问卷设计等方面给予后人许多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清晰、科学的定义;第二，既然无法合理地定义海洋意识，那就不能准确地知道海洋意识的内涵及主要类型(一级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操作化，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将受到影响。
(4)在学者对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研究的评价方面。前人的研究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措施，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在前人的引用资料中，被提及最多的一项调查是1998 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36]这一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被十余位学者争相引用，作为判断国民海洋意识高低的重要凭据，而不顾及其抽样代表性较低、指标较为单一、年代较为久远等缺陷;第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被指责最多的是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教育部门的成果不明显、出版单位很少出版海洋意识读本和教材。而事实上，我国从1998 年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海洋科普读物和音像产品，举办过许多海洋会议、海洋活动，这些都为学者、媒体所忽视。
2. 海洋意识研究的未来展望
(1)确立恰当的界定海洋意识的学科方向。
海洋意识作为一种人们对于海洋及其组成部分的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从学科归属问题上讲，应该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或研究态度的社会心理学。索尔所(2008 ) 认为:意识(consciousness)是对环境和认知事件诸如世界的形象、声音，以及人的记忆、思想、情绪和本体感觉的觉察。[37]尽管心理学界对意识的界定尚未统一，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意识所包含的范围是很比较模糊、宽泛的。海洋意识作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觉知，属于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第二，意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认知成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情绪、情感因素，因此，海洋意识也应该包含人们对海洋的情感以及人们对海洋的认知。
(2)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建构方法来自环境意识指标体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