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同属于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现象，近年来对 现当代文化建设与艺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有着一定的区别，二者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创意生活产业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1、 艺术管理含义
艺术管理是人类运用艺术学、管理学的理论对于艺术活动实施管理的行为。其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不同领域的知识，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艺术管理的发展是随着艺术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的艺术管理活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社会艺术活动产生，自先秦开始，诗歌、绘画、音乐、舞蹈及其他艺术活动的出现，艺术管理活动就已形成，但从实质上讲，那时对艺术的管理还处于政治的手段进行管理，艺术自身的管理也多从属于政治。
例如，季札观乐，孔子删诗，师旷审音，也都是按照政治标准来管理艺术的。到了唐宋时期，盛世到来，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顶峰，这一时期的艺术管理，不再为政治服务，更多的是走向民间，走向市场化。到了近现代社会，在近代管理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下，人们对于艺术活动实施有序的和有为的管理，并且逐步成了科学的艺术管理理论与管理体系。包括艺术展演、影视播映等艺术活动，这类文化活动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全社会的人员的人文素质、丰富其精神生活，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向上和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支持。
2、 艺术创意的含义及发展
艺术创意是指人们在艺术或其他活动中创造新颖的艺术意象与意蕴的行为。狭义的艺术创意，即指在一般艺术活动中的创意行为，广义的艺术创意则是在其他社会活动中融入艺术创意的因素，并以艺术创意的精神予以运作的行为。艺术创意从属于一般文化创意，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创意。通常的创意，即指文化创意，一般既包括艺术创意，也包括经济创意、科技创意等，但经济创意、科技创意又通常是与艺术创意共同交织而发挥作用的，其中艺术创意往往起到核心的作用。
3、 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的联系
作为新兴的学科体系，艺术管理学与艺术创意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理论层面，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均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积累，成为具有新兴学科的理论框架与体系; 在社会实践层面，二者都具有应用与实践的特色，直接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 在其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层面上，无论是发展历史悠久的艺术管理，还是处于建设阶段的艺术创意，均显现出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广阔前景。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都是人们在艺术活动或其他活动中智慧与才能的充分发挥，它不仅对于艺术活动及其产品不断创新与提升，而且对于艺术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创意生活产业就是两者相互区别，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产物，在当代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凸现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创意生活产业，源自艺术管理、艺术创意和文化积累，以创新的经营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乐各领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具有深度体验及高质美感的产业。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火极一时的“黄太吉煎饼果子”，改写了传统美食的新传奇，用新思维，新模式，打造出了中国新式快餐，也是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的作用下诞生的一个创意生活产业的典型。不仅在口味上尽可能地满足食客的需求，除煎饼果子外，还有现磨豆浆，卤汁豆腐脑、秘制猪蹄、麻辣烫、四川凉面等，其多元化的也最大限度的满足食客的味蕾，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另外，其“别具匠心”的营销模式，应该是成功的关键，不论是装修布局( 采 用港式茶餐厅和西式咖啡厅的风格) ，还是店里的标语“在这里吃煎饼、喝豆腐脑思考人生”“所有的汉堡、比萨都是纸老虎”“小生意、大志向”这些别有用心的创意都迎合了现代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同时利用现代化媒体微信、微博、陌陌等跨界宣传让传统美食焕生新容。
在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深入研究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对于推进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活动的深入，以及艺术管理学与艺术创意学的不断成熟，乃至促进当代社会文化建设及其繁荣，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一的艺术活动形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多元化、多样性的艺术文化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创新理念，从而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和推崇。例如芭蕾舞与魔术的结合，一个唯美浪漫，一个神秘传奇，传统钢琴演奏和喜剧表演，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他们的结合使舞台效果耳目一新，带给观众全新的艺术体验。
4、 当代社会如何发展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
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推进艺术建设与发展、提高了艺术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升了人民大众的文化艺术素质，促进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创新。如何有效的发展这一新兴的学科，我认为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首先，注重人才培养，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的研究和开展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通晓各个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掌握某种艺术技能，了解不同门类艺术基础知识，还要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理解力、洞察力、欣赏力、逻辑思维能力等综合素养，唯此才能促进艺术管理理论的纵横发展。因此，需要大力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同时使其了解不同门类艺术的基础知识、文史哲知识，开阔视野，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艺术作品。
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在从事艺术活动、产品制造、品牌推广、营销和零售方面的劳动人民，在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艺术创意，将各类艺术的形式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创造更多具有新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使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不仅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而且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建设。其次，注重发展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炎黄子孙，发展中国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密切，许多外来文化、艺术形式视乎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再次，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它是人类意识活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专业的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它直观地体现在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上。创新意识既是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的途径又是艺术管理的目的。
因此，要想发展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从小抓起，将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渗透到中小学等各阶段的教学中，从小树立艺术创意的意识，将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使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现代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给人以更多的尊重、更大的自主，同时要求人有更高的自觉、更严的自律。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连学者群的著作《管理新论——无为管理学》，在绪论中指出：“无为管理”这个概念的诞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无为思想体系与现代管理科学体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与机缘下水到渠成的融合”是一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崭新的管理学科。
无疑，深化教改、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德育的实效，应从无为管理的思想中得到启示，从教育哲学上找到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当前，相当多的空洞、枯燥的说教（包括学校与家庭）与青少年不断增长的自主意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教育中，事倍功半、劳而无功甚至事与愿违的事屡见不鲜。
那么，体现无为管理思想的“无为”教育艺术能不能给我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新的途径和方法呢?
“无为”教育艺术的研究对象与特征
以教育意识为核心，教育过程表现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教育者有明显的教育意识，被教育者有明显的被教育意识。
在学校和家庭中，这种模式最普遍。在一所市重点学校中，成功地组织了“热爱生命”的主题班会。学生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人之由来”展览后写了观后感，请家长到学校来参加班会。班会上，家长纷纷讲述了十月怀胎的艰难，为了保胎不挤公共汽车上班，坚持步行顶风冒雨；为了保胎感冒发烧不敢多吃药……让学生了解了母亲怀胎的生理反应。这一别开生面的班会，强烈震撼了学生的心灵，使他们懂得了孕育生命的艰难，懂得了生命不属于自己的道理，悟到了孝敬父母、珍惜生命的道理。教师、家长、学生都明确参加班会的目的，教育意识贯穿全过程。
第二种，教育者有明确的教育意识，但被教育者没有意识到教育者的教育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一位父亲带3岁半的儿子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土坑，儿子非要下坑里去玩儿。当儿子玩得高兴时，爸爸蹲在不远的地方，不让儿子看见。儿子玩够了，要上来，开始喊爸爸。爸爸一声不吭，装没听见，儿子直呼爸爸的名字，爸爸还是不理他。于是他连哭带骂：“坏爸爸，大坏蛋！呜呜……”叫喊哭骂儿句都不见爸爸露面，儿子只好自己在坑里想办法，终于发现了坑边的土阶梯，便手脚并用地爬上来了。当他发现爸爸就在坑边一棵大树下蹲着时，便惊喜地扑上去，高兴地摸着小拳头不无自豪地说：“是我自己爬上来的！没有爸爸，我自己也能上来！”
爬坑，孩子感悟到“我行！”，收到了父亲预期的效果。这不正是培养了孩子的自信和战胜困难的意志吗？不正是家长的“无为”创造了孩子的“有为”吗？这不是比空洞的说教高超得多吗？这是“无为”教育艺术的典型事例。教育者用心构思，去创设一种情境，引导一种经历，让学生和孩子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在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得到感悟，完成精神的升华。这样的教育艺术是多么有魅力呀！难道不令人神往吗?
第三种，教育者没有教育意识，但受教育者往往在意外中受到教育。
一位母亲发烧躺在床上，对女儿轻声地说：“真想吃口西瓜”。女儿却只是想有一堆数学题还没做，望着阴沉沉快要下雨的天，怕耽误时间不理茬儿。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表姐急冲冲地闯进来：“姨，姥姥又喘起来了，脸发白，昏过去两次了。”只见她妈妈一愣，立即翻身下床，抄起大衣，拉起表姐就往外走，边走边嘱咐表姐去换氧气，竟没理会女儿递给她的雨伞。妈妈急匆匆地走了，女儿举着雨伞站在雨里，好久好久。她的心怎么能平静呢?妈妈重病在身，可她为了母亲却不顾自己。她想吃一口西瓜，我却不敢接她的话茬儿……。这位中学生在《西瓜代表我的心》的作文中写道：“那雨夜好长好长啊！也就是自那雨夜以后，我惊异地发现我长大了，变成了懂事的大姑娘。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我要去买一个大西瓜给妈妈，西瓜代表着女儿一颗爱妈妈的心。”
母亲的身教促使孩子开悟，这是成功的无言之教一例。母亲并不是有意示范，女儿也并不认为母亲的行动是用意在教育她。但母亲的行动本身完成了一个教育过程，受教育者在对比中得到心灵的净化。
第四种，教育者没有教育意识，但被教育者有明显的受教育意识，能主动接受教育。
一名中学生仰慕某语文教师已久，但未分到该老师班里。一次该老师来班里监考，喜出望外。因试卷印刷模糊，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鹤”字。全班同学都停止了答卷，欣赏起优美的书法。这一个字，给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进取精神。由于敬佩，在学校中学生模仿老师的宇，文如其师，字如其师的现象相当普遍。“一字之师”令学生终生受益，可见“无为”教育艺术的魅力。
从对四种教育模式的简要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教育意识在“有”“无”之间的转换。最有教育艺术的是，作为被教育主体的学生，在没有意识到被教育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受到教育，这可谓“不教而教”。
“不教而教”可称为教育的最高境界。
在结晶中华民族智慧的成语中“不……而……”也反映了这种特有的事物发展规律。
《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诸葛亮与周瑜在手上同时写出“火”字，可谓“不谋而合”。诸葛亮在城楼抚琴观景惊退司马懿大军，堪称“不战而胜”……。“不言而喻”、“不期而遇”、“不求而得”、“不翼而飞”、“不寒而栗”诸多成语概括了生活中的这一类经验。
以“不教而教”为主要特征的“无为”教育艺术（教育艺术的极致，可简称为“无为”教育），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教育过程。
“无为”教育要研究教育者的教育艺术和技巧，如何使教育魅力无所不在：“无为”教育要研究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即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开悟过程及规律。
“无为”教育艺术的特征
1. 教育意图的隐蔽性：
“把自己的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集中概括了“无为”教育的首要特征。
前文中所述一父亲让幼儿自己从坑里爬出来的做法，具有教育意图的隐蔽性。
《北京日报》曾以《不教而教的启示》为题刊登了这样一个教育故事：
一个女孩初学小提琴，琴声如同锯木头，父母不愿听。孩子一气之下跑到幽静的树林中学练。突然，她听到一位老年女人的赞许，老人说：“我的耳朵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只感觉你拉得不错！”小女孩受到鼓励，于是每天都到树林里为老人拉琴。每奏完一曲，老人都鼓励说：“谢谢，拉得真不错！”
终于，家长惊异地发现了女儿优美的琴声，忙问是什么名师指点。这时，女孩才知道，林中的老人是著名的器乐教授，而且她的耳朵从未聋过。
装耳聋，引导孩子走向自信。她认真倾听孩子的琴声，对孩子不断鼓励，虽没有具体施教琴艺，又没任何说教，但却给了孩子动力和智慧。女孩每天为残疾孤寂的老人拉琴，从中悟到艺术的价值和魅力，琴德、琴艺都得到升华。这个传奇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无为”教育的哲理。
2. 教育手段的间接性：
常用的直接的教育手段，如：讲课、报告、参观、访问、表扬、批评、奖励、惩罚、谈话…
而不运用某些直接的具体手段，教育者的有些行为，在有意或无意中触动了受教育者的心灵，促使其觉悟。这种间接手段，有时更有力量。
一位母亲怕耽误孩子的学习，风尘仆仆赶了几十里路，把儿子落在家里的书送到学校，然而这本书却是孩子在家里看的一本小说。母亲的行动震撼了孩子的心，使他强烈感受到深沉的母爱。不识字的母亲并没有如常人一样讲刻苦学习的道理，却收到了促使孩子猛醒，从此用功读书的效果。此处无言胜有言。
3. 教育者身教的示范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崇高的师德是最具魅力的“无为”教育。
华北油田第五中学的教学楼上醒目地书写该校的办学思想：“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节节皆楷模”，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教师示范作用的重要性。
的确，教师无小节。选择了这种职业，就应时时处处为人师表，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深远。
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是教学，自然，教师的示范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教学上。教师示范，不仅要体现在学科的知识结构中，而且要体现出思维品质和哲学高度。应既是学科课，又是哲学课，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启迪智慧。平常常说的功夫在课外就是这个道理。弦外之音最动听，感受的是乐曲的美和心灵的美。
4. 受教育者亲身经历的体验性
应该说，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不会有觉悟。“无为”教育是学生作为主体的自我教育。教育者的主导作用是让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到“我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获取知识如此，提高觉悟也必须有真切的体验。学生必须通过行为体验，方能感悟人生。
北京有一位“十佳少年”，她从美国回来，是自己到学校办的转学手续，没有父母陪同。这位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自然得到了提高。
所以，有的教师写文说：“让学生体验成功是培植自信心的有效途径”，这是很有道理的。体验成功，实施“我行教育”，大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中国青年报》创办了“给你自信夏令营”，提供了“我行教育”的宝贵经验。
“无为”教育艺术的哲学基础
“无为”教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与现代教育学中“主导、主体”理论的结合。
“无”与“有”，“主导”与“主体”各是一对对立的哲学范畴。
从哲学基础上来认识“无为”教育艺术，首先要正确认识“无”。
老子指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而异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显然，老子阐明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潜在的“有”，“有”是显现的“无”。正如计算机技术二进制的“0”和“1”，是低电位和高电位，否定或肯定的寓意一样。
无和有是事物两种存在表现形式。无、有合二而一，融为一体，相伴相随。如，无更多的限制，则有更多的自主……同出而异名。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许多“无中生有”的生动写照。如白居易诗中所写“别有幽愁怨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鲁迅诗“万家墨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与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音乐家说，休止符比任何一个音符的含义都丰富，一首名曲要善于使用休止符。《国歌》的乐曲空半拍起，正是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有力的呼唤。有人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为“无声而有音乐般的轻重疾徐，无色而有图画般的光辉灿烂”。
关键词：艺术教育；管理；艺术；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C36
人类的艺术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充斥着人们的艺术文化生活，艺术的发展已经落入到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个角落，艺术教育的价值在于为我国培养优秀的艺术家，为我国的艺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艺术家散播艺术的同时，提升了我国国民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但是，实施艺术教育，要做到有制可循，不能没有条例的胡乱发展，这就要求在管理艺术教育的时候，制作出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最早期的艺术管理制度来源于英国和美国，主要包括艺术行政、艺术市场和艺术法三方面。
一、 当代艺术教育的发展
如今，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的高速发展，人们的享受范畴已经不仅仅旨在于物质方面的享受，渐渐的，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于精神层次上的享受，所以，在人们的的精神领域不断上升的今天，艺术教育也就开始慢慢的渗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艺术教育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艺术教育不仅仅只是人们粗浅领悟到的音乐或者是舞蹈，亦或者是乐器方面的演奏，更多的是把这种物质化的演绎形式，转化成为一种精神食量，以此来满足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享受。
因此，艺术教育发展到今天，给与人们的不是培养出多么多伟大的艺术家，更多的是培养出这些艺术家的同时，这些艺术家们也在用他们自己蕴育出来的艺术形式来给与人们美的享受，升华人们的艺术修养，培养人们的的艺术情操。虽然事实上，在当今艺术管理制度的实施下，培养出来的所有艺术家并不是都为人所知晓，更多的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的为艺术奉献出自己的的生命，艺术，是一个共同体，最后所努力出来的成果都只表现在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体的身上。但是，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下脚步的。
二、 当前艺术教育的管理制度
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为了能让艺术教育文明，稳健的在我国发展下去，
严密的教育管理制度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学校都需要遵循国家制定的关于教育的管理条例，就当前艺术教育的发展的成果来看，我国教育部主要制定了以下几点管理制度：
1. 严格执行我国的教育方针，实施严格的政策法规，坚决把艺术教育的工作落实到实处。
2. 每个实行艺术教育的学校，不管是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或者是大学，都要由教导处一名行政分管，由艺术科组长与其他艺术教师为艺术教育的主要的负责人。
3. 按照上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按照课时上足有关艺术的艺术课程，坚决按照每个学期的规划来进行教学。
4. 每个学期的伊始，学科组与学科计划，学期中要做好学科工作的检查，期末要写好关于这个学期的课程总结，和累计下来的有关这学期的教育经验。
5. 每个课程的艺术教师必须积极参加有关艺术的学期培训，以升华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知识的累计，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积极开展并参与教研教改活动，并做出自己的特色，行成自身学校的艺术文化活动。
6. 积极开展校内外的艺术教育活动，让学校时刻存在于良好的艺术教育的氛围内，让学生们在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内愉快的学习艺术。
三、 艺术教育和管理制度的结合
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的艺术教育之所以可以稳定的发展下去，和完善的艺术教育制度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艺术教育，胡乱的教育学生，而没有制度的框制的话，教育出来的学生，不可能将美的艺术传播给人们，也不可能将艺术教育转化成为精神食量来供人们的享受。当然，管理制度也不能完全按照制度来实行，要知道，艺术最终会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来供人们享受的，有时候，灵光一现的想法会让艺术教育发展的更好，会让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给与学生更好的精神领会，但这不代表，艺术教育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把精神层面和正当的艺术管理制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以此来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可以让他们做到物质上的演绎，更可以让他们领悟到艺术教育上的美。
与此同时，教师在教育学生学习艺术的时候，需要去尊重学生，在学生学习艺术的时候，如果遇到瓶颈而产生心理障碍，或是想要放弃的时候，教师也坚决不能放弃他们，这也考验了教师的文化和教育态度的修养，不是每一个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的时候，都不可以达到教师预期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管理学生的同时，注意自己的行为艺术，只有把艺术教育和艺术化的管理制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合艺术的学生。
四、 总结
对于中国的艺术教育而言，管理艺术是一门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因为艺术不同于其
他的学科，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旨在教科书上的一些文字描写，更多的要的是艺术上的文化实践，而在实践的同时，需要教师以艺术的形式有效的管理学生们在学习艺术的时候所研究的课题，以及表演艺术的演绎方式。教师在进行艺术教育的时候，要注意自己态度的友善和对学生的引导，每一个学校都需要优化自身的管理，提高自身的艺术教育质量，大到学校，小到教师以及艺术教育的资源，都需要一个从缺失到完善的过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教育，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去实现教学目标的。总而言之，艺术教育是一门综合艺术性很强的工作，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在实践中累计工作得经验，和学生们要做到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融合，为学生之所想，乐学生之所乐，只有这样，才能在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遵循艺术教育的制度，虽然说管理是一门科学，但同时艺术教育的管理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参考文献：
[1]琼.杰弗瑞.美国艺术管理教育的历史回顾[M]，美术研究，2004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关键词：艺术歌曲缘起歌曲曲调伴奏声部
艺术歌曲是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物，是一种专业性、室内性、抒情性相统一的音乐体裁，它是诗、声乐旋律、相对独立的器乐①（钢琴）部分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高度融合、珠联璧合的艺术形式，它的源头在德奥。
艺术歌曲表现的主体性、抒情性、专业创作的技巧性，器乐（钢琴）部分和声乐旋律的互动融合性，表演形式的室内性以及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性是它独特品格的整体联系，是它定型成规的标志。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歌曲作为一种音乐体裁是由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最后确立的。但艺术歌曲并不是舒伯特凭空创造的，它在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体裁真正确立之前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音乐艺术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声乐艺术开始了向近代过渡，产生了各种体裁、不同风格的声乐形式。特别是16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给整个欧洲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诸领域带来了全面的繁荣与进步，同时对音乐形式的发展变化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个人风格和独创性成为音乐创作的首要原则，使彰显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感性自由、富于个性特点的歌曲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
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前，其音乐只是一个二流的国家，主要模仿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但宗教改革之后，它就逐渐在欧洲音乐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歌曲艺术方面，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几代作曲家的努力后，逐渐发展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的音乐体裁——艺术歌曲。
16世纪末以前，德国的各种歌集大都标明“可唱可奏”，这说明其形式尚未确立。从17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声乐抒情体裁，艺术歌曲的雏形——新“歌体……”（NeueLieder)。就这一体裁的风格来说，曲调大多保留了民间音乐的基本素材，与民歌很接近，伴奏的形式及创作规范也尚未很明确。其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作品有很多，如奥佩茨（M.Opitz.1597—1639)的《德语诗歌集》（BuchvonderDeutschenpoeterey)，硕爱因（Schoein1586—1639)的《森林音乐》（Jocusnuptialis)，克里格尔（A.Krieger1634—1666）的自度曲《新旋律》（NeueArien）等等。
18世纪中叶，伴随器乐创作的“柏林乐派”的兴起，出现了“第一柏林歌曲乐派”，这一现象标志着德国歌曲走上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从此欧洲各国的歌曲有了创作方法、美学原则和风格上的鲜明区别。可以说，德国艺术歌曲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首先在于启蒙运动对思想的解放，其直接原因则在于市民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与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对艺术的保护政策息息相关。
第一柏林歌曲乐派的理论奠基人是克劳塞（Chr.G.Krause1719—1770），最主要的作曲家是C.P.E·巴赫，他于1758年出版的《宗教颂歌和歌曲》（GeistlichenOdenandLieder），包括了为诗人盖勒特（Chr.Gellert,莱比锡大学文学教授）的54首诗歌谱曲。这些歌曲内容严肃深刻，富于思想性，代表着当时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知识阶层的新思维。作品通常较突出歌词的意义，旋律相对处于服从的地位，其中的谱曲大多是分节歌形式的，引人注目的是，大都写出了完整的伴奏。作曲家表示，他不愿意让“呆板的通奏低音演奏者”去任意想象，其中有些作品的伴奏有相当的独立性。
C.P.E·巴赫的歌曲生前共出版约200余首，其创作实践充分表明了当时键盘伴奏歌曲风格崛起的趋势，从而使第一柏林乐派民歌风的、质朴的歌曲添加了专业创作式键盘音乐的典雅精致；与此同时，依然保持抒情的质朴格调。
另一种趋向与第一柏林乐派质朴风格截然不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突出创作歌曲音乐精致，逻辑严密的一面。如内弗（C.G.Neefe1748—1898）引入并发展了带修饰的分节歌，允许曲调和伴奏随歌词的后续段落作适当改变。他的歌集《歌唱与键琴小夜曲》（Serenatenbeimklavierzusingen1777）提供了范例：作曲家配合歌词变化，对分节歌音乐部分的节奏和结构适当调整，同时对伴奏进行相应改变，对伴奏地位充分加以重视，表明了将伴奏视为歌曲内在要素的重要取向。
第一柏林歌曲乐派的后继者被称为“第二柏林歌曲乐派”，崛起于1770年前后，他们的歌曲曲调更为精致、节奏与和声更复杂，键盘乐器伴奏的作用也更为重要，带修饰的分节歌较之前人更为靠近通谱歌曲（Throughcompose）。其中，三位代表人物是舒尔茨（J.A.P.Schultz1747—1800）、赖夏特（J.F.Reichardt1752—1814）和采尔特（C.H.Zelter1758—1832）。舒尔茨尤其注意采用较为优秀的诗歌为歌词，他的三部歌集都名为《民间音调的歌》（LiederamVolkston），赖夏特出版于1794年的歌集《哥德抒情诗与赖夏特谱曲》在德国颇为流行，其中有著名的《魔王》和《野玫瑰》。采尔特的成就更为突出，他最早的一部歌集是《钢琴伴奏歌曲》（LiederamKlavierzusingen），多数作品调性多样，节拍灵活自由，和声风格多变。他的歌曲对后代作曲家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他曾教过门德尔松和勒威（C.Loewe）,在这两位作曲家的歌曲创作中，就有着采尔特风格的鲜明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学浪漫派的支流——士瓦本派对艺术歌曲的兴起也有重要影响，其中，作曲家楚姆施蒂格（J.K.Zumsteeg1760—1802）的地位尤为重要，他的叙事歌曲创作对舒伯特的早期创作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士瓦本派的一位作曲家和理论家舒巴特（C.F.Schubart1739—1791）也影响了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创作（著名的《致琴弦》和《鳟鱼》的歌词即选自舒巴特的诗作）。
与舒伯特相对而言，维也纳乐派的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在歌曲创作方面只是偶尔旁涉，并未作为重要的音乐创作领域去对待。但莫扎特为哥德诗谱曲的《紫罗兰》（DasVeilchen,K.476）,已经预示了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繁荣时期的到来。贝多芬的《致远方的爱人》（AndieferneGeliebte,Op.98,6首），属于艺术歌曲套曲，并且对浪漫主义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在德国“利德”（Lieder）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最初在16世纪，兴起过一种复调形式的“利德”。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感性自由的历史潮流，主调音乐逐渐发展并在音乐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就出现了“有伴奏的单声歌曲”。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伴奏处于陪衬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断赋予伴奏以重任。18世纪末，德国“利德”歌曲已开始出现浪漫主义迹象，作曲家较注重伴奏声部的写作和设计，这样，钢琴声部（器乐）从单纯的伴奏升级成为人声的伴侣，衬托、说明和加强诗歌的含义，几项任务并重。到19世纪初，“利德”成为了大多数作曲家运用的借以发挥最大才能的工具。舒伯特的天才创造，使“利德”歌曲发展至顶峰。这样艺术歌曲的体裁真正确立下来。从此，这一体裁在以后的音乐历史潮流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蓬勃发展，在音乐艺术的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与奏鸣曲、交响乐一样重要的体裁。
注释：
①艺术歌曲一般都是由钢琴伴奏的，但自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以后，很多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的伴奏由管弦乐队代替了钢琴，如：、理查·施特劳斯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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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板戏的创作宗旨表面上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根本的政治目标是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服务，作教育民众、武装民众的思想武器。在中，在某种政治逻辑的推论中，这两重宗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为工农兵服务其最大价值就是要使得服务对象提高思想觉悟，对他们实行政治教育，武装他们的思想，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服务。可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以服务为主还是以教育为主其结果将大不一样。以服务为主的戏剧艺术必然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法上进行艺术定位，而以教育为主的戏剧艺术则只会在老百姓接受的可能性上考虑到他们，思想内涵的设定和艺术表现的取法却首先服从于某种政治需要。样板戏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教育的艺术，有时候在许多人的理解中甚至就直接成了政治本身--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们应能想象得到，如果一个人在中反对革命样板戏，那将会遭致怎样的厄运，这就决定了，它们的艺术取法和艺术定位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忽略了工农兵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同时也意味着，即使用当时流行的艺术价值标准--工农兵文艺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这是为政治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这两重宗旨之间矛盾龃龉的必然。
当""中的某些风云人物举起"京剧革命"的旗帜，将样板戏的基本形式定位在现代京剧之上时，他们与其说是考虑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毋宁说是完全进入了政治戏剧的角色。京剧作为中国富有民族传统的戏剧种类，确实拥有大量的稳定的接受群体，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地方戏，它的固定接受群体毕竟局限在华北地区，选定它作为样板戏的基本剧种，在全国推广，这策划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欣赏习惯的粗暴挑衅，一开始就奠定了样板戏运作的政治化性质。京剧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民族剧种，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也至为紧密。当年在延安艰苦的政治生活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有过过从的戏剧艺术至少有新歌剧、新秦腔、新秧歌剧、话剧和京剧（平剧）等，就其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而言，似乎《白毛女》等新歌剧的成就最大，而且由于能有效地融进各地民歌的旋律和某些地方戏的表演方法，在民族化和地方化的道路上应该说可塑性极强，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也最大。但京剧在中国共产党多数机关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拥有基本稳定的爱好者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逼上梁山》等传统剧目的革新成功地演示了古为今用的艺术前景，受到中共领袖的由衷赞赏和郑重表扬。京剧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关系应被视为其作为样板戏基本形式的重大资本，甚至是根本决定因素，样板戏策划者和倡导者选定京剧，基本上不是从广大工农兵群众接受的普遍性和喜闻乐见这一原则出发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在样板戏的艺术形式设定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决定性显然是人们一般的泛泛而谈所难以认知的。或许后来的人们理解不了，为什么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时代，在格外强调戏剧形式的民族化和民间化的时代，样板戏的另一艺术形式却选中了莫名其妙的芭蕾舞--这个以脚尖运动为支力点的洋玩意儿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所有的舞蹈形式都没有联系，而且，当样板戏要求所有的舞蹈演员都穿上严整的民族服装以后再踮起他们的脚尖装模作样地奔舞上场以后，芭蕾舞原有的那种穿边沿翘起的超短裙或肉色紧身衣尽情显露优美身姿的西洋式俚俗魅力已不再留存。这就是说，芭蕾舞作为中国戏剧形式样板的其它所有理由都无法成立，惟一的理由便是"洋为中用"思想的落实。"洋为中用"的文艺思想不仅起着政治方向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样板戏形式的选用上明显起到了极端性的启发作用：样板戏的策划者和设计者正是要选择特别"洋"的芭蕾舞以为"中用"，用以表现中国化的农民革命和阶级斗争故事，这便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以现代芭蕾舞剧方式存在的理由。
由上可见，标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样板戏至少在主导剧种和基本形式的选择上很少或者没有考量工农兵的欣赏习惯与艺术趣味，而完全是在一种政治理念的意义上进行的一种艺术实验。既然连主导剧种和基本形式的选择都能最大限度地忽略了工农兵，处在政治化运作中的样板戏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更加会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的教育功能，一面将工农兵群众的艺术接受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从而在艺术策略上显现出政治教育之于群众欣赏的粗暴。这样的粗暴最突出的体现乃在于，完全不顾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片面地普及现代京剧和现代芭蕾舞剧。在样板戏具体的艺术表现中，一旦需要阐解政治道理，立即就放开架势截断剧情发展旁若无人地通过大段唱腔加以空洞的展开，这些被展开的政治道理往往与人民大众的切身关怀相隔最远，却被处理为主题唱腔而倍加渲染。每个样板戏几乎都由一个充满政治大道理的主题唱腔，如《红灯记》中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海港》中的《思想东风传送》，《沙家浜》中的《党中央指引方向》，《龙江颂》中的《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杜鹃山》中的《乱云飞》等，一律都由主要英雄人物演唱，尽显其"高大全"的政治特色，在畅快淋漓的政治教育中基本上剥夺了人们艺术欣赏的。
由于最大限度地忽略了人民群体的欣赏需要和艺术趣味，样板戏普遍存在着以政治说教强加给剧中人物同时也强加给观众的表现套路。在这一点上，《红灯记》第五场的"说红灯"一段表现得又尤为突出。革命老太太李奶奶要对李铁梅讲红灯的道理以教育她，于是煞有介事地坐下来，循循善诱地告诉17岁的孙女："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哇！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爹举着它。……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剧中的李铁梅当然表示心领神会，当时欣赏样板戏的许多人由于受到了系列的政治教育，应亦不难理解这段话的象征意味，可一般的民众包括时过境迁的观众怎能理解这样的陈说？李奶奶话说得相当直白，但政治含义又相当玄奥，与其说这是戏剧中的人物说白，倒不如说是自负不凡的摇滚诗人在神经兮兮地作诗和呓语。显然，作者在设计这段说白时，沉入了政治激情的迷狂，完全忘记了剧中教育的对象，忘记了戏剧面对的观众，忘记了一切可能的戏剧情境。大概样板戏创作者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后的样板戏在阶级教育的情节处理上再也没有效仿这种空洞的说教法了。
但是其他样板戏也都跟着《红灯记》的"脚步走"，虽然一定意义上避免了这样的空洞，可将阶级教育的内容表现得却十分生硬。《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战争题材的样板戏，都了阶级教育的内容，且看这些内容的安排何其稚拙。《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从标题看显然是要展开诉苦环节的。杨子荣来见在化装侦察时已经认识了的常猎户，像一个心理医生要引导病人宣泄自己一样，激发受苦人将自己的苦难说出来："老常，说吧！"为了达到政治激发的目的，竟然不顾人家的情感痛苦，一定得让人家叙说不堪的往事，这做法至少不算忠厚。与此相似，《沙家浜》中也有一段诱导"诉苦"的戏，不过那诱导者是伤病员小王和卫生员小凌，诱导的对象是沙奶奶，诱导的方法竟然与杨子荣的一样笨拙。按常理，既然老人家已经那么痛苦，而且不愿再提过去的事，两位战士就应该就此打住，安慰老人，不让她过于伤心，可他们似乎知道编导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诉苦"的戏非演出来不可，于是十分不通人情地，甚至可以说是残忍地恳求着沙奶奶讲述自己的痛苦往事。
"诉苦"在样板戏中成了一个必需的环节。正因为在政治意义上它是必需的，样板戏的作者在设计它的时候就可以忽略生活中的合理性，让杨子荣和沙家浜的战士们像有一种怪异的癖好一样喜欢听别人诉苦。不顾当事人的情感伤痛，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讲述自己悲惨的往事，应该说属于一种怪异的癖好，虽然它与赏玩别人的痛苦不能同日而语。这充分说明，样板戏为了激发政治热情，宣传政治理念，常常会忽略工农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欣赏习惯，甚至通过侵害剧中人物和人民群众正常的情感方式来调动他们的政治激情，显现出艺术表现上"正气凛然"的粗暴风格。
二
样板戏从本质上说是一批政治戏剧，虽然不是完全忽略了艺术的讲求，可浓烈的政治气氛几欲呛死了艺术上的自由呼吸；这不仅影响了戏剧艺术的创造性，而且也很难保证在较低层次上艺术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很难保证艺术上不出现明显的漏洞。
浓重而僵死的政治符号系统确实窒息了样板戏创作者的基本灵性，致使他们在一般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处理中都常显得十分僵硬。前述"诉苦"情节的引发在处理上就很僵硬，最能反映剧中政治力量分配关系的人物身份的处理也颇为僵硬，僵硬得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样板戏中人物的职业都在政治光亮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在坚持无产阶级、"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年代，以阶级论为基础，人们的职业和身份被划分为不同的色彩。如果说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是红色的，那么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在红的亮丽程度上显然并不一样。在他们当中，产业工人最为可靠，心最红，眼最明，立场最坚定，斗争最坚决。那时各种党史版本都会在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时特别指出产业工人的数量之壮大，产业工人的参与率常常是判断诸如等历史运动重要意义的重大指标。样板戏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除了像"出身雇农本质好"的杨子荣来自农村无法获得工人成分，或如《沙家浜》、《龙江颂》等戏剧场景就在农村主要人物必须世代为农而外，一般都出身于产业工人或者具有产业工人的身份。《红灯记》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李玉和是铁路工人，他的身份如同他手提的红灯一样，经过样板戏的运作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智取威虎山》第七场"发动群众"，从威虎山逃离虎口的李勇奇看到参谋长带领的这些"大兵"既"急人难治病救命"，又嘘寒问暖和蔼可亲，初步消除了对人民的误会，由原来的情绪对抗转为愿意与参谋长沟通。参谋长关切地问他"干什么活儿的"，李勇奇回答说是铁路工人，参谋长听罢，居然"异常兴奋"地说："好哇，那更是自己人了！"李勇奇当然不会理解或者说也并没有在意参谋长的这种异常兴奋的情绪，同时也就不会注意他所说的那个"更"字。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这个字，因为它非常真切地传达出那个时代艺术把握中的职业和身份的色彩。这样的职业和身份的色彩不仅装扮起了《海港》里的一大群男女老少工人阶级，而且也突出了"家住安源"、矿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柯湘。有了同一的或类似的职业身份色彩，样板戏人物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变得亲密起来了，于是李玉和到粥棚对人力车夫老张特别关切，《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教育雷刚：以他原从事的职业而言不应歧视阶级兄弟田大江，因为大家都是"同怀一腔恨"为人劳苦役的工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坏人从事的往往是灰色职业，比方说匠人，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栾平，其身份乃是小炉匠，再如《龙江颂》里的黄国忠，其身份并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烧窑的师傅。《海港》里的阶级敌人钱守维体面一些，但也是个调度员，与工人阶级离心离德。《红灯记》里的地下共产党人王连举比起李玉和来当然就有点靠不住，因为他连一般的工人也不是，而是一个"巡长"。正因为职业有如此重大的色彩分别，革命者要化装行事也一定须扮出灰色身份，如《红灯记》中柏山游击队的联络员须是磨刀人，前来送密电码的交通员要装扮成"卖木梳的"，《沙家浜》中的程书记也只能装扮成郎中，而阿庆嫂的公开职业是开茶馆的，她丈夫的公开身份则是跑单帮的。
如果说人物职业与身份的政治色彩的僵硬化处理在那个讲求阶级出身的时代几乎无法避免，那么，下文将要分析到的种种艺术上的疏漏则完全可以加以弥补。问题是，样板戏的主创者全身心地投入了戏剧政治化的运作中去了，他们就不会、也不屑于想到这些漏洞并试图加以弥补。
样板戏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显露出明显的粗陋痕迹，从而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下暴露出于情理不合的艺术缺失。如果我们今天重新观看《龙江颂》，很容易会为剧中尴尬肉麻的人物关系处理发出嘲谑的笑声：党支部委员、生产小队队长阿坚伯心疼支书江水英，拂晓时分给她送鸡汤，又为了不影响她休息，就自觉地在门前守候。他们之间如此地亲密无间，也许反映了已为今天的人们所久违了的特定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但遭到怀有自私自利思想的常富的怀疑和不满乃在情理之中，谁知那阿坚伯面对群众的怀疑与不满还振振有词，唱了一大段"这样的好书记人人夸不够"，居然将十分尴尬的须溜动作处理得那么冠冕堂皇，正气盎然。并不是说阿坚伯不能给江水英送鸡汤，《沙家浜》中的积极群众沙奶奶不是招待新四军战士"一日三餐有鱼虾"么？但那是战争年代，军民关系，与《龙江颂》这一和平年景，且发生在两个共产党员甚至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之间的事情岂能同日而语？创作者在这里明显有一个处理上的疏漏：将共产党员、小队长阿坚伯混同于一个普通老贫农了。如果他的身份作相应的调整，对江水英投出父亲般的关爱，送鸡汤之举方无不可。
即使在表现战争年代的人物关系时，样板戏也常显露出情理上经不起推敲的漏洞来。以《红灯记》为例，我们从李玉和与王连举的关系上，就能够发现一系列的漏洞。李玉和与王连举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之间"单线联系"，看来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下线"，属于他领导，也许就是他发展进来的，关系应该十分紧密。在他没有叛变之前，应该对他十分信任，这样才通知他到现场接应交通员。可实际剧情中王连举并不十分清楚交通员的身份以及任务，他只知道掩护。或许是地下党的纪律不能让别的人知道，然而家里要来"表叔"的事情分明连17岁的铁梅都知道了，岂应瞒过作为嫡系同志的王连举？王连举既然叛变了，并且堕落成日寇的帮凶，应该会毫无保留地将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告诉敌人，可剧务假扮地下党来说"卖木梳的"，偏偏不知道最重要的暗号乃是红灯，以至被沉着老练的李奶奶识破，怎能讲得通？如此这般的漏洞在《红灯记》中还能不断被发现，比如，既然那送密电码的交通员还很健康，为何不在"明天下午"直接与磨刀人接头？李玉和和李奶奶牺牲后，李铁梅在赶往柏山的路上遇到磨刀人，怎么不对一对"照旧的"暗号就亮出红灯了呢？
类似的情节和细节漏洞在《龙江颂》中也比较多见。在第六场，江水上涨，漫进500亩秧田，情况紧急，必须组织劳力，加高河堤。但"咱大队百十户人家千把双手"，劳力已经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江水英还要主动派民工去帮助打通虎头岩工程，而且组织的是精干的"青年突击队"，包括江水英自己。自然，她不能不去，虽然本大队情况紧急，虽然大队长李志田又不在家，可凿通虎头岩的工程毕竟有县委高书记在那里坐阵指挥。如果说整个《龙江颂》据此看出不过是江水英的"拍马工程"，那是一种没道理的酷评，可放着自己大队的大田不保，硬是将自己大队有限的劳力主动拉出来加入全县动员的大工程中，是否妥当？是否合情合理？再说，一个面向全县的巨大工程，江水英所带的那个突击队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可第七场的民工却对江水英们说"两天的活叫你们一天干完了"，似乎打通虎头岩全成了江水英的功劳。
这些都是疑问。这些疑问难以解答，似乎只可以用来说明样板戏艺术构思上的粗疏。
每一个样板戏都充满着剧烈的斗争，这些斗争又体现着充足的政治质量，因而成为戏剧的核心与灵魂。革命战争和地下工作的题材就是围绕着这样的斗争展开的，那斗争的情节自然很好安排，可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戏中，斗争的设计就是个问题。固然，阶级斗争是纲，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还会与共产党作殊死的斗争，但那是理论上的阐述，如何在和平条件下组织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情节，对于样板戏策划者来说，依然是个艰难的问题。他们懂得通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错综的办法来强化这种斗争，于是《海港》中设置了一个不安于做码头工人的韩小强，让他成为两个阶级争夺的对象，《龙江颂》则让大队长李志田只对自己大队的生产和副业起劲，从而眼不明，心不亮，轻易上了敌人的当。然而，与共产党争夺韩小强这样的青年，或者迷惑李志田这样的干部，都只能是阶级敌人的惯用手段和伎俩，而绝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破坏支援国际革命；破坏是阶级敌人的意志行动和贯串动作。将这样的"阶级觉悟"化作剧中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内容，是有关样板戏创作的艰巨任务。无疑，样板戏的创作者及其所属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指挥者对于样板戏所做的这些"艺术"转化工作还是相当满意的，要不然也不会被确定为"样板"。然而在政治概念化的强烈冲击和厚重包围中，样板戏的这种"艺术"转换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可言。创作者在刻画反派人物的破坏动机及相应的意志行动时，所演绎的往往是较为荒唐的阶级斗争逻辑。《海港》
中的钱守维在旧社会是账房先生，用马洪亮的话说，曾"帮助敌人压榨工人血汗"，不过显然没有大恶，因而解放后还能被人民政府起用，委以调度员这样的重任，那地位似乎也不在出纳会计之类的"账房先生"之下。共产党这样信任和重用他，他没有充足的理由像一般阶级斗争剧的阶级敌人那样，梦想"变天"，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而且似乎与外国敌对势力没有现行的组织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凭什么那么仇恨共产党，一看见共产党员"眼睛都要出血"呢？而且，既然刻骨仇视共产党，码头上堆满了国家的物资，可做的破坏事体不胜枚举，为什么偏选在支援非洲的小麦里撒一点玻璃纤维作冒险？似乎钱守维也很知道这援非粮食的意义，所以恶狠狠地说："好就好在叫你们两头错包，到处丢脸！看你们的国际主义高调怎么唱！"原来冒那么大风险进行破坏，仅仅就是为了让"他们"丢一点脸面而已，不知这位旧账房先生作这样的盘算是否划得来？
《龙江颂》里的阶级敌人黄国忠也与钱守维一样蠢笨且莫名其妙。本来他是逃亡地主，原应夹着尾巴避免惹是生非，可不知怎么的，偏偏对"堵江救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先是唆使队长阿更提前点火烧窑，后是赤膊上阵自己跑去毁坏大坝，所有的动作都似乎为了早日自我暴露。为了让他"跳出来"，创作者安排了拦江大坝工程塌方，急需大批柴草，明知道近在咫尺的龙江大队几个小队备有准备烧窑的柴草，可指挥部采取的"紧急措施"却是"向兄弟社队调运"柴草，给黄国忠唆使队长提前点火留下莫名其妙的余地。或许"指挥部"的同志为了减少龙江大队的损失而不顾迫在眉睫的塌方舍近求远调柴草，身在现场的江水英应该当机立断组织突击队将龙江大队的柴草就近调到大坝上，然而为了给黄国忠的阴谋留下时间，也是为了将李志田调离烧窑现场，居然在这节骨眼上有人通知说："水英同志要大队长到坝上商量。"为了让黄国忠更进一步"跳出来"，创作者在第八场又安排了关闸断水事件：由于江水上涨，给旱区送水的闸门溢出的水正威胁着龙江大队的500亩良田，黄国忠来劲了，一面散布"旱区已经有水了"的谣言，一面撺掇?钪咎锕氐艄┧⒚拧＠钪咎镌谒乃羰瓜戮共还似断轮信┑娜案婢龆ü卣⒍纤畹憔蜕狭私准兜腥说牡薄F涫担菇购凳侨氐拇蠊こ蹋桓隽蠖哟蠖映ぴ跄苌米跃龆ㄊ欠窨⒍险ⅲ空馄渲械幕牡痪坪踔挥性诮准抖氛奶厥饴呒喜拍芙馐偷猛ā?/P>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6-0111-02
人们都说教师这个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作为教师怎样做才能对得起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呢？作教师不难，而作一个称职的好教师那就不容易了。
教师要教好学生，上好每一节课，首先第一环就是要备好课。备课要讲究技巧与艺术，备课是课堂教学行为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课前作认真的准备，才有可能在讲台上讲演自如。教师备课时要重视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统一，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否则，教师就成了"应试教育"的仆从，成为"考试机器"的操作工。
教师备课时也要"备"学生，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他们有性别的差异、年龄的差异、智力的差异、生长环境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他们在心理、性格、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只有把学生了解清楚，研究学情，教师不仅要做到"心中有书"，还要做到"目中有人"，这样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恰当的教学方法。要使课堂教学焕发出艺术的魅力，取得优异的教学效果，追求完美的备课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一、备课过程应具有创新性、灵活性、求美性、可预测性和独特性
创新性。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就决定着备课过程的变化和创造。新的教学理念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对学校教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迫使教师在备课中具有创造性的特点。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应把"备教材"和"备学生"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课堂进行精心策划，精心设计，这就是一种创造，是对以往教学经验的一种超越和升华。教学工作是辛劳的，需要教师去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需要教师去自控，克服心理定势，需要教师冲破旧思想，开拓思路。
灵活性。教师在备课过程应充分考虑来自学生方面智力的、非智力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这就需要备课的灵活性。课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课堂上随时可能突发的事件，产生预料之外的问题，教师就应作出相应的、及时的处理。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中具有灵活性。
求美性。教师备课还应具有求美性，课堂中美的内容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备课的求美性在于使课堂时空的流畅与连接，师生情感的共鸣，课堂语言的形象生动、幽默、以及音乐般的节律，整个课堂能给学生以理性的陶冶，情操的熏染，愉悦而轻松的享受。学生就能从课堂中获得学习的欢乐，这样学生才能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教起来也轻松了许多。
可预测性。备课过程中教师应具有可预测性，预测性是教师通过备课把握课堂教学的发展规律，能对课堂其他因素进行科学的调控，这是教师长期教学经验的一种升华，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就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之情，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
独特性。有的教师认为一味地模仿某某特级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方法就是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就是好的教学方法，其实，我们教师在教学之路上也不能完全地模仿追求形似，我们应根据自己学生、教学条件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教师可以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一种自持的，独特的教学风格，这种教学风格会在备课中表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备课艺术的境界表现。
二、备课艺术的要诀
2.1寻求教材科学美。教师在教学中能把教材中的科学美揭示出来，就会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在揭示科学美的同时也把科学家的审美体验告诉学生，将会激起学生巨大的学习热情以及他们对科学家的崇敬之情。教师在备课时正确把握教学大纲，精巧处理教材内容，精雕重点难点，从而把握教材中的认知价值、审美价值。教师在备课中发掘教材的认知价值，提出知识点、训练点，使学生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应注意把科学家忘我追求科学美的情感、科学美的心灵和行为，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展示给学生，会使学生得到科学知识所隐含的美的情感体验，从而对所学知识产生更大的兴趣。在当今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各门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各门科学的交叉和融和又十分明显，因此，教师备课时须随时注意新的科学领域，新的研究课题，把这些知识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认识水平有选择性吸收到课堂教学中来。
2.2探求学生的心灵。 探求学生的心灵是备课中备学生的艺术。教师、学生、教材三要素之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教师要能有效的了解学生的心灵，必须将情感融入课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每一刻生活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也是教学活动的对象，了解学生说来容易，如何才能真实可靠，教师应与学生真心实意的交朋友，对学生一视同仁，严于律己，方法可有以下几种：观察法、调查法、接触法、实验法。了解学生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教师不要"为了了解而了解，"不要从表面现象以轻率态度做出判断，更不能弄虚作假。
三、课堂管理艺术
教师认真备了课，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课堂管理，还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有的教师认为"备课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就错了还必须学会对课堂的科学管理，这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学生学习，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的目标。所以，科学的课堂管理也是教学艺术的组成部分。
课堂教学是通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双边活动形式来展开的，教师备好课是为了上好课，课堂教学活动好比一辆朝某一目标奔驰的汽车，教师便是这辆汽车的司机，他既要有娴熟、高超的技艺，又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受到学生的信任与爱戴。由于学生的年龄差异，教学层次的不同，驾驽课堂的艺术也就有所不同。一个没有威信的教师，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得不到学生信任的教师是不可能驾驽课堂的。教师凭借本身的人格力量、学识水平和教学艺术可以获得学生的拥护，这是驾驽课堂的关键因素。对小学生而言，他们处在儿童和少年的年龄段，他们在认识水平上还处于幼稚阶段，老师的形象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权威，所以教师驾驽课堂是较为容易的。但是作为小学生教师也不能因此而放松用科学的方法管理课堂，应该切合教学实际，切合儿童心理和生理，探索科学的管理方法，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还有利于学生正常人格的形成。
课堂管理要求教师必须熟练地把握教材，热爱、理解和了解学生，对待学生一视同仁，爱生如子，对学生的困难能及时给予解决，掌握学生的思想动向。对于课堂中突发、偶发事件要科学处理，这就要依靠教学机智。充分调动学生干部和班级积极分子的骨干作用，让他们作为教师管理课堂的助手，深信学生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能力，用学生"好的自我"去控制"坏的自我"，充分调动学生自身的正气，自觉控制"邪气"。这样才能把课堂管理好。
在课堂的组织管理上，教学内容的组织管理尤为重要，可以提出"五定"要求，即：定向、定量、定度、定序、定势。定向：以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为根本，而控制教学过程，以实现"教学目标管理"。定量：教学内容的量，难点和重点的量以及学习效果检查的量都必须心中有数。定度：教学要达到的深度和水平，教师心中应有明确而恰当的分寸。深度过浅，学生"吃不饱"，深度过深，学生"吃不了"，以至丧失学习信心，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否则难以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定序：课堂教学应有一定的程序，先后纵横都应显示分明的层次，循序渐进的关系。定势：对学生进行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暗示，使他具有一种为后继知识的学习获得一种动力准备状态，以便顺利开展教学活动。
另一方面，在课堂管理中还得注意课堂语言艺术，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与众不同，既要有强大的科学文化的物质力量，也应有强大的精神吸引力量，教学语言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的教学语言要表意精确，不能出现知识结论性错误，必须做到科学、正确，不能用"大概"、"差不多"、"可能"、"好像"一类的词作科学概念的解释，不能模棱两可，要合乎语法规范，口齿清晰，语言精练，干脆利落。不做无用的重复，不拖泥带水，有的教师一句话里夹着许多"啊"，使人听之生厌，让人难受，也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每一句话里都加进不必要的"这个"、"那个"等习惯用语，这些都是课堂教学语言的弊病，无形中也会影响学生，这些都是需要避免的。教师的课堂语言应像山间的小溪流水，清澈、明快、简洁、给人以语言音乐的美感。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应巧于质疑，善于发问，适时释疑，教师应善于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启动学生的思维，进行智力的心理训练和培养，因此，教师必须在质疑、释疑上狠下功夫，提倡启发式教学，避免注入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学会引人入胜的讲解，讲解时具有形象性、生动性，说话有趣味，这样必然会吸引学生。教师这样做有助于引起学生学习的直接动机，兴趣盎然的听课，对发展学生的思维力、记忆力、想象力等都是有益的。教师讲课的情感，以及伴随情感而生的神态和声调，对学生听课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学生评价某某老师"上课总是没精打采，背对学生毫无生气，听来没兴趣，"而评价另一些老师"上课精神十足，我们不会打瞌睡，听他的课很过瘾。"这两种评价，两种教学效果，其差异就在于有没有感情。后者善于把感情融入科学知识之中，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教育，而后者正好相反。
在课堂管理艺术中，课堂体态语言艺术也较为重要，课堂上的体态语言可以对教师本人和学生进行无声的指挥和控制，手势、走步、眼神、点头、摇头、缩肩、抬肩、沉思、停顿、叹气、微笑等表情，这些无声的体态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信息，对课堂教学的效果起着某种影响的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在运用教学语言的同时辅以体态语言去调控课堂时空，另一方面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情绪，从而有效控制不利于课堂教学的体态。
目前，高校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构建科学的、合理的音乐艺术管理课程体系。眼下对于音乐艺术管理是属于管理学还是艺术学，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借助艺术视角来分析音乐艺术管理课程体系的有关问题。我国高校设置了艺术管理学专业，人们认为该专业将管理学艺术化，这种过于单向性的思维，导致了音乐艺术管理体系缺乏系统性。课程设置仅为“管理+艺术”，而对于“市场对接”这一特殊实践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伴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艺术管理专业的内涵也丰富了不少，配备的相关课程也较完善，目前高校课堂讲求资源共享和通力合作，已经逐渐打破了高校内的学科壁垒，有利于课程的多方位设置。值得注意的是，构建音乐艺术管理课程体系，不仅要满足一定的理论兴趣，还要让它服务于文化艺术生活。让学生成为不仅懂艺术，还要懂管理的全面人才是艺术管理学的教学目标，这样，就可以为我们国家艺术文化产业方面提供优秀人才。
二、音乐艺术管理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问题
1.学科定位较模糊自上世纪我国开设艺术管理专业以来，各大高校均开设了该门专业，但是他们的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均不一致，人们对于其学科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部分研究者认为艺术管理是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属于管理学在艺术方面的拓展和应用，因而认为他是管理学。也有部分人员认为艺术管理属于艺术学，他只是借助管理学的手段和思路来处理艺术方面的问题。由于学科定位不准确，在构建理论体系及界定研究范围上也不相同，该情况说明我国需要进一步弄清艺术学科定位，明确课程设置，促进该学科的课程体系科学发展。
2.理论基础课与实践课相冲突所谓艺术管理，更多的是指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具体来说，就是平衡好理论基础课和实践课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个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然而，有些院校会用“管理与艺术”来简单带过，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运用中会出现各种困难。学生要想构建和管理自身的艺术功底，需要用较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理论知识，而管理和艺术时间也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如何在实践课和理论课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我国艺术管理专业的主要弊端是“重实践，轻理论”，人们应意识到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仅是单纯的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能为了就业而简单的设置市场化的课程。
3.课程设置不系统因学科设置不一致，导致了师资、教材配备不统一，部分院校会依据学校教师的实际情况安排课程，而忽视了学生才是主体，缺乏一定的针对性选择教材无体系性，教学目标不清晰，有些院校现有教材的广度及宽度均不一致。管理类、经济类、市场类等专业基础课程现在没有统一的使用标准，这是我国高校教材配备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应强化教材配置及课程体系的优化工作。
三、应对措施
准确进行学科定位艺术管理不仅仅是简单的艺术学和管理学的结合，现在它更是形成了一门有学问的学科，不单具有应用性，而且又有交叉性和人文性，但是在侧重面上，更倾向于管理；它既具有管理学特性，又具有艺术学特性，但是两者不能机械地融合在一起，艺术学包含着较多的精神内容，也不能被管理学所覆盖。强化合作交流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国际交流的机会，研究国外较好高校的艺术发展过程，学习他们的优秀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在沿袭自身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艺术教育资源，使异质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以此获取开放的心态和视野。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