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壮乡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05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15-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加剧,较为突出的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地域的自然资源、区位情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自然资源、区位情势相似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一、地域文化与壮乡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1]它的形成是由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变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其商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当地土地贫瘠、耕地稀少、生存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的现状迫使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以谋求发展。两大“商帮文化”中的重商主义精神由此发源。
壮乡文化则是指生活在广西境内的以壮族为主体的包括瑶族、苗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回族、彝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的总和。
壮乡文化以壮族为核心,壮族现有人口约1548.9万,大量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发展历史悠久,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而且很早就发展起了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尤其在金属铸造业、陶瓷手工业、织染业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区域经济是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等;[2]同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地域文化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导向性和凝聚力。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因其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而对生活在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导向作用,人们更容易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利用相互间内在的聚合性大大减少交往的摩擦和费用,获取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温州企业大多采取家族模式,是因为温州传统的商业文化使温州人深知当前社会的信用状况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坚持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企业自己管。而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则体现在,由于共同的文化根源,主体间更易于相互沟通,形成合力,使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良的影响,成为障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道理被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经济发展滞后,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区步伐总是显得沉重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地域文化环境偏向保守、内倾、守旧等,大多数人具有守成观念、平均观念,思想不解放,文化缺乏活力,农业社会形成的保守、安于现状等旧文化观念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制约。而反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区域,由于数千年来凝结而成的区域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在其创新精神的熏陶下,人们观念开放,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地域文化对一个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乃至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导本地区人们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
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一经形成,必然内化、沉淀为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行为发挥导向作用。如壮乡文化中的传统道德观念――鄙商观念,就成为了制约壮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无形障碍。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记载: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4]在壮族的道德观念中,经商者大秤进、小秤出,抬高物价,牟取别人的血汗钱,是不道德的,人们内心深处对商人充满了鄙视。鄙商,既源于壮族诚实勤劳、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同时是一种古朴原始的平均分配的平等观念的反映。鄙商观念使得壮族地区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经商的人少,社会经济不活跃,使得壮乡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二) 能够提升和丰富区域形象,有利于招商引资,整合经济要素
一个有特色的、有良好精神内涵的区域文化可以使本地区在外部树立起一个良好、深刻的区域形象,这对于本区域引进外资和人才、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对于结交的朋友,有言必信,有约必至,有事必帮,真诚相处,具有“与而不求其报”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壮乡文化中的这种优良传统塑造了广西良好的总体形象。可以说,近年来广西经济吸引外来投资逐年增长,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地域文化能吸引外部经济资源和使区域经济产生向心力,所以区域文化具有整合经济要素的功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文化平台。
(三) 可以培育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的创作研究、服务等活动的产业。虽然壮乡多民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新世纪发展均比较迅速。但是由于壮乡地区经济历史上长时期处于一种较落后的状态,其灿烂的艺术文化仍未对广西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壮乡文化对外来投资者还不具有吸引力;同时壮族文化中工艺技术很高的手工业如陶瓷、壮锦、铜鼓,还有壮族的“民歌”、绘画、崖壁画等,都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来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极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应用于造福壮乡人民的经济事业上来。
(四) 地域文化使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历史、地域的影响,具有历史传承性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区历史上产业发展的影响,或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进行延伸,或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或对原有产业进行革新,更有甚者能够经过整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壮族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大量种植甘蔗、油桐、油茶、花生等经济作物,而今,广西的制糖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良好,这既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的延伸和革新,又是对壮乡文化在经济上影响的一种传承。
三、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一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是该地区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经生成,就以其特有方式对该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处受其影响。这一点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不仅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也使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最终使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域文化渗透于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经济。[4]所谓特色经济,通常包括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特色经济区域。最典型的例子是“从商文化”形成了温州经济。
第二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区域产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素质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地区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统计指标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的落后。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人们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与商品意识,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它不仅造成了落后地区现阶段的经济滞后,也是地区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5]保守的内倾的文化往往倾向于内向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较单一,生产特点为自给自足;而外向性文化其产品结构则注重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人文的文化,往往满足于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而重商业开发的文化更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品的更新换代。
第三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以一种文化产业的形式,如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业,来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带来直接的收入效应。
现时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拉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如广西的桂林山水是壮乡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旅游观光,它的开发带动了当地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7]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三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味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力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至于地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进行改造的。如我国西部文化因其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封闭性、凝固性和保守性。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农耕文化所固有的弱点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人们的欲望本能又在片面的市场经济理念的诱发下被极度放大。作为西部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壮乡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此类现象,而这些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严重阻碍着地区创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最终使区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四、努力促进壮乡文化对广西经济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第一,努力推动壮乡文化的社会变革,拓展其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和灵活性,打破西部文化中常见的安贫守旧、得过且过的惰性心态,实现壮乡人民的观念革新,激发他们内在的创业和竞争意识。观念的变革是推动壮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在探索地区经济发展、向内寻找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民众观念变革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创业致富、经商致富行为的正面宣传,树立一批壮乡企业家的模范代表;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引导创业的社会氛围,反对“无商不奸”、“不事商贾”等传统偏见,使得壮乡民众的创业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社会的积极支持。
第二,加强对壮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弘扬壮乡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互助团结、热情好客、崇尚勤劳等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于原来比较保守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如鄙商观念、自然经济观念、狭隘心理等,要通过拓展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使其了解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途径来促进他们理性认识从商行为。社会各方也应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壮乡民族企业家形成的大环境。
第三,充分挖掘壮乡文化遗产,对其中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产品,如壮锦、铜鼓及其他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工艺品,进行产业化开发。以壮锦为例,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品,与湘绣、蜀锦齐名,图案精美、织工精细,享誉海内外。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壮族聚集区,可以组织专业化生产,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外宣传和推广,使之成为市场上畅销的民族特色产品,进而演化成为地区经济的一个产业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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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李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02).
（一）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区位劣势"当中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在山区，自然环境大多十分恶劣,水土流失、滑坡、石漠化等环境灾害频繁发生，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交通十分不便利，于是远离全球、全国及区域性社会经济增长中心，加之受其境内海拔高度及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季节性自然灾害的影响，外部人员往往很难接近山区，山区的人们也往往很难走出大山。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极大的边缘性与封闭性。
（二）技术投入不足，资源难以有效配置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技术投入不足，,使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投入和技术进步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主要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注重对技术的投入，在农业、工业方面缺少相应的技术人才，劳动者素质技能偏低，资源不能高效地利用与配置。
（三）教育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严重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区位劣势，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对教育投入也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数量较中部、东部地区少很多，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使得本地人才大量外流，由于缺少相关的优秀人才引进措施，外地人才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积极性也不高，因此人才的匮乏不言而喻。
（四）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不注重对生态的保护
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上,片面追求社会生产总量的增长,突出产值的增长速度，不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经济发展的手段上,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增加人财物的投入，而不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来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的内陆边境线长达21000公里,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占19000公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优势，利用边境贸易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西部大开发的规划中,要始终注重加大发展边贸产业力度,以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以此来扩大边民和周边国家的边民的贸易往来，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带动边民致富和地方增收。加大对口岸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建设力度，加大对边境口岸管理体制的建设，充分优化和整合口岸资源，促进边境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充分利用边境贸易来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兴边富民，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活力。
（二）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实现农业产业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农业和工业发展上，对技术的投入力度不足，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应该把技术投入放在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同等的位置上。首先，要加大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技术投入，用工业化思维来引导农业生产，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另外，要加大技术投入，大力培育具有科技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经营与管理能力，让新型农民具有综合管理和分配人、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实现科学化农业生产，从而使得农民持续增收。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力度，走科技创新驱动之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招商引资
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在边疆山区，交通十分不便，运输成本高昂，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和招商引资。水利设施条件也比较落后，严重阻碍了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因此，因充分认识到公路网系统、水利设施、信息系统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还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等发达地区的交流，促进招商引资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冲破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性与封闭性对其经济发展的束缚。
（四）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优秀人才
人才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人才的培养也要教育来支撑。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整合教育资源，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使各类人才的优秀成果能够得到优厚的回报，并使得其各项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护，以此来留住人才，让各种优秀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注入新鲜的"血液"。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断更新知识，在新的科研成果上取得突破，并将新的成果运动到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对生态的保护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大多住在边疆山区，由于宜耕土地的稀缺，在生存压力的作用下，人们不得不大量地"毁林造田"，少数民族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非常低下，在经济发展中没有注重质量与效率，使得少数民族地区陷入"越垦越饥、越饥越垦"的恶性循环当中。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用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农业化，同时应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退耕还林"、保护天然森林保护区、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化，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
三、结论
江西省委、省政府实施"全民创业，富民兴赣"即发展内生型经济战略以来，大力发展内生型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南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个私和民营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如何发展内生型经济，实现富民兴县?作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我县内生型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来，全南县认真贯彻落实江西省委、省政府"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和赣州市委、市政府"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战略决策，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内生性经济，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取得了较好发展。据统计，截止2005年10月底，全县共有私营企业126家，从业人员6745人，注册资金33390万元，分别比上年年增长12%、10%和73.3%；城乡个体工商户2825户，从业人员11445人，注册资金933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10.8%和25.4%。个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拉动全县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2005年1-10月，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上交税收4165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44.5%，其中个体、私营企业上缴税金2039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1.8％。 二、加快内生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投资意识不强。近年来，我县通过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改观，但由于长期受农耕文化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小农经济思想和官本位意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造成全县干部职工群众的创业、投资意识不强，把宽裕资金都存入银行。今年1-9月，全县各类存款100778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1258万元。 2、创业的水平低。我县私营企业多数集中在投资少、风险小、技术简单、劳动密集的领域，企业相互之间关联度不高，配套能力差，企业产品科技含量、附加值低，有长远发展前景的主打产品和能叫得响的"优质产品、名牌产品"少，在个私企业中拥有注册商标的企业少，没有一家企业获得国家、省著名商标和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很难实现质的飞跃，创业真正成功的企业不多。 3、各种 人才缺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总量小。据统计，我县现有各类人才为3513人，其中党政人才（具有中专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才（具有初级以上职称）共有3261人，企业人才252人；人才密度为1.9%，接近全市约2%的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全省3.9%、全国6.1%的平均水平。二是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紧缺。大中专以下学历人员是人才队伍的主体，占总数的88.6%，本科以上学历仅占11.4%，本科第一学历的更少。专业技术人才中副高级以上职务的只有86人，且绝大多数分布在教育、卫生系统，经济工作部门仅有6人。由于人才管理体制等原因，导致有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人才极其缺乏，真正进行创业的创业人才就更少。 4、融资存在困难。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大多数专业银行退出农村，县域个私经济、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民间借贷资金等形式筹集资金，只有少数个私经济、民营企业能够从农村信用社贷款融资，但放贷资金也没有超过2000万元，其他商业银行则限制放贷，贷出数额相当少。民间融资的市场建设严重滞后，个私经济、民营企业缺少获得银行信贷的正规渠道，个私经济、民营企业担保难、抵押难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仍然依靠"感情融资"、"民间融资"，以较高利率获取杯水车薪的短期借款。 5、发展环境不够优化。近几年来，全南县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无论是"硬环境"建设，还是"软环境"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全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但就适应实施全民创业战略而言，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全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在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还比较薄弱，境内既没有国道、铁路，也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县、乡、村公路改造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在软环境方面，支持全民创业的氛围还不够浓，促进全民创业的机制还未形成，如由于少数单位从部门利益出发，导致县委、县政府的优惠政策执行不力，服务措施不到位，对个体、私营企业的"三乱"现象还存在，削弱了民营经济自我积累的能力，一些收费政策和收费情况缺乏透明度，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侵犯个私经济、民营合法权益的现象仍有发生。今年1-10月县优化办仍接到客商、创业人员各类投诉55起。 三、加快内生型经济发展的对策 1、积极构筑创业载体，搭建发展平台 （1）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快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以现有园区为基础，注重推进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要科学、合理、有效地使用好工业园区土地资源，强化工业用地储备，盘活土地存量，按产业区域作好工业园建设用地规划，尽量引进链条式生产、循环型发展的经济产业群落户工业园。加快园区交通、通讯、传媒、电力等基础设施和物流、人才、金融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园区招商、管理、服务的良性循环。做好入园企业的服务工作，县工业园区内新办工业企业，在业主提供材料齐备的条 件下，15个工作日(县内行政审批办理不超过3个工作日)内为业主办结从企业设立到开工建设的行政审批、办证手续。 （2）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引农进城"进程，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加大以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力度，增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能力。全面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籍类别，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对进城创业的农民，给予其在营业执照、经营场所、资金信贷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并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享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着力推进城乡配套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3）着力培育支柱产业。一是加快培植壮大工业主导产业。对制衣制鞋、建材、矿产品深加工、电子机械等四大主导产业企业实施的重大技改项目优先列入县重点技改项目，优先上报列入国家及省计划，优先安排贴息资金，优先配置贷款、电力、土地等要素。积极扶持企业发展壮大，对当年入库税金达到100万元以上，且不低于上年度税收入库数的工业企业，按当年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10-15%进行奖励，并授予厂长（经理）相应的荣誉称号。二是着力打造农业主导产业。鼓励引导城乡群众投资农经作物的加工、储运和营销，提升五大产业效益，使我县逐步成为对接长珠闽的省内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鼓励城乡群众承包荒山、荒地，投资发展农业主导产业，重点扶持脐橙和高山蔬菜基地建设。同时，择优培育县缫丝厂等有优势、有发展前景的农业龙头企业，着力吸收民间资金创办蔬菜、脐橙等储运、物流加工企业。 2、强化金融服务，提高融资能力 （1）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和银行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不断完善银企合作形式，促使银行信贷资金及时投放，为民营企业解燃眉之急。积极做好项目的选取论证工作，认真选取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向金融部门推介，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建立县级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考核奖励制度，对金融机构实行按年度贷款增量给予适当奖励的政策措施，以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县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建立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融资担保、贴息，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2）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参与、多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鼓励、引导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企业群体共同设立以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机构，积极支持企业互保互联、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担保基金；尽快建立贷款担保的再保险机构，分散担保风险。此外，要采取政府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以政府资金作引导，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股，设立民间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民间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允许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民营企业之间成立用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互助会。 （3）丰富金融产品。大力引进、开发和推广消费贷款、自然人担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法人账户透支、买方信贷、承诺担保和保函等金融新产品。全面推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24小时自助银行等知识型、科技型电子银行业务。拓展项目融资、金融租赁、公司融资、财务顾问、企业并购、投资中介等各种投资业务。加大个人银行业务核心产品的创新，积极发展票据等业务，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同时，要加强对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监测、分析和评价，拓展分析领域，提高分析质量；加强对重大金融政策、法规和制度宣传，增强金融政策及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3、积极培育各类人才，充分释放人才的能量 （1）消除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创业障碍。为解决干部创事业的后顾之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干部在工作之余，在不影响公务和不利用业务之便的情况下，允许其主动参与创业，从事与本单位职权无直接关系的第二职业。经组织批准，允许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县内民营企业任职，可享受除工资、福利外的保留编制、级别等其它待遇；在县内规模以上企业担任副经理、副厂长以上职务的，还允许享受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干部，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岗创办、领办民营企业的，6年内保留干部编制和级别待遇，工龄连续计算、职称评定和正常晋升工资不受影响；6年后愿意回单位工作的，重新按原级别安排工作岗位；6年后辞去公职继续从事创业活动的，可按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补偿金，自辞职之日起6年内被机关、事业单位重新录用（聘用）的，工龄连续计算。 （2）加大创业人才培训力度。一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百姓创家业的本领。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公民职业化工程和农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加强对普通公民的培训，实行"3+2"（3年中专、2年大专）高校联合办学方式，把提高培训对象的创业能力作为这两大工程的重点，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二是帮助企业做好员工的培训及再深造，提高能人创企业的能力。每年由县财政提供适当补助，在县内各企业选择部分文化水平高、岗位技术娴熟、政治素质过硬的企业骨干到对口技术院校学习深造，全面提高其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邀请省内外的专家教授来县讲课，使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更新知识，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三是强化对党政干部的培训，提高干部创事业的本领。通过远程教育、县委党校、到外省（市）、经济发达地区、高等院校及国外培训考察、到基层挂职锻炼和轮岗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干部的培训力度，从而提高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和综合素质，使其更好地为"和谐创业、富民兴赣"服务。 （ 3）大力引进和吸引创业人才。制定吸引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围绕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流动、激励、保障等基本内容，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的政策体系。积极鼓励全南籍在外人士带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回乡创业，同时，经营资金不足的回乡创业人员，还可持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回乡创业证明优先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积极吸引外地人员来全南创业，重点鼓励外来创业者投资有税收、有规模的工业项目，凡所投资的项目达到我县招商引资立项标准的，均可享受市、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凡在县城购买了固定居住场所或年纳税2万元以上或解决下岗职工就业10人以上的外来创业者，业主及其家属可享受免收借读费等市民待遇。 4、优化发展环境，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1）优化舆论环境。在全县深入持久地开展实施全民创业工程的大宣传、大讨论、大发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板报、横幅等载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推进全民创业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全民创业的政策措施，大力宣传辞职创业、外来创业、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好办法、好经验、好典型，开展"优秀创业者"、"十大杰出返乡创业青年"、"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巾帼建功"、"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等创评、评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的浓厚氛围。同时，积极开展创业文化创建活动，发挥政府在诚信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坚决兑现出台的创业政策，深入开展"诚信机关"、"诚信企业"、"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信用农户"系列创建活动，将"诚信为本"的理念融入全民创业的每一个环节，着力打造"诚信全南"。 （2）优化政务环境。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切实把政府职能重点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以贯彻《行政许可法》为契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公开收费标准，全面落实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制度，大力实施"阳光政务"，提高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对违反规定乱收费或变相乱摊派收费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除涉及安全生产等重大问题，严禁多头和重复检查。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营企业代表，对各单位、各部门服务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并通过通报、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评议结果。切实加强优化发展环境机关效能监察工作，坚决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和事将在全县通报批评，并视情节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凡一年内出现2次"不作为"、"乱作为"人和事的单位，将追究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党纪政纪责任。 （3）优化法制环境。坚持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强化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和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建立健全全县治安防控体系工作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加大对危害创业安全、扰乱经济秩序、侵害投资创业者合法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实行提醒在先，处罚在后的制度，不得"以罚代管"或"不教而罚"。除法律法 规规定外一般不得处罚，必须处罚的，一般按规定的下限处理。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各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依法查处销售、使用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药品的行为，使一切守法、规范经营的企业能够顺利成长。
【论文摘要】 湖南西部地区的小康进程近些年来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对全省而言，仍相对滞后，且距离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区域经济协作，构建特色经济，已成为该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 【论文关键词】 湖南西部 区域经济 全面小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为本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发展所制定的宏伟蓝图，是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所以，认真学习十六大精神，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积极推进湖南西部地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对加快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湖南全省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及目标体系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小康”之词源出《诗经》，《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据今2500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高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其后，历代的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已广泛流传，亲切而实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借用了“小康社会”这个名词并对其赋予了全新的内容。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小康”列为“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 到2000年，我国顺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地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0二0年力争比二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明确地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 “小康社会”，虽然其中也有一定的量化指标，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大概的意思，因此，小康目标的标准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量化指标来反映，从而构成一个指标体系。 1、1995年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1995年1月国家计委与国家统计局联合提出并征求12个部委意见，修改完成了全国人民生活小康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由经济水平、物质生活 、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16项分指标组成。 这16项指标具体是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⑵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⑶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⑷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m2；⑸农村纲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m2；⑹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⑺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m2；⑻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⑼恩格尔系数50%；⑽成人识字率85%；⑾人均预期寿命70岁；⑿婴儿死亡率3.1%；⒀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⒁电视普及率100%；⒂森林覆盖率15%；⒃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合格县比重100%。 2、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综合有关部门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同时，考虑我国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可包括社会指标和经济指标两方面，共10项具体指标。即⑴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000美元，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00元；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⑷恩格尔系数低于40%；⑸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m2；⑹城镇化率达到50%；⑺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⑻大学入学率20%；⑼每千人医生数2.8人；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此标准对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没有设出具体量化指标，所以，还只是一个基本标准。 二、湖南西部地区的小康进程及其差距 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共辖24个县（市区），629个乡镇。面积56546k m2，2002年人口911.2万，分别占湖南省的26.57%和13.75%。 （一）湖南西部地区小康建设进程状况。①主要指标有了稳定的增长。三市州可准确计算出小康指标体系中三项指标，即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这三项权数较大的指标值。其纵向比较如表1。②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 表1： 湖南西部地区三项指标纵向比较 1995年 1999年 2002 人均GDP(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年) 农民人均纯 收 入(元/人手) 人均GDP(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年) 农民人均纯 收 入(元/人手) 人均GDP(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年) 农民人均纯 收 入(元/人手) 怀化市 3082 4381 1790.77 4706 6179 1940 自治州 1938 2391 1225.34 2816 5497 1325 张家界市 2211 3541 1727.36 4645 6023.04 1837.05 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稳步增长。三市州产业结构构成如表2。③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④城市建 表2： 湖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比较（2002年）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怀化市 25.4 27.0 47.6 自治州 30.8 33.7 35.5 张家界市 22.1 22.6 56.2 设力度加大，城镇化水平都达到20%以上；⑤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两基”达标任务如期完成，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在1.2-1.4人之间；⑥生态环境保持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⑦精神文明建设步伐加快，人们的道德觉悟有较大提高；⑧民主法制日益健全，政治文明初露端倪。 （二）湖南西部地区与全省总体水平的差距 湖南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形成一定的基础，并在不断地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但综合起来看，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规模还比较小，与全省总体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1、人均GDP低于全省，且与全省的差距不断拉大。 人均GDP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指标。2002年，湖南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230.18元，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4.49%，其中自治州人均GDP水平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3%。充分反映出湖南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处于低位，并且与全省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95年，湖南西部地区人均GDP2593元，为全省的76%；1999年人均3649元，为全省的71.48%；2002年为全省的64.59%。充分反映出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性。 2、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省，在全省的地位逐年下降。据统计，1996-1999年，湖南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年年低于湘中、湘东地区和全省（表3），4年年均增长速度低于湘东地区2.73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84个百分点。2001年、2002年，湖南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为8.73%和7.53%，又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27和1.47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呈下降趋势。1999年下降到7.38%后有所反弹，到2002年，又仅为7.53%。 表3： 1996—2002年湖南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横向比较（%） 地区 1996 1997 1998 1999 4年平均 2001 2002 西部地区 10.67 10.10 8.04 7.38 8.94 8.73 7.53 中部地区 12.73 11.22 9.19 7.63 10.00 东部地区 13.82 12.88 11.25 9.27 11.67 湖南省 10.27 10.7 8.5 8.3 8.79 9.00 9.00 （2002年资料缺省） 3、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和工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水平较低。 从表2可以看出，湖南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大。单纯从这一点来看，湖南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先进。但具体分析，并非如此。湖南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6.1%，高于全省的19.5%，区域农业特征十分明显。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又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工业化滞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没有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和工业之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水平不高。 参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湖南西部地区其他指标由于准确测算的条件尚不具备，还没有测算或数据不完整，尚无法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较。就整体而言，湖南西部地区虽有发展，但与全省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如果没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将对湖南全省的全面小康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三、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综合实力 湖南西部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是滞后的，但仍有着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取向。 （一）因地制宜，构建市州特色经济 湖南西部地区整体水平较低，但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地区性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怀化市相对较高，湘西自治州较低。2002年人 均GDP，怀化市为6179元，湘西自治州为2815.78元。湘西自治州只有怀化市的46%不到。在产业结构上，怀化市是一种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湘西自治州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高。张家界市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相当突出。在发展优势上，怀化是铁路交通枢纽，湘西自治州的食品工业基础较好，张家界市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发展规划上，三市州应突出自身特色，并促进三市州之间的协作与联合。怀化市突出交通枢纽、商贸流通中心、信息中心及体制创新中心的功能，构建湘鄂渝黔桂五省边境经济区域中心城市。湘西自治州突出的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旅游业及农林产品开发业的发展。张家界市突出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业为主导，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立足交通，启动点轴开发工程 在地域经济发展中，重大交通设施及交通枢纽的分布对地域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焦柳铁路、湘黔铁路是本区域内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二者呈“十”字型分布。怀化市是这两条线的交点。处于南北、东西铁路干线交汇点的怀化，加之正在修建的渝怀铁路也在此交汇，其铁路交通枢纽地位十分突出。就目前的两条铁路干线交汇的铁路枢纽在全国也仅十余个，三条干线交汇的更屈指可数。加之320、209国道贯通，区域内的城市也都在铁路线和国道上。因此，以怀化市这一交通枢纽为点，主要以铁路线为轴，启动点轴开发工程顺理成章。首先是极化怀化，使其巨大的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其经济实力与交通枢纽地位相匹配。其次是张家界、吉首等点的极化，壮大点的规模，然后通过点的扩散，促进交通线上周围次级点的成长，使靖州、洪江、龙山、溆浦、凤凰、沅陵、慈利、桑植等点的经济快速发展。 （三）解决贫困，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湖南西部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贫困造成的。三市州集中了全省55%的贫困县。贫困问题不解决，湖南西部地区的经济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更不用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湖南西部地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山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生态建设。二是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医疗、基础教育条件。四是通过提高产量、以粮代赈等多种方法，解决口粮问题，解决温饱问题。五是充分发挥经济极点的辐射作用，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由于三市州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解决贫困问题还需要外力的推进。尽管湘西自治州已纳入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范围，但仍需省委、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张家界市、怀化市也亟待着各方面的支持。 （四）加强协作，大力发挥整体优势 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地区间的经济协作，只有通过经济协作才能不断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合理交换和联合协作，建立起统一、开放、畅通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人流、资金流，汇集资源，优势互补，实现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1、加强区域统筹规划和协调。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三市州充分利用产业上各有所长的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对区域主导产业，共同努力实施。促进相互之间的经贸联系，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方面通力协作。 2、推进和参与五省市区边境地区的经济协作。利用处于五省市区交界处这一区位优势，加大参与五省市区边境地区经济协作的力度。一是继续发展覆盖不同地区的各种经济协作区，不断完善各种区域组织、经济网络和区域市场。二是要大力促进边境贸易，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若干个商品交易市场、集贸市场和商品集散中心。 3、加强与省内东、中部地区的合作。借助湘东、湘中的实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一是突破行业界限，促进产业联合，树立大行业观念，形成一批新兴产业群。二是消除政策上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以政策上的一致性保证经济协作的正常运行。三是加强企业联合，以重点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以区域内的骨干企业为核心，组建一批跨地区、跨行业，集生产经营、科技开发、内外贸易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四是加强人才的培训和交流，实行干部轮换交流制度，促进各地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交流与移植。五是加速全省交通、通讯、网 络的发展，以点轴式、极点式、圈网式开发共同推动全省经济协作，带动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是一个溶经济、社会、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建设于一体的目标体系。湖南西部地区只要从诸多方面共同努力，全面提升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我们相信，湖南西部地区就能与全省一道携手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建筑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实习，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市场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了民族团结和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民主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地理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上历代中央王朝对西部大多采用外源性的开发，即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开发政策，其结果虽然是开发了西部资源，传播了汉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往往也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歧视的观念。所以，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格局，并未消除民族隔阂，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直到建国后还有“望汉生畏”的心理10。如今，牺牲少数民族利益的西部开发已不是我国的政策，正相反，我国现行政策旨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然而，如果不是以地方少数民族而是以国家为开发主体，西部开发的代价就可能是最终毁灭弱小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以中央为主体的开发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性。政府采取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来平衡由于生活水平差距和文化冲突造成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平衡，但这些优惠政策也同时助长了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依赖心理。有些地区的依赖心理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形成“贫困也是一种资源”的荒唐观念，贫困成为争取中央扶贫拨款的最好筹码，使得消除贫困完全失去了地方积极性，经济发展也因此而缺乏激励，难以形成可自身增值的资本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西部经济依附于东部经济的格局，使西部不但不能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而且还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得到本国政府许多优惠政策，但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完全与生产方式相脱离，失去了文化协调经济基础的基本功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北美印第安人要么放弃自身文化而融入基督教文化，要么永远贫穷，因为它们的文化已经是依赖性的贫困文化、已经失去了维持生产方式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实现现代化了，每个国家都做几乎相同的事：国际市场竞争，国际分工合作；但没有哪个国家在制度结构上是相同的，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全球现代化，并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使自身文化得以发展，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方式步入现代化，在WTO框架下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少数民族不但应该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独特的，所拥有的资源是独特的，所延承的文化也是独特的，这注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现代化。
地方主体式开发模式不仅是在发展中求民族文化延承的需要，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可以将东部先进的发展模式推广到西部来完成西部开发。但是，由于东部模式是为适应东部环境创造出来的，它们在西部推广难免会带有许多局限性。东部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提高西部的经济水平，但无法缩小东西部差距，因为东部模式缺乏西部的本土知识，无法提高西部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外源发展模式难以有机地结合到地方民族文化中，因此会威胁到如贵州地区的许多脆弱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三、文化变迁的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延承”性的定义。“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文化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道德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宪法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经济学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合同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建设可以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环境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传播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和印度进化至今，其间涵化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消逝了，没能留下重大痕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明把知识和技术传播给了后续社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又一次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相互传播，56个民族每一个都以涵化兄弟民族文化的方式，催化自身文化的进步。我国西部开发政策中，要促进少数民族对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化思想的涵化，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方式。
西部开发中，如何发挥地方和本土民族的进取积极性，使他们有能力，有意愿成为开发主体，是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有促进文化变迁、引导移风易俗的正确政策。为了制度这些政策，一定要分析谁是文化的传承者，谁是文化变迁的倡导者；什么是文化变迁的阻力，什么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对于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少数民族，提供能力培训、知识教育和市场信息，同时给予相应的文化传承价值教育；对于阻碍文化变迁的人，要进行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示范教育。
四、制度创新对于开放系统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能以这条原则作为强势文化消灭弱势文化的借口，但我们能从这条原则找出弱势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我们把人类群体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必须具备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果我们把生物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开放系统，它依赖于与外界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那么，物种能否延续，就看它的适应机制能否足够应付环境的变化。当第四纪冰川改变地球气候时，许多物种灭绝了，而人类却延续了下来。
但人类延续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适应能力。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必须有制度创新的机制，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文化缺乏制度创新的机制，则会在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消亡，甚至在被自己改变了的环境变化中消亡。人类历史中不乏文明社会消亡的例子：新疆古楼兰国消亡了，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消亡了，复活节岛文明消亡了，墨西哥玛雅文化消亡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化也同样是名存实亡，被世界主流文化边缘化了，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制度创新能力，它们永远无法弥合它们与主流社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除非他们融入基督教文明，消逝其中。如何使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摆脱弱势文化地位，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如何使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和平崛起，也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问题。
一个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企业要参与环境多变的国际竞争，其内部就需要有相应的与创新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环境刺激、可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19]。一个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就在于内部管理机制能否应对市场变化，如果市场变化速度大于企业管理应变能力，或者企业管理制度原来设计就没有超前估计到可能的风险，企业破产的几率就大于其成活的几率。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采纳商鞅变法，使其制度创新超前于其它六国，最终在竞争中统一六国。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有足够的制度迅速变迁的能力[20]。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有比西方民主政治更科学的决策机制、更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文化可延承性更顺利，上层建筑演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吻合。
一个区域也是如此。东部各省市之间都在相互竞争，省内各县市也相互竞争，而且主要都是制度竞争，竞争谁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系统能否延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否具备市场竞争力，就在于其自身文化中是否具备制度创新的机制，以适应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环境。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地理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无法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理由。如果这些是东西差距扩大的理由，那么也可以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理由。如果西部还可以从中央政府政策倾斜中克服资金短缺等等困难的话，中国崛起能依赖西方国家施舍吗？以物质环境为经济落后的理由，不可能造就出适应WTO环境的区域竞争力。而世界中得以发展的先进国家和地区，往往正是资源缺乏、环境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温州是贫困山区，创造了温州模式；以色列在贫瘠土地上，在战火中，发展成了区域强国。
在WTO框架下，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资源或地理环境等比较优势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要素流动秩序中的制度竞争[22]，用优良制度来吸引全球资源，进军全球市场。同样，西部地区在通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成型的市场平台下，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才能追赶东部地区[23]。如果西部区域制度缺乏竞争性，则无论中央如何扶持，投入西部的资金都会流失到制度具有竞争力的东部[24]。1965年至1975年三线建设时，中央投资都在西部而不在东部，然而，即使在西部大力投资而东部备战不建设的政策背景下，东西部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5]，原因就是西部的文化制度难以聚财，无法形成经济内部可增长的资本积累。现在东部民间资本到处寻找投资去处，中国公司可以到越南开设电视机生产线，可以到拉美开设服装厂，当然也可以到西部投资。所以，只要西部制度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会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下，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西部，而无需倚赖国家加大西部投资力度[26]。
西部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性的投资，只能是使得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27]。东部发展迅速，更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快。往往是东部突破旧的观念和制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后，才得到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然后西部才效仿成熟且已被中央认可的制度。如此一个周期，西部自然要比东部落后十多年。如温州模式完全是体制外的制度创新，珠江三角洲也是体制外改革居多，在私营还得不到中央承认时，它们就已经干起来了。等到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等到中央号召发展非公经济时，西部才动起来，这不但改革步伐滞后，而且都是外来的制度安排，不是西部社会内生的制度创新，难以保持文化的可延承性，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如东部国企改革往往盘活资本，而西部往往把国企中宝贵的人才赶到东部或变为失业人员。西部要学东部，不是套用几个模式，而是要东部政府保护和促进本土制度创新的积极性[28]。温州模式，不单使得交通闭塞、资源贫乏的温州从贫困落后走向富裕发达[29]，而且还延承了自身悠久的越文化[30]。西部制度创新，一定要以少数民族自身为主体[31]，才能在WTO框架下，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世界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取得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用与本土文化不符的外来制度安排开发西部，只会延误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大东西部差距。
六、西部地方政府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策略
在西藏铁路即将建成之际，在西部大部分地区交通和通讯初具规模之日，在西部物流与信息流基础设施与东部市场贯通之时，西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西部将沿循哪一条不可逆的历史路径发展：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还是被边缘化以至永远成为依附型贫穷经济？在西部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更快了，即使西部制度与东部的差距保持不变，资金和人才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向具有制度竞争力的东部。
为此，中央对西部的政策性投资需要一个目标大转移：要从迄今为止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我国需要在西部创造这样一种软环境，它要改造以往投资难以填满的、资源与资本皆尽流失的散财环境，创造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能够聚财生财、吸引人才的法制健全和社会和谐的文化环境。
西部软环境建设中，政府主要是建造一个以当地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机制，让贫困的西部融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分工中。为此中央的政策性扶持性投资，一定要加大人文社会工作者的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是法制的健全和道德风气的弘扬。
以下是笔者对软环境建设的几点初浅思考。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产权建设[32]。没有明晰产权的法制建设而步入市场经济，只能是造成寻租现象，滋生腐败，扩大贫富悬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没有产权保护，就会遭到不应有的流失和破坏[33]。没有资源的产权界定，就无法将西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34]。要盘活西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必须先从产权建设做起，才能使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要素[35]。例如，西电东送工程中贵州建设了很多水库，电力公司当然要有蓄水发电的产权，如果库内水面也有相应的产权设计，则可以促进开发，淡水鱼养殖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及水质保护[36]，只有明确了资源产权，才可以吸引东部资金到西部投资开发，并杜绝寻租与资源破坏和流失现象。西部矿产丰富，物种繁多，文化斑斓多姿，其合理保护和开发都需要有明晰的产权[37]。同时，产权建设过程一定要作为少数民族观念改变的过程来进行，使少数民族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西部山山水水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既是为了产权法律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是少数民族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基石，成为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的社会心理调整过程一部分。
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是对资源的随意处置权，而是协调资源开采所涉及的国家、地方、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各方利益的法律规范，是通过对排他性经营权的获取资格认证、价值评估、产权交易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西部开发中由于缺乏这些规范，资源产权的分配往往成为寻租的自由裁量权，西部资源的开发，往往成为短期行为，利润流入外商口袋，给当地人民留下污染，给国家留下环境恢复的负担，而且还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
其次是民法商法的法制建设和教育。法制建设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交流平台。借助法律教育，可以提高西部地区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在经济交流中少数民族应该得到法律咨询和律师协助，以便他们逐渐熟悉与外界交往的规则，并在与外界交往中懂得如何借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从而降低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成本和风险，鼓励一个开放的思想文化。同时，法律建设要结合乡规民约等民族法律资源[38]，找出民族区域法制化的文化可延承性切入点，使得法律的建设与社会实际行为规范互动演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最后是教育的改革以适应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要在教学内容上配合宣传农业技术和商业规范常识，配合法制教育，并在手工艺和课中，传承本土文化艺术，如少数民族的刺绣、歌舞和民族乐器等。
另外，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文化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人口[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市场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果，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心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法律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六、地方政府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的挑战，政府行为要由指令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变成法制、透明、高效和责任的政府[43]。政府行政由指令性行为变为服务性行为，正与西部开发政府由主体转变为客体相一致。但政府转变的几个理念在实际中并不容易相互兼容：提高了法制与透明，很可能会牺牲高效和责任；反之亦然。
为了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责任的同时增加行政行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程度，并提供一种制度创新机制，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切入点。现在就以下一种可能的电子政务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在政府服务窗口设立“案件注册追踪系统”[44]。这一系统完全可以借鉴信息技术管理中通用的“支持开票系统（support ticket system）”来设计。其工作原理如下：当公民要求政府解决时，由于很多时候不能当即解决，因此要注册登记，使公民有一个案件追踪号。公民以后查询时，只要提供案件追踪号，公务员马上就能从系统中调出该案件处理过程和现状的信息，给予解释和答复，也可以将公民提供的新信息，输入到系统中，使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最新变化情况。
对于政府而言，该系统内有相关法规和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的文件汇集，同时有各部门行政人员联系电话等渠道信息。公务员受理案件时，可以先进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解释，如不能当即解决，才进行案件注册，输入案件详细信息包括对方联系方式，然后将案件号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
被指派的相关职能部门随时到可以看到指派给他们的责任案件，他们有几个路径可循：一是解决问题，告知立案人，征求得对方满意，将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输入系统后，结案；二是处理完本部门该做的事后，将过程和现状输入到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下一个职能部门；三是无法解决，将困难和情况输入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权力更高的部门；四是解决完毕，立案人不满意，也不意愿结案，则要告知立案人对此案不满的投诉渠道和政府监督机构的电话地址，将过程、结果、建议和立案人意见输入到系统后，将案件号指派给上级部门。
这一系统有几个好处：第一，任何时候立案人和政府内部多个部门都知道此案现在由谁负责，给政府内部监督和民众监督提供手段；第二，促进政府由命令型行政转变到说理协商行政，公民不再是消极等待结果而是主动参与行政过程，随时可以提供新情况，并有申辩和说理的途径，服务窗口公务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将立案人的申诉和说理输入系统；第三是通过告知投诉与监督部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行政自由裁量权所侵害，并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第四是激活政府创新机制，我国政府行政行为本来就是个案处理多而程序化程度低[45]，为了建设西部良好的软环境，我们必须消除行政个案处理的时弊，程序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官僚化的惯例，它能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提高行政效率。但程序化和官僚化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能力，难以在中国突飞猛进实行，尤其是国家政府进行区域竞争，制度需求大大超过制度供给的时期。“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为老百姓在政府个案处理传统下，提供了一个正常畅通的办事途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的文明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有可能借助电子技术超越发达国家，建造一个有制度供给能力的化高效政府。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还应该配备以“升级机制”。所谓升级机制有几种情况：一是积案过多的同类案件，要及时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积案过多证明有制度上的问题，不应该按个案处理而应该建立新的程序来处理，以提高政府效率；二是如果一个案件在某一部门搁置太长（如三个工作日）而没有任何处理过程和现状改变的输入，窗口公务员要安装“升级机制”将案件追踪号指派给上一级部门，起到一个内部监督机制；三是案件在处理中，但长期（如两星期）无法解决，责任部门或窗口公务员就必须将情况报告上一级部门，上级部门可以了解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升级机制”是“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成为制度创新的催化剂方式之一，也是绩效监督和责任监督机制之一。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二，就是它本身是检验和监督政策实施效果的。只要把案例分类处理，政府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政策实施有困难，哪一个政策有缺陷，因此可以及时修订或更新政策，缩短调查和制定政策的周期，提高政府政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社会的机构，例如中小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提高自身制度创新能力，电子政务的设计或许是一条跨越式的捷径。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民族和地方文化，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投资，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社会文化的软环境，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法律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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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历以宁，《资源转化和西部开发》，陈育宁主编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1～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1月 版。
[35]自然资源的产权设计和管理是资源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综合管理的先行步骤。以水电开发为例，如果开发公司购买了规划库区的所有产权，则他在建设水电站同时，就会考虑库区经济林建设、淡水养殖业建设、航运建设、区建设等。这些综合开发有保护生态环境、保持水质、安置搬迁移民就业等多种环境与社会功能。没有合理的产权设置和管理，就不可能有综合开发规划，就无法进行多渠道的融资，这严重阻碍了西部水电开发，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社会成本。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管理，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水利经济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399～40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1月 版。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历史继承与苗族地区法律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民族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39]笔者在西藏就曾经访问过劳动力充足的“自愿贫困”户，其庄稼耕种管理不善，青稞穗长仅仅是相邻地里穗长的三分之一。他们比同村其他农户的劳动力还多，却享受扶贫补贴。
[40] 祁亚辉，《“非自愿贫困”：中国扶贫新视角》，《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12期第47～49页。
[41] 谷书堂，《对“按要素贡献分配”及其与收入差距扩大关系的思索》，《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第19～23页。
[42] Peter Gray，《Psychology》，pp.130-143， Wroth Publishers， 1991 New York。
[43] 李文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1月版，2003年9月第3次印刷，第2～3页。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交换越来越频繁,技术交流越来越广泛,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世界经济已成为相互渗透交织的密切的复杂体系,任何区域都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独善其身。协同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一、区域协同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一般有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所组成,因此,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还包含了功能的变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其于1826年发表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中首次提出了“区位”问题,自此之后便产生了众多区域经济学理论流派。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中心推动或不平衡论――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区域、部门、厂商,它将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内总会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点,它会产生类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场”,呈现出“极化效应”,增长极、点快速发展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之后经过罗德文(Rodwin)、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张聚华,2002)。
2、线性推进论――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
极化推动的思想显然是非线性系统性,是一系列复杂地变动。梯度转移理论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来强化发展,与极化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其避免了极化理论的复杂性。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周旬,2006)。点轴开发理论在形式上与梯度转移有相似之处,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3、网络结构开发论――网络开发理论与圈层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开发论综合了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它们分别以一种严格意义和非严格的网络结构呈现出来。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都是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网络开发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该理论的适用应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已经不大,区域经济实力已允许较全面地开发新区的时候。郝寿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区域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强调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区域结构的存在,区域内任何经济活动通过区域结构的联系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由建成区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呈现圈层状的有规律变化的。“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性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景观由核心向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
4、大推进开发论――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
大推进开发论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由于平衡增长理论,避免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强调大规模投资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实现宏观计划化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聚华,2002)。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协同发展的研究回顾
1、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强调以系统论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并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六个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系统。由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元素构成,使系统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这“五流”的运转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王维国,1998)。“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当代“协调发展”的最高理念,作为其内核的“协调发展”,也被赋予了最新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而且既要顾及当代人,实现“代内协调发展”,又要顾及后来人,实现“代际协调发展”,还要保持“发展”在空间(包括地理空间、产业领域等)上的“协调”(熊德平,2009)。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一样同样大量应用了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但协同发展更强调协同理论的应用。协同理论认为: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并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由于其聚焦于发展问题的本质,使协同发展更具有操作性。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
张平(2005)从胶东半岛区域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的现象突出,各地区对生产要素竞争激烈,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地区壁垒提出了解决策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出台政策对地区的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合理引导,必要约束;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网络;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刘慧怡(2006)界定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余志勇(2005)在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中试图找出协同论中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并认为各级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人才和资金等因素是影响甚至支配红三角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主要“序参量”。粟路军,柴晓敏(2006)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探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以地方利益为基础,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交易为协同方式,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析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因素,构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区际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施与监督调控。产业的有效互补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是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与对策的制定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保证(朱斌,2006)。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隐性协同和显性协同(邹树梁、高阳,2006)。巫文勇(2006)建议出台《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促进和保障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白晋湘(2007)将协同理论引入区域农业品牌中,并认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协同不同营销主体在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与区域品牌的资产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高明、刘俊杰(2008)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发挥城市之间的潜能和优势,促使区域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协同和发展是城市持续成长的“因”,是城市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成长的保证和制约,是城市成长的关键和具体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陈迪,2006)。
陈玉和等(2006)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并注意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柳新华等依据烟台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运输枢纽的而形成辐射线来增强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柳新华,2007)。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刘俊芳,2007)。
(3)集群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许雪琦通过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许雪琦2007)。建立区域产业集群的统筹发展体制主要用来解决区域内各地的“诸侯经济”,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张桂梅,2006)。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室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和达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4)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钱亦杨、谢守详早在2004年就认为长三角大都市圈应该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城市联系,增强大都市的内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内的通道的建设;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积极发展本地区主导型产业,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冷志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最主要的形式是区域产业协调,这是因为产业范畴直接或间接包括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项地区经济活动(冷志明,2005)。在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区域空间关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冷志明,2005)。卢中华通过建立地市区域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山东省临沂为例,找到了影响区域协同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卢中华,2006)。“准确的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荣胜,2007)。后发区域的发展滞后,会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不利于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后发区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会弱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先发区域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
(5)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论文中,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瓶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预产生的主要问题。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想着市场化方向转变。长期以来,一些贫困落后缺乏主动进取意识,依赖思想严重,认为外部支持和国家援助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不重视对当地优势资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利用,从而并不利于这些地区想着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彻底转变。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地方利益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相思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1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其次文化与思想观念障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的。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区际协同发展带来障碍。宏观领域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价值观、、民族团体优越感、创新或变革精神等方面,微观领域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异(张绪胜,2001)。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视问题,认识到并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资源环境人口等客观因素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形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需要更有约束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位清晰,政绩考核具有针对性。坚持“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继续探索。
其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史无前例。由于没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需要区域内各行业,各部门,包括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通力配合,这使得协同这些子系统具有很高的难度系数。也由于这样的系统中,不仅在推出协同发展战略后会很长的滞后效应,而且该系统受到的干扰的因素,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中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后,不仅在衡量其运行效果评价上比较困难,而且在改进和调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按照规划的方向进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不断调整操作对象,使得标的指标符合协同发展战略,并促使区域经济能够在能够适当的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二、目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目前研究多为当地决策者提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所得出结论都是一个范式。从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定位开始分析,然后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到最后的对策:建立一个区域机构,协调统一;建立法规制度,减少内耗;加强区域内基础建设;便捷区域各要素的流动;保护生态等等。这样的对策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涉及面广,难于掌控。
第二,协同理论中最主要的一块是自组织理论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自组织理论的应用可以在重新组织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而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找出区域经济中自有的发展规律,然后合理的调控各个子系统,使之符合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从而自觉组织,又好又快地发展区域经济。同时在寻找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序参量,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较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应用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定性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的界定,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区别,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经济中各部分该如何组织,如何发挥出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经济预测,有利于决策者分析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决策。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将得到长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然属于初创阶段,不仅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案例需要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加强有益的探索;而且因为在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后天的经济基础又有天壤之别,所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在我国长时间的坚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内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区域内资源,不仅能确保效率更能兼顾公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是将协同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为执政者提供建议的有效途径。依据“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找出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对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颇有裨益。区域协同发展是一项综合研究,协同发展论将人们对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的高度。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包含了自然协同、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区际)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内容和方式、缩小地区差距的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特殊的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协同发展网络的构建,协同发展的趋势分析,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促进有关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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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 文化产业 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 经济特区 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 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 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 “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 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 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 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 “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 希德维尔， 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