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2 15:01:4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论文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专业的中介机构和社区组织提供纳税服务。这些主体与税务机关分工合作，在帮助纳税人遵守税收法律、协助税务机关处理税收征管技术问题、为纳税人提供辅导咨询、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帮助纳税人办理纳税中的各种手续
美国的免费报税服务中心，其社区义工免费报税服务(VITA)的服务对象是年收入低于49000美元(2011年）、51000美元(2012年）的纳税人，老年人税务咨询服务(TCE)为年满六十岁的纳税人提供免费报税协助。德国除极少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自行上门申报或邮寄申报纳税外，更多的是委托税务人即执业会计(税务)师进行纳税申报，委托会计（税务）师做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并请其作为税务顾问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
（二）提供业务辅导和咨询
在美国，纳税人如果认为自己的税务问题无法在线上或通过电话解决，需要面对面的税务协助，可以向美国纳税人协助中心(TAC)要求个人税务协助。在德国，纳税人协会办有《纳税人》月刊，无偿发给会员、图书馆、议员和政府部门，并无偿帮助协会会员办理纳税事宜。澳大利亚纳税人协会不帮纳税人具体的报税事项，只负责纳税人的税务咨询，并且负责向官方反映税法或者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美国的纳税人辩护服务处是内部独立机构,其协助对象包括遭遇经济困难的纳税人,或是通过正常渠道未能解决税务问题而前来寻求协助的纳税人，或是认为国家税务总局的体系或程序未能正常运行的纳税人。该机构独立于国内收入局地方办事处机制并直接受全国纳税人辩护服务处主任管辖。法国各省设有税务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西班牙税务局内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政府的特别派驻人员。新加坡税务局设立纳税人服务办公室，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协助纳税人解决税务纠纷。韩国每一个区税务局均设有“纳税人律师服务中心”，处理纳税人的投诉。日本明文规定，税务部门不得干涉税理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二、推进我国纳税服务社会化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规划
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为加快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我国应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的规划。短期规划主要是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初步建立全国税收服务志愿者队伍；长期规划主要是组建全国稳定的税收服务志愿者团体、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纳税人权益保护中心，扩大纳税服务社会化组织的范围，形成税务机关负责，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将纳税服务社会化列入年度工作部署，细化工作目标和计划，分步实施。
（二）合理界定各纳税服务主体责任
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应明确各主体职责，规范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的业务范围，加强对各主体的工作指导和后续监管，建立社会各界评议机制，科学客观地考核评价各主体提供服务的效果。税务机关应加强与工商、海关、邮政、银行等部门的协作，实现信息共享，拓宽服务领域。同时，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与社区街道、科研院校等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纳税服务工作中的作用，使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共同做好纳税服务工作，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分类满足纳税人的需求
1.轻视财务管理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团体只重视对外的财务会计与报告，忽视了对单位内部的财务管理的重视，财务管理的职能并未全部发挥出来，有的社会团体甚至并未采取现代财务管理的各种方法，例如：标准成本法、责任成本法、差异性分析等建立科学的财务评价体系。另外，由于社会团体的财务管理意识淡薄、财务管理过于简单，缺乏内部控制机制，导致个别单位出现腐败现象。还有的团体中的领导认为只要组织好本单位的正常业务活动就可以了，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考虑不多。
2.严重浪费财政预算资金。
有的社会团体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这些社会团体中，应根据本单位的工作目标、进行科学的核算与调研，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准确的核定。并制定出科学的预算方案，一定要确保资金预算能够在不夸大、虚报的前提下完成工作任务。在预算的执行中还要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及时追踪、监督、评价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但是，在一些社会团体中在争取财政资金支持时，跑前跑后，忙碌不已，而一旦预算资金到位后，对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又缺乏必要的监控与管理，经费支出缺乏计划性，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现象。
3.对投资、筹资活动缺乏风险意识。
有的人认为，社会团体属于非营利性组织，缺乏追求利润的动力，也就不存在什么财务风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了财务管理的支持与配合，社会团体的组织目标就难以实现。对于社会团体而言，在投资、筹资过程中、在资金的运用环节同样存在着财务风险的发生。例如：由于缺乏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有效性论证，使得很多社会团体忽略了对投资风险的防范与规避。在没有对项目进行科学分析的情况下就盲目投资，从而造成投资的失败。
4.缺乏科学的成本控制方法。
在我国的一些公立的社会团体组织中，对于成本的核算采取的是粗放式的管理方式。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对固定资产不计折旧、对长期债务不预提利息、对无形资产不确认，从而造成成本核算的不精确。在不同的会计期间出现了成本高低悬殊较大的现象，而相关成本也不能得到充分反应，无法适应社会团体组织绩效管理的需要。
5.财务报告缺乏完整性与透明度。
近年来，随着社会团体组织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财务信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社会团体提供的财务报告必须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需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社会团体的对外财务报告严重不足，造成财务信息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据调查，我国仅有15%的社会团体在年终进行外部审计。
6.缺乏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
社会团体中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较小。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社会团体中对财务管理工作的不重视造成的。财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全局意识、长远发展的眼光、创新意识、学习意识，那么这些财务人员很难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二、转变思路，全面构建社会团体财务管理体系
作为社会团体的财务管理应以经费预算管理作为基础，社会团体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技术与方法，针对在社会团体中的财务活动的规律与特点，增强成本管理意识、强化财务管理责任、防范并有效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率。
1.加强全面预算管理。
对于社会团体组织而言，预算管理是有效的进行财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团体组织内部形成的宽松式的管理，使得大部分社会团体内部并未对预算管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我国机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再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因此，社会团体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在本单位内部建立一套完善的、与政府部门预算管理相适应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在社会团体内部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实现全员参与预算管理的新局面，并在单位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制。
2.有效防范并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企业事业单位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会团体财务管理的环境也日益复杂，这也为社会团体的财务管理增加了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站在社会团体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财务风险管理问题。目前，就社会团体的财务管理现状来看，存在的财务风险主要是指筹资、投资、资金运营中存在的各种潜在的财务问题。例如：社会捐助在某一会计年度出现大的波动或起伏，就会使社会团体在该会计年度内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因此，这就要求社会团体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状况，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一些较为敏感的财务指标变化的观察、分析，及早对其在运作中即将面临的财务危机进行预测，将社会团体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
3.实现财务管理的信息化。
21世纪的到来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以计算机为主要媒介的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在各行各业中普遍运用与发展后，社会团体也必须顺应时展的要求，在财务管理中实现信息化管理，并在本单位内部建立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能够及时、准确、科学的为单位的管理者提供决策数据依据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这是财务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结语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劳动。在这些劳动的过程中，人类渐渐地有了制造工具的意向，以适应自然，能够继续地生存下去。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那时的人们为了获取生活物质材料，打磨了大量的石器。人类通过运用这些石器，捕猎动物，获取食物，因其功能的使用而得到满足。这些打制石器因其简易功能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工具。可是由于当时的自然环境相当的恶劣，人类为了生存，对工具的功能需求相当的大，而根本没有考虑工具是否具有美感，用着是否舒适，是否符合人类的身体的各种特征等等。因此在生产打制石器的过程中，人类对自我的意识比较淡泊，基本没有考虑到人性的因素。因为这些工具只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求，而人类对个性的审美需求还没有萌芽。
2.工业社会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产品的制造不再是手工作坊式的，而是批量化、标准的流水线的机器生产、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产品设计中功能的要素虽然在设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考虑，满足了使用者对功能的需求。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人文环境、社会交际等等在逐渐的影响着人类。同时对产品的使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因此大批量生产所带来的产品粗制滥造引起了人类的反思。因此提出了许多疑问。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是否需要审美？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审美意识和习惯如何与现代工业社会相结合？因此，这一时代的人们开始了自我的否定、自我的觉醒，慢慢地形成了自我的想法，将自己的看法融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从而改善产品的使用条件。所以，产品设计的重心也开始由原来的功能为主往个性审美的方向发展。所以产品设计中对人性的考虑也越来越多。无论多么微小的一件产品，它也能满足使用者不同方面的需求。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的牙签，它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么微小的牙签，它不仅拥有其实用性，而且礼节性也包含其中。如左上图所示，牙签的顶端都是有两个凹槽，如果人们即将要使用它，则需要先将顶端掰断。这么一个微妙的细节不仅代表此根牙签已被用了，而且顶端掰下来的那一截可以放在桌上当作拖（如右上图），放置待用的牙签。
3.后工业社会
在经历了激进的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后，在高新技术的支持下，设计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设计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原则，成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各种风格并存的、各种学科交汇融合的学科。今天，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化社会用网络建构了我们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庞杂多样的瞬时信息反而使人们迷失了自我，激发了对自我认同的焦虑与追寻，信息技术的发达带来的信息快速流动和频繁交换是人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所以，在物质极端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生活的需求已不再是产品本身所体现出的功能主义所能满足的了，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精神的、文化的、潜意识的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所以产品设计中人性的考虑比重则大大得多余了功能的考虑。纯艺术品的出现就是产品设计发展至今的典型代表。个性的审美需求成了产品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其生理生存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少。以包装为例，现在的产品和包装已经融为一体，甚至包装已经超过了产品本身的功能。如星巴克的咖啡，它的杯子内部耐高温，外部用瓦楞纸包裹防烫，盖子防侧漏。它这样的包装设计成本都将远超咖啡本身的成本。因此，喝咖啡的整个体验中，不仅拥有喝咖啡本身的体验，还有更多的是包装的体验。
4.总结
1.基础设施有待提高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在群众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和广大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影院等艺术文化场馆的建设还不够多。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均文化设施建设还十分不足，在广大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十分落后。很多县城一个县都没有一家像样的电影院，没有一个图书馆，有的也只是图有虚名，常年不开放，甚至没有一个公园。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
2.社会支持仍需加强
群众文化活动大多是群众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因其贴近群众，十分接地气，有些时候显得没有那么高雅。这就使得一些人对于这些群众文化的形式比较难以接受。举例来说，广场舞是一种十分受群众欢迎的舞蹈，很多大妈通过这种形式娱乐了身心锻炼了身体，但是广场舞却因为音乐声比较吵，引起很多人的抵制，甚至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些都是群众文化活动不被理解和支持的例证。
3.从业人员队伍急需补充
在文化届，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将目光聚焦在高雅艺术，而对下里巴人的群众文化十分不屑。在建国初期，各个县都有歌舞团、剧团、文艺表演队，这些团体的从业人员推出了一系列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但是现在剧院、剧团等文化组织已经消失，在县城和农村地区，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队伍十分有限。一些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室根本没有专人管理，很多文化馆还是老一辈的文化馆的人员，年轻人在这方面的精力投入很少。群众文化从业人员队伍急需补充新的力量。
4.群众文化经费需要提高
文化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现如今，国家对文化的建设日益重视，很多大城市对于文化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但是在县级城市，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还严重不足。很多城市依然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对文化的建设极为忽视。这种思想上的不重视就导致财政投入的不足，群众文化处于经费拮据的尴尬境地。
二、群众文化的发展路径
1.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
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幸福生活指数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一定要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群众文化发展的意义。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采取多种渠道引导群众文化建设，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文化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有了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文化活动才能够顺利进行。政府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公园、图书室、剧院、娱乐场等一些基础设施，为群众文化的开展提供保障。
3.增强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群众文化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可能形式比较简单，也没有太强的艺术含金量。但是群众文化却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有着其自身的魅力。社会各界要对群众文化给予更多的支持，一是增强对于群众文化的理解，不能因为“小苹果”等曲目比较通俗就对其予以排斥，更不能因为广场舞比较吵就号召社会予以抵制。二是要加强对群众文化的投入。对于群众文化来说，因其发源于群众，在群众中盛行，所以决定了其艺术性稍差，文艺界的人士要加强对群众文化的指导，提升群众文化的艺术品位。
4.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群众文化队伍不足，影响着群众文化的发展。因此一定要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一是提高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二是吸引更多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参与群众文化工作。对于群众文化来说，其发展和繁荣必须依靠文化从业者的推动，加强群众文化从业队伍建设，能够进一步促进群众文化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空间。
5.提供群众文化经费保障
文化建设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群众文化，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政府应该在财政上，加强对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投入。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场馆和设施设备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于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的投入。在经费保障上，县级城市尤其需要加强，通过提供群众文化的经费保障，促进群众文化更好的开展。
三、结论
(1)群众文化要遵循群众性的原则。群众是文化的主体，也是群众文化的受众，没有群众参与的文化就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创作和文化活动。所以，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发现民间的优秀文化资源，培养更多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加大对群众文化的扶持力度，发挥民间艺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传统民间文化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2)群众文化要遵循多样化的原则。群众文化工作人员，需要将群众文化的传播和群众文化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零散的群众艺人组织起来，逐步建立起专业性的群众文化社团，并且组织这些艺人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
2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势
(1)群众文化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逐渐使得我国的文化艺术发展逐渐呈现出时代环境下的开放性。一个地区群众文化中，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这种文化就会逐渐向周边扩散，进而传播到全国，但是当这一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难以再发展了。其主要原因是群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空间的局限。这时，当地的群众文化就会逐渐的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这一群众文化的社会化也就越来越明显。(2)群众文化逐渐规模化和产业化。在我国政治和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我国的文化也逐渐地与国际接轨，群众文化逐渐走出了国民，融入了世界。其市场化与产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的群众文化已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群众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改革中，其已经逐步实现了规模化和产业化。另外，我国的群众文化是我国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与重点之一，群众文化的发展也逐步朝向科学化、建筑化等方向发展，这促使了我国群众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3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众文化的发展措施
(1)开拓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群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进行全方位的发展与传播。例如，目前在社会中比较流行的街头文化、青少年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新时期下群众文化的发展形势。这些形式均是群众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良好载体，充分地利用好这些载体可以更加有效的促进我国群众精神文明的建设，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载体之一。
(2)大力发展通俗文化。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可以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更加生动形象的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使得群众更加切身地体会到群众文化所表达的寓意。所以，群众文化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例如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品、相声，在为群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可以引导群众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这样就制约了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3)发展广场文化。广场文化是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体现。广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娱乐演出、广场美化、健身文化和街头文化。在建设广场文化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广场文化要以公益性为主，要避免出现过浓的政治色彩和经济色彩。第二，广场文化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审美趋势和经济能力，选择适用于全年龄段的广场文化，为人们提供一个优秀的文化氛围。第三，广场文化应该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础，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改进落后的群众文化，取缔腐朽的文化。
4结语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到公司里做实习,心情既紧张又期待,上班的第一天,我早早就起来,坐车到这家公司,到了之后该公司的负责人带我到处去处看看,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周围的人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让我觉得有点尴尬,负责人笑着告诉我:”别那么紧张,等一下我介绍同事让你的认识,他们都很热情的。”这时我定了下来。跟着负责人到了办公室，他介绍同事让我的认识后，我觉到大家都很有趣，相信这次实习应该会学到不少东西。接着他带我到出纳员的办公室，叫我跟着出纳员学习。
出纳员拿了一些资料让我看，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应该先熟悉一下出纳工作流程。我拿着这叠厚厚的资料，真不知道从哪里看起，没办法从第一业开始吧。从看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出纳工作流程真不简单。有许多步骤.
这许许多多的步骤，看得我头都晕了。心想这份工作到底要怎么做的啊，这么多要求，出纳员看见我皱着眉头，就笑着对我说：“是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十分麻烦啊？”我笑着点了点头。
经过与出纳员的谈话，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见解是那么的肤浅，以前别人一提起出纳就想到是跑银行的。其实跑银行只是出纳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和出纳聊天的时候得知原来跑银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熟知每项业务要怎么和银行打交道以外还要有吃苦的精神。想想寒冷的冬天或者是酷暑，谁不想呆在办公室舒舒服服的，可出纳就要每隔一两天就往银行跑，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除了跑银行出纳还负责日常的现金库，日常现金的保管与开支，以及开支票和操作税控机。说起税控机还是近几年推广会计电算化的成果，什么都要电脑化了。税控机就是打印出发票联，金额和税额分开两栏，是要一起整理在原始凭证里的。其实它的操作也并不难，只要稍微懂office办公软件的操作就很容易掌握它了。可是其中的原理要完全掌握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于是我便在闲余时间与出纳聊聊税控机的使用，学会了基本的操作，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也不会无所适从，因为在学校学的课本上根本就没提过这种新的机器。
实践的第一天虽然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我了解到一家公司经营是有许多业务要处理的，要分成许多不同的部门，就像是出纳员的工作等等。这一天对出纳员的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一些工作流程，如何做好出纳员的工作，有了一些收获，使我知道要做好这份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实践的第二天，我依然很早来到公司，心想着这一天应该有一些任务给我做吧。心情有点兴奋，又期待。出纳员来了，他跟我说今天就帮着他按照收入和支出的单据，收入和支出现金。虽然这样的工作是很简单，但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出纳员告诉我，对于这些数据，虽然简单，但你看漏一眼，看多一个零或看少一个零就惨拉。这些钱如果追不回来，就要自己补上去了。原来是这样的，工作虽然简单，但一点都不可以马虎，必须认真对待。
出纳员每接到一张单据，都要认真看，看单据上是否有证明人签名，总经理签名，是否进行实报实销，是否有审核员签名，确认无误后才给现金，最后都要在单据上面盖章。
当一天的单据差不多没有了，接下来就要结帐，每一张单据都要算一次，每日也要结一次，所谓月清月结就是这个意思，结帐最麻烦的就是结算期间费用和税费了，按计算机都按到手酸，而且一不留神就会出错，
要复查两三次才行。一开始我掌握了计算公式就以为按计算机这样的小事就不在话下了，可就是因为粗心大意反而算错了不少数据，竟然也算少一个零了，真是很大一个错误，怪不得怎么算数据也不对。
数目算好后，就要填写现金日记帐。对于数字的书写也有严格要求，字迹一定要清晰清秀，按格填写，不能东倒西歪的。我先用铅笔写数据，否则真不知道要把现金日记帐本涂改成什么样子。
这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完成了，真不容易啊，还要再接再厉。
实践的第三天，我依然帮着出纳员按照收入和支出的单据，收入和支出现金。结帐，填写现金日记帐本等等工作。还跟着出纳员跑银行，人真多啊，还带着这么多现金，真危险。到了银行还要排队，真的很麻烦。我这时真的体会到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跑银行真的很辛苦。
接下来的每一天，虽然我都重复着一样的工作，但我并没有马虎对待，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好机会。就这样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我的实践也要结束了，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次实践，让我体会到做好一份工作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再简单的工作都不能马虎对待。
我知道课本上学的知识都是最基本的知识，不管现实情况怎样变化，抓住了最基本的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如今有不少学生实习时都觉得课堂上学的知识用不上，出现挫折感，可我觉得，要是没有书本知识作铺垫，又哪应付瞬息万变的社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