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用修辞功能；意象；《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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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较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强烈的抒情性，受当时以采摘和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依赖、欣赏、崇拜、敬畏等驮拥那楦小V参铮作为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礼物。由于长期与植物亲密接触，人们对植物的价值认识和审美意识不断增强，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互相回还震荡，植物成为人们感情的寄托与象征，也是人们传递审美信息与审美感受的媒介。《诗经》中描述的桑树这一意象，通过对其外在形象描绘，为人们展现出生动的画面，给予读者心灵的碰撞和美的启迪。
一、《诗经》
要想明确掌握《诗经》中植物意象的语用修辞功能，首先要明确诗经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经中融合的是具有现实主义的诗歌，推动了我国诗歌向现展的进程。首先植物是较早存于大自然的一种生命形态，也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生存礼物，人类大部分时间都与植物相处，自然而然与植物之间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的许多诗人利用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便是由此引发而来。诗经中大部分借助植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植物来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
二、《诗经》中的语用修辞功能
1.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结合
《诗经》中运用的语用修辞功能，大多数是将语用学与修辞学相结合，语用修辞简单来说就是将语用学和修辞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随着文学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外许多研究学者将语用学和修辞学作为研究的关键，渐渐地将语用修辞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2.语用修辞功能阐微
在探究语用修辞功能时，必须要慎重选择学习的切入点和方向，语用修辞可以准确的将物体的形象描绘出来，此外还可以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还会对描写的事物进行适当的美化。形象描绘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描述的事物进行精准的叙述，而意向描绘则是将诗歌中最基本的感情主调展现出来，通过犀利的语言表达基调，将诗歌中的内容进行准确的叙述。通过意象这一形象来将自己内心想要表达出的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所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感情描绘的主要功能。诗人在抒感之前，首先会找出一个载体，然后通过娴熟的运用语用修辞来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三、植物意象的语用修辞功能分析
1.形象描绘功能
桑树在《诗经》中会经常地出现，似乎所有的诗人对于桑树都有这一种特殊的情感，桑树为人类提供着基础物质需要，同时它美丽的外表也寄托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在古代时期丝绸的原材料就是桑叶，在古代，长达五百多年间桑叶一直出现在人们的工作中，这一原因也就导致了桑叶在作者们的眼里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古代大多数的纺织工人都是以女性为主，这也就致使了诗经中大多数用桑树这一意象表达女性的情感。桑叶作为人物情感表达的一种植物意象，具有其独特的现地位和价值，加上诗人技艺高超的描绘技术，就为后人呈现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2.感情描绘功能
对于人们来说大千世界是一个较为客观的物质载体，诗人通常会用带有感彩的主观情感去看待这个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家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语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这句话就是说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首先要和借助的物体进行一定的情感交流。只有充分的掌握借助物体的各方面特点，才可以更有把握的借助这些特点表达自己的人物情感。诗人借助物像往往是用于渲染整首诗的气氛，有的时候生硬的语句并不能更好的展示诗人的内心活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柔和的意向，对内心的活动加以深刻的描写。《诗经》中运用植物意象，就是赋予一个植物具有人类的情感，结合该植物的特点表达出作者物我合一的境界。桑树最早出现于女性的生活环境中，在纺织时代女性经常与桑树在一起工作，所以在诗经中商业酒成为寄托女性情感的主要物质载体。
3.美学功能
诗歌借助意想来表达，不仅仅可以传递直观的视觉信息，还可以表达作者细腻的人物情感心理。《诗经》中植物意象承载了人们过多的人物情感，一是因为古代人表达情感的语言较为含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意象的领悟来明白作者的思想感情。《诗经》中会美化桑叶从而表达出女性细腻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语用修辞中的美化功能，《诗经》中只不过是用静态的桑叶反映出了社会的动态形式。古代妇女在纺织时期长期和桑叶朝夕相处，所以桑叶可以更加形象的表达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形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的许多诗人利用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便是由此引发而来。通过意象这一形象来将自己内心想要表达出的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所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感情描绘的主要功能。诗人借助物像往往是用于渲染整首诗的气氛，有的时候生硬的语句并不能更好的展示诗人的内心活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柔和的意向，对内心的活动加以深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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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诗 植物 意象 类型
什么是意象，文艺理论研究者有很多种解释、定义，古人更有诸多妙论，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立象以尽意”[1]。《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窥意象而运斤”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胡应麟《诗薮》则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3]。笔者认为所谓意象者，即文意之象也，盖诗人心中之意借物象而生发也。文意就是作品的意思、意蕴，作家的意向、意图。人说话是为了表达和交流，诗人写诗也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思、宣泄某种情感，但诗人与生活中的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常人想说什么可以用直白的语言说明，比如“我饿了，要吃饭”，但诗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白话，是生活的语言，不是诗的语言。诗人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需要借助某件事物，以其作为情感表达的支点，于是上文的白话便成了“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4]的诗句了。诗人所借重的这件事物，就是意象。它可以是拥有真实形态的“具体”之象，也可以是某个典故、某种情感、某一事件等非物之象。植物意象无疑在文学意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5]佛偈有言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草树木到了诗人笔下就拥有了文学性，披上了艺术的面纱，面纱之下除却现实世界的花木，自然还有一颗诗人的文心。唐诗中的植物意象，除秉承前代的文学典故与传统外，还注入了一股诗人的个性气息。
一、植物意象的符号意义与文学典故
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植物意象，从《诗经》第一章的“参差荇菜”开始，到唐代初年也已经一千余年了。唐代以前的很多文学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聚的文学内涵逐步沉淀、固定下来，成为了表达特定含义的文学典故。具体到植物意象来说，某些植物由于唐前的典故，使得它在唐诗中的出现就如同数学或交通指示符号一般，含有相对固定的意义，表达了一些类同的情感。唐诗植物意象中反映这一现象颇具代表性的便是“莼”了。
莼菜是江南水乡习见的一种菜蔬，《齐民要术》谓：“莼……皆可生食，又可约滑羹，江南人谓之莼菜，或谓之水葵……杂鲤鱼作羹，亦逐水而性滑，谓之淳菜。”[6]莼菜做的菜羹深得当地人的喜爱，生于江东而羁旅他乡的游子，常常写诗怀念家乡的美味莼羹来寄托思乡之情。西晋时张翰更因思念莼羹而毅然辞官，《晋书·张翰传》记其事曰：“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7]这件史实引来不少诗人歌咏，遂成“莼鲈之思”的文学典故，“莼”因着张翰的举动而成了思乡归隐的一个文学符号。唐诗中的莼意象常与江南、送别、怀乡等联系在一起。
严维诗《状江南·季春》曰：“江南季春天，莼叶细如弦。池边草作径，湖上叶如船。”（《全唐诗》卷二六三）以莼之一叶而见江南春，与杨万里之“小荷才露”[8]一般清丽而韵味悠长。莼与送别怀乡的联系更为普遍，如：
归路随枫林，还乡念莼菜。（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全唐诗》卷一五〇）
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全唐诗》卷一九八）
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杜甫《赠别贺兰铦》，《全唐诗》卷二二〇）
橘花低客舍，莼菜绕归舟。（钱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全唐诗》卷二三七）
从来此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定却人。（韩翃《送客之江宁》，《全唐诗》卷二四三）
莼羹若可忆，惭出掩柴扉。（郎士元《赠万生下第还吴》，《全唐诗》卷二四八）
莼菜动归兴，忽然闻会吟。（李群玉《送处士自番禺东游便归苏台别业》，《全唐诗》卷五六八）
托兴非耽酒，思家岂为莼。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唐彦谦《客中感怀》，《全唐诗》卷六七一）
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李洞《曲江渔父》，《全唐诗》卷七二三）
莼意象作为思乡符号在唐诗中虽然很常见，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是宋人。唐诗中莼意象总共出现了53次，而到了宋诗中，这一数字变成了606。如果说在唐人的印象中，莼还只是江南的一种特产，一个代表而已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坡的一句“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莼羹”[9]，便把莼推到了一个提及江南舍莼其谁的高度，直接将莼与江南划等号了。身为越州山阴人的陆游更是爱在诗中写莼，他一人的诗中莼就出现了71次，这甚至超过了整个唐代！陆游在《叹老》（《全宋诗》第四〇册，第25238页）中感叹：
晨起梳头满镜霜，岂堪着脚少年场。酒徒分散情疏索，棋敌凭陵意颉颃。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石帆山下莼丝长，待我还东泊野航。
果然人一年老便开始怀旧，老年的陆游思念起故乡的风物，最难以忘却的便是石帆山脚下那清水河塘中的莼菜了。莼这一植物，因其所生地域上的人与事，作为意象进入到诗歌中，经过众多诗人的描摹传承，固化成了诗歌里代表江南的符合，于是忆江南便是“忆莼”[10]，忆莼便是忆江南。
二、文学范式中的植物意象
意象是唐诗的情感符号，诗人对意象的运用实是其心迹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但这种表达心意的意象并不包括程式化的意象，或曰文学范式中的意象。这里的范式指的是诗歌体裁的范式，即律诗中对仗的范式。律诗中的颔颈二联要求对仗自不待言，有时绝句也对仗，比如杜甫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唐诗》卷二二八），就是两个对句组成的绝句。诗歌创作要求对仗的规定使得一些律诗中植物意象成对出现，有时并不表达什么意思，而只是为了诗句的工整。
清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11]总结了前代诗歌中一些经典的对仗用语，书分上下卷，共30韵，其中涉及植物意象的仅前5韵就有14对：
杨柳绿—杏花红 杨柳雨—芰荷风 绿竹—苍松 芍药—芙蓉 蓉裳—蕙帐 黄花—绿竹 红菡萏—白荼蘼 枣—葵 梅酸—李苦 海棠春睡—杨柳昼眠 霜菊瘦—雨梅肥 桃灼灼—柳依依 杨花—桂叶 棣棠—杨柳
类似这样的植物对子在唐诗中很多见，为求诗句工整而堆叠意象的情况较为常见。梅和柳在律句中相对就是个典型例子。“隋与初唐时期，随着自然风景诗写作的繁兴和律诗创作技巧的逐步成熟，诗歌中‘梅’与‘柳’对偶为言成了春景诗中最普遍的现象”，梅与柳的配搭，“几成描写春色尤其是早春景色的固定套式”[12]。既然成为了范式，就很难说这种成对出现的意象除了应景外还蕴含什么深意，至少唐诗中看不出来，到了宋代，“当诗人们不只是客观地感春写景，不只流连于物色风景之美，而是生发出其他表现动机，尤其是透过物色进求深刻的思想认识，或寄托性格意趣时，则对事物就有了不同的体认和理会”[13]。这是唐宋诗的不同风格，钱钟书先生谓唐诗与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14]，可谓一语中的。唐人写的这些植物意象，可能入眼便落笔，也可能不假思索便配对，但无论什么情况，其表意之单薄，诗味之寡淡，则是毋庸辩驳的。
又如兰和桂也是常见的“搭子”。如以下诗例：
不挹兰樽圣，空仰桂舟仙。（任希古《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全唐诗》卷四四）
桂筵含柏馥，兰席拂沉香。（李峤《床》，《全唐诗》卷六〇）
泛兰清兴洽，折桂野文遒。（武三思《宴龙泓》，《全唐诗》卷八〇）
桂宫男掌仆，兰殿女升嫔。（赵良器《郑国夫人挽歌》，《全唐诗》卷二〇三）
更有甚者一首诗中连用多个这样的对子，完全是铺陈辞藻了，如权德舆的《酬十楚源春夜宿虎丘山，对月寄梁四敬之兼见贻之作》：
东风变蓟薄，时景日妍和……蕙香袭闲趾，松露泫乔柯……悬圃尽琼树，家林轻桂枝……落落杉松直，芬芬兰杜飘……（《全唐诗》卷三二二）
这种过分堆砌意象的写诗方法深为后人所诟病，徐夤就说：“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15]明确指出了写诗如果意象对子太多便失去了诗味。宋人更以整个唐代诗歌作比，告诫作诗者诗歌须平淡些，不要过分繁丽铺陈，“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16]。如此看来，权诗显然是“晚唐之作”了。尽管有人批评，但只要律诗对仗的规矩不动摇，这种范式中的意象“属对”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集体的文思与个体的玩味
历史上一些有关植物寓意的典故得到诗家的普遍使用，这就成了集体的文思，比如香草美人、莼鲈之思与折柳送别等。在这些普遍的文思中还有一些诗人个体的玩赏，俗语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明皇以海棠比玉环，元稹“花中偏爱菊”，周敦颐“独爱莲”，皆是他们个人趣味的体现。
唐人的个性和趣味反映在诗歌中，有两种形式，一曰古物新义，二曰新物新咏。
所谓古物新义，就是历来有很多吟咏它的诗章的植物，诗人往往寄寓新的含义，使之有别于他人。比如咏柳诗，人常以柳寄惜别之意，如“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17]和“无力摇风晓色新，细腰争妒看来频……东门门外多离别，愁杀朝朝暮暮人”[18]便是如此。但有些诗人颇能发他人所未发，比如贺知章的《咏柳》（《全唐诗》卷一一二）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该诗完全写景，既无灞桥柳之思，又无章台柳之怨，在众多的咏柳诗中显得尤为清新可人。又如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全唐诗》卷三五二）：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全诗重在一个“戏”字，名为戏题，却有深意。柳刺史为地方百姓种了很多柳树，还自谦没有任何政绩可以流传。其实大树种成，荫蔽百姓，便是最大的政绩了，但这份功绩不到“耸干参天”的时候是显露不出来的，而“十年树木”，其彰显出来的时限已远超出官员的任职升迁时限了，因而柳宗元用召公奭的典故[19]，自我解嘲般地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政绩，但后人看到覆地参天的柳树会想到我。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进驻徐州时曾作诗曰“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与此诗颇有情趣相通之处。再如咏竹，往往重在歌咏竹的挺拔、虚心等品格，但李贺的一首《竹》（《全唐诗》卷三九〇）却别出新义，不与他人为伍。诗曰：
入水文光动，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径，苔色拂霜根。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
前几句写景状物，都很平常，惟末句写竹的用途，说竹可以让猢狲立地，拄杖戴冠，实常人所不能想见，真乃诗鬼思诡也。
所谓新物新咏，就是古人没怎么表现过的植物，唐人由于个人的趣味或特殊的经历，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玩味，在诗歌中加以表现。譬如沈佺期的《题椰子诗》（《全唐诗》卷九六）。椰子这种植物前人几乎没有在文学中描写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只收录了一首提到椰子的诗，即沈约的《咏甘蕉诗》[20]，椰在其中还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只是为了反衬蕉的甘甜。沈佺期是高宗、武后朝的文学侍臣，诗与宋之问齐名，多应制待诏之作，颇得武则天嘉赏，后因谄附二张，神龙复辟后被流放驩州，于是“有幸”见到了关中文人们很难看到的热带植物椰树，写下了这首诗。诗曰：
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
本诗前三联写椰树的风姿，长春袅娜，末联以乐景写哀情，感叹因椰树无法栽种到关陇地区，所以这么好的树木诗人无法带走，实际暗含了诗人猜测自己将复官无望，流离他乡，因而失落苦闷的情绪。
唐人于花木颇多玩味，这种玩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社会风气影响的，以至于一些不随风潮的诗人还被人疑怪。当时蜀中盛产海棠，“蜀之海棠，诚为天下之奇艳”[21]，而在成都草堂住了多年的杜甫却没有写海棠的诗，引来后人怪之。《声律启蒙》上说“杜陵不作海棠诗”，并解释道：“《王禹偁诗话》杜陵无海棠诗，以母名海棠也。陆放翁云，老杜不应无海棠诗，意必失传耳。”[22]这一番海棠诗案，诚为诗坛一件趣事[23]。
总之，唐诗中的植物作为意象，其类型有写实也有象征，有典故赋予的含义，也揉入了诗人的情感与思想，集体的文思与个人的玩味相映成趣，共同组成了唐诗的植物意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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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1550.
[20][南北朝]沈约.咏甘蕉诗.“抽叶固盈丈，擢本信兼围。流甘掩椰实，弱缕冠絺衣。”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1659.
[21][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植物
一、概述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他给自己的讽喻诗所下的概念，见于《与元九书》中：“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在白居易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部分是以植物为题目的。这一类诗一共有二十三首。它们分别是：《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紫藤》、《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牡丹芳》、《隋堤柳》、《草茫茫》。其中，《草茫茫》虽以植物为题，但只是以“草茫茫”起兴，并非以之为题材。所以，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材的诗共有二十二首。在这二十二首诗中，以树为题材的有《云居寺孤桐》、《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隋堤柳》等十六首。剩下的六首则是以花藤为题。
二、分类
这二十二首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植物来讽喻一种社会现状；另一类则是以植物来比喻一类人。
（一）以植物讽喻社会现状
以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的有两首——《牡丹芳》和《隋堤柳》。《牡丹芳》从诗的开头到“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都是描写牡丹的国色天香；正因为如此，“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而这种现象，“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作者所讽刺的，正是这种“重华不重实”的社会现状，他期望的是“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却偏爱牡丹这种名贵花卉，且互相攀比；对于农作物却毫不关心。诗中虽然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但若不是皇室也对牡丹情有独钟，怎会有如此的社会影响。作者如此说，也只是为了能委婉地提出谏言，不要触了皇帝的逆鳞罢了。
《隋堤柳》和《牡丹芳》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讽刺社会现状，不如说是借古讽今。诗的最末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说明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是借隋炀帝荒淫误国的旧事来告诫当朝皇帝不要重蹈覆辙。试想，若是当时的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作者又何必写下这首讽喻诗。所以说，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与《牡丹芳》放在一类。
（二）以植物喻人
以植物来比喻人的则有二十首。根据这些植物所比喻的人的特征：贤者、小人和介于二者之间才干较为平庸的人，这些诗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1.以植物喻贤者
以植物比喻贤者的诗有十一首：《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涧底松》。这十一首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植物喻贤者；另一类是以植物由于外貌或所处环境而受到冷落来比喻身处困境的贤者。
直接以植物喻贤者的是《云居寺孤桐》、《文柏床》、《东林寺白莲》和《和松树》。松、柏、莲、梧桐，都是古人常用来借指贤者、良材的植物。白居易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的梧桐，“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的柏树，“白日发光彩，清飚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的白莲，“不愿亚枝叶，低随槐树行”的松树，都是高洁之贤者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在《和松树》里，作者用道旁的槐树与山上的松树作对比，更烘托出了松树的凛凛风骨。
以遭受冷落的植物来比喻身处困境的贤者的七首诗又可以根据受到冷落的原因分为两类。一是因为外貌的原因，有《白牡丹》和《杏园中枣树》。白牡丹由于素色而无人问津，枣树则因“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的外貌被人认为“凡且鄙”。它们是那些由于以貌取人的偏见而遭受冷遇的贤者的代表。二是因为所处环境的原因，有《京兆府新栽莲》、《庐山桂》、《湓浦竹》、《答桐花》、《涧底松》。“新栽莲”由于“今来不得地”而“憔悴府门前”；“庐山桂”由于“无人为移植，得入上林园”，还比不上栽种于温室的红花树；生于“西江曲”的“湓浦竹”曾为民众盖墙屋的材料，却比不上因为少竹而“重如玉”的“汾晋间”之竹；山间的梧桐因为无人赏识而“幽滞在严垧”；“涧底松”虽然“百尺大十围”，却因为“生在涧底”而“寒且卑”。这些，是一些因为所处的外在环境不利而沉沦底层的贤者的群像。
2.以植物喻小人
以植物比喻小人的诗有七首，分别是《紫藤》和《有木诗八首》中的《有木名樱桃》、《有木名杜梨》、《有木秋不凋》、《有木香苒苒》、《有木名凌霄》、《有木名弱柳》。
《紫藤》中，紫藤“先柔后为害，有似谀佞徒。附着君权势，君迷不肯诛。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奇邪坏人室，夫惑不能除”。这里作者很明确地写出了紫藤所比喻的那种人——佞幸之徒。这类人就像紫藤攀附大树一样，紧紧攀附着皇帝，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受到迷惑的皇帝却不肯诛杀他们。树会被藤缠死，国家也会因这些佞幸之徒而衰败。作者在诗的最后提出了告诫：“寄言邦与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辨，滋蔓信难图。愿以藤为戒，铭之于座隅。”对这些佞幸之徒，要及早发现并惩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紫藤”相似的有《有木秋不凋》中的“枳”、《有木香苒苒》中的“野葛”和《有木名杜梨》中的“杜梨”。
古书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指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人的优劣差异。而《有木秋不凋》中的“枳”，则是顶着“洞庭橘”的外表，“实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而且“中含害物意，外矫凌霜色。仍向枝叶间，潜生刺如棘”。这正代表了那些道貌岸然实际上却居心叵测的小人。
“野葛”的主人“爱其有芳味，因以调麹糵”，但是“前后曾饮者，十人无一活”，毒性之烈，可见一斑。在主人意图除掉它的时候，为时已晚，它的长势已经到了“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的地步了。野葛所代表的这类人，以美丽的外在掩饰了内心的歹毒，其危害之大、之深，都是不可估量的。
“杜梨”与“紫藤”有些相似，它们的存在，都需要依附着它物。“紫藤”依附的，是大树。“杜梨”依附的，是“社坛”。它只是“秋风吹子落”而生，现在却“心蠹已空朽”，并且成为狐、鸟的巢穴，扰乱了人的生活；但因为是生长在社坛下而“无人敢芟斫”。这正是那类出身卑贱、飞扬跋扈、结党营私，却由于权贵的荫庇而无人敢惹的人的群像了。
另一类则是在美丽的外表下掩藏着或无用的内在，用作者在原序中的话说，正是“外状无实用者”。如《有木名樱桃》、《有木名凌霄》、《有木名弱柳》。
《有木名弱柳》中前半部分写“弱柳”的袅娜之姿。之后写道“截枝扶为杖，软弱不自持。折条用樊圃，柔脆非其宜”，这是说“弱柳”既不能做拐杖，也不能用来围篱笆。实在是“为树信可玩，论材何所施”，只堪玩赏，却非良材。与之类似的还有“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的“樱桃”和“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凌霄”。“弱柳”非良材，“樱桃”和“凌霄”则需要借助外力。正如软弱无力、依靠权贵的小人。
3.以植物喻庸才
《有木诗八首》中的《有木名水柽》和《有木名丹桂》比较特殊，它们所指代的人物并非是小人，却也不是高洁的贤者，而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较为平庸的庸才。
《有木名水柽》中的“水柽”就是河柳。它“为同松柏类，得列嘉树中”，但是却“枝弱不胜雪，势高常惧风。雪压低还举，风吹西复东。柔芳甚杨柳，早落先梧桐”。然而它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惟有一堪赏，中心无蠹虫。”“水柽”所代表的人，与“弱柳”差不多，虽然在外貌、名声上得以与贤者同列；但事实上他们懦弱、易凋、非栋梁之才。而“水柽”与“弱柳”相比，却多了个可取之处——“中心无蠹虫”，也就是说，这类人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还未受到恶风气的蚕食。
与“弱柳”和“水柽”相比，《有木名丹桂》中的丹桂要更高一层次。由“匠人爱芳直，裁截为厦屋。干细力未成，用之君自速。重任虽大过，直心终不曲”可知，它的优点在于“芳”“直”，缺点在于“干细力未成”。而作者对它的评价是“纵非梁栋材，犹胜寻常木”。“丹桂”与“水柽”相比，已经没有了懦弱、易凋的缺点，他们同样也非栋梁之材，但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能力不够；即使是这样，他们仍能“直心终不曲”。所以作者才有“犹胜寻常木”的评价。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这些以植物为题材的诗歌，或借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或借植物喻古讽今；较多的则是以植物比喻一类人。这些诗就艺术成就而言不算是上乘佳作，但它们给我们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谢思炜.白居易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两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来了，湖水、江水都泛起绿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天气温升高，阳光明媚，水中的藻类植物大量繁殖。这些绿色的小生物自由地漂浮在水中，使春水荡漾着绿波。这样学生不仅从古诗中欣赏到了江南春天的美景，还对植物类群中的藻类植物的形态特征及生活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藻类植物的进一步学习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种f去的是种子，收获的粮食也主要是果实和种子，可以说，我们都是靠种子植物来养活的。这样学生对种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即能产生种子且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就印象深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古诗是对于植物生命周期的生动写照，被子植物的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联系到每个人类个体，不也是经历类似植物这样的生命周期吗？人生苦短，每个人只有在人生成长阶段，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才能在人生成熟时期，享受到丰硕的果实。这样对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括的情感态度则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大多数作物的播种季节。为什么在春天播下去的种子容易长成幼苗？这与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有关。通过知识的讲授之后，进而让学生联系自己，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不同样也与自身内因和外因密切相关吗？希望同学们能把握好人生的“黄金时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就有水到渠成之感。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从学生熟悉的歌咏春风绿柳的诗句，可了解干万枝条及绿叶，都是由芽发育成。这样非常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芽的结构怎样？为什么小小的芽能萌发成新的茎叶来？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古诗生动贴切地比喻了人猿同祖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人类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近亲这些濒危的现存猿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人类也有可能走向绝灭的境地。从而迫切地唤起人类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千里莺啼绿映红“。在唐代诗人杜甫和杜牧的笔下，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啁啾的鸟鸣使大自然充满生机，鸟类是_人类的好朋友。
“粱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唐代诗人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描写了燕子生儿育女的艰辛，反映了生物繁衍后代的本能。联想到每个同学的父母，哪一个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委婉凄美的爱情诗句，曾影响许多后人。但当我们学完家蚕的生殖和发育知识之后，再分析这首诗其中有失科学性的地方，同学们若让你做个小诗人，你能通过改其中两个字使之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艺术性吗？学生都跃跃欲试，其中不乏有妙笔之处。
关键词： 古诗词 生物学知识 生物教学 价值 应用
五彩缤纷的生物世界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谱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牵动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在生物课堂教学中适时适量地运用一些诗词歌赋，挖掘这些诗词歌赋中蕴含的生物学知识，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更能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突破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提高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和有效性。
一、古诗词中的生物学知识
很多古诗词中蕴含着生物学知识，分析一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描写植物方面知识的：如“春色满院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西湖春色归，春水绿如染”……
2.描写动物方面知识的：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猪生九崽，连母十个样”、“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3.描写生物与环境关系方面知识的：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二、古诗词在生物教学中的价值
1.帮助理解生物现象。
如在学习七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时，可以让学生分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等诗句，说出影响生物的某些环境因素：温度、光照、生物……
又如，学习七下“人体的神经调节”时，引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让学生体会条件反射、非条件反射的区别。
2.具有极佳的教育价值。
生物使自然界充满着勃勃生机，诗人们则借它们谱写出名篇佳作，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及对人生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例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通过对小草不畏恶劣环境、勇于抗争的顽强生命力的描写，表达作者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勇于拼搏精神的赞美之情；“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借枫树等生物描写了生态系统的美，抒发了自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3.体会科学与人文的交融。
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他们的诗中关注百姓的疾苦，有的则反映了更广泛的人类永恒的美好情感，如亲情、感激、同情、敬畏、坚毅等。例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等等。
这些诗词所着意的角度，与生物学研究着眼的角度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诗句中所反映的人文情怀，是经过千百年的文明积淀，潜存于人类内心的永恒的情感。而这些精神，是以往的生物学教育中并不太关注的，需要通过教育去开启、唤醒和提升。
三、古诗词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1.诗词导入，开门红。
用诗词导入新课，会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能迅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情绪，使学生精神饱满，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
如在讲八上生物学的第一课“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的时候，引用三个诗句“垂杨拂绿水，摇艳东风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让学生在诗句中找出描述的植物，引出课题“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学生从生物学的角度回味古诗词，从而兴致盎然进入新课学习。
又如，在讲述青蛙的生殖发育时，用宋朝诗人赵师秀的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导入新课，先引导学生分析诗人咏诗时的心情，勾画诗词表现出来的意境，然后提出问题：①诗词描写了怎样的环境？②蛙的鸣叫与环境有怎样的关系？③蛙的鸣叫意味着什么？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和求知欲望，为上好这节课奠定基础。
2.诗词设疑，学新知。
如学习“植物芽的种类和结构”相关内容时，可引用“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设置如下问题：二月的春风似剪刀，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植物的嫩枝和叶将来发育成什么呢？这样一幅优美的画面，你有何感受？这一系列的问题悬念，既让学生学习生物学知识，又能感受春天大自然的美。
再如讲解“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时，可引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诗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大自然中的物质循环和水循环的道理，让深奥的生物学知识变得浅显易懂。
3.诗词结尾，乐学习。
课堂小结是师生对本节课学习的知识的归纳和梳理，有利于巩固识记。课堂小结要形式多样，再次触发学生的思维，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以诗词结尾，既寓教于乐，让学生深化所学知识，又能渲染课堂气氛，让学生在浓烈的情感氛围中受到鼓舞和教育，产生余音缭绕、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例如在学完《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后，引用辛弃疾的诗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请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丰年”与“蛙声”之间的关系，深化本节的主题，使学生更重视“人与生物圈”的关系。
又如学完《昆虫的生殖和发育》所有内容后，让学生辨析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中，诗人是否有失当之处，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生物知识分析生物现象，从而获得成功的和学习的乐趣。
形象生动、隽永悠长的诗词歌赋，在生物教学中适时引用，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美、语言美和生命之美，而且能使学生深刻理解古诗词中蕴含的生物学道理，促使学生的生物知识正向迁移，并且能够分析和解决生物实际问题。
总之，古诗词在生物课堂中的恰当应用，使得生物课堂诗意盎然，成为生物教学中的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加荣.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2]林建华.在生物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生物学教学，2006（10）：36-37.
于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们，就常常面对一棵树，静静地倾诉心事，或者轻轻地生发感叹。
中国最早的草木情怀诗，是出自《诗经・桧风》的《苌楚》。桧（kuài），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故都在今河南的密县与新郑之间，《桧风》就是桧国的诗。苌楚（cháng chǔ），又名羊桃、猕猴桃。陈之《花镜》记载：“猕猴桃一名羊桃，生山谷中。藤着树而生，枝条柔弱，高二三尺。叶圆有毛，花小而淡红，实形似鹅卵，十月烂熟，色绿而甘，猕猴喜食之。皮堪作纸，今陕西永兴军南山甚多。”
猕猴桃，褐色的表皮，鲜绿的内瓤，酸甜的口味，丰富的营养。这是我们对于这种植物的全部认知。原来它在结果前曾经开过小而淡红的花，原来它得名的原因是“猕猴喜食”，原来它的皮可以作纸，原来――上古时代它就存在。
在那遥远的古代，一个诗人会对一棵或者一片猕猴桃树说些什么呢？我们慢慢看来。
中国最早的草木情怀诗
《苌楚》共有三节，非常短。第一节由四句组成，前两句是：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隰（xí），低湿的地方。猗傩（ē nuó），同“婀娜”，柔媚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低湿的地里长着一片羊桃，妩媚的枝条随风飘拂，身姿婀娜。诗人站在平地上，目光向下，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致。人常说“景为情设”，这片羊桃树，唤起了诗人怎样的情绪？第一节的后两句是：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夭，柔嫩而和舒的样子。沃沃，肥美而有光泽的样子。子，你，这里指羊桃树。这句是诗人对羊桃树的直接抒情：羊桃树啊，你柔嫩的枝叶肥美而富有光泽，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没有知觉。
人羡慕草木，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会羡慕草木比人活得长久，但为什么，诗人会羡慕羊桃树的没有知觉？细细想来，人的痛苦，其实都是因为人的有知有觉，人有着对现实世界过于清醒的认知，有着过于敏锐的感受力。如果没有这些，人又怎么会痛苦？所以，从第一节的后两句里，我们能够想象到诗人在羡慕羊桃树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是心灵的痛苦。
后两节和第一节结构相似，属于复沓结构，只改了其中几处：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华，花。实，果实。家、室，都指婚配。《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无家”“无室”指无家庭拖累。后两节里，诗人羡慕的是羊桃没有家室。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有家，男有室”，这是人生的必然，也是人生的归宿，是人生幸福之所在。但为什么，诗人会羡慕羊桃树没有家室呢？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许是因为繁重的赋税，也许是因为国家局势的动荡，也许是因为个人命运的流离，也许是因为将要去打仗生死未卜，也许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导致的贫穷，也许是因为家庭不睦带来的心灵伤痛……诗人没有写，我们也不能妄加揣测。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中猜想说：“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这种猜想，只是种种猜想中的一种，我们姑且认为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首诗写得含蓄蕴藉，千百年来为后世诗评家所称道。陈震《读诗识小录》如此评价：“只说乐物之无此，则苦我只有此具见，此文家隐括掩映之妙。”意思是说：这首诗，诗人只说为苌楚没有知觉、没有家室而高兴，那么为自己有这些而感到痛苦就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写作者隐括掩映的妙处啊。这种含蓄的写作手法，值得我们在写作中学习和借鉴。
《诗经》里的植物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深圳一石的《美人如诗，草木如织》一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诗经〉里的植物》。从书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诗经》里的植物非常之多，多到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尽管这些植物的名字，古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但它们在上古时代就曾与人们共生共处，并为诗人们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和心灵启示，确实很让人惊讶。
我们说《苌楚》是第一首草木情怀诗，是因为这首诗全诗都在写苌楚，有客观的描述也有直接的抒情，而在《诗经》的其他的诗歌里，植物大多只是用来起兴，为了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还有的植物只是人物命运的“道具”，推动着或者暗示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就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只是为了引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中的女子，总是在采摘植物。比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比如“采采卷耳，不盈倾筐”，比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比如“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比如“采采苡，薄言采之。采采苡，薄言有之”，比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比如“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这些采摘是她们劳动的内容。她们的美，她们的情绪，也便在采摘中尽情流露和释放。
《诗经》中的男子，总是在借助植物抒发家国之思。比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便让诗人产生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亡国之叹；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便让诗人产生了“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战士悲歌；比如“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便让诗人产生了“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的孝子愧悔。
植物还往往被用来表达爱情。比如“芄兰之支”，比如“投我以木瓜/木桃/木李”，比如“赠之以芍药”，比如“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比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植物也常常用来表达女子被离弃的悲伤，比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就是以桑叶的变化，表示男子情爱的转移。
除此之外，植物还被用来表达多种情怀：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这竹是对君子的由衷赞美。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华就是木槿花。像木槿花一样的女子，能不美吗？和这美女同车的男子能不感到幸福吗？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草就是忘忧草。女子思念远方的丈夫，希望能把忘忧草种在房子的背后，从而忘记思念的忧愁。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美丽的女子要出嫁，诗人希望女子出嫁后能像桃子一样多生贵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因为这甘棠树可是召伯种的呀，爱护这甘棠树，就像人民爱戴召伯一样。
“绵绵葛，在河之浒”，葛就是野葡萄，这些野葡萄长在水边，而女子却要出嫁；“终远兄弟，谓他人母”，离开自己的兄弟，把别人的父母叫成父母，多令人伤感！
“南有木，葛之”，南山上的木被野葡萄缠绕着，表明君子被人爱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祝福：“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而“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山有漆，隰有栗”这六种植物，各居其位，各享其春华秋实，人呢？诗人借这些植物对诗中的“子”表达一种劝导：你有衣裳舍不得穿，你有车马舍不得驾，你有钟鼓舍不得奏，等你死了，就全由别人享受啦。
我们一定没有忘记“葛生蒙楚，蔹蔓于野”，那些错杂丛生的葛条，陪伴着诗人的爱妻，寄寓着诗人的悲伤：“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一部《诗经》，处处有绿树摇曳、繁花盛开，也处处有果实累累、落叶纷纷。可以说，植物充斥于大半部《诗经》，也将一部《诗经》点染得美好丰饶，诗意盎然。
《诗经》之后的草木情怀
《诗经》之后，草木依旧葱茏。
离《诗经》最近的，屈原的《楚辞》里，据统计涉及到了楚地植物105种，比较著名的如江离、秋兰、杜蘅、秋菊、荷、幽兰、艾、茅、萧、宿莽、申椒、菌桂、辛夷、松、柏、篁等。后世还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植物作研究，比如南宋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及当代潘富俊的《楚辞植物图鉴》。这些植物，大都有所寄寓，表达了屈原的一种情怀。佩香草，表达的是诗人高洁的情怀；香草变质，表达的是人心变坏；“滋兰九畹”，表达的是屈原潜心培育人才；而“众芳之芜秽”，指这些兰竟然变质。屈原在伤心之余说：“虽萎绝亦其何伤。”即使枯萎、死亡了，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楚辞》里的植物，和屈原一起，摇曳千古而不朽。
《楚辞》之后，草木情怀在诗歌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诗歌中的草木，我们梳理一下，大致有柳、兰、竹、莲、梅花、、桃花、松柏、梧桐、芭蕉、红豆、豆蔻、丁香、牡丹等。
诗人将草木入诗，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因而也产生了五彩缤纷的诗意诗情，千百年来令人吟咏不尽。
草木是四季的信使，因而诗人们总是能敏锐地感觉到草木的色彩变化中所传达的季节信息。春天的诗太多了，只“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便使我们眼前一片新绿；还有桃花和李花，“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别忘记杏花，“绿杨烟外晓寒径，红杏枝头春意闹”。夏天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浓郁的绿与娇艳的红，装点了整个夏日。秋天有梧桐，“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还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冬天有梅花，“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怎么样？是不是色彩缤纷，姹紫嫣红开遍？
诗人对草木的感知里，自然包含着对草木的情怀。草木有多情聪慧的：“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草木知春将归，急急地将花开遍，且你争我斗，这里更多的是诗人内心对自然的敏感体味吧？草木也有痴憨愚笨的：“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淡淡的谴责里，其实是淡淡的喜爱。
正因为诗人如此敏感，草木的繁盛便令他们惊喜，草木的飘零自然会令他们伤感。人们把这种情怀，叫作“伤春悲秋”。春天，诗人们因繁花的摇落，感叹好景不长在；秋天，诗人们又因为天气的萧瑟和草木的枯黄凋零感叹生命的衰败。战国时代的屈原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草木飘零凋谢，美人也会日益衰老，诗人由此感叹岁月无情，来日无多，希望能把握住短暂的人生，做出一番事业。三国时代的曹丕写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种萧瑟，怎能不令诗人感伤？到唐代后主李煜，因为做了亡国的君王，伤春悲秋的情绪就更为浓刻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暮春的落红无数，清秋的梧桐夜雨，加上身世之悲，都令诗人伤感。后来，“花落”成为了伤感的代名词，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辛弃疾的“何况落红无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除了用草木来表达与自然的息息相通，诗人们更多的是用草木来抒怀的。诗人常借草木来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趣，比如梅花，因其“凌寒独自开”，常常表达一种脱俗高洁的贞士情操，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便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概括。再比如兰和松，李白写道：“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这其实都是诗人高洁志趣的象征。再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样代表着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再比如竹，郑板桥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