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创新建立“合作社+金融+主导产业”、“合作社+金融+贫困户”等服务模式,积极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有效扩大农村金融资源供给,逐步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创新精准扶贫帮带模式,助推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为争当“五个示范”、加快实现“三大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二、主要措施
(一)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一是依据各村资源优势和群众意愿,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畜禽、水产、花卉苗木、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推进“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建设。二是争取市联合社对辖区主导产业相关建设项目的倾斜支持力度,对承建产业发展项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涉农贷款、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三是加强产业培训、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配套服务,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主导产业。
(二)提高涉农金融供给。一是充分争取市联合社设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引导辖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合作金融部门争取信贷产品,开展扶贫互助金融帮扶,多渠道、多层次满足主导产业和贫困户信贷需求。二是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提标,积极探索针对主导产业的保险品种,落实贫困户人身财产扶贫小额保险全覆盖。三是降低涉农融资成本。争取脱贫产业项目贷款予以一定财政贴息,除小额扶贫信用贷款外,一般贫困户涉农贷款每年由市财政贴息30-50%,重点贫困户予以全额贴息。对积极发展主导产业、吸收贫困户较多的联合会会员单位在市联合社给予一定程度的担保费减免(其减免部分由市财政补贴),并免收农合联会费。
(三)完善服务网络。一是积极引导贫困人口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加合会及市农合联,进入市农合联组织体系,网络辖区内90%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贫困人口。二是配合市农合联延伸服务网络,在重点区域建立基层惠农服务网点,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三是借助金融网格化建设,有效实现村级主导产业和贫困人口普惠金融的全覆盖率。
(四)创新扶贫帮带模式。一是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近吸纳贫困户,提高贫困人口组织化程度,帮助其发展主导产业、增加非农收入。二是引导优质的联合会员单位,与贫困村、重点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兴建产业基地,发展主导产业,开展精准帮扶。三是发挥联合会的纽带作用,对贫困村、重点贫困户开展无偿的产业培训、技术指导和市场营销服务,帮助其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实现增产增收。
三、实施步骤
此次活动从2016年1月下旬开始,至2015年5月结束,分三个阶段开展。
(一)动员部署阶段(1月底至2月中旬)
成立“农村合作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扶贫”实施方案。充实、完善办事处联合会,开展村级联合分会试点。
(二)组织实施阶段(2月下旬至5月20日)
1、2月底以前,全处50%以上的行政村成立联合分会。开展走访慰问和调查摸底,了解贫困人口信贷需求,帮助贫困村找准产业发展方向,确立脱贫主导产业。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管理暨诚信教育、金融知识综合培训、送金融知识进农村等活动。
2、3月底以前,开展联合会员结对帮扶活动,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模式,兴建产业基地,发展主导产业:开展“金融服务网络零距离”、“信用体系整处推进”、“诚信宣传和诚信意识教育”等主题活动。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推出扶贫信贷产品,推进贫困户评级授信及信用贷款工作。
3、4月底以前,全处所有的行政村成立联合分会,通过市农合联组织体系,网络90%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贫困人口。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房屋等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和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建设。
4、5月20日以前,持续开展产业政策、生产技能、经营理念等系列培训活动。建立村级金融网格,实现“小额扶贫信用贷款”全覆盖。健全“合作社+贫困户”的风险防控联动机制,强化风险防控。
(三)总结阶段(5月20日至5月底)
1、各单位对开展活动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撰写总结报告。
2、根据工作安排,表彰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办事处分管领导为组长,办事处联合会及各村联合分会为成员的金融扶贪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相应工作专班。建立办事处、市农合联及金融机构多方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工作有效开展。
(二)加强风险控制。一是对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信用状况、生产能力等进行详细调查,精准分类。依据不同类型,执行有区别的金融扶贫政策。二是严格落实“合作社+贫困户”的风险防控联动机制,加强信贷资金的跟踪管理。三是根据市农合联要求强化风险处置,综合运用产权赋能、转移就业、社会救助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贷款履责能力。
一、半年来的主要工作。
1、瞄准目标，制订扶贫开发工作新思路。
今年我市要新解决8万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了圆满完成这一目标任务，年初，根据省扶贫办的安排部署，我们专门起草制订了《2004年全市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市2004年扶贫开发的目标和任务，制订了搞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具体措施，为今年全市扶贫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同时，按照省新时期扶贫开发要创新扶贫开发手段，探索扶贫开发思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升扶贫开发质量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我市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我们总结了临汾市扶贫开发“12345”工作内容，即围绕一个扶贫目标、抓好两大扶贫工程、搞好三大扶贫项目、创新四项扶贫手段、坚持五项扶贫措施。围绕一个扶贫目标，就是一切扶贫开发工作都要围绕如何稳定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这个目标来展开，坚决克服忽略这一目标的所谓扶贫开发。抓好两大扶贫工程，就是抓好移民扶贫工程和沼气扶贫工程。搞好三大扶贫项目就是要搞好种草养畜、经济林果、龙头加工。创新四项扶贫手段，就是要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升信息服务水平，培育农民经纪人队伍，推动有机食品的产业开发。坚持五项扶贫措施，就是要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扶贫负责制，扩大机关定点扶贫工作的内涵，加大社会扶贫工作的管理力度，搞好扶贫资金报帐制的实施，加强扶贫机构和扶贫队伍的建设。“12345”扶贫开发工作内容的制订，进一步理顺了我市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是我市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应当始终坚持的行动指南。
2、重点突破，积极实施移民扶贫工程。
移民扶贫是彻底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群众温饱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年初，根据晋开发办[2004]1号文件《关于在全省贫困地区进行扶贫移民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精神，我们专门组织力量对十个贫困县所辖的300人以下的村庄进行了调查，重点对100人以下的贫困村进行了摸底。其具体情况是：100人以下的贫困村有1261个、涉及10753户、45135人；人口在101-150人的贫困村有172个、涉及3743户、17395人；人口在151-200人的贫困村有121个、3373户、15428人；人口在201-300人的贫困村有27个、1583户、7162人。根据上级要求，今后重点解决100人以下的贫困村的移民问题。我们将分别用五年时间基本解决1261个贫困村、10753户、45135人的移民问题。
在扶贫移民中，我们仍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自筹自建、适当扶持”的原则，采取“城镇安置、建设移民新村、小村并大村、自主分散迁移、跨县（区）安置”等多种形式。
今年市委、市政府安排移民3300人，重点在汾西和隰县实施。目前，工程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原计划移民工作八月底前结束，但由于受“非典”影响，整个工程在六月份后才正式上马，预计10月份前可以全面完成任务。
3、稳步推进，大规模开展沼气扶贫工程。
沼气开发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重要基础。
2002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沼气建设作为新世纪扶贫开发的一项重点工程，大力推广。到2003年底，已建成户用沼气池81000个。今年计划新建沼气池5000个，目前已建成近4000个，正在密封配套。
在实施沼气扶贫工程中，我们重点推广汾西县“五个一”扶贫开发模式。即：每个农户在庭院中修建一眼旱井，建设一个沼气池，一座养殖圈，一架日光棚，一个小果园（在房前屋后栽植果树）。旱井为种植、养殖及沼气池提供水源；日光棚为种植和冬季产沼气提供适宜温度和湿度；养殖粪便为沼气池提供原料；沼气池为做饭、照明提供能源；沼渣、沼液可作为种养业的肥料、饲料和防病治虫的药剂。这样就形成了以庭院为依托，以沼气为纽带，以旱井为条件，以发展种养业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系统。
今年，我们加大了对沼气建设的宣传力度，邀请记者深入沼气建设工地和农户家中进行实地采访，目前已在《山西日报》、《临汾日报》等各类新闻媒体上刊登有关报道 篇，使沼气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有力地促进了沼气扶贫工程的开展。
4、夯实基础，推动有机食品的产业开发。
有机食品产业开发是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化劣为优的突破口，是提升农副产品的质量，增加贫困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手段。
为了搞好有机食品产业开发的起步工作，2004年1月7日至8日，我们成功举办了全市有机食品培训班暨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扶贫领导组成员、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东西两山十个贫困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农业局、财政局、计委、农行、环保局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共计100多人。副市长常富顺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特邀中国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两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向大家讲授了有机食品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标准认证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培训结束后，在全市有机食品工作会议上，常市长对全市的16个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会后，经过专家实地考察，我局与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签订了我市制定有机食品发展规划与基地建设咨询的协议，为我市发展有机食品产业奠定了良好开端。
今年3月份，中国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专家又来我市，对尧都区和东西两山十个贫困县的有机食品示范基地进行了调研咨询，为制订临汾市及10个贫困县的有机食品发展规划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目前咨询报告已经完成，规划正在紧张的制订完善当中，有望于年底完成市、县规划大纲，临汾市有机食品发展规划报告及GIS图，使我市的有机食品产业开发取得可喜进展。
5、积极争取资金，切实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
争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始终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局领导外出跑项目的时间相对减少，给我市的扶贫资金和项目争取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局领导及时决策，利用电脑网络等现代办公手段，为贫困地区外引内联，牵线搭桥，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支持，搞好扶贫项目的申报工作，确保争取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数量，使我市的扶贫开发任务能够如期完成。目前，我市2004年扶贫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已经结束，共上报省扶贫项目100多项，预计可争取资金2410万元。
在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方面，今年上半年，我们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认真搞好扶贫资金报帐制的实施，加强了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防止和杜绝各类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保证了扶贫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使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6、搞好扶贫系统电脑网络建设，建立扶贫统计监测体系。
扶贫开发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借助电脑网络，实现扶贫开发的系统化、科学化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今年上半年，我们继续完善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使网站建设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加强了扶贫信息的与反馈。目前，市、县12个扶贫网站每天24小时运行于国际互联网，并不断滚动更新，全世界可随时登陆查阅，为我市的扶贫开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应用软件的开发力度，与临汾胜创电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全市扶贫项目库的管理程序，目前正在建设测试之中。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我们正在筹建扶贫统计监测体系，对扶贫资金的到位和扶贫指标完成进度进行统计监测，逐步形成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扶贫开发管理流程，全面促进我市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管理和决策。
7、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农民的基本素质。
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上半年，市、县扶贫部门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技扶贫活动。一是坚持“实地、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了沼气开发，中药材种植，“通丰”植物营养液推广、特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据统计，上半年，市、县两级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00多期，采取各种方式培训 12万人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10万份。二是普及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上半年，我们在贫困县重点推广使用了“通丰”植物营养液，共试点推广22万亩，通过对比试验，效果十分明显，所喷植物叶片增厚变深绿，有效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三是积极实施科技扶贫项目。目前，隰县、吉县、大宁、古县等四县工程项目进展顺利，成效明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金到位迟。扶贫资金是实施扶贫工程的基础。多年来，扶贫资金的下达都在年底，当年资金不能发挥当年效益，直接影响了当年工程建设。
2、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地区的干部群众对扶贫开发工作认识不到位，象移民搬迁工作，有的县仅做了些基础性工作，群众对有关政策了解不够。
3、沼气综合利用的程度不高。多数农户建沼气池只是照明、做饭，没有把沼渣、沼液作为新型肥料、饲料充分利用。
4、贫困山区的主导产业不突出，规模小。多数地方产业小而全，农林牧副渔样样有，形不成规模，达不到产业化的要求。
三、下步工作。
1、围绕解决8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大力实施扶贫增收工程。配合有关部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推广集雨浇溉、节水灌溉以及地膜覆盖、生物覆盖工程。抓好有机食品基地的试验示范工作。
2、加强科技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本着“实地、实用、实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关键词：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研究
目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在农村的电子商务中，由于受到自身经济的限制，导致了农村的电子商务发展受到了很严重的阻碍。对于农村来说，农业是农村经济的保障，而农产品的流通对农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关系，并且互联网的发展将会为农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做好电子商务的建设发展，搭建农产品信息应用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产品的交易，提升农民的经济水平。
一、农村电子商务扶贫存在的问题
1.政府主导及政策不够强
虽然现今在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实际应用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各个地区政府即使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以及建议，但对其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尤其是针对农村电子商务人才方面的培养，缺乏一个完善的培训体系。另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不够牢靠，相对应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完善。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其网络技术发展水平很低，并且农村很多地形十分复杂，这样导致了在农村地区建设网络基础设施的成本投资很大，存在很大的困难性。同时建设的网络稳定性不高，其安全以及基本的保障条件也十分薄弱，影响正常的网络使用。
2.涉农网站少，物流体系不健全
现今很多企业都有自身的网站进行产品的推广，但是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却没有自身独特的信息网站。主要是在农村很多农副产品很少涉及到电子商务，并且农村地区的地形复杂，地势崎岖，交通不够便利，导致了农村的物流发展十分落后。另外，很多标准化的体系不够健全，导致了农村品缺乏标准化的管理。农产品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很大，对其的生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预知性。因此，这就导致了农产品无法进行统一的加工销售，其标准化程度较低。同时农村标准化体系不健全导致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无法顺利的进行，影响了电商扶贫的效果。
3.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缺乏
对于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推动必须要有相关的人才支持，但是现今农村地区发展水平较差，农民对电子商务的概念不够了解，对于新技术不够支持，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缺乏一些操作型技术人才以及科研人才，尤其是缺乏懂得电子商务营销型人才，这样导致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扶贫发展十分缓慢。
二、加快农村电子商务扶贫发展的对策
1.提升政府扶持力度
首先，地方政府要积极地组织举办各种有利于农村电商发展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加强与完善各项有关电子商务扶贫政策。在这一过程提高贫困农民的信息获取、接收能力和利用能力。同时要完善相应的的法律法规，努力打造一个良好的电子商务扶贫环境。其次，完善电子商务中介的建设，加强政府对电商中介环节的扶植，如快递业、交通运输、金融等企业等政策办理服务的提升，从而实现政策便利中介环节，加强全程全网第三方物流服务和各类支付工具的一体化，有利于解决农村交通不便，物流进村等问题。第三，提升民间企业市场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农村电商市场，实现农产品现代化物流储藏与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营销战略。同时鼓励相关人才的投入，加强政府与学校在农村电商市场的投入与培养引导政策。最后，在地方积极的设立电子商务扶贫的试验点。电商在农村的运用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时代性，政府在地方乡村的电商扶持需要做到因地制宜，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政府应该起带头示范作用，同时要给于试点单位和公司一定的投入和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便他们顺利的完成相应的试点项目。在取得验证的经验之后，可以在更广泛的地方使用，以便减少农村电商市场的盲目性，从而更好的规范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发展。
2.加强资金投入，实现多种资金的融合开发
在实现相应配套设施的乡村电商体系的规模时，要加强其资金的投入。在广泛的物流合作与电商市场竞争中，无论是硬件设施的投入与人才培养、资金周转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单一的政府资金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民间等多种的资金投入才能更好地完善乡村电商扶贫发展的需求。
3.完善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
农村电商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表现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市场较为分散，相应的电商人才较为匮乏。其中农村的电商人才匮乏是较为突出的，人才对于现代化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人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积极地引导电商人才流向农村，对于农村电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电子商务扶贫不仅是购买计算机教会农民上网那么简单，还必须有懂得操作、维护和进行农产品网络的专门人才，因此培养人才是提升电商扶贫的发展的一种捷径。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与有关学校进行合作，为本地区培养相关人才，同时提升地方吸引人才的条件，如为电商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高薪，有一定的吸引人才政策等，吸引人才来帮助本地区的农村电商扶贫的发展。其次，地方要做到普及电子商务知识，一点带面，组建优秀的人才教育队伍深入基层让更多的农民认识计算机、认识网络并学会如何操作和应用。
三、结语
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农民的观点也较为落后，政府在农村地区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健全，农民对电子商务不够了解。同时农村地区也缺乏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电子商务人才，最终导致了电子商务扶贫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引导，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对电子商务的了解，做好人才培养，加大资金支持，以此来利用电子商务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亚琴，郑文生.关于构建农村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技术经济，2011，（03）：15-16.
峰回路转，驱车近五个小时，这个离省城最远的地级区域――黔西南州，“大数据”如何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早在2014年12月，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黔西南州成立了贵州黔西南喀斯特区域发展研究院，并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国际喀斯特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黔西南对外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和窗口。接着，2015年5月，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西南中心在该院揭牌成立；今年，贵州省明确将黔西南州作为全省三大数据产业基地之一……
当前，黔西南州正以“日新月异”的态势，稳步朝“智慧城市”迈进。
集成平台融合发展
“您今天还未签到，请及时签到！”10月25日，兴义市木贾街道枫塘村第一书记刘佰武早早来到村委会，他娴熟地打开“党建扶贫云”APP，在考勤签到栏点击签到。
在刘佰武的个人用户界面，看到待办事项显示为零，他又点击到日台账，开始规划当天的工作。
在黔西南州，像刘佰武一样每天使用“党建扶贫云”客户端的各级党员干部有41000余人。负责该平台技术研发和维护的贵州纳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强告诉记者，平台集成了“五人小组”“易地扶贫搬迁”“乡村倍增计划”“督查督办”“民意调查”“民生监督”六大模块，主要为基层干部在开展扶贫工作中提供信息化应用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数据参考辅助决策。
林强打开手机APP进行现场演示。客户端除了待办事项、考勤签到、台账等功能，还有工作目标、个人计划、观察评价、统计指标、资讯空间、通知公告、即时通讯和扶贫户等功能。“我们建立了覆盖全州的党员干部通讯录，通过平台，可以很精准地查找到已录入数据的任何一名干部，并可以与他即时通话。”
黔西南曾因力推干部“召回”制度，引起全国关注和热议。借鉴从严管理干部的S富经验，围绕贵州两大战略行动，黔西南运用大数据手段助推脱贫攻坚，将“大扶贫”和“大数据”有机结合。
贫困户建档立卡、异地扶贫搬迁登记是目前该平台最活跃的两项功能。党员干部用户打开“我的贫困户”，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户主姓名、家庭人数、年龄、住址、手机号以及主要致贫原因。“这些数据已基本录入完成，并能够实时更新。通过线下和线上双线审计，力求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位、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
谈到黔西南的党建扶贫工作，林强“信手拈来”，且直击“痛点”。去年初，他携妻子儿女从福建来到贵州黔西南“创业”，不到两年时间，全州各地风土人情全都装在他的脑海。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个基础云平台+N个应用’的架构，以‘党建扶贫云’为抓手，建成全州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借助‘党建扶贫云’普及和应用，在平台中扩展教育、医疗、旅游等N个应用，将相关部门的数据汇聚、打通，形成数据集成平台，推动融合发展。”林强一脸自信。
多元电商精准扶贫
“提到黔西南的大数据，你会想到什么？”
“不知道。”
“淘手游做的不错！”
记者在兴义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其中一位市民告诉记者。“淘手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手游成品账号交易平台，而其创始人杨鹏是土生土长的兴义人，令人“称奇”。
10月26日，记者来到主营“淘手游”项目的贵州指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近300名员工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公司于2014年1月成立，总部职场面积约3300平米，员工总数500余人。”该公司副总裁郭超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的注册会员有1288737人，用户分布于全国各地，是贵州省唯一一家获贵州省文化厅批准拥有虚拟货币交易资质的企业。
为响应贵州电商精准扶贫政策，今年1月，贵州指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兴义市政府合作推出了“淘手游电商创业扶持”项目，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可获得政府“小微企业名额申请、精装办公场地免3年租金、5万元资金支持、15万元免息贷款支持、15万元免税支持”等优惠政策，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淘手游”公司的培训辅导、创业指导和平台资源等。
杨朝平是黔西南州人，高中学历，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工作。2015年，他辞去外地的工作，毅然决然返乡创业。“看到‘游戏电商扶贫合伙人’的宣传册，我第一反应是暗喜，因为机会来了。”杨朝平告诉记者，参加完“淘手游”的系统培训后，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兴义市腾媒网络技术服务中心），现在月收入超过一万元。
在兴义市浙兴商贸城“淘手游”游戏合伙创业孵化基地，和杨朝平一样的创业团队现有28家，合伙人员工200余人。“其中贫困家庭子女创业15家，带动就业187人，合伙人平均月收入达1.2万元。”郭超告诉记者，预计到2018年，孵化规模将达到150家创业团队，员工1300余人。
在黔西南州，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有390余家。除了游戏电商，农村电商也颇有“看点”：200万元以上的农村电子商务企业5家，各县市电商运营中心已全部建成，全州共建乡村电商服务站和网点570个，建制村快递物流覆盖316个。
“截至9月底，全州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0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达18.19亿元。”黔西南州电商办负责人田云江告诉记者，全州共培育电商平台213个、物流企业141家、合作社2313个，完成电商人才培训10000余人。
培育“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延长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让更多的农民受益“黔货出州”、脱贫致富。田云江既为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也丝毫不敢放松。
“绿色数谷”日新月异
“今年国庆，黔西南州‘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建成投用。平台可以显示实时的景区车辆、人员出入数据，还能自动分析游客性别、年龄层次……”
“‘田源记农志记录溯源数据平台’于下半年上线运营，通过手机端‘田源记APP’实时记录农作事件，实现农产品的实时监控，并通过二维码的生成，让消费者可以看见农产品的生长情况，能有效解决大、中、小型农场对农作物种植过程进行实时记录、产品溯源追踪的问题。目前，平台已成功应用于全州近百家中小企业。”
“今年3月，州政府与华大基因签订了《打造基因检测‘黔西南模式’合作框架协议》。黔西南州将与华大基因共建华大西南数据中心。”
……
10月26日，在黔西南州大数据展示中心，州大数据办副主任龙声卫一边指着展位，一边为记者讲解。“目前已有党建、扶贫、教育、旅游、商粮（展示电商、淘手游）、投促、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华为、中联创（展示交通及公安大数据）、北斗卫星、兴义市医院以及上海等地的20多家大数据企业参展。”
黔西南地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群，年均气温13.6-19.1℃，常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在20-45之间，具有“天然大空调”的美誉，既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养生福地，也具有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气候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数据中心运行成本。
来自信息通信业的代表和委员们也纷纷建言献策，围观几位大佬的提案和议案，您会为谁点赞？
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五大民生“痛点”推动“互联网+”落地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带来五个方面的建议，直指分享经济、互联网医疗、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生态安全和“互联网+”落地措施等五大民生“痛点”。
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马化腾提出，相比“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程度，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还需全面提升；面对“互联网+”催生的创新业态，当前监管理念需要逐步转变；“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政策还要持续落地发挥实效；“互联网+”时代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问题挑战。
此外，关于促进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马化腾提出，网络盗版仍然是产业挥之不去的“阴霾”。数字内容产业仍然处于重产量、轻质量的阶段，专业及非专业群体和个体的创新能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政府的监管与审批政策尚有优化空间，相关立法工作需要提速。
点评
目前互联网作为信息能源的基础设施地位明显，像水和电一样融入人民生活。马化腾作为互联网+中最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力量的代表，他所提出的建议将会对“互联网+”落地、监管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政协委员、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奚国华：统筹协调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奚国华在提案中指出，信息经济已经由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转化为内生引擎，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信息经济的相关工作：重视和支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工作、营造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更加重视和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在提速降费方面，奚国华指出，提速降费的持续深入推进落实还要处理好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益考核问题。建议从促进信息消费、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局出发，在部署提速降费工作的同时，既要考虑市场实际情况、把握工作节奏，也要相应出台业绩和效益考核配套措施，支持电信运营企业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提速降费，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点评
在提速降费取得初步成效的背景下，奚国华的提案，为进一步深入落实提速降费找到了新的空间和关键点。
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四个“统一” 让数据自由安全流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表示，随着大数据的发展，政府与企业的决策与控制正在从“业务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并在未来5到1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将迎来黄金增长期。但大数据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安全挑战。如各个行业和企业在利用大数据获得信息价值时也在不断累积风险；各个国家在海量大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过程中，增加了遭受信息攻击的可能性。
廖仁斌建议，在将大数据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同时，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加强对大数据的安全管理，让数据自由安全流动。对此，他提出了五条建议，即构建大数据安全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机制；建立适应大数据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大数据安全技术标准和认证机制；推动大数据安全产业和人才培养同步蓬勃发展；加强大数据安全保护的宣传教育。
点评
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的意味着中国大数据建设即将全面提速。廖仁斌的建议站在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民权益的高度，强调加强对大数据的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
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社会化运营专网资源促提速降费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和相关企业的努力下，“宽带中国”建设和“提速降费”措施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在公路、电力、教育等多个领域拥有大量行业性专网资源，这些资源仍然相对独立并有可进一步利用的空间，如果让这些资源投入社会运营，将有效地强化市场竞争。
针对此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建议盘活专网闲置资源，支持专网运营单位申请网络接入设施服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服务等相关电信牌照；引导三大电信运营商向专网开放互联接口，实现跨网互联互通，降低网间结算价格，保证网间通信质量，为各类运营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提供政策支持；在充分考虑网络能力和行业意愿基础上，选择部分行业专网开展试点示范。
点评
专网资源社会化运营将会更进一步让传统行业感受互联网这个工具的神奇力量，加快提速降费的步伐。
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为扶贫工作“加上”互联网
针对扶贫工作中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提案中表示，社会参与扶贫和精准扶贫，都需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帮助传统经济社会领域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最终推动扶贫工作实现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转型升级与创新。
杨元庆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打造一个以互联网应用与服务为支撑的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建设，建档立卡，把贫困村、贫困户的帮扶需求充分挖掘出来，把社会扶贫项目摆出来，让供需双方信息对称、渠道畅通，由此推进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有效对接。
同时可以借助政府、互联网企业、教育机构等多方合作的方式，开展互联网基础知识实训、网店建设培训等多种课程，提高贫困地区居民运用互联网的能力。
点评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农民互联网应用水平，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精准扶贫，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发挥互联网作用的创新型扶贫思路与有效方式，将会对国家扶贫工作以及互联网+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杰：加强统筹布局，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当前，国务院相继出台“互联网+”行动计划、云计算创新发展、大数据发展等指导意见，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浙江省政府也于2015年10月成立了浙江省数据管理中心，着力打造“数据强省”。加快大数据部署与应用，数据中心的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杰分析，目前我国IDC市场仍处于高速增长期，数据中心总量已超过40万个，约占全球总量的12%，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据中心建设存在整体布局尚不理想、结构性差距明显、高能耗突出等问题。
郑杰表示，多元化、服务化、大规模、高速、虚拟化、智能化、绿色是未来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郑杰提出着力推动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布局和建设；加快落实国家部委相关配套政策；大力倡导创建绿色数据中心；加快数据中心标准体系建设和企业、人才的培育等四点建议。
点评
针对目前全国大数据中心建设进展现状与问题，郑杰指出了未来数据中心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推动建设以云计算数据中心为主、高效率、低能耗的大型或超大型绿色数据中心的建议。这为大数据发展明确了方向，为进一步完善大数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智能制造不等于“机器换人”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智能制造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重要举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认为，推进智能制造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探索乃至试错。一些地方式地推进“机器换人”，认为就是智能制造，这是一种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
对于如何推进智能制造，徐晓兰给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正确认识智能制造的深刻内涵。任何新技术、新产业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挑战。我们要特别注意对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研究，要不断深入探讨产业生态和商业模式的变革对制造业发展的深刻影响，促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避免战略理解片面化、战略实施简单化。
二是分业施策优化产业规划布局。下大力气突破材料、核心零部件、生产工艺、系统集成、工业CPS（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sysical Systems）等智能制造领域关键技术，针对不同产业环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三是打造制造业强国要标准先行。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制造业团体标准制定、推广力度，形成以标准带产业、产业促标准的良好发展格局。
四是加强智能制造人才体系建设。建立智能制造人才库，健全一线科研、技术人员激励机制。推进分类侧重培养，从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等方面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
点评
推进智能制造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探索乃至试错。一些地方式地推进“机器换人”，以为就是智能制造。徐晓兰的建议对于这种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改善作用。
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建议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基础上，将数据开放工作纳入政绩考核，鼓励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加快政府数据开放。
第一，我国应明确大数据开放目录时间表，建立数据开放工作的监督、审查和绩效评估的组织和机制。
第二，政府应引入社会力量加快数据开放进程，比如通过数据加工商对大数据进行提炼、分析和分类，数据运营商将数据对外开放等。
第三，各地政府要建设扶持大数据创客中心，积极鼓励创客利用大数据资源创新创业，同时鼓励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数据交易平台，将政府开放数据放在交易平台促进数据资源流通。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chan”为你整理了这篇扶贫宣传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以来，颍东区始终坚持把扶贫宣传特别是扶贫政策宣传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积极宣传新时代中央和省市区扶贫开发的新政策、新举措，全面展示我区脱贫攻坚路上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营造浓厚氛围，为我区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1.宣传导向。我区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揽扶贫宣传工作。2020年以来，颍东区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区委常委会会议、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常务会、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等，定期组织学习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等，自觉用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宣传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宣传工作，通过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两美两优”评选、信息等方式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典型和脱贫攻坚成就。同时，订阅《中国扶贫》《人民论坛》《党风廉政》等期刊杂志，引导全区扶贫干部强化理论学习。
2.基本情况。明确专人负责扶贫宣传工作，及时向主流媒体提供宣传稿件和报道线索，不断拓宽新闻宣传领域，搞活新闻宣传方式。加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网上网下宣传扶贫工作力度。采取各级帮扶责任人、包保驻村干部、村干部常态化走访宣传、发放扶贫政策宣传单等形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广泛及时宣传新时代国家和省市区扶贫开发的新政策、新举措、新成效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的各类先进典型。切实维护“颍东精准脱贫”微信公众号运营，由专人负责定期维护，及时最新扶贫政策、先进事迹及相关动态。扎实做好颍东区政府网站脱贫攻坚信息公开工作，遵循依法公开、真实公正、保密例外、注重实效的基本原则，做好中央、省市区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文件、脱贫攻坚工作举措、资金项目安排、扶贫脱贫工作成效等信息的公开。
3.任务完成。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关于扶贫宣传工作的安排部署，颍东区扶贫宣传工作取得相应成果。根据省扶贫办《关于2020年一季度扶贫宣传成果统计情况的通报》，阜阳市2020年一季度扶贫宣传成果共计681条，颍东区2020年一季度扶贫宣传成果共计86条，在全市排名第二。根据省扶贫办《关于2020年三季度扶贫宣传成果统计情况的通报》，阜阳市2020年三季度扶贫宣传成果共计1002条，颍东区2020年三季度扶贫宣传成果共计123条，在全市排名第三。
4.宣传效果。严格按照《关于加强扶贫信息宣传工作实施办法》，鼓励各乡镇街道及区直各单位进一步强化我区扶贫信息宣传工作。积极撰写扶贫宣传信息并通过各级各类媒体、颍东区政府网站和“颍东精准脱贫”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平台。2020年以来，人民政协报、法治日报、农民日报、安徽日报、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扶贫网等数家中央和省级媒体多次对颍东扶贫工作进行报道。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村贫困；扶贫政策 ； 家庭福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广泛地引入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不过，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家庭福利的路径与机制，分析社会资本产生的总体福利效应，却鲜有文献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进而影响贫困家庭福利。与大多数相关文献不同，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出发，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通过扶贫政策等路径对贫困家庭福利产生的影响，以期能丰富扶贫政策的机制设计，使之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与绩效。本文第二部分将在评论文献过程中厘清我们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并描述数据统计特征，第四部分则是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论及政策涵义。
一、文献评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贫困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贫困地区所缺失的部分市场功能。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资本，在其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特别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信息共享，在贫困地区极为普遍。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2］(211-248)［3］(526-556)（Kiyotaki and Moore, 1997;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小额信贷［4］（Bastelaer, 2000）、劳动力流动，［5］(26-30)［6］［7］（谭崇台，2004；Brauw and Giles, 2008a, 2008b）等。
在众多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体福利效应的文献中，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社会资本对于穷人生存与发展的份量与意义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观点甚至完全相反。Narayan 和 Pritchett（1997）在坦桑尼亚的研究、［8］Grootaert（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9］Grootaert（2001）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10］以及Grootaert和Narayan（2004）对玻利维亚农户的研究，［11］(1179-1198)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富人的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其他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要高。Grootaert（1999）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 。［9］但是，Maluccio、Haddad 和 May (2000)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南非的实证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人力资本边际效应；［12］赵剑治和陆铭对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认为，不能将社会资本看成是“穷人的资本”：收入越高，则越能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益就越高；穷人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很低，因而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13］(363-390)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底在贵州省关于新时期农村减贫政策与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涵盖6县(区)，44个村，共收回440份有效家户问卷。调查涉及家户基本特征，家户生产经营状况，家户基本政策诉求以及生活满意度，村基本情况等项目。数据结构涉及家户和村级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分层数据，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选用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主要有三个维度：
(1)社会网络，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村劳动力输出比率以及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和机会、赚取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外出务工人数和村劳动力输出比率反映村级层面社会网络的广延性。我们假定，家户间互助行为越多，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就越高，因此，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本文中度量了某家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密切强度。此外，我们选取家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支出（如送礼支出，人情支出等等）作为度量社会资本投资或社会交往强度的一个指标。
(2)信任水平，包括对扶贫部门作用的看法，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也蕴涵了家户之间的信任程度。
(3)社会参与，由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来度量。
为了度量扶贫政策的作用，我们还使用了扶贫资金这一指标度量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分层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家户特征和村特征两组控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了家户人均消费的对数这一指标。之所以选择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其他福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相对于收入来说，消费水平更好地表征了家庭福利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给表征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主要定性变量进行赋值，较高数值代表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是所有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量。
在我们的样本中，家户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1977元，样本中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仅有890元，非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为2428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
三、实证分析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
Narayan 和 Pritchett、Grootaert以及赵剑治和陆铭的实证模型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即以人均消费水平（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再加几组控制变量(家户的，社区的)。本文也沿用这一基本模型，但对其分层处理。第一层模型为半对数模型，即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而解释变量取水平值。相对于完全线性模型而言，半对数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14］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以家户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家户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耕地。在村级层面控制了全村人均消费水平。考虑到该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村较多，将村人均扶贫资金也纳入进来。此外，本文受Narayan 和 Pritchett的启发，将村外出务工水平作为村级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下是本文计量分析的基准模型。
(二)分项回归模型
我们分别将信任水平、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这四个变量单独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它们中两个或几个同时进入模型时产生的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SCij代表对政策的信任水平。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3告诉我们，在作为控制变量的要素中，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对家户福利的贡献显著为正，分别为2.87%和19.17%，与我们的预期比较吻合。这个结果也说明，在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土地。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福利）带来实际上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家户外出务工人数的效应显著为负，为-13.79%，意味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会降低家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猜测，是不是农村调查员只是统计家户在当地农村的消费，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我们特别关注信任水平对家庭福利产生的效应。首先，政策信任对家庭福利的主效应显著为负，即信任水平越高，或者说，越是相信政策的人，其家庭福利水而越低。我们尝试着这样解释，不太信任政策的家户，可能自力自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更强一些；而那些相信政策的作用、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救济的贫困农户，可能依赖性更强，甚至滋生一种“等、靠、要”的心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弱一些，因而，其家庭福利水平也低一些。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调查的贵州贫困农村，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发挥其生产性作用。不过，我们也发现，村级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全村人均消费水平对信任水平的交互效应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会降低；村外出务工比例的效应也显著为正，则说明在村级外出务工网络较大的地区，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也要弱一些。
2.SCij代表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受教育年限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的变量在符号与显著性上都没有改变。扶贫资金对改善家户消费水平有显著作用，但程度不大，人均扶贫资金每增长100元，只能带来约0.09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户外出务工人数对福利的贡献是负的，但村级外出务工比例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关于外出务工消费的猜测，另一方面，说明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确有利于家庭福利。参与村务管理能够改善家户的消费水平，平均而言，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可使得消费水平提高0.15个百分点。与信任水平不同，村级指标对家户参与村务管理的斜率并无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指标作用的程度在不同村并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与村干部关系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直接的正效应，但其作用的程度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削弱，因此也更像是“穷人的资本”。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用有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从家户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是显著的，但信任水平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意味着信任在这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对政府扶贫“等、靠、要”的过分依赖，越是贫穷的家户越是倾向于相信政策、依赖扶贫。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水平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都能显著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其中，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在更贫困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家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各个模型中都会减少家户福利，这个回归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是不是统计家庭消费时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其次，从村级层面来看，外出务工比例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村级外出务工网络的扩大，对于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扶贫力度（人均扶贫资金）对于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是显著的，家户社会资本斜率系数并不显著地受扶贫资金的影响。
四、总结性的评论及政策涵义
市场、政府和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经济三大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社会网络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除了具有弥补贫困地区不完善市场的部分功能之外，也会影响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更是长期受政府行为（如扶贫政策）引导，其政策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分析框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文献的两个创新点或亮点。
我们的分析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社会资本对于以人均消费度量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贡献；而不同点在于，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户层面的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不利于改善家户福利，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来衡量，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去提高家庭福利，原因可能是在贫困农户那里，相信政策扶持变成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与Grootaert（1999）一样，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形式的“穷人的资本”――参与村务管理、与村干部关系――在最贫困的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其作用会随着农村社区（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在扶贫资金方面，我们虽然发现它在改善家庭福利方面具有正效应，但其估计值很小。
总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改善家庭福利以及减轻贫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些传统的社会资本，如与邻里的融洽程度、转移性支出、村的外出务工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存在更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因此，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传统社会资本，使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应该是未来扶贫政策机制设计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参与村集体事务提供保障，增强农民的社会参与，强化主体功能；以村或乡镇为单位，引导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扩大外出务工网络；逐步改善贫困农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扶贫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初升，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2］Nobuhiro Kiyotaki; John Moore, Credit Cycl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No. 2. (Apr., 1997).
［3］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No.3,2004.
［4］Bastelaer, T.
Does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 the Poor's Access to Credit? A Review of the Microeconomic Literature ［J］. 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 2000.
［5］谭崇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4(11)．
［6］de Brauw, A. and J. Giles, Migrant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th in Rural Chin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26, The World Bank, 2008a.
［7］de Brauw, Alan & Giles, John,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vidence from China ［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85, The World Bank, 2008b.
［8］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Jul., 1999).
［9］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6,1999.
［10］Grootaert, C.,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rom The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Bolivia, Burkina Faso and Indonesia ［J］.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no. 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11］Grootaert, C. and D. Narayan,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J］.World Development 32 (7),2004.
［12］Maluccio, J., L. Haddad and J. May,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South Africa, 1993-1998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 2000.
［13］赵剑治，陆 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9. Vol.9(1)．
［14］陆 铭，张 爽，佐藤宏．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2010(1)．
Social Cap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ousehold Welfare of the Poor
――Hierarchical Linear Analysis Based on the Rural Survey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Ye Chusheng1 Luo Lianfang2
Abstract：With a consideration to the stratified and nested features of social capital, making use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Gui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the intermediate policy variables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to household welfare and cross-section effects between them.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poor rural area with low level of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social capital functions as “capital of the poor" to some extent, and its effec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roving the household welfare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but also with a great potential to increas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ural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ousehold Welfare
市委统战部
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关于报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总结的通知》文件要求，市委统战部认真梳理了近年来开展“千企帮千村”“万凤还巢”“荣誉村主任”三项重点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情况、振兴乡村经济工作情况，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市积极响应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和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号召，结合实际制定《**市“千企帮千村”脱贫攻坚行动方案》，并以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印发，同时创建“1+3”工作模式创造性开展工作，即：在我市贫困村中优选1000个贫困村作为联企帮村重点；联引“千家企业”帮扶1000个贫困村——“千企帮千村”，感召我市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带富——“万凤还巢”，聘请非公经济人士担任荣誉村主任实施“六个一工程”——“荣誉村主任”。通过在全市开展“千企帮千村”“万凤还巢”“荣誉村主任”三项重点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大力促进了乡村经济振兴、推动绿色发展，给脱贫攻坚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千企帮千村”：全市已联引790家企业结对帮扶941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688个，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253个，贫困人口受行动帮扶总数227835人。共计实施帮扶项目1564个，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59.08亿元，其中产业帮扶项目投资267889.53万元、就业帮扶发放工资21564万元、公益帮扶捐款捐物301047.64万元、技能帮扶企业投入312.05万元。“万凤还巢”：目前已有2713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兴办小微企业859个、组建专业合作社475个。“荣誉村主任”：全市已聘2934名非公经济人士担任荣誉村主任，其中：529个深度贫困村实现全覆盖，通过开展春晖助力“六个一工程”（即：帮助任职村作好一个规划，培育一个产业，争取一个项目，开拓一个市场，搞好一次培训，办好一件实事）工程，切实推动民营企业精准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带富脱贫。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精心谋划联引企业思路。“千企帮千村”脱贫攻坚行动启动之初，结合我市市内企业资源和统一战线对口帮扶优势，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按照“23311”的目标（即：发动市内企业200家、商会联引企业（春晖行动）300家、民主党派帮助联引东部企业300家、联引深圳企业100家、联引重庆企业100家）。在1981个贫困村中优选1000个作为联企帮村重点以“1000个贫困村”为载体，推进联企帮村工作。
（二）积极为企业帮村创造条件。结合我市精准扶精识别工作，由县区统战部牵头，扶贫办、工商联、光促会具体负责，乡镇组织贫困村谋划了“千企帮千村”宜帮宜扶项目库项目1032个，编制产业扶贫项目推介手册，宣传市内扶农惠农政策，扶持帮扶企业转型发展，提升企业可持续帮扶能力。自2016年以来，全市向12.22万户贫困户发放“特惠贷”57.6亿元。贫困户通过专业合作社将“特惠贷”注入帮扶企业，规避风险，参与企业分红，实现稳定脱贫。七星关区撒拉溪镇兴隆村张永健，按照“政府引导、村委主导、群众参与、利益共享、贫困户按股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投资3000万元的年存栏78万羽的兴联蛋鸡养殖场，101户农户、25户贫困户货款入股600万元，除300余人就业人均月收入3000元外，入股农户年分红3万元以上，直接解决和带动90户贫困户脱贫。
（三）搭建平台推进“万风还巢”工程。**有200多万人在外就业、创业，仅深圳就有30多万**创业人员，实施“万凤还巢”引导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及经商人员返乡创业工程大有作为，为此我们着力搭建平台推进“万凤还巢”工程助力试验区脱贫攻坚，具体工作中积极推进北京、广东、深圳、宁波、昆明等异地**商会、上海、苏州、成都、重庆等异地**商会筹备组组建毕商联络站，搭建“万凤还巢”平合，并建立“天南地北**人”信息库，依托在外务工、经商办企业的200多万**人，利用节假日组织召开返乡成功人士座谈会，把在外的优秀人才“统”回来，实现创业带富，成为了我市农村脱贫一线的一道靓丽风景，被全国工商联领导誉为“小企业发挥大作用”。截止目前全市共联引返乡创业人员2713名，创办合作经济组织859个，累计带动投资15.58亿元，带动就业人数2156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820户，6630人。如：七星关区亮岩镇太极村张万登是昆明**商会副会长，2016年成立专业合作社，将外出经商的收入2000多万元投入七星古茶项目和农业观光园建设，流转土地3000余亩，建茶叶加工厂一座，解决贫困户劳动力就近就业100余人，带动80多户贫困户脱贫。
（四）域内发动激发“荣誉村主任”活力。通过动员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担任“荣誉村主任”，在任职村实施春晖助力“六个一工程”，促进创业带富，实现村企共赢，“荣誉村主任”被评为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截止目前全市已聘2934名非公经济人士担任“荣誉村主任”，帮村指导规划1120个，培育产业525个，争取项目357个，对接市场1636次，培训农民工1461次59132人，帮村办理实事1556件，累计带动投资19.92亿元，带动就业人数2820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275户，12305人。游建华是金沙县木孔镇湾子社区“荣誉村主任”，在他看来，村主任的首要使命就是带动村里的产业发展，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近年来，投入8000余万元，建湾子辣椒加工厂一座，建设辣椒基地近2万亩，较早推进产业革命，直接解决任职村贫困户120余人就业，带动当地及周边100多户贫困户脱贫。同时，还积极帮助湾子村改善建设基础设施条件，带领公司投资350万元修建了6000平方米的湾子广场，安装了近100盏路灯，丰富群众生活。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乡镇认识不够、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没有认识到“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企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土地向适度规划集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稳定增加贫困户收入认识不够，导致对“三项重点工作”助力脱贫攻坚重视不够，调研不多、缺乏联引措施，存在被动应付的思想。
（二）“民村企利益联结”不精准，引导服务不够。有些乡镇引进了企业帮村，但引导帮扶企业与贫困户、村集体之间的利益精准联结机制不健全，没有引导将企业盈利与群众持续增收结合起来，有的一个帮扶企业仅解决少数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就业，重引进、轻引导、轻服务。
（三）部门联动还不够，上下联动“走出去、走上去”有待加强。企业结对帮扶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需要各有关部门联动在基础设施和其他政策上给予倾斜，扶持企业等于扶持产业发展壮大。实际工作中还存在部门联动缺乏精准，如：帮扶企业在产业基地上建机耕道、水利设施 、电力设施、通讯网络等方面缺乏配套扶持，致使企业发展困难。市县联动运用我市统战优势“走出去、走上去”还没有形成工作机制，导致对口帮扶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广州市等优势资源联引力度不够，联企引资帮扶工作还有待加强。
（四）宣传激励工作有待加强。“千企帮千村”“万凤还巢”“荣誉村主任”三项重点工作在助力**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但宣传不够，评先选优项目少，企业负责人参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统筹不够，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意见建议
一是进一步强化产业导向促进企业帮村。产业扶贫精准扶贫是中难度最大，也是持续性最强、最根本、最主要的扶贫方式，要依托“三项重点工作”推进帮扶项目向农业园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劳动力向帮扶企业集中，为贫困群众脱贫提供可持续收入支撑。市、县二级要对“三项重点工作”助力脱贫攻坚进行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机制，找出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工作建议供决策参考。
二是进一步推动“利益精准联结”扶贫。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尽可能地动员群众用土地和“特惠贷”入股参与帮扶企业保底利润分配，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如在推动土地流转集中过程中探索群众土地流转“保底分红”模式，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利益风险。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村“两委”班子通过服务企业，组织群众，在推进“三变”改革的同时，通过与帮扶企业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