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企业风险;动态管理制度;应用
风险动态管理是近几年新兴的一门管理学科，它是指对企业在各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合理的评估和处理，使企业的风险降到最小，保证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风险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国的企业风险管理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专业的人才，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还不是很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企业风险动态管理制度的建设，让其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一、我国企业风险管理的现状
风险管理最早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管理学的新兴学科，逐步的传播到加拿大、欧洲等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认识和重视程度，他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有一定的效力。我国的企业风险管理发展较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注意到风险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风险管理理论还不是很完善，缺乏一定的实践基础，因此我国企业的风险意识还有待加强。
企业对于风险意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我国也不断加大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现阶段，我国形成了较完善的企业动态风险管理理论体系，从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出发，积极的进行各个生产阶段的风险管理。但是我国的风险管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经济体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风险管理工作长期由政府负责，只是在少部分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多数的企业没有进行风险管理的意识。这表明我国风险管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只是在理的基础上，在少数的企业进行尝试，这远远不能发挥风险管理应有的效果。对于风险管理体系，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实践经验不够，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就不能促进风险理论的改进和完善，因此，要将企业风险理论多应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的补充、改进理论知识，促进我国企业风险动态理论的不断完善。
二、我国风险动态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一）风险管理动态理论框架的构建
风险管理动态理论的构建是对风险识别和确定风险的来源的确定，风险识别是指对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的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判断，分别确定风险的类别和性质。确定风险的来源只是根据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进行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判断。风险可以分为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静态风险与外部的经济环境没有关系，是由自然力的不规则运动或者是人们的错误认识造成的，静态风险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预见的是，提高人们的意识可以有效的避免静态风险。动态风险的发生与经济环境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或者是国家进行经济调控时，企业容易发生动态风险，其发生一般是不能预见的。
针对企业发生的风险要进行合理的评估，风险评估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判断各项风险会对企业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并合理的估计风险产生的概率，找出问题，合理的规避风险。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减轻和风险自留是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几种措施，合理的利用这几种方式，让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企业风险动态管理框架的构建
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要根据风险容易产生的因素进行综合管理，建立企业风险管理体系，营造严谨的企业氛围，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进行企业动态风险管理体制创建时，首先要明确董事会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董事会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大多数的决定都是董事会制定的，董事会要真正的把这件决策落实起来，安排专门的部门负责，要在全企业树立风险管理的理念，正确的认识企业风险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也要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促进全员否参与到企业风险管理的体系中来。其次，完善企业的机构设置，增加风险管理部门，并定期的组织本部门人员培训，提高该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鉴别风险的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可以灵敏的反应出来，在平时的工作中多总结经验，有效的将风险的损失最小化。最后，要建立严谨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由于风险的发生存在不确定性，要想减轻风险就是减少不确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企业的损失，让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三、结语
企业风险动态管理模式将企业的不确定性作为连续的过程来考虑，它不仅将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化、制度化，同时还将企业的风险管理融入日常管理中，并体现到企业的各个制度层面上，其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现代企业面临着许多高度不确定性因素，实现风险的动态管理可以更好地支持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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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风险；公众认知；跨文化比较；建构主义；公众理解科学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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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与风险是两个互补概念，前者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40年代，用概率论研究机器设备的维修问题；后者的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是由军工生产部门提出。到80年代初，可靠性和风险分析理论逐步形成一门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理论体系较完整的边缘科学。
在水资源工程中可靠性概念应用早于风险，例如在水库调度中，人们早就用发电保证率、灌溉保证率等概念方法评价水库运行策略的优劣。风险分析在70年代后期才渗透到水资源研究领域，并最早在美国水资源开发中得以应用。198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了ASI高级研究所，专门从事水资源工程的可靠性与风险研究，并提出了水资源工程可靠性与风险的研究框架和系统理论、方法及评价指标。目前世界各国对水资源工程中的风险决策以及水资源系统运行的风险分析都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2,3〕。但作为水资源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水库调度，其风险概念和分析方法80年代才提出，研究刚刚起步。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4〕。傅湘等用概率组合方法估算了水库下游防洪区的洪灾风险率，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大型水库汛限水位风险分析模型；冯平等研究了汛限水位对防洪和发电的影响，通过风险效益比较定量给出了合理的汛限水位；谢崇宝等分析了水库防洪风险计算中水文、水流及水位库容关系的不确定性，研究了水库防洪全面风险率模型应用问题；梁川以极差分析法进行防洪调度风险评估；王本德等〔5〕建立了水库防洪实时风险调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水库下游防洪效益与水库风险两个目标，又在论述水库预蓄效益与风险分析的必要性和主要困难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一种风险率的计算方法，然后提出一种以经济效益与风险率为目标的水库预蓄水位模糊控制模型及求解方法；田峰巍等提出了依据典型联合概率分布函数的风险决策方法。李国芳和覃爱基采用频率分析方法，对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随着矩分析方法和熵理论的日臻完善，可将信息熵、概率论和风险估计结合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李继清等〔6〕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将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系统划分为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效益子系统，辩识出风险因子，通过两种风险组合方式，建立最大熵模型，得到系统经济效益的风险特性。
2风险分析的一般方法〔5～10〕<>
2.1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是通过对风险主体进行实际调查并掌握风险的有关信息。动态与静态结合是指调查既要了解主体的现状，又要了解过去，又要归纳总结，预测它的未来。就水资源系统而言采用调查法对有些问题并不适宜，如水库调度风险问题。
2.2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是从系统整体性出发，通过研究风险主体内部各方面的关系、风险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风险主体同风险环境的关系等，确定风险系统的目标，建立系统整体数学模型，求解最优风险决策，建立风险利益机制，进行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理。该方法适用广泛，从理论上讲是较科学、理想，但应用难度大。
2.3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2.3.1定性风险分析方法定性风险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风险可测度很小的风险主体。常用的方法有调查法、矩阵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是美国咨询机构兰德公司首先提出，主要是借助于有关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来对风险加以估计和分析。在水资源系统中有些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分析、计算，因此该法在水库调度风险决策中具有实用价值。
2.3.2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定量风险分析方法是借助数学工具研究风险主体中的数量特征关系和变化，确定其风险率(或度)。
（1）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风险分析方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水库调度中可靠性与风险率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如过去对水库运行的发电保证率和灌溉保证率等的计算均是建立在该基础上的。该基础理论和方法也适宜于解决风险率的计算。
根据水库调度中风险的特点，以下介绍4种方法：
①采用典型概率分布函数计算风险率
在水库调度中，影响风险主体的不确定性风险变量(或随机变量)大都服从一些典型的概率分布，如三角形分布、威布尔分布、正态分布、高斯分布、伽玛分布、皮尔逊Ⅲ型分布等。因此用概率分布密度函数的积分便可分析计算决策指标获取的可靠率或风险率指标，该法计算简单且精度也可基本满足要求。
②依据贝叶斯原理计算风险率
设B1、B2、…、Bn是一组互斥的完备事件集，即Bi互不相容，则有∑Bi=Ω,又设P(Bi)>0,则对任一事件A，设P(A)>0，则有：
P
式中，P(Bi)为先验概率(已知)或事前概率；P(A/Bi)是与先验概率相关的条件概率(已知)；P(Bi/A)是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引起Bi发生的概率，为后验概率(未知)。
在水库调度中当Bi为水库放水，A为影响水库放水的入库水量和库水位，则P(Bi/A)为水库在已知入库水量和库水位的条件下，水库放水的概率。同理，可对水库放水的风险率进行计算。
③风险度分析法
用概率分布的数学特征如标准差σ或σ-半标准差，可说明风险的大小。σ或σ-越大则风险越大，反之越小。因为概率分布越分散，实际结果远离期望值的概率就越大。
σ=(DX)1/2=((Xi-MX)2/(n-1))1/2或σ-=(DX)1/2=((Xi-MX)2P(Xi))1/2
σ是仅统计Xi<MX或Xi>MX。用σ、σ-比较风险大小虽然简单，概念明确，但σ-为某一物理量的绝对量，当两个比较方案的期望值相差很大时可比性差，同时比较结果可能不准确。为了克服用σ-可比性差的不足，可用其相对量作为比较参数，该相对量定义为风险度FDi，即标准差与期望值的比值(方差系数)：
FDi=σi/MX=σi/μi
风险度FDi越大,风险越大，反之亦然。风险度不同于风险率，前者的值可大于1,而后者只能小于等于1。
④离散状态组合法
此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给出各风险变量的离散型估计值；然后按照概率组合原理由这些离散的估计值来推求结果出现的大小及其可能性。该法属穷举的范畴，当风险变量较多，且每个风险变量的离散状态个数较多时，就存在“维数灾”。但在风险变量个数较少，每个风险变量内有发生或不发生两种状态即三项分布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分析风险十分有效。
（2）基于马尔柯夫过程的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入库径流过程一般服从于马尔柯夫过程(马氏过程)。马氏过程是一类变量之间和相互关联影响的非平稳随机过程,其基本特性是无后效性。因此可用马氏过程状态转移概率来推求水库调度中风险变量相互影响的风险率计算问题。用马氏过程已成功地推求了水库调度方案的发电可靠率(保证率)。
（3）蒙特卡洛模拟法（MC法）
此法是目前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投资风险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将影响工程经济效果的风险变量依各自的分析分别进行随机取样，然后用各变量的随机值来计算经济评价指标值，这样对每个变量随机地取一次样就可以计算出经济评价指标的一个随机值，要作出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其实现的累积概率的关系曲线，需要多次的重复试验，且随随机风险变量的增多，其重复模拟计算的次数也要增多，需借助计算机进行计算。另外，这种方法难以解决各个风险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且要求给出各个风险变量的概率分布曲线，在统计数据不足时难以实现。MC法可以考虑随机变量各影响因素，但计算量大且结果未必一定精确。所以，在有其它简单方法时，一般都避免使用MC法，或以此法作为一种对照。
（4）模糊数学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如径流、用水、库水位变化等，常模糊不清，具有明显的模糊现象和特征，因而用模糊数学进行风险分析是非常适宜的。
（5）一阶二次矩法
此法的步骤是先选择一理论分布族g(y)=g(y,θ)来逼近Z=f(X1,X2,…,Xn)的概率分布，然后用泰勒公式将Z在(X1,X2,…,Xn)的均值(μ1,μ2,…,μn)处展开，舍去二次以上的高阶项，这样近似求得的二阶矩，进而估计参数。
一阶二次矩法未考虑有关基本变量分布类型的信息，因此不能用概率指标合理反映结构的可靠度，实际上变量的分布类型对可靠度是有影响的。本法只适用于线性方程，当状态方程为非线性时，在中心点处取线性近似，因此可靠度指标是近似的。由于状态方程在描述一个问题时，因方程形式不同，其可靠度指标的近似值也不同，无法保持不变性是该方法的最大弱点。
（6）极限状态法（JC法）
JC法是一阶二次矩法的改进，该法适用于随机变量为任意分布的情况。其基本原理是：先将随机变量的非正态分布用正态分布代替，对于此正态分布函数要求在验算点处的累计概率分布函数(CDF)值和概率密度函数(PDF)值与原来分布函数的CDF值和PDF值相同。然后根据这两个条件求得等效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后用一阶二次矩法求出风险值。
（7）最大熵法
最大熵法的基础是信息熵，此熵定义为信息的均值，它是对整个范围内随机变量不确定性的量度。信息论中信息量的出发点是把获得的信息作为消除不确定性的测度，而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函数描述，这就将信息熵和广泛应用的概率论方法相联系；又因风险估计实质上就是求风险因素的概率分布，因而可以将信息熵、风险估计和概率论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先验信息(已知数据)构成求极值问题的约束条件，最大熵准则得到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应用最大熵准则构造先验概率分布有如下优点：①最大熵的解是最超然的，即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求解，解必须和已知的数据相吻合，而又必须对未来的部分做最少的假定；②根据熵的集中原理，绝大部分可能状态都集中在最大熵状态附近，其预测是相当准确的；③用最大熵求得的解满足一致性要求，不确定性的测度（熵）与试验步骤无关。
最大熵法的计算量小于蒙特卡洛法，需要进行许多数学推导，计算较复杂，所以通常只应用在大型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中。
3结语
目前，风险分析的方法已有多种，它们在考虑因素、输入信息、计算量以及适用对象上各有不同，进行汛期水库调度风险分析时，应结合本领域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特点，比较和改进现有的方法。洪水调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因而还要积极拓展其他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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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信贷风险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210-02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基本内涵，是指在日常信贷工作过程中预测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和分析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控制风险，用最经济合理的办法综合处理风险(包括降低和避免风险)，最大程度地保障信贷资金的效益性，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下面，笔者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进行探讨。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定义及分类
1.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定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因不确定性因素使借款人不能按约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引致信贷资产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或概率。
信贷风险管理是指银行通过对信贷风险的识别，并选择相应的手段，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安全效果的过程。
2.西方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分类。西方的信贷风险管理起源于保险，根据贷款风险结果可否保险，分为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1）静态风险。静态风险又称之为纯风险，主要指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它只有风险损失而无风险收益，一般不可回避，风险承担者不得不被动防御。由于是源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静态风险基本符合大数定律，一般是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其发生概率，因而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来承担风险损失。
商业银行只要发生信贷业务，就必然面临静态风险，此时商业银行可通过保险的方式对风险进行转嫁，从而降低信贷风险，减少信贷损失。（2）动态风险。动态风险又称之为投机风险，主要指商业银行贷款决策失误或借款人经营管理不善或经济环境的改变和市场各种行情波动等因素引发风险的可能性。由于其发生的概率和每次发生的影响力大小都随时间而改变，这种风险难于计算和把握，一般社会保险不对此承担风险。动态风险只能由商业银行和其借款企业共同承担。
3.我国贷款风险的五级分类法。贷款风险分类指银行综合所获得的各种信息，并运用最佳判断，根据贷款风险程度对贷款质量作出论证，它不但包括结果，也包括过程。近年来，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在比较研究各国在信贷资产分类方面做法的基础上，要求商业银行按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五类，即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
商业银行实行风险贷款五级分类，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需要，也是商业银行自身稳健经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客观上也有助于培养健康的信贷文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在我国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往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原因，又有银企关系，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及相关各部门的原因。综合起来，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性原因。商业银行是信贷活动的主体，其自身的经营性原因和具体操作失误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自身对信贷资产风险的产生、发展缺乏一整套完整、健全、科学的管理与防范体系，内控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制度执行不严格，缺乏严格的信贷资产质量监管制度。加之，由于经营管理人员和具体经办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放款缺乏对贷款企业及项目审查，加上责权利不对称，形成信贷经营风险。
2.信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信贷经营活动中，企业在贷款申请材料中故意隐瞒甚至谎报其投资项目的风险信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贷款，而商业银行若不能力争获取详尽的资料及信息，就不能排除贷款决策的潜伏风险。
3.信贷风险识别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识别机制不健全，没有对信贷风险准确评估，这反映了银行对信贷风险缺乏判断力。
4.其它原因。信贷风险的形成，还会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行政干预、企业机制不健全和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及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商业银行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大量存在。
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程序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是为了正确识别和认定信贷资产的经营风险，建立并强化风险的防范、控制和补偿机制，降低信贷资产风险，减少信贷资产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信贷风险管理程序一般包括收集数据信息、核实并整理信息资料、分析信贷风险，并作出管理结论。
1.收集数据信息。根据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目标，信贷人员要收集分析所需各种信息和数据资料。一般信息收集内容有宏观经济形势信息、行业情况信息、企业内部数据，如企业市场占有率、销售政策、产品品种、有关预测数据等，以及对信贷风险分析起重要作用的企业财务报表。但财务信息只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在某一时期的结果，能部分地反映造成当前结果的原因，但并不反映经济活动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能全面揭示形成原因。因此，需要分析者收集相关资料信息。信息收集可通过查找资料、专题调研、座谈会或有关会议等多种渠道来完成。
2.核实并整理信息资料。对于收集到的信息资料，首先核对和明确信息资料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所收集到的资料相互间是否有较大出入。如果证明企业财务报表中重要数据不真实或有重大出入时，应该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提出怀疑，放弃投资或借款给该企业。以下所介绍的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都是以提供和使用真实的信息和资料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在进行银行信贷风险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信息的真实性。
3.分析信贷风险并作出结论。由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在作出信贷风险分析结论时，要根据信贷风险分析目标和内容，评价所收集的资料，寻找信息和资料数据间的因果关系，联系企业客观环境情况，解释信贷风险形成的原因，揭示企业经营成绩和失误，暴露存在问题，提出分析意见，探讨改进办法与途径。
四、信贷风险分析内容及方法
1.信贷风险分析内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基本面风险分析、系统性风险分析、财务风险分析、担保风险分析等方面。（1）企业基本面风险分析。在这一部分，信贷风险分析人员应分析客户基本情况、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组织结构、企业类型及业务经理人员的情况及其附属机构的情况，还要对借款用途、生产利用效率、融资能力、信用记录情况进行分析。（2）系统性风险分析。主要分析该企业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对其产品未来发展前景作出判断。（3）财务风险分析。财务风险是由于公司筹措资金时举债而引起的风险。对公司的财务风险分析主要对企业的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进行风险分析。（4）担保风险分析。主要对作为企业第二还款来源进行分析，对保证单位偿还能力进行分析，对抵押品、质押品进行准确评估。
2.信贷风险分析方法。对银行信贷风险分析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法是指预测者根据已有的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凭借自己个人的经验和分析判断能力，对未来变化趋势作出分析判断，确定预测值；定量分析是指利用有关历史数据，通过数学模型，对未来作出预测。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信贷风险分析也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因此在定量分析的同时，要作出定性判断，在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和判断。在进行分析时，既要掌握分析目标所需指标的资料，又要了解相关指标的因果情况；既要收集企业内部的报表资料，又要掌握企业环境的变化情况；既要有客观数据资料，又要有文字意见资料。（2）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所收集到的信息资料，特别是财务报表资料，一般是过去情况的反映。因此，要时刻注意数值的时间性，在弄清过去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情况下的可能结果。要联系企业和投资者、决策者的实际情况，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提出建设性的分析意见。（3）抓住重点、综合分析。在进行信贷风险分析时，往往一两个指标不能说明问题，既要对指标本身的数值进行分析解释，又要对该指标数值对其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解释。企业的经济业务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要通过综合分析判断，得出分析结论。
参考文献：
1.章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圣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研究.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董谭玖.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关键词：风险态度；信贷配给；风险成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309229）。
作者简介：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创业农户金融研究；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149-06收稿日期：2013-03-21
一、文献综述
信贷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户是否存在着信贷配给？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程郁等（2010）认为中国农户中有借贷需求的比例超过70%，农户的信贷需求缺口占其贷款需求的56.72%。已得到贷款的农户中绝大部分也面临着严重的“服务配给”和“数量配给”（杨俊，2010）。朱喜等（2010）研究发现信贷配给是否存在与信贷用途有很大的关系，农户信贷用于农业投资时不存在信贷配给，若用于非农投资时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钟春平等（2010）通过对安徽省的研究也表明了农户不存在着明显的信贷约束，绝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得到满足。Subhash 等（199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农户获得的供给信贷充足，农户获得借贷少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另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霍学喜 等，2010），对于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甚少。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问题明显异于欠发达地区，农户风险态度会对信贷配给程度以及信贷用途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行为。马小勇等（2011）认为农户风险规避特征对正规信贷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非正规信贷约束产生负的影响；程郁等（2009）也认为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提高了农户感知的信贷成本导致其信贷获取预期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
二、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约束的理论假设农户风险规避的特征决定了其偏好保留确定性收入，而尽量回避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信贷约束表现为需求风险型信贷约束，当通过制度化的信贷约束与农户风险规避偏好联合作用，形成了收敛信贷需求的机制，加强了农户信贷需求的压抑性选择偏好（程郁 等，2009）。
假设1：农户风险态度规避性越强，对风险成本的补偿要求越高，越容易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对于风险爱好的农户来说，可能受到的需求型信贷约束较小。
三、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描述性分析对于农户风险态度的度量，主要有基于N-M模型的直接法和间接方法（等价物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等价物（ELCE）和风险产出（ELRO）通过访谈法或者实验法引出调查对象的风险态度。考虑被调查者回答问卷能力、风险态度分布以及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基础上，本文采用ELCE方法获取农户的风险态度。
在ELCE方法中，等价物是利用风险产出与效用价值匹配得到。假定农户如果出现最好的风险产出其效用值是1，出现最坏产出的效用值是0，二者出现的概率都是0.5。离散支付的风险前景用（x1，x2，…，xn；p1，p2，…，pn）来表示，其中xi表示第i个支出，pi表示第i个支出的概率，且∑ni=1pi=1。首先询问农户在一个最好的风险产出与最坏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确定等价物）与两种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然后再次询问农户在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使得其效用价值与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这个过程一直到所获得数据足以能够引出该农户的风险态度为止。
对于信贷约束的测度，本文通过设计问题：“是否需要信贷”、“若需要信贷，是否得到了全部金额”以及“是否主动申请、申请后放弃、申请被拒绝”。如果农户选择不需要信贷或者需要信贷且得到全部金额定义为不受信贷约束；如果农户需要信贷且没有主动申请或者申请后自动放弃定义为需求型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地区是中国比较发达的张家港市，其在农业方面存在着规模经济与个体农户经济并存的特征，存在融资需求的强烈动机。首先确定样本总量，再根据各镇农业人口总量确定各镇应调查的农户数量。然后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第一阶段在各镇随机抽取村庄，第二阶段随机抽取已抽中村庄的农户。调查是在张家港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协助下，由西南大学学生于2011年7～8月份进行的。调查问卷涉及农户特征、农户风险、农业特征、地理因素以及农村金融等。共调查244位农户，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37份。
1.样本农户风险态度分布
样本农户中，农户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者分别为32.06%、35.44%、32.50%。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户是风险规避者，但调查表明三种风险态度的农户比重趋于一致。农户的风险态度与财富有着密切关系，样本农户所处的发达地区总体上经济状况比较好。
2.样本农户特征
从农户的年龄、最高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分析发现，农户平均年龄41.46岁， 30～50岁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2.70%。农户总体教育水平较高，平均教育水平高中及高中以上农户81.01%。家庭经营收入1万元以下的占到2.53%，农户家庭经营平均收入7.23万元，10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23.63%。以上数据说明，张家港市农户受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家庭经营收入比较富裕。
3.农户信贷行为分析
调查表明农户信贷主要来源民间资本，亲戚或朋友是其资金的第一来源，达到99户。选择金融机构58.88%，高利贷5.92%，其他信贷来源4.36%。说明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友情借贷，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较高、手续复杂，以及信贷风险较高导致了信贷需求供给双方强化了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从信贷期限看，主要集中在6～12个月和1～3年，即中短期贷款（51.79%）。信贷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7.18%，信贷期限在5年以上的7.18%。样本农户信贷额度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达到61.42%。其中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18.78%，信贷额度在5000元以下的只有17.26%。
4.农户信贷配给类型
参考赵丙奇（2010）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析，表1显示了样本农户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布状况。
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55.70%。其中，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的主要是由于害怕失去抵押物以及对投资机会前景的不乐观而导致的风险配给50.75%；其次是由于利率太高而产生的未借贷配给程度达到44.69%。
5.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调查表明，当农户为厌恶风险者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用途是供子女上学、看病和建房子，其次是婚嫁丧葬、日常开支。从信贷配给程度看，分别是供子女上学11.39%、建房子10.54%、看病10.12%。可见，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来说，生活性信贷受到的配给程度相对较大。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做生意、购买农机、买车等投资性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需求绝对数量不多，但配给程度比较严重，说明农户有着强烈需要利用投资改善生活状态的需要。从风险偏好者来看，信贷用途主要是做生意、买车和建房子。总体上，风险偏好农户信贷配给相对较低，信贷配给主要是投资性信贷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性信贷。对于风险态度中性的农户来说，信贷的主要用途是建房子14.34%、做生意11.81%、买车10.12%；从信贷配给的绝对数量看，买车6.32%、做生意5.90%、建房子5%；从信贷配给程度看，饲养种植77.78%、农产品加工75%、购买农机66.67%、买车62.5%等用途受到的配给比重较大。对于此类农户，信贷配给主要表现在投资性信贷用途上。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假设2。
四、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的计量模型
（一）模型选择及相关说明
（二）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计量结果
（三）不同风险态度下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从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关系看，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信贷配给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是显著的；风险规避型农户的信贷用途中基本生活型信贷对农户的信贷配给影响最大，达到0.8785；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是投资型时，信贷配给达到0.2106；风险中性农户趋向投资时其配给程度达到0.0699，但是这种影响不显著。可见，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其信贷配给的影响程度不同，与理论假设2相符。这主要是由于风险态度与农户的财富有决定性的关系。一般来说，财富越多的农户其风险态度更多表现为风险偏好型，此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规模收益，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改善性生活的信贷需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信贷配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有高度的显著正向关系，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农户的风险规避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严重，进而对农户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密切相关。风险规避型农户基本生活型信贷配给较大；风险偏好农户投资型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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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CU护理；集中分析理论；护理风险
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把危重病人集中起来，在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给予最佳保障，以期得到良好的救治效果。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是一个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动态系统，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好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而集中分析是对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系统进行辩解认识。文章对ICU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了解护理风险、减少护理事故的发生，从而全面提升护理质量。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ICU现有床位50张，配备先进的诊疗、监测设备，主要收治多发性创伤、重症感染、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老年危重患者及围手术期危重患者。
1.2集对分析方法
1.2.1护理风险集对与联系度
集对分析理论将护理风险看作是一个确定与不确定的系统，从风险等级之间联系与转化的同一度、差异度和对立度3个方面进行分析。假设给定2个护理风险集合A和B，组成集对H=（A，B）。在分析护理风险大小时，对集对H的风险分析指标展开分析，共得到N个护理风险分析指标。其中有S个护理风险分析指标为集对H中的集合A和B共同所有，在P个护理风险分析指标上集合A和B相对立，在其余的F=N-P-S个护理风险分析指标上既不相对立，又不为这2个集合共同所有，称比值S/N为这2个集合在问题W下的护理风险分析指标系统同一度，简称同一度；F/N为这2个集合在问题W下的护理风险分析指标系统差异度，简称差异度；P/N为这2个集合在问题W下的护理风险分析指标系统对立度，简称对立度。
集对H=（A，B）的护理风险分析系统联系度为
μ=a+bi+cj （1）
式中，a=S/N（同一度）；b=F/N（差异度）；c=P/N（对立度）；i为差异标记符号或相应系数，取值区间为[-1，1]；j为对立标记符号或相应系数，规定取值为-1。如果考虑护理风险分析指标权重，则护理风险分析系统联系度为：
式中 为护理风险分析指标的权重，可由层次分析法确定。
1.2.2护理风险集对势
护理风险集对势主要是反映了2个护理风险集合的同异反联系程度。当联系度A+bi+cj中的C≠0时，称同一度a与对立度c的比值a/c为所论集对在指定问题背景下的集对势，记为SHI（H）=a/c，体现护理风险等级之间关系。其中，a/c>1为同势，即ICU护理风险处于“风险高”等级比处于“风险低”等级趋势大；a/c=1为均势，即ICU护理风险处于“风险高”等级与处于“风险低”等级趋势相同；a/c
1.2.3ICU护理风险分析步骤
1.2.3.1指标权重及专家权重
指标权重指每个指标对系统的贡献大小，专家权重是指由于专业、工作经验、职称、职务、评审档案等因素对打分的影响。指标权重与专家权重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
1.2.3.2 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等级
考虑到μ的取值范围为[-1，1]，本文采用“均分原则”将其分成3级论域：“风险高”（0.33，1]，“风险中等”（-0.33，0.33]，“风险低”[-1，-0.33]。
1.2.3.3 ICU护理风险分析结果
考虑指标权重时，计算式为：
式中W为专家权重矩阵；R2为同异反三元分析矩阵，通过式（2）计算；E为联系分量矩阵。
二、结果
分析结果如下：①对i取值分析。由于i在区间[-1，1]不断变化，因此，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所属等级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当i=-1，j=-1时，即ICU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操作技术有所提高、填写护理记录更为认真等，得到μ=-0.48。因此，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处于“风险低”等级，即风险等级由“风险中等”转化为“风险低”；当i=1，j=-1时，即ICU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操作技术有所下降、操作态度变差等，得到μ=0.38，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处于“风险高”等级，即风险等级由“风险中等”转化为“风险高”。②集对势分析。针对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SHI（H）=0.84，可知ICU护理风险瞬时态势属于反势，即护理风险整体发展方向：向“风险低”等级转化较向“风险高”等级转化趋势大。
三、讨论
集对分析理论具有解决动态性问题、模糊性问题等优点，而ICU护理过程中，由于患者病情、护理人员技术、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多变性决定了其不是一个静态系统，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本研究结合集对分析理论特点，从多个角度对ICU护理风险进行分析，获得了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属于各个风险等级的程度，合理、可行；针对ICU现场情况，聘请科室内护理人员组成专家组，对其护理风险分析系统进行现场评分，得到了ICU某一时刻护理风险联系度；根据联系度含义，结合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形可知，该系统有可能从等级“风险中等”转化为“风险低”，也有可能从等级“风险中等”转化为“风险高”。本文建立的ICU护理风险分析系统涉及多个指标，任一指标变化都会使取值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风险态势变化。
护理风险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ICU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利用集对分析理论能解决动态性问题的优势，以一定时期为周期进行ICU护理风险分析；根据风险等级高低，不断总结护理风险中存在的问题，为ICU提高护理水平、减少护理风险指明了改进方向。
论文摘要：在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论说，得出其范式变革的3个基本路向：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究竟应怎样看待“现代性”，应怎样看待“发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持续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在当前众多的现代性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中，贝克、吉登斯等学者所阐述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在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解释现代社会本性及其发展的新范式。批判地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范式变革，借鉴其变革路向，可以促使人们在面临纷至沓来的理论思潮冲击时，更为审慎地抉择发展和现代化的方向。
一、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
风险社会理论以社会学的方法探究现代社会，寻求范式的创新，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经典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范畴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所处的现实场景是“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它的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生产的财富是怎样通过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已构成现代性在当代的主要“阴暗面”，并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风险社会”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面对的生活情境，它将原有的中心论题变换为：作为现代化一部分之系统地生产出来的风险怎样才能被避免、减弱或疏导?如何使其既不妨害现代化，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风险社会理论据此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和框架，已无力解释新的社会变化，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观念障碍。那么，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及其框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不适应症状呢?按照贝克的说法，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在其3条基本原则上出现了问题。
一是地域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社会行为需要附着于地域上，地域的远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远近。经典社会学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但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应用之际，完全是未经质疑的。在一个交往日益网络化的现代世界中，经典社会学愈发显现出一种地域上的偏见。
二是社会集体性原则。该原则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决定，并且无法选择环境。这对经典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家庭、阶级乃至民族等概念都是因之设想出来的。然而，伴随现代社会的分化与个体化的进程，集体环境会愈发依赖个人的自我界定，关于既定的集体环境的想法也就会烟消云散。
三是进化原则。该原则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将按照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取得进步。经典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原则立足于西方，意味着一种功能上的成就，一种较高程度的社会化，一种高于其他社会化形式的独特之处。持有这样一种进化上的偏见，社会学便既不能作思考，也不能组织。
毋庸置疑，上述3条原则展现的核心范畴——民族国家、集体(阶级、家庭、民族)和进化(进步)及其相互关联——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的这些在以往看来似乎不可动摇的理论，因其前提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地位而失去往日的解释效力。这是因为现代风险已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自然和传统的彻底除魅将现代人类抛入风险社会之中。曾经主宰现代科学、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工业社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连同它创造的神话已经被消解，风险的全球化、个体化、不确定性成为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缺乏对这种变化的理论自觉，社会理论就无法说明这个时代。正如贝克所说：“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与进步的观念和技术变迁的稳定性保持着联系。”。他还尖锐地指出：“即使常规社会科学做了再多高度复杂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还是摆脱不了循环论证。通过使用一些旧的范畴(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民族国家等)，它们想当然地得到了它们实际想要证明的结论：那就是我们仍旧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常态’世界中生活、行动和死亡。”
经典社会理论属于工业现代化时代，在全球风险时代，它必须被超越。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范式的变革。正如贝克所言：“这种变化的根源植根于迄今的现代化动力的框架中，但它同时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造成了一种范式的变化，促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阐发出新的概念，同时发展出新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以便为这种挑战寻找到合适的答案。”llJ2有鉴于此，贝克等人认为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明出新的概念框架，或给旧的概念框架作出全新的解释，充实以全新的内容。与经典社会学理论相对应，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替换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传统范畴：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替换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用新形式的个体化取代曾经占据核心地位的阶级和家庭；用风险观念解构“进步”的观念等。风险社会理论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颠覆，较为准确地勾勒出现代性发展的当代特征，为人们反思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平台，有助于打破僵化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促进社会理论框架、范畴及相应的实践机制的创新。
二、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
如果说风险社会理论对经典社会学理论框架的颠覆，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如民族、阶级、家庭、性别等问题，那么，当其理论反思深入到理性、科学、发展等观念时，就是在向启蒙现代性宣战了。在风险社会理论之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已经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危机，并对启蒙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但是，两者破解现代性问题的方案选择却大相径庭。在现代主义看来，启蒙现代性的确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结；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具有普世的、永恒的价值，全球化时代依然需要这个传统；启蒙现代性需要解救，而且可以实现解救；启蒙现代性的危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不断地得以克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问题的总根源就是理性和主体的专制，因此必须对启蒙理想进行彻底的颠覆和解构；启蒙现代性的终结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者说，现代性的终结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前提预设。当然，后现代性理论的评说重心仍旧是现代性问题，但那也只是为了批判现代性，而不是解救现代性。现代社会正经历着重大转型，社会风险也大量出现，风险社会理论另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概念和言路开始现代性问题的探索，提出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均不同的判断和见解。
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言路关于现代性已经终结的判断。它认为，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在它的激进发展中得到重新建构，风险社会就是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没有告别现代，而是在走向另一种现代。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更加普遍化了”贝克也提到：“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概念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社会概念形成对照。”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主义表达了一种悲观意识，它不仅不能回答人们日常如何生活、以何种方式生活的最基本问题，也无从驾驭社会变化，而且还会阻碍进行自我创新的尝试。“因为取代有限的进步乐观主义的，是一种随意性，就是说发展是无法预见的、无法控制的和不确定的。这样一来，就难以确定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是否会因为它带来的阴暗面而受到质疑，以至于关于正面的收益、成就的想法也会因此而消失殆尽。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否定，而不是现代主义所言的解救。按照贝克的说法，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社会等同，是现代化理论构造出来的文化神话。事实上，工业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其中隐藏的反现代成分，并不是前现代的封建残余，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启蒙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使得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不仅未被克服，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强化。工业社会并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性原则，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内部出现了断裂和对抗，工业社会的现代性草案被否决，一种新的现代形态出现了，即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声无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元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对于现代性而言，这是一次机会，“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要在风险的时代重新确立现代性原则，需要的是范式的彻底变革。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对启蒙现代性的反省有意避开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它试图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分法，从描述现代化过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工具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既倡导异质和多元，又不放弃用理性的方式进一步推进现代性的努力，主张理性的激进化和“第二次启蒙”。正如贝克所说：“启蒙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或理念，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动态，在其中批判、自我批判、反讽以及人文都扮演着中心角色。当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把‘理性’视为‘话语’和‘文化相对主义’时，我提出的‘第二阶段反思现代性’的概念暗示着，生活在一个人为制造不确定性的全球时代，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性。”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力求使现代化转向自身，理解自身，展现为不断开放的过程。它旨在深人当代社会的内部，向启蒙现代性提出挑战，并寻求建构适用于现代性转型的社会理论。它反对实用主义的接受现实，也反对坚持启蒙主义的乐观态度，更不同意犬儒式的悲观主义，它展现出的态度是如吉登斯所说的“激进的卷入”和“实践性搏击”。应该说，风险社会理论的言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人们而言，尤其是富有教益的。
三、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带来的转型压力，不仅要反思现代性的形而上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探寻现代社会的现实出路。这一课题的解决必然涉及人类的政治生活，现代性批判也必然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显而易见，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涉及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它关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分配问题，尤其关注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的核心议题转换，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其风险政治学的论述。也正是因为对于当代社会风险品质的体悟，对于两种不平等范式的区分，促成风险社会理论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和传统。那么，在现代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光谱中，风险社会理论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中国学者刘小枫在对现代性社会理论进行评述时，曾用了这样的标题——“激进左派、激进右派与风险社会”。按照他的分析，贝克的“风险社会论”是一种历史地反省现代化理论，承继韦伯和卢曼的社会思想路线，拒绝非理性的浪漫式知识反应。韦伯的社会理论传统是保持反省的理性状态，知性地把握现代性的危机。卢曼的社会理论路线主张对现代社会的冲突予以社会学的把握，而不是道德化的把握。道德化论证使冲突各方难以进入交往的社会角色，激化社会冲突。现代社会的种种冲突的每一方，都多少有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和自然权力，从而削弱了政治冲突的道德性。这是他抵制激进的社会批判的理由。他还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不再由天命来承担，由神意来担保，而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来负担。这一负担的艰巨性也往往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所轻视。与韦伯和卢曼的传统相联系，贝克突出风险社会的政治含义，隐含着一种社会理论的态度：群体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了，风险成为社会的结构品质，政治立场的冲突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时代精神的危机所采取的冷嘲挖苦式的批判态度，是在丧失距离地加强危机。社会批判固然源于对社会生活危机的确认，但问题是，如何从社会理论来理解、把握时代生活的危机，要求社会理论深化其自我理解。在刘小枫看来，从韦伯、卢曼到风险社会理论构成了不同于激进左派、激进右派的独特传统。对于上述分析结论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演化谱系中，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确是沿着韦伯以及后来卢曼的分析理路继续前行的，卢曼早期的社会理论延续了韦伯的传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卢曼将韦伯的立场，通过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传递给贝克和吉登斯等人，并最终在风险的话题中实现了汇合。卢曼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在其后来对风险的研究中同样是非常鲜明的，他拒绝以激进的姿态来研究“风险”，而是将“风险”作为社会学论题，立足其社会系统论，继续展开风险议题的讨论。贝克和吉登斯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风险社会理论所阐述的风险社会观以及自反性现代化的主张，与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均自觉地保持着距离。
毫无疑问，风险社会理论对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结构持有激烈批判的态度，但是激烈批判并不一定意味着激进的政治态度。与人们熟知的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者后现代的理论相比，风险社会理论所选择的批判路线是不同的，既非“左”，亦非“右”，当然更不是保守。风险社会理论拒斥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试图超越激进左翼与右翼的两极化理论立场，是基于对风险社会的认知和判断。风险社会表明，传统的左与右、公与私的政治，已经被生与死的政治所超越和代替。为了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风险社会理论学者以风险和风险社会概念为基础，把反思现代性的视角转向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力图重新定位公民个体的自我实现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诸如“亚政治”“生活政治”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范畴以代替激进的“解放性政治”。吉登斯就是在此语境中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他认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风险社会理论范式对于左与右的超越，才会有解决现代性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范式的实践性操作。
关键词：风险观；灾难人类学；自然―结构―文化；风险认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55-04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各种灾害风险更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在当今社会，洪水、旱灾、地震、飓风、海啸、矿难、空难、环境污染、核泄漏、大规模恐怖袭击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灾难与风险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如不同维度的风险社会理论[1]、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研究[2]、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灾难学，[3]灾难人类学更是异军突起，对灾难与危险进行独特研究。[4]然而，从国内已有的风险与灾难研究文献上看，不同学科之间未建立起必要的对话机制和跨学科研究，学术概念不统一阻碍了不同学科的对话。
在此态势下，如何全面理解、认知和应对“风险”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梳理社会理论中关于风险的认知，探讨人类学家如何认识、理解风险；并试图构建灾难人类学的风险认知图景，以扩展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三种传统风险观的比较
在风险管理方面，ISO风险管理标准《ISOguide73：200险管理术语》中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effectofuncertaintyonobjectives）。这是一种技术性取向的理解，试图通过计算风险概率以控制风险；还存在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取向的理解，将风险看作是一种社会后果。[5]“广义地讲，风险是指一切对人及人所关心的事物带来损害的事件与行为的可能性。风险的实质是其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既源于风险事件与行为本身的随机性，也源于我们对风险影响理解与把握的不确定性。”[6]
对社会风险的认识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持客观主义观点，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而玛丽・道格拉斯等认为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未增多或加剧，而只是被觉察、被认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7]对此，一些学者认为风险本身就是客观和主观的综合体，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既要研究民众的风险意识，也要研究中国的风险现实。[8]可见，风险是当今社会理论的重要论题。
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指出，经典社会理论必须面对三个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和现代性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仍需直面上述三大问题，出于对现代性和当代社会秩序的反思性思考，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以及尼古拉斯・卢曼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基础上，风险社会理论成为当代重要社会理论之一，并成为当代哲学思考的重要议题。通过对风险社会文献研读与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存在以下三种风险观念：即自然主义风险观、结构主义风险观和建构主义风险观。
（一）自然主义风险观
从历史角度看：在原初社会中，人们以狩猎、采集为生，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对自然具有一种崇拜和敬畏心理，常常是通过巫师祷祝、献祭等方式与自然沟通。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界直接联系，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对自然灾害的经验逐渐塑造了人们自然主义风险观。这种风险观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风险是自然存在的；其应对方式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如迁徙、如传统禁忌等。这种自然主义风险观在农业社会也仍然普遍存在。
从理论方面看，贝克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是暗含风险社会之前的社会是具有自然风险（本能的）、可控风险（机械的）这一预设的。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工业社会相区分，是因为贝克敏锐地观察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出现了断裂，技术风险已经超越传统的自然风险，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自然主义风险观已经无法解释现代社会风险的结构特征。所以，贝克等人赋予“风险”新的概念，认为它表明自然与传统的终结。
（二）结构主义风险观
贝克和吉登斯等人的风险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制度主义风险观，是现实主义风险观，这是从本体论角度的概括。笔者提出的结构主义风险观是从风险认知视角出来进行的描述。
首先，贝克和吉登斯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分，这是结构主义认知的基础范式。吉登斯将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被制造的风险”，贝克也特别强调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的主要影响。其次，贝克和吉登斯都强调技术风险与制度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如认知结构的变化―对未来的思考决定现在的决策，而非基于过去而决策，又如风险分配取代财富分配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逻辑。最后，社会风险在社会结构中放大或缩小，个体化公民被镶嵌于社会之中，独自面对风险。从风险认知角度看，卢曼基于系统环境维度的风险社会理论，也是一种结构主义风险观。
（三）建构主义风险观
所谓建构主义风险观主要是指被感知的风险才是真实的风险这样一种风险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风险分类不一致，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取向的人具有不同的风险观。比如，玛丽・道格拉斯根据阶层/权力分类图式[9]与不同的风险取向的分析，认为等级制度主义文化中倾向于认为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市场个人主义文化中则认为经济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处于社团群落边缘文化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自然风险是最大的风险。[10]他们认为，风险不是一种社会事实，而是一种文化现象。风险分类不一样，因为不同社会的文化感知不一样，故建构出不一样的风险文化。灾害和灾难是通过物质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互构而得以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11]斯科特・拉什在玛丽・道格拉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试图用“风险文化”的概念替代“风险社会”的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可以说，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观超越了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风险观。
三、灾难人类学
目前，人类学对风险的认识与理解主要体现于灾难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之中。灾难人类学将灾难视作社会科学的“天然实验室”，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灾难中因社会、文化和物质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点而完全暴露出来。”人类学研究灾难主要有三种基本视角：一是行为反馈模式，二是社会变迁模式，三是政治-经济环境模式。[4]从现有文献来看，灾难人类学更重视灾难发生后的研究，因而风险概念很少进入其分析架构，但通过社会脆弱性概念以及灾难人类学对灾难原因及灾难预防的理解，可以体会灾难人类学的风险认知。
（一）社会脆弱性
脆弱性是在灾难和风险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但其定义并未得到统一，脆弱性的表现形式也多样，如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态和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但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这一概念的出现使人类学者开始重视灾难发生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相关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分析，而这一转变就是从重视灾难到重视风险分析的转变。
灾难人类学中常用的脆弱性定义是由布莱基（Blaikie）等提供的临时定义：“我们所说的脆弱性，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预期、应对、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和特点。这里涉及的是一套组合因素，它们决定在自然和社会中分立和可区分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人们的生命和生活”。[10]
脆弱性是风险分析的一个有效概念，它使我们看到风险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交织影响中，借由社会意识形态、人口因素、环境特征、经济关系等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发挥影响的。通过脆弱性概念，人类学者能够分析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因为社会结构关系不同，受到同样的灾害的威胁程度不同，其应对方式也不一样，这是一种明显的关于风险的社会分析方式。
（二）灾难原因
当社会脆弱性概念的引入，人类学不再认为灾难仅仅是由自然因素引起，而是在自然―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灾难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不可预测的事件”，不再是中断、突发，不是外在力量的强行介入，而是持续与嵌入，是原有生活的投射。[12]
“在大多数情况下，灾难并非不期而至，而是通过两种因素：一是人口以及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潜在破坏力的因子，两者相结合才产生灾难。这两种成分均嵌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中，并且作为一种进程随时间的推移而展开。当灾害威胁和灾难发生时，它们都成了物质、生物和社会文化系统复杂交汇的表现。”[13]对灾难的理解急需综合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人的社区与行为并非简单地定位于环境。人类学以整体观作为学科领域的标志，提供了一个能够覆盖灾难成因与影响范围的理论框架。
（三）灾难防治
人类学者在研究灾难时不可避免地打开了应用人类学的大门，因为研究灾难不得不涉及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和灾难的防治。在灾难的防治方面，可以看到一些人类学者对风险的认识和应对之道。
首先，人类学强调灾难防治的本土实践。人类学认为同样的灾害对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统一的、规范的现代科学性、技术性的防灾减灾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社区。外来的科学的防灾减灾工作思路要充分了解目标社区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特征，使统一的科学模式能够与本土特征相契合，强调防灾减灾的本土实践。
其次，人类学注重利用灾害应对的地方性知识。在不同的社区生活中，人们在面对各种灾害风险和灾害影响时，逐渐形成了一些在当地行之有效的灾害预防知识与智慧，这是适合于当地防灾减灾的地方性知识。比如，有学者对彝族比尔文献中的灾害防治地方性知识做了分析，认为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有效开展防灾减灾工作。[14]进一步地，张原等敏锐地观察到地方性知识体系必须保持开放性，以维系不断变迁的地方生活世界有序性，否则将“导致地方社会文化结构的脆弱性，诱发各种灾难情景”。[15]
最后，人类学者强调在整体的生活世界中直面灾难。防灾减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能采取碎片化的、项目式的工作方式，而是应在社区的整体生活世界中，从自然、结构、文化以及历史的维度中直面灾难，认识灾难在生活世界中的本来面貌，[16]从而采取综合性的、系统性的防灾减灾方案。
从上述对灾难原因与防治的分析和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人类学关于风险有如下基本理解：其一，风险并不仅仅是一种概率性的偶然事件，它与社会生活环境直接相关；其二，灾难的风险产生于自然―社会系统之中；其三，灾难风险分析需要人类学提供一个整体研究框架。
四、人类学与风险认知
（一）人类学的认知框架
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中，认识人文世界存在着三种基本传统：第一种是受卡尔・马克思影响的强调生产、经济的物质主义观，第二种是涂尔干脉络下的社会结构观，第三种是马克斯・韦伯脉络中的强调文化与意义理解。这三种传统分别注重的是物质环境、社会事实与文化意义，各有侧重又相互影响，传承不绝。我们认为人类学的三种基本传统或者说自然（nature）、结构（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的三种视角，不可偏废，它们共同构成人类学认识人文世界整体框架，这一框架对我们综合认识风险也是极具意义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看到人类学的三种传统都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人与自然”的二分结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人文图景，其风险观念也会明显不同。正如前文所述，在自然主义观念看来，人与自然合一，人完全存在于自然之中，人们对自然的神秘力量保持一种敬畏之心，面对自然风险采取的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反应。在结构主义观看来，人与自然是二分的，而且随着人类技术的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面对自然风险的态度不是敬畏而是采取工程技术防治。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人与自然是互构的，而风险是在人类与自然互构的环境中发生和产生影响的。可见人类学的认知框架对我们综合理解风险大有裨益。
（二）人类学整体观与风险认知
综合上面风险社会理论中自然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风险观，以及灾难人类学对风险的综合性理解，结合人类学“自然―结构―文化”的整体认知框架，人类学对风险的整体认知图景呼之欲出。
一方面，我们认为自然物质、环境生态和身体生命等具自然属性的事物是风险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风险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没有人与自然，风险无从发生，也无从被认知。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以及历史基础等具结构属性的社会事实是风险得以发展变化的基本载体，在不同的人为结构之中，风险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和影响。再一方面，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分类范畴、传统经验等具有文化属性的意义建构是认识风险的知识来源，也是风险应对决策的基本准则，不同的意义建构将导致人们不同的风险认识和风险应对方式。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学风险的整体认知图景。
我们认为应带着人类学整体观的认识视角，从上述自然、结构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认识和理解风险，在理论上加强不同向度的风险认知的对话与理解，在实践上进行纵向历史和横向空间上的比较分析，使人类学关于风险认知的整体图景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中风险认知的基本参考，也能指导不同地区的人们有效应对和防范风险。
（三）民族志调查与风险认知
持续系统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民族志是其田野调查的科学成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往往集中于一个社区，对该社区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较，并能与宏大叙事理论发生关联，展现人类社会的不同面向、贡献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人类学的风险认知图景能综合各个学科关于风险的理解，将之统一于自然―结构―文化的认知框架之中，使我们对风险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风险。人类学也提供了田野调查这样一套独特的方法观察风险实践。
流动性和风险应成为当下人类学的重要课题，[17]人类学者已经认识到灾难是其天然实验室和危机显示器，[4]很多人类学者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关于灾难的民族志调查，如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18]一般都是注重灾难发生时和灾后重建的社区调查，但已开始注意到关于风险形成和风险观念的田野调查。我们期待经典灾难民族志的出现。
五、结语
风险是面向未来的损失的可能性，灾难是已然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风险既是一种自然因素，更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风险理解上，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结构―文化的三维认知框架，使我们对风险有一个更为确切的整体把握。当风险和脆弱性进入灾难人类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视野，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将超越传统风险观，进而为风险认知提供更为基础、更为综合的知识观念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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