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 「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 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4) 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 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 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 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 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 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 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 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 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 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 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 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 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 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 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 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 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 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 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 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 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注释：
（1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 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页95.
（3 ）（4 ）（5 ）（6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 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 、101.
（7 ）《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8-19.
（9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 1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 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43年2 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 月5 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 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 1944年5 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03.
美国到目前还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学校教学工作所遵循的大纲都是由各州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所制订的。(本文从略)
二、层级分明的英国大纲
1988年，英国国务秘书在当时读、写、算基本能力教育的广泛争论的基础上，按合法程序建立了英语工作小组，指定该小组将国家英语课程中对5—16岁年龄阶段学生的教学内容作一介绍，该报告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法定的。英国还根据学生的差异，在制定语文教学大纲时，将听说、阅读与写作三部分内容分别分为八个层级与一个“超常表现”。请看听说达标层级的部分内容。
一级：学生谈论直接感兴趣的事情，听别人讲话并做出恰当的反应。他们向别人表达简单的意思，讲话别人能听得到，并开始在表现观点或讲内容的时候增加一些细节。
二级：学生在听说时表现出自信，尤其在感兴趣的话题上，有时他们意识到听话人需要他人们增加相关的细节，在解释自己的想法时，讲话清晰，用词越来越多。他们通常认真听别人讲话，并做出越来越好的回答，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一些场合正规的词语和语调的作用。
(三级到七级从略)
八级：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有目地地保持并发展他们的谈话，他们组织语言，表达清晰，使用恰当的词汇、正确的语调和强调，在讨论中他们发言多，表现出他们在认真地听，并十分清楚讨论的进展，他们能够在各种场合自信地使用标准英语，根据需要调整语言的使用。
超常表现：学生在各种情境下正确地选择使用语言的结构和风格，根据不同的目的自信地改变词汇和短语。他们主动展开讨论，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发言使讨论持续下去，在讨论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专心听别人说，并能理解不同的和复杂的讲话内容。他们在各种场合和不同目的下都能够自信和流利地使用标准英语。
三、阶段明晰的法国大纲
法国教育部在1996年修订了《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制定了初中四年(六、五、四、三年级)语言教学的性质、培养目标、教学大纲，用以指导教学。大纲主要由适应阶段、核心阶段、分流阶段组成。适应阶段：巩固小学阶段的学习任务，并逐步向中学教育过渡；该阶段为六年级(初一年级)。核心阶段：深化和拓展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可以组织不同的培育模式；该阶段为五年级、四年级(初二、初三年级)。分流阶段：充实学习内容，引导学生走向普通教育、中等技校或职业高中；该阶段为三年级(初四年级)。法国在1998年颁布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二年级与二年级分别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对一年级(高二年级)确定了“中学会考指导”与10门“毕业系列”的学科及其具体要求。
四、要求全面的日本大纲
日本的语文教学大纲是由其文部省统一制定的，是全国编写语言教材和进行语言教学的依据。初中有“中学国文”科教学大纲，高中有必修课“国语1”、准必修课“国语2”、选修课“国语表达”、“现代文”、“现代语”、“古典1”、“古典2”、“咸肉讲读”8科教学大纲。这些大纲所表现的要求比较全面；既重视现代语文的学习，也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既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也重视读写听说语文能力的培养；既强调发展学生的智力，又强调锤炼学生的语感，还强调丰富学生对现代人类、社会、自然的认识；既要引导学生深刻思考生活及人生意义，又要培养学生刚毅的生存意志。
xx，男，46岁，汉族，本科学历，小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现任德阳市孝泉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二、专业技术
2010年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改正自己存在的缺点，工作上团结协作，方法上开拓创新。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不断完善自己。担任六年级安全与生活教学、学校党务、安全工作、群团组织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法制学校创建、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德阳市卫生单位、德阳市文明单位，四川省爱路护路宣传教育示范学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创建等管理工作，牢记宗旨，武装思想，保持先进，尽职尽责，严格自律，创新工作。
模范守纪，以身垂范。我认真坚持政治学习，不断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发扬奋发向上、勇于负责、勤勉敬业的精神，继续加强学习党的十七届三、四、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学习和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诚实守信，团结同志，热心助人，热情服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树立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
追求卓越，创新工作。不断加强学习业务知识，2010年4月，参加了“四川省德阳市灾后重建幼儿园园长培训班”；2010年6月，参加了“四川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2010年7月，参加了“2010年西部十二省（四川）中小学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部级专题”培训；2010年8月，参加了“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培训；2010年11月，参加了“四川省省级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不断更新观念，虚心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向优秀管理人员学习现代科学的管理经验，在管理方面狠下工夫，思想政治工作耐心细致，安全管理，科学规范，做到制度保证，措施到位，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类人员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目标责任，与各类人员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加强日常检查与督促指导，把安全工作抓紧抓细抓扎实，还和二分部教师一起指挥交通，对师生负责，为师生营造安全氛围，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锐意进取，成效显着。勤于学习与施教，勤于思考与总结。创新思路，敢于实践，以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分管党务、安全等工作，开动脑筋，开拓创新、认真负责，扎实工作，规范管理，取得了多项荣誉，爱路护路工作被推荐表彰为“四川省爱路护路宣传教育示范学校”，为学校荣获国务院第五次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成果着述
分管党务工作，被孝泉镇党委表彰为《灾后重建先进党支部》，科学发展观活动受到区委组织部、教育局、孝泉镇党委的高度评价；和全体行政、教师并肩携手，团结协作，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安全稳定、争先创优工作表彰为“旌阳区先进单位”，爱路护路工作被推荐表彰为“四川省爱路护路宣传教育示范学校”，学校被国务院表彰为“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
2010.4.23 《科学育儿 为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基》文章，在德阳市灾后重建幼儿园园长培训结业演讲词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网站”刊登；
2010.5《在美术教学活动中传承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参加旌阳区校本科研课题优秀成果评比获得 “壹等奖”；
2010.5.6 《灾后重建 德阳市50余幼儿园园长受训》新闻稿，在《四川新闻网德阳频道》刊登；
2010.5.14 《德阳：孝泉民族小学开展紧急疏散演练》新闻稿，在《四川新闻网德阳频道》刊登；
2010.7.16 《武大师生灾区传深情 温暖孝泉学子心》新闻稿，在《四川新闻网德阳频道》刊登；
2010.9 撰写论文《探索有效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在德阳市小学数学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德阳市 “壹等奖”。另有多篇新闻稿件被四川新闻网德阳频道》采用，“让廉洁植根师生心田”、“教师礼仪与有效沟通”等博文被“小学教师之家共享教育资源”采用。
四、培养人才
2010年12月16日，参与指导教导副主任黄孝荣在1.3班上的《认识钟表：整时的认识》、杨忠安老师在2.1班上的《观察物体：对称》、张涛老师在3.1班上的《数学广角：搭配组合》教研课，实践新课程理念，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仔细观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成果分享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教学效果好。并对教师进行了《解决问题与小学数学教学》培训讲座，提升教师素质。12月29日，指导美术教师詹雪梅《杯子设计》汇报课，效果好。
五、学术活动
2010.4.16—20日，参加“德阳市灾后重建幼儿园园长培训班”培训；
2010.6.6——10日，参加了在北京中华女子学员举行的“四川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
7月26—28日，参加了在绵阳市举行的“2010年西部十二省（四川）中小学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部级专题”培训；
8月18—20日，参加区师培中心“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培训；
11月5—12日，参加“四川省省级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
六、学习进修
参加了“四川省德阳市灾后重建幼儿园园长培训班”学习，“四川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2010年西部十二省（四川）中小学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部级专题”培训，旌阳区师培中心“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培训和“四川省省级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等，自学了“邓小平、xx、xx论科学发展”等书籍。6月10日，参加了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举行的“四川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及考试，获得了《中国幼教园士》称号；参加了旌阳区师培中心进行的教师师德规范学习培训及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七、奖惩情况
2010.5《在美术教学活动中传承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参加旌阳区校本科研课题优秀成果评比获得“壹等奖”。
2010.6.6——10日，参加了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举行的“四川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荣获“中国幼教园士”荣誉称号；
2010.9 撰写论文《探索有效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在德阳市小学数学优秀论文评选中获得“壹等奖”。
2010.12 法制学校创建和爱路护路工作受到孝泉镇表彰。个人被推荐表彰为“德阳市2010年法制城市创建工作先进个人”。
——记__小学教师李__同志
李__，陕西宝鸡人，1964年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小学高级教师，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初中、小学数学教学，从1992年起，潜心研究小学数学教学。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始终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勤奋努力，成绩卓著，深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她努力探索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在教中研，研中改，积极实践新课程标准，形成了“趣、实、活、新”的教学风格，被誉为“小学数学教坛上的一颗明星”。
她对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勇于开拓创新，探索出了“自学点拨式”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依据“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自主学习的教育理念，合作学习的教育理论”，树立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意识，构建了“学生先自学，教师后点拨”的教学模式，创设了宽松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促进了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教学效果非常显著，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并大力推广应用。多年来，她所带班级学生的数学及格率均达96以上，优秀率均在95以上，一直稳居同级同科第一或全县第一，先后有60多名学生在县级以上数学竞赛中获奖或发表了数学小论文。20__年所代六年级四班68名学生在全县毕业会考中数学及格率96.92，优秀率87.69，平均分94.415，综合成绩93.71，再次名列同级五个教学班第一。
她坚持走“科研引路，教改助教”的路子，截止目前有80多篇教研论文在国家、省、市、县20多家教育教学刊物上发表或获奖。其中《联想转换“五技巧”》、《加强小学数学中的素质教育》、《实践新“课标”做到“四转变”》、《增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度》、《试论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发表在《中小学数学》、《甘肃教育》、《兰州教育》、《平凉日报》、《平凉教育》、《甘肃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小学骨干教师部级培训论文集》等刊物上；《我是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荣获第二届全国教学与管理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试论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荣获甘肃省20__年优秀论文一奖，《增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度》荣获平凉市素质教育有奖征文二等奖；《分数、百分数应用题编题训练》、《转“差”贵在“五心”》等入选《中国教育丛书》、《教坛群英论文集》、《中国素质教育论文集》等书；20__年4月她出版了个人第一部教研专著《学步集》，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收录研究文章40篇，以解题方法的研究为主，兼及素质教育、创新能力、作业训练、“差生”转化、课程标准、教学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下篇收录20例教学设计，全是示范课教案；从这些文章和教学设计中，可以反映出她超前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学思想，灵活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思路，鲜明的教学风格，可以感受到她敢于创新的精神，严谨务实的教学态度和热爱工作、热爱学生的品质。她的这些论文或总结教学经验、或研究教材教法、或进行学法指导、或指导教研教改，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她执教的《加、减法的一些简便运算》、《乘法分配律》分别于20__年6月、20__年12月荣获甘肃省第四届、第六届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大赛一、二等奖，她于20__年10月至20__年1月参加了中小学骨干教师部级培训，承担的跨世纪园丁工程“特级教师计划”专设课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探索总结出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方法，“自学点拨式”课堂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实现了六个转变：（1）从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变为全体学生的积极参与；（2）从以教师的讲课为主转变为教师指导学生自主探索与学习为主；（3）从学生静听转变为积极思维、大胆质疑；（4）从原来师生之间的单向交流转变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交流；（5）从重视结论的掌握转变为对学习过程的理解；（6）从重视对知识的运用转变为对新知识的不断探索与理解。该课题于20__年5月通过市级鉴定,被评为优秀等级,同年10月通过国家教育部鉴定，并颁发了结题证书，该研究成果20__年9月荣获第五届甘肃省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一、及时报道和平教育新闻，让百姓知晓我县教育大事
作为县级文化的宣传口舌，《和平教育》担任起我县教育系统的宣传工作，她从2002年12月创刊以来，几乎每期的头版头条都会报道当月发生的重大教育新闻。如总第2期的头版就报道了两则重大教育新闻：《为了贫困山区的教育——钟木邦书记赖志敏县长关心教育二、三事》、《召开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会议——黄文彬副县长到会并作讲话》。这两则新闻就很好地报道了当时和平县委、县政府十分关心和平教育的发展的事实，让和平老百姓知晓和平的父母官是时刻挂念着老百姓的后代的。此外，《和平教育》也会从不同的侧面报道我县中小学的一些教育新闻，如总第11期的头版就报道《我县举行福和高级中学奠基仪式》的简要新闻，这则简讯让全县人民知晓：2003年12月22日，我县在福和高级中学校址举行了动工奠基仪式。市委书记梁伟发、县委书记钟木邦、县教育局局长王飞向以及深圳福田区政府领导等参加了奠基仪式。
二、适时刊登党的教育方针，引领全县教师紧跟时代步伐
作为县级教育刊物，《和平教育》成了全县教师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她会根据当前的教育形势，结合我县的教育实际，适时刊登一些方针政策。如总第27期的第2版就整版刊登了市教育局苏晖局长的所作的重要讲话——《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创一流校风，争当排头兵”活动动员会上的讲话》，让全县教师知道苏局长的讲话精神。
又如黄伟平局长亲自撰写论文论述文化育人的理念，他分别在《和平教育》总第76期、总第78期、总第81期、总第84期的头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目的是让全县教师真正理解文化育人的内涵：一是文化育人目标：成人成才；二是文化育人理念：以文化的态度育人，以文化的内容育人，以文化的方式育人，以文化的活动育人，以文化的气韵育人，运用所有智慧育人；三是文化育人思路：物质文化打基础，制度文化促规范，管理文化添内力，活动文化创特色，教研文化提质量，精神文化铸品牌；四是文化育人分类：教师文化、学生文化、教学文化、教研文化、课程文化、体艺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服务文化、德育文化、班级文化、社团文化、环境文化、校史文化、创新文化；五是文化育人核心：打造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六是文化育人阵地：课堂课外、校内校外。
三、为教师搭建交流平台，让他们尽显教育风采
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能得到领导和同仁的认可，并且能够在教育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而《和平教育》就了却了大部分教师的心愿。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者。在《和平教育》创刊之初，我就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我的处女作就在总第2期的第4版上发表，这篇处女作是一首小诗，其名为《教师颂》，因为是处女作，所以我终生难忘，下面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当年创作的这首小诗：为了列车飞奔，愿作沙石铺路。为了照亮别人，愿作发光蜡烛。为了后人攀登，愿作永久人梯。为了实现小康，哪怕千辛万苦。当年我拿到教育局寄给我的《和平教育》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有了初次发表文章的喜悦，更增添了我创作的信心。后来我在《和平教育》的总第11期、总第13期、总第27期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教学论文，分别是《用素质教育思想指导作文教学》、《“严”与“爱”》、《让语文课堂活起来》。这些论
文都是我从教10年来所总结出了的初中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它成为在《和平教育》上，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教育教学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与同仁交流自己的教育教学心得。
不仅我有这样的感受，相信绝大部分的教师都有同样的感受。去年我代替教育局办公室发放《和平教育》稿费给我的几位同事时，他们对我讲的一番话足以证明，他们个个都说：“我能在《和平教育》，就心满意足了，万万没想到还有稿费领！”
四、提升和平教育品牌，让《和平教育》走向世界
芳踪漫溯，菁莪薪火开元，四川省宜宾市第八中学校，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高级完全中学。学校创办于194C年，校址位于宜宾市商业街商会会馆。初始校名“宜宾县私立菁莪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次年，迁校址于宜宾市信义街云南馆。1947年，学较迁建到宜宾市长春街（现四川肯宜宾市第八中学A区校址），1950年，学校更名为“宜宾私立菁莪财经学校”。1952年，“宜宾私立逸凡职业学校”并入“宜宾私立菁莪财经学校”，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宜宾财经学校”。1954年，“四川省宜宾财经学校”调整为普通初中，定较名为“四川省宜宾市第八初级中学较”。1960年，学校更名为“宜宾市第三初级中学校”。1982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升格为高级完全中学，定校名为“四川省宜宾市第八中学校”。1998年，学校与“宜宾市第九中学校”合并，校名仍定为“四川省宜宾市第八中学校”。
一、悠悠八中，黉园合璧履新
学校位于宜宾市翠屏区中心城区，坐落在真武山下，紧依岷江河畔，有A（翠屏区长春街11号）、B（翠屏区十八间27号）两个校区，占地面积近46亩，建筑面积19306平米。现有初中3个年纪5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近三千人。
学校现有理、化、生实验室7间，音乐室、美术室、形体房、健身房7问，计算机网络教室5间，各种功能室建设及设备设施、仪器配置，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学校图书室有纸质图书3万余册，电子图书10余万册，供教师、学生选择阅读。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教师书画室、教师阅览室极具儒雅之气；温馨雅致的心理咨询室定期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学校配置了远程教育系统，实现了卫星教育网、教育信息网、校园网三网畅通。2011年，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中，率先在所有教师办公室装备微机，每间教室、功能室、会议室及教研活动室均配备两万余元的微机、投影仪等现代教学设备，实现了学校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全覆盖。学校现已初步建成教师德艺双馨、学生品学兼修、课堂生态高效、课校园儒雅厚重的城市初中品牌学校。
二、名师荟萃，群英纵横布道
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208人，189名专任教师中，有硕士研究生2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毕业生10人，教师学历合格率100%。多年来，学校高度重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长期致力于学养深厚、德艺双馨的教师队伍建没，开展了初中教师校本研修模式的研究；开设了以“转变观念，提升素质”为研修目标，“学堂搭台――研训互动”为研修模式的“宜宾八中教师学堂”；实施名师工程，建立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长效机制，极大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学校现有特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47人，中级教师90人；省级劳动模范1人，市级名师2人，区级学术带头人3人，省级骨干教师3人，市级骨干教师12人，区级骨干教师12人；获国家、省、市、区命名或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德育工作者、骨干教师、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等先进模范人物占教职工总数的70%以上。近年来，教师数十人（次）先后应邀赴重庆、云南、武汉、成都、乐山等省市交流讲学；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竞赛，获全国特等奖2人，全国省市、区一等奖百余项。
三、魅力育人，历练少年君子
学校坚持“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始终把“育人”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素养全面提升，作为“全国德育先进学校”，学校已形成“立足于行为规范，着力于实践体验，着眼于和谐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四化”（生活化、主题化、课程化、个性化）德育模式的初中生德育教育模式，通过富有特色新生军训、系列入学教育活动、主题系列活动、模拟法庭、校本德育课程、“三级备课式”家长座谈会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德育实践活动，培养具有健康身心、健全人格的八中儒雅学生；作为首批“四川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四川省体育传统项目示范学校”、“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学校按照“合格加特长”、“普及加提高”的原则，坚持一年一度的艺术节、科技节、运动会，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艺体、科技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成就自我的舞台，培养才艺双全、情趣高雅的宜八中学生。在市、区艺体比赛中，几乎包揽了艺术及篮球、排球、足球等体育项目初中组冠军，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三年获得了“李宁杯”全国初中男子篮球联赛（四川赛区）冠军。2008年、2009年分获“全国初中男子篮球联赛南大区”第四名、第三名，2012年学校男子篮球队第四次获得“李宁杯”全国初中男子篮球联赛（四川赛区）冠军，并将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初中男子篮球联赛南大区”比赛；学生参加省、市利技创新大赛和中小学艺术人才大赛，获奖等级和数量全市领先；连续两届荣获四川省中小学艺术节合唱比赛一等奖，每年升入部级示范普通高中的艺体特长生人数均居全市前列。
四、高效课堂，雕塑世纪良材
学校坚持科研助推课改，倾力打造高效课堂。近年来，学校教师有数自篇论文在国家、省、市、区级刊物发表、交流；学校先后汇编了《宜宾市八中校本研修文集》1-4集，共收集教师教研论文600余篇。学校现承担着省、市、区级立项课题10个，校级课题10余个，课题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研究形式多样。已结题的《初中教师校本研修模式的研究》、《教育均衡背景下的城乡联动发展模式研究》先后获得四川省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主动探究――分层递进”课堂教学模式研究》获得宜宾市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科研工作的扎实推进，不断为学校课改注入了新的动力，高效课堂建设在富有宜八色的“主动探究――分层递进”模式的基础上，在尝试教学理论指导下正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向纵深推进。2012年5月，宜宾市中被四川省陶研会命名为“四川初中语文学科研究中心”。2012年10月，经过论证宜宾市八中正式与“苏派教育课改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成为该项目重点实验学校，标志着宜宾市八中高效课堂建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四年的高教课堂建设
两年的尝试教学，一年半的小组合作学习，时光不长，却一天一天的见证着学生学习状态的悄然改变，见证着老师专业成长的加速，见证着生态高效课堂逐渐成为常态，课堂悄然变化，学生自主、阳光、合作、交流、展示；老师引导、调控、追问、点拨、指导：课堂明主、和谐、互助、竞争、灵动。学生教师学习工作状态发生积极变化，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成功，教师享受职业幸福，课改成为师生最大的红利，师生焕发生命光彩。
学校升入部级示范普通高中的人数和升学率连创历史新高，稳居全市前列；毕业生被高一级学校录取率均在99%以上。学校毕业生以“勤学善思习惯好、自主学习能力强、综合素质普遍高”获得了高一级学校的一致好评，近五年我们培养了三个宜宾市中考状元（2008年邓梦雨、2010年向倩茹、2012年肖楷），一个翠屏区状元（2009年梁巧），输送了三位宜宾市文理科高考状元生生源（2010兰云柯、李政、2012年梁巧），五位进入清华北大的优秀毕业生（2007年雷昊、2010年兰云柯、李政、2012年粱巧、叶茂源）。
五、儒雅根本，传承菁莪文脉
建校于1940年的宜宾市八中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学校B区有宜宾市唯一的市级保护文物――文庙。2008年，在时代的呼唤下、在区教育局的倡导下，在学校自身发展的需求下，基于学校历史、学校特色项目、学校特色和区域文化确定了学校特色建设为主题的“品学兼优，儒雅通达”，目标是打造儒雅教师、培养儒雅学生、培育儒雅课堂、建设儒雅校园。2008年至今，学校先后投入资金600余万元，使学校硬件建设和校园环境不断改善，标准化、信息化再上新台阶。校史文化、课堂文化、班级文化、楼道文化，课间文化无不彰显着儒雅。“儒雅之道”文化圈，更丰富了“儒”“雅”的内涵和精神宴实质。领导躬行儒稚、教师践行儒雅、学生修炼儒雅已内化于心外显于形，儒雅校园雏形初现。学校被评为翠屏区首批AA级将色学校，特色学校建设经验在市区交流。
六、物华竞秀，地灵蜚声川渝
近两年学校向承担了“尝试教育研究会16届全国年会分会场”，“四川省陶研会初中分会宜宾分会场”，“宜宾市首届提高初中教学质量现场会”，2013年五月还将承办四川省初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共同体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先后接待了北京朝阳区校长考察团、德阳教育考察团、乐山国培班学员考察团、宜宾市人大考察团来校考察。先后迎来了全国著名教育家邱学华、魏书生，知名教育家刘裕权、刘大春教授，苏派教育课改研究中心高翔主任等10余位专家来校讲学。仅在2012年学校先后接待了市内兄弟区县学校跟岗校长、教师200余人次。先后有四川电视台、四川教育电视台、宜宾电视台、华西都市报、宜宾日报、宜宾晚报等多家媒体对我校进行专题报道。近三年，我校教师在宜宾市兄弟区县、乐山、泸州、成都、重庆、云南、浙江等地讲学交流100余人次；先后数十人为省音乐国培班、市英语、生物、地理、语文、数学、化学骨干教师培圳班上示范课。学校积极践行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经区委区政府批准，2008年开始托管翠屏区菜坝镇初中，通过积极的实践探索，托管工作成效显著，菜坝镇初中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得到全方位提升。作为“翠屏区中学第二片区研修联组”八所学校牵头学校，学校秉承八校一体，协同发展原则，求真务实开展教育教学教研工作，片区联动工作成绩斐然，年年荣获翠屏区片区联动评估一等奖，带动辐射作用明显。
辛勤的耕耘，结出累累的硕果。学校连续多年荣获得翠屏区教育教学综合督导评估一等奖；先后荣获“全国德育先进学校”、“全国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先进单位”“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学较”、“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四川省现代信息技术示范学校”、“宜宾市义务教育示范学校”等区级以上的荣誉称号和表彰奖励200余项。
1.1研究对象
主要针对宁夏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各年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以“基本功技能大赛”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查询,将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问卷调查法。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研究。问卷采用现场发放、填写、回收的方式。共发放450份,回收问卷400份,回收率88.8%,其中有效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数理统计法。对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将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借助计算机Excel2003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对调查取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有效的数据信息。专家访谈法。笔者走访调查宁夏的大学负责基本功技能大赛考核的老师及相关专家,针对宁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中期考核”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2结果与分析
2.1宁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近3年中期考核现状分析
2.1.1宁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近3年中期考核完成情况
调查显示,每年的运动人体科学学科、体育教学论学科学生们得完成情况相对较好,运动技能的完成情况相对于理论考试来说相对较弱,学生们的基本身体素质完成情况相对较弱。综合评定靠近合格线人数较多,并且每年综合评定不合格的人数都在逐渐增加。原因在临近基本功技能大赛的同时同学们都积极准备着各类考试而运动人体科学里的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体育教学论里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又是事业编、特岗教师、考研等考试科目里的重头戏所以在该考核内容中体育教学论和运动人体科学的完成情况相对较好。运动技能的完成情况相对于理论考试来说相对较弱,据了解大多是因为大二过后就再无其他课,只有一周两节课的专业选修课。学生们的基本身体素质没有得到有效的锻炼导致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所以完成情况相对较弱。通过表1反应了我校近三年中期选拔考评机制的完成情况督促我们发现问题,并警示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
2.1.2中期考核内容、形式、目标符合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需求状况
从内容上看,中期考核涉及到教学技能、理论知识、技术技能等。对学生未来走向体育教师的岗位奠定基础,但考核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四年级第二学期,通过对400名学生的调查问卷分析,许多学生在二年级结束体育技术课程后,很少进行体能训练,大多数四年级学生体能下降,几乎无法应对高强度的技术考试,必须提前复习和恢复体能。并且对四年级学生来讲,中期考核会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应对考研、公务员、特岗教师等考试,对学生未来就业和身体技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从考核形式看,中期考核要求学生通过试卷和技能方面的测试,但学生将理论和技能相结合的应用能力没有过多的要求,使得学生考核仍然只浮于表面;从培养目标看,中期考核的目标在于培养合格优秀的体育教师,但是中期考核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将运用知识的能力加入考核项目中,例如对学生说课能力进行考核,教案制定的考核等。
2.1.3中期考核考评机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宁夏大学调查分析宁夏大学体育学院当前中期考核出现的问题。
(1)目的不明确。
四年级学生在结束理论课程并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学位论文研究,在进入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对四年级体育教育本科生各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考核和评价,使学院单位和老师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情况,使考试合格的同学顺利拿到学位证并对考试不合格的同学给予惩罚。但是,目前的现状令人担忧,相当数量的学生对中期考核目的并不清楚。宁夏大学体育学院虽然针对每一届毕业生都制定了中期考核相关规定,但四年级学生没有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相当一部分人是一片茫然,不知中期考核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2)意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一般来说,四年级学生对学位论文的开题、学位评审以及答辩工作相当重视,但是对中期考核工作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认为是走走过场,随意应付。有的同学甚至认为应该省略了中期考核这一环节,认为中期考核工作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学生未来就业。
(3)学生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大学招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培养方式的多样化,生源能力参差不齐,加上学生通过紧张的高考,进入大学缺乏自控和自主学习能力,使得部分学生在就读期间浪费时间,荒废学业,体能也在逐年下降。更多学生只是在考试前几天将精力放在考试的几门课程上,而耽误了与学位论文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与自身能力的培养。
(4)考核方式僵化。
笔者对宁夏大学体育学院负责中期考核的老师进行咨询，发现中期考核方式僵化、简单化，缺乏灵活性。一般中期考核包括: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这种考核虽然看似涉及理论与技术，但考核内容还是显得单一、枯燥，不仅没有涉及对学生教师技能的考核，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系统的学习体育类各方面知识。
2.2对中期考核改革的结果与分析
2.2.1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对考核时间调整的看法
通过对宁夏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同意中期教改的学生和教师进一步调查，对中期考核在时间上的调整，有75%的学生赞同考核时间调整到三年级举行，另有25%的学生认为中期考核没必要进行，认为此种考核无意义，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对30名不同专业的教师运用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得知，有24名教师同意中期考核应当进行改革，不仅在时间上调整，内容和形式也应与体育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学生未来就业目标相结合做相应的调整；16名教师认为中期考核时间无需改变，三年级进行中期考核时间过早，到毕业体能、技术等方面会受到影响，建议应当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举行，只在考核内容方面添加相应的教师技能的考核，对分值进行调整。
2.2.2对考核内容与形式改革的分析
内容形式改革：从本届各参赛学生对项目内容设置及评价指标统计结果来看，有60%的学生对理论知识内容的设置认可；有70%学生对技术技能类内容设置较认可，认为符合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实际。但同时有40%的学生认为专业技术项目内容设置不合理整体缺乏技能要素，重“技”轻“能”的竞技化痕迹明显，单纯地以技术水平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与当前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目标形成错位，不符合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目前中期考核内容过多，难以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掌握。中期考核的形式、内容、方法应该是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1世纪的高校体育教育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终身体育”这一理念，让学生毕业后能掌握1～2项、2～3项运动项目和运动技能。中期考核的内容要着重体现科学性、实效性，主要是给学生提供比较多样、实用的考核内容，并结合各校现实情况和物质条件，合理安排，不从理论上照搬，也不从过程中去硬套。既要考虑体育教育的终身性、锻炼的健身性、休闲的娱乐性，还要考虑体育文化的传播及对人的个性全而发展的塑造。更新后的考核内容，能让学生在考核中系统地掌握综合能力，并通过课外体育俱乐部进消化和吸收，进而实现高校体育教育“一体化”模式。评价方式改革：把中期考核作为必修课程、争取优胜、提高中期考核影响力，固然能够使学生们非常重视中期考核。但作为体育改革发展与专业建设而言，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效应”。我们仅用考核的成绩作为孰优孰劣的评价标准，无疑与学校举办中期考核的目的和考核价值相背离，所以优化和改评价指标体系是使考核从“短期功利化”向“长期效益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考核标准可以根据考核内容检测的重点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
2.2.3根据中期考核方案对体育专业本科课程进行调整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调查，若中期考核在时间、内容、形式上进行改革，那么目前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课程也应当做相应的调整。从考核时间调整的角度讲，中期考核的时间如果调整到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体育教育专业的基本课程安排应当在一年级到二年级期间完成，三年级第一学期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复习学过的理论知识和恢复体能，为第二学期的中期考核做准备。从考核内容调整方面讲，中期考核应当针对公务员、特岗教师面试等技能进行考量，其中若添加说课和教案制定等考核，那么应当在三年级加入体育教学论、学校体育等理论和实践课程。从考核形式调整的角度讲，中期考核不应是一个时间点，而应贯穿于学生培养的整个阶段。因此将一年级到二年级部分分科考试成绩与三年级最终的中期考核成绩相结合，在成绩的比重上更多倾向于中期考核的成绩，这样将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教学实践有机的联系起来，可以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的失误，对学生和老师都能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2.2.4根据中期考核方案制定奖惩措施
为提高学生对中期考核的重视程度，中期考核结束应当将最终成绩与学位证挂钩，通过学院教师中期考核专题小组讨论研究，制定合理的评价机制，规定综合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将无法取得学位证书，成绩优异的学生有资格参加学院的评奖评助等活动。
3结语
针对上述学生中期考核环节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调查问卷的信息，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明确中期考核目的
只有让同学自身重视起来，才能真正使中期考核做到实处。长久下去，必有实效。对学生而言，应当在思想上重视中期考核的重要性，积极做好复习工作。对于老师而言，应做好全面指导工作。中期考核各个考核内容的负责导师应亲自审阅，提前布置。培养单位应该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配备足够的专业的学生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让学生明确中期考核的重大意义，从而在思想上得到重视。
3.2提高中期考核主体——学生的能力
作为中期考核主体的本科生学生，具备一定的学习和研究能力是基本要求。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一些如社会风气、经济问题和就业压力等客观因素，导致一些学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这就更需要导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加强学生教育，使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上。
3.3改革考核方式、丰富考核内容
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们通过考察北京市理工科大学生①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5个方面的看法，以了解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应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有58．4％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有关科技道德、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课程，但还有24．7％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结果表明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呈负相关，即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却逐渐减低，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年级越高越需要强化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另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调查问卷来看，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要高于本科生，这一方面与研究生要接触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等学业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针对研究生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比较有效。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教育者即教师比较认可，尤其认可教师在课堂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被问到哪些老师曾经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业课老师、辅导员或班主任降序排列。思政课教师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对文理科专业课教师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状况作比较，出乎意料的是，理工科专业课教师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问题的比例要比文科专业教师低19．7％。而事实上，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大学生们还认为老师在课堂之外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并不够。仅有4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课堂之外）中提醒过自己要坚守科技道德；分别有近26．6％和27％的学生认为老师没有提到过或者记不清是否讲过。
我们把网络空间、自然环境、科学研究、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的科技道德问题作为教育内容考察大学生的看法，并作对比分析。在上述几个领域学生们对于网络道德的关注度最高，而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注度最低，其余几项差别不大。分析原因，其一，网络技术和医疗技术与大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程度分别是最近的和最远的，因而大学生对于它们的关注度也分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其二，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生命意识的感知程度确实比较低，这从当前开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见，当然，正值生命巅峰期的大学生群体生命健康意识的单薄也符合常理。统计数据还表明，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科技道德，前一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文理科学生不同专业的差异使然，后一种情形很可能与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或将要面临社会生活，也就面临着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有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网络、书报、电视和课堂等4个方面依次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科技道德事件的主要途径，彼此之间的区分度大致在10％左右。网络在大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课堂则是各种途径之中影响最弱的，说明网络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途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之途径则受到较大冲击，这也为我们制定的应对策略提出挑战。问卷数据还显示，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在课堂中听到科技道德或科技伦理等相关词汇的频度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近四年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逐步被加强，据我们的文献考察以及访谈调研得到的结论也证明，近年来北京市一些高校已经和正在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方面的课程建设，成效正在显现；其二，在高年级大学生中以课程形式开设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确实有待加强。
我们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分为课堂上的纯理论分析、举实例、设置情境；课堂外的活动式教育，以及渗透于课堂内外的榜样教育加以考察。在各种课堂教育方式中学生们最易接受的是举实例让大家分析以及设置情境让大家体验等两种，而对于纯理论分析的讲授形式仅有18．4％的学生可以接受。最易被学生认同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在科研活动中开展相关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而为此专门开设的主题性活动，如有关科技道德的讲座和观摩等方式次之。这里我们对文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学生对于“课堂上纯理论分析”这一途径的看法进行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能够接受的比例要高于理工科学生；相反，理工科学生愿意接受举实例和情境设置等两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则要高于文科学生，这说明学生的专业差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几种课堂上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在大一到大四的各学生群体中，愿意接受纯理论分析的比例与年级高低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接受课堂上纯理论分析式的讲授方式；相反，愿意接受设置体验情境和举实例等教育方式的比例则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接受设置情境和举实例等讲授方式，上述情形都说明年级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于课堂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的选择。我们对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作单独考察。例如，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成为科技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率时，学生们都显出较高的积极性，72．3％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但在问到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或做法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时，学生们则显得信心不足，只有62．5％的同学做出肯定回答，而认为不能或无足轻重的却占到了27．3％。与之相联系，学生们对以他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对于自己进行教育的方式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也就是在深入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相关的实践环节给予关注，并得出结论性的意见。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对于自身群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它是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状况的重要内容。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承认自身的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比其他群体要高。实际上，大学生群体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以及他们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的现状都说明了他们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无论对于大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其日后从事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大学生认识到如上形势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理工科教师对于自身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如调研结果所表明的，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其中理工科教师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认识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非常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认识。
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首要强调的是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它是教育内容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即教育内容开放性的前提。基于相对稳定的内容设计大致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即把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作为教育的导向内容；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科技政策法律法规为作为教育的补充内容②。第二条思路即在网络空间、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中的科技道德素养作为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其次，教育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是指教育内容不能僵化不变，要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内容是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动力源。如将“基因伦理”、“太空伦理”、“生命伦理”等最近几年兴起的科技道德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就是当前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的本质要求。
如果说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之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方式却要根据具体的教育目标、过程、对象、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要根据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并不反对开设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直接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也不反对纯理论分析式的授课方式，他们反对的是死板、教条的教育形式，也反对没有课外教育形式作为有机补充的教育形式。调查问卷最后一道开放式问答，以及学生、教师在座谈调研之中提出的建议也在教育方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观看有关科技道德题材的影片，如《后天》《2012》等，通过预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灾难以警醒人们爱护地球、挽救人类的影片，能达到理论教育很难达到震撼心灵的教育效果。其二，播放小视频，如袁隆平或钱学森等科学家先进事迹的视频，在榜样的激励之中实施教育。其三，发放宣传资料或制作有关科技道德的海报、小册子，乃至公益广告等等，在这种方式的创新上，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科技道德主题的资源非常丰富。其四，模拟真实情景制作小作品或情景剧，如拍摄能够体现学生们科研或学习过程中心得体会的DV等。其五，举办科技道德方面的讲座或者参观相关主题展览。总之，师生们认为一定要设置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中也一定要采取既适应大学生群体特点又体现时展要求的教育方式。
在道德教育之中，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而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中，科学家、导师、科研团队负责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但是，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们对于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大学生们虽然能够遵守科技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科技道德方面榜样；同时，他们基本上能够认识到自身提高科技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能否以自身力量改善整个社会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与当前大学生的整体道德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从整体上说，大学生虽然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道德榜样。他们都愿意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对于能否通过以此来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上述论证同样证明了之前的一个论断，即大学生的科技道德素养不是脱离于其它道德观念或行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道德素养，它是与大学生群体整体道德状况的提升紧密相连。在加强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的时候，既要注意所树立榜样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也要注意所树立榜样与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就是说，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所树立的榜样要值得大学生去学习，也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只有符合上述要求，才能让大学生从认同、到仿效，最后转化为与榜样一样的科技道德意识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教育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乃至专业课教师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大学生学习的科技道德榜样和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