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扞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着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 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1、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2、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现代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的知识机制，而现代性则是此后人们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平台。但是，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随着后结构运动对人、主体、精神、历史等传统概念作的根本性解构，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后现代性。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同时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当我们从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会发现，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但在中国的后现代论述中（特别是那些批判后现代的论述），似乎后现代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似乎反对一切人文关怀。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晓明提出了"后现代的人性"的命题。他指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例如，福科的《疯狂与文明》、《诊所的诞生》、《性史》等一系著作，难道不是对人的命运极其深切的关注吗？德里达也并未放弃对人的真实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论说，明显加大了人文含量。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同样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平台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则从"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出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与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这一基本特征，与基督教群体在"全球化"的世俗语境中所必须持守的自我诠释有关。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相对艰难的自我诠释，显示出一种较为积极的神学态度，即：基督教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有所持守，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分析了席勒对现代性的理解，认为在席勒那里，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甚至矛盾的关系。现代的发生就是对前现代的反动；现代的发展就是对前现代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现代自身的批判和纠正。席勒的"现代断裂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理解上面。席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用以对抗全能的上帝（超验之神）和独裁的君主（世俗之神）。如果说，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席勒反对神圣是"破"的话，那么，他弘扬世俗，也就是弘扬人性，则是"立"。席勒"立"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理解的主导范畴。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
1、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这次"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与80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因此，他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他指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陶东风认为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也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构建文学理论：（1）文学曾经是文化教化的中心，也是审美文化的中心，这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的：一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就是以此赋予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二是印刷文化中文字的主要地位。小说与印刷时代和现代化有一种共生的关系。（2）在电子文化出现，特别是电视普及、计算机普及使文学在文化中的读者份额和支配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文学理论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体系和艺术体系中的定位。（3）文学与人的关系首先是文学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人有多少时间来读文学，其次是文学在人的发展（美育）中起了多大作用，审美感受是来自哪一种艺术门类。（4）文学理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变化了的环境，才能重新认识自身。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认为，文艺学是一门中介性的学科，其特征是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目前，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八个方面的关系：（1）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2）社会制度与文艺学的关系；（3）经济全球化与文艺学的关系；（4）市场经济与文艺学的关系；（5）高科技、互联网与文艺学的关系；（6）艺术实践与文艺学的关系；（7）自然生态与文艺学的关系；（8）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的发展必须要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回应。文艺学正在走出书斋，它应当充分关注现实，充分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问题。社会有理由把沉湎于书斋的学者抛弃。文艺学是一个开放性、实践性的体系，这是我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真正获得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立足点之所在。
许明的发言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有些学者对"走出书斋"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有一些学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关于跨学科研究，钱竞认为，在文艺学与友邻学科之间、与远邻学科（如生态伦理学等）之间、与突发事件之间，不能过于功利地生硬整合，而必须思考和寻找那些过渡、中介环节，注重"间性"的互动对应关系，让多学科知识成为真正的思想资源、又生成能力的思想资源。
与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上海师大文学所教授余虹提出，文学的自主性是一种尚需努力的文学现代性工程。文学自主性问题仍然是当代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或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必须联系"生存自主性"来思考"文学自主性"和"文学现代性"问题。文学自主性问题是生存自主性问题在文学活动领域的展开。如果我们还认同"生存自主性"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文学理论对"文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保卫文学自主性"。黄克剑认为，人生有审美这一独立的维度，对于这一维度的自觉是审美自觉。从审美价值是人生价值祈向中的独立的一维这一点，可以大致确认审美在人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而审美之维所提供的审美视界却又可以摄受整个人生。进入审美视界的种种人生题材被措置在一定的审美形式中，于是便有了所谓文学艺术。
2、文化研究仍然是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正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指出,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宁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全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建中从概念、历史和理论三个方面对当代欧美学术界的流行文化研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已不是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取向，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样，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及其批评，历史，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建平的发言指出文学艺术的评价要从文化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考虑。在国际性的术语下，他对"世界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不管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只说了单数的"世界文学"。今天，后殖民时期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一新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人立足于自己文化立场的对人类各民族优秀文学的各自解读、接受，也意在表示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对60年代电影进行了文化考察，指出作为""中硕果仅存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程光炜指出，在1949－1976年的当代文学史上，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实际还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电影院实际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博物馆，它不仅珍藏着对文学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各种文献，也把当时许多文学的构成方式、话语方式和审美经验尽可能地收纳了进去。因此对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在今天也不应该形成任何障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繁华对1942年以来大众文学的演变进行了描述，认为40年代以后的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学培养了读者崇尚暴力的审美趣味；80年代以后置换成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样充满暴力倾向。电子传媒的产生重塑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学遭到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两方面的攻击，被视为"带菌的文学"，需要不断被"除菌"。诚然，大众文学是带菌的，但大众已经有了免疫力。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子平对民国转型时期的大众通俗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近代通俗文化研究中还没有找到与大众通俗文化相适应的研究思路。大众文化非要被拔高到与精英文化可以对话的地步才能被研究，而无法与精英文化对话的部分则没人关注。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金元浦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组个案分析包括对《大话西游》现象、"脱口秀"、《黑客帝国》、韩东等《断裂》问卷、苍蝇乐队、"校园民谣"以及老照片系列现象的文化解读。其中对《大话西游》现象的分析采取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带有一定的实证性质，在方法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而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研究。
人论建设与文论建设
1、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的建设"这个议题，实质上是人的建设与文的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学理论，便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当有利于作为文艺服务对象的人--广大的读者群众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更要强调作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和研究主体的人--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文艺队伍的建设是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学者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主要是应当努力拓展、深化和优化自身文论的知识结构和学理结构。他认为，文艺理论领域内存在着几大有影响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只有比较完整、深入地掌握了这几大文论学理结构和文论学理系统，才有可能进入文学理论研究的相对全面和自由的状态，推进文艺学的全面建设和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才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就是说，文学本体必须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本体论出发看文学，它就不仅仅具有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且具有解放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本性的意义。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
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文艺学是一个当论建设迫切的课题。新的文艺学如何关怀人本身？陈晓明认为首先,应该把人从历史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人不再只是历史寓言化的象征之物；其次，回到人本身的文艺学??通过回到文艺本身，也就是人性化的文学艺术本身，文艺学转向批评化，也就更接近人性化的言说。南开大学教授刘俐俐则从文化身份意识的介入，提出切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逻辑轨迹，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概括中国现代性追求中文学发展的现实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恒达在题为《主体性人论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发言中对多元主体性、开放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深入分析了这三种主体性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及文艺实践的影响，对我国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山东师大教授李衍柱指出，人论是中西文艺学共同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人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认识，就成了我们打开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探索文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科学的入口处。四川大学教授冯宪光认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可以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人类学模式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思路。他认为，与政治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和经济学模式相比，人类学模式的文艺学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在学理上超越一般功利目的、特别是超越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功利目的，具有强烈的文化价值特征。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以"人的发展论和当代文艺思潮"为题作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潘天强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卢铁澎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人的发展与文学思潮的历史形式》。这些论文或从马恩原典出发，或以文学思潮史为对象，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2、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复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种生命论的文化。这种生命论文化把天（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命大家庭；把人理解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命主体；把文理解为物我一体的生命意象。这种生命论的文化无疑属于前现代文化，但是对于矫正现代文性的弊病、在新的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却具有重大的意义。怀特海指出，"除非我们把物质自然和生命融为一体，否则二者都是不可理解的。"作为典范性的后现代科学的生态学就把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或曰生命圈。而后现代的基督教也考虑用宇宙大生命这个"神圣实在"代替作为人格神的上帝。总之，就是走向生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从过去投来一束照向未来的光芒。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惠敏在题为"孔子的仁学：一个后现代性的阅读"的发言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来理解，那么它所处理的问题及其思维方式则是亘古就有的。他不想把孔子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认为孔子也曾处理过那些被后现代主义所放大了的主题，如主体性、他异性，也就是说，孔子曾经"后现代性"地思维过。与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孔子的"仁"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尝试从一个后现代的视角重新阅读之。他承认在中国哲学史上"仁"有一个被本体化的历史，但在作为中国思想原典的《论语》那里，"仁"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性的和无限开放的哲学范畴。它体现为一个不懈的德性追求，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 "仁"的运动性或过程性意味着"仁"不是一个本体性的目标，它是一个无终点的过程，无确定目的地的力。"仁"是儒学中主体建构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中华人格建构的重要资源。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wWW.lw881.com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论文摘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文化建设的战略重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文化建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在文化强国背景下，必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核心价值的整合力和引领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文化建设的战略重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多样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如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此基础上，十七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的理念，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和主渠道，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承担着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塑造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培养合格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当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趋势，也是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新的特点。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在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的“软实力”。“软实力”主要通过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方面，达到约束、同化的目的，对社会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硬两种实力均属重要，在全球信息时代，软实力变得比以往更重要了。”软实力具体可以分为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四个方面。其中，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特定文化载体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与物质力量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当今世界，文化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尤其是文化软实力所赖以支撑的文化产业，在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力量，在整个经济总量里占据着相当的比重。文化之所以是软实力，关键在于它凝聚着全社会民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主张，为社会及其成员提供思想指南、行动方向、奋斗目标、价值取向和智力支持。文化软实力表现为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内在凝聚力和对国家制度的高度认同。因此，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切实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价值和理想，将这种意识形态转变成国家公民的基本政治素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亿万同胞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旗帜下，才能不断推动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教育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提升文化软实力，首先要从教育入手。当代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承担着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当代大学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合格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生理想信念教育以及社会责任感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伟大进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充分发挥其教育塑造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责任。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无疑是高校一项重要的职责和崇高义务。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开放式、信息化和网络性发展，使人们的思想理论视野不断开阔，尤其是大学生思想的自主性和活跃性更为强烈。与此同时，各种理论思潮的冲撞激烈，一些不良思潮沉渣泛起，对于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面前，如果缺乏良好的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再加上缺乏正确引导，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大学生要有效抵制一切不良的思想和行为，就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过理论教学促使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理论课、政治课，又是思想教育课，旨在培养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这也是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来武装当代大学生，是我们党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久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功能来看，一方面，它承担着宣传和灌输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赢得青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关系到青年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其未来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过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不断开阔学生视野，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更多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让大学生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从而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高国家整体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现实力量，培养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主文化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强化实践教学育人的意识，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发挥实践教学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高校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使广大当代大学生走向社会后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深刻的实践意义。
3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途径
一个民族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文化软实力中居于基础和首要地位，要有效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确立思想道德教育与提升大学生“软实力”相结合的教育观念，着眼于大学生“软实力”的培养和提升，学生既是教学的主体，也是教学的主导，要充分激发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立足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根本，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科学思维方法、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修养等;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提高为基础，增强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软实力”培养的意识，充分利用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包含的丰富人文知识优势，达到提升大学生“软实力”的目的。
首先，要切实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努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要坚决打破教育模式灌输化、教育内容空泛化的教育模式，着眼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向互动模式，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注重受教育者自身。在教学中，要及时了解和解决大学生关心的各种问题，密切联系社会现状，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文化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而对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文化不再处于茫然状态，而是具备清醒的认识，培养学生把多想、多思作为自己的思维习惯，而不是经常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从长远看，这必然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地位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高核心价值的整合力和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和灵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点着眼于以下几下方面:即注重培育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包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诚实守信、民主法治、社会公德等观念的培育;注重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胸襟来吸收和接纳各种外来文化，而不是盲目排外，充分体现出对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同时，注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营养，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不断为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容。此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还要让学生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国家当前文化建设的战略重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文化建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方面，承担着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在文化强国背景下，只有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高核心价值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革.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与研究[M].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89-193.
一、“西学中源”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ii]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訢、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iii]。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
三、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民主体制和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iv]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四、“中西会通”“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重建的一种方式。“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重建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viii]；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ix]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x]；盛邦和主张“融构”[xi]；张立文提出“和合学”[xii]，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
五、“接续主义”提倡“接续主义”的是杜亚泉。他以“文化保守”者与文化调和者的角色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与反传统“主帅”陈独秀有一场著名的文化论战。而究其本质，视其为文化接续主义的主唱，似乎更为恰当。何谓接续主义？杜亚泉是通过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的。他认为：国家如同大厦，国民于此大厦内生活，赖此大厦而生活，无一日可舍此大厦。国家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时之业”，而是“亿万年长久之业”。国家如同大家产，祖宗传之于我，我当经营之，增殖之，“以复传之于我之子孙”。[xiii]只有对于国家之大家产能够加以爱护、继承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民。他归纳说，“对于从前之国民而善为接续，对于今后之国民而使其可以接续，此即……所谓‘接续主义’是矣。”[xiv]杜亚泉认为他的“接续主义”包括“保守”和“开进”两重含义。他反对单一的“开进”而全无“保守”，他指出：“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他指证近世之国家开进而能兼于保守，以英国为第一。即使美国，其建国也“根据于殖民时代之历史者为多”。[xv]他也反对有“保守”而无“开进”，认为纯然拘于旧业，就是顽固。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人开进之恩惠，又不断自勉，以求不断之开进。他的思想还有某些不足，总强调“君道”、“臣节”的概念，实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相抵。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的基本态度是：继承、改造。不过，继承的份量要远大于改造。他是一个具有调和倾向的“传统”派，虽然没有自我声明，而一切言论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杜亚泉强调文化接续主义，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延续性，带有一点保守色彩。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处在五四那个社会激进、“文化革命”的时代，其生存状态艰难而不景气。我们不去言说杜亚泉当年的遭遇是否公正，然而，思想之树常青，问题是值此今日，他的思想可以咀嚼出新的语境。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如海外中国学者讲渐进、讲“告别革命”，从这些知识人的思想脉络里感觉到学术重心的转移，其实是对中国历史惯性的反拨。当然，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神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从封闭的封建专制社会过渡到开明的民主社会，有时候革命是必要的选择，一味强调改良和延续，会断送历史进步的机会。因此，以反对“激进”与主张“接续”的名义，质疑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本身思想套路就过于“激进”而不那么“接续”了。杜亚泉更多的是立足于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他的“接续主义”主要说的是文化接续主义，而现代化确是文化、伦理与制度的综合。他有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情况发出“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忧叹，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感悟。中国需要建设一个稳定与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有助于此。
六、“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著名学者是胡适。陈序经也持相同态度[xvi]。后来胡适将这一主张修正为“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声援他们的还有“察见中国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预期“中国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事”[xvii]的吕学海、主张“更深刻更广泛地西洋化”[xviii]的梁实秋、主张“尽量西化”[xix]的严既澄、主张“从基础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xx]的张佛泉、主张“大部分西化”或“现代化”[xxi]的张奚（熙）若，主张“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xxii]的熊梦飞等。除陈序经、吕学海等极少数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数都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们都主张“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胡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的冲突》，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陈序经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33年12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的辩护》等。胡适提倡“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认识，而“全盘承受新文明”是胡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60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由于“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象半世纪前一样遥远”。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解决的目标和关键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xxiii]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xxiv]虽然胡适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并认定，“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xxv]这样看来，胡适是彻头彻尾的“西化论者”，似乎谈不上重建。但是，当我们看胡适的解释，却发现了“胡适式”的“重建”，而且不无道理。胡适说：“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xxvi]联系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言行，胡适的确是主张“文化重建”的。胡适念念不忘“再造文明”，但他主张先以“破坏”再行“建设”。无非是胡适认为要先行吸纳西学以作批判中学的武器，然后再行本国文化的建设工作。说胡适全然主张“西体西用”，可能需要再加斟酌。当然，胡适这种“自然淘汰”的主张实行起来是令人可疑的。
七、“本位文化”“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提出来的。具体主张体现在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两文中。基本主张在《宣言》里，《总答复》是对批评派的回应和对《宣言》的补充。这次讨论的成果结集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本位派”的舆论阵地主要是《文化建设》。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的包括：主张“中西调和”[xxvii]的穆超，主张催动中国旧文化的“老根”再发“新芽”[xxviii]的张东荪，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保存”和“采纳”中国和西洋“优美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xxix]的吴景超，主张“民族本位”[xxx]的陈石泉，主张“三民主义即中国本位之文化建设纲领”[xxxi]的陈立夫，拥护“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xxxii]的常燕生，强调要有一种“国民性之道德”精神[xxxiii]的太虚法师，认为“建设中国本位意识”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提”[xxxiv]的刘絜敖，主张“破中求立”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的丁遥思，赞成“中国化”的“新启蒙运动”[xxxvi]的张申府，主张“一切物质文化建设采用最新的发明，一切精神文化建设非有批评态度不可”[xxxvii]的李麦麦等。“本位派”认为，从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在文化的领域，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iii]看来，“本位”派和“西化”派都把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对准了“民族国家认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本位”派把“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落实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建上。“本位文化论”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认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要注意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本位文化论”提出有关中国文化建设的五个认识：其一，“本位”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吸取其所当吸取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思想，主张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要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xxxix]“本位文化”派认识到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对现代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价值。为此，“本位文化”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确实是任何要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第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由此，“本位文化”派的建设价值和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但“本位文化”派也蕴涵着对民族文化的护短，这往往成为“西化”派批判的靶子。胡适对“本位文化论”的性质判定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和“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表现”。他尖锐地批评“本位文化论”“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xl]胡适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主义者”，他坚持的文化信条是“不破无以立”，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现在还远没有进入建设的阶段，胡适的尖刻批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按胡适的看法就是“本位文化论”看上去很好，其实太超前了。当然，胡适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期许的高度，因此，对文化建设的看法有机械论的意味。但是，“本位文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的理解也不深刻，甚至有护短的毛病，确乎是历史事实。
八、“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主张“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的文化重建论，主要代表有陈石泉、常燕生和刘絜敖等。他们参与了“本位”VS“西化”大论战，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但不同意“文化本位论”，而提出“民族国家本位论”。陈石泉主张“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并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地位。他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必要的条件和最大的原则是：（1）销除以往的精神和物质两立的成见；（2）应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在此基础上，要以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文化运动的错误，对西洋文化取其所当取，并要“迎头赶上去”，对中国旧有文化存所当存，且要“从根救起”，积极地注重发扬四大精神和消极地注意破除四大观念。应该积极发扬的四大精神是：“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创造精神”、“科学精神”。需要逐渐破除的四大观念是：“封建观念”、“奴隶观念”、“利己观念”和“阶级观念”。陈石泉强调，文化的本质是应付时间和空间以求生存进化的成绩。“文化建设”为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未有文化低落或腐败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繁荣滋长的。[xli]常燕生明确表示赞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是：一切文化建设都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组成和发展的，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常燕生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家族主义思想，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他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他认为当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应该特别关注的事项有三：第一是近代国家意识的养成；第二是培养集团斗争的精神；第三，赶快完成近代国家的有机组织。只有进行“国家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才能够继续生存发展。否则，大家只有准备在坟墓里相见，让鬼魂们去讨论“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的问题罢！[xlii]刘絜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与常燕生一样，强调“事事以中国利益为前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就是“在中国的利益前提之下，以从事于文化活动”的意义。刘絜敖批评“本位派”虽然将“中国本位”四字标出，但未加以具体的解释，所以使人捉摸不定。他说他一向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主张“中国本位”的。不过刘絜敖认为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要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否则，一切都归于白费。他再三致意的是“中国本位意识”的建设。他强调，“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于外来文化接触的！”如何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呢？刘絜敖主张要从事三种工作和具备两种觉悟。这三种工作就是：第一，“自己认识工作”。就是彻底地检讨中华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固有文化的特质所在，以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第二，“认识他人工作”。就是要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情状。第三，“比较认识工作”。就是要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我文化的生存能力，并资我民族我文化的借镜与警惕。我们还要具备的两种觉悟是：第一，对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防范和警惕意识；第二，独立自强意思。有了“中国本位意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才算开始。但由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至繁至难，又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刘絜敖主张“全体文化动员”。[xliii]“民族国家本位论”是“本位”VS“西化”大论战中催生的一个变体，“本位文化”有文化护短的毛病，而“全盘西化”又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产生颠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险和社会的“精神大分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位论”是对二者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
九、“西体中用”“西体中用”论的代表是熊梦飞，他参与了30年代“西化”派和“本位”派的论战，他比较同情“西化”派，但对“本位”派的合理方面也有吸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地为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只有吸取西洋文化，才能使中国在现代化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这是几乎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但是，全盘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叶乎？曾经过学者们无数次的争论，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熊梦飞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第一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第三是“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第四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的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关于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熊梦飞的解释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和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熊梦飞把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称之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相反。熊梦飞批评“本位派”把欧美文化看作“干儿子”或“入赘婿”，而视中国文化为“亲生骨肉”。他的结论是：中西文化过去并无截然鸿沟，将来趋于浑然一体；中西旧无所谓“本位文化”，将来亦难建设新的“本位文化”；中国将在遵循以上四大原则下实现现代化。[xliv]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的基本主张概括起来是两句话：“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和“加以中国民族创化”。这与仅限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因素的“中体西用”论确实有天壤之别。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中的农业精神因素太重，而现代西方文化是更新后的工业文化，中国现代化如果要跨越式或超越式发展，甚至仅仅要进行工业发展，不根本改变源于农业文明的制度与态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如阿瑟·刘易斯和冈纳·缪尔达尔等）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在这方面已经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要创造出适应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包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生活心情。全盘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适应中国不断发展中的现代化语境。由此看来，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符合中国文化演进的走势。
十、“合题”提出中国文化建设“合题”论的是冯友兰。他自觉地把自己同“反题派”区别开来、并把“正题”——“反题”——“合题”提升到中国文化建设进路的历史高度来论证。冯友兰将他自己的文化建设论和清末的文化守旧论区别开来。他认为张之洞等旧儒者，虽处在激烈的世事变局中，但并不打算对儒学做大改造。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作为旧时代人的精神局限，使得他们的识力和魄力都不够大。他们赞成吸取西学，但仅对其中的科技工艺而言。他们对西方政体学理精髓不予理睬，于旧文化格局取消极守护的态度。因此，他们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变迁史“正”的一面。冯友兰将五四文化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看成是“反”的一面。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取最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中国文化抱全盘否定的态度。冯友兰既不同意“正”的一面，也不站在“反”的方面。他依照黑格尔的理论以为，中国文化建设正是沿着正、反、合的路径发展的，现在中国学界所要做的已经不再是“正题”或“反题”的工作，而是“合题”的工作，即总结前一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对就传统做批评与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做高层面的再肯定与回归。通观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史，确实是沿着“正题”（保守）、“反题”（破坏）、“合题”（建设）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所谓“正题”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原型。西学东来，还在做“正题”工作的，自然就被说成是保守派。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学者大多在做“反题”的事。他们表现激烈，几乎骂倒中国一切传统，对旧文化矫枉过正。平心而论，文化批判（破坏）主义不一定完全不要中国传统，只是强调肯定之前，先行否定，是文化改造的必经路径。胡适一面鼓吹“全盘西化”，一面又埋头整理“国故”，正反应了这种心态。同理论之，从杜亚泉到何炳松，再到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杜维明等，也不可以视他们为“文化保守”。相反，他们是怀着一种使命感，在做文化建设的“合题”工作。他们并不反对西学的输入，因为他们说过：“吾人不能仅以保守为能事”、“西洋学术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之文明之中”。他们只是企求在被文化破坏主义者拆就的一片废墟上，再寻地基，重建新楼。这座新楼，其法式与构造尽可以学习西方，但“地基”一定要是中国的。西洋文明尽可以“融合”于中国的肌躯，但血脉一定要是中国的。他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保守派，而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合题派”或“建设派”。文化的“合题派”，其历史功劳不在“反题派”之下。固然，舍“反题派”（“破坏派”），旧文化依然不变。然而，若无“合题派”的事业，废墟将永远是废墟，新文化再造无日。“反题派”与“合题派”争吵了一个多世纪，而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共同意义上却是异声同调，殊途同归。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对儒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应该作如是观。十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四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wenyixue.bnu.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目前，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内容，并在大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中国文论的怪圈；没有区分我们所面对的新、旧两个文论传统，特别是漠视百年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碰撞、冲突和逐步交融中，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展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新传统。虽然从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以及中国当代文论的创新和突破的要求来看，还远远不够，但这个新传统并非没有自己的话语。这个新传统究竟是什么，需要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但粗疏地看，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强调文艺的他律性和主张文艺的自律性这两种文论思想同时生成、发展，时而互相冲突、时而互相补充、时而互相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张力的现代文论新传统：前者与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传统相呼应，形成了关，亡政治、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而现代文论一旦与现实相结合，就出现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自己的话语系统。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主张开始，到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再到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至今日我国文艺的“二为”方针，是一种纯粹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是不可能从欧美找到的特殊表述，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又非常强势，这个传统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调，何来失语?而后者虽然不在主流位置，却仍然不可忽视：从王国维提出“文学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鲁迅、周作人强调文学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再到朱光潜、宗白华、钱锤书等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这个同样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论支脉，也构成了现代文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的学者将这一支脉也归入“以西释中”乃至“以西代中”的“全盘西化”的范围，但与事实大不相符。第二，这是一个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从“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关于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还是为创造、为革命的争论，到胡适、鲁迅对中国古代文艺的整理与批判，再到新时期文论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论的反思和清算，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单纯为政治服务文论的扬弃，90年代中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0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辩，已经形成了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现代文论新传统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自我反省中建构和生成的。而且，这个新传统并没有完成，更没有结束，还是现代进行时，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当然，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还可以从大的范围，更深、更细的层面上进行归整，但仅就上面这两点就已经说明，中国不仅有古代文论传统，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统。承认这个传统，所谓的失语症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承认中国现代文论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那么，提出失语症的人本身也就走在了这个新传统的大道上，他没有失语，也不可能失语，相反，失语症论者也在从另一个方面参与着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话语的建构。当然，也不否认有极少数文论研究者数典忘祖、唯西方马首是瞻，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
二、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现代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历史和现实缺乏审视、总结、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发展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研究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政治、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应用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但就中国美学中古代和现代两大传统而言，也具有内在的联系与区别。中国美学的古典传统显示了哲学统摄，道艺相通，关注人生的功能和封闭性、感悟性、评论性、技法性的特点。与此不同，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具有中西结合，以西释中，知识谱系化，论理逻辑化，范畴学科化、意识形态化和开放性、建构性特点。而这两个传统的所有特点又都能从中国美学史写作中找到最典型的例证。可以说，没有两个传统的对照，就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而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中国美学传统也就无迹可寻。中国美学的传统是在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中彰显的。同时，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也就包含在这种对古典传统的阐释中，是传统的现代生成，也是现代的传统回归。这里不存在新旧传统的断裂。相反，新旧传统相统一的学理基础已然分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我和一些同行专家出版的美学、文艺学教材和相关著作中有关意境、气韵、中和、神妙等审美形态、范畴的阐述看得分明。
王国维开辟了以西释中的现代美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开辟既是中国美学的发现或发现了中国美学，又是中国美学传统的现代延续，也是古今美学的变轨和转型。至今我们仍可以从现有的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中看到王国维的手法和路数。但从梁启超、王国维开始，中经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瞿秋白、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他们都未及写出“中国美学史”类专著。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涉及到理论认识的成熟和对中国审美历史、文学艺术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和深刻理解。因此，它的出现要比美学理论的建构和传播晚得多。但它的出现其意义却远远大于美学理论的一般性建构和传播。因为，“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出现是对中国美学合法性的确认。如果没有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成功，有关有无中国美学的问题将永远是个悬案。
关键词：中关英法；博士研究生培养：学位授予制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3-0051-06
英国学者菲利普斯(Estelle M，Phillios)将博士学位定义为：教学许可证。意即获得博士学位可以在大学里作为教师从事教学工作。该定义虽然起源于大学教师应该成为学术领域某一方面的权威，精通某一学科及其前沿理论。并有可能为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概念；但是。博士学位还应体现学位拥有者应精通某一研究领域。并能在该领域中作出一定贡献。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就是在研究领域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者哪，而不只是培养大学教师。杰・D・怀特(Jav D.White)教授将博士学位水平定位在根据科学的标准进行研究，展示出他们具有广泛的研究能力，而不仅仅为本专业领域发展作贡献。
国内通常把博士学位定义为：标志学位拥有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本专业规定标准的最高学识水准的学术称号。学者们的定义虽然存在一定差别。但是博士生教育代表一个国家最高水平的教育确是毫无异议的。
一、培养模式
中国全日制博士生修业年限通常为3年，在职培养的为4年。博士生课程学习时间通常为1年，一般在第一学年末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有些学校会设置中期检查，主要通过开题报告和学位考试的形式进行。后两年或三年的时间通常用来进行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在毕业前两个月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学生可以通过必修课和选修课进行课程学习，课程学习与研究同步进行，同时以科研为重，更加关注学生的科研及学术能力，学位授予与科研成果挂钩。
美国博士生修业年限通常为4年，由于个人能力、学习和科研条件的差异。有人可以通过3年的学习获得学位，有人则需7年，甚至更长。第一年通常用来进行课程学习，定期检查课程内容与研究需要之间的相关性，并可根据学生学习兴趣组织课程。美国博士生课程以多样化、庞大化、竞争性、非中心化为特色；第二年进行资格考试，淘汰率也很高，未通过资格考试和平时学习课程困难是学生辍学的最普遍原因；第三年进行研究和论文设计，人文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太的综合性，如果段有导师适当的指导。仅仅进行文献综述。学生就可能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第四年完成论文并进行答辩。美国的博士生必须进行实习培训，注重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能力，只有通过培训才能进入正规的学习和研究阶段。美国很早就开始了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注重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提高专业博士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美国博士生教育重视综合和交叉课程以及基础理论学习，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还要辅修其他专业课程，为其今后研究和设计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坚持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二者同步进行，彼此促进。
英国博士生修业年限通常为3年。但对于已获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可缩短为2年。学生可以半工半读。也可以中途去工作。之后再回来完成学业。博士生课程分两类：一类是高度专业化的课程：一类是基础综合课程。英国的博士生培养主要以科研为主，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以小组形式展开，而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则以个人的形式为主。博士生一入学就要选择其感兴趣的领域展开研究，并且制订研究计划。根据计划进行实验、调研和数据采集等，通过分析和归纳，写成研究论文。-博士生培养不但强调学术研究。而且日益强调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资格的获得，重视培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员，教育博士、工程博士、工商管理博士等专业博士生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法国自从2005年起实行全国统一的“LMD”学制(“358”学制)，此学制涵盖整个高等教育阶段，即获得学士学位学制3年，获得硕士学位学制5年(包括学士阶段的3年)，获得博士学位8年(包括学士和硕士阶段的5年)。法国在实行“LIVID”新学制后，也实现了研究型文凭与职业型文凭的同步发展。法国博士生的培养分为两个阶段，即研究、学习阶段和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博士生只有在研究学习阶段合格后方可申请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第一阶段期限通常为1年，在职和个别专业博士生经校长批准后可延长至2年。此阶段要经过公共基础课程。研究课程、实验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同时，课程难度很大，淘汰率也相当高，平均约为40％，某些专业的淘汰率甚至高达80％。第一阶段合格后即可进入撰写学位论文阶段。撰写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的核心部分，通常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期限一般为2～3年，也可延长至4～5年。
二、指导方式
中国的博士生由单一导师负责，也有个别接受导师组联合培养。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以导师负责制为主，导师从全方位对学生负责，包括课程教授与辅导、科研、培养方案、研究及学习计划、论文、实习等，导师均会提出建议和指导。导师对学位论文严格把关，认真指导和严格审查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同时，导师具有提出不授予学位或暂缓授予学位的建议权。导师可以参与毕业论文答辩，但不能参与表决。学院(系)学位评定分委会成员基本上由院系内导师组成，他们具有是否授予学位的表决权。
美国的博士生由导师组联合培养。每名博士生人学后由一名主要导师联合其他2-3名不同专长和特色的教授组成特定的导师组负责。通过不同学术专长的相互补充，不断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多方面的才能，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领域。
英国的博士生只有单一的导师，通常是学院安排，或者由导师挑选，学生没有自。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论文选题到培养方案、实习与实验、学习及科研计划等，导师均会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导师每天都要和学生见面，甚至在同一工作室或实验室进行研究，随时指导学生，并及时了解学生的科研及学习状况：与此同时，学生每周还要和导师至少进行一次讨论，以便学生能够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更正和找到不足。不断提高自己。
法国的博士生培养实行培养组负责制。培养组负责人一名，成员若干。负责人应具有教授职称。由校长根据校学术委员会提议名单进行挑选。培养组采取教学组和研究组联合培养的方式，目的在于促进培养组内部的交流、合作与共享，保证学科培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避免将博士生培养变成狭隘的专业培训，以做到“博士要博”。为了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法国十分重视对学位论文的指导。导师
制订周密、详细的指导计划，指导学生确定研究课题，制订研究及论文撰写计划；学生与导师定期见面，及时接受导师指导和帮助。博士生在导师和培养小组的指导与帮助下，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博士论文。
三、学位论文
(一)开题报告
相比欧美各国，中国的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会是最正规和严格的。在中国，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都有专门的开题报告会，学生通常从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可行性分析，研究进度安排，预期成果和目前的工作进展等方面等进行详细汇报。虽然美国一些大学也有论文开题审查，但是是由博士学位委员会审查，对学位申请人最终是否获得学位不起关键性作用。学生通常要向教授委员会作一次开题报告，以获得委员会对博士论文选题的认可。英国也没有专门的论文开题报告会，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往往是学生和导师在长期共同研究中，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研究的课题双方共同商定。法国博士生只有在学习研究合格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深入研究学习文凭是学生开始学位论文写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拥有欧洲硕士或同等学历文凭也是其申请博士论文的重要条件。
(二)对学位论文的要求
在中国，衡量博士研究生教育成功与否，核心通常是学位论文的质量。由此可见我国对学位论文的重视，博士学位论文注重创新和对社会的价值体现。美国对于研究型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很高，要求对专业领域理论、实践、技术方面有重大和创造性贡献，通过研究和论文，培养其全面学术能力和素质。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例如，美国的富布莱特博士论文海外研究奖学金就是专门为在海外做关于现代外国语及外国区域研究的研究生设置的。同时，还有专门为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博士生准备的奖学金，等等。英国博士论文要求必须是学生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对内容、格式、字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核心要求是论文的独创性和学术价值，鼓励学生创新。论文正式提交前主要由导师负责把关，多数学生逐章地将论文交给导师。导师会认真审阅每个章节，提出具体指导和修改建议。学生根据导师的建议认真修改，一般要反复修改多次才能通过导师的审查，合格后方可正式提交论文。在法国，审查论文以其质量和价值为主要评估指标。同时要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国的博士生入学前要和培养单位签订论文协议，以确定学生研究的主题和条件，论文以专业培养计划和个人研究计划为依托，确立明晰的目标和实现方式，以确保论文的质量。论文至少包括如下3方面内容：一是简要回顾研究课题，对课题的基本理论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二是介绍该课题研究实验的基本情况，包括实验方法及其理论依据；三是客观阐述实验结果，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三)评审与答辩
在中国，学位论文评阅过程通常为1个月左右。论文要在答辩前1个月由答辩秘书送达评阅人。评阅人姓名和对论文的评审意见对申请人保密，博士论文实行匿名送审。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应聘请校外博士生指导教师和专家。指导教师不可以做自己指导的学位论文的评阅人。评阅人一般为5～7人，其中校外专家至少有2人。评阅人负责对学位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和具体的修改建议，并对是否同意学生进行论文答辩明确表态。学生必须根据评阅人提出的修改建议对论文进行修改，合格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的答辩。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委员会对学位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后，组织学位申请者进行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学位论文、主持答辩，并对是否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需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的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委员会通常聘请外单位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
美国的论文评审和答辩由论文委员会负责，每名博士生均由一个论文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通常由3名导师组成，这3名导师对该博士生学位论文进行评审，只有3名导师一致同意，论文方可通过。论文评阅通过后。很多院校要求学生对其论文的价值、创新性、观点、依据等进行公开答辩，答辩通过后方可授予博士学位。
英国的博士生必须提前3个月提出提交学位论文的申请，同时要提交一份300～500字的论文摘要。提交论文期间，学生可以同时提交反映自己学术水平的发明创造、技术成果、已等，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学术功底。英国学生可以获知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员名单，论文评阅委员会通常由3人构成，除了导师以外，包括1名校内专家和1名校外专家。论文初审通过后，学生方可进行答辩。评委将针对论文的内容和观点与学生展开辩论。若论文答辩未通过，学生可在2年内重新答辩。
法国博士生需在答辩前3个月以上将学位论文提交给导师聘请的2名以上的教授或专家进行审阅，其中至少1人为校外或国外的教授或专家。校长根据书面的评审报告，批准是否进行答辩。同时还要向教育部提交答辩申请，教育部通常在1个月左右批复。被批准答辩的论文需装订成册，提交答辩委员会各位成员提前审阅。答辩通常公开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指定。论文摘要在答辩前在校内张榜公布。答辩时，首先由学生进行简要陈述，然后开始正式答辩。答辩结束后，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进行讨论，针对论文提出意见并进行评定。答辩委员会通过论文及学生的陈述与答辩情况，判断论文是否具有特色和创新的价值。讨论后’，答辩委员会主席会撰写评议报告，并由全体成员签字。经过评议，当即宣布授予合格者博士学位，并在该文凭上注明评语和等级。评议结果除了通知博士生外，还要在颁发同一专业博士学位的其他院校公布。
四、学位授予及监管体系
‘在中国，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学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国务院对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进行任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授予学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其可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然后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学位申请者的资格由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委员会进行审查。学位申请者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委员会负责对报请授予学位的建议进行审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学位委员会会议应有全体成员的2／3以上出席，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即通过。决定授予博士学位的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美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学位质量评估源于20世纪初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高等教育认证以院校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价为基础。美国高校拥有很大自治权，博士生教育只有通过本校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办学宗旨，才能实现质量的不断提升。最终获得教育的成功。高校的学位授予权由州政府审核，联邦政府不予干涉，州立大学等公立院校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利。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机构由民间组织组成的机构进行认定。美国联邦教育部批准了6大
区域的认证机构和近百个专业认证机构来监管和保障各高校的办学质量。联邦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审核认证机构。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确保评估结果客观、真实、有效。联邦政府通过认证机构实现对高校学位的间接监督与管理。
英国的大学除了高校自身拥有学位授予权以外，学生还可以向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提出申请，这一规定扩大了学生在校外攻读学位的机会，是英国学位制度的一大特色。英国大学评估机构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它对英国境内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对英国学位质量监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英国还有区域性质量保障机构及专业质量认证机构，共同保障学生培养及学位授予质量。
法国每所大学都设有行政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既可以颁发教育部的国家文凭，也可以颁发自己大学的文凭。在法国，只有公立高等院校才能颁发国家文凭。为了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法国博士生培养单位除了接受全国科学、文化和专门职业公共高等学校国家评估委员会、总督学和校内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外，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也定期对博士生培养质量进行评估。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是民间组织，成员由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教师和企业人员组成。评估周期为每5年一次，经评估的全国大学排名在网上公布。其结果直接影响对各大学的投资经费。通过社会评估，用将评估结果向大众公布的方式进行质量监控，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法国博士生培养质量。
五、讨论及启示
综上，各国博士生培养及学位授予制度各有特色(见表1)。我国可以借鉴美、英、法3国的做法，在以下几方面完善博士生培养及学位授予制度。
(一)学位质量保障
我国应该在坚持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适度放权，形成中央与省级政府分级管理、责权明晰的学位授权审核管理机制。伴随博士生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逐步将部分博士生培养质量高的地区的博士学位授权审核权限有条件地下放到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在国家给定的权限内，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学位授权学科点进行自主统筹，从而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提高各学位授予单位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有效地促进博士生培养更好地为本地区服务。
同时，应该引导社会行业组织或者第三方中介评估机构介入高等教育评估审核工作，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实现多种评估方式的有效结合，提高学位审核的实效性。实施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制度，不断完善各项评估制度和程序，打破学位授权点的终身制。首先，通过在学位授予单位内部建立有效的自评系统，加强对自身的评估和督导，通过自我约束和提高。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开展年度自评，并将评估结果通过网络和媒体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无任何人对公示结果有任何异议，则可将自评结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并向社会大众公布教育年度报告。其次，将定期评估与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相结合，加强日常的评估和检查。对评估后不达标的培养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则取消其继续招生的资格。最后。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的专业采取有针对性的评估指标，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现代评价方法和模式，提高评价的客观性。通过完善学位授权和评估机制，实现行政监督、社会评估和培养单位自评的有效结合，从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鼓励特色发展
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校(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从而通过实彳亍特色办学，逐步满足社会对各类特殊人才的需求，有效遏制各类专业性强的高校跟风向综合院校发展。对于那些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在政策、资金、就业、人员分配等方面给与更多的倾斜，以利于其不断发展提高。
同时，鼓励应用型专业学位的发展，逐步实现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均衡发展。现在国家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专业学位的发展。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求，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土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并与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结合。不仅要实现博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增加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鼓励企业、行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专业学位教育；而且也要增加专业博士生培养力度，促进各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