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08-06
近年来，风险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迅速传播与深入研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2007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不再仅仅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介绍和引进，而是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在一个以“风险”为重要特征的时代，我国特有的社会风险图景及其发展趋向、应对策略日益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等领域，本文依次逐一简要综述。
收稿日期： 2011-09-20
作者简介：童 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曹海林，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一、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提出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我国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成果。2007至2010年，国内社会学仍有较多研究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相关文献述评，与以往研究相比，这期间的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一般介绍，而是更注重述评结合，以评带述，更注重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评析内容也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如何准确理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指“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为什么人类社会到现在才真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1］？这一问题的剖析一直是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的突破口，更是准确把握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重要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期的理论研讨，国内社会学界对现代“风险”的认知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风险”已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2］。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部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3-5］。还有学者将“风险”与“危机”作对比分析，得出“风险”到“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概念到管理学概念的转变，“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6］。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1］。
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讨论不仅涉及风险社会中的科技维度，而且还论及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与政治维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有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1，8］。“个体化社会”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塑造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另外，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反思性”，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还涉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理论，倒不如说它从特定角度提出并深化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但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将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既没有最终正确揭示风险根源,也未提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对策。鉴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剖析揭示出该理论存在着的诸多不足：未能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在风险社会出路探索上的“乌托邦主义”，风险社会的文化批判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未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9］。可以说，风险社会理论仍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化发展。
二、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20多年来，在社会理论界的影响及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多数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10］。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不是一般讲社会问题，而是讲潜在的风险因素［11］。成伯清等学者还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2007至2010年期间，“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主题：
（一） 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12］。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研究首先涉及当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性、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13-14］，不少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我国转型期涉及的领域，不仅波及城乡，而且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呈现。如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问题［15-16］、农村公共安全问题［17］、食品公共安全问题［18］、公共卫生安全问题［19］等等。
杨敏、郑杭生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20］。个体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基于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多数学者认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者均不同程度地对风险社会视角下公共安全问题的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13］。
（二） 风险社会与当代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事件的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社会变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社会学把环境问题，包括环境风险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1］。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知识成果，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22］。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23］。
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特性进行系统探究。有研究者将环境问题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并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特征概括为与科技发展密切联系、全球化、无责任主体性、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24］。还有研究表明，全球环境危机将人类卷入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生态损害，就会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损害。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25］。
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2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旨在检验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 风险社会与科技伦理问题研究
科技伦理问题依然是国内社会学界2007至2010年期间探讨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则［27］。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27-28］。
在剖析风险社会根源时，较多研究者认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29］。人类对技术无节制的运用导致风险的产生，人类对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诱发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其在应用中产生潜在风险。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30］。
人类的科技文化为何遭遇如此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风险社会理论再次突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这一当代文化批判的主题。文化作为人类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既包含着对人的肯定性关系，又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关系。文化的二重性体现在风险文化中就是制造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文化二重性。当代全球性风险的凸显，恰恰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果［8］。面对困境人类又该如何作为？较多学者建议，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30］。
（四） 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1］。风险社会源自于科学发展的副作用，媒介的负功能又抬高了风险系数。科技发展悖论与媒介功能悖论互为表里，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风险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飞去来器弧线对媒介责任和危机信息报道原则形成压力［32］。危机传播应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调查发现，危机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表现为：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33］。虽然我国已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危机传播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风险社会”危机传播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预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危机信息传播体系，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如何解决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
三、 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
刘岩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5］。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35］。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35］。在风险中追求和谐，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又要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36］。在风险社会下，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完成解决和减少风险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复合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3］。杨雪冬还认为，就风险治理来说，中国的复合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体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一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与民主治理能力；二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四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拓展［37］。
有学者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现实指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发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社会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38］。贺东航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39］。张首先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现实土壤。风险能强化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风险能提升执政党的创新品质和选择能力；风险能锤炼执政党的执政作风和升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40］。周树华、黄石还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41］。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其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以科学的视角反思风险社会；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四维一体的和谐体系；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42］。
四、 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
围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这一问题，2007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风险社会中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治理战略、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等主要方面。
毫无疑问，在现代风险社会，政府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主体。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社会环境相比较，风险社会环境具有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风险管理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因此，强调政府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12］。朱正威、肖群鹰等研究者还按照社会需求与实践反馈的研究脉络，讨论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结构与程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政府风险危机管理能力建构模式［43］。
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时代公共危机的频发呼唤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但是风险时代的客观需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张康之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指出，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44］。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如何应对新变化，构建新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何华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治理机制,而这只能通过突破官僚制政府体系为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来实现［45］。张成福等主张，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46］。朱华桂等提出应注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完整性、全面性，构建群测群防的全民安全网，同时还应着重注意风险管理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47］。
薛澜等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指出，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48］。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成功的应急管理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其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童星还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49］。
阎耀军等则强调，风险社会危机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0］。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51］。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52］。
综上所述，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既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问题剖析，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及风险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还需进一步凝练研究主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唯有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
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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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Domestic Studies on Risk Society: 2007―2010
Tong Xing1, Cao Hailin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关键词】内部审计；地位；现状；措施
一、内部审计的定义
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协会（IIA）（2007）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旨在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营运的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的效果，以帮助实现组织目标”。
二、理论定位：委托理论的“营养素”
企业委托理论认为：企业是由构成企业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外部的债权人、关联交易商、客户、内部股东）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缔结的一组契约的联结。内部审计是基于委托问题产生的，是委托人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内部审计可谓是一针“强心剂”，让企业能够减少委托产生的一系列缺乏效率的行为，从而达到健康运行的目的，为委托理论、受托责任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一定程度上解决委托关系中存在的逆向选择等一系列的问题，体现内部审计的监督、激励功能，从而使得委托理论更加丰富全面与完善。
三、职能定位：公司治理的重要“排毒系统”
关注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源自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持续不断的财务丑闻爆发，人们需要更高质量的公司治理；二是经验研究表明内部审计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三是法律、法规等管制的加强。
（一）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是一个企业的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的产生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产生了委托的问题。而内部审计本质是受托责任问题。内部审计作为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机制，必然为公司治理服务。受托责任理论与委托理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受托责任理论似乎可视为在委托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受托责任理论是委托理论的子领域。由此可见，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受托责任观下，内部审计是一种内部治理机制
探讨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就是要分析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所涉及的受托责任关系中的角色。以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我认为：1、内部审计本身可视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内部审计可视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实务中，董事会行使职责，需要内部审计协助，管理层解除受托责任，也需要内部审计的工作，外部审计也一直依赖内部审计的成果，因此，内部审计作为董事会、高管层及外审人员的助手，已然是确保受托责任系统运行的一种治理机制。当前的趋势是，内部审计归属董事会或其所属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样，内部审计本身就属于董事会这一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了。2、内部审计可缩小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差距，影响企业的业绩和价值。内部审计可视为一种治理机制，但还要看这种机制是否有效，如果它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是可替代的，或者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人们也不会接受。分析特定的公司治理机制有两个标准：一是该治理机制是否能缩小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差距，二是该治理机制对企业业绩或企业价值能否产生重大影响，这两个治理机制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也可用来分析内部审计的作用。3、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位阶影响其在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进入股东、董事会和高管层这一层次的受托责任关系。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虽有联系，但治理和管理处于不同的受托责任关系中，治理和管理所涉及的受托责任关系参与者、目的、职能和评价标准都不一样。把公司治理的职能范围无限扩大，涵盖至企业所有的受托责任关系，这无疑是不正确的，正因为此，不能把现代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混在一起，称之为“内部治理审计”。
综上，公司治理理应成为内部审计的对象，这样内部审计才能更好的发挥其防弊、兴利、增值的作用。可以说，内部审计对于公司治理而言，可谓是一个排毒系统，让公司治理能够有效地缓解所产生的“诟病”与“毒素”，让公司治理鲜活、健康！
四、审计学定位：风险导向审计的重要“战地”
（一）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再管理
内部审计人员是风险管理潜在的重要利益相关人和参与者。可以认为，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延伸，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确认者，是对风险管理的再管理。内部审计不是风险管理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管理层负责内部审计的设计，所有员工协助贯彻实施，董事会监督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设计与实施，内部审计部门通过检查、评价、报告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并提出改进建议来协助管理层、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而不是履行风险管理的受托责任。因此内部审计只是对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确认和评价，其职责实际上是对风险管理的再管理。
（二）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我国在07年以后，开始实施风险导向审计，用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规避审计风险，更好的达到审计目标。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指内审人员在审计过程自始至终都关注风险，依据风险选择项目，识别风险，测试管理者降低风险的方法，并以风险为中心做审计报告，协助企业管理风险。
在进入21世纪是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信息技术、全球化经营等外部环境面前，企业这个开放的系统越来越多的受制于环境，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加剧了。着眼于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增加组织价值并提高经营效率的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适应了管理的需求，是内部审计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目标更加的契合企业目标，职能也扩展到确认和咨询两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顾客为中心的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将为企业传递更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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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治理累积；风险管理失败；经常性事故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2-004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2.10
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对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史明坤与邱兆祥（2011）基于国内文献总结了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缺失、货币政策失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资本主义制度原罪六种主要原因，基本反映了国内文献的代表性观点[1]。然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进一步梳理表明，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其将世界经济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组织，分别从系统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体系和整个系统的内在属性探究危机爆发的根源，产生了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论以及“经常性事故”论三种观点。
这三种观点对理解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其一，从企业组织行为探究危机发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行为建议，其意义在于将防范和缓解危机的努力聚焦于理解和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管理层行为。其通过改进组织风险文化来改变组织行为的建议比通过加强外部监管来限制组织行为的建议更具主动性，更涉及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一个高度耦合、深度关联的复杂系统。如何管理这一系统成为维系全球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经常性事故”论正是从经济系统的质性入手，分析了此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属性，为全球经济协作和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两种视角及其观点进行总结和介绍，并结合其他观点进行简要评介，以期呈现一个较为全面的危机成因图谱和更为系统的危机防范行为框架。
一、企业微观视角：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
（一）公司治理风险累积
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主要指由于有限理性广泛存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所构建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公司管理层所设计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均存在缺陷，从而给企业运营带了风险。这些风险具有自然的延续性和自发的累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放大扩散为社会层面的经济危机。从企业层面的治理风险到社会层面的经济危机，其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公司治理风险累积治理风险放大治理风险爆发。
公司治理风险包括外部治理风险和内部治理风险。外部治理风险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与金融监管的缺位；信用评级技术缺陷导致评级机构的预警能力滞后和风险认知偏差，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及证券发行人承担评级费用的盈利模式导致评级行为独立性和客观性丧失[2]；金融创新领域的法律机制不健全，SOX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Ⅱ存在缺陷。内部治理风险主要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次治理机制扭曲、股权结构不合理、信息披露不完全以及风险管理机制存在问题。这些弊端使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着包括流动性风险、对手违约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内的多种风险。
由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尤其是风险管理机制）均存在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进，外部社会和公司管理层均未意识到金融机构运营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从而导致前一时期的公司行为未能在当期通过内部自控行为或外部监管行为得到纠正。因此，公司治理风险具有自然的延续性和自发的累积性，公司治理风险由此逐渐放大，主要表现在借贷链条进一步延伸，借贷关系更加复杂，市场交易信息不确定性增加，对手违约风险上升。随着市场表现疲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借款人违约大面积出现，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证券市场具有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世界各国的许多政府和投资者都在美国证劵市场有着巨额投资，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扩散，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二）风险管理失败
同治理风险累积相比，风险管理更加强调风险管理失败是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作为公司治理的具体内容之一，风险管理的功能不仅仅是识别外部市场风险，而且也需要识别公司治理机制同外部市场的交互行为所形成的风险，即企业在市场中的运营风险。应该说，低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无法识别由于自身缺陷和其它公司治理机制缺陷所形成的公司治理风险。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理论上能够识别包括公司治理风险在内的大多数风险，因而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缺陷的内生识别机制。所以，风险管理失败是公司治理风险能够自发累积和进一步放大的重要原因。
风险管理失败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公司组织系统内，包括市场竞争、监管压力、群体动力、组织文化、风险认知、个人愿景与激励等在内的各种组织行为因子具有复杂的互生关系，它们的叠加效用导致了公司风险管理失败。其中，人和组织文化因素、组织设计和结构缺陷以及市场竞争和战略刚性三大因素的作用尤为突出。
首先，金融结构的扭曲激励机制及其形成的公司组织文化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行为短期化趋向严重，很多金融机构形成了贪婪、自大、侵略性强、市场份额导向的组织文化，风险规避意识淡薄。基于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模式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方式事实上使财务杠杆内生化，从而放大了周期性外部冲击的影响[3]。其次，风险管理的发展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过分依赖数据模型对产品风险进行量化和定价，轻视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业务素质培养和经验累积，以模型推导代替专家经验和判断。同时，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采用基本类似的风险管理战略和风险评估模型，它们在同一时点所得出的风险估值基本一样，导致整个行业出现风险评估系统性失灵。最后，由于公司组织设计和结构缺陷，很多企业不仅缺乏准确的风险识别能力，亦缺少顺畅的风险报告机制，风险管理人员无法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因而无法为后者的战略决策提供充分的风险信息支撑[4]。
（三）风险管理视角的行为建议
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防范经济危机，学界给出了三个层次的建议。
第一，构建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者设立风险总监（CRO），并构建顺畅的风险报告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对防范公司治理风险累积具有关键性作用，在高管层设有风险总监职位、具有顺畅高效的风险报告机制对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运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往往具有较小比率的不良贷款、较少的负面风险和较高的夏普比率[5-6]。
第二，在构建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包括改进公司风险管理系统，增加最新数据在风险模型中的比重，加强压力测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情景分析，并通过完善数据库和风险库来提高风险测度系统的测量精度；从源头上改善组织的风险文化，构建基于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经验和主观能动判断的风险管理机制，决不能以格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来取代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的主观经验和能动判断。
第三，在构建高效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全面优化公司的治理体系。内部治理优化包括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完善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结构多元化、强化风险意识和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外部治理优化包括加强监管、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善法律制度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7]。
（四）简要评介与展望
无论是公司治理风险累积，还是风险管理失败，它们都将分析视野转移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企业的组织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内容和风险分布。企业通过完善风险管理文化，构建风险管理机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本身就是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其他途径相比，这一途径更具主动性，更涉及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治理风险的分析视角还将外部监管等因素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一并纳入公司治理体系，强调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改进，从而在同一视角内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危机防范行为集合。
同金融产品创新和外部监管缺失等观点相比，治理风险分析视角超越了简单的现象学分析，即不仅仅是立足于经济理论的固有逻辑结构，识别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联，进而挖掘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现有文献所体现出的研究努力和理论进展仍停留在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单样本分析，并未从单样本的逻辑演化推广到大样本的理论归纳，因而还没有形成像马克思危机理论一样成熟的理论框架。要构建概念明确、逻辑清晰的理论框架，治理风险的分析视角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首先，尽管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但并不是任何企业的治理风险累积都会扩散和放大为经济危机。事实上，单个企业的治理风险累积甚或破产倒闭往往无力影响整个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且，从能力累积的过程来看，企业在任何给定的时点，只不过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能力和规则由于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突破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而改变。所以，任何公司的治理体系在任何离散时点都存在优化发展的空间，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始终存在，公司治理风险治理累积的问题亦始终存在。为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对哪些公司治理风险在什么条件下会扩散为经济危机做出解释。
其次，同治理风险累积相比，风险管理失败这一概念似乎更为具体，然而也因此略显偏颇。所以，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二者其实都指向了外部治理失灵和内部治理失效两方面的内容。事实上，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由于均受制于人类既有知识存量而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整合，将它们共同纳入企业微观视角的分析范畴，形成具有内部逻辑关联的单一理论框架。
二、经济系统宏观视角：“经常性事故”
（一）经常性事故理论
经常性事故理论（Normal Accident Theory）认为，具有复杂（complex）及紧密耦合关系（tightly coupled）组成的系统容易发生经常性事故[8]。因此，复杂和紧密耦合成为识别和分析经常性事故系统的两个基本维度。复杂主要表现在系统内相互关系的数量和维度以及这些相互关系及其未来走势能够被理解和预测的程度。一个复杂的系统往往包括众多子系统以及更多更小单元构成，这些单元在横截面和纵截面同其他单元产生关联，使整个系统充斥着错综复杂的多维关联。同简单线性关联不同，多维关联不可能一一识别和准确把握，其潜在的发展趋势亦难以预测。紧密耦合主要指关联单元间的联系高度紧密，彼此严重依赖，缺乏必要的缓冲空间和相应的冲击衰减机制，容易形成链式反应。根据复杂程度以及耦合关系的紧密程度，组织结构具有四种类型（见表1）。
由表1可知，高度复杂、耦合关系紧密的系统发生经常性事故的可能性最大，因而也最难以管理，集权式和分权式的管理管理方式皆不适用。唯一的协调方式是，每一个单元对系统的整体运转，自身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对其他系统单元活动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能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经常性事故理论解读
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紧密耦合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9]。此后，随着证券化和金融产品创新、全球化和金融机构发展以及自由化和监管体系演化的进一步发展，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和耦合关系不断强化。
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抵押贷款资产汇聚而成的资产池被切分成CDOs产品多次出售，借贷产业链条在全球范围内越拉越长，传统简单的二维借贷关系被多层级借贷关系和多维借贷主体关联所取代。二是随着借贷产业链条延展，最终投资者和初始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恶化，市场提供完美交易信息的能力亦越来越弱，市场的复杂性及交易风险越来越大，交易双方仅能根据数学模型估算的资产评定等级进行交易[10]。三是为了规避越来越大的交易风险，金融系统推出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信用衍生品对风险抵押资产进行保险[11]。这种加法式的系统修补增加了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系统内产生新的多维度关联，使系统结构更加复杂。
造成美国金融系统形成紧密耦合关系有如下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缺乏能够对金融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控的外部监管机构，系统运行具有绝对独立性，完全排斥任何外部行为。因而当抵押担保证券（MBS）的价格大幅度自由下跌时，不存在任何调整机制通过暂停MBS交易来缓冲和局部消化冲击。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杠杆效应，金融机构往往过分挤压自身的资金储备，从而一旦遭遇投资损失，其自我调整和吸收风险冲击的资本空间非常有限，缓冲机制大幅降低，系统刚性大大增加。三是技术进步大幅缩减了金融事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时间以及基于这些事件做出交易决策的时间，金融系统的内部传导机制更为迅速。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利好的金融事件很容易形成市场的虚假繁荣，产生泡沫，负面的金融事件将快速形成链式效应，造成市场坍塌。
（三）全球经济危机的经常性事故理论解读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全球经济系统的紧密关联而迅速传导到其他经济体。虽然在危机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采取“去耦合关系”（decoupling）的措施来避免或化解外部经济冲击。然而，由于全球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逐渐发展成一个复杂且紧密耦合的系统，这些国家显然无法摆脱当前高度紧密的世界经济联系而成为独善其身的经济孤岛[12]。
全球经济系统的复杂化主要变现如下：一是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越来越大，其主导形成的全球经济联系不仅远远超出了传统贸易关系，而且也使国际贸易在层次和结构上更为复杂。同时，跨国公司内部以及不同跨国公司间的网络化多维关联及其各种频繁业务联系使全球经济联系更为细小，更加宽泛，因而也更加复杂。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化，全球经济不平衡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迅速发展，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相应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全球生产、贸易、债务越来越不平衡，并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冲击。
全球经济系统的复杂化其实也伴随着经济联系的紧密化。基于各国优势资源的国际分工合作和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逐步形成了全球市场，全球产业链条、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投融资体系，企业间的商业联系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别经济的独立性越来越弱，世界经济系统的依赖刚性越来越强。
（四）基于经常性事故理论的建议
经常性事故理论对如何管理具有高度复杂关系和耦合紧密关系的组织提供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任何复杂组织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优化空间，优化途径要么降低系统的复杂程度，要么降低系统的耦合紧密程度，或者兼二有之。二是选择恰当的组织管理方法，集权式和分权式管理均不是管理复杂、耦合紧密系统的有效管理模式，唯一的协调方式是，每一个单元对系统的整体运转，自身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对其他系统单元活动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能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美国金融系统而言，金融创新和外部监管是市场结构的核心，自然也是系统简化和去耦合关系必须平衡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应鼓励不同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并通过外部监管迫使他们提高资本储备、降低杠杆效应和增加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从而在金融系统内形成必要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降低了耦合关系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在保证基本监管能力和基本缓冲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减少监管机构的层级来优化外部监管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度降低整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对世界经济系统而言，国际分工合作提高了经济效率，同时也将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时，就需要对整个系统组织以制度供给的方式来给定秩序。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全球治理本质上属于“无政府治理”，制度供给和制度遵守均受制于国家基于本国国家实力的利益博弈。这就需要不同国家认识到自身经济战略对他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全球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目标下达成整体协调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高效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运行实施监管和协调[13]。
（五）简要评介与展望
从组织质性入手分析经济系统，其意义在于将防范国别经济危机和稳定世界经济运营的行为努力聚焦于国家如何优化本国经济系统的组织结构以及如何共同管理世界经济系统的复杂耦合关系。对国别经济而言，企业行为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所形成的监管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系统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对世界经济而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紧迫。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最小成本下的最优制度供给，并提升这些制度的遵守情况成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需求。尽管经常性事故理论并没有提出构建全球治理框架的具体措施，但其为构建全球治理框架的制度设计和机构安排提供了降低世界系统复杂与耦合程度以及强调国别经济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协调责任的方向性建议。
三、结论
任何整体只有在其基本元素的层面上才能得到解释，因此对经济危机的解释需要将社会经济现象还原到其包含的基本元素个体及这些个体的相互关系中。所以，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缺失、货币政策失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资本主义制度原罪、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还是经常性事故，实质上都是从一个特定视角，基于相应的互生关系来分析危机在这一视角下的演化路径。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分析视角，都必须回到具体的经济现象，因而不同视角的分析内容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应该说，这些观点不存在正误之分，只存在分析视角的差异以及片面与相对全面的区别。它们能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共同拼接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危机成因图谱。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公司治理风险累积论，资本主义制度原罪论，还是经常性事故理论，它们都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无法彻底避免。三者共同性的“悲观”论调指向了人类在企业治理机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和全球治理制度设计上由于认知能力的渐进性累积而在任意一个离散时点所表现出的认知局限和有限理性。当然，正如强调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并不排斥和否定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努力和实际成效，指出危机在更深远层面不可规避的本质并不排斥和否定当前基于现有知识存量的制度修补和完善，因为渐进性的认知累积过程决定了并来源于制度供给的逐渐优化和具体问题的不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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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 成本 资本充足率 无清偿能力指数 商业银行
一、引言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世界银行指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良的金融业公司治理机制所致。在此之后，各界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缺失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树立市场信心，保证业务稳健发展、抵御风险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我国商业银行不断进行自身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如何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目前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从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为落脚点，发现银行的整体风险和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为构建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提供参考意见。
二、文献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是一套解决公司的委托人(所有者)和人(管理层)之间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通过一系列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规则来实现，目的在于推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权益趋向最大化。当企业采用的是委托和的制度时，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便展开。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公司治理机制展开大量的实证研究，但鉴于银行等金融与一般公司经营业务的差异，银行等金融业往往被考虑之外，本文将结合前人的文献和银行业的特殊性展开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委托―关系，因此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Jensen and Meckling的成本理论。成本理论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失去控制权的所有者如何督促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为其实现最大利益而行事。Jensen and Meckling把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即因人的自利性、有限理性以及委托双方的条件各异、需求有别、利益目标不尽相同等，人可能对委托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这就产生了问题。问题必然产生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者在自利心驱使下，追求自身的利用最大化，执行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而忽略或放弃追求公司价值与股东价值最大化，造成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损失。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督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强化管理者的风险管理水平，更能及时采取行动降低公司风险。Karels and Prakash（1987）研究指出当风险升高时会导致资产报酬率和股东权益报酬率等财务绩效降低。杨德明等人(2007)以我国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的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并因此作为公司的竞争优势，有助提高公司业绩。可见公司治理机制的好与坏，关系到公司管理者对风险管理的认识程度。也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风险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透过强化风险管理可以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三、变量界定和研究假设
1. 样本选取
根据Bankscope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半年报和年报，本文选取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共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2000-200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共有136。
2. 被解释变量
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成本理论，Ang et al（2000）和Singh et al（2003）研究中从成本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并且得出成本能够间接度量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本文亦以成本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由于成本并没有像其它一些经营成本那样可以从财务报告里获取，成本的具有相当的隐秘性，学者们一般通过间接的方法测量。实证研究中比较多用到闲置现金流、内部股权比例、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表示成本的大小。张兆国等人（2008）的实证研究里认为闲置现金流的多少主要受公司经营情况和投资机会影响。此外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银行业尚未普及，因此内部股权比例也不能反映银行的成本。而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决策效率，所以更能体现成本的高低。所以Singh et al（2003）、Aoun et al （2005）亦以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来表示成本。在国内蔡吉甫等人（2007）、张兆国等人（2008）皆是以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来表示成本（所使用的样本没有包含银行业）。但是银行业是特殊的行业，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费用并不如一般的产业，故本文以资产周转率（AT）作为成本的测量变量，资产周转率越高，成本越低。
3. 解释变量
银行在各项管理中比起一般产业着重风险管理的比重更大。《新巴塞尔协议》作为目前影响最广的商业银行监管协议，明确要求规定成员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8％。银行若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能够冲抵在经营上发生的各种风险时产生的损失，和防止银行经营者以较低成本从事高度杠杠的操作，意图通过高风险的操作来获取巨额利益，以至使银行经营处于高度风险中。因此，资本充足率在商业银行运营和发展中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充足率水映了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承担风险能力的综合性指标。监管机构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动机（张宗益，吴俊，刘琼芳2008）。因此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CA）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新巴塞尔协议》只规定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保持资本充足率为8％，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设定适合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充足率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在面对损失时有足够的资本冲抵，并可使管理者更有效率运用资本及优化资本结构，减少成本，发挥治理机制效果。资本充足率过大，部分资本受限制，造成管理者无法有效运用资产创造价值，增加经营绩效，反而造成管理者自利心增加，进而增加成本，资本充足率过少，会增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增加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倒U型的关系。
而作为银行风险的测量的第二个变量是Liang and Rhoades(1991)和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提出以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nsolvency Risk，IR），他们认为IR＝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资产收益率期望值+股东权益比率)，资产收益率是研究银行整体绩效时广泛使用的比率，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是财务经济学上风险衡量的指标，股东权益比率则放映银行的资本结构。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认为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衡量银行有多少账面价值可以吸收会计上的损失。张磊（2007）对我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进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在测定银行风险的可行性。
由于资产收益率与股东权益的变动会影响无清偿能力风险，并且无清偿能力风险与财务绩效密切相关，。Rivard & Thomas (1997)指出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R)升高时，其报酬便会下降，无清偿能力风险下将时，银行财务绩效将会提高，银行的价值上升。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维持比较低的水平时，表示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比率维持在一定水平的波动中，银行的整体上没有受到重大冲击，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越低，表示管理者的有效经营银行，发挥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资产周转率与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呈负相关。
此外，本文选择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InSize），和银行净利润的增长率(GC)，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分析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综合上述文献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多元回归方程模型。
四、实证检验
1.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SPSS17.0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描述性统计得出表1数据，银行的资产周转率均值为3.28％，比起张兆国等人（2008）研究的其它行业的资产周转率均值0.6％要高，表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于其它行业的管理效率要高，也一定程度说明银行的成本比其它行业要低；资本充足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上相差甚大，体现各个银行之间有着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取向有关，资料中以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最低，2001－2006中资本充足率都低于8％；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上，本文均值为4.21％，这与张磊（2007）的研究相差不大，但是与龚尚智等人（2005）研究台湾的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为1.02%相比，我国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处于相当高的程度，这主要与我国股东权益比率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较大有关，且利润增长率在各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差甚大，招商银行的利润增长率最快，而深发展在2001至2003年代还出现了负增长。
2.回归分析
从表2数据显示，模型的回归检验中调整后的R平方为61.6%，表明模型有足够的解释力。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在上升阶段呈正相关，表现为CA2与AT的系数为0.383，在资本充足率上升到一定比例时，本文称为下降阶段，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负相关，表现为CA 与AT的系数是－2.027，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影响力，P值在上升阶段为0.045，下降阶段为0.000,均小于0.05。因此实证分析支持了H1，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周转率呈倒U型关系，形状上表现为一条开口向下的物线。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资本充足率上升时，可以充抵银行的损失，成本下降，资本充足率上升到一个比例，限制管理的资产运用，加大管理者的自利心，成本上升。从《新巴塞尔协议》的角度上看，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有助于防止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通过实证，本文认为存在一个合理的资本充足率，可以使得成本最低。在无清偿风险指数方面，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R）的系数为－0.621，P值为0.003，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影响力。实证上支持了H2：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与资产周转率呈负相关，无清偿能力风险越高，成本就越高。从回归分析，本文得出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银行的整体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存在一个合理资本充足率使得成本最低，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最高；无清偿能力风险越大，成本就会越高。在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下，公司愿意建立公司治理机制，是因为同公司治理机制极大化公司价值的收益远远超出投入的监管成本，成本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商业银行在社会上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容易形成骨牌效应，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极其重要，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商业银行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以下是一些政策建议，第一：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正如李维安（2002）的研究观点，合理安排公司资本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商业银行也不例外，监管部门和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的经营环境和自身特点，适时地设立最优的资本充足率，可以有效地达到财务绩效目标，同时防止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等银行的整体风险，有效降低成本，提供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然而最优资本充足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商业银行必须根据时期调整资本充足率。第二，资产收益率波动和股东权益比率，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以至影响银行的安全性。若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将会有较大的波动，银行应该增加本身的股东权益比率，这样将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最后，公司治理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商业银行必须结合通过改善股权结构、审计过程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完善监管过程才能最终达到有效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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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证券市场的改革发展，证券市场股价崩盘事件日益频繁。如2012年10月，万福生科因财务造假导致股价短期内暴跌17．13％；2013年4月，南风股份涉嫌内幕交易造成股价持续性下跌；2014年4月，因高管违规并购遭遇司法调查，华润集团旗下公司股票全线崩盘等等。股价崩盘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市场现象，不仅会使股东财富缩水，打击中小投资者信心，而且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危害资本市场稳定，并严重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入讨论股价崩盘的形成原因与作用机制，并寻找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方法，对保障投资者利益以及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是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论题。国外学界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直到近年才有学者从理论出发对其进行系统阐释。Jin和Myers（2006）指出，企业管理者出于对个人薪酬契约、工作稳定、行业声誉以及构建商业帝国等目标的考虑，往往会利用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来隐藏公司的不利消息，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不利消息会逐渐累积并最终超出公司承载能力，最终集中释放到证券市场中，引起股票价格暴跌［1］。基于上述理论，学者们分别从机构投资者行为、投资者保护水平、会计稳健性等角度出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2－4］。而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高管对股价崩盘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重视。江轩宇（2013）围绕高管的激进避税行为分析发现税收征管能够有效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5］；田昆儒和（2015）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独立审计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协助外部投资者及时发现高管自利行为，降低股价崩盘的可能［6］。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下文简称为“董责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市公司高管职业保险，在降低诉讼风险、监督高管行为、保障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正逐步受到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视。围绕董责险对于高管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学界已展开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7－11］，但当前已知范围内鲜有文献关注董责险与公司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董责险的治理效力能否有效抑制高管掩盖不利消息的行为，进而间接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的理论观点与实证检验。当前国内学者关于董责险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保险理论，针对其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与讨论尚不充分。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的增多以及投资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国内董责险受关注程度日益提升，从实证角度探求其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现有证券法律法规与市场监管措施并不完善，中小股东维权成本依然较高，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力度仍有待加强。因此，在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中，研究董责险能否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保障投资人权益，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通过聚焦董责险的公司治理作用，分析其对于股价波动的影响，从定量角度予以验证，并从预防与缓解措施出发，讨论董责险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期为后者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数据；同时在政策制定层面也为监管层监管提供有效依据，利于其合理引导与规范董责险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推广。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董责险作为特殊的风险分散工具，在缓解冲突，监督高管行为与维护股东权益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Core（2000）认为企业高管可以通过购买董责险分散决策风险［12］。Holderness（1990）对董责险投保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保险公司会对高管行为实施持续监督［13］。Gutierrez（2003）经过调研指出董责险在维护股东权益方面具有重大意义［14］。那么，董责险能否有效降低高管对于企业不利消息的隐瞒，并进一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呢？已知范围内鲜有文献探讨此问题，本文将基于董责险的作用机理与委托理论进行分析。根据董责险的作用机理与委托理论，董责险具有“监督”与“庇护”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监督观点主要着眼于“信息传递”与“外部监督”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购买董责险行为本身即是在向市场传递与其治理效果相关的企业信息，从而缓解市场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Gupta和Prakash（2012）的研究发现，公司选择不同的保险方案可以有效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管理者风险偏好等企业内部信息［15］。另一方面，作为保险契约的承保方与潜在损失的清偿方，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受保公司情况进行详细评估，并通过设计不同保费金额、承保范围等保险条款对企业高管行为进行监督［11］。庇护观点则主要围绕道德风险问题展开。部分学者认为董责险的过分庇护企业高管无需顾及股东诉讼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会纵容其更为关注自身利益，从而诱发或加剧高管的道德风险问题。Chalmers（2002）追踪美国72家IPO企业之后发现，是否购买董责险与企业IPO三年内股价表现呈负相关关系，承保额度与股价走势呈现负相关关系，进而推断董责险会促使企业高管更有可能参与内幕交易以谋求自利［7］。Boubakri et al（2008）则进一步发现董责险可以促使企业高管采用更为激进的投机主义行为操纵盈余管理决策，特别是股权相关决策，用以满足自身利益［16］。Lin（2011）通过对加拿大上市公司并购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公司在并购中会支付较高的溢价却在日后展示出较差的协同效应［17］。此外，也有学者提出董责险同样可以引发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18］。Rees et al（2011）的研究证实上述观点，进一步地，他认为股东可以通过购买董责险影响高管各项管理行为，促使他们选择短期内刺激股价的经营决策以方便自身获取更为丰厚的投机性资本收益［19］。随着董责险受重视程度的逐步加深，国内学者也逐渐着手研究董责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许荣和王杰（2012）采用配对模型对2007年上市公司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董责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20］；贾宁和梁楚楚（2013）则发现仅在内地上市的企业购买董责险会提升其盈余管理水平，而在内地与香港交叉上市的企业购买董责险则能够较好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倾向［21］；胡国柳和李少华（2014）的研究结论表明董责险可以抑制过度投资但无法缓解投资不足，董责险对于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具有选择性［22］；胡国柳和胡珺（2014）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引入企业持有董责险年份指标以讨论董责险治理效应的持续性，发现董责险在短期内可以警示与激励高管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但随着董责险的持有年份增加，其对高管的影响却趋于减弱等等［23］。上述研究从作用对象、外部环境、作用范围等层面拓展董责险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为日后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结合对以往文献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下，董责险对股价崩盘风险可能存在“双刃剑”的作用。从积极方面而言，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可以释放内部信息，利于外部市场更为深入了解企业，对其经营状况与治理水平作出合理判断，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引入保险公司对公司高管的行为进行约束与监督，可以有效抑制其利己行为，从而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而从消极方面而言，董责险给予高管过分的庇护使其脱离股东诉讼的威胁并更容易实施个人利己主义行为，同时董责险也有可能沦为企业股东用以刺激短期股价谋取投机收益的工具，便于企业隐藏对其不利的消息，从而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鉴于董责险可能存在的双重效果，且当前已知范围内缺乏相关文献探讨董责险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联系，本文拟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对象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判断董责险能否有效保障股东权益，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提出两个对立性假设：假设Ha：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降低其股价崩盘风险；假设Hb：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提升其股价崩盘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选择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作为研究初始样本。参考王化成和曹丰（2014）以及胡国柳和胡珺（2014）的方法［3，20］，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及ST与ST＊类公司样本；（2）剔除单年度内个股交易周数不满30周的样本；（3）剔除企业规模小于已购买董责险企业中最小规模的样本，由于规模较小上市企业难以负担高额保费，因此，将选择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规模最小值作为样本最低选择标准；（4）剔除存在财务数据缺失值的样本；（5）对连续变量进行双侧1％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866家企业共7032组观测值，其中392组观测值购买董责险。样本中董责险相关数据根据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资讯行中公开的上市企业年报信息，经手工整理进行筛选汇集获得，余下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与锐思数据库（RESSERT）。
（二）变量定义
1．股价崩盘风险（CR）。参照许年行（2012）的方法［24］，选择下列两种指标描述股价崩盘风险（CR）。具体计算方法如下：首先，将个股i的周收益率按照年度进行如下回归：其中nu与nd分别表示个股i周收益率高于与低于该个股年收益率均值的周数。DUVOLi，t数值越高，股价崩盘的可能性越大。2．董责险指标（DO）。参照胡国柳和胡珺（2014）的方法，使用虚拟变量（DO）描述企业购买董责险的具体情况［20］。使用DO表示上市企业是否已购买董责险，当上市公司在其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或年度财务报告附录等公开的文件中明确提及选购或准备选购董责险事宜，则DO数值为1，否则为0。此外，参考胡国柳和李少华（2014）的处理方法，设定当上市公司首次对外公告购买董责险后，若无同类公信力水准公告确认公司解除董责险合同，则默认企业持续投保［19］。3．控制变量（Control）。参考许年行（2012）等的研究方法［21］，选取下列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当年负偏态收益系数（NCSKEW）、个股年换手率的变化（Tur）、个股周收益率年度均值（Mean）、个股周收益率年度标准差（Sig）、操控性应计绝对值（AB－BAC）、年账市比（MB）、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净利率（ROA）、企业规模（Size）。此外，引入年份与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年份与行业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NCSKEW和DUVOL均值分别为－0．282和－0．177，标准差分别为0．894和0．572，说明不同企业之间股价崩盘风险的差异十分显著。DO均值为0．056，说明有5．6％的样本选购了董责险，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董责险购买水平。控制变量中，与股票交易相关指标Mean、Sig标准差分别为0．009、0．019，表明不同上市企业股票总体股价波动情况差别较小，而换手率Tur标准差达到0．815，表明不同企业之间股票市场交易频度差别较大。公司财务特征相关指标中，MB、Lev、ROA、Size均值分别为0．636、0．494、0．045和21．830，表明样本中大部分企业发展潜力较大，资债结构较为合理，盈利水平较好，资产规模较大。ABBAC均值为0．083，中位数与标准差分别为0．0516和0．165，表明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并不相同。
（二）多元回归分析
采用混合截面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DO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购买董责险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购买董责险可以有效抑制其股价崩盘风险，结论支持假设Ha，拒绝假设Hb。参考胡国柳和胡珺（2014）的研究，认为上述结果的成因如下［23］：企业购买董责险的行为一方面向市场释放出关于企业内部治理的有效信息，缓解企业与市场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企业购买董责险的行为对高管与董事的尽职执业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降低其出于自身利益而刻意隐藏不利消息的动机，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
五、稳健性检验
（一）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敏感性
参考熊家财（2015）的处理方法，选用分行业市值加权股票周收益率重新计算衡量个股周特殊股票收益率W′，分别计算全新指标NECKEW′和DU－VOL′，替换原回归模型中NECKEW和DUVOL并分别进行回归［25］。此外，参考罗进辉和杜兴强（2014）的研究方法［26］，设定股价负向偏离正态分布均值超过1％范围时，该企业被认为出现股价崩盘事件，并将其标记为1，而未发生时则标记为0，依此建立新变量Crash与Logit回归模型。DO相关回归系数正负显著性水平并无显著变化，与指标替换前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原回归结果稳健。
（二）内生性检验
关键词：资本投资 风险配置 政治关系 金融行业
政治关联是当前公司治理和运行中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针对政治关联和公司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管道德风险和公司预算软约束方面。林毅夫、李志 （2004）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政治关联和公司运行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研究指出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基于政治关系而衍生出来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就会诱发高管的道德风险，进而引致企业经营低效率运行和风险累积，但是这种政策性负担随着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引致国有企业运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这种预算软约束会引致同属于国家所有权的贷款企业和借款银行高管协同腐败的必要条件（田利辉，2005）。
余明桂、潘红波（2008）针对政治关联和金融发展水平关系研究揭示，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资源的规模和期限均显著优于不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并且这种现象会被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制水平进一步放大。王庆文、吴世农（2009）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揭示，政治关联因素在公司经营中起着掠夺作用，制约公司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行为。
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从公司层面而言，公司投资决策虽然基本依据风险-收益均衡原则，但是其投资行为也受到政治因素干扰，尤其是在政治选举年度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存在政治诉求的情形下，这种基于政治诉求的投资行为偏离风险-收益均衡原则的现象尤为显著。在此意义上，本文给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政治关联因素对于高管投资行为的风险敏感度具有显著影响。深入分析而言，已有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出政治因素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给出这种影响性态，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高管的政治关联因素通过资本投资渠道对高管风险配置影响是积极并且显著的。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前文给出的研究假设H1，为了突出捕捉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对其投资行为的风险敏感度影像，给出政治关联因素的风险敏感度检验组合方程。
Gleve=α0+α1*BM+α2*BM2+f（X）+μ（1）
Gleve=β0+β1*BM+β2*BM2+β3*Political+
f（X）+ε （2）
其中，Gleve为金融行业样本公司杠杆水平相对缺口，用以捕捉对应公司的风险配置；BM为样本公司账面市值比（Book-Market），借以捕捉对应公司的投资机会；Political为政治关联的哑变量，当公司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取值为1，反之为0；f（X）为经验分析中为了避免目标变量内生性及遗漏变量所引致的拟合偏误而控制的其他变量组成的线性方程。在给出假设H1的经验组合方程基础上，结合假设H2首先给出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对公司资本投资影响的经验方程：
BM=γ0+γ1*Political+f（X）+ν （3）
结合经验拟合方程（3）可知，将经验方程（3）拟合结果代入到经验组合方程（2）中，即可得到高管政治关联因素通过资本投资渠道对高管风险配置的影响性态，这一点将在经验回归中进行深入分析。
在模型设定基础上，对相关变量进行设定，变量设定的依据就是已有的研究文献和变量自身的经济意义。首先，选取样本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捕捉公司杠杆水平Leve（陈运森、朱松等，2009），同时利用HP滤波得出杠杆相对缺口，其公式为，其中，Levet为实际杠杆水平，LeveTt为杠杆趋势项，若Glevet>0则表示实际杠杆水平超过潜在杠杆水平，表明公司风险配置过度，反之亦反。其次，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线性方程f（X）中控制变量X，从公司财务层面，利用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Lnsize）表示公司规模，选取总资产净收益率（ROA）捕捉公司资产收益状况，同时选取公司净利润增长率（Gr）捕捉公司发展潜力和投资倾向。从公司治理层面，选取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捕捉公司性质（State），其中State为哑变量，第一大控股股东为国家时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
（三）样本数据的选取说明
结合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时间和部分公司相关数据可获得性，剔除上市时间少于或者数据可获得年度少于2年的上市公司，最终选取了36家金融上市公司2005-2012年度对应变量数据，同时为了增强数据信息容量，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组成非平衡短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
经验分析
（一）单变量基本统计分析
结合前文分析，对本文的研究思想进行经验论证。为了使本文拟合分析更好的映射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实际运行状况，首先对选取变量序列进行单变量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借以捕捉变量序列基本统计分布规律，同时对异常值进行筛选和排除进而避免异常值对拟合结果造成的偏误。单变量基本统计描述分析显示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典型的同质性分布特征，除去以总资产为代表的公司规模和公司发展潜力之外，其余的以杠杆为代表的公司财务特征和以股权集中度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特征均呈现趋同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仿射出了我们选取的变量序列较好的捕捉到我国金融行业实际运行特征，基本可以减轻异常值对拟合结果影响的担忧。
（二）回归分析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政治关联因素的风险敏感度检验组合方程和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对公司资本投资影响的经验方程进行拟合回归。由于本文的样本观测数据组成是非平衡短面板数据，其数据分布性状近似于截面观测数据，因此，并不对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但有必要依次对经验方程（1）、（2）和（3）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效应检验，由回归效应检验（Hausman Test）结果可知，经验方程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回归，故对经验方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其回归拟合结果如表1所示。
则从表1中拟合结果可以看出，除去总资产净收益率对以杠杆水平相对缺口为代表风险配置不显著外，其余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对于风险配置和资本投资拟合结果均为显著。利用部分年度数据对政治关联因素的风险敏感度检验组合方程和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对公司资本投资影响的经验方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表明，本文基于研究思想而设定的方程在样本期内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具体分析来看，在排除政治关联情形下，以BM为代表的资本投资机会对公司风险配置影响呈现U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初始阶段风险配置随着资本投资机会增加而降低，但是一旦达到临界点则风险配置随着投资机会继续增加而迅速上升。与此对应，在控制政治关联因素情形下，资本投资机会对风险配置影响性态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其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是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在加入政治关联因素之后对公司高管风险配置的影响程度大幅度增加，分别达到77.14%和23.9%。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研究假设H1，揭示政治关联因素对于高管投资行为的风险敏感度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显著影响是通过政治关联因素影响其他有关变量得以实现，而政治关联因素本身对高管风险配置形成约束效应。
在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直接影响分析基础上，有必要考虑政治关联因素通过对公司资本投资机会如何影响公司高管风险配置。承接前文分析，联立方程（3）和方程（2）可以得到风险配置与政治关联直接关系：
（4）
在此基础上结合表1中第（5）关于方程（3）回归结果，将回归参数代入方程（4）中整理得出政治关联因素通过公司资本投资机会对风险配置的影响方程：
Gleve=-16.27+1.06*Political+0.03*Political2
+ε （5）
结合方程（5），为了得到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影响趋势和性态，我们对二者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比较静态分析，由方程（5）可知高管风险配置关于其政治关联因素的比较静态等式为：
由比较静态等式（6）可以看到，通过资本投资渠道媒介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受到其自身影响，当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情形下，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边际影响为1.12，当高管不存在政治背景情形下，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边际影响为1.06。同时方程（7）揭示，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边际影响呈现出固定上升的稳态性状。但政治关联因素对风险配置积极影响的这种态势并不能否认文章中其他控制变量对高管风险配置的约束效应，结合方程（5）可知，排除政治关联因素，其余控制变量对高管风险配置的约束效应显著，进而间接的揭示，在存在资本投资渠道媒介的作用下，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风险配置是积极并显著。相对方程（2）中政治关联因素对风险配置的较小且非显著的约束效应而言，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政治背景会通过公司投资放大其风险配置行为。
研究启示
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对我国金融行业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对其风险配置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分析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政治关联因素扩大了公司规模对高管风险配置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扩大了股权集中度对高管风险配置的约束作用，与此对应的是降低了投资机会对高管风险配置的约束作用，而政治关联因素自身对高管风险配置的直接约束作用较小且相对并不显著。但是存在资本投资渠道为传递媒介的情形下，政治关联因素对高管的风险配置的边际影响积极并且显著，并且其边际影响呈现以固定幅度增加的性态。结合样本期内我国金融行业承担社会经济改革成本和自身发展的多重任务的现状，可以看到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我国金融行业直接或间接的通过投资渠道推动经济发展进而累积自身风险的运行预期。因此，针对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困境，从高管政治背景角度出发，对金融行业公司投资渠道进行有效的控制，进而约束高管风险配置过度的行为是符合我国现实逻辑的一种金融行业风险治理思路。
参考文献：
1.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08（9）
关键词：中小旅行社；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问题；措施
中小旅行社是目前我国中小型服务企业中较为典型的企业，它们的投资金额和公司规模较小，经营业务的范围较窄，且员工人数较少，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往往不完整，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小旅行社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不足，例如风险意识匮乏、内控机制不足、岗位间监督不到位、责任管理不具体等，且内部控制工作和风险管理工作往往是分开进行的，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大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的不到位直接影响到中小旅行社的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强对中小旅行社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本文简单概述和总结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情况，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和探讨当前我国中小旅行社整合内部控制工作和风险管理工作的对策措施，以期更好地提高中小旅行社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效果和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中小旅行社的现代化、经济化发展。
一、公司治理的概述
（一）公司治理的含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又称企业管治、公司管治等，主要是指通过系统、科学、完整的法律、政策、惯例、机构以及程序等对公司内外各类事务进行决策、管理和控制的活动。简单来讲，公司治理的理论包括超产权理论、委托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利益相关理论等。
（二）公司治理的原则和特征
公司治理的原则主要包括信任原则、诚实原则、正直原则、公平原则、利益原则、责任原则、尊重原则以及对组织有承诺原则等。
公司治理的特征主要包括契约性、动态性、强制约性、依法合规性、地域差异性以及利润导向性等。
（三）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主要包括控制活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以及监督等。这些方面的要素内容同公司治理的内容都有着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得以顺利、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前提条件，也是确保内部控制工作切实、可靠的组织保障。可以说，公司治理理论和机制对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工作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它的完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到内部控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影响到企业应对各种经营风险的能力水平，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壮大发展。
二、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整合中小旅行社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中小旅行社内部控制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今后的工作开展中，各中小旅行社要基于系统思考的角度，从多个方面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从而有效提高内部控制的工作效果。具体措施如下：
（一）增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意识
中小旅行社领导层要积极加强对内部控制的学习和重视，全面、科学、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内部控制工作的相关目标、内容和方法，明确内部控制工作对中小旅行社现阶段以及未来扩大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还要全面、详细的了解当前旅行社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问题，包括财务风险、导游忠诚度、旅游纠纷等等，不断增强内部控制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并让旅行社各部门员工真正认识到内控管理、风险管理对自身工作以及旅行社发展的重要性，而更好的确保内控及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和落实。
（二）构建风险管理长期预警机制
中小旅行社要将内部控制工作同风险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实情，切实做好对企业在未来经营管理中风险隐患问题的预防和控制，积极构建和完善适合本企业经营发展的长期风险管理预警机制，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对其系统机制的内部结构进行科学、合理、切实的调整和完善，确保风险预警系统的科学性、先进性、有效性、规范性和系统性，从而更好地对中小旅行社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问题进行提前预测、分析和防范，以便保证中小旅行社未来发展的平稳性和安全性，保障中小旅行社的长期经营利益。
（三）加强全面内控制度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中小旅行社是单一的股权结构和所有制形式，并且很多都是从大型旅行社变相承包业务而后独立组团运营，这就导致中小旅行社的法人治理机制不全面、不完善，进而导致其内控控制制度的缺失，同时也降低了中小旅行社应对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各地中小旅行社必须要在公司治理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构建系统、全面、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对旅行社在产品研发、计划调度、财务管理、产品销售以及客服回访等工作内容的系统分析，提高旅行社领导层对社内情况的全面了解和掌握，降低和避免中小旅行社因监管不利而出现诸如导游服务质量低、强制购物、私拿回扣等游客纠纷时间，从而有效减少中小旅行社经营风险的发生。
（四）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许多中小旅行社对导游及其他员工的考核偏重于业务量，这就导致员工为了冲业绩一味进行旅游线路推销和收客，导致在诸如酒店客房、航班机位、团队人数、景点时间等后续工作方面跟不上，从而同游客之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造成游客投诉进而产生经济赔偿，给旅行社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因此，中小旅行社要重视对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工作的审查监督，制定科学、全面、切实、有效的监督管理规章条例，增强对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工作在监督上的落实执行效力。积极优化、改革和创新中小旅行社内控及风险管理的监督控制方法和模式，构建和完善内部监督管理考评机制，结合相关法规和管理实际对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和步骤设定具体的考核标准和指标，并增大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公开性和透明化，从而更好地激发内控人员和风险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满足感，进而更好的推进内部控制工作和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
（五）强化综合型人才队伍的建设
中小旅行社要在公司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综合型、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培养，使其能够即满足内部控制工作的需要，也能够承担风险管理的工作，从而有效将内部控制工作和风险管理工作整合统一，实现“1+1>2”的管理观念。因此，中小旅行社要定期对在职内控人员以及风险管理人员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对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经营风险的认识和掌握，增强他们的内控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他们在内控工作以及风险防范工作方面的业务处理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从而真正为中小旅行打造一支专业精、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复合型、综合型人才队伍。
三、结语
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工作对现代中小旅行社的经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关系着旅行社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因此，我国中小旅行社必须要积极顺应时展要求，在公司治理理论视角下，对内部控制工作和风险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科学、合理的整合，不断提高公司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积极健全和完善内控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内控风险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从而有效提高内部控制工作的水平和效果，有效预防和解决旅行社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问题，降低中小旅行社因经营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中小旅行社的健康、平稳、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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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战略管理
受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下简称SOX法案)的影响,我国所有赴美上市及计划赴美上市的企业必须按照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成内控评估报告。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遭受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冲击越来越大,各类风险产生的扩张效应和联动效应越来越严重。因此,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企业重点关注的课题。
本文将在回顾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宝钢在内控体系建设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提出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设想,以期对我国企业的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其关系
(一)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门事件”引起了美国立法者和监管团体对内部控制问题的重视。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的《反国外腐败法》是美国在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第一个法案。1980年后,美国COSO委员会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组织设计并实施的一个程序,以便为达到该组织的经营目标提供合理保障”。在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框架中,把内部控制活动分成五大组成部分,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
2002年,美国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简称PCAOB)明确采用了COSO内控框架作为内控评价的标准体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也采用了COSO内控框架,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参照该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内控体系。
我国在2005年先后出台了《上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两个文件。上述两个文件参照了美国SOX法案的要求,在理论体系上和COSO内控框架一脉相承。
(二)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安全和保险”为特征的风险管理。100多年前航运企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保险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第二阶段:以“内部控制和控制纯粹风险”为特征的风险管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公司对业务管理和流程方面的内部控制提出了要求。美国1977年的《反国外贿赂法》要求公司管理层加强内部会计控制;1992年的《COSO内部控制综合框架》提出以财务管理为主线的内部控制系统。第三阶段:以“风险管理战略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为特征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实践表明,仅靠内部控制难以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为此,COSO于2004年9月出台了《COSO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简称ERM),提出了由三个维度构成的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我国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工作的启动。
(三)内控体系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联系和作用
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内控体系建设的动力则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合理保证合规经营、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和经营结果的效率与效益,而这正是全面风险管理应该达到的基本状态。此外,内控体系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之间具有紧密的联动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在理论框架层面,完整的内控体系包括依据COSO内控整体框架开展内部控制的评审体系以及内控自我评估体系;而目前国内外较为认可的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框架是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这两个框架在理论基础上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
2.在推进工作的步骤层面,从国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开展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推进步骤来看,以内控先行、再逐步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做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通过内控体系建设,在组织架构的完善、人员经验的积累、内控流程的记录等方面做好准备,可为公司未来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打下较为完善的基础。
至于差异,从二者的框架结构看,全面风险管理除包括内部控制的三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战略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除了包括内部控制的全部五个要素之外,还增加了目标设定、事件识别和风险对策三个要素。从二者的实质内容看,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而全面风险管理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内部控制主要通过防范性的视角去降低企业内部可控的各种风险,侧重于财务和运营;而全面风险管理强调通过前瞻性的视角去积极应对企业内外各种可控和不可控的风险,侧重于战略、市场、法律等领域。
二、宝钢在内控体系建设领域的实践
宝钢股份是宝钢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公司从2005年增资扩股后就着重于梳理内部流程,推广管理标准。2007年3月,由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的内控评审项目开始启动。
内控项目工作范围包括宝钢股份总部以及下属分子公司,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合计占整个宝钢股份合并报表范围的80%以上。评审涉及宝钢股份12大业务流程,梳理了各类大小流程300多个。在对12大流程风险控制点辨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宝钢股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编制公司流程内控手册,形成公司全面的内控改进点报告,建立公司层面基本内控体系。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内控体系的自我评估工作,形成公司内控自我评估报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组织了多场内控培训会,形成了全员内控的企业文化。同时,公司对发现的内控薄弱点狠抓落实整改,并对各单位的问题汇总报告进行整理;评审项目组还组织各单位把相关流程发现的内控薄弱点和自身的业务进行对比分析,就同类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以形成辐射效应。此外,宝钢股份还将内控评审项目和常规审计工作相结合,在内部审计工作中跟踪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
三、宝钢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实践
宝钢从2007年开始全力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这既是资本市场的要求,也是宝钢自身发展的需要。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全面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围绕宝钢的战略目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使风险管理机制成为宝钢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司具体实施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法人治理为基础,建设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
完善的法人治理是风险管理重要的内部环境,也是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起点和保障,而董事会建设则是法人治理的核心。宝钢作为国资委所属中央企业中首批董事会试点企业,在完善董事会试点的过程中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建立外部董事制度,不断完善董事会运作机制,初步形成了出资人、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层之间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同时,宝钢按照国资委《指引》的要求,构建了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机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建设:总部各职能部门和各子公司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所管业务风险的责任者,公司明确了其各自相应的职责。第二道防线建设:总部层面成立由分管副总经理担任组长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由系统运行改善部作为风险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对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进行协调和推进。第三道防线建设:审计部负责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情况及工作效果进行客观、独立的监督评价。对各单位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完整性、有效性、可靠性作出评价,及时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内控完善的建议。
(二)与管控模式相结合,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流程
宝钢采取的是“战略控制型”的管控模式,即总部通过对策略性、全局性业务进行管控来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对于具体执行性业务则授权给各子公司来执行,以确保整体运作效率和响应速度。
因此,宝钢的风险管理体系分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两个层面推进。集团公司以兼并重组、子公司管控和辅业改制等重大决策、重要业务和流程的风险管理为重点,通过推进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推动内控系统优化,确定重大风险的应对策略、完善重大风险预警和报告机制、强化风险管理的检查监督机制等措施,建立并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各子公司则结合自身产业特征,从防范运营风险的角度出发,重点推进四项工作:1.建立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2.对重大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形成重大风险清单,确定风险管理的重点领域;3.针对重大风险涉及的重要业务流程和重大事件,评估、完善内控体系,并落实为工作规范,制定管理制度,形成内控手册;4.针对可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业务领域,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
(三)建立了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使得财务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财务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得到量化和预警
在应急预案方面,在总部和子公司层面编制了一系列应急预案,提高宝钢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
四、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设想
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和思考分析,笔者认为: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需要和企业管理的多方面相结合,构建整合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这不仅要考虑和内控体系的融合,还必须与企业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等系统相整合。企业风险管理整合系统如图1所示:
(一)风险管理系统应与公司治理系统进行整合
风险管理功能与公司治理功能相耦合和良性互动是风险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整合的目标。美国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指出,企业风险管理的本质是“通过管理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来创造、保护和增强股东价值”。而公司治理则是董事会为了维护公司利害相关者的利益而对管理层提供指导、授权和监督的过程。整合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就是在公司治理框架中加入风险管理的角色。在这种拓展的公司治理框架中,高管和风险主管应当直接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董事会则应积极参与增值型的风险管理活动,如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对管理层进行指导、授权和监督等活动。
(二)风险管理系统应与公司战略管理系统相整合
风险管理功能与公司战略管理功能相耦合,主要体现在图2所示的战略管理全过程中:
将战略管理系统与风险管理系统相整合,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顺利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公司治理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范围和边界,并为风险管理提供政策;而战略管理则为风险管理提供资源与支持。公司实施不同的战略,会引起不同的风险,也应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因此,不同的战略模式将会导致在不同的领域配置风险管理的资源。
企业战略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企业价值创造路径应围绕“股东价值客户价值业务流程核心资源”这一路径展开,该路径表明企业长期股东价值的增长来自于客户价值的增长。企业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客户价值,必须具有高效、快捷和质量可靠的业务流程,这些业务流程的价值创造能力又依赖于企业核心资源的研究与开发。这也是企业价值链的形成路径,企业风险管理也应遵循这一路径而展开。
总之,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应该是由公司治理层面确定风险管理的政策;由高管确定风险管理的偏好;由战略管理层确定风险管理流程、文件和模型;在应用和基础设施层面配备相应自动控制装置,以促进事件的自动处理和报告的自动生成,并使用分析工具对这些事件及其组合与公司政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风险应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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