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片面的技能性培训转向全面的发展性培训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和关注，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培训内容与体系设置等。实践中，各地政府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积极开展了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以促进他们再就业。调查表明，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预期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如：2004年，浙江省遂昌县为了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确保他们的可持续生计，举办了电动缝纫技术职业技能培训班，但是由于培训内容比较片面失地农民的参与规模较小；失地农民参与培训项目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培训效果低下的案例同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西湖区三墩镇等地。通过对浙江各地的调研，笔者发现现行失地农民培训缺乏针对性。要提高培训效果，必须根据失地农民的特征和需求，调整现有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并构建教育培训体系，从追求以提高技能性培训目标转向以追求全面发展的培训目标。全面发展性培训项目至少应包含补偿性、职业技能及创业等培训内容。
由于受社会资源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失地农民逐渐形成其独有的特征，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语言表达、阅读能力、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存在着能力相对不足或缺陷，造成这些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利的社会地位而失去的受教育机会。因此，补偿性培训内容宜侧重于基础知识培训，集中在提升其语言表达、社会交际、城市适应、法律及宏观政治经济知识普及等方面。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基础知识补偿性培训，将会最大程度地消除和弥补其“文化上的欠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从而为下一步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创业技能培训奠定基础性作用。当前，各地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已有较多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培训经验。但实践中，补偿性培训并没有积极开展，导致单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不佳。根据失地农民的特征，如果先对他们进行补偿性培训，那么后期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将会显著提高。由于小农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缺乏团队合作等经历，导致其纪律性和组织性较为缺乏。因此，在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中不可忽视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教育，这是提升其工作发展潜力、提高经济收益、改善人际关系和消除社会排斥的心理驱动力。
在就业工作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失地农民往往被视为职业技能缺乏者，容易被社会各界忽视其就业和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失地农民很少能够享受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提供的创业培训及后续服务。然而，创业培训却是提升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性措施之一。国际劳工组织(ILO)倡导的SYB(StartYourBusiness)培训等经验表明，创业培训主要包括创业引导培训、创业技能培训以及创业计划培训三个方面。在失地农民创业培训中，创业引导培训以培养失地农民的创业意识为目标。根据失地农民独有的特点，笔者认为艰苦创业意识、风险创业意识、合作创业意识应成为创业引导培训的主要内容。失地农民创业技能培训应侧重于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包括培养行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两方面的能力。失地农民的创业计划培训通过为他们理清创业整体思路、明确创业各个阶段的关键任务，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业计划书，从而提升失地农民整体创业成功机率。
2.引导各类高校关注失地农民培训
目前，开展失地农民培训的机构主要是各类农广校或其他社会性培训机构。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失地农民培训方面则鲜有涉及。可能有人认为高校主要是培养全日制学生，所以无暇兼顾成人培训。但是我国高校至少有四个职能：一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是开展科学研究；三是从事社会服务；四是文化传承。因此，从理论上看成人培训是高校社会服务的内容之一。实践中，很多高校也在大力开展成人培训和继续教育。这些培训往往都是大师班、总裁班，很少看到针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失地农民的培训。当社会面临困难之时，问题不在于大学要不要关心社会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尽职尽责地去帮助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目前，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效果不佳，高校有义务、有必要参与失地农民的培训，从而让这些失地农民由“劳动型”转向“技能型”，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激励高校开展失地农民教育培训，首先要转变传统培训理念，发挥高校真正服务社会的价值，将优质教育资源用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能力培养上，而不是目前广泛开展的大师班、总裁班培训。要让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关注民生中得以传承，而不在追名逐利中丧失，除了高校的自我反省，还需要教育部门出台政策引导。教育部门可行的引导政策包括采取相关经济措施补偿高校开展失地农民培训的相关支出、设立失地农民培训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对民生问题的贡献度纳入高校领导班子的考核范围等。
二、金融和税收政策
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举办主体可以由政府设立，也可由非营利组织设立，甚至还可由私人设立。私人设立的培训机构是对前两类机构的延续补充，能够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建立政府、私人、非营利机构相互合作的培训网络平台将有助于提高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效果。私人设立的培训机构不同于政府培训机构和非营利组织设立的培训机构，它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因此，要鼓励更多私人教育培训机构的建立，就要降低此类机构的总体成本，比如设立成本和日常运行成本等。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加以引导和融资优惠，可以降低私人培训机构的培训成本，提升私人培训机构设立意愿的同时，也利于更多的失地农民参与其中。反之，若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将使得失地农民承担的培训费上涨，这无疑会在失地农民面前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经济门槛”。税收政策虽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但是可以通过政策的杠杆效应发挥扶持失地农民的效用最大化。建议对失地农民培训建立税收优惠的认证制度，首先从政策上给予明确规定，其次确认失地农民的身份问题，便于税务部分对减免税资格的认定。从税收内容来分析，这主要是包括哪些项目可以在税前列支，哪些不可税前列支。当
然税前列支的多少直接会影响到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进一步影响应纳所得税。增加私人培训机构的税收扣除范围，比如相关成本费用允许在税法上也予以扣除，部分收入予以减计，在一定年限内予以减免等等。把相关税收优惠方式包括免税、减税、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等充分运用到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实践中，以减少私人培训机构的税收项目，从而降低税收成本。从税率角度来分析：一是加大税收优惠的扣除比例，给予一定的税收返还奖励；二是降低机构总体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可将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列入重点扶持的对象或者是小型微利企业，使其享受较低的税率，从而减轻总体的税收负担，间接地提高收入、增加利润。因此，要吸引、鼓励私人企业积极参与设立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国家必须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私人培训机构，降低其税收成本，减轻其整体负担，同时降低失地农民面对的“经济门槛”，从而通过税收政策来减少税收支出，增加利润，既符合私人机构对利益的追求，又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除了上述税收政策外，还可从金融层面促进失地农民培训，也就是从培训机构融资成本角度来扶持。对于私人机构而言，融资难是目前最大的困难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可融资来源数量少，而且还在于融资成本高，这无疑会对培训机构的设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实行对失地农民培训的金融支持，应该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为主，辅之以农村合作金融支持，并鼓励商业金融参与，使参与金融单位呈现丰富化和多样化，加大机构可融资金的来源。同时鼓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失地农民培训事业发放低息贷款或降低贷款门槛和放宽贷款条件，为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为了有效发挥政策性银行在失地农民培训事业中应有的作用，建议尽快为政策性金融制定专门的财政预算和立法，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这既能保证其稳定的资金来源，又能通过一定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失地农民培训等公共事业。其实施可由政府委托政策性金融机构办理与失地农民培训相关的贷款业务，财政部门根据政府委托的业务给予定额补贴。总之，对设立教育培训机构而言，税收和金融政策的保障，是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必不可少的政策保障，需要建立配套的财税支持和金融支持，以满足发展教育培训的需要，鼓励私人培训机构的设立。
三、财政和土地政策
在当前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实践中，主要由地方政府以财政专项及培训学费拨款等形式为失地农民提供培训经费，培训经费是开展失地农民创业培训的基础条件。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政府财政资源较为紧张，往往依靠土地财政来补充。而以土地出让金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比如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就遇到土地财政风险。因此，依靠财政专项形式支付失地农民培训经费不仅极为有限，而且难以持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问题。事实上，由财政全部负担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经费对于处于发展中的地区并不现实。
笔者认为，可辅助构建政策支持体系，通过立法和政策设立支持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的主要来源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政拨款、培训基金运营收入以及慈善机构捐赠等获取，但是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既任务重，又难度大，简单依靠财政拨款和捐赠收入不足以维持运转，还可从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中提取（比如提取2.5%），具体比例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中关于“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的规定。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教育培训，主要的依据是“涨价归公”思想。土地增值是由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并非是由于部分人员实现的，因此大部分的增值收益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被开发商以及政府机构所获取，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的部分十分有限，这样的分配模式不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因此，将土地非农化产生的增值收益作为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此外，失地农民教育培训能否顺利实现的另一关键要点是教育培训基金能否高效运营和保值增值。借鉴智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将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交由专门机构运营和管理，并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来实现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顺利地保值和增值，比如进行实物投资、股票投资、外汇投资、期权交易以及各种抵押贷款、债券等。但是伴随着投资方式多样化和收益的增加，面临的投资风险也会加大，需要进行投资风险管理。投资风险管理可以依靠信托公司及其聘用的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机构来完成，通过信托公司可以评估投资市场上各种投资工具的风险和收益，确定最为合理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组合比例，以确保严密监控风险，并适时调整投资组合，以达到在管理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同时，成效良好的基金运营必须使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和投资运营等。毕竟教育培训基金涉及到的是无数失地农民的利益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基金活动，对此要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健全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力度。可以通过建立该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财务公开并结合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对于专门的经营机构可以是私营机构也可以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前提是符合严密的监督管理机制。培训管理部门可以县级为单位设立，根据基金不同资金来源，分别建立不同的账户，待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发展全国联营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从而促进基金的保值增值以确保未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四、结论
随着失地农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社会各界将逐渐关注这一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失地农民群体本身的知识和技能的缺陷，无法快速适应脱离土地后的城市生活，加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对失地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事项。政府除了在完善补偿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外，还应该积极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和再择业创建服务平台，加大对失地农民培训的资本投入，建立和不断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和农民三方协调一致的教育合力，以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新型失地农民，从而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和发展问题。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
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之中，这当中有9.3℅的学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如何处理好这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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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欢君,陶李刚.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探索,2005,(12).
（一）有利于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会引起生产成本的不同，从而致使交易双方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劳动者生产技能提升而引起的生产成本下降形成企业比较优势的关键，因此对于降低生产成本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来说，它们往往愿意选择文化素养和职业素养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参加教育培训是一种生产性投资，通过接受教育培训，他们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习得一定的专业技能，成为技能型人才，并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样，当外在条件相同时，与未接受过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会由于自身素质的提升而具有一种比较优势，因此在就业中就能拥有相对的优势。
（二）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流动，是他们不断变换劳动角色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从业人员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趋向改变的今天，“从一而终”的传统职业观念受到挑战，职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呈现速度不断增加、频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系统的教育培训，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具备职业流动的必备素质；可以使他们通过自身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由“新手”成为“专家”，由此增强自信力，职业流动意愿也随之增加；可以使他们掌握新技术和适应岗位新要求，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资格，从而使职业流动成为可能和持续。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才能够不断得以实现。
（三）有利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
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年收入1588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家庭年收入2947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大专的，家庭年收入5578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125213元。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但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而且还有利于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有研究者对广东省东莞市电子产业、手袋加工业、鞋材加工业等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教育培训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呈正向关系。
（四）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作为一个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经济结构是生产要素流动配置的状态和结果，它是由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训后，以发展性因素为流动动因，流动的意愿增强，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大规模的流动既改变了社会劳动力的结构，又改变了社会总需求的空间分布，特别是农产品的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变化的影响下，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格局逐渐被打破，不断优化升级，农村各种生产要素被释放出来。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重新进行组合，农村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二、经济学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策略
（一）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转变择业观念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正确的择业观念是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就业和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形成新的择业观念，是有效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第一要务。如前所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学历层次和文化素养较高，维权意识强，视野开阔，易于融入城市，但是他们的职业期望值较高，择业观容易出现偏差，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一味追求既舒适且收入又高的工作岗位。为此，他们在选择工作岗位时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处于两难境地。鉴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教育培训时，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转变就业观念，及时调整心态，通过小组讨论、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使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职业定位，从而最终找到符合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工作岗位。
（二）注重技能培训，提升职业素养
注重技能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同时对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满足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一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调查表明，需要职业技能方面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25.7％，需要创业技能方面的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17.3％，需要管理技能方面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15.8％。由此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是以满足他们职业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较高职业岗位的追求。鉴于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要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重点，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材施教，对于已经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对于还没有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开展引导性培训和就业前培训，提高他们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围绕产业发展需要，以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培养处于生产、服务一线的操作型、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按照不同职业或工种岗位要求，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突出操作技能，增强就业能力。此外，加强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培训获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增强在谋职、供职过程中的竞争力。
（三）构建多元化教育培训融资体系，提供经费保障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并且教育培训支出的首要来源是自费，这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在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导向下，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新生代教育培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资助、社会参与和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其一，各级政府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大幅度增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规范资金管理模式，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积极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用工单位和培训单位的税费减免力度，扩大减免范围，增加减免比例；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中央供给、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其二，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注重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如果企业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和经济效益较好，可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5％足额提取。其三，制定多种优惠政策，调动社会团体、个人等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加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的投入。其四，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教育培训的最直接获益者，要增强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意识，积极主动地承担部分培训费用。
（四）培训形式多样化，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特点
正如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学者达肯沃德和梅里安所说：“成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了全日制学生的责任（童年和青年的主要社会责任）而承担了劳动者、配偶、或父母的责任。”新生代农民工承担着多种责任和义务，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工学矛盾突出，这是影响他们参加教育培训的一大障碍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投入的最小化和产出的最大化的目标，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培训形式。在授课形式上，既可以把课堂设在学校，进行集中授课，也可以把课堂设在工地、车间等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场所，进行现场参观和实地观摩。在培训手段上，既可以运用传统的面授教学手段，也可以运用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如网络教学视频、慕课、基于在线实时信息交互的教学等。在培训时间上，既可以采取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也可以采取脱产、半脱产和业余相结合。
（五）培育多元教育培训主体，增加培训机构供给量
（一）内容的不足：重私德轻公德德育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家庭道德教育的目的的实现，家庭道德教育的任务能否完成。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他们平时更多的教育子女要孝顺父母、孝顺爷爷奶奶、要尊老爱幼、听老师的话、不说谎、不打架等，以及遵守交通规则、团结友爱等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等这种“公德”教育却很少在家庭中刻意提及，认为这些应该由学校老师进行教育。有些农民工家长甚至曲解了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处事圆滑，中规中矩，明哲保身，因为他们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走访过程中，当被问及“是否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不知道”，能把24字核心价值观背出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十的召开，开启了新阶段和新征程，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传统道德中的某些精华被重新提及与重视，新的道德判断标准出现，此时，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爱国主义、诚信、责任心、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等“公德”内容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方向和指导，加强他们的公德教育，提高他们综合素质、现代公民意识等，对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一份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也是尤其必要的。
（二）方式的单一：重言传轻身教教育方式深刻影响着教育的效果。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呈现单一的特点。在调查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与父辈相比，虽态度言辞缓和了很多，但依然呈现单一的特点，重言传轻身教，主说教缺引导。在被问及“您平时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时，依然有68.5%的人选择了“说道理”。大多数年轻农民工虽有意识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却忽视了自己的身教，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得把教育停留在口头上，轻则“老生常谈”“喋喋不休”，重则“厉声喝止”甚至“棍棒以对”，比如被问及“如果发现孩子做了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说脏话）时，您一般会如何做”这一问题时，还有33.5%的人选择了“厉声喝止”。事实上，要知道，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他/她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其实反映的正是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些农民工家长甚至自己都没有做好表率，在家里口无遮拦、爆粗口、乱发脾气、抽烟、熬夜打游戏等，回头发现自己的孩子有道德失范行为出现时还觉得不可思议，殊不知正是日常生活中自己的那些不良道德行为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实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靠理论来支撑，更应该在实践的过程中贯彻实施。给孩子讲一百个大道理，不如身体力行地成为孩子学习的道德榜样。
二、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成因检视
（一）社会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使家庭道德教育面临挑战
1.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家庭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使得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实生活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正日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过于迷恋对物的崇拜、享受与占有，而对财富的获得方式，却不受人们太多的关注。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自身面对这些挑战，都有些招架不住，时有困惑，因此势必影响对下一代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教育。
2.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冲击着家庭道德教育的原有功能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电脑和电视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辛苦工作一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回到家往往通过上网看电视来缓解工作压力，忽视了对孩子的精神关爱，导致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还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整日工作忙碌，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同时孩子因为没有朋友，长期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将空余时间也大量花费在看电视、打游戏上。加之对于网络、电视、报刊、电影等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媒体缺乏有力的监管和约束，幼小的孩子很容易受到电视网络的影响，比如连云港市一男孩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剧情，与小哥俩做“绑架烤羊”游戏，导致兄弟俩被火严重烧伤事件。这些悲剧让人想都想不到。有时候，家庭道德教育在无孔不入的媒体介质面前，对一些负面影响往往防不胜防。
（二）教育主体自身困难重重，使家庭道德教育力不从心
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子女德育资金投入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刚在社会站住脚，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由于没有技术专长、没有工作经验、流动性强，他们大多只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工资起点低，涨幅小，增速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这样，与市民收入和城市消费水平相比较，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明显偏低，而且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还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所以生活压力较大。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资金的不充裕，直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投入。在被问及“您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关于道德教育方面的故事书或者影像资料”的时候，有59.5%的人选择了“基本没买过”；而“不买的原因”中选择“工资就那么点儿，哪还有闲钱买这个”的占到52.9%。
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子女德育质量难提高文化水平不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他们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知识主要来源于自身经验和自己小时候接受家庭教育的经验,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很多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教育的年轻的农民工家长，自己小时候就多半成长于“棍棒教育”，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才是科学的教育手段，他们就会潜意识里套用父辈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当被问到“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33.5%的家长认为自己“缺乏方法，想教育却不知从何下手”。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方法也有待商榷，他们有的往往只会告诉子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为什么这样，他们却很难解释清楚，使得孩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态度和蔼时，孩子一般能接受；但如果家长管教时缺了耐心，态度比较专横时，孩子往往会心生反感，甚或引起叛逆之情，进而对父母的管教产生抵触情绪，长此以往，家庭教育效果必然不佳。
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大，子女教育时间难保证教育子女，督促指导他们学习需要较大的时间、精力投入。尽管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性质、工作时间的要求较老一辈都更高，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上一辈也有所改善。但由于自身技能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仍在低端的劳动市场就业，工作时间相较于城市里的普通单位工人更长。在调研中，问及被访人员“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46.5%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而且有时候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由于压力大，一些不好的情绪也会被带回家，带给孩子。被问及“当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将不好的情绪带给孩子吗”，有47.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偶尔有过”，32.5%的人“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使得农民工工作之余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很少，休息的时间都没法保证，更别说静下心来好好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了。
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
切实提高农民工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进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是全社会的大事，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成好这项工程，需要构建“国家—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的道德教育体系。需要各方同心协力，群策群力。
（一）制度政策扶持，为家庭道德教育保驾护航道德建设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作为弱势群体，离不开相关政策制度的扶持，因此，国家层面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制度监管，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进行家庭道德教育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以十的召开为契机，逐步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降低准入门槛，使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农转非”，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提供各种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对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进行，包括《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些基本法律法规。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建立健全涵盖生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免除一些后顾之忧。
（二）家校通力合作，为家庭道德教育创新形式家校合作在道德教育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措施。因为学校本身也承担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且学校有其一定的优势，能掌握道德教育的大方向。因而在孩子的道德教育方面，家庭和学校在观念和目标方面首先必须达成一致，然后运用各自优势，相互配合，才能真正起到理想的效果。作为学校，应该不断拓宽渠道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要倡导年轻的农民工父母们科学地进行家庭德育，通过家访、印发告家长书等形式，介绍、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编写一些简单易懂的册子给农民工家长，给他们以技术上的指导。反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要主动与子女所在学校取得联系，要多跟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每次的家长会要争取参加，积极地和班主任配合，发挥家庭德育的实效性。
（三）整合社区资源，为家庭道德教育添砖加瓦良好的社区环境有利于家庭道德教育的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聚居相对集中的社区或街道应加强社区及街道环境的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橱窗进行先进文化和文明道德宣传；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的阅览室和活动室，积极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和子女进行有意义的活动，融洽亲子关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当地市民家庭间的沟通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增进彼此感情；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尝试创建有关家庭道德教育咨询室，真正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及时为他们进行家庭道德教育支招等，努力营造一个环境干净整洁、民风文明友好的社区氛围。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积累不足、后天形成过缓等问题，使其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对市民化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其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升，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职业教育培训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生活观、公共规范意识等进行正确引导，帮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实现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再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使他们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核心技能和职业能力，更好地将个人通过学习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中的劳动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终身培训体系，以应对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得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身份认同危机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隐形桎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情绪高涨，进城工作以后“返农”情节淡薄，心底存有强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认同方面却产生了困惑。市民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地域转换，而是不断的社会融入和认同，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进而达到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同质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并未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之外。从自身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与城市群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与市民之间经济、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认同上成为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在城市奋斗过程中受到从物质层到精神层、心理层的多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节点，而交流圈层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积淀的老乡、熟人等群体，群体内部相互支持、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一个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圈，并且内卷化发展趋势明显，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不利于他们形成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和思维。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同感等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满足，使他们游离于都市边缘，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茫然和焦虑的状态。由此可见，除了职业发展受困以外，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1.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不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必须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以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职业教育机构要突出自身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方面的优势，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不仅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介，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将职业教育宣传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社区，开设宣传栏、发放宣传手册，为职业教育培训营造良好的内外部舆论氛围，让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激励方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兴趣，可以通过光荣榜展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树立培训后就业或创业成功的典型，发挥榜样作用，重点宣传成功人士的职业教育经历，让他们现身说法，展示个人所获得的职业技能，介绍职业教育培训对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看到职业培训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进而激发他们参与培训的热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中来。
2.根据市民化要求，制订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计划。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换过程，也是职业上的“农转非”过程。职业转换有效与否关键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非农工作的职业能力具备程度。职业教育机构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制订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实现人才培养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础。首先，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偏向，合理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应切实建立在对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培训意向的调查基础之上，提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要能够满足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技能的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做到学有所用、学用结合。其次，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力实施就业准入，建立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对获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聘用，并在职位晋升层面也要将资格证书作为重要依据或参考。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起到鞭策作用，只有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并通过技能考核后才能获得相应岗位任职资格，然后凭证上岗。最后，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人才库，尽快建立信息收集、整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网络，并依托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网络、电视、广播等信息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工种与专业。
3.突破体制壁垒，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运行机制。要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健全的培训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必须着手建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并且完善职业培训的运行机制。首先，打破利益分割，加快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培训运行过程中时常会陷入多头领导、相互牵制的尴尬局面，培训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要求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各部门、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管理壁垒，着手建立由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并吸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培训运行机制，各个主体间能够以开放、透明的姿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其次，加快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相关的法律政策。农民工法制环境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优化是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起步比较晚，规范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政府、职业教育机构、受教育者等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在各自的权责关系上较为模糊，尤其在培训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上缺乏明确的界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应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各个培训主体的职能和权限，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法律保障之中。再次，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市场化运作。要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可以将其纳入市场竞争中，逐渐放开培训市场，吸引外部资源参与，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行优胜劣汰。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权，通过“用脚进行投票”激发市场竞争，培训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从而保证培训外部效用的最大化。最后，在培训模式的选择上，应尽可能地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分制，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允许农民工以弹性学制、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逐步取得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同时，培训机构要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时间，为他们完成职业培训和文化学习提供帮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劳动就业人员的流动，尤其农村进城就业的热潮，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无穷的生产力，但由于农民工生活环境的影响和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造成自身综合素质偏低，在进城务工时，很难找到得心应手的从业行业，基本都在劳动强度最大，工作环境最差，薪资待遇很低的行业内工作，且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没有达到法制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程度，使农民工的很多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
二、调查的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来源
选择位于天津市近郊区条件中等的**民工聚集区域，随机选择4名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时间为2010年2月至3月，调查人孙颖。
(二)调查方法
对4名民工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民工个人的基本情况(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工作区域、工作地域、工作单位、税后月收入)，民工个人的学习需求情况(是否愿意继续学习，学历层次、学习科类，学习方式、学习学校或机构)，民工个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民工再学习的希望和要求等。
三、调查数据分析
(一)被调查民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对象大都是农业户口，文化水平在初中及高中毕业就外出工作的群体。他们大多集中在26—35岁的男女性，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在高中及大专，少数在初中。都是农业户口，家庭成员较多，多数在4—5人，少数在5人以上，90%的人都还未结婚。调查对象均为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一些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及其他一些企业，工资水平较低，税后平均月工资集中在500—1500元，女性平均工资水平较男性低。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绝大多数人都要工作12小时或更多，只有少数人工作在8小时左右，并且，工作环境较恶劣，安全保障也较低。
(二)农民工学习需求的状况
在对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农民工学习需求的情况，主要表现如下：
1、在竞争越来越激励，越来越社会化的今天，没有知识、技能是很难在今天生活的，而农民工大多工作较低、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地点较偏远落后，不仅不能让他们好好学习，也给他们增加了负担，使得他们工作、学习都不能保证。
2、大多农民工缺乏一些很基本的知识、技能，使得大多数农民工选择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遍的有必须的领域，如计算机的简单应用、美容美发、餐饮服务及市场营销等领域，只有少数人选择较高领域，如数控技术、机电技术等。
(三)对象目前最关心的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四位被调查者外最关心的问题是改善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签定劳动合同及就业服务和培训。其中有两位被访对象选择了改善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
(四)对象目前希望和要求
在调查中四位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及学习需求，均提出这样的意愿，希望通过学习，提高知识水平，提升自身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个好的工作环境等。
本文作者：周静工作单位：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
国外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成功做法
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国外一些国家起步较早，其培训教育在提高农民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一）经费投入向农民教育倾斜许多国家从经费投入和政策方面向农民教育倾斜。比如，美国把农业作为研究与开发长期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自1958年以来以8％的速度逐年增加。德国政府将农民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各农业学校及培训中心的培训计划为参考，根据财政政策下拨专款。在瑞典，政府每年向农业大学拨付4亿克朗的经费，保证农业设备处于先进地位。在农业技术普及培训方面，日本政府承担全部或部分国家和地方举办的试验研究所需的经费。（二）以立法保证农民教育培训开展国外不少国家都制定了有关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依法治农是各国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比如，早在186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联邦政府通过土地奖励的办法，为各州开办“农工学院”或“赠地学院”提供资金，发展农艺和机械工艺技术教育。《莫雷尔法》及其相关补充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资助职业教育的做法，对于美国以后职业教育稳步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而英国1982年颁布的《农业培训法》、法国1960年颁布的《农业教育指导法案》、德国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韩国1980年制定的《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本法》等，都推动了农民教育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三）对培训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国外对农民培训教育工作一般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和负责。比如，法国的农民教育由农业部主管，美国由农业部推广局负责，英国由农渔食品部农业培训局负责，日本由农民研修所负责，韩国由政府的农村振兴厅指导局和农民教育院负责，承担对农民的专业技术和职业教育。法国通过农业师范学院，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高水平师资。许多国家还有以个人、企业为主体的培训组织。法国、丹麦、荷兰、日本由农民协会或其它社会团体组织负责对农民和农业徒工进行培训。英国各地区有大批由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的业余农业学校及短训班，如农工夜校、农民夜校、农技训练班、农业青年培训学校等。墨西哥也有60多个官办和私办的机构，专门从事对农民的职业培训。为了保证教育培训的质量，许多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只有考试合格才能获得“绿色证书”，才有资格当农民。比如，英国的农民教育培训有17种证书，法国有4种证书，意大利的证书有技术工人证书、技术能手证书等。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的实施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了统一的可操作的目标，也为监督评估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为了保证农民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各国还通过对各培训机构的考评确定政府补贴水平，对考评不合格者取消其培训资格，并对教师素质设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四）教育方法灵活多样比如，英国的农民教育与技术培训以农业培训网为主体力量，再辅以高校及科研咨询机构，基本形成高、中、初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结构，这些层次相互衔接，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法国的农民教育国家和私人一齐开办，职业培训不仅深入到田间地头，还落实到农民家庭。在日本，培训组织不仅通过函授讲座对高中学生传授农技知识，让他们亲自体验农业经营，而且还举办农民夜校、农民补习学校、农民培训班，对农家子女进行各种专门的教育和培训。
对推进新型农民培训教育工作的思考
根据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实际，借鉴国外培训经验，笔者认为，转变思想观念，加大组织领导力度，采取科学的教育培训方式，对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进一步加大组织领导力度一是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市、县、乡（镇）党委政府应从实际出发，分别制定长期、中期和当年工作规划与目标，并将之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组织落实培训项目，强化统筹，协调解决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合作关系，并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和绩效考核，从而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推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二是要分类指导，加强监督。要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类科研院所的作用，启动农民培训示范县、乡建设，形成一批布局合理、师资合格、功能齐全、运转协调的培训基地，以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方向、多目标的教育培训需求。还要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以保证培训工作的有效进行。（二）不断加大对农民培训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应将农民培训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实际需要逐年增加投入。要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专项扶持基金和基地，相关部门可按照业务水平、服务年限等条件分级确定补助金额，并将新型农民的教育补助范围扩大到一些社会上学有所长的自学成才者，对他们免费进行分类培训。二是要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要吸引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民培训融资机制，对农民培训资金要确保及时足额到位，并实行项目管理。比如，开设专户、设立专账、专人管理，资金封闭运行等，做到专款专用，使资金发挥最大效用。（三）实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一是加强对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培训。招收涉农专业的毕业生以及社会上有一定农技特长的农业人才，以现代适用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加大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等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了能用，用能致富。二是建立多元化培训机制。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是现代社会教育培训的必然要求，若此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高素质建设者的要求。可运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阳光工程”等形式，增强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同时，培育劳务品牌和劳务输出特色村，降低农民外出就业的成本。（四）依法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民培训的要求，加强农民培训立法工作。建议研究制定类似《新型农民培养条例》这样的法律法规，把农民培训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还要加强有关农民培训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大执法和督导力度，确保农民培训工作在法制保障下正常有序地开展。各级政府要把农村教育摆到整个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努力整合优化现有的农村教育资源，积极改善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解决拖欠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培养造就更多的未来的新型农民。
北京市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大多选择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城郊村内，受经济、工作性质等条件的制约，他们只能远离繁华、便利的高楼大厦，租住在市郊脏、乱、差的低矮平房里。
1.1家庭居住环境
笔者所开展田野调查的两个学生家庭租住的房屋均属于租金便宜、设施简陋、面积窄小（不足10平米）的低矮民房或地下室。对此小辉曾说过“外面白天，里面黑天。外面黑天，里面还是黑天。反正你想什么时候白天就能什么时候白天，只要你开灯就行呗。”家庭周边的居住环境里除了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聚集区外，还有网吧、游戏厅以及色情交易的“理发店”。村内曾发生过、砍手、殴打致死等恶性事件。
1．2父母职业等相关背景
开展田野调查的两个家庭中的父母来自河南、黑龙江省份，均已来京打工多年，靠回收废品、从事体力劳动为生，工作内容不稳定，家庭收入低薄。父母均为小学毕业，学历较低。小辉父母曾感叹：“没文化，干什么也不行，给咱别的咱也不会干啊，要不说学习得像你们一样，有出息，最起码给咱自己（工作）的时候咱能干。哎，没办法，只能干点出力的活。”
2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家庭教育的环境
农民工家庭多租住在环境较差的流动人口聚集区，除了自身家庭的生活条件无法为子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安静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外，还要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学生常常要帮助家长做家务、料理生意，有时还要在“干活”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吃完午饭休息时，小帅弟弟伸过手来让笔者看，手红肿着，上面还有一些血迹，原来放假后他们被爸妈叫去干活，干活的内容与机器有关，家长则忙别的。结果弟弟不小心把手指绞在了机器里，当时他们被吓坏了，赶紧跑去叫人，他妈过来后，先切断了闸，但是手已经卡在里面了，妈妈直接就把手从机器里硬拽了出来，听小帅弟弟说：“当时把我疼的啊，疼死我了。”流了很多血，但他妈妈没有送他去医院消毒、检查，只是用白酒给他洗了洗。“当时疼得我……”小帅弟弟又重复了一遍。笔者问：“那后来呢？”小帅弟弟说：“我妈就告诉我别沾水。”“已经几天了？现在还疼吗？”“疼啊，有几天了吧，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弄得。”小帅说：“这下他弄伤手了，就剩我一个人干活了。”小帅弟弟说：“对，现在全让他干了。”他还有点庆幸自己的手被挤伤了，因祸得福，窃喜。
2．2家庭教育的方式
在笔者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中，父母多采取的是暴力专制型的教育方式“多打”，打的越狠越管用，否则孩子就不会有出息。跟踪调查的两个家庭的子女均没有逃脱被打的教育经历，在笔者前往学生家庭开展田野调查期间曾亲眼目睹了小帅挨打的过程，让笔者触目惊心。小帅妈妈无意中看到了小帅的作文本，说：“你这就是你的作业？写的字乱的能看？这么多错字……”小帅不理会。他妈急了：“你看看，还不让说。给我把电脑关了，开始学习。”（音调变高，表情开始严肃）说着就把他的作文本扔到了面前，说：“这就是你写的字？就这么乱……给我把电脑关了！赶紧学习，我说话你听到没？快点！写字写那么乱，成天还玩电脑，你就别学习，回来你爸问你还是什么都不会，到时候你就等着吧！哼……你爸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了？……”正说着，小帅关了电脑，起身撕掉了作文本，一页不剩，一脚踢开了凳子。这可气坏了本来就有点生气的妈妈，她抬头看到门上的铁晾衣架，直接拿下来，快步向小帅走过去，见妈妈气势汹汹的拿着“工具”过来了，直接躲到床上，缩到被子里。他妈根本不饶恕，直接“啪、啪……”一边敲一边说着：“我让你脾气大，脾气这么大，我抽不死你，抽不死你，你脾气怎这么大？撕吧！我敲死你，我让你脾气还大。让你爸回来把你吃了，我让你还脾气大不大。你下次还敢不敢了？我就说了你两句，你就把本子撕完？”小帅在挨打的过程中一直抱着头哭，蜷缩着身体，往被子里躲。他妈妈吼道：“全部撕完，数学书、语文书全部撕完，别上了。拿火烧了，你不是脾气大吗？你说他脾气大不大？我就说了他一句，你爸晚上回来看你写的，就全部撕了。你撕吧，你说你脾气是不是太大了？”说着嗓门就又吼起来了，开始喊：“你还是不起来是吧？快点！还作呐！”又喊了几遍见小帅没有反应，她的脾气又上来了，气势汹汹地拿起衣架向床那边走去，笔者下意识地拦了一下，希望她别打了，但她说：“你别管了，我让你学（习）跟死一样，我今个儿（今天）非得……抽不死你！我叫你厉害！”等小帅起身转过脸来，笔者看到他鼻子上全是血，他妈妈说：“他的鼻子爱（容易）流血，习惯性的。”事后了解得知，小帅的习惯性流鼻血是由于其爸爸的一次暴打留下的病根。
2．3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
进入城市生活后，“赚钱”成为众多农民工家长们工作的第一目的。家长工作的忙碌让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关键期的子女们受了忽视。家长通常将子女交给学校后就不再过问，除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家长接到学校老师的通知后才会抽时间到校。到校后除了告诉老师要严厉该打就打，就是让老师多给子女留点作业。这让出发点原本是好意的学校老师无奈，本想在家校之间搭建一条沟通的桥梁，共同促进学生成长，意外的是家长对此却并不理解。小洁怂恿班级的男女生5人放学后前往小公园喝酒，此事被班主任得知后要求其家长来校。…………老师说：“女孩现在大了，进入到青春期开始变得敏感，对异性有好感，喜欢和异性待在一起，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家长必须重视，不能让孩子晚上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和男生待在一起。她又是留级的学生，之前的同学都上初中了，那天就有一个初中的男生和他们待在一起，到时候，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吃亏的是女生啊。”家长说：“嗯，是，是……我也感觉到她这一年复读学习不是很扎实努力了，我还总觉得是不是让她复读错了。”老师说：“她在学校学习上还可以，但现在社会这么乱，诱惑这么多，不能一天只顾忙自己的生意，把孩子耽误了。”……老师说：“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没别的意思，不是让你回去打她，你回去也别打她了，和孩子多沟通沟通，现在女孩子到了特殊的生理期了，妈妈就多和孩子聊聊，对孩子好。”家长说：“我感觉她一天上学，交给学校老师就行了，哪想过那么多啊。你们老师说的他们也听，她也不和我说什么事，她怕我，我们家孩子都怕我，都不敢怎么样。她还是闲工夫太多了，你就给她多布置点作业，让她没时间出去。”老师不好意思说：“多布置作业，那也不能就给她一个人多布置啊，那样她更反叛了。按理说做父母的就应该和孩子多沟通沟通，别一有事就打孩子，把孩子都打傻了。……没别的事，回去别再为这事打她了。”就这样家长离开了学校。
3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