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关键词：秋瑾咏植物诗人格蕴涵艺术特点
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女革命家，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她在短促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诗词，仅《秋瑾集》就收存诗、词、歌二百二十多首，另有集外佚诗约十五首[1]，共二百四十余首。秋瑾的诗歌，大体可以1903年入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所写约一百三十多首，包括1891年至1899年她少女时代、婚后居湖南时期的作品以及1900年在北京经历庚子事变后到1903年底思想开始变化这个过渡时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为咏物写景、感事抒怀、思亲抒怀之作，虽然不能与其后期诗词相比，但从具体内容看，这些诗歌并非一般的“风花雪月，闲愁离恨”，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中青年女性的生活、思想，同时与后期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咏植物的诗歌，蕴涵着她的人格，体现了她的思想，并且直接影响了她后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过去研究秋瑾诗歌注重后期的革命诗，对咏颂花草诗的研究较少。其实，秋瑾咏植物诗中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少女思想的反映，也是她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了她后期的写作心态，在其一生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秋瑾集》[2]中，直接咏植物的诗歌有二十首，它们是：《残菊》、《分韵赋・柳》、《分韵赋・梅》、《分韵赋・玫瑰》、《分韵赋・秋海棠》、《分韵赋・杜鹃花》、《分韵赋・芍药》、《分韵赋・桃花》、《分韵赋・兰花》、《菊》、《白梅》、《咏白梅》、《秋菊》、《春柳》四章、《红莲》、《白莲》、《水仙花》、《梅》十章、《春草》、《咏白梅》。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很多都代表了秋瑾前期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反映了她少女时代的思想和对高尚的人格品质的追求。研究这些诗歌可以了解秋瑾前期的人格蕴涵，同时也可以了解她前期诗歌的艺术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咏植物诗中的人格蕴涵
秋瑾是出自仕宦家庭的闺秀，性格豪爽，有正义感，有才学，娴于辞令，好吟诗作词。在少女时代还练就了骑马、使剑的本领，以及一身精湛的武艺。家庭的宠爱，古代剑侠的影响，加上奔放不羁的生活，塑造了秋瑾豪放的性格。在她的那些咏植物的诗中，能以真情咏物，在咏物的过程中不仅抒发了自己喜怒哀乐，还把心中的理想人格寄托在物象之上。在这些诗中，物象就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外化，其人格精神与菊、梅、杜鹃、海棠、莲等植物融合在一起，物我交融，不分彼此。黄宗羲在《景妙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秋瑾的这些咏植物的诗亦如此，她注入了自己的真情，许多物象蕴涵着她所追求的人格精神。
（一）梅花之美，不仅在色香和姿态上，更突出的是它的神韵与品质。人们把梅花视为高雅、纯洁、刚正的象征，不畏严寒、独步早春的坚贞不屈的品性，使梅花历来就备受人们称颂，歌之咏之的佳作在古代诗坛上可谓数不胜数。秋瑾酷爱梅，在她的咏花诗中，咏梅的就有五题十四首之多。寓意尤为明显的是她的《梅》十章。她以“侠骨棱棱”的梅赞颂崇高的人格和高雅的风神：
欲凭粉笔写风神，侠骨棱棱画不真。
未见师雄来月下，如何却现女郎身？
又如：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
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晶莹如玉的梅花不怕霜雪，再冷也不愿依傍在华丽的高楼里。厌恶富贵，蔑视世俗，不趋时附势，不去依傍琼楼、攀附显贵以取恩宠，而是倔然挺立于严霜寒雪之中，这就是诗人的人格。“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更透露出诗人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个性尊严的新的时代气息。其他如《白梅》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
仙人缟袂倚重门，笑掷明珠幻絮魂。
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
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独立自怜标格异，肯因容易便承恩？
诗中，白梅穿着“缟袂”，“笑掷明珠”，潇洒自由，坚强的白梅独自月游。秋瑾借白梅的形象，抒发自己玉骨冰姿以及标格独立的精神，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承恩”之人。
在《梅》十章中写道：“如何不遇林和靖？漂泊天涯更水涯。”“可怜憔悴罗浮客，独立零霜碎雨中。”“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自怜风骨难谐俗，到处逢迎百不售。”
这些诗句中梅的艺术形象，寄寓着诗人怀才不遇，志难偕俗的叛逆性格，以及不畏、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
梅为百花魁，梅之傲雪，梅之清香，梅之高雅，素为诗人所称颂。在秋瑾的咏梅诗中，用梅花表达对高洁品质的追求的诗还很多。如《梅》：
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
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
再如《咏白梅》：
雪玉妆成千万枝，冰霜雅操最宜诗。
花坛独步盈盈立，嫩萼含葩淡淡姿。
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
孤山处士空唐突，未许门墙网粉施！
又如《梅》（十章）：
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
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
梅花“江南品最高”，她不庸俗，“不与夭桃一例娇”。风雪中的白梅如玉般的枝条，盈盈地独步，嫩萼淡淡的姿态，多么高洁！诗人以梅自喻，称颂了梅花高洁不俗的坚贞品质，抒写了作者傲岸不羁、不随俗俯仰、追求高洁不俗的高尚人格。
（二）不与百花争艳，而在百花凋谢后傲霜怒放，具有一种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秋瑾的《菊》写道：“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夭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赞颂的就是这种气节和精神。这首诗作于湖南时期，秋瑾婚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情调上由以前的欢快转向冷静，而且在题材上也不像以前那样偏重于春天以及艳的花木，多写带刚劲之气的菊、梅等，表现了她那种孤高、自洁、顽强的性格。她描写的形象为后人留下的就是那种献身革命的精神和“铁骨霜姿”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她的人格追求。
傲霜而放，花谢也不随风飘零，多为诗人所称道。秋瑾有一首《残菊》：
岭梅开候晓风雪，几度添衣怕倚栏。
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
这是一首赞美残菊的诗，特别被人称道的一句是：“残菊犹能傲霜雪”。虽然残了，但是它那枝叶在冷风之中仍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气质，这也正是秋瑾自身一种性格的体现。所以不光是盛开的有它的美，连开败的都能让人感觉它那坚毅的生命力，好像在告诉你虽然今天秋风一起宣告百花都凋零了，似乎我也在随着它们要凋零了，但是你看我这姿势，明年我还来，这是一种王者之气。这些气质都是诗人所赋予它的一种人文性格，也是自比。
（三）秋瑾平生非常爱花，她在《水仙花》一诗中吟道：“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这恐怕是她写了这么多咏花诗的重要原因吧，但是这并非是一般女子闺阁本色的流露，而是她借花喻人、托物言志。她钟爱梅、兰、菊的风骨和品质，表现了自己与黑暗现实尖锐对立的志趣、抱负和“性难偕俗、身无媚骨”的高洁襟怀。她写过一首意义深远的《兰花》诗：
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
一从夫子临轩顾，羞伍凡葩斗艳俦。
在众多的花种当中，兰花“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美花配美人，多么的高雅！“羞伍凡葩斗艳俦”这是与凡花的区别。这首诗虽是为其嫂张淳芝所画兰花而题的诗，但是从诗中可以看出，它寄托着秋瑾高洁的情操和羞与流俗为伍的高贵人格品质。此外，她还有《水仙花》：
洛浦凌波女，临风倦眼开。
瓣疑是玉盏，根是谪瑶台。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
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是赞水仙花的洁白、芳香，使人爱水仙成“癖”，由此不难体会到诗人对高尚情操的向往。还有一首《红莲》反映的也是对美好人格的追求：
洛妃乘醉下瑶台，手把红衣次第裁。
应是绛云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开。
仙人游戏曾栽火，处士豪忆梅。
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这首诗借吟咏红莲歌颂了那种天生丽质的纯洁品格，这是她一生追求的美好人生，也是她个人人格的绝好写照。另外一首《白莲》也写于同一时期，咏颂对象不同，但表达的对崇高人格的追求是一样的。
（四）秋瑾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反对封建主义对妇女的压迫，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从切身体会中逐步形成的。她不甘心被视为弱者的思想，在咏花诗中也有体现。她少女时代的《桃花》诗，大胆地想象桃花自瑶池被谪向人间，特为闺中的妇女开放，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艳色芳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
料因王母瑶池谪，独向深闺仕女开。
前面已经说过，她喜欢高洁素雅，她有一首诗：“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这很好地体现了她的人格。秋瑾貌美，心灵更美，她喜欢质朴、高洁，反对粉饰，这样的爱好和美学观，在当时来讲，是反传统的，逆世俗的。她在《梅》十章也说：“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与这种反传统美学观相适应，在《桃花》中表示对娇艳的桃花不赞赏，她认为那是一种富贵华丽，独为贵族妇女所欣赏。诗人对色艳芳浓的桃花的这种态度，也正是她厌恶艳妆浓抹和富贵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她不热衷势利的高贵人格的一种反映。
秋瑾追求自由爱情，主张婚姻自由的思想，在《秋海棠》一诗中表达出来：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
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
封建包办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痛苦，使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妇女要改变受压迫、被轻视的地位，只有图自强、争独立。这正是她后来成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思想基础。
秋瑾爱国主义人格精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在她的咏花诗中也闪现着耀眼的光彩。如《杜鹃花》，就不是一首寻常的慨叹春光易逝之作：
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象征爱国志士的杜鹃鸟啼血以挽留春天，却依然无济于事。作者眼见祖国大好河山一天天沦丧，志士前赴后继却不能挽住危局，而她自己虽然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青年时代，但无法实现抱负。壮怀激烈的秋瑾只能发出报国无门的慨叹、感时伤世的忧愤。这些都体现出她崇高的人格。
二、咏植物诗的艺术特点
在近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秋瑾咏植物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这些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典数目多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春柳》四章中用典数达27处。整首诗通过柳树多种典故的使用，表达了秋瑾对春光、对柳树的热爱，对那些虚掷时光、以春柳为玩吟的人的不满和鄙视。下面将其咏植物的诗中的典故一一列举，来说明其诗歌特征：
《残菊》：残菊犹能熬霜雪、白眼；
《分韵赋・柳》：舞楚腰、颦恨、灞陵桥；
《分韵赋・梅》：庾岭、清香、夭桃；
《分韵赋・玫瑰》：种玉堂、和露斗新妆、第一香；
《分韵赋・秋海棠》：一丛浅淡一丛浓；
《分韵赋・杜鹃花》：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
《分韵赋・芍药》：将离、减却腰间金带围；
《分韵赋・桃花》：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王母瑶池谪；
《分韵赋・兰花》：最宜簪助美人头、一从夫子临轩顾；
《菊》：彭泽、黄花；
《白梅》：笑掷明珠幻絮魂、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咏白梅》：雅操、独步、嫩萼含葩淡淡姿、孤山处士空唐突；
《秋菊》：篱下墙边处处栽、千枝喜向谢庭开、冷吟、醉酹寒香拨旧醅、帘卷西风人比瘦、曾闻解组陶彭泽、圃露庭霜手自培；
《春柳》四章：汁染衣、陌上烟轻、帘前香暖燕双飞、先生园巷、处士楼台、白门、珠帘画舫绿沙洲、廉吏宅、美人楼、欧阳堂外、苏小门边、陌上萋萋、征夫何处觅封侯、近拂楼头远拂桥、隋堤、龙池、雀舫、一曲竞歌、三眠学舞楚宫腰、蛾眉样、和雨拖烟、灵和惯妒舞腰肢、五斗、紫芝、永丰坊；
《红莲》：洛妃乘醉下瑶台、次第裁、处士豪忆梅、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白莲》：水云乡、东皇、红尘、寒簧；
《水仙花》：凌波女、嫩白应欺雪；
《梅》十章：瑶台、林和靖、嫁东风、罗浮客、天涯沦落、女郎身、一枝安、宋相端严见亦难、东阁、自怜风骨难谐俗、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已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回思何逊太风豪、每遇花时折柬招、孤山林下三千树、冰姿不怕雪霜侵。
从以上列举的典故中可以看出秋瑾在咏植物诗中运用典故的频繁程度，她借前人之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形成其咏物诗的个性特点。
（二）用“变态”的女性心理书写思想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特点。古代女性咏物或为解闺中之闷，或表思念之情，或渴望爱情的甜蜜，这都是一个封建时代少女正常的心理，但是秋瑾的心理则是反其道而行的叛逆心理。这里的“变态”女性心理表现为：化柔情为强悍。铁骨不是柔情，“冰姿不怕雪霜侵”不是柔情，“残菊犹能傲霜雪”亦不是柔情。“争奈黄花耐晚风”、“几度开来斗晚风”这是强悍的男子之气概，铮铮铁骨而不带半点懦弱，化庸俗为高雅，秋瑾笔下的植物不是妖艳、富贵、世俗的，而是孤傲幽洁、高雅脱俗的。如“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这些梅、兰高洁不俗的品质是高雅的映射。《秋海棠》的“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和《梅》十章的“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以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又同霜雪斗春！”歌颂它们敢于同风霜斗争的精神，不仅如此，她还赞扬它们抗拒浊世污染，不因富贵而易志的品格，化羞涩为大方。秋瑾咏花性格不含蓄，不含羞涩的表情，这里只有满怀热情的梅花，“铁骨霜姿”的。
（三）“引领时代精神，侠骨豪情尽情释放”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咏物诗发展到近代，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抒怀而咏物，而是为了理想，为了时代的使命而咏。秋瑾就是将咏植物来作为引爆革命思想的前奏，为呼唤历史使命打下思想基础的女诗人。秋瑾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社会，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她咏花咏树不是无病，而是不甘于被封建思想束缚，她敢于冲出封建的牢笼，“不与夭桃一例娇”，虽然“天涯沦落无人惜”，但是始终相信“残菊犹能傲霜雪”。作为一个女性，她不是第一个与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人，但是在咏物诗的历史中，秋瑾却是将反抗的思想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通过咏植物言志的第一人。启蒙思想带给她新的希望，诗中的侠骨精神是她情感的强烈表达，是振奋的。她带来了侠骨时代的诗歌风格，给近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动力，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呼唤着历史的使命。
（四）直抒胸臆、不加雕饰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瑾弟秋宗章说：“姊天性伉爽，诗词多为兴到之作，别有意境，弗加雕琢，恍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非若寻常腐儒之沾沾于格律声调、拾古人唾余者可比。”[3]这段话概括了秋瑾艺术风格的特点，同时也是她咏花诗内涵的体现。她的诗《白莲》这样写：“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还有《梅》十章：“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咏白梅》：“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这些虽然是她咏花之作，但从中表露了诗人的美学观点，喜爱素朴、质雅，反对伪饰、雕琢。秋瑾这种美学观与她坦诚、热诚的性格特点有关，“惟其坦率、热诚，故反对伪饰、虚妄、华而不实，惟其坦诚、热诚，故尚质朴、重本色。”[4]了解了这个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秋瑾在咏花咏树咏草的诗歌中寄寓了她的崇高人格精神以及表达了她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是其咏植物诗的一种特征。秋瑾的这种审美取向，在这些咏植物的诗中都有体现。秋瑾将历代人们对这些花草树品质特性的概括运用到咏植物诗中，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感染力。虽然这些咏植物诗在艺术表达上也有不尽完美之处，有些显得不够成熟，但研究和总结这些诗歌，对研究秋瑾的后期诗歌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些咏植物诗的不完美也影响不了她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秋瑾对近代诗歌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郭长海同志的《秋瑾集外诗辑存》录14首，《学术月刊》1981年第8期刊徐培均同志的《关于秋瑾的一首佚诗》录1首。其他尚有部分致陈天华、徐锡麟的诗词未刊行。
[2]秋瑾：《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东南日报・吴越春秋,第348―370期。
[4]郭延礼：《秋瑾资料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4]郭延礼.秋瑾文学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6]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一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8]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9]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二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0]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三辑）[M].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
关键词: 曹植诗歌 艺术特点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摘 要:约翰·邓恩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先锋代表,其爱情诗也因独特意象的运用受到追捧。爱情诗《歌》中邓恩巧用各种意象,产生陌生化效果,增强诗歌的艺术感。
关键词:《歌》;意象;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1.引言
约翰·邓恩(1572-1631)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先锋代表,他的作品主要包括诗歌、书简和布道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爱情诗歌。多恩的爱情诗歌独辟蹊径开创了诗歌先河,充满奇特的意象,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
诗歌意象以语言为载体,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而诗歌的创作就是诗人将客观事物转化为意象,使主观情感通过具体的意象生动地再现。在诗歌创作中,邓恩对诗歌的意象进行创新,摒弃了陈腐的比喻,运用新奇的意象,通过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拉长了审美的时间,给诗歌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效果,产生陌生化效果。
2.意象的陌生化效果
第一个对“陌生化”理论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虽然没有正式提出“陌生化”,却使用了“惊奇”、“不平常”、“奇异”等说法。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言的就是一种陌生化手法。正是因为通过这种陌生化手法,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变得奇异,从而使读者有惊奇的。同时,“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由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最先提出。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强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17世纪诗人评论家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在1693年评论邓恩时写道:“喜用玄学,不仅在他的讽刺诗中如此,在爱情诗中也如此。爱情诗本应言情,他却用哲学的微妙的思辨,把女性们的头脑弄糊涂了。”在爱情诗《歌》中,邓恩借助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如奇特的意象和夸张等使行文达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效果。这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达成某种契合,它们都侧重感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强调艺术技巧在增强可感性上的重要地位。
《歌》是一首爱情诗,在这首诗中,邓恩对女性的朝三暮四和见异思迁进行了讽刺。这一主题在艺术创作上十分常见,但在《歌》中邓恩巧妙借助多种艺术手段让陈腐无趣的主题改头换面,赋予语言新奇感和惊奇感。邓恩主要借助奇特的意象进行创造性地破坏,将《歌》中熟悉的事物和情感陌生化,使该诗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诗人在第一小节中将多种奇特的意象“陨星”、“人形草”、“魔鬼的脚”、“美人鱼歌唱”和“风”并创造性地将它们组合。这几种意象看似毫无关联,“陨星”属于现代科学的领域,“人形草”和“风”属于自然科学,而“魔鬼的脚”和“美人鱼歌唱”则为古代神话传说。这几种看似毫不相干的意象组合到一起,使人摸不到头脑。诗人为何要选取这几种相隔甚远的意象?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恰恰是这几种奇特的意象和意象的奇妙组合体现了诗人的智慧所在。
实际上,邓恩巧妙运用这几种意象表述了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将不可能具体化。就“陨星”而言,没有人可以抓住一颗陨落的流星。“人形草”指的是“蔓德拉草”,这种草的草根形状极像人体,下部劈开,像人的两条腿。因外形与人相似,诗人将“人形草”比喻成女人,但让一种植物孕育胚胎却是极度不可能的。一般认为,“魔鬼的脚”状如鸭掌,整个脚掌连在一起或者状如牛羊等的蹄子。世界上没有人有足够勇气接近魔鬼,将魔鬼的脚劈开。因此,该意象再次传达出一种不可能。“美人鱼歌唱”则指的是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上女妖塞壬(Siren)唱的歌声。塞壬可以发出美妙动听的歌声,航海者听到后会被歌声迷住,触礁遇难或者受到蛊惑,流连忘返,不思行进,最后饿死在海上。因此,没有人可以听到塞壬的歌声而不受蛊惑。“风”这一意象出现在很多诗歌中,但在这首诗中,“风”这一意象使用的目的却打破了常规和人们惯常的思维。这一意象表达了一种不可能。虽然风可以将散播种子,传播花粉,促进植物的生长,但却不可能让人的地位提升。
由以上可以看出,诗人抓住了这几种意象的共同点,即完成这几种事情的不可能性将科学领域的意象与神话中的意象巧妙结合。但同时这些由普通语言构成的意象所代表的含义却打破了常规。“陨星”是一种平常的自然现象,它代表着稍纵即逝的时间概念和人们许下的美好愿望,但在这首诗中却表达了一种不可能性含义。因此,该意象打破了常规,使整首诗变得独特而新颖。虽然国内读者对“人形草”不熟悉,但是对类似人形的植物,如人参等却很了解。人们惯常的理解是人参代表着长寿健康。但邓恩将这一意象的含义陌生化,让植物孕育生子。在很多读者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可接受,这也是邓恩在新批评以前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但他对意象的奇妙运用,他“古怪”的思维,却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他的诗歌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他打破常规,提出让植物孕育后代,这挑战了人们的传统惯常的思维,创造了奇特的艺术感觉。在表达不可能时,人们惯常思维是摘星星,摘月亮这样的行为。而邓恩却使用了神话中“魔鬼的脚”这一意象。这一意象首先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人们会使用“魔鬼”这一意象来说明邪恶势力和黑暗。而具体到魔鬼的某一个部位,是非常人所能及的。因此,该意象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陌生、分辨不清的感觉,造成陌生化的效果。“美人鱼歌唱”的意象取自希腊罗马神话,它常用来指蛊惑人心的事物。在《歌》中,这一意象却表明了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了人们对该意象的惯常理解和常规认知。总之,这几种表达不可能的意象的选取打破了人们的常规认知和感受,使人们产生新的审美体验。
与此同时,这几种意象的奇特组合,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拉长了审美体验。现代科学中的“陨星”,自然科学中的“人形草”和神话中的“魔鬼的脚”和“美人鱼歌唱”被糅合在一起,现代的理性和古代的迷信思想进行碰撞。反常规的组合一开始让人感觉摸不到头脑,但随着认识的加深,却让人感受到了其中的艺术感觉和艺术之美。
诗歌中各种神奇意象的奇特组合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将诗歌语言与普通生活中的语言区分开来,赋予诗歌一种特殊的气氛,使读者产生新奇的、非同寻常的审美体验。
3.结语
约翰·邓恩的爱情诗《歌》能够与众不同、个性鲜明,一系列奇特意象的应用和组合是一个重要原因。《歌》中的意象不仅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加深了审美难度和审美体验,而且意象为主题服务,烘托了诗人对不忠实于爱情的痛恨和怒斥。由此可见,运用意象含蓄地表达爱情比直白的表达方式更耐人回味,也更具艺术上的可读性和审关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刚.诗歌语言的陌生化[D].华中师范大学,2002.
[2] 李正栓.奇想怪喻,雅致入理[J].北京大学学报(语言文学专刊),1997.
[3] 李正栓,吴晓梅.英美诗歌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 李正栓.玄学思维与陌生化艺术——约翰邓恩《跳蚤》赏析[J].名作欣赏,2005(8).
但这些发生都从感官的运作开始，进一步说，从诗人发达的视觉开始，正是它作为方法，细致地撑开陈舸的植物色情学研究。在陈舸的诗里，“色情”从不同角度勾连而成。放大镜般的、慢镜头的“看”和“凝视”，完成了对细小植物局部的观看仪式。“凝视”的极端性，牵引出一种强烈的双向的刺激关系。发达的视力刺激了植物在视觉中的影像，膨胀着它在文本中的显现。但做一个反转，也可以说，正是植物刺激、旺盛着“看者”的视觉神经，正是它培育出一双放大镜般的眼睛，它们吸引目光、锻炼亚热带式的眼球。所以，在植物的色情学研究中，对“色”的体验主体在受刺激的器官被诗化之后，就转移到人的视觉能力。这满足了写作者观察的欲望，同时也满足诗歌需要更新形象来清新自我的本能。从这个动力机制来看，陈舸诗中通过蒙太奇式的迅速转换，所引动的“植物”与“身体”（多指女性身体）的相互攀附、混淆，在某种程度上是视觉-植物（或视觉-身体）相互刺激所达成的解放：
你涨红的脸，鼓起的胸部
难道还不足以
做为野花的证据？
又握住你空闲的手指，
柔软，让我战栗。
你的样子无邪、满足
我突然感觉到
更多鲜花，掩饰的惊惧。
――《野花》
“身体”与“植物”在功能上都催动视觉，同时，身体与植物相互提供解放的动力、空间。陈舸通过他发明的“植物色情”研究，为中国传统诗歌中“女性-植物”这个“文学装置”的内部结构，提供了新的吸引和解释活力。他将重心转移到写作的动力机制――特别是视觉机制、形象机制上，让阅读最终回转到写作者发达的感官，而这又与陈舸诗中的自我的形态学牵连，可以说，《林中路》和《沉箱》中的“植物色情”诗作提供了个人形象中凸鼓的视觉部分。
《瘦者说》作为《沉箱》的开篇之作，有意识地让自我形象嶙峋尖削的部分显示出来：
我瘦如走动的竹子，对不起。
正如但丁所言，瘦削包含着
全部的欲望。我，感到抱歉
如果瘦，也是对你们的干扰。
“自我形象”与植物联系，我―竹子―我，“我”因为“竹子”而获得了一个焦点，对“我”的认识与对“竹子”的认识相互依赖。但在第二行对自我的认知迅速从与“自然”的认同跳转到“文化”认同――即对但丁 “瘦削包含着全部的欲望”的认同。随后，诗的第二节对上述欲望具体化了：
我抚摸身体里，毛皮光滑的
小啮齿动物，一刹那，静息。
我熟悉它们，世间诸般变相：
女人，熟瓜果，钱币，别墅。
对抽象“欲望”的认识，再次依赖于“自然事物”，而这事物又迅速与发达的视觉相联络、刺激，个人形象中茁壮的视觉部分随时旺盛起来。接着第三节视觉、意识的焦点在表面上发生了偏移：
诗有时如此机械，可以旋转
伸缩，剪贴，拆卸，再拼贴。
有时候，我厌烦透了，带着
这么多争吵的词语，还要穿
不合适的外套。
“身体”转向了“诗歌”，“欲望”转向“争吵的词语”，但转向从一开始就在发生，以对“我”的描述始，“自然”（竹子、小啮齿动物）向“身体”“欲望”的转移，再从其向“诗歌”的漂移，陈舸的这首诗完成了对其诗歌结构的展示。他的诗歌篇制短小，“瘦”，但内部不同维度在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的同时，又生长出其他维度并逃逸出来。它的内部包含着巨大的信息的解放、解域化，但他的语言风格使他的诗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节制感。“我厌烦透了，带着/这么多争吵的词语，还要穿/不合适的外套”，这是陈舸诗歌的风格，但在个人写作史和自我认同之中，或许这也被他当作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瘦者说》将自我形态学、诗歌风格学、甚至色情学都“伸缩、剪贴、拆卸、再拼贴”在一个短小的、疾速的词语现实中，同时与感官的清新和具体相结合，又使这个词语现实获得了一个具有限度的表面，它赋予诗歌质朴的一面。
诗人以“色情学研究”对植物进行想象，从而锤锻了自己发达的感觉能力。而对于动物，他则用想象的手术刀将“意志”移植到对象的结构内部：
在那个深夜发生了什么？怎么样的警醒
迅捷、闪避、纵跃和下坠？
我在早晨看见了它。
静静的，一动不动
保持着在树叶和灌木丛里的姿势。
这一次，剔除了掩饰的背景
置身于透明，但加上了可怕的清澈。
在龙眼树支撑的黑暗里，在和它
融为一体的微光里，它被什么样的星
体吸引
为哪些鸟雀所惊
――《水中蜥蜴》
在这里，蜥蜴保持着“写作者”所具有的质朴――“静静的，一动不动/保持着在树叶和灌木丛里的姿势”，和敏感性――“怎么样的警醒/迅捷、闪避、纵跃和下坠？”。所以，很快发生了不可遏制的偏转：
它潜在树叶间隙里，和我对峙
轮动着眼，观察我――
对于异己的疆域
我们不安，好奇，但并不轻浮
蜥蜴完全偏转到了作为“观察者”的蜥蜴，并最终引出了对“观察”本身的“观察”、“评价”。此时，对“蜥蜴”看似客观的外观、形态的描述：
长尾巴弯曲，褐色花纹的鳞片，
竖着尖锐背鳍，伸出腿爪――
像被它自身钉在水里。
这些描述迅速被重组，蜥蜴全身的力量、紧张感，与作为观察者的“蜥蜴”的专注、紧张感是一致的，甚至一开始它的紧张就来自于观看的专注。因而，“我”对蜥蜴的看偏转到“蜥蜴”的看，再偏转向对“看”自身的“看”，诗歌的正面显示的是“蜥蜴”，但这个空间的反面则是一直在“看”的“我”，每一次对形象的描述都携带着对“自我”力量的使用，何况这首诗里潜伏着反省式的认知。
所以，当日常生活、场景、片段被诗人分泌成一种词语现实时，通过偏移、翻转、隐逸、与自我形态纠合等，它们呈现出一片诡谲、复杂的气象，《钓鱼人的一天》、《对付马蜂窝的办法》、《沉箱》、《螳螂笔记》、《清理池塘》等诗歌就是将日常琐碎点滴转化为气象学的典范。就像一滴水在温度的牵制下，变革形态，并推演出气象的变化多端一样，在陈舸这里，日常点滴经过感官的孵化、点播，变得有声有色，并被编进紧锣密鼓的结构中，像一场大气现象，动力、装置催生出崭新茁壮的雨线，这种雨线经过喻体的转换，在陈舸诗中具体为一根根敏感的神经线。《一畦地》这首诗，是陈舸在诗中将神经线移植进自然的一个标本。在描述植物时，陈舸钟爱它们的根茎、纤嫩的卷须、鼓凸的叶脉，对于动物，则强化了其眼睛和尾巴，对事物生命力的刻绘，使他的语句变成聚集了各种刺激、感受的神经线（网）：
这块地，已经收拾
整齐：从蜷曲变得细碎、平坦，
沉浸于自身的潮湿和想象力。
一个没有画过图表的人，将它的界线
拉得笔直，比井水还清晰――
互不干扰的区域：白菜，刚镂刻出碧
汪汪。
竹架缠绕着苦瓜谨慎的卷须。
而芥菜，不知为什么，被萝卜围了起来，
如果不是看见，黑土上暴露的
一截白色根茎，差点就
将它们混在一起。紧缩的圈子，维持着
什么秩序？
――《一畦地》
根茎、叶脉、卷须，是灵敏的神经感知的结果，但在陈舸的诗中，它们本身就是神经，是所有生命中敏感得发烫和消瘦的神经，所以陈舸这类诗歌并不像田园诗、山水诗那样表现出闲适的特征，反而因为对自己感官、神经的过度使用，显出高度的专注，这克服了日常生活的涣散感。
但诗人又不止于此，他不满足于由感官的专注促成的力度和复杂性，他有了新的对“险境”的渴求，在写作的某段时期，他痴迷于将自身置于高空的钢丝上，痴迷于那种一不留神词语的肌体、结构就坍塌、毁灭的危险感。这集中在《术士的烦恼》、《画家的告别》和组诗《电影手册》等诗作中。这些诗类似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写法，自我的判断、感觉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和分寸感当中。在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之后，对其自我感觉的描述变得异常艰险，这种感觉介于“虫”与“我”所组成的“感觉装置”之中，一方面它要用四肢在墙上爬动，遇到障碍，同时还要对自己的卧室表露出某种熟悉，要听到卧室外父母的恐惧、咒骂。所以，在这里卡夫卡将自己置身于稍不留神就会使自己精心营造的装置失真、落入全面象征化的圈套的险境当中。如果将写作做几重的还原，陈舸所处的险境之“险”不下于此。他搜寻与“自我”对等的“他者”，他们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在精神、具有文化意识，比如“画家”、“术士”、“电影角色”、甚至只是无名的“她”等，诗人将“自我”与这些“他者”混为一体，就像卡夫卡将格里高尔和甲壳虫混为一体一样，然后开始书写，在词语的细线上，一端是“他者”的悬崖，一边是“自我”的悬崖，诗人就把这种险境里磨练为精细的诗艺。
在他掌握的秘密里
散发着疯狂的，灭绝的气息。
他发现自己过于精密，疲倦
――《隐约》
在《隐约》这首诗里，诗人把词语注射器的针头推向自身，而这针对的却是他对秘密的掌握的过分精密。这似乎是为拓展更开阔的文本空间而做的一次自我调整。在陈舸最近的新诗《滩涂》中，那种疯狂、灭绝的气息被另一股强力调息，他借助于一个粗线条的、滚滚的“时间之轮”碾平了一些过度发达的感官滋生出来的细节，而为诗歌增添了一个粗粝的、硬质的边框，“时间”、“历史”、“目标”、“规划”等词语概念性的扩散在语句中：
而时代的车轮滚滚
湾流被悍然截断，海水划分清浊界线
像黑白木刻里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其中，《竹》及《竹和它的哀伤》象征诗组最负盛名。“竹”是荻原朔太郎诗歌创作生涯中跨度最长的主题，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多次被日本高中国语教材所选用。诗作中的“竹”将荻原朔太郎的心理表象化，“竹”诗群通过“竹”这一植物意象诉说生命的某种疼痛。对自然的感受、理解力与感受方式是明治时期诗歌意识中尚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
竹子长在发光地面/长成一棵青竹/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
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严寒更显威武/竹子长在蓝天下/长吧 竹啊竹（罗兴典译）
“竹”意象属于植物类意象，《吠月》又属于抒情诗歌集，此类诗歌属于意象抒情诗。“竹”意象在众多植物意象中被荻原朔太郎所钟爱和反复书写，其承载的抒情功能隐藏在此意象之后。诗人借“竹”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病态的神经战栗和感觉上的剧烈疼痛。诗人在诗中诉说的正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悲哀与近似战栗的神经劳作。因此，“竹”对作者来说象征着生命，让读者感知到一种非日常的竹子的形象，“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根尖的纤毛象征着敏感纤细的神经，宛如诗人的神经像纤毛般鲜活可感，传递出来自生命内部最直接的情绪与感觉。荻原诗歌作品中呈现的疼痛的病理特质，与其疯狂的颠倒的、超越性的挣扎，是一种超越了近代的视角，其诗歌比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的诗歌都要生动，更具现代性。
诗歌通过地上与地下两个视角，营造截然不同的意境。地面上，“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地面下“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展现了诗人思想上截然相反的两极，一端通过“锐不可阻”“拔节猛长”象征着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如同“竹节”仿佛可以无限生长，直达天际。借竹的生长态势诉说其精神的向往与需求。而地面以下却是在无边黑暗中战栗着的，如同竹子根须般敏感纤细而又焦躁不安的神经，努力向光明伸出手臂，却又时常落入失望的深渊。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对植物怀有亲切感的国家，“竹”也被诗人从古书写、吟诵至今，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咏竹诗多达30多首，而其多承载着“闲寂幽雅”古典审美旨趣。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世界里，“竹”是一种神秘的意象。诗人将对人、世界的关系障碍与疏离感，通过染上生理上畸形色彩的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以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传达而出。“竹”深深植根于大地，外直中空，构成自我存在中心的空虚世界，其中却包纳了森罗万象之回响。诗人借竹节内部的“空”暗示自我精神世界与情绪的纷繁复杂。“空”中有情感的千种可能，万般涌动。在“竹”固有的“屹立于天地”的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赋予了其病态、冰冷、幽森的意象。
变异性意象的生成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经过主观想象的变异，完成客观物象的改造，是主体化意象中的一种。可见，荻原朔太郎诗歌中的“竹”是一种在原有物象的基础上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异性意象，成为诗人诉说“战栗的神经”“敏感”“焦躁”“不安”乃至“病态”的一种符号。诗人借意象化改变诗歌的思维与想象方式，用象征意象呈现暗示性，以多重性的意蕴空间，表现近代人的复杂生活与近代情绪，这在日本当时诗坛是一次较为深层的本体性的变革。
二、内部韵律论
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影响，荻原朔太郎推崇内部韵律论（内在节奏论），即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诗歌是内心浪潮卷起的声波。诗人强调“双韵律论”，诗句的节奏与韵律，脱出诗歌本身无形的内心、情感的律动，是作为“内容的音乐”，不是形式上的音乐，而是感觉上的音乐。诗的韵律是指从人的内心深处涌动喷薄而至的内在旋律，是根本意义上的诗的动机。《吠月》时期朔太郎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于贯穿于文本的情感与感觉上的律动。
然而，诗人并未因对内部韵律的推崇而忽略诗歌本身的节奏与韵律。语言不能表达情绪的地方还有音乐和诗歌。“由音乐与美术所代表的这样显著的两极的对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之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照。即是，主观的一切艺术，是类属于音乐的特色；而客观的一切，其本质上则属于美术的范畴。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3]；从这一论断可知，诗人认为音乐与诗歌本质是相通的，诗歌这种“主观”类属于音乐之特色，由此可见其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而诗人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曼陀林，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上体现为对韵律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诉诸听觉，绘画诉诸视觉，而诗歌诉诸于语言，语言的文本形式和文字载体只有诉诸于声音时，才能在韵律上倍增曼妙。一言以蔽之，诗人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及诗歌“内部韵律”的推崇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吠月》及以后的诗集之中。
光る地面に竹が生え/青竹が生え/地下には竹の根が生え/根がしだいにほそらみ/根の先よ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けぶる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ふるへ。
かたき地面に竹が生え/地上にするどく竹が生え/まっしぐらに竹が生え/訾欷牍りんりんと/青空のもとに竹が生え/竹、竹、竹が生え。（《竹》节选自《吠月》）
原诗在除第一、二两节第四句之外的每句韵脚均使用了“え”，即[e]音。（第一节尾句“へ”的发音与“え”相同）。诗中多处使用“生え”（意为生长）一词，意图用动词连用形的反复，营造出一种焦躁与不安的感觉。荻原朔太郎在多个诗作中使用“同语反复”的创作手法，通过反复来加强其音乐性与韵律感。在《吠月》序言中提到，“我内心的‘悲伤’‘喜悦’‘寂寞’‘恐惧’这些用其他语言及文章难以表达的复杂而特殊的感情，我通过自己诗歌的韵律来表达。可是韵律有时是难以进行说明的。韵律只有靠以心传心。能感知如此旋律的人才能与我促膝相谈”[4]，可见诗人是“双韵律”论的提倡和完美执行者。
三、象征主义诗艺
荻原朔太郎在《诗的原理》第五章《象征》中提到：“诗精神之第一义感的东西，都是基调于此种宗教情操，所以若称此为象征，则一切诗的最高感，必定都是象征。”[5]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导精神，《吠月》之后的《青猫》等诗集都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气息。
象征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与主张是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一方面要求诗歌有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表达诗人内在的“心灵的旋律”“灵魂的音乐”。荻原朔太郎的诗作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具有极具暗示性的“神秘的内容”，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兴起于西方，在被各国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该国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学土壤的影响。象征主义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最高，诸多伟大的诗人皆为象征主义大师。自20世纪初西方象征主义传到日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对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荻原朔太郎的诗歌中明显可见对波德莱尔诗歌思想与象征理念的接受。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以幽暗、丑陋、病态”为美，建立的意象灰冷阴森，意境幽抑沉郁。在传入日本初期被以田山花袋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批评为“病态”“恶魔主义”“艺术至上主义”“颓废”，却丝毫不影响象征主义在日本文学、思想、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发展与渗透，影响直至今日。
《吠月》中收录的《危险的散步》《酒精中毒者之死》《青蛙之死》等诗作弥散着黑暗、阴冷、病态的气息，无不体现对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关于朔太郎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沉醉，佐藤|洋O在《日本近代叙情诗事情》一文中指出：“我们即使不曾耳闻朔太郎在《新》中的直接告白，‘在鸦片吸食者的梦里，像波德莱尔样的人，总在苍白病魔的身影里梦游，在其反面的人格中隐藏着明澈如白昼般的理性，仅做想象既会痛心的现代的悲哀，我对波德莱怀有燃烧般的热爱。’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波德莱尔的倾慕无处不在。”[6]
由此可见，荻原朔太郎作为推崇波德莱尔的日本近现代诗歌代表诗人，深得象征主义神髓，将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等象征主义的几大要素完美地糅合于诗作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艺术成就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
荻原朔太郎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中，吸纳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对古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古典传统美学中的幽暗意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贫相的精神障碍。
诗人主张诗歌表达的目的并非为了情调的情调，也非为了幻觉的幻觉，更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做的宣传演绎，而是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重视诗歌的“内部韵律”，认为诗歌的真正韵律来自文本内部，是情感与感觉的律动；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接受与发扬，建立了其独特的意象繁杂、光怪陆离的象征森林，给人因“视”“听”“感”多层次的想象与感受的空间。《吠月》收录的诗歌脱离了华言丽语的堆砌，唯美意境的营造，不书风华雪月，不赋强说之愁。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菅谷矩雄.诗的リズム音数律的イニする？蔟ト续编.东京：大和房，1978.35.
〔2〕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文学评论，2005，（3）.
〔3〕〔5〕荻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9，291.
关键词：三曹 诗歌 悲情美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但改变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89的固有的创作方式，而且也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诗教禁锢。特别是“三曹”的创作掀起了探索生命、反思人生的自觉审美思潮，确立了用诗歌来抒发自己情感的创作形式。但是尽管处于同一时期的“三曹”，他们的诗歌虽然都体现出一种哀愁忧怨的悲情美。但是他们在诗歌中所体现的悲情却迥然不同。
一.曹操诗歌中的“悲怆”美
曹操的诗悲怆雄浑，他的诗歌大多是抒发对天下战乱、生灵涂炭、生命短促、胸襟抱负的悲情，其情慷慨、昂扬、苍茫、雄壮、悲怆。恰如钟嵘所言：“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2]478敖涛孙曾赞论：“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3]8徐世溥也有“苍茫浑雄，自有开创之象”[3]20的美誉。
1.对战乱连绵、生灵涂炭的感伤
曹操一生都以治平天下为己任，纵然有雄心壮志，但是面对连绵的战争，生灵的涂炭依然流露出悲愤与感伤。如《薤露行》一诗叙述了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整首诗仿佛是一幅真实的汉末历史画卷，并通过最后一句“瞻彼洛阳城，微子为哀伤”，既有对董卓之乱的悲愤，又有难以掩藏的哀叹。东方树评价《薤露行》是“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再如《苦寒行》，诗歌开篇就开门见山的写出了太行山的山势高耸与道路的艰险。“车轮为之摧”这一感慨恰到好处的烘托出北上太行山的艰辛与凄苦，继而又写野兽当道的险情，行军路上阴暗低沉的景色，以及行军时无栖身之宿、食不果腹的困境。全篇的感觉气势逼人，风格慷慨悲怆，不但真实的描绘了率军出征之艰险和山之冬景的萧瑟悲凉，而且以“悲比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的叹息，不仅抒发了他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而且也体现了他的豪迈气魄与忧患意识。
2.对生命苦短、治平天下深思后的感伤
他的诗充满刚健之力和浩然之气，深刻的天下意识给曹操的诗以悲怆之情。陈祚明对曹操的《短歌行》评价道“此是曹孟德言志之作。”这首诗之所以撼动人心，不仅仅是他对生命如露的忧思，更在于他那“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胸怀以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正是因为诗人有对生命苦短的悲情体验，所以他的诗才会在慷慨激烈的情怀中流露出一种无尽的哀伤。
曹操的诗歌气盖一世、莽苍悲怆，反映了他胸怀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一统天下、治平社稷的责任意识。曹操其人其诗表现出的这种悲怆精神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他雄浑悲怆的审美体验模式也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核心精神。
二.曹丕诗歌中的“忧郁”美
曹丕的诗歌创作使得民间歌唱向“文人自觉”的诗歌创作这一趋势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他的诗歌总是怀着迷茫怅惘的忧伤，他体恤游子思妇的哀叹，思考生命的无常、人生的价值，他的情感极其的细腻，思绪非常的深婉，即便是享乐人生也无不充满了他忧愁悲伤的生命意识，所以说他的诗歌，在保留了民谣风格的基础上，又体现出了“文人的自觉”。
比如在叙写游子思妇的传统民歌题材上，其诗语言通俗易懂，韵律简洁流畅，其七言诗《燕歌行》就一韵到底，钟惺云：“缓节安歌，灵通幽感，其口角低回，心情温顿，有含辞未吐、气若芳兰之意。”[3]63在写享乐生活的题材时，如“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芙蓉池作诗》）“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于玄武陂作诗》）“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于谯作诗》）等诗，都在描述他与邺下文人饮酒作诗、聚会游宴，反映文士们的纵情享乐的日常生活。其诗讲究语言表达和抒情技巧渐趋工丽，所以清代学者沈德潜就说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3]77
庄子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曹丕的诗中大都有一个“忧”字。如“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嗟尔昔人，何以忘忧”、“何尝快，独无忧”、“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善哉行》（其一）更是一首“忧”之名作，在诗中“忧”就出现了三次：“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载驰载驱，聊以忘忧”。综上而言，我们不难发现，曹丕的诗中既有漂泊他乡，不能回家的游子“还望故乡，郁何垒垒”的忧伤；又有秋日深夜，独守空房的“为何淹留寄他方”的忧伤；还有他自己对生命探究、对人生反思“何为自苦”的忧伤。
与曹操诗歌的悲怆雄健不同，曹丕的诗歌更多的是对人生与生命的不断追问，他的诗歌中不单有怅惘的心绪，更是蕴涵着忧愁与哀怨。正是他以如此深刻入骨的哲思、悲叹忧伤的情感所激发出的生命意识，从而对建安文学的诗歌创作和内涵的丰富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曹植诗歌中的“哀怨”美
曹植的诗歌既有与曹操诗歌中“悲怆”相通的建功立业的志向，亦有与曹丕在探索人生时的“忧伤”相通的生命意识，但他更多的是展示了一个失意者真实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自己在遭受挫折后的哀叹与怨愤。
“哀而且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创作情感成为曹丕诗歌的特色，这一情感模式是将原始儒学的传统诗教和道家思想充分融合后的结晶。
1.哀而且怨
曹植的生活及创作以“司马门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诗歌主要以游乐赠别言志为主，豪迈洒脱，风流自赏，同时也有哀叹忧怨的感叹。比如他的《名都篇》写了他早期的享乐和奢华生活。这一类诗带给人一种贵公子不谙世事，但也愿意享乐期间的欢愉。诗人虽写出自己沉浸于斗鸡跑马、歌舞宴乐、觥筹交错的享乐生活，但透过这层欢乐的表面诗人体会到更深刻的哀伤与悲凉。再如《箜篌引》一诗中，诗人与亲朋好友一起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而身陷歌舞声色的诗人突然惊醒，他意识到时间一瞬即逝，于是他开始思考生命与死亡，就在这苦苦思索中诗人陷入了无限哀伤。诗中最后一句“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是诗人在面对生命与死亡的命运时，无可奈何的，深刻的流露出诗人无法排遣的悲哀。
曹植前期另一类的诗歌就是赠别诗，这一类诗同样充满了哀叹忧怨。离别本就是一个黯然伤神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眼中的这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就更是有诉不尽的生离与死别。曹植的《送应氏》其二写道：“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愿得展魍瘢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4]127诗人将离别放置在永恒的天地之间和人生短促的氛围里，使这场离别显得友情尤为珍贵，感情更加的哀怨。
2.怨而不怒
“怨而不怒”一直都是中国诗学中抒情的审美准则。曹植的诗歌就是“怨而不怒”的典型。曹植的“不怒”并非真正的没有怒气，而是在创作中通过直抒或着委婉的手法来表达出他由“怨”长久积累而产生的“怒气”，这种“怒”很少是裸的展现在诗句中，而是通过“怨”来缓缓的释放，如被后人称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就是“怨而不怒”之佳作，诗人用大量的辞藻与笔墨来描述写一位美女的容貌之艳美、所处的环境之典雅、所穿的服饰之华丽以及她的门第之清高，来映衬美女“盛年处房室”的幽怨。虽然自己是宛若天仙的美女子，但因寻不到适合自己的贤士佳人而未能出嫁，在盛年的时候却一个人独守空闺，任凭着美好的年华在时光里流逝，“夜中起长叹”更是表达了胸中难以抚平的怨情。
曹植还借助弃妇的形象来吐露自己的哀怨。如哀婉动人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原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将何依？”[4]130丈夫在外十余年都没有回来，夫妻相见遥遥无期，使思妇感到无限的愁思与悲叹，在她哀怨之余，她仍然忠爱着丈夫，甘愿化作一缕清风，飞过千山万水投入丈夫的怀抱。然而她又担忧万一君怀不开，这颗心该归向哪里？其实曹植写怨妇思君之切，暗寓他对兄长的忠心的同时也怨恨兄长对他的逼迫。
3.哀而不伤
曹植诗歌的另一情感特征就是“哀而不伤”。高尔泰曾说：“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在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的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5]313-314曹植的“哀而不伤”正是如此，他虽然有很深的哀怨之情，却不会被这种哀怨的情感所屈服，而是在这哀怨中，寻找解脱。他在诗歌中所体现的力求奋发、志在四方的精神，充满了坚韧不拔及超旷脱俗之气。
曹植的“哀而不伤”有着自强不息、昂扬向上之骨，超旷脱俗、包容万物之气。他的哀怨不像“凄凄惨惨戚戚”般的消沉。那些辗转反侧、忧从中来的弃妇诗无不怀着对美好的期望，渴望有一天自己的丈夫能够回到自己身边，正是怀着这种期望，所以不曾堕落消沉，陷入绝望。曹植“哀而不伤”的情愫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如《杂诗》其三：“飞鸟绕树翔，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这是思妇将自己比作孤独的飞鸟悲鸣着寻找自己的伴侣，她虽因独守空房而哀怨，然而她更愿化为一道影子驰着月光去见夫君，表现了她永怀希望的坚强。然而在他生死未卜之时，他仍在《责躬》中坚守他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建功立业、平治天下是诗人的心声，在曹丕不断地迫害下，曹植任然豪情壮志的昂首高歌，毫无颓废堕落之态。
所以说，曹植是借助诗歌的创作实现心灵的对话，他“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实现了他在诗歌创作中对艺术的自觉追求。
“三曹”既是旧时代的结束者，也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反映民生疾苦、抒发理想抱负，还是反思宇宙生命都充满着悲情之思，呈现出浓郁的悲情之美。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自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诗赋略・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梁]钟嵘.诗品.转引自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4]刘跃进，王莉.三曹[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
关键词：种子移植理论；十四行诗；汉译
一. 引言
对于十四行诗的翻译问题，国内的学者谈得已经很多了，但是研究的焦点往往基于译文的好坏，而且多用经验思辨的方法，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本文以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十四行诗的特点，刍议了十四行诗翻译的方法和标准，希望在十四行诗翻译方面能抛砖引玉。
二. 种子移植理论
上世纪8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开始在她的论著中提出解决诗歌不可译问题的方法。苏珊・巴斯奈特是一位诗人兼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翻译家，在她的著作《文化构建―文化翻译论集》中她提出了种子移植理论。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是受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启发。雪莱认为诗歌不可译，诗歌就像是将紫罗兰放在实验室里研究以期再得到紫罗兰，但这是对紫罗兰的毁灭，光靠实验室的研究是不能开花的。对于雪莱的观点巴斯奈特却产生了新的理解，她认为只要种子被恰当地移植，在其他地方依然可以开花。所以，她相信诗歌和紫罗兰一样不能复制和照搬，但是却可以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生长。
可以看到，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是在以前的诗歌不可译的论点的基础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使诗歌翻译这一活动得到了该有的肯定，这无疑是诗歌翻译理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巴斯奈特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诗歌翻译时要移植的种子是什么，这就使得在该理论指导下的诗歌翻译只有最终的目标但缺乏明确可行的方法。
三. 十四行诗翻译的特点及其种子的确定
虽然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没有明确界定种子的内涵，但是在其著作中论述种子移植理论时不断出现一些词：pleasure，function， target language ， role等，结合该理论出现的专著《文化构建―文化翻译论集》，我们可以看出巴斯奈特所说的种子其实是能够给人以巨大的美感体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首诗歌的命脉所在，而且这些东西在移植到目标语文化中时应该产生其在源语文化中相似的效果，而这些东西是值得译者集中才智移植的。也就是说，种子必须具有能陶冶读者情操，区别一种诗体与另一种诗体的特性，还应该能反映一首诗的文化与精华。所以在翻译十四行诗之前，译者应该仔细品读诗歌，把握其特点，找出其种子。
首先，十四行诗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由十四句诗行组成的诗体，所以如果不保留其形式上的特点，无视十四行诗外在形式美，恐怕这种诗体的美也就会有一半被损害。此外，十四行诗第一节要“起”，第二节要“承”，第三节要“转”，最后一节要“合”。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不遵守原诗的诗行特点，随便增加一行或减少一行都会影响十四行诗的结构，使其结构不完整进而影响到意义表达的流畅和完整。其次，十四行诗是一种具有严谨韵律的诗体，所以这种诗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押韵。济慈创作的十四行诗大多数采用的是莎士比亚式末韵和比特拉克式末韵，较少的几首结合了莎士比亚式和比特拉克式末韵。而用韵是古典诗歌的特色，所以在翻译时应该尽量保留，正如朱光潜先生说“格律不是束缚天才，它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如果真是诗人，格律会受他役使；如果不是诗人，有格律他的诗固然腐滥，无格律它还是腐烂”。再次，十四行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这种诗体所具有的音乐性，即节奏。在济慈创作的十四行诗中基本上都是英语诗歌中很普遍的五步抑扬格。而诗歌部分怡情效果也正是来源于它的节奏，所以，节奏也是十四行诗的种子之一。最后，十四行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表达情感的方式有时很特别。这些十四行诗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有时并非是单一不变的，有时在前两诗节表达一种情感，但是在第三诗节中表达的情感会出现变化，第四诗节又会是对第三诗节表达情感的升华。而这些美好的情感也是诗歌中具有怡情作用的因素，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传递出这种感情的微妙变化。
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济慈十四行诗歌时，应该将其诗歌中所包含的种子――诗行排列、韵律、节奏和情感变化，移植到译作中去，而将这些恰似灵魂一样的东西移植才是译者的责任，因为唯有这样读者才可以欣赏到济慈诗歌的魅力。
四. 具体分析屠岸先生翻译济慈的《白天消失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