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网络的发展，4G、5G网络的普及，网约车的出现是一个新生事物。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我国现行法律存在规制不健全的地方，如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之间的划分，相对于传统的机动车运行模式下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网约车因其平台运营的模式多样性，在网约车交通事故案件中，网约车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侵权主体更为复杂，乘客、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平台都可能成为侵权责任的主体。因此，认定的网约车交通事故中侵权责任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约车模式概述
“网约车”是指在传统运营模式下，以“互联网+”为介入因素，在此基础上演变形成的多种运营模式的整合，由互联网平台提供供需信息，达成资源的分配与利用，使用符合条件的乘客与车辆进行匹配，提供随用随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1］从我国滴滴打车、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易到用车、高德打车等打车平台来看，主要有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这四种不同的营运模式。(一)网约车不同类型的服务模式以“利润分配大小”为衡量标准，网约车可划分为“专车”和“顺风车”两大类型。而专车又可以分为两类平台居间型专车和平台自营型专车，平台居间型专车是指“网约车”平台处于居间地位，通过对市场中供需双方信息的广泛收集、整理和精准匹配，完善资源配置方式，如滴滴快车就是此类经营模式;平台自营型专车是指由“网约车”平台提供的车辆，特点是成本高，服务质量略高，在保证服务品质的同时还要维持盈利和面对市场竞争力。所以，自营型专车低于居间型专车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顺风车，是指私家车车主在出行中通过网约平台进行信息匹配承载与自己行程相同或相近的乘客的行为，它可分为无偿和有偿搭乘。前者属于情谊行为，数量较少。后者则不同，网约车平台根据乘客和车辆的信息进行匹配后，按照里程数计算乘车费用。顺风车与专车相比，费用更少，有利于减轻私家车车主的出行成本，但是由于需要对搭乘者与司机之间的行程进行匹配，搭乘者往往需要等待。网约快车是这四个运营模式当中最受乘客欢迎的一种出行方式，快车模式以“滴滴快车”为代表，主要是将社会闲散车辆进行资源利用，缓解高峰时期车辆短缺的现象，将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网约快车与专车相比，优惠程度较专车更大，网约快车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快车司机可通过注册或者签订合同加入，前者是网约快车司机以自己所有的私家车在网约车平台进行注册，后者是司机通过与滴滴合作的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车加入。网约出租车模式，是指在出租车运营模式上，出租车司机加入网约车平台，通过下载注册后成为网约出租车，与传统出租车相比，网约出租车主要多了线上模式，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揽客，网约车平台将网约出租车司机的行程信息和搭乘者的路线和时间信息相匹配，进行派单，提高订单成交率，减少空载率，减少资源浪费。
二、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现状与认定
(一)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认定的现行规定与不足
我国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已制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但是由于网约车本身的特殊性，其形式也可能不断地处于变化之中，有些纠纷无法直接套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规定。对于网约车这个新生事物，2016年7月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网约车为出租车的一种，要加强网约车的发展规模，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服务，方便公众。2019年11月20日《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经交通运输部第26次部务会议通过，其中第四章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营运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但该规则对网约车实际存在的问题也只是浅尝辄止，忽略了网约车不同模式下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上述两规定都没有厘清网约车存在的问题，各个主体之间责任划分仍不清晰。网约车现存有以下问题点:第一，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2］因网约车模式较特殊且复杂，其中涉及网约车平台、司机、乘客等多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各个主体之间关系各不相同，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就此进行明确划分。第二，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责任不清晰。如问题一所说明的，现行的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在发生网约车交通事故或者网约车侵权案件时，造成网约车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不清晰，致使受害方或被侵权一方追责困难。第三，网约车法律主体的权利保障等问题。目前，我国现存的网约车平台注册网约车司机一般是通过申请者本人线上自行注册，而网约车平台仅对此简单的进行书面审核，造成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并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网约车平台也存在一定程度上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这里的个人，即包括乘客的也包括网约车平台司机。他们的个人信息都通过网约车这一互联网平台进行操作，如果网约车平台对个人信息保管不当，容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的侵权问题。综上可见，深入探究网约车现存的问题点以及现行规定的不足之处，对理清网约车主体关系以及主体之间责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二)不同模式下侵权责任分析
专车服务模式下，平台自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应由平台承担侵权责任，网约车平台与专车司机签订的是用人合同，专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实际上是属于侵权责任领域对于用人者责任的调整范畴，即用人者责任。用人者责任属于替代责任，在确定由用人者承担侵权责任后，也要明确这类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即网约车平台无任何过错，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网约车平台承担外部责任后，有权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内追责。［3］快车模式下，我们既要强调经营者责任，也要强调承运人责任。承运人要承担将被承运人送载到指定地点、保障安全等义务。承运人违反这些义务，导致被承运人遭受到侵害，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认定网约车平台即是经营者，在服务行为中占主导地位。乘客就是消费者，其权益受到侵害，乘客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现实生活中，大家几乎都有过打网约快车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网约车平台快车的司机素质参差不齐，素质高的让人感受到网约车带给我们的舒适与便捷，素质低的让我们心有余悸。国家行政机关应规范网约车市场，在快车模式下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金不足赔偿的，可以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先行垫付，网约车平台公司垫付之后可以向责任者一方追偿。顺风车服务模式，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应该由顺风车司机承担责任，顺风车相对于其他模式的网约车出行方式，出行成本较低，因为司机与乘客、乘客与乘客之间对费用进行分摊，减少了出行成本。在此种法律关系下，可以据此认定顺风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私下成立客运合同。所以当发生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时，顺风车司机应该起主要赔偿责任。而网约车平台，将乘客的叫车信息与司机信息相匹配，然后平台进行推送。顺风车司机在使用网约车平台收到搭乘者的叫车信息，陆续接载乘客将其送往目的地。我们可以发现，网约顺风车平台是居间身份。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可以推出，中介人在其提供居间服务时，应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对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出租车服务模式，如果出租车司机为聘用制工作人员，这种情形下可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即在司机被聘用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他人发生人身损害，则由出租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当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是承包关系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因为出租车公司将出租车承包出去，并对司机进行收入的抽成，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出租车公司不能主张免责。而出租车公司与司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享者”，出租车公司与司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
三、完善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建议
基于对以上网约车各个模式及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及责任的分析，提出以下完善建议:第一，禁止网约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完善对平台的监管制度。网约车平台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本身并不违法，但必须明确反对网约车平台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违法。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制和预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形成和发生，完善乘客的评价和投诉制度，建立乘客意见反映渠道，建立检查、监督和罚责制度，提高用户的乘车体验。第二，开放符合条件私家车进入网约车领域。［5］这一方面是对社会上闲散车辆进行资源整合，另外一方面也是减少黑车载客现象的发生。因此，相关政策制定者应研究私家车合法运营的必要条件以及加强对私家车的有效监管。为了保护消费者、其他相关人和私家车主的合法权益，有必要明确车况、驾驶人状况以及保险政策。第三，明确平台责任是责任认定的关键。网约车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条件整合信息和资源，但往往不愿意承担其作为居间者的责任，没有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处于一种消极的中间人状态。对此，必须明确平台的重要责任，网约车平台必须成为网约车事故赔偿的首要责任人，网约车平台公司必然会加强车辆的安全监管条件和提高驾驶员的入门条件，如有无犯罪记录、社会信用、车辆的基本设施和驾驶员资质都将成为平台自身主动掌握的内容，目的是为了减少平台承担责任的风险。第四，发挥平台自身的监管能力。［6］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补救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网约车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政府监管有时会滞后，而网约车平台则不同，其掌握着整个平台最先进的信息和资源，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政府把一切未知的事项都安排妥当也是不现实的，与其依赖政府加强法律法规完善，不如先规定基本原则和框架，鼓励平台发挥自身优势，顺应国家的行业发展政策，必要信息及时公开，不断提高对外的服务水平。政府应做好宏观调控功能和必要事项的事先预防，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第五，厘清法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纵观当前的审判立场及案例来看，很少有法官在认定网约车责任事故时根据网约车服务模式类型来区分判案，［7］有的直接依据《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简单地将平台公司认定为承运人地位从而使其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他关系;还有的直接以司机没有获取相关的行政许可而认定为具有过错并判决责任承担;平台和司机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一定的分歧，有认为其间存在居间关系，也有认为只是劳务关系的;更有一些平台公司直接根据收益来判决其承担责任的，违背了保障乘客安全和运营安全的目的，导致无法保证乘客利益的实现。因此必须区分网约车各服务模式下的不同法律关系，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四、结语
本文对网约车目前存在的各种模式下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探讨，对各个模式进行阐明，对各个主体之间进行责任划分，并提出建议，希望对于解决网约车侵权责任主体争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能尽快出台，以解当前之困境。
参考文献:
［1］黄华莹．运输经营法律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应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3］郑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胡建淼．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研究［J］．中国法学，2016(3)．
［5］张素凤．“专车”运营中的非典型用工问题及其规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6)．
［6］江琳．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行政法分析———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0(3)．
［7］郭锐欣，张鹏飞．进入管制与黑车现象［J］．世界经济，2009(3)．
作者:高欣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