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内容提要】本文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处理重大经济关系、解决部门之间利益冲突、保障国家计划的实现以及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等方面论证了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和立法原则等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法……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在贯彻宪法关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尚缺少一部统率各层次和各门类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因而无法从法律上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无法集中规定宏观经济的调控原则、调控主体、调控客体、调控程序、调控责任和宏观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等基本问题。为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系统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持续增长，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以下简称《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法
法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的有效手段。从各国的实践看，每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法律作后盾。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障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都制定了反映该国政策的金融法规。如美国1913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英国1979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法》；日本1942年制定《日本银行法》；德国1957年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新加坡1970年制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等。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国家通过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不同影响，作用于经济运行，起着某种自动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分扩张或收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财政法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制定有预算法、税法等，有的国家还制定了《财政法》法典。
此外，各国还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法和价格法等贯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我国，近年来国家制定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在贯彻和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仅靠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还不能处理和保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难以克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难以避免“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因此必须有统领各单项宏观经济法律的《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是处理重大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12项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
一、
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都是涉及到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法》。这样，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就有了法律依据。
三、《宏观调控法》是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准绳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场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所以说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政府在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中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等，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这些单项法规的权威性比较低，各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亟待出台《宏观调控法》。
四、《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国家的计划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用计划调控手段，必须更新计划观念，健全计划机制。
健全计划机制，就必须重视计划决策、管理、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善于采用法律形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现。采用法律形式，主要在于使法定计划能够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在法的规范作用下结合起来。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就不能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在法的调整下，使计划关系成为一种计划法律关系，使计划活动成为一种计划法律行为。为此，就必须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原则，建立各项具体的计划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也是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例如，法国是采用计划指导经济较早的国家。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实施中期计划的法令。以法律形式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计划”。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也使用所谓的“法令性计划”指导市场经济活动。在计划调控的具体措施上，在如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政府计划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济，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协调计划调节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关系，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综合力量，制定一部统领包括《计划法》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调控单项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宏观调控法》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笔者认为，国家和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因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明确，这项任务必须由《宏观调控法》来承担。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在当前“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①我国制定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比较健全，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较为灵活有效。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②要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使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就必须通过制定《宏观调控法》，明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的法律地位，赋予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权，确定其可以采取的调控手段，以及所应遵循的程序，才能确保政府作为法定的调控主体依法调控，约束政府必需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防范和制止“政府失灵”、行政性垄断等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因此，《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实施合法有效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依据。
六、《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框架
（一）《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层次和名称。从宏观调控法的实质意义上看，它是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所构成的体系。但从立法体系上分析，宏观调控法体系又是由《宏观调控法》统帅下的《计划法》、《预算法》、《税收基本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外汇管理法》、《产业结构与规划法》、《对外经贸法》、《特别区域开发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立法层次上看，它是国家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基本法。法律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为好：一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学中有确切的定义；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已广泛运用；三是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使用；四是运用其他名词，如“国民经济管理”、“经济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等均不能确切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宏观调控法》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我国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调整对象范围主要包括：计划关系、财政关系、金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价格管理关系、产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区域经济协调关系、对外宏观经济关系等。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当确认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平衡优化原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的原则，从而调动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一切调整手段，发挥宏观调控法各项法律制度的功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2.有限干预原则。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国家干预已经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宏观经济调控法应确认的国家干预原则，即有限干预原则。所谓有限干预原则，其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的干预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相反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法进行干预；三是政府一般不得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
3.宏观效益原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涉及的经济利益是全局性的、总合单位的利益，如生产者全体或消费者全体的利益，或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消费者或某个独立的企业的直接利益。因此，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如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而不直接过问某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使宏观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行为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
4.统分结合原则。统分结合原则，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经济调控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实现集中统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股市暴跌形成潮流,全球央行纷纷降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的我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的方针能否继续推行,以及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将如何进行、财政政策的作用该怎样发挥等问题都成为重中之重。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公务员之家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5财政政策应在稳定经济、促进机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值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时候,通过增加税收的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不是最好的选择。
摘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诉性
基于历史的演绎与观念的推导，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而不可避免，通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的负面效应，也便具有了正当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手段、重点和程度因各国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重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则以“国家经济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而几乎为当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运用。然而，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又会因政府的理性不足、能力有限和自身利益偏好等“政府失灵”现象，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干预异化”，从而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或破坏。因此，构建可控制、可预见的宏观调控制度框架，实现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运行，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却提出了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注释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5）：64-70；肖顺武.置疑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C].第四届全国经济法博士论坛，重庆，200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背离——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对公权力运用的控制；现代法治的屏障在于司法权的独立、权威与有效；现代法治的演进在于尽量缩小政府活动的非法治范围而不是维护或扩张这种范围。在经济法领域主张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的观点，于目前行政诉讼拒绝接纳“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实质上是将宏观调控推向了绝对的人治化运行的危险境地。诚然，宏观调控的控制与矫正有多种方式，诸如政府内部的监督、人大的外部督察、社会公众的谴责、行为者政治责任的承担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凭借现有司法制度，实现我国法律中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比其他任何监督与控制方式更具有实质与终极意义。事实上，以“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存在的司法权，因其权威性、最高性、中立性的品性和得到法治国家的普遍推崇的事实，决定了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偏废对司法权的仰赖。“任何权利和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对此最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莫过于通过司法实现的诉讼法律制裁。”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并有效克服其“异化”，是宏观调控正当性的法治基础。
一、能否“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属性之辩
宏观调控行为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不无关系。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并极富争议的时代性课题，我国学界围绕其概念、属性和运行等若干问题，已形成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从经济法学界的讨论来看，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与其可诉性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宏观调控行为是不是不受司法管辖的“国家行为”以及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是单纯的决策行为。
国家行为是指“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安全的判断，以及社会安全专业机关的危险预测”的行为。尽管各国对国家行为的称谓不尽相同，但都把国家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我国学者在论及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时，也大都预先假定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之一种。为了克服这种“对话上的障碍”，本文拟通过界定国家行为的特征的方式，来说明宏观调控行为并非国家行为。
首先，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或统治性。在日本，国家行为称为“统治行为”，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最高机关（国会、内阁）作出的行为。在法国，国家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不受普通法院监督，不受行政法院监督的行为，由于只受政府管辖所以称为政府行为”。法国法上规定的政府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1）政府与议会发生关系的行为，如召集和解散议会，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行为等；（2）政府与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发生关系的行为，如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国访问等；（3）总统根据《宪法》第16条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以及根据《宪法》第11条所作出的将法律草案提交全民公决的决定。在德国，国家行为是指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目的有关的行为。属于排除法院管辖的“高权行为”。它一般是由最高国家宪法机关（总理领导的联邦各部即整体意义上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统和议会）实施的行为。由此观之，国家行为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外交、军事机密，由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属于“政治保留”范畴的行为，一般包括国防行动、军事行动、外交活动和戒严、紧急状态、总动员等。而宏观调控行为首先是经济性的，是国家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笔者固然不否认经济性问题转化为政治性问题的可能性，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国家行为不具备司法审查的合理性。美国学者亨金认为，所谓国家行为，“其真正含义是指这样一项司法政策，它宣称某些案件或某些案件涉及的问题不具有可裁判性，即不适宜司法解决，尽管这些案件或这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属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或者也符合法院受理诉讼的各项要求。”笔者认为，国家行为之所以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作为政治决策的国家行为是一国对外的绝对主权和对内的绝对统治权的体现，这些权力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性，司法权本身从中衍生而来，司法权无法对作为它自己源泉的权力进行审查；第二，从策略上看，法院之所以拒绝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也是使自己免于卷入政治纷争，从而保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的明智之举；第三，国家行为作为体现国家重大主权利益的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存亡，“其缺乏能被发现和容易控制的司法标准”。而宏观调控行为作为调节和控制一国经济总体的机制和手段，一般情况下和国家主权无涉，更不会引起政治纷争，也具备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自然不能游离于司法权的管辖之外。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宏观调控权（行为）能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行为）？因为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经济主权亦具有不可诉性。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主权只有在国家间主权相较时才有其应有的意义，因此一国国内事务之间并不存在主权与非主权的可比性；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只有在涉及国家间经济事务管制分野时才有意义。而宏观调控行为是确保一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手段，如果仅仅在国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相比较（如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比较），说它是主权行为并无必要，也不妥当。二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行为的实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国家行为发生，常常伴随着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比如，因战争引起的经济管制，战时的紧急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等。此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常规意义上的经济手段，而是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在与固有的国家行为发生特定联系时，宏观调控行为才有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从而不再具有可诉性。
涉及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有学者在论证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时，认为其不可诉性的原因首先源于该行为的抽象性质——宏观调控行为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将宏观调控行为人为割裂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实际运行状态不符。事实上，宏观调控行为不仅包括决策行为，还包括执行行为（或实施行为）。（注释2：当前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杨三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权是由一系列权力构成的权力束，应包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参见：杨三正.宏观调控权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29.））理由是：第一，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属性，当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剥离了执行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举例言之，央行加息的决策如果不被各商业银行及其所有客户执行，不知这样的决策在实践中还有何价值？事实上，由于目前我国欠缺宏观调控基本法，缺乏对于拒绝执行、怠于执行或歪曲执行宏观调控决策的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有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在实践中就是得不到全面、准确和及时的贯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缺乏实施机制、责任机制的所谓决策行为，都可能演化成“隔靴搔痒”的“口号”。第二，法理常识还告诉我们，法律意义上行为的内在方面包括动机、目的和认知能力；外在方面包括行动、手段和结果。[12]（P73-83）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法律意义上行为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的“行动、手段和结果”，必须通过执行行为来体现。黑格尔说：“后果是行为特有的内在形态，是行为本性的表现，而且就是行为本身，所以，行为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轻视其后果。”只有将宏观调控行为定位为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有机系统，宏观调控行为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第三，宏观调控行为的人为分割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作为事关全局的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常常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连续行使，比如，产业政策需要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支持，规划政策需要财政、金融的配合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生活中调控部门之间、调控手段之间的冲突和内耗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再对宏观调控行为加以人为割裂，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践中的协调运行恐怕永远只是一个良好愿望而已。总之，既然宏观调控行为是包含了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的综合性行为，那么以宏观调控行为仅是决策行为为由否认其可诉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
二、为何“接近司法”：司法权是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根本保障
法治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一项重要追求。宏观调控的法治化作为政府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已作为一种普遍诉求得到了表达。在当前有关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论证中，许多人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之所以需要司法审查是法治和民主的要求。不可否认，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具有多元路径，诸如政府理性的良好发挥，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调控程序的公开、透明与规范等。（注释3：这些方式的存在，在有些学者看来，又恰恰成为否认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理由。（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69-70.））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运行之所以需要引进司法权的控制，不仅是因为法治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权具有功能和结构优势——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以“最彻底、最权威即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处方式……最文明、最公正因而最可信赖的法律机制”成为文明时代解决纠纷、平息矛盾和维护稳定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首先，从实体的角度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权利因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而遭受侵害的人，获得了公正救济的可能。作为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宏观调控行为的存在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权力行使的泛边界与消极不作为亦是执法中的常态”[3]（P104）。“在使行政自决权的行使必须与法令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并为正当的目的而行使而且不能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等方面，法庭具有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每一种行政自决权都可能被滥用，而法庭的基本作用，正在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政治控制相比，宏观调控的司法控制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优势：政治对行政的控制不具有分权的特征，它无疑于“自己监督自己”，当深究自己错误的时候难免存在“忍痛而不能割爱”的心态，预示着相对人权益被侵害也总是能够找到种种所谓“正当”或“必要”的理由。与此相反，中立而超脱的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从属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只服从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处理宏观调控纠纷时，更容易作出公正的裁决并获得人们的心理认同，更容易消解因宏观调控行为而引起的社会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从程序的角度来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个人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诉求渠道和救济途径。在程序法上，司法的特质并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启动判断的程序，即救济（当然包括事先的预防、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补救）程序的启动。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在笔者看来，在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进程中，司法权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裁判，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利益诉求通道，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在法院面前处于和私人一样的地位”的事实，使得个体通过司法这一中介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充分交涉、对等抗衡等成为现实。
第三，随着现代司法的演进和司法功能的扩张，现代司法所具有的政策形成功能日益凸现，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于良性公共政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型法院与古代型法院相比较，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可能要数法院政治功能的呈现。自资产阶级国家确立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之后，法院就逐渐从国家事务的后台走向了前台——通过裁判来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法）与否，并形成公共政策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笔者看来，从现代司法权功能扩张的角度看，之所以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等方式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注释4：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大家都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将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进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参见：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最富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行为之一，其规则形式有诸多的空白条款和一般条款，这就要求法官根据自身的职业思维、职业操守和授权范围，作出合理、妥当的裁判，而这对于促导宏观调控行为的合目的性和妥当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我国宏观调控立法冲突需要司法权的介入予以消解。当前，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之间的纵向冲突、同一层次立法之间的横向冲突严重存在的现状，需要法院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予以选择并确定其效力；（注释5：在我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2003年最热点法治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作出了“《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因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的判决，尽管该判决针对的纠纷并不是宏观调控纠纷，但我们至少可从中看出司法是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有效路径之一。）三是在民主代议制政治体制内，社会公众和集团渴望对公共政策（包括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发挥其影响力，但公众的积极参与愿望有时并不能通过现存的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当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对它们关闭的时候，它们便可能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公共政策。法庭逐渐成了这种努力的中心。”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愈发觉醒，个人和集团寄希望通过法院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和变革将更加普遍和常见。
最后，从功能来源的角度讲，司法权对宏观调控权的监控优势来源于其具有最高组织化的强制力支撑。强制力的存在是社会控制方式获得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司法权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强制力的大小常常成为对某种行为能否有效控制的关键。在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控制的各种手段中，司法权无疑是一种最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力量，司法组织历来就是国家中最成系统的、最稳定的体系，法官、检察官、警察均是世界各国官方角色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规范的角色；在司法组织系统和司法角色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着严格的协调一致的规则、习惯等行为倾向，由此所形成的渊源与合法性以及制度的、机构的力量，是其他社会控制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一如前文论及，宏观调控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总是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而作为被侵害的个人由于势单力薄，无力与其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相对抗，而借助行政机制，其程序的繁琐和拖沓，以及因权力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导致的关联性、倾向性，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及时公正的救济；与此相反，通过司法的救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更理想的结果，就在于中立的司法不仅能使权利受损人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又会得到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此时，公权力的行使代替了私人的力量，受损权利的复原也由此变得更为现实和可行。
三、如何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及其克服
胡肖华教授在论及宪法诉讼时深刻地指出，“无诉讼即无法治”，“无诉讼即无宪政”，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所在（P105）。笔者认为，将其类推适用于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之价值评判，亦不为过。诚如前文所言，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是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终极路径，然而该法治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依据，更需要制度支持。诚然，笔者并不否认当下中国实现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所面临的艰辛与障碍，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在此，笔者拟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现实障碍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试图让“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这一命题，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虚妄。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分析
1.文化性障碍在中国，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法观念，除“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之外，便是“无讼息讼”观念。从《周易.讼卦》中的“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到孔子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崇奉，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需求，使得人们视诉讼为畏途。近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频频发生，但这种文化上的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明的逼迫而完全消退，“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没有被中断，它们只是从制度层面上隐退了，而以另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制度层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这种厌讼息讼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是我国宏观调控行为诉讼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文化障碍。
其次，吏官文化和人治理念是制约我国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的又一文化障碍。“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统摄一切、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所有活动均以此为核心展开，所有文化的缘起不妨看作是对这种核心的说明和解释”（P398-399）。如前文所言，这种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大众心理并没有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种种努力而得到根本的消除。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便是人们对于行政权力的“仰视”和对“民告官”的恐惧，这从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审判庭门可罗雀，而上访者如潮涌动（寻求更高级别的行政领导解决问题）的现象中可窥一斑。这种文化观念上的障碍，对于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实现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略。
2.体制性障碍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司法在中国至今尚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法院和法官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关于司法不独立的缘由、弊端和危害，我国学者已给予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本文不再进行学理上的论述。笔者欲说明的是，与普通的私权之间的纠纷对司法权的援引相比，司法权的独立与否，对宏观调控行为纠纷能否公正裁决更为关键。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私权间的纠纷仅仅涉及个人利益，而宏观调控行为引起的诉讼需要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作出评判，甚至需要相关主体承担法律责任，不独立的司法如何能抵御来自行政的干扰？更为严重的是，司法的不独立必然对司法权威造成破坏，进而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因此，如果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司法作为依附政治甚至作为行政御用工具的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企图通过司法权对作为政府权力之一的宏观调控权的规制，只能是一种奢望和空想。
3.立法性障碍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不受理“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引发的纠纷，而宏观调控行为多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此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是我国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立法性障碍。事实上，关于抽象行为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学者们已有精辟的论证，“规范性文件的入讼，能够有效矫治行政机关‘以抽象行为之名，行具体行为之实’从而规避诉讼的侥幸心理，改变规范性文件违法侵权的现状。”（P108）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或实施部门出于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动机，通过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滥用权力，扩充、保护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现象相当突出，而现有的监督方式，其“努力结果非常有限”，“人民代表大会由于缺乏真正广泛的民主基础，也由于受现行政治体制限制，并不能充分行使依法享有的监督职能。”因此，从立法上修正当前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相关规定，以克服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立法障碍，亦相当关键。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构造
1.法治理念的树立著名学者梁治平指出，作为一种指导话语的“法治”，似乎已成为当前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存在（P85）。有关法治理念的问题，我国学者已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成果也是蔚为壮观。法治理念的确立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前文有关传统文化对于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的分析，决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应予以彻底否弃和完全被替代；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对于宏观调控的正当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降低宏观调控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下，中国各种途径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如火如荼，这对于弘扬法治理念，进而整合法治精神和传统道德，当然大有裨益。
2.法院人格的健全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件。当前，我国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更多的是从司法系统内部着手进行，然而这种“细枝末叶”般的修补，无法解决司法作为行政的御用工具、作为国家暴力工具“刀把子”形象这一根本问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将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联系起来，司法改革的诉求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3.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设计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实现除了要仰赖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独立的司法体制外，还必须从技术层面找到宏观调控“走入法庭”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诉讼可以考虑两种路径：
第一，建立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一定的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实施主体或受控主体违反了国家宪法、宏观调控法（现尚未制定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因其“宏观”，所以其必然首先涉及公共利益，（注释6：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宏观调控的诉讼应当包括对决策机关的诉讼、对实施行机关的诉讼和对受控主体（宏观调控涉及的具体市场主体）的诉讼，而前两者往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故主要引发的是公益诉讼。）而公益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要求被告对所受的损害的简单的金钱赔偿或修复，还包括要求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故而又被称为禁止性诉讼。”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是规定宏观调控公益诉讼诉权。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公民、社会团体或有关机关具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解决纠纷或者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权利。二是宽原告资格，摒弃原有诉讼法理论中关于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利害关系人和利益主体。笔者认为，具有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主体应包含以下几类：（1）直接利害相关人；（2）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3）间接利害相关人；（4）国家机关，比如英国的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事实上，这种由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因其权威性和公共性，在我国尤其值得推广。三是确定审查范围。如前文所述，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审查范围，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四是确立激励制度。如，对原告实施奖励，“尤其是对胜诉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实施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公务员之家:
第二，建立“法院之友”制度所谓“法院之友”，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对法院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上的观点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人。“法院之友”制度是欧美法院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其目的是请当事人（含参加人）以外之第三者提供于案件的解决有用的意见和资料，辅助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法院之友”的产生，分为由法院依其权限委托以及由法院根据要求申明己见者之申请予以批准两种情况。能作为“法院之友”的，有政府机关、压力集团，也有专家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制度引入审判制度的国家；在美国，“法院之友”制度是其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联邦上诉法院85%以上的案件都有“法院之友”参与。
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中，引入“法院之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单纯的法律判断并不一定能得出合理的结果，需要参考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才可能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二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承担审判职责的法院当然不可能全知全能，相关专业的人员介入并提供意见，可以保证查明案件的性质及真相；三是作为“法院之友”的权威专家的意见，极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而这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可以有效抵御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并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的产生。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好于预期的成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4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年均增长10.8%，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围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及时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避免了大的起落。
进入2008年，我国先后遭遇历史罕见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全国人民同特大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中央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过快增长，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保持了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态势更趋均衡，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较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好于预期，来之不易，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果。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七大科学总结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等等。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今年以来，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8%左右徘徊，全年预计会高于去年。此次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深层次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过快的投资增长和出口拉动；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因素和外部通货膨胀输入。近年来，多数时期我国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明显高于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积累了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为了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货币政策导向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国人民银行已数次提高贷款利率，资金成本呈上升趋势；节约能源资源以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使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此外，多种因素使得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较快上升。在国际市场，随着石油、谷物等重要商品的价格急速上涨，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通货膨胀，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为越来越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所困扰。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我国外贸顺差维持在较高水平，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今年上半年，尽管贸易顺差增长放缓，但大量外汇资金和热钱却在加速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美利差是热钱流入规模急剧扩大的直接原因。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所释放出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对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监管难度的增大以及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波动，都要求我们充分重视金融风险程度提高的问题。
煤电油运的供应保障工作难度加大。由于国内需求增长过快，相关产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以及多次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一些重要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今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于紧张的状况。某些重要产品和部分地区的紧张状况较为严重，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抑制物价上涨带来了不利影响。
影响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增多。由于中央采取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有力政策措施，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速度达到6.3%，扭转了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下降、农业增长缓慢的局面，进而取得粮食连续4年增产的成绩。但近年来农业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特别是今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较快上涨，保持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有利条件
当前，虽然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但也存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冲击的雄厚物质基础。这使政府有可能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力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3年底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过快增长拉动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已逐步运行到合理区间，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方面，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仍然是平稳较快发展，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GDP增速较上年虽有所减慢，但仍然明显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全国财政收入继续较快增长。这说明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效益是好的，政府有能力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
在过去连续4年粮食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喜获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增产对抑制通货膨胀、抵御目前世界性的粮价上涨危机、稳定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国现在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不仅比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的总和还多，也已经超过了世界7个主要工业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的总和，使我们具备了坚强的抵御外部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已经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迎难而上，战胜挑战，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
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握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加大稳健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有效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前，特别应防止出现经济增长速度过度减缓而物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只要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坚持科学发展，就能战胜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造成的困难。
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当前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应该是：控通胀、改价格、稳金融、抓农业。一是把“控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在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应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障居民生活稳定。二是把“改价格”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不久前进行的成品油和电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应该继续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增加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和增产节约。三是把“稳金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面对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复杂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做到有备无患。应正确分析国内金融领域的问题，高度警惕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变化的动向，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点，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四是把“抓农业”作为稳定大局的基础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稳定增产、保障农副产品有效供给，无论何时都是抑制物价上涨和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应继续认真落实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争取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摘要：进入2008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不少新的复杂因素，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又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们正处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正确估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努力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继续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多年来，经济学界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统称为宏观经济调控，虽然已经有个别学者注意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但至今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献。产业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主要是产业管制问题）的论著，管制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讨论的是产业管制、微观经济管制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则有大量的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的论著。这些论著对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专门领域的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并没有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政府经济学文献中，也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系统讨论。在专门讨论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讨论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文献中，流行的观点是将宏观经济调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等同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政府等同于宏观，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成了宏观经济调控；二是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明确区分两者的异同。实际上，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回事，宏观经济是有确定的涵义的，并不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活动，从而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任何干预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明确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对规范政府政策、规范政府行为和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职能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差别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福建日报社）
【摘要】土地管理作为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若干途径供参考。
【关键词】土地管理 宏观调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要求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土地总量和利用结构进行干预，以加强对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200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转折c，体现了中央决定通过土地闸门（又称之为“地根”）实现对经济调控、土地保护等多重目标，这是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措施。今后，必须从站在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充分发挥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从而实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重要的调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2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时缺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主要是由于将土地管理作为国家或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处于摸索阶段，既缺乏理论研究成果，又缺乏实际经验。基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不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求土地政策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来引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及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相互博弈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一味地追求GDP第一，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政策时，存在着相互打架的现象。众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动产，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着土地的监控权和审批权，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则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体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时，土地用途已经发生改变。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违法现象存在时间差，才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领导个人政绩而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闸门”长期控制不紧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30%要上缴中央财政，70%要留给地方政府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但事实上这70%的有偿使用费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专款专用”，实际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显然不知情。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到位，甚至“阳奉阴违”。因此，要使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首先就必须要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土地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也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对土地收益分配的监督。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发挥“龙头”作用
从我国前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规划的“龙头”作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在实际中落实，使得规划只是流于“手上画画、墙上挂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不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经过多方论证并由上级政府严格审核批准并实施的，从法律层面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旦审批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现行的规划大多数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领导的意图，一些领导一味地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无视规划的严肃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规划在执行中权威不够、约束力并不强，难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下级衔接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础工作不扎实，规划编制采用的基础数据不实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评价反馈及论证等步骤，导致基础数据不详实、上下级沟通不畅、相互衔接不力，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
3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途径
3.1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优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实现土地管理积极有效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否起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给政策不同，则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主体、相关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果，从而会直接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运用土地供给政策实现参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调控，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总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预，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3.2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统领”作用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自身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难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其严肃性，根据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区和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从而达到从宏观上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和结构以及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区域宏观调控的作用，继续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坚持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轮规划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严禁修改调整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对于确实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务必要从严审查、从严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3.3构建土地政策调控体系，强化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政策、土地供给政策、土地市场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不动产登记政策等。今后，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就要努力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要充分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是调控土地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因此，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就必须要坚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转型，如果完全采用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有效推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善、有效发挥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就要求未来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国家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统领，既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又要能够及时与其他政策协同一致；又要适时考虑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错位”，只有如此真正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摘要：宏观调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主要的经济管理手段，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参与导致经济投资过热，从而致使我国经济出现波动，在这其中涉及到了行政的因素，如何科学的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在调控的过程中，辅助一些行政手段，从而保证调控行为的有效性，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长远发展。
关键词：地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增长
引言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近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往以来，地方政府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对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经济现状
1.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发展的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是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从人口的迁移和城乡空间的格局变化，一直被集权政府所制约。另外，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在地理环境、人口状况、自然资源、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都需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进行资源分配利用。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而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其优势是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基本上保持平衡，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计划经济存在的缺点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等。
2.宏^经济性质及其管理局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其基本的运行模式可谓已经渐趋完善与成熟。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也应该是一种管理经济，管理就离不开政府。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是政府干预。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宏观经济计划是对包括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经济总体的计划。“管理失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局限，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市场机制被弱化，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认识大数据时代特征方面仍处于初期阶段，使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的构建面临重重困难。
（3）政府决策大部分的做出所依据的是一种经验式的总结，然而当信息片面失真时，将导致政府作出错误决策。
二、政府如何做好宏观调控的建议
1.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除了要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还要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
其次，要合理确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力，做到不同部门科学分工，尽量避免出现职能交叉现象，防止出现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不负责的情况，以精简、统一为标准，协调政府组织部门，科学进行宏观经济管理。
最后，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与机遇，需要对宏观调控的政策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和判断，政府对市场全面的、系统的、适当的操纵，它承认市场的基础作用，放弃了计划主义，但又不介意对市场，主要是价格进行干预和操纵，来实现短期目标。
2.抑制地方政府经济过热投资
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提升双重因素的激励以及督促作用下，地方政府往往非常热衷于进行投资，当然，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不理智的、违规的投资行为。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中央的政府在监察上并未投入过多，从而更进一步深化了投资的热度，当然，持续的投资过热势必会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的经济波动有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所造成的。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状态，必须要采用一些辅助性的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督查和引导。
3.把握好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利时机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必须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等基本需求，还应当通过宏观调控对国民的工作进行调整，然后宏观经济调控要把握好有利时机。主动性调控建立在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认识、及时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而被动性调控往往建立在调控主体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认识、判断和决策，不准确、不及时的基础上。只有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预期的和前瞻性的调控，才能主动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有效地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三、结语
综其上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久，在这个经济转型期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地方政府的官员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追求发展地方经济，盲目的进行投资，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形成影响，政府必须要在调控的过程中，辅助一些行政手段，从而保证调控行为的有效性。我们在未来要大力发展创新型企业，建立科学发展观，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长远发展。
【摘 要】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发展，现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当认识到后危机时代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深思，要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抑制通货膨胀，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本文就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
一、引言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探索国际合作道路，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大背景下更好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调控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主要形式，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后危机时代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暴露出来许多不足，而要想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针对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方向以及具体政策的制度都必须结合时代背景不断加以完善。
二、后危机时代的概述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就是指在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由于危机之时出现了缓和，造成危机的根源没有得到消除，危机也没有结束，从而使得经济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危机还有可能会再次发生，从而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故此，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应当居安思危，深刻保持清晰的头脑，要审时度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整策略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我国当前社会里，民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后危机时代里，政府要加大和支持对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的保障力度，要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和健全社会社保法律体系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真正的让群众享受到国家的福利，让人们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安抚民众，从而争取民众的力量，公共致力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的增长。
2.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就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众多原因中可以看出，房地产调控的不合理是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政府对房地产调控不到位，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直接引起了危机的爆发。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政府部门应当认识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的调控，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政府部门要重视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监督，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要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加强风险控制，加强贷前审查，降低风险。另外，国家应当征收房产税，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抑制投机倒把的行为发生。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就金融危机问题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与金融监管工作的不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政府部门就应当重视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作为政府部门，要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科学的监管，要定期对金融市场进行排查，了解金融市场发展状态，及时发展问题，及时解决，促进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要成立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要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
4.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为转变外贸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开始，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拉动内需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过膨胀。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科学的调整，由自由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文件的货币政策，同时要处理好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控制信贷规模，环节通胀压力，调节经济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容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
5.加大教育领域的投入
在后危机时代里，人才显得越发重要，而人才的培养主要途径就是教育，要想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加大教育事业的投入，要严格办学条件，加快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转变，加大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投入力度，从而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人才，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结语
后危机时代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策略也暴露了许多的不足，要想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后危机时代里，就必须居安思危，不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强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有根据时代形式来对宏观经济策略进行调整，才能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
[摘 要]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我国宏观调控需要将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定向调控以及精准调控有机结合，并将调控重点由需求适当转向供给侧改革，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新增长。 文章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探讨了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调控原则及宏观调控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新常态;供给侧改革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从2015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经济突出表现为增速稳、结构优、就业好、国际化等几个方面的特征。
从增速看，2015年宏观经济的平均增速为6.9%，GDP规模为676708亿元，约合10.8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总量为16.4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约相应于美国的66%。而从GDP的增量来看，中国2015年的增量约为7500亿美元，而美国则仅为4300亿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美国的1.75倍。
从结构看，2015年我国产业结构比例关系表现为9∶40.5∶50.5，第三产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并较第二产业高出10个百分点;在城乡结构上，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56.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比2014年缩小0.02;在动力结构上，2015年资本形成额、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6.4%、32.3%和1.3%，最终消费在GDP增长中发挥了支柱性的作用，同比提高15.4个百分点;在区域结构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而在居民收入结构上，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较2013年的0.473和2014年的0.469明显减少，居民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从就业看，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就业形势的稳中有好，2015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统为30.6%，较2013年的31.2%和2014年的31%持续明显下降，在居民收入达到35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消费结构也远超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从国际化看，2015年，我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和发展，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风险分析
就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一直将确保就业市场稳定作为重要管理指标。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就容易影响就业市场的稳定性。因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要求进行国内过剩产能问题的化解，需要完成“僵尸企业”的处置，因此将会给企业所在地的就业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就实际情况而言，国内的钢铁、化工、煤炭和船舶等行业都是容纳大量就业人数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同时也都是产能过剩的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容易导致企业和政府承担一定的金融风险。就目前来看，房地产、钢铁等制造行业都属于资金密集行业，拥有着较高的负债率。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将得到不断扩大。但在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这些行业也将产生财务风险。而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讲，这些企业是核心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上下游的企业运营受到影响，继而导致所有相关企业的银行贷款出现问题。此外，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拥有着较高的负债，一些市级和县级政府的负债率甚至高达100%。在供给侧改革实施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积累的巨大金融风险将得到释放，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事实破产”状况。
三、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调控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调控产出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从运行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需遵循几大原则：
第一，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关键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对市场运行产生引导和促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根据市场运行的规律和价格机制设计政策体系。
第二，稳中求进的原则。我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但仍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的进程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调控之中，也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本策略。
第三，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原则。尽管稳中求进是重要的基础要件，但在实际调控中，仍须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主要调控对象予以应对。
第四，注重政策效益和调控质量的原则。要建立政策工具的筛选机制，工具包的设计组合机制，政策体系的优化完善机制等，从而提升政策的效益，并增强调控的质量构成，既避免政策缺位，又防止政策力度过大，引发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
四、宏观调控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从强调总量的调节，发展到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足以见得需求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治理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这是国家经济治理思路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学派主张的表现。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通过调整经济要素比例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扩大内需的“需求刺激”相比，“供给侧改革”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如今，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就目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大环境来看，如果要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就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不断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但是，发挥我国巨大潜能和优势存在一定的阻碍，因为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持续发展，往往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阶段。
结束语
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摘 要】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了进一步深化，在这一重要发展过程中，就要能注重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的优化。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下，对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会带来影响，民营企业就要利用此次改革，全面优化企业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就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进行分析，然后对民营企业应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策略加以探究，希望能通过此次理论研究，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营企业；宏观经济调控；机遇
一、引言
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群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我国的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顺利。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环境中，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对民营企业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民营企业就要利用这次时机，发展自己的企业。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强研究，对实际发展就能起到促进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
1.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分析
宏观经济的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机遇，对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促进作用，使得民营企业从低端向着高端化的方向迈进，在技术优势方面的发展就会愈来愈突出，在市场中的发展前景比较鲜明。再有就是对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度有了加强，开始向着研发型的方向迈进。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对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着积极作用，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这些发展的机遇民营企业要能牢牢的抓住，只有在这些机遇方面得到了重视，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挑战
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对民营企业就带来了诸多的发展困难，其中人民币的升值就会使得民营企业的利润遭遇下滑的情况。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影响下，各国间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争执压力等，这就会造成人民币的升值，这样就会使得出口型的民营企业出口乏力，在经济利益上也会出现下滑的问题，严重的就会造成民营企业的倒闭以及外迁等后果。
再者，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在劳动力方面的涨价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对民营企业的用人成本也提高了，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以往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的企业，在这一形势下就会出现亏损以及倒闭的现象。宏观经济的调控实施下，在原材料的涨价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些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宏观经济调控下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度也增加了，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三、宏观经济调控下民营企业的应对策略探究
第一，为能使得民营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就要能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注重发展策略的科学实施。民营企业要能从分散竞争向着联合竞争的方向迈进，对企业的集合度要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从而有效的实施生产的规模化，民营企业要在资本的集聚方面进行加快，在规模化的生产基础上能进行强化。民营企业要能从生产导向向着市场导向的目标转进，引领社会消费，在新的效益增长点的创造上能进行加强。
第二，民营企业要充分注重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要能加快步伐。民营企业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企业要能从整体的发展上进行着眼，在宏观的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进行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加强。民营企业的经营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在核心竞争力上加以明确化，避免盲目的扩张以及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要能紧密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相结合。
第三，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充分注重企业改革的措施落实，和市场的发展进行结合，以及注重对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完善，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还要能够在自身的创造能力上不断的加强，以及对自身的管理水平上进行加强，将科学管理的目标得以实现。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上就要能在管理的体制上加以完善化，在管理中的专业化以及品牌化等目标加以实现。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就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发函思路的调整，民营企业要能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从新的角度思考，对发展成本进行有效降低，在产品的质量上能有效提高。还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建设工作，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比较关键，加强自己优势的充分发挥，在产业的强势上得以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要充分注重方法策略的科学实施，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策略科学实施，才能真正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的分析，对实际的发展就能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摘 要】在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高度依赖出口打破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弊端终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露无余。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提出若干针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并简要探讨了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改变中国经济窘境，实现经济增长路线回归正常运行轨迹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一、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窘境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3.促进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应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双向平衡，同时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改善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要素及路径的良性转变。合理应用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来调控就业结构、产出结构，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积极迎接新经济的严峻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