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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