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22%至58%的患者在初级保健机构主诉躯体症状。既往研究发现躯体化与愤怒特质和家庭功能相关。然而,有关研究却非常缺乏,特别是评估家庭功能在愤怒特质如何成为躯体主诉中的调节作用。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变化是否调节愤怒特质和躯体化之间的关系强度。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并从上海一所综合性大学招募2008名大学生。所有参加者完成问卷,包括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2（STAXI-2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CES II中文版）来评估其当前的躯体化程度、愤怒特质与家庭功能。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分别对男性和女性验证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愤怒和躯体化之间的关联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躯体症状在男性女性中均与抑郁和愤怒特质以预期的方向显著相关。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与躯体症状呈负相关。女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对愤怒特质和躯体化之间的联系起到调节作用,而男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的调节作用是轻微的。变量目前抑郁症状矫正后,家庭适应能力的调节作用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没有显著性。结论：容易愤怒是躯体化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对于女性来说,较高的家庭凝聚力是一种保护因素,可以减少愤怒特质对躯体症状的影响。没有当前抑郁的共病的话,家庭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愤怒倾向的个体发展为躯体化。家庭凝聚力培养、家庭灵活性培养和抑郁治疗相结合的干预措施可能对有愤怒特质的躯体化患者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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