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找准切入点，传统武侠文化即能为现代体育精神文化的构建与完善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同时，现代体育精神的世界性也会为传承与弘扬武侠文化提供更广阔的舞台。现代体育精神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地域、超等级，深层次、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现象，[1]具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和极高的教育价值，体育精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内涵是随着体育的发展不断变化与扩展的，只有在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构建和完善。武侠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早已深入人心，对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精神面貌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者虽是不同概念的文化，但各自以不同形式诠释着人类文明的共性，都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想，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有了契合点。党的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我们贯彻这一思想指示，基于二者的契合点，加强交流互鉴，构建好切入途径，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了武侠精神、发挥了武侠文化现代价值，又可为现代体育精神发展完善提供丰厚滋养，为世界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1传统武侠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内涵 1.1传统武侠文化内涵 武侠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2]它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侠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侠义精神，“侠”是指侠士的行为特征，“义”反映的是为侠者的道德内涵，侠和义融合成侠义精神。[3]义是核心，是武侠必须遵循一定规范和准则的伦理观念，是武侠用于自律的道德标准，也是衡量人性善恶的行为准则。如做人要有正义感、责任感；如追求公平、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如为国家和公众利益舍己助人的大无畏精神。侠义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己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评判理念，并作为武术审美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核心价值世代传承。武侠文化另一个内涵就是武术文化。郑春元在《侠客史》中说起“武不侠不立，侠不武不成”。武是侠的存在基础和手段，侠是武的目的和追求，武与侠结合在一起，成为武力的道义的化身。如天人合一、重义尚德、以武会友、讲礼守信、勇猛无畏、见义勇为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质体现了中国武学的智慧和力量，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2现代体育精神内涵 体育是人类“心灵的勇气和身体的活力合为一体”的活动”。[4]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成为现代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体育的核心与灵魂是体育精神，体育精神是西方体育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概念，是在体育发展演绎过程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什么是体育精神？它的内涵包括哪些？到目前为止，尚处于探讨阶段，未有统一的认识。综合起来说，体育精神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体育行为中不断积累和升华的思想概念，由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具有某种超越时间、地域、种族、政治和个人生命的特征。不同民族和国家结合各自的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精神内涵，一般认为自由平等、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契约和诚信的规则意识是它们的共同性。它不仅对于体育本身的存在、进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而且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2传统武侠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的契合 2.1价值追求的一致性：“自由、平等、和平” 身佩利剑的古侠士们不受国家、地域、权力的约束，置身江湖，四海飘泊，他们遵循着“侠”的准则行侠仗义、锄暴安良、抱打不平以“济王法之穷”。[5]虽然侠者有时候破坏的是旧的秩序，却包含着追求个性自由的因素，还在道义的基础上包含着公正和平等的因素。最后推进着一方的和平，促进人的平等与自由。一位名副其实的侠者，更是许多美好精神品质的集中化身，可以为世人之榜样。这种追求社会和平，追求人格的平等与自由是武侠文化最闪亮的特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与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和平与发展，平等与友谊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体育是人类最能表达平等、自由的活动之一，体育赛事是唯一一种跨越一切障碍，将不同国家，不同人种聚集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大型盛会，赋予人们平等参与的机会，通过各项竞技运动最畅快的交流，从而达到共同的提升，促进相互了解，维护人类尊严和和平。 2.2道德追求的一致性：“公平，公正，诚信” 为求公正公平，这是武侠精神品质中最为人称道的东西。[6]由对铲除不平行公正一事的执著，而转成对社会清明，世道祥和的追求，几乎成为历代尚气任侠者，用血肉印证的一种内在性情感，具有直接表征其人群类别和人格精神的鲜明特征。它是一种对社会公正公平的绝对信仰，既无以上害下，以大欺小，又无以富侮贫，以强凌弱，以仁厚待人，秉所当行而行。凸显其情理上本应有的是非判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涵盖性，既可施于国家民族，当国家遭到异族的入侵，则“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7]更可以施之于一般的社会人群，“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7]武侠作为在这种独特历史遭遇中形成的社会群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在其诞生之初就标举“诚信”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将“诚信”作为自己人格的核心，并赋予“诚信”以行义立身的根本性意义。武侠的这些道德品质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人群所认为的当然的适宜程度，冯友兰认为，它“比其社会性的道德所规定者高”，表现为一种超道德的特征。这与体育运动倡导的尊重规则、公平竞争的道德要求高度一至。公平，公正，诚信作为体育运动参与者的道德行为准则，是体育精神的魄力所在，倍受推崇和向往，体育运动的竞争必须服从公平竞争、公正竞赛的原则，遵守规则，照章办事，决不作假。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如假球黑哨、兴奋剂、贿赂裁判员等都是违背体育精神的毒瘤，都将为人们所唾弃。 2.3奋斗目标追求的一致性：“更高、更快、更强” 武侠需要强大无比的武功支撑，侠离不开武术，中国传统武术修行能使侠拥有高尚的思想和高超的武功。在武功修为上超越对体能极限的超越。无论是轻功、硬功、软功还是兵器功夫，世代流传不断研习，招式在潜心创造中越来越多、功力效果越来越强。武侠为追求高超的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风雨无阻、付出艰辛、流血流汗、披荆斩棘地习练、感悟和再习练，体肤砥砺中也磨练出其坚强的意志品质和高超的功夫，侠者，更是不断超越的前进者。这与体育运动顽强拼搏，超越自我个人追求高度契合。“更高、更快、更强”是对现代体育精神的高度概括。表明了现代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它激励着运动员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他人，勇敢的登攀体育高峰。展现了现代的体育运动倡导的永远进取、不断创造的精神，锻造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3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武侠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存在诸多共同点，使二者融合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既是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时代价值，也是现代体育精神发展困境下的迫切需要。我们只要找准切入点，传统武侠文化即能为现代体育精神的构建与完善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同时，现代体育精神的世界性也会为传承与弘扬武侠文化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黄珺.对现代体育精神的诠释[J].体育文化导刊,2005(6):25-26. [2]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1. [3]马云慧.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侠义精神[J].搏击·武术科学,2007(8):12. [4]沈健译.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4. [5]陆永品,点校.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32. [6]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和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7. [7]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和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1. 作者:谷春雨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作用和影响为切入点，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进行教学，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１]17（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渠道和方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实践的反思 （一）从教学实践分析 高校思政课教学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因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２]376。为了更好地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对原有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原有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空洞僵化、苍白无力、与学生疏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学固化形态，教学过程中老师唱独角戏、唱独白，搞单口相声、满堂灌输。为此，要转变原有的教学模式：1.要从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变。很多老师因为没有把教材话语转变为教学话语，只能照着教材念，没有融入老师自己的思考，也没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转变教学话语，因材施教，其结果只能是唱独白。2.要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理论话语具有抽象性，也比较深奥难以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尤其是“90后”“00后”的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一些流行的话语和词汇，而实际上，每年新的一些流行语，很大一部分就出自当代大学生。从他们生活的语境中结合理论的高度和深度进行讲解和教学，不但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缩短老师与学生的“代沟”，也会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3.从固化形态话语向动态话语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随着时代和理论的创新而变化和更新的，不像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几十年可以不用变。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时代和理论的创新变化把新的思想理论不断融入教学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正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动态化体现，在此过程中，教学话语实现了由固化向动态化的转变。4.由灌输独白向平等情感转变。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独立个体，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并成为主角，采取有效的交流、互动的“对话式”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性教学，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和习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理论魅力、平等沟通、生活关怀、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方面的转向”[３]，才能有效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唱独白。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使学生的抬头率提高，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活”起来,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教育。 （二）从教材内容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４]125。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地理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稳定、和平、发展。“自然”“大自然”是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自然规律的总称，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载体的哲学概念。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从教材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追问，引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首先，立足于教材而源于教材。其次，立足于教材而高于教材。要向学生讲清楚人与自然关系理念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最后，立足于教材而转化于教学。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三）从学生特点分析 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其在中学时期学过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大多数同学只停留在抽象的认知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掌握。当进入大学阶段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喜欢思辨，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也渴望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高校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思维等特征，引导大学生树立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尊重规律、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1.从学生的认知目标上，高校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熟记并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学生从知识层面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让学生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知002识。2.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上，高校通过促进思辨能力、概括能力、协作能力、探究能力、表达能力，让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考量自己的学业、情感和职业，阐释相关社会现象，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3.从实现思政目标上，高校通过强化对唯物史观和“两个结合”的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使学生与时俱进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环境的创设 教学环境创设的逻辑演进：1.情境导入：通过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引起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2.问题提出：通过切入教材内容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引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3.问题追问：为什么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置小组任务，探究讨论：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文明古国为何消失？思考“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4.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5.教学升华：归纳讨论成果，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6.课堂小结：思维导图展示，作业设置，在升华观点中布置作业，同时强化学生思考和实践。最后，进行教学评价。 （一）情境导入与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关系内涵作用和意义 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召开。与会各方希望凝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增加气候融资、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在大会开幕式上发布《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通过观看“恐龙为人类维权”微视频引发思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和影响：1.关乎生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５]161。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一旦离开了大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但如果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地理环境，会产生生态危机，也可能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2.关乎稳定：人类独特生态系统有稳定临界点。当人类的活动能力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系统，突破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地球整体升温，冰川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为此，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阈而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质上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3.关乎和平：生态资源会引发大规模冲突战争。地球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大量丰富的资源，在近代经历工业革命后，至今已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到处掠夺生态资源，甚至不惜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与争夺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资源相关，自然资源直接关乎人类的和平与安宁。4.关乎发展：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发展资源。人类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然提供的大量资源，但人类把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当作免费的资源，当某一区域的资源被消耗完了，造成人类在那一区域无法生存和发展，被迫或主动迁移，该区域的人类文明就此消失。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如果按照人类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很难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１]50。 （二）问题追问与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文明兴衰进程取向 人与自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兴衰断流的缘由。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曾断流，而其他几支文明皆因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衰落或消失。或许人类曾经在文明兴盛时期，因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某些区域取得的胜利而沾沾自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６]313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趋向上，原始文明阶段，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奴婢；农业文明阶段：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自然变为人的奴婢，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生态文明阶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７]274因此，要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而处理的关键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应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吃穿住行更放心、更称心、更安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教学升华与教学总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领域挑战 当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迅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对生态安全等造成威胁。威胁着整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升温速率为0.26℃/10年。2021年，全国地表年平均最高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1℃，与2007年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８]。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几乎所有的陆地地区都正在经历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这会引发更多的高温病，让户外工作更加困难，还容易引起野火燃烧和蔓延，甚至造成森林火灾。气候变化加速了物种的灭绝，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1000倍。在未来几十年内，100万个物种有灭绝的风险。极端天气、害虫入侵和疾病等威胁也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5%[９]。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当代世界生态环境风险凸显，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和应对。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不仅能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和影响力，而且可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永续发展带来的风险。 三、课堂教学的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从理念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课堂教学的创新，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要让大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这样，才能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运用时代鲜活材料，紧跟时代热点，使高校思政课教学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路上：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在思路上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把思政课程真理性的问题给学生讲清楚、讲明白，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无鱼可打。由反面典型案例———20世纪发生的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可见一斑，说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遭受的报复和危害；由正面典型案例———河北塞罕坝几代人驰而不息所创造的“绿色奇迹”，让学生理解和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共生的真谛。同时，让学生懂得，我国生态文明是以生态规律为依循、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新形态。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是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是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而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因为“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0]363。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构成相依共存、有机关联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生生循环、绵延不息，葆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 （二）内容上：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引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科学而深入地阐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知识性和价值性、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创造性讲授了树立什么样生态文明理念，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让学生明白坚持和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的重要意义。高校要通过教学，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实质也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的诱人景象及其宜居宜业宜游特征，不仅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生态福祉，而且会使游客、人才和投资者偏爱有加，成为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和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催化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种良性相互促进作用，绿水青山在社会生产中持续“为劳动提供材料”，促进金山银山量和质的双重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而这又将回馈、绵延绿水青山的生机，保护和改善自然生产力。 （三）方法和手段上：实现育人性与成才性相统一 高校要通过设计适当的问题进行反思，把教学的内容落到实处，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智慧树APP教学平台、雨课堂学习小组划分、及时反馈等，推动教学活动有效进行。在落实“人与自然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教学中，让学生懂得，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既要有具体举措和政策落实，也要有法律规范和监督执行。同时，要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安全屏障，各种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空间关系得到维持、恢复、优化。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210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和实施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文件，建立了最严格的执行机制，以制度力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来讲，就是增加碳吸收，减少碳使用，加强碳转换，控制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克制“生存和发展排放”。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中，要注重处理好四对关系、落实六项举措，即处理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和短期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四对关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六项举措。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作出新部署，进一步理顺环保管理体制，使监管“一杆子插到底”，提出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同时，各地在建立多场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专项监督长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期盼。”[12]要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开创美丽中国和建设美丽世界新局面。高校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程，从思路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让高校思政课与时俱进，使高校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２］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３］吴海江.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2014（1）：60-64. ［４］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７］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８］中国气象局.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EB/OL］.（2022-08-10）［2023-02-11］. ［９］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EB/OL］.（2020-03-10）［2023-02-11］. ［10］余玉湖，李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5）：42-48. 作者:余玉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文字在封面设计中的实用性:论封面设计中的文字要素 内容摘要 ：封面设计中的文字既有语言意义，同时又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它具备了最基本的形态要素的点、线、面，以此进行组合构成，作用于封面设计。 关 键 词 ：封面设计 文字 形式美 创新思维 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封面设计是书籍的脸面及外衣，大多时候可以说是封面把书籍卖给了读者，因为好的封面就像招贴画一样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21世纪的书籍已经是一种文化商品，这就要求书籍设计也要适应市场的需要进行创新。一本书有再好的内容，但如果没有好的面貌──一个能使读者一见倾心的封面，也会被埋没在书架中，因此，书籍与读者见面首先就依赖于封面。读者对封面第一眼的感觉非常重要，好的封面设计应该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人过目不忘，有爱不释手的感觉。在封面这块有限的空间里，通过文字、图形、色彩以及材质把书籍内容的信息传达给读者，而文字要素是封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封面设计中的文字既有语言意义，同时又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它具备了最基本的形态要素的点、线、面，以此进行组合构成，作用于封面设计。因此，在书籍封面设计中，以文字为主以图形为辅，特别是书名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封面上可以没有图形，但绝不可以没有文字，文字在封面设计中应占有显著的位置。下文就文字要素在封面设计中的构成展开论述。 一、封面设计中文字的构图形式 设计封面文字内容要根据书籍内容所要表达的感情进行考虑。封面设计中以书名为主体，作者名称、出版社名称等文字为辅的构图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垂直构图书名文字垂直排列，常见垂直构图有居中垂直、上居中、下居中、居左、居右，或较长的书名以垂直错位的方式出现。垂直构图具有严肃、庄重、高尚、刚直的风格。 水平构图这是一种常用方法，一般有水平居中、水平居上、水平居左、水平居右。书名在中间让人感觉沉稳、古典、规矩，在书的上部令人感觉轻松、飘逸，居左靠近书口的一边有动感，有向外的张力，在下部让人感觉压抑、沉闷。水平构图给人以平静、安定、稳重的感觉。 倾斜构图人们常用倾斜方式表现动感，打破过于死板的画面，以静求动。书名文字的倾斜排列令画面活跃有生气，运用合理有助于强化书籍主题。 聚集构图书名文字聚集排列，能呈现一种安定的秩序感，并能增强视觉冲击力。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紧张密集的感觉，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二、封面设计中字体设计 封面设计中的字号选择因大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书名一般选用较大的字号做到主题突出，而作者名和出版社的名称可以作为线的概念用较小字号。封面中所运用的字体除了选择恰当的字体外，笔划也要清晰醒目，容易识别，具有可读性，不要选择不容易读懂的字体。随着时代潮流不断演变，字体也随之变迁，像大篆、小篆、钟鼎文现在只成为书法家的专用，广大读者对其认识很少；草书、行书、繁体字对现代大多数人来说，识别率也很低。对现代创意的字体，在运用时也要注意其识别性，不要只注意形式美感，而忽略了传递信息的功能性，否则会影响书籍与读者的交流及书籍在市场上的流通。封面设计中文字可选用多种形式的字体设计，如书法体、美术体、印刷体等。利用书法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美术体则又可分为规则美术体和不规则美术体两种，前者作为美术体的主流强调外形的规整，点画变化统一，后者具有变化丰富、个性突出、适应性强、富有装饰的特点。印刷体则利用计算机的辅助作用丰富了表现力，弥补了个性不足的特点，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之，无论运用何种字体，都要与书籍内容和表现风格做到统一，字体首先作为造型元素而出现，不同字体造型具有不同的独立品格，给予人的视觉感受和视觉诉求力也会不尽相同。 三、封面设计中文字的形式美 书籍封面的字体既具有可阅读性功能，又具有装饰性功能。既然有装饰性功能，就具有它的形式美感。首先是每一个字的形式美感，除了选择或创造每一个字体外，还有对笔划点、横、竖、撇、捺局部地进行创意和设计，使文字图形化，从而使封面设计形成文字与图形的有机结合，增加读者对文字的记忆。其次，文字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形式美感还体现在文字的排版、大小的对比、笔画粗细对比、疏密关系以及文字在空间上的运用。封面设计中的文字要注意把握节奏感和韵律感，使读者在视觉感受中体验到美感。要根据书籍的内容决定文字排列的形式，调节节奏的强与弱，调节字体形式的点、线、面抽象形式的律动，使视觉不断有新的感受，并体现出书籍的总体风貌与特色。如果书籍封面有图形和文字配合，字体的处理就应考虑和图形的呼应关系，根据图形的大小，复杂与简单的程序处理字体的视觉强弱效果。文字设计与图形设计要有主有次，有强有弱，要做到层次分明，合理地运用封面有限的空间。 四、封面文字设计与设计师的创新思维 设计师的设计构思与灵感是设计水平的一种体现，也是评价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书籍装帧设计已呈现图文互动的趋势，先进的印刷技术提供了版面文字设计的可能性，文字设计也呈现出多元化、艺术化的趋势，同时对设计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立足书籍内容、品质定位、满足读者的视觉要求的前提下，设计师要打破传统思维设计模式，通过文字图形化或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来表达对文字的多种感受，在不断创新中寻找多种可能性，找到书籍内容与封面文字所要表现的切入点，进而不断激发设计师的创作灵感，拓展思路，开辟文字要素在封面设计中的新领域。 总之，随着设计行业的不断发展，书籍装帧设计的应用形式、传播媒介、使用价值、服务对象、创作方法等有了更多层次的拓展，文字要素在封面设计中也将呈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字在封面设计中的实用性:文字异域化图书封面设计应用 摘要： 图书封面是书籍组成的重要部分，而文字又是图书中最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任何一本书要想准确表达作者的中心思想都离不开文字。文字异域化独特的表现形式，能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感官体验，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关注价值。本文以文字异域化形态设计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各种异域化设计风格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变形和夸张、会意和象形、叠加与组合、提炼等；然后以藏文、蒙文、韩文等各种风格设计为例，探讨了异域化形态在图书封面设计中的具体结合方式，以供设计人员参考。 关键词： 图书封面；文字异域化；表现形式 在当今这样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实现普遍交往的新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同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如何处理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已然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时代主题。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化形势，民族主体意识的构建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1］文字异域化设计是一种融合各种民族元素来进行造字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汉字异域化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进行交融设计，如：日文、英文、玛雅文、藏文、韩文、东巴文等等，从而产生别样的异域风情。异域化风格设计的具体做法是，在观察分析交融的两种文字形态共性的基础上，借助双方字体结构的相似性，运用变形和夸张、会意和象形、叠加和组合、提炼等方式，再作一定的修饰和调整，使其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产生一种新的形式，给人一种特别的视觉感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在的图书琳琅满目，设计者根据每种图书的属性及个性思想，结合异域化形态元素来做相应的构思和创作，不啻为一条新的途径。 1异域化字体设计风格的表现形式 1．1变形和夸张 在多种字体设计中，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设计者可根据设计需要，将文字根据客观事物和现象做出超现实的夸大，缩小或变形，从而达到突出对象特征的效果。这样能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让读者通过设计者的夸张部分，能最快地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 1．2会意和象形 会意与象形是汉字造型的基本规律。具体做法是在设计中，将某个汉字偏旁拿出来，利用象形法和会意法，结合藏文、韩文、蒙文等文字的笔画形态，重新模拟造字，获得新的字体形式，从而达到自己设计想要表达的效果。以2011年获得图书类设计探索与实验最佳奖的刘永清先生设计的《枫桥夜泊》为例，整篇诗文具有强烈的日文风格，又具有汉字的识别性。具体做法就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设计形式：行书、草书、韩文、日文等，结合象形创造出一种新的字体结构，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视觉效果。 1．3叠加与组合 叠加法是将文字的笔画互相重叠或将字与字、字与图形相互重叠的表现手法。叠加能使图形产生三度空间感，通过叠加处理的实行和虚形，增加了设计的内涵和意念，通过图形的巧妙组合，使单调的形象丰富起来。组合与叠加的设计方式，是以一种民族字体作为整体框架，该设计将异域文字叠加累积，并经过组合处理而获得的创意文字。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文字的可读性。以钱君陶先生《自杀日记》的封面设计为例，该设计将汉字融入拉丁字母和罗马数字中，用异域化的风格营造出错谬感，让封面内涵更加深邃。［2］ 1．4提炼法 所谓的提炼法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弃芜求精的过程，剔除非本质的东西，突出有特征的部分，化复杂为简单的一种艺术再创造形式。字体异域化设计中的提炼法可以说是提取异域化字体中本质上的结构线、动态线与轮廓线，使汉字能够有效地与之合理搭配、完美结合，更好地表达异域化字体的形象特征。［3－4］ 2异域化字体在图书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2．1藏文风格的文字设计 藏文是指藏族使用的藏语文字，藏文字形结构均以一个字母为核心，其余字母均以此为基础前后附加和上下叠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字表结构。藏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在汉藏文化多次交融下，藏文对汉字也有吸收和借鉴。现今的部分藏文与汉字高度相似，为汉藏字体异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藏文在设计中独树一帜，受设计师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采用藏文笔画特征的字体设计风格在藏、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地区使用很贴切，做与这些地区有关字体方面的设计都可以考虑这种风格，因为藏文是他们这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能够非常形象地传达给读者。2004年陆川导演了电影《可可西里》，故事发生地可可西里，位于中国的西部、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它通过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反映了西藏生态的恶化和环境保护者在恶劣的环境下与自然斗争的事迹，故事感人泪下。其出版的书籍《可可西里》封面沿用汉字字体仿藏文风格设计，既具有汉字的高度识别性，又融合了藏文字体风格的元素，突出了影片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从视觉角度使书籍封面藏式的人物风景意境完美融合，可以引起藏汉民族的共鸣，让更多人参与到少数民族的环境保护中来，从而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5－6］ 2．2蒙文风格的文字设计 蒙文顾名思义就是蒙古语的文字，主要是指回鹘式蒙古文和西里尔蒙古文。传统蒙文是在回鹘字母基础上形成的。蒙古文字是当今使用较多的少数民族文字之一，全国大约有340万人口在使用蒙文。回鹘蒙文与汉字在结构上有共通性，高度、中度相似文字数量较多，为设计者的文字设计创造了良好条件。蒙文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异域特性，仿蒙文风格的汉字字体设计既传达了蒙古民族艺术之美，同时也具有汉民族的民族特性。蒙文字体笔画与宋体差异不大，纵向排列与连写是区别当今汉字的主要特征。因此，在字体设计时要保持连写，以竖划粗、横划细的结构布局突出蒙文化特征。蒙文字形变化中的特点：纤细、优雅、亲近、温和、飘逸等，适合表现洒脱、潇洒以及浪漫主义的各种题材的书籍。以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封面设计为例，该设计中的成吉思汗四个字，既抓住了蒙文洒脱形态的主要特征，又具备汉字的可识别性和书法艺术性，很好地烘托出成吉思汗这位大英雄可歌可泣的一生。［7］ 2．3韩文风格的文字设计 韩文和汉字虽然在字体形态上有很大的区别，但由于两国地理上邻接的原因，加上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两国的简化字形相同或类似的较多，对其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哈韩文化的流行，中国一些人对韩国文化的追捧，韩国文字形态在设计领域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最常见的就是儿童书籍，相册，大量运用韩文形态，以表达时尚、可爱和活泼的意境。韩国和中国在文字上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表达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效果，对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起到很好的促进效果。以《中韩交流———平面设计》一书为例，该书将两国文字的形体、笔画进行重组和置换，使文字特征与韩文相似，而文字识别以汉字为准，从而带给读者强烈的异域风格体验。［8］ 3结束语 汉字除了与以上列举的藏文、蒙文、韩文等文字进行交融设计外，还可以与其他的任何一种文字进行借鉴设计，如：东巴文、日文，玛雅文，英文等。汉字是在书籍封面设计中表达作者核心思想的直接符号，在网络、数字媒体日益冲击纸质图书的新时代，书籍封面装帧要承担的压力日益增大。汉字异域化风格作为造字和用字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指在进行汉字字体创意设计中融合其他民族文字的形态结构元素，使设计后的文字保持固有的结构特点和可识别性，又具备其他民族文字的基因特征。文字异域化设计，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有利于保护、传承和传播民族的优秀文化。 作者：张明平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文字在封面设计中的实用性:图书封面设计中文字编辑的作用 一、封面设计需要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良好、高效的协作 一个封面设计的完成，应该是作为理念专家的文字编辑与作为设计专家的美术编辑共同协作的成果；二者的合作既不能是美术编辑完全托管式服务，也不能是作为文字编辑的“上级”向美术编辑的“下级”传达工作指令，更不能是外行指导内行。文字编辑要做到与美术编辑良好、高效地协作，首先，要通过《封面设计单》充分传达自己的想法，不仅要提供完整的图书资料和宣传语，而且要对封面的色彩、要素、风格有初步的设想，提出一个至多个目标性的实现方案，并附参考封面。参考封面可以使美术编辑更具体可感地了解文字编辑对封面的设想与期待，对色彩、要素、风格的目标性建议，同时也给美术编辑留出了进一步设计发挥的空间。其次，在对封面设计发生分歧时，文字编辑应该先请美术编辑逐一详细解说自己的创意和设计理由，然后再进一步沟通。文字编辑在提出修改需求时，不宜提出破坏性的要求，不要全盘否定某一封面，而是要与美术编辑分析某一封面的可取之处和不妥之处，多提建设性建议，在集中几个设计方案优点的基础上，完成最终的封面设计。 文字编辑在着手进行一个封面设计的相关工作之前，需要能力和经验上的积累，如此才能详细、切实、言之有物地填写《封面设计单》。其中，对一本书的设计思路从哪里来？ 1.专业性：寻找设计思路的第一步 韩愈在《师说》中说过，“术业有专攻”。不同类别的图书，应在封面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专业性”，俗话说“做什么要像什么”，这样才能在第一印象上得到该领域图书市场和读者的认可。因此，文字编辑在封面设计工作开始之前，应首先基于图书的类别，对该领域的优秀封面和代表性出版社有一定的了解和借鉴，这样才能迈出与美术编辑高效率、高质量协作的第一步。在《封面设计单》中也可提出比较有价值的参考封面，避免向美术编辑提出不专业、不对路的设计要求。比如，学术专著的封面可参考三联书店的留白、端正；经管书可参考中信出版社的国际化风格，以及大量使用软精装带来的品质感；文学类图书，特别是小说，可参考磨铁图书公司和读客图书公司封面的创意张扬的用图和字体；社科文艺图书可参考广西师大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文艺范、青春感、先锋风格；等等。 2.唯一性：完成设计思路的必由之路 封面设计的创意以及呈现在封面上的元素，要使封面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唯一性。因为，任意一个书名都可以套用的封面，即便符合大众审美，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也算不上一个真正优秀的封面设计。因此，文字编辑应向美术编辑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且信息量要足以使之据此设计封面布局，寻找并确定与图书内容相辅相成的书名字体、色彩搭配。比如，图书的主题是由照片、手绘图或是一些抽象符号来体现，还是直接放大书名或作者，以此来吸引眼球，彰显个性，同时辅以一些与主题相关的背景线条或图形？比如，书名的字体可否尝试新近在各种媒体中频频使用的某一新字体，来凸显图书内容的时代感？比如，封面的主色调是使用大气的红白黑，还是柔和的蓝绿紫？再比如，编辑撰写的几组宣传语应该以怎样的层次来呈现？等等。 文字编辑的审美能力也是其从业的基本素质之一，要有对美的真诚热爱、不懈追求和用心感受。文字编辑要想做好封面设计，总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涌现，总有读者赞叹、市场认可的优秀封面问世，就必须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如下方面的审美能力。 1.对字体的认识、鉴别与使用 作为文字编辑，不仅要对图书封面和内文的字体有所认识、判断和思考，还应该在业余生活中，具备一个传媒人应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能力与恒心，积极捕捉留意新近流行的字体，分辨出哪些字体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从而在进行封面设计的相关工作时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字体，使字体作为封面的核心元素，表达出恰如其分的涵义。如很多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的广告词使用的徐静蕾体，体现出产品精致的品位和对消费者贴心的服务；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专用英文字体，将运动感、时代感和青春感有机地融为一体；又如一些毛笔字体，如用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图书的封面设计，则实现了内外呼应，还可以为封面增色不少。 2.对图片、色彩的审美和创意能力的培养 首先要精通图片和色彩的基本使用知识，如对图片的尺寸、质量的要求和处理方法；图片来源的把握和图片购买流程；图书封面色彩的实现，如红黄品青是如何调色的，等等。其次，要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图片搜索工具和图片供应商提供的平台，前者如百度图片、谷歌图片等，后者如昵图网、CFP视觉中国等。最后，为了积累审美经验，提高对美的敏感度，增强对美把握的准确度，除了大量浏览各类图书的封面之外，文字编辑的审美能力还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时刻点滴地养成与完善。如通过欣赏中外名画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通过更换电脑桌面、手机墙纸和主题、输入法皮肤等激发自己对美和设计的感受；通过收集一些有创意的LOGO、表情，如谷歌公司经常变换的搜索页公司LOGO等增加自己对不同主题的创意经验；又如通过关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电视节目的LOGO设计、整体舞美设计，甚至字幕选择的字体，研究、分析和学习它们呈现出的时代最前沿、最新鲜、最先锋、最贴合消费者的创意设计，将它们最为成功的部分实践于封面设计。 四、结语 总之，文字编辑在对自己所专注的出版领域的优秀图书封面有所收集、分析和借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日积月累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时俱进地关注和学习其他传媒形式中最新鲜、最实用、最恰当的设计元素，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图书封面设计中的作用，从而使一本新书在面市之始，就能凭借其出色的封面，赢得市场和读者的第一次关注。 作者：崔姜薇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教育教材出版分社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治理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或政府，加上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个实体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实现社会或国家的综合治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发展是相互有条件的，两者都不可或缺。2013年，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四个全面”整体战略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国家治理作用。如果使用得当，必将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审计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为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协调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这个目标包括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实现社会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让国家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让国家的发展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具体个人或是党派的影响，由此动摇国家根基，变成国家风险。因此，既要赋予国家能力，同时又要让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合法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提高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国家和执政党的执政水平。逐步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好合作，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国效益。最终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理解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为改革和完善国家体制提供了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特征必须构成当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当初中国从革命而来，因革命而生，但是如今的发展需要我们创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影响国家治理的有三个重要因素：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我国擅长政府能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较为不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不足努力改善。因此，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最终与民主和法治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国家治理状况依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而人们和社会团体等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现代化进程有待加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意义 目前，世界审计制度模式一般分为立法审计模式，司法审计模式和独立审计模式。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基础。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审计制度截然不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以服务政府决策为核心，审计的对象较为宽泛。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立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成熟，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参与和干涉。审计对象主要是公有制经济，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特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国家审计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或主要地位，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我国国家审计的内容偏向于合规性检查。虽然相较于简单的真实性审计来说有所发展，但是，与较为发达的绩效审计阶段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起审计署的五年规划中就提出发展绩效审计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些地方审计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绩效审计，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项目比例仍然很低。中国审计的对象不仅是部门或单位，而且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的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和评估领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处理的责任，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平衡整体发展。 二、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是由国家治理的需要产生的。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治权力的所有权与实际使用权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作为第三方介入，以其相对独立性、审计技术和方法的专业性、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等，使国家审计成为政府问责机制中最具有工具性的监督机制，也是国家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国家审计更多是作为人民对于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呼声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来制约监督政府、管理者，而对于问责制，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现。国家审计能够以较为独立的方式制约和平衡权力，以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并为国家治理层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用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国家治理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和目标 国家审计从最初的查处弊端纠正错误到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再到反腐败的一把利刃、深化改革的有力臂膀，经过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免疫系统”，国家审计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宏观环境中发挥作用。它必须服从国家治理的大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和体现。因此，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家审计也应当紧跟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进调整工作内容，扩展监督范围，进而完善国家审计职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1.有利于监督和控制权力的使用，促进民主和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服务，必定限制一些人过于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国家审计从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角度而言，由于其特有的独立性，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提供多层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审计证据，它是功率限制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国家审计监督机制，管理层依法监督和推进各国工作，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促进政策的实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是主要领导者，拥有领导权和决策权。施行国家审计，利用国家审计的结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决策，对社会公务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措施，鼓励国家及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出台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社会经济有效运行。3.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降低治理风险。作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国家审计能够强化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监督，能够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持续运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自从总书记主席任职以来，一直强调腐败问题是关乎国家兴亡与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其揭示功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整治力度，揭露重大乱纪行为，调查处理重大违法案件，全面覆盖审计方法，惩治腐败，降低国家治理风险。4.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基础，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的互动和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作为一个内生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审计必然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关键部门相联系。这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审计制度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反腐倡廉的基本需求，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5.有利于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改革是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有序运作。国家经济和社会处于健康稳定状态，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审计机关围绕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建立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有利于维护民生，提高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对公众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这对国际治理至关重要。如果一国政府公信力低下甚至没有公信力，民众不会愿意配合政府行动，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的参与可以加强对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公共受托人责任的实施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及对政府相关财政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众公示审计结果，使社会公众，也就是国家权力真正的拥有者能够对政府行为有所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审计非常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信誉的提高，人民愿意与政府合作，提高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的落实，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达到善治的终极目标。7.有利于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的最初目标只是对政府部门和其他行政单位的财务和财务余额进行合规审查，即财务收入和支出审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由此，国家审计逐渐发展为对受托责任人的经济效益性进行审查的功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绩效审计和责任人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果。从宏观角度看，加强审计监督有助于政府及其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日渐低下，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很多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环境的保护，有些高污染企业因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为了通过政绩考核甚至暗地采取保护主义。通过对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的审计，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就能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促进绿色发展，切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三、研究结论 总之，中国目前的治理状况仍然不理想，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合作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审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制约权力运用、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加强反腐倡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深化改革、维护民生、提高工作效率，最终实现国家的新时代新面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体制建设仍然有待加强，但是，国家审计将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上持续迈进，将与国家治理取得共同进步，最终完善国家审计体系建设，实现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迈步走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王家新,裵育,郑石桥,和秀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5. [5]陈骏,昊青川.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审计治理功能[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22-27. [6]张可新.政府审计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性思考[J].中国审计,2009,(8):42-44. [7]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229-32 [8]李厚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职能定位分析[J].审计研究简报,2011,(10):17-19. [9]戚振东,尹平.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框架[J].学海,2015,(6):107-112. [10]毛雨培.浅谈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J].经营管理者,2017,(30):27. [11]孙婷.政府审计治理功能研究[D]. 作者:田润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优秀管理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管理工作 摘要：经历了五千年的沧桑变幻，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重的文化底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将对高职学生的管理工作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指导。本文将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的教育理念和学生管理思想，认真探讨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新时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生管理思想 1.以人为本。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显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潮，西周时期三龙拥护一人的图形就展现了人的重要性，后来儒家思想也对这一理念非常推崇，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执政思想之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教育行业同样适用，即以学生为本，充分满足学生的需要，了解并尊重每个学生，实现教育的初衷。2.因材施教。孔子的弟子众多，但孔子坚持挖掘每个学生的特质，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和兴趣差异给予不同方向的引导，使学生们都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现代教育学习和借鉴的。3.修身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文化对每个七尺男儿提出的要求，做好自身的管理是闯荡事业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现代教育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儒家文化特别强调正己的思想，所谓正人先正己，教师的模范作用能够给学生健康三观地形成带来显著影响，因此修身正己的观念应该铭刻在每个教育者的心中。4.赏罚分明。早在先秦时期，法家就特别重视奖赏和处罚制度，这一观点随着我国朝代的兴替一直传承下来，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赏罚分明在教育行业有非常恰当的应用，尤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教育者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赏罚机制规范学生言行，引导学生走向正轨。 二、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教育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教育观念对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将其融入高职学生管理之中有助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有利于指引我国教育行业形成端正的价值观念。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应用于高职学生管理之中，不仅能够指导教学观念的树立，也能够发挥从上至下的作用，教育出道德品质健康发展的优秀人才。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渗透能够帮助高职学生在复杂的互联网时代守住初心，更快地适应大量的信息冲击，形成良好的品质。 三、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1.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学生管理中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高职院校应提升教学品质，完善学生的基础生活设施，提高学生对高职院校的满意度；另一方面还要发掘学生精神层面的需求，帮助学生寻找自身的兴趣和优势，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2.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因材施教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进行学生管理时注重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引导学生走多元化健康发展的道路。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课程供学生们选择，让学生在自身爱好的指引下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选择上的指导，避免学生在多样的选择中误入歧途。3.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修身正己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注重自己的言行，确保发挥正向的示范作用。一方面要不断学习汲取营养，增强知识积累，提升个人魅力；另一方面对待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要严于律己，为人行事让学生信服。4.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赏罚分明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设立健全的学生管理规范，要对学生的优秀表现进行奖励形成正向刺激，对错误行为进行惩罚避免再次出现。此外，奖惩机制要把握好力度，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区分实施强制性的奖惩或缓和性的奖惩，以此优化实施效果。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作用开展逐渐展现，在教育行业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修身正己、赏罚分明的学生管理思想，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有利于高职院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因此，新时期高职院校应着重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管理事业中发扬光大。 作者:余云龙 侯娜 刘洋华 宁廷国 姜德龙 单位: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优秀管理论文:初探班级管理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评定 摘要:在职业学校的班级管理中，如何界定和评价“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职业学校的学生无论从地域、学习能力、智力水平和家庭背景等方面与普通中学以及高中的学生都无法相提并论，所以评定中等职业学校里的学生是合格还是优秀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定义、作用以及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就如何运用评定“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这一方法加强班级建设和管理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班级管理；职业；合格学生；优秀学生 一、“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定义 从广义上来讲，合格学生是指能够完成学生应该完成的各项学习任务，且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而优秀学生则是在合格学生中的拔尖生，德智体等方面都能为大家做表率作用的学生。对于我们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来说，不同的老师对学生进行的评价的标准和评价点可能不同，但无外乎是对学习成绩、平时表现、非专业素质等方面进行评价。在我们学校的的评价体系中更加注重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方面的评价，在合格学生和优秀学生的评定中，非专业能力和素质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二、制定标准 第一，“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评定方法。“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评定是对学生平时表现情况进行全方面的评价，实行扣分和加分制，基础分制为100分，在这基础上进行扣分和加分后的得分为该同学的最后考评成绩，每周（一）公布一次，一个月（四周）的累计分值即该月评定成绩。85-95分之间视为合格学生，85分以下视为不合格学生，95分以上视为优秀学生。第二，“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评定细则。根据学生的日常行为和违规违纪行为出现的频次制定扣分和加分的具体评定细则，以便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参考。 三、贯彻和执行标准 标准制定出来了，每位同学也都对标准及评定细则进行了学习，接下来就要进行贯标和执行标准了。在我的班级管理中是如何进行贯彻执行的呢？由班长，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生活委员轮流值周进行考核计分汇总，每人负责第一，一周，将各班委（考勤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等）和课代表及小组长的扣分记录进行汇总，核算出每位同学本周的最后得分情况，并在每周一在班级的微信群和QQ群里公布上一周的考核结果，如果值班班长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则要扣值班班长的分数。第二，由生活委员和班长共同负责值日卫生方面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生活委员及小组长连带扣分。第三，由体育委员负责上课站队，间操站队，工服工鞋穿着方面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体委连带扣分。第四，晨检由考勤员负责考勤、病假和事假以及出入教室等情况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考勤员连带扣分。由纪律委员负责检查工服工鞋的穿着情况，出现问题班长和体委连带扣分连带扣分。第五，上课时有各科的课代表负责回答问题，出入课堂，提交作业，睡觉和玩手机等情况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学习委员和课代表连带扣分。 四、分数统计及公布 每周五所有班委、课代表和组长将自己的考核记录表汇总到值班班长处，由值班班长进行最终统计，周一在班级的QQ群和微信群公布上一周的统计结果，汇总表如表1。 五、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在刚开始执行考核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整体分数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出现，这样班主任老师就要及时的引导，加大考核力度，召集所有执行班委开会研讨商定执行力度和调整分值，使合格学生和优秀学生的数量控制在目标比例之内。出现评定分值整体偏高的原因主要是各班级干部和课代表没有严格执行扣分原则，该扣分的地方没有扣分，这时班主任老师一定要对相应负责人严格要求，发挥连带扣分功能，使其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的同学会钻空子，例如某同学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学校上课，正常应该进行请假，但他可能认为我旷课1天也就扣5分，请假也要扣4分，还不如我多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够补回扣掉的分数。所以班主任老师这时就要对事件扣分进行修订，如果不请假要加倍扣分等细则进行弥补漏洞。 作者:边辉 孙焕新 单位: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管理论文:优秀生管理教育强化措施 一、优秀生产生心理挫折的原因 优秀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优秀生的心理挫折决不是以某个原因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几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来自家长、学校、社会的不良影响，通过学生个性心理中的不利因素而引发的不良效应。 1.家庭教育的失误 家庭教育的失误主要表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教育理念的缺失和教育方式的不当。绝大多数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子女成绩“尖而又尖”，而且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家孩子是聪明的，如果孩子不优秀的话，在亲朋好友面前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作为优秀生，来自家庭的期望值越高，其心理压力越大，只有拼命地学才行，就在这样一种紧张、压抑的环境下被动地学习。 2.学校教育的失误 学校教育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学习竞争激烈、学生负担过重，以及教师错误的教育观念方面。虽然实行素质教育已有一些时间，但学生依旧面临升重点班，升重点中学，升大学的问题，而且由于学校评价体系也注重升学率，各校可谓竞争激烈，但最后受累的当然是学生，更累的是优秀生，不仅要参加一轮又一轮的选拔和测试，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老师、学校领导，特别是班主任对优生的思想管理教育不严，思想上偏信偏爱，往往为了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如班里有几个学生一次中午隔栏买物，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当时我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意”。我对三好生、优秀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管理自己，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育引导。班里有个班干部C同学，因为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他与其他班的一名男生有了矛盾，结果他叫上班里几个男生与那名男生打架，违反了学校纪律。 3.社会环境中的负面影响 电脑游戏机已渗入到我们的生活，电视节目也日趋丰富，而这些也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经常一些优秀学生听到差生们在谈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会怦然心动，很难静下心来看一本好书，完成一道习题，游戏机、电视机等对这些优秀学生的诱惑也很大。考试选拔人才制度有其公平性、科学性，但过分强调分数到“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的地步，只用分数对一个学生进行评价，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优秀生由于背负的“期望值”较高，因而受到的心理挫折往往更多一些，在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可能会无法潜心学习，进而对学习产生反感、厌烦情绪。 4.学生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烦恼和困惑 学生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会有许多烦恼。他们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他们的内心需求都很强烈，而当这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更会产生许多烦恼与困惑。大部分优秀生有着很强的虚荣心，过分追求完美。虚荣心就是以不适当的虚假方式来保护自己自尊心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自尊心过度的表现，是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这些优秀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自己期望和要求过高，稍有一点儿事情做得不够好，便惴惴不安，严重的甚至出现强迫症症状。这些优秀学生过于追求完美的特征使得他们总想给人留下好印象，因而很在意他人的评价，使他们在与人交往中对自己的举止反复考虑会不会有什么偏差，使自己很不轻松。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如果放松对他们的管理教育，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管理教育，必须加强。 二、帮助优秀生战胜心理挫折的措施 1.协调孩子家长的关系 爱，就是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每位学生需要师爱，更需要父母的理解和关心，尤其是优秀生，父母的爱能让他们动心动情。家长对孩子一定要公平评价，要引导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科考试成绩只是孩子学习状况的一个表现，绝非唯一的衡量标准。家长也要加强和学校教师联系，孩子有什么特点，遇到什么事情，要及时向老师反映，以求得老师的配合。家长要支持老师的工作，老师布置学生做的事情，家长要监督孩子完成，对于学校组织孩子参加的活动，家长也应该热情支持。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使孩子开阔视野，增强孩子独立活动的能力。 2.要把握好“严”与“爱”的尺度 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意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严是爱，松是害”。对优秀学生的管理教育，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其感到无所适从，挫伤其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管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3.加大与社会的互动，提高教育合力 首先，社会要坚持正确导向。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正气，弘扬高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加强少儿传媒、未成年人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青少年文化产品和青少年教育活动阵地建设，发挥文化科技体育设施的教育功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条件。再次，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如参观访问本地历史文化纪念地，组织当地老干部、老党员、劳模、英雄给学生作优秀事迹报告等。 4.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进行心理素质教育 要使优秀生摆脱这种状况，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实际上是健康的生活观的教育，也是正确的社会观的教育。因此我们要借助各种力量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如向孩子介绍报刊上心理健康栏目；请社会典型人物来校作报告，运用榜样的激励作用陶冶学生心灵；宣传心理咨询服务电话，鼓励学生接受社会心理服务；请心理咨询组织的人员来校为学生开展咨询活动等。综上所述，只有科学育人，才能提高优秀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最终使他们成为具有独立、自觉获取知识的智能，对周围世界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有敏锐、深刻的认识能力；对环境有机敏、灵活的应变、应激能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对人理解、尊重、宽容；具有健康的竞争心理，具有承受挫折、失败的良好心理素质，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具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以及优良的意志品质、坚强的自信心和健全人格的优秀人才。 优秀管理论文:企业优秀人才思考管理论文 摘要：人才是当今企业竞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如何留住人才是许多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要留住优秀人才应在建立新理念的基础上，靠事业留人、靠企业文化留人、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靠优厚待遇留人，从而给优秀人才创造适合其发展的优良环境和平台。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人才；竞争；激励；环境 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企业间的人才之战硝烟滚滚，如何留住人才对各企业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管理课题。导致企业人才流失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环境的诱惑，也有内部环境的影响。针对这些因素，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留住人才、留住人心的环境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留人应树立新理念 1.人力资本比财力资本更重要。财力资本靠人力资本推动才能增值，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财力资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所以人才成了企业间争夺最激烈的资本。在美国，企业董事会中不带有财力资本的独立董事，已占到40%以上。当今世界强调能力、智力、智慧，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动力源泉。 2.用好人比选好人更重要。左有伯乐，右有造父，前者会选马，后者会用人。有些企业总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不注重开发本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注重在自己身边发掘优秀人才。这种做法会严重挫伤自身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浪费了许多时间和财力。只有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使企业的每一个职工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特别有能力的人，更应该给他广大的空间和舞台，这样才会使优秀的人才不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流失。 3.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当今人性中不能忽视“利益人”的特点，市场经济交换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对于人的认识是：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往往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人总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力图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满意的报酬；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根据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企业必须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督，同时运用物质刺激手段来强化其积极性。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他方式例如精神激励为主的优越性。现代社会学也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圈的：第一层圈是“生存”，第二层圈是“交际”，第三层圈是“发展”。相应地剖析留人的三种途径———高薪、感情、事业，我们发现，如果忽略了“生存”，也就是薪水问题，任何“事业”都是空中楼阁。但忽视了感情和事业，留人也很困难，因为人毕竟是有事业追求的。 二、留人应重视“四靠” 1.靠事业留人。人才流动的方向一般都是哪里最能发挥人的潜能，人才就往哪里流动得越多。企业有前途、事业喜人，人都愿意留下。真正意义的人才注重的是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要留住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就得靠事业留人。事业对人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有才华的人会把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所以应该让想干事的人有事干，能干事的人干成大事，这也是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或许高薪能够一时留住人才，但是事业却能长期留住人才。如何创造良好的“事业”环境，这正是国企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2.靠企业文化留人。文化力就是竞争力，文化力是凝聚力、环境力、素质力的结合，文化力可形成一个拴住人心的环境。企业必须拥有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必须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有实现想象的机会存在。人才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除了工薪等利益之外，更重视追求的是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在企业内部有机会得到再造与升值。如果企业没有文化或一味地追求利润，而忽视掉了员工的精神需求，就是给人才加薪，那也只能是留住人才一时，却留不住人才一世。 3.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要使每个人都有适合的岗位，有全面的培训，有系统的学习，有整体的关心，给他目标、给他提升、给他机会、给他成才之路。为有才能的人制定他的职业生涯，这是留住人才的最好方法。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职业的成就感有时可能会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给人职业生涯对于他来说，就是给他成功的阶梯，大多数人才在这个时候都会安心留下。宝洁公司、微软公司人才流失率低于5%，原因就在于此。 4.靠运用优厚待遇留人。具体地讲，一是“金色的握手”。即运用股票运作留人，因为员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与雇佣关系的改善；经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二是“金色的手铐”。即利用股票期权，让经理人认股、入股权计划，这就给管理者戴上了柔软的“金手铐”。三是“金色的降落伞”。现在企业管理者当中有所谓“58（岁）现象”，也就是身在权位上的时候担心退下来后生活没有保障，于是拼命地为自己捞取钱财，导致贪污腐败。对此可以通过股权认购、退下后获得一大笔养老金，解决养老问题。 三、留人要为之提供“平台” 1.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内部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企业内部也仅是开展了公开竞争和选拔，而人员评价、工作评价还比较落后。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之一就是缺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在某些企业内部，人们的不满往往是认知上的不平衡，而不是能力上的差异，所以最终将导致人才的流失；而留下的人也不会因此就获得平衡，如同一个天平，缺失了一方，另一方仍会有不平衡感受产生。 2.参与社会分工合作的平台。不少企业在留人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要求员工成为企业的附属品，不能朝秦暮楚。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但人是活化的资源，不是物。个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他参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只要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应该允许人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华，毕竟人不是某一个企业所独有的财产。 3.企业领导能力是提供这些平台的关键。要想留住优秀人才，企业领导的能力非常重要。留人靠环境，更要靠好的领导，领导如果能把人力学运用好，留住好的人才自然不在话下。首先，领导要有人格魅力，形成同心，整合群力，这样企业的凝聚力就能形成，从而使员工心理上真正形成团队。其次，领导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开发潜力、个人潜力，这样创新力就会显现。第三，领导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只有安人才能留人。要了解每一位员工，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对策解决其具体困难和问题。对有棱角、有个性、有特色的人，就要用人所长；对有勇、有谋、有特长的人，要相敬相亲，以贤相待；对有强烈私心的人，则要审慎对待，用其才但更要防其奸，必要时也不要吝惜，免得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请其走人。 当今的企业应该在留人的理念、方法、制度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变革、调整。只有留住企业的“明星”，留住骨干员工，企业才能更好地前行。 优秀管理论文:企业优秀人才思考管理论文 摘要：人才是当今企业竞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如何留住人才是许多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要留住优秀人才应在建立新理念的基础上，靠事业留人、靠企业文化留人、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靠优厚待遇留人，从而给优秀人才创造适合其发展的优良环境和平台。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人才；竞争；激励；环境 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企业间的人才之战硝烟滚滚，如何留住人才对各企业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管理课题。导致企业人才流失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环境的诱惑，也有内部环境的影响。针对这些因素，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留住人才、留住人心的环境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留人应树立新理念 1.人力资本比财力资本更重要。财力资本靠人力资本推动才能增值，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财力资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所以人才成了企业间争夺最激烈的资本。在美国，企业董事会中不带有财力资本的独立董事，已占到40%以上。当今世界强调能力、智力、智慧，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动力源泉。 2.用好人比选好人更重要。左有伯乐，右有造父，前者会选马，后者会用人。有些企业总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不注重开发本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注重在自己身边发掘优秀人才。这种做法会严重挫伤自身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浪费了许多时间和财力。只有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使企业的每一个职工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特别有能力的人，更应该给他广大的空间和舞台，这样才会使优秀的人才不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流失。 3.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当今人性中不能忽视“利益人”的特点，市场经济交换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对于人的认识是：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往往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人总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力图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满意的报酬；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根据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企业必须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督，同时运用物质刺激手段来强化其积极性。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他方式例如精神激励为主的优越性。现代社会学也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圈的：第一层圈是“生存”，第二层圈是“交际”，第三层圈是“发展”。相应地剖析留人的三种途径———高薪、感情、事业，我们发现，如果忽略了“生存”，也就是薪水问题，任何“事业”都是空中楼阁。但忽视了感情和事业，留人也很困难，因为人毕竟是有事业追求的。 二、留人应重视“四靠” 1.靠事业留人。人才流动的方向一般都是哪里最能发挥人的潜能，人才就往哪里流动得越多。企业有前途、事业喜人，人都愿意留下。真正意义的人才注重的是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要留住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就得靠事业留人。事业对人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有才华的人会把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所以应该让想干事的人有事干，能干事的人干成大事，这也是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或许高薪能够一时留住人才，但是事业却能长期留住人才。如何创造良好的“事业”环境，这正是国企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2.靠企业文化留人。文化力就是竞争力，文化力是凝聚力、环境力、素质力的结合，文化力可形成一个拴住人心的环境。企业必须拥有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必须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有实现想象的机会存在。人才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除了工薪等利益之外，更重视追求的是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在企业内部有机会得到再造与升值。如果企业没有文化或一味地追求利润，而忽视掉了员工的精神需求，就是给人才加薪，那也只能是留住人才一时，却留不住人才一世。 3.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要使每个人都有适合的岗位，有全面的培训，有系统的学习，有整体的关心，给他目标、给他提升、给他机会、给他成才之路。为有才能的人制定他的职业生涯，这是留住人才的最好方法。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职业的成就感有时可能会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给人职业生涯对于他来说，就是给他成功的阶梯，大多数人才在这个时候都会安心留下。宝洁公司、微软公司人才流失率低于5%，原因就在于此。 4.靠运用优厚待遇留人。具体地讲，一是“金色的握手”。即运用股票运作留人，因为员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与雇佣关系的改善；经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二是“金色的手铐”。即利用股票期权，让经理人认股、入股权计划，这就给管理者戴上了柔软的“金手铐”。三是“金色的降落伞”。现在企业管理者当中有所谓“58（岁）现象”，也就是身在权位上的时候担心退下来后生活没有保障，于是拼命地为自己捞取钱财，导致贪污腐败。对此可以通过股权认购、退下后获得一大笔养老金，解决养老问题。 三、留人要为之提供“平台” 1.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内部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企业内部也仅是开展了公开竞争和选拔，而人员评价、工作评价还比较落后。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之一就是缺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在某些企业内部，人们的不满往往是认知上的不平衡，而不是能力上的差异，所以最终将导致人才的流失；而留下的人也不会因此就获得平衡，如同一个天平，缺失了一方，另一方仍会有不平衡感受产生。 2.参与社会分工合作的平台。不少企业在留人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要求员工成为企业的附属品，不能朝秦暮楚。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但人是活化的资源，不是物。个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他参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只要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应该允许人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华，毕竟人不是某一个企业所独有的财产。 3.企业领导能力是提供这些平台的关键。要想留住优秀人才，企业领导的能力非常重要。留人靠环境，更要靠好的领导，领导如果能把人力学运用好，留住好的人才自然不在话下。首先，领导要有人格魅力，形成同心，整合群力，这样企业的凝聚力就能形成，从而使员工心理上真正形成团队。其次，领导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开发潜力、个人潜力，这样创新力就会显现。第三，领导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只有安人才能留人。要了解每一位员工，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对策解决其具体困难和问题。对有棱角、有个性、有特色的人，就要用人所长；对有勇、有谋、有特长的人，要相敬相亲，以贤相待；对有强烈私心的人，则要审慎对待，用其才但更要防其奸，必要时也不要吝惜，免得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请其走人。 当今的企业应该在留人的理念、方法、制度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变革、调整。只有留住企业的“明星”，留住骨干员工，企业才能更好地前行。 优秀管理论文:优秀学术著作管理论文 【摘要题】书业经纬 【正文】 学术著作是众多类别图书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即相比较而言，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要显著地大于其经济效益，学术著作的印数（确切一点应该是发行量）一般都很难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因此只能是“亏本”经营。而且，从选题策划到图书营销，整个出版流程，学术著作的操作难度也比较高。 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一般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比较难发掘，从而减少了出版机会；即使能发掘到好的选题，从作者撰写、修改书稿到图书出版，周期也相当长，从而降低了出书频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出版社（主要指有工作量指标考核的出版社）的编辑为了能顺利通过年度工作量指标的考核，势必会降低策划此类选题、编辑此类书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由于存在读者群相对较小的原因，一般来说，学术著作的首印数量较少，重印的机会也较低，为了能顺利完成年度的经济考核指标，编辑也很难有动力投入较多的精力于此。要积极主动地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经费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出版经费方面保障的困境。 (3)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体现在其内容新颖、观点独特、论述层次清晰等方面，而且还要保证其有优秀的编校质量、体现其独特内涵的装帧设计，这些对学术著作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也就决定了从事此类工作的编辑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包括学术涵养和业务素质）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4)学术著作的营销渠道比较特殊，也较单一；而且，一部学术著作出版后，要想获得较理想甚至是最基本的经济效益，在出版之前或之后，对该图书做适当的宣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一般比较难做。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营销方面保障的困境。 针对以上学术著作四个方面的独特困境，笔者作如下对策探讨： 一、选题方面的对策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该从选题的内容上来评价。要从出版的源头进行把关，从而为出版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优秀的学术著作能够打造出版社的品牌，提高出版社的学术文化品位。在适度把握图书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版社要积极鼓励编辑策划、编辑学术图书，并在工作量指标和经济指标方面对给予适当的照顾。综合起来，编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发掘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 1.从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中挖掘选题 (1)主动联络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资深学者或院士，因为他们的学术涵养深，其学术观点代表了该领域的主流思想，而且他们也精于写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书稿，图书的社会效益肯定很好，而且说不定还能为出版社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2)积极寻找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青年学者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容易提出新的甚至有突破性的学术观点，而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或学术争论的焦点。把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撰写成书稿，其社会效益不言自明。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等，其内容和编写方式在该研究领域都是新颖的，其中《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还获得了第四次全国人事科研成果三等奖。 2.认真遴选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博士论文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是一个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相关的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新颖性，要积极地对这些博士论文进行适当的遴选，依不同的目标层次作区别对待：若只是一般重要度的学术论著，可把它们当作是有用知识传递的媒介，出版社有选择地挑选出版；若通过编辑审读（市场的眼光）和专家审阅（学术的眼光）后，确定为论点创新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学术论著，出版社则要对其做精心的编辑和装帧设计，图书出版后应该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益，甚至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3.关注各学科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课题 能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其研究内容在该研究领域内必定是具有创新性的。编辑应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即根据本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选择性地筛选有出版价值的基金项目），密切与这些项目主持人的联系，经常向他们了解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进展情况，向他们提供该研究领域的图书出版情况，督促他们及时地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写成文字稿，并在其中指导他们规范书稿的撰写方式，这样，该项目的结题之时也就是书稿的成稿之日，从而为图书的出版节省了时间，也保证了质量。 特别要关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专著系列，这些专著的研究内容在相关领域是填补空白的，达到国内甚至国际的领先水平。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铸造旧砂再生利用及污染防治》、《泛欧几何——图文编码与模式识别》均获得了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奖。 4.关注社会热点论题和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选题 例如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专著，由于其内容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或者其传达的观点是当前社会的热点论题或焦点话题，此类专著不仅对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具有参考价值，而且由于其读者面广、社会反响大，出版后还能引起更广泛读者的阅读欲望。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本书系”之《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推向市场后读者反应热烈，近期还将出版该书系的《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等几种图书。 二、出版经费方面的对策 出版学术著作，其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对出版社来说历来是一对矛盾体。因此，要想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除了要积极挖掘学术著作选题、严格把握其内容质量以外，对出版经费方面的安排也是相当重要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保障优秀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其经费支持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1.出版社出版基金的资助 一些优秀的出版社或大部分大学出版社，设立出版基金是它们支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惯常做法。其中，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基金中部分经费是由其所在学校支持的，因此所资助的图书大多也是该学校的学术著作。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做法：出版社上缴给学校利润，学校以支持本校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方式返回部分利润给出版社，以满足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这里要严格把握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问题。方法是：成立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对于不同领域的学术著作，聘请相关的学者来评价，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能否给予出版。如果能成功运作出版基金，一方面，出版社能有效地扩大自己的学术品牌效应；另一方面，出版社所在学校也能通过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提升其学术地位，从而获得双赢的效果。 [page_break]2.课题经费中出版费用的资助 一些比较重要或重大的课题，申请时就会包含有科研成果出版的经费支持，出版社要积极主动地与相关课题的主持人沟通协商，争取获得课题主持人的信任和合作，并充分利用好这些经费。这里也应该指出，课题经费中所包含的出版经费，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多，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讲，应该较多地关注于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等方面的课题成果，因为相对于理工类学术著作，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会大一些、关注的人会多一些，因此出版社较容易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 3.作者所在单位的资助 近年来，国家对一些重点院校学科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高校要体现学科建设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不单单是开了多少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出版社特别是这些重点院校的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出版这些优秀的学术著作肯定能获得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且能大大提升出版社的学术品位。 此外，高校中各院系为了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或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每年都会留出部分资金用于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前一两年出版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系列，前后共计有近20种，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这系列学术图书还在扩充之中。 4.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的资助 现今，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一些社会学术团体或基金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在学术界的地位，都会通过资助出版社出版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宣传自己。出版社应开拓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成一些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这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保障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出版社首先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编辑。没有高素质的编辑，就不能做高质量的学术出版。一个高素质的编辑，需要有一流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专业素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编辑在某一专业领域要有较高的学术涵养，这样的编辑可以与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进行平等的探讨和交流，编辑能够看出一流学者的优缺点，可以改正他的瑕疵，使他的著作更加完美。二是指编辑要精通编辑出版业务（即业务素质）。一方面，编辑的文字功夫要好，通过编辑的修改和润色，使整部学术著作的语言表达清晰、文字叙述流畅；另一方面，编辑还要能灵活拿捏图书的版式设计、封面设计、图书用纸，甚至于图书的定价幅度等，做到能把最适宜的视觉感受赋予每一部独特的学术著作，争取让读者一拿到图书就爱不释手，且也能比较容易地付诸购买行动。 出版社要着力扶植和保护学术图书的编辑，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出版社不能只注重市场策划编辑，一般商业图书与学术著作的编辑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出版社的学术品位还是要靠高质量、规模化的学术著作来打造。 2.学术著作的装帧设计 学术著作的装帧设计与一般的商业图书应有很大的差别，且在确定选题之初就要着手进行设计。从开本和版式设计、封面和内文用纸、封面设计，到图书的印制，整个操作过程都要围绕学术著做各自独有的风格，做到图书装帧设计所传递的信息与图书的内容协调一致，这样包装后的学术著作才能有效地吸引读者的眼球。 四、营销方面的对策 优秀的学术著作，其评价不能单单只是局限在图书本身上，而且还应该有一个扩大其读者面的问题，有一个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引起被广泛讨论、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版之前，争取让读者有一种期待的心理；出版之后，又能及时而有效地把它们传递给受众，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阅读的机会。这就涉及学术著作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方法问题，即：学术著作的营销，一要看是否有良好的销售渠道或销售方式，二要看是否有有效的宣传手段。 一般来讲，学术著作的销售渠道或销售方式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类： (1)专业学术书店。顾名思义，专业学术书店的图书都比较专业，读者的知识层次也比较高，这要求书店的经营者要有比较高的学术涵养。从出版社的角度讲，就是要培养这样一支营销队伍：他们除了有一般的营销知识和沟通能力外，最主要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水平，至少是拥有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与专业学术书店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把本版学术著作推荐给他们，与他们一起分析潜在的读者群，从而让他们有充分的销售信心。 (2)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资料室。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资料室是学术著作最大（总量）、最稳定的接受体。出版社要密切与图书馆配书（图书团购）单位的关系，把本版学术著作的出版信息及时地反馈给他们，并提供优质的服务。 (3)采取扁平化的分销模式，减少中间环节，这是学术图书销售方式的趋势。①直销模式。由于学术著作的读者定位比较明确，目标群体相对比较集中，出版社要加强专业渠道的建设，加强学校和学术团体直销、终端专业读者直销等工作，或提供优质而快捷的邮购服务，积少成多。②网络营销模式，即应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手段来实现学术图书出版、发行、销售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反馈。通过建立客户资料档案，把最新的本版学术图书出版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并建立网上购书系统。 除了要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方式，学术著作还需要被有效地宣传，其独特而有效的宣传方式有： (1)书评是图书宣传的一种常用手段。因此，在学术著作出版之前或之后，编辑最好能邀请该领域的专家或图书评论员撰写该图书的书评，并刊发于专业的报刊上，这样才有可能被那些独特的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购买欲望。 (2)分析学术著作受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可以发现：他们应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很强，经常上网查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对一些感兴趣的论题，会参与其中展开讨论，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利用这一特点，及时把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上传到相关的学术类网站或学术论坛上，或把学术著作中一些独特、新颖或大家感兴趣的观点、论点刊发在网站或论坛上，供大家讨论，这对学术著作的宣传同样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提高受众的购买欲望。 优秀管理论文:物理理论优秀管理论文 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培养优秀学生，并努力探索培养物理优秀学生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1991年以来，我校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政治思想健康、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特别是王泰然、任宇翔、杨亮、谢小林、陈汇钢等五位同学分别在第22届、第25届、第26届、第27届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IPhO）中获得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校学生在全国物理竞赛决赛中获一、二等奖各8人次，获上海赛区一等奖94人次，10人参加国家集训队．在令人瞩目的成绩后面，一般都有科学规律的东西． 有人可能认为培养优秀学生主要靠课外小组和个别辅导，与课堂教学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课堂教学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着重从高中物理课堂教学这一侧面来总结取得这些成果的经验． 我们十多年来的课堂教学经验可以总结成三句话：追根寻源真一点，实验研究多一点，能力要求高一点，简称“三点”教学法，因此我们称自己的教材为“三点”法教材． 我们的“三点”法教学完全是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高中物理教学大纲编写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班学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把课堂教学变成物理竞赛辅导，我们确确实实通过课堂教学明显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为学生在高考和物理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追根寻源真一点 一个学生学习物理，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物理定律．因此，怎样搞好物理定律教学，必然是每个物理教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进行某一物理定律教学时，我们有意识补充了大量的与这一定律的建立过程有关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溯源”教学．任何一个重要物理定律的建立，都有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探索定律的工作只所以能成功，这个定律最后只所以能够确立起来，其中一定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推理思维方式，这些内容毫无疑问是属于物理学科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类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也是我们物理教学的宝贵财富． 在讲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时，我们从第谷对行星进行几十年的观测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讲起，然后是开普勒在拥有这些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计算总结出描写天体运动的经验规律（开普勒三定律），最后才是牛顿用定量的动力学原理对这些规律予以解释，终于发现了对天上、地上的物体具有普遍意义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学习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我们还着重向学生介绍了“归纳法”、“理想化”和“间接验证”三种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学习库仑定律的过程中，我们纠正了学生由于大多数教科书叙述笼统而形成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明白：1．库仑当年只用扭秤做了两个同种电荷互相排斥的实验，而未做两个异种电荷互相吸引的实验，因为在后一实验中的平衡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库仑是用电摆来完成后一实验的；2．无论是扭秤还是电摆，精确度都是很有限的，根本无法确定两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更不是和距离的1．98次方或2．02次方成反比．当年的库仑（实际上还有更早的卡文迪许），以及后来的麦克斯韦、普林普顿等人都是用另一种实验方法将指数的精度逐渐提高，直至今天的2±3×10－16，终于使库仑定律成为当今物理学中最精确的定律之一．结合库仑定律的建立过程，我们还向学生介绍了“类比”和“演绎验证”的方法． 在学习欧姆定律的过程中，学生一开始都以为研究通过导体的电流和导体两端的电压之间的关系是不困难的，只要用电流表、电压表再加电源和可变电阻器等组成电路即可．可是我告诉他们，在欧姆那个年代，非但没有电流表、电压表等仪器，连电压、电流和电阻的定义和单位都没有，欧姆所面临的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到底是怎样得到这个电学中最重要的定律的呢？学生顿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欧姆定律诞生过程的同时，我们还结合欧姆的实践，介绍了用图线探究新规律的方法． 此外，我们还结合牛顿运动定律介绍了“理想实验”、“推理”、“实验研究”等方法，结合气体定律介绍了“分析法”，结合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介绍了“综合法”．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有的同学深有体会地说：物理定律是宝贵的，但研究物理定律的科学方法更宝贵．谁掌握了这些方法，谁就能不断地去探索大自然层出不穷的奥秘． 在物理定律的教学中，我们在课堂上经常采用设问的方法，不是直接告诉学生某个定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思考，摆出困难让学生去克服，提出任务让学生去完成，制定目标让学生去实现．这样可以有效地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要求学生在课外进行大量自学．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苏格拉底明确强调过：“好的、正确的教学不是传递，而是对学生的自学辅导”．我一贯强调学生要学会自学、讨论、研究．我教的优秀学生，学得的物理知识，最多只有一半是在课堂上听我讲的，其它一概由他们自学．到一定阶段，我开始指定几个学得比较好的学生轮流给其他学生上课．每次课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由主讲同学讲，后半部分由全体同学提问、讨论．像王泰然和任宇翔在高二阶段就给其他同学作过二十几次讲座，杨亮、谢小林、陈汇钢等同学也不例外． 我们这种自学讨论式教学还延续到学生毕业以后．获金牌或学有所成的学生进了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后，有机会还回来给小同学谈自己的体会．例如1994年暑假任宇翔从美国回国探亲一个月，来学校给95、96届学生讲了10次课．他向小学友介绍物理学中一些新进展、中美物理教学中的差异以及他们当年学习过程中曾激烈争论过的问题，使听课的学生大受裨益．1996年暑假，谢小林和陈汇钢两位金牌获得者又为97、98届同学讲了十多天课．他们既讲物理知识，又讲国家集训队队员奋发学习的感人事迹，使小同学们大开眼界． 这样的训练方法也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肯定．199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物理特级教师会议上，原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现全国中学物理竞赛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沈克琦教授在他的题为“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与中学物理教学”的报告中说：“我听到两名得金牌的上海学生讲他们的老师如何培养他们的情况，我认为这个经验倒很值得推广．他们说他们的老师不是采取灌输的办法，而是启发引导，要求他们给同学讲课，这对他们搞清概念原理和科学地进行表达都非常有帮助．我想这可能是提高优秀学生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那么自学为什么会对提高学生的能力起这么大的作用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学与听课可能有以下两点不同： （1）人类的思维活动表现为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过程．一个学生在自学某一个新的物理内容时，少不了理解、思考、建立正确的物理模型等工作，这里面充满了分析、综合、比较等过程．因此相对听课而言，自学对学生的思维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他们得到更大的锻炼． （2）人们的注意可分为无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三种．事先没有预定的目标，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无意注意；有预定的目标，在必要时还需作一定的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有意注意．一个学生在自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一定是十分明确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否则难以坚持），因此学生在自学时，可保证在绝大多时间内都处于有意注意的状态，这一点对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有的学生在自学中往往会十分投入，进入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而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在听课时就比较少．一个学生坚持自学一段时间之后，便能渐渐地从有意注意转化到有意后注意，即不需要意志努力也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长期保持在这项工作上．有意后注意是一种高级类型的注意，它既有明确的目的，又不需要用意志努力来维持，是人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必需条件．学生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他们的物理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学习成绩就会有明显进步． 二、实验研究多一点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学中的每一个概念、规律的发现和确立主要依赖于实验．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加强学生实验方面的训练，无疑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 目前中学物理教学大纲中安排了相对数量的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不难发现，这些实验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教材中几乎所有实验是为配合所学内容而安排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因此学生不易通过这些实验掌握一些重要的实验方法． 第二，课本中每个实验的实验原理及操作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学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即可．这样的实验只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而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是不够的，也无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目前课本中的实验大多是验证性实验，学生只要学懂了书上的定律，一般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实验．这种安排违反了教育应该走在学生智力发展前面的原则，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不利的．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对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使实验教学为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服务．在实验内容的改革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条措施： （1）增加实验数量． 不论是在课堂演示实验，还是在学生实验或小实验方面，平均增加了60％的实验．其中有一部分新实验，学校没有现成的仪器，安排学生自己制作，对学生有较高的要求． （2）重视实验误差讨论． 物理实验离不开测量，测量是实验科学最本质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果准确的实验就是成功的实验，反之就是不成功的实验．因此在培养优秀学生的过程中，应该让他们掌握一些必要的实验误差的基本知识．在设计实验方案时，要求学生们尽量消除实验的系统误差；在选择实验器材时要考虑它的精确程度；在处理实验数据时，要采用尽量科学的方法． （3）加强重要实验方法教学． 在实验领域中有一些重要的方法，比如减小实验系统误差的方法、减小实验偶然误差的方法、实验探究规律的方法、迂回测量的方法等，这些方法不是在个别实验中，而是在许多实验中都有应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些方法一定要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在必要时，我们甚至根据实验方法来安排实验内容，集中安排几个某种方法体现比较典型的实验，这样便于学生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某一种实验方法． 在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我们做了以下尝试： （1）在课堂上创设一些实验问题让学生研究． 在高中阶段，每周至少有4节物理课，充分利用物理课中碰到的各种各样问题，可设计一些供学生讨论的实验题目，并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探索、解决． 我在讲功率一节时，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题目：要求测定一个人骑自行车的功率．在自行车由静止启动的过程中，人做的功除了增加人和车的动能之外，还要克服空气阻力和地面的摩擦力，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因素是次要的？学生根据自己骑自行车的经验，认为空气阻力是很明显的，不能忽略，而地面和车轮之间的滚动摩擦一般比较小，可以忽略．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测量人克服空气阻力做的功？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顶风骑车时，骑得越快风的阻力越大，因此可以设风的阻力和车的速度成正比．车的速度怎样测？风的阻力和车速成正比的比例因数是多少？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被大家一个又一个地解决，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实验方案．接着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到操场上去做实验，最后再回到教室里，师生一起处理实验数据，作出图象，得出实验结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除了实验题目是由老师提出的外，实验方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是由学生讨论研究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收获很大． （2）对课本中一些重要实验进行深入研究． 物理课本中有大量现成的实验，有时可以对这些实验进行一些讨论和改进． 在做直流电路的实验时，我们让学生对伏安法测量导体的电阻这个实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用简单的伏安法电路，不论是采用电流表内接还是电流表外接，都有系统误差．结合这个问题，我给学生介绍了补偿的思想，然后由学生自己设计了电流补偿和电压补偿两种线路．补偿法解决了由于实验电路不完善带来的系统误差，但这个矛盾解决了，电流表和电压表不够准确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怎么办？经过进一步研究改进，大家认为可以用准确度高得多的电阻箱来取代电压表和电流表，再辅以灵敏度很高的电流表，便可以明显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度，这就是常用的惠斯通电桥．接下来学生分别用简单伏安法、补偿伏安法和惠斯通电桥测量了同一个标准电阻，比较测量结果，可以证实先前的想法．在历史上，从伏安法到惠斯通电桥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在我们这堂实验课中，学生经历了这么一个碰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这样的实验课对增强学生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1）和（2）实际上都是不断地给学生提出新的目标，诱导他们提高实验水平，我们有时称之为“目的诱导法”． （3）给特优学生安排一些特殊实验． 我校有一批进口物理仪器，性能比较好，涉及的实验内容面也比较广．这批仪器的说明书是英文或日文的，我指定一名学生准备某一个实验，要求他先翻译好说明书，准备好器材，然后带领其他同学做实验．这个主讲的学生还要准备好一些讨论题，在实验后供同学们讨论．学生对这样的实验非常感兴趣．此类实验虽然有时和高考、竞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带有研究性的实验对优秀学生很有好处． 三、能力要求高一点 物理习题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解习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此，习题教学的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本质来说，物理习题是人们编制的一些假想物理场景．毫无疑问，物理学家是不会去做物理习题的，而他们是在研究那些真实的、尚未发现的物理规律．同样，发明家也是不会去做物理习题的，他们是在力图应用已有的物理规律去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做那么多人为假想的物理习题？目的无非是要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推理等能力．所以物理习题教学应该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 我们常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习题教学： （1）按照解题方法组织习题教学 一般的习题都是按力、热、电、光的顺序来讲授的，但我们比较倾向于按照解题方法来讲解物理习题．例如理想化法、整体法和隔离法、等效替代法、小量分析法、叠加法、对称法、图象法等，这样比较有利于学生掌握一些重要的解题方法．到学习的某一阶段，集中将一批用解决方法相同的习题安排给学生练习，使他们由不会用到会用这种方法．在以后的学习中，每隔一定阶段让这种方法再出现一次，以加深这种解题方法在大脑中的印象，达到牢固掌握，应用自如的目的． （2）采用“台阶法”帮助学生掌握一些难度较高的解题方法．学生有一道难题不会做怎么办？老师不是直接告诉他怎么做，而是另外出几道与这道难题内容相似，难度较小一点的题让他去做，或者是出一道内容完全不同，但所用方法有某些类似之处的题让他去做，直至他领悟出这道难题应该怎样解为止．我们称这种方法是搭一个台阶让学生自己往上爬，用这种“台阶法”进行习题教学能使学生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比被动地听老师讲解那道难题的效果要好得多． 以上只是我们分别从物理定律、物理实验以及物理习题教学三方面介绍了我们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最近笔者根据国家教委1996年最新颁布的《高中物理教学大纲》编写了《名师讲高中物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比较适合重点中学或普通中学的提高班使用，欢迎对“三点”教学法感兴趣的老师和作者联系。 优秀管理论文:父母对孩子准优秀管理论文 父母对待孩子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事事管、时时管，做了很多事，效果却不好；二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结果更不好；三是也管但不全管，做得不多，但都切中要害，孩子成长一帆风顺。 显然，“什么都做”和“什么都不做”都过于极端，失之偏颇，并不可取。杰出的父母从来都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明确地说，只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父母什么时候与孩子关系好，对孩子的教育就容易成功；什么时候与孩子关系不好，对孩子的教育就容易失败。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其关键在于“定位”： 1、不当“法官”，学做“律师” 有些父母看到孩子出了问题，便迫不及待地当起了“法官”，这是很危险的。 孩子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父母要积极地影响与教育孩子，不了解其内心世界便无从谈起。而了解孩子的第一要诀是呵护其自尊，维护其权利，成为其信赖和尊敬的朋友。 即父母对待孩子，要像“律师”对待自己的当事人一样，了解其内心需求，并始终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为惟一宗旨。 2、不当“裁判”，学做“拉拉队” 在人生竞技场，孩子只能自己去努力。父母既无法替代孩子，也不该自作主张去当“裁判”，而应该给予孩子一种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力量，即“拉拉队”的力量。这样更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而这正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务。 父母做孩子的“拉拉队”，既要善于发现和赞美孩子，还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失败，在挫折前做孩子的战友。 3、不当“驯兽师”，学做“镜子” 孩子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战胜自己，但他们通常只能依据他人的反馈来认识自己，这时父母的“反馈”作用即镜子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不做“驯兽师”，学做“镜子”，才能帮助孩子提高自我意识，才能让孩子不害怕父母的“权威”，转而和父母沟通。 教育是三分教，七分等。“等一等”是很有用的。比如我们被蚊子叮一下，不管它，很快就会没事，若总去挠，却要很长时间才能好。原因就是人体有一定的自我治愈功能，被蚊子叮一下自己很快就会好，施加外力只会适得其反。 教育也是这个道理。停下来，等一等，给孩子倾诉的机会，和孩子有效地沟通，不用教育就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习惯决定孩子的命运，再也没有什么比习惯养成更重要了。父母如果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无疑是在葬送孩子美好的未来。 1、一切从习惯培养开始 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智育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德育是细小的行为习惯，素质教育更加体现在人的细小的行为上。 大量事实证明，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孩子的一切都从习惯培养开始。 2、习惯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习惯是个大问题，是大智慧。良好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其主要原则是：低起点，严要求，小步子，快节奏，多活动，求变化，快反馈，勤矫正。 习惯养成关键在头三天，决定在一个月。父母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权利，让孩子在习惯养成中发挥主人作用。 3、通过习惯培养铸造品格 教育犹如海上行船，必须按正确的航线行驶，否则，船越大越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人的品质，决定了人的发展方向。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人格的培养问题通常很难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 不过，研究者发现，习惯与人格相辅相成，习惯影响人格，人格更会影响习惯。正派、诚实、责任心、爱心、合作精神、讲究效率等品格都可以通过习惯培养来铸造。 第三件事：引导孩子学会学习 吸引孩子热爱学习、引导孩子学会学习是父母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父母的真正魅力所在。 1、孩子厌学是有原因的 放任不管，任其潇洒；乱管瞎管，种瓜得豆；唠叨数落，肆意打骂；代替包办，制造“机器”……父母若采取如此种种不明智的做法，只会使孩子越来越不爱学习。 孩子不爱学习只是表面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是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没有找到孩子最擅长的方面？是没有科学用脑？是父母阻碍了孩子的“玩中学”的天性？是孩子没有意识到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找到背后的原因，才可能帮助孩子走出厌学的阴影。 2、孩子的求知欲和学习潜能是可以激发的 孩子缺乏求知欲，通常不是父母的影响或者严格要求不够，而是阻塞了孩子的兴趣。 兴趣(好奇心)、梦想、成就感、质疑、感恩、发奋、发愤等都是疏通和启发孩子求知欲的通道。而对于孩子来说，所谓竞争优势就是潜能得到有效的开发而已。心情、开窍、暗示、遐想、砥砺、计划是激发孩子学习潜能的六大原则。 潜能开发虽没有绝对的“时间表”，但也有步骤，比如建立目标、控制情绪、磨砺意志、专注于一点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3、孩子考第一是有方法的 “爱学”是“会学”的前提，而“会学”是“爱学”的保证，“会学”才能“学好”。 孩子要想考第一，必须要掌握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好方法，如：按计划完成、认真写字、慢慢看课本、整理错题、随手笔记、无私帮助同学、高效率考试、自由自在地作文等。 现在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步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即盲信盲从甚至痴迷于所谓成功教子的家教经验，但这些经验听着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它们没有“可迁移性”，如果只是一味的克隆、模仿，不但不能落实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反而容易“邯郸学步”，适得其反。 最有用的真东西是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提炼的。教育孩子并没有父母想像的那样复杂，抓好了亲子关系、习惯培养、学习这三件大事，父母成为杰出的父母，孩子成为杰出的孩子，就都不是遥远的梦幻了。 优秀管理论文:管理的风格世界优秀企业文化基因与卓越绩效模式核心价值观 时至今日，玛雅文化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固然不会到来，然而未来依旧深陷于叵测，焦虑情绪发酵并扩散于空气。当下，外贸之路荆棘丛生，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国际市场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在接下来的5-20年间，哪里会有新市场出现？商业政策将发生哪些变化？即下一轮商业趋势是什么？如何快速行动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实际上，在变动发生的前一刻，有人就已经从蛛丝马迹中预见到了，并做好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和战略规划，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竞争优势让他随即成为“圈儿内”的“先驱”。IBM、福特等世界级的“百年老店”无一不是靠长远的眼光和先一步的企业核心基因保持基业长青。 企业文化是管理的根部 曾有西方学者将管理比作漂浮在大海中的冰山，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有形管理仅是露出水面1/3的部分，而企业文化等无形管理则是另外还隐在水中的2/3。企业文化在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只是占有重要的份额，还是管理的根部。但作为灵魂，这还不够，因为企业文化在企业的各个层次发挥作用，贯穿于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 历史上，百年企业最多的不是欧美，而是日本。日本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有50000家，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也超过了3000家。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公司金刚组，创立于公元578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日本企业在二战后飞速发展引起全球关注，本以理性管理自豪的美国也不得不正视日本迅速崛起之迷。而日本的成功却恰恰是理性管理所忽视的管理软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融入企业中的文化。企业文化毫无疑问是日本企业的灵魂，也许正因为此，日本人不会怀疑它的作用、不用正视它的存在，一个忙于成长的正常人是不会停下来思考 灵魂是怎么一回事并勇敢地率先提出企业文化一说。 有人调查过日本最著名的100多家企业，发现这些企业都很重视内部精神的培育。日立公司有“和、诚、开拓”的日立精神；卡西欧公司有“创造与奉献”的卡西欧精神；丰田公司有“好产品、好主意、彻底节俭”的丰田精神。在美国，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也认真地分析了美国43家优秀公司，发现优秀企业间的管理风格不同，而决定管理风格的正是优秀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1982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一份生产力文件认为，美国的生产力在下降，其结果是美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昂贵，缺乏竞争力。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面对更广阔、更苛刻、更激烈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他们认为，美国企业不了解TOM，不知道如何人手提升产品质量，质量在美国企业中的重要性已迫在眉睫。1983年9月，白宫生产力会议召开，美国总统、副总统、总统顾问、财政部长、商务部部长都在会议上发言。会议呼吁在全国公立和私营部门开展质量意识运动（qua1ityawareness campaign）。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对于TQM活动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兴趣。许多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建议，设立一个类似日本戴明质量奖那样的美国国家质量奖，帮助美国企业开展TQM活动，提高美国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个奖在美国被称为“波多里奇质量奖”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政府质量奖之_。 波德里奇质量奖引导企业通过连续质的量改进和设定业绩的卓越标准而获得顾客满意。“质量”在波德里奇质量奖中有了更广泛的含义，由于国家质量奖是针对“管理质量”和“经营质量”而被称为“卓越绩效模式”。 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内涵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质量的时代。企业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如何通过创建企业核心文化对公司进步以及洞见未来趋势、抢先制定精准战略的方法，提供了在夹缝中获得发展以及将潜在挑战转化为机遇的新思路。要像未来学家一样思考，你就必须学会从你的特定环境中跳脱出来并问问自己“我是谁”和“我将去向何方”。或许因为是两个哲学问题，所以很多人似乎都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世界各地质量奖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轻松地得到答案。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世界最著名企业的共同基因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11项核心价值观（2004版标准） 1.前瞻性领导 创建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明确组织的使命以及存在的价值。 制定组织的发展战略、方针目标、体系和方法，引导组织的各活动，并关注组织的长远发展。 调动、激励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做到全员参与，发展和学习，改进和创新。 应对组织的治理机构的行动和绩效负责。 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个人魅力起到典范作用，形成领导的权威和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带领全体员工克服困难，实现组织的目标。 2.顾客驱动的卓越 质量和组织的绩效是由组织的顾客来评价的，组织依存于顾客。 为顾客创造价值，让顾客满意，建立稳定的关系，培育忠诚的顾客。既要了解今天顾客的需求，同时预测未来的顾客需求和市场潜力。 减少缺陷和差错以及消除造成不满意的原因，是顾客驱动的卓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只是重视满足顾客基本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特性，而且还重视将自身与竞争者相区别的那些特征和特性。 3.组织的和个人的学习 学习可以使产品和服务得到改进，员工责任感和能力得到增强，组织整体绩效得到提高。 组织的目的不仅是赢利，还要培育人。培育是组织对员工成长的投资，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是高回报的投资。 学习不再作为额外的工作，而是日常工作的常规组成部分：学习实施在个人、部门及整个组织的诸层次上。 学习内容不仅限于技能和岗位培训，应包括员工的创意、研究与开发、顾客的意见、最佳方法的分享和标杆分析。 开展学习交流，在组织内作出知识共享；在岗培训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方式，能够更好地将培训与组织的需要和重点相结合。 通过学习不仅带来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还提升了员工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效率。从而给组织带来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绩效优势，也带来了更高的员工满意度和追求卓越的动机。 4.尊重员工和合作伙伴 在内部要提高员工的满意程度；对员工的承诺、保障；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优秀员工的认可；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在组织内做到知识共享，帮助员工实现目标；营造一个鼓励员工迎接困难，敢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外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顾客、供应商、社会团体、院校、协会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是：实现互利和优势互补，增强双方实利和获利的能力。 成功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应建立长远目标，从制度和渠道上保证作到互相沟通、共同认识取得成功的关键要求，定期沟通的手段，评价进展的方法，适应情况变化的措施等。 5.灵活性和快速反应 要在全球化的竞争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敏捷性，即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为了实现快速反应，要缩短产品更新周期和产品服务的生产周期，精简机构和简化工作程序，实现业务流程再造。 为了满足全球市场顾客多样化需求，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按规定办事”，“按标准生产”，要有更多的灵活性。 培养掌握多种能力的员工更为重要，以便能胜任多种岗位和任务变化的需要。 时间绩效的所有方面都变得愈来愈重要，周期时间已成为一个关键的过程指标。时间方面的改进通常会同时推动在组织、质量、成本和生产率方面的改进。 6.关注未来 在今天的竞争的环境下，关注未来就要求理解影响你的组织和市场的那些长期的和短期的因素。 组织未来持续增长和市场领先地位能给顾客、员工、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股东、公众、社区以长期信心，这是与之建立战略伙伴的基础。 要制定组织的发展战略，组织应当预先考虑到诸多因素：顾客期望、新的商机和合作机会、员工的发展和需要、全球市场的增长、技术发展、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环境、新的顾客细分和市场细分、不断变化的管理要求、社区和社会的期望、竞争对手的战略性举动等。 依据战略目标制定长短期计划，并配置所需的资源，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为了追求组织持续稳定地发展，要重视与员工和供应商的同步发展。 7.促进创新的管理 创新不局限于研究开发部门的技术和产品创新，管理的创新也很重要，包括新管理思想、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业务流程等。 管理的创新应着重改进组织的产品，服务和过程并为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新的绩效，创造新的价值。 在做法上，管理应使创新成为组织的学习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创新融入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去，并被组织的绩效改进系统所支持。 创新建筑在组织及其员工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对于促进创新的管理而言，有效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8.基于事实的管理 组织的运作依赖于对其绩效的评价和分析的反馈信息进行管理。 依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并对提供有关的过程和结果的重要数据、信息进行评价，找出差距，进行改进。 绩效测量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应包括顾客、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绩效；运营、市场和竞争性绩效的对比；以及供应商、员工、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绩效。 分析可用于多种目的，如计划活动、整体绩效评估、运营改进、变革管理、与竞争者或标杆的绩效比较。 在绩效改进和变革管理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绩效测量指标的选择和应用。所选指标应能最好地描述使顾客、运营、财务和伦理方面的绩效得以改进的那些因素。体现顾客和组织绩效要求的一套综合测量指标，构成了将所有过程与组织目标相协调的一个明确的基础。 在对所追踪过程的数据的分析中，测量指标本身也会被评价和改变，以更好的支持目标。 9.社会责任 组织的领导应重视公众责任，伦理行为并强调履行公民义务的必要性。 在恪守职业道德、保护公民健康、安全、环境方面和有效利用资源，领导者应当成为组织的榜样。 从公民责任的角度而言，应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环境、资源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不能满足于达到国家标准，应注重持续的改进。 组织应在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交往中强调伦理行为。组织的治理机构应对高层领导的伦理操行提出要求并加以监控。 履行公民义务指的是，在组织资源许可的条件下，积极从事公益性事业，在社会活动中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例如：社区教育和医疗的改善、环境优化、资源保护和社区服务，产业习惯和商业风气的改善、非专有信息的分享等。 10.注重结果和创造价值 组织的经营结果是评价绩效的重点。组织的绩效测量应注重关键的结果。 经营结果不限于销售额和利润，还应包括顾客满意、产品和服务结果、财务和市场结果、资源结果、过程有效性结果（比如生产、经营、服务过程等）、组织的治理和社会责任结果。 经营结果应当被用于为关键的利益相关方（顾客、员工、股东、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公众及社会）创造价值和平衡其相互间的价值。 一套均衡组合的先行和滞后绩效指标的应用，为沟通长、短期的重点事项和监控实际绩效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手段，也为结果的改进提供了明确的基础。 11.系统的观点 将组织看成一个整体，各项要求是协调一致的，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的目标。要将组织各部门和各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并实现组织绩效的改进。 系统的观点要求利用测量指标和组织的知识来建立组织的战略。 系统的观点要求高层领导关注组织的战略方向和顾客，依据经营结果来监测、应对和管理组织的绩效。 组织作为一个系统，其战略要与组织的关键过程联系起来并校准其资源配置，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改进和顾客的满意。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为管理组织及其关键过程，实现卓越绩效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观点。其七个类目和核心价值观构成了这一系统的模块和整合机制。 要对总体绩效加以成功的管理，还必须针对组织进行综合（synthesis）、校准（alignment）和整合（integration）。校准是有标准、有方向的，这里的标准就是战略目标；校准保证了方向一致，但不一定有节奏，组织要达到一定的节奏就要整合，整合是最高状态。 “卓越绩效”即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现代企业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必须同时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1_必须考虑成果和绩效，这是企业存在的目的； 2.必须考虑在企业内部共同工作的人所形成的组织； 3.必须考虑外在的社会，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明确指出：通过卓越的过程创取卓越的绩效，通过综合的组织绩效管理方式（approach），它能够： 1.为顾客提供不断改进的价值，从而取得市场上的成功； 2.提高组织的整体有效性和能力； 3.促进组织的和个人的学习。 尽管时代在变，现代企业管理的各位大师对管理的认识和看法却惊人地相似。卓越绩效准则反映了现代企业管理之道。它是成功企业的路线图，是通过卓越的过程创取卓越结果的综合组织绩效管理方式。 它通过系统的方法和有机的结构来倡导和实践11项核心价值观，指导企业管理者从日常纷繁复杂的细节性管理工作中跳出，以全面的、系统的视野来关注对企业取得成功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源所在，集中所有精力，直奔首要之务！ 优秀管理论文:学生会干部培养过程中引入优秀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势 摘 要： 高职院校的良好管理离不开健全的学生自主管理，而高效学生会管理模式的开发，更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必备需求。不断改进完善学生管理体制，积极引入优秀企业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学生干部了解掌握先进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技术，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干部自身素养的提高，树立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与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 学生会干部培养 企业管理 引入优势 良好的管理企业管理制度不仅能维系企业的正常生产运作，而且有助于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的日常管理也是如此。职业院校多数实施学生自主管理体系配合院校管理，即成立职业院校学生会，由下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学生各方面的专项管理，并形成适应学校文化的管理模式。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学生会管理效率，积极借鉴引入优秀企业管理制度，不同程度上解决学生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尽管学生自治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但部分优秀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灵活应用到职业院校管理制度中，以便快速树立学生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明确管理要求与管理动力，提高管理意识与技术，提升学生会管理效率，强化学生会管理效果。 一、树立学生干部的管理理念，培养学生干部的企业管理思维 职业院校的学生管理非常有必要树立学生干部的管理理念。一些学生加入学生会的动机可能只是享受高人一等的管理者地位，并不明确作为管理者应有的理念与要求。这样的思维很有可能在日常管理中与学生群众产生分歧或者矛盾，并进一步激化。所以，在学生干部进入学生会的第一天起，就要有专门的辅导员对学生干部进行管理理念的培训，让学生干部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明确自身要求与目标，培养积极向上的服务意识，规范自身管理理念。在多数优秀企业中，管理者的目标非常明确，即竭尽所能为企业服务。因此，职业学生会成员必须明确自身的目标，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除此之外，积极培养学生干部的企业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也有利于学生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我校轨道交通系学纪部就适宜地引入企业生产管理模式中的看板管理，将每个班级每日的早晚自习情况记入看板，根据各班实际情况针对存在问题的班级进行重点管理与监察，并将反馈结果如实记录并上报系部相关责任人处理，使得问题班级的情况短期内得到及时解决，班级纪律情况的改善收效显著。 二、赢得学生基础的信任，树立尊重理念 学生会能够正常实施日常管理的基本核心要求学生干部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有一定的说服力与公信力，以便管理制度的顺利执行。很多日资企业和德资企业非常重视管理者在员工心目中的公信力，赢得员工的信任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将这一理念合理地引入学生会日常管理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树立学生干部的公信力，赢得学生群众的信任并进一步增强信任感，与此同时，坚定树立尊重理念，保持管理者与学生群众融洽的关系，使管理者与学生群众真正融为一体，不仅可以从学生群众中汲取更有利于完善管理的相关建议，而且可以在相互尊重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平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实现职业院校学生素质的提高。 三、设立院校生涯培养制度，精熟管理体制 在日资企业工作超过一年的员工基本上不会选择跳槽，并且会服务于该企业直至职业生涯结束，这不仅受益于日企的人力资源体质，更受益于日企优秀的人才培养制度。在日企工作的职员，一年之内要经历多次企业培训，一旦发现员工有能力短板，公司会给予更好的培养，甚至几年之内就能够熟练掌握整个企业每一个环节的运作，自然而然地与企业融为一体，成为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会的培养机制应该引入这一点，构建院校生涯培养制度。高职院校学生会管理体系中人员精简，每个岗位基本上不会出现敷赘人员。但每每新老成员换届交替时就要求新成员快速胜任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以维系学生会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因此，学生往往只经历短期的培训就直接上岗，以至于个别学生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后请辞，造成人才流失。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建立高效全面的培训体制，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学生会的中体运作流程，并安排学生以三五天为一个基本周期在各个部门中循环实习，这样就可以在较短的一至两周内让新晋成员全面了解各个部门的具体流程，进而进行初期的合理调配，以避免人才流失。在新成员初步适应工作后，以“精熟管理体制”为要求，进一步安排完整而系统的培训课程，强化成员管理知识与管理经验，以“院校生涯制”为培养目标，将培训贯穿学生会成员的整个在校生涯中，这不仅有利于管理者快速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更可以推动学生会的整体发展，使学生会成员间融为一体，形成牢不可破的团结型团队。 四、培养省思型、发展型、学习型并立的管理团队 学生会干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被管理学生群体之间也可能产生重大矛盾。在处理此类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干部往往依照规定原则做事，或者依照以往类似经验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存在两种弊端：第一，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问题在规章制度中都有明文规定或限制要求，第二，同一种处理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两个人，依照类似经验处理不同的学生很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要使学生会在管理经验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得到长足提高，必须借鉴企业中的团队培养思路，培养省思型、发展型、学习型并立的学生管理团队，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高效地部门总结机制，分时段、有步骤地针对本部门工作进行实时性的分析与研讨，在不同的问题中找出共性，重视客观问题的独立性，因事分析，因时分析，兼顾前面，专项到位。同时，要丰富自身的管理经验，通过借阅资料、涉外培训、座谈等形式积极学习优秀管理经验，不断拓展学生干部的视野，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全面整合资源，拿出一系列有针对性、有时效性、全面高效、深思熟虑的解决办法，推动学生会日常管理的高效实施。 综上所述，引入优秀企业的管理制度并有效落实与职业院校学生会管理体制中，既能提高学生会的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模式，又能推动高职院校日常管理的良性发展，实现高职院校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优秀管理论文:构建优秀团队素质模型,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 [摘要]：行政办公室作为每个单位的核心协调管理部门之一，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较为显著。通过行政办公室工作性质分析，阐述了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通过构建优秀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提出了对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办公室 团队管理 素质模型 一、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一）行政办公室工作性质分析 1.沟通协调性：行政办公室日常工作经常涉及到对内、对外的联系工作，包括与上、下级或外单位的信息沟通交流；与单位领导和各部门的信息汇报与传达；与一些个人的联系、指导或咨询等等。因此，沟通协调性强就成为行政办公室的工作特点之一。 2.战略全局性：行政办公室作为与其他单位联系的接口部门，在公务接待和外事管理等一些工作中常常代表着整个单位的形象和面貌。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往往都需要站在单位的角度去考虑，在处理问题时更要进一步统筹规划，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符合单位利益。 3.规范性：行政办公室的工作内容虽然繁杂多变，但要做到化繁为简，变杂乱为有序就需要工作的规范性。在公务接待、公文处理等工作中，虽然每一项任务都具有特殊性，但如果能够按照统一流程规范控制，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因此，行政办公室的工作常常伴有规范性特点。 4.创新性：行政办公室作为与外界接触最为广泛的部门之一，接受并吸收新事物和新方法的途径比较多；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办公室作为单位的一个重要管理部门，管理方法及制度上的创新是维持单位工作持续高效健康运转的必要条件。 5.高效性：行政办公室作为单位的重要枢纽部门，是各种信息上传下达的流转中心，是保证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控制环节。尤其在公文收发、批阅、传递过程中，是否高效将影响着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高效性也就成为行政办公室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必要的特征。 （二）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团队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促进当今组织发展壮大的科学之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合作、崇尚共赢的社会，纵观管理学的发展史，现代管理方法越来越趋向柔性管理，鼓励组织成员在公平合作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及整个组织的利益。团队管理讲究“团结合作、责任分担、绩效共享、实现共赢”，这种理念正是现代组织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必要。因此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团队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正在慢慢影响着整个社会和组织的发展。 2.依工作性质分析，行政办公室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管理。如上所述，行政办公室的工作性质包括：沟通协调性、战略全局性、规范性、创新性、高效性。团队管理下的组织优势包括：成员之间互相尊重信任，更容易形成协作的氛围；团队同一目标下，更容易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成员不仅遵守团队规则，更有心理契约的互相牵制；团队中的集体决策与互动学习更容易启发成员灵感，形成创新思维；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能力互补，更容易实现1+1〉2的组织高效运转模式等。而这些优势正是促进行政办公室发展的必须条件。 二、构建优秀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 （一）选取样本 按照绩优组与绩平组数量质量匹配平衡的原则，选取了3个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与3个普通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 （二）行为事件访谈 针对两个组6个不同团队，按照每个团队随机选取两名成员的原则，分别独立地进行行为事件访谈。认真详细记录每名受访者讲述事件中出现的团队管理特征。访谈前，告知每名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要讲述在其所处团队中发生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件，包括成功或失败的团队行为事件。 （三）数据统计分析 汇总团队素质特征编码的平均等级分数，对绩优组和绩平组的这一指标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合理明确的分工、充分合理的授权、团队规范建设、团队文化建设、有效的领导、有效的沟通、团队战略管理能力、团队学习创新能力8项素质特征上的平均等级分数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表示在0.05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表示在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四）模型初建 通过与普通团队的差异对比，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具有以下8项素质特征：合理明确的分工、充分合理的授权、团队规范建设、团队文化建设、有效的领导、有效的沟通、团队战略管理能力、团队学习创新能力。将这8项素质特征进行总结归类，建立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如图）： 三、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的建议 （一）在团队组织建设方面，要构建行政办公室内部的合理分工与授权模式 行政办公室工作繁杂琐碎，工作内容容易交叉重复，工作责任上也容易推卸扯皮，因此，首先一定要建立合理明确的内部分工。另外，行政办公室工作面宽，工作责任重大，为了调动每位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得每位成员能够共同为团队整体负责，就要形成充分合理的授权。 （二）在团队能力建设方面，要努力培养行政办公室成员的战略管理与学习创新能力优秀的团队能够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经常能够根据整个组织的战略目标来调整与建立团队的目标，使得团队成员能够为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而奋斗。因此，要努力培养团队成员的战略管理与全局意识。另外，优秀的团队不是静止不前的，对于知识的渴求与更新是持续的。团队成员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分享学习成果使得在团队面临新问题的时候总能以新方法解决。通过创新，团队的能力总是在不断地更新与提高，因此，要努力培养团队成员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三）在打造团队外聚力方面，要持续推进行政办公室文化建设和规范建设 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都有自己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准则。创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能够使得团队成员心情愉悦，更能让成员们在愉悦的环境下培养对彼此的友谊、信任和尊重的感情。因此，要持续推进行政办公室的文化建设。另外，还要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的办公室工作准则，尤其在成员们多元的价值观尚未得到较好的融合之前，工作准则和集体威信就显得更加必要。 （四）在打造团队内聚力方面，要构建行政办公室多元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沟通模式 团队领导者的工作作风与处事风格不仅能够影响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还能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和精神风貌。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领导者往往都能够通过科学分工、充分授权、宽容的处事态度、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以及一些独特的个人魅力来来影响着整个办公室的发展。另外，一个优秀的团队，其成员之间必定是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优秀的办公室管理团队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使得成员彼此之间充满默契，同时也在充分的沟通中避免了许多矛盾的产生。因此，要建立良性循环的沟通交流模式。

在梳理欧美文学中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根源的基础上，阐释了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形态，为欧美文学宗教伦理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方法，以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绵薄之力。外国文学课程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了解世界各民族所取得的文学、文化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建自身的民族身份，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但是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国文学文本产生误读，这显然会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因而，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只传授客观知识，而应将伦理教育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一、欧美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 外国文学课程主要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两个部分，但由于受教学学时数所限，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欧美文学部分。“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化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１］２１前者张扬自我，肯定理性，注重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后者寻求道德的自律，强调人的灵性，注重对个体超越性的追求；前者称之为人本主义，后者称之为神本主义。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欧美文学中伦理价值的底色。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所延续渗透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的宣扬以及全球化语境的浸润，国人对之较为熟悉，当代大学生更是以张扬个性、追求个体价值为自我标榜。而对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的熏陶，以及中西政治语境的差异性，从而使国人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较易产生隔阂感。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２］２０５由此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是打开欧美文化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而这一文化传统在文学中的表现，则体现在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两个方面。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３］因而探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大学教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面对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伦理价值教育引导同样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差异性，当代大学生对于欧美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无法理解，往往断章取义，导致误读，进而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而，梳理和阐释欧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基督教伦理层次，探究学生在各层次可能存在的误读，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正确的解读，对于当代大学生伦理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欧美文学教学与基督教伦理价值辨析 基督教伦理是以圣经伦理为基础，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评价和构建的一门学问。主要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神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人神关系在人世间的体现。而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的体现便主要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因而笔者将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梳理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以帮助学生解决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关于基督教伦理问题的困惑。 （一）文本阅读预设前提：人与神关系的断裂 《神曲》中的但丁迷失在昏暗而荒凉的森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日夜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问题；《罪与罚》中索尼娅对于苦难的拥抱；艾略特笔下的大地成为荒原，“我们是空洞洞的人……我们头脑中充满了稻草”；《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了无生趣的无望等待；卡夫卡《审判》中约瑟夫·Ｋ莫名其妙地在３０岁生日那天被叛有罪，等等。这些文学现象对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儒家伦理以“仁”构建其伦理价值的核心，注重内圣外王，强调生命价值的此世性，“生命感既自足又自予，既自失又自得，个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在有‘大美而不言’的自足自逸的快乐境界中悠然独化”［４］１４５。显然，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恒他者的存在，因而对于西方文学中莫名的罪感、虚无感和漂泊感无法理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进而产生理解的偏差，或者根本不知如何解读。而西方文学中这一切思想之根源，便在于人与神关系的断裂。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园之中，并叮咛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人类经受不住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旨意，从此被上帝遗弃，与上帝的关系断裂，像一叶浮萍在苍凉的大地上无根地漂泊，进而感受到生命的卑鄙与堕落，恐惧与虚无。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原罪”，这是西方罪感文化产生的根基。如此便可理解卡夫卡作品《审判》中的约瑟夫·Ｋ为什么莫名被捕。作为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自然会反映出其对宗教原罪伦理问题的思考。约瑟夫·Ｋ在莫名其妙地被宣判有罪之后，他无法相信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经理为何会被宣判有罪，于是，他一直试图通过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通过女人与莫名其妙的法院建立联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约瑟夫·Ｋ在审判过程中的辩护日益苍白，越来越体会到个体生命的虚弱无力，自主选择像狗一样地死去。罪、理性与女人是《圣经》中的关键词源，卡夫卡通过《审判》表达了他对于原罪的思考。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认为约瑟夫·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的状态，即理性之罪和沉沦之罪。《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罪的产生在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希望获得理性，取代上帝。约瑟夫·Ｋ在世俗的生存伦理中，依靠理性获得存在的根基，而这恰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审讯过程中，随着约瑟夫·Ｋ理性话语的逐渐减少，表明约瑟夫·Ｋ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灵魂的恐惧和颤栗，从而接近永恒。而这也正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理性的嘲笑。而约瑟夫·Ｋ的罪之二便是在审讯过程中，希望通过与女性的肉体沉沦来寻求与法院的联系，但同样是徒劳的，从而陷入绝望。这一点则隐射了亚当对于夏娃的沉沦，而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显然，《审判》中约瑟夫·Ｋ的“罪”的背景正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伦理基础之上的，否则学生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罪感体验。以此类推，学生在了解了人类的“原罪”状态之后，便能够理解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一系列欧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荒诞、虚空、堕落和漂浮等状态，那正是一种与超自然的神的关系断裂的无根之痛。罪之沉沦不仅使人类感受到生命中的有限性和无根状态，但是同时也促使人类渴望与上帝重新建立联系，寻找生命中的无限与永恒，实现灵魂上的超越，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救赎。其关注的是沉沦中的人们如何在世俗生活之中获得上帝的拯救，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基督教伦理思想。 （二）文本阅读中宗教伦理问题梳理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文化中以原罪论作为根基，以救赎思想为线索，建构起了西方世界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欧美经典文学作品，其成就就不仅仅是满足于反映社会历史现实，而是在于刻画人类灵魂的深处，使灵魂感受到颤栗，最终获得拯救的可能。那么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学生往往会产生何种误读？ １“人之罪性”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５］３３人类一方面忍受着人性中的幽暗带来的苦难和罪恶，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忏悔和谦卑，来实现与彼岸的连接。因而，在基督教伦理中，忏悔、谦卑和顺从被认为是美好的道德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描写了坚信超人理论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了杀人罪之后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并在基督徒索尼娅的感化之下内心忏悔，最终投案自首，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在课堂讨论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会对索尼娅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时没有感到吃惊，反而觉得他可怜而惊讶；对索尼娅面对苦难时的顺从感到不解。因此，学生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层的创作思想无法把握。但是当学生了解了基督教伦理中原罪说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文已分析指出，人类由于和上帝关系的断裂，自出生时起便背负原罪，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偏离，产生人性之恶，各种苦难从此遍布人间。因而索尼娅面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的罪人；索尼娅面对苦难，她并不是起来反抗，而是拥抱苦难，希望通过苦难获得最终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显然是通过《罪与罚》来表达他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抒写了其对于理性的思考。他认为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罪恶，人类不能通过理性和暴力获得最终的拯救，而是应该通过自我的忏悔和自省，建立与上帝的联系，最终获得心灵的皈依。以人之罪性为原点，欧美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人类之罪的思考，并希望通过忏悔、自省和受难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都在自觉人性之罪后，进行忏悔，选择皈依上帝。教师在授课中，在对文本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以契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对其中的人的理性的思考、人的内在自省和谦卑等，应予以提倡和赞赏，而对于苦难的顺从以及最终宗教皈依，则应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２“人之救赎”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康德的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类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仍然渴求暗夜划过的光芒，而连接深渊与星空的桥梁则是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回应，并由此而形成的仁爱、善良、忍耐、节制等伦理规范。但丁的《神曲》中，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的带领下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最终在天堂与上帝相遇。在授课时，学生往往会采用情境代入法跟随着但丁游历三界。游历地狱时，学生会与中国佛教中的地狱观念进行比对，因而对但丁笔下的地狱描写能够很好地把握，但对于但丁进入天堂之后，有关信、望、爱的思考难以理解，从而无法深入了解但丁创作《神曲》的深层原因。 显然，在本书中，但丁从两个层面探讨了人类如何获得幸福。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罪恶的批判，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人类的幸福境地，即希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层面探讨人类的幸福之路，而对于这一层面学生则不明其存在的意义。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清算了人类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但丁希望人类通过对于罪恶的认识，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即节制、忍耐、平和、宽容和良善。但是仅仅通过人类自身的美德还不足以使人类实现最终的幸福，但丁认为只有将所有美德指向上帝，才可获得灵魂的超越，因而但丁在结尾处写道：“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６］４４４而此处的爱则是上帝之爱，它犹如黑夜中的星光指引人类在苍茫大地上前行，而人类对于上帝之爱的世俗回应，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律，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丁正是带着上帝之爱，以忏悔和悲悯之心，游历地狱，并最终完成灵魂的超越，获得幸福的境地。可见，神之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在神之爱的关照下，人类通过自身美德的构建最终可以获得个体的超越。学生只有建构起如此基督教伦理的知识背景，才能够去感受欧美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精神抚慰，避免产生误读。《双城记》中的卡顿为了所爱之人一家的幸福，自愿走上断头台，临死前说道：“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现在做的是一桩大好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解。”［７］４２４－４２５这不正是基督之爱在人间的回响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最终在孤寂之中选择死亡，他对于家人无私之爱不正与家人的冷漠无情形成了对比？《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最终为了心爱王子的幸福化为泡沫，却因此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对周围人基督耶稣式的奉献最终让警察沙威陷入伦理的困境，选择自杀……欧美文学中此种不计回报、无差等之爱怎不让人的灵魂颤栗？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授课教师，在介绍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背景的同时，应将上课重点放在人自身美德规范的探讨上，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基本道德观相结合，在文本教学中，使学生对仁爱、善良、诚信等伦理价值得到共情，进而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 三、结语 鲁迅在１９０７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曾提到，“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８］２５４，认为文学“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８］２５２。此文之立意，在于以世界文学之格局，开启民智，振兴民族。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中国，民族存亡之危机虽已成过往，但在现代处境之下，我们仍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虽然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宽松的生活空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个体私欲膨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如此之背景下，鲁迅一百年前的呐喊，在今日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本科高校中，世界文学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来担当，笔者深感外国文学教学中宗教伦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希望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伦理教育能够在其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１］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Ｍ］．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Ｊ］．文艺研究，２０１３（５）：３４－４２． ［４］刘小枫．拯救与逍遥［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５］帕斯卡尔．思想录［Ｍ］．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６］但丁．神曲·天堂篇［Ｍ］．黄文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狄更斯．双城记［Ｍ］．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 ［８］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作者:姜海涛 单位:淮海工学院

随着大数据网络的发展，4G、5G网络的普及，网约车的出现是一个新生事物。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我国现行法律存在规制不健全的地方，如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之间的划分，相对于传统的机动车运行模式下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网约车因其平台运营的模式多样性，在网约车交通事故案件中，网约车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侵权主体更为复杂，乘客、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平台都可能成为侵权责任的主体。因此，认定的网约车交通事故中侵权责任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约车模式概述 “网约车”是指在传统运营模式下，以“互联网+”为介入因素，在此基础上演变形成的多种运营模式的整合，由互联网平台提供供需信息，达成资源的分配与利用，使用符合条件的乘客与车辆进行匹配，提供随用随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1］从我国滴滴打车、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易到用车、高德打车等打车平台来看，主要有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这四种不同的营运模式。(一)网约车不同类型的服务模式以“利润分配大小”为衡量标准，网约车可划分为“专车”和“顺风车”两大类型。而专车又可以分为两类平台居间型专车和平台自营型专车，平台居间型专车是指“网约车”平台处于居间地位，通过对市场中供需双方信息的广泛收集、整理和精准匹配，完善资源配置方式，如滴滴快车就是此类经营模式;平台自营型专车是指由“网约车”平台提供的车辆，特点是成本高，服务质量略高，在保证服务品质的同时还要维持盈利和面对市场竞争力。所以，自营型专车低于居间型专车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顺风车，是指私家车车主在出行中通过网约平台进行信息匹配承载与自己行程相同或相近的乘客的行为，它可分为无偿和有偿搭乘。前者属于情谊行为，数量较少。后者则不同，网约车平台根据乘客和车辆的信息进行匹配后，按照里程数计算乘车费用。顺风车与专车相比，费用更少，有利于减轻私家车车主的出行成本，但是由于需要对搭乘者与司机之间的行程进行匹配，搭乘者往往需要等待。网约快车是这四个运营模式当中最受乘客欢迎的一种出行方式，快车模式以“滴滴快车”为代表，主要是将社会闲散车辆进行资源利用，缓解高峰时期车辆短缺的现象，将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网约快车与专车相比，优惠程度较专车更大，网约快车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快车司机可通过注册或者签订合同加入，前者是网约快车司机以自己所有的私家车在网约车平台进行注册，后者是司机通过与滴滴合作的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车加入。网约出租车模式，是指在出租车运营模式上，出租车司机加入网约车平台，通过下载注册后成为网约出租车，与传统出租车相比，网约出租车主要多了线上模式，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揽客，网约车平台将网约出租车司机的行程信息和搭乘者的路线和时间信息相匹配，进行派单，提高订单成交率，减少空载率，减少资源浪费。 二、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现状与认定 (一)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认定的现行规定与不足 我国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已制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但是由于网约车本身的特殊性，其形式也可能不断地处于变化之中，有些纠纷无法直接套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规定。对于网约车这个新生事物，2016年7月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网约车为出租车的一种，要加强网约车的发展规模，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服务，方便公众。2019年11月20日《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经交通运输部第26次部务会议通过，其中第四章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营运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但该规则对网约车实际存在的问题也只是浅尝辄止，忽略了网约车不同模式下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上述两规定都没有厘清网约车存在的问题，各个主体之间责任划分仍不清晰。网约车现存有以下问题点:第一，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2］因网约车模式较特殊且复杂，其中涉及网约车平台、司机、乘客等多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各个主体之间关系各不相同，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就此进行明确划分。第二，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责任不清晰。如问题一所说明的，现行的网约车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在发生网约车交通事故或者网约车侵权案件时，造成网约车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不清晰，致使受害方或被侵权一方追责困难。第三，网约车法律主体的权利保障等问题。目前，我国现存的网约车平台注册网约车司机一般是通过申请者本人线上自行注册，而网约车平台仅对此简单的进行书面审核，造成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并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网约车平台也存在一定程度上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这里的个人，即包括乘客的也包括网约车平台司机。他们的个人信息都通过网约车这一互联网平台进行操作，如果网约车平台对个人信息保管不当，容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的侵权问题。综上可见，深入探究网约车现存的问题点以及现行规定的不足之处，对理清网约车主体关系以及主体之间责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二)不同模式下侵权责任分析 专车服务模式下，平台自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应由平台承担侵权责任，网约车平台与专车司机签订的是用人合同，专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实际上是属于侵权责任领域对于用人者责任的调整范畴，即用人者责任。用人者责任属于替代责任，在确定由用人者承担侵权责任后，也要明确这类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即网约车平台无任何过错，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网约车平台承担外部责任后，有权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内追责。［3］快车模式下，我们既要强调经营者责任，也要强调承运人责任。承运人要承担将被承运人送载到指定地点、保障安全等义务。承运人违反这些义务，导致被承运人遭受到侵害，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认定网约车平台即是经营者，在服务行为中占主导地位。乘客就是消费者，其权益受到侵害，乘客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现实生活中，大家几乎都有过打网约快车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网约车平台快车的司机素质参差不齐，素质高的让人感受到网约车带给我们的舒适与便捷，素质低的让我们心有余悸。国家行政机关应规范网约车市场，在快车模式下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金不足赔偿的，可以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先行垫付，网约车平台公司垫付之后可以向责任者一方追偿。顺风车服务模式，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应该由顺风车司机承担责任，顺风车相对于其他模式的网约车出行方式，出行成本较低，因为司机与乘客、乘客与乘客之间对费用进行分摊，减少了出行成本。在此种法律关系下，可以据此认定顺风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私下成立客运合同。所以当发生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时，顺风车司机应该起主要赔偿责任。而网约车平台，将乘客的叫车信息与司机信息相匹配，然后平台进行推送。顺风车司机在使用网约车平台收到搭乘者的叫车信息，陆续接载乘客将其送往目的地。我们可以发现，网约顺风车平台是居间身份。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可以推出，中介人在其提供居间服务时，应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对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出租车服务模式，如果出租车司机为聘用制工作人员，这种情形下可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即在司机被聘用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他人发生人身损害，则由出租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当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是承包关系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因为出租车公司将出租车承包出去，并对司机进行收入的抽成，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出租车公司不能主张免责。而出租车公司与司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享者”，出租车公司与司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 三、完善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建议 基于对以上网约车各个模式及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及责任的分析，提出以下完善建议:第一，禁止网约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完善对平台的监管制度。网约车平台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本身并不违法，但必须明确反对网约车平台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违法。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制和预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形成和发生，完善乘客的评价和投诉制度，建立乘客意见反映渠道，建立检查、监督和罚责制度，提高用户的乘车体验。第二，开放符合条件私家车进入网约车领域。［5］这一方面是对社会上闲散车辆进行资源整合，另外一方面也是减少黑车载客现象的发生。因此，相关政策制定者应研究私家车合法运营的必要条件以及加强对私家车的有效监管。为了保护消费者、其他相关人和私家车主的合法权益，有必要明确车况、驾驶人状况以及保险政策。第三，明确平台责任是责任认定的关键。网约车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条件整合信息和资源，但往往不愿意承担其作为居间者的责任，没有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处于一种消极的中间人状态。对此，必须明确平台的重要责任，网约车平台必须成为网约车事故赔偿的首要责任人，网约车平台公司必然会加强车辆的安全监管条件和提高驾驶员的入门条件，如有无犯罪记录、社会信用、车辆的基本设施和驾驶员资质都将成为平台自身主动掌握的内容，目的是为了减少平台承担责任的风险。第四，发挥平台自身的监管能力。［6］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补救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网约车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政府监管有时会滞后，而网约车平台则不同，其掌握着整个平台最先进的信息和资源，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政府把一切未知的事项都安排妥当也是不现实的，与其依赖政府加强法律法规完善，不如先规定基本原则和框架，鼓励平台发挥自身优势，顺应国家的行业发展政策，必要信息及时公开，不断提高对外的服务水平。政府应做好宏观调控功能和必要事项的事先预防，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第五，厘清法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纵观当前的审判立场及案例来看，很少有法官在认定网约车责任事故时根据网约车服务模式类型来区分判案，［7］有的直接依据《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简单地将平台公司认定为承运人地位从而使其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他关系;还有的直接以司机没有获取相关的行政许可而认定为具有过错并判决责任承担;平台和司机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一定的分歧，有认为其间存在居间关系，也有认为只是劳务关系的;更有一些平台公司直接根据收益来判决其承担责任的，违背了保障乘客安全和运营安全的目的，导致无法保证乘客利益的实现。因此必须区分网约车各服务模式下的不同法律关系，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四、结语 本文对网约车目前存在的各种模式下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探讨，对各个模式进行阐明，对各个主体之间进行责任划分，并提出建议，希望对于解决网约车侵权责任主体争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能尽快出台，以解当前之困境。 参考文献: ［1］黄华莹．运输经营法律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应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3］郑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胡建淼．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研究［J］．中国法学，2016(3)． ［5］张素凤．“专车”运营中的非典型用工问题及其规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6)． ［6］江琳．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行政法分析———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0(3)． ［7］郭锐欣，张鹏飞．进入管制与黑车现象［J］．世界经济，2009(3)． 作者:高欣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农业科学论文:设施农业科学人才培训 1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必要性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涉及农学、工程、环境等多门学科,因此,在设置课程时,应充分考虑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但目前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高等院校大多对人才培养方案基本处于探索阶段,潍坊学院在2003年第一次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实施的情况下,经过2006年不断调整修订,但仍然存在课程设置相对不合理、实践环节与社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原有专业课程模块需要重新调整等问题,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势在必行。2010年,我们在走访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特色,根据潍坊学院实际,注重改革方案的地域特色和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构建了新的特色人才培养方案[2]。 2构建和实施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是教学计划的最基本单元,是专业教学改革方案的具体落脚点。依据学科、社会和学生需求,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采取“纵向压缩,横向拓宽”的措施,建立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了“厚基础、宽课程、长实践”特色,从而拓宽了专业基础,强化了实践应用能力[3]。 2.1课程设置实施方案 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有机结合,突出课程建设,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重新优化和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总体框架,课程体系划分为三个平台,由通知教育课程平台(必修和选修)、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平台(必修和选修)、专业选修课程(限选和任选)平台,加大选修课比例,推行套餐式服务,充分发挥学校学科齐全、文理渗透、农工结合的综合性优势,鼓励学生跨院、跨专业选课,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全面发展。通识教育课程: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注重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坚持外语教学四年不断线,实行分级教学,建设自主学习的网络环境;坚持计算机全程教学与应用,强化计算机网络的教学与实践,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体育教学由竞技体育向健康体育转变,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健身习惯;重视艺术与人文教育,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严格公共选修课程的审核准入制度,加强过程管理,提高课程质量。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根据该专业涉及农学、工程、环境三个学科的特点,改变了原培养计划中农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较大,工程和环境类课程缺乏的局面,实现了农学、工程和环境三大学科的有机结合;精选课程,推行小课制,对农学类课程中与专业关系不够密切的课程进行了删减,对与学科专业关系密切必须保留课程的学时进行了压缩,使农学、工程、环境三类课程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 工程和环境类课程中增设了工程力学、画法几何、测量学、自动化控制原理等课程,生物类课程中压缩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等的学时,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课程由专业基础必修课调整为选修课。学科基础与专业选修课程:在专业限选课中,密切结合潍坊特色农业,浓缩、精选核心课程,科学设置设施农业科学和设施农业工程两个模块方向。设施农业科学方向包括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两大内容,主要设置设施园艺学、设施植物保护学、水产养殖学、动物医学等核心课程;设施农业工程方向包括设施工程设计建造和设施工程环境调控两大内容,主要设置农业设施设计基础、设施农业工程环境学、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等核心课程。在任选课的设置上,以提高学生专业基本素养和个性发展能力为目标,力求体现专业特色,丰富和深化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学生鲜明个性,新增设设施专用品种选育、工厂化育苗、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课程。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除军训和公益劳动外,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分为学科基础实践、专业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专业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五个部分因课程设置不同每个部分对应1～3门课程,学科基础实践重在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认知能力,专业基础实践和专业实践重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专业综合实践重在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重在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整后,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共达到33周,实验和实践课程在总学分的比重达到37.5%。经过调整,学科基础与专业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的比例达到5.2∶1.8∶1,这与我国试行学分制以来的各大著名高校的比例基本一致,既考虑了学科课程发展的需要,更尊重学生个性特征需要,促进了三元课程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具有较高技能和丰富个性人才的培养;实践课程学分得到提高,实验实践学分在总学分中比例增加,构建四学年“三四四”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2.2课程设置实施特色 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整合优化,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有机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学生培养实行学年学分制,总学分为160学分,其中必修课程86学分,选修课程32学分,实践环节和其他共33学分。课程设置具有“厚、新、宽、活、长”的特点。“厚”主要是强化专业的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如在基础课设置中就包括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课程,较一般的农学类和工程类专业的基础课设置有很大的不同,数学、化学的基础显著加强。“新”体现在专业课的设置上,结合潍坊是农业大市、寿光设施蔬菜发达和诸城畜产品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实际,充分考虑设施农业发展的需求,在专业限选课上设置设施农业科学和设施农业工程两个方向,其中设施农业科学方向中同时设置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的相关课程,这在全国其他高校中是没有的;设施农业工程方向中,除了设置农业设施工程环境学、农业设施设计与制造课程,还设置了设施植物栽培学等农学类课程,从而将农学、工程和环境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宽和活”体现在选修课的设置上,我们将选修课分为三大类:专业类、拓展类和前沿类。 专业类课程以巩固专业知识、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的,如设施专用品种选育、工厂化育苗、饲料加工工艺学等课程;拓展类课程则以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如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课程;前沿类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对学生科研深造具有重要作用,如生物化学专题、分子生物学专题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自主选择相关课程,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积极性。“长”体现在长实验、长实践上。在实验课程的设置上,重点提高实验课程时数和质量,实验学时达476学时。分为“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研究创新性”四层次实验课程,依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组织能力和自主实验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实践课程分为“学科基础实践-专业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专业综合实践-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五层次实践环节,层层递进,依次提高,特别是专业综合实践,在第7学期集中进行,此时专业课程已经学完,设置8周到寿光高科技园等校外合作基地进行专业综合实践,深入实践、到实际生产一线获取增长才干的机会。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含科研训练)在第6～8学期结合教师科研课题开始进行,主要集中在第8学期。通过以上四年不间断的实践环节的培养和训练,可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适应社会,树立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把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3人才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1)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重新调整了课程设置,合理调整了专业课程,避免了课程重复、交叉等问题。增加了设施农业工程方向模块,重点开设温室设计与建造、温室自动环境调控技术、设施作物栽培、设施养殖等课程,真正体现了理农渗透、农工结合的宽口径特点。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其他省份的学生可根据家乡地域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 (2)结合潍坊设施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区域优势,依托校外寿光高科技博览园、青州绿博园等联合教学基地,能够到现代化的生产一线得到实践操作和锻炼机会。 (3)实施素质教育,实行学年学分制,注重个性发展,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与潜能,鼓励学生跨系、跨专业选课。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来拓宽知识面。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贴近农业发展的实际,更加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该专业立足地方设施农业特色发展,有良好的前五届本科生的培养基础,其中有50%左右的学生考研继续深造,有较好的专业发展潜力,其余学生在相关行业和产业就业创业,受到了国内其他高校同专业的肯定和借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专业培养的学生既有创新型人才,也有创业型人才,并且毕业生在单位很受欢迎,达到了人才培养的目的。 总之,自从潍坊学院首批批准设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来,立足地方特色,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突破口,不断建设和实施服务地方的复合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前已有5届学生共175人顺利深造和就业,并已成为符合社会需求和建设的高级专业人才。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体系的构建 摘要：针对新疆现有的涉农网站和平台现状，对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构建进行了分析研究。利用中间件的优势，对现有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进行集成，并根据用户需求增添了查询、服务等功能模块，对各模块的功能进行设定分析，从而满足了用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实现了对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有效保存、挖掘分析、共享利用，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关键词：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间件；管理模块 农业科学数据是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科学地管理农业数据，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各种农业资源。近年来，新疆农村互联网水平显著提高，新疆各类涉农网站也纷纷设立，农业化信息队伍不断壮大。但是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独立的门户，信息之间数据共享不足，信息交融不够，因此，构建全面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管理和共享服务体系、整合各种农业数据资源、实现对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便成为各部门和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 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现状 新疆已建立的涉农网站超过了100家，其中一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用户的使用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如新疆农业信息网、新疆兴农网等。此外，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共享基础平台，如新疆干旱区林木种质资源共享基础平台、新疆畜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新疆环境气象监测信息共享平台等。为了避免各部门独立设置门户网站及建立信息平台，因重复建设而产生的资源浪费，更为了方便用户查询各类农业相关信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将现有的科学数据整合集成。集成现有的数据资源平台，能够充分利用各部门的信息资源，有助于消除“信息孤岛”，使各单位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自己的特色资源，节约成本。此外，集成数据共享平台在不影响原系统运行的前提下，对各种异构数据统一表示、管理，并为用户建立一个方便透明的数据访问入口，使用户不必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应用系统，进行繁杂的操作过程，只需表达其需求，从而显著提高查询效率。 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思路与原则 2.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的思路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思路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2.1.1数据开发、积累和存储的功能包括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和标准化整理，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库和数据集，使科学数据得到有效的保存，为实现科学数据共享提供资源基础。2.1.2集成及信息拓展功能采用中间件法把农业各个学科的科学数据集成到一个网络系统、集中在一个共享网站上和展示，以便于用户的查询和获取。同时，数据库中的信息还可以动态地增加、删除以及更新。2.1.3数据共享功能即在数据和用户分级分类基础上提供数据在线和离线服务，如数据的分发、数据在共享网站上的等。2.1.4智能的搜索查询功能用户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模糊查询等多种查询方法对科学数据进行快速查找。2.1.5其他服务功能平台还能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内容，如专家咨询、标准定制、决策支持、统计分析等，同时提供了API接口，能够方便地接入新的信息服务模块。 2.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的原则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络化等手段提供信息的共享服务，便于用户的信息查询及使用，在提供信息数据共享服务的过程中，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原则。2.2.1针对性任何信息都是在特定时间、场合下对特定用户的需要产生效用，因此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必须围绕用户的特定具体信息需要来展开，注意信息提供的针对性。信息服务就是要为特定的信息找到确定的用户，使信息发挥最大效用。无论何种信息都必须针对用户的信息需要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1]。同时，随着社会信息总量的迅猛增长，相关信息也在不断增多，如新疆农业信息网每个工作日的信息更新超过50条，如果关注所有农业相关信息，每日信息量会远超过此，而信息提供量超过了用户的吸收能力，就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应在完整性基础上认真筛选加工，在可满足用户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少的信息。2.2.2时效性时间对于信息价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时效，应当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尽早地把信息提供给用户。但最好是把握恰当的传递时机，在用户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出去。2.2.3方便性科学数据共享服务要为用户的信息行为提供最大的便利条件，如简单易用的界面，数据的上传下载，要求系统使用方便、对终端用户来说不需要太多的精力用在对软件本身的使用上。还有采用信息技术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跨地域、跨系统的信息共享简化利用信息服务的手续，从而提高信息服务的效率等。2.2.4可拓展性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实现的不仅是数据收集、累计，更重要的是需要集成不同的系统，完成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的客户端也能方便地共享数据。而且对不同数据库，都可以提供符合共享数据平台标准的数据，同时软件本身有开发接口，提供给后续的开发和使用。2.2.5稳定及安全性由于数据平台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的，作为数据共享的平台会被频繁访问，系统的稳定性尤为重要。同时为保证数据存储和共享平台，数据、网络的安全，对访问用户应进行严格的权限控制。 3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 3.1基于中间件法的分布式数据共享平台的集成架构 鉴于新疆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查询系统或信息共享基础平台，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做的首先是能够对已有的系统进行集成。笔者将采用中间件法来实现分布式异构的数据信息集成。中间件是提供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之间连接的软件，以便于软件各部件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应用软件对于系统软件的集中的逻辑，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框架如Web服务、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等中应用比较广泛。中间件法具有成本低、容易实现、局部数据源加入方面灵活、自治性强等优点[2]。元数据是关于数据集的数据，它在地理空间信息中用于描述地理数据集的内容、质量、表示方式、空间参考、管理方式以及数据集的其他特征，是实现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的核心标准之一。笔者运用元数据在中心节点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映射表，根据元数据映射表，就可以在查询时自动定位所需查询的数据源位置，实现灵活高效的信息资源整合，从而实现分布式信息资源一体化的建设和共享。在用户与各个分布的信息资源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将元数据管理封装在中间件中，通过元数据映射表为分散的各个数据源和网站或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接口，就可以实现将分散在各处的数据库等同于单一数据库来集中调用。图1显示了分布式数据集成的逻辑结构，在用户和分布式农业科学数据之间建立一个中间件层，为分布式的异构数据源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接口，通过元数据管理器将各个节点提交的对自身数据库描述的元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并为无分类的资源定义分类规范，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将分好类的资源呈现给用户，用户就可以根据分类信息方便地浏览或查询自己所需要的农业科学数据。 3.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总体框架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考虑既有分散又有集中的体系结构，它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实体，通过数据中心能够实现农业数据的整合集成、保存及社会共享服务。通过中间件法可以将分布异构的农业科学数据集成到共享平台下，使其具有统一标准的数据源接口及共享协议，能够有效地进行管理，还需要添加一个服务模块，使各个分散的信息源都能够方便快捷地成为共享平台的一部分。此外，服务模块的结构设计采用灵活的层次，可对其进行任意功能服务的拓展。因此，整个数据共享平台是一个由网络层、数据层、服务层、中间层、服务层及支持保障层（包括技术支持、管理支持、标准支持）组成的多层次的综合系统[3]，如图2所示。第一层是用户层，提供统一的用户输入接口。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接入方式如手机、浏览器、电脑等，登录到数据共享平台，使用不同的设备都能够方便快捷地访问数据共享平台的所有信息及服务。其次，根据用户身份将其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用户在登录平台后对数据信息享有不同的浏览及使用权限。第二层是服务层，可以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检索查询、专家咨询、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服务，同时服务层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以及数据共享平台的需求方便快捷地增加其他服务功能。服务层是用户发现和获取数据的关键点，是数据中心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第三层是中间件层，能够通过元数据映射信息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异构数据源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数据的集成。第四层是数据层，其中包含了分布在各个系统的分散数据库，也可以新建数据库。对于各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调用共享，还能够动态地添加、删除或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第五层是网络层，是数据中心运行的网络环境，包括软硬件条件、操作系统、备份系统、安全系统，各个数据源之间的网络互联、网络出口带宽等，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访问数据中心，查询和获取相关数据。网络层主要解决硬件管理问题和支持上层的数据管理问题，是数据中心运行的基础。第六层是支持保障层，由技术、标准和管理三个方面构成。支持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元数据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支持标准由数据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三大系列标准组成。管理支持包括组织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运行机制保障、安全保障等组成。 4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及功能模块分析 4.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 为了完成平台的数据整合和数据共享服务，笔者从设计角度构建平台的层次结构模型，包括平台的功能设置、基础模块以及各功能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如图3所示。用户可通过多种登录途径进入数据共享平台，经过用户管理模块的验证后，不同用户将在平台中享有不同权限的查询及数据共享内容。平台能够为验证通过的用户提供检索查询、导航、专家咨询、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多种服务，而支持这些服务所需的数据，则是由元数据管理模块将处于不同位置的异构数据库集成共享而来的。在元数据管理模块处添加领域本体，增添数据的语义信息，从而能够实现模糊查询。此外，在数据库层还有一个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能够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对数据库进行添加、删除，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更新等。不同权限的用户享有不同的操作权限[4]。 4.2平台各模块的功能分析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包括多个模块，下面就分别介绍各模块实现的功能。4.2.1用户管理模块用户层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输入接口，其输入接口可以包含多种形式，如浏览器、手机、短信等多种登录查询渠道。由于农业科学数据种类多、数量大，各类数据的加工存储状态各不相同，部分资料还有保密性要求，因此，共享数据范围按数据内容进行了分级，如一级数据为国内外公开数据，可供用户无偿使用；二级数据为省内公开数据；三级数据包含专项数据，只为部分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四级数据为原始数据及保密数据，仅供少数专家或相关研究人员共享使用。用户管理模块用来实现用户分级分类共享数据。按照用户注册信息进行等级划分，可将用户分为个体用户和群体用户。个体用户分为普通用户、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群体用户包括科研单位、相关企业等。不同的用户对共享的数据具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个体用户对各项数据仅有查询权限，而管理人员则可以添加、删除或更改数据。用户通过统一输入接口将注册信息输入，用户管理模块将其信息存入用户信息库中，便于以后用户登录对其等级进行查询。注册用户登录后则进入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开始查询信息或接受平台提供的各种服务。4.2.2数据平台服务模块数据平台通过各种模块能够提供多项服务。检索查询模块提供基本的信息检索接口，接收到用户的查询信息后进入元数据层寻找相关信息，由元数据目录引导找到相关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查询，然后将查询信息返回检索查询模块，以浏览页面的形式呈现给用户。导航服务模块能够记录用户的查询历史，并对用户历史查询信息特点进行总结归类，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对用户再次访问提供个性化服务。专家咨询模块能够支持用户向专家提问，专家咨询模块将问题经过处理后自动传给相关专家，然后将答案传回给用户。当问题得到满意答复时，问题及答复则存储在专家咨询模块的数据库中，以便下次有相同问题出现时，可自动提供答案。决策支持模块主要面向群体用户，如科研机构或企业等，根据用户决策需求，整合搜集到相关的政策报告、统计数据等经过分析处理，为用户决策提供支撑信息。服务管理模块实现的功能是对于服务模块的添加、删除或更改。当数据共享平台需要提供新的服务时，可通过服务管理模块创建新的服务模块，以保证农业科学数据平台的灵活性。4.2.3元数据管理模块当用户对平台各项服务进行操作时，需要元数据提供数据库信息，元数据管理模块接收到查询参数时，根据元数据映射数据库找出享有的数据源位置，元数据管理模块通过分布式异构数据源统一访问接口进行数据查询，然后将查询结果统一格式后返回给用户，本体数据库能够对用户输入的查询条件进行语义拓展，从而实现数据的语义化查询。4.2.4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主要功能是为数据库的增加、减少提供一个接口，便于新的数据库的加入，保证了数据共享平台的可拓展性。 5结语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目前的各网站资源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其结构体系的建立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不断地优化。笔者针对新疆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自己的信息查询系统或信息共享基础平台的情况，结合中间件法的优势，对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已有的系统进行集成，再根据用户需要增设各种服务及查询功能，既能很好地利用已有资源，又对不同渠道的资源进行了整合，使分布不同的各种资源能够相互贯通，用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满足了用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5-11]。 作者：朱倩 王华丽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科学技术 摘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必须以农业科学的完善为前提，坚持农业生产、经济进步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1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特征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可持续发展农业是要求社会、经济、环境协调统一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同，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公民、行政机关的多方支持。可持续农业是一项持久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每一位公民的力量，在劳动和生产中都遵循着生态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济必须依托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和重要手段。与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不同，现代农业在先进科技的帮助下，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节省了土地等重要的农业资源，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2现代农业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关系 中国的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农业一直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产业。不过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也受到重重阻碍。在此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坚持采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技术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基础。所以笔者通过论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希望能找到解决途径。科学技术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一个必要要件，主要体现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对现代技术的影响、科学技术对于可持续农业的促进作用2个方面。 2.1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农业科技的作用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要求必须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保护农业环境不受破坏，进一步开发相关的农业科学技术等等。以上的理念都对于发展农业科技有重要影响。开发农业技术不能只看这项技术的效率和带来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在运用技术的同时不会给农业环境和生态平衡带来危害。而且还要关注这项农业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所以说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影响下，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不同于以往，而更加侧重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2.2科学技术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发展的历程里，科学技术一直发挥着积极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能够提高社会历史的发展速度，甚至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样，在农业领域，科学技术一样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能够极大的增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还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去有很多不规范的生产现象，导致土壤肥力减弱、水土流失等多种问题出现，而先进的现代科技可以最小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的恶化，做到经济发展和生态的平衡。科技的进步帮助我国上千上亿的人民解决温饱，同时也能促进中国的良好的生态建设。所以说农业技术在维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功不可没。 3利用现代科技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要积极利用现有技术来提高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程度。在制定相关农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时，一定要保证科技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协调，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根据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来研发和使用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的统一。在研发农业技术时，要保证新成果和新技术的及时产出。由于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国家对于农业技术的开发研究上一定要给与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将技术骨干和充足的资金注入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中去。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出应有的调控角色作用，为农业技术的培训和相关技术、产品的研发提供必要的支持，并监督农业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加强对落后地区的科学知识的教育普及活动。说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所以培养一批有知识文化的农民和农村技术骨干也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可以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并且注意要理论联系实际，让农民们能够真正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能运用相关技术实现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一旦公众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就能提高农业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能够实现社会、政府、公众3方参与的良好局面，对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地理条件的原因，我国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显著。因此笔者认为一定要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解决途径。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科技之间的关系，能够说明这2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利用相关条件保障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必须以农业科学的完善为前提，坚持农业生产、经济进步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李金 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研究 1农业科学数据概述 1.1农业科学数据的含义 农业科学数据是农业科技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性、基础性的数据以及按照不同需求加工后的数据集和相关信息[2]。从广义而言，农业科学数据包括农业科技基础数据、农业科学实验数据、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农业科研条件数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数据等。本文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农业科学数据及其增值服务。 1.2农业科学数据的特性 农业科学数据借助数字和其它符号记录农业活动的特征、本质和规律，其主要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资源性。从信息的层面而言，农业科学数据属于信息资源的一种，它不像物质和能量那样越用越少，是一种非消耗性资源，可重复利用，而且在利用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并产生新的数据，实现价值增值。但农业科学数据是需要开发才能获取的，农业活动主体因人力、物力、财力的差异对农业科学数据的支配能力而不同。（2）共享性。共享性是农业科学数据的本质特性之一，它不具有排它性，多个用户可同等程度同等权利地利用同一数据资源，不受使用者专业背景、使用目的、地域、个体差异的影响。当然这种共享也是相对的，会因知识产权和一定的技术条件受到限制。（3）选择性。农业科学数据具有使用方向上的可选择性，它可渗透到农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同一数据资源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上，可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农业活动主体可据此选择农业数据的使用方向，合理配置数据资源，使之产生最佳效益。（4）增值性。科学数据都具有增值性，其增值性体现在科研、经济和社会的多个方面，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据产生过程中需要昂贵的开发费用，而在数据应用中只需廉价的复制费用，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复制，节省大量的重复投入费用，而得到大量的价值产出，这个价值产出是通过对科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取得新的数据或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科学数据的增值具有一次投入，多次使用，成倍增值的特点。 2农业科学数据的增值服务模式探讨 农业科学数据增值通常是指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开发，使原有数据的价值增加，并以多种方式（产品、服务等）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为用户带来附加价值。农业科学数据增值包含价值增值和服务增值两个层面。对数据进行采集、提炼、加工、处理，使用户能得到更直接、更有效的数据产品，数据在质、量和功能上都产生一定的递增变化，这是数据的价值增值。而通过科学数据为用户提供数据产品以外的服务，满足用户的个性需求，是服务增值。价值增值是服务增值的基础，服务增值是价值增值的深化，两者统称为增值服务。农业科学数据只有经过充分和广泛的应用才能实现其价值，而应用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加工并通过一定方式提供给用户，数据才能得以利用。如上图所示，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可分成从初级到高级的三个服务层次，即：数据加工服务、数据分析整合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数据加工是对大量分散无序的数据进行采集、选择、加工，建成数据目录目次、文摘索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等，便于用户检索所需数据，这是最基本的数据增值服务。数据加工的结果是各种数据产品，而农业数据的分析整合是中级增值服务，包括农业门户建设、数据导航、农业数据与文献的对接、农业数据挖掘等，对农业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使之为政府决策、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农业推广发挥更大作用。个性化服务是增值服务的高级阶段，以用户为中心，针对用户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制地提供特色服务，如学科馆员服务、特定数据或数据分析报告的定制服务、竞争情报等。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的三个层次是既有差别又紧密相关，数据加工是开展分析整合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基础，没有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数据的分析与整合、个性化服务犹如无源之水；数据的分析与整合、个性化服务也会涉及数据的加工，三者之间不能绝对划分，而是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整体。提供农业数据增值服务的主体有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农林高校、数据商、社会信息机构等，他们均能提供不同层次的农业数据增值服务，而服务效果又可以由用户反馈给服务提供者，不断地改进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3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主要内容探讨 从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模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体现在数据分析整合和个性化服务层次。数据加工的结果是各种数据产品，也是农业数据增值服务的一部分，但只是停留在增值服务的基本层面，远远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尤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普及使得“三农”用户对农业数据的需求更高、更具体，不仅需要数据，更需要深度分析、具有综论性或前瞻性的高端数据服务，现阶段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3.1建立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可以是国家级、地区级和省市级。无论是哪一级，应由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规划、实施和管理，使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的农业科学数据服务平台。如“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是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一部分，自2002年启动以来，已建设了7个数据分中心，集成数据库（集）574个，资源量在600GB以上，实现网上共享[3]。这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共享平台，目前主要提供数据存储、累积、共享等功能，其特点是数据量大、辐射面广、网络环境优，但数据分析、综合以及功能多样化方面还有待加强。 3.2建立农业科学数据门户网站，开展整合与导航服务 目前的网上农业数据资源整合与导航服务主要是针对文献信息层面，很少以各种农业科学数据为对象进行资源整合及导航的。基于这种现状，对农业数据的整合，有二种实现途径，一是在现有的农业文献信息平台上增加农业科学数据内容和导航服务。利用已有的网络信息平台添加农业数据及其导航服务内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使用效应，成本低，效果快。二是建设新的农业数据整合与导航门户系统，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所需时间周期较长，但在系统功能、数据加工处理标准及加工技术、数据、服务内容、用户反馈等方面更加完善，如前所述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 3.3“三农”特色定制服务 面向个人用户或团队用户的个性化服务。针对用户的个别需求，专门收集和提供数据产品或服务，包括数据检索、提供专门的数据目录及实体数据、分析报告、定向咨询与培训、数据推送、FAQ等，甚至根据用户需求建立农业专题数据库或专题网站。如浙江农业信息网的“农技110咨询”、“每日一助”等服务很受农民的欢迎，效果很好。 3.4学科馆员服务 主要针对农业科研人员的个性化服务，在农林高校和农科院所开展较多。每个院、系或研究所由图书馆配备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馆员为学科馆员，院、系、所配备图情教授，以互动方式开展对口服务，主要涉及特定资源选择与配置、数据发现与获取技能培训、课题查新、学科服务等，并融入到科研中全程提供咨询服务。 作者：刘碧波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农业科学论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5%的人口、90%以上的国土在农村。建国4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以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小康生活目标,向富裕水平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得到持续发展。 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面临着重大挑战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完成工业化过程,耕地不断转用于非农业,大量灌溉用水也转用于非农业用途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口的刚性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重了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如何处理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民以食为天,核心是粮食问题。 中国建国47年来,粮食年递增达3%。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总产年际虽有波动,但最大波幅不到10%,已挤身世界粮食稳定系数高的国家之列。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虽然如此,中国决不可掉以轻心。根据估算,到2030年,按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6亿左右,人均占有粮食400kg计算,粮食总产需为6.4亿吨。也就是今后35年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加近40亿kg,年递增1%左右;若按目前单产4200kg/hm2计,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不减,单产水平需提高1500kg。作为农业大国,除了粮食外,我国需高度重视农业的全面发展。《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指出,“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要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实现这一系列宏伟目标,农业科技将起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变化;80年代,为使粮棉油全面丰收,着重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90年代,农业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原动力,更重要的在于到2000年乃至下一个世纪将在农业生产的腾飞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据初步统计,1979～199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认的科技成果有3.2万项,其中受到国家、部门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4815项。这些科技成果不仅有较高科技水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计算〔2〕,1971～1980年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7%,1981～1985年间增至35%左右,以后有些浮动,但目前仍为3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遗传学理论和育种技术的突破,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目前,我国已收集、保存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33万份,其中属国内收集保存的占85%,而且种类十分丰富。自建国以来,全国共培育出41种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5000多个,使粮食等主要作物种植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3～5次,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每次更换一般增产10%～30%,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占30%左右〔4〕。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水稻为例,7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选育并在生产中推广“三系”配套的籼型杂交水稻,这在水稻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不仅为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途径,而且也为自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闯出了新路,极大地丰富了遗传育种理论。据统计,至今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1.6亿hm2,年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近50%,年增产稻谷约125亿kg。在畜禽良种培育上,继培育肉脂兼用型猪新品种之后,80年代又培育出商品瘦肉猪新品系,瘦肉率高达63%,料肉比由5∶1降至3∶1。培育出肉鸡、蛋鸡系列新品系和中国黑白花奶牛、中国美利奴羊等,良种覆盖率达60%～80%。 2.2改进田间管理技术和饲养管理方法,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产出率 如改双季水稻三熟制,北方发展间作套种,发展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技术和水稻叶龄模式栽培技术,以及立体种植技术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综合配套技术等,使全国复种指数达156%〔7〕。此外,通过增施化肥和改进施肥技术,配方施肥、推荐施肥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比传统粗放施肥增产8%～15%;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达333.3万hm2以上,提高水的利用率30%～40%,降低能耗50%,增产粮食20%～30%以上;引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经过研究和技术改进,年应用面积达470多万hm2。在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方面,推广良种良法配套集约化饲养技术。以草地畜牧业为例,在南方条件下可实现0.14～0.20hm2地放养1只羊,北方条件下可实现0.33～0.53hm2地养1只羊。在饲料饲养技术开发方面,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饲养标准和饲料配方,饲料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使饲料转化率提高30%。 2.3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有效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 提出以种植抗性品种、生态系统调控、科学施用农药等措施相协调并因病虫各有侧重的综合防治技术,使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小麦线虫、麦类黑穗病基本消灭,小麦条锈病基本得到控制,粘虫等迁飞害虫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150亿kg。研制成功的一批安全有效疫苗,基本控制和消灭多种畜禽疫病,如牛瘟、牛肺疫、猪瘟、马传贫等,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4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研究发展很快,正在走向生产 中国已成功地利用组培、花培技术,选育出40多种作物新品种、新品系,其中水稻、小麦、烟草等已用于生产。果树、蔬菜、花卉和马铃薯脱毒快繁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利用基因工程已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植物,其中抗棉铃虫棉花、抗黄矮病小麦、抗青枯病马铃薯等已进入田间试验示范。首次研制完成了4等分奶牛胚胎并获得4分胚胎牛。利用染色体技术,在母牛妊娠后20d左右,可准确地判断牛胚胎性别。研制成功3个不同品种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经10万头母猪100万头仔猪示范表明,使用该疫苗可以显著降低仔猪腹泻所引起的死亡率。此外,核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也广泛用于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科技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科研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手段和科研基础的差异,使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和承载力同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为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份额仅为35%,灌溉水利用率和化肥当季利用率均低于40%。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仅为高产国家的41%、68%、54%、45%。在畜禽草资源评价利用、畜禽疫病诊断、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中,技术推广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显然,这些差距从科学技术工作的意义上说,就是潜力、就是希望。 3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总体目标 21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实际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现代农业科技将出现超前性、渗透性、竞争性和创新性四大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浪潮冲击下,农业和农业科技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中国农业生产要实现4个转化,即: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转化;手工劳动与半机械化、机械化相结合,逐步向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转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逐步向高产优质高效集约化经营、科学务农转化;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中国一定要形成大农业的观念与格局,实现农业产业化,即农工贸一体化,使农业获得必要的、应得的效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九五”至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为: 1.以科技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广和普及现有科技成果和适用新技术,减少农民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进一步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2000年提高到50%左右。2010年,为农业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提高、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证,贡献份额将达到60%左右。在土壤改良、杂种优势利用和作物多抗性育种、多熟种植、高产栽培、生物防治、畜禽疫病诊断和淡水养殖等优势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2.加快农业技术改造,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的产、供、销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当前尤其要抓好种子工程。 3.为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攻克一批关键性、综合性的重大科技难题。 4.进一步加强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到2000年使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达到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或接近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农业科技水平的差距,到2010年,争取60%农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加强农业科技发展能力的基础建设。 据此,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沿着4个层次展开: 1.农业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动植物生产力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的重大关键技术。 2.重大应用基础和基础性研究,以提高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增强发展的后劲,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 3.重点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研究,重点加强农作物种子工程,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大豆5大作物大面积生产开发示范工程,畜禽规范化养殖,黄淮海地区节水农业工程,南方丘陵、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工程等建设。 4.高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工作,以获得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快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形成新兴产业。 4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重点领域 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农业形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为播种面积、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据近20多年资料表明,世界粮食增产中25%归功于扩大耕地面积,74%归功于提高单产。中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了挖掘内涵、集约利用土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设想〔6〕。增加粮食的途径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现有耕地上的单产,及减少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逐步推动“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同时还要大力加强菜篮子工程和特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以科技支撑整个农业的发展。 今后加强研究与推广的10大重点领域为: 1.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鉴定、评价和利用。充分发掘利用现有特(优)异种质材料,进行相关目标性状的遗传改进,在超高产、抗虫、抗病、抗逆境和品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加强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 2.动植物新品种选育。选育高产、稳产、多抗、优质的作物新品种,加强抗旱、抗寒、抗涝、抗盐碱等品种选育,并大力推广和示范。在今后15年内使品种更新换代2～3次,良种覆盖率达85%以上,使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贡献份额提高10%～15%。同时在畜禽、牧草、水产优良品种选育及苗种繁育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 3.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针对我国动植物重大病虫草鼠害和疫病的灾情现状和成灾趋势,开展灾害预测和控害减灾技术研究,以及病虫抗药性监测和农药安全有效施用技术研究,为减轻灾害提供经济、安全、高效的配套技术。农药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30%～35%,病虫害损失率降低5%～10%,畜禽死亡率降低8%～10%。 4.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畜禽、水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综合配套技术研究。研究作物“两高一优”综合栽培技术,农作物间套复种多熟增产机理与综合配套技术及不同区域作物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管理系统。围绕提高施肥利用率,研究提出多种改进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10%～15%。在节水高效农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因此根据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的需水规律和农田水分循环机理,研制和推广一批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20%,并进一步开发与扩大灌溉面积。研究畜禽规模化饲养技术,包括优化繁育体系、营养标准、饲养技术、饲料生产技术、饲料配方及综合防疫措施等研究,使饲料转化率提高20%左右。研究湖泊、水库、浅海滩涂等水产资源环境保护和生产管理技术措施,以渔为主农牧综合开发技术,使产值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5%以上。 5.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综合运用生物技术方法,注重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并有大的突破。研究高效、经济、实用的分子标记技术,绘制基因图谱,并培育具优良基因的新种质、新品种。此外,加强作物品质改良基因工程、抗除草剂基因工程研究。建立牛羊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猪胚胎冷冻技术、家畜性别控制技术等,研究基因工程苗、病害的诊断检测和防制技术。 6.不同类型区农业综合发展配套技术研究。针对占全国人口总数68%、耕地70%、中低产田80%的黄淮海平原、北方旱地、黄土高原、南方红黄壤以及松嫩-三江平原等五大区域,从理论、方法、实践上提出不同类型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的多种模式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治理低产因素的有效技术措施,使粮食产量占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85%以上,当季氮肥利用率提高到35%～40%,灌溉水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复种指数提高到160%。 7.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量的增加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投入来实现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生产者或投资者并未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这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规模效益。据有关资料,在粮食增产中,规模效益占15%左右,其潜力相当可观。同时,需加强农业科技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形势等软科学研究。 8.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及饲料开发技术研究。在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增值为初级产品的3～9倍。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深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型饲料添加剂,建立研究开发基地,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业结构。 9.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加强农作物机械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工厂化高效农业工程技术、新型农业小机具及农用航空喷雾技术等研究,使农业生产中产值、省工、节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10.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与开发。综合研究与开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制定绿色食品标准,建立防治农业污染的示范工程,使农业资源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得到减缓。5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我国在国际合作和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优良品种和资源,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稀植等作物栽培技术,畜禽饲料管理技术,现代技术仪器设备,国外智力引进和国内人才培养等。为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乃至提高综合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农业科技目标,还必须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国际先进农业科技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为此,计划在近5年内引进我国农业急需、国际先进、增产潜力大、经济效益好、见效快、覆盖面广、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1000项,以增强农业科技研究实力,推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引进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强消化、吸收与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技术,并加强示范、推广。 农业科学论文:建立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保系统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承担着农业发展的全局性、方向性、基础性、关键性的科研任务和国家重大农业科研攻关项目。同时，还要面向市场，进行成果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科技信息支撑。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不断的深入和创新，形成的科研材料在成倍的增长。为此，最大限度地做好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现状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强烈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使农业科学技术档案遭受损毁；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机制、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也存在安全隐患。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用非法手段窃取重要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信息也将造成隐患。这不仅使农业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出现缺失，而且对本单位科研工作的创新也将造成严重影响。 1.1管理机制上的疏忽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规范管理不仅是档案部门的工作，更是农业科研单位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在制定中、长期规划纲要、农业科研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时，对农业科研档案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没有列入其中。比如，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工作不列入其中；在年度计划、总结中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不重视，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对档案资源的利用需求不做统计；对“农业科研工作和农业科研资料建档工作实行‘四同步’”的政策规定不能全面贯彻落实等。鉴于管理机制上的不重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档案人员责任不清、业务不精、意识不强等不良现象，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严重缺失。 1.2管理制度不健全 目前，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在形成、收集、鉴定、整理、移交、保管、借阅、利用、销毁以及向综合档案馆移交等环节中，制度建立不够健全完善；对负责资料收集、档案管理的不同岗位上的相关人员的责任、素质、技能、培训等没有具体明确的职责规范。另外，对于电子档案，在其形成积累、整理归档、移交、保管利用等各个环节也没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将会存在着电子载体遭破坏、信息被篡改、材料丢失和破损的可能性。因此，依法建立科学规范，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农业科研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和系统完整性是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的法制保障，应当引起各农业科研单位的足够重视。 1.3库房及设施设备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存放库房是其安全最重要的保证。但是，由于受经济所限，各级农业科研单位对档案库房建设的投入不足，很多档案库房设在本单位办公楼区域内，一般都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的多年没有进行维修，雨季室内漏雨，库房湿度过高，水暖管道锈蚀,电路老化，存在水灾、火灾隐患；大多没有安装安全监控系统、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设备；有的在基本建设中，不能根据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年扩增量，对档案库房的建设面积做详细的预算，盲目的留置一些闲置的小房间用于存放档案，库存面积小，导致现在《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赋予的档案安全保障措施等业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另外，在购置存放实体档案的存储柜、密集架时为了方便查阅，整齐美观，不考虑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时，便于搬运，给抢救工作创造便利条件等因素。上述现象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隐患。 面对复杂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隐患，尽快建立安全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刻不容缓。 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设想 一个相对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一般应当包含安全人员保障体系、安全管理法规体系、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以及电子档案安全管理体系等。 2.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人员体系 安全人员保障，是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规要求和专业指导下，通过农业科研单位内部的岗位设置、人员分工、部门配合、制度约束等管理机制的建立，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提供组织上的保障。具体包括决策、管理、执行方面。决策工作由农业科研单位相关部门组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等机制，制定安全保障体系的总体规划、实施目标、重点工作任务、档案灾害预警机制及演练方案等。做好各阶段前期工作的统筹安排及全过程技术实施方案等，以科学的态度，作出科学的决策。 管理工作由档案部门负责，依法处理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方面实施执行。并提出制定、修改具体业务工作中的安全策略、操作规范、实施细则等意见，记录和处理农业科学技术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在收集、整理、立卷归档、保管利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 执行者则是具体负责特定档案事务的设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要选择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专业人员，还要为他们创造业务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不断更新知识，以便更好地适应档案工作的要求。除档案工作人员外，收发人员、安全保卫人员等也是安全体系中的执行者，要对他们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明确责任，增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给农业科研档案带来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2.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法规体系 威胁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的因素来自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因此需要构建全面的法规制度体系。即由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统一体，来保障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绝对安全。 2.2.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法律 涉及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及其他专门法律中涉及到档案的内容或条款等。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档案法律，对于保证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体系并赖以实施的依据和准绳。 2.2.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行政法规、标准、地方性档案法规 可以遵循的行政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等。可遵循的国家标准有《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等；行业标准有《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档案管理规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等。地方性法规有《甘肃省档案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标准、地方性档案法规规定了对各种档案各主要管理环节的操作要求及质量标准，既是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档案管理工作的依据，又是进行档案日常管理工作的操作指南，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熟练地掌握和运用。 2.2.3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 除了要执行国家有关档案法律法规外，还应针对自身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包括档案工作制度、管理规范、部门工作职责以及电子档案管理规范等。工作制度是依据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管理体制、管理分工、保密、档案利用原则等所做的规定，要求本单位所有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执行。管理规范包括对归档范围、分类方案、保管期限、鉴定标准、整理、移交、保管、借阅利用、鉴定销毁、业绩考核等环节所做的规定。部门工作职责包括档案室、档案工作人员、库房管理人员、保卫人员等工作职责。电子档案管理制度包括计算机使用、密码管理、电子档案异质备份、业务系统操作制度等内部规范。建立健全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规章制度，是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有效措施，也是确保其安全的有效手段。 2.2.4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有了科学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法规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要加强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监测，严格其管理和利用活动，依法管理，按章办事，科学有效地实现档案的管理与保护。依法对破坏、危害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行为进行查处，追究责任，维护档案法规的严肃性。 2.3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 确保库房的安全无疑是整个系统安全的前提。包括库房建设、设施设备配备、日常管理等方面。在库房建设方面。对于计划重新修建的库房，严格按照《档案馆建设标准》和《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设满足未来30～70年需求的坚固、安全的现代化档案库房[1]。对于现有的库房，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增强防患意识。同时，要开辟足够的库房存储面积，配备监控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温湿度控制、门禁系统等先进设施，实现档案安全管理的自动化和可控性。库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日常存放实体档案外，还必须放眼长远，考虑到兼顾存放备份磁盘、光盘等离线电子档案，在做到“八防”要求外，应增加针对电子档案特性的电磁屏蔽等安全防范措施。小规模离线电子档案存储库房，可考虑使用恒温恒湿防磁柜用以存放电子介质[2] 。 另外，在配备存储档案密集架和防磁柜时，应当考虑在应急搬运时的安全便捷因素。做好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建设，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保障打造第一道防线。 2.4电子档案安全保障体系 目前，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对于电子档案的管理，认识不足。一方面，由于开展此项工作资金投入大，要配备完善的支持电子档案运行的设施设备；另一方面，电子档案安全管理保障技术尚未普及，现有的农业科研档案管理人员也不能保证具有与其岗位职责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 2.4.1开展电子档案的组织保障 随着信息化和办公无纸化的飞速发展，农业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鉴定验收、成果转化等系列流程都离不开电子设备，因此，从组织机制入手，进行电子档案的规划建设，是立足长远的发展之路。 多渠道筹措资金，配备完善的存储电子档案的最佳磁、光载体等先进的设施设备，建立归档数据安全监控系统，确保存储的电子档案长期安全可读，有效利用。确立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并存和异质异地备份策略管理的目标，是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的有效举措。 2.4.2开展电子档案的技术策略 实施电子档案策略，一方面，应以现存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纸质载体为基础，选择利用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扫描纸质档案产生数字图像，存储于安全性能好的磁、光介质上，供快速有效利用。再利用COM（计算机输出缩微品）技术，将数字图像输出到缩微胶片上，制作成农业科研档案缩微品，进行长期安全保存[3]。另一方面，制定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双轨制”归档管理实施方案。在文件生成、运转过程中二者共存，即两种版本档案同步随农业科研工作流程运转，使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双套归档[4]。这不但有利于开展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异质异地备份策略，而且将增加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和有效利用力度。 2.4.3电子档案的人才队伍建设 电子档案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知识创新工作，需要高素质的，具有计算机、自动化和网络方面基础知识以及在数字资源开发、组织和提供利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此，应当通过引进和培养的渠道，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有效管理电子档案。 2.4.4电子档案安全操作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为确保电子档案扩散范围的精准控制，需要采用规范的存储方法，选择良好的载体和创造安全的保护环境。在接受电子档案存储时，要对文字、图像、视频、音频处理技术形成的农业科学技术文件材料，转化为通用格式，并要注明格式、文字处理工具，必要时保存文字处理工具软件。对电子档案的可读性、真实性以及传输安全方面，应参考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加强管理。还要采取严密的防尘措施，用先进的除尘设备，减少灰尘对电子载体的损害等。在电子档案的开发利用中，应该严密控制外泄和破坏，选择具有安全保密功能的运行软件，进行安全操作，必要时应该与责任者签订安全使用协议书，确定调阅档案人员范围和档案利用手续，以确保其安全。 3结论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保障、技术保障、人员、经费、存储保障等多方面的协调工作。也是一项复杂而严谨的工作，需要科学研究先行，做好前期技术储备及全过程技术保障。 随着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数量将成几何级数迅速增长，危害其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片面地通过单一手段难以完整实现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 通过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提供信息支撑，为农业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科技信息做出贡献。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情况及前景 1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现状 1.1农业科学著作有精品，但规模与农业科学发展需要匹配不足 中国目前正快步进入出版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专业出版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农业学术专著出版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一些农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物不仅在内容上质量很高。而且在编校、排印、装帧、设计等方面的质量也是一流的，凝结了作者与编辑出版部门很多的心血。也有很多农业科学技术专著获得国家、行业专项的重视与支持。“十二五”期间，已有39项农业科学学术专著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但其中25项规模为1卷（册）。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340个项目，其中农业科学类有11部书稿获得资助。目前，农业科学学术专著系列主要有：科学出版社农业科学技术专著丛书?科技前沿系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现代中国农业科学专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现代农业科技专著大系等。中国农业从业人员3.48亿，农业始终是第一产业，同时，农业科技学科飞速发展，与其他学科渗透融合，规模不断拓展。仅2012年，农业科研国家队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优化学科布局中即确立8大学科集群、134个学科领域、309个研究方向，因此，我国目前农业科学学术精品规模与农业科学发展需要匹配不足。 1.2农业科学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及数字化探索尚处于发展阶段 新闻出版“十二五”规划指出，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2012年，中国数字化阅读和出版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电子出版物总量世界第二的出版大国。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转型升级，而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数字出版问题，更是要将出版传媒与科技技术、市场、数字等实现全面融合、深度融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精品立社、数字化兴社，积极进行先进教学模式的探索，基于教材出版，主办了高等教育视频资源数据库、中国高校课程网、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优秀科研资源，建设了各类数据库，探索业态数字化与专业规模化相融合的模式。目前正推出“出版+项目”、“出版+评价”等一系列出版新理念，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发新的数字出版项目。2012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工具书查检数字平台。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在数字出版加速多维度、数字产品自主研发生产、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等多方面，探索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发展中取得新突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社，2008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2011年申报了数字平台国家农业科技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农业科学专业出版产业升级尚处于发展阶段。 2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创新展望 2.1提升学术出版公信力 学术著作鱼目混珠，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公信力。200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出版基金，旨在扶持精品出版项目；2011年4月，《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5]，加强精品力作生产，组织出版更多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规范的通知》，对出版社明确规定，出版单位应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成果、出版价值等进行认真评估，积极探索实行同行匿名评议等评审办法，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也一再强调出版界“应当提高出版门槛”。很多出版机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2012年10月31日，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等70余家出版社在京签署倡议书，呼吁出版界进一步提高学术出版“门槛”，并积极采取规定学术著作编写规范，严格学术著作准入制度、同行评审制度等措施，这些举措必将逐步提升中国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在出版单位规范学术著作出版的基础上，农业科学精品著作更需要农业专业领域的支撑与支持，学术出版与科研相衔接，需要整合相关资源要素，调动专家学者著书热情，提升学术出版公信力，鼓励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学术出版，集中打造创新性强、学术水平高、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精品力作。 2.2创新出版形式 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转型升级，而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数字出版问题，更是要将出版传媒与科学技术、市场、数字等实现全面融合、深度融合。在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方式的兴起，在不断推动传统图书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给整个图书出版领域带来了一场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其中，图书出版领域的关联者，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编者，也都被深深地卷入了变革之中。在最近的十年间，自然科学学术出版60%的收入来自北美，发达国家学术出版增长稳定但增幅较慢。IHSISuppli公司对美国图书出版今后4年的预测是，至2015年，美国的图书销售金额总数会保持在250亿美元左右，不过，电子出版会有每年40%的增幅，而纸质出版却会出现每年4.9%的降幅。阅读是图书出版业的核心驱动力，决定着出版业的生死存亡。“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计算机所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6]。库存图书电子化、电子书以及按需打印三股浪潮是冲击，也是学术著作出版升级的重要契机。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力求找到作者、读者、编者广为接受出版形式。 2.3利用项目支撑，推动打造精品著作 中国的市场很大。只要努力去做精品。同样会获得在这个市场中更多的双效益产品的精品意识在行业内广泛深入人心。在新闻出版总署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很多出版机构也实施了精品图书出版工程，凝心聚力倾心打造精品专著。黑龙江省2009年正式启动精品图书出版工程，一批学术价值高、创造性强、极具积累和传播价值的优秀项目在国内已形成较大影响，带动了全省图书出版产业结构的优化；重庆出版集团设立综合性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累计投入资金1000万元，同时用基金运作产生的利润资助出版优秀学术专著，出版100种学术专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0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导作用，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精品力作，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推动更多中国文学精品的诞生，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联合举行“北京作家文学精品项目”签约仪式，刘庆邦、徐小斌、邱华栋、荆永鸣、徐坤、宁肯等12位作家的11部长篇小说，均获得高额扶持资金。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的明显增加，大型学术出版工程剧增。2012年第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上，政府项目、品牌出版项目越来越成为集团展示的重头产品。 2.4学术出版依托学科资源，服务学科发展 隶属于澳大利亚科学院的澳大利亚科学院（CSIRO）出版社是一家专注在农业、动植物以及环境等科学领域的专业学术出版社，该出版社的专著以及期刊依托澳大利亚科学院强大的研究力量，联合在世界各地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全世界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负责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美国科学院下属的学术出版机构，将其所有出版近3000种科学、工程、健康方面图书的PDF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并且将这些图书去除DRM保护。政府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和学术社团出版机构作为非营利性出版机构，提供农业科技最新相关信息。加拿大非常重视农业信息服务，出版的农业科技专著最后要集中反映在为农业服务，提供信息服务，将农业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日本农文协的出版物涵盖了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等，通过营销书刊为农村和山区的日本民众提供科技情报、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深入调研农民科技需求，采集出版选题和素材。日本农文协不单单是一个出版机构，其更多地承担着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职能。国外很多学术出版机构注重数字化的发展。库尔特?斯塔博在线图书馆收藏了古代和现代的大量生物学著作，其中有很多珍本可以免费在线阅读。 2.5学术出版“走出去”，要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和规模化 学术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美国出版业水平居世界前列，其图书出版业在世界图书出版产业格局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一直稳居世界图书出版的霸主地位。作为图书出口大国，美国主要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出农业科技图书，一些英文原版书也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入其它国家。日、韩注重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最新的农业科技。日、韩的农业科技发展很快，除实际应用于农业生产外，所出版的农业科技专著注重将版权以技术的形式进行输出。近年来，中国版权输出数量增长显著，版权输出途径不断扩大，2011年全国图书共输出版权5922种，于建慧：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现状及发展展望153其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功不可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2011年全年共向海外输出版权3236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2010年增长25%，版权输出大户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跻身前列[7]。2012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Elsevier出版集团签署协议，一次性输出“大飞机出版工程”五种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2011年11月出版《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12月，与Elsevier出版集团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Elsevier将通过集团旗下顶级学术出版子品牌AcademicPress，正式出版文集的英文国际版，并在2012伦敦书展上举办首发式，向全球展示我国科学家的学术风范，介绍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杰出成就。但目前，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与引进在品种总量和市场规模上仍存在差距，在国际合作的经验、运作模式、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有差异。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中国出版业总体仍处于弱势的局面。《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使新闻出版产品、服务、企业、资本“走出去”，扩展版权输出与对外合作出版的区域和范围，提高版权输出质量。为此，专业出版社应坚持从各自的产品和市场出发，积极探索用更加专业的眼光，将优秀的作品以更有效的方式推向海外。 3结语 实现出版产业发展，学术精品出版是专业出版社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打造“专、精、特、新”的出版传媒企业的必由之路。立足资源实现专业出版必须做好7个结合，即：专业出版要和品牌建设、专业营销渠道建设、数字出版数据库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国际化战略、教育出版、管理专业化等结合起来[8]。专业出版社同大学出版社一样，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必须依靠行业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掘其智力资源，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专业出版社的优势还在于优秀的专业出版编辑队伍对于原创性的认知。来源于对学科研究现状与前沿水平的了解。来源于对作者研究能力与达到水准的判断。亦来源于对同类著作出版状况的把握。专业出版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优势，强化特色；整合资源，潜力发展；立足传统，多元发展；加强管理，培养人才”。 作者：于建慧单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科学论文:谈农业科学挂职干部鼓励机制 干部挂职锻炼也因此从干部提拔的唯一方式向干部学习、干部交流、科技服务、科技推广、技术合作等多领域进行了扩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进一步鼓励挂职干部提高工作积极性，最大程度的实现干部挂职成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大胆挑战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和任用制度，多角度对挂职干部进行了激励。“具有挂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行项目申报、报奖”;“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行职称申报和岗位聘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任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且考核合格以上者，作为评先评优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等字眼纷纷出现在各类制度和文件中。事实证明，以上措施，积极推进了人才工作的改革创新，激发了挂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1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1.1挂职干部激励制度方式单一。由于现有的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几乎都集中在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干部挂职后期激励，且带有较强的政治因素。他们缺乏挂职前期的目标激励，精神鼓励，挂职工作过程的关心与交流，结果导致，管理挂职干部对工作前途担忧，科技挂职干部对科研事业发展方向模糊，工作满意度降低，挂职成效不明显。而不同的挂职干部类型、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岗位特点对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又有不同的要求。现有的“挂职干部组织关系转移、工资关系保留”政策导致挂职人员经济上没甜头;选用干部学历、年龄一刀切的做法让挂职干部政治上没奔头;派出单位缺乏关心，接收单位缺少信任导致工作上没劲头;重使用轻管理，考核单一化的做法更让挂职干部感觉体制上没靠头。 1.2挂职干部激励制度体系不完善。当前，挂职干部正面临着正负层面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人认为干部挂职只是提任的一种前期形式，有“油水捞”且待遇好;而另一方面挂职干部自身却深刻体会到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不同的挂职干部待遇悬殊，工作环境差别大，长此下去，必然会对干部挂职工作产生极端影响。局外人看到表面的风光，挂职干部却自身体会其中的艰辛，究其原因，干部挂职工作宣传不到位，过程监管缺乏引导，群众测评没有时效以及干部挂职后期考评欠缺公正是直接因素。 1.3挂职干部激励制度操作程度把握不好。干部挂职经历往往被灌以“优先考虑、重要参考、齐抓共管”等华丽字眼，却从未见到有任何的度量字眼，执行和责任主体。结果导致，锻炼前风风火火，锻炼后无人问津，前后差别较大。“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点参考”的字眼，在不同的执行主体操作中，界定的标准又不一致;“齐抓共管”明确了责任对象，却没法度量谁管哪一部分，管到什么程度，结果导致部分激励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到作用。其次，在部分挂职的重要岗位还存在，激励程度不高，调动不了积极性;激励程度过高，又易引发消极怠慢的心态，甚至滋生过分的物欲，导致贪污腐败行为的出现。激励机制程度把握不好，同样无法起到激励作用［10］。 2对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思考 2.1构建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必要性 激励机制是运用配套的制度体系，设定岗位目标，规范职责要求，刺激人的需要，激发人的动机，使其发挥内在的潜力，并为实现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一种机制［11］。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干部挂职在培养干部的同时，还承担着创新管理体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助推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良好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引导挂职干部沿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坚持学习，增强创新意识;有助于使挂职干部自发产生一种持续提高自己素质动力的功能。且挂职干部多处在思维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激励机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摸索新规律，寻找新方法，接触新知识，创新新成绩的良好平台［12］，这有助于农业科技事业的创新与协调发展。 2.2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分析 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干部挂职锻炼工作是大力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体现，构建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是确保工作实效的重要制度保障。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涉及组织部门、派出单位、接收单位以及干部自身四个参与主体，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统筹兼顾各个方面，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需在全民参与原则引导下，遵循科学性、灵活性、全面性、合理性，以及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特点的相容性。 (1)思想激励干部挂职，尤其是带有政治意识和委派方式进行的挂职，挂职干部的思想缓冲时间不足，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挂职，挂职来做什么、挂职后带走什么”，甚至有些干部会一味的沉浸于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或者组织是否准备提拔的思索中，导致长时间无法进入挂职角色，影响锻炼效果。因此，需要组织在安排挂职之前与干部进行深入交流，引导挂职者尽早进入角色，端正思想。 (2)授权激励授权激励是授予挂职干部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制定决策或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才能［13］。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让挂职干部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是对挂职干部的充分信任，有助于促进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激发潜力和培养独立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3)培训激励培训是给予挂职干部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在工作中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知识，更好的服务于实际工作。根据激励理论，满足需要的过程其实就是激励的过程［13］，挂职干部具有理论知识学习的需求，是他们更新思想，创新管理理念的源泉，这有助于挖掘挂职干部的工作潜力。 (4)情感激励情感激励是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及时了解干部的需求和困难，以真情和温暖关怀干部。挂职干部在工作期间往往承受更重的家庭和生活负担，真正做到关心爱护，帮助其解决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是将组织的关怀送到干部的心坎上，有助于激励他们振奋精神，集中精力工作。 (5)考核激励考核是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一次机会［14］。坚持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是组织对挂职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的一次了解，会达到为他们鼓劲打气的效果;坚持民主测评和结果通报，有助于挂职干部本身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也有利于所在单位有针对性的提出和实施培养管理的措施;坚持考核结果使用制，是公开、公平，竞争、择优选择干部的科学模式，也是鼓励挂职干部“出实绩、出成果”的重要措施。(6)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是给予挂职干部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以稳定干部的工作为基础，是干部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的根本保障。物质激励的基础在于缩小干部层级待遇的差距，以减少或消除挂职干部同工不同酬的思想负担，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 3对构建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建议 3.1健全挂职干部选拔机制，渲染环境激励氛围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保证公平、公正的基础，是提高群众满意度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德才兼备，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组织按程序、按需要、按标准选人，才能真正让群众对干部选派工作心服口服。 3.2加强挂职干部岗前培训，提升能力激励机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根据干部实际需要和个人特点，推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培训是加强挂职干部政治理论基础，拓展业务素质和提高能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创新培训模式，加强岗位培训，有利于搭建干部实践锻炼的新平台，有助于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 3.3协作挂职干部过程管理，强化情感激励作用挂职干部正处于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和激情高涨的阶段，这一时期可能是他们职业转折的关键时期，他们往往渴望有成绩、出成果，情感比较丰富，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将会积累一批宝贵的财富。在这一阶段，可利用“三个结合［15］”来强化他们的感情基础，帮助其清醒的认识自我和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1)宽与严相结合。宽是注重在工作过程中给予挂职干部表达想法、意见或建议的机会;严是要求有严谨的工作思维和认真的工作态度。(2)“冷”与“热”相结合。“冷”是培养挂职干部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工作态度，遇事慎重处理的能力和淡化求功心切的思想;“热”是对于挂职干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和成绩予以及时肯定表扬，对于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及时的进行批评指正。(3)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干部个人相结合。派出单位定期与挂职干部进行交流，及时掌控干部的工作动态，让干部感受到关心;接收单位定期对挂职干部进行考察，及时发现挂职干部的优点与不足，便于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干部自身通过不定期的总结和自查，以检验和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3.4落实挂职干部物质待遇，夯实思想激励基础物质激励是调动职工工作激情，提升凝聚力的直接方式。落实挂职干部物质待遇，完善薪酬体系，能够消除“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消极思想，夯实挂职干部思想保障基础。具体方式包括:缩小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薪酬差距;就高实施差额补贴;实施特殊环境工作补贴以及节日慰问等。 3.5优化挂职干部考评机制，强化政治激励保障(1)合理设置考评指标。考评指标设计统筹策划，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随机考评与阶段考评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和大众进行比较，又要兼顾工作条件、工作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对长远发展影响等因素，尽量做好公平、公正。(2)坚持民主集中评议。民主集中评议是干部考评公正化、透明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进一步落实公众在干部评议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做出评价，实现挂职干部考评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3)完善监督机制。考评机制的有效性还体现在群众对考评结果的监督和知情权上。大众的参与监督和对考评结果的公开，一来对考评的公正性进行了诠释，二来有助于鼓励干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4)合理使用考评结果。考评结果作为对挂职干部工作肯定的一种方式，对考评优秀的干部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提拔任用或政策倾斜，对考评结果较差的干部，视情况给予组织处理或通报批评，发挥考评的作用。 作者：张园欧阳欢方骥贤唐冰陈诗文詹小康常偲偲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人事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科学论文:论农业科学事业机构采购问题及措施 1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 在具体政府采购行为实践中，由于公开招标方式没有限制条件，竞争程度最高，因而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要依据政府采购的管理规定选择恰当的政府采购方式，对于单项金额较大的工程项目一般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对于规格及标准相对统一的通用类设备的采购，一般实行协议供货采购方式，即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公开招标，确定中标的供应商及产品，采购单位在此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1]。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亚所”)属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类、基建工程类和农业生产资料类等3类，分别采用不同的采购方式。 1.1基建工程类项目 目前，主要来源为农业部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主要为科学事业单位房屋修缮、基础设施改造类项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预算单位年度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规定：“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6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南亚所的该类项目主要采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1.2仪器设备类项目 主要经费来源为农业部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和科研项目中的小额仪器购置经费。对于此类项目的采购，南亚所全部采用公开招标，将上级部门批复的仪器设备和该年度使用项目经费需要购置的小型仪器设备统一通过招标公司公开招标采购。对于办公设备如电脑、打印机等，则按照中央政府采购网上的协议供货选择合适的供货方。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类货物的采购，由于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数量不大，主要由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 2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面临的问题 2.1对政府采购规定理解有误，造成规避政府采购行为的发生政府采购范围简单划分为货物、工程和服务，集中采购目录内、目录外产品等，对于同一采购项目如果包含家具、设备、物资等，由于均属于货物，是按照类别分开确定采购方式，还是在一个采购项目下合并内容确定采购方式，在这方面没有具体政策依据。对于同一采购项目包含的货物，是按照同一项目的采购来确定还是按照同一单位内所有货物的采购来确定采购方式，也没有具体操作规定。另外，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有特有的核算机制，单位内部的课题组独立发展，拥有自己的课题经费。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的采购是按照一个单位所有货物合并采购还是按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值得商榷。 2.2进口仪器设备采购手续繁琐，不利于预算执行工作目前，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各个单位采购单价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主要用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科研工作中，对数据精确度要求很高，稳定性强、抗干扰性强的测试仪器在试验研究中起重要作用，而测试数据的精度高低直接关系到科学试验研究的成败[1]。进口设备在性能上优于国产设备，但是政府采购工作要求尽量采购国产设备，对购置进口设备有严格限制。采购进口产品时，首先方案申报前要做调研和专家论证，并经财政部专家审核后，由财政部门批复。在开展具体采购行为前，仍需再次组织专家论证并向财政部门履行申报审批程序。单位论证基础性工作主要依靠单位的科研人员做，工作量很大，耗时费力，基层单位对此重复工作很不理解，实际上也给上级主管部门增加了重复工作量[2]。项目申报时为进口产品，预算批复后采购前，进行进口产品申报时，如果不批准，就无法采购进口产品，只能采购国产产品，而国产产品在性能上不及进口产品，价格上更低于进口产品，这样造成了预算资金结余，既不利于预算执行，也不利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2.3专业专职人员缺乏，造成预算和计划编报不够科学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缺乏专业从事政府采购工作的人员，目前从事该项工作的主要是相关科研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并抱有政府采购程序复杂、效率低下，不利于科研工作的错误思想，因此在执行政府采购行为时，积极性不高。在这种错误思想下，政府采购计划与预算结合不够密切，科研人员对计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编制预算具有随意性[3]。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采购时预算不足的问题，同时，因项目批复后调整难度大，影响预算执行。 3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对策和建议 针对在具体政府采购行为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改进，以免影响政府采购工作。 3.1制定符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特点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对政府采购工作，建议按照不同类型单位分别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如对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应该制定符合该类单位自身特点的具体实施细则，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3.2优化进口设备采购程序针对进口产品采购过程复杂的问题，建议简化审批手续，使采购测算在前，经费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计划的编制审核同步[4]，并建议进口产品申报审批同项目实施方案审批同步进行[2]。 3.3建立政府采购工作专职队伍，加强政府采购知识培训建立政府采购的专兼职人员，定期由上级部门组织培训交流，加强政府采购相关知识的培训工作。 作者：钟宁袁晓丽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研究所发展情况与措施 “十一五”期间，共承担部、省、市、院各类研究项目167项，比“十五”期间增长161%，先后有49项通过验收，共审定新品种13个，申报品种权25项，授权品种权16项，申报专利85项，获得授权专利27项，两项指标大大地超过了“十五”水平。新登记农药新产品12个，同比增长50%，5个新产品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在各类期刊284篇，同比增长196%。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近年来，挂牌扩园，加强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镇江丘陵地区句容市建立了占地面积500亩，以应时鲜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为主的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白兔）科技示范园区；占地200亩，以果树设施栽培新技术为主的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后白）园区；占地700亩的种草养畜优质牧草示范为主（天王磨盘）牧草示范园区；占地面积1000亩，以发展优质有机果品并实施生态果草畜结合、果茶结合为主的（天王戴庄）生态科技示范园区；占地面积500亩以水稻、小麦、蔬菜、花卉育种为主的农业科技试验基地（白兔）-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占地面积1000亩以展示为主的农业科技示范中心（句容华阳）。全所现有在职职工90人（人事人员9人），在职专业技术人员67名。 一、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发展现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号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农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实施，拉开了农业、农村以及社会各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序幕。农业体制改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中，循序渐进的开展。《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的建设、科技手段的提高及对外科技交流等各方面工作。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就拿2010年来说，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水平。一是授权品种保护、专利15个，8个稻、麦、蔬菜品种通过审定，授权保护品种及授权专利总数列全省农区所前列；二是成果奖级别大幅提高，表现出历史最好，参与合作的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历史性的突破；三是科技服务成效显著，社会效益列全省农区所首位，并先后获国家“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专利金奖及省服务业名牌单位等10多项奖项荣誉。就我所人才队伍建设为例，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在编科技干部有原来的14名，增添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编28名，计42名，至1988年底，每年从大专院校进员，在编干部增至67名，农业科技队伍迅猛扩大，目前全所拥有90多名职工，学历层次大幅提高，人才结构全面优化。现在我所正在开展以学科建设为依托的资源整合和重组，全所研究工作划成七个方面，配置六个研究室，设立四个中心，转动四大科技服务企业。 二、目前面临的问题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丘陵农区的农业生产和发展上，勇于探索，激励创新。“十一五”期间，共获各类奖项1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十多个稻麦新品种以科技转让服务社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认识程度不够目前，尽管解决“三农”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受我国传统观念影响，轻农、怠农现象，仍较严重。表现形式有：走过场，避实就虚，重名利，轻实效。面对江苏丘陵农区面广量大的分散经营农户，在选题和服务上，要认识到它的繁重性和长期性，要加强认识农区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地位及重要性。 2.科研力量不足主要表现在科研手段的落后。虽然“十一五”期间，项目经费渠道增加了，但在科研手段的强化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增强了中心实验室，涉及到人员、项目等因素，要达到高端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服务创新不力农区内大型连片果品园区的示范方式、优良品种科技转让、农民专家培训等作为科技服务支持农区农业生产，在服务创新上仍未突出“新”来，电子服务终端、服务网络建设等现代措施，有待落实。 4.人才培养不畅人才是关键，培养人才涉及到科研与服务整个过程。“十一五”人才培养规划中，把人才培养、引进融入到学科建设、专业配置、科技服务中，每年度增加人员。在人才使用、激励措施，人才调配上，还需要积累经验，形成畅顺的培养和使用人才运作机制。 5.体制机制不全科技体制改革，使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处于大发展时期。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立足本地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引进消化，加强农业科研，探索农业科技服务方式，通过资源整合，人员重组，谋求有利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科研与开发的轻重问题、在人事调配、业绩考核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发展对策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业科研，在人才引进与培养，科学仪器添置，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等多方面着手，使区域内农业科研向深度和广度充分发展。在农民培训及科技转化上，日益重视，已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服务方式。近来，以发展为主线，鼓励创新，加大科技服务力量，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内部凝聚力。为加强该所在区域内农业经济上的地位和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推进作用，要采取以下措施。 1.统一思想认识，纠正长期的轻视农业的观点农业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部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全国第二次农业科技大会上，中央提出了“大力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首先，是政府有关领导，应充分重视农业科研单位的地位和科技支撑作用，确实贯彻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纠正传统思想影响下的“轻农”“怠农”的模糊认识。 2.强化科技能力，提高其区域内农业经济地位积极要求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予以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以逐年投入递增，解决单位科研事业费不足的问题。用充裕的资金，提高科研能力和科技服务转化，提升单位在农区的“三农”服务中的经济地位。 3.创新服务模式，加强区域内农业生产科技支撑力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我所紧密联系实际，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已逐步形成了专家培训、科技示范、技术转让上等多形式的服务模式。经多年的实践，我所已从科研促开发，转向科研与开发并重。在科技服务上，仍要花大气力，探索研究更贴近丘陵农区农业发展需要，更能发挥农业所科研优势的各种模式。 4.培养引进人才，打造现代的高效科研与开发平台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培养与引进人才上，我所近年来已做了一些尝试。为了打造现代高效的基层农业科研与开发平台，仍需要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作研究，总结经验，使各学科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从而把我所发展推向科技开发的良性循环。 5.完善体制机制，保证其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发展近几年，在我所研究与服务的运作过程中，制订一些列管理办法，按照政策要求，做了调整与重组等工作。在今后工作中，仍要在科研选题立项，选人用人、科研开发等各方面，激励创新，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以保证各项工作卓有成效。 四、发展展望 总体来看，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已逐渐步入良性轨道，只要克服目前科研与服务上一系列问题，就有着更大的发展前景。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为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在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紧抓发展重点，积极鼓励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和机制创新，以创新的科研成果提高科研水平，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强化运作效率，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提升农区所的战略地位，以学科建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整合科技资源。以人才培养作为关键，确立农区内优势学科及培植特色学科，拥有一支水平高、品质优的专业团队，把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建设成为学科配置合理、优势学科突出、富有朝气活力的文明之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研和科技转化工作；坚持以发展高效农业作为主攻方向，致力于农区内农业生产与发展。在科学研究上，加大对环保节约型的农业科学研究，走低消耗、高产出、高回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科技转化上，以园区为窗口，加强服务创新，打造崭新科技服务平台。在今后的发展中，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将会在区域农业生产和“三农”服务中，地位愈益凸显，作用更加强大。 作者：蔡金华付反生张玉军温小林单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所 农业科学论文:构建设施农业科学的思考 1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的意义 1.1服务于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服务于农业的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重点服务于节能环保产业的能源重复利用、设施节能建造、农业物资循环利用等；生物产业中绿色农用生物产品的研发；新能源产业中太阳能利用技术；新材料产业中设施农业上新型节能、保温、环保材料的研发等。通过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促进全市、全国较具特色的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完善，推动天津市现代农业步伐，实现设施农业的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地球。 1.2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大量化肥、农药等的不正确使用，使得农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直接威胁着人身健康。因此，建立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就成为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立，在设施农业科学研究和培养设施农业的技术管理人才方面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将把先进的农业设施栽培技术等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产品的安全、规范生产。 1.3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年来，天津市政府提出了全市设施农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设施农业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型节能日光温室时代。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集中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了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高效型产业，农业的工业化道路已成为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必由之路。所以，开设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适合天津市农业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1.4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是适应培养 现代化农业设施专业技术急需人才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如荷兰、法国、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设施农业已经达到高生产率、栽培精准化、资源可重复利用、高效节能及高度自动化水平[3-5]，天津市近几年在设施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对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天津市的设施农业规模、水平及效益还不高，还远远赶不上荷兰、以色列那样的高科技投入、高资金投入、超高效益的高度集约型工厂化设施农业，与国内设施农业发达地区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一是设施农业装备发展滞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二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形势严峻；三是设施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生产领域、观光旅游业、设施餐饮业等行业设施农业技术人才缺乏，高级技术人才需求缺口更大；四是农户技术水平低，整体素质、服务水平与设施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天津设施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瓶颈就是设施农业专门人才的缺乏，天津市设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现代化农业设施专业技术人才乃是当务之急。 2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的内容 2.1专业的定位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学习生物学、化学、环境工程学、观赏园艺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农科与工科相结合的优势。通过该专业的学习，将使学生具备从事设施农业的科研、教学、生产、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从事设施农业建设、农业现代化管理、现代设施农业的工程设计、高效特色作物（园艺作物、药用植物等）栽培、农业园区的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服务于天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2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要以营造良好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为基础，以培养、引进和用好人才为重点，以建立国内一流学科师资队伍为目标，按照师资队伍规划，注重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国外、国内著名大学、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具有凝聚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师团队，服务于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 2.3课程及教材建设 根据设施农业的特点，课程建设要特别强调其复合性与应用性，要符合现代化设施农业产业的要求，加强应用性课程，建设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要加强人才综合素质培养，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根据学科发展方向以及专业今后的服务方向，加强与学科发展方向及专业服务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天津农学院作为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培养农业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已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目前专业使用皆为全国规划统编教材。今后，随着专业的发展，将重点突出专业的自身特色，“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建设适合天津设施发展的自编教材。 2.4实验室及基地建设 实验室及基地建设要以培养人才为目标，逐渐实行实验室及基地对学生的开放，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室开放必须具备良好的仪器设备条件、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和管理能力。为此，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应从硬件上满足实验教学与学生毕业论文研究的需要，使实验室及基地的功能更加齐全，运行更加便利，效率进一步提高。实验室要配备专职的实验教师，制定实验室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保证学生安全使用实验室。为了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校外实习与实践基地建设，使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充分满足教学、科研、实践需要。教学设施建设是进行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建设，今后，教学科研基地建设要本着以服务教学、科研为主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保证基地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2.5教学管理建设 在教学管理方面，要加强部门学术委员会对教学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作用，健全教学检查、教学评估、教学座谈会等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保证教学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执行环节、质量监控体系、考核体系、激励和奖惩措施等。进一步抓好每一堂的课堂教学、夯实基础知识教育，强化实践教学、突出技能培养，扩充学生知识面、加强学生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落实好毕业生回访制度，及时掌握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做好教学计划的完善、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调整和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工作。 2.6卓越人才培养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融素质教育、业务培养、能力培养为一体，培养具备生物、环境、工程、园艺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具备现代设施农业的工程设计、高效特色作物（园艺作物、药用植物等）栽培、农业园区的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今后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的统一，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发展，因为这更符合当今设施农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教学计划中，增设创新实验和综合实验课。在毕业论文实验中，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充分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鼓励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能力，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能力。在实习方面，要把学生真正地放到企业中去，在实习基地第一线进行锻炼、学习、积累经验。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立，要为天津及周边地域农业领域培养更多从事设施农业的优秀人才，促进现代化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 总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要紧密结合天津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重视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内容，要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建立健全实习基地。专业的设置要因地制宜，体现特色，充分发挥沿海都市型农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天津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创建具有天津特色的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 作者：王丽娟边珮璐王学利李树和刘海荣单位：天津农学院园艺系 农业科学论文:西南大学农业科学学科发展论述 1期刊分布 通过对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的论文数量最多，占论文总量的14．8％，其次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8．6％）、《安徽农业科学》（5．6％）、《蚕业科学》（2．7％）、《黑龙江畜牧兽医》（2．0％）、《水土保持学报》（1．9％）、《中国兽医杂志》（1．7％）、《中国农业科学》（1．7％）、《生态学报》（1．7％）、《中国农学通报》（1．6％）． 2论文引用情况 引文索引既可作为一种新型的文献信息查询工具，又可作为对论文、学者、学科、机构、地区等科研情况的统计以及对期刊进行分析的有力工具［3］．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对论文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畜牧与动物医学、农业基础科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为107次，最低的为47次，的年度主要集中于2005－2008年．按学科领域划分，作物生理学、畜牧与动物医学、遗传学和土壤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最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程度较高．研究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均有较快的提升． 3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3．1论文学科分布 在我国，被3大引文索引数据库WebofScience（即SCI、SSCI、A＆HCI）收录文献和被引用频次的多寡，被视为一所高校科研水平、科技实力和综合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4］．参照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规则，对从WebofScience中检出的1949篇论文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业科学相关学科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论文产出率最高，分别占论文总量的33．5％，14．7％和14．3％，而病理学、免疫学和渔业等3个学科领域总论文产出率较低，分别占农业相关学科论文总量的0．8％，1．0％和1．2％． 3．2论文年代分布 农业学科英文论文2005－2011年数量逐年显著递增，2012年下降的原因可能与统计时数据库的论文还未收录完全有关． 3．3期刊分布 笔者统计了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英文的期刊分布比较广泛，说明该校农业科学学科开展的研究工作范围较广． 3．4论文引用情况 对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农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在这几个研究领域英文学术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为177次，最低为76次，文献的发表年份主要集中于2005－2009年，说明这5年是该校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取得显著成绩的年份．在这10篇论文中，遗传学、昆虫学（蚕学）、免疫学和生物化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非常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逐年呈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有较快的提升，且部分学科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4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的比对分析 以第一作者机构为华南农业大学作为检索入口，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2005－2012年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和WebofScience数据库2005－2012年的英文论文，通过、筛选，最终确定了7098条中文记录和2361条英文记录进行对比分析． 4．1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比对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核心期刊发文总量为7098篇，西南大学为5035篇，数量上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西南大学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植物保护、园艺及畜牧与动物医学领域科学研究较西南大学有优势；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 4．2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英文发文总量为2361篇，本校为1949篇，发文量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本校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故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5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的科研英文论文的发文量大于西南大学，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近年来，西南大学农业学科发展较快，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表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比重逐年增大．根据发文总量的变化曲线，结合该校的科研发展状况，总结原因可能有以下3点：1）国家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十一五”期间，西南大学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和经费大幅增长，年增幅均达到20％，总经费超过了9亿元，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产出．2）国家科技平台建设项目改善了科研环境．学校建成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服务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推进了科研论文的发表．3）学校与美、英、加、法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进行学术交流．国际间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增加，也使英文论文的产出量有了更大的提升．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西南大学农业学科科学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但标志性成果仍然偏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仍需加强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研究领域的对比分析中，西南大学在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内的影响力大于华南农业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上，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大于西南大学．基于此，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科资源，重视农业学科的发展，保持优势学科，缩小与国内同类高校间的优势学科领域的差距。 作者：赵晓莅李松芹周艳单位：西南大学图书馆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的现状和战略对策 1农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 1.1农业科学与其它现代科学的交叉是新的发展趋势 (1)雄性不育现象的发现和利用，是基础性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60年代以来，雄性不育在水稻、小麦、高粱、谷子、大豆、油菜和大白菜等作物上都已发现和应用。目前，已发现100多种能在生产上应用的雄性不育植物。雄性不育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有力地促进了作物新品种的培育，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我国，197。年发现了“野败”，迎来了水稻育种的灿烂曙光。由此育成的釉型杂交水稻，创造了世界育种史上的奇迹。自1976年以来，累计种植三系杂交水稻达1.7亿余公顷，增产稻谷2600亿公斤。随着这项技术被引进到有关国家，已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杂交水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针对三系杂交水稻的美中不足，如米质较差，优良恢复系不好选配等问题。我国科学家们在努力选配优质稻组合的同时，已发现并培育成功了二系法杂交水稻，一般可增产巧%左右。 这一独特的创造，领先世界水平，使水稻生产跨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农作物病虫害可以给作物造成10一30%的损失，严重时使得颗粒无收。近些年来，随着病虫害问题的日益严重和复杂化，对害虫的研究投人了更大的力量，出现了各学科的交叉和互相渗透，进一步把宏观与微观不同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对害虫、天敌和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昆虫和寄生植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为害和受害的关系，而存在着植物抗逆的一方面。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现为寻找控制害虫新途径和新方法提供了基础。如利用植物的“超补偿能力”防治害虫，不是要求把害虫斩尽杀绝，一个不剩，而是允许保持一定的虫口密度，以不造成明显减产为度。这种原则不仅可以减低防治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如果控制适度还可以带来增产效果。 在对生态学如昆虫变态、生殖、滞育、飞翔、迁移等生命活动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性害虫生态控制的新概念;性诱剂的应用，包括性诱剂和病毒的联用;以及新型的无公害农药的开发应用等，无不得益于基础研究。 在农牧区鼠害防治方面，鼠情监测和预报的发展，一方面归功于长期定位研究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和有关软件技术。利用不育和遗传防治技术是目前鼠害防治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美国农业部丹佛动物危害控制中心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工作。在防治策略上已放弃单一的大面积化学防治方法，更着重长期持续地压低害鼠害兔的种群数量。 (3)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在创造特异种质资源方面显示了强大的优势。美国的棉花“PD”系统种质是通过远缘杂交(中棉一瑟伯氏棉一陆地棉三元杂种)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美国优质育种的主要种质资源。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结合组织培养技术可快速稳定特异性状，以及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快速鉴定分子标记，在杂种早代就能鉴定带远缘目标基因(如抗性基因)的微小异源染色体片段，大大加快了育种速度。我国科学家在棉花远缘杂交的研究中，就是综合利用了有性杂交、激素处理、幼胚培养、染色体加倍、多代回交以及异地鉴定等技术，创造了系列优异种质材料和优良品系，并可望在本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长穗堰麦草是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的优良野生亲本材料，用它与普通小麦杂交，已经选育出许多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如小堰6号、小僵107等。相关的核质杂种优势理论正在深人地开展研究。核质杂种优势的研究，对于小麦改良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核质杂种优势一旦表现出来就不需要年年制种而又能稳定地保持下去。我国在远缘杂交、染色体工程以及核质杂种优势等方面的整体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4)把物理学和化学的成果引人农作物育种领域，产生了物理和化学诱变技术，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个领域，目前又有新的发展。把离子束技术引人育种领域，出现了离子束生物工程育种技术。利用离子注人进行基因位点损伤，诱发遗传变异，利用离子刻蚀进行细胞加工，介导外源基因。利用这一技术育成的新品(菌)种，已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随着生命科学与其它基础学科的交叉，这类创新性研究和应用也会越来越多。 1.2持续农业和各类特色农业的兴起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又一显著特点 (1)“绿色革命”与“蓝色革命”正在相互交融。在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同时，人们将加速向海洋领域拓展，出现大规模的海洋农(牧)场，实现“海洋农牧化”。人类解决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出路之一是重返海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现在人们称之为蓝色产业。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海洋捕捞业日益发达。因此，早在80年代初，一些营养和商业价值高的鱼类产品就开始明显减少，199。一1992年，全世界年捕鱼量仅为8000万吨，比1989年减少7%。在减少和控制捕捞恢复海洋特别是近海渔业资源的同时，人们已把注意力转向人工养殖和近海特种资源的人工增殖。日本最为发达，真绸、牙鲜、对虾、梭子蟹、扇贝、牡砺、鲍鱼和紫菜等养殖早已著称于世，科研生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北欧和北美诸国基础研究较为深人，而用于生产者种类较少，生产规模一般较小，产量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在增养殖生产及科研中的应用，对养殖中繁殖发育、营养、生产、疾病及其环境条件间相互关系研究较为深人。在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水产养殖产量主要来自淡水。随着产量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内陆河流湖泊水环境资源受到破坏。将来的方向是发展集约化养殖，把淡水资源用作饮水和环境，同时加速向海洋的战略转移。我国有1.8万公里海岸线，浅海中生物生产力相当于每平方米每年2000大卡，两公顷海面相当于1公顷良田。经过努力可以从海洋中得到数千万吨水产品，成为大规模食品生产基地。 (2)现代化、高效率和高技术农业离不开“设施农业”。随着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如何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设施农业将对进一步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起到重大作用。发达国家的肉牛、奶牛、猪、鸡等广泛采用现代化工厂化养殖方式，未来规格化“全进全出”全自动化程度将得到发展。今后随着智能化程度提高，温室蔬菜、花卉等作物无土栽培将走向群体化、大型化。 和“设施农业”相关的是“白色农业”。所谓白色农业，主要是指不污染环境的微生物工厂化农业。人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食用菌类，还可以生产大量的无公害生物农药及生长激素，也可以直接生产人们所必需的蛋白质。 (3)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针对“生态农业”的局限性，首先提出了“持续农业”的新概念。 与生态农业不同，持续农业在强调对资源环境保护的同时，不反对化学能的投人。即不仅采取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措施(良种、农药、化肥、灌溉)，而且注意农业生产的经济性、社会性，即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并重，侧重于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我国人多地少，在农业生产满足需求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2我国农业科学的现状和战略对策 2.1我国农业科学的现状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科学不断取得进步。品种资源研究和良种选育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利用远缘杂交、染色体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实现外源基因转移，拓宽种质资源，培育丰富的农作物新品种，为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随着“三系配套”技术走向世界，“二系法”研究的初步成功，以及“一系法”的积极探索研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整体优势和领先水平，已为世界所公认。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始于70年代。20多年来，在生物技术基础理论、试验技术和应用推广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不少产品和技术已走向市场，同时也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在脱毒快速繁殖技术、花药培养、染色体工程育种技术和单倍体育种应用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植物基因工程方面，我们已基本上能够自己分离侵染蔬菜、烟草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基因，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抗病毒植株。但由于这些新技术发展历史较短，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上属于跟踪发展阶段，所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基本上与国外相同，未能有新的重大突破。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和应用，同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重要领域存在很大差距。比如作物、畜禽良种覆盖率，在我国分别只有6。一80%和30一60%，而发达国家已接近100%。在高技术方面的差距还很明显。但在一些局部，比如杂种优势利用、远缘杂交及染色体工程育种、单倍体育种及其应用等则均居世界领先水平。 2.2战略与对策 (1)要加强基础性研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科技贮备。高新农业应用科技来源于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否则应用科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杂种优势的利用为例，如果没有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没有杂交高粱等杂种优势利用的实践经验，也就没有1970年野败材料的发现和对其系统研究，也就没有三系杂交稻的成功。因此，我们应当稳定并精心组织一批精干的科技人员，对涉及农、林、畜牧、兽医、水产等领域科学技术重大理论课题和前沿领域进行攻关，特别是在品种选育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基因工程、病虫害防治机理以及作物近缘种保护生物学、生物肥料、温室和大棚中的生态调控等方面的研究上，力争有所创新和突破。 应当看到，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相当薄弱，基本上处于跟踪研究状态，缺乏新的思路和观念。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强调知识产权的今天.缺乏创新的生物技术产品是会被淘汰的。我们在选择动植物基因工程课题时，要尽量避免相同水平上的简单重复，力争在理论和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为开发增加后劲。 在海淡水增养殖方面，我国海带养殖近期产量不断提高，已高达300多万吨，而栽培方法仍是50、60年代的成果。80年代提出了新的方法，可以免去长达4个月的低温育苗，但还没有广泛应用。对虾养殖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流行性虾病形成毁灭性灾害，造成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必须加强病原及病理学研究，加强监测技术和防治药物的研制与开发，加快研究生态综合防治措施，以求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 (2)加快高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直接把科技转化为经济优势、市场优势，同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保持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水平，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科学技术与其他商品不同，科学技术必须有超前性，既要重视选择当前一般先进实用的技术项目，又要抓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的推广，这样才能带动我国农业的大发展。 (3)增加农业科技的投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人。农业科技大多是属于周期长、社会效益显著而直接经济效益低微的特殊科技领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投资总量上同发达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攀比，如韩国1994年消耗200亿美元开始实施“生物技术20。。计划”。但是，我国农业科技长期投人不足，已严重地影响科研水平的提高和成果转化。80年代世界平均农业科技投人占农业总产量的1%，而我国为0.17一。.27%，是世界上农业科技投人最低的国家之一。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用来支持农业基础研究的才不足7%。据统计，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分配情况是:自然科学占57%，工程技术科学占27.2%，医学科学占10%，农业科学只占5%，这和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从实际研究状况看，如有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科技进步奖1987年申报108项，1989年为76项，1991年降低到36项，1992年竟降低到33项。5年间，成果申报数减少了2/3，其潜在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现象的存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科技投人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科技投人不足，也造成农业科技队伍不稳定，成果推广人员严重不足。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仅有5人左右，一些发达国家达到30一40人。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加农业科技投人就研究与开发这部分来说，不仅应当包括课题费，而且应含部分设备费和研究人员的津贴，以利于科研和科技成果推广队伍的稳定以及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作者：牛德水 姚庆筱 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技术产品竞争 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产品竞争力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的竞争力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农业开始逐渐摆脱过去“靠天吃饭”的状况，转而依靠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仅是来自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对农产品竞争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湖北作为一个我国的农业大省，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显示出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近年来湖北农产品竞争力与农业强省相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本文从湖北农业科技发展的角度来探索湖北农产品竞争力，这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影响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因素，从而为提升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献计献策。 1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总体状况 农产品竞争力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农产品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市场份额并能够持续获利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可以从农产品价格、生产效率、市场营销能力、农产品质量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等多个方面来反映。本文将从生产效率、农产品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三个方面分析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状况 2．1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 农产品平均产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情况。鉴于资料的有限性，本文仅对近6年的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籽和蔬菜5种农作物的全国平均产量和湖北平均产量进行了对比（见表1）。 对比数据显示，湖北省只有稻谷和油菜籽的平均产量是高于全国平均产量的，而小麦、棉花和蔬菜3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从均产数量上看，稻谷和油菜籽是具有产量优势的产品，而小麦、棉花和蔬菜不具备产量上的优势。从农产品平均产量的增长情况看，湖北5种农作物的均产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籽等都属于大宗农产品，天气等自然资源对农作物的产量影响很大。从表1中的全国和湖北5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来看，尽管总体上农作物平均产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波动较大。并且近6年5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基本上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和增长。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5种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情况，根据统计资料，本文对5种农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进行计算（见表2）。如果某种农作物效率优势指数大于1，表示该农作物在生产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反之小于1，表示该农作物在生产效率上不具有效率优势。数据显示，稻谷和油菜籽的效率优势指数大于1，特别是稻谷的效率优势指数；小麦的效率优势指数最低，没有超过0．8。稻谷和油菜籽的效率优势指数近7年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而蔬菜和棉花的效率优势指数在近几年有一个明显的缩小趋势。 虽然粗略的平均产量和效率优势指数的分析，不足以全面地反映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情况，但是连续多年的对某一大类农作物平均产量和效率优势指数的比较和分析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总体上，湖北农产品还是在稻谷和油菜籽等传统优势农产品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其效率优势并没有扩大，而在其他农作物上就不具备效率优势，并且棉花、蔬菜等农作物的效率弱势却在进一步拉大。 2．2主要农产品的成本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是衡量农产品生产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它是决定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已有资料的分析表明，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国家对农业税进行了减免，但是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没有下降很多（见图1）。 图1中数据显示，除棉花生产成本波动起伏外，从1999~2004年稻谷、小麦油菜籽3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呈现下降趋势，但是2005年各种农产品的总生产成本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超过了1999年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用工费用增加，2005年每种农产品的每hm2均用工费用比上年增加都超过150元，如稻谷2004年用工费用为715．50元／每hm2，到了2005年增加到874．50元／每hm2，而棉花的每hm2均用工费用增加达到300元。另外各种农业物质投入增加，农药、化肥等价格上涨较快，也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由此可知，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近年来湖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表明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逐步下降，市场经济效益也逐渐减少，这不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2．3主要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农产品的平均售价直接反映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状况。表3是对4种农产品50kg产品平均售价的比较。从表4中可以发现，从2000~2005年4种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近两年平均售价在下降。尽管对这四种农产品国家都会实行保护价收购，湖北的平均售价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湖北农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低价格优势。但是结合上面的成本分析来看，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出售价格却下降，市场经济效益自然降低。 从以上对湖北几种农产品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市场售价的分析来看，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势并不容乐观。生产效率上，仅有稻谷和油菜籽两种农产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产成本在近两年也居高不下，同时农产品的售价却在近年有所下降，虽然保持着一定的低价优势，但市场经济效益明显降低。 2湖北省农产品竞争力低的因素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更多的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产品国内、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但是从湖北农业的地位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 2．1农产品品质差，良种选育重量轻质，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产品市场竞争主要依靠数量和价格，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90年代中后期，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数量型农业逐渐向质量型农业转变。这就要求农产品不仅能够高产，还要高质。湖北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的育种选种上以高产量为目标，忽视了农产品的品质，特别是大宗农产品。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大宗农产品良种选育上，90％以上的农产品品种都是以高产为目标的。优质高产农产品缺乏，极大地削弱了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低价竞争，降低了经济效益。以油菜为例，湖北省地处长江流域，“双低”（低芥酸、低硫甙）油菜优势产区的中游，“双低”油菜籽的含油率一般为37％~39％，而加拿大的“双低”油菜籽含油率一般为41％~44％；关键是加拿大“双低”油菜籽的芥酸含量小于1％，硫甙含量小于20μmol／g，而湖北省“双低”油菜籽的芥酸含量则在5％左右，硫甙含量在80～150μmol／g之间，远远高于加拿大的水平。除此之外，在良种的推广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良种推广缓慢，并且良种的更新速度也较慢。从农业发达国家来看良种更新一般为3~5年，而湖北的良种更新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个速率。品质差、更新速度慢，一方面使得农产品生产阶段的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又降低市场经济效益，极大地降低了湖北农产品的竞争力。 2．2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肥料利用率不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我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因此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低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湖北省也不例外，尽管近几年湖北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明显的增长，从1999年的1363万kw·h，增加到2006年的2263万kw·h，7年时间增长了900万kw·h，但同湖南、安徽等比邻省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等农业机械化水平方面，也明显存在差距。表4反映了从2000~2006年湖北农业机械化水平程度。从数据资料来看，农业机械化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机收面积显著提高，但是增长速度缓慢，并且机耕面积、机械植保面积和机械铺膜面积近两年还有下降趋势。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劳动力投入较大，必然会导致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从而降低农产品的竞争力。 此外肥料利用低下也是导致生产效率不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平均而言在湖北氮肥的当季利用率只有30％~40％，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10%~25％，钾肥的利用率为50％~60％，这些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发达国家的氮肥利用率能达到60％。化肥利用率低一方面造成了大量浪费增加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流失的肥料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化肥深施和配方施肥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重要手段，而湖北2003年化肥深施面积为1474khm2，到2006年降低为1433khm2，而配方施肥面积也由2003年的4396khm2，降低到2006年的4082khm2。 2．3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 湖北农业科技力量布局比较分散，导致农业常规应用技术升级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有资料表明，目前湖北省的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远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偏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完善。曾经让农业辉煌的农业推广体系，如今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湖北于2003年进行了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对乡镇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改革。改革后在岗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总人数由5.4万多人缩减到不足1万人，加大了农业科技推广的难度，不足以满足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的要求。在投入经费上，由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的五级推广体系，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点一般在县乡两级，但是在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的划拨上，县乡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事业经费很少，许多乡镇的农业推广机构还把仅有的这些经费的80％作为职工的工资，余留的20％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另外，有部分县乡政府“卸包袱”，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推向市场，有的甚至被摆卖或被撤销，使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更是难以为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完善，农业科技转化率低，使得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应用，降低了农产品竞争力。 2．4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农业科技人员缺乏 湖北是个人口大省，总人口超过6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大约2600多万人。大部分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技术推广。诸多研究表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高，农业生产效率就高，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就强。对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受教育年限，而根据湖北农调队的测算显示，2004年湖北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1年。到目前湖北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还不满8年，也就是说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还达不到初中二年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农村人口不到60％，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不到1％，这种情况与湖北作为教育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人次也比较少。 此外，农业科技人员偏少，专门从事农业科研的人员只有5000多人。在农民科技队伍中，湖北全省只有农民科技人员7.5万多人，平均每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只有不到4名的农民科技人员。如今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愈来愈大，农民的低素质和农业科技人员缺乏无法有效保证农产品竞争力的人力支撑。 3以农业科技为依托，大力提升湖北农产品竞争力 3．1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 一是开发、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及其配套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把传统农业逐步引向高效生态农业。扩大优质品种的规模和比重，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优势品种和有地方特色的名、优、新、稀产品。根据农业不同生态特点和地域特点，大力发展先进育种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配套技术，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后加工、保鲜和贮藏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着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发展营养食品、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3．2加快农业机械的研究和开发推广，提高生产效率 围绕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环保、节能、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因素，充分应用现代科技，吸取国内外一切成功经验，加快技术创新，研究开发适用不同农业生产需要的新式农机具，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推动配方施肥和深施肥技术，因地、因作物施肥，混合适用氮、磷、钾、有机肥，着力提升肥料利用效率，减少肥料流失率，确保土壤酸碱平衡。 3．3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提升农业科技对农产品竞争力的贡献率 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充分履行农业技术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形成队伍多元化、技术服务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的农业推广服务网络。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传统推广形式，走行政组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产学研、技工贸、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大力开拓和发展农业技术市场，搞好技术、人才、信息和资金等生产因素的有效配置，增加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3．4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确保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人力支撑 确保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学校重新学习，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动员和利用一切培训资源，以县、乡为重点，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出发点，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将农民科技培训贯穿了农村工作的始终，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农民科技培训。重点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生产技能、从业能力和经营水平，把培养一支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入户率。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初探 摘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科学事业单位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有利于预算工作为单位目标服务，为促进科学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文章分析了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全员参与机制、加强预算执行与监督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等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以期推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依法理财、科学理财。 关键词：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对策 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科研、开发、经营等各方面的收入支出的总体计划，是把一个单位的发展目标转化为各部门、各岗位以至个人的具体行为目标，从而保证单位总体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管理过程[1]，其核心是资金管理[2]。文章将以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的资金管理为重点，分析探讨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有关问题。 1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种方法。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在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日臻成熟与完善[2]。全面预算管理需要充分的双向沟通以及所有部门的参与，真正的全面预算管理要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有控制，事后能考评、追溯[3]。由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特点是以科学研究与科研应用开发为主，没有大规模的生产销售活动，因此，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的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还较少，但是相关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持续不断。全面预算管理已被各种组织管理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4]。随着国家对部门预算编制与审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作为筹集、分配、运用、控制资金的依据，迫切需要科学事业单位从原来的“重核算，轻管理”，转变为运用科学手段进行财务管理，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管理的各个环节，做好资金管理工作，在保证公共服务的同时，提高竞争能力，实现自我发展。 2全面预算管理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对全面预算编制不够重视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对于全面预算编制认识不足，对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认识不明确，普遍认为预算编制只是财务部门的任务，积极参与的意识不强。对于一个单位而言，调动内部所有部门共同编制预算有一定的难度，普遍存在以应付态度完成预算编制的现象。 2.2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不够 全面预算管理具有“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目标性、指令性”的特点[5]。综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预算编制情况来看，预算编制内容不够完整，仅停留在财务成本支出、单位收入及科研支出等方面，没有涉及现金流量及资本性支出等预算内容[6]。对资金预算以外的资产，如固定资产并无有效的管理，导致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7]。 2.3预算编制与财务管理结合不紧密 科学事业单位一般从事科研教学等研究性的工作，大多数属于社会公益性组织，其资金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只有国家财政在拨款上给予保障，科学事业单位才能真正履行好公益性职责。但由于各单位预算编制经验不足，财政部门审批预算时又往往会在单位预算基础上进行削减，导致最后确定的预算不能满足单位需要。这种主观上改变预算的做法，导致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决算编制都未能匹配，有的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资金预算和资金使用无法对应，挪占预算资金现象时有发生[7]。 2.4预算执行缺乏完整、规范、有序的管理体系 财务预算管理的机制不够健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完整、规范、有序的财务预算审批程序[8]。很多事业单位常常会出现在年底为了达到预算目的而突击花钱的现象，这都是因为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导致预算执行的随意性很高，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执行力度不够，预算管理作用难以发挥，预算工作松散，执行比较随意。 2.5预算执行监督力度不大 一方面，由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缺少专业方面的人员，对预算的执行情况无法进行全面监管；另一方面，没有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在预算项目结束后，没有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科学分析、控制、考核评价，使得预算原有的职能弱化，预算执行时缺少约束力。 3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 3.1建立全员参与机制 科学事业单位的领导层应改变传统滞后的财务预算管理观念和模式，在单位内部营造良好的预算管理和控制的企业文化氛围[9]，建立预算编制委员会，由单位的主管领导牵头，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编制[2]，项目负责人、科技管理部门或财务部门与课题负责人积极配合，依据目标相关、政策相符、经济合理的原则编制课题预算，包括经费来源预算和经费支出预算[10]，确保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3.2加强预算执行与监督内部控制 以科学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财务资金进行全面控制、统一分配、集中统筹，全面执行财务预算管理控制，确保单位各项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避免预算超支现象[6]。加强财务预算管理的综合控制，在保证财政资金完整安全的前提下，以部门预算管理为基础，综合分析各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含预算调整）与财务决算情况，通过平衡部门预算和单位经费的使用需求，进行内部二次预算，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度。另外，要建立预算计划与实际预算执行出现偏差预警制度，实时监控预算的全过程，及时修正预算中出现的偏差，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的安全性与使用效益。 3.3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要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制度，包括财务预算管理制度、财务预算审批程序、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考核制度、预算绩效制度等，这是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保障。既有利于规范财务预算管理活动，指导财务预算管理的实施并控制经济活动全过程，又有利于科学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控制，管理制度约束和监督、检查、考核有机结合，从而保证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单位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11]。 3.4建立健全预算管理队伍 目前，科学事业单位预算普遍由财务部门组织编制和监控执行，给财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但财务人员不能等同于预算编制人员。由于全面预算管理要求更加全面、细致，需要更加专业人员的参与，因此，各单位应在财务人员的基础上，充分完善预算管理人才队伍，定期对预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预算的编制质量。同时，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对预算实现实时控制，减轻预算管理人员负担，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效率。 作者:李雪芹 单位: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数据库设计论文:数据的完整性在数据库应用系统中的设计与实施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在sql server数据库应用系统中,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实现数据完整性的设计方法,并结合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简称jy-hmis),阐述了实施数据完整性的策略。 关键词:数据完整性 数据库 事务处理 前言 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它有两方面的含义:(1)数据取值的正确性,即字段列值必须符合数据的取值范围、类型和精度的规定;(2)相关数据的一致性,即相关表的联系字段的列值匹配。在数据库应用系统中,保证数据完整性是应用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数据完整性实施的好坏,关系到数据系统的正确性、一致性和可靠性,关系到系统的成败。jy-hmis采用c/s模式体系结构,其数据库应用系统为:sql server 7.0;客户端的开发工具为:powerbuilder 6.5。下面主要从服务器端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客户端的应用程序一,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1 服务器端利用sql server 7.0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完整性 在用insert、delete、update语句修改数据库内容时,数据的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为了保证存放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sql server对数据施加了一个或多个数据完整性约束。这些约束限制了对数据库的数据值,或者限制了数据库修改所产生的数据值,或限制了对数据库中某些值的修改。 在sql server关系数据库中,主要有以下3类数据完整性:实体完整性(保证表中所有行唯一);参照完整性(主健和外健关系维护,它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的数据的一致性维护);域完整性(某列有效性的集合,是对业务管理或是对数据库数据的限制)。在报务器端有两种方法实现数据完整性:定义creat table 完整性约束及定义规则、缺省、索引和触发器。 1.1 定义 createtable 完整性约束 此方法是在创建数据库表的命令语句中,加入表级约束或列级来实现数据完整性。如在建表语句中加入非空(not null)约束、缺省(default)约束、唯一码(unique)约束、主键码(primary key)约束、外键码(foreign key)约束、校验(check)约束等。它的主要特点是:定义简单、安全可靠、维护方便。 1.1.1 非空约束、缺省约束和校验约束 非空约束限定了列值不能为空值;缺省约束指定当向数据库插入数据时,若用户没有明确给出某列的值时,sql server 自动输入预定值;校验约束则用来限定列的值域范围。 例如,在创建图书登记表中,限定登记日期、图书类别编码、登记号、中文名等列值不允许为空值;页数的缺省值为1;单价的缺省值为0;图书状态只能为:“在馆”、“借出”、“丢失”之一。 1.1.2 主键约束和唯一约束 主键约束和唯一约束,均为指定的列建立唯一性索引,即不允许唯一索引的列上有相同的值。主键约束更严格,不但不允许有重复值,而且也不允许有空值。 例如,在科室编码表,对列ksbm创建主键约束,对ksmc创建唯一约束。 1.1.3 外键约束 外键约束又称参照完整性约束,用来限定本表外键码列值与相关表主键码字段列值的匹配,即保证相关数据的一致性。 例如,在创建医师编码表中,医生所属科室 ssks 为外键码,限定它与科室编码表中的科室编码 ksbm 列值一致。 1.2 定义规则、缺省、索引和触发器 在数据库表的创建命令语句中定义约束的方法,虽然具有简单、方便、安全等特点,但它只对特定的表有效,不能应用到其他表,并且只能使用 alter table 命令修改或删除约束,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与此相反,在数据库中创建与表相对独立的规则、索引和触发器对象,也能实现数据完整性,而且能实施更复杂、更完善的数据完整性约束。它的主要特点是功能强、效率高、维护方便。 1.2.1 定义规则 规则类似于表定义中的校验约束,用来限定列的值域范围。但它不限定于特定表,可以绑定到其他表的列或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中使用。 例如,在定义药品的编码规则rul-ypbm,可绑定到其他表中。 1.2.2 定义缺省 缺省类似于表定义中的缺省约束,用来设置列的缺省值输入。它也不限定于特定表,可以绑定到其他表的列或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中使用。 1.2.3 定义索引 索引类似于表定义中的唯一约束,用来保证列值的唯一性。此外,它还能使用聚簇索引和非聚簇索引选项,来增强数据检索的性能。 例如,对于门诊收费明细帐表,分别建立了按收费日期和收费序号的非聚簇索引,大大提高了数据的查询速度,在未建立索引前,要在20多万条记录中查询满足条件的记录,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建立索引后,只需要4秒钟左右。 1.2.4 定义触发器 触发器是一种实施复杂的完整性约束的有效方法,当对它所保护的数据进行修改时自动激活,防止对数据进行不正确、未授权或不一致的修改。类似于表定义中参照完整性约束;触发器也可用来保证相关数据的一致性。它还能完成一些表定义参照完整性的约束不能完成的任务。 2 客户端利用pb开发的应用程序实现数据的完整性 2.1 用pb的控件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在以pb开发工具编写的应用程序中,可使用数据窗口对象的列校验属性来检查输入数据的正确性;在窗口输入界面中还可以采用下拉列表、复选框、单选按钮等控件,实现固定值选取输入来确保数据的正确;另外,应用程序本身也可以对输入数据进行有效检查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2.2 利用事务的特点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因pb的每一操作都是基于控件中的事件,所以一个完整的事务处理要集中在一个事件或一个操作单元中。例如,门诊划价收费中的付款处理;同一个收费序号下的数据,经过处理后要记入明细帐、一级明细帐、总帐,同时还要更新收费序号登记表等;所有这些处理算是一个完整的任务,必须等所有的语句都执行成功后,才能对数据库进行提交;如果有一条语句未执行成功,就要撤消该事务的一切操作,回退到事务开始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数据的一致。利用客户端应用程序实现数据完整性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交互性好、功能强,但编程偏大、维护困难、可靠性差。 3 实现数据完整性的策略 由上述可见,在sql server数据库应用系统中,实现数据完整性的方法各有其特点。对具体应用系统,可根据需要采用其中一种或多种方法来建立数据完整性的机制,其策略为: (1) 对于通过窗口操作输入的数据,一般采用客户端应用程序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这样,一方面可把非法数据在提交到数据库之前就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可使用户及时得到操作反馈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对于通过其他途径转入的数据,一般需要服务器端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实现数据的完整性。 (3) 对于数据一致性的维护,宜于由服务器端数据库的触发器或表定义的约束来实现。这样可降低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开发量,提高应用系统的运行效率、可维护性及可靠性。 (4) 对于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系统,则需要采用多层保护屏障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如:既在客户端应用系统程序检查输入数据的有效性,同时又在服务器端数据库中建立表的约束、规则、缺省和触发器等进行数据完整性约束。这样可以提高系统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4 结语 数据库完整性是数据库应用系统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在sql server数据库应用系统中,可采用服务器端数据库表定义约束和数据库规则、缺省、索引、触发器及客户端的应用程序等三种方法实施数据的完整性。它们各有其特点,在应用系统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数据库设计论文:关于数据库在仓库管理中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何晓燕 李海　呼延战波 【 论文 关键词】数据库 仓库管理 设计 【论文摘要】介绍了利用数据库在 企业 中实现对仓库的管理，及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为了实现对备品备件及辅助材料仓库的 现代 化 科学 管理，保证物资和备件管理的安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为企业获得更多更快的 经济 效益，我们开发设计了专用的备品备件和辅助材料仓库管理系统。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我们首先对于原始的手工管理工作进行深人调查，了解备件的收、发、存物流情况，帐本和管理方式，数据统计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经过 总结 其事务处理流程图如下: 2.为了实现利用数据库对仓库进行管理，对用户的要求进行总体概述和界面描述并进行具体的数据流分析，其顶层数据流程图如下:(其它层略)数据流描述如下: 入出库单=编码十名称+型号+规格十图号+数量十单价+人库单位(领料单位)定额=班组编码+班组名称+金额计划单=编码+名称+型号十规格+图号+申报数量+申报日期系统命令=备件录人}系统查询!系统统计.报表打印}生成计划表格=全厂车间消耗表i收发存表}库存清单l消耗明细表}消耗日报 3.将宏观管理转化为数据模型，进行系统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写出详细的设计说明书和计划任务书。我们的设计说明书主要内容如下:(.l)该软件系统是以树形结构展开的，其模块图(见图l一1) (2)文件结构(外部文件描述) 文件bjr*.dbf bjc*.dbf* .dsh*.dbfljkc*.dbfc*.dbf gyd*.dbf分别是需求规格说明书定义的人库、出库、流水当前库、单价库存库、标准特性编码库，他们对应的索引文件分别是bjr*.idx bjc*.idx lsh*.idx djkc*.idx gyd*.idx索引关键字是fbmvv。(*代表备件的各种分类如:阀门类、电器类、工矿类、工艺类、轴承类、小型机械、轧机轴承、仪表等) (3)模块描述(以顶层模块为例) 模块名:bjmain 编号0.0 功能:本模块为总控模块。产生主菜单，接收用户对菜单的选择而分别进人下层模块。 界面:下属模块1.01.11.21.31.41.51.6 处理:case 1.调用模块1.0系统维护 2.调用模块1.1备件录入 3.调用模块1.2系统查询 4.调用模块1二3综合统计 5.调用模块1.4报表打印 6.调用模块1.5计划管理endcase 4.我们进行了程序代码的编写、并进行了功能测试、错误信息测试、边界测试、用户测试和长期系统维护，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该系统目前愈来愈满足用户的要求。 结束语 在本系统的设计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不同的用户给予不同的操作权限，如:仓库保管员有录人和查询、统计的权限，没有做计划权限，而计划员有做计划的权限，没有备件料单录人的权限。另外，在界面设计上，做到界面友好，用户界面的形式和述语都适应及户能力和要求，同时保护一致性，系统和子系统各部分的命令和菜单有相同的形式，简单易学，方便帮户使用。随着市场的变化，在该系统中我们很好地处理了同一种备件不同单价的问题和对各班组限额考核的问题。该系统投人使用，彻底地将工作人员从大数据量的、繁重的、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数据库设计论文:浅谈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与功能设计 摘要：笔者结合数据库理论和实际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浅谈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与功能设计。 关键词：数据库 信息管理系统 逻辑架构 功能设计 0 引言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完成系统前台与后台之间的数据通信。将前台业务打包数据经过解析传输到后台数据库，达到对后台数据库的处理。还可以实现后台数据库中数据操作包括：数据的查询、更新、删除等操作。将业务数据从多个操作型数据库和外部文件中抽取出来，进行清理、转换、网络传输和集成。笔者结合数据库理论和实际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浅谈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与功能设计。 1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逻辑架构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按照各个业务发展的需要，逐步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数据分析与加工，充分加以利用，为各层用户方便、快捷的服务，同时也使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处于整个系统的中间位置，它主要职责对数据处理，完成前台端的请求处理，完成后台数据库的操作。目的是分批处理任务请求，将任务数据包解包后，加载到数据库中，并且根据请求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查询、更新、删除，将处理的结果记录到日志文件中。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业务逻辑描述如下： 1.1 接受请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自己的请求实时的以上传给系统。 1.2 解析请求，系统根据接受到的请求，对其进行解析处理，首先检查传来的信息是不是合法，长度是否按规定的。再解析信息，在解析报文信息中，就报头、正文、报尾的标志位做一一鉴定，若有哪一项不符合要求，就回传应答报文给前台让前台重新传输此报文，并将处理的数据实时的记录在后台对应的表中。 1.3 数据的抽取与加载，系统在对数据报文进行解析后，若收到的报文满足要求时，就对报文中的正文段的数据抽取出来，加载到数据库表中。 1.4 监控管理，主要是对系统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管理，数据的导入导出情况及数据的传输情况进行监控管理。在加载数据时，将加载成功与否实时的记录在数据库表中，并写日志文件。 1.5 对后台数据库的处理，系统根据报文内容，对后台数据库中的表进行插入、删除、更新等操作。 2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根据上面的业务流程，我提出了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业务框架及各个功能模块。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分为六个模块：任务管理、数据抽取、数据上传、数据加载、监控管理、查询统计，分别为各个模块设计了以下功能。 2.1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主要是指后台管理层在抽取前台数据时对各个任务制定与执行。对前台数据的抽取主要是通过执行模版文件来完成，模板的管理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创建一个模板既是在定义一个数据抽取的过程，一个模板只针对同一个数据源，保证模板的原子性，模版参数文件主要由后台数据中心需要集中的数据类型进行定制，任务管理是将多个相关的模版文件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可执行单位。对不同种类数据通过制作模板实现抽取功能，模板数据文件由后台数据管理者制作存放在前台，可增加、修改和删除。 2.1.1 创建模板：一个模板文件包括了一个完整的数据抽取过程所有必要的数据结构。数据段包括：文件头、文件正文、文件尾，其中文件头重要有防伪标志位，文件的发送时间等信息，正文段主要包括此文件传送的数据，而结尾部分主要包括此文件传输数据的总量等信息。 2.1.2 编辑模板：当数据需求发生变化时，可以对已存在的模版文件的参数进行修改，以适应新的需要。 2.1.3 删除模板：当不再对该模板文件定义的数据表进行抽取时，可以删除模板文件，取消抽取过程。 2.1.4 由于本系统文件主要是以固定长文件为主，所以，制定固定长文件是关键，而且这个固定长文件主要是文件头、文件尾长度固定，而每个文件的正文部分固定，但一个头部和尾部对应多个文件正文部分。 2.2 数据抽取 数据抽取模块是对后台下发的抽取任务的执行，是完成小核心数据处理的中心工作，是定义的抽取过程的具体实施阶段，数据抽取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抽取任务的载入”、“数据抽取配置”、“数据抽取执行”、“数据抽取重启” 2.2.1 数据抽取任务的载入：数据抽取是按照前台对后台数据管理层下发的各项抽取任务来执行的，因此在实行数据抽取之前要对后台管理层下发的抽取任务进行载入到当前系统中。 2.2.2 数据抽取配置：要正确完成数据抽取过程的执行，必须先配置数据抽取的范围，先选择数据抽取对应的系统，查询该系统下所有需要执行的抽取任务，然后对抽取数据的各个节点进行配置，确定在哪些节点上执行数据抽取。 2.2.3 数据抽取服务：根据后台中心下发的数据抽取任务对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逐项进行抽取，选择的任务的流水号启动抽取服务；数据抽取过程中，根据抽取出来的数据内容产生一个统计表，包括数据表名称、记录数等内容，该表作为数据抽取是否完整、是否正常的参考文件。 2.2.4 数据抽取服务重启：根据抽取过程的统计表和日志信息，判断抽取服务是否成功，如未成功执行，则可通过数据抽取服务的重新启动来对任务进行重做。 2.3 数据上传 数据抽取完成后，数据文件导出保存在本地服务器中对所有导出文件进行汇总打包，数据量大时，还可进行压缩处理，然后存储在本地服务器准备传输。 2.3.1 本地服务器的配置：包括“接收数据服务器的ip、用户名、用户密码、上传，目录、接收目录、传输方式”等数据内容。 2.3.2 数据汇总：对数据导出文件按业务系统数据分类分别进行汇总、压缩打包，使用后台中心统一的命名规则，给各个数据包进行命名、存放在文件上传的目录中，准备上传。 2.3.3 数据上传：系统制定上传时间、上传目录、上传服务器地址，数据文件上传的工作方式以自动方式为主，如果由于网络故障或上传文件损坏等原因自动上传入库不能进行，可人工干预，重新选择传输过程，完成数据抽取和上传工作。 2.3.4 文件传输的监控：为检验数据上传情况，将数据上传日志写入数据库，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可以浏览传输过程，发现数据上传是否成功。 2.4 数据加载 数据加载模块将已传输到后台中心的数据经过解压缩，通过数据集成功能加载到数据库中。如数据加载入库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重新加载。保证同一条记录不会重复入库，也不会造成记录、内容的丢失。 2.4.1 数据解压：将已传输到后台中心的数据进行解压，通过数据集成功能追加到数据库中。如数据加载入库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重新加载。保证同一条记录不会重复入库，也不会造成记录、内容的丢失。 2.4.2 数据加载：分为人工加载和自动加载两种方式，人工加载可通过人为干预，有选择地把数据加载入库，也可用于数据入库过程中，异常数据经过特殊处理追加入库。 2.4.3 数据检验：数据入库完成后，自动产生数据表、记录个数等信息的统计表，与数据抽取产生的统计表进行比较，如果两者数据不一致，需要重新进行数据抽取上传入库。 2.5 监控管理 监控管理模块主要是对系统的各个工作环节进行监控灌录，数据导入导出情况及数据传输情况进行监控管理。 2.5.1 数据抽取监控：通过数据抽取的监控，发现数据抽取与转换过程中因为网络或人为原因等所引起的数据错误。 2.5.2 数据传输监控：将数据上传日志写入数据库，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可以浏览传输过程，发现数据上传是否成功以及未进行数据抽取上传的地区。 2.5.3 数据加载监控：监控数据加载中出现的数据丢失与加载错误。 2.6 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主要按照一定的条件和工作要求，查询数据完整性信息和任务执行情况。将每个模块的处理结构制成表，存储在后台数据库中。 数据库设计论文:高校科研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与实现 摘要: 本文阐述了基于b／s和c/s混合模式的高校科研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设计方法及其实现的关键技术，能够适应论文、项目成果、科研奖励、著作、科研人员、校级课题等管理的要求，使用了参照完整性、存储过程、触发器及事务等方法和机制。 关键词: sql server；科研管理；权限管理；存储过程；触发器；事务。 科研水平逐渐成为衡量一个高校势力的重要指标，高校作为重要的科研机构，如何对学校大量的科研信息进行高效、安全的保存、处理、统计、加工等管理操作，将日常的科研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建立高校科研管理系统进行科研管理工作是每一个高校必由之路。系统功能的分析与数据的结构关联及使用都首先反映在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中，高校科研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是高校科研管理系统设计中的一项核心工作，所有的管理工作都必须以数据库为中心，建立高校科研管理系统数据库的方法、步骤、技术等如下： 1 系统需求分析 高校科研管理所设计的事务非常繁杂，涉及到校科研处、各个系的科研管理以及个人对科研信息的查询统计等。所设计的系统既要有利于科研处的监督管理又要有利于各个系及教师的分工协作。系统功能主要包括校科研处科研管理、院系（或部门）科研管理、个人科研信息查询、校级科研项目整体信息管理。可以划分为科研信息维护、科研信息查询与统计、科研信息报表、科研信息分析、校级课题申报、审批、合同签定、结题、其它处理等操作；其中科研信息应细分为学术论文、著作、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奖励等信息。 2 用户需求分析 由于本系统是直接面向网上办公的，必须适应所服务环境的各类操作人员，主要包括学校科研处、各院系（或部门）、普通教师个人（或其他浏览者）。 2.1 普通教师个人（或其他浏览者） 普通教师个人（或其他浏览者）只能按姓名来浏览个人的科研信息、进行统计打印，个人的科研信息（论文、著作、项目成果等）必须提交本部门审核入录。 2.2 各院系（或部门） 各院系（或部门）主要职责是对本部门员工的论文、著作、项目、成果、奖励等信息进行审核后输入到本系统数据库中，查询本部门在某时间内的科研信息、统计科研情况、打印相关资料等，同时对本部门的错误录入信息进行修改和维护。 2.3 科研处 主要管理本校的员工信息、论文、著作、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和成果、科研奖励等常规工作，同时，管理校级课题的申报、审批、合同、检查、结题等管理，同时，监控系统运行和各部门的情况。 3 数据库设计及关键技术实现 3.1 数据库表创建 根据系统需求分析，将系统的实现直接定位在更好的适合各层次人员的需求和操作，系统的所有初始化数据均采用界面录入的方法，由各类人员分工完成。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笔者将科研人员基本信息、论文信息、科研项目信息、成果信息、获奖情况信息等作为系统的初始化数据，为个人和院系查询、统计、打印，科研处操作、加工、管理、集成等工作提供基本的数据平台。主要数据表格设计如下: 科研人员信息表(职工号，姓名，性别，职称，出生日期，所学专业，现从事专业，学历，学位，工作时间，所在部门，备注)。 论文信息表(序号，论文名称，刊物名称，刊物类别，刊物级别，主办单位，作者，职工号，发表时间，刊号，备注)。 论著信息表(序号，著作名称， 图书编号，著作类别，出版社，学科类别，作者，职工号，出版时间，版次，备注)。 科研项目表(序号，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类别，完成单位，负责人，课题组成员，立项时间，拟定期限，经费金额， 是否鉴定，鉴定时间，鉴定单位，备注)。 科研成果表(序号，成果名称，成果类别，成果经费，完成时间，负责人，完成单位，是否投入生产，经济效益，备注)。 科研奖励表(序号，获奖人员，项目名称，奖励名称，授予单位，时间，备注)。 校级项目管理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课题名称，负责人，所在部门，职务或职称，联系电话，申报表，申报时间，申报经费，是否批准，批准日期，批准经费，合同时间，合同内容，是否结题，结题时间，鉴定技术负责人，项目成果效益，备注）。 校级鉴定专家表（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单位，学历，学位，所学专业，现从事专业，职称职务，备注）。 在上述表格中，加下划线字段代表主键，加双划线字段代表外键。其中科研人员信息表之所以选择(职工号，姓名)作为主键，考虑到姓名经常作为查询、操作条件，并在相关表中作为科技人员的重要描述和限制；为了避免数据录入的无序状况，数据库表之间建立了严格的参照完整性，并且对所有表都分配了操作权限，并将错误信息及时反馈给操作人员，科研人员信息表、论文信息表、论著信息表通过“职工号”建立参照完整性关系，在录入论文、论著时，作者必须是本单位职工，如果科研人员信息表不存在该员工，便给出错误提示，提示检查是否是合法职工，如果是，便可以在科研人员信息表中添加该员工信息后录入论文、论著信息，否则，拒绝录入，“职工号”又为组合查询提供了连接条件支持；同时将科研项目表、科研成果表、校级项目管理表中“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信息表中的“姓名”建立主键、外键参照完整性关系，校级课题的申报负责人也必须是本单位某部门的职工；获奖人员，必须是科研人员信息表中某一职工；将校级鉴定专家表和校级项目管理表通过“鉴定技术负责人”、“姓名”建立参照完整性管理，限定了鉴定技术负责人必须是本校专家表中的专业人员；所有表的主键设置都加上“姓名”字段，目的是为了符合人们的常规习惯，常以某个专业人员姓名作为操作、查询条件，科研人员信息表与其他相关表格建立参照完整性为了限制科研、论文、论著、成果、奖励等信息的科学合法性，同时有利于统计和查询；只有完善的参照完整性，才能使得数据库中数据具有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3.2 存储过程的设计 存储过程是transact-sql语句的集合，它是实现事务或业务规则的极好途径，是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存储与执行的。使用它，可以大大减少网络传输流量，提高应用程序性能和安全性，而且由于它只在第一次执行时被优化、编译。因此，使用存储过程不仅可以极大地降低应用程序的实现难度，而且还可以极大地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效率。存储过程的设计一定要符合逻辑业务规则和要求，根据实际，对一些常规、频繁使用的查询、插入数据操作使用存储过程来完成。以下操作可以考虑使用存储过程来完成： ① 对系统的初始化数据时录入各种基本信息操作。 ② 查询个人、部门科研信息时的查询操作。 ③ 科研处的其他常规操作。 下面以查询部门科研信息为例介绍存储过程使用方法，在此查询某一部门的论文、论著信息。描述代码： create procedure 论文论著 @a char(20) as select 姓名，论文名称，刊物名称，刊物类别，刊物级别，发表时间，备注 from 科研人员信息表，论文信息表 where 科研人员信息表。职工号=论文信息表。职工号 and 所在部门=@a select 姓名，著作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备注 from 科研人员信息表，论著信息表 where 科研人员信息表。职工号=论著信息表。职工号 and 所在部门=@a 其它操作不再做列述。从提高执行效率、提高安全性、共享性方面考虑，尽可能多的使用存储过程来提高数据库的整体性能。 3.3 触发器的使用 使用触发器来实现表间的数据自动操作，提高系统效率，校级鉴定专家表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科研人员信息表中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人员，在输入或修改科研人员信息时，只要是具有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人员，就可以自动添加到校级鉴定专家表中，该操作可以使用触发器来实现，代码描述如下： create trigger ptz on 科研人员信息表 for insert，update as insert into 校级鉴定专家表(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单位，学历，学位，所学专业，现从事专业，职称职务，备注) select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所在部门，学历，学位，所学专业，现从事专业， 职称职务，备注）。 from 科研人员信息表，其中，校级鉴定专家表中的序号是自动生成的标识列。 同时，可以用触发器来检验校级项目负责人是否在科研人员信息表中，其中，用事务以验证合法性以控制该项操作是否完成。 代码描述如下： create trigger check1 on 校级项目管理表 for insert as begin tran declare @a char(12) select @a=负责人 from inserted if ( select count(*) from科研人员信息表where 姓名=@a)=0 begin print '负责人不合法' rollback tran end commit tran 其它类似操作不做描述。 在设计中，坚持使用触发器实现尽可能多的实现前台操作，不仅提高了操作效率、更提高了代码的安全性和共享性。 3.4 数据库安全设计 网络的安全非常重要，从数据库级、服务器级和应用程序级综合考虑，在科研管理系统中要根据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不同的初始化菜单。在本系统中，数据库的安全主要通过数据库的存取控制机制实现的。首先定义各类管理人员的操作权限即角色，其次定义数据库登录，最后依据用户权限表将登录分配为相应的角色。由于人员的复杂性，角色分为三个层次：科研处级别、二级部门级别、普通教师级别。用户属于某一角色，即使用户职务调动时，对用户增删，不影响其他用户的操作，只是角色中用户数量的变化。建立专门的系统使用权限表来记录用户和权限，同时也兼容部门设置信息，对不同部门分配相应的权限和账号，科研处是最高管理级别部门。 为了进一步保护数据库，建立备份数据库服务器，定期进行数据库备份和复制，本系统数据库主要采用sql server数据库管理工具进行设计，它具有强大的管理、安全、登陆、网络支持功能，且可以和其它数据库进行转换，是一种网络数据库管理软件，符合设计要求。 4 结束语 该系统数据库主要适用于c/s和b/s混合模式的数据库系统，设计中从整体考虑，建立严格的参照完整性和科学数据库结构，将存储过程、触发器应用到数据库设计中，加大了后台的功能和效率，对数据库的安全进行分级、分类设置和管理，提高了数据库的安全访问能力；它的数据冗余少，具有更高的数据一致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结合前台开发工具和平台，可以实现强大的功能设计和系统实现。结合本校实际已经开发了一个实用的高校科研管理系统并被科研处立项。 数据库设计论文: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设计方案与思路 〔摘要〕总结了目前国内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的不足，提出了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设计的目标、数据库构成及概念结构。为了实现“快速、全面、准确”的检索目标，需要建立元数据实现数据库的标准化，采用科学的分类体系实现族性检索，开发知识产权领域本体扩展用户检索入口词汇，通过搜索引擎实现全文检索。最后提出了系统的实现方式。 〔关键词〕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本体；分类体系；众包 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已经影响到企业、国家的发展战略。以专利文献为例，欧洲专利局（epo）每年要驳回50%的专利申请；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每年要驳回54%的申请；日本专利局（jpo）每年要驳回62.5%的专利申请；工业领域每年约有60亿美元浪费在专利法律和申请费用上[1]。专利被驳回说明相关的技术已经发明出来了，由于在研究之前未能检索出相关文献，导致重复研究开发，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要全面、准确地检索相关知识产权文献，需要建立高质量的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这既是强化政府在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进行科技、商业领域的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1国内现有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的不足 1.1数据库内容建设的不足 国内现有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内容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据收录不全。以专利文献为例，国内大多数的专利数据库的回溯年限都是1985年。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文献的信息也不完整，例如全国人大法律法规数据库、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数据库等专门的法律数据库以及知识产权相关行政机关的政策信息只公布法律或者政策文本，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释义和法律问答，以及所涵盖的法律条文解读非常有限，导致对执法过程准确解释或者适用法律指导意义不强。第二，数据内容分散。知识产权文献信息分散在不同主管部门所建立的数据库中。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别建立了专利与商标文献数据库，信息相对丰富的国家立法与政策文献及信息资料库则由第三方构建。这些分散的数据，给用户的集中检索带来了不便。 1.2检索方法的不足 国内很多知识产权文献检索系统，往往是从数据库本身的特点出发，将数据库中的主题词、发明名称、公开号、主分类号、人等作为检索入口。这种基于关键词或者分类号的检索方式有很大的局限。以专利为例，专利文献是技术文件和法律文件的结合物，需要按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撰写，内容会显得重复、繁琐。而且申请人为了获得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往往会采用概括性很大的术语，如把钢笔概括为书写工具，把梯子概括为攀登工具，把筛子叫做分离装置[2]；除此以外，汉语本身一词多义，多词同义的特点，进一步影响了关键词检索的效率。从分类号检索来看，虽然国际专利分类法（ipc）在各个国家都有使用，但是同一专利、相近的技术主题在不同的国家的专利分类体系下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不同体系的专利分类详略不同，ipc有631个子类，7 392个主组，62 493个分组。美国专利分类体系已（us-ipc）发展到450多个大类，15万多个小类。有人做过调查，18.7%以上的美国专利分类号和欧洲专利分类号在部的分类上就存在差异。而且专利分类体系在不断修订，每一次分类都会导致分类技术主题词与分类号的变化，例如修订后12%的us-ipc号发生了变化，4%的ep-ipc分类号变化[3]。 现有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大多缺乏深度标引和加工，信息挖掘程度偏低，质量有待提高。例如现有的专题专利数据库对同族专利、法律状态和引证专利等特定信息的揭示远远不够，只有69%的包含有法律状态信息，49%的包含有同族专利信息，仅有18%的包含有引证专利信息，还有28%的没有提供以上任何一种信息[4]。目前国内只有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进行了深度加工标引，加工内容包括：专利发明主题标引、医疗应用标引、范畴分类、文摘重新撰写、化学物质信息标引、中药方剂信息标引，并同时建成了中药材名称数据库，化学物质登记文档数据库等两个辅助数据库系统[5]。以专利文摘为例，201110060757号专利申请书中的摘要只有150字左右，在网站检索到的摘要内容扩大了1倍，达到300多字（见表1）。通过重写摘要，加入专 中使用的每一种药材、化学成分等具有检索意义的内容，大大提高了检全率和检准率。 表1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的数据加工实例 原始摘要1111改写后的摘要本发明属于医药或保健食品领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药物组合物包括发酵虫草菌粉、维生素和矿物质或药物组合物包括虫草多糖、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发酵虫草菌粉或虫草多糖0.1～1重量份，维生素0.005～3重量份，矿物质0.05～3重量份。药理实验表明，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具有很好的提高免疫力的作用。11〖〗一种药物或保健食品组合物。它是由中药发酵虫草菌粉或虫草多糖、维生素、矿物质，及其番茄红素、低聚果糖组成，并按常规方法制得的饮料、奶粉或乳粉；其中维生素是由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b12、维生素d、维生素k、维生素h、维生素p、维生素pp、维生素m、维生素t、维生素u、生物素、水溶性维生素、烟酰胺、泛酸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矿物质是由钙、铁、锌、硒、磷、钾、氯、镁、铜、锰、碘、铬、钼、镍、锡、硅、钒、钴、硫、钠、氟、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中药还包括杜仲、枸杞（枸杞子）、麦冬、川贝母、枇杷叶、西洋参、雪莲花、灵芝和花粉中的一种或几种。该组合物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1.4数据库共建共享的不足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合作机制，不能优势互补。没有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结合起来，造成国内已建的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有的收录数据不全面，有的服务内容与功能单一，缺乏既具有权威数据、又具有强大功能的实用性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难以满足用户的创新需求。反观国外的经验，一般由专业领域的数据提供商、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商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进行互补性合作，采用多元化的运作模式，提供专利信息、商标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等综合服务，服务内容涉及数据加工、数据提供、专利分析、软件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例如国际三大联机检索系统都集专利与科技信息、行业信息、法律法规、市场商情信息服务于一体，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综合服务[4]。 2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设计 2.1系统目标 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利用知识产权文献进行研究开发、专利分析、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都要以快速、全面、准确的数据库访问为基础，这也是本系统设计的目标。 “快速”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最新的信息能检索出来，这需要及时更新数据库来实现，即数据库系统应该提供方便的数据更新机制。二是查询信息的响应时间比较短，这与系统的检索性能、isp的服务能力等因素有关系。 “全面”一方面要求搜集的信息要全。根据项目计划，数据库会收录知识产权政策文献资料、专利文献信息资料、知识产权行政确权和执法文献资料、知识产权司法判决文献、相关网络资源、知识产权名人与大事等资料。与现有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相比，本项目的内容是最全的。另一方面要求系统的“检全率”达到要求，能把跟检索需求相关的所有信息检索出来。检全率除了要有收录齐全的原始数据支持之外，然后还要求系统提供合理的检索策略和手段，例如提供全文检索功能等。 “准确”主要是指检准率。即从数据库中检索出来的文献，应该与检索要求密切相关。这主要取决于数据库的数据质量。数据质量不高，会导致检索结果不准，从而造成重复研究与开发。根据欧洲专利局的信息，2008年仅在欧洲就有200亿欧元浪费在已授权专利的产品研究与开发中，由此引发的专利诉讼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其中eolas起诉微软的浏览器侵权，花了8年时间才结束，赔偿5.21亿美元[6]。 2.2数据库设计 根据项目研究内容结合用户需求分析，从内容上来看，本系统共包括知识产权研究资料库、知识产权网络资源库、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文献库、知识产权确权与登记资料库、知识产权司法与执法资料库、知识产权机构与人物、知识产权大事记等七大数据库。为了实现“快速、全面、准确”的检索要求，提供专利分析、引文分析等增值服务，每个资料库需要有目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引文数据库、分类表、主题词表、关联词表的支持。其结构如图1所示： 11图1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结构11 2.3系统的概念结构 r 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需要提供元数据管理、分类体系维护、知识产权本体管理以及全文搜索等功能，其概念结构如图2所示。 其中，元数据用于指导数据库的标准化建设，元数据 11图2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的概念结构11 标准的建立，可以保证整个项目七大数据库的统一、规范。分类体系用于实现知识产权文献的族性检索。领域专家在本体开发工具的支持下构建的知识产权领域本体，可以用于构建关联词表，扩展用户提出的检索入口词汇，最终实现基于语义的检索功能。搜索引擎实现知识产权文献的全文检索。 3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系统的实现思路 3.1开发方式 系统开发的方式一般有4种：自主开发，合作开发、外包和众包。自主开发是指由项目组自行开发所有的数据库和相关软件。合作开发是指由项目组、相关的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发。外包是指将项目中部分功能模块的开发委托给相关专业机构，例如国外很多软件公司就把很多需要大量人力的开发任务外包给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和印度。众包是美国《连线》杂志记者杰夫·豪在2006年提出来的概念，指企事业单位、机构乃至个人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社会大众群体解决或承担的做法[7]。网上很多项目都采用众包的开发形式，例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把一个项目分成很多小任务，通过志愿者的努力实现。 鉴于本项目需要整合大量的数据资源，因此，可以采用自主开发、合作开发与众包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组的大部分成员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核心专家，可以承担知识产权领域本体开发和分类体系的维护工作；对于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数据库的建设，可以与相关的主管部门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合作开发；全文搜索引擎的开发，可以借鉴百度与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合作的经验，将其外包给专业的搜索服务机构，减少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对于法律信息以及判决案例、知识产权名人与大事、知识产权网络信息等数据，则可以采用面向信息内容的众包模式，由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补充。 3.2开发步骤 系统开发能不能一次实现“快速、全面、准确”检索的目标呢？笔者认为系统开发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实现这些目标。国外很多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也是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如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wpi），截止到2010年10月，已经收录了1 975万条记录。德温特公司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整理和深度的综合加工，这些加工过程分为5个阶段：1966-1970年的标题字段只包括主标题，1971-1984年录入了副标题，1985-1995年在文摘中加入了用途/优点（use/advantage）部分，1996-1998年对摘要中的用途（use）和优点（advantage）进行了分开撰写，1999-2010年在摘要中分别列出新颖性（novelty）、用途（use）和优点（advantage）等部分，增加了单独的附图部件和标号之间的关系说明[8]。 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可以先实现收集齐全的目标，将知识产权文献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知识产权文献，同时对文献内容进行全面标引。例如专利文献要对申请号、公开号、申请人、发明人、专利分类号、发明名称、文摘、申请日、公开日等所有的特征项目进行标引，商标文献要对分类号、申请者、注册日期、权利人、形式（文字、颜色、字母、形状等）等进行全面揭示。然后实现检索准确的目标。主要任务是建立著录标引的规范，开发知识产权领域的本体，建立同义词表、关联词表等等。最后实现快速检索的目标。主要任务是优化搜索引擎，提高检索的响应速度。每一个分目标，也可以分阶段实现。例如数据收录全面的目标，由于本项目的目标非常宏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采集齐全所有的数据有很大的难度，可以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先重点收集、再全面收集，最终实现收录范围的全面覆盖。 数据库设计论文:浅析基于公共信息模型的能量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 论文 关键词:公共信息模型　能量管理　系统数据库 论文摘要:将iec61970公共信息模型面向对象的建模思想应用到数据库的构建，根据对公共信息模型特征的分析，针对现实电力系统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公共信息模型建立能量管理系统数据库的方法，并描述了其建立过程。 1前言 随着电力系统数字化建设的 发展 ，各电力软件生产厂商都推出了各自基午电力系统的应用，由于各生产厂商都是在无规范无标准的情况下自主设计并开发自己的产品，导致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程度、集成度产品自我扩展性差。随着需求的变化，功能的扩展，以前开发的产品将面临大量的浪费。为此，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负责电力系统控制及其通信的相关标准的第57技术委员会(iec tc 57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其中第13工作组(wg13 )负责制定与ems专业相关的标准系列即iec61970系列，使ems的应用软件组件化和开放化。文中将根据电力系统现实世界的特点，结合电网的实际情况，采用uml( unified model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的描述方法，提出一种基于iec61970/cim标准模型的ems数据库构建方法。 2 iec61970/cim简介 cim是iec61970的核心部分，它提供了ems信息的一个综合逻辑视图;定义了电力 工业 主要对象的公共类、属性及对象间的关系，用于电力工程、规划、管理、运行和财务等应用的开发和集成。为方便起见，cim被划分为13个类包，290多个类。包括:域包、核心包、电线包、测量包、拓扑包、负荷包、储运损耗包、保护包、发电包、财政包、预测包和能量安排包、scad a包等。各个ems应用内部可:以有各自的信eli、描述，但只要在应用程序(或构件)接口语义级上基于cim，不同厂商开发的应用程序或不同系统的应用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访问公共数据，实现应用间的相互操作，提高应用程序之间的兼容性及系统本身的开放性。 cim模型定义了三种关系:泛化( generalization )、简单关联(association)和聚合( aggregation )。用uml表示的类和关系见图l。 3问题的核心 cim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定义的一套电网模型，从调度中心ems系统的角度来描述电力系统的设备及其属性。cim有许多表示方法，如uml, xml和数据库定义等，ems系统须直接或间接用数据库定义来表达cim。面向对象技术的优点是能更直观、更准确地表现现实世界;更符合软件开发的 规律 ，缩短开发时间和减少开发费用;大大提高了软件的可重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然而，目前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发展还不成熟，而使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大都是关系型的。因此，如何将cim模型与关系型数据库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实现电力软件标准化工作问题的首要。 4 cim分析 4. 1 cim模型的特征分析 1) cim采用面向对象技术，uml描述，定义了电力工业标准对象模型，它提供了描述电力对象及其关系的标准。 2)对象间的关系包括三种:泛化，简单关联，聚合。 3)对象之间的关系较复杂，层次较深。 4)聚合关系与简单关联的区别是增加了“整体与部分”的语义。 5)简单关联关系分为三种:多对多，一对多，一对一。 4. 2现实电力系统的特征分析 1)结构上是分层分级的拓扑结构，层次关系较为复杂。 2)设备种类虽多，但数据量较大的设备元件(比如线路，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保护装置等)种类并不多，而大部分诸如“容器”(如地调，变电站等)或其它电气设备(如机组、母线等)的数据量却不大。 5解决的办法 cim模型的关系较为复杂，如果完全表达成关系数据库的表将会不可避免的生成很多关系表来表达复杂的cim关系，使得数据库表数量增大。如果只是构建cim的对象，而不管关系的映射，数据库便不能完整的遵循cim模型，也就失去了标准的意义。根据工程经验和实验研究，影响数据库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数据库中的“大表”(即记录最多表)。这些大表的记录往往是与现实相对应实体的实例;而关系表的记录是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实体，所以数据量是比较小的。数据库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数据库的大表的管理。因此，构建方法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关系的映射尽可能采用设立外键的方法;在不影响数据库性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一些必要的关系表，确保构建的关系型数据库完全表达cim模型的各种关系，以及随iec61970标准升级的可扩展性。 5.1表示方法 采用rational rose工具和uml来表达构建过程。rational rose用同样的符号来表达类和数据库的表。数据库名与类名相对，域和属性相对。由于cim模型只规定了对象的属性，而没有规定方法;数据库的表也不包含方法，所以，隐去了类符号表达方法的部分。对于没有必要显示属性的类，为了方便，也隐去了属性，单用一个矩形来表示。 5. 2泛化 在构建关系之前，首先将cim模型中的所有类.分别按表名对应类名，域名对应本身属性与继承属性相对应，构建成数据库表。关系通过外键和专门的关系表来实现。 泛化关系是用来表达一个相对通用的类和一个相对专门的类之间的关系。相对专门的类可以继承相对通用的类的属性，包含更多的信息。 在关系数据库里要表达这种继承关系，可在父类的属性中添加一个属性来表明子类的类型。 5. 3聚合 在关系库里，反映聚合关系的方法是在“整体”类对应的表里添加“部分”类作为新的域。 5. 4简单关联 1)零或一对一关联构建成数据库的表，只需将外键隐藏在零或一对一的“零或一”表中。一对一关联，将外键隐藏在一对一的任意一张表中。 2)一对多构建方法是将外键隐藏在多表中，在相应的“多表”里添加域equipmentcontainerid做为外键即可实现。 3)大多数情况下采用了外键的方法来实现构建，是为了避免生成过多的关系表，影响查询效率。但是，对于简单关联中的多对多关联，却采用了建立关系表的方法实现构建，原因是建立关系表能更加清晰的反映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数据的冗余度将会大大减小。 多对多的构建方法是用一个单独的表来实现多对多关联。关联的主键是每个类的主键的合并。 6结论 软件开发不仅包括数据库设计，同时还包括应用程序的设计。要真正的实现数据共享，应用程序的设计可以和数据库设计互为补充互为调节。另外，数据库设计和应用程序的设计之间的相互协调，从ccapi工程的目的出发，iec61970是一个万全之策，既考虑到避免目前应用系统的浪费，提供xml数据导人导出方案;又为将来新建的系统提供了cim框架，为电力软件工程提供了共同标准，电力行业信息孤岛问题将得以有效解决。 数据库设计论文: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计算机专业数据库课程设计中主要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选题质量不高、考核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对此，我们采取了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策略，通过合适的选题、合理分配团队人员、改进项目实施环节以及完善考核标准，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学策略；项目驱动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业中的普及，数据库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数据库技术及应用是计算机核心课程之一，相关教学大纲给出了数据库技术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1]。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据库技术，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都开设了数据库课程设计相关课程。通过课程设计的实践环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根据具体需求，独立地设计一些实际应用系统[2]。课程设计的开设不但能够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本文探讨了基于项目驱动的数据库课程设计的教学策略。 1目前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从计算机类专业培养方案来看，大多数应用型高等本科院校都开设了数据库课程设计实践课程。但在实际课程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仅仅对数据库相关教学内容进行简单重复，无法培养学生利用数据库相关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达不到市场对专业技术型人才的要求[4-5]。目前，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学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重要性认识不足 数据库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应用领域也相当广泛。目前，很多高校开设的数据库课程设计学时不一，教学时间安排上也不集中。此外，很多院系仅把课程设计当做一般性实践课程，没有专门的教学大纲，导致很多教师的教学目标不明确。师生均对课程设计重视程度不够，不仅使得教师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教学效果较差，而且也无法很好地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数据库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2选题质量不高 选题是课程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的选题不仅可以提高课程设计作品的质量，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目前课程设计选题往往质量不高，存在以下不足：(1)选题陈旧，缺乏新意。每届学生都会开设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师每年都提供同样的几个选题供学生选择，这不仅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要求。(2)选题过大过难。很多同学比较喜欢选择网上购物系统、火车订票系统等作为课程设计题目，尽管这类选题来自于实际生活，学生有一定的了解并有一定的应用经验，能够一定程度上锻炼学生的开发能力，但是这么大的题目使得学生这短期内仅凭个人力量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高质量地完成。 1.3考核方式不科学 当前，对课程设计的评价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教师主要是通过学生的上课考勤、设计报告、实际作品等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加权成绩来评价。显然，这种简单的考核方式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团队协作、创新、编码等综合能力。因此，一套完善合理的考核机制不仅能有效提高课程设计的实践教学效果，而且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 2基于项目驱动的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学 为了提高课程设计的质量，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进行教学，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2.1合适的项目选题 一个高质量的项目选题是实施数据库课程设计教学的关键。在确定项目选题时主要了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否将理论和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2)提供的项目选题数量足够多，而且主要是学生比较熟悉和有兴趣的应用领域；(3)项目难度顾及到学生能力的差异。以兴趣为导向，结合能力差异，理实结合，难度适中，通过合适的选题奠定课程设计实践课程的基础。 2.2项目团队人员分配 很多教师为了给予学生更加公平的评价，规定每个学生单独完成一个选题，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因此，我们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根据学生专业技能的差异，搭配分组，由4-5名学生组成一个项目团队，并任命一名团队成员担任组长。同时，组长根据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分配不同的角色，团队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作品的设计。充分发扬团队精神，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2.3改进项目实施环节 在课程设计实施过程中，课程组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动态跟踪学生完成项目的情况，并要求每个团对在项目不同的阶段递交相应的方案等，教师适时根据项目实施的情况进行针对性指导；(2)鼓励学生通过模仿来创新自己的项目，全面创新对于该阶段学生很难实现，采取该策略一方面降低创新难度，树立学生自信，一方面也能有效促进学生主动思考改进；(3)组成团队后，教师要求每个项目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帮助和学习，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课程设计。 2.4课程设计的考核标准 数据库课程设计在考核时，不仅考核学生的理论和动手能力，而且还考核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课程组制定了如下考核标准：(1)项目技术：①检验数据库表设计是否满足规范化理论的要求；②数据库设计是否考虑了安全性和完整性等因素；③项目是否采用索引等技术优化数据库性能；④检查项目是否依据软件项目规范来开发等；⑤根据作品采用技术的新颖性程度等方面增加附加分。(2)团队成员：在考核时，教师不仅考虑出勤和遵守纪律情况，还综合考虑项目质量、工程实践能力、新技术运用能力、协作能力等。(3)文档质量：文档必须符合软件工程相关规范，能够清晰地对项目的设计和功能进行描述，教师根据文档质量给出相应的成绩。 3总结 基于项目驱动的数据库课程设计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理念，旨在通过开发实际项目等形式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相较于传统的理论教学，课程设计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舒振球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数据库设计论文:数据库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 文章从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创新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 数据库设计与应用；教学改革；高校 一、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的特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据库技术已成为信息社会中核心技术手段，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当代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支撑。“数据库设计与应用”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骨干课程，是每个应用开发人员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在人才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因此，学生如果能够熟练掌握数据库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并基于此学习一些相关数据挖掘、海量存储、信息检索等课程，必将成为一名极具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人才。就国内高校而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切合市场需求、能将专业知识和能力素养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的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拥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在讲授“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这门课中，传统的以理论知识和实验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固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还不足以达到我们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完善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体系建设，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实践动手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二、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教学现状 （一）偏重知识灌输，忽视动手实践 首先，国内部分高校在数据库课程教学过程中，仍是采用“以教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知识只是机械的灌输，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兴趣与热情。其次，部分教师采用的教学手段仅仅是多媒体与板书的结合，学生在课堂上鲜有动手实践的机会，导致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授课缺乏启发性引导，思维训练不够 启发式教学的关键在于，恰当的设置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经历问题的解决过程，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然而，部分教师在数据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只是简单地演示操作步骤，并没有积极地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学生只是机械地模仿教师演示案例，没有经过思维训练过程，从而缺乏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内容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 国内部分高校在数据库实践教学过程中，实验内容的设定往往只针对某个具体知识点，不注重前后章节的联系，课程设计缺乏连贯性及系统性，使学生所学知识无法应用到具体的项目实践中[2]。数据库的课程的实践方案设计尤为重要，其方案的设计应具备，使学生对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能力的提高具有渐进性和持续性。 （四）重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忽视理论讲授 很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为解决重理论，轻实践的缺陷，依托数据库管理系统（如Sql-Server、Oracle、MySql等），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课程讲授[3]。数据库管理系统虽然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但它仅仅是建立、使用以及维护数据库的管理软件，学生对管理软件的熟练掌握并不代表精通数据库的设计与应用。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而忽视数据库系统理论体系的讲授，会使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仅限于平台应用。数据库理论基础知识不足，框架体系不完善，必然导致对数据库设计的缺陷，为学生后续的提高与发展埋下隐患。在笔者多年的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中，遇到很多程序员、系统分析员因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持，而导致软件开发的进度延误，成本剧增。他们大多表现为：“以实现功能为导向，在简单了解完基本需求后便匆匆进入编码阶段，对于数据库设计的思考相对简单，大多设计都只停留在表面上。”这对软件开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会为系统留下诸多隐患。出现问题后，作为开发人员来说，可能是写代码过程中发现问题，或者是系统上线运转后出现问题。一般来说，越到后面发现设计上的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越大，修改的难度也越大。系统上线运行后，修改数据库设计或进行优化等同于推倒重来。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数据库理论体系的讲授，夯实理论基础。 三、创新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数据库设计与应用”是高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强的综合性课程。因此，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教学方法方面，目前很多高校的工科专业，尤其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已普遍采用多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任务驱动、分组教学、启发参与等。上述教学方法已经很成熟，笔者这里仅仅对启发参与模式的教学方法作两点补充。启发参与模式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授课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学生自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启发以及角色互换等互动模式，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性学习，挖掘学生潜在学习能力，培养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时，自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实践，如横向课题、实验室开放课题、创新项目等。在项目实践过程中，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而且提高了动手能力。在就业方面，相较于缺乏实践经历的同学，具备明显的优势。同时，对于那些想在专业上有所深造的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了解追踪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 （二）重构教学内容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为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项目实践中，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一定要体现出课程体系的连贯性、系统性及方向性，经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真正具备数据库设计及应用能力。同时，应考虑到学生接受知识能力的差异性。在实践教学过中，在学生上机时，应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况和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设计不同的上机内容。对一些学习能力比较弱的学生，以调试为主，通过调试，来掌握一些上课时不容易掌握的内容，不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并通过一些启发和其他同学的帮助，完成一些作业。激发他们更好地学习这门课程，变被动的“灌输”式为主动的“汲取”式，积极的学习这门课程，在自己学习的同时带动其他同学的学习。 1.内容设计多样化。 在数据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能力的差异性。在上机实验过程中，应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情况和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设计不同的实验内容。对一些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以调试为主，通过调试掌握课程中的难点，不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并通过教师启发和其他同学的帮助，完成实验内容，从而激发他们更好地学习这门课程，在自己学习的同时带动其他同学的学习。 2.将内容模块化。 数据库系统原理是数据库设计和应用的基础，而学生往往认为理论知识深奥难懂，缺乏对理论的学习兴趣。因此，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结合实际案例，合理地将课程内容模块化，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例如，笔者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学生熟悉的选课管理系统，将项目划分成九个教学模块，分别为：数据库与表的创建；范式理论；完整性约束；索引；SQL语言；数据的增删改查；视图、游标及触发器；函数及存储过程；数据库安全与维护。在每个教学模块中，围绕教学目标、课程重点及难点逐步展开与延伸，以达到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的系统性。 3.整合编程语言。 传统教学中数据库的学习是独立的，而无论是C/S模式还是B/S模式下，完整的数据库应用系统都需要使用前端开发工具，如C#、JAVA等应用程序编程语言。因此，在课程的学习中，结合选课管理系统，将C#等编程语言与数据库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学习如何完成前台界面与后台数据库的链接，如何查询、增删改数据，从而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注重课程的方向性。 数据库的学习同样存在很多的方向，如程序开发、数据库设计、数据库管理。一般开发人员注重编程，能够熟练使用SQL语言；数据库设计则是注重的是数据库原理、设计；数据库管理则负责全面管理和维护数据库服务器，如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数据库的安全等。 5.强化数据库技术的延伸与发展。 随着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数据库技术已成为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信息技术之一，与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最重要的技术平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讲授主体知识的同时，有必要探讨一些数据库相关前沿技术，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层面，为学生今后的科研或应用打下基础。 （三）完善课程考核机制 既应考核学生对数据库理论关键性概念的理解程度，又应考核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理论知识考核可通过查看学生对数据库的设计来了解；动手实践能力考核可通过具体查看每一位学生所做的工作（如数据库操纵、数据库应用以及程序源代码）来考核。在研究探索型实验中，鼓励学生大胆创新，不畏惧失败，考核的依据主要体现在学生面对新技术时，自主学习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无论是理论考核还是实践考核，都应关注学生平时的实验过程，在每次的分组实验中，要求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积极讨论，从而提高个人以及团队的整体协作能力。在分析传统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若干改革措施。笔者基于上述改革措施，在教学实践中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上述措施使学生在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自主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兴趣，提高了学生的专业信心、专业素养，为今后的科研或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数据库设计与应用课程改革措施，为社会输送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作者：朱戈 单位：黑龙江大学 数据库设计论文: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库设计要点 ［摘要］ 辽宁省为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全过程动态监管，在借鉴探索的基础上，对监管内容全覆盖、信息共享、标准化、面向对象、约束机制、查询统计等层面进行设计，建立了多方认可、程序严密、动静结合、报管分离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数据库，为实现水利建设项目信息化监督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水利工程；数据库；设计；动态管理；辽宁省 近年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饮水安全、灌区节水改造、泵站更新改造、水土保持、引输水工程等建设项目呈现出点多、面广、量大，管理主体分散，管理对象多样化等特征，水利建设管理呈现出投资强度高、建设任务重、管理要求高、工作责任大等新的特点[1]。在新的形式下，辽宁省为全面做好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在借鉴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开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管理系统建设，重点研究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数据库建设工作，现将设计要点进行交流分享。 1设计要点 数据库设计是应用系统设计的根基，数据库设计关乎系统功能实现度、稳定性、扩展性等多个方面的内容[2]。为确保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数据库达到“把数据管起来，将数据用起来，使数据活起来的”的预期目标，特对数据库在内容覆盖、信息共享、标准化、面向对象、约束条件、查询统计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设计。 1.1全过程覆盖 依据辽宁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经验，将水利建设项目管理有关字段按照建设过程进行科学划分，按项目实施过程划分为前期工作、项目基本信息管理、建设过程管理三大阶段，按项目管理内容分为前期工作、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招投标、参建单位及人员履行合同情况、进度管理、计划和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检查稽察督查审计及整改情况、竣工验收等10个环节[3]，对管理内容进行全面覆盖。 1.2信息互联共享 在辽宁水利信息化整合建设的背景下，严格执行数据来源唯一性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系统的权威数据。与水利建设项目管理有关的设计、施工等单位和人员信息，采取“同存异消”的方针，对辽宁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系统中的数据字段进行整理，作为水利建设项目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的字段内容，确保此类信息同源权威；同时结合质检处等有关处室意见，合理设置数据字段，为今后相关处室新建或改建系统提供数据接口。 1.3标准化处理设计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处理在数据库建设中尤为重要[4]。水利建设项目面广类多，主要可分为水库、水闸、泵站等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治理项目、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水文测站项目、农村电气化项目以及河流治理项目等几大类别。为保障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管理数据库标准统一，特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对全部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信息管理、除进度管理以外的过程管理进行规范化处理，在字段设计上统筹兼顾，归一化处理，形成统一标准；因不同项目在进度管理中体现的指标不一样，比如农村电气化项目主要体现在发电设备采购、安装方面，水土保持治理项目体现在鱼鳞坑、截水沟、植被绿化的数量、长度和面积上，水库、水闸等工程项目体现在土石挖方、混凝土浇筑体积上，特采取先差异化后标准化进行处理。通过标准化处理设计，大大提高数据库的兼容和共享，提高数据库的通用性，特别利用降低建设成本和方便数据库用户使用。 1.4面向对象设计 数据是系统的灵魂，活的数据是系统生命的保证。水利工程项目动态管理数据涉及到项目法人，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人员、质检处、安监处、建设与管理处等众多机构和人员，这些信息都需要纳入数据库中，为保障数据更新及时、稳定，就必须面向对象来设计。考虑到项目法人在整个项目中的主导作用和稳定性，数据更新以项目法人为主导、质检处辅助来进行设计。不同对象对项目管理的侧重点也不同，考虑用户在系统使用过程中的权限分配，在对数据库表的处理上，按照项目法人、参建单位、监督机构、建管机构、管理员等5类人员进行分类标识，支撑系统交互界面的设计与调用。 1.5约束机制设计 提供约束条件机制、完整性检查方法、违约处理是维护数据库完整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管理数据库在约束机制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数值的自动求和计算方面，避免人工录入出现计算错误；2）对参建单位人员方面，系统自动调取辽宁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中的入库资料供填报人员选取，确保各类人员符合相关资格；3）对持证上岗人员出现一员多岗现象及失信惩戒人员进行红色警示。 1.6查询统计设计 数据检索与查询也是数据库的主要功能之一[5]。为便于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统计查询，特在数据库设计上充分考虑查询或统计的口径，结合辽宁水利建设管理需要，设计了年度、工程类别、业务处室、行政区划、投资来源等5类统计口径。其中工程类别和业务处室划分要与辽宁省水利投资统计软件相衔接，确保水利建设投资统计结果与本库中的建设进度统计能对应分析。 2结语 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数据库设计是对辽宁水利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的一次全方位梳理。经过查阅了大量的法规文件，多次征集有关部门意见，仔细分析数据上报程序，形成了多方认可、程序严密、动静结合、报管分离的水利工程建设动态数据库，以此库为基础，研发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将高效支撑和提升辽宁水利建设与管理效能，为水利建设管理改革发展提供新的起点。 作者：高真伟 赵巨伟 单位：辽宁省水利厅建设与管理处 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研究院 数据库设计论文:测绘工程管理数据库设计和构建 1、地理数据和数据库技术 1．1地理数据 地理数据是表示空间地理散布的相关数据，其反映地面物体与周围环境条件中坚固的持久的存在数目、质量情况、散布特点、关系以及原理的数字文字以及图像的总体，测绘工程管理的过程中，地理实体空间分布特征的信息采用此类工程项目地点的信息点反映，与此同时，也包括这个工程测绘项目的图形或其它方面的数据。 1．2MicrosoftOfficeAccess信息数据库 MicrosoftOfficeAccess信息数据库是微软公司在1992年研发推广的以标准Javascript扩展工具套件为主引擎的3D桌面信息数据库，其属于一类性能优异的管理信息系统研发工具，因其具备使用简洁、界面合理、容易学习和使用以及接口灵敏的优势，也作为诸多小规模操作系统优先选择的管理数据库系统。 2、测绘工程管理的内容和管理数据类型 2．1测绘工程管理的相关内容 测绘工程管理是针对总体项目的实行阶段采取设计、管控以及监管的方式，尽可能的实确保测绘工程的任务和目的，当测绘工程以准备工作阶段初始一直道测绘结束的结果交付应用，通常可以分成:材料准备工作、技术规划阶段、现场操作、测绘质量监管、测绘结果交付应用以及测绘资金花费计算等的几个过程，但是各个过程中，测绘工程管理者重视的关键方向就是测绘工程的质量、测绘进程以及测绘资金花费。所以，各个工作和环节需侧重的通常都是以保证测绘质量为基础，重视测绘进度和测绘资金的到账事宜。测绘工程的监管工作通常和测绘时间、把握测绘质量以及工程合同监管相关联。 2．2工程测绘阶段需管理信息种类 测绘工程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信息数据较多且具有多样性，其中包含测绘工程的所有方面的数据。 (1)主要信息数据基于其使用方面的性能，通常分成以下几类:第一，提供于进行计算方面的信息数据，比如，时间、测绘量、一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以及测绘成本;第二，提供于进行查找和划分的信息数据，比如，委托机构、工程名目、测绘工程责任人、工程地点、工程种类以及工程质量等级;第三，应用在补充说明的信息，比如，工程取消或者工期拖延的因素。 (2)基于数据反映相关信息的模式，通常能够分成如下几种:第一，采用书面文字数字模式反映信息数据，比如，工程预算材料、工程合同、技术规划材料以及各种办理货物的交付和货款的支付的一种依据;第二，应用图像反映信息数据和测绘结果以及通过图片等传媒来表达作品效果;第三，此类信息数据的集合，则产生了信息数据库。 (3)测绘工程管理的数据库测绘工程管理数据库为针对信息数据实行搜集、划分、解算以及表格制作处置后产生的具备一定结构的数据整合，相关数据处置和信息管理工具大部分信息数据均应用MicrosoftOf-ficeAccess数据库进行管控。 3、测绘工程项目管理数据库的构建方式 3．1构建测绘工程项目属性数据库 测绘工程数据库结构因工程管理过程中采用动态控制模式，则需信息数据收集需实时精准且完全。测绘工程管理数据库阶段需简洁清楚。数据库的建立通常依照测绘工程的推进，以招标和投标的资金预算和工程准备工作为准，从测绘工程控制至工程成本支付先后总结各个阶段的测绘数据，也能够依照数据反映的信息划分，以方便管理和使用。 3．2构建测绘工程项目空间数据库 构建测绘工程项目空间数据库需利用收集此项工程的空间数据，且和其它的属性有机结合。 4、测绘工程管理数据库的重要管理性能 测绘工程有关数据的录入和管理工作、工程查找和统计工作、工程收费、自动计算和安排工日、各个机构或者基本作业单位的工日与工程产值以及测绘工作量数据的查找和统计、每位工作人员的工日和参与工程数据的查找统计，因信息较多，且没有规律，所以，数据管理性能工作较难。 4．1数据录入和更改 各个工程的有关数据输进数据库，数据录入的界面需简介，录入数据需精确，才可以确保应用效果，还可以基于情况改变实行添加和更改。 4．2数据查找 以工程查找为首，工程查找即在数据库内搜寻到符合客户要求标准的所有工程，且将查找成果反映给客户。工程数据中大部分数据均可当作查找因素。 4．3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功能是依照有关标准对每个工程项目的各类数据实行统计工作，包含工程数目、种类、工程产值以及工程合同，并包含机构或者每个工作人员的工日与参与的工程以及测绘工作量，工程统计利用系统和客户交换信息的通道来实现，查找的结果采用向上级报告的表格方式提供给客户，给客户的工程监管与运营决策提供相关数据。 5、总结 测绘工程的管理和许多领域都存在联系，属于具备管控、设计和决策的体系，应用地理数据库管理模式对工程实行监管，可确保工程的管理标准化、合理化以及自动化，可以减少成本投入，提升管理成效。如果将工程管理机构和会计机构的管控体系与材料管理机构有机结合，则可以将数据库应用于测绘工程的管理。 作者：谢乾钰 单位：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三地质队 数据库设计论文: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论文 1对嵌入式数据库系统的介绍 对于嵌入式数据库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的技术，并且是可以根据软硬件的不同要求进行指定应用，这样可以满足系统在应用时对功能和可靠性的要求。在嵌入式系统运行时，其都是隐藏于内部的设备中，不是通过计算机的形式显示出来。如果在系统中加入了嵌入式的数据库系统，一般会认为是智能的系统。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中必须融入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和新兴的半导体技术，这些技术完美的结合才能成就嵌入式数据库系统正常可靠的运行。因此，嵌入式数据库系统是一个要求有技术支持，并且资金足够，在知识系统的创造上也必须合理的系统。在对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进行结构分类时，其主要是分为嵌入式的处理器和外围的一些构件。在数据发展的历史上分析，一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会促进数据库的发展，同样反过来也一样。这两项技术在历史的发展中都是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的。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中一个主要的用途就是移动数据的处理。移动数据技术可以实现不受时间以及地点的限制，进行数据的交流。现在技术在不断地提升，在无线通信的网络服务和各种形式的移动的设备，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之上的。虽然，嵌入式数据库比较复杂，但是其用途很广泛。 2对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研究 2.1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含义 为了满足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各种功能及标准上的要求，一般分为嵌入式的数据库、PC主数据源和同步模块这几个部分，在这些构成部分之中，微型化的嵌入式的数据库系统的设计具有最高技术性和应用性以及容易携带的特点，这就是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一般含义。这三个构成部分，其中微型化嵌入式数据库有数据的容量比较小，其可靠程度比较低的缺点，但是这点在PC主数据源中会有弥补，因为PC主数据源只能用于PC机中，这样就不能按照意愿进行移动。在这些构件的中间部分是同步模块，这个部分可以进行数据的双方向的交换，将数据在嵌入式数据库和主数据源之间进行传递，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同步模块作为信息交流的桥梁。只有嵌入式数据库设计中三个部分合理的结合应用，才可以互相补差补漏，既可以有嵌入式数据库的便于携带的优势，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这样对于想要随时获得大量信息的用户来说，就得到了满足。通过三种部件互相结合的方式，就是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主要方式。 2.2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特点 在传统的计算机系统的结构体系的设计中，一般采用固定的网络连接对不同的计算结点之间连接，这样可以保证网络能够连续的连接。但是随着移动数据技术的发展，它要求固定的节点和移动的结点相结合，那么以前传统的网络连接就不能够满足条件。对于移动数据库，其要求的性能比较高，所以要求有嵌入式数据库系统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建立在传统分布式的数据库的建设上进行拓展而来的。现在的移动数据库是把固定的服务器节点和客户端进行连接以获取动态的数据，因此可以将移动计算机环境中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看作是动态式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数据库的设计和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有着很多不同点，如果在移动的计算机环境下进行移动数据的应用就是嵌入式的数据库系统，这种可移动的特点优于传统数据库设计。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主要特点是包括有对标准的SQL进行技术支持，对事务的管理功能和完备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可以供多种嵌入型操作系统的应用。 3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技术和应用前景 3.1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主要技术 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其中一项主要技术就是数据的复制和缓存的功能。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将需要维护和备份的数据在不同的多个移动的网络节点之间进行复制备存。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中的这项功能主要是进行服务器之间的复制数据和移动的计算机数据信息之间的复制和保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服务器之间进行的复制才能被称为数据的复制，而计算机上所保存的数据进行复制就是属于数据的缓存。复制可以提升分布式的数据库的可靠程度和访问的性能，但是必须保证多个复制节点在数据上的一致性。根据维护复制的功能上所采取的技术方法的不同，就可以将复制功能分为严格一致性和弱一致性。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复制和缓存技术中，如果要求严格的一致性就要保证在无论何时复制的数据信息其内容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一致性的要求比较弱，那么可以允许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相同的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要求其不同的数据不能太多，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最终随着时间的演变是能够趋向相同的。对于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另一个技术就是数据广播。这项技术是应用于移动的计算环境之下，关于客户的机器和总的服务器双方是不对称的，正好应用了这一点，就可以用类似于周期式的形式来传递数据和信息。通过数据广播技术可以帮助处理数据库系统的断接问题，并且不会因为用户的数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于数据广播技术的构造中一个方面是服务器，这个层面是用来进行组织广播和调节数据，可以对广播数据进行本地缓存。因此，复制缓存技术和数据广播都是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主要技术。 3.2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应用前景 随着物流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嵌入式移动数据库系统设计也可以应用在物流方面。采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可以对物流的信息进行准确的跟踪，对生产、销售和运输过程中的资金进行合理的安排。在物流的运输工作中，可以利用嵌入式数据库系统技术将车辆信息中移动的数据信息进行传递，从而保证物流车辆在运输过程中的一切行踪都在总系统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嵌入式数据库设计可以将手写的信息用无线的网络传入中央的数据库来存储，这样有利于物流信息的更新和保存。同时，嵌入式移动数据的技术也可以应用于移动的银行。目前，我国的移动用户的群体在逐渐的扩大，所以银行移动化也是大势所趋。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在移动银行上进行应用，可以帮助用户进行实时的账务查询和交易，增加了灵活性。移动银行的用户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办理银行业务，从而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在水电业中，对于数据传统上的采集方法是进行家家户户的抄录数据，现在则可以利用嵌入式数据库技术进行移动的传输数据，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4结束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移动数据的应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为了顺应时展的需求和提高工作效率，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对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进行研究，首先对其概念有很好的把握，再者对其特点以及该技术的应用前景和主要技术都要明确。虽然现在技术上还不是特别完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嵌入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应用前景会更好。 作者：殷晓伟 杨尚霖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数据库设计论文:数据库结构设计的科研管理论文 1本校科研管理需求 在我院的科研管理过程中，科研处需要了解教师的每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包括项目名字、项目经费、项目人员、项目状态等;最特殊之处是本校项目经费编号必须和财务统一，只能按照财务软件默认给出的编号建立数据编号．这样才能核对项目经费、纵向经费等;项目所获得奖励(科技进步奖等)按照科研管理规定给予相应奖励;项目人员的信息和项目的每个内容都相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单位都有相同名字的人员，所以每个人员的信息至少要包含一个区别码，可以是身份证，也可以是工作证代码等等． 2数据库结构设计 2．1数据库选择 由于科研管理的保密性，本校科研管理不对校外开放，基本不用考虑并行查询的系统需求，另外，鉴于本系统目标用户普遍应用Windows系统，所以项目采用了WindowsServers系统下的SQLServer，在跨平台操作时，可直接用SQL语言进行数据读写和查询等操作命令．用于数据库中的标准数据查询语言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2．2数据库结构设计 数据库的结构设计一定是在项目的最初完成的．构造数据库必须考虑所有需求规则．在关系数据库中，我们习惯称之为范式，参考关系数据库的多种范式，依据科研管理的需求分析，为扩大操作功能和减少冗余度选择了第三范式．科研工作者的信息是贯穿于整个数据库中的，必须单独建立的，同时为了避免多人同名可以采用唯一身份证号码加以区别．其表内信息依据需要建立以下字段:包括年龄、性别、单位院系、职务职称、技术领域、个人信息(电话)等．每个表单都有一个和人员相关的字段，这个字段可以是工作证号，也可以是身份证号码．每个表单都可以单独进行，甚至可以在备份的同时也不影响录入．如果将来需要查询某科研人员的详细成果，只要每个库调用相同工作证号或身份证等就可以．科研经费是每年国家审计管理的重点，每笔经费一定要保证和唯一项目编号准确对应．所以建立经费和经费分配两独立表单．两个单独表中经费都含有项目编号，这个项目编号和项目管理中的项目编号一致．由于项目管理表中有人员信息相连，所以只要通过调出科研经费相关联的项目编号后自动在逻辑层调用项目表和科研工作者库中信息，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经费信息．而经费分配表中的人员必须符合人员库，这样就杜绝了非项目人员经费报销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查找同一个人员参加的不同项目的经费结果的复杂度．成果管理模块通过建立专门的成果库，成果库可以包括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在设计时同样建立一个单独的表，而成果中也有和经费模块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包含项目人员，这样将来查询某人员的时候，项目和成果可以一起得出． 2．3用户接口设计 根据科研管理需求分析，设计为多用户．第一种是数量最多的科研工作者的访问模块，每个科研人员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在任何地点输入本人的科研信息和成果，这样可以将科研管理人员从大量录入科研工作者的项目成果、专利等繁琐工作中摆脱出来，同时也可以在保密许可范围内查询到自己参加过的所有项目、论文和成果;第二种是科研管理人员的入口(科研处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必须通过授权才可以通过接口进入后台．在有记录的情况下，直接管理数据，包括输入到数据库、项目审核、项目修改(教师录入错误等)及删除等．这个入口可看到项目和经费，还可以审批经费等管理功能．超级管理员还可以对科研工作者授权，使之对本人输入数据的错误进行修正．一般来说，科研处的分工有多细，这个入口就有多细．比如项目管理科的人员就只能针对项目管理，项目经费管理科只能针对项目经费管理和项目状态管理等．这样，在管理上的细分导致多用户之间是严格不相关并且不能互相越权管理． 3数据库接口应用 本校科研管理平台用户功能在面板左侧以项目为例:分别为项目录入、项目修改、项目查询和项目分析． 3．1项目录入 该平台突破了传统的手工录入方法，避免了项目数量巨大，录入工期长等问题．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非手工录入的正确率．创新方法为先在熟悉科研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完善的项目资料存档要求，并对每个存档内容给予明确的指示，应包含一个科研项目的所有基本信息．其中项目类型中应包含附加属性，如是否双十项目等;项目状态应添加自动修改的功能，当项目合同时间已到却仍未结题者，项目应变更为延期．当所有功能都已确定完成后，直接由项目负责人提供符合后台数据库格式的excel表格，无论申报还是结题，都由各科研处统一通过审核将各个项目表格汇总，项目录入工作就是直接导入．这样大大避免了手工录入的人为错误．如果有临时的突然增加项目，让项目负责人填好相应表格，直接导入即可． 3．2前台的查询功能 前台应将任意条件如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和项目编号等检索，同时应考虑到将来的科研管理需求，如想查询所有结题项目或经费等于4万的项目等其他条件等，这样的检索可以让我们在左边的可选字段中自由搭配，以便于应对不同的科研管理需求．所以平台开发为检索条件完全自由组合。 3．3项目修改 设计了对应不同功能的不同账号，并分别给予不同权限，如普通院系老师给予查询功能，首先通过教师的身份证号或者工资卡号等登陆，教师一旦登陆就相当于默认为查询自己的所有项目．如果是科研处的管理科研工作者登陆，则可以修改和确认．为防止科研处管理科研工作者的人工误差，可以在确认上有两个账号，由领导审核后方可生效． 3．4数据导出 项目查询完毕后，可以导出的EXCEL表格应是前面检索条件下检索结果的表格，要求应包含所有的科研信息．由于现有的数据仓库技术发展，将导出的数据中与现有其他数据来源(如其他大学的科研数据分析图)对比，可根据对比数据修整本校科研发展的方向． 4结语 科研项目管理，不仅可以用于本校，也可应用于各个科研院所及高校研究机构进行科研项目管理;也可用以绩效考核等．通过该系统，科研处可对任意项目随时进行管理．由于所有的数据都在SQL数据库中，随时可以调取项目的状态，使科研管理者能够为项目服务，从而提升高校的科研能力及成果率．本数据库未来发展是以科研管理部门为科研人员服务为基础，推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为目标．既可以让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可以随时管理，也便于科研处、财务处等宏观掌控所有项目的情况，建立科研处、财务处以及人事处等统一应用平台，可以及时有效地掌握最新的科研情况。 作者：李杨 武莹 单位：长春建筑学院科研处 吉林建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数据库设计论文:项目化教学的数据库实训课程设计 一、项目化教学的作用及特点 1、学习、实践情境真实可感 项目化教学根据职业核心能力的要求，设计一个具体的项目，设计中尽量模拟企业情境，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都在这个情境中得以体现。 2、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建构的工作情境、设计的工作任务，都是给学生学习搭建的平台，学生才是“学”与“习”的主体。教师在项目化教学过程中是导演的角色，发挥指导、协调作用。 二、项目化教学的教学设计 项目化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法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传统的三个中心，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由以课本为中心转变为以“项目”为中心，由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以实际经验为中心。下面以Access数据库实训课程为例进行项目化教学设计， 1、项目一创建Access数据表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ACCESS2003的数据类型，掌握数据表的结构设计及修改数据表的方法，掌握不同类型的字段在记录中的输入方法。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浏览Access示范数据库任务要求：查看Northwind.mdb数据库中的罗斯文商贸公司的数据表、查询、窗体、报表等对象，并记录下列信息： （1）据库中保存信息的雇员有多少位； （2）数据库中保存信息的订单有多少张；任务二、获取关于“创建数据库”的帮助信息任务要求：寻找并打印Access系统中关于“创建数据库”的信息。操作方案：使用Acces“s帮助”窗口。任务三、创建一个新数据库任务要求：在C：\MyDocuments文件夹下建立Access数据库文件“图书馆.mdb”。 2、项目二创建Access数据表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了解查询的基本类型与作用，掌握查询必须的三个要素，掌握使用设计视图创建选择查询的方法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为“图书”表创建筛选图书的查询任务要求：基于“图书”表创建查询“计算机图书”，查询结果的要求：列出字段：图书编号、书名、数量、单价、出版社含有记录：书名以“计算机”开始的记录任务二、创建含“或”及“与”准则的查询任务要求：基于“图书”表创建查询“电子—复旦出版社”，查询结果的要求：列出字段：图书编号、书名、数量、单价、出版社含有记录：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列出字段：图书编号、书名、数量、单价、出版社含有记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数量大于等于10的图书记录 3、项目三创建Access窗体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了解窗体的功能布局及结构和类型，掌握如何创建窗体和在窗体中操作数据。掌握一些常用控件的创建方法。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创建窗体“浏览图书”任务要求：创建一个基于“图书”表的窗体“浏览图书”，窗体中包括“图书”表中的所有字段；布局：纵栏表；样式：标准。操作方案：使用“窗体向导”创建窗体。查看刚创建的“浏览图书”窗体任务二、在“浏览图书”窗体上进行数据操作任务要求：按下面的要求在“浏览图书”窗体上进行数据操作：⑴查找记录：从“浏览图书”窗体上查找由“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⑵修改记录数据：从“浏览图书”窗体中修改记录数据，将数量为2本的书，修改为22本。操作方案：在“浏览图书”窗体上执行操作任务；用“替换数据”来完成数据修改。任务三、在“浏览图书”窗体上排序记录任务要求：在“浏览图书”窗体上，设置排序条件为按“数量”的升序排列记录，然后通过“记录导向”按钮在窗体上检查经过排序后的记录排列次序。操作方案：在“浏览图书”窗体的“窗体视图”中执行操作任务。任务四、在“浏览图书”窗体上创建计算控件任务要求：在“浏览图书”窗体上创建计算控件，用于计算每一条记录的金额（金额=[单价]*[数量]）。操作方案：在窗体“设计视图”中使用本文框显示计算结果。任务五、使用结合文本框来显示数据任务要求：使用结合文本框来显示“电子-复旦出版社”查询中的数据，以“用结合文本框显示数据”命名窗体。操作方案：在窗体“设计视图”中使用结合文本框显示数据。 4、项目四创建Access报表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会设计报表的方法，掌握在报表中进行分组的方法。掌握在报表中进行数据的统计和计算。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为“图书馆”数据库创建报表任务要求：按下面的要求创建报表：⑴创建基于“图书”表的报表“图书报表一”。⑵创建基于“管理员”表的报表“图书报表二”。操作方案：使用“自动创建报表：表格式”功能创建“图书报表一”；使用“自动报表：纵栏式”功能创建“图书报表二”。任务二、创建报表“图书一览表”任务要求：创建基于“图书”表的报表，报表中包括“图书编号”、“书名”、“单价”、“数量”及“出版社”字段，报表中记录的次序按“数量”的升序排，将报表以“图书一览表”为名保存；使用报表向导创建基于“电子或复旦出版社”查询的报表，报表中包括该查询中的所有字段。操作方案：使用“报表向导”创建报表。任务三、创建图表报表“统计书的发行量”任务要求：创建一个基于“图书”表的图表报表，以“出版社”为X坐标，“数量”为Y坐标，创建一个描述各个出版社出版图书数量的图表形式的报表，以“统计书的发行量”命名新创建的图表报表。操作方案：使用“图表向导”来创建报表。任务四、在“图书馆”数据库中创建基于多表的报表操作任务：创建一个基于“图书”表和“管理员”表的分组报表，报表中要求包括“书名”、“编号”、“出版社”、“单价”、“数量”、“管理员姓名”字段，要求在报表中按“管理员姓名”字段分组，用打印预览查看生成的报表，然后以“图书管理”作为报表的标题并以此命名报表。操作方案：使用“报表向导”创建报表。任务五、在“图书一览表”报表上添加控件操作任务：在“图书一览表”报表上添加一个水平控件，要求计算每本书的金额（金额=[单价]*[数量]），在报表页脚上再添加一个垂直控件，要求计算整张表的金额，然后将报表修饰一下修饰方案自定。操作方案：使用报表“设计视图”。 5、项目五Access宏操作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了解宏和宏组的概念和功能，掌握宏和宏组调用方法，了解宏和宏组在数据库中的应用。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在“图书”数据库中创建宏任务要求：在“图书”数据库中创建一个宏，运行宏时要求打开“浏览图书”窗体，查找到“书名”为“OFFICE新貌”的记录，并以“查找书名”命名宏。操作方案：在宏的“设计视图”中完成操作任务。任务二、在“图书”数据库中创建“打开报表和查询”宏任务要求：在“图书”数据库中创建第二个宏，运行宏时要求打开“图书一览表”报表，打开“电子-复旦出版社”查询，定位到第二个记录上，以命名宏。操作方案：在宏的“设计视图”中完成操作任务。任务三、在“图书馆”数据库中为宏创建按钮任务要求：在“图书馆”数据库中创建一个空窗体，在空窗体上为“查找书名”和“打开报表和查询”宏创建两个按钮，在第一个按钮上显示“查找书名”，在第二个按钮上显示“打开报表和查询”，创建后单击按钮执行宏，然后检查结果。操作方案：在窗体的“设计视图”中用“命令按钮向导”完成操作任务。 6、项目六AccessVBA编程项目目标和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VBA模块的创建和过程设计，掌握VBA的事件处理方法本项目要求完成任务一、第一个VBA程序任务要求：创建一个“实例1”窗体，在窗体上创建3个命令按钮，分别是“显示”、“变色”和“退出”；1个标签，内容是“欢迎大家到来！！”。任务二、创建VBA模块任务要求：创建一个能在屏幕上显示“欢迎傲游Access世界！！！”的提示框的模块，模块名称为“欢迎模块”。任务三、VBA过程设计任务要求：新建模块，实现输入两个整数，并按从小到大排序输出。任务四、VBA事件处理任务要求：在“密码输入”窗体中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并为该按钮编写事件过程，检测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弹出输入密码错误消息框。每个项目安排了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时分配（包括讲课和实训课时）。每个子项目都确立项目目标和要求，先理解“设计思路”，然后按“项目示范程序和设计思路”进行项目开发，参考“参考知识课件”进行知识点的学习，完成思考练习，最后提交项目工程。为了巩固和提高，请独立完成“拓展训练”中的实训任务，并提交完成的实训工程。最后建立学生实训作品选。项目完成后作品，可以在小组内进行互帮评价，可以让教师进行指导性评价，还可以请企业方工程技术人员给予评价。以集思广益、促进交流和鼓励探究。 7、考核办法及保障措施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和平时表现分、AccessVBA编程三部分综合评分办法。具体是：平时表现占20%，形成性考核由5个实训模块的实训成绩每块10%，第6个模块AccessVBA编程占30%。要使本课程项目化教学顺利完成，学生所使用的计算机实训室必须具备电子教室、投影仪等示教设备或软件系统，保证学生人手一机完成实际操作，并促使学生安排相当的课后训练时间。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项目化教学是通过选取“工程项目”来创设“情景”，通过“协作学习”的方式开展学习，通过完成“工程项目”来达到完成教学，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我们采用任务驱动模式的教学方法，将课程分为若干个模块，在每个模块中明确教学目标为实际应用的任务，通过示教、自主训练、课内讲评、相关知识学习等环节达到应知应会的教学目的。通过该模式的教学，计算机专业学生能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掌握Access各模块的主要功能，结合编程技术解实际问题。 作者：舒伟权 单位：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数据库设计论文:数据库设计人事管理论文 1系统设计及功能实现 1.1信息管理模块 本模块主要是员工具体信息的录入以及修改、员工字段的设置、浏览全部员工信息并可筛选部门输出、人员基本信息的批量导入功能，共包括四个窗口。员工个人信息中以身份证号码为主码，通过Combobox下拉列表框来录入员工的信息例如，性别可以通过“男”或“女”选择录入。如果系统里面录入的身份证号相同，系统则会提示重复录入。记录添加窗口主要用来设置Combobox下拉列表框可选择的信息。例如，职称选项可设置为教授、教授级工程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讲师等。人员基本信息批量导入功能主要为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而设计的，当一个单位职工很多，且每一个职工都有几十条信息需要输入的时候，会给系统管理员带来不小的麻烦。如果有现成的数据，可以通过excel电子表格进行批量导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2审核统计模块 本模块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显示全院教职工的信息以及审核已经注册了的员工的信息，共包括两个窗口。数据统计窗口包含了多个字段统计结果，在该窗口，管理员可以直观地看到常用的一些需要统计的数据，以学历为例，管理员很直观地能看到学历为研究生的有多少人，本科有多少人，大专及大专以下分别有多少人，当然，如果按系部的职工数来统计，可以直观地看到具体的部门所有的人数，比如可以看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有多少人，材料工程系有多少人等等。审核窗口主要用来审核新注册员工的个人信息，通过他自己录入的信息跟档案进行核定，确保信息准确无误，才能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员工可以到登录界面，正常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变动情况，如职称以及聘用日期等等信息。 1.3管理用户模块 本模块主要的功能是用来修改让其他教工可看到的管理员个人信息、限制教工用户的一些功能，以及数据库的备份功能，主要包括两个窗口，系统参数设置窗口主要用来公布一些管理员的部门信息，比如联系人、联系方式以及全部教工需要注意的公告等信。其次，用来锁定教工用户、禁止教工用户修改个人信息以及禁止登录系统等。数据库备份窗口主要用来备份全部或选择性的备份部分数据，防止数据全部丢失。 2系统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最优的数据库模块，使之能够方便地存储数据，满足用户对数据的存取和调取。数据库选择ACCESS，是应用最广的数据库，对于初学者来说容易上手，操作方便简单。本系统包含的数据表有用户登录信息表、用户登录信息表用来保存用户登录的相关信息，包括用户名、登录密码以及登录时间等信息。 3系统实现 3.1系统登录界面实现 当登录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事信息管理系统时，会弹出登录界面，教工根据自己的账号、密码和验证码来登录，如果输入的信息其中任何一个有错，将不能登录，直至输入的信息全部正确，则登录成功，进入主窗体。用户分管理员和教工两种同的用户，进入的欢迎界面自然也不会一样。以管理员进入的界面为例，如图2所示。 3.2系统主功能界面的实现 系统的主界面共有3个，分别是浏览管理所有记录、记录添加、字段项目设置，页面左侧有类似任务管理器的功能，主界面如图3所示，下面列出了字段项目设置、新增学习经历功能和数据库链接的一些关键代码。 3.2.1字段项目设置 此页面主要的作用是用来设置常用的一些字段的下拉选项，以字段“职称”为例，在稳步框中输入“教授，教授级工程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讲师，工程师，会计师，实验师，助教，助理工程师”，那么在记录添加页面的列表框“职称”下拉选项中将会出现。 3.2.2新增学习经历或工作经历 此功能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增加或删除学习经历或工作经历，由于我院人事信息当中的学习经历要求从小学填起，所以每个人的学习经历非常多，如果用EXCEL表格来管理学习经历，数据列将会非常长，导致难以管理，如果用系统的方式来管理，不仅易于管理，而且很直观。 4系统的优越性 以前学院单靠一张人事信息表来管理，没有实现数据的共享，人事处所拥有的信息经常和系部等的信息对应不起来，导致信息滞后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不管是给对外还是对学院内部统计的数据时有误差，以前所收集到的信息都是人员报道以后，把纸质的文件交到人事处，然后人事处通过手工录入到人事信息表里，这样对信息的录入、查询非常的不便，由于excel工作表中含有多个单元格，容易出错，通过系统的管理，首先，信息录入首先由本人亲自录入，这样保证的了数据的准确性，因为本人更加的清楚自己的具体信息，然后由系统管理员根据档案审核，审核通过以后，每个教师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账号查看自己的信息，这样就保证了信息的及时性，再也不需要向人事处打电话或亲自到人事处来查询自己的信息，对提高人事管理员和教师个人的工作效率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一次使用系统来管理人员的单位，最头痛的是把现有的信息录入到系统里面，本系统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专门设置了信息批量导入功能，导入后使得系统能够马上发挥作用，不再需要一个一个的录入，这样比纯录入信息的方式从最开始效率就高出了许多倍。统计数据对每个员工众多的单位来说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以前统计数据，往往是通过一张表格进行多次筛选才能得到，如果用系统的方式来统计，只需要在复选框中选中需要的字段就可以了，导出的数据会自动选择出需要的字段，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5总结 本文介绍了基于asp技术的人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过程，对主要的一些关键技术做了详细的介绍，利用了优越的算法使得人事管理系统在管理层面上符合高校人事管理系统的应用需求。不仅使得信息容易管理，而且界面很直观，能给学院领导快速的提供信息。 作者：李世龙罗秋霞张戈杨芬单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 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中医药论文:如何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中医医院和谐发展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有的医药文化,时代的发展和中医药事业的不断进步也使得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医院的特色文化,是中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极其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医院实力的提升和竞争力加强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医院管理者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作用。医院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日益受到医院管理界的重视,并被逐渐引进到医院的经营和改革实践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加快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中医药文化对中医院的应有作用,在2009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并于多次在全国中医院进行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继承和创新,最终达到提升中医院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1 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内涵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生活中传承了几千年,其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预防保健、辨证论治、平衡调节、以人为本等重要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底蕴和潜力,而且与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相吻合,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魅力。因而在现阶段中医院文化内涵建设包括有:医院宗旨、院训、医院精神、医院发展战略以及中医院外在形象标志、员工的行文规范及文化娱乐等在内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七所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医院成立于1961年,具有五十多年的建院历史,是一所中医特色突出,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省级教学医院。近年来,医院在文化建设方面不断深入,吸收各方面的优势文化,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团体形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和行为方式。医院建立了以救死扶伤、患者至上的医院宗旨;精诚仁和、继承创新的院训;以人文本的人文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刻苦专研的拼搏精神、爱院如家的主人翁精神。以及质量建院、特色兴院、人才立院、科技强院的医院发展战略。 2 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实践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彰显中医院特色优势的重要手段。在现阶段中医院发展受到了西医的竞争,甚至是否定,有些中医院出现了萧条的状况。中医院要想在现阶段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创新式的发展。中医院文化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它以提炼、形象和创新等特有的功能成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因而中医院应大力加强中医药文化实践建设,发挥其优势。 首先在价值体系上,要根植于中医药整体观理论思维、个性化辨证论治以及“治未病”健康保健方法。使得中医院在医疗技术方面要走不同于西医发展的道路,进行差异化竞争。充分发挥中医药的诊疗优势,弘扬和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技术方法,从整体上把握传统医药的主体特征和特色,保持发扬其精华。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办院方向,拥有脑病、骨伤、肿瘤3个国家级重点专科;脑病、心病、眼病、消化科、肛肠、针灸、肾病等7个省级重点专、学科;1个国家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临床基地。各重点专科在临床诊疗中广泛应用中医推拿、按摩、火罐、艾灸、针刺等传统浓厚的中医特色,广泛应用研制的中药特色制剂,形成了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术、专药的专科建设新格局,并且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其次在医院规范管理上,要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融入各种规章制度、工作规范以及员工手册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并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建设,为患者提供合理舒心的医院布局、方面快捷的服务、优美宁静的诊疗环境,使得患者和医院职工都能得到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医院环境建设进行优化,在医院门前有药王孙思邈雕像巍然耸立,并建设具有特色的综合病区外景、中医文化专栏、中医药文化长廊等特色景区,整个医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给患者和医院职工提供了温馨舒适的环境。在医院管理上,医院通过大胆创新,建立了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全面落实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服务、医疗费用管理。通过落实科学管理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病员数量也大幅上升,病人满意度也得到提高。 最后在精神文化上,坚持以人文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要弘扬人文精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药王孙思邈认为医者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之心。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还说“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秉承以人为本经营理念,始终以追求一流的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作为医院发展的永恒主题,坚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优质的医疗服务。因而,医院提出了“六声”(来时有迎声,走时有送声,治疗时有称呼声,接电话有问候声,操作失误有道歉声,合作后有谢声);“六心”(接待病人热心,解释工作耐心,护理工作细心,听取意见虚心,改进工作诚心,病人家属放心);“九主动”(主动迎接入院病人,主动自我介绍,主动了解检查结果,主动收集资料,主动落实护理计划,主动汇报患者病情,主动巡视病房情况,主动进行健康教育,主动满足病人合理要求)和“感动服务十个点”(爱心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微笑多一点,脾气小一点,解释多一点,埋怨少一点,宽容多一点,苛求少一点,沟通多一点,距离小一点)的服务要求。 3 结语 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全面加强中医院文化建设是中医院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医院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通过不断加强中医院文化的内涵和实践建设,提升中医院新形象,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医院持续和谐的全面发展。 中医药论文:浅议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改革 摘要：无机化学是中医药学校中药、中医、药学等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无机化学的教学在中医药学校的整个教学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应根据学生生源状况、职业发展的需要，从教学内容、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无机化学教学进行改革，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中医药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中医药;无机化学;教学改革;更新观念 无机化学是中医药学校中药、中医、药学等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不仅为后续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中药化学等相关课程奠定基础，提供必备的思维方法和综合运用能力，还肩负着使学生尽快适应中医药学校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法的重要任务。因此无机化学的教学在中医药学校的整个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学校培养适用型人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目前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对学生的分析 目前，我国中医药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升学无望的初、高中毕业生，且录取时几乎没有分数线。在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对化学不感兴趣，基础差、学习目的不明确且学习方法不当，造成有些学生是想学学不会;而有些学生是根本不想学，认为上中职学校毕业后用不到化学，学不学化学无所谓，于是中职学校的化学教学中出现了“教”与“学”不适应的问题，已没有那种“我要学”的现象，使化学教学难上加难。 (二)对教材的分析 目前，大多数中医药学校的无机化学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需要不适应，内容繁多、抽象、枯燥、乏味，专业性过强，涉及的化学结构式、反应过程复杂，学生难以理解。且课程安排衔接不当，与专业课内容脱节，这与满足教育转轨的需要、适应学生就业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无法满足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实际需求 。 (三)对教师及教法的分析 由于教材的权威性，专业知识的严密性，使教师教学受到制约，对枯燥难记的概念、化学反应必须按教材讲授，以保证化学知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完整性，限制了教师的课堂发挥。化学教学缺乏直观的教学用具，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动态表述化学结构的变化特点和化学反应过程，而运用多媒体教学时，教师制作课件存在困难，时间不够、水平受限，制作的课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四)对无机化学在中医药学校中的地位分析 中医药学校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这种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为了抓住专业技能这根中职教育的生命线，中职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非常突出“专业课”的地位，人为地使得“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失去平衡，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文化素质的培养，使化学课缺乏分量，得不到学生重视。 二、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的改革策略 (一)结合实际调整教学内容，构建适合中医药学校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 中医药学校要根据生源状况、职业发展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教学内容要注重遵循专业培养目标，淡化化学学科的独立完整性和系统性意识，尽量与本专业其他课程之间紧密联系、互相呼应，既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又要防止重要内容的疏漏;严格把握教材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侧重点，突出应用型、技能型教育内容;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教育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倾向;注重将中医药领域近年成熟的新理论，以及普遍推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根据需要吸收到教材中来，体现新的时代风貌。 (二)摆正“专业课”与“化学课”之间的关系。 中职教育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改革、完善化学课教学，提高对化学课教学的认识。化学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培养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应用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要将化学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化学课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三)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无机化学的特点是知识繁杂，有人戏称无机化学为“无理化学”。如果教师不注意更新教育观念、调整教学方式，一本教材、一支粉笔、面无表情地教，那么学生也只会死气沉沉，按部就班，心不在焉地学。在无机化学的整个教学中，教师应立足改革，更新观念，树立教师教是为了学生学的思想。。根据中医药学校的特色、学生的实际情况、听课状态、学习方式，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教师可采取提问、讨论、多媒体教学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采用贴近生活、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实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师还应创造机会让学生发问，加强课堂教学的双向交流，做到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另外，教师还应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四)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具有文字、图像、动画、声音、视频，可以刺激学生感观系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展示传统教学难以描述的动态变化过程或微观结构。例如：在教授原子的构成、电子云、电子得失、晶体的微观结构时，借助多媒体变小为大，变静为动，把微观粒子扩大为宏观的示意图像，用动画的形式给学生以生动的启示，形象直观，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也不能夸大多媒体的作用，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凭借嘴、粉笔、黑板，灵活地把握教学进度、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及时的反馈与亲切的交流，这是计算机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可见，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两者各有所长、相互完善。教学中应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的教学改革，应适合学生的特点，突出中医药学校的特色，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法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中医药高素质人才。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的心理应激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医药 心理应激 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目前对心理应激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入。通过回顾几年来国内中医药对应激的研究发现,有关心理应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系统研究报道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显示出较好的科研前景。本文拟就近年来中医药有关心理应激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 心理应激是机体通过认识、评价而察觉到应激原的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生理机能改变的过程。 一、心理应激模型的制作 中医心理应激动物模型的制作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目前较为成熟的动物模型有“怒伤肝”和“恐伤肾”两种。须惠仁等采用夹尾刺激的方法复制中医肝郁证大鼠模型,但根据中医发病学原理以及其造模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模型应属于急性“怒伤肝”大鼠模型。赵晓林等以束缚制动作为应激源制作“怒伤肝”模型,形成慢性激怒应激反应,此种模型从制作的方法来看,比较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的特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岳文浩等采用电刺激猫“怒吼中枢”(groaning center, GC)和破坏大鼠双侧膈区的方法复制中医“怒伤肝”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恐伤肾”的模型目前有3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以上3种方法从制作的思路上来讲,比较符合中医病因学理论,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特色,作为研究心理应激的实验动物模型较为合适。 二、心理应激的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中医的七情学说与现代应激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其扼要模式是一致的(S-R s-外界刺激,R-人体心理性的、生物性的多层面的反应),只是二者所观察层面倾斜的不同而已。中医学注重主观体验的描述而表达为七情,应激理论多侧重于躯体反应的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检测,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 目前中医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李峰等依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研究认为在心理方面,中医虽然有“心主神明”之说,但是对于情绪变化,尤其是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肝脏通过对气机、血液和情志等的影响,调节人体的应激反应。王朝勋等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与大脑皮层的兴奋及抑制、植物神经特别是交感神经功能、内分泌系统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 在有关“恐伤肾”病理机制的研究,沈雁等观察了3种不同类型的恐伤肾动物模型后发现,惊恐对小鼠、猫和狗的睾丸和脑垂体等组织在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电镜观察证实,小鼠的睾丸精子成熟过程受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等均有胞浆内细胞器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核溶、坏死等表现。 由此认为,恐伤肾的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王米渠等以猫吓孕鼠造成恐伤肾模型,分为一、二、三级恐吓组进行恐的情绪遗传的实验研究,并 移植在遗传行为学研究中,计算二便数量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同时创立了独立钢管的行为测试方法,以动物在情绪性的应激紧张状态下站立于钢管顶端的时间作为衡量情绪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插入猫叫刺激后,一、二、三级恐吓组和非恐吓组的亮盒排便反应均有显着性差异,尤其是一级恐吓组二便粒次数量明显高于非恐吓造模组,其大便颗粒亦较非恐吓组小鼠大便颗粒小。在独立钢管试验中,在插入猫叫刺激后,虽然各组独立时间都相应延长,但一、二、三级恐吓组与其他组比较,在统计学上更具有显着性差异。 此外,王慧等观察了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对心理应激反应大鼠心血管和内分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中药可拮抗大鼠在应激状态下的血压升高,降低心肌缺血基础上的心律失常发生率,缩短心律失常的持续时间,并使血清中的皮质醇和催乳素水平趋于正常。说明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具有抗应激的作用,且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作用有关。 三、展望研究 从现代应激理论入手,结合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探讨中医证候及脏象的本质不仅是一条新的科研思路,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理论研究,将中医固有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同现代应激理论进行有机地结合,从而寻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如中医理论认为心、肝、脾三脏与七情内伤关系密切,而“心主神明”、“肝主疏泄”以及“脾主运化”等功能又是如何调节机体的情绪反应的,其机理如何?物质基础是什么?再者,中医的脏腑虽然是一个系统概念,而心、肝、脾等脏都涉及到调节情绪反应,那么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具体形态学上的定位?其间有无差异等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医不同治则复方的治疗机理研究,通过对药物治疗作用的观察与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反证中医脏象及其病理证候的本质,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中医治法方药的某些作用机理。 2、从心理应激角度,开展七情辨证的研究。中医有关七情辨证目前尚未有统一和规范的标准。现代应激理论,任何应激反应都有一个过程,应激反应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其生理病理也必有差异。结合中医证候的形成及特点,对于应激反应的慢性或反复过程,是否可以进行中医的辨证,即以不同的心理应激源作为病因,以机体应激状态下所表现的症状、体征并结合实验室检测和药物治疗效应作为证候形成的主要要素进行辨证,这些研究对今后中医药防治心因性疾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中医病因理论为指导,加强研制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理论的心理应激动物模型。鉴于中医固有的七情学说,即将不同的情绪反应归属于不同的脏腑,而在实际动物造模工作中,要完全制作出符合中医七情分类的动物模型是极其困难的(不排除采用较高级的实验动物)。因此,今后的工作中,除了可采用一些比较成熟或获得认可的某种具体情绪反应的动物模型外(如“怒伤肝”和“恐伤肾”等),更为重要的是研制出相对较为纯粹的心理应激反应的动物模型,即尽可能地排除躯体性应激反应因素的干扰。 中医药论文:市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中医医院作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有利于体现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巩固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 为促进我院中医药文化发展，我院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及相关文件，根据各级卫生主管部门部署和要求，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医院作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要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以大力培育和倡导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为核心，融合时代文化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体现中医医院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促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学术研究、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基本原则 坚持突出特色。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融合时代文化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我院中医药文化特色。 坚持统筹规划。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衔接，与医院文化建设相结合，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按照总体要求，从我院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建设工作充分体现医院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 坚持促进发展。紧紧围绕医院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管理等各项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主要目标 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进一步增强我院中医药文化底蕴，彰显中医药文化氛围，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管理文明的有机统一，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从诊疗环境、就诊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切实感受到独特的中医药服务。 二、医院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价值观念 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主导着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中“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价值观念，认清自身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培育方针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医生和护士是直接为病人服务的人，必须确立和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把维护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感动人，通过开展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次详细的入院介绍、一张舒适的病床、一壶热水、一个整洁的环境”的活动，为病人提供温馨、细心、爱心、耐心的服务。各科室要在医院价值观念体系中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切实改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医德医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二）医院宗旨 医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我院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坚持“诚信为本，仁德为先，人性关怀，科技兴院”的宗旨，推动医院文化建设，行风建设，不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即待人处事真诚、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弄虚作假。仁德即是要对患者做到想起所想，急其所急，心系患者。这反映时代特征，具有前瞻性；有利于激发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建院方针 年来，我院坚持“科技打造医疗，疗效树立品牌，服务善待患者，关爱铸造人生”方针 ！ ，不断强化科技技术含量，引进现代化的诊疗设备，营造专科特点，打造专科优势，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同时，坚持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保持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灵魂，不断改进医院各方面工作、增强员工凝聚力。这是提高医院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中医药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四）行为规范 1、诊疗行为规范 医务人员要加强法律意识，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隐私权；在医疗活动中，要遵守卫生管理条例、行政法规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免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事件；要规范医疗文书的书写，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书写；要加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避 免在诊治过程中出现误诊、漏诊等现象发生。2、言语仪表规范 我院医务人员在接待患者和家属时，必须遵循文明服务用语规范，使用“您好”、“请”、“对不起”、“谢谢配合”等文明词语，做到一要有称呼，二要有礼貌，三要用亲切的语言，大力提倡文明敬语，坚决禁止使用禁语。 医生上岗统一着装男性必须配长裤、皮鞋，夏天不得穿大短裤、露脚趾凉鞋。女性也可搭配裙装，裙边不能超过隔离衣下摆。冬天不得穿长统靴上岗，夏天不得穿鞋拖。冬夏装更换按医院统一时间要求，不得擅自更换。隔离衣保持整洁无皱褶，每周换洗一次，特殊情况下随脏随洗。 3、教学传承规范 规范教学传承行为，有利于我院中医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我院人才的培养和医院的长期发展。教学传承规范，是传道授业、学医习业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应弘扬中医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老师应为人师表、修身正行，平易待人、乐育英才，乐教敬业、口传心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示人规矩不示人以巧；学生应尊师重道、谦逊恭敬，持之以恒、精勤不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贵专一、思贵沉潜，继承创新、与时俱进。 4、特定礼仪 我院建立健全保障中医药特色优势充分发挥的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将各种行为规范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体现中医医院特点的《员工手册》。 同时，将《员工手册》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全员培训中，定期开展讲座，并注重培训形式的多样性、趣味性，提高培训效果。将行为规范的执行情况纳入目标管理，制订考核指标，建立奖惩办法，落实考核结果。 我院曾多次开展此类竞赛及考核，在全体员工中开展执行行为规范的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先进的模范带动作用。 （五）环境形象 医院环境形象是中医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展示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方面。我院在进行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中充分彰显中医药文化，有利于体现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巩固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管理文明的有机结合，达到医院内部的和谐统一；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 我院占地面积40余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上采用全新的环保材料，独特的建筑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建筑的色彩，结合中国古代建筑习惯，选用红、黄、米、灰、褐色等，要因地制宜，合理搭配，体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庭院中草木茂盛鸟语花香，碧绿的草坪中还有一弯浅浅的小水塘，水中还有小鱼在游动嬉戏，一派和谐景象，尽情展现了一排和谐文化。 内部装饰 我院内部的大厅、走廊、候诊区、诊室，住院部的大厅、走廊、护理站，办公区域等都有许多的装饰品，包括一些国画、毛笔字画等含有中医药元素的陈设及装饰，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尤其是一些医院发展史和成功病例的展示板，弘扬中医药历史和我院发展历程，同时也让患者更加了解我院的办院理念和中医药治疗的特色。 还有宣传*知识和介绍治疗*的特殊方法，主要是宣传和介绍中医药的基础知识、养生保健方法，以及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方法，常用中药的识别和功效、中药煎煮常识和我院特色治疗方法。 （六）医院标识 标准院名 我院的标准院名为“__中医*医院”，这是医院标识中最直观的基础要素。医院名称按规定经有关部门核准的名称，并由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题写，汉字使用规范，字体端庄易识别，外文字母应规范。 医院网站 我院也通过建立医院网站来扩大医院知名度，宣传中医药文化。网站版面简洁，样式风格非常具有中国风，让人感到中医药的特色，棕色的色彩渲染了古香古色。 三、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是党和政府振兴中医、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不仅对促进文化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人体的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医院在充分认识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药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的中医文化建设的领导，医务科、护理部和门诊部统筹协调，确保中医药文化建设规划的有效实施；各科室主任负责各科门诊室内、病房的文化建设，门诊楼走廊、大厅由门诊部具体负责，楼外庭院由总务科具体负责，办公楼由医院办公室具体负责，明确工作职责和内容，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形成职责分明、分工协作、有效落实、逐步推进的医院文化建设责任体系。 （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以中医人文关怀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把中医药文化建设成为一项群众性的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一方面充分利用院内会议、学术讲座等各种场合与途径对医院文化进行宣传，以医院网络和宣传栏等作为宣传阵地，采用书法、图版、标语等多种表现形式，切实把中医经典、医德警言警句等富含中医哲学思想内容渗透到医院文化建设中来，开设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科学实用的中医药科普教育专栏，介绍中医药的基本知识、诊治原理，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宣传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中医药知识、方法、观念，力争使人从中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氛围，接受中医药文化的 陶冶。（三）加强培训，提高素养。 各职能科室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从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能力。加强对职工尤其是青年医护人员的中医药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训，努力提高全员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使其言行、举止、思维、诊疗工作无不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鼓励各科室建设富有自身特色的个性化科室文化。 （四）长远规划，持续发展。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医院对此要有一个长期规划，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科学发展观，力争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从建筑风格、内部装潢、诊疗环境、形象识别等方面入手，通过传统文化元素和艺术手段(书法、绘画等)展现中医药文化，营造中医药文化环境的氛围，体现中医药古朴典雅、简约大方的特色，体现中医院的与众不同。塑造优秀的医院形象，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参与，使长期规划得到具体落实，中医药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五）加强考核，注重实效。 医院将文化建设列入各科室年度考核目标，定期检查督导，根据调查信息统计及反馈的结果进行阶段评估，重点对理念的认同情况、行为能力的程度、表象文化建设的进度和效果作出评价，制订必要的奖惩措施，切实把这项有利于事业发展，有利于体现医院价值观念的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 中医药论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关键词】 ,乳腺癌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药论文:对于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医与京剧、书法、武术并称“四大国粹”,中医药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作为基层中医医院可根据群众的需求,结合本地实际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推动中医药的业务不断发展,巩固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成果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工作成果,掀起中医药事业发展热潮,以利提升中医药业务技术水平,开创中医药工作新的局面,同时造福社会。基层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在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底子簿、基础差、起步晚,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一些难点和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织保障,政策引领,明确重点,统筹兼顾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医院须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亲自挂帅,由专人具体负责,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评审标准》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具体计划和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针对继往进展慢、内容少、投入低、特色差、措施弱等情况,强调“三个重点”,做到“四个坚持”。“三个重点是”:培育医院核心、完善医院行为规范,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四个坚持”是:一是坚持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二是坚持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努力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三是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现状、人员、资金、设备、程序、范围、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四是坚持紧紧围绕医院业务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水平的提高。 2 多措并举,扩大宣传,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在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和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从实践来看,中医药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关系到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理解与支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中医医院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更应当从传承发展中医文化的高度,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层中医医院可以结合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扩大宣传,加大中医药文化建设力度,以中医药政策、理论、技术、演变、特色、成果等为内容,院内采取图板、视频、讲座、带教、参观、自学、培训等形式,院外采取城乡义诊、电视专题、知识竞赛、对口支援、理论培训、技术推广、发送资料等形式,丰富内容,形式多样,长期宣教,力求实效。 3 充分做好三项工作,努力夺取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新成果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基层中医医院更加光荣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让中医药事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为烘托中医氛围,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需长期侧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普遍认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仁、和、精、诚”4个字,即: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可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医院发展规划、院训、院歌、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员工手册》、医院管理及环境形象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业务建设。主要是招聘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办中医特色学科,鼓励中医传承创新,设立中医发展基金,购置中医诊疗设备等,不断探索和完善诊疗行为、医患关系、言语仪表、教学传承、同道相处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三是在医院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上注意突出中医药元素,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在院内显着位置布展华佗、李时珍、扁鹊、张仲景等中医药先辈的图像资料、中医名家名言警句、院训、院歌、中医药防病治病图板等,并向群众制发宣传图册资料;在新院建设上可与设计单位一起进行了整体筹划,在建筑外观、庭院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等方面,以彰显中医药文化为主线。 总之,中医药文化建设需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加强组织,统筹协调,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要求;同时,基层中医医院应在中医药的文化建设及业务发展上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扶持、带动乡镇 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中医药业务的发展,使中医中药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中医药论文:对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对 中医与京剧、书法、武术并称“四大国粹”,中医药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作为基层中医医院可根据群众的需求,结合本地实际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推动中医药的业务不断发展,巩固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成果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工作成果,掀起中医药事业发展热潮,以利提升中医药业务技术水平,开创中医药工作新的局面,同时造福社会。基层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在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底子簿、基础差、起步晚,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一些难点和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织保障,政策引领,明确重点,统筹兼顾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医院须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亲自挂帅,由专人具体负责,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评审标准》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具体计划和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针对继往进展慢、内容少、投入低、特色差、措施弱等情况,强调“三个重点”,做到“四个坚持”。“三个重点是”:培育医院核心、完善医院行为规范,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四个坚持”是:一是坚持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二是坚持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努力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三是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现状、人员、资金、设备、程序、范围、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四是坚持紧紧围绕医院业务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水平的提高。 2 多措并举,扩大宣传,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在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和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从实践来看,中医药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关系到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理解与支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中医医院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更应当从传承发展中医文化的高度,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层中医医院可以结合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扩大宣传,加大中医药文化建设力度,以中医药政策、理论、技术、演变、特色、成果等为内容,院内采取图板、视频、讲座、带教、参观、自学、培训等形式,院外采取城乡义诊、电视专题、知识竞赛、对口支援、理论培训、技术推广、发送资料等形式,丰富内容,形式多样,长期宣教,力求实效。 3 充分做好三项工作,努力夺取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新成果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基层中医医院更加光荣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让中医药事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为烘托中医氛围,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需长期侧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普遍认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仁、和、精、诚”4个字,即: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可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医院发展规划、院训、院歌、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员工手册》、医院管理及环境形象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业务建设。主要是招聘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办中医特色学科,鼓励中医传承创新,设立中医发展基金,购置中医诊疗设备等,不断探索和完善诊疗行为、医患关系、言语仪表、教学传承、同道相处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三是在医院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上注意突出中医药元素,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在院内显着位置布展华佗、李时珍、扁鹊、张仲景等中医药先辈的图像资料、中医名家名言警句、院训、院歌、中医药防病治病图板等,并向群众制发宣传图册资料;在新院建设上可与设计单位一起进行了整体筹划,在建筑外观、庭院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等方面,以彰显中医药文化为主线。 总之,中医药文化建设需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加强组织,统筹协调,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要求;同时,基层中医医院应在中医药的文化建设及业务发展上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扶持、带动乡镇 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中医药业务的发展,使中医中药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中医药论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中医药论文: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思考 1环境形象体系建设 征集确定了院徽、院旗、标准院名、标准色系等医院形象识别系统,并将医院形象识别系统广泛应用于医院信笺、信封、档案袋、贺卡、纸杯等办公用品以及标识标牌各个方面。建成名医堂、养生堂、中医药文化广场、院史馆等中医药文化形象工程。自创设计制作了《中华医药五千年》百平米长卷木刻壁画系列,“诗画中医”木刻文化长廊系列,“大医精诚”、“橘井泉香”、“悬壶济世”艺术铜浮雕、木浮雕文化墙系列,“水墨中医”科普宣传系列,廉政文化东阳木雕装饰挂件系列四大系列文化工程。 2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是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认知度的有效途径。在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工作中,医院以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为切入点,采取群众看得懂、听得懂、易接受、参与度高的形式,积极推广中医药文化。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开展中医药义诊咨询、举办中医药科普讲座、展示中医药科普宣传展板、发放中医药科普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群众的健康问题,给出健康指导。每年夏季傍晚利用人们聚集广场纳凉休闲时机,组织医务人员在广场开展健康咨询、义诊、播放中医药科普宣传片、组织市民开展健康知识、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有奖问答等科普宣传活动,市民参与激情很高,普及效果显着。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手段,向社会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结合专科专病预防以及养生保健指导,与新闻媒体联合开办《健康有约》、《小穴位、大作用》以及《漫谈中医药》等文化科普栏目,其中系列养生科普宣传作品《漫谈中医药》获得“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组委会”最佳科普作品奖。与当地主流媒体联合策划的主体选题《中医席位》在本市引起市民良好反响。积极组织编印科普着作,先后编印并出版《春夏秋冬养生食谱》、《赵和平临床经验集》、《中药百花赏析》、《诗画中医》等科普系列丛书。 3讨论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要在历史中沉淀和团队中提炼。目前医院核心价值观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二是向社会征集。第一种代表少数几个人的意愿,第二种脱离单位实际,这样产生的核心价值观难以得到团队高度认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应该是医院发展历史的沉淀、长期实践的提炼、群体正向价值的聚焦。医院领导层要充分了解医院的历史,从中挖掘推动医院发展的精神特质。要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建议,鼓励员工抒发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从中提炼积极向上价值观。这种总结历史与现实、代表群体意愿的核心价值观易被员工认同,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整个团队目标同心、力量同向,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也就形成了。行为规范的养成要在实践中培养。行为规范是医务人员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规则和标准。良好的行为规范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通过长期实践和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要养成中医人特有的行为习惯,也就是用中医的思维、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知识、中医的方法为病人服务。这就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强化中医经典的诵读和中医“三基”训练,加强中医药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培训,努力提高员工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使其思维、言行、诊疗服务处处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并养成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中医药文化建设要融合地域文化特点。地域文化是指某一地域内人们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特定文化现象,得到这一地域人们的共同认可,对当地民众的性格养成、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有着长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十堰境内有两大风景名胜,即武当山和汉江。武当山被誉为“天然药库”,世有“十道九医”之说。武当山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历代医学名家陶弘景、孙思邈、葛洪、李时珍等均来武当山采药修炼。道教的一些养生术,如按摩、行气、调息、导引等被纳入了中医领域。其外丹术应用于现代制药领域,内丹术丰富了现代医疗手段。这里的人们对中医以及中医养生有着高度的认同和特别的喜爱。而汉水文化的公而忘私、牺牲奉献,太和博爱、厚德载物,注重孝道、道德至上,独立求真、不懈探索的文化特征和精神特质与中医药的文化的“仁、和、精、诚”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十堰市中医医院注重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对接,吸纳和融合地域文化的精华和成果,从而培育和发展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医院院文化体系。 中医药论文:国内中医药英语着作的发展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医药英语着作的整理、归纳,从中医药英语教学角度探讨了目前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开展中医药英语教学及其改革,促进中医药的推广,增强国际交流,同时培养更多全面的中医药人才,有利于中医药的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医药 英语着作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肛门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 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我国中医药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理论体系，卓越的治疗效果，它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该怎样看待中医药？怎样研究中医药？中医药该如何发展？本文从中医药法的基本特征出发，着重分析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立法问题从而得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医药法;特点;问题;对策 中医药法是伴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目前，已成功将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加拿大卑诗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呈现出乐观景象。由于各国卫生保健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中医药立法也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立法，都有相同之处。[1]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中医药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中医药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中医医疗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中医药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中医药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中药品种、中医药教育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中医药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中医药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但由于它所调整的是中医药医疗及其发展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的部门立法相比，中医药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就调整对象来看，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具体的就是指因中医药教育、认证、医疗、管理、规范、发展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其次，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医药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再次，从体系上来看，中医药法律体系是一个较为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可见，中医药法律体系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所以，其在对中医药临床医疗活动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伦理与道德问题。这就要求中医药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中医药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禁止。因此，中医药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药法就必须要建立在中医药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基本的中医药科学规律，如中医学理论中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两个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有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四部分，以及对疾病、防治的病因、发病、病机学说。[2]中药的基本理论还有中药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等。[3]这就是中医药法的立法基础。而中医药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中医药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首先，中医药法必须将中医药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中药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中医药科学成果在中医药法中的反映和体现；其次，在中医药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中医药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等。 （四）预见性 中医药法是以保护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的，而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医药法必须正确预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中医药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一方面，中医药法要保障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中医药创新权，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中医药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 二．我国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立法起步相对较晚 ，其内容涉及到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教育科研、药品监管、中医药标准等领域，虽然拥有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中医药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医药立法领域，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中医药方面的立法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广度都比起其他部门法去之甚远，直到1982年才由卫生部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再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建国后相关的法规《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却直到1995年初才姗姗而来。这充分暴露了我国中医药立法的滞后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医药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主要表现在：在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这就使得我国中医药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三）内容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中医药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中医药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中医药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6] （一）国外的中医药立法 1．中医药立法在美国 1971年以后中医针灸在美国出现的“针灸热”，使加州的中医针灸展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适时出台了加利福尼亚州针灸条例和针灸执照法。后来加州在1980年通过了《中医行医规范法案》，该法案对中医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中医师可以使用的行医方式。目前，在美国针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为医疗手段，中医药总体上已逐渐为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并被批准为公众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7] 2．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__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ChineseMedicineBill》（中医注册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注册法案。该法律执行后，维多亚利州的中医行业已经逐渐洗脱江湖郎中的习气，改变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医生形象，中医师的执业行为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并且，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中医师有资格使用医生(doctor)的头衔，并被赋予处方权。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8] 3．中医药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局1995年发表了《传统中医药报告书》，对新加坡中医药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20__年国会通过了《中医师法案》，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现在针灸师注册工作已经完成，一些综合性现代医院已设针灸科,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大幅度发展.[9] （二）我国《中医药法》的立法构想 1．中医药法的名称 关于中医药法的名称，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方案，一种方案是制定传统医药法，其中包括行中医药、民族医药与中西医结合等内容；另一种方案是制定中医药法，非中医药的部分不纳入立法范围。在科学上中医药学可以表述为：“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医学体系。”[10]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11]“中西医结合”不是相对独立、成熟的医学体系。它更不能与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相提并列。而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12]它与中医药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所以在界定我国的中医药法的范围上,只包括中医、中药两个方面，不应该包括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部分，即采用第二种方案。 2．中医药法的宗旨及基本原则 1）我国中医药法的宗旨应该是：保护人体健康，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步伐，支撑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以往法律原则总是把人的本位置后，而中医药法则应该把保护人体健康放在首位 ，这不仅是由于本法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于现代法学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只有保护好了就医者的健康，中医药事业才能在全社会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好的进行现代化和国际化。 （2）中医药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中医药法之中,指导中医药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准则。笔者以为，我国中医药法的原则大致上有：继承与创新并重原则、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原则、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原则、多学科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继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两者并重，才能更好的发展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开展新实践，争取新突破；中医是中药应用的指针和开发的源泉，中药是中医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中医中药协调发展，才能使中药研究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之一，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所以要互相促进；中医药理论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多学科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多学科、跨领域的发展才能博采众长，有所突破。[13] 3．政府在扶持、发展中医药方面的职责 （1）加大投入 集成国家相关计划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形成项目联动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14] （2）政策扶持 制定若干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广、共享机制；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条款中可以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名老中医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相关诊疗服务”；“国家鼓励中医药开发、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中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依法到境外开展医疗及学术交流活动”。[15] （3）组织协调 加强中医药发展战略和机制研究，协调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推动本规划纲要的实施，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特色和优势条件，积极支持组建以中医药现代化为目标的区域科技协作共同体，引导企业和社会参与，拓展国际合作方式与渠道，通过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协会等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4．医疗机构 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5．从业人员以及执业规范 从业人员的规范包括考试和注册、执业规则、考核和培训等方面，我国目前的中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考试和注册的要求。[16]执业规范应该包括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方面。 6．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由于中药成份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应该在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法律规范上弥补质量控制的不足，充分体现“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基本原则。可规定，申请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注册，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研究。需要进行临床研究的，化学药品可仅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需要用工艺和标准控制药品质量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品，应当进行临床试验。对一些可能导致品种质量差异的注册申请，应该规定进行临床研究从而保证申请注册的品种上市后的安全和有效。于中药的特殊的用药历史，以及其活性成份的复杂性，有时仅改变一些工艺条件又不足以改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征，故需规定，改变剂型或生产工艺时，如果生产工艺无质的改变，可减免药理、毒理和临床的申报资料。 7．教育与科研创新制度 按照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具体情况，其教育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大学教育模式、继续教育模式、传统师传模式。前两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而后一种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过时或者不可信，实际上，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中医药教育投入资金的流向上，更反映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我国中医药人才分布不均，水平层次不一，在农村很多地方主要是传统师传模式，即“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所以政府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这些方面下大工夫，例如立法中可以将“地方政府通过对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进行培训，承认其执业资格，保护其执业行为，并创建相应的执业环境。” 关于科研创新制度，需要建立中医药创新发展平台，如立法可以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及其运行机制，通过重点研究室（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中医药基础数据库和国际化信息库的建设，促进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创新体系的建立，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8．保障制度 国家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在地方政府要严格把关，防止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立法可以规定“国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9．奖励制度 我国中医药奖励制度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奖励范围：学科领域新规律、新事实、新概念的研究成果；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实质和客观规律研究成果；中医证候、诊法、治疗、针灸、经络、中药防治疾病的机制和原理研究成果；医史文献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标准、信息研究成果。（2）申请途径：其途径可以分为申报和推荐两种。申报是指由个人、集体申报。在推荐中应注意推荐人的范围，例如可以规定由以下单位和专家推荐：①、省级中医药学会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②、解放军中医药学会；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④、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局及直属单位；⑤、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学会。（3）评审：评审工作实行初审、终审的二审终审制。初审实行差额推荐，终审对初审推荐授予一等奖的项目进行答辨，并实行差额评定奖励项目。申报奖励的项目按创新性、科学性、实践性、他人引用程度等四个条件进行综合评定。（4） 公众监督与争议处理：公示制度，对公布的获奖项目如有发现其有作弊行为的，应该规定其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5）奖金：可以成立国家中医药奖励基金会,采用基金的方式专门管理和发放中医药奖励资金。 10．法律责任 本法的法律责任对象的主要包括：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教育机构、非法行医的个人。可以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三）行业自治体系的建立——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引入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具有相同高等教育经历、高超专业技能，执业道德要求较高的专业群体应当实行行业自治，因为行业自治能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加强群体自律，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行业协会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强制和唯一)和惩戒性，并能在这一基础上做好服务协调、自律和发展工作。 目前我国法律在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定位问题上没有规定中医师强制加入职业组织的规定，这一点将加大社会的管理成本，也对保护外资医疗机构的中医师权益不利，尤其难以做到从道德上管理医师，因此《中医药法》首先在这一点上有所作为，应当明确中医师加入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强制性，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础，则中医药行业协会组织自律、协调、服务、发展的功能就会更好地体现。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医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有待解决，运用行业自治组织，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成熟经验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大学生人格类型及其归因和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医药大学生 人格类型 归因 应对方式 论文摘要:目的:探索中医药大学生人格类型差异,及其不同归因与应对方式,为进行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测查河南304名中医院校大学生,采用卡特尔16PF测验、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应付方式问卷进行测试,对测试有效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P 0.001;四种类型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结论: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四种类型,每种类型学生具有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 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与归因和应对方式测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调查河南中医学院1~3年级5个专业学生304名,回收有效问卷265份,男生117名,女生148人。其中大一学生90名,大二学生92名,大三学生83名。平均年龄21岁。来自农村222人,城市43人。 1.2　方法 采用问卷法,随机抽样团体测试,让被试完成三个问卷:(1)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包括187道题,16个人格因子。(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otter编制,于欣修订的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1]。(3)肖计划修订应付方式问卷,包括62个项目,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因子[2]。 1.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测试数据进行K-Means Q型聚类分析、F检验和LSD多重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被试与全国大学生常模16PF测评结果比较结果见表1。 表1所示,男生兴奋性、世故性、独立性低于常模,恃强性、幻想性、忧虑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恃强性、兴奋性、怀疑性、世故性低于常模,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幻想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被试人格、归因和应对方式相关分析见表2。 如表2所示,归因与应对方式和人格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归因和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被试人格聚类分析 采用K-Means Q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共迭代10次,将被试分为四类: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遗失2例。对四类进行描述统计、F检验及LSD检验(见表3)。由表3可见,四类学生人格绝大部分因素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说明此分类较为合理。 由表3可见,a类学生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高,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敏感性、世故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沉默孤独,忧虑抑郁,易敏感激动,即非智力因素较差,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命名为情绪型,共计57人,占21.5%。b类学生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幻想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高,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恃强性、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乐群聪慧,情绪稳定,能干自信,又较好胜争优、自律谨严,即智力和非智力品质俱佳,故称积极型,共计63人,占23.8%。c类学生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高,恃强性、敏感性、怀疑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低,聪慧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有恒负责、自律严谨,谦逊理智,即心态平衡,行为稳重,命名为稳重型,共计75人,占28.3%。d类学生恃强性、敏感性诸因素得分最高,聪慧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低,其余因素得分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表明此类学生较好强固执、感情用事,行为保守,故命名为一般型,共计68人,占25.6%。 2.4　被试不同人格的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见表4。 由表4可见,各类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情绪型学生多采用外部归因和退避的应对方式,最少采用求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积极型学生多采用内部归因及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得分都是最低。稳重型和一般型学生归因得分居中,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应对方式较多采用解决问题,较少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一般型学生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最高,较多求助,解决问题得分与情绪型和积极型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所谓“归因”是指对人的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进行解释或推测,可分为外部控制点和内部控制点,前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客观条件、社会背景、运气或其他人;后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个人内部因素,如个人行为、个性和能力。心理学家韦纳研究指出,把失败归因于内就会使人产生内疚和无助感;把失败归因于外,就会产生气愤和敌意[3]。心理学家罗特认为多内部控制的个体通常多有不现实的信念,而多外部控制的个体一般表现出较低自尊和较高焦虑。两种极端在社会适应中会遇到困难和障碍。人们的归因在内外两端的平衡过程也是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即归因具有人格上的差异[4]。应对方式指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5]。同一生活事件发生在不同个体身上所引起的应对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面临某一生活事件时,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受到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生活经验、所处环境的影响[6~9]。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及归因和应对方式的测查,可以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从研究结果看,归因和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归因与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人格特点及归因和应对方式,采取相应方式教育引导。 从研究结果看,积极型学生情绪稳定,心态积极,聪慧进取,面对困难时能积极解决并适时求助,这类学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受人喜欢和信赖,但多采用内部归因,将事情结局过多归因于个人的行为和能力容易使这类同学在遇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意和挫折时产生情绪困扰,教育时注意培养其平和宽容心态。稳重型学生自律严谨,谦逊理智,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积极解决,这类学生心态较平衡,能较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一般型学生有着年轻人常有的感情用事和好强固执,同时智商一般,行为保守,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适时求助,但多采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他们心智健康发展,教育时对他们有必要进行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其良好思维和行为习惯。情绪型学生沉默孤独,忧虑紧张,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面对不如意环境时怨天尤人,认为事情结局主要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社会背景差或其他人影响,不是去积极解决和求助,而是退避,自责、幻想和将其合理化。这是一类不易接近却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学生,应该是教育者重点关注和帮助的对象,对于他们不仅进行情绪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积极心态和良好行为习惯,还有必要进行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生活中表现出成熟的行为方式和稳定的个性特点。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探讨 [论文关键词高等中医药教育　师资队伍　建设 [论文摘要]文章提出了高等中医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关健所在，从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与其师资队伍的建设举措两大方面阐述了提高其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方法和根本措施。 随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深人并成功的推进。为了振兴农村中医药事业，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医药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的现状，进人21世纪以来，相继有多所中等专业中医药学校升格为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在中专向高专转化期间，由于培养对象和目标的不同，两种层次的教育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师资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培养和建立一支高素质、有特色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教师队伍是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关健，是高等中医药学校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而一所学校能否立足社会、市场、产生品牌效应，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资水平决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反映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综合实力。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 1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 1. 1教育观念滞后因教师均从中专医学教育体系转换而来，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培养目标、教学规律、教学方法和手段知知甚少。教师在教学上更多地沿袭了中专时期的一套教学方法，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任课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动手能力不强，理论和实际脱节。教师下临床没有硬性规定，无法及时掌握医学发展最新动态。 1.2学历职称偏低，年龄偏大因历史的原因，原中专学校仍有大批中专和大专学历的教师，其职称只有中级。加之中专学校受编制的影响，新进教师较少，造成教师年龄结构失衡，有些课程有高级职称断层的现象。 1.3师资来源渠道窄中医学校教育起步均较晚，大部分从原西医卫校改制而来，一方面教师绝大部分来自非师范学院，一方面中医药学院的轻中重西，导致师资整体素质偏低。 1.4继续教育不系统从事中专层次教育的教师，因教育任务繁重，进行医学教育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继续教育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课程体系的限制，医学院校教师在校教育中未受过系统的教育理论训练，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医学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1.5实验教师素质低创新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而创新体系的基础是实验室高职高专人才更需要优秀的实验教师。改革开放以来，实验室及实验教师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但仍在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重硬件投人，轻软件环境建设;重理论教育，轻实验教育。实验师资不稳定，实验教师整体学历层次偏底，高职称人才更是缺乏。 1.6临床课教师知识陈旧单一刚进人高职高专教师行列，临床教师一般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原学校从事临床理论教学的教师，他们缺乏的是临床知识;二是从附属医院聘任的临床教师，他们的缺点是对理论教学缺乏系统培训。 2师资队伍建设的举措 2.1加强学习，转变观念首先以全国第3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为纲领，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通过学习，使教师了解“以教育改革为核心，以教学基本建设为重点，注重提高质量，面向农村基层，努力办出特色是中医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路”。通过学习，使教师明确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使教师进一步明确中专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所在，促使教师逐步树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先进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 2. 2深化管理，改革体制，拓宽教师来源渠道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应该在管理体制上恰当引人人才市场机制，一是要引进竞争机制，严格把好新教师引入关，可采取聘任、招聘等方式补充思想政治素质好、各方面能力优秀的教师。要改变传统的选留方式，通过人才市场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到高校任教，按需聘任，竞争上岗，可先在有条件的系部搞试点。二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正确的政策导向，公正合理的物质利益与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医学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且使其得到保护和健康发展。三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通过比较完善的制度、法规及职业道德规范、奖惩措施来规范教师队伍管理模式，将教师队伍分为固定的编制和流动编制两部分，紧缩固定编制，扩大流动编制，减少专职，吸收兼职为主并实行资格与聘用分开的做法。 2. 3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稳定骨干教师队伍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层，努力建设一支高学位、低年龄、高职称的教师队伍。(1)调整断层。要在职称评聘中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采取倾斜政策，对拔尖人才，要创造条件，予以破格评聘，力争晋升一批40岁以下的教授和35岁以下的副教授。(2)培养青年骨干教师。要在3一5年内精选、重用、厚待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使他们能独立地担负起教学、科研重任，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工作。(3)建立学科带头人梯队。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学科、专业带头人梯队，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第一，要立足省级专业和重点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争取在国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第二，要立足校级重点学科和专业，建立一支省级水平的学科专业带头人梯队;第三，建立一支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队伍。(4)根据本校实际和发展需要，确定师资总体发展规模，力争在3 -- 5年内使教师年龄、学历、职称、学科比例结构达到最佳状态。 为了稳定骨干教师队伍，应采取必要措施和倾斜政策，为骨干教师和教学成绩突出的青年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提供自我提高的机会。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奉献精神。重要的是要把学校办好，使学校教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才能真正把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团结住，增强学校的凝聚力。 2. 4组织培训，注意“双师型”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师资培训工作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结合实际，努力改善内部环境条件，不断调整培训的目标和计划，落实《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使师资培训工作达到规范化、制度化。当前学校可根据教师的年龄、学历、知识等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培训。对青年教师可采取:(1)参加同等学历硕士学位教师进修班;(2)参加助教进修班;(3)参加骨干教师进修班。对中年教师可采取岗前培训，短期研讨班、讲习班，单科进修，常规培训如外语、计算机、普通话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提高高职教育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关键。首先，教师要具有全球化眼光，深刻洞悉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标准，了解本专业知识国际发展的态势，熟练掌握国际交流工具，了解国际医学教育基本规格，实现教育的国际接轨;其次，知晓教育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应该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己任，重视科技成果的开发和应用工作，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的实践和实际操作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再次，强化对现有在职教师的时间差，分批将一些教师安排到临床或相关单位进行实践锻炼，以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第四，注意从医疗机构第一线人才中引进那些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经验和动手能力的“‘双师型”人才，强化专业教学，充分利用行业特点，聘用行业的专家或知名人士指导工作，带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氛围。 2. 5注重科教互动，加强学科建设对高校的教师要实行教学、科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通过科研可以紧跟学科的发展.掌握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成果，不断向学生灌输科研思路，提供信息量，起到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思维、开拓学习创新能力，同时，可将学科的研究热点融合于教学中，提高了教学质量，从而加强和加速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和主讲教授的培养。 总之，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刚步人高校行列的中医药学校一定要以教育部评估达标为契机，以评促建，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数量足够、有中医药教育特色的师资队伍。迎接挑战，参与竞争。

西方经济论文: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道德理性的培养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对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不是单纯凭高校德育课程的教学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学生在掌握德育课程上所授道德行为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大学所授各科人文课程理论，结合自身经历体会，形成道德理性，自觉做行为道德的人。 西方经济学是大学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同时也成为许多高校面向所有专业开展的素质选修课。本课程不但给予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提供理论基础，还能帮助学生建立经济理性以指导日常行为选择。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正确引导，让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一致，将使道德教育事半功倍，而如果让学生形成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认识，道德教育将前功尽弃。 一、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最终将成为社会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我国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在大学入学第一个学期就为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并且是作为必修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是学生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向大学的能力教育的转折点，是学生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被动学习向社会就业导向下的主动学习的转折点，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点。高校期望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教育课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课态度消极，思想道德教育课成了逃课重灾区，即便教师采用点名、随机提问、留作业等方式将学生强留在教室，学生听课并不认真，至于将思想道德教育课上灌输的道德理念深入思想内部并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则更无从谈起。 在国家教委颁布的德育大纲中，德育基本上都是以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这种目标离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太遥远，无法让实现这种目标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这使得大学道德教育很难实现其既定目标。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既不是灌输特定的学校、教会和国家的固定习俗，也不是向学生传递道德相对论，而是为了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与行为的一致性。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学校德育的关键，也就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朝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明确而清晰的理解[1]。但目前国内高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教师经由课堂教学讲解教材内容，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是由教材给定的，至于为什么书上给定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或者为什么书上认可的行为才是合适的行为，学生很难自己找到答案，自然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书上的道德指引。 “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人的本能性的适应活动,它必须以一定道德认识为基础”，[2]这种道德认识需要大学生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认知共同支撑，要使道德行为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就必须让学生认同道德行为是理性行为。道德教育和所有教育一样，需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大学生的智力发展与道德发展，决定了大学道德教育更应该侧重道德理性的培育[3]，而学生道德理性的形成无法单凭思想道德教育一门课程的教学实现。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的影响 经济（econo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nomos，它的意思是“管理一个家庭的人”。经济学家研究如何让人们作出决策，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包括该不该去帮助一个人，该不该为了别人更多的利益部分牺牲个人利益。 关于如何选择首先要给出选择的标准，西方经济学里选择的标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市场行为主体“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利己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常常被肤浅地简化成“人是自私的”，也因而常常被人诟病，“利己自私的人性假设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利他行为”，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行为也就成了非理性行为。一些经济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面对这样的疑问选择回避，蒋满元、唐玉斌将此解释成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建立在资本主义唯心分析基础之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唯物基础上并不完全成立，[4]这样的解释如同思想道德教育课堂上将书本上认同的道德行为灌输给学生，并不能让学生从心底接受。如果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的话，西方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又该如何取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并不比我国少，如何解释？这将使学生陷入更深的困惑中。将 “经济人”假设 跟道德行为统一起来是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里效用理论是解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收入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这里效用被定义为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足感，理性的消费者在分配自己的收入时应该满足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消费者在花掉其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使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即mux/px= muy/py =muz/pz=……。消费行为选择只是人们生活中要做的无数行为选择的一种，但消费行为理论很容易延伸到其他行为，几乎所有行为的目的都能够归结于为了获得满足感。依此理论，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无法从捐助行为中直接获得效用。教师在教授消费行为理论时需要作出适当的解释让学生认同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符合经济理性。 博弈论是经济学学科新拓展的领域之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在编排博弈论的内容时都会提到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嫌疑犯曾经共同犯过一次大罪，因为一次小的犯罪被抓，警察对他们犯过大罪只是怀疑但没有证据，警察决定将两人分开审讯，如果两人都抵赖，则因证据不足每人各只判1年徒刑，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则坦白者免罪释放，抵赖者被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判3年徒刑，两人都不能确定对方会如何选择。 在该模型里面，理性的两个囚犯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结果是两人都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很显然，两人都抵赖是比都坦白更好的选择。人们在采取道德行为时同样面临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能无私助人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如果自己无私助人，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那自己的无私助人就是非理性的了，道德行为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教师在讲解博弈论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完全可以统一，但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自觉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经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引导。通过经济学的教学不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还能引导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在生活中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对“经济人”假设的诟病，根本的原因是武断地将“经济人”假设所说的“个人利益”物质化，忽视作为社会人的人们，生活中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经济人”假设里的“经济人”是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商品提供者所具有的自利特征的高度概括。但亚当·斯密也承认：“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个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　情”[5]。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在“关心别人的命运”时自己感觉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精神利益，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跟“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矛盾。通过在课堂上让学生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展开讨论，在理解“经济人”假设里所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考虑精神利益，能够让学生明白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钟生根在《群体意识与经济人利他行为选择》一文中考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并提出用“价值”来衡量不同利他行为使行为人“变得更好”的程度，人们在实施道德行为时自己内心会得到充实，这种充实跟人们在消费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能给人们带来满足感，这时我们能够相应地得出人们在决定生活中如何分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时遵循的原则是“个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个人满足最大化”，[6]通过这样的延伸，使学生能够理解道德行为同样是符合理性的。在课堂上，通过向学生提出“列举自己生活中实施的一些道德行为”，并要求学生对“为什么会这么做”展开讨论，强化学生对道德行为的认同，并能够充分意识到道德行为的合理性，帮助大学生建立道德理性。 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之所以出现损人损己的结果是因为模型完全没有考虑人性，事实上如果该情景出现在现实中，结果并不必然是两人都选择坦白。笔者在课堂上实施了一个情形类似但更接近学生生活现实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本性存在于多数同学心中。 调查模型设计如下： 调查一：假设你是一个七人小组的成员，成员互不相识，小组每人拥有600元人民币。如果你选择将你的600元捐出去的话，其他6个人将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每人增加200元收入，你将失去这600元。当然如果其他成员也选择将他们钱捐出去的话，每有一位成员捐出，你将增加200元，如果其他6位都捐出的话，你将增加1200元收入。你选择捐还是不捐？ 对模型的分析显示：如果大家都捐，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1200元；自己不捐，其他人全捐将使自己收入达到最大的1800元，其他人的收入1000元；而如果自己捐，其他人都不捐，自己将一无所有，别人的收入达到800元。如果决策时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收入变化，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激励不捐，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都维持在600元，这个结果比大家都捐更糟糕。 调查的结果显示，67%的同学选择不捐！结果跟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 当把模型条件稍作改变，结果出现巨大变化。 调查二：在调查一的基础上附加一条件，假设被调查学 生知道另外6人当中有一个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结果65%的同学选择了捐！ 这说明同学们的本性中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有需要，自己可以冒着面临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恰恰是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特性。实施道德行为通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德行为通常会对别人、对社会带来好处，但这种付出并不必然收获有形的回报。 当把调查模型里的条件改成其他6人都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时，选择捐的同学没有显著地增加，仍然有大约30%的学生选择了不捐。这表明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愿意冒着自己遭受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也充分说明实施道德意识引导的必要性。 通过在课堂上实施这样的调查，并当众统计、公布调查结果，让学生意识到道德意识是多数人心里都拥有的。一方面，强化具备道德意识的同学的这种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唤醒部分同学内心更深处的道德意识。让同学们在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 经济学课程因为理论分析的需要，不能考虑到现实人性，让人浅显地认为人的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人的本性还原到经济理论中，从而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从而培养道德理性，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一、 引言 当代大学教育范畴主要体现在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两个维度上。而大学课堂教育作为大学生学习通识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其课堂授课质量的好坏对于大学生接受、领悟及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外，由于中学授课模式多体现为低参与的被动授课方式，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往往体现为被动接受知识、机械性记忆以及潜意识的学习抵抗。大学生初入大学阶段，往往需要重新适应大学课堂的授课模式。而如果大学课堂教学不能有所创新，将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造成其对本专业的怀疑甚至排斥。因此，高校教师应当从学生立场出发，有机结合其所授课程的内容，不断探索出一条从适合形式到理念上吸引大学生聆听、主动接受知识的课程教育新模式。 二、 教学模式的新探索 "教育以人为本"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标准，应当契合当代大学教育主体的合理诉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朝气蓬勃、活跃积极的人群，有着对新知识及新鲜事物的无限渴望及探索求知欲。大学生人群在经历了青春期叛逆的阶段，对于其在中学时代所熟知的"满堂灌"式的授课模式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抵触及心里反抗。因此，如果在大学课堂教育中仍旧沿用这种落后的授课模式，则很难达到预定的授课目的及取得相应的授课效果。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探索应当从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及倾听大学生对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诉求，通过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不断摸索创新大学生教育新模式。 （一）创新教学手段 随着高等院校教学硬件的不断提升，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教学手段，不断得到了高校教职人员的青睐。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避免因黑板书写、教学音量等方面的先天限制所导致的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此外高校教职人员还能通过多媒体教学，从声、图、视频等多种教学素材纳入课堂，很好地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提升教学品质。然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是存在的。比如教师一成不变地使用相同教学课件可能导致课堂生动性及知识的传播效率受到影响；大量图像、影音等生动性教学元素的运用将引致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从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 本研究认为，积极探索多媒体教学的新模式并非是在授课中过量地运用各种多媒体手段，相反应当借助这种先进的教学工具，通过多媒体恰如其分地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从而实现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授课生动化的主旨，有效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 （二）革新教学方式 本研究认为大学授课质量的高低与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中学教学模式的低参与率甚至零参与率，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搜寻学习知识是当代大学课堂教育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高校教职人员应当通过拓展与革新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这样不仅能够使得课堂气氛得到活跃，而且也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大学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其对课堂知识的深入了解及掌握。 笔者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亲身实践，总结出了一些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参与率的方法。比如，通过在课堂上组织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发言及小组之间关于某一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行辩论，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其对相关知识的深入认知和深刻记忆。笔者作为裁判，会依据学生各自的课堂表现奖励以相应的课堂平时成绩，从而很好地激励和调动了学生们的发言积极性，使得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此外，笔者也曾借鉴现如今电视传媒节目中广泛运用的智力问答题节目形式，通过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相互计分问答的游戏竞赛，从而敦促学生在课下积极学习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学习本门课程的相关知识。 （三）教学与时俱进 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大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彻底摒弃那些陈旧的观念及说教方法，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强化自己对新事物的认知及当下潮流的把握，结合自身所授课程的相关知识，不断更新授课内容，从而更好地使自己从教与学的对立面，真正转化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走进学生的内心，成为他们的授业导师、人生导师。笔者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则会完全摒弃教科书中黄油与大炮的经典例子，而会以ipad和iphone作为效用论中消费选择集的例子。此外，笔者会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讲解大学校园恋爱的匹配度，从博弈论的角度阐述大学生作弊与监考老师反应的问题。这些细微的教学改变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逐步放下抵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实现高校课堂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三、 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前瞻 总而言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并非是要求教师一成不变、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也并非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标新立异、舍本逐末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在不断探索创新高等院校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保证"一切为提升教学质量"服务这一原则，高校教职人员则应根据各自学科的特殊性，结合当地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探索和拓展其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中教师任务角色谈 摘要：辩论式教学法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良好教学方法。要使该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应该履行自身的任务角色：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点评者和成绩评定者。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任务角色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取得西方经济学课程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作为一名任教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师，笔者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思考辩论教学方法。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明白，教师在辩论教学中至少应该充当如下四个任务角色： 一、辩题确立者 确立科学的辩题是一场辩论赛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科学性是辩题的生命力。“科学性”的内涵应该包括： 一是辩题内容的针对性。西方经济学原理很多，可供选择的辩题很多。在选择辩题时，要尽量选择针对性强的辩题。它们应该是针对某些经济学原理而设计的，不能偏离学科体系。例如，笔者曾经设计过辩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该辩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辩手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原理展开辩论。教师在确立辩题的时候，应该思考辩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经济学的辩论根基。 二是辩题内容的时代性。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学科。时代性要求教师在确立辩题时，尽量选择那些热点问题作为辩题，避免那些与实践相差太远、理论性太强的辩题。试对比如下两个命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与“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从时代性要求出发，后者比前者略逊一筹，前者更适合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辩题出现。 三是辩题内容的可辨性。要尽量避免选择具有明显“正误性”的辩题，而应该选择有“辩点”的辩题。辩点越多，则可辨性越强，辩论的价值越大。举个例子。如果教师确立如下辩题。正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原理；反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绝对优势原理。该辩题的可辩性不敢恭维。因为经济学界基本认同国际贸易分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事实。面对可辨性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仔细思考：辩题是否具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正反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展开辩论？只有当辩题并不具备明显的正误性，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辩论的时候，它们才是可辨性强的辩题。 二、技巧传授者 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一和大二。此阶段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辩论赛，对辩论的技巧了解甚少。任课老师有必要就辩论过程中的基本技巧向辩手做简单交代和传授。这些技巧包括： 一是开篇阶段和总结阶段的陈词技巧。正规的辩论赛都有开篇陈词和总结陈词。开篇陈词主要是构建己方的逻辑框架，相当于建筑房屋时给整个房屋打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很多学生由于缺乏技巧，不知道如何去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其后果就是，不但评委抓不住其逻辑要点，而且对方辩友也不好寻找自身的逻辑错误。所以，教师应该举具体的例子，联系具体的辩题，教导辩手应该从哪些方面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如何充实每一个子框架，使逻辑体系有血有肉。至于总结陈词阶段，教师要告诉辩手，这是一个对对方辩手的逻辑错误做出总结，重新提炼升华自身观点的阶段。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去归纳对方的逻辑错误，如何升华自身的观点。这些技巧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教师在辩论赛展开前应该悉心教导。如笔者在辩论赛前，先设计几个辩题，要求每个同学起草一份开篇陈词稿，收集起来后，对那些有代表性的稿件做出评价。 二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技巧。提问和回答问题是辩论赛中不可回避的，两者的基本要求是简洁、有力、巧妙。简洁，亦既不能给人一种懒婆娘的袜子又臭又长之感。有力，亦既要切中对方问题要害，不能隔靴捎痒。巧妙，亦既能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这些要求是辩论实践中提问和回答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初学者不容易把握。教师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如笔者在西方经济学课程辩论中，针对辩题“中国目前是否应该全面放宽二胎生育政策”，要求学生思考两分钟后提出三个有价值的问题。然后针对每个问题，谈谈它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针对那些有价值的提问，再指定学生如何回答。通过多回合的实践，笔者发现学生的提问技巧和回答技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三、过程点评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辩论过程中，辩论态势 息万变，作为身处其中的辩手往往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局势，作为评委和旁观者，任课教师理应对每场辩论赛的完整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点评。 一是对学生角色的点评。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身在辩论赛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辩身上。不可否认，四辩的主要任务是最后总结陈词。许多学生对它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四辩就是最后出场做一下总结陈词。在这种角色意识指引下，他们在自由辩论阶段，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直到辩论快结束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才姗姗出现，做一个要么不伦不类、要么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总结陈词，真是大煞风景。这是对四辩角色的误解。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笔者都会对四辩手进行点评。几乎每次辩论赛，笔者都要针对辩题的要义、针对对方的弱点、针对自身的逻辑等告诉四辩手应该如何做出点评。实践证明，笔者的点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许多学生茅塞顿开。 二是对整个辩论环节的逻辑体系进行点评。辩论最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教师应该仔细倾听整个辩论的逻辑构建。气势庞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逻辑框架是取胜辩论赛的首要前提，而这个任务是由开篇陈词来完成的。但许多学生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时，显得条理混乱、乏力。不但评委抓不住他们的逻辑要点，也会令对方辩友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他们展开辩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该在事后全面指出这种逻辑乏力的弊端。例如，在辩题为“中国目前是否应该放开二胎政策”的课程辩论赛中，正方辩手能够从人口老龄化的危害性、计划生育对人权的侵犯、人口红利的消失等几个方面提出自身的观点，每个小的论点都有恰当的论据作为支撑。这是很成功的例子。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些辩手显得手忙脚乱，层次不清，看上去有血有肉，实质上貌合神离。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及时纠正错误。 四、成绩考核者 为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课程辩论的积极性，应该将辩论表现与课程成绩挂钩。教师应该设计相对完善的辩论成绩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作为成绩考核者，教师应该在两个方面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 一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设计。在辩论成绩评定上，笔者任教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具体考核方案是：辩论环节占整个平时成绩分数的30%，约12分。每个学生的具体占分视其辩论表现而定。胜方的最佳辩手得满分，即12分，其他辩手在8～10分之间。负方的最佳辩手得10分，其他辩手在6～8分之间。 二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执行。在方案执行上，为了尽可能公平地评定辩手的成绩，笔者一贯坚持发扬民主作风。每场辩论赛中，我都会指定班级学习委员到高年级同专业兄弟班级邀请两位有经验的学长和我组建评委团，严格按照正规辩论赛的评分要求逐项打分，再根据平均分确定胜负结果。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教师应注意倾听学生的心声，发扬民主的作风，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地评分。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辩论教学是一种很好、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教学优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这些任务角色包括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评价者和成绩评定者等。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程，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其他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然而当前一些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对该课程进行科学革新，更好地发挥其基础性地位，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经济学因其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是引自西方国家而得名。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各个本科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课中普遍开设。它不仅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服务于其他专业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学习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应实现的几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目标，除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以外，还应着重实现下述目标： 1.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之余，能够做到活学活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养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并在授课过程中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经济学思维习惯的优点以及经济学思维习惯的形成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日积月累，最终学会用专业思维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也是保障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有效手段。 2.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做到能够与时代并进。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帮助学生实现专业课程间的融会贯通。西方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加说明了在这种共通性之中，经济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动向其他课程渗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的穿插引入其他课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导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其他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其课程的知识和观点来解释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问题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灵活掌握其所学的各门课程，做到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三、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理论性强导致趣味性不够。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阐述，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对于初学者和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来说，会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较强的理论性也使得课堂教学过程充斥着资料性信息，导致课堂气氛的轻松性不够，也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令教师无法及时得到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不利于其对教学方式的及时调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导致教学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数学化倾向导致理解力不够。西方经济学知识阐述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及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近年来，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能够增加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很容易令人忽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牵连性。在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不应因数学方法本身而强调数学方法，而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因为数学的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成分比较多见。目前中国选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经济学为主。如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期版本，宏观经济学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未能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还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即使学生课堂上能够记住一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案例、图表和专业术语，但由于现实性不够，学生不仅不能将所学知识牢固掌握更不能实际运用 [3]。 4.教学手段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教学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遍缺失。学生大都是被动地听，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一句空谈。而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完全抛弃课本和教案。少数教师甚至跳过了备课环节，直接从互联网下载教学课件，上课时对着课件“照本宣科”，时常出现讲授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知识点错误等情形，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佳。 四、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增强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适宜性。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法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可将传统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法相融合，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集合优势。例如在教学中适当使用黑板板书介绍关键概念或推导重要数学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强化教学效果，或采用参与式教学法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2.增强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应尽量选择精练易懂、所举实例符合中国现实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帮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应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条件，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3.增强教学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经济学内容纷繁复杂，流派林立，观点各异。容易令学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识体系。教师要把握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条主线，通过两条主线将各知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讲授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调整侧重点。如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可适当简化模型化的经济理论的阐述，着重培养其思维方式。 4.增强教学内容的前瞻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界对知识的时效性越来越注重。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忽视现实经济的这一重大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前沿理论的研究，促进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授课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紧跟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适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帮助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西方经济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论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移及升级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三）相关方法、原则和条件 “大流通、大工业、大市场”以信息社会为背景，是解决小农社会意识与生产方式的重要武器。产业集群的软硬基础设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巨额的资金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调动民间私营部门的积极性。政府对私营部门要真诚，讲信用，互利多赢。西部地区要从技术创新或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经济集聚等维度培育经济增长极。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它必须能够控制源头性创新，并能够不断衍生新技术应用。 西方经济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 ，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论文: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探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高职西方经济学偏离其应有定位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必须紧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因材施教，要注重发挥考核评价的全面衡量和激励功能，充分运用好讲授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探讨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发展机遇，更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但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专业/职业技能的训练、轻素质的培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德国，高职教育不仅有专科、本科和硕士层面，甚至联合培养博士；也不单单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能力，能够进行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研发、优化等。发达的高职教育成就了德国的制造强国，一点也不夸张！因此，高职院校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既要抓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抓专业理论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满足当前就业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持续提升和全面发展。显而易见，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全面素养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学生专业理论基础的构建，以及专业思维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培养，在专业基础理论的支持下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促使学生在专业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一些高职院校，由于教学定位模糊、课程地位和作用不被重视，西方经济学在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也显得无足轻重。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定位不准的成因分析 (一)缺乏对高职人才培养特色的准确理解，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定位偏低，其地位和作用被弱化 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基本沿用理论和推理的一套做法，授课方式以讲授和练习为主。而高职课程设置标准是根据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来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显然，目前的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目标和所培养的能力，在职业岗位上难以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与其同时，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上非常重视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力把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职业岗位标准匹配起来，主动满足行业和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很难简单地与职业岗位的技能相匹配，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上，经常遭遇“课程可有可无，课时可多可少”的尴尬。此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采用模块化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但高职西方经济学很难进入模块化教学的设计之中，课时被压缩很难避免，这必然影响到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质量，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缺乏对高职学生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因材施教没有落到实处，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理论性强，加之有大量的数学推导、计算以及配合模型的解释和应用，课程内容较难理解。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的高职学生属于专科层次，数理基础较弱，逻辑推理和分析思考能力远不及本科学生。尽管他们对于该课程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数理分析和模型，常有畏难情绪，得过且过，不求甚解。此外，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多、涉及面广，需要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清楚表明，高职学生习惯选择记笔记并课后整理、认真观察和思考记忆、认真做作业等学习方法。而课前预习、使用工具书、自学、寻求新旧知识的联系、关注专业咨询等，很少被采用，而这些方法恰恰有利于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可见，高职学生仍以被动型学习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对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悟性、举一反三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被动型学习方式致使他们不善于总结，缺乏独立思考以及学习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谈不上触类旁通，因此，在理解经济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讨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大受挫伤，学习效果往往不佳。 二、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初探 基于以上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笔者在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在此做一简要的梳理。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实施的基本要求 1.要依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进行合理定位，确定其课程培养的能力和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体系日益完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经历了技能操作型人才，到复合型技能人才，再到目前的知识型技能人才培养等几个阶段，根本目的就是适应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对技能型人才需求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就是目前高职院校所要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方面，作为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自主确立目标，不断创新，不断学习，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不仅掌握技术，而且了解技术背后的理论，适应岗位和技术更新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要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许多创新都来源于一线生产和作业的灵感，一线技能型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创新力量。 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注重研究个体和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过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企业的经营；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提前做好风险防范等，在此过程中，分析人们如何权衡利弊和对激励做出反应等。可见，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对知识型技能人才的能力培养作用不容小视。但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面广点多，高职学生完全掌握有一定的难度，且部分内容更偏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要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确定西方经济学培养目标和能力，以够用为原则，对内容和知识点合理取舍，将知识点和现实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同时，通过知识点的任务设计，促使学生运用知识点解释和讨论经济现象和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 2.考核评价既要准确衡量，更要激励学生按要求完成课程的培养目标合理的考核评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考核指标设置得当对于学生完成课程目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灵活运用课前预习、小组作业、辩论赛、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专题报告或论文等形式，促进学生及时消化所学内容，激励学生更加主动、更有目的、更有效率地完成学习计划，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考核评价要尽可能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教师对学生总结评价，包括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建设性意见。二是学生自评，以认识自己的优势、不足和潜力。三是组长评价，要客观反映小组成员各自分工、完成任务和配合情况。最后是组内成员互评，包括参与程度、合作沟通能力、贡献率等。 (二)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1.采用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经验和阅历相对缺乏，在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图形以及抽象的现象分析时难度不小。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补充数学基础知识；导入案例教学，包括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个体和总体应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成功与失败的实例。案例教学有助于将理论知识点和难懂的模型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现实感受，又提高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信心和兴趣。一般分为三步实施： (1)课前准备。提前把相关资料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对整个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做好准备。各章节讲授的案例在授课前一周印发学生。案例紧扣学习目标，并布置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推荐相关的参考材料，要求学生课前整理成简单的脉络，以便课堂讨论和分享。课前小组交流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可以加深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增强对知识点的认识，为课程教学提供铺垫。 (2)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系统讲授概念、原理和数学模型推理，并结合课前案例导读，有助于高职学生对复杂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案例分析过程中，针对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步步跟进，深入思考，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案例讨论和辩论，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案例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 (3)巩固知识。相关章节讲授结束后，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当前时事经济热点问题，选取适当的案例，并给出分析思路和查找资料的路径，通过有效方式，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忆，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和吸收知识点，并检验学生对其掌握的程度，达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小组成员讨论、分析，在课堂上演讲，并当场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现场点评；以及学生根据相关知识自拟题目，完成课程小论文等，都是十分有效的形式。 2.引入任务驱动教学法。它是以任务为出发点，通过小组合作，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带着任务目标主动探究、分享思路、归纳总结，使重点、难点问题的把握更为直观，更易理解。完成任务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效建立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任务驱动教学法特别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的培养，对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专业工作能力和素质十分有效。——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教学模块构建和设计。应考虑三个要求： (一)模块的选择要考虑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成性。 (二)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必须具备可以转化为实践性的任务，适合模块内容的构建。 (三)模块内容构建必须考虑高职学生实际水平，包括认知能力和理解范围。 在教学模块内容(任务)设计方面，每个模块内容都有一一对应的实训任务和课程培养目标。任务的内容和环节设计必须具备实用性、适应性、时代性和趣味性：任务的内容和完成过程的思路与处理方法，贴近现实生活和工作，使学生能在工作岗位上运用这些经济学知识；任务的操作过程所需要的调研、讨论、合作、分析、计算、报告都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容易产生激励，驱动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内容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让身临其中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以及乐于迎接挑战的心情；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每个环节中，这些任务环节的要求参照职场的标准，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完成的质量，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的工作模式和素质要求，增强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此外，任务内容趣味化，结合一些有趣的案例和事件，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 ——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模块和对应任务实施的过程与目标的控制。首先，学生必须明确任务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任务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导书，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让学生明确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完成任务的要求、工作流程和方法；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考核重点与评分点。其次，教师对于任务的每个重要环节要把关。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模块任务的内容和难度。同时要对任务中每个环节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把关，主要做法是：每个小组推选一个组长负责督促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外通过小组合作的束缚和压力参与到实训任务中去。教师对组长工作进行进度和质量把控，在每个重要环节上都要求组长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任务完成成果，汇报小组的工作进度和每个成员具体工作情况。对于偏离任务目标的小组，教师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适当引导，使之回归正确方向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尽可能让每位成员有机会代表小组发言、回答同学的问题等，通过此举，教师可以把握每位同学在任务完成中的基本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总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除了技能的锤炼以外，夯实专业理论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高职学生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发展终究是一句空谈，如此下去，也必将影响到高职教育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准确理解高职教育“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的真正意涵。 作者：卢秋欣 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独特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对于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也是两种不同阶级的经济学说，本质上是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服务；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第一，本质研究与现象描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善于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去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性，并且通过对资本家的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最终发现资本家所获得利润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榨取；然而，西方经济专注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不探究其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不考虑为谁生产，只考虑怎么生产和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研究；而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对资源配置、需求满足或效用性的分析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两种研究范式最大的不同。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性质分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范畴，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性质。例如，马克思发现了抽象劳动，用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当然，西方经济学也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比如投资、消费、供给、需求等概念，用以说明经济活动主体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或经济现象中数量关联。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运用经济模型、边际分析和量化分析等方法去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数量之间的关系，为如何做出经济选择提供参考。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采用了一定的定量分析，例如在对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社会再生产等环节的分析就广泛地运用了定量分析。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法。 作者：张启森 单位：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心得浅谈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高校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共性的方面可以参考。一是需要深入理解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引导学生从模型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知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怀建 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商业文化论文:浅析晋商文化与山西传统商业建筑 摘要:以山西省尚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对晋商文化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前店后宅(坊)的平面格局、临街开敞的立面形态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等特点。 关键词:山西;晋商文化;传统商业建筑 1引言 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资料统计,全国现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现状比较好,另一方面却也是山西省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 晋商现象,在 4.1典型的北方风格 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为店面,其后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还有居住客房,与民居相似。每个市镇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统一,一气呵成。平遥,以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着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动和添加痕迹的一座座商铺,祁县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精美的建筑装饰风格,昌裕川茶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铺则相对比较高大森严,而碛口因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却又添了许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洪洞、襄汾虽然破坏较严重,但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无论是在哪里,由于地处北方,它们的商业建筑都表现出典型的北方风格,布局方正,追求对称性,屋顶厚重,用材粗大,封闭感很强。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商业建筑由于水文化赋予了其独特灵性,使其空灵轻巧。这也是与山西商业建筑的强烈对比。而就院落比例来说,长宽比大约为2:1,较北京四合院狭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狭,又兼之利于防风防沙,另一方面却也能体现出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4.2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应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拥有西北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窑洞,以往的观点认为,窑洞是贫穷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时全国最富的地方,窑洞却也是商业建筑中的一种主要建筑形式。窑洞具有许多现代建筑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里且不再赘述。我们看到,在山西,传统商业建筑大多为木构建筑和当地特有的窑洞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二层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大多时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为窑洞,有时候厢房也会为厢窑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遥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窑的出现(图6),所谓假窑,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个窑脸,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对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喜爱。它也是对其优良特点的一种折射。 4.3建筑质量较高 作为明清全国金融中心,全国的首富们都在山西,这样很自然地其商业建筑的质量也会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用材,装饰装修水平,建筑规模上看出。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的建筑往往会在砖窑洞前加一圈木构格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想来和当时当地经济的富足有些关系。其次,作为商业建筑,它的世俗性决定必然要有许多繁杂的装饰。在商业建筑重视吸引顾客的方面,人们往往将店面的华丽程度与它所经营商品的效益联系起来。因为装饰装修水平往往象征着一家店铺的发达程度。明清的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商业建筑的装饰装修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构思奇特,匠心独具,超凡脱俗,别具一格。建筑中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各种砖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艺术品(图7)。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吻兽到门窗、柱础、石鼓、佛龛、照壁……它们都体现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品位,体现着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水平。 总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镇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业店铺之间,我们不禁会为其华美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建筑空间而感叹,同时也不免会为院落的破败与零乱而深感惋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它作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们。 商业文化论文:畅销书排行榜：文化表象下的商业产物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畅销书排行榜所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它背后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由此对我国的畅铺书排行榜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畅销书排行榜　文化性　商业性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的图书市场迅速冒出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书店或报刊媒介中随处可见各种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畅销书排行榜正在对受众的文化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份读者调查表明，对于图书排行榜上推荐的图书，只有大约12％的读者“不理会”，而绝大多数人或者买或者要看看。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畅销书排行榜只是出版社经营中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它在文化表象之中不可以避免地融入了商业因素，甚至于招致社会舆论的质疑。这也体现了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中的尴尬，即是文化产品，又是商业产物。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到底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它对出版社和其他媒介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而对于普通的受众，又应当用何种态度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畅销书排行榜。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畅销书排行榜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以及媒介(主要是出版社)商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它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从宏观上对畅销书排行榜的文化性和商业性进行分析，并试图给我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一、畅销书排行榜概述 畅销书排行榜制度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大生产的兴起而产生的，在文化大生产中，文化产品被作为商品而大量生产。美国的畅销书制度诞生显著标志就是以销量为尺度对在销图书进行排行进而各种类型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起源于1895年《书商》杂志开启的“按需求数量排序的图书目录”，现在美国一些媒体因为富有个性和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而在媒介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其中以《出版商周刊》和《纽约时报》定期的“畅销书排行榜”最有权威和代表性。而在欧洲比如英国和法国，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类似排行榜的每周综览。 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是舶来品。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现大约在1994年前后，最早刊登排行榜的杂志是《中国图书评论》，从此以后，中国也引进了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现在，以公布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进行市场分析为业，最主要的专业机构有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等。开卷排行榜是1999年问世的。它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权威的畅销书榜。从“畅销书排行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从简单的资讯提供到多元的榜单模式和详细的文字分析的发展历程。 畅销书排行榜的兴起，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商业现象，也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大生产的兴起相契合。现在畅销书排行榜在大众媒体上可谓遍地开花，它成为引领读者购书，研究者获取资讯，出版社关注和衡量业绩的重要参考资料。畅销书排行榜也成为了出版社进行营销的新手段，在其文化表象下掩盖了浓重的商业气息。 二、畅销书排行榜的作用 1　影响出版社运作的重要因素 畅销书排行榜是西方媒介商业运作的产物，如今畅销书排行榜对于出版社来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有力的影响着出版机构的专业运作，主要包括：其一，影响选题，作为选题来源的重要信息，出版社在做选题策划时会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作为重点对象做深入分析，以确定选题或者作为调整选题结构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二，影响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提供版权信息来源，研究者发现。国内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图书时，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畅销书排行榜；其三，影响出版社对于作者的判断和选择，出版社在对排行榜做分析时会特别关注重要作者，那些频繁出现在排行榜中的作者有可能被打造成“品牌作家”加以强力推广；其四，影响未来图书市场的走向，出版社在探索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时会以排行榜的分析作为基础，以获知读者趣味的特征以及图书流行的趋向。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以这样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整个出版业的运作。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代出版社的运作中，畅销书排行榜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一环。出版社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是一个商业机构。而出版物则完全成为商品，出版社利用畅销书排行榜这个有力的工具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 2　供求链上的控制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文化产品也被作为一种工业商品而被大量生产和复制，在以大批量生产、市场流通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已经被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了。对于消费者，也就是文化产品的受众而言，如何在五花八门的、海量的产品之中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这就必须有特殊的方式引导受众选择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畅销书排行榜就应运而生了。 畅销书排行榜旨在以数量化的直观形式，显示某些产品在庞杂的文化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畅销书排行榜的标准因涉及领域、追求目标等因素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相同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主要以市场销售数量作为标准：如《纽约时报》排行榜是以数千家图书零售店以及为数万家其它零售点供货的图书批发公司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的。 这种具有固定模式的排行榜，较之于其他形式的推介媒介，比如专家点评等，对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有着更明显的优势。首先是畅销书排行榜的形式看上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于，畅销书排行榜以市场销售量为导向，评判主体是受众，而非媒介或者个别专家。其次畅销书排行榜具有清晰的一目了然的特点，受众在看到榜单时，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推荐的产品，形式上特别有利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 要选择性地买书读书，读者有三种选择：从报纸等各类媒体中获取图书信息——到书店完成特定书籍购买行为；到书店转转买点书看——书店排行榜介绍——适合自己需求的图书——购买；书店——不看排行榜——逐一浏览——同类中选择——购买。很明显，前两者比后者要有针对性、目标明确得多，同时节约了大量时间。最主要的还在于，前两者实现购买行为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从希望购书的读者意愿到希望读者购书的书店方意愿来说，前两者都能形成双赢的局面。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受众依靠着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来进行买书看书的行为，排行榜似乎成了维系出版、销售方与受众之间公开性互动的惟一指标。因为惟一，更显其重要，也使其更加貌似权威。 由此看来，畅销书排行榜就相当于连接出版社与受众之间这条供求链条上的一个控制因素，对供求双方都起着影响。一方面这个排行榜影响着出版社的运作，另一方面也因其看起来“客观公正”而影响着受众的购买行为。而在这个供求链中加入这个控制因素，貌似就能使双方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畅销书排行榜之探析 1　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共存体 既然是对文化产品的推介，那么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便具有了文化性的意义。所谓文化性是指畅销书排行榜本身是以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评判为标准的，那么上榜的图书虽不能被称为是最好的图书。但却是被默认为受众所最喜爱的文化产品，就其文化性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品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应当是能够引导受众购买能满足其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的，精神生活的向导。 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不具备任何商业性，它只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数据。可是因为它所要面对的对象，可能是潜在的购书者，因此就有了其商业价值。客观上它也是试图向读者传达图书信息，从而起到指导图书消费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读者接触不到专业的图书报刊，无从得知大量的新书上架及何种书畅销等情况。畅销书排行榜的存在，源于我们越来越重视资讯发达、信息透明的时代精神，更源于国内出版业正在以滚雪球的速度走向市场，出版了大量的图书。事实上，现在的畅销书排行榜的背后存在着各利益方力量的角逐。出版方和销售方利用受众对排行榜的信任，以及他们的“从众”心理对所谓的畅销书进行炒作和营销往往收效最大，这点在行业内并非秘密。畅销书操盘高手金丽红曾投人区区以2000元就调动全国媒体制造出了中国一流的畅销书，就是因为她高度重视排行榜这个不会说话的“广告”。如何打造出上榜的畅销书，成为出版社所深谙的一套程序，畅销书的丰厚利润足以让其具有了投资的价值。 文化性与商业性是畅销书排行榜的两面性，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之下，这样的两面性使得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 2　中国式的排行榜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重新得到繁荣，到现在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程度。在文化领域中，由于移植了西方的模式，文化产品也开始以大批量的方式加以生产。因此，畅销书排行榜这种形式也被引进进来。畅销书排行榜在中国的出现意味着市场开始作为一个因素介入文化领域中。然而虽然移植了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却在这个国有一体化的媒介市场中发展了其中国特色。使其成为“中国式的排行榜”，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美国的《出版商周刊》、德国和法国等历史悠久的畅销书排行榜有着详细的分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分成几种，在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中区分一般纸皮书。大众市场纸皮书，精装书。畅销书榜虽然是一般图书，但也会涉及有限的其他类别，如宗教、科学小说、法律或自学自助的书。。而中国大陆的排行榜大多是不分类别的综合排序，即使进行分类，也很粗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图书出版业界的作用非同一般，它代表和影响美国的阅读趋势，因此它的操作极其严谨。而在中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炒作畅销书的现象屡屡发生。据说在新书上市的第一个月里，出版方会自己掏银子组织大批员工，多次去关键性书城采购自己所出的书，因为书一旦爬上排行榜，电视、报刊等媒体每周的“书情”排行栏目就等于免费地给新书做广告。观察数周，如有起伏出版方就要故态重萌，直到新书流连在排行榜上。在排行榜操作规范不够成熟的中国大陆甚至出现了“排行榜就是排钱榜”的混乱局面。其中商业力量的渗透是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生产方面、传播方面等等，都有各种利益诉求。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畅销书排行榜，有知情人士透露，畅销书排行榜除了要考虑销售之外，还有册数、档次、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才能公之于众。还有比如说短时间内集体购买对排行榜造成的偏差，以及南北阅读习惯差异造成的统计偏差，盗版现象严重存在等等原因，则更是不胜枚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市场尚不健全、不完善。在图书出版这一块，“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在口头上谁都承认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而实际考核出版单位时，又把经济指标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占70％，而社会效益只占30％，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样的考核体制，怎么可能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呢”?的确，这样的考核体制不仅不能抑制出版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消极作用，反而在上面增加了一个砝码。 三、对我国畅销书排行榜发展的建议 鉴于中国大陆现在畅销书排行榜的混乱局面，以及它在媒介与大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中国大陆的畅销书排行榜进行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完善。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发展的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其自己的模式。并且严格的执行，才使得畅销书排行榜获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反映国民阅读趋势的一个有力工具，真正实现了其在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价值。我国可以对西方的制度进行借鉴和模仿，但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则更要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不能受经济效益的驱使而造假。 我国畅销书排行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其排除混乱和无序，使其真正走向健康、规范、公正、务实。为此，有关人士指出，排行榜的统计数字，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广泛和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反映市场实际状况，提供准确信息，使排行榜真正发挥其帮助受众引导的功能。 然而，由于畅销书排行榜所具备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特质，要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其背后的多方力量的参与，使得它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商业利益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就只是一个隐性的广告形式而已。如果某些部门要求的舆论导向意见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便成了主流媒体的替代物。这都有悖于排行榜的初衷。 畅销书排行榜毕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如何利用好这个工具，使媒介和受众得到双赢，也只能在运作过程中借鉴经验，进行扬弃，逐步完善其制度。如何保持畅销排行榜自身的客观性，又考虑到其背后各种力量的平衡，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借鉴西方的模式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过分复制其模式却不可取也不可能。在中国体制下做出真正符合大众利益的“中国式排行榜”，是排行榜主办媒体应当思考的问题。 商业文化论文: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及商业模式 摘要: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对经济的介入。文化不仅具有要素的特性,其作为综合国力更具有软实力的特性。文化对于产业的介入方式一方面体现为文化与创意之间的辨证互动,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是文化产业的目的和手段以及价值评估的核心维度。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逐步提高文化在产业中的比重,使文化产业成为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文化资本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结构形态具有一般产业所具备的商业属性,文化产业核心要素包括生产者、生产过程和产品。就其所提供产品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理解为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就其生产过程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文化产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商业模式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就其最普通的意义来讲,商业模式是一种系统的设计,它是指一个企业在明确外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前提下,用于整合企业自身、客户、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者以及资源、流程、渠道和能力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战略意图,同时也是实现价值的结构体系以及制度安排的总体构造。由于文化产业兼具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它所涉及的行业领域非常庞杂,再加上它所处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能简单地将单一的特定商业模式应用于文化产业的所有行业,也不能保证某一特定的模式在各种条件下都能产生优异的价值结果。 一、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既指明了文化的精神、观念属性,又指明了其客观的物质本原;既分析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区别,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证。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日趋深入,经济中的文化含量、文化中的经济穿透力也在不断提高。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引入经济要素,不断增强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生产管理方式及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必须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及发挥文化作用而不断提升内在价值。文化与经济互动,构成了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 (一) 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是一种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产品,这需要将内容的原创性与形式的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并依据经济规律,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的运行,最终作为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显然,这是一种利用文化资源和个人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生产方面表现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物质产品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在消费方面表现为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进而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但是,只要环境不妨碍这些较高层次需求的出现,它们就能激励大多数人不断去追求。消费者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文化产品或者是产品中文化价值的消费来实现。文化产业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严格地遵循市场逐利的原则,而且在创意上也会刻意迎合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功能等精神需求。法国社会学者布什亚说:“人会毫不犹豫地寻求自身幸福,偏爱那些最使他感到满足的物”。文化产品具有唤起人们联想愉快事物的能力,能够与人们有情感连结,产生心灵层次的共鸣,从而使消费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一般而言,人们的消费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在消费中表现为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用性;精神需求的消费更多地注重满足情感需求和自我表现。随着物质需求的逐渐饱和,商品作为符号的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人们在商品社会会约定俗成地赋予商品某些符号意义,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淡化,而交换价值或炫耀价值越来越扩展或放大。文化产品本身兼具有整体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思维象征,其符号意义较之一般商品尤其突出,当文化意象融入商品具体呈现后,造成显著的不可替代性,并透过外在表现的图像或是符号化,强烈地让消费者认知它的存在,产生文化的可辨性自我表达动机,促成消费者运用商品的符号意义去表达社会角色认同,以及表达消费者的自我形象。消费者也会藉由具有符号、文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建立自我形象,表现自我风格。 根据物品满足需要的性质,可以将物品的效用分为功能效用和体验效用。功能效用使功利主义动机即实用的动机得到满足;体验效用使消费者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功能效用的大小是人们根据物品的客观特征和它的自然属性的绩效对物品的实用作用所做出的内省的、理性的、认知上的评价,体验效用的大小决定于人们对物品的情感认同或者体验过程的愉悦性的评价。文化产品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在特定社会中作为品味与其所处的生活型态的对立结构或者身份层级差异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现实身份和生活方式迥然相异的独特体验,这种象征意义从强调物质功能为中心转移到强调人的欲望为中心,又转移到强调个人与小群体生活方式,最后转移到强调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物我一体的感觉,体验着物品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彰显社会等级的快感。 (二)作为资本的文化产品 文化是一种资本形式,作为资本要素投入,通过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有机配制,将提高产业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用,从而带来效益的递增。传统经济学一般不把文化因素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模型中,因为文化因素无论从其本质,还是从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随着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学者们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新的解释,如社会学家科尔曼对文化因素的作用给出了经典的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对于有效地转化劳动、资本、自然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可以将文化因素视为一种“资本”,纳入经济发展的模型之中。 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始于社会学之父孔德,在他的《社会政体体制》的第二章里提出了这一观点: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资本代代积累,并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孔德继承了人类学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交融,这就是“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1]到了20世纪,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批判理论的复兴,“文化资本”又一次受到人文科学的青睐。布尔迪厄借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来揭示文化作为一种稀缺财富或资源的实质,在探讨教育再生产、文化消费、趣味和社会等级的多篇论文和著作中多次提出“文化资本”的观念,并不断完善和深化这一概念的批判张力。他认为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文化的再生产等智性实践,同样被还原为一种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和其他实践类型一样具有“资本”和权力积累的维度。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以四种基本形态存在: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其中“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主观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和仪器等等)存在; (3)体制形态,如教育文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2]第一种存在形式指的是文化作为思想资源、智力资源的形式直接渗透、融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增加和体现文化附加值的形式将文化思想和智力智慧转变为经济价值。第二种指的是作为具体形式的文化产品,通过不断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使文化产品成为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特殊商品,例如戏剧、影视、绘画、音乐、图书等直接进入市场,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思想、市场经济运营方式、现代文化生产方式,使传统精神生产方式、体制等发生突破和改革,以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第三种指的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才所具有的文化资质,包括他所具备的教育文凭、智力水平、创意才能以及科技手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层面上的文化资源是所有形式中最具潜质的文化资本。 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只有进入现实公共文化生活和现实文化生产之中,文化资源才具有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经过创意策划、内容生产、产品定位、市场营销、消费体验等过程,依靠生产企业、策划公司、市场调研、咨询评估、服务网点、行业协会、传媒推荐等中介服务机构,将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最终变为文化消费和文化效益,从而拥有持续的开发价值和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开启了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通过引入文化资本概念,可以使我们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来思考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也可以在经济因素之外联系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实践,从而对文化产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三)作为生产力的文化产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此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人类“文明的果实”称作“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到晚年写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时,更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力”的概念,即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3]。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为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使人们认识到艺术生产不仅能够像精神生产那样重视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能够像物质生产那样进行一种集约化、批量化生产,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追逐巨大的商业利润。虽然“艺术生产”不能完全代替文化生产,但其具有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特点,对“文化生产”而言是通用的。 文化生产力就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能力。文化生产力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商品属性: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欣赏活动,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通过文化市场,运用货币交换,去获取文化产品的保有权和文化艺术的欣赏权,文化产品既然成为商品,也必定拥有了与实物商品类似的生产方式,以流水生产线和高度专业化分工为标志的高度集约化生产方式,成为文化产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文化生产者也是通过市场的货币交换,有相应的价格管理,成本核算、盈利亏损、再生产等范畴,这就是文化生产力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其二是精神属性:文化生产力又不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力,因为文化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除了具有商品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为着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第二,它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志、兴趣、情操,从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艺术观。文化生产力的双重属性对应地引发出两种不同的效益追求。作为商品,要求注重经济效益,尽量地实现盈利;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则要求讲究社会效益,力求对社会、对民众以至对政权,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文化产品现代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要求。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主要以个人生产为主,效率低,产量低,文化产品的传播也主要以生产者和传播者自身作为产品的载体或媒介进行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观念、符号和意义载体的文化产品在生产和传播方面要求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物质产品效用的相对降低,使得人们有了对精神文化交流的更迫切的渴望,于是,打着科学技术印记的生产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从活字印刷术、机械印刷,再到今天的电子印刷术,科学技术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使文化产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文化需求,实现了文化自身的目的。 二、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化产品必然要按照一定的商业模式运作才能获得市场价值。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战略分析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它包括一个企业所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产品的消费者目标群体、产品的生产、营销和管理的过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借以实现这一价值并产生可持续盈利收入的一系列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依靠引入商业模式来保持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商业模式是一种简化的商业逻辑,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中一些主要的元素来描述这种逻辑,以了解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 (一)价值主张 即文化企业通过其产品和服务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价值主张明确了公司对消费者的实用意义,成功的商业模式要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有时候这个独特的价值可能是新的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它往往是产品和服务独特性的组合。这种组合要么可以向客户提供某种独特的价值;要么使得客户能用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利益或者用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要将自己的核心认同和价值观有效的传达给消费者,需要首先确立一个价值主张,企业的一切传播和营销活动必须围绕价值主张来进行。在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关键在于寻找不同于甚至于优越于同类产品的利益点,合理构建、妥善传递的价值主张可以对企业战略和业绩做出重大贡献,仅仅确立一个有效的价值主张还不够,企业必须能够展示和证明自己的价值主张。制定合理的价值主张有助于公司抓住工作重点,集中精力向客户推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价值主张的确立,既能为公司的产品生产提供一盏指路明灯,又能为创造卓越业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消费者目标群体 即文化产品所针对的消费者群体。所谓目标群体一定具有某些共性,从而使文化企业能够针对这些共性创造价值,定义消费者群体的过程也被称为市场划分,它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划分的,是基于“分众营销”的核心理念而设计的,也就是说是面向一个特定的、有清晰特征的人群制定战略,而这个人群恰恰是某些商品与品牌的主力或重度消费群。分众营销的核心要点是“精确”、“细分”、“实效”,它不试图占领所有的目标消费群体,不试图生产目标消费者需要的所有产品,不试图进入所有传统的产品渠道,不试图制定细分目标消费者所不能承受的价格,不试图用广泛撒网的传播促销方式让所有人知道。通过分众营销,一改以往那种大众化的营销方式,企业只使用特定目标群体最容易接受的术语、最方便的信息接受渠道、最易接受的广告传播方式以及最恰当的产品开发推广模式,通过提炼产品的差异化诉求,制定分众化价格,力求以最少的投入、最精确地命中目标群体,并因此来达成销售的稳定增长。 (三)分销渠道与合作伙伴网络 分销渠道即文化企业用来接触消费者的各种途径,它涉及到公司的分销策略和市场竞争力,合作伙伴网络即公司同其他公司之间为了有效地提供价值并完成其商业过程而形成的合作关系网络。由于多年生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发达国家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众多的文化产品经营机构。比如美国的影视业、图书出版业、音乐唱片业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细密的产品销售网络,美国的文化产品一经推出,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迅速扩展到全世界,送到每一个消费者面前。“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公众的视听神经以持续的刺激,从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娱乐产品投放市场时,他们已经在传播通道的另一端做好了欣赏的准备。”[4]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同样非常重视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也是产业实力的综合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化的物流态势,因为发达国家文化市场狭小,文化产业规模巨大,因此,文化产业集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培养起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对海外文化市场的争夺能力。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产业最早都是以国内需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伴随着国内竞争的加剧和市场平均利润的下降,美国文化产业为了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获取产业利润,就把文化产业延伸到海外文化市场,而且广泛采用业务外包的方式,与合作伙伴构建成多个专门业务模块的组合体:采购、制造、研究、销售、分销及其他等等,有的紧密捆绑,有的松散挂连——从全球角度对企业活动和生产的这些模块进行整合,大大拓展了产业的实力范围。 (四)价值配置与核心能力 即公司执行其商业模式所进行的资源和活动的配置以及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它包括企业所拥有的产品资源、资本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在生产、管理以及整个商业模式运行过程中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个配置过程中,由于每个企业所掌握的资源不同,配置的效果也就不同,锁定价值管理与持续能力资源和活动的配置是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这是商业操作能力的表现。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创意人才的管理,因为在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中,创意人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资本的资源也非常重要。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反映在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经营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我国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低,规模小,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中外文化企业之间资金实力的差距和获利能力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要缩小这一差距,就要逐步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股市融资和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在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中,成本结构、盈利模式、管理构架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通常体现在商业模式的具体设计与运行过程中。 三、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设计及运行 一个商业模式是对一个企业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描述,是对其主要活动的提纲挈领的概括,它描述了企业的产品、服务、客户市场以及业务流程,提供了有关企业如何组织以及创收和盈利的信息。商业模式的设计极为重要,是应该在项目启动之初就精心做好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随时间和环境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的战略层面的架构。有了商业模式后,执行层面的团队、经验、控制、调整也同样重要,因为模式是靠人想出来,并要人去运作实现。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它的商业模式,一个企业的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 商业模式的设计必须以上述五大要素的某一至两个要素为核心,五大要素相互协同成为一个完善的价值创造系统。通常来说,商业模式的设计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确定公司或产品的价值目标 成功的商业模式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一定是顾客价值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合点,它要求一要针对目标顾客的需求偏好,二要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三要为企业创造价值。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传递是企业把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客户的分销和传播活动,目的是便于目标客户方便地购买和了解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二)明确消费者目标群体 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首先需要分析顾客需求,目的就是要为产品寻找能够比较容易呈现价值的顾客群。一般来说,企业赢利的难度并非在技术与产品端,而主要还是在顾客端。有时纵然是把握好企业顾客的一点点需求,也可能产生巨大的顾客价值。如果商业模式无法找到相对明确的顾客需求,是导致商业行为失败的首要原因,那么企业将会遭遇无法创造利润的潜在风险。 (三)构筑商业模式内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在于合理规划企业内部运作体系,就是将商业模式分解为业务单元和具体的流程,这是商业模式设计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要素的合理配置:组织与机制、技术与装备、生产运作、资本运作、供应与物流、信息、人力资源等。这些内部运作活动可以清楚地规定企业内部运作的成本及其结构以及计划实现的利润目标。 (四)构筑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即企业向顾客供应产品和传递产品信息的渠道,是商业模式得以正常运作必不可少部分,这里设计的重点是分销渠道和合作伙伴网络。 (五)建立有效保护利润的制度屏障 这是指企业为防止竞争者掠夺本企业的目标客户,保护利润不流失而采取的战略控制手段。比较有效的制度屏障主要有建立行业标准、控制产业价值链、行业领导地位、独特的企业文化、良好的客户关系、品牌、版权、专利等。 有了上述各种要素的保证之后,商业模式就可以具体实施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某些环节也许会因为市场的变化而发生故障,这就需要对商业模式的运行环境重新分析,改变组织结构、流程、思维和公司的信息系统等,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转变程度的大小。商业模式是一种企业创造利润的思维方式,它有许多不同的原型,企业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也可以将多种模式组合在一起,企业的主导思维架构将是决定商业模式的主要因素。许多技术创新面对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极高的未来环境,而市场信息也无法全盘取得,因此没有一个商业模式能确保未来利润一定会被实现,也没有所谓最佳的商业模式。在设计与执行商业模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弹性的心态,也就是说,商业模式的内涵需要因应环境变动,在设计时就应该留有一定的可变余地,运行时更应该顺势而变。 商业文化论文:浅论“商业嘘头”下的“文化说教”——电影《木乃伊3:龙帝之墓》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文化策略 论文关键词:东方主义　幽灵　文化意识　爱国主义 论文摘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说教由来已久，罗伯·科恩(rob } cohen)导演的《木乃伊3:龙帝之墓》立足于东方主义思想基础，以温和的表象、基督教般的仁慈说教，用和中国文化套近乎的方式，不仅期望获得商业利润和票房价值，更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场温和的西方主义“教育”。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和曲解，更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种隐蔽侵略。 影视是时下最大众化的艺术，也是时下最普通、适用的文化导向工具。利用影视手段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对中国广大大学生进行误导和文化“说教”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 尽管出于商业价值的考虑，好莱坞近几年一直试图和中国文化套近乎，在电影中增加了不少的“中国元素”:如用中国演员，采用中国场景等，用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等策略，意图打开并占领中国影视市场。但是，“中国元素”不是好莱坞灵药，好莱坞近几年一直在试图跟中国文化套近乎，不可否认的是，像《功夫熊猫》这样的成功范例实在是少得可怜。《木乃伊3》也在用“中国元素”说事儿，但怎么看都像是个身穿旗袍的外国姑娘，“中国元素”浮光掠影，只是个商业嘘头而己。最重要的是，本剧明显存在“温和”的东方主义。之所以称为“温和”的东方主义，是因为该剧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等的误解较过去有些修正，出于商业的考虑，对中国文化实行了较为“温和”的态度，但对中国的所谓“东方”的误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理由如下: 1.东方主义的主要内容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判，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由此证实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堂皇对地东方实施殖民统治。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在实施东方主义过程中遭到东方国家的强烈抵制，因此，实施东方主义的方式上有了较大变化，采取了较为“温和”、“仁慈”的方式，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2.“温和”地对待中国文化 好莱坞电影有着其特殊的强势地位，这种优势，首先就在于好莱坞工业得到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背景支持。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不仅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军事力量也居于强势位置，而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文化的强势认同规则必然会有利于美国文化的输出。因而，在当今世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和影响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流行趋势。而这正是好莱坞电影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优势。90年代以来，为了迎合民众的某些寻找“假象对手”的社会心理，美国电影中也常常有对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有意识“敌意化”描写，如《西藏七年》、《昆亭》、《战争艺术》等，于是一些好莱坞公司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为了能够开拓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公司也开始采用一些手段来迎合中国需要，如拍摄中国故事的电影《花木兰》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启用华人导演、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来联系中国观众的观赏情感，利用华人女性作为故事中介来调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等等。这些政治、文化上的策略与好莱坞成熟的国际化经济运作策略相结合，是好莱坞电影能够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保证。包括中国电影公司在内，中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能够参与主流国际运作的电影企业，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基本没有国际化的经验和机制。本剧也是在其“亲和力”的实施下，呈现出温和的东方主义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l1)中国元素增多;(2)中国场景增多;(3)有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的展示;(4)有中国演员的参与。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有艺术性，也有商业性;没有商业利润，电影肯定难立足。因此，为了迎合观众，电影始终把观众和票房作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假如添加中国元素，首先为一种商业利润的追求需要。但是，电影始终是艺术，是“三性”的统一体，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思想性就是宣传教育性，其主要功能是对观众进行教育。思想性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为终极动机:内容上，它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标准为自己主题立意和思想内涵的既定规范;形式上，特别注意采取用己被普遍认可的常规手段表现自己的“严肃”、“健康”的思想内容。本剧侧重对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表现，体现了史诗性内容，并力图塑造高大完美的文化形象。 3.东方主义幽灵 剧本以比较隐蔽的方式，阐述了大片对中国的理解和“含蓄”地表达他们的东方主义思想。对中国观众，特别是大学生进行所谓“视觉教育”。 3. 1.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该剧用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产生世界影响的“语义方阵”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运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简化中国文化: 剧本里的基本要素是两种性别和文化。构成如下一个矩形: 这则“寓言”可说是从性别和文化出发，都可以看作是其中几个文化符码，分别代表着各自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影片中的文化冲突，掌握影片的内涵。 作品把中国古文化归结为专制与反专制的结构模式。以李将军、紫媛等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龙帝为代表的一方，为专制和反专制进行了长达2000年的战争。双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场战争，真可谓历经艰苦卓绝。一旦专制一方被消灭，另一方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李将军等也就消失于无常之中，成为历史陈迹。对此，我有两点想法:一、把中国文化模式只看成是单纯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否有失公允?二、这还暗含了另外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当中国文化消除了专制以后，将何去何从?这是个历史性的思考!导演接着为中国文化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安排。 3. 2.千年等待、英雄外来 值得观众注意的是，片中紫媛和李娜都是千年守望者，是中国文化的圣女。她们都缺乏一个精神上的“父亲”，紫媛的精神父亲没出现过，而李娜的父亲也是完全缺席。她们守护木乃伊的2000年，就是战斗的2000年。传统中国文化肯定是男权文化，这和世界各地一样:但是，该剧中把中国男人完全缺席的叙事策略，就有意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或者说，传统男权为主的文化就是历史发展阻力和障碍，必须去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尽管有其弊端，但全盘否定，绝对不是科学的文化观念。 接着，我们看看导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的规划，那就是西方来的文化传播者，冒险家的儿子和冒险家夫妇等。从木质上说，这些冒险家是殖民者、掠夺者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换句话，他们是东方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西方殖民文化的传播者。罗伯·科恩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将奥康纳及奥康纳太太两个老冒险家装扮为圣父、圣母，将他们的儿子一一狂热的年轻冒险家当成是圣子。他们父子三人担负起“摆渡”中国文化的大任，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承担起拯救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相对而言，中国就只剩下等待的女性，老一代中国女性在完成使命后离去。新一代只有一个走向，那就是等待……等待艾力克斯这样的“新圣人”来拯救，来爱，来抚慰。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强奸”下才能有新的发展，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公然污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裹读。 4.苍白的“爱情”寓言 西方文化基于基督文化，基督教对父母亲只有尊敬而没有爱，可见基督教是不注重爱的，有的话，也只是小爱、或有条件的爱而己。 上帝的爱才是大爱。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基督为了为他所拣选的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们得到永生，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 以下是《圣经》中的有关部分内容: 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eternal life. 17.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19. this is the verdict: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men loved darkness instead of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evil. 剧中的年轻冒险艾力克斯就是圣子，他的父母奥康纳夫妇就是圣父、圣母，奥康纳夫妇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文化，“献给”中国姑娘就是对中国最大的爱，上帝的爱。因此，一个冒险家竟然成为中国女性的“丘比特”，真正的白马王子。在他的爱情感召下，李娜回到现实生活，回到世俗的现代生活。走进了真实的现实、现代生活。这无疑是一个政治寓言，一个披着仁爱的说教式的政治寓言。它似乎告诫观众: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接受西方思想才是出路。同时。也体现了该剧在文化渗透方面表面温和的东方主义思想，是披上温和、仁慈面纱的文化同化。他们以高姿态在和中国对话，在“规范”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化身。这种“崇高的”、“无私奉献”的爱情在本质上是苍白无力的。 暂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应走出“自我”的优越感，扫除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敞开心胸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尊重，肯定“他者”的另类主体性。建立非暴力且尊重生命的文化，建立真诚且相互容忍的文化，建立以公平的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团结文化，以及建立男女都可以参与并拥有平等权利的文化。唯此，才能赢得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双赢乃至多赢局面。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 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 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 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 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 王丰华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论文 一、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路不开物质这个基础环节，没有一定的“硬件”支撑，那么文化这个“软件”就没有发展的温床。企业物质文化要素主要指的是企业内部工作环境，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下才会有良好的工作心态、高效的工作效率、过硬的工作质量，结合工作环境进行物质文化建设是比较贴切的、也更能适应文化建设的需求。 （二）企业文化的精神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要素包括价值观、理想追求等因素，具体体现为企业员工的工作方式、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热爱程度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一个企业是否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靠员工身上的气质体现出来，银行工作是需要员工跟客户进行直接交流，员工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客户对这个银行的印象。好的文化建设会打造出好的员工，好的员工会在日常的工作中将企业的文化建设体现出来，并以此打动客户，而不是靠一些人拉关系或采用更低劣的方式，拉拢客户完成自己的业绩。 （三）企业文化的制度要素 任何措施的设计实行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也不例外。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主体是人，人具有懒惰、自私的特性，一个良好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好的实施主体也是空谈，所以要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对人进行监督控制。制度要像法律或道德规范一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人进行相应的惩罚，既是保障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对员工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打造其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了构建其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一是加强“职工之家”建设。为员工办实事，体现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建设职工食堂、员工活动室，定期组织员工健康体检，切实增强了全行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提升员工执行力。组织开展了“日醒三问”和“行长荐书”等活动，鼓励员工善总结、勤思考、多谋划，培养员工的大局意识、职业素养。三是以制度约束人。相继开展“制度建设年”“，制度评价年”活动，规范细致每一项规定，让员工遵照执行。 二、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具体措施 （一）对工作环境进行整改 工作环境的整改是商业银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主要包括客观环境改造和机器设备的配置两个方面。其中客观环境方面：与国有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的工作地点更要贴近普通百姓，为百姓开展银行业务提供便利。银行内部的工作条件要尽可能的人性化，大厅环境要舒适给人轻松的感觉。机器配置方面：比如打字、复印机等客户切实所需的机器设备的配置、互联网和电脑的配置等，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让客户对银行产生好感，放心的把资金存到商业银行中，同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与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文化建设是人开展的，而作用的对象也是人，所以银行员工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依托。高素质的员工一是来源于选拔，二是来源于培养。在选拔阶段进行完毕后，需要重点进行文化建设的培养，保证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工作的创新性，工作态度的良好等方面。 （三）开展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 银行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多相同点：其中包括目标、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是要员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远离腐败，围绕着银行经营工作的展开，充分发挥思政工作的沟通、导向作用，让员工自觉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的信赖，在激烈的竞争中经受住考验。 （四）完善文化建设的制度 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的制度，就是要明确文化建设的过程、内容和相关的考评和奖惩机制。有了清晰的文化建设流程，就可以让员工清楚的知道该在哪个方面提高自己；有了考评和奖惩机制，便能调动大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也更方便于管理，从而保证文化建设顺利开展。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构建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一是培育创新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当地居民”的市场定位，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抵押方式，全力助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支持了一大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二是培育服务文化，扩大服务辐射半径。以“服务提升”为主线，推广“两头站立、五声服务、双手接递”三大标准服务，实施“技能练兵+持证上岗”两层考核模式，形成了“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网络，努力为客户提供“温馨加放心”的优质金融服务。三是培育关爱文化，打造高效业务团队。目前，分行共有员工107人，平均年龄28.53岁。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76人，占比达71.03%。长期以来，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坚持以人为本，大规模开展培训工作、岗位练兵关心员工，努力实现了员工企业共同成长。四是提高公益意识，增强社会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展助学、助老、成立奖学金、捐赠阅览室等方式，使青岛银行东营分行的服务品牌在东营进一步得到认可。 三、结束语 城市商业银行要想进行长远的发展，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就必须进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不仅要在竞争日益残酷的今天站稳脚跟，还要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思考，通过不断提高银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之路，开创一片新天地。 作者：王鹏华 单位：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商业文化论文:大数据下商业银行企业文化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之构建 通信工具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大数据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商业银行。首先，海量数据意味着决策制定将更加“集权化”，因此必须正视“集权化”与“以客为尊”的矛盾；其次，大数据与银行员工自身智慧的发挥产生矛盾；再次，如何利用大数据造福客户而不是迷失在数据的海洋里，亦成为题中之义。传统数据分析通常建立在关系模型基础之上，且多为面向结构化数据，用以分析的运营数据大都产生于自身信息系统。而在大数据时代，与之相伴的是持续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相关技术将支持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银行也在寻求新方法采集、整理、管理和分析数据。值得关注的是，驾驭大数据的能力已被证实为行业领军者的核心竞争力，譬如，美国第一田纳西银行使用大数据预测分析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实现了超过600%的投资回报率。与技术创新相对应，企业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驾驭新技术，激活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近年来，关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其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给企业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凭借企业文化的鼎新革故，使公司保持百年不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认为，大力培育优秀金融文化，是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关于文化的地位，唐双宁提出，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远见卓识的银行家一致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唯一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企业文化。当企业遇到重大经营困难时，对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根基是企业文化；在没有制度可遵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时，企业文化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像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因此，大数据时代企业文化的变革显得格外重要，建立与大数据相融合的数据导向型文化迫在眉睫。 二、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国内，在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构建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软弱的数据导向型企业文化会使大数据流于形式。企业文化的重建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决不能只是漂亮的口号。第二，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笔者通过观察发现，迅速行动是高效数据分析文化的一项显著特征，但这不仅是指银行简单地将数据收集在一起，而是利用分析结果，迅速进行决策。那些最擅于利用数据分析来引导决策的银行将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尚未行动或成效甚微。第三，企业文化与大数据战略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大数据与人的智慧的冲突。大数据虽然重要，分析数据的人也同样重要。计算机及云计算已强大到可以收集、汇总数以兆字节计的信息，从如何发现客户的消费偏好到计算某笔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等无所不能。虽然数据不会说谎，但如果人们主观上恶意使用数据也可能带来较大危害。殷鉴不远，美国一些银行的量化分析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局部影响变为全部冲击。与此前少量的数据或样本不同，大数据时代需要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从而对银行企业文化形成全面冲击。二是人们抛弃对有条理和纯净数据的偏爱，转而愿意接受非结构的数据，并对少许不精确保持容忍。三是数据与企业文化从因果关系变为相关性。这代表着人们告别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深层原因的态度，转向仅需了解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方式。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建立在强调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世界观受到挑战。第五，大数据技术部门需要强化与其他业务部门的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进行数据分析的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包括数据规模，真实精确挖掘商业价值、实现快速分析响应等。为了帮助银行实现经营目标，大数据技术部门尤其需要加强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沟通合作。第六，大数据创新人才稀缺，催生新的用人文化。工具本身不可能产生价值，银行需要大量能够运用这些工具的人才，他们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中找到“金矿”，并将数据的价值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给决策者。大数据时代呼唤人才，需要新的用人文化，包括人才选拔、培养与使用机制。第七，银行风险管理的适应力有待提高。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交易效率，但也改变了银行的风险特征，银行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手段。例如，在风险数据收集方面，可多角度验证数据的全面性和可信性。大数据将在银行风险管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位银行高管利用大数据见微知著发现端倪，成功预警了中国太阳能企业的信用风险，表现出了极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其预警时间比其他银行第一笔不良贷款提前一年以上。 三、构建与大数据相适应的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以大数据为导向的决策体系，需要进行重大的企业文化变革。首先，需突破传统价值观局限，建立新的企业价值观。中国古语有云“物久则废，器久则坏”，企业价值观概莫能外。但是，创新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传统价值观解冻、创新、深化的过程。大数据的导入，使传统企业价值观的改变变为现实。其次，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对大数据的驾驭能力。银行应重视并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数据分析的能力，高管必须认真评估现有数据分析文化的可利用程度，做到有的放矢。再次，银行高管需以身作则，特别是涉及银行大数据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方面，全行上下要真学、真懂、真信，最后才能真用，四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此外，应努力营造从业人员快乐的工作氛围。目前，银行正处于快速变革的关键阶段，先进的文化可以减少或消除业务上的摩擦与碰撞，使员工可以集中精力在工作上。银行高管应适时了解下属的工作状况及情绪波动情况，并且随时随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最后，利用企业文化支撑大数据应用。银行努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流程，培养高度敬业的员工，可以大幅提升绩效；建立与战略一致的企业文化则能够获得更大回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企业文化亦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银行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基业常青。 作者：邹珊珊 王衍行 单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文化论文:民族文化旅游及商业开发模式探析 一、民族文化旅游及其资源的扩展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即：一为民族文化和旅游相互交织如何带来经济效益；二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现在很多地区的文化旅游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旅游，有更多新的元素加入进来，比如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生态旅游、民族风情旅游、湿地旅游等。新的旅游因素的注入，已然使旅游不是过去单一的浏览式旅游，过去传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扩展，这些活的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旅游的开发模式有了新的变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扩展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有关。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扩展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领域。民族文化旅游的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随着国内旅游业的逐步升温，民族文化旅游可以衍变成以文化体验为主的动态性旅游。一个民族地区的最大卖点应该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及深度文化故事，从而用以打动人、感染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还可成为增加民族文化旅游取得市场效应的手段之一。人们去民族地区旅游，消费的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感知，感受文化、体验文化已然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的最高级形式。民族文化旅游要对以往的旅游观念进行更改，要突出动态性的经济与文化旅游之间的联系，要体现出体验与旅游的联系。因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群体也发生变化，现在的教育者、企业人群、参会人员等都成为旅游主体。那么，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扩展，就需要注重通过构建大型旅游项目扩展旅游资源。项目引进是一方面，景观设计也很重要。有的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非常独特，它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景观弥补硬件设施。另外，民族文化的体验需要深度开发。比如，1998年在贵州省建立了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它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保护生态，使得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发展关系的理念，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自然风光且文化多样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生态博物馆的“生态”当然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旅游参观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对自然和民族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形式。它将在某一特定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民族文化在原生地上予以展示，让参观者来此地真正感受到原生态文化。这是对传统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造的典型，由原来的观光旅游向体验和感受文化转型。 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商业模式的探讨 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Powell指出商业模式是开办有利可图的业务包括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高闯、关鑫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企业价值活动；张向国、吴应良认为商业模式是通过整合产业链构筑起来的一种以顾客为核心的价值创造体系。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对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上的扩展及新内容的建设，这些建设可以包括举办民族文化产业链、会务展览、生态旅游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民族地方的文化旅游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考虑商业模式的开发。 1.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商业开发模式 这是一种首先以保护为主的一种商业开发模式，要基于保护文化，使文化具有原真性，争取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基础上而开发的一种商业模式。在民族地方可以以历史文化遗迹、民族工艺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等为开发对象，主要的开发类型有各种博物馆，比如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各种民族文化遗存博物馆，遗址公园等，让游客感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这一类型的民族文化开发的商业模式要以保护民族文化为主。旅游对保护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民族文化保护的好，旅游便有了好的资源；旅游发展好了，经济效益好了，可以为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提供更好的资金和物质保障。 2.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内容 民族文化旅游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广泛的，对产业链的延伸比如可以让游客在晚间还可以看一些演出，一些清吧、酒吧、歌厅等都可以是产业链的一部分。旅游产业和民族文化相结合，以产业相互融合为突破点，这样可以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和相互的发展。民族地区本身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利用，要运用本地民族文化资源，用一些新的文化创意进行建设，使文化创意贯穿在旅游产业中，做到旅游和文化相结合。对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内容即文化产品进行宣传，吸引顾客的眼球，把民族地区文化景点、文化产品都能做好做强，让游客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深知民族文化，也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和满足感。旅游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尽量充分发挥各种行业优势资源，实现高品质化的产业增长。要适时地制定出产业发展战略，并找专业人士进行精心策划，不断地推出文化产产品，从而使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契机。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就需要对文化产业做更好地分析、规划和扩展。通过文化产业规划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扩展，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产生。 3.主题公园与地产结合的形态 文化主题公园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民族文化作为主题，采用现代科技和多种活动结合的方式，把娱乐、休闲和服务都串联起来融为一体的一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主题公园应该是主要发挥的一个项目，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迪斯尼乐园和港中旅集团的温泉及其地产模式，因为包含的是娱乐、酒店及旅行等内容的产业链，这种商业文化模式似乎可以给民族文化旅游一些借鉴。 4.专业化的形态 民族地区每年要有接纳大型会议的安排，要力争把会议服务及其产业链做到最优，酒店、餐饮、娱乐等都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求既要专业化，还要一体化，让来者深切体验到当地民族文化。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某个论坛为主的专业化会展，比如车展、服装展、瓷器展、书展等，这种主题性质的活动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还可以获得一些广告赞助等在内的各种收入。 5.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 这种模式要与民族文化及相关产业相关联，具有一定鲜明的文化特征用以吸引外界，可以形成一个串联的集生产、交易、居住及休闲为一体的功能性园区。这需要投资耗大，用于对文化及产品的生产、发行及消费。比如东北的赫哲族，因为自己本身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优美，加之生产的民族产品吸引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产业园区。政府也可以规划建设或大力支持并对民族文化园区进行有效管理与指导，把握好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引导文化园区有效合理地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上文所述，民族文化旅游的商业模式，最为主要的是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要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要支持民族文化旅游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的旅游方式，把浏览式旅游改变为体验式旅游，迎合游客的精神需求；三是民族文化产品要符合市场的经营管理机制。 1.良好的生态环境 无论什么类型的产业发展，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均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做支撑。民族文化旅游要想发展的好，要积极发展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都是民族文化旅游商业模式发展的基础。同时，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对一些公共服务设施要本着为民众服务的无盈利准则，给予关注与支持。政府对于一些民族文化资源，要认真保护和传承，对未来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要给予一定的氛围。政府还要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服务体系，积极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能够有市场价值的体现。 2.改变传统旅游方式，迎合市场需求 商业模式的成功还需要积极迎合市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要创新，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将民族文化内涵融入到旅游开发中，两者结合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价值。传统的旅游方式就是游览景点，民族文化旅游要突破以往的旅游方式，将游客的体验放置到民族文化旅游中来，让游客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合到旅游的环节里，开发旅游产品、旅游活动、建设景观等。游客要体验民族文化风情，比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游客不再只是观看，而是深深融入参与到节庆活动中去。市场是讲究经济效益的，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时要突出民族风格，打造不同的民俗文化产品，立足文化创意，策划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吸纳更多的游客，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社会效益。 3.实现产业价值 经济市场中，实现产业价值才是成功的最关键，这关系着产业的顺利发展。从民族文化旅游看，利用民族文化作为宣传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品牌，可以通过民俗文化活动宣传品牌，利用一些节庆活动，展示民俗文化风情，扩大民族文化品牌影响力，还可以依托当地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利用现在各种媒体，广播电视短信等扩大民族文化旅游的范围。这一切事民族文化旅游崛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要整合文化资源，发展好产业具体的经营和销售，但也要注意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地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破坏。 作者：宋小飞 单位：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公共艺术环境设计的文化定位 一、淮南市八公山景区概述 八公山，历史悠久，又称北山、淝陵、紫金山。而“八公山”称谓来源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学道成仙的神话。西汉时，汉武帝的皇叔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八公山属淮南国。刘安广招天下贤士三千多人，其中最为刘安赏识的有八位：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他八人被封为八公。刘安与此八人常在山上冶丹炼沙、著书立说、研究天象、编制历法，后来人把此山称为“八公山”。八公山是我国古代楚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不仅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虽然年代久远，有些遗存已经荡然无存，但八公山仍然拥有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如淮南虫古生物化石、淝水之战古战场、江淮著名私家园林———孙家花园以及古寺、古庵、古塔、古道观多处。深厚的文化渊源使这座名山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潭、一草一木都有历史魅力。 二、八公山景区现有的旅游资源 （一）自然景观资源八公山风景区自2001年以来，先后挂牌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八公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公山国家AAAA级旅游区。八公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由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二百余平方公里，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八公山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用八个字来概括：“林密、石奇、泉古、水秀”。这里有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天然次生林，保护良好的植被，高大的乔木，繁多的树种，茂密的山林。在流水溶蚀、剥蚀、风化等作用下，裸露在外的石灰岩体呈“石林”状排列，绵延数平方公里，十分壮美，惹人注目。《水经注》及地方志记载八公山景区有洗云泉、岚香泉、泌月泉、玉露泉等名泉十余处，水面面积达数百亩的南塘湖像一粒洁净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中，八公山主峰———白鹗山，更是秀出群峰之上。境内发现的古代寒武系的须腕类、环节类古生物化石，测定其生命形态在7亿年前，国外权威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淮南虫”化石，被国际地质学界誉为“蓝色星球”上生命之源。 （二）人文景观资源八公山景区有着厚重的人文景观资源。在八公山发现的亚洲最早的类人猿牙齿化石，距今三百多万年，具有很好的教育及研究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淮夷”人在此形成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蔡楚文化的繁荣之地。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著名的“淝水之战”，把“八公山”推上历史的舞台。从此“八公山”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早在2100多年前，汉淮南王刘安曾在八公山招贤纳士，著书立说，编纂了包容万象的千古名著———《淮南子》，刘安还在求仙炼丹的过程中制作出了豆腐，为世人留下了传统美食。八公山景色秀美，人杰地灵，历来为各派宗教人士所喜爱，因此道、佛、伊斯兰三教都在其间建造庙宇，祭拜神灵，例如著名的“白塔寺”。展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茅仙洞更是由三教轮流主持。八公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质文化、豆腐文化、历史文化构成了灿烂厚重的八公山人文景观资源。 （三）传统饮食资源传说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使得八公山景区锦上添花。造型不一、秀色可餐的豆腐宴，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游客们。另外，淮南牛肉汤是江豫皖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小吃。 （四）工艺品资源历史上紫金石的名气很大，被誉为“千里长淮第一石”。八公山紫金石在北宋时期杜绾所著《云林石谱》中早有记载：“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叩之有声。”紫金石在南宋时期就被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当成供石或雕刻成山水摆件，置于几案厅堂，或装点园林家居。据有关部门考查，在淮南凤台到寿县这一片山上地下紫金石储量大约有数十亿吨。古今中外赞赏有加的“紫金砚”工艺品就是来源于八公山的紫金石。 三、八公山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建议 有着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传统饮食资源、工艺品资源等丰富旅游资源的八公山景区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并不多，2009年，景区黄金周旅游接待人数6.21万人次。同时期的天柱山接待游客9.7万人次。在旅游热的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八公山风景区接待游客仅13.45万人次。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得不到游客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不到位。 （一）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的目标与特色八公山风景名胜区的性质是以人文景观为主，保持并发挥山水风光特点，适合开展观光、历史教育、科研等活动的综合性低山山岳型省级风景名胜区。我们要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景观特色。在风景名胜区功能上以八公山人文资源和山水、地质风光为依托，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交融，打造传统静态观赏型景观与现代美学、休闲动态型景观相结合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二）八公山现有的景观环境设计目前八公山主要有白塔寺、汉淮南王宫及附属设施（鸿烈书院、升仙台）、孙家花园、地质博物馆及生态园、传统文化街、生态度假区、南塘湖休闲度假区、回民风情苑、淝水之战遗址文化园、淝水之战影视基地、岚香湖度假区、黑山头生态景区、盆景园、奇石馆、淮河风情园、洗云泉、沁月泉、传统豆腐村、十八连珠寨、老君庙、南塘观光果园、乐涧套、丁山公园、美术家创作基地、石林、碑林、四季亭、吕夷简墓及吕氏寒窑、滑草等运动设施、卧龙湖景区等等景观，这些景观多数都是人文景观。在重点突出了本景区的人文景观的同时，忽略了自然景观的建设。随着人们对旅游知识的不断加深了解，相比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有着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往往更吸引人们前去观赏游玩。 （三）八公山景区的自然景观设计 1、石林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内的石林，出露面积约30万平方米，露出高度1.5米———5米。该区景观资源价值很高，是风景区资源精华所在，在采取重点保护的前提下，要适当开发这些山石景观的景观效应，引发游客的联想、移情、情感、意趣等心理反映。目前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发现，游客在石林里观赏山石的时候，引发的景观效应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八公山风景区需要在依托石林景观的基础上，研究出吸引游客景观效应的方式。例如运用“大地艺术”把石林作为景观设计的主体，设计出具有景观效应的场所。又或设计出节假日石林探宝活动，达到动静结合的效果，进而吸引游客前往，使游客得到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 2、草本植物景观设计通过有关调查得知，除去人工种植的花草，八公山景区原有的草本植物有十一科33种之多。如禾本科：雀麦、短柄草、红尾翎、牛鞭草；莎草科：荆三棱、牛毛毡、碎米莎草；百合科：阔叶麦冬、牛尾菜；石蒜科：石蒜、水仙；鸢尾科：野鸢尾、鸢尾；蓼科：杠板归、酸模叶蓼、红蓼；石竹科：太子参、牛繁缕、蚤缀、王不留行；酢浆草科：红花酢浆草；葡萄科：野葡萄、爬山虎；菊科：苍耳、鬼针草、野菊、蒲公英；十字花科：荠菜、诸葛菜、羽衣甘蓝、拟南芥、白菜。草本植物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具有观赏价值。可以学习荷兰的“郁金香大地艺术”的景观设计手段，把这些草本植物合理分布种植起来，达到观赏的目的，进而提高景区的自然景观的吸引力。 3、树木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的森林是由152种树木形成的天然次生林，这片树林是皖北大地上一颗绿色明珠，春来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秋踏漫山红叶，如火如荼。再加上这几年市里规划到位，合理种植了梨树、桃树等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树木，更加增添了八公山景区的魅力。在树木景观设计上，要突出的是生态休闲旅游。人们在市里住久了，喜欢到周围呼吸新鲜空气，而八公山景区的天然次生林就是最好的天然氧吧。八公山的树木林相整齐、层次分明、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游客们身临其境，有回归大自然之感觉，是大家理想的森林旅游佳境。除了梨树、桃树等树木的景观设计之外，按照“适地适种”的原则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果木，例如：批把树、柿子树、杏树、板栗树、核桃树、苹果树等等树木，花季吸引游客观赏，果季吸引游客采摘，打造观光游、文化游与生态游、休闲游相结合的旅游模式。 四、结束语 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设计中要以保护八公山风景区旅游资源的真实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以美化自然景观和改善生态环境为设计宗旨，正确处理保护、利用风景资源和人、自然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景观环境设计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整体效益。例如，景观设计里需要种植果木，这需要在多方论证下才能进行。在果树种植位置上需要充分调研，在不破坏主景区森林树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现有资源，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 作者：应莉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一、商丘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 (一)商文化 商丘是商部族的发祥地、华裔商人的起源地和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建都地。《史记•殷本纪》上就有“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契后来成为了商人的祖先。在甲骨文中，“商”字上像鸟冠，下像穴居，意思是穴居的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并把商作为自己的族名。数百年后，契的六世孙王亥用牛拉着装载有货物的木车往来于其他部落，用货物换取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商业。后来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封建制王朝———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所以商丘又被称之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二)木兰文化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忠孝、勇敢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妇女的种种美德，而这样一位女英雄正是出自商丘。 (三)老庄文化 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故里在商丘民权。他留给我们众多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等，并提出了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等重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历史文物遗迹 商丘文物遗迹众多，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被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有气势雄伟的西汉梁孝王汉墓群，还有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的故居，等等。 二、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时，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1］。认真考察商丘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蕴含的商业价值，既利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促进商丘经济发展。商丘作为六朝古都，其商丘传统文化蕴含有多层面的商业价值。 (一)历史价值 商丘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远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燧人氏、炎帝、颛顼和帝喾，更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从燧人氏钻木取火，摆脱了茹毛饮血时代，到炎帝创造了农耕文明，再到阏伯六世孙王亥的商时代，商丘见证了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文明变革，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四大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都是商丘人。墨子“兼爱、尚贤、节用、非攻”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又教育了生活在纷繁喧闹的都市的人们去淡泊名利，发现真我，感悟人生。正是这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丘人民，使商丘具有了独特的品牌文化。 (三)旅游价值 商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40余处，其中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是中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它外圆内方的构造像一巨大的古钱币造型，城内地势为龟背形，如今古城内街道仍保存着古代的建筑风貌;建于北宋时期的应天书院是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王陵墓群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使商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四)艺术价值 商丘的戏曲文化和民间舞蹈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梆子戏于乾隆年间传入商丘，受当地民俗民风、语言及乡土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河南豫剧豫东调;“四平调”是商丘的地方戏，结合了评剧、京剧、梆子等剧种的曲调，以花鼓为主，曲调四平八稳;商丘的民间舞蹈如龙灯、高跷、舞狮、竹马、挑花篮等更多是由远古时期部落聚会、祭祀仪式沿袭下来的“肢体语言”，代代相传，在娱乐中又有历史的沉淀。不论是戏曲还是民间舞蹈都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它们浓厚的地方色彩展现了商丘独有的魅力。 三、商丘传统文化商业价值的发展策略 商丘作为六朝古都，是拥有五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后，留给了我们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着宣传商丘传统文化，发展商丘经济的宗旨，笔者对充分开发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具有以下设想。 (一)弘扬“商”文化，让商丘走向世界 2004年5月，“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商丘，最终以考古实物和史料记载为支撑得出商丘是中国商族、商人商业和商文化起源地的结论，从此商丘被正式推崇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文化成为商丘的标志。自2006年至今，商丘已成功举办过四届华商文化节，在2012的第四届华商文化节上成功签约项目216个，总投资413亿元，可见文化对地方经济的极大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趁着第四届华商文化节的春风，加大对“商文化”的宣传，使“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还可以通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关“商文化”的宣传片，举办商业会议，发起寻找王亥后人的活动等，让“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让全世界的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商人知道商丘，来到商丘，让商丘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二)与地方高校联合，共创文化繁荣 商丘高校数量位居河南省第四位，有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等，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这也是宣传商丘传统文化的有利资源。近年来，商丘的文化产业逐渐形成规模，主要以商丘演艺界团、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商丘豫剧团为主，但在现在网络、电视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仍需建立更多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产业，这就需要与地方高校的新兴人才培养相结合。 1．与影视表演专业对接，成立商丘话剧团，编排一些关于火的起源、木兰从军、庄子寓言故事等剧目，并在全国巡演。一方面可以赢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商丘，让更多的人知道商丘和商丘的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当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2．与动画专业对接，打造关于商丘传统文化的动画片，在目前国内优秀动画片稀缺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颇有前景的文化产业。 3．与计算机专业对接，组建游戏研发团队，将商丘历史上的部落争斗、商汤历史等融入游戏之中，使人在玩游戏的同时知道商丘，了解商丘。 (三)打造旅游经典，改造古城风貌 近年来商丘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入，对各个旅游点都进行了维护，道路通畅，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景点比较分散、没有成型的商业圈等，不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应。因此，需要重点推出品牌旅游点，而商丘古城就可以成为商丘的明星旅游区。现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叠压着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等六座古城，是现存唯一的一座八卦城、水上城，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古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城门外的护城河，现在已开发成南湖风景区。南湖附近还有著名的应天书院和为纪念“安史之乱”中守睢阳殉难的张巡、许远等人而建的张巡祠。从南门进入古城，可以见到孔子曾经在此讲学的归德府文庙、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侯方域的故居壮悔堂以及清代富商穆炳坛家族的穆氏四合院。浏览这些集各个时期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商丘古城，领略时空交错的历史，这就是商丘古城的价值。但是从南门走到北门，把景点一一浏览完毕也就只需要半天的时间，说明古城除了这些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加入新的文化理念，对此笔者有以下构想。 1．迁出部分古城居民，打造景区完整性。目前的古城是集居住、商业、景区于一体的，作为景区来说，存在杂、乱、脏的问题，古城特色的建筑风格也没有完整地呈现。这就需要整顿古城景区，将部分居民迁出或迁至外围，以保证整个景区的完整性。 2．加入民俗表演，充分展现传统文化。在商丘的古城景区加入民俗表演或民俗活动，例如在侯方域的壮悔堂定时上演经典昆曲《桃花扇》等，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让游客更好地融入景区。 3．融入现代元素，开发南湖景区。美丽宽广的南湖湖水荡漾，坐在扁舟中可以观赏古城外围风貌。但除了划船、戏水、垂钓，还缺少一些现代的、时尚的适合年轻人的项目。笔者认为可以将南湖两侧打造成集娱乐、餐饮于一体的酒吧街，不仅能让游玩一天的游客放松休息，更能让人感受到现代与古代文化的冲撞，展现商丘古城独特的魅力。 四、结论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地方文化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商丘传统文化包含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旅游和艺术价值，立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商品经济的需要和大众精神的需求，打造受国内外市场欢迎的经典项目和创意产品，让传统文化转变为生产力，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商丘发展的前景，应列入政府的重要决策。 作者：赵芊 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太极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 作者：杜明明 单位：北京商贸学校 中国的太极既是一种武术运动，更是一种代表中国特有哲学表象的文化符号。当今，太极文化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无限广阔的商业价值，同时太极文化也将为中国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1太极哲理 太极一词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所代表的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它反映的是宇宙从无极的最初混沌状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又最终归为无极的发展变化过程。因此太极精神的核心即是中华文化内涵中发展变化与和谐统一的理念精髓。太极的符号，最初为“一”，意即天地万物，皆源出于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释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谈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正是太极的最初意义。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状态，它表征的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道。宋代大儒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用“太极动而生阴阳”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抽象概括了事物运动及对立统一的永恒规律。庄子用“易以道阴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宇宙现象存在变化的最高道理，即对立与统一。例如动静、刚柔、男女、天地、日月、黑白、昼夜、寒暑等都因出于同一本源“太极”。朱熹、王夫之等人则进一步将太极理论推向巅峰，明确其道的含义。朱熹认为“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在朱熹看来，太极与无极是即对立又统一的无形无器之态。正所谓无极为太极，太极乃无极。宇宙的本源和常态即是对立与统一、变化与运动之恒态。太极构成了朱熹理学的核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则更加明确的指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 2太极文化 太极哲学反映的是中国先哲对宇宙自然核心问题的终极思考。这一理论以其独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指导性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中国的儒、道、佛、法、医、术、兵、天文、历法等诸家学派皆从太极学说中汲取营养。从太极拳到周易五行，太极文化和其哲学思想早已大道无形，成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并生根繁枝。历代思想家，如孔子、老庄、朱熹、王夫之等都以对太极思想的探讨作为其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不由得发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叹。中医理论中更是借鉴了辩证统一的太极原理。公元1739年，乾隆皇帝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主持编纂医学丛书《医宗金鉴》。书中明确阐述了“无极太虚气中理，太极太虚理中气。乘气动静生阴阳，阴阳之分为天地。未有宇宙气生形，已有宇宙形寓气。从形究气曰阴阳，即气观理曰太极”。于是太极对立、统一和运动的思想被运用到中医理论实践中强调气理的重要性。 20世纪60至70年代，武术家李小龙（BruceeLee，1940-1973）先生以太极学说中对抗思想为基础，融汇东西方武术哲学，创立截拳道（JeetKuneDo）。李小龙先生将自己的武术思想核心高度概括为“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先生始终主张大道至简、无形无式、顺其自然的武术指导原则。他认为实战中应强调“务实”“、无形式”，凭本能的感触去应战。李小龙在教学时，经常喜欢以水作为比喻。他的名言“Bewater,myfriend”(中文译：朋友，如水一般吧)，将上善若水的太极形态作为武学造诣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中国的太极思想同根同源。李小龙先生是当代中华太极学说发展的集大成者之一。国外学者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太极理论也颇为称赞。在中华文明传统辐射圈范围内的东亚地区，如同中国本土，太极思想早已在那里被普遍接受。例如，韩国以“太极虎”自称，国旗亦为太极图。其含义取太极阴阳之意，及乾、坤、坎、离四卦，寓意天地水火、父母男女，象征民族融合与发展。欧美学者也早就对太极学说推崇有加。根据研究考证，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由于受到太极八卦图的启发而发明了计算机原理二进制定理。莱布尼茨认为阴爻和阳爻正是其二进制中的0和1。为此他还撰文《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并在论文中附加太极图。由是而观之，太极理论对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影响。 3太极经济 目前太极文化现象的最佳载体当属太极拳武术运动。太极拳既是武术，也是一种健身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武术运动，其蕴含深奥的哲理，因此也被称为哲拳。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众多武术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集体智慧结晶。 我国的太极拳运动发展总体来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5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太极拳传播经过了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期间的传播方式主要以民间私人传授为主。传统太极拳的主要流派有：原始太极拳、武当太极拳、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南国太极拳、赵堡太极拳、八卦太极拳、忽雷太极拳、腾挪架太极拳、武靖李派太极拳、禅门太极拳等。1956年至结束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家为主体开始对太极拳武术运动进行了有组织的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总局）在杨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删繁去减，共选取24式，编成“简化太极拳”。期间，太极拳武术研究和推广受到严重破坏。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1979年，国家体委又在杨式拳的基础上编成“48式简化太极拳”。2006年5月，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在内，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练习太极拳者已近3亿人。太极拳武术运动已成为一项规模空前的体育运动，这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然而，目前太极拳武术运动的市场开发工作与其他竞技类体育活动及跆拳道、空手道和瑜伽等健身运动相比却显得严重滞后。太极拳的商业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市场经营状况过于零乱，亟待有效整合。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太极拳运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总体发展态势过于迟缓，市场开发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太极拳推广的指导思想有关。现代太极拳更加强调养生性和健身目的，武术技击性被减弱。太极拳朝着养生健身的方向发展基本符合时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这也造成众多渴望学习实战武术的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对太极拳学习的兴趣减弱。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将太极拳武术运动误解为“老人运动”。#p#分页标题#e# 因此在目标市场调研及市场细分方面，太极拳推广工作还应加大分类研究和宣传力度。另外一方面，由于太极拳既是武术运动，又蕴涵哲学思辨，因此练习难度较大。所以将太极拳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就显得很有必要。总体来讲，应使太极拳运动实用性更全面、目的性更具体，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市场需求，进而形成有效的教学和评价体系。在太极拳的市场开发和产业经营方面，可以参考借鉴日本空手道和韩国跆拳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韩国的跆拳道，自1955年由韩国的崔泓熙将军创立以来，发展迅速。1961年9月韩国成立了唐手道协会，后更名为跆拳道协会。跆拳道被列为韩国全国运动会正式竞赛项目。 1966年3月22日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共9个国家参加。1973年5月，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在首尔成立，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加入。1975年世界跆联（韩国WTF）被国际体育联合会接纳为正式会员。198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世界跆联。1988年，跆拳道在韩国汉城奥运会首次亮相。世界跆联特别技术委员会决定改进跆拳道技术以使其更加趋于实战。这极大增强了跆拳道运动的吸引力和可竞技性。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跆拳道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迄今为止，世界跆联会员国已达到160个，爱好者人数约7000万。跆拳道运动的成功运营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参考。当今世界各国都格外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概括为软、硬两种。“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当今中国不仅面临着军事安全、领土安全和科技竞争等挑战，同样，文化安全和软实力对抗也不容忽视。目前各国都相继推出了代表本国特色的国家形象推广项目。例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等。东亚韩国的世宗学院，日本的日语学习中心也积极参与竞争。韩国更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推出文化立国的口号。我国的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都首尔开立。截止2011年7月3日，全球范围内孔子学院数量已达到349个。但是，从目前的孔子学院发展情况来看，其质量远逊于其数量优势，其功能只是侧重于语言培训为主的文化交流。这一问题与孔子学院的立意和办学指导思想有关。与“孔子”这个文化符号相比，太极在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方面则更显优势。当今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批判和接受等诸多方面尚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太极作为文化现象则不存在类似的先天性问题。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区别于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太极理论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最核心思想，所以它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也蕴含着更深厚的时代底蕴和文化诉求，其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宇宙观和辩证唯物的方法论与当今中国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相一致。因此，太极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将太极这一文化符号树立为中华形象的新品牌，在国家文化输出战略中引入同质竞争机制，必然会有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4结语 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太极正凭借其所独有的商业和文化价值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太极代表着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绿色宇宙观和人生观。太极揭示的是世界万物发展运动的核心问题。太极宣传的是中华民族渴望和平、追求进步的良好期盼。太极承载着中华崛起的文化使命。对太极这一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既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同时更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传承。 商业文化论文: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思考 摘要：企业文化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它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近几年，农村商业银行开始转型蜕变，其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各种转型升级。虽然转型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农商行;企业文化;思考 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传承自农信社，企业文化是其发展的灵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统一银行员工思想和行为,促进农信社股份制转型以及提高核心竞争力都有至关重要作用。各农商行应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全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职工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银行、良好银行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升了职工文化素养，丰富了职工精神生活，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商行职工队伍的道德修养素质、业务技能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一批精明能干的员工队伍，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群体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教育人、塑造人和改造人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能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各项技能，引导职工干在岗位、学在岗位、练在岗位、奉献在岗位、成才在岗位，同时还促使企业不断加快培养知识技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的步伐。2.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凝聚力的需要。企业的改革是为了增加活力，而增强活力主要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农商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帮员工认清企业前景和发展目标，了解只有企业兴旺发达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并有效地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3.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整体协调功能的需要。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行为标准，以此来规范农商行员工的行为，保持和谐的气氛，全行一盘棋，力量不内耗，各部门各环节协调运行，增强企业的整体功能。4.建设企业文化是有效发挥激励职能的需要。农商行目前还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内部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激励方法也有待提高，加强并推行企业文化，用企业文化激励员工，就会使员工产生满足感和自豪感，可以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二、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先天缺失问题。农村商业银行源起于信用社，它立足于“三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企业文化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对现代管理文化吸收较晚，造成企业内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碰撞。此外，从农信社到农商行，企业经历多次管理者的变化，先后为农业银行、农改办、人民银行、省联社，业务范围、工作重点、经营目标等都有所调整，难以形成长期积淀的、浓郁的企业文化和体系。2.文化价值观和农商行的发展战略不相一致。建设企业文化无疑是为了企业能够更好、更持续的发展，但有些农商行的文化建设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没有结合银行自身实际情况，不是在综合考虑银行发展战略、经营宗旨的基础上对核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众加以提炼和挖掘。这样的企业文化必将无法为企业带来预想效果，缺少实践性也很难让员工认同并接受。3.企业文化推广不力。随着农商行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管理者也对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重视，但仍存在重业务轻文化的现象。对业务指标要求严格，而对企业文化却多数停留在口头上，主要通过会议贯彻，形成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贯彻文件的现象。企业对文化建设推广力度不够，加上员工本身工作主动性不高，对企业文化更是缺乏深刻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员工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落实。4.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员工是农商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金融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少农商行却对“企业文化建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这个词语从领导口中听过，陌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实际工作和企业文化有什么联系。企业文化建设只体现在纸上，却不能落到实处，很容易给员工造成疲惫心理，更不觉得企业文化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错误的认识必将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阻碍。 三、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建设的思考 1.加大企业文化传播和落实的力度。农村商业银行应增加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各种手段如宣传栏、会议等向员工灌输企业理念，增加员工对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认识。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关建议。企业文化应体现农业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和行业特点。农商行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三农是其不变的宗旨。因此，农商行的企业文化不仅要为全体员工所信奉，还要为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承认和赞同。要把农商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常抓不懈，形成独特和成熟的企业文化，并产生“文化生产力”的效应。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共性，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如发展经历、经营思想、发展战略等，充分考虑到各种企业和人的因素，将企业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融合到农村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全过程，从而保证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能够反映经营目标的要求，始终以经营行为为依据，并有助于经营成果的实现，处处体现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全面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社会形象，不断塑造农村商业银行特色的企业文化。3.不断培养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真正认识到员工是农村商业银行最活跃、最积极、对农村商业银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活力的源泉。一是要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积极创造条件，给予员工更多的重视、关心和理解，为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为每个员工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场所。二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良好内部竞争环境。把每名员工的责、权、利结合起来，实行切实有效岗位责任制，将责任、权利与员工的收益捆绑在一起，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不断健全包括薪酬分配、等级评定、产品计价和绩效评价等管理规定在内的薪酬制度体系，还要提升员工幸福指数，除了物质激励之外，通过荣誉激励、情感激励、榜样典型激励、领导行为激励等多种精神激励方法，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在农商行工作舒适、自豪、快乐。三是要不断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相结合，员工应该普遍认识到，只有农村商业银行发展了，个人才能政治上光荣，事业上进步，经济上受益，个人价值也才能在为农村商业银行努力工作中得到实现，因此，工作必须时刻以农村商业银行整体为重，个人服从集体，将自己的行为统一协调到全局上来。4.进一步完善职工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职工文化建设是农村商业银行党委、行长室、工会的共同职责，是推进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根本之举，是实现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迫切需要。农村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委、行长室、工会齐抓共管的职工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形成党委领导、行长室负责、工会推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并将职工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文化建设整体规划之中，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活动载体与活动形式。5.不断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应贯穿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全过程。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落实到经营环境的各个环节，建立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系统，避免与业务经营脱钩。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内容之一，要加强规章制度的形成、确立及贯彻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特殊化，保证制度的科学化、定量化、规范化、系统化，使制度不失其可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四、结束语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对农商行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强大的内涵是其用之不竭的财富和智慧之源，是塑造农商行品牌、吸引贤才、吸引客户的有效途径。面对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农村商业银行要给予企业文化建设更多的重视，对企业文化要加强宣传，进行长期并完善的规划，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以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 作者:李宁宁 单位: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 一、商业文化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的商业文化，是在商品交换开始出现的时候而出现的，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是对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它由商业企业管理学以及文化综合发展而来，当中同时也夹杂了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多门学科知识，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商业文化由“商业精神文化”、“商品文化”、“品牌、商号、商标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六个方面组成。第一，商业精神文化指的是企业或者个人在商业实践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以及价值观念。商业精神文化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可以通过企业的口号、规则或者信念来表现。它的意义体现在能够增强企业工作人员的团结精神以及智慧，增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商品文化指的是企业商品当中所表现或者含有的文化韵味。无论是通过商品的外观还是商品的名称来表现，还是通过商品的包装抑或商品的质量来表现其含有的文化韵味，都会给商品带来与众不同的文化气息。第三，品牌、商号以及商标文化是指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识。例如美好的色彩以及文字当中所寄寓和包含的美好象征以及愿望。第四，营销文化是指企业营销当中的营销意识以及商业哲学文化。更为具体来说就是企业营销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广告艺术、柜台艺术、橱窗艺术以及展销艺术等。营销当中这些方面做得完善，就会大大提高顾客对企业的良好印象。第五，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一般的商业活动当中企业员工体现出来的对于客户的关心和责任心在商品之上。相对于商品来说，客户更为重要和值得尊重、关心。第六，商业环境文化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宏观上的商业环境的内容包含城市当中的商业设施和建筑以及社会上能够对企业的商业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从微观方面来说的商业环境指的是企业的门面设计水平、商品的价格以及展示合理程度以及企业的硬件设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等问题。当前，我国的商业文化正在走向健全和完善。先前僵硬的、机械的甚至是命令式的管理已经和当前企业的发展格格不入，现在的企业更需要的是以尊重员工、激励员工以及培养员工作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洽的内部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发挥出其潜在的发展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十分的重视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然而，纵观全局，我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脚步依然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商业文化建设并非易事，其不仅涵盖了企业的群体意识和管理方式，还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商业文化的建设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品牌市场定位概念及方法 （一）品牌市场定位的概念 本文所说的品牌市场定位并非单单指企业品牌的口号以及企业品牌的形象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还具体包括着企业对于企业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建立所付出的奋斗。它是指在目标顾客心目当中寻求和确定最佳位置而设计产品和经营特色的活动。具有灵活性、主动性、竞争性、战略性、差异性以及心灵双向沟通的特点。实现步骤具体来说，首先需要企业将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当作自己的目标市场；其次，企业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该目标市场当中的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量以及对于商品的期望值，另外，企业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工作能够发现自己的对手企业存在的危机以及薄弱之处；与此同时企业应对于自身的竞争力以及市场占有率进行预估，而且将自身与对手企业作比较，总结自身优势所在以及劣势所在；最后，依据企业品牌市场地位的具体因素，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行动，例如促销活动、提升企业公众形象等，进行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使得企业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 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方法：第一，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属性以及利益进行定位，企业商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经历对该企业商品的属性以及其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内心感受对企业商品进行定位。第二，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档次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跟其较为相似的商品进行类比或者比较，以此来对该商品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式也会使得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将我国的中关村定位为中国的硅谷，将上海定位为东方的巴黎。第三，依据企业商品的用途以及商品的功能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法能够比较直观地将商品的作用呈献给消费者，例如加多宝凉茶定位成喝了不上火的凉茶。第四，依据企业商品的使用者进行定位，香奈儿5号定位成女人的香水、难忘的香水。金利来服装则定位成充满魅力的男人专属的服装。第五，依据企业商品的竞争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与自身相关的商品竞争对比来定位，以便更容易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例如裂帛将自己品牌的服装定位成本真、释放、理想主义的表述，向内行走，不是时尚，喜欢边缘，神秘，原创，不仅仅是服饰，是文化，是态度，是勇气。重点在于其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是时尚”，这一点非常吸引大众的眼光。 三、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商业文化和企业商品商业文化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商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对品牌市场定位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对于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商业文化提升市场对品牌定位的认可度 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企业商品的商业文化如果不能够带给市场以及消费者大的吸引力以及冲击力，那么该企业的商品也就很难吸引市场的目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失败。一个企业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能够给企业商品带来独特化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他同类产品相似却不相同，在共性的基础之上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商业文化能够使这种新颖的、独一无二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更容易被市场以及消费者认可。因为众所周知，企业品牌的背后是企业商业文化，市场上各式各样的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背后是不同的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如果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者所拥有的共同的特点发掘当中的文化内涵，通过商业文化的营销，着重通过商业文化对外宣传企业商品的人文创意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觉能够博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及对该企业商品加以信任，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会被市场以及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刺激消费者的兴趣所在，促进其购买行为的发生以及持续。 （二）商业文化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 商业文化是商品内在文化的外在展现，消费者通过对企业商品商业文化的了解能够更为全面和迅速地了解企业商品，如果在消费者接触商业文化的过程当中得到某种程度上面的情感共鸣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吸引，那么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就会出现提高的倾向，从而也将进一步提高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相反地，如果消费者在对企业商业文化了解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不适或者价值观念出现冲突就会对此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判断出现偏低的现象，进而降低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很多企业都意识到这一特点，所以很多企业在对消费者进行宣传的时候往往通过一定的商业文化手段，在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情感价值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前提下，选择能够影响消费者价值判断的商业文化进行商品市场宣传和营销，调动和引导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的市场价值给出更高的定位，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了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对其发展起到良好的铺垫作用。世界品牌当中通过商业文化来影响消费者对其品牌市场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的例子非常常见，雪碧饮品以“服从你的渴望”为标语以及耐克运动鞋的商业文化“只管去做”，都采取了直接呼吁的方式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的的方式，《读者》的商业文化是选择《读者》也就选择了一类优秀文化，一种新的视线，一位人生好友，这种商业文化能够达到的目的可想而知，会给消费者对其的市场价值判断带来很大的影响作用。 （三）商业文化能够提升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 商业文化是企业商品文化内涵的体现，企业商品品牌通过商业文化能够传达出其所独具一格的魅力，展现企业商品品牌与众不同的品位以及内涵。企业商品的科学技术含量、人文道德理念、文化价值观念等都能够通过商业文化向市场以及消费者显现。这种显现会在无形当中将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提到新的高度，能够通过一种平衡美感的形成，建立起市场大众的心智模式。不仅如此，还能够进一步引导社会市场的商品愿景以及启发市场的联想，这样就会让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在某种高度，这种高度有其固守的消费者群体，而这群消费者就会给企业商品品牌提供很好的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能够成为这个层次消费者的一种消费象征，让消费者能够在消费的同时感受到其包含的商业文化的内涵和品位。长期以往，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会根深蒂固，这种市场定位会形成市场共识，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例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劳斯莱斯汽车将自己的品牌市场定位为“皇家贵族间的坐骑”，这也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这与其商业文化所透露出来的高端文化以及贵族文化紧密相连。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劲霸男装的广告词“斗争！成就男人！”将自己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定位到固定群体奋斗的男人以及能够做出成绩的男人，索尼电子通讯设备以“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创无人问津的新领域”的商业文化提高自己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地位，现已经成为全球驰名的创新领先品牌。 （四）商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 众所周知，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也在相应的发展当中。与之对应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也需要随着市场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当然，除了这些原因，一些国家政策的变化或者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导致商业文化的更新换代。如果一家企业商品重新进行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导致部分消费者的忠诚度下降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市场定位错误而引发企业濒临破产的悲剧，李宁在奥运会后将自己品牌的目标人群定位到九零后网络一代，这种错误的定位就导致了当前李宁产品的节节败退。但是通过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来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就会大大降低原本的高风险系数。因为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变动而及时的转变，通过其对市场和消费者进行新的文化内涵传输的前提下，让消费者感受到商业文化变化中自己所获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市场和消费者会在无形当中对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发生转变，起到循序渐进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就会容易许多，也更易被市场和消费者接受，同时让企业获得巨大成功。七匹狼集团发展初期，只进行男装的专门生产，在其品牌获得市场认同的同时，七匹狼集团的经营范围扩展到了皮具、茶叶以及酒业等多个领域，成功地创建了“倡导男士族群新文化”的七匹狼品牌个性，在男性消费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基于商业文化的品牌市场定位策略 （一）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 当前我国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当中最大的缺失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众所周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在市场上的价值所在息息相关，而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样是企业商品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对于消费者对其品牌的个性化和独特化的识别十分有帮助。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诚信之道。诚信是人立世的标准，所谓诚信即是诚实守信，品牌市场定位依据不同质的商业文化展开就会取得不同的结果。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带给市场的影响依旧是人心惶惶。二是和合之道。平时所说的“和为贵”即倡导和睦与和谐的态度是商业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商业当中的恶性竞争会给社会以及市场带来很大的损失。三是仁恕之道。如果企业和市场当中各个流程和环节做到商业文化核心价值的仁恕之道，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就会常常出现，会让品牌市场定位在此指导下更为顺利地展开。四是美情之道。企业商品的包装、店面的布局以及营销的风格方式等都是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侧面显现，对于消费者的服务展现美情之道，零距离服务、微笑服务以及贴切的售后服务都是其商业文化的体现。有些企业对此重视不足，盲目进行规模扩展和市场竞争，追赶潮流的同时忽视处理好商业文化与品牌市场定位的关系，可能会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也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银沙”、“蒙妮莎”等服装品牌的失败案例就是证明。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帮助其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支持与青睐是其不竭的动力，能够让企业具备更强劲的竞争力。 （二）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 纵观当下商业界的剧烈竞争，不仅仅是企业商品及其附加值服务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其企业商品所依附的体制竞争、管理竞争以及商业文化的竞争。企业商品的特有品牌要能够将企业先进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内在融合的传统文化理念充分地体现出来，倘若有所欠缺，就会导致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缺乏生命力，难以取得后续的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企业品牌文化的商业品牌由于欠缺文化品位，得到消费者和市场青睐的机会也会更小。由此可见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对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至关重要。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首先需要企业在市场和消费者当中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品牌的名称以及商标的设计要与商业文化当中的文化内涵和典故融合到一起；其次其市场营内容要富含商业文化内涵，例如广告宣传的内容以及形式要建立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营销模式能够为该企业商品在市场上成功形成独特的营销文化；再次是进一步形成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会引领整个企业走向更为宽广的市场。例如盼盼防盗门的市场经营口号“盼盼到家，安居乐业”被人津津乐道；建设银行的广告词“善建者行”富含哲理，提炼自老子《道德经》“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一句，这句话在结合其商业文化的同时，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又与建设银行的品牌结合到一起，将建设银行上升到一个更富有文化底蕴的品牌市场定位上，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三）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而明确品牌市场定位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流商业文化都不同，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其商业文化如果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长足的文化保障，也为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定位增加了成功的砝码。因为一家吸收和借鉴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企业，会使其产品的附加值大大增加，从而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很多著名的企业也是深谙其道，将这个特点利用的很好。例如无锡的“红豆”服装品牌就是借鉴了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的名作《红豆》，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已经深入人心，“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这个品牌所融合的传统文化色彩十分浓厚；山东省兰陵集团的郁金香酒则巧妙地采取了关于李白的典故和诗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得益于融合传统民族文化的市场定位，兰陵美酒广为流传。很多企业都采用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以此明确自己品牌市场定位，这种品牌市场定位的方式也让它们拥有了足够的传统文化保障，有了更多的机会代表民族走向世界。 结论 商业文化是以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文化基点而更改变化的，商业文化能够对当前整个社会当中人们的消费文化观念以及消费理念都起到很大引导作用。也正是基于商业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对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有控制的作用，所以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应该更多地从中获取信息，这关乎到整个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成功与否，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可见一斑。最好的方式就是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并在已经建立的商业文化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以及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精确品牌市场定位等措施的开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定位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何让商业文化更好地为品牌市场定位服务，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在今后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牛文娜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城市商业形象文化创意论文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一座城市，是该区域聚集人群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表达诉求的完美体现，在当今社会强调一体化、多元化、个性化并行的时代，如何将城市与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实现完美的融合，早已经成为立市之本。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演化为文化名城、为什么一个城市会发展为商业之都、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众多粉丝的光顾，除了名山大川、历史古迹外，更为重要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内涵—即社会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城市商业形象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在定位上盲目效仿国际一线城市的发展轨迹，抛弃了本地区应有特色，丢失个性化准则，错过了最佳的成长阶段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各自已经形成的城市商业形象的持续性发展管理上，又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预判性，往往是今年一套方案，明年全部推翻，又冒出一个全新的想法，没有系统的战略发展规划，造成很多城市的商业形象塑造各自为战，杂乱无章。“千城一面”的城市风格，雷同的商业语言表述，乏味的商圈规划设计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城市商业形象的诟病。城市商业形象，这个最能展示城市的外在形象和内涵实力的差异化竞争的成功利器，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城市经营，形象先行；形象塑造，商业支持；商业内涵，文化铸就。”城市特色的商业形象就如同一张亮丽的名片，拥有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商业形象，往往对城市间综合实力的竞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令城市获得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投资目光，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挖掘出潜在的经济增长要素，从而对城市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它既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又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同时建立商业形象经营的组织机构，构建商业形象经营的经济基础，构筑商业形象经营的核心精神，策划商业形象经营的传播战略。文化创意对在城市商业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创意在其中所体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间已经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文化创意使城市商业形象充满活力，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李茉茹肖剑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当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经营货币和相关产品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金融企业。首先，它具备一般金融企业的特点，如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具有一定技能、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进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地位等，同时其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其次，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其还有一些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特征。第一，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行业，就企业内部讲，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员工技能操作流程的专业性和细致性，对其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的要求，以及就企业外部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企业形象的稳健性与诚信性的要求都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第二，在现今经济发展日益高速化、全球化的趋势驱动下，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也使得银行业的竞争变得日趋紧张与激烈。目前我国现有银行大致可分三类，国有银行；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存在下来，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说明了它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也是它能争取到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关键。 二、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三、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王丰华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建筑图论文:关于计算机设计智能建筑图的建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建筑施工企业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建筑施工现代化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着重介绍了建筑施工图中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的应用；然后分析了在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了相应的实现程序与策略。 【关键词】智能建筑；计算机辅助技术； 优化设计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智能建筑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计算机技术等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在现在的智能建筑施工图中，AutoCAD等通用绘图软件的应用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这样的施工图绘制与设计存在很多不足。因此，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CAD技术与优化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深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 计算机辅助智能施工图设计现状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全过程一样，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智能化系统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时最佳的做法。方案设计后经评审进入初步设计，然后再经评审进入施工图设计，之后再经有关部门的质量审查，进入施工招标投标，由施工单位进行深化设计，这样设计过程才算基本完成。在施工过程中，再对建筑装修和功能调整等进行局部的修改和完善。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工程项目能保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作业外，大部分工程项目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由系统集成商设计。由于系统集成商参与招标时，建筑的设施施工图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系统集成商只是急于施工，并没有对设计施工图进行仔细研究与确认，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这一过程也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初步设计与评审这个阶段也往往会被忽略。 2 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成套性、完整性欠缺 一般来说，智能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图纸目录、主要设备及材料、设计施工总说明、平面图、系统图、原理图、弱电机房详图、弱电竖井详图及其他会议室等详图。在深化设计阶段，可能还会需要安装图、线缆图和基础图等图样文件。部分工程项目智能化系统施工图设计文件不能成套，有的是缺少系统图，有的是缺少设计施工说明，有的是缺少主要设备及材料表和各种详图。这不仅对施工过程带来了多种麻烦，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没有得到充分应用的表现。 2.2 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 这主要表现在图签栏不完整，甚至不能达到国家标准、缺少会签栏、对建筑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平面图未作处理、没有注意线条的粗细，图形的符号和文字字体以及没有对图幅大小充分重视。这说明传统的设计手段与方法已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而AutoCAD等绘图方法未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不能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体现其优越性。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也影响了智能建筑的正常施工。 2.3 图纸目录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工程名称和项目名称与图纸不一致、图纸名称和图纸不一致、图幅和图纸不一致以及未将设计文件全部列上等方面。这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效率低、反复等现象。 2.4 主要设备及材料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不完整、没有注明设备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数量与图纸有出入、规定中对设备产品型号是否标明的问题存在矛盾等方面。一些单位认为智能建筑已经有了完整的施工设计图，所以会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注意，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这也说明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并未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5 设计施工总说明中存在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涉及范围不明确、实际标准罗列存在问题、分子系统的说明存在混乱以及管线敷设易遗漏采用管子规格和桥架规格等方面。因为设计施工总说明是智能建筑施工的依据，所以，设计施工总说明不完整或存在缺陷，将会对施工过程带来诸多麻烦。 3 应采取的策略 面对以上问题，相关部门应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3.1 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系统设计方法 由于各地智能建筑的施工也会存在一些地域、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系统设计方法、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是十分有必要的。就结构化布线而言，结构化布线系统一般划分为六个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配线(水平)子系统、干线(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全系统所选的电缆线、连接硬件、跳线、遗接线等必须与所选定的类别相一致。 3.2 结合网络技术，完善设计 工程中的优化问题，其实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约束条件是根据不同工程对象的技术要求、投资耗用及维护管理的多方面的因素而提出来的。整个结构化布线系统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智能建筑结构化布线系统CAD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之一，比较突出的体现在解决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的优化问题上。针对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网络优化的具体算法有许多种，在实际工作中，网络优化常用的算法有：最短路问题、最大流问题、最小费用流问题和匹配问题等类。 3.3 采用优化设计的程序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 结构化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施工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时，要选择功能齐全、运行通畅的程序，以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结构化布线系统的路出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其实用优化设计模型具有递阶（多级）结构的特点，即结构化布线系统规范要求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构，且每一个子系统都互相独立，因此，把结构化布线系统分解成几个子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即建筑群布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水平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在线缆走向设计时分别独立进行优优，最后得到整个布线系统的最佳布线路由。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优化设计模块化结构为：第一部分，考虑机房、设备间、交接间和弱电竖井优化位置的选择；第二部分，考虑廊道内布线优化设计；第三部分，考虑房间内布线优化设计。 4 结语 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最终会使其逐步完善。 建筑图论文:浅析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 摘要： 本文阐述了建筑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流程，探讨了建筑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并总结了建筑绘图的基本技巧。 关键词： AutoCAD制图；实用绘图技巧 AutoCAD已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程人员利用CAD的辅助设计功能，改变了传统的绘图方式。国内建筑行业在AutoCAD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天正等专用软件。 采用AutoCAD辅助建筑制图时，需要深入分析建筑图的结构特征、构图规律和图形要素，提炼和归纳较复杂的制图过程及制图方法，进而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可方便地进行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与绘制，设计工作变得轻松而高效。掌握AutoCAD的应用技巧，更有利于对二次开发的专用软件的理解和应用。本文针对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进行了浅析。 1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 1.1 设置单位和精度 因软件默认使用环境不同，单位设置中的工程制和建筑制不符合我国的工程习惯，设置时可选择十进制，可依据所绘制的具体对象来选取所需的精度，一般情况下精确到毫米。 1.2 设置图形界限 所设置的图形空间的大小与所绘图形相匹配。在理解模型空间的基础上，对比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使用范围，理解AutoCAD制图与手工制图的基本区别。 1.3 设置图层 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线宽、线型和线型比例，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对通用图层的命名要简明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利用图层特性管理器查找和使用，实现有序而快捷地对不同类型图元对象的修改、编辑与管理。 1.4 设置文字样式 根据制图标准采用仿宋体，长宽比设置为0.7。 1.5 设置标注样式 按建筑制图标准，分别设置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符、标准文字等相关参数。 2 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1 建立自己的模版文件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和规范，将图纸幅面、标题栏、会签栏、线型、字体、尺寸标注、图层设置、线型、线宽、图形单位设置等绘图环境保存为模版文件。用模版绘图以提高效率。 2.2建立自己的块素材库 拥有的素材库越多，绘图速度往往就越快。平时注意收集绘图所需的重复图形，如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图集，室内设计中的门窗、家俱、设备、洁具等，予以分类管理，并将这些重复图形其定义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块。若相对固定的图形，仅在图形的一定位置标有不同的文字。可以将其定义为属性块。可解决相对固定图形的反复输入。通过插入块可避免许多重复性的工作，提高绘图的效率与质量。 2.3 摒除不良习惯，熟练掌握修改命令 切忌随便炸开块和尺寸标注、随意改变图元的颜色和线型、随意用scale对图形进行缩放、在工程图中使用过多的颜色等。经由绘图熟练修改命令，并总结修改的快捷方法。 2.4 修复乱码文字 由于计算机上安装的字体库不同，在某个计算机上绘制的AutoCAD图纸，拿到别的计算机上打开变成了乱码文字，无法识别。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定义字体，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乱码都纠正过来。对此，可以用recover命令修复乱码文件，在弹出的字体选择的对话框里选择正确字体，文字即可正常显示，而且不会有遗漏。但是要注意，如果乱码图中应用的是非GB码的字体，则必须要有相应的字体方可。 2.5 善于使用图层管理器 利用图层管理器可提高工作效率，使修改变得简单而快捷。如：改变某类图元线型，只需改变图层的线型设置；，关闭或冻结不需要修改的图层可避免误操作；各专业的图纸可设置不同的层等。 2.6 善于利用设计中心 对于绘图员来说，一幅图30%是作图，70%是修改。设计中心提供了管理、查看和重复利用图形的强大工具。如：在设计中心选择需复制的图层、图块、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将所选内容以鼠标左键拖曳方式拖动到当前图形中，所选内容就被复制到当前图形中。 2.7善于利用图纸空间出图 CAD中的图形输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在模型空间中打印输出，二是在布局中打印输出。图形的打印输出是难点，利用图纸空间的布局方式打印图纸非常灵活好用，调整非常方便，可通过创建多个视口来实现一张图纸中输出多个比例的图形，具体操作时应掌握好状态栏中“模型” 和“图纸”状态切换与当前活动视口的关系。这种方式的几何意义就是在图纸的状态下可以对模型空间的实体对象进行编辑，再将状态，真正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效果。 2.8 善于总结和交流绘图技巧 掌握AutoCAD的基本绘图和编辑命令后，绘图者就可结合建筑绘图的特点，总结出一些比较快捷的绘图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设置多线样式绘制墙体或平面图窗单位样式等。俗话说“熟能生巧”，只要多使用，善于总结，就能在AutoCAD的使用过程中，摸索出很多技巧。因每人总结出来的技巧各有所长，多与同行学习交流，在最短时间掌握更多的绘图技巧，简化AutoCAD绘图的操作程序以提高绘图速度，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 2.9与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设计单位往往使用专业绘图软件，如天正系列。它具有智能化菜单系统，专业化标注系统、综合全面的图库、增强的立剖面绘图功能等强大功能。专业软件使绘图更智能化更快捷。在系统学习AutoCAD后，可适当学习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并向专业软件制图过渡。 3 结束语 本文所提出的绘制方法的有效性和便捷性得到了工程实践的验证，对AutoCAD建筑制图有重要的工程价值。随着AutoCAD在建筑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建筑工程人员应通过大量绘图来练习熟悉AutoCAD基本操作命令和快捷图标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些建筑绘图的快捷方法，以提高自己的绘图速度。另建议注意与建筑方面的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图论文: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暨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启动侧记 时光荏苒，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A座签约大厅迎来了参加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活动的嘉宾，同时也拉开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及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序幕。 论坛使交流更具有穿透力，使关注的问题更具有持久活力和生命力。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组织召开的“建筑师与建筑媒体面对面”交流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得到了建筑界和媒体方向的支持，活动在建筑师与媒体的沟通与交流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表达了媒体人与建筑师共同的渴望与期待。新一届的活动通过以建筑图书媒介，愈加能显示出建筑学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新的追求和探索，以期寻找到自己心灵上的精神慰藉。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譬、建筑学资深编审杨永生、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以及建筑界、出版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多家媒体代表也参加了论坛。 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在致词中说：“建筑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传媒，媒体的宣传是建筑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依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建筑设计行业的国有大型机构，其旗下的BIAD传媒一直致力于对建筑服务社会核心理念的宣传，致力于将建筑思想、建筑文化更好地传播给广大公众，在反映时代建筑特色、发表建筑师之声的同时也非常非常注意倾听来自行业内、外专家和公众的反馈，现已经发展成为与业内外进行友好沟通的交流平台。”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也表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在做好业内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也需要与外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以使建筑创作走向新的繁荣。现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加强与各行各业的交流，倾听各种反馈意见，在繁荣建筑创作的同时，为建筑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年新年论坛以“建筑图书”为题，说明建筑师与媒体面对面已有了新的更加具体的内容和方向，这也表明BIAD传媒所搭建的交流平台正在不断延伸、发展及变化。张宇副院长希望BIAD传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要不断扩大，工作要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建筑师，不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要加强，在全社会建筑文化普及方面也要更上一层楼。 极具意义的大众文化传播活动 对2008年人们有着太多的期盼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的梳理，需要学术与文化的智慧凝聚，需要观念与成就的反思和求索。《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认为，建筑图书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被动迎合市场，更要主动引领市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努力追求社会效益。通过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开出优秀建筑著述书单，是让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读物，更多地引领建筑师与公众走进思想殿堂。如果说2008奥运建筑营造了中国当代建筑的新气象，那么作为建筑传媒人，更要在建筑文化宣传和普及方面营造出更好的氛围与环境，并使之得以发展和提高。 邵韦平总建筑师说“建筑师是关乎民生的热点职业，需要不断补充新思想、新观念，了解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建筑师需要读书：但执业建筑师也是一个繁忙的职业，忙碌的现实又要求建筑师只能读精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更多的优秀著作，需要借助图书馆学会的推荐和传媒的力量，使建筑师对图书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在阅读中加强修养。” 将面对大量烦杂而艰辛的具体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对“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表示极大的支持。作为每天都在欣赏、感受并享用凝固艺术品的普通人，她感慨建筑界拥有丰厚的智力资源和文献，能够提供丰厚的书籍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和建筑师分会合作，选择与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合作，是因为已经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案例。《建筑创作》杂志社创造了许多好的机会，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也是如此。配合世界图书日举行颁奖典礼，是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的良好契机，相信此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完成大量书籍的甄别评选，将是摆在组织者及评委会面前的难题。为此，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提供技术支持，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先生介绍了他在以前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及经验，同时希望将评选工作落在实处，以在建筑文化宣传方面取得成绩。 预祝评选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建设报社社长肖家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珍、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韩振平、《城记》一书作者王军、三联书店编辑张志军等人也在会上发言，他(她)们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他们认为，评奖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要真正做好建筑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将国内外优秀的建筑技术、建筑文化通过书籍的形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更好地提高社会大众的鉴赏水平和文明素养，使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认为：“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是在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更好地传播并吸收西方优秀的建筑文化，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创造并总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是建筑图书在文化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使命，希望活动在不断完善中办出特色，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的创作与文化成果展示在世界舞台上。相信通过建筑界和传媒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方面的宣传，得以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的发展确立起中国精神。 建筑图论文:中国建筑的文化盛典: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等 200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第13个“世界读书及版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出版局副巡视员王萍，文化部社会文化与图书管理司陈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官员卡贝斯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参加活动并为获奖图书作者和出版社代表颁奖。颁奖仪式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共同主持；张宇社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获奖图书名单，胡越副理事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推荐书目。 这是全世界写书人、读书人、出版人、藏书者和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节日，是所有人的节日。建筑类图书的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济济一堂，著名建筑学者、东南大学刘叙杰教授、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陈志华教授、李秋香教授、中国文物研究研究员所殷力欣等以获奖作者及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颁奖典礼，同时出席典礼的还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代表以及北京地区和全国公共、高校、专业等八个系统的图书馆界代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京报、博览群书、新华书目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中国图书商报科学时报、中国文物报等三十余家媒体进行了报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读书俱乐部》栏目进行了专题访谈，FAR2000进行了网上报导。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馆长首先致辞，他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全民阅读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是全民享有普遍均等的阅读权益的需要。阅读可以丰富人生，知识因传播而美丽，知识被利用才能显示出力量。在全民阅读事业中，图书的传播是连接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中介环节，图书馆是一个致力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的公益机构，是读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图书馆界愿意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职责，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为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合法、有效传播，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推动全民阅读事业、建设阅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国馨院士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表示感谢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建筑创作》杂志社，他认为这是为广大建筑师和建筑界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建筑被称作是石头书写的史书，已说明建筑与书籍之间的不解之缘。随着北京奥运会一天一天的临近，很多出版单位编纂出版奥运建筑丛书，同时剪彩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即是用照片的形式展现奥运场馆的建造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建筑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境外建筑师不断学习和交流，我国在城市建设中从建筑形式、设计理念到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各方面都呈现出的巨大进步。“世界读书日”的宣传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奥运建筑的关注，了解奥运建筑，了解建筑行业。 单霁翔先生以获奖作者的身份畅言，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立意义在于起到嫁接建筑界和文化界两方面的桥梁作用。他看到这次在获奖图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很多图书都表现出了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动态的发展着的保护理念都在图书中有所展示，这是令人可喜的希望。他还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他还说，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图书都是载体，把自己的真实感受都写出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卡贝斯女士认为，图书在构建和维护我们社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体系方面起着多方面的基础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大型网络，将编辑、图书销售商，图书馆、学校、文化机构，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对书籍和阅读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今年的第13届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2008年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希望强调出版事业在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当一种语言不能被应用于出版业时，这种语言和使用它的人们将无法参与某些很重要的社会知识与经济活动。”因此她借此机会传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号召，“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伙伴和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努力，通过实践来充分认可书籍和阅读对真正语言多样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利益做出的贡献”。 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我国的建筑图书进行专项评选，意义重大，不但全面体现了2005―2007年中国建筑图书出版工作繁荣发展的状况，也必将对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引导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参评图书数量大、品种多、涉及领域广，基本上可以说明建筑图书学术及文化普及的盛况。评选活动从2008年元月15日开始启动，得到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授权中国大陆使用的4・23“世界读书日”标识(10go)首次在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评选活动中亮相，这也是中国建筑图书出版界的荣耀。经过近三个月的申报，共收到来自全国40家出版社和专家推荐的近200种(套)书籍，基本上涵盖了建筑学各个领域。经由建筑师、建筑界学者和图书馆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产生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10种(套)图书。 对此，殷力欣研究员评价到，在获奖人中，已故老一代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刘敦桢、陈明达师生二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同时在此次评奖中获奖，堪称一段学界佳话；吴焕加教授毕生从事西方建筑史研究，矢志不渝、老而弥坚，令人肃然起敬，正值年富力强的王贵祥、赖德霖教授等，学贯中西，思路开阔、严谨译著、成果斐然，正说明建筑学事业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面向不同层面和人群的三类推荐书目。《梅县三村》等68种(套)图书入选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建筑理论》 等26种(套)图书入选向专业院校学子、学者和建筑设计院专业人士推荐书目，《一代宗师梁思成》等8种(套)图书入选向青少年推荐书目，这将有利于指导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有利于促进传播建筑文化，有利于引领和推广全民阅读。 金磊主编在主持时归纳说，从一般意义上讲，传播好书，旨在推动阅读。“中国建筑图书奖”不仅要推动全社会对建筑文化图书的阅读，还要关注业内外人士的建筑精神的成长。纵观科技文化类图书市场，建筑类图书属小众读物，但建筑文化图书则是大众的，拥有广大的非建筑专业的读者。据调研，海外建筑人文类图书有较大的规模，如果国内建筑文化出版从选题到标准体现出高品质，国内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只要有思想、有文化、有趣味且厚重大气，会极大地在建筑旅游及文化珍藏两方面得到发展。从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上看，图书评奖本身是一种文化守望，但它更是开启对优秀建筑图书的关注，因为有不少的空白需要耕耘者继续“劳作”和“填补”。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能成为一个品牌，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通过第二届图书奖的评选过程，对中国建筑图书大系作一次梳理，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发现和新贡献。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中国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与文化置于国际性阅读活动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树立起中国精神，这是中国建筑界和中国图书界的幸事。 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目的是为传播建筑文化，即将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将传播和谐、共同发展的体育文化，魅力无限的奥运场馆建筑是承载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最好载体，与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同时开展的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该展览由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策划主办，是迄今为止国内在奥林匹克建筑文化方面举办的首个展览。单霁翔局长、詹福瑞馆长、罗哲文先生、马国馨院士、王萍局长、张宇副院长和卡贝斯女士为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剪彩。展览分第1－28届建筑文化和第29届建筑文化两大部分，不但全面回顾了自1896年第1届雅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城市建设与场馆文化的场景，而且详细展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历程，以照片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所成就的崭新风貌。公众在共同欣赏奥运建筑场馆的精美图片的同时，享受“阅读”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精神愉悦。会上还首发了《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一书。 中国建筑摄影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到会祝贺。 自100多年前摄影术诞生之后，建筑摄影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记录城市的变迁、发展，到表现建筑工程的建造过程，直至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建筑自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建筑摄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筑摄影不仅能表现出建筑的外在形象，好的建筑摄影作品还能够表达出建筑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先生介绍说：中国的建筑摄影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早期时，梁思成先生为更好地记录中国传统建筑的现状，在考察建筑期间曾经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同济大学金经昌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时拍摄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东南大学童离先生早年间拍摄了许多中国江南园林照片，除了用于出版著作之外，还为记录和表现中国优秀园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早年在欧洲考察时也拍摄了许多摄影作品，在他们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之后，用10年时间走了200多个县，考察了全国多个优秀传统建筑，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49年后，梁思成先生在繁忙的公务及教学之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在考察及出差之余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从内蒙古视察后回到北京，与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先生联合举办了摄影展览。正是在梁先生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重视建筑摄影，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建筑摄影，几十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许多人与摄影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他们运用手中的照相机，除了记录中外优秀建筑并用于教学、科研方面之外，许多前辈拍摄的摄影作品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建筑摄影除了用在记录、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拍摄建筑的同时发现了美，寻找到美，创作着美，用照片展示出建筑之美，让人们欣赏到并认识到建筑的美。可以说，美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重要环节。 此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建筑摄影分会，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选送了优秀摄影作品，参加了摄影展览：建筑学院老领导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们畅谈了自己对建筑摄影的认识、体会和感受，许多人还将自己拍摄的作品逐一展示给大家，与众人共同分享摄影所带来的快乐。 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8年4月2日下午1：30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加拿大联邦住房署、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北海公园内上林苑召开。 加拿大联邦住房署一直致力于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开发，自2007年以来与《建筑创作》杂志社保持密切的联系，将加拿大的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介绍给中国的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是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建筑设计研究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工程到80年代的亚运会场馆，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建筑，都标志着BIAD的综合实力与设计水平。 中加双方专家，围绕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展开了轻松而又内涵深刻的探讨。《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主持会议，首先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致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晓钟工作室主任刘晓钟演讲的主题是湿地建筑的设计实践，加拿 大KFS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任总经理、首席建筑设计师傅国华针对加拿大建筑设计和技术在上海地区可持续生态社区建设中的应用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围绕绿色建筑这一话题进行发散性探讨，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公司规划及事业开发部总经理Tom Gouldborough讲述了走在世界前列的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办公大楼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总建筑师吴静对于可支付性宜居生态社区进行研究。另外，加拿大Ramsay Worden建筑事务所项目建筑师、英属哥伦比亚建筑科学院会员、加拿大皇家建筑科学院会员Peter Reese以及加拿大EVisionwall公司总裁，物理化学博士Albert Hung也做了精彩的演讲。 加拿大作为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绿色建筑节能的北美国家，建筑科学理论与应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中国建筑师对北美最前沿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与建筑技术的了解。 《西班牙建筑1997-2007》新书首发活动在京举行 2008年4月18日，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携手文筑国际，在北京隆重举行《西班牙建筑1997－2007》的新书首发活动。本次活动是去年“中国一西班牙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师之旅”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建筑专著。 《西班牙建筑1999－2007》是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建成至今这整整10年内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收录了当前最为著名的国际建筑师在西班牙境内的70个最出色的建筑作品以及西班牙知名建筑师在海外的作品。 “大师之旅”是由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先生早在2005年首倡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大师之旅系列建筑讲演会、系列建筑专辑和国际建筑考察活动。旨在号召充满创作激情的创意从业者、建筑与旅行的爱好者及各界社会精英踏出国门，寻历建筑，探访大事足迹，追寻个人猛醒。在短短3年时间里，已经累计出行亚洲、欧洲各国二十次，得到各界近300人次社会精英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此次活动不仅标志着“大师之旅”西班牙系列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呈现于世，同时也是两国建筑文化最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而《西班牙建筑1997-2007》一书的推出，更意味着中国建筑界开始以开放的视野、严谨的态度，看待世界建筑体系的积极探索。 “2008”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十一) 2月15日(正月初九)，2月23日(正月十七)前后形成了两次奥运工程建设者返京高峰，到2月25日，在施奥运工程建设者已从春节期间的1000多人升至10200人。其中：在施的国家体育场、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媒体村等场馆及相关设施工程约6000人，新奥集团公司负责的地下通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中轴树阵、景观铺装和绿化、龙形水系、多功能演播塔等工程约1500人，市公联公司负责的大屯路、成府路、湖边西路、景观西路、南一路等13条道路工程约1600人，世奥公司负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工程约1100人。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五个项目获广东省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 由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评选活动日前已落下帷幕。经网上结果公示，已于近日正式了获奖公告。这次参评已建成部分的项目55项目，经评选及三轮投票表决，评出优秀建筑奖9项，佳作奖14项。参评未建成部分的86个项目中，评出优秀建筑创作奖14项，佳作奖20项。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申报的十二项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共有5项获奖。获奖作品分别为深圳港西部通道口岸旅检大楼及单体建筑(佳作奖)、渡江战役纪念馆(优秀建筑创作奖)、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佳作奖)、安徽省高速公路九华接待中心(佳作奖)、建科大楼(佳作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我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设计工作 近日，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商务代表处刘玉林代表与坦桑尼亚外交和国家合作部常务秘书蒙博，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设计合同。该项目将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设计工作，场址位于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设规模约1.2万m2。该项目是继我国政府援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之后，坦桑尼亚又一重要标志性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 2008年4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本院设计中心楼举行。活动由庄惟敏院长主持，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方惠坚、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凤昌、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解沛基等领导出席。庆典活动包括2008设计作品展；院《作品集》、《论文集》、《纪念文集》首发；新老员工座谈会以及院历史回顾多媒体演示等。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7月24日，建院之初即成为当时国内高校最有影响的土建设计院，现已成长为拥有200余人的国家甲级设计企业。五十年的长足发展，硕果累累，自1984年以来，我院共获得国家，省部、直辖市等各种优秀设计奖200余项。 庄惟敏院长在致辞中说：半个世纪以来，全员职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严谨求实，继承和弘扬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和清华设计人“匠人营国”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建设一流大学做出了新贡献。 庆典活动中新老员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祝愿清华设计院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亚洲最大A380机库竣工 2008年3月18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建A380机库的落成典礼，宣告了亚洲最大的A380机库的落成。 AMECO新建A380机库是国际竞标项目，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唯一的一家中国设计单位参加项目投标并一举中标，最终独立承担并完成了此项目的设计工作。 此次设计任务艰巨，难度之大。A380机库大厅跨度176m+176m，净跨度350.8m，进深110m，均为亚洲之最，机库下弦高度30m高度在同类机库中最高。由于机场限高为40m，而机库下弦高度达到30m，同时机库屋架需要悬挂吊车和升降平台等重量达两百多吨，在有限的高度范围内实现设计是一个挑战。经过多次的优化设计，屋架设计选型为焊 接空心球接点斜放四角锥三层钢网架，网架高度仅8.0m，屋架的结构方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8年中国奖 《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日前公布了第二届双年奖――“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以表彰那些重塑现代中国的优秀建筑和城市规划项目，由编辑组成的评审团根据项目设计的运用而取得的战略性商业效益和社会意义，从100多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参选项目中评选出了13项获奖作品，并将本届的“最佳业主”授予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章宜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大规模改扩建 1981年开港的第1航站楼，在本次改扩建工程中将拆除已有的部分主体和屋面，附加新的设计和功能。包括增建工程在内，整个改扩建面积约有160000m2，增建面积约21000m2。计划工期2008年5月－2011年7月，在严格的空港安全规定之下进行施工。工程期间机场的一切功能都不停止，将对使用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为日本竹中工务店。 非穆斯林也可以进入的阿布扎比新旅游胜地――谢伊库・扎伊德清真寺 该清真寺是目前规模位列世界第3的伊斯兰建筑的杰作，收藏有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它也是麦加的世界最大的大清真寺，它与麦地那的第二位预言者清真寺不同，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进入。自2007年12月开放以来，每周都有数百人来访，很多都是手提相机的外国游客。 用意大利大理石修建的清真寺由4个高107m的尖塔和82个穹顶构成，可以容纳4万人。建筑物内有96根柱子，建筑物外有1048根。清真寺建在一个小高丘上，总建筑面积达22000m2，从很远就可以眺望到。寺内有一个可供9000人祈祷的祈祷室。该清真寺有2个看点，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穹顶(高75m、直径32.2m)，还有一个就是悬挂在主厅内的巨大德国产花枝吊灯(高和直径都是10m，重9吨)。该清真寺的总工程费用约5亿4500万美元，预计最终竣工在2009年11月。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解思考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图解；建筑设计 “自由地画，通过线条来理解体积的概念，构造表面形态…首先要用眼睛看，仔细观察，你将有所发现…最终灵感降临…”-----勒•柯布西耶 20世纪的后半叶期间，建筑知识的基本技术和工序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转变，从Drawing(制图)向Diagram(图解)过渡。当然，如果图解只是像过去一样在建筑设计中被当成一种普通的工具来使用，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非常明显，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在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图解的概念却作为建筑学讨论中的一个主要术语成为西方建筑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图解的使用在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频繁出现，这样，图解就作为一种设计手段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在最近近30年的时间，图解理论开始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被逐渐运用，与形式、语言、表现，以及将要看到的与程序、动力、行为同等程度的纠葛而掷镯前进的同时，在千禧年的时刻，图解作为建筑生成与讨论的终极工具，以孤注一掷的姿态隐约浮现。（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7页第2段）。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状态下，图解推动了一系列的建筑实践。 一、 图解的概念 在维基百科全书中“diagram”被解释为:图解是对概念、想法、结构、关系等进行简化和组织后的视觉表达，它被广泛地使用在人们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它能够使论题变得更加形象和更加清晰。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 一般地说，图解是一种绘画式的速记。它是一种表意符号，但不一定是抽象的。它是事物的再现而不是事物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它试图表达形式关系和它们的构成过程的时候，它也需要被具体体现，也是具有外延或内涵的。同时，图解也不是结构或结构的抽象表达，虽然它解释某个建筑客体中的关系，但它却不能等同于客体。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图解的概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图解的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就像所有将要发生变革的时代，总会有新的图像标志突在前面，好像照明的灯塔。这就是图解的概念。”这就是彼得•埃森曼对图解的最直白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图解概念就像建筑本身一样古老，可以从两种方式进行理解:一种解释性或分析性的工具以及另一种生成性的工具。 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图解创作法做为一种建筑设计方法，几体来讲是以建筑相关域知识为基础，运用图解思考，借助建筑图示语言这一工具，获取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图解思考”的本意为用速写或草图等图形方式帮助思考，是一个设计思考模式的术语。速写或者图画应该并且能够帮助设计师思考，这一见解即是图解思考概念产生的基础。只要去翻阅一下己经出版的达•芬奇L(oenardodaVinc)i的速写本，我们就可以深刻领会到“图解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和图形，把当时达.芬奇的设计思考过程一一再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跳跃，演进，一切都是轻松而随意的。当然，还有很多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如路易斯.康、勒.柯布西耶(LeCobruseir)，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设计草图也让我们对“图解思考”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那些建筑大师的图解经常使用简单的笔触来表达清晰的概念。密斯的图解是紧绷的、优雅的和宁静的，图解是他完美建筑的前奏。勒•柯布西耶的图解是明确的、强劲而有力的，讲述了其作品的普遍性。阿尔瓦•阿尔托的图解是抒情的、有机的和流畅的，可以把其空间感情表达出来。 二、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虽然世界上许多知名建筑师在各自的设计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图解设计方法。如彼得•艾森曼，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妹岛和世等,他们的作品是当代设计的典型代表，这几位都在尝试用图解的设计手法进行设计，或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但是他们的图解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图解具有解释的功能，可以把形式、结构或程序清晰地解释给设计这本身和其他人。例如在2002年建成的横滨国际游客中心（Yokohama International Port Terminal）项目让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因为建筑本身，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FOA的两位合伙人在他们关于横滨码头的专著中写道：横滨的项目是一个码头，在这里你永远都不会折回你的脚步。这个设计产生于一个功能图解，它努力避免码头特有的线性组织特征。无论在哪个方向穿过码头，你一直都不会有走回头路的经历。这个设计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形式的特征或是文化的陈述，而是在于它空间的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图解的发展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如此重要。在这个项目中，通过物质‘地面’的展开，把‘无返回流线图解’转变成三位图解。这样人体工程学和功能上的信息就结合在图解之中，由此决定了表面变形的尺寸和几何形态，还有那些承重结构尺寸的技术信息也结合在其中。而只有在图解吸收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它才成为一张图纸，才能获得量度上和几何上的决定。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羊皮纸绘图，到柯布西耶的九宫格，再到埃森曼的新图解设计手法，可以发现图解一直在影响着设计。通过对图解这一设计理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西方知名建筑师在其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建筑理念，从而为我们自身的建筑设计时间带来反思和启发。 建筑图论文:探析木建筑图形设计教学的革新 一、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教学内容的改革 1.1遵循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原则 以往教学模式注重课程的各知识点教学，缺少课程知识点之间、课程与其他基础及专业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因此，课程改革应该遵循“教学系统性原则”，将教学系统性原则贯通于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全过程。应注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各章节各单元之间的连续性、交叉性和系统性，使教学系统性原则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发挥其指导性和调节性的作用。 1.2遵循设计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相结合原则 针对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与完善专业课程内容，优化与调整课程的结构体系，将建筑文化及不同类型建筑形式如住宅建筑、园林建筑及商业建筑等融入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设计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1.3合理分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课时数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总课时为48学时。以往教学模式的课时分配是理论教学24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改革后的课时分配是以实践教学为主（36学时），以理论教学为辅（12学时），并将理论讲解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另外课时少可通过加强课后训练来弥补课堂实践的不足。实践表明，这样分配课时符合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1.4合理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案例，将案例贯穿于课程教学各个单元，以加强其与课程理论知识的联系，明确各单元知识的重要意义。以往教学中设置案例仅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综合性较强，教学效果一般。改革后将案例设置于各教学单元，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由简单到复杂，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案例的设计。根据各单元内容，案例可以设置为建筑的局部（如基础、墙体、屋面等）或建筑木制品（如建筑梁、柱、桁架、门、窗、楼梯灯），此部分要求学生根据课上训练的内容在课后完成，设计方法不拘一格，鼓励自由发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完成训练情况。这成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部分。 2.教学方法的改革 2.1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内容多、教学过程复杂、需完成的实践任务重等，宜在传统的注入式、启发式，讲解和示范等教学方式方法中，引入现代的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多媒体等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具有互补性的教学方法，使其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利于教学进步的，具有积极启示作用的，都应该继承。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方法应有机结合，融会贯通。 2.2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教学中，图形构思设计时启发学生在紧扣主题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建筑和现有模型的思想限制，大胆尝试，不惧失败，先整体后局部，由粗略到精细，使其在理论上可行，经反复实践、调试，使其成为一件先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并总结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在出图软件教学中，将各命令的学习与可实现的建筑或建筑构件造型相联系，突破命令本身功能，启发学生灵活运用命令。 2.3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 以往的教学方法在达成的教学目标上比较单一，大多数只关注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从而出现了教多少会多少的现象。采用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系统知识，而且还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和能力。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 2.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教育知识、实践知识、教育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有效实施，会影响到学生专业综合素质与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另外，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教师现有的知识、技术会逐渐淘汰。因此，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二、课程教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的教学能力 采用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以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的方法，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师应当在熟练掌握设计软件操作的基础上，要具有在木结构建筑领域良好的业务素质。同时，教师还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教学组织中，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分析学生所讨论出来的信息，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加以引导。为了使木建筑图形设计过程更好地衔接，教师应掌握多门涉及二维、三维图形设计软件，这样方便利用设计软件短时高效绘制图形表达设计意图，进而设计出优秀木建筑图形作品。 2.案例引入 在案例引入方面，要求教师到木结构建筑企业或建筑工地去搜集，把握好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应清晰明了，既不能太简单，又不能太复杂，以达到实际的教学效果。案例的引入要以大家熟悉的建筑为主并作一定讲解，案例安排上由浅入深。 3.成绩考评 改变以往的卷面和上机考试作为评价标准，将成绩考评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日常评价，提高平时成绩比例，把过程评价和学生的上机考试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过程考核中按照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及项目的完成质量给予相应的分值。考试只注重实践操作，成绩比重由80%降低至60%，以此激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 三、总结 从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来看，这种以构建案例为教学内容为导向的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组织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改革后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能够熟练掌握建筑图形设计的方法和规律，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了锻炼，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同学们在由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荣事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荣事’杯木结构设计大奖赛”中取得了前三甲，其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了木结构建筑企业的用人要求。课程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老师授课的效率大大提升。当然，在今后的授课中还可能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改进。 作者：杨小军 阙泽利 孙友富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图论文:景观设计教学与徽派建筑图式的融合 摘要：本文从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及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出发，以黄山学院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分析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理由，最终探讨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前提、原则与途径。 关键词：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古徽州地区，徽州大地上蕴含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将徽文化引入到景观设计教学中，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应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 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图式是“代表个人对事物、人或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结构。是对一个整体的抽象，侧重于许多事例的相似之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现实，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细节与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过滤掉[1]”。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态，也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给艺术家规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将徽派建筑图式描述为：在古徽州地区的民居、祠庙、牌坊、园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给人们带来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与可传承发展的传统建筑艺术总体形象和样式，其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然，图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沉淀的体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价值东西。 2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教学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它要求对景观设计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都应该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获取养分。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给培养景观设计人才的教育教学带来启发。景观设计课程作为黄山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景观设计也是该专业两大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一为室内设计方向，二为景观设计方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我校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景观设计人才，这既是我校办学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具体措施 3.1两个前提 首先，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图式特征，就如我们要欣赏一场篮球比赛，首先我们要懂篮球比赛规则一样。作为学习者和传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图式特征，诸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其次，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图式蕴含的文化内涵。要让景观设计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图式精华，为我所用，这需要学习者对徽派建筑及其图式的文化内涵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通过学习，最终能设计出具有黄山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作品，为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3.2原则 时空转移，对象变化，现代景观设计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汲营养？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在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学习和传承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不能简单的复制挪用与拼接，更不能毫无章法的变化。教学活动前提是学习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中的精华,过程是彰显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标是促进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历史传承,价值诉求是达成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创新发展。 3.3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途径 （1）要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活动，不仅是一场景观设计教学活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学活动。文化指导教学部分应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细部装饰等；②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它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生动展现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画卷[3]。（2）寻找传统徽派建筑图式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契合点。现代景观设计作品要求体现出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反映该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要契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需满足景观的三十几使用功能，此外，还应让景观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观的内在精神，景观则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反映和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特征的建筑载体。其中少数民居村落最为典型，建筑图式特征为：从外型上是粉墙黛瓦、马头墙；小门窗；结构上是曲折迂回、门楼重檐；风格是自然、古朴、隐僻、典雅。它蕴含着古徽州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观赏和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图式典型特征粉墙黛瓦、马头墙，门窗、家具、盆景，以及它们所抽象出来的图形转化成现代景观设计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或是让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景观设计作品，或是创设条件让学生参加当地景观设计项目和过程，接受实践的锻炼和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将徽派建筑图式的特征与内涵内化于心，自觉地将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样式、图形等外化于景观设计的设计实践中，成为创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的文化表达与流露，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培养出能传承和创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观设计师。 4结束语 对于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活动中，依托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审美意义的图式，并进行合理的运用，使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作者:耿佃梅 谢家荣 单位:黄山学院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像走偏管理论文 多个灭点 同一图像中出现多个灭点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比比皆是，早已不足为奇。然而早在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家阿尔伯蒂（Alberti）在《画论》一书中曾整理出的透视法只具有单一的灭点，表现的空间均为室内，似乎暗示透视的意义在于确定人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后来发明的双灭点透视则通常示人以建筑外部，无形中将观察者推出建筑也是空间之外。反观当今中国的建筑图像时，我们不难在建筑表现图上看到迅速风靡的片段的拷贝和大量地拼贴的痕迹，同时许多看似正常的表现图中存在多个灭点。 那么同一幅图像中为何会存在多个灭点？建筑表现介质——电脑，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建筑表现的生产者——人，使得这一现象得以产生。 在建筑图像的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建模、渲染、后期三个阶段，一般使用AutoCAD，3dsMAX，Photoshop等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具有充分的精确性，然而，却又都处于人的操控下，因而最终的结果就自然有了人为的痕迹。并且在制作建筑图像时，一般都是将渲好的图像在Photoshop软件中进行处理，加入配景（天空，树木，人物等等）。由于Photoshop软件的局限性，在操作过程中只能依靠操作者的眼力使得加入的配景与渲好的图像基本保持同源，这样就很难表现出和建筑设计要求相同的严密的逻辑。如此这样也就炮制出了看似合理其实不符合科学透视法的图像。 两种空间系统 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中国山水画的背景加上科学透视法的建筑，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时尚，似乎这样生产出的图像更加具有意境，更具有文化底蕴。然而，这种意境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透视学。 中国山水画：由于受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道思想极深的烙印，因此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自然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于是“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征。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意境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画中的空间理解成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中国画家相应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中形成的视觉上的心理空间，即所谓的“心视”。 西方透视学：西方艺术则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他们所认为的三维与二维的相互关系是：“二维平面中的像是三维空间中的物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射。”正如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镜子为师”，因而西方透视图像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的认识，即科学的空间。而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这样一种具有科学品格的技术——焦点透视（也被称之为几何透视或中心透视）理论，更是从方法上为这种美学追求提供了技术保证。 然而存在着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科学透视法两种空间系统的这种做法，被大量应用于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可谓古为今用，中西合璧。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西方科学透视法也与中国山水画的“心视”相去甚远，但这种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图像界却极有市场，甚至于成为图像工作者的追求。“建筑设计的起点是问题的发现，终点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境界。”建筑图像的作用是在建筑建成之前让人体会它的直指人心的境界，其实真正好的建筑在图像中并不需要过多的手法来表现，太多的手法只会画蛇添足。 渲染器里产生的光 光照亮并呈现出一切，而它自身却不可见。光既照亮了世界，又给人许多幻影。正是光的这种神秘特质，使它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原始的隐喻符号象征着人的灵魂和精神。在柏拉图的洞喻中，囚徒从黑暗到光明的跋涉过程被看作是对自身灵魂的认识过程，只有在阳光下，人们才能认识到自身最真实的存在。然而当今的世界正逐渐进入图像与信息的时代，时间和距离正逐渐被消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真实的场所体验可以被栩栩如生的画面所代替，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叙述与体验变为图像与信息的获取。并且对于建筑而言，光不再是精神的传达者，而成为一种客观的媒介，在建筑表面呈现出各种不同表现。 光作为一种反映建筑的手段而存在着，但是当代的建筑图像中，建筑的光影主要来自于在3dsMAX软件中的渲染。在这个软件中设置模拟太阳光的平行光，从而使图像中的建筑产生光影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配合3dsMAX软件的渲染器不断地开发问世，现今的建筑图像已经能够逼真的模拟现实中光产生的效果。这种渲染器运用全局照明技术（GlobalIllumination），建立在MonteCarlo算法上，用于模拟光线的传播。MonteCarlo算法在光照分布计算中，通过光的能量传播介质——光子，直接模拟场景中光线的传播情况。光子由光源发出，贯穿于整个场景，每当需要重新定义参数的时候，就会依据MonteCarlo算法在可能的范围内随机进行定义，模拟光子的发射。光子生成之后，光线会一直追踪它，直到与场景中其他物体接触转化为第二次传播。当光子发生接触时，MonteCarlo算法会随机决定光子的反应，是高光、漫反射、反射还是折射。当某个带有漫反射属性的光子接触表面后，光子的能量就会附加到这个表面的光能分布上，存为光能贴图（illuminationmap）或者转化为这个表面的材质贴图。整个照明模拟计算可以大致分为三步：产生光子；光子在场景中运动；光子被表面接收存为光能贴图或是改变表面材质。运用这类渲染器得出的光影效果几可乱真，完全能够再现或表现真实场景，但却与古代西方所追求的光的精神寓意相去甚远。 注重科学减少“中国特色” 西方透视法传入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在不断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被加入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特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透视法。 但不论怎样，建筑图像最重要的应当是其“科学属性”，是对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衣服是不是好看要和人相配，建筑好不好要和环境协调。建筑图像可以追求意境和理念，但同时应当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完成。重环境、重城市是设计的关键，那么为之服务的建筑图像也应如此。 建筑图论文:论建筑图像传播中的身体意象 建筑作为城市典型符号，成为承载当代人关注、评判城市及情绪表达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城市关切的逐步加深，大众传媒也开始介入原本属于专业传媒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评论。北京《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创办十年，坚持定位大众阅读和大众视角，以身体和建筑组合式图像为传播主要元素；在建筑图像传播中建构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强调身体对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感受力，充分调动阅读者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把一个个单独的建筑物同一群城市人的生命意义建立了内在的关联，进一步实现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能量交互。同时，在超越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化思维，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建筑传播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形成建筑传播的多元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涉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造成大众对城市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并不断形成焦点。建筑因其图像化视觉表现，势必成为人们对城市直接、典型而具体的评判对象。建筑本身图像化的媒体特征，在建构大众观看、扩大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建筑也就超越了居住的实际物理功能，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意义。同时，建筑对大众形成的单向和强制观看，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大众观看和审美趣味的选择权。 建筑以其公共性和文化性特征出现在大众的观看和评判视野，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圈子化和专业化的建筑传播封闭格局被打破。近十年来，建筑传播形态开始分化、重组，原本以专业、技术为核心和进入门槛的工具化思维及其传播方式，开始实现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边界逐渐模糊和重叠，形成了建筑传播的多元化态势。 北京《新京报》创办十年的《北京地理》副刊，以建筑图像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身体对建筑、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感受，不但创新了大众媒体的建筑传播方式，也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批评性隐喻。媒体的文化立场和专业禀赋，基本消解了建筑图像传播的明星化、娱乐化倾向，坚持了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品质和高度，构成了一次有价值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 一、 从“言语行为”到“形体行为” “影像在膨胀。回溯北京城市记忆，最好从影像开始。现在、过去、未来；黑白、彩色、数码，漂浮不定，一步之遥。”①建筑无疑以图像为第一表现形式，建筑图像除了纯粹信息传播，还具有事件性特征。当《北京地理》连续性图像在大众眼前出现，图像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生命过往的证人。图像证史，它不但在同我们讲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曾发生过的事，而是进一步把事转换成一个“事件”，并通过图像真实记录下的所有细节，还原成事件本身（包括时空）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图像传播的就是一个现场，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每一次呈现，就是一次事件的还原过程，也就是一次“当下”的消逝和回归。 当然，《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的现场性呈现，具有描述性和评价性。并通过身体的同在现场才能实现这种描述和评价。建筑图像对城市的当下性意义建构，会使媒体观看者的经验认知中的当下和现场发生位移，这种视觉逻辑和观看节奏产生的转移，同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丢失。也就是说，当媒体建构的图像方式，与自我真实的感知之间和观看心理产生了一定距离，建筑图像构建的当下性，对观看者而言，它就隐藏着一种作用强大的感知转换甚至反转能力。因此，这就是媒体化图像的虚幻性和虚构性所在。尽管媒体没有虚构的主观故意，但这种因时差和空间变化，以及媒体二度创造的事实上的复制，就同彼时一次性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总会产生间隔和距离。“从瞳孔到镜头到玻璃、橱窗和后视镜，街景是扭曲还是还原？直射或是通透的胶片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正视’经验，当左和右颠倒，前和后叠加，常规的观看效果被改写。虚幻、眩晕、辨认――是直射造就了蒙太奇以及叠影之间奇异的关联。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桑塔格在《注目他人受刑》中抑郁的写道：‘然而图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新京报》之《北京地理》编者按：《影像的建筑和城市构成的历史想象和现实场景》，2009年4月30日。由此，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再现事实中的虚构和真实难于分辨的困惑。 其实，任何事件的当下性都是依赖身体性建构的。因为，当下只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直接感受才能产生现场和空间存在感。因此，《北京地理》绝大部分建筑图像，都充分使用了人的身体符号，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状态，产生不同的表现和情绪，同时，故意在图像使用上显得随意，让图像避免规整、呆板、空洞感，让图像内容不断活化产生动感，进而，传递出建筑图像内容的存在和拍摄者的身体感受，与观者共同创造媒体呈现图像的当下性和现场感。 当这些建筑D像在人的身体感受中成型，并产生符号化的图像传播时，图像中浸润着丰富的人的情节开始感染观看者，对观者产生身体到意识的诱惑和影响，观者在此时的当下，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场的弱化想象，而对图像提供的感受产生更深的认同。显然，这种图像现场，是经过媒体处理并提供给观看者的加工过的现场。而媒体需要的正是催生弱化的想象，让观看者产生在现场的感知，才真正到达由媒体创造并控制的现场效果。 用建筑图像建构现场、占有现场、进而控制现场，这就是《北京地理》传播的事实路径和产业逻辑。当媒体控制了现场，就产生了视觉暴力，并顺势制造出观看者的注意力。显然， 《新京报》巧妙地使用了媒体技术，由此一直能产生正面催化力，让这种现场一个接一个产生并发生作用。当观看者一而再地产生在现场的幻觉时，观看者也就产生一种与媒体同向的判断能力，这就是对现场的强化效应。“这一现场的时光再现，被本雅明理解为‘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③[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美学》，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0页。。当“一个观者试图抓住这个瞬间出现的光芒，本雅明认为：‘这是有呼吸的光芒’”。③也就是说，媒体用图像再现了身体性感知下的现场，就让观者重新经历一次这个瞬间的现场。而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呼吸一样随意而经常。虽然这是虚构的当下，但仍然产生现场的感知。 媒体用图像建构的现场，成功地兑现了对当下的承诺：建筑、身体、风景，这些城市关键性元素，非常巧妙地组合在图像呈现中，就产生了逼真的现场效果。但问题是，媒体的这个建构过程，走的却是反现场反当下的路径。这种悖论在于，真实的现场往往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成元素，即身体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形成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对应，并进而产生能量气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构成也是一次性的，制约了有机构成过程和环境的被复制。因此，这种感受也是不可重复的。而我们在看《新京报・北京地理》所呈现的建筑与人的图像时，就能明显地感到，媒体建筑图像还是虚构的现场，图像中的身体已经是非物质化非肉体化了，因此，作为观念上、学术上和美学上的现场，还是造成了一个非在场的在场性。 显然，建筑图像传播，是需要通过身体和关系的植入，建构一种社会性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一个镜框式结构图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人为设计的关系图式依然会传递信息和建立叙事语境，顺利突破图像的限制，图像自然就在展示和观看模式中，顺势扩大了图像的信息和意义边界。而观看也是观看者再完成的一次自我判断。虽然，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是来自于观看者的身份的不可控，以及观看者的状态和情绪的动态化特征，因此，观看者并不能很一致地靠近传播者所主观设计的意图和现实场景中，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俗性和神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反而构成媒体传播的丰富性和复合性效果。由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次传播和观看，就会产生这种一次性效果，而这种一次性效果就构成了媒体传播和观看的魅力。 二、 信息和身体的共同现场 身体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并成为体现特定文化和历史实践的过程，构成身体从生理行为到心理行为的印记。因此，媒体在图像传播中，植入身体和建筑、环境的关系，来制造、回访历史过往。而生动的传播和真实场景再现，需要身体和建筑共同生产出媒体的表演性和选择性。 而媒体设定的表演和大众的观看，通过图像会共同建构一种目光游戏。《新京报・北京地理》中有一组图像，在同一个场景中，植入不同的身体感受，而这种丰富而多元的感受信息中，目光会产生多元化分层，记忆的目光、同情的目光、渴望的目光、监视的目光、惋惜的目光、木讷的目光，虽然这些现场是媒体主观设计，但所有的目光都能不断突破媒体的主观控制，透射出观看者自身的态度和他们的判断。 《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不断建构信息和身体的共同在场，在信息源流传播中，形成了从传播到大众娱乐层面媒体特有的表演性特征，并进而生产出观看的兴趣多次方叠加和评判的多元化形成。但媒体最终并没有让观看者终止在娱乐层面，而是把身体的状态和情绪深深地扎入图像的内在结构中，使图像观看穿透娱乐化表层，深入到媒体期待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评价过程之中。 显然，媒体传播的信息是被身体感受的信息，犹如建筑是承载身体的容器一样，信息始终通过身体符号发出和回收。这样基于生命感的信息来回流通，就带上了生命的温度，此时的媒体再造的现场，就能通过图像的完美创作得到当下的再现。 媒体在努力呈现并试图不断再现这些现场感受过程，其实，媒体调动的是观看者们产生观看的自我反应，让图像观看者生成视觉自动认知链条。当身体始终成为信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镶嵌在建筑图像信息之中，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就成为信息源和信息体的基本组合方式，信息传播才能防止观看被无意中断，并产生排除信息观看接收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形成视觉观看自身保护气场。当观看者在身体和建筑环境构成的封闭式观看行为中，就会进一步调动并激活观看者的经验和过往记忆，内心产生情感和价值共鸣，由此，观看行为就转换为观看者自身的内心冲动和情绪付出，才真正实现观看新价值的再生。 虽然，这些媒体行为中有明显的图像制作和传播技巧痕迹，可一旦调动起观看者自身情绪，使得观看者在观看瞬间沉浸在图像的现场氛围中，这些人为的痕迹就会被观看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公众需要关注并十分警惕的是，媒体制作和的图像，是否严守图像元素和细节的真实性原则，高度体现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因为，当媒体的图像使得观看者进入状态时，实际上媒体的立场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观看者的态度，观看者的内心自我反应受到了媒体期待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控制，观看者自我审视能力和独立判断力会降低甚至某种程度的丧失，他们会置于被媒体建构的情绪调动并安排的低位。媒体虚构并不等于虚假，虚构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虚假就是误导观看者，这是要严格禁止的。这种由媒体发动，到观看者的自我情绪、情感甚至意识生成，反映了媒体通过图像制作技巧和传播，达到了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个观看反应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净化。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媒体图像制作和传播的操作系统，最终会归并到一个从兴趣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整个价值系统产生的轨道上。当传播与美学趣味、社会性、政治性话语连接，也就会在身体同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物质性存在，形成观看和价值判断的共同体。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表现为具体与抽象的重叠，当身体超越个体和具体，抽空了具体内容的身体符号，就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和抽象存在，身体就产生象征性。而媒体在图像中不断重现身体的存在感，是要唤回已经抽象进历史的身体，进一步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和客观的图像客体之间，重新建立连接个体、具体的身体经历和体验，回归到感官再来一次经历的当下。虽然，我们知道图像所描述的现场与我们曾经看到并感受到、经历过的现场，已经被媒体提供的身体经历所替换了，但价值共同体欣赏和认知的一致性，会撇过这种差异，而追求认知的相对一致。这种经历重现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媒体的导演和安排，进一步把身体经历和象征形成混合，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判断。 虽然这种图像生产是媒体设计安排，并“预先规定”的。但事实上，在制作和传播中，人们仍然会遭遇三个问题：（1）媒体、图像与观看者的角度互换所产生新的解读意义；（2）媒体试图与观者形成价值判断共同体的未知性；（3）观看者不同姿态、不同方式的观看，会产生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看关系。这三个问题不约而同涉及的是，当图像从生产的私密性质转化为公开的大众观看，目光与对象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在媒体期待建构认知和价值共同体的愿望同时，由于角色转换、共同体建立的动态性调整、彼此观看的接近性与距离设定，在不同的观看者观看的亲身经历中，会分化、重构甚至会解体。这种传播观看过程，就犹如一种表演，其中的图像呈现和传播不可控地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处理过程。当图像传播从相对专业、封闭的观看进入大众、开放的观看视域，任何社会化偶然因素都会导致传播结果的改变，不可控带来未知性。当传播构成社会化大众事件时，建筑图像就跃出了专业精英的范畴，沟通交流的标准势必上下跌宕。毫无疑问，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美学的因素都会纠缠在一起，这种大众化观看的“联接”，其基础依然是身体的共同存在。观者身份的混搭导致图像解读权力多元，甚至会产生互换。但这恰恰是大众媒体在建构图像传播需要预设的风险。但无论结果是同流或者分流，未知性也正是媒体传播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图像观看以及价值共同体，是通过接通图像再现的身体与观看者身体的感觉联系，而这种连接过程，构成时间性。时间性身体聚合，产生社会化场景的时空挪移，历史事件的内容就来到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当下。 进入这种状态，观看者与制作者的角色都是重合的，甚至产生一定的转换。此时，以身体共同存在为基础，建筑和身体会进一步苟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上的二元对立也会趋向缓和。至此，通过共同行为形成的价值共同体，不能完全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体虚构。作为一种被媒体导演而产生的观看判断的共同行为，到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形成，会产生一时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的身份也就被暂时重构了。当观看者在不断调整他们的目光定位时，观看者身份也一定在断裂和重建中，被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 三、 生命同在的能量交换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命名就是空间性概念。人群在空间聚散，看的感受和流动的节奏，产生身体动作和观看的视觉频率。其所选择的图像基本都有身体性动作，或者是一种动作想象，都构成动态特征，这类图像往往能使相同或者近似的人看得满足，甚至心醉神迷。这就形成气场，实现了能量交换。观看者即使到不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仅仅是构成观看与对象关系，其过程也会循环并释放传递某种信息。整个过程中，能量交互会形成兴趣和关注点为特征的视觉中心。观看反应，比如心跳、呼吸加快，身体的生物性反应，会导致产生阅读心理节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图像的结构、视觉语汇、图像内涵和元素的对位性刺激等，都是导致并形成能量产生交换的起点。 尽管图像制作和是人为设计的，但这些能量交换的后果却是图像制造者和者无法预料的。因为在观看时，表面是图像的文本解读和学术、艺术判断行为，这些知识性判断及其逻辑是通过概念和理性思考获得的，仅是外在的表现，但人的内在动能却是受到生命力感应的支配，是身体对图像提供的信息产生直接反应。人们在看一些图像时，会产生共同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循环产生正面能量交换，并推高各自的愉悦感。同样，人们在面对另一类图像时，也会产生观看的抵触，因为理解的不一致，观看者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有厌恶感，产生能量冲突。 这种观看能量的循环和交互，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就是依赖图像本身，自然形成过程。只要图像出现，并形成有效的观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循环。当观看者进入观看过程，其身体就开始输出和吸收能量，包括正能量和负能量。当退出观看过程，就意味着能量输出和交互的中止，一切都源自身体对图像的直接感受。 因为，看是一种目光的碰触，也就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当《北京地理》用足身体和建筑之间形成关系的图像，按时推送到观看者眼前，图像提供目光碰触时，观看者目光就成为能量收放的支点。当媒体通过图像把原本属于“隐私”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公共观看的对象时，首先也是吸引目光的聚焦。当来自四处的目光在此触碰，原本恒定的二元对立的元素，如公开/私人、距离/接近、虚构/现实，就会形成对立或者妥协。而对观看者来说，也一定面临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各类观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图像，形成目光碰触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和幻觉，如果身体随着目光入图很深，人的精神性反应就会提升，并会造成某种虚茫或者一些意念上的各种假定。由此，观看的目光，会循着视觉图像的典型符号的导引，阅读的过程就是打开了通往心灵的路径的过程。所以，不仅是《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包括许多大众媒体都在传播中重用视觉图像，不断加强视觉化的内在原因。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充分建构图像的空间性，使得图像不仅具有作品特性，更具有了事件特性。用建筑和人的组合图像，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构成，然后，不断地活用建筑和人的身体元素，变换场景的动态，就形成了一个个气氛空间。建筑、城市环境元素，一再通过人的身体把气氛烘托出来，再通过图像元素组合，让观看者回到这种气氛中去感受这种气氛，这种流动就是气的流动，空间就成为气场。它既可以让观者强烈感觉到这种现实气氛，也可去感受曾经发生的事件空间。因为人的身体敏感性，会对物及周边环境产生联想和想象，会让视觉中的颜色图像化和味觉化，气味也会幻化成画面和细节，当所有元素都形态化时，时间概念就被导入，并与空间结构形成对应。 图像有形的空间感，还原到物的状态时，需要时间的推力，形成人的身体认知和感受的张力，产生能量的聚集，通过时间的逐渐加压，形成聚焦的力量，向相同的方向挤压，就会造成空间变形，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形成人的身体能感受到的空间气氛。 图像的气氛就是通过地点和空间构成。当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有物填充的空间时，它的质就让人能感应到。而这一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媒体建构当下现场的时间点，两个点构成时间流动的抛物线，这根无形的线就产生时间流动的推力。当时间在观看中形成，图像构成的气氛就创造出空间，气氛中所有的物和身体，都是在场的。因此，人们在看这些图像时，“身体、建筑、城市，全部是基于线型的想象。……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时间性规定了人们的观看节奏和秩序原则。图像用各种层次表现着自然的光和影，而自然的光影总是摇曳变化的，图像本身的静态形式会降低光影的生动性，因此，《北京地理》所用的图像，基本都用身体和建筑构成的动态关系，来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图像同样也都能制造气氛和能量，只是摄影造就的图像，是对自然界光影的再次有机排序和能量重组。图像的光影表现力，不但造就图像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作用于人的眼睛，让人们注视的目光形成能量的入口。同样，这种由时空交织而成的能量，也会作用于人的皮肤甚至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机体，皮肤和肌体对光线特别敏感，而且十分有效。作为光影艺术的图像，S着能量的进入，显然还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重要影响。“道是光：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当图像完成这种时空建构，图像也就成为生命能量交互和聚散的气氛场。 四、 Y论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证实了媒体化图像普遍流行的现实和价值。大众传媒通过建筑图像的传播，不但主张了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场，也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出口。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大众媒体强势介入建筑传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媒体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其传播价值，显性标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新京报・北京地理》作为一个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其通过媒体有效的图像生产和传播，巧妙地把观者的身体感受和图像再造的城市空间合二为一，不但创造了信息与身体同在的现场，同时在接通媒体生产和大众接受的感觉通道基础上，使得图像制作、和观看、接受，组成一个逻辑链条，进而形成趣味和价值共同体。 虽然，人们时常清醒并试图拒绝被过度媒体化，但大家又很无奈，因为，一个个远年发生的事件，其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只有媒体才能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彼时的一次性当下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深切的体验。尽管大众知道媒体会适度地放大和夸张，产生媒体的表演性，而且这种表演还被不断复制，不断循环，其表演背后甚至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商业动机，但这种建筑传播依然不可或缺。基于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和制约，大众能接受媒体出于传播效果考虑的适当变形和适度放大。因为，大众传播依然还是大众正视城市和建筑、发出声音的有效通道，观看者在观看中还能寻找到其中真实的余光。 当然，《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建筑图像的传播实践，把事件现场的感知性体验变成绝大部分的媒体化体验时，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媒体传播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图像制作中，始终坚持建构身体的现场性和建筑的在场，把一次性事件现场和媒体化现场合为一体，使得媒体化图像生产和传播成为一种可靠现实。虽然这个现场已经被二度甚至多次创造，但同反复扩展传播所造就的影响力相比，这种一次性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实践中，图像的公共性观看意味着私密性被打破，观看者的目光就会表现出紧张的关系。但由于媒体的智慧化处理，就把矛盾、紧张、观看和碰触都融于一种关系互补之中。同理，《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中，尽管对此关系有较为充分的暗示，但图像本身应该为大众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密码方面显然不够，包括图像内容的表面化和制作过于粗糙等，都暴露了媒体制作团队的艺术感觉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足。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通过十年努力，造就了一个观看的狂欢，这种狂欢依然需要图像与身体共同在场才能实现。就像“在索尔兹伯里约翰与亨利・德・孟德维尔之间，存在着身体政治想象的鸿沟。一个是把城市想象成为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另一个则把城市想象成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②。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探讨 【摘 要】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建筑图纸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能正确指导建筑施工。本文更具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采用一些与传统方法及标准不同的技术评价观点，对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笔者认为，只有灵活运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才能做到防雷设计施工图的科学合理，对实际的建筑施工做出参考。 【关键词】建筑图纸；防雷设计；防雷技术片评价；探讨 0.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系统以其优良的特点广泛存在于国民生活中，对国民经济乃至国民生活甚至国防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建筑物领域，电子设备也广泛地应用到了建筑物内，成为人们办公、娱乐的新选择。而这时，防雷设备成为了一种避免自然灾害，诸如雷电物理作用的新型手段。雷电会产生电磁效应，不仅有可能击毁建筑物，而且对建筑物内部的电子设备造成很大干扰，这也是当今社会雷电事故经常发生，雷电损失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筑物的防雷首先要从建筑图纸进行设计，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水平不专业等原因，造成建筑图纸的防雷设计中往往出现错误甚至遗漏，给工程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为了确保工程安全，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建筑图纸防雷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比重，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步骤对建筑图纸的质量进行敲定。 1.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具体内容 1.1审查的图纸 对建筑图纸防雷设计的审查一定要做到全面，总的来说，应该进行的主要图纸包括电气施工设计说明图、配电系统图、各层配电平面图、屋顶防雷平面图、总平面图、配电干线图、接闪器、等电位连接等施工大样图。另外，有些建筑物的施工过程及结构可能比较复杂，这时就需要提供建筑物的立体图进行参考，以获得对建筑物的直观感觉，保证防雷设计审查的准确性。 1.2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要点 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中，一些细节及关键部位需要特别重视，相比其余部位，这些点是着重需要进行复查乃至第三遍审查的。 1.2.1引下线 引下线一般是沿着建筑物的周围以均匀分布的形式安装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物外围的角上特别容易受到雷击，因此，这几个点是防雷设计的重点，在审查时，也要进行重点审查。引下线是雷电泄流的唯一途径，因此，它若出了问题，直接或造成火灾或者其他不详情况的发生。引下线有两条，这两条线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里的安全距离并非指的是引下线两条立柱之间的距离，而是两条引下线连接的接闪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二类间间距是18米，三类间间距是25米。目前情况是，很多建筑物都采用立柱之内的对角钢筋醉卧引下线。 1.2.2侧击雷的防范 建筑物高度超过他们的防雷类别的滚球半径时（一类为30米，二类为45米，三类为60米），应该注意防范侧击雷的袭击，均压环的设计应该合理，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由外圈梁内链条水平钢筋构成的闭合回路作为均压环，而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物没有结构外圈梁，这时候应该用两条热镀锌圆钢或者一条热镀锌扁钢构成均压环，两条圆钢周长不应该小于12米，一条扁钢的直径不应该小于40米。对侧击雷的防范在建筑图纸的审查中主要体现在对均压环的审查上。首先要注意建筑物均压环的起始位置，然后是均压环的规格要符合国家建筑部门有关要求和建筑物的实际情况，最后要注意均压环与大型金属物之间是否有预埋件。 1.2.3接闪器 所谓接闪器，即直接与雷电相接的一种避雷针，或者避雷网、线、带等各种形状，另外有着接闪作用的金属构件也是接闪器的一部分。一般采用滚球法进行天面接闪器的布置。一类防雷建筑应该独立装设避雷针或者独立架设避雷线，接闪器必须与地面及空中物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然而，有的时候由于建筑施工的需要或者地形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将接闪器安装在被保护的物体上，这时，其安装方法应该按照GB50057-94（2000）第3.2.4 条的规定进行安装，不能随意更改，且应该由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进行接闪器的设计工作。接闪器必须能对设计的建筑物起到保护作用，其保护范围应该覆盖到所有建筑物。除了中高层的建筑物，比较低的建筑物的避雷带应该暗敷在屋面的受到雷击可能性较大的部位，中高层建筑物如果进行暗敷，极有可能引起墙壁保温层被击穿，其碎块从高空坠落，会对地面物体或者行人造成伤害。 2.内部防雷装置 2.1屏蔽与综合布线 建筑物经常会受到电磁波的干扰，这时应该加强对建筑物相互之间的外部屏蔽部件。应该架设一定的线路进行屏蔽，尤其是一些建筑物的顶部和设有金属部件的表面等具有大尺寸金属的地方应该将防雷装置与等电位进行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筑物内部的线路进行安装时，应该注意大回路的形成，因为回路有可能在雷电穿过时在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严重时可能造成短路等重大事故。 2.2等电位的连接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建筑中的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减少电位差。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 总等电位联结（MEB）：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 住宅楼做总等电位联结后，可防止TN系统电源线路中的PE和PEN线传导引入故障电压导致电击事故，同时可减少电位差、电弧、电火花发生的机率，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和人身电击事故；同时也是防雷安全所必需。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和金属结构构件进行连接。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在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相近，称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2.3浪涌保护器SPD 浪涌要安装在电源的前侧，比如要接在变电箱空气开关的前面，与空开并联SPD的工作原理：浪涌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他并联入供电电路中，一段接电源，另一段接地，在他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导体，一种金属氧化物，平常的时候也就是低电压的时候电阻很大，接近正无穷，当电压很大的时候，电阻很小，相当于短路，于是雷击时候，大电压加载电源上，那么SPD导通，将电流泄入大地，对后端设备进行保护举例来说：浪涌要装在电源前面的是因为如果接在后面的话，那么断路器要先承受大电压，大电流，那么断路器就会跳闸或者直接烧掉。通常对于浪涌不能只安装一个，理论上要分3级，就是配电室，变电箱，家里小变电箱分别用1.2.3级浪涌，因为单独一级浪涌不能将雷电完全泄流，需要多级才能对末端设备进行良好保护。 3.结论 防雷技术评价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驾驭，这就要求设计人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要有防雷设计的经验，且有良好的图纸感觉，能够对建筑物的防雷设计进行客观的感知。这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防雷安全。 建筑图论文:基于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建筑图学教学改革 摘要：通过分析设计基础教学的三大主题与制图的关系，借鉴知名院校针对设计基础教学中，“图”之作用的梳理，提出建筑图学启发、协助设计，开拓主动思考的能力，引入人-物关系的新图学思路，希望拓展课程的启发性、思考性。 关键词：图；思维训练；设计媒介 缘起：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筑设计基础课步步引入名作分析、空间系列练习、材料与建构、设计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训练，直到新的教学体系确立，其间教学目标、作业设计、教学模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以此为背景，发挥支撑作用的建筑图学，教学内容仍为投影法和制图规范。两门课程衔接不当，表现为学生在设计图纸中暴露出表达困难和错误较多。另有课时一再缩减的困窘，致使与图相关系列问题的思索与改变迫在眉睫。 传统图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对基本形体的二维图示、图解力，三维想象力和建筑工程制图识读与绘制技能的掌握。工程图学的教学改革大多指向投影理论、三维造型与二维表达的关系、优化教学方法[1]，对建筑专业的设计特点针对性不强，欠缺与设计基础课的相互配合。单就建筑设计基础课而言，只掌握识图与基于投影法和制图规范的图纸表达还远不够。文章以设计基础教学作为图学改革的导向，利用递推法，由终极目标逆推使能目标，为图学与设计基础统一教学目标，使知识与思维在两门课中彼此渗透，构建以设计基础为主干的教学体系。以下展开对设计基础教学与图相关的三大主题分析。 一、不再单纯的图 1.图与思考――思维训练的启发。在新生入学伊始，导入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跨专业设计基础公共平台训练，以转变固有思维定式，构建对设计本质的初步认知。思维训练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开展的基础练习，结合我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共生的办学特色，采取了跨越专业、课程界限的平台通识性教学模式，打破专业壁垒，提炼设计共识。课程强调艺术意识、设计思维、创新意识的基础性训练，启发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通过以上作业，启发和开阔思维，使学生在以二维草图记录理性思考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图的作用，探寻适宜的图示表达方法，体会图在构思过程中，再现、加工、处理各种信息、协调脑、眼、手的复杂机制。借此构建图与主动思考的关联，学生体会到图示本身的生动性、创意性、丰富性的特点。反映到图学的教学，固然有其定量性、逻辑性、科学性的一面，却不应拘泥于投影几何和制图规范的理性框架里。结合思维训练，因势利导，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强化对图示、图解的积极思考，“对投影之外建筑图中渗透的空间和造型观念、观察方式、审美标准等诸多因素予以关注[2]。”同时鼓励创新精神，对既有图示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促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并掌握当时的制图程式，并形成一种图示，以匹配实践需要，并调整和矫正不合时宜之处”[2]。 2.图与设计――建构体系中的图。继思维训练之后，是空间认知与建构的系列作业。折纸练习旨在颠覆经验中对“建筑”的固有认知，关注空间本身和系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单人空间与多人空间，引入功能、私密与公共、内部与外部，以及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对模型的操作，取代草图推敲，成为本阶段提倡的主要设计媒介。 在顾大庆的建构教学体系中，提出以“重要的三大工作媒介――模型、透视图、建筑图为基础展开的制作、观察、记录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设计过程[3]”。传统的以草图推敲方案不再作为推进设计深化发展的主要工作方法，图在建构体系中分化为两个角色：其一，观察。出于空间知觉的研究，借助透视图的手段建立对模型的直接观察、对比、空间和组织序列的认知。透视图的制作，关键在与“如何选择视点、调控光线、描述材质和表现场景”。其二，记录。在建构设计的不同阶段研究各有侧重，比如空间限定基本要素的表达、材质的表达、构件的组织，图强调适宜的比例。 图在设计中功能的改变，导致其形式与再现方式的转变。“建构教学中的图应体现建构特征，而不应沿用鲍扎体系的制图规范和评价标准[4]”。在东南大学的建构教学体系中，基于空间和建造这两个教学要点：对空间的表达，注重平面图、剖面图、室内空间透视图，弱化立面；对建造的研究，则注重材料、构的关系表达，以大比例1∶10的剖轴测图作为再现方式。 3.图与人。与学习工程制图的其他专业不同，建筑包含人的行为、体验、文化甚至情感寄托，建筑因人而生，与人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空间教学中，强调了人对单一空间品质的体验和多个空间运动中多视角的连续感受。因为建筑与人的关联，表现建筑的图纸就不能是仅仅反映“物―物”关系的投影法则和制图规范，例如体现室内空间透视，需要加入等比例人，才能相对真实地体会空间尺度；画透视图时适当视角与视高的选定，决定了最终透视效果与人眼视觉特点是否一致。 另一方面图示再现的过程中，夹杂着复杂的人的心理，蕴含视觉、思维、审美等主观心理活动。“针对那些企图用算法来穷尽世界的做法，即使算法已经足够复杂，痛苦和欢乐，对美和幽默的鉴赏、意识和自由意志也不会自然涌现出来”。在建筑方案阶段尤是，图纸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思考、情感、文化积淀自由发挥的缤纷呈现，那么图在客观性、清晰性、科学性的表达层面上，另含了主观性、创新性的又一层面。甚至一些源于视知觉心理特征的图示方法，已然固守为建筑制图方法中的约定俗成。像是立面图中门窗洞口和轮廓线加粗，正是源于依格式塔心理学中与人的深度知觉有关的“图-底关系”规律；建筑表现图中由对比度、清晰度的梯度变化，引发视觉上的深度感，也可由心理学家提出的知觉梯度理论解释。 这些基于心理学概念的制图经验，往往类似制图规范一样灌输给学生，后者并不知其所以然。既然图与人的认知心理、视知觉有密切关系，那么在图学教学中，以知识渗透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使其能以视觉思考的模式思考制图，而不被拘禁在建筑图表现的图式概念中，以致限制了图示创新的自由发挥。 二、教学应变 明确以上联系，转译于图学教学设计中。布里格斯（Briggs，1977）把教学设计的目标、教学、评价称为计划的三个关键点，必须确保这三方面相互一致……并把发展评估工具至于课时计划之前[5]。以下结合教学目标与评价，在确保图学传统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思考与设计基础课加强融合渗透，体现创新思维的图学改革方向。 1.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引导学生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发挥图学协助设计构思与表达的效用，充分认识图之于设计的再创造、对设计问题的逻辑思考与推理演化、于纷繁复杂的设计要素中逐渐理清脉络所发挥的作用。 评价机制体现在相应教学时序中，以设计基础课的作业为题目，练习相关图示的画法，鼓励透视图基于设计理念的创意表达，同时体现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作业中复杂剖面图与剖透视的绘制练习。如此一来，把设计基础训练题目与图学课的平时作业建立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图学课习得的制图技能发挥辅助设计的作用，弥补了设计课重模型、轻制图的弊端；这种方式也能及时反馈教学问题，调整教学进度。 2.主动思考和批判精神。通过问题式教学法，改变学生被动灌输的学习模式，结合制图的创造性特点，引导学生对既有图示表达主动思考的能力。掌握以设计意图的表达为目标，经由个体主观思索，恰当选择制图内容、图示方法、比例，就是解决画什么、怎么画、画多少的问题。相应评价设定在教学过程中。特定问题导入后，学生对问题先行思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例如分析建筑平面图的组成要素，提前以思考题布置，在课上以学生说的模式展开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 弱化制图教学自身系统性的深度追求，搭建与设计课在教学内容、时序和进程的关联，协助促成良好的外部学习条件，以保证最终整体的教学效果。 建筑图论文:北周至隋时期的建筑图景 【摘要】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通过对这些建筑图景形式及绘画风格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天山石棺床：屏风画；界画；宫观山水；青绿山水 1982年6月，天水市上水工程指挥部在市区石马坪施工时发现一座北周至隋之间的古墓葬。该石棺床屏风石榻中正面有5扇屏风，左右各分列3扇屏风。这套图像明显的特点是其一，11幅图像的视觉结构之多变是前所未见的，即以仰视、俯瞰和平视的视角表现了三个角度不同的山水画面，这种全新的观看方法，预示着隋唐时代中国山水图式成熟的结构即将出现：其二，对比北周康业墓石棺屏风画及北魏的石棺线刻的山水母题，这套图像中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比重明显增大，运用了简劲有力的界画线条，以及单纯肯定的结构处理，更倾向于早期界画的一些风貌：其三，母题是早北朝时代墓主生活图像的延续，众多人物穿插、活动于亭台楼阁、山水树石间。这些线刻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是了解北朝晚期至隋的线刻技艺渊源与传承情况的宝贵资料，并由此可以对中国汉唐之间界画与山水画发展的关系作一点探索。 一、石福屏风图景概况及“界画”概念的界定 根据《中国美术辞典》关于界画有两个含义其一，即“界划”，“画”读入声，中国画技法，指用界笔，界尺划线的一种方法：其二，是中国画中的一种，界画指亭台楼阁、宫室、器物、车船等，而且界画并不是每一笔都用到界尺画线。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隋唐时又被称为“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才有了“界画”一词。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将绘画分为十三科，其中就有“界画楼台”一项。界画和其他绘画科目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要求准确、细致和工整。因适于画建筑物，与工笔描绘的其他景物，合称工笔界画。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蕴含了独特的建筑图景，从对局部到整套建筑图景组合的认识，为了解南北朝晚期至隋朝萌芽期界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天水石棺床的屏风图案具有连贯性，以正中的屏风6为中心，其余图案围绕这幅图案为轴心，左右依次展开，部分图案还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屏风4与屏风7、屏风2与屏风10等。石棺床围屏的整幅画面以主人夫妇对坐宴饮为中心，分别刻画出宴饮、车马出行、亭台楼阁、狩猎等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摆放的顺序，使得各屏风画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所体现的墓主人家居生活、祆教祭祀等主题更加明显。（如图1、图2、图3） 二、天水石棺床屏风图景的艺术表现特征 绘画是由构图、造型、用笔、色彩等因素构成的，对其形式因素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艺术特征，从绘画表现手法的渊源来看，主要来自北朝工整细密的线描绘画语言，特别是处于萌芽期的山水界画传统。 （一）线条 谢赫在“六法”中，将“骨法”和“用笔”相连，明确地指出了线是中国绘画造型的根基。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用笔，画线工整，结构清晰，疏密有致。宫殿建筑勾栏望柱整齐，脊兽瓦垄一丝不苟，建筑物富丽堂皇，即使是屋顶部分，也根据坡度的曲直快慢，线线相连，颇有一鼓作气之感。此外，画中的各种配景，因质地不同，画法也不尽相同，用笔疏密、刚柔、浓淡运用自如，充分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绘画所流行的“春蚕吐丝”的韵味。 （二）屏风画的空间表现 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已经通晓了空间进深的诀窍，姚最《续古画品录》中“咫尺千里，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已明确地涉及了透视问题。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空间表现上，主要采用深远与平视、散点与俯视巧妙结合的多种透视手法，使整组建筑的远近、向背、相互关系、凹凸穿插都表现得清楚明确。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紧凑而言，明显地受到了南北朝时期“台榭”画法的影响。 例如屏风5的整个画面以一曲尺形长廊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其透视图景更难掌握，画师却画得准确适度，扭曲无不协调的感觉。长廊两侧景致尽收眼底。左侧分布着假山花木，右侧则是池塘荷花。另外，在长廊左侧的围墙旁，隐约可见一童子正向墙外探出。画师采用侧面俯瞰描写，并同时画出了建筑的正、侧、顶三个面，使形象完整、饱满、立体感强。画面分远中近三层，层次分明，具有咫尺千里的深广空间感。这种表现建筑空间的“深远法”，在汉代画像砖石中就有出现，即俯视的表现方法。面对如何将宏大的场面统一在一个窄长的画面中，画师采取了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使用俯瞰的角度把不同方位的人与景组织在同一画面上，同时单个物体运用平行透视的方法，布局分明，繁而不乱。 （三）构图 从画面构图来看，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画面构成及处理手法上具有独特之处。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群为主体，衬托树木、云气、流水，将墓室主人夫妇生前的种种活动和情节巧妙地安置在园林的各个角落，画中的多种情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画中的各个人物在建筑的互相连接和交错中，合理穿梭、行走，所有的情节既富于变化又相对统一，在总体构图上呈现出“异时同图画”的特点。“异时同图画”指在同一个画面上表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中的若干个情节。 最为明显的是刻画粟特文化中常见的狩猎题材的屏风11，画面中山林沟壑，上首有一身披甲，头戴盔，手提戟的男子，骑马似乎在山林中寻觅猎物。中部则有一身着紧身短袖的男子，正拉弓射向迎面扑来的老虎。下部也有一男子，正在山谷口拉弓射箭追赶逃跑的鹿。三个情节融于一幅窄长的画幅中。这种巧妙的构图，追溯起源，应是受到魏晋南北朝山水画或山水情景画构图影响，如《洛神赋图》长卷，疏密得当的人物活动安排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自然地交替、重叠，通过山水景物的变幻、组合，展现出时间和空间的美。它强调主观化地表现构思意图，让所画的内容按构思的需要在时空关系上自由地切换。 三、天水石棺屏风图景的艺术渊源及其反映出的艺术发展轨迹 “艺术作品就好像一个窗户，通过它人们可以观察到窗外的世界。”通过对天水石棺床屏风建筑图景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其艺术表现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和对隋唐山水画发展演变的影响。 （一）南北朝“密体”画风的传承 天水石棺屏风以建筑园林作为主景，衬托树木、云气、流水，构成浑然一体的景致，运用的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密体”线刻手法，尤其是建筑画风格与山水画的结合，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人物及山水绘画风格对其的影响，代表了北朝晚期山水视觉范式的特点。 汉代开始出现表现建筑艺术的绘画作品，以汉墓室壁画和汉画像砖为代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地主收租图”，画中仓楼造型比较准确，刻画工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绘画艺术却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有画史记载的第一批画家，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他们的画风成为当时民间画工与石刻工匠依托的范本，广泛流传，也成为贵族墓室壁画及线刻艺术的参照。这一时期流行两种画风其一是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的“密体”画风：其二，是以张僧繇为基础的“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②的“疏体”画风。但高古游丝描为造型基础的“密体”绘画技法，已基本上引领了南北朝整个绘画领域的面貌。 该时期人物画的成熟以及山水画的萌芽都对界画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楼阁建筑和舟车工具等界画元素仍处于点缀与陪衬地位，但已由秦汉时期的简朴稚拙发展成为工整细致的风格，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有文献著录陆探微擅长人物画兼工界画，被时人评为“屋木居第一”。他以笔迹周密的“密体”而闻名画坛，可以推断其界画皮属精工劲力一派。传顾恺之《洛神赋图》（辽宁本）中楼阁式龙舟以及《女史箴图》中床榻等家具，结构准确，笔迹平直工整，是目前含有界画元素的最早卷轴画。 （二）对隋唐宫观山水发展的影响 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建筑的繁荣带动了建筑绘画的进步。源于建筑工程图的宫观楼阁界画并不是一味地发展它的实用性，它往往与人物故事画或山水画相结合，展现着它的艺术性。张彦远认为山水画摆脱附属于人物故事画的状况，乃得益于几位画家的实践，如北齐的杨子华、隋朝的展子虔，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历代名画记》中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的艺术涵养，也可以窥见早期宫观山水画的审美追求。 我们如果留意画史中记载的北朝至隋那些“精意宫观”的画家的生平，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杨子华是北齐人，御用画家，号为“画圣”：展子虔则是由北齐入北周、隋的画家，他成名于隋朝，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性质，以及画家们本身的显赫贵族身份，决定了宫观山水以表现王公贵族的生活为核心的方向。事实上，北朝和隋唐宫观山水的创作正是当时贵族上层富贵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逃世”“游仙”思想和盛行的求仙访道的风气的反映。虽然这种创作形式运用于墓室石棺床围屏风上还很稚拙，但反映出的却是这一时期宫观山水发展的基本水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强辉煌的盛世时期，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宫观园林、豪华殿宇，因此，宫观山水在隋唐也得以更加蓬勃发展。 （三）对隋唐山水画的影响 工整匀细的宫观界画作为山水画的一种风格形式的出现，对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贡献，它使得吉绿山水具有了金碧辉煌、工细典雅、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隋唐的山水画始于宫观山水。六朝至隋初这一阶段，是山水画发展的停滞阶段。但隋代的南北统一，给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而山水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隋代和唐初的大兴土木即宫廷、台阁的大量建筑上，有很多画家本是建筑家，如阎毗父子三人。在设计建筑时，便要绘画大量的山水背景，直到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渐变所附”，使山水脱离于宫观建筑图，为李思训的山水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立轴，绢本，青绿设色，画中宫殿工整细腻，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石绿渲染，构成画面葱郁浓密的富有装饰意味的面貌。从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园林题材绘画还是偏重于工整细密，倾向于界画的一些风貌。由此总结，早期山水画的技法形式多渊源于人物画和宫室台阁。人物画和宫观台阁本身需要进行精谨细致的刻画，所以勾线填色显然是很合适的，但用光滑细挺的线条很难勾画山水树石的质感和变化，（“春蚕吐丝”线条格调高古，但勾勒所有山石、树木皆用之，便有缺憾）。真正把山水画脱离“宫观”的是吴道子变革的山水，他把人物画的线条移到山水画上，他的兰叶描兼蚯蚓描，粗细随意，气势磅礴，这种笔简意远的“疏体”，粗放的逸写，与那个时代李思训继承的工整巧密的宫观山水相比，开拓了一种创新之格。 四、结语 元代汤星在《画论》中曾说过“世俗论画，必日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从中不难看出对界画的贬低和轻视。界画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为文人画家所不齿。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和偏颇，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界画中通过建筑、山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天人相合，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趣之美。存在必然有其可贵之处，也必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透过这些并不复杂的建筑图景，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建筑图论文: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误差原因与处理策略探讨 【摘要】本文分析了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土建工程预算时出现的误差，从而最小地避免对工程全局的影响的一些见解。 【关键字】土建工程；预算；误差；原因；处理 土建工程开工前的前期预算工作意义重大。其内容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的所有材料、设备、人工以及后期的装修等，还包括以及图纸策划、模型建造等一系列成本的综合计算。这些成本预算将直接反映在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上。建筑图预算数据是土建工程在开工前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企业将依此来完成施工计划的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在预算的工作中，一个小环节的偏差就极易导致整体预算结果的错误，从而影响建筑施工的整体计划，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因此，土建工程预算中重视误差处理对于土建工程意义是十分重大。 其实土建工程在施工后发现实际情况与预算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现象，地解决这些误差问题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一、认真分析影响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编制结果误差的原因 施工单位对其施工对象有一个预期目标，将完成和实现工程建筑项目的所有成本控制在这个预期目标值附近，是静态的建筑施工图预算（静态）投资。其具体指的是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前，预测项目的所有费用，是区别于动态工程结算（动态）的另一工程计算项目。这种预算编制具有超前性，其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性的无法避免的误差。影响预算准确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设计在建筑施工时经常发生修改与变更 设计技术是否规范、设计是否符合标准、设计手段的选择、地质勘察资料是否全面科学、建筑材料的选用等客观条件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当一些客观条件发生改变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改的是建筑设计，而预算时恰恰缺乏这种预见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出预算。 2准确预算建筑工程量，全面计算工程的各种消费 对建筑工程量的计算是建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施工建筑图纸的清晰度、是否全面、正确都直接决定着建筑工程量的准确性。在市政道路、桥梁及一些安装工程项目中，材料用量和工程量表，在图纸中通常会有明确的标著。对于工程量表的计算方法、数量统计以及材料用量表是否符合工程量的计算规则等待，都需要通过专业人员校核后才可使用。 3同一建筑设备，在材料价格上存在的误差 国内的建筑行业，对于同一建筑工程由于多家厂商竞争生产，价格混乱时常发生，缺少统一规范的市场，即使同一种型号的设备报价也不一，从而使得设备材料预算价格同结算有很大的差距。 4工程施工中一些因素影响预算的结果 设计、决策、实施是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在实施阶段之前进行预算，预算是建筑施工图在设计阶段中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预算的局限性。第一、建筑材料价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着建筑材料的价格，价格随行就市。依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定期公布信息价调整预算建筑材料价格，价格将会有不断的变化。第二、国家政策性调价对预算的影响。第三、没有考虑现场签证。现场签证产生的原因包括：地下障碍、土方坍塌、基坑排水、自然灾害、文物等，这些是建筑施工期才会出现的因素。 建筑施工图预算是根据材料预算价格、施工说明及施工图纸、费用、预算定额等编制的，它是在理想状态下编制出来的产物。结算的编制还包括建筑设计修改或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建筑施工组织设计、建筑材料价差等方面，这些都是建筑施工图产生误差的原因。 二、控制施工建筑图预算图误差的策略 1、对参加竞选的招标单位以招投标方式选出 由于一项工程的竞争者较多，应以竞标的方式选出最适合的施工队，在招投标精选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从所有投标者中挑选出有过硬的技术、良好的质量口碑、较高水平的管理和有着精良的装备及合理的报价，这样一支优秀的施工队伍，这样的队伍技术力量相对过硬，在建筑施工中能较好地解决技术难题，有利于控制建筑施工图误差的发生；即使发生误差，技术力量过硬的队伍也能以较小的代价更好地解决问题。 2、全面控制建筑工程造价 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决策过程，这是决定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施工队应该将工程决策作为重点工作目标，以制定最优化的工作方案为主要目的，有利于控制施工图误差的产生和解决。在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流程时，首先要对工艺流程严格把关，做到事前的全面控制，尽量全面考虑各个预算环节，做好设计预算好环节的各项事宜，同时使得设计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实施建筑工程时，选在购买材料及施工设备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比较一下市场上各种工艺、材料的性价比，尽可能地减少在所有施工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进而避免误差的产生。 3、加大力度进行监理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监理工作无疑对避免和处理好施工图误差作用极大。每项工程想要保证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同时不影响工作进度，应再施工时找有力度公正性的监理进行监督检查以便工程在质量过关的前提下按时竣工。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工程的结构、不同型号的设备、新进引进的技术、技术创新方案的改进等都对控制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建筑施工图误差。而控制和解决施工图误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决策，正确的掌握决策阶段是做好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尽管在施工时期，想要达到投资最小化，有效节约是很难得，但出现施工图误差的现象确实很容易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决策控制，避免施工图误差产生浪费的现象。为实现一个良性的建筑工程工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并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理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签证以及预结算审核。 4、准确计量建筑工程中的各种预算，在预算审核时加强力度 在预算工作结束后，应立即进行复算，以便能够有效避免算错包括少算、漏算等计算问题，以便提高预算的准确性，从而可又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图预算误差的产生。由于预算时过程便很复杂，在复查时，需要建筑预算各种收费是否符合比标准上的要求，工程质量得以保障。 结束语 工程预算不仅是一项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和信念，它更需要专业工作者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职业道德良好和专业知识扎实等，并且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充分熟悉掌握工作程序、定额内涵、子目内容、工程量的计算规则，还要有丰富的建筑工程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需要收集工程相关基础资料，继而进行细致调查研究才能着手开展工作，从而最大可能地缩小建筑施工图预算误差。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上扣着个八卦 30岁的建筑设计师汪琦是北京一家外资设计院的项目经理。他的工作是在设计院与开发商签订某块地的建筑设计协议之后，带着手下的建筑设计师一起做规划图纸：包括那块地的整体规划、楼里的布局、给排水系统等。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根据客户的意见修改图纸。 2012年年初，河北唐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对图纸的修改意见让他和他的同事大跌眼镜。这个项目是一个独幢别墅的设计，开发商那边负责与他联系图纸修改意见的总工程师，给他发来的一个CAD格式的文件，转达的是风水师的修改意见。“打开一看，他们的设计图纸上竟扣着一个八卦图。当时我们都惊了。”汪琦说，“我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七八年，做过的项目不下50个，也经常遇到客户根据风水提出修改要求的，但这么直接的还真是头一遭。” 风水师改建筑结构 “图纸上那个八卦图的中心正好在那块地的重心上，我还想呢，他是怎么把重心算出来的。”汪琦说，设计图纸被标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以及各自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性质和自然现象，还标明东南方应修一条河，西北那边的楼要建得更高。 当时项目已经进入尾期，如果根据反馈回来的图纸上的要求，整个设计都要进行很大改动。“这种意见都是可以商量的。”跟对方总工程师商量之后，风水师就把原来要修的一条河改成了一个小水池，西北最远的一幢楼加高0.5米。 汪琦说让他们纠结的另一点是这个项目居然换了两个风水师，“这两个风水师的意见还不一致。”第一个风水师的意见有三点：一，所有户型厨房必须放右边去；二，卫生间只能放在西南或东南角；三，车库必须在出门左手边。 这样的改动已经打乱了原有的设计，如果要改，连建筑结构都要变化。正要和对方沟通能不能不改，对方撤掉了这位风水师。“估计是他们老总觉得他算得不准。在图纸上扣上八卦图的是第二位风水师。” 汪琦说像这样找风水师来看图纸的占到他接手项目的一半以上。“刚做建筑头两三年，开发商只是零星提出一些风水上的要求，比如说门梁上不能横着放一根柱子。但2012年和2013年明显感觉很多人都有往风水上靠的趋势，提出的要求系统化了，比如这次，业主就找来了专门的风水师。”一般只有高档住宅比如一次能卖几亿元的两千平方米独幢别墅，才找风水师定制，他说，“像万科、金地这些开发商，连砖、路的宽度都是标准化的，而且都是修楼房，开发商也不太注重。” 汪琦观察，客户找风水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项目卖得更好。“找风水师看过的楼盘卖得更好吗？”汪琦觉得，还是跟年份有关，“2008年的时候房子卖得特别好，2009年一下子不行了，2009年到2011年又疯涨，到现在又不行了。” 但是汪琦也不敢断定风水真的没用。他观察过通州一个名叫“运河上”的楼盘，每一户都是修成中式风格的四合院。“2009年开盘的时候卖得很不好，自从把四合院的小门改造成旧时王府风格的豪华大门之后，销量一下子好了起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开发商可能请风水师看过改造了。但“运河上”的销售小姐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一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只是2009年的时候还没建完，2012年才全部完工。 和汪琦一样，很多搞建筑的专业人士对风水的心态和他类似，对于风水多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汪琦说业内有不少关于风水的传闻。“为什么北京地铁晚上11点以后不运行？传说是1969年开通的北京地铁二号线破坏了很多坟地，有一段出了几次事故。后来一个风水师就说，必须在晚上11点停运，收班时还必须空车绕一圈，将被惊扰的亡灵带回原来的地方。据说现在还是按这个在做。” 另外一个传闻是：“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幢西洋小楼是北京著名的鬼宅之一。这幢大约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洋楼，是1900年光绪皇帝赐给英国人的教堂。后来教堂被国民党军官占用。这位军官仓皇逃往台湾时，扔下了家眷。他的一个姨太太就在里面的一间屋子上吊自杀了。后来60多年一直没人敢住进去。网上传言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圆月夜，房间里会传出哭、摔玻璃瓶的声音。”汪琦说，“与这幢洋楼隔一条街的森豪公寓也被说风水不好，位置挺好，卖不出也没人敢住，传说就是因为曾有工人失踪。据说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3个喝多酒的工人跑到森豪公寓地下室去撒尿，他们下去20多分钟后，一位老工人看到洋楼的窗户里忽闪了几下，就陡然熄掉了。那3个工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关于风水的传闻是真是假，汪琦也不知道。不过面对客户对风水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汪琦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自学一些风水知识，他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涉及风水或盗墓的书，比如《鬼吹灯》等等。“万一开发商提这个事呢？就算不提，跟对方讲解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到风水，对方也会觉得考虑很周全。”汪琦说。 “窗户要大，朝南” “国外的设计师就不在乎风水。”汪琦说，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为SOHO中国设计的北京东二环内朝阳门银河SOHO项目，就没考虑风水。还有德国人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和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有人说2009年2月9日晚21点中央电视台总部发生的大火是因为风水不好，但汪琦却认为：“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它绝对是佳作，国内设计师很难做出来。好的作品就是要富有想象力。” 但并不是所有国外设计师都不会遇到风水问题，在国内营业的外国设计师一样要面对客户风水需求的考验。2009年7月，金融危机过后，一份MAD的工作邀请将美国设计师Daniel Gillen从纽约带到中国。他2012年9月份刚离开MAD建筑事务所，现在国贸经营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在来中国之前，他觉得自己对风水是了解的。“我明白风水是什么，虽然我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但我认为风和水代表的是自然，风水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比如，窗户朝南，其他国家叫作‘好的设计’，中国就叫风水。” 但在中国三年多的工作经历，让这位纽约来的大个子感到不解，为什么他的中国客户要求的好风水和他理解的并不一致，一些出于风水的要求刻板到了极端的地步。 他曾经接到一个项目，是为天津的一座高塔楼做建筑设计。按他的设计，那座塔楼高88层，长方体形状。窗户沿着楼梯的走势在墙面旋转向上，螺旋状的窗户与蜿蜒的楼梯内外响应。窗户不会很大，但能保证塔楼内部的采光。他形容说：“很美，而且保证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窗户。”但是应了客户“窗户要大，朝南”的要求，原本旋转的窗户被修改成笔直往上的落地大窗，“看起来跟街头任何一座摩天大楼没有两样。” 另一次他为一个民用小区做建筑设计，他将六幢小区楼房像纽约很多住宅小区一样，放在那片地的左端，“六幢楼的窗户按各自最佳的采光源，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右边一大片空地用作自然区，规划了游泳池、树林等休闲娱乐和绿化设施。”客户提出同样的要求“窗户要朝南”。“原来设计里的自然区没有了，为了保证每幢楼能采到南边的太阳光，只有将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拉大。”Daniel Gillen觉得这不美，功能性也不好，但也没办法说法客户。 采访Daniel Gillen那天是2013年1月中旬连续几个雾霾天中的一天。媒体报道北京PM2.5值逼近1000，“爆表了”，一些人因为咳嗽和上呼吸道疾病进了医院。Daniel Gillen在英格兰的一个朋友特意给他发来一张对比图，上图是蓝天白云青草遍野的英格兰，下图是被雾霾笼罩的北京。还配了两句图文：你明明可以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住在那里？ 他看着朋友发来的图片摇摇头，一脸疑惑：“风水的核心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在讲风水，可他们在现实中追求的风水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广播电视论文:提高基层广播电视编辑的业务水平 广播电视新闻编辑是整档新闻依据重要程度或内容的组合而产生的编辑活动。主要职能是通过编缉活动,使整个广播电视传播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地进行,使整个广播电视传播活动质量更高,效果更好。其任务就是把纷繁复杂、各种各样,表面上看都以其个体的形态存在着,但其间诸新闻必然存在着某种相似,关联及相互作用的新闻稿件按其规律编辑成一档完整的新闻。因此,广播电视新闻的编辑素质在整个电视传播活动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广播电视新闻作为可观其形、闻其声的传播形式,决定了其分工多样性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不仅要看重多条新闻的排列和组合,还要在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尊重大家创作意愿的同时,最后把握整组新闻的形象、内容、精神状态和新闻指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导向。新闻的指向性往往综合体现了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的政治敏感性、党性、社会责任感和个人道德情操、思想修养及受众的心理反映等,直接关系着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个人素质和编辑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广播电视新闻编辑首先应充分认识编辑能力、编辑知识、编辑技能的互动性规律。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三种类型的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一种是就稿件编稿件的编辑。这类编辑往往是就案头的稿件信手拿来,只注重单篇稿件的文字修改,再按顺序排列成组,但节目制作出来后,稿件与稿件之间缺乏互动性和连续性,社会导向表现不明显;一种是生拉活扯,牵强附会,任何稿件都要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相挂钩。还有一类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一味的追求收视率,只注重“卖点”,缺乏主流新闻。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编辑把编辑能力、编辑知识、编辑技能独立地区别开来,缺乏互动性,影响了电视新闻编辑的质量和效率。本人在从事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中感悟到:能力和知识、技能既是紧密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一方面,广播电视新闻编辑能力是掌握知识和编辑技能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编辑能力是在掌握知识、技能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学习和编辑实践中获得的,离开了学习和培训,能力、知识、技能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三、加强学习和训练 1.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力是做好广播电视编辑的基本功,也是发现记者人才的关键,又是把握新闻方向和增强广播电视宣传力度的重要保障。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编辑记者只有在“为什么”上下功夫,在激活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上作文章。如果缺乏了这两个意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使受众和记者难以判断和选择,最后成为党委、政府、社会及受众的垃圾新闻。 2.良好的思维品质。一是思维有广阔性。二是思维要有纵深性。三是思维要有敏捷性,对新闻的反应要快。四是思维要有逻辑性。五是思维要有独立性。六是思维要有宏观性。要做到对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心中有数,对稿件内容的选择能审时度势,抓住“热点”,把握舆论导向。 3.强有力的组织指导。应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包括开办栏目,制定方案、采访策划、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开展讨论等,同时要与记者、通讯员形成鱼水关系,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形成整体宣传合力,打造品牌栏目。 4.灵活的文字表达。广播电视新闻与其它媒介的传播方式不同,对文字的修改、标题的拟定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如何使它们灵活地搭配、使用,都需要花一番功夫。特别是文字的表达特别重要,应当有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言之有情,言之有物,承上启下,力求整体美,给受众以简洁、明快的感觉呈现生活化、平民化、故事化、情节化、人物化的编辑风格,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 5.隐没的“坐骑”素养。广播电视新闻编辑具有为他人“坐骑”,为他人做嫁衣而默默无闻不图回报的精神,使编辑与记者、与受众具有相容性。编辑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作支撑,时常激励自己发挥“镙丝钉”精神和培养“心境无私天地宽”的素养。 总之,要提高广播电视新闻的编辑素质,不是单一的追求什么,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实践、培训、总结中一点点提升,才可以在电视媒介中赢得发展的空间,在主动适应中寻求拓展,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代表者,成为海量信息的过滤者。 作者:闫风帆(河南项城电视台,河南 周口 466200) 广播电视论文:乡镇广播电视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乡镇广播电视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一、概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广播电视产业是整个信息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广播电视业集各种信息的采集、生产加工与传播为一体，每时每刻向全社会民众提供新闻、文化、经济、娱乐等各种节目信息，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镇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始于1998年。发展至今，区、镇、村、组广播电视实现光缆联网，行政村全部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覆盖率由当时的20％提高到现在的69％。装拉线共320条，立水泥柱1280根，吊线62公里，光缆长度79公里。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把无形资源变为有形资产，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迅速地传遍千家万户，送去了党的政策，送去了科技致富信息，也送去了丰富的文化大餐。镇广电站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区广电中心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整改线路，整合网络，统一管理。增强了竞争实力，把产业做强做大。该站创新机制，确保有线电视村村通、长期通、户户通。对专职维护人员实行动态管理，签订用工合同，择优录用。有线电视线路一律按标准化施工，对以前架设的线路全部升级改造。在优化服务，塑造广电新形象的同时，为服务好用户，制订了《服务承诺》，公示了服务、举报电话。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城区2小时服务到位，村里12小时服务到位。站里还从镇人大代表、村居干部、执法执纪部门、社会知名人士中聘请了10名行风监督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实践证明，只有广播电视网络畅通了，电视节目办好了，服务质量提高了，电视用户才能不断增加，党和政府的声音才能真正传遍千家万户，网络发展的后劲才能凸现，群众才会真切感受到广播电视带给他们的诸多实惠，广播电视才能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二、我镇广播电视产业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现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我镇的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1、广播的人口覆盖率 我镇的无线广播覆盖是以fm为主，中央、省、市办节目三级混合覆盖，人口覆盖率为100%。有线广播近年来出现了下坡现象，但高架的高音喇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无线的广播网络，我镇还保留许多用户，每天播放新闻、地方文艺与生活节目，深受听众欢迎。 2、有线电视入户率 到目前止，全镇有线电视入户率达13000户，占总户数的69%，丰富的荧屏，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3、事业基础 （1）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镇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已初步建成宽带信息多功能业务网。有线广播电视已发展成为镇信息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经济状况目 前我们的经营收入来源大体是有线电视维护费，有线电视的初装费是28.26万元，维护费达205万元，共计233.26万元。 5、人才队伍情况 全镇广电队伍总人数为9人，其中大专以上5人，中级职称以上1人。 （二）存在问题 但从我镇运行的情况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发下四点： 一是收费方式落后。这种收费方式落后，主要是采取站里工作人员先填写好通知书，然后挨家挨户上门发放，用户再将维护费送交到镇里。这样的收费方法一是耗费精力太大。 二是资金回笼不齐，尚有2%的滞留维护费。不象电话用户，一过欠费期就自行停机。 三是台风季节多，线路受损大。我镇地处沿海，台风多。光是就经历了5次的台风，线路刚整修又重刮台风，重复损失，对我们的打击很大。其次，这两年道路工程、农民住房拆建工程加大，线杆转移量增多，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还有在工程施工当中，许多群众要出来干预，对我们的施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阻碍了工程的如期进行。 四是人力紧缺。目前我镇有线电视站干部职工共9人，正式编制的3人，职工6人。地域广大，因人手少，在抢修服务方面有时造成衔接不上。 五是没有执法权，打击偷接、私接现象力度不够。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每年都要发生10多次，偷接、私接者大都是外来民工，他们租住在简易房内，用针戮的方法将线引进，破坏了光线，大大地降低了清晰度。而基层广电干部没有执法权，对此事只能采取当事人赔偿的手段，这种缺乏力度的方法不能使当事人慑服，偷接、私接现象重蹈旧轨。如果上报上级部门来处理，外来民工一是居无定所，发生事情后当夜出走，二是本人经济力量有限，根本不认处罚结果。 六是广播趋向滑坡。有线广播在90年代以前是红极一时，自从有线电视和调频调幅的收音机的普及，有线广播一路下滑。目前我镇镇级有线广播全部通到村里，但因各村的经济承担力有限，几乎所有的村（居）没能将广播线路引进农户。但有20个村（居）架设了高音喇叭，基本上能开展一般的宣传工作。 三、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重要精神为指针，以“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为保证，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广播电视宣传为中心，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线，以更好地为宣传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国民经济信息化服务为根本出发点，紧紧围绕把广播电视搞强搞大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强广播电视科技开发和应用，使我镇广播电视发展总体水平在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指导原则 1、服 务推动原则。广播电视是一项政治原则性很强的服务业，肩负着传达政令、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推动和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托。精办各类节目、打造优质品牌栏目、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与信息需求服务，培养和造就一支与本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广播电视宣传和技术队伍，使广播电视事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2、科技创新原则。科技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创新是科技的生命之源。 3、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准确把握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力争规划既有近期与长期的指导作用，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协调发展原则。本规划应兼顾广播与电视、无线与有线、卫星与地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协调发展。 5、资源共享原则。通过广播电视专用网与其它网络，实现本地和外地区的广播电视节目与信息内容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服务质量。 四、广播电视的发展环境 （一）地理环境 我镇位于经济发达的路桥区东部，与滨海工业新城相比邻，属于台州高速经济圈，具备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与相关产业基础。全镇总面积为44.4平方公里，辖51个村(居)，东方大道、疏港大道纵横而过，水、陆、空交通十分发达。 （二）社会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使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工业经济在调整中持续稳定增长，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生产总值14.62亿元，是的1.92倍，年均递增17.7%；财政总收入5707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551万元，分别是的1.91倍和1.51倍，年均递增17.6%和10.9%；工业总产值49.35亿元，是的1.42倍，年均递增9.2%；农民人均纯收入8152元，年均递增12%；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7.48亿元，是的3倍多；招商引资累计完成近1800万美元，年均递增49.2%；外贸出口完成交货值3.5亿元，是的8.94倍，年均递增72.9%，自营出口企业自实现零的突破后已经增加到9家；标准厂房建设累计完成13万多平方米。 （三）人口情况 到底，全镇共有常住人口64000人，18900户。由于工农业发展需要，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同样是广播电视业的服务对象。 五、发展目标 随着广播电视产业的体制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行业服务于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广播电视的服务内容越来越多，服务手段也要朝着“广播”、“窄播”、“点播”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需要。本规划的发展目标如下： 1、广播传媒 继续提高有线广播的接入率，保持传统广播手段的阶段性优势。 2、电视传媒 提高服务质量，扩展入户率，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优势，为人民群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目。 （1）电视节目点播，安排两大类，一是标准清晰度节目，通过网络汇集成千上万部影视片供观众选择。二是高清晰度节目，为观众提供数字影院级的若干大片，辅以多声道，让赏心悦目的影视大作走入家庭，使观众真正感受到家庭影院的魅力。 （2）音频节目除广播各类信息外，通过点播手段为听众提供多种“发烧”级曲目，把消费者带入梦幻世界。 （3）广播式的因特网，利用广播电视的采、编、播优势，通过广电宽带网络与视音频多媒体网站开展广播式因特网业务，向用户提供实时视频新闻、下载影视剧目、音乐娱乐节目、图文信息和游戏节目等。 （4）继续发展宽带互联网业务：利用以太网技术继续开通个人用户宽带上网业务，为增强吸引力扩展用户群，要在提高速率、降低成本、扩展内容上下功夫。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视音频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都需要有各自的专网。如：政府办公网、公安网、税务网、教育网、金融网、卫生网、社保网等等。我们路桥有线广播电视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资源与优势，通过专网与虚拟专网为这些部门与行业提供联网服务。 六、实现规划的对策与措施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抓住创建滨海工业城的难得机遇，大气魄、大手笔、大动作发展我镇广播电视事业。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不断树立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 （二）推动机制创新，理顺内部关系 机制创新包括广电内部组织机构的创新、用人机制创新和运营与维护管理机制的创新。 一定的战略需要一定的战略组织配套。在广播电视发展规划的实施方面，同样要有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来研究行业动态与科技发展，为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正确组织领导规划的实施。 用技术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理顺内部关系，整合系统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三）加快建立广播电视科技新体系 建立广播电视科技新体系应沿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进行 。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积极推进、分步实施”的方针，加快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进程。建立覆盖全镇的网络体系，节目生产与交换体系、技术维护与管理体系。 （四）实施联盟经营战略 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越来越开放，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行业，闭关自守就意味着落后和被抛弃。在行业资金、人才和科技能力都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与国内外同行和相关的信息界建立事业与科技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争取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的大力支持，实现社会资源行业化和广播电视事业跨越式发展。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镇的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目前已具有相当实力，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前提下，吸收民营资本投入我们的基础性建设，对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广播电视人才结构体系。全面开展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积极培养和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先导性作用。 （1）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先决条件。而要使各级政府对乡镇广电站给予高度重视，就必须舆论先行，积极引导。 （2）加快区镇网络的延伸，目前我镇极有个别偏僻的地段还没有拉上线网，造成入户率偏低。 （3）增加重要道口高音喇叭的架设。有线广播目前仍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进户不利的情况下，可有针对地架上高音喇叭，充实听众的听觉空间。 广播电视论文:浅析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与利用 ［摘要］本文探讨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途径和方法,着重分析了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重点提出了收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以满足用户对民族地区视听资源的利用,促进民族地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 1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的发展 数字化是21世纪广播电视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应用,广播电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孕育着新的内涵和契机。WTO、西部大开发、广播电视集团化、"西新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211"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和实施,给地方民族广播电视带来了新的发展和变革,促使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资源更加趋于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抓住机遇、注重和加快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开发和利用,是我们从事文献信息资源管理和建设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职责。充分有效地发挥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资源的作用,将有助于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特色化发展,有利于地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旅游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满足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保护地方民族文化数字遗产和民族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民族地区网络化资源的建设,弘扬民族先进文化,推动世界间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都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的收集 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56个民族,各民族有着丰富、浓郁、深邃和璀璨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资源,以其独特的神韵,丰富和影响着世界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白族是大理的主体民族,其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极为丰富。如电视录像专题片:《大理古塔》(获1985年中央台国际交流节目奖)、《古城大理》(获1988年第二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绿星"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民族体育大观"栏目推出的白族专辑片(30多分钟),其展现了大理白族的霸王鞭、双飞燕、绕三灵等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以及苍洱风光;云南省电视台、大理州电视台多次播出的音乐电视民俗片《石宝山歌会》,以及大理白族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民族节"开幕式文艺节目电视实况转播等重大喜庆节日和民俗风情专题广播电视片,我们都应从多途径、多渠道、多形式地收集整理这些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使之有序化、特色化和数字化,以便更好地满足网络环境下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 1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 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均指通过广播电视和地方有线电视节目播出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民族旅游等有地方民族研究价值的广播电视信息,其代表着各地方民族的先进文化,代表着它们的崛起和腾飞,将这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视频信息资源,通过声像多媒体技术、现代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进行采集、整理、加工和存贮(光盘存贮、镜像存贮和磁盘阵列存贮),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数字化信息资源。 2 2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节目的采集 通过电视报刊杂志,声像媒体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信息资源,来预知广播电视节目和采集所需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视听信息资源,使之磁性化存储和数字化存储。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其方法有: 2 2 1 电视导航iTV随着各种传输网络的开发和建设,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如何在众多的节目中看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件令人十分关心的问题。电视导航iTV作为国人开发的电视节目下载工具软件,属绿色软件,可从网上下载。它利用了互联网的便捷性和数据库的强大查询功能,可方便地下载最近一周的电视节目,收听网上直播电台,同步显示影视剧的剧情、电视栏目的简介,并可选定所需的节目内容,在节目开演前15分钟内本软件会用声音和闪动的图标通知你注意收看。还可按分类和各种组合条件查询电视节目,选定电视节目,收视采集所需音视频视听资料。 2 2 2 电视+录像机的采集录像机的全称为磁带录像机,是利用磁性录放原理记录和重放图像信号与声音信号的机电设备。录像机用于记录时可以记录图像和声音信号,用于重放就成为电视节目源。重放的视音频信号可用于传输显示,也可用于复制和编辑录像。在现代电视技术中,存储电视节目的手段目前主要有录像机录像和激光视盘录像。它们将随时间分布的电视信号转变成以空间形式分布的磁信号或光信号,从而实现了电视节目的记录、存贮和延时播放。我们收集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信息源,可用其方法和设备进行采集。 2 2 3 电视视频采集卡我们可以利用最新的应用电视技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来收集、整理和保存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如电视视频采集卡:具有独特的电视节目录像功能。可接收、显示、动静态捕获来自外部摄像机、录像机的标准音／视频信号,并按照高质量、高压缩率的MPEG-4格式保存,以供我们作后期处理。可接收全频段(包括CATV增补频道)电视信号,将普通PC机变为操作方便、高性能、多功能的电视机。结合视频捕获及MPEG-4压缩编码功能,我们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将所需的电视节目录制在硬盘中,刻录制成光盘,以便保存和利用。 电视视频采集卡,还可完成定时电视节目录制任务。自动下载全国各大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表(电子电视节目单EPG),极大地方便了我们选择电视台或电视节目,并可依照电视节目表上的时间安排进行定时录像,以及完成高质量的电视、录像、音视频的捕获任务。 2 2 4视频点播系统的采集视频点播就是VOD（VideoonDemand），也称交互式电视点播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讯技术的进步,使我们主动、方便、快捷地选择和收集所需广播电视视听信息。视频点播系统分为:影视点播、KTV点播、有线电视台电话互动点歌和视频广播。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等节目,就是提供网上直播。这部分节目有其很好的视听资源可采集。 2 3地方民族广播电视光盘资料的收集 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的特色栏目和节目多数已趋于光盘数字化,并向网络化方向发展,我们应注重这些资料的收集。其收集方法和途径有: 2 3 1出版社收集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出版社征集音像出版信息,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盘资料进行订购或邮购。如云南音像出版社、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西藏音像出版社、西海民族音像出版社、太平洋影音公司、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公司、上海音像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九州音像出版公司、 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都出版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光盘资料,应重点收集。如由宾川县广播电视台录制,云南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全面介绍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鸡足山的《灵山佛都---鸡足山》VCD光盘。该光碟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鸡足山佛教文化、历史文化和奇秀的自然风光,展现了鸡足山独有的风土人情、素食风味、原始植被,具有较好的观赏性、知识性和资料性。2 3 2市场购买随着地方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音像出版周期的加快,好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节目很快就制作成光盘资料,我们应留心走访,及时购买。如云南广播电视公司制作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揭秘》、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东巴文化之灵》、《摩梭母系风情》、《白族三道茶》、《大理兰花》、和大型电视专题片《梅乡风情》,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公司发行的《白族传统民间舞蹈精选》等,都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盘资料,应设立专项资金,重点购买,形成特色,使之成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一个亮点。 2 3 3广播电视台的采访收集大理人民广播电台苍洱调频节目多次受到各级表彰和奖励,先后有一个节目获国家级政府奖二等奖,三个节目获国家级政府奖三等奖,三十多个节目获省级一、二、三等奖,一百多个节目获州级奖等,都是值得收集的广播资料。云南电视台的《民族与旅游》、大理电视台的《风、花、雪、月》等频道节目，有其丰富的地方民族视听资源，我们应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合作，同心协力,共同构建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库。 可见,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网即广播电视台,有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拍摄和制作出许多优秀的电视专题片,这些资料片有其较好的观赏性、知识性和历史性。如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家电视台的《名城摄影》中播出的,同时又通过黄河台,在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播出的大理电视台拍摄的《大理三月好风光》、《大青树下的故事》、《古镇上的古乐团》三部专题片,《五朵金花的儿女》(二集电视剧,白族音乐轻喜剧片)、《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以及由大理州人民政府与中影公司影视片分公司联合摄制的歌舞电视片《苍山歌声洱海情》等等,都是值得收集的资料片。对于促进地方民族文化建设,推动地方民族旅游和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2 3 4 文化系统和私人的走访收集地方民族文化系统的文化局、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民族歌舞剧团,以及民间私人,通过长期的民族艺术文化活动,自制、保存和收藏了及其丰富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料,我们可采取信函、走访等方式,对这部分资料进行收集。 3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开发利用 抓住广播电视建设和发展的契机,搜寻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网和具有多民族文化特点的人文资源,利用现代声像媒体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挖掘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充分有效地揭示其资源的价值,使之更好地丰富地方民族文化,并朝着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向推进,为丰富深邃的世界民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构建新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信息库。以此促进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民族文化信息的需求,推动民族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世界民族文化信息资源的繁荣;有助于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播,为地方文献工作拓展了新的视野。其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趋于视频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加快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建设,顺应民族地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建立"入世"后与国际间交流的、具有特色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多媒体数据库,拓宽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经济和民族风情旅游,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建设,都将展示出独特的韵律。建立具有特色的地方民族各类型多媒体数据库,增添地方民族网络化和虚拟化站点的视频资源,以及多媒体数字图书馆;加快区域性、地方性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特色化建设,构建地方民族文献数据库信息中心,都将推动着地方民族文化、民族旅游和民族经济的腾飞。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产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广播电视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广告经营、节目生产经营、网络经营、网站经营等业务。近几年来，宜昌市区不断加快广电产业发展步伐，产业功能和良好的开发前景正日益显露出来。从总的发展状况来看，该区广电产业仍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机遇与挑战、优势与瓶颈并存。如何适应新形势，做大做强广电产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加快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特色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发展广电产业的优势分析 总的来说，区广电产业具有以下四大方面的优势： （一）产业资源丰。广播电视拥有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丰富的频率资源和完善的节目系统等优质、充裕的产业资源，具备发展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广电行业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遍布城乡进入千家万户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具备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网络资源和内容资源优势。在内容服务方面，广播电视系统拥有最完整的信息搜集、加工体系。它的基本信息功能决定了它能不断汇集着各方面、各层次的政治经济信息，形成庞大的信息库，是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还有一个方面的优势，是广电传媒长期以来在受众心目中形成的公信力和品牌效应，国家对文化市场的保护政策和扶持力度等。 （二）市场需求大。区幅员辽阔，人口多，区域面积3424平方公里，总人口51万多，农村人口39万多，城市人口12万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区域文化资源丰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广电产业市场广阔，前景良好。首先，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极大地解放文化生产力。其次，农业税取消以后，农民的收入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再次，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场馆建设等公共文化建设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前广播电视已成为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体，已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空间，广大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 （三）工作基础好。一是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近年，区广电部门顺应文化体制改革大潮，在内部运行机制、人事分配机制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优化了资源配置，激活了运行机制，增强了综合实力，为广电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拥有一张优质的广电网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成了有线、无线、卫星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广电网络，其中有线网路覆盖12个乡镇（街办）、100个行政村，终端用户达4.1万户，已形成全区一张网的格局。三是拥有不菲的综合效益。区广电部门坚持品牌战略和传媒经营理念，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经营创收达1136万元。 （四）发展空间广。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区广电产业功能的开发相对薄弱，除了广告经营、网络经营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功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更不要说实现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了。广电网路产业收入达900万元，而作为广播影视的龙头产业—电视收入却不足300万元，且大多集中在广告这一块，节目制作与交换几乎未涉及。数字电视经营主要集中在城区，用户很少，农村市场尚未启动。宽带数据业务虽已正式启动，但相对电信、移动、网通、铁通来说，市场占有份额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ip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产业远未涉足。正因为如此，区发展广电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发展广电产业的劣势分析 虽然区广电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但要真正形成产业，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面临体制、资金、人才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体制不顺。一直以来，广电体制属于行政事业型体制，存在三大缺陷。一是资源的垄断性。广播电视资源属于单一的国有国营体制，没有民营，拒绝外资，行政职能与宣传职能、经营职能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高度垄断型资源占有。二是市场的封闭性。由于四级办广播电视的历史的原因，广电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自我封闭体系，壁垒森严，画地为牢，各自为营，闭关自守。三是结构的分散性。广电传媒之间诸侯分割，独处一方，各自为阵，分散经营。广电传媒内部，机构设置多，管理松散。广电体制的三大缺陷，导致广电资源浪费、管理粗放和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效率低下。 （二）政策不优。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如《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等。但我区地方性文化产业政策不够系统和具体，如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配套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或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政策等尚未制定出台。关于广电产业发展的政策基本没有，而且部分政策文件还限制广电产业的发展。政策不优，导致广电产业发展环境不宽松，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投入不够。如今，重装备、高消耗的广播电视已越来越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大、产出大，投入小、产出小。由于没有政府的帮助和产业政策指导，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广电发展产业。相对其他产业，广电产业起步晚，基本没有原始积累。近年，政府在广电公益性事业建设方面投入多，在广电产业发展方面投入几乎没有。虽被业界视为朝阳产业，没有金融资本、也没有原始积累、更没有政府对广电产业的资金支持，广电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由于投入的不足，导致广电设施不完善，装备不佳，无法开展数字电视和多功 能业务，再好的广播剧、电视纪录片题材等也只能等待，无法投入生产制作。 （四）人才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广电媒体在用人上没有严格执行标准，近亲繁殖严重，造成从业人员急剧膨胀，人才寥若晨星。一些人才由于不能满足市县的收入水平和发展环境，在条件成熟时会跳到更高的发展平台，市县广电往往被动地成为上级媒体的人才输出基地。目前我区广电从业人员182人，专业技术人员仅有80人，占总人数的44%，专业技术人员中仅有26人取得中级职称，无一人取得高级职称。广电人才紧缺由此可见一斑，不仅缺乏高素质的名主持人、名编辑、名记者等拔尖人才，就是一般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满足，更不用说高层次的既懂广播电视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了。 三、加快区广电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广电行业未来的“两化”方向即传输数字化、节目市场化，结合区实际，要切实加强市场运作，不断拓展经营空间，逐步夯实发展基础，促进广电产业健康发展，推动广电产业跃上新台阶。 （一）改革体制增活力。要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不断深化广电体制和机构改革。一是把允许经营的资产、资源和业务从目前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面向市场进行企业转制和重组，使经营性业务逐步走上产业化轨道。二是根据广电特点，探索实行制播分离制度，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节目外，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和其他栏目可逐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节目的招标采购，收入按市场机制分配。三是鼓励民营资本以参股、合作等形式，大胆尝试组建民营有限责任公司、[:请记住我站域名/]广告制作公司、民间节目制作公司，将部分电视节目特别是广告经营等业务要全面推向市场实行民办民营。四是深化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打破用人制度上的“铁交椅”，实行全员聘用制、干部竞争上岗、职工双向选择、栏目制片人竞聘制；打破分配制度上的“铁饭碗”，推行“买新闻”制、制片人制和效益工资制。 （二）开发产品求市场。发挥广电资源和品牌优势，开发更多的广播电视产品进入市场、占领市场，推动市场繁荣和产业发展。一是打造本土化的文艺品牌节目。通过举办才艺展示、歌咏比赛、玫瑰之约等大型文化活动，推进《走近》等系列专题片和重点题材影视剧的生产制作，提高本地电视节目的质量和可看性，扩大广播电视的品牌影响。二是丰富有线电视节目频道。尤其是提供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丰富多彩的专业频道，实现频道专业化、节目窄播化，凸显频道性，形成固定的用户群。三是开发多功能服务产品。加快有线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在传输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基础上，推出诸如视频点播、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务、网上证券交易、高速因特网接入、会议电视等多功能服务产品。 （三）多方出击拓空间。发挥广播电视的资源、人才优势，多方出击，积极拓展广电产业发展领域。一是可以利用有线网络资源，开设在线互动游戏。二是利用人才优势，开发计算机软件和提供互联网技术服务。三是可以利用现有丰富的库存视听资料，加以开发，实现二次利用。四是可根据广播电视传播信息的特点和优势，开发相应的衍生经营，如成立电视产品专卖店，开办电视红娘和房产等信息中介服务等。五是密切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适时开展ip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业务，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六是可适时介入社会优势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的跨度，如旅游、演出、证券等产业，这些产业市场利润丰厚，是广播电视不可轻言放弃的一块大蛋糕。 （四）联姻联动谋发展。一是巧借平台。对于资金投入大、发展前景好的产业，如数字电视，我区可以借助宜昌搭建的数字电视平台，并借鉴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发展我区的数字电视业务。二是与周边地区联动。利用本地广电的资源优势，与周边发达地区广电进行联合，实行区域联合与优势互补，拓展产业发展的地域跨度。在影视剧、专题片的制作生产上，立足，走出，加大与有实力有影响的传媒机构的合作，提升内容生产的产业度。加强与周边网通、联通等相关信息产业部门的强强联合，积极推进宽带信息业务的开发，以广电的内容优势抢占信息产业市场。三是与其他媒介联姻。广电可借助互联网的优势，通过与互联网联婚，孵化催生广电网站，如三峡传媒网。并借助广电同行和其他纸质媒体的优势，实行跨媒体合作，比如联办广播电视报刊。还有影视剧和图书出版的“联姻”等。 （五）规范管理优环境。要使还处于襁褓中的广电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一要优化政策。给予广播电视积极优惠的经济政策，减轻税负，如免征所得税、政府调控资金等；鼓励、支持广电部门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制定新的资费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电产业发展。二要加强监管。出台广电产业宏观调控的政策法规，如制订有线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规划，做好影视剧和纪录片的题材规划等；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节目制作公司和广电产业经营项目，要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搞好配套服务；加强市场建设和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对非法传送广播电视节目、非法生产制作影视剧等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广电产业市场健康发展。三是加大投入。对广电综合大楼、发射台、转播车等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完善广电设施，为广电产业发展夯实基础。对广电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如有线网络双向改造、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等，政府要给予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方面的扶持，推动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广播电视论文:谈广播电视对道德建设的作用 一、发挥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 广播电视要坚持“实事求是、正面报道、服务公众”的方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先进事迹鼓舞人,以模范人物引领人,以高尚情操感召人,以饱满的热情报道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事迹、新典型,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并对社会较为关注的热点事例给予正确的引导、公正的评价。 (一)以歌颂时代精神为主旋律 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精品栏目《感动中国》,它以感人的事迹、震撼人心的精神,鼓舞着公众在坎坷中前行。还有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对于身边普通人先进事例的报道,一次次唱响着时代的主旋律: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丽莉,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去保他人安全,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在社会经济转型、道德观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广播电视要大力宣扬此类先进事例的报道,为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正确的评价标准,引导公众的行为,引领道德风尚,倡导时代精神。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 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歌颂世间的真善美,批判社会的假恶丑,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2012中国年度经济/:请记住我站域名/人物》终身成就奖的获奖者郭鹤年,他将爱国主义与人生价值密切结合起来,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令人敬佩,是社会公众学习的楷模;黑龙江卫视的《帮助》栏目,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三套《温暖中国—我身旁的好人》栏目,通过讲述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展现人间真爱,传递爱心,将希望撒向人间,歌颂了人间的真善美,引导了公众的道德行为。 二、发挥广播电视的舆论监督作用 随着广播电视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新的时期媒体的监督职能日益凸显出来。舆论监督的特点是使社会舆情群众心声得以公开、充分表达,以求得社会成员的心理平衡,并及时化解矛盾,取得很好的监督效果和社会反响。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是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外在的舆论压力来规范人的行为,广播电视作为舆论引导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时评、社论、连续报道、记者走访调查等形式实施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上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的错误行为、丑陋现象给予批判及加以纠正,可进一步完善人们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现今,不论是中央电视广播还是地方电视广播,都高度重视道德舆论监督,纷纷通过开设栏目、专题、系列报道等形式,通过对一些不道德行为的批判教育公众。中央电视台的《道德观察》将观察的视角放在百姓身边发生的事上,贴近生活,取材真实,对生活中违反道德、有悖情理的事情进行评论,效果良好。黑龙江卫视的《说和》,关注农村生活,通过对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进行调和,倡导“仁义礼悌孝”传统美德,以情理动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三、发挥广播电视文化的影响作用 现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处于多元包容的发展阶段,广播电视节目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公众的日常生活、道德水准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影视广播作品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内容消极、低级趣味,为了吸引眼球以错误的价值观颠覆传统、践踏道德,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例如,一些娱乐节目为了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以所谓的犀利语言恶意攻击他人,宣扬扭曲了的价值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染了社会环境,败坏道德,影响恶劣。广播电视工作者要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从大局出发,本着对工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时代负责的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指导,制作更多优秀的广播电视作品,激励人民群众开拓进取,不断唱响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新风尚,谱写道德新篇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广播电视局狠抓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广播电视局狠抓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广播电视局认真贯彻落实峄城区加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观念，把软环境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生命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区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一、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广电局领导班子通过认真学习并身体力行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照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严格要求自己。 广电局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反腐倡廉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总体思路，坚持做到“三个更加注重”，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把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二、抓队伍建设，特别是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和新的目标岗位管理制度建设 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全员岗位目标考核奖惩责任制，并将其作为作为评先树优、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该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把岗位责任制分解落实到人。广播电视宣传中如果由于人为原因影响宣传工作正常进行，或出现失实报道，轻者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评优评奖资格，重者给予纪律处分。对违反规定搞有偿新闻的，立即调离原岗位，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同时还要追究部门领导责任。 三、抓好有线电视对外服务工作 在有线电视对外服务方面，按照机关效能的要求，建设了综合服务大厅，做到制度上墙制、一次性办结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六项服务承诺制度。为经济园区架设了6.3公里的光缆线路，开设光点6个。现根据园区发展情况开通光点4个，基本上满足了园区开发商看上有线电视的需求。同时在服务上做到有求必应，收费人员如有违反规定乱收费的，根据其收费数额大小及其影响程度，给予警告、记过直至开除处分，同时还要追究部门领导的责任。有线电视维修人员无故拖延时间，使维修不及时，影响用户收视，轻者批评教育，扣发奖金，重者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做待岗处理。切实把优化经济软环境的要求落到 ！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四日 广播电视论文:对市广播电视局开展舆论监督的几点探索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权利，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工作需要舆论监督，党的十三大至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也都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名扬中外的“四大民主”：即“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实现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就是舆论监督，新闻媒介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载体，广电总局最近下发文件，要求各市级以上广播电视部门要在黄金时间开设舆论监督性栏目，其中监督性报道不能少于50％。 近年来，我局相继开办一批舆论监督性栏目，并对充分发挥广电媒体的优势开展舆论监督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行风热线》《新闻快报》《邢台广播电视报行风评议专版》等栏目，其中《行风热线》栏目是近年来我局着力打造的拳头栏目，该栏目以“三贴近”为宗旨，上为政府解忧，下为百姓解难，自推出以来，倍受社会各界、国内媒体的关注，一位邢台的市委书记评价该栏目是党和群众的“民主线、连心桥、监督岗、服务处”，20__年，该栏目还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地市级电台荣获全国新闻名专栏奖。该栏目的主要运作机制是每天早起半个小时时间，邀请市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直播间直接通过热线电话和群众交流，答复和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年四月，按照市委制度，市级领导相继走进了直播间，进一步加强了群众问题的解决深度和广度。舆论认为：市级领导走进直播室与群众直接对话并能形成制度，这是邢台市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名牌栏目“行风热线”的一个重大创新，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截止到20__年6月10日，“行风热线”共开办2100期，接听热线电话18000个，接待群众来访20__人次，解决热点难点问题14000多件，解答政策咨询5000多项。其中，为农民挽回因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10多万元；退还学生教育不合理收费70多万元；解决医疗乱收费，退还患者200多万元；认真解决群众因办理各种证件而遇到的乱收费问题，退还群众不合理收费280多万元。受到群众的好评和市领导的赞扬。两年来，接听群众电话4000多个，为群众解决了大量热点难点问题，受到群众的好评和市领导的赞扬。《新闻快报》是20__年4月我局新推出的舆论监督性电视栏目，这个栏目是电视台对全台节目大改版的一个重大成果，从近一年的运行状况看，栏目定位、风格、形式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很成功，很快被广大观众认可。截止目前，该栏目共播发224期，新闻报道826条，其中监督类报道672条，接到的来函来电达4000多件次，还有的为表示感谢，向栏目组送来了锦旗，沙河市留客村的3位村民代表，将一面写有“党的好助手、群众贴心人”的锦旗送到电视台，感谢《新闻快报》栏目客观报道了他们因纠纷而影响浇地的问题，促使存在多年的老问题得到解决。市领导也很看重这个栏目，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市委副书记石玉春同志多次勉励我们把《新闻快报》办成贴近实际、注重实效的名栏目。该栏目不负重望，被评为20__年全市名栏目，全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 总之，舆论监督栏目在邢台广播电视领域落地开花，让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对栏目为何如此受到领导重视、媒体关注、群众欢迎的现象进行了积极研讨，一致认为： 一、作为党和政府功能的拓展与延伸，舆论监督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好结合点。开展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选择那些“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握好党和人民利益的结合点。舆论监督影响面大，它不仅涉及到被监督的部门和个人，而且还涉及到舆论导向的问题，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就是要“帮忙不添乱，敢言不越位”，关键是要选准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事件和问题，同时，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是舆论监督的根本出发点，应着眼于改进工作，心中时刻想着大局，切切实实把度把握好。去年非典期间，针对城市角落存在的不良环境以及部分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有悖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展开报道，受到领导重视和各界关注，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又如今年2月15日，家住园东小区的居民们向《行风热线》反映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享受不到物业管理服务了。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园东小区深入采访，并以《小区居民不满物业收费，物业公司停止提供服务，园东小区居民被垃圾困扰》为题报道了此事，消息播发后，负责园东小区物业管理的市城建开发物业公司高度重视，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征求意见，并于3月13日晚召开业主大会重新协商小区物业收费价格。这家物业公司的经理表示，即使业主不交服务费，他们也要坚持服务，他们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住户的满意。3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园东小区采访时，发现堆积在楼前的垃圾已被清扫一空，小区内的环境焕然一新。 二、搞好舆论监督，在制度层面上还要加强完善和创新。搞好舆论监督，一方面要确保其导向和实效，使之切实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体现“三贴近”，避免经济利益驱动和一味追求轰动效应，急功近利的不良现象，维护广播电视的权威媒体形象，另一方面也要从大局出发，充分尊重和激励采编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考虑和完善，建立有利于舆论监督生存的内部良好机制。近年来，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制度建设。一是重播重审制度，确保万无一失。二是节目审查制度，建立了由 局长任组长、主管宣传的副局长任副组长、各媒体负责人为成员的编委会，从政治和大局出发，加强节目的审查把关。三是建立全局每周节目ABC评审制度，加强节目的评议、评比。四是完善奖惩制度，对采编人员的稿件提供数量、质量进行量化考核。五是出台全局《舆论监督性节目播出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舆论监督性节目的运作机制。 三、队伍素质是搞好舆论监督的基础条件。舆论监督直面社会现象的是与非，因此，搞好舆论监督，对采编队伍素质提出了高要求。为此，我局着力通过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业务素质培训等措施，强化了采编队伍政治责任意识、法制意识、角色意识、质量意识，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道德观的培养，要求栏目组及其采编人员时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目标提高自身素质。在具体报道中，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把个人恩怨、好恶色彩带入报道，不充当个别利益冲突的工具，努力树立关怀弱势的人文精神和不阿权贵的独立品格；要树立法制观念，充分重视发挥法律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在舆论监督中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树立角色观念，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作为推动舆论监督工作的内因，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加强修养，在自身的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所必需的角色观念，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争得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的理解和配合，使舆论监督工作充分展现其原动力，确保舆论监督健康、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树立质量意识，提高对新闻线索的高度敏锐性，以高效到位的舆论监督引起公众的关注，得到党委、政府的充分重视，有效的引领舆论导向，促进矛盾的缓和和解决，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我局在积极总结开办舆论监督性栏目，实施有效监督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了舆论监督性栏目的创新和升华。 一是充分整和广播电视媒体资源，加强媒体联动，力求形成合力。针对局属各广播电视媒体、传输网络等单位在业务上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巨大合力，充分发挥出广播电视的整体优势，我局进一步提出了对广电资源重新整合，形成媒体联动优势，并首先在《行风热线》实现电视播出上进行可行性尝试。即通过《行风热线》节目同时在有线电视频道直播，并配合该栏目系列跟踪、反馈性栏目《热线追踪》《热线回音》实现电台、电视台有线频道同时运作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行风热线》节目的影响，增强监督实效。 二是扩大监督面。随着“行风热线”工作的发展和知晓范围的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为满足群众的需要，从20__年起，“行风热线”在原来参与部门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林业局、文化局等8个职能部门，参与部门由28个增加到36个，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新闻快报》则随着其运作方式的逐步完善和成熟，正在尝试加大政法系统的报道力度，特别是对案例的报道，力促使执行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完善各项制度。1、市级领导走进直播间实现制度化播出。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有关文件，并对市领导走进直播间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保证了市领导走进直播间的经常化。2月12日，在防止禽流感时期，副市长任保伦走进直播间就我市防止禽流感的形势和措施同听众进行沟通交流，为群众解疑释惑。3月30日，正值农村春耕备播时节，任保伦再次到直播间就农民十分关心的“三农”问题及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同听众进行对话，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2、实行回访反馈制度。“行风热线”旨在解决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办事实、办好事。为使群众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对部门热线中接听问题的处理情况实行反馈制度，定期反馈处理结果，加大监督力度，并根据反馈情况，回访听众，听取听众对问题处理的意见和满意程度，对部门实施二次监督，使群众问题得到解决。3、为保证节目质量和问题解决落实效果，“行风热线”对参与部门实行考核考评机制。节目组聘请20名热心听众，坚持每天对上线领导的业务水平、服务态度及部门对“行风热线”工作的重视情况进行评定打分，节目组也每月对部门作出综合评定，测评结果每季一公布，从而有力促进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 四是创新报道形式。1、增强报道的现场感、突出时效优势。《新闻快报》努力突出“快”的优势，如接到线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有时还赶到了110、120之前到现场，不仅增强了报道的场效应，也进一步赢得了群众信任，西崇礼街居民回迁楼因楼房质量纠纷，打电话给栏目反映，记者1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早已等在那里的居民高兴地喊道，“电视台的《新闻快报》来了”。在了解情况后，欲留下电话号码再联系，院内的群众却异口同声地说：“不用留了，我们都知道，7301057。”“快”的优势还体现在播出时效上，采拍节目严格实现了当日播出。2、进一步增大跟踪报道、连续报道的比例。跟踪报道、连续报道是增强监督实效的有力形式，也容易引起群众持续关注，从而督促问题的改进和落实。 五是加强服务措施。1、各监督性栏目纷纷开辟服务热线，受理群众举报，接受群众咨询。2、坚持“走出去”，为各有关部门主动服务和接受监督牵线搭桥。为落实市委领导提出的“行风热线”直播间服务与深入基层服务相结合的指示精神，“行风热线”积极策划、筹备走出直播间活动，坚持每两个月走出直播间一次，深入到市区、厂矿、 社区、学校、农村。今年3月15日，“行风热线”同工商局、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一起，开展了3.15大型咨询服务活动，现场接受消费者的咨询和投诉；5月16日，“行风热线”冒雨深入到临城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向农民进行了宣传，受到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对两次活动“行风热线”都进行了现场直播。 广播电视论文:论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摘 要:浙江广播电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有许多创新之举。渠道、内容和资金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关键词: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一、引 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2]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着。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播出内容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内容的优劣决定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内容本身难以衡量和取舍,但内容所表达的价值观、功能定位应该是可以把关和把握的,广播电视的播出内容应该传达健康、积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体现信息传播、社会教育、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 浙江广播电视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无论是省级广播电视媒体还是市县级广播电视媒体,节目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公益性节目的比重持续增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12个电视频道和7个广播频道,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和精品栏目基本上都以公益性节目为主,如浙江卫视举办的大型新闻行动《五洲四海看浙江》、《创业创新在基层》、《走向蓝海》,荣获“全国10大创新创优栏目”的《我爱记歌词》、《江南》,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等民生栏目。广播的《阳光行动》、《浙江第一线》,分别开设了“厅长在线”、“向人民报告”等系列专栏,邀请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走进直播室,与全省民众开展在线交流,发挥了通达民意、沟通社会、化解矛盾的积极效果[3]。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还创新举办了中国电视观众节,开创了广播电视“为观众办节”的先河,每年吸引2000多万人次观众参与,被称为“电视的榜样”、“观众的节日”。此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风云浙商”、“浙江骄傲”、“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省十大民生工程”等年度评选活动,影响也比较广泛。 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专门开播了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立足全省、面向城镇、服务基层,体现了地方性、联办 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2007年9月,浙江广电集团实行浙江教育科技频道和浙江公共频道的整合运营,改版后的浙江公共频道收视率不断攀升,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节目。比如浙江最前沿的创新致富资讯杂志节目《新山海经》,浙江首创的电视流动舞台形式的平民草根互动竞技节目《流动大舞台》,浙江唯一一档房产装修舆论监督服务节目《房产装修我来说》,超大容量的新闻资讯节目《雪倩说新闻》,以及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浙江新农村“创业创富”大赛、“新农村冲击播”浙江特色乡镇全方位电视助推行动等品牌活动。 四、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兼顾效率与公平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公共财政供给难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依靠浙江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资金优势,并综合运用多种财税优惠政策。资金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与水平,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浙江省建立了对农节目服务专项扶持资金,从2008到2011年,用于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专项资金1500万元。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工程已纳入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政府每年投入2000万元予以保障。“户户通”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公司负责承担,省级财政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及用户个人共同承担。“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购置费由用户个人支付100元,其它由省财政补助。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直播卫星服务管理机构,承担了全省直播卫星设备的采购、发放、维修、服务等工作。 同时,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广电有线网络的运营主体,对已加入到浙江华数公司的市、县(市、区),主动承担其所属自然村、行政村有线联网任务的相关建设经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运用市场机制,不断增强经营实力,全力推进技术装备的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平台。2001年以来先后投入20多亿元,引进配置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16讯道高清电视卫星转播车和各类卫星转播车11辆,建成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演播厅21个,完成电视制作楼整体改造、广播5.1环绕声录音棚、卫视高清新闻演播厅和非编网改造等重大技改项目。计划投资启用50亿元,用5年时间建成“浙江广电传媒大厦”和“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两大省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成为迄今浙江省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广播电视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建设、内容生产和资金投入三大支柱,彰显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较好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广播电视论文:对广播电视档案的管制和利用探索 单位领导层面的人员要转变观念,从自身做起,明确单位领导者是进行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对单位的领导力度。结合单位档案管理的实际和需求,制定适用于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制度,规范员工工作行为。单位档案管理部门的领导要经常性地对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审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更正问题。建立档案管理责任制,将管理责任落到实处。并依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和规范标准,对单位内的档案进行归档范围和管理职责的划分,将重要声像档案的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重点,对日常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针对比较有专业特色的档案资料构建按照专业划分的归档管理制度,这为及时归档和保证档案的完整提供了很好的保障。要加强对广播电视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出同时掌握广播电视业务知识和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能力的高端人才。定时定期筹集一定资金投入到档案管理工作中,从点滴积累起来,使档案管理设施和技术越来越完善。转变观念,增强档案管理和开发意识广播电视档案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重要知识资源,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人员,从电视台办公室的档案管理人员到电视台领导层领导,每一个从业人员都要对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从思想上重视档案管理工作,重新塑造档案管理与服务的良好形象,让档案资料信息作为重要的服务公众生活的手段。可以加强与广播电视用户的交流与沟通,积极收集用户反馈信息,作为今后自身工作方向的指导,从多个层面满足社会公众对广播电视档案的信息需求。还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他们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耐心和责任心,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信息化程度为了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的信息化程度,首先要对广电单位内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做出合理准备和规划,在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新闻信息数据收集是基础,要搜集各种类的档案信息资料,并加以整理和归档。要确定选用何种应用软件,确定进行信息化系统管理和维护的方法;其次要在广播电视单位内建立和完善广播电视档案网络数字平台,将其重点放在功能性和互动性上。根据我国广播电视目前的状况,现阶段至少应该对在线咨询与答疑、档案查询与参考、杂志邮件及个性化页面等具有互动功能栏目进行开放和管理;实现信息化的重点是在档案管理多媒体信息系统中建立档案管理数据库,实现处理相关的文字和多媒体信息。在数据库中,相比简单的文字文件来说,图像和视频数据的存放、管理和使用等相对比较复杂和困难,所以要重点对数据库进行选择和建设,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程度,真正体现信息化给档案管理带来的好处。 广电档案中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声像档案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是广播电视档案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于其以旨像录制技术为基础,以传递丰富多彩的画面和声音为特点,一直是最具有史料鉴赏和文献收藏价值的档案,是电视节目中记录效果最好的载体,所以,对声像档案的管理工作是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档案管理人员首先要做到增强自身的服务意识,要积极了解当前形势下广播电视工作的各种新闻、政策和要求,培养自己开阔的思路和敏捷的思维,掌握当前广播电视大局,并建立服务大局的意识;要努力学习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知识经验,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和利用档案资源,充分了解各类档案信息,结合当时广播电视工作重点,敢于抢抓热、难点问题。对档案资料进行合理编研,使声像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和真实,也就是说要提高音像档案的利用率,在原有档案基础上创造性地挖掘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电视音像资源。广播电视档案是广播电视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广播电视事业得以向前发展的有利信息支撑。声像档案本身不仅具有重要的保存收藏价值,还能够很大程度地促进广播电视台的发展,加强广播电视档案中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主持人的情感控制的策略分析 1.前言 在当今社会,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即使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电视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节目的丰富性和不断的推陈出新,节目内容越来越新颖,所以节目主持人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一些主持人也被人们所熟知,比如白岩松、崔永元、王小丫、欧阳夏丹、孟非等一大批主持人。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除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节目过程中与观众互动,有效组织,还要具备较高的驾驭能力、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尤其是在直播过程中,更是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主持人的概念 节目主持人,是指在广播或者电视节目中,为听众护着观众主持节目的人。主持人不同于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他或者她利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个性,在直接面对观众的同时,要负责好组织节目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关联的整体。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是积极主动的,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有效的掌握节目,控制节目。 主持人的概念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真实的个人身份;二,代表社会公众形象, 其一言一行要为全社会负责;三,在节目的过程中通常使用第一人称;四,在交流的过程中要起到积极主导作用。 3.主持人应具备的素质 3.1语言组织能力 主持人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要通过语言传递信息和组织整个节目,所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是一个主持人尤其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是,主持人不是说的越多越好,而是要会说。所谓会说,就是指在恰当的时间和时机说恰当的话,这不同于能说,主持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倾听。一句话概括,就是指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3.2广博的知识结构 由于主持人可能主持不同本文转自的节目,而不同的节目就涉及到不同的知识面,比如天文、地理、自然、政治、历史等都有可能涉猎,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应付自如。 3.3驾驭能力和组织能力 判断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主持人是否很好的驾驭和完成节目的内容,能否淋漓尽致的表达节目的主题和意义。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就相当于一个导演,现场节目的控制,节奏的控制,气氛的调动都依赖于主持人。例如最近比较火的节目《职来职往》,节目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以来节目主持人。当应聘者紧张时,主持人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调动了现场气氛,缓解了应聘者的紧张心理。 3.4专业素质 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主持风格。白岩松曾直言他就不太适合主持娱乐类节目,而比较庄重的节目,比如,“感动中国人物”这类节目就非白岩松莫属。像这种新闻评论性节目就要求主持人机智大方,而像“非常6+1”这样的娱乐节目,则要求主持人清闲活泼。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可以说是节目的代言人,其风格和形象要符合栏目的风格和定位。主持人也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节目,同时,也要根据不同节目的特点,调整自己。 3.5语言技巧 主持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跟观众交流,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口语。而且口语应当亲切自然、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同时具备生活化。与此同时,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第一人称。在语言的运用上常常采用“我认为”、“我是这样想的”等这样的语言。 4.主持人的情感控制技巧 4.1建立情感联系 在节目主持过程中,要想有效建立情感联系,就要采用有效手段来提高建立情感联系的技巧。一个完整的节目,就要有起点,高潮和落情点。高潮应该是一个节目最核心的部分,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高潮节奏的控制。作为主持人,要事先了解节目的过程和节奏安排,才能在节目的过程中因时而异采用有效的手段。只有如此,才能赢得广泛的认同和赞扬。 4.2掌握诉求艺术 主持人只有对观众充满真情实感,能够深入了解和熟悉观众的艺术趣味和求美求乐的具体要求,才能够掌握高潮的情感诉求艺术。节目主持人必须在对节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位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观众的情感体验,丰富其创造性,从而为节目增添光彩,从而增加自己的情感控制。 4.3有效把握情感 节目主持人在提高自我文化修养的同时,还要提高政治判断能力和把握情感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够做到个人情感服从大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5.结语 随着各种媒体的快速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需要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主持人。而优秀的主持人就要做到具备良好的语言控制技巧、较强的主持水平和情感控制能力。作为主持人,就要充分了解节目的要求,全面提高情感控制的能力,一方面流淌出真情,一方面又要抑制住真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在节目过程中做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局民主评议行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省市县对民主评议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县广播电视工作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县关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要求，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力解决妨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推动广电行业加强作风建设，加快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为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目标任务 根据文件要求，我局行风评议的重点内容是： （一）加快职能转变，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以推动科学发展为着力点，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真正实现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自己的职能出发，积极主动地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坚决纠正不讲标准效率低下、不守规矩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提高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办理效率和质量。坚决纠正吃拿卡要、态度冷漠等不正之风。建立健全公开承诺制、首问首办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考核评议等制度，加强对公务人员履行文的约束，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三）积极改善民生，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惠民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自身职能出发，积极为群众、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抓机关带基层，加强政风行风建设。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领导机关带头狠抓工作整改，形成抓班子带队伍、抓机关带基层，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良好局面，切实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全面提升部门和行业的社会形象。 （五）推进政务公开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强行政权力监控机制建设。积极建设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抓好实施重大决策措施、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政务公开，加大办事公开力度。重审职权目录，优化工作流程，制作部门的职权目录和流程图；查找廉政风险点，划定风险等级，形成风险等级和防范措施目录，形成股级以上干部廉政档案，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重点工作 一是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和管理工作。凡省已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立即停止审批，防止出现管理漏洞。进一步规范审批行为。针对我局行政审批事项的性质和特点，简化程序，减少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规范审批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是开展行政权力廉政风险评估监控工作。 1、明确单位和岗位的权力。参照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清理出的权力，结合我局所担负的职责，进一步细化权力项目； 2、查找廉政风险点。对所行使的全部行政权力，采取自已查找、组织审定等方式，找出每一项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腐败的风险点； 3、确定风险等级。依据廉政风险点的多少和权力的重要程度、权力行使的频率、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等内容对行政权力进行廉政风险评估，按照风险大小确定为a、b、c三个等级，制定出我局“行政权力廉政风险等级目录”； 4、提出风险预警防范措施。要采取保廉承诺、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廉政谈话等多种形式，提高大家的防范和自律意识。 5、加强廉政风险管理。通过实行廉政风险公开，建立廉政档案等形式，加强对廉政风险的管理，促进我局行政权利运行监控机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深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 1、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根据我局修订后的《行政权利廉政风险等级及防范措施目录》，按照县委文件要求对流程图进行修订，方便群众监督。 2、认真抓好动态公开。严格执行重要行政权利运行登记备案制度，规范填报内容。 3、建立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长效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加强领导。局领导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支部书**担任，副组长由支部副书记**担任，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具体工作。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制度融入到权利行使的全过程，促进各项工作健康、规范、有序开展。 三是统筹推进。把“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干部作风建设年”、“机关效 能建设”、“民主评议行风”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实际效果。 四是加强督导。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局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协调，加大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力度，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广播电视论文: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的创新与实践 摘 要：本文通过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发展过程中广播、电视、网络深度融合的具体事例和创新做法，分析其在跨界传播、媒体融合方面的成功实践成果，引发在当下全媒体视域下融合创新、跨界创新的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全媒体;品牌平移;跨界传播;融合创新 毫无疑问，信息传播已进入全媒体传播时代，诸如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能否取代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是否消亡这样的争论尽管还在，但是人们显然更多地关注媒体之间能否跨界，不同媒体能否发挥各自的媒体特性，在全媒体传播中如何形成功能互补的问题，从而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和细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在全媒体的背景下，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服务，受众则变成了用户，传统媒体的升级在本系统内已经无法完成，媒介需要从内容到终端的全方位融合，将自己所控制的内容资源跨越本系统进行跨界增值传播才是真正的发展机遇。 一、传统媒体遭遇黑色星期五，fm99.9顺势而生 《都市快报》是陕西广播电视台有着10年历史的品牌节目，收视份额和美誉度一直位居西安市场之首。但对其日常的收视率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到星期五，收视率总会出现缩水。不是因为节目内容发生了变化，而是受众消费媒介的习惯变了。综合各方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到周末，都市的人群外出比例大幅增加，周末的媒介消费习惯完全和工作日不同，受众是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接触媒体。另一方面，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城市的扩张、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情趣的丰富，“在路上”成为人们新的生活形态。这说明，受众的移动化让信息碎片化，媒介空间化，如果一个媒介不能在某个空间中满足受众的某个移动的时间，媒介将很难准确的到达受众。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传播需要考虑在全媒体的视域下如何实施跨界传播，用不同的媒介形式覆盖不同的人群。从“在同一个时段能够覆盖更多的受众”的传统思路中跳出来，力争实现“在不同时段覆盖更多的受众”。于是，就有了以电视民生新闻栏目《都市快报》的广播版为主打的调频广播fm99.9的诞生。他的开播标志着当时的陕西电视台进入全媒体融合传播的新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跨界传播，跨媒体运作。fm99.9整合了以《都市快报》为首的电视新闻资源，以“最快的连线新闻，最范儿的心情音乐”为节目定位，全天24小时无缝播出。来自赛立信收听率调查数据显示：刚刚开播一个月的fm99.9迅速跻身西安上空近30个频率中的第8位，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个位次已提至第6位。fm99.9以其鲜明的节目特色成为全国第一个广播电视深度融合的广播频率。 二、最强dna打造的金蛋——fm99.9实现的创新实践 1.最快的连线新闻，n方通话的有效运用，让fm99.9迅速成为第一新闻广播。电视办广播，其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优势。首先，电视的资源，特别是对一档品牌节目来说，进行品牌的跨界移植和传播，天生的亲近感会让一个新的广播频率迅速成长。fm99.9的新闻节目基于电视版《都市快报》的资源优势，主打“最快的连线新闻”。《都市快报》的新闻热线83145678，每天有近两千条新闻线索，这对任何一档电视栏目来说，都是无法消化的新闻资源，fm99.9则通过整合现有线索资源和采编队伍，充分发挥广播做连线报道快速传播的优势，让fm99.9迅速成长为第一新闻广播。广播节目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又有转瞬即逝的传播特点，如何在第一时间尽可能把新闻事件的原声原貌客观真实的展示给听众，如何透过表象对新闻事件抽丝剥茧、进行深层次挖掘，让广播新闻连线更生动、情节更富有戏剧性，fm99.9将n方通话的模式引入广播新闻连线报道，凡节目中遇到有新闻点可挖的热线，编辑、主持人都会大胆尝试这一新鲜模式，对新闻进行进行式报道和延伸式链接。实践证明，n方通话系统模型是一种符合广播新闻规律，使广播新闻变得立体起来的全新模式。列举几个事例阐述n方通话在广播传播方面的优势。 2010年7月13日15时40分，接到新闻热线西安北郊有人持枪抢劫。fm99.9立即启动新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打破栏目界限，及时跟进、实时连线，以最快的速度，多层次多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现场直播，直至案件告破。在前方记者发回现场报道的同时，fm99.9还通过新浪微博及时传递抓捕抢匪进程。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腾讯网、网易新闻、西部网等19家知名网络媒体纷纷转载fm99.9的新闻内容，使fm99.9成功实现全国范围的网络传播宣传。2010年7月29日凌晨0?13分，一名从甘肃天水赶往西安治病的女婴被堵在西宝高速上，生命垂危。接到热线后，在fm99.9主持人的调度下，一场护送天水宝宝的“爱心大接力”在凌晨展开，西咸两地广大出租车司机、私家车主、医生、警察、120救护车听着广播将天水宝宝从高速公路一路护送到西京医院接受救治。这场连续四个小时的独家直播报道第二天就被全国各地30余家门户网站转载，西安晚报以整版篇幅对fm99.9此次报道进行追踪，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专程赴西安就这一事件制作专题节目。在fm99.9对新闻事件进行跟进是报道的同时，行业内又在对fm99.9的报道展开跨媒体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fm99.9的影响力，报道的成功也进一步验证了fm99.9在广大出租车群体、私家车群体中的广泛号召力与影响力，体现了n方通话这一广播新闻报道新模型的威力。2011年11月14日早7?40左右，西安太白路与科创路十字西南角嘉天国际公寓一层店铺发生爆炸，冲击波伤及路边公交站侯车人员和行人。fm99.9接到线索后立即启动突发事件报道应急预案，派出多路记者赶赴事发现场、医院进行采访报道。在最先做出广播连线报道的同时，通过fm99.9官方微博、西部网等媒体第一时间发出文字消息。全国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fm99.9的第一手消息，一时间使fm99.9成为该事件官方消息的渠道。fm99.9再次成功实现大范围的网络传播宣传。 2.最范儿的心情音乐，谁在听广播。谁在听广播?最主要有三大群体，一是出租车司机，二是有车族，三是学生。从听众的角度，fm99.9专门设置了一档《夜班taxi》节目，从晚间0点一直到凌晨6点，6小时大时段无主题节目，在其他广播频率轻视夜间节目，甚至放弃夜间节目之时，fm99.9看准夜间市场和机会，用频率主力团队强势开辟夜间收听市场，节目主动引导出租司机参与节目，节目中为出租司机解答政策、法律疑难问题，倾听出租司机讲述生活不易，化解听众愁苦，引导出租司机在节目中互相点歌、唱歌，成为一个有用、有趣的夜间听觉盛宴。现在fm99.9已经全国第一个夜间六小时大时段全时直播的广播频率。以《宿舍飙歌会》为代表的音乐娱乐节目在西咸两地的高校间引发参与热潮，《宿舍飙歌会》、《都市狂欢夜》等品牌节目的主持人微博每期节目的参与量突破千人大关，1个半小时的节目短信参与每期高达300条以上。其外场活动“全城热唱”、“校园歌喉战”听众参与热情高涨，活动现场高潮迭起。 3.经济类节目全新经营模式。fm99.9的各档经济类节目表现也甚为抢眼。《美食娱乐天地》送出了数千张白吃卡，每周一次“白吃团”活动运行。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听众表示愿意以“掏钱来陪吃”的方式参与节目的线下活动!房产类节目《都市新家园》在房产业界赢得广泛关注，节目嘉宾很重视参与节目的机会，每次前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都要求保存节目资料，而节目与嘉宾的良好沟通也使得这档节目目前积累了丰富的房产产业链资源，对进一步开拓节目内容打下良好基础! 4.频率活动、策划独具创新，吸引商家高度关注。开播以来，fm99.9还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目标受众的特点，策划实施了一场场特色明晰、受众参与度强的外场活动，深得目标受众——出租车司机及私家车主的广泛关注。 2010年2月8日、12月23日、2011年12月27日，fm99.9成功举办了三届“taxi新年联欢晚会”，共有约5000名的哥的姐现场观看了晚会的盛况。节目实况不但在fm99.9节目中播出，并且通过fm99.9官方网站，以及陕西广播电视台二套都市青春频道广泛传播，在出租车行业引起热烈反响，现在，出租车司机已成为fm99.9最坚定的支持者，fm99.9“taxi新年联欢晚会”也成为了出租行业的品牌活动。 2010年 “3·18”的哥王涛遇害案发生后，fm99.9专门印制了上万份安全提示车贴向出租司机发放。联合《都市热线——周姐帮忙节目》在广电中心门前举行了为的哥募捐活动，发动全城的的哥的姐和私家车车主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得到出租车司机及私家车主的广泛参与，活动现场频现感人场面.2010年、2011年6月，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两次主办 “爱心世园齐参与，爱心送考暖人心”西安世园会爱心送考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频率开通热线接受需要送考服务的考生报名，将报名考生与参与送考的广大私家车主及出租车司机进行配对，并在高考当天派出15路记者，全方位报道高考信息及送考活动。2011年7月开始策划并实施的宿舍飙歌会全城热唱之校园歌喉战，在西安八所高校举行针对西安高校的线下活动，选取每所学校的飙歌达人进行年度大pk，组成全新本地歌唱天团“玖立方”。在这些针对目标受众所设计的活动中，f99.9在稳固出租车收听人群的前提下，在私家车车主和学生中获得良好口碑及广泛关注。 fm99.9的创新之举，带来的跨界传播的受益也非同一般。它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内容上的支出成本，全天24小时开播的调频fm99.9员工不到30人，在岗位设置上fm99.9没有设置记者，一线岗位只有编辑、导播和主持人，所有记者都是电视版《都市快报》的记者，这样最大限度的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的技术优势，发挥不同媒体的协同效应，fm99.9把同样的内容根据不同媒体受众的不同需求多次利用，争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三，跨界传播也为广告客户拓展多元化的盈利渠道, 一次售卖，多次传播，使得跨媒体集团在价值评估方面比单一媒体公司更受投资者追捧。开播后第一年的收益就比原先翻了5倍，今年继续以20%的速度上涨。收听率也稳居西安地区广播频率第一阵营。 fm99.9在电视、广播、网络这三网合一方面的积极探索和优秀表现，在第三届中国品牌媒体高峰论坛上，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以跨界传播、融合创新的成功实践;n方通话打造最快连线新闻的独特报道模型以及开播以来的快速成长表现，被评为“2009—2010中国最具品牌创新力的广播频率”。 两年来我们的感受是，身处全媒体的时代，每种媒介都必须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功能互补，融合创新、跨界创新，最终成为全媒体产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台实施业务通道建设的关键环节 为了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的环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于2008年下半年着手全面推进实施员工多通道职业发展的建设工作。两年多来，在广播、电视的绝大多数部门中普遍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给员工提供了业务方向的职业发展通道，为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引导员工重视业务能力的学习和提高，淡化官本位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结合2010年在江苏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开展的业务通道推进工作，谈谈开展业务多通道建设的一点体会。 一、扎实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明确业务通道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 首先，认真学习《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业务通道员工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2009年度业务通道启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这项工作开展的各项细节。 其次，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分四步走：1.准备工作；2.沟通和调研；3.制定实施细则；4.报批和实施。 第三，梳理核对人员信息，为多通道人员模拟进岗创造条件。 第四，开展多通道工作培训。请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针对多通道的认识、多通道体系设计思路和典型案例三个方面，对中心100多名科以上干部进行了培训。 二、反复沟通，找准各部门实施的难点 2010年3月到5月，广播人事分部先后两次深入部门进行沟通调研。 第一次沟通，围绕5个话题展开：1.为什么要进行业务多通道建设；2.广播实施多通道建设步骤；3.总台专业通道设置；4.员工多通道进岗模拟；5.需要人事部门和实施部门共同完成的工作。通过第一次沟通，让部门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要实施，怎么实施，以及人事部门和实施部门的工作分工。 第二次沟通，就各部门在拟定的实施细则和人员模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深入进行讨论。就新闻广播部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老人安排问题和实施时间问题，各频率导播和行政岗位是否进入业务通道问题，广播技术部实施范围问题，形成初步共识，个别难题形成建议意见报中心领导和总台人力资源部研究决定。 三、将多通道建设作为促进员工业务能力提高的抓手 广播传媒中心员工行为短期化倾向较为明显，比较重视收听率、收听排名等指标，不太重视支撑这一数据背后的业务能力的学习和提高。为扭转这一不利于业务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趋势，我们在多通道上岗条件上强化了对持证上岗和专业技术职务的要求。 四、通过多通道的实施，提高一线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广播各部门在人才业务建设方面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像新闻广播部和生活广播部无论是各项管理制度建设、播音员主持人和记者编辑队伍持证上岗率都很高，说明该部门领导重视管理和业务能力建设。也有一些部门的员工对专业人员持证上岗和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视程度不够，需要该部门领导进一步督促推进。 五、条件设置上，岗位安排上要照顾好两个年龄段员工的积极性 广播新闻部和广播技术部有较多的在编老体制员工，一些老同志的能力体力已跟不上现在工作岗位的要求，一些老同志只愿承担他们份内的工作，对部门安排的其他或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不愿多承担。但他们毕竟还在工作岗位，且占据一定的高级岗位。由于指标所限，如果他们不让岗位，表现优秀的年轻人就没有机会。还有一些现在还未进入高级岗位的老同志，他们工作态度积极，业绩较好，一直对进入高级岗位满怀期待。如何实施才能正确处理好两个年龄段员工积极性的调动问题？我们在条件设置上，既安排了年龄条件，又给符合一定业绩条件的超龄人员安排了破格条件。对指标超标的部门建议为改革付出一定的成本，将已在岗的老同志作为存量保留。 六、坚持绩效导向和薪酬挂钩原则 让具备什么条件的员工岗位晋升？如何让上岗的员工永葆工作动力？坚持绩效导向的原则。以往职称与待遇挂钩的年代里，职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业务通道。职称评聘基本上以学历、资历、获奖、论文等硬条件为导向，且一旦上岗就要一直聘下去。发展成为职称评聘只与过去做的好有关，将来做的好不好无所谓。业绩不好的人，只要硬条件符合，要想晋升，单位还没有太多的约束手段。造成忙事的人没有时间准备材料评职称，评上去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业绩不太好的人。所以，不论是上岗，还是续岗，都要以绩效为导向，以业绩论英雄。 此外，业务通道与薪酬挂钩也是必须坚持的。一方面，在什么岗就拿什么薪（目标薪酬标准和基本薪酬），一方面，业绩达标的员工一定要拿到与同一行政职务相当的薪酬水平。这样才能淡化官本位思想，才有可能让业务好的人在业务岗位上大放异彩。 业务通道建设是一项长期坚持才能见效的工作，它的成功实施还需要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管理制度的配合，政策和制度还需要不断探索优化。 广播电视论文:浅析三网融合的推广与广播电视传媒体制内含革新 摘要 2010年是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之年。国家大力推进三网融合，对广电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传统、新兴媒体而言，是博弈也是合作。借三网融合的东风，广电将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以融合为契机，广电应加速体制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转变运营模式和经营理念，适应市场竞争和用户需求；以融合为平台，推动事企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链形成、“大媒体”产业融合。广电传媒正面临着革新开放的新纪元。 关键词 融合 多元 集约 分权 法制监管 市场化 融万物之钟灵，合天地之毓秀。宋朝陈亮于《书赵永丰训之行录后》有言，“天人报应，尚堕渺茫；上下融合，实关激劝。”融合，调和、和洽之意。融合与分离若即若离，影形相继，于多维空间内交错相织，架构而成多元世界。信息融合、文化融合、产业融合、人才融合、资源融合，“融合”一词已经融合入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等众多领域。传统媒体日趋向“大媒体”产业转变，时至今日，三网融合逐渐被人们熟知。所谓“三网融合”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化的说法，在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其表现为技术上趋向一致，网络层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无缝覆盖，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应用层上趋向使用统一的ip协议，在经营上互相竞争、互相合作，朝着向人类提供多样化、多媒体化、个性化服务的同一目标逐渐交汇在一起，行业管制和政策方面也逐渐趋向统一。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在全球化语境中，三网融合的稳步推进将改革信息、文化的传播形式及传输渠道，更对社会价值观的重组及整合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也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百花齐放搭建了平台。 三网融合是全球信息产生发展的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把它作为新一轮it技术竞争的重要内容。1996年，美国公布了《新电信法》为三网融合扫清了法律障碍，此法允许长话、市话、广播、有线电视、影视服务等业务向渗透，整个电信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准入许可。我国也较早提出了三网融合，2001年3月15日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网融合”，“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2006年3月14日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度提出“三网融合”，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建设和完善宽带通信网，加快发展宽带用户接入网，稳步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建设集有线、地面、卫星传输于一体的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制定和完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201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并审议通过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 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三网融合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2010年至2012年为试点阶段，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重点，制定三网融合试点方案，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不断扩大试点广度和范围；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基本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013年至2915年为推广阶段，要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主持召开了国家三网融合协调小组会议，会上通过了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明确了试点阶段主要任务和试点区域应有的技术管理条件。在试点方案中，广电总局独家负责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包括epg计费管理、通过有线网开展完整的互联网接入、数据传送和ip电话业务。对于广电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 大时代融合氛围中广电节目内涵的延伸与发展 河道交错，孕育人类文明；历史纵横，文化源远流长。智慧的火光照亮中世纪的漫漫黑夜。现代性在社会、文化领域复苏，引领着时代的变迁——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如先贤有言“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 ”。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思潮相互冲击，汇成河流，洗去蒙昧的泥淖，启示的浪花跃于历史的长河，短暂的一瞬，折射出万丈光芒。世纪的更替，轮回的流转，文化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丝绸之路绵延于无垠沙漠，交汇亚欧文明；茶马古道辗转于平原沟壑，通达古今。文化如溪水，潺潺涓涓，流淌至今，万物生。文化交流最浅白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是信息的互换，媒介是传输信息的桥梁。鸿雁传书，古道驿马，信息交互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在波折与撞击中，文明之光普照时代。21世纪信息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为民族沟通，经济融合，民主全球化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奇异的思想、先锋的理念在这“新时期”交汇，这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饕餮聚餐。合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原则，理性解放，呼吁创新是目的。作为信息传播的“前沿阵地”，广电在融合浪潮中的地位攸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与信息产业和其他一些优势行业企业相比，广电在开放的程度、市场化的程度、思想观念解放的程度都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缘于制度、政策、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关键的是观念的滞后。笔者认为滞后与先进本是相对而言，并没有精确的界限，滞后向先进的演化是历史选择的过程。人类的发展历史也是文明的演进历史，新世纪以融合为原点而推进的时代变迁，也是再文明的过程。在此再文明的过程中，广电的社会功能、传播功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电媒介既是向导，也是引领“解放”的先驱。【1】截止2009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3985套开路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有线电视网络400多万公里，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6.31%、97.23%。广电媒介在全国范围内的高覆盖率为新时期的再文明提供了物质性的保障，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跨风俗融合还有赖于三网融合的普及。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此外，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由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互联网的兴旺普及。全球化的过程对于不同民族而言是兼容、吸纳、创新的过程。近一步而言，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而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趋同逐异的后果是社会变迁，是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甚至会引起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举例而言，【2】当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选择”与取舍是化冲突为融合的有效途径。让新自由主义成为符合本民族特质的自由主义。互联网的普及是文化全球化的载体，正确把握经济需求和社会责任，促进虚拟与现实的共生在于取舍。广电传媒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低级趣味与雅致新颖的界定基于选择。对于不同文化内容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反向来看，有利于社会价值体系发展创新的文化内容是正确的选择，笔者认为，这是广电传媒在融合浪潮中履行“守门人”职责的要义所在。在日益视像化的人类生活中，广播电视充斥着喧嚣和肤浅，价值探求的淡化，深层思考的缺失。价值体系的完善和构建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要求，更是广电传媒自身在多元价值取向环境下取舍标准的要求。民主与法制为历代有识之士追求，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民主思想传播的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起，民生类节目兴起，互动的形式，平民化的视角让此类节目广受社会各界好评，百姓享有话语权，民愿民生得以反映。在多角度反映人们生活的基础之上，培养公民主动参与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是民生节目发展的新方向。客体与主体地位的转换才真正是民生利益的所在。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阴霾密布，万马齐喑。帝国主义的侵略，北洋军阀的独裁，压制进步势力，禁锢人们思想。新文化运动如一夜春风，吹皱死寂的湖面。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展开。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的思想广泛传播，开启民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思潮可以在这次运动中找到源头。创新是民族得以延续的源泉，创新是交融后的扬弃和发展。多元是融合的延伸。介于跨国界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世博会、亚运会的举办，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正逐渐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之间虽有撞击和冲突，但正是在“逐异”的过程中新锐的思想萌生。作为国家宣传机构的广播电视传媒，担负着文化外交、国际讯息交流的重要职能，在多元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应为多边交流搭建宽广平台。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剖析时事风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前沿思想，拓宽广度，吐故纳新。在中央台的引领下，积极开设国际频道，互换优秀专题节目、影视作品，可谓新时期的开启民智。如何在“文化壁垒”和“文化桥梁”的角色中自如转换是“新时期”广电面临的挑战。由于中国广电业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广电业的格局是按行政区划和级别建台，各自为政、分散发展。这种带有地方保护性质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作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广电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捍卫者，但是不能因为少数有反动倾向的激进思想而因噎废食。相反，提高政策容忍度，减少跨地域跨国界信息传播障碍，也许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途径。时期先进的西方理念、白话文运动对思想解放、清除封建落后礼教起到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业的根本职能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是广电传媒发展的内涵和准则，不能与“喉舌“作用等量齐观。有朝一日，当民主与平等遍及世界的每一角落，文化法制也许可以和政权机构分庭抗礼。文化领域的自由平等主要体现在话语权和知情权得以保障，政策管制的放松与法律条文的完善是由封闭到开放的过渡。【3】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出现一股政府对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放松管制的潮流。1996年，美国颁布《联邦电信法》，将放松规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法制的完善对于广电和政府而言应是“双赢”的，法律、法规比政策的透明度要高，法律、法规使我国文化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更具稳定性，也给予了广电更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与交互，它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现代通信和传播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由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技术手段形成了微波、光纤通信网络，克服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将世界更进一步地联结为一体。人们在享受信息资源的同时，信息爆炸、信息泛滥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信息缺乏管理或管理不善，信息的、传播失去控制，产生了大量虚假信息、无用信息，造成信息环境的污染和“信息垃圾”的产生。繁杂的信息干扰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降低决策效率，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是难以作出最佳决策。近些年日益兴起的“快餐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4】快餐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社会生活的激越节奏和激烈的竞争态势使得每个回到家中的人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脑子和身体同时得到休息，让思维去放松，让情绪在最简单最直白的状态里获得愉悦，因此，社会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必然形成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节奏加快，休闲方式增多，文化的“快餐化”势所必然。当然也不能否定快餐文化的实质就是文化含量稀薄,蓄意炒作、相互复制、膨化发泡的观点。笔者认为，把握“取舍”原则是广电传媒在一片喧嚣中紧跟时代节奏，稳步发展的关键。信息的利用价值应该成为取舍的标准。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文化传播应具有教化和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广电节目选材的锲子应当精准，内容应更有深度、针对性。避免全国电视节目盲目跟风，同质化低质化现象泛滥。凤凰县有线台在此方面有先见之明。《凤凰民营之窗》、《凤凰旅游产业》等一系列节目紧扣重大经济决策，对各类经济动态信息进行准确、及时、深层次的报道，使得经济信息能够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信息服务才刚刚开始，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产业开发价值，有助于节目经营，推动广播电视产业改革。合理的重组整合信息、趋长避短、化庸俗为雅致应该在取舍过程中得以体现。“多元”的含义是丰富的也是值得把玩的，信息的繁冗未必是多元；文化形态的多样未必是多元。笔者认为，多元在由“广”到“精”再到“广”的融合演化过程中产生，是创新的源泉，是集约的精粹。因此选择、整合、延伸的理念对于信息时代的广电传媒而言是值得秉承的。快餐文化是多数人的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或许也可以成为少数人的“简约文化”。 二 三网融合环境里广电传媒内外管理体制革新 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对外开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观念的改变，给传播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广电传媒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期，以体制改革、数字化和产业化发展为标志，以体制上从计划事业型向事业产业转型，技术上以模拟技术体系向数字技术体系转换，功能上以传统传媒向现代传媒转变为主要内容。广电体制改革在整体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电体制就是指广播电视的组织制度和体系建设；广播电视制度，是指由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广播电视基本性质、广播电视基本目标等方面所构成的体系。【5】有学者认为，广电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广电生产力是信息生产力。与之相应，广播电视体制就以一种生产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研究广播电视体制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体制研究，寻找能够合理促进广电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国广电体制凸显了广电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制度相适应。体制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壮大，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问题。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与行政区划向对应的。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计划体制色彩，现行广电体制特点如下：首先是国家所有，政府主办；其次是管办结合，二位一体。各级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职能，又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监管者，承担着“管”的职能，集宣传、事业、管理三种职能于一体，对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负责；再次是四级办、分级管，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管理上实行“条块结合，以快为主”。即省本级及省级以下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接受上级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与本级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体；最后是公益性、各级各类广播讨电视台是以实现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的事业单位，不是营利性组织。不难看出，我国广电机构格局基本上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设立，管理高度集中，部门旁多，就目前来看，形成了以省级广电集团为基本单位的“诸侯林立”格局。走过80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广电体制有其传统的优势。四级办、分管的模式促使广电能够比较有效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实现广电媒体作为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功能，保障意识形态的安全，保障人们享受公益型信息服务的权利。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广电体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广电媒体作为事业机关和宣传机构的功能。强有力的具有高度行政依附性的广播电视体制，在实施大的事业项目时有利于统一认识、集中精力、快速有效的推行和完成计划。当然，弊端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广播电视格局上看，广播机构不能突破行政壁垒，散滥现象无法根治，发展空间饱和，层级矛盾突出。“做大做强”是我国广电业的一个梦想，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发展广电业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上看，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多头管理；电视管理机构的数量也十分庞大，这就使得广电管理的权限过于分散，层级过多，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率低下。我国的广电体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正在从原来适应广电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转向不适应广电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是阻碍广电生产力的发展。广电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时代的要求。 任何一种改革或改良都与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广电体制改革亦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是广电体制形成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广电业的格局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政治需求决定的。中国广电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是政治体制决定了广电体制的面貌和结构，广电体制为政治体制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广电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计划体制下的高度行政化管理体制有利于党和政府对广电机构的直接控制，有利于保证宣传效果和意识形态安全。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资源，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有利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快速推进我国广电事业建设。在“新时期”里，各行各业在技术、理念、管理体系等方面全面升级。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和广电产业的发展，行政壁垒不利于广电节目的流通、体制内部的更新。虽然广电集团也通过各种形式尝试进行跨地域运作，但是行政壁垒依然难以逾越。各行政区划内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展空间区域饱和，层级矛盾突出。高新技术，特便是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广播媒介在节目制作、传输模式、覆盖范围、商业模式上都有很多异于传统的地方，轻松逾越行政关卡，因此新媒介从经营、管理、运作多方面向广电提出挑战。笔者认为，职能集约转变、机构精简是广电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建构法制化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对政府职能的“分权”。严格准确的执法，对相同的管理事项、同类的管理对象进行普遍调整。减轻政府对广电体制的监管职能，凸显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即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亦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壁垒，为广电提供更宽阔的发展空间。媒体集团化背景下的新两级办电视是广电传媒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举措。两级管理体制是广电业发展初期，对应于大行政区划逐步建立起来的；多级管理体制对应于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体制；新两级体制加强了中央和省（区）两级管理权力，减弱了市县广电局的管理权力，以期提高管理效率，给广电产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具体阐述，两级模式对于各地方广电来说，可能意味着堵上了一扇进入新媒体运营的大门。因为即使地方广电可以建设播控分平台，但分平台必须使用总平台的管理体系、用户服务体系，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广电的权限。两级模式，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和各地方广电合作的机会。iptv、3g手机视频牌照的机构往往很强势，而在两级模式下，各地方广电自建播控平台的热情受阻。这样，电信运营商可以绕开iptv、3g手机视频牌照商，而与各省级地方广电开展合作，出钱出力建设分平台，开展相关视频业务。这是符合大媒体融合需求的。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地方广电局，地方政府、地方党委宣传部的权限也应受到一定限制。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可以由逐渐完善的法制部门承担，宣传文化部门、机构与地方广电机构形成地域性的媒体集团，直接受控于。精简机构，缩短节目融资、制播、审核的过程，以节目的社会公益性为内在尺度，积极面对市场，强调节目的使用价值和“使用率”是广电在转型时期应注意的方面。此外，笔者认为，随着全球文化产业的形成，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媒体传播业的立法进程迫在眉睫，应争取把行之有效的政策提升到法律高度，保障文化事企业的发展。 三 三网融合浪潮中广电传媒运营体制的挑战和创新 电视业务是广电企业的传统业务，也是核心业务，是广电企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国内iptv用户数迅速增长，截止到2009年底已经达到460万，其中中国电信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给有线电视运营商带来了较大的冲击。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电信运营商将正式获得经营iptv的牌照，同时符合条件的电信企业，可从事部分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和传输。这进一步威胁广电企业的电视业务，使广电企业在三网融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由于广电运营商是政府事业单位体制，广电传媒缺少相应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全国只有少数广电运营商完成了“政转企”的转型，绝大多数企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电信运营商经过多次改革与重组，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在业务运营、营销、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具备比广电运营商更强的能力。此外，广电网络的整和程度较低，基本是省网层面的网络整合，大量的有线电视用户仍归尚未完成整合的县级的有线网络公司所有，进一步整合有较大难度。这无疑也增添了广电在三网融合后市场化运营体制改革的障碍。笔者认为广电运营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播方式的市场化，融资、传输的市场化。 制播分离是广播电视体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制播体制并不是单一的孤立体制，它本身就是广播电视体制中产业体制的一部分。我国广播体制正在从制播合一向制播分离的阶段过渡，民营电视制作机构不断增长，节目交换初具规模，制播体制改革的主体是制播分离，但是制播分离并不是制播体制改革的全部分。“制播分离”概念最早于20世纪初提出，是指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与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分别由不同单位负责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制播分离在封闭的电视发展模式上打开一个缺口。其先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制播体制改革牵涉到的电视市场有资本市场、生产市场、播出市场、流通市场、消费市场、调查市场等。制播分离的优势在于可以提高制作效率，节约制作成本，减少浪费现象，并且能够考虑到受众多元化需求。对于电视台来说，与制作公司合作，采用外包、委托制作、交换、贴片广告等方式从社会制作公司获得更为专业、成本更低的节目，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与制作公司合作，同时也有利于节目市场的成熟，制播关系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学者提出，在学界一片“节目多元化、社会化”的呼声中，也应区分“制播分离和制播分立”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制播分立”和制播“分离”的探讨不能妄下评论，必须在传媒产业化的环境中结合整个广电传媒的运作体制分析，多头管理模式是现行广电管理体制的特点。新两级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体制的革新。“事企分离”也许将成为广电发展的主流趋势。审核监管体系的完善应与“事企分离”同时进行。加强与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合作，进而与之融合，促进广电事业单位和传媒企业集团的分离，事业单位逐步向审核监管、宣传、舆论调控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也就是“制播分立、事业分离”。制播分离促进了电视产业进程，为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电视领域打开了一条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在节目制作和发行领域由政府和电视台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开始起作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全国性的节目市场和发行、销售网络。在节目领域率先打破地域与行政分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同时，引入分离模式，也有利于我国电视业与国际接轨，与国外的资本融通和节目交流将变得更加容易。制播分离首先在节目制播领域形成产业链，而这一链条也是整合电视产业链中的开始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 四 三网融合后大媒体产业的形成和广电集团的发展 【6】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媒市场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传媒领域内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还是十分僵化的，资金严重短缺和资产闲置共存。一方面难以利用闲置资产调剂收入、增加收入、扩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难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广电为例，环节壁垒森严，条块分割、条条分割困局严重，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我国自主创新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成了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立、设备产业化、规模试验、运营体系建立等工作，初步走出了一条以自主创新、民族工业为支撑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以产业化为方向，服务社会为任务，广泛融纳社会资金，反哺体制是移动多媒体占据优势的措施，值得广电借鉴。 经历了大致150年的历史进程，电信业和传媒业终于从各自分立的产业状态经过产业融合演变为新的产业形态大媒体产业。【7】大媒体产业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产业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产业现象，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是大媒体产业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三网融合”的条件下，电信业和传媒业的融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大媒体产业是一个跨越国家地区边界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运作，市场竞争和企业管理的产业体系。三网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显现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场比特引发的技术革命把“地球村”全面带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成为“村民”未来生活之一。其二，跨媒介，即大媒体产业涵盖了多种媒介形式，而且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还正在发生并进行着相互之间的媒介融合。三网融合最终将成为三屏融合，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排名前五的广告大国。自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出版社从105家发展到578家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图书产品从1.5万种增加到24.8万种。印数从3..5亿册增加到62.93亿册。近些年，先后建立近100家传媒集团分属报业系统、出版系统、期刊系统和广电系统。再次为跨产业，即指大媒体产业突破了原有电信业和传媒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打破了原有的相分立的格局，跨越了原先不同的产业范围和领域。 传媒集团的形成是大媒体产业业形成的必经环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广电集团化建设的市场环境仍未形成。【8】广电集团是指一个实力（或少数几个）实力雄厚的广电媒体为核心，以产权关系为纽带，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以及资产、产品技术、契约等多种形式链接在一起的媒体联合组织或利益共同体。广电集团化就是若干广电实体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联合、兼并、控股等方式形成广电集团的过程。也是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实现频道、节目、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有效合理配置，加强分工、协作，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过程。“四级办”虽然促进了我国广电初期的大发展，但是它也造成了我国电视格局过度行政化的现象。行政区划和级别的壁垒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经营管理，集团化恰恰是一种通过企业间的联合而形成群集经营效果的过程。它们可以打破企业之间的封闭状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广电传媒进入中国的方式将倾向电视节目和频道落地，与中方合作进行本土化节目制作等，直接和我国广电传媒业展开竞争。而我国的广电机构普遍规模不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竞争力不强，和国外的广电传媒企业比起来，实力相差甚远。集团化的形成有利于整体实力的提高，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为集团跨媒体、跨地域经营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中国广电产业的格局。举例而言，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的《第一财经日报》，就是先在集团内部形成“第一财经频道”和“第一财经频道”品牌后再与广州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推出。三大强势媒体合作，铸就了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地域报纸。“第一财经日报”的成功运营值得广电借鉴。截至2009年，我国付费电视节目达148套，节目市场化的大气候逐渐形成。有学者呼吁，付费电视节目应以内容为核心，资源的匮乏是付费节目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借助付费节目的推广，推进广电与互联网的融合。付费节目除具有鲜明的特色外，还应为受众提供实用、有价值的信息。互联网便捷、高效，渗透性强，做为多种信息呈现形式的载体更符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具有着广电和传统媒体难以匹敌的优势。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前提下，广电若与互联网合作，将付费节目以网络电视的形式制播，或许可以获多的盈利。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培育与探索 摘要：在探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以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为基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综合改革，建立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本专业的特色化发展探索新路。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学　人才培养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其中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是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不仅老牌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开办了该专业，一大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在红火的办学热潮中，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现状却不太令人满意。重庆文理学院于2003年在文学与传媒学院设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近几年来，文学与传媒学院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指导下，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教学改革、拓展实践培养途径、优化学生能力评价机制等方式，建立起较完整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该专业的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 一、课程改革：从补充到融合 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建设之初，学院通过调研相关单位的用人需求和收集学生的意见，增开了部分基础课程。但实际效果不理想，理论课开得越来越全面，面对市场多样的需要，及时调整和变动的能力太低，未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课时量的增加还挤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为此，学院注重实习基地的建设和毕业实习的管理。希望把社会生产实践作为专业教学和课程学习的补充和延伸。2008年初，配合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举措，学院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结构调整采取了变补充为融合的思路，充分肯定社会生产实践本身的重要地位，从一种相互融合的思路进行专业课程的改革。 1.课程类型多元化，行业专家进课堂。学院通过特定考核机制，遴选部分课程，聘请了一部分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进入课堂。由于学校远离省会主城办学，学院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意见，在该专业灵活开设短课程、微课程和学术讲座，让学生边学理论知识边昕来自社会生产一线的经验知识。 2.试行顶岗实习，培养双师型教师。为进一步增强该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建立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对接的良性机制，学院在二年级、三年级试行部分学生顶岗实习制。实践基地或者用人单位可以通过项目报批的方式，申请一定数量的学生直接到相关工作岗位去顶岗工作，由学校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在工作岗位上，学生基本能尽快熟悉业务。有效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另外，学校和学院各拿出一部分资金，要求该专业教师进入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企业学习或顶岗工作。如2010年暑期，该专业有3名教师分别进入《重庆晨报》和重庆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进行学习，时间为30天至40天。教师不仅熟悉了业务，也提升了能力，更新了知识。 3.整合院校两级课程，增强课程的广泛性。为了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学院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先后又进行了3次微调，一是在总量上压缩了学时学分，增加部分课程的实践环节；二是在保证该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将专业选修课分为播音主持、报刊编辑、网络编辑三个模块，让学生根据兴趣与发展需求选择不同的模块；三是增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在学科专业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提供为公共选修课平台。 二、培养途径：从多渠道到全方位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改革初期，学院把重心放在课程体系和专业实践体系的建设上。在强调理论课堂教学的同时，注重拓展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内涵，多渠道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于此同时，除了专业教师，邀请学生管理人员、校外专业人士参与指导学生，将校园媒体和校外媒体相结合，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舞台，构建出一套学生大实践教学体系，力求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灵活开展多种实践形式。通过教研室研讨，对《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纪录片创作》等传统理论课程明确要求拆分出理论教学课和实训教学课时，分别制定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期末以项目制的形式交出作品。学院组织学生集中参加校内外重大活动期间的短期实践，例如如学校所在地重庆永川区的近几年的房交会、旅游艺术节和学院艺术节等重大活动，都由该专业学生承担了摄影摄像、新闻采写、网页制作与维护等相关工作。此外，学院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专业能力提升领导小组，由专业教师牵头成立了“新闻采写与选题策划”、“新闻摄影与摄像”、“电视纪录片创作”、“电视节目制作”等多个兴趣小组，一至三年级学生每学期参加一至二个小组。指导教师督促小组成员每学期独立或合作完成至少l件作品。 2.拓宽专业能力培育平台。学院以学生社团星湖写作社主办的报纸《星湖》、学生刊物《清风》、星湖网站以及校园电视台为基地，建立固定的校内实习点。经与其他学校和其他院系联系，把该专业的学生以学生通讯员的形式配备到学校各部门和其他院系，承担摄影摄像以及新闻采写工作。学生通讯员所采写的新闻稿件，经相关部门教师指导并经领导审核后。发表于校内外各媒体，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3.建立稳定的指导教师队伍。和改革前该专业学生指导队伍主要由该专业任课教师构成不同。经过学院的组织和挑选，建立了由一支稳定的学生能力培养指导教师队伍。专业教师主要负责学生兴趣小组和工作室的指导，学生管理人员协助指导学生报刊、网站和重大活动报道。负责学生专业技能比赛的指导，学校兄弟院系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相关教师负责对学生通讯员进行指导，校外专业人士根据项目要求对学生进行指导。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各指导教师都能尽职尽责，学生的积极性也较高，学习效果良好。 三、责任主体：从管理者到执行者 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因为压缩教学课时等问题涉及到教师的具体利益，曾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学生也不理解，觉得额外增加了很多任务。一方面要实现改革目标，一方面要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学院主张全员参与改革，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实行分层管理，责任层层落实；逐步引导指导教师的角色转变。 1.提高改革参与者积极性 学院在压缩原有课程课时的同时，让教师全面参与改革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参与到学生能力培养指导体系中。讲授课程仍然按照讲授时数来计算工作量，学生能力培养指导和训练则按照项目制，以作品、成果和质量来计算学习成果。在每项新的措施执行之前，学院组织相关师生召开说明会，阐明具体目标和做法，兴趣小组的有效运行和项目制的实施，以及校内外灵活的实践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在具体的管理中，改革方案的目标指标都分解到具体的个人，学院对系、教研室、兴趣小组、项目小组和工作室，对每一层级分别考核。 2.引导指导教师角色转变 该专业的大部分教师都注重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不够。学院有意识地引导专业教师进行角色转变，成为理论水平高、应用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通过外出培训、组建工作室、参加项目等方式逐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角色。在课程改革中，学院也鼓励教师大胆探索，在《电视纪录片创作》等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师就以pbl教学模式为基础设计教学方法。本课程的教师针对这门课程的具体情况，将基本的创作流程分为确定选题、进行拍摄、后期制作、成果交流、成绩考核五个阶段，将全班进行小组划分，按照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一般情况进行分工，分为编导、摄像、后期、场记、撰稿等。教师从讲授者变为学生探究学习的组织者，对每一个阶段和每个小组进行指导，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四、评价机制：从考试到考核 1.改革课程评价方式 配合学校的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工作，学院选择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部分课程作为改革的试点。在课程评价方式上，改变原来以书面考试形式为主的成绩评定方式，改革成绩构成比例，构建以项目操作效果为主的期末综合成绩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方式的变化意在引导学生加强平时的知识运用，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例如《电视纪录片创作》课程，改革前期末综合成绩的构成比例为：课堂讨论5％、平时作业5％、期中作业20％、书面考试70％，改革后为课堂讨论10％、实训10％、期中作业20％、影片评价60％。 2.推行成果评价方式 对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以及课程学习以外的学生应用能力培养项目的效果检验，学院变教师评语的评价方式为成果评价方式。学生的一部分成果直接接受社会评价，如校内外重大活动项目的成果、学生通讯员的实践成果、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成果以及工作室所承接任务产生的作品。一部分成果接受师生评价，这种评价是柔性的，通过受众信息反馈和受众调查获得。这部分成果主要是社团报刊、网站和校园电视台节目。另一部分成果由学院专门组织教师进行考核评价。这部分成果主要是兴趣小组、技能训练、学生项目产生的作品以及学生的课外作品。 学院组织成果评价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项目验收、作品评分。学生需要激励，学生成果展示，学院根据学校教学改革的安排。调整课时，将每学期的17周设为“学生技能训练展示周”，在这一周，通过技能比赛、成果展示、成果汇报、成果交流等形式，对学生作品和训练成果集中评价和验收。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教师，都曾碰到了很多新的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年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模式思路是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在借鉴其他院校改革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实践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现状和规范研究 摘要　本文以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中不规范现象为例，分析主持人语言失范的自面效应，并提出提高主持人语言素养的策略。 关键词　广播电视　节目主持人　语言　规范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在国务院随后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普通话的内涵得到完整的表述：“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94年启动普通话水平测试，是语言文字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国家广电总局将普通话水平达标列入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上岗条件。2000年lo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首次确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视如需使用方言，必须经过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的批准。 普通话得到空前推广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广播、电视等有声传媒的普及。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水平代表了传媒语言的规范程度，应该成为推动全社会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窗口，并担负起重要的示范责任。时下主持人的语言总体上较为规范，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除了语言中频频出现的语音、词汇、语法的错误，另外还出现了外语化、方言化、杂交化、扩大化等语言问题，不能不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失范 现代汉语由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构成。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失范主要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1　语音错误和缺陷 (1)容易混淆的字词 汉语言文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多音多义字，有些因词性不同而发音不同，有些是因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而发音不同，如，《新闻快报》的主持人将“载(zai)重”读成了“载(zai)重”，将“应(ying)届”读成了“应(ying)届”，将“参与(yu)”读成了“参与(yu)”；《财经早8点》主持人将“悄(qiao)然”错读成“悄(qiao)然”，“拖累(lei)”错读成“拖累(lei)”；《1818黄金眼》主持人将“粘(zhan)贴”念成“粘(nian)贴”；《玩物创智》中把“头箍(gu)”的“箍”念成“ku”；浙江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快报》主持人将“绯(fei)闻”读成“绯(fei)闻”。 (2)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不分 南方人说普通话常见的错误就是平翘舌音不分，如z、c、s、与zh、ch、sh经常混淆，这些会影响听众对词义的把握。如《城市之声》广告中把好吃(chi)读成好吃(ci)；《旅游之声》的主持人将“路况综述(shu)”读成“综述(su)”、“迅速(su)”读成“迅速(shu)”等；《社区发言人》栏目中女主持人把“沧桑”的“桑”念成(shang)；《浙江房产报道》的主持人将“陈”读成了后鼻音；《整点新闻在线》主持人将“氛围”的“氛”读成了后鼻音。 (3)音变错误 这里所说的音变是指语流音变，即在实际语流中，前后的因素或音节相互影响，从而产生语音的音变，常见的有“一”“不”的变调以及轻声、儿化。如《小智热线》“一模(mo)一样”应该为“一模(mu)一样”；《旅游之声》：“一辆”读成了第一声。 2　词汇使用不当 词汇方面的错误和不规范使用主要体现在词语、成语的错用以及方言词语、网络词语的滥用误用。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具有稳定与演变两重特性。基于这两重特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也具有坚持与调整两重特性。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规范标准要以坚持为主调整为辅，要全局坚持局部调整。为了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妥善处理：哪些规范标准要坚持不变，哪些要做出调整；如果要调整，什么时候调整。而广播节目中出现的词汇应该反映了语言文字稳定、规范化的一面，应该是积极向上、正确常用的词汇。但由于收听压力或直播节目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主持人在使用词汇时还是出现了种种错误。 (1)词语、成语的错用 有个别主持人在使用成语时往往望文生义，词语、成语的规范化使用还有待改进。比如《新闻快报》的主持人想表达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结果用了“差强人意”(“差强人意”是说还能令人满意)；想表达某一阶层首先接受试验的，结果用了“首当其冲”(“首当其冲”的意思是最先受到攻击和遭受灾难)；想表达说话人理由充足、自信满满。却用了成语“信誓旦旦”(“信誓且旦”意谓誓言诚恳可信)；《早间新闻在线》主持人在结束节目时说“感激您的收听”，“感激”一词使用不当；《发靥发靥》栏目女主持人说：“不是关系所在”，应改为“不是关键所在”；《拨拨就灵，就灵就灵》“让那个贼有了威慑力”中“威慑力”用在贼身上显然错误。 (2)方言、口头禅以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 广播电视频道的一些自办栏目，因为要迎合普通大众的口味，或是本身节目的需要，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用语、方言和口头禅。虽然语言是开放的，跟随时代潮流的，但是过度泛滥的不规范用语也是需要广播节目重视并加以改进的。例如《快乐晚高峰》主持人经常夹带方言主持，在10月28日16：30——17：30一小时中共出现了9次方言，其中如“藏藏好”等方言语用法，城市之声主持人用“小姑娘家”、文艺频道主持人用“听拎清”等方言。 主持人的网络用词也非常泛滥，如《私家车下班路上》主持人用“够牛的”、“咪咪小”、“拉风”，另外还有“我觉得你在找抽”、“比较雷人的观点”等等。这会让部分听众听得丈二摸不着头脑，影响了广播语言通俗易懂作用的发挥。 同时，很多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多次出现“这个”、“那个”、“然后”等口头禅或是句子拖长尾音，直接影响了节目的流畅性和整体性。 3　语法不规范 广播电视中因为有很多是直播节目，主持人都是临场发挥串词，因此存在很多语法的错误和不规范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搭配不当。 大部分搭配不当的情况是动宾搭配不当，如《私家车下班路上》主持人说“大家一起将问题和困扰一起探讨与沟通”，问题可以探讨，困扰不能沟通。浙江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持人说“提高沟通艺术”搭配不当，应是“提高……水平”。其次还有中心语和修饰语的搭配不当，如《整点新闻在线》主持人说“有效地停放和管理，“有效”与“停放”搭配不当。《浙江房产报道》中出现“出台的政策更加激烈”这样的搭配错误，城市旅游之声主持人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安全的选择”，量词用错。 (2)重复累赘 重复累赘是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不仅说的人拗口，听的人也是百般别扭，对节目的流畅性有很大影响。例如“一起共同来关注”、“逐渐离我们远离”、“步伐不断停步”等等。 (3)缺少成分 由于某些句子较长，主持人在播音时忘记了定语的中心语，如《新闻快报》中主持人说：“针对部分产品中含有甲醛，……”句子中显然缺少了“的事件”这个中心语；浙江新何综合频道主持人说“探讨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应为“探讨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这是考验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也给主持人“说好普通话”增强了难度。 二、主持人语言失范的负面效应 1　影响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据对“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的调查研究，虽然媒体及受众对主持人群体的社会关注多于对其的职业关注，但是造成主持人负面影响最多的却是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如针对主持人语言能力的庸俗、方言(语言不规范)、口误，指向主持人气质风格的低俗、煽情、娱乐化等关键词占了60％，这说明主持人群体在职业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更容易破坏主持人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时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稍有纰漏，如直播时的一次口误、一个哈欠会立即影响到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2　影响传媒在受众心目中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作用 1998年印发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宣传提纲》中对推广普通话工作思路做了这样的表述：“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传媒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标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语音是媒介的声音形象，在全国人民中发挥着榜样和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受众如何正确使用规范语言。如果出现了过多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问题，将严重影响传媒在受众心目中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作用以及普通话长期以来形成的声望。 3　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语言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精神文明的体现。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因广播电视媒体无可比拟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社会上、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形成期的青少年而言。节目主持人的言语失范行为，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为了在竞争中求胜，提高收视率，一些主持人放弃职业的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甚而将这种低俗之风蔓延到了儿童节目中，已严重污染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4　滋长方言优越感 用方言播放节目，滋长了方言优越感，获全国百佳栏目的《阿六头说新闻》调查数据清晰地显示：观看该节目的人群结构25岁-55岁占有55％的比例，而这个年龄群体往往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具消费能力、最有决策权的人，也是广告商最青睐的目标客户人群。媒体宣扬的这种语言上的优越感，使城市的外来人口和非方言区人口，相对地就会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泛方言化的媒体节目在无形中不断提醒非方言区的人口：你不懂本地方言，你融不进当地社会，你无法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从而导致本地域受众文化上的优越感。 5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节目主持语言中“农民工”、“丐帮”、“城市寄生虫”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原则，人为地强化了不平等的意识，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觉醒，由主持人语言失范引起的这类负面效应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提高主持人语言素养的建议性策略 1　实施问责制，规范传媒语言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2006年12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通过《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办法，并于2007年4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达到一级甲等，其他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达到一级乙等。2007年3月22日，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印发《认真做好我省首部语言文字法规章宣传贯彻工作》的文件，对如何宣传贯彻《实施办法》提出了要求。 现在的社会普遍浮躁，传媒人员、播音员对自己的业务刻苦钻研不够，主持人的语言素质没有多大的提高和长进，而且缺少配套的业务培训制度。实施问责制在现阶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责任到人、严格落实的监督机制，对于减少差错、提高传媒的传播质量有着较好的作用。另外对于懒散懈怠不够敬业的传媒从业人员批评教育是必要的，必要时可以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和经济手段。 2　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主持人语言文化素质 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选择主持人只要有一张漂亮脸蛋、一个好听的“声线”就可以了，大多数主持人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训练，他们对语言在传播中重要性的认识还很肤浅。 从业务特性来说，主持人是语言工作者，他们的言语状态是业务水准高低的标尺。主持人的语音、语气、语调以及用词造句，不仅表现为外部形态。而且能反映出他的文化、思想、智慧、情操、审美等内涵，是主持人传达节目内容、体现个性和才学的重要窗口。主持人的语用方式比“照本宣科”的播音创作困难很多，不仅受内容、时间、环境的严格制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思维与表达同时起步。面对话筒、面对观众，一张口说话即抵达信息输出的“终端”，完全脱离控制。却又要对每句话负责。 主持人若要获得较高的言语技能，必须把练口才和练笔才看作同步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工作之余，进行积极有效的业务培训成为提高主持人语齐文化素质的必要途径。 3　辩证地处理直播言语与生活言语的关系 目前的节目主持中，主持人要正确处理直播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关系，不仅不能回到书面化、主持腔的老路上去，而且要树立播出用语口语化、生活化的观念，在剔除自然形态的生活语言不规范成分的前提下；注意汲取日常生活口语的营养。在坚持语用规范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语言既有积极的吸收，也要有坚决的扬弃，做到不媚俗、不奉迎低俗的视听需求，这是广播电视主持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广播电视节目最起码的审美要求。 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是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是中华千年文化发展的呈现，更是时代赋予广播电视工作者的重任。在节目主持中出现的语言文字不规范使用的现象警示着每个传媒人：优秀传媒人之路漫漫，其修远，还需上下而求索。广电节目主持人只有潜心学习文化历史知识，了解语言文字的渊源，提高语言文化素质，在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才能从根本上说好普通话，办好广电节目。 广播电视论文:谈广播电视信息传输系统的维护措施 摘要：广播电视节目的优质传输,最终目的是要带给观众精神上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本文结合实际,详细阐述了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与sdh设备的重点维护措施。关键词：广播电视；传输；维护 广播电视节目的优质传输,最终目的是要带给观众精神上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因此广播电视节目的技术质量就相当于是每个电视台的生命线,制作出高技术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固然不易,但是如果节目的传输质量不高,再好的节目也会大打折扣,严重影响节目的收看效果。以下从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与sdh设备的维护两方面阐述如何加强广播电视信息传输方面的管理。 一、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措施 1.传输设备日常维护的特点 先导性 宜防微杜渐,毋亡羊补牢。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在线安全性 传输设备都是在线设备,而各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越来越长,很少有维修、维护时间。这就要求在日常维护、维修前要做好周详的计划,考虑好应急措施,这样才能对在线设备进行维护,以确保安全传输。 群众性 调动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提高预防意识,补漏拾遗。 平凡性 日常的技术维护工作无名无利,琐碎、繁杂,往往感到麻烦、生厌,这就要求工作人员把个人名利置之度外,默默无闻地做好日常技术维护工作,细微之处见精神,平凡小事寓于伟大精神。 2.加强日常技术维护,以确保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 日常管理中,要坚持开好每周一次部门安全传输例会,对上一周安全传输情况通报及点评,其中对故障处理的方式进行详细的点评及总结,不断改进应急预案。同时,为确保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各部门要制定技术维护检修规程,并提出要求如下： （1）维护检修工作实行日常值班巡检与定期专业检修维护相结合的方式。 （2）技术维护人员应熟练掌握系统框图及信号流程,遇到问题能迅速查出故障点,进行维护检修。 （3）在检修中如需要调整设备,改动线路,应由分管同志仔细确认,并做好详细记录。 （4）维护检修完毕在机房工作日志上做好详细记录。 （5）机房维护检修工作实行日巡检、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制度。 （6）每逢节假日或重大播出时间,需提前做好系统和设备的维护检修,确保系统和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7）检修配电机柜等电源时,一定要至少两个人配合进行,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机房根据其工作特点制定有关专门的维护检修规程,都有具体的日巡检、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内容。按照维护检修规程,机房认真做好传输系统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及系统指标的测试,及时掌握系统信号通道情况,确保通道指标在规定范围内,使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以确保传输质量。不断总结完善数字传输的维护检修规程、应急防范措施,从而加强维护检修工作的条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3.完善的设备维护工作是安全传输和高质量技术指标的保障 在日常使用中,要遵循科学规律,对传输系统进行维护,力争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环境,以及各种设备的技术要求,制定了详细的设备维护计划。对在用设备采取定期清理维护的措施,制定了各种相关设备运行状态、时间、维护情况的一览表,使设备运行和维护工作一目了然。 为了确保传输质量,传输系统要注重技术改造工作。随着电视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设备不断涌现,其技术指标随之不断提高。要定期对传输系统进行测试,认真分析测试结果,同时做好老系统和新系统的维护工作。 二、sdh设备的维护 sdh光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是构成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特别是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规范的接口,灵活的复用方式,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维护,很强的兼容性,而普遍应用于高速、大容量的光纤通信系统中。sdh设备的维护可以分为例行维护和故障处理两部分,以下重点介绍故障处理的维护方法。 sdh设备的维护可以分为两类:在网管中心使用网管计算机的网络维护和传输机房内的设备维护(网元维护)。 1.网元维护人员的故障分析方法 网元维护人员故障分析的基础是设备告警指示灯反馈上来的告警信息,由于设备和单板反馈上来的信息较少,分析、定位告警的难度相对来说较大,因此要牢记各告警灯闪烁所代表的含义,在日常维护中要时刻关注告警灯的闪烁情况。 首先从整体上观察设备是否有高级别(危急和主要)告警,这一步可观察机柜顶的告警指示灯。不过注意,只通过机柜顶的告警指示灯,可能会漏过设备的次要告警(次要告警机柜项指示灯不亮),而次要告警往往预示着本端设备的故障隐患,或对端设备存在看故障,这时还需要通过观察各单板告警灯的闪烁情况,以分析、定位故障点。 在设备故障时,往往是设备的很多单板都是红灯闪烁,这时为避免混乱,分析的原则是:先分析线路板,再分析支路板;先分析告警级别高的单板,再分析告警级别低的单板。 2. 网络维护人员的故障分析方法 用网管计算机对设备进行监控,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性的信息,包括告警和性能,并能对全网络有一个整体的观察。这对于告警分析、定位是极有利的。但又面临告警、性能信息太多,无从着手分析的局面。对于这一点还要遵循前面讲过的分析原则:先观察分析高速部分(线路单元),再分析低速部分(支路单元);先分析高级别告警,再分析低级别告警。因为设备出现故障时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告警、性能事件,但只有其中几个告警是基本告警,与故障息息相关,可通过这些基本告警直接定位出故障点。还有一些告警是由这些基本告警衍生出来的,不能通过它们定位出故障点。 3.常用的故障处理方法 通过单板告警指示灯的状态,或从网管计算机上观察到的告警信息,再结合告警信号流程图,就可大致定位出故障点。这时就可采用具体的方法来精确定位和排除故障。常用的故障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自环 对sdh传输设备而言,维护设备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自环。设备的自环有多种。设备外自环:检查对站端及光纤链路是否有故障。设备内自环:检查设备内部是否有故障。设备内自环又可分为:线路板自环;支路板自环;外围设备自环,分别检查各自的单元是否有故障。通过设备各种不同的自环,就可层层分离出故障点来,从而排除故障。不过自环时须注意:不要使接收过载,有时须用衰减器。 替换法 “替换法”也是一种常用的sdh设备故障处理方法。“替换法”就是使用一个工作正常的物件替换一个怀疑工作不正常的物件,从而达到定位故障、排除故障的目的。这里的物件,可以是一段线缆、一个设备、一块单板、一块模块或一个芯片。“替换法”适用于排除传输外部设备的问题,如光纤、中继电缆、交换机、供电设备等,或故障定位到单站后,用于排除单站内单板或模块的问题。 仪表测试法 “仪表测试法”指采用各种仪表(如误码仪、万用表、光功率计、otdr等)检查传输故障。 三、结论 安全传输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考虑传输工作不仅要考虑技术因素,而且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节目制作、存储、播出和传输的安全管理体系,最终安全优质地传送到广大观众的屏幕上,在这些方面还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产品农业建设论文 一.工作建议 1突出龙头建设 咱家集团5000万只肉鸡、维尔鸭业5000万只肉鸭、雏鹰集团400万头生猪、龙兴公司130万头生猪、洮北亚亨公司100万只肉羊和白城工业园区中绿粗杂粮等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的续建进度。同时，下大力气研究解决镇赉飞鹤、白城龙丹、盛吉生物等企业的满负荷生产问题，使其早日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域外客商来白城投资，重点在玉米、绿豆、花生、肉羊等产业上再启动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尽快把特色原料大基地建设成特色农产品加工大产业。积极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推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2完善联结机制 促进紧密合作组织各地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典型辐射等措施，鼓励农民不断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推进原料生产基地向“一乡一品”和“数乡一品”的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力引导龙头企业把生产经营重心由加工、销售领域向原料供给领域前移，采取签订订单、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合作模式，加快培育建设一批与企业加工需求相适应的原料生产基地。 3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引导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树立“品牌经济”意识，鼓励和扶持具有过硬产品质量和较强经济实力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和申报工作。借助域外招商引入的“飞鹤”、“龙丹”、“雨润”、“金龙鱼”等中国驰名商标，加快开发彰显白城特色农产品品质特征的乳产品、油产品、米产品、禽产品等知名品牌，精心培育展示白城地域优势的优质大米系列、高档白酒系列等知名品牌。 二.为加快发展白城市绿色农业 建设吉林西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基地，特提出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加大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强化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针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原料收购时间集中、存储周期长、需求量大的行业特点，制定特殊的信贷支持政策，尽最大努力满足加工企业贷款需求。在税收政策上，建议国家对白城这样地方财力非常薄弱、无力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放水养鱼、给予和落实扶持政策的地方，再给予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二是建议加大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对白城市册外地和新开发的耕地给予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借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外，建议国家给予白城地区各项补贴配套核查管理资金，以维护农村社会安全稳定。三是建议加大对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全市土壤耕层沙化、碱化、干旱的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力量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低下，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对白城耕地面积大、单产水平低、后备土地资源多等实际情况，对白城这样的粮食增产主体区加大基本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白城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推广应用技术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增强国家粮食食品安全。 作者：赵英杰单位：洮南市向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信息传播学论文 1农业信息传播的意义 农民在接受信息之后对其进行筛选，接受，实施，从而将原先固有的传统生产方式更换成科学的现代技术，使之提高经济收入。农业信息传播的途径多样化，大到国家、科研单位，小到农村合作社、服务站甚至农村信息员、农民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 2沟通的作用和环节沟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把沟通当作一种取得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沟通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思维方式多样化。农业推广的开展即为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沟通的过程，推广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农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农业推广工作中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和农民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在沟通中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的心理着手，和农民交流朴实热情，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关心农民的生产情况、采用技术情况、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农民建立感情并与其做进一步的交流。让农民接受采纳新技术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最终目的，沟通的第二步便是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生产中碰见的难题是什么？善于启发农民提出问题并及时给与农民可靠的市场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和为其排忧解难。 3农业信息与沟通对肇东市农业的影响 3．1肇东市简介 肇东市，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有耕地面积378万亩，2010年肇东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又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3％，乡村农业信息站108个，农产品信息协会121个。 3．2农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 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最终接收者，农民的理解及接受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取决于实际的成果。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科技含量少，农业市场信息闭塞，我们应当加强农业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信息传播工作的核心重点。肇东市将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大力发动政府部门、单位对其进行投资，广大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加快了该市的农业信息化步伐。 3．3沟通是农技人员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据了解，肇东市五站镇东安村有500公顷地，由于平时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居多，劳动力强度低，农业技术员韩晓艳表示，作为农技推广人员必须有过硬的本领和知识，为了让农民信得过，先函授取得了植物保护的大专文凭，而后还参加了各种培训活动，最重要的还是要深入基层和农民打交道，了解农民的需求，当先进的农业技术效果在地里有扎扎实实的成果，周围的乡邻就会主动过来取经。农民作为中国农业推广对象的主体，与农民的直接沟通了解对搞好农业推广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从韩晓艳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想要通过沟通来提高农民学习的自觉性，首要前提是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认知，让农民产生尊敬、信赖感。其次农推人员应具有平易近人的形象，能够针对农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效的沟通，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提供并传授相应的技术给农民。农民朋友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能够给出相应的对策，解决疑问。推广工作中农技人员和农民的交流，这期间所有的环节依靠的都是“沟通”。没有沟通，推广的内容难以被农民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就难以推广。李道亮表示农业信息传播与沟通作为农业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信息传播，农民可以快速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肇东市信息服务站的建立为农民了解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提供了切入点。 作者：吴曼莉严峰黄瑜李远颂单位：海南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人才培养模式下农业科技论文 一、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规模相对较小 配置和分布不合理。四川省目前农业科技人才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仅为0.53人／1万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浙江省杭州市农业科技人员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为7.33人／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为28.73人／1万人，以色列为140人、美国为80人、日本为75人。四川省拥有高级职称的只占农业科技人才总数的21%。在配置上，拥有高级职称的农业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市、县（区）两级，而乡、镇一级则极为奇缺；在地域分布上，成都、绵阳等条件好的地区科技人才相对较多，而凉山、阿坝、甘孜州等条件差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人才匮乏；在专业结构上，农学、畜牧类等传统产业的人才比例较高，而生物种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花卉苗木等新型产业、行业和新的领域，高层次人才则少而又少。 2.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缺乏 在四川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中，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十分短缺。特别是具有战略视野，敏锐把握学科前沿，能带领团队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的农业科技杰出创新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匮乏，占农业科技人才总量的比例较小，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较为缺乏。从学历层次看，全省农业科研人才中学历层次不高，研究生学历比例仅占16％；从职称结构看，中高级职称虽占到半壁江山，但高级职称比例仅为2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农业科技发展，学术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高素质人才更显得缺乏，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 3.缺乏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队伍 现行科研单位考核和激励机制主要侧重科学研究原始创新（成果及论文）。尽管近年国家、省均把成果转化提升到重要位置，但对科技人员考核和激励机制尚未作出重大调整。长期在基层从事转化示范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存在职称晋升和学术地位提升以及收入待遇的后顾之忧，专职或主要从事成果转化的主动性不高，转化成果的能力提升困难。目前转化工作成效突出的骨干，通常也是科研创新的骨干专家，在创新与转化双重工作的重负下，队伍难于稳定。 4.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 农业行业条件艰苦，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技术推广都很辛苦，农业科技人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其他行业低，生活和工作环境条件差，导致不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跳槽到热门行业。加上农业科技单位的机制陈旧，激励机制不够，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困难，从而加剧了人才流失。近年来，非农业部门争夺农业科技尖端力量，也形成了多部门对优秀农业科研人才的竞争。特别是一些农业科技带头人相继离开农业科技系统，造成人才外流。据粗略估计，四川省每年农业科研人员的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以副研究员以上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流失为主。 5.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培养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不足 当前四川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专项资金，如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农业三项工程等各类农业科技专项扶持资金等。尽管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量逐年递增，但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仍然较小，相对于农业科技发展需求尚存在很大缺口。一是中央财政投入缺口较大。中央财政对市州一级农科所及省级地方创新团队建设一直无资金支持；二是省级财政投入不足。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年投入仅1500万元，远低于发达地区年投入上亿元的投入力度；三是农业科技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体系、农民教育培训等基本上只靠财政投入，金融资金、民间资金的投入量很小。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特定的培养主体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明确的目标，为系统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和培训的制度安排、投入保障、评价激励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总称。从一般意义上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成的核心包括:培养目标设置、投入保障、激励机制、培养环境等内容，其中培养目标是核心，其他内容都是围绕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基于这个一般的理论框架，构建适合四川实际情况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一）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目标 1.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研发人才，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形成领军型拔尖人才、科研骨干和后备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 （1）农业科技创新领军型拔尖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为重点。通过国家和部门农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四川省实施的“天府英才”工程、“天府特支计划”等人才工程,以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一批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特别是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并结合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以任务带动人才培养，加速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加快培养能够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领军型农业科技创新拔尖人才。 （2）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强四川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在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中培养骨干创新人才。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四川，结合实施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等项目，以中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培养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同时,以农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农业战略重点产品开发、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依托，统筹城乡发展科技行动，培养、引进农业科技英才。 （3）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学科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应通过业务培训、学历教育、学术交流、专题研修、挂职锻炼、访问、考察、外派等多种途径，进行个性化培养。同时，建立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定期进修制度，鼓励和支持在职农业科技人员脱产学习、在职进修、到国外研修深造。 2.培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以中青年农业科技人才为重点，依托现有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型农业企业、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以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为载体，整合农科教、产学研各方科技资源，集成部门优势，统筹协调，形成农科教和产学研大联合局面，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同时，通过围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一批产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围绕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建设一批项目科技特派员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2）整合一支省、市、县、乡四级混合编队且较稳定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队伍，构建基地稳固、上下联结、技术衔接、协同实施的全国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新体系；基本形成符合省情、机制先进、结构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与激励机制。强化顶层设计，整合示范基地的各级转化示范平台和渠道，诸如科技110、专家大院、技术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科技特派员以及课题研发基地等，集结省、市、县、乡技术人员队伍，混合编队，构建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团队和服务新体系，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3.培养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1）围绕四川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目标，依托现有农业职业教育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县乡农技推广人员岗位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培养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提高农技人员使用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特别是共性关键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能力。同时，大力实施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计划，分期分批选送基层农技骨干到高中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研修、深造，使基层农技人员每年接受一次集中培训，从而培养一批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2）造就一大批农业科技的推广经营型人才队伍。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科研人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中去工作，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经营人员的素质，壮大技术推广队伍力量。要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企业家。鼓励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4.优化科技人才成长环境 加大海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政策，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资源化的过程管理，加大吸引留学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资源。制定和实施引进海外人才规划，建立海外人才评价和准入制度，重点吸引农业基础研究方面的紧缺人才和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高级人才，重点引进其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有发展前途的拔尖人才。 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和农业后继者为主要对象，探索建立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实施“粮油高产创建”、“现代粮食产业基地”、“新增1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现代农业千亿示范工程”、“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等项目，以农业实用技术为重点，采取集中开展理论教学、现场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大众化普及性培训，培养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和良好发展基础、示范带动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投入 保障机制加强投入保障机制建设是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应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投入水平。提高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投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农业重点领域紧缺、急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创新创业基金，为培养、造就农业科技创新型人才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建立人才科研经费预算机制，列出专项资金解决农业科技人才的科研和培训等问题。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增加人才培养投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投入格局。优先支持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学者和研究小组，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结合，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研发机构组建、专利申请、新产品开发和科技合作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 （三）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开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潜能，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从四川的实际来看，要建立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公益性科研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收入分配与激励制度。要建立符合省情的、系统的、动态的、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制定以科研质量、创新能力和成果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按照工作岗位要求，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及其转化率、项目管理水平、服务农业的实际成效、农民满意程度等多角度评价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应确立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研发体制，并对研发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落实人才激励政策，采用物质奖励、精神鼓励、职务职称晋升、利润分享、提供学习培训机会等多种手段，激励优秀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留在农村、服务农业。采用多种方式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奖励基金，对卓有贡献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保护知识产权，使农业科技创新组织和人才获得合理收益。 （四）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的培养 环境建设良好的环境对于发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加大对硬环境的投入力度，如对科技人员给予适当从事科技开发的启动资金，重点实验室和关键项目尽可能配备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提供在工作职位、项目申请、经费支持等方面平等的竞争机会，形成公平、公正的科技创新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能够让真正有能力、有创新意识的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在工作中，提供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贡献不会被忽略并得到合理回报的工作环境；提供一个能够让科研人员专心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事业、没有心理和工作压力，以及太多因素干扰的心情舒畅、气氛宽松、管理灵活的科研环境。 作者：万志玲向平唐江云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农业学术论文:编辑加工农业科技论文 摘要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论文的缩影。要改好论文摘要，首先要掌握摘要的定义、特点、作用类型及写作要求，同时应特别注意：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避免开头冠以“本文”；不得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避免结构要素的残缺。用语简练、高度概括；注意摘要的准确性，不可加进解释和评论，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语；不用疑问句和感叹句；不得使用图表；不能有参考文献的角码。 1文字加工作者的来稿 中文字方面的问题是最常见的。对文字性问题的加工，一要按照国家的标准，使改动之处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二要注意文稿内容表达的准确性，使改动之处符合作者的原意。在编辑实践中，发现稿件中用字不规范的现象不少，主要有： 1．1形似字和同意字容易混淆致误 如，天－夭、千－干、磷－鳞、酯－脂，出错原因可能是作者在电脑上输入错误造成的。 1．2义近字 容易混淆致误，如，作－做、练－炼，因这些字含义接近，作者容易把两者混淆而出错。 1．3错用简化字 如，副－付、龄－令，实际上他们不是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关系，而各自都是规范字，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出错可能是作者书写时习惯用后者代替前者，而根本未注意到它们之间用法上的区别。作者稿件中文字出错的情况还有很多，作为编辑，应该把好语言文字关，加强语言文字修养，从识字质量上下功夫，弄清字的含义，掌握字的读音，进而了解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 2语句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语言文字表述 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简明。用词不当、文理不通就不能把所要表述的科学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农业科技期刊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要统一、规范。作物名称最好用学名，地方语言应改为专业用语。语法常见的错误有成份残缺、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编辑必须用心查出并修改这类错误。阅读时出声朗读是查出这类问题的途径之一。发现了问题，可以对句子做直接成分分析与句法成分分析。通过句法成分分析可以凸显成分残缺和主谓宾搭配不当的错误以便改正，直接成分分析可凸显定中、状中关系中的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错误以便改正。 3数字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数字用法 应严格执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均应该使用阿拉伯数字。应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二是记数与计量。应使用汉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数字作为词数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时，二是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使用连用，表示概数时，且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如二三米、七八月等。 4标点符号加工作者 在使用标点符号过程中最易出错的是当断不断，一逗到底，顿号、逗号常错用。有的作者将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应根据作者写作意图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以帮助读者弄清句子的结构，辨明语气，正确理解文字的含义。表示数值（量值）起止范围的符号必须使用浪纹线“～”，不用一字线“—”，以避免与文中或公式中的减号“-”混淆。 5计量单位加工 农业科技期刊应严格执行有关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和规定，全书必须加以统一，不允许汉字与符号混用。农业科普类期刊可以用汉字表示法定计量单位，但技术类期刊在表达量值时，无论是在公式中，还是在图表及文字叙述中，都应一律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法定计量单位应该用小写正体书写，但是L（升）是例外，要用大写正体字母书写。 6层级标题加工 内文的层级标题是文章的纲领，也是作者行文思路完整表达的体现，是导引和促使读者阅读全文的动力，一定要简洁、醒目，尽量避免转行和标点符号频频出现。文章的标题应注意前后照应，保持全书统一，标题层次应清晰，编号不应混乱。科技论文的标题一般不超过4级。同一级标题应反映同一层次的内容，其结构相同，意义相关，语气一致。 考文献是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标准著录的好处是：写、读方便；所占篇幅少，能提高录排工效，便于计算机存储、检索和输出，从而有利于文献管理和学术交流。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准著录应该包括作者、文题、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等。目前很多数据库都可以检索到文献原文或者摘要，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可方便地将必备项目补齐。编辑规范化是提高农业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方面，编辑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编排技术标准规范，掌握国家的有关出版政策和法规，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厌倦、消极心理，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使期刊编辑规范化，从而提高期刊的总体质量。 作者：艾力曼·吐尔逊艾尼瓦尔·买买提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农村科技》编辑部 农业学术论文:绿色农业科技论文 1.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连续多年加大对农业机械、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的投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举办观摩、展示活动,对农民进行现场培训。由于建设成效显著,该中心的基地已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集成示范基地”。此外,隆平高科国家级玉米种子研发中心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河南科技学院杂交小麦研究科研项目巳取得初步成效,这些都为济源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绿色农业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建成济源市植保田间观测场及应急药械库,梨林镇东部万亩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区,大略镇寺郎腰村3500亩的大葱种植基地被定为绿色农业防控示范区。健全了市、镇、村三级监测防治体系,成立社会化防治组织100余个,推广应用大型车载植保机械300余台,构建起了“监测预警准确、扑控快速高效、监管规范有力”的动植物保护体系。高产示范区全面建设。针对土地流转率加大、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等现状,济源市先后建成五龙口玉米万亩高产示范方,积城镇/j、麦万亩高产示范方以及多个千亩方、百亩方’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科技保障。 2.存在的问题 济源市农业科技支撑能力逐渐加强,但与农业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成果明显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二是农业科技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专家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尤为突出的是基层农业科技人才弓I不进、留不住。三是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农业生产、教学、科研、农民培训、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工作的衔接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整体合力。 3.意见和建议 一要抓好项目实施。持续抓好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活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三大重点工程。其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要围绕“小麦、玉米、蔬菜”三大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农业效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与认证、扶持政策协调配套,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二要加强协调沟通。农业技术教学科研工作要根据相关单位的性质、职能来谋划,要定位在全市的层面,加强彼此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做好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信息支撑、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撑。三要培养农业科研创新领军人物。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吸收一批高水平的高级农业专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四要开展农业科技体制创新试点。选择一批基础扎实、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开展综合创新试点。目前,济源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果蔬示范基地和玉米小麦新品种示范基地,已经被列为济源市种植业基地发展的重点,正在通过项目扶持增强其科技含量,起到示范带动效应。 作者：马正国单位：济源市农牧局 农业学术论文:乡镇农业经济论文 一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乡镇农业经济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十分快，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但在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乡镇农业都以快速的建设模式发展着，但少部分偏远地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中仍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模式，甚至有些乡镇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经济的主要来源依然靠政府扶持。另外，大部分乡镇地区的人均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小富则安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进取心。同时，部分乡镇人均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从而使农业经济生产经营模式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除此之外，一些乡镇地区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农业生产人员仍将注意力集中于作物的生产及现有土地的开发中，对以自然条件创造旅游业、餐饮业等完全忽视，大大浪费了诸多资源。另外，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经营理念接受能力较差，因此严重地制约着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 2乡镇农业人员素质低下问题 农业生产人员的技术及综合素质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内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员综合素质及技术水平调查结果发现，在乡镇农业发展中，绝大多数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农业生产技能，并且多存在着文化素质低下问题。据该项调查表明，被调查乡镇区域内，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农业生产人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文盲、小学文化的人员却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另外，随着乡镇形势的发展，大多数拥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人员纷纷外出务工，而留守乡镇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使乡镇农业生产劳动力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诸多结构体系因素下，使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乡镇农业经济基建设施不足问题 乡镇农业生产设施不健全是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就目前来看，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及机械化产业十分落后，且用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相对缓慢，使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初期阶段。另外，一些乡镇地区在农业产品经营时仍采用传统的直接销售原产品的经营模式，而没有经过深加工的产品相对来说在经营中处于劣势地位，使之乡镇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除此之外，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中仍延用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没有兴修水利设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 二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促进全国性经济发展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建设的速度。 1转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 针对于某些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的地区，首先要转变该地区农业生产人员的观念。打破农业生产人员经济靠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其利用农产品的再次加工吸引外资，实现招商引资的目的，提高其经济发展能力。其次，农业生产人员要充分利用地区性资源进行开发，并将农业发展的注意力由农作物的种植及现有土地的开发利用转移到开发自然资源上去，扩大农业生产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 2提高乡镇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农业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素质，同时在乡镇地区实行扫盲行动。另外，要在现有的农业生产人员中培养出多名优秀且具较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并由这些技术人员带动全体乡镇人员进行农业生产及经营，从而实现乡镇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培养，使自己成为综合性农业生产人才。 3加强乡镇农业基建建设 对于某些乡镇地区因基建不足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说，首先要加强该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兴建及购置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机械设备。其次，在农产品销售前，要进行再次的深加工，将普通的产品原材料加工成具有特色的精品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国性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时，首先要加强乡镇水利资源的建设，同时要加大先进机械生产设备的购置力度。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强化农业生产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农业生产人员接受新技能、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水平。 作者：杨鲲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乌奴耳镇农经站 农业学术论文: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一、1975——1990年西昌市土地政策与农业经济定量分析 1.数据及模型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引入的变量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土地制度、农业财政补贴、农业税，价格指数。其中，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衡量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基本要素投入对于产出的影响。劳动为当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资本主要以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土地制度、农业财政支出、农业税，以及价格指数主要解释了制度因素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土地制度以每年末转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比例来衡量；农业财政补贴，反映国家对于农业支持支持对于产出的影响；价格指数指标主要用于考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产出的影响。 2.计量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对影响农业经济水平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1）从分析结果来看，R方为0.989，调整后的R方为0.977，该模型回归拟合较好。 （2）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基本要素投入的变量土地，显著性水平为0.613，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土地要素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3）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村财政补贴，显著性水平为0.447，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财政补贴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4）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业税，显著性水平为0.135，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农业税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5）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价格指数，显著性水平为0.934，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价格指数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计划经济下，价格未能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粮食收购价格较为稳定，导致价格激励机制不显著。 （6）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中，仅土地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3，说明该因素对农业经济具有显著影响。1978——1984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由0%变为99%，总产出增长58.49%，而该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所带来产出增长贡献率为46.53%，即土地制度改革一项就贡献了产出增长的79.55%。 二、结论 1.明确界定土地权利 该统计结果表明，由体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西昌市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既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2.拓宽农业人口就业渠道 统计结果表明，西昌市农业人口每增加一倍，农业产出将减少4.6倍，在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业技术水平提升，机械化程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需劳动力将会不断减少。因此，如何妥善安置闲置农业人口，创造农业人口就业机会，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常高敏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信息化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1.1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导向作用 由于我国农村各个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信息闭塞，农民难以掌握全面的发展信息。因此，一些地区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确，造成了农产品市场短缺的现象。然而，农业信息化可使农民能够全面了解农产品生产、养殖业发展的情况，再通过综合分析选择出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完善农业生产结构，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1.2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需要先进的生产经验、管理技术作支撑。通过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能够更快地推广各种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的生产技术，从而为现代农业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创造良好的条件。 2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主要是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将先进的信息积极引入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有效结合起来。应用农业信息化技术能够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宣传和销售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效拓展现代农业的生产链，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发展中的风险，推动现代农业经济更好的发展。 3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扩大活动空间 现代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有效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拓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其中具体表现在：利用农业信息化能够扩大农产品的宣传范围，让其产生相应的广告效应；农产品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营销交易、结算，有效扩大农产品的销售空间。同时，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延伸农业产业生产的链条，吸引更多的人们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以更大的市场需求促进农业新品种的发展，从而有效扩大农产业的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促进现代农业经济提升。 4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 农业服务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能够更好的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构建完善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现代农业市场化水平。通过建设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可帮助农民掌握全面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为现代农业市场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系统的理论依据。强化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业发展。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够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情况，从而及时调整农产品的相关政策，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信息交流途径。同时，应用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政府指导农产业发展，有效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确保现代农业经济正常发展，从而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水平。 5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技术进步 在现代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全面的信息、先进的技术资源都非常重要，是推动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条件。在农业未来发展中，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资资源将会逐渐减少，农业信息化技术所占的分量将会逐渐提高。农业信息化将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使现代农产品的市场更加规范化。一项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一条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信息，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销量，从而有效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收益。 二结束语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正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以需要选择全新的推动农业发展的增长点。随着农业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业信息化的特点符合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要求，促使现代农业信息化成为了我国农业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现代农业信息化也是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选择，也是缩小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必要途径，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缑建芳栾奕史明映刘枫郎花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农业学术论文:多媒体教学农业概论论文 一、教学方法创新 1.多媒体教学 农业概论设计的内容很多，既有国内农业发展的介绍，也有国外农业发展的介绍。为了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教学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入电子元素。多媒体教学通过把图片、声音、文字等多媒体信息经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一目了然地表达了传统板书所不能体现的知识，节约了教师书写板书时耗费的时间。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多彩的图片、视频等资料增加教学容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营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而对于在传统教学中很难体现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地理区划等内容，利用多媒体教学既直观，又生动，不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弥补了教学条件的不足。当然，多媒体教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教师讲解时一味依靠多媒体，使得课堂气氛不理想，教师失去了主导地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将多媒体与传统板书结合起来。 2.实践教学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知识来源大部分来自教材，课外书和教师的讲解。而对于农业概论的教学来说，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农业生产过程，又有农业经营过程，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利用学校周边的农业研究院、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农业观光园、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通过参观、调研，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同层次、结构的农业设施特点；另一方面，也可带领学生深入蔬菜大棚，山间林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实际操作一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最新数据，弥补教材老化与区域不同带来的问题。根据贵州省农业生产实际，可在茶园、林地、烟草和中药材种植区设立长期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充分了解我省农业生产的特色和优势，进而学习更为实用的生产技能。此外，也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使学生完成对农业概论知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和巩固。 3.其他教学方式 除上课时，使用传统讲课方式和多媒体教学外还应该采取其他的教学方式，因时制宜，因内容而变，教师在深入理解课本知识的基础上，采用多样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以问引学、以玩教学、课程讲座等。以问教学指教师备课时，对教学内容充分了解后，总结出几个概括性问题。在课堂开始前就以提问的方式来对本节的内容做一个引导，让学生带有目的的去听，这样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去听讲。在课堂结束前进行提问，检验学生的课堂效率，把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又可以对上课内容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以玩教学是在理论性知识较少而实践性知识较多、又不能同时提供实践基地条件的时候，教师将教学内容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让课堂不再枯燥乏味。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与合作能力；课程讲座则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邀请行业专家、农业推广人员、其他专业教师等举办相关讲座，以拓展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将课本知识与实践良好结合。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鼓励学生举办讲座，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选题，通过查阅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讲座内容，向同学们进行课程讲座，这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对良好学风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对于课程作业的改革 在以往的教学中，课程作业教师多是布置几个问题让学生书面做答后提交，但是这样不仅让学生感到枯燥，更是不能保证作业的独立完成。随着教学模式的改进，课程作业也必须创新，教师可根据农业概论课程理论性较低、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适当地将课程作业改为辩论赛、演讲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如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农产品安全、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内容可采取以上方法进行，引导学生关注农业领域的最新技术、生产方法、最新成果。而类似于转基因农产品、食品安全、农业信息技术等这些讨论的比较广泛的话题，通过辩论等形式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这比单纯的上几节课收获大得多，而且通过这些方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思维能力。另外，在实践基地教学结束后，可以让学生自己将课程中所拍摄的照片、视频，做的笔记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做一个PPT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在基地学习时带有目的性，集中精力学习，同时也督促学生对教学知识进行反思与提炼，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 二、提高农业概论教学质量的建议 1.结合本土特色，自编讲义 现有的农业概论教材，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和刘巽浩编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等。这些教材都有各自的体系，但无论是哪本教材结合到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授课时，都显得不够贴切。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专业的需要，参考各种版本的《农业概论》教材，量身裁定教学内容。考虑到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穿插到课堂中，如茶叶、烟草的种植与加工；山地农业及其机械化等。其次，在讲义中应该特别突出农业生产的三个层次（技术层次、经济层次、生态层次）的效果，使讲义更能够接近生产实践，增强其实用性。 2.善于利用各类教学条件 在教学条件上，农业概论课程可以使用的教学设施较多，如学院现有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农产品物流实验室、园林实验室和经济管理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都配有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数据分析软件，学生可在实验室里学习知识和实用技能，对强化农业概论课程的学习有很好的作用。 3.利用现代传媒，广泛收集各种农业生产经营案例 现代农业发展日新月异，课本上的知识点已过时或不够全面。为了拓宽教学内容，在日常学习中应注意收集各类相关信息。如央视二套的《生财有道》、七套的《致富经》、九套的农业纪录片、十套的很多农业科教节目，都是以农业种植、养殖、农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科学技术等内容为主，生动直观地为我们讲述现实中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应当注意收集，并把这些信息融入到教学实践中，丰富专业知识。 4.注重培育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农业概论课程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课，而且是专业基础课，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实地调研、参观、讲座、讨论、参与农业生产等形式向学生传授热爱农业、服务“三农”的理念，激发学生对农业问题研究的兴趣，培育学生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作者：董晓燕单位：铜仁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业保险论文 一、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 对特色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洪涝、夏季低温冷害、霜冻及冰雹。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涝较频繁发生，西旱东涝是吉林省的旱涝分布特点。据历史资料表明,平均每3年左右吉林省就出现一次灾情,灾害已经成为阻碍吉林省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吉林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统计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1亿元。相对于这个数字，现有的农业保险能够提供的风险保障十分有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金额。 （二）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2013年吉林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09.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中，实现农业增加值835.1亿元，增长6.0%；林业增加值61.4亿元，增长6.3%；牧业增加值547.7亿元，增长0.8%；渔业增加值22.5亿元，增长3.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2.6亿元，增长2.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农林牧渔业发展结构并不协调,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增长乏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对富有本地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进行保费补贴，降低农户和相关配套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良性调整，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有利于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需要相当的资金支持，但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使得贷款难以收回，很多农民无法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获得充足的资金，全国很多省市的农村信贷缺口都在50%上下，吉林省面临同样的情况。而农业保险可以允许农民将保单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或者通过购买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方式保证银行能够收回贷款，既免去了银行的后顾之忧，又可使农民放心大胆地从事特色农业生产，极大优化了农村信贷环境，激活了农村金融服务链，对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十分必要。 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对特色 农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城乡差距、稳固国家发展根基，就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此，国家对战略性农产品实施统保，每年下拨大量补贴资金，保证了战略性农产品得到充足的保险保障，而作为农民增收重要增长点的特色农产品，国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自行开展统保。作为农业大省，在缺乏中央相关配套政策的情况下，吉林省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2013年吉林省财政总收入2086.6亿元，位居全国倒数第十位。因此特色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更加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 （二）特色农业保险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缺位 1.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够完善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还没有一项规定农业保险的基本法，2012年10月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农业保险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基本法的缺失将会导致执法冲突、稳定性差等问题，因此应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来规范农业保险的实施管理。 2.针对特色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中，对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主要有营业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譬如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业务可免征营业税，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暂不贴花，对企业所得税按照当年保费收入不超过25%的比例计提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据实扣除。这虽然填补了多年来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空白，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的特点（在特色农业保险中尤甚），很多国家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都比较大。如美国政府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而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这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存在超赔现象 农业灾害保险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的几率大大高于其他险种，普遍存在超赔现象。数据显示，2007-2008年由于发生历史罕见的旱灾，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超赔3.4亿元。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吉林省的巨灾风险准备机制还不健全，极端天气导致的农业灾害多发、重发，使得保险公司在扩大保险覆盖面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快速累积集中、超赔压力急剧增加的困境。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一般会采用再保险的方式。作为吉林省政策性保险的主力军，目前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与中国再保险集团签订了分保协议，也储备了一定的巨灾风险准备金，但仍然缺乏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超赔压力仍然存在。 （四）农民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下降趋势 虽然近年来灾害频发，农户对农业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实际购买意愿却有所下降，在2007年至2009年，松原市甚至出现了保费收入逐年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增收压力大，难以承担农险保费 近年来的惠农政策使农民收入增长一直较为稳定，但由于政策补贴的基数已经增大，可以预见今后的增长幅度将极为有限，依靠直接增加补贴来增收的幅度将越来越小。此外，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土地流转承包费用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给农村居民增收带来压力。 2.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效果未达到农民预期 大多数农民对于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对目前保险公司只保种地成本不保收入的保障方式并不满意，在遭受损失后，赔偿金额很难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由于特色农产品地域性较强，一些地区出现农业灾害的几率较小，因此农民的保险需求并不迫切，对于一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不是农业生产的家庭来说，根本无需投保。 三、对吉林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探索新型特色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由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战略性农产品中，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又无法完全满足特色农业保险的需求，因此对于特色农业来说，解决资金不足的关键还是要探索新的特色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吉林省现有的农业保险模式是“政策补贴，以险养险”的安华模式，即农民实际平均承担39.5%的保费，地方各级财政补贴4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贴16.5%。这种模式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较强，农业企业及保险公司也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同时农民承担的保费数额也不小，因此保险持续性存在隐患。参考国内外经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可拓展为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1.政府支持型相互保险模式 与安华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下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经营主体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保险公司，可由市、镇、村农业互助保险社组成，经营主体为被保险人自己。这种模式能够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较好地控制核保理赔中的道德风险，适合低收入农民的保障需求，并且可以大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在日本以及国内的黑龙江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 特色农产品门类复杂，生产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为分散，会增加保险公司承保理赔成本，导致费率上升。在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下，可依托省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针对单一的特色农产品开展农业互助保险。这种模式可将省内的大量同质风险集聚起来，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和风险，对特色农业的发展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完善特色农业保险的政策环境 1.加强立法 国家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农业保险基本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确认和强调农业保险的地位。吉林省也应针对本地特色农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弥补现有农业保险条例对特色农业规定的补丁，维护本省的特色农业保险体系和运行。 2.政策优惠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风险较大，赔付率高而保费低廉，保险公司盈利较困难。为了防止亏损，省内的农业保险公司采用的是“以险养险”，即以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但是保监会要求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性保险业务不超过总业务量的40%，这一限制使得“以险养险”模式愈发举步维艰，保险公司从商业性保险业务中获取的收入很难完全弥补农险带来的损失。因此，应建议保监会适度放宽相关规定，更好地调动农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在税收方面，也应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对保险公司的减税力度。 3.加强与其他涉农部门的合作 地方政府应明确农业、财政、税收、水利、金融、民政、科技等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打破农业保险单一筹资渠道，科学调配各部门可用资金，使各部门的支农惠农政策真正作用于特色农业保险的运行。 （三）加快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拓展多元化的分保渠道 除中再集团外，应加强与国际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在国内建立由财险公司组成的农业再保险联合体，更好地转移巨灾风险，缓解并逐步消除超赔现象。 2.调动各级力量建立大灾风险基金 完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大灾风险准备金，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建立农业大灾风险基金，将农业防灾防损纳入到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统一管理。 3.加强农业灾害防范，建立灾害预警系统 在做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农业生产基础的同时，努力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此外，加大对风险控制的力度，做到对风险的提前预测、干预和控制。 （四）努力提高农民对特色农业保险的认可度 1.开发适应农民需求的特色农业保险产品 有针对性地根据特色农产品的地域特点、种植特点开发新险种，厘定合理费率，尽量适应农民经济能力。政府财政补贴的运用应加强监督，保证及时到位，满足农民保障需求。 2.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在特色农业风险检测、保险精算、核保理赔以及银保合作领域积极创新，适应农民参保理赔的需要，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3.加强农业保险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各级农业院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积极培养、挖掘、引进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提高保险公司直接进行大范围特色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业务的能力。 作者：杨铮单位：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论文 一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的优缺点 1政府部门型 政府部门型中介机构即政府部门设立的中介机构，多是公益性。这类中介机构的优点是掌握着众多有效信息资源，信誉状况良好，容易吸引客户，有利于协调高校、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公司等多方社会利益关系;而且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作用，起到了市场风向标的作用，利于引导投资和在市场的引导下及时给予优惠政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贯彻国家政策，促进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点，如主要依靠政府出资，资金来源渠道过窄，资金短缺现象严重，缺乏利益激励机制的驱使，配置资源效率低，行政干预严重，易产生黑箱操作，管理模式僵化，技术经验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等。 2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型 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在我国目前比较普遍，可以由业内组织如农民合作社、大学、科研机构等组建，为一定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这类机构多采用会员方式，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服务对象也主要针对会员。其优点主要表现在:这类组织多是区域性的，对区域内经济技术条件有足够的了解和较强洞察力，利于成功经验的传递和吸收，信息传播迅速;另外非营利性使得其利于吸引客户，利于区域内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缺点主要表现为:辐射范围小、信息资源有限、资金规模小、来源不稳定、不以盈利为目的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与其他经济部门、各组织成员间不易协调，缺乏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 3营利性股份制公司 型营利性股份制公司可以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出资，置于中介机构的顶层，组织协调各机构以及整合经过初步筛选的资源，提供有用信息和平台。优点是利用现代化公司的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便于采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利于机构的高效运作;用市场机制来对投资中介机构进行评价、监督和激励，有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配置资源的力度强，有利于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缺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风险企业投资项目的开支。 二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模式的选择 比较上述三种最主要的设立形式，结合市场经济规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应越过政府的行政干预阶段，直接进入企业化管理阶段。实践证明，股份制公司形式是目前最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化运作的必然产物。股份制公司形式便于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解决非营利性机构难以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困难，并且其逐利性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结合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政策依赖性强、发展不规范的特点，开始时政府可以占有较大的股份，充分依靠政府引导、完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协调风险投资企业、农业科技项目来源、经济管理行政部门的关系;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宏观调控，打破区域性限制，逐渐培育全国性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体系。待该中介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政府要减少持股比例，只参股不控股，以董事身份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参与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决策，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另外可以模仿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政府无论参股还是控股，都选择让利于企业的方式，通过转赠股份的方式把资金返还给公司。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参与一方面提供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另一方面提供理论知识与技术指导和评价。这种官产学一体的组织形式既有政府支持，又能发挥民间机构的积极性，体现了辅以行政管理的企业管理，为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行模式 1性质和宗旨 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为农业科技项目与风险投资对接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可以是盈利性的，也可以是微利性的。一方面作为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全面搜集风险投资及农业科技项目的信息，并进行必要的研究筛选，建立信息数据库、人力资源库，为提供匹配服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对接平台，在提供匹配信息的基础上，对可行项目进行培训，帮助农业科技企业完善企业管理，尽力实现其与风险投资的成功对接。对接完成后根据需要对企业进行培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供首次发行上市等方面的顾问培训服务。 2组织结构股份制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客户经理、基层部门及专家顾问构成。设置客户经理使员工直接面对客户，对客户负责。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主权，并在公司内部实行有效的信息、知识、利润与报酬共享机制。同时对客户经理的激励与约束实行业绩记录，可将部分发展基金会员费作为对客户经理的激励。基层部门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和筛选。由业内权威人士担任专家顾问，匹配政策顾问、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提供全面的咨询顾问服务。 3客户来源 客户资源是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作成功的关键。2011年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显示，社会上的优秀项目有很多，不仅存在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区、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存在很多优秀的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可以建立档案把这些优秀的项目集中起来，由县科技局负责对本地区的优秀农业项目进行筛选，把符合条件的有潜力的项目存入档案，并向市科技局备案，经过进一步筛选上报到省科技厅，再到科技部，最终把这些资源提供给公司。也可以由企业直接报名，由公司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评估，对有价值的项目备案入库。另一方面，要吸引业绩较好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加入，了解风险投资公司对项目的要求，以便更好地为其提供合适的投资对象。 4收入来源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性质，对农业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应充分考虑到农业科技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收费也应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和法律的规定。基本费用包括:1)注册费，即客户登录、入库、信息、查看信息、出席相关活动所缴纳的费用。2)服务费，包括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特殊服务如定购出版物、电子期刊等费用。3)成功费，当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风险投资公司成功选择了投资对象的情况下，要付出对接成功的成本或代价，可按项目的盈利能力制定等级收费标准。4)发展基金会员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立发展基金，使其具备更多的经费，方便业务的开展，可以在双方的合作期内，将部分年收入额作为发展基金的会员费，享受优惠待遇。 5提供服务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服务 贯穿于从研究和筛选、匹配、谈判、签协议、风险企业运作到农业科技风险投资退出整个过程，主要提供信息和匹配服务以及咨询培训服务。 5．1提供信息、匹配服务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基层部门负责对客户信息进行研究筛选，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按照需要进行供求匹配，避免了客户自己筛选信息的麻烦，降低了风险企业或农业科技项目的搜寻成本。根据客户需要，可以在先前政府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筛选，如果能够筛选到合适的匹配对象则进行下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可以定期出版刊物，刊载客户信息。举办大赛，进行客户集会，使得双方有机会共同探讨寻找合适项目对接。 5．2顾问培训服务 顾问培训服务可以在任何阶段展开，匹配前后都可以根据需要享受服务。单独的顾问培训服务有单独收费标准，对基础性的服务可以实行公益化，某些专业的服务对注册会员免费。匹配成功后的项目，要促成投资，使双方满意。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可以为农业科技企业提供管理经验、人才中介服务、再融资及贷款的匹配服务，规范企业管理，提供多方面的培训指导，有助于提高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专业水平。 6绩效评价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功的标志是其促成的投资比率，评价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根据的指标:①客户得到的投融资机会多少;②投资者资金规模;③客户满意度;④客户得到的经验。评价一个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不能仅凭投资率和风险企业运作成功率，还要考虑无形作用。除了投融资机会，客户还从培训指导中学到谈判技巧、风险定价等专业能力。此外，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营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①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市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②需要与其他中介组织密切合作，如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作者：石冉王秀芳田美焕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论文 一、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缺陷 我国虽然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思想宪法地位的缺失，使得循环经济在我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循环经济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写入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循环经济在我国地位。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部门，也会随着循环经济在宪法中地位的确定，从而得到重视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立法方面呈现空白状态，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某些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操作程序以及执行规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农业生产者在遇到具体操作问题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样导致法律颁布后无法有效实施，失去应有的意义。 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1.法律是保障农业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手段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法律规范来源于经济生活，并且服务于经济生活，同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和变化。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律是保障其顺利实施的基础。通过法律确认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引入市场。运用法律机制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其良性运行。因为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作用，通过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明确农业循环经济法律关系，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然而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法治化进程，而且能够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推动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全面深入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压力。农业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仅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同时也是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提倡的是循环发展，通过科技在农业方面的运用，使废弃物得到重复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有效保护资源和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因此，完善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这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4.突破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进口国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我国农业由于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生态意识淡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的不完善，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的是清洁生产，发展的是生态农业，在有效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同时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系数和安全指数。为此，我国就必须针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上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从法律上完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环境质量保证，把农业清洁生产等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和国际标准接轨，进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摩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建议 1．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以体现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视。这样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制定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因为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必然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涉及农业、经济、环保、科技、财政等方面。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促进农业循环经济良好的发展，保障农业循环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应是一部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法律。通过其来协调农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具体措施等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农业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制定和完善与农业循环发展 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仅靠一部《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远远不够的，对其周边法律的完善，也是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政府的支持也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在收税等方面的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设立和发展离不开其纵向法律的设立，生产、流通、消费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例如《清节生产促进法》的推动，促使农业清洁生产制度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农业污染物的产生，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方面，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检查，既可以防止有害农产品进入市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又可以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改善生产经营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而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作者：徐玮晶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业务培训农业市场论文 1.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建设与提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市场信息体系机构建设还需下大工夫 特别是县市以下机构需要进一步理顺。1994年农业部设立市场与经济信息司，1996年各省农业厅先后成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1998年后地市级政府开始设置市场信息机构。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县市设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而且机构名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给系统业务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与当前系统任务和形式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需要强化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加快，知识更新和业务范围不断加快加深，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很多基层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提高。2013年开展的系统内业务知识竞赛有6万多人参加，但是从图1看总体竞赛成绩优秀率只有47%，及格率74%。图2显示各地区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也不平衡，在竞赛参与人数前10位的地区中，河南、黑龙江、山西的竞赛及格率达到90%左右，而北京、辽宁、吉林、湖北及格率不到70%。各地区间政府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和人员的综合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参加竞赛的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反映，虽然在基层工作时间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视野窄，纯系统性学习机会又少，急需通过系统培训等方式手段，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以普遍提升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业务知识“鸿沟”。 （三）系统基层工作机制和横向交流还存在标准不一和沟通缺乏的情况 从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看，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希望能直接听到系统政策制定者和行业指导者的声音，以强化对政策措施和决定情况的了解和理解，避免出现偏差，特别是对统计标准、口径不统一、数据不一致等问题，大家可以共同交流研讨，逐步形成在工作流程和业务标准上的一致意见。同时，各省市特别是各县区之间还可以通过横向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开阔眼界、改变观念 2.强化体系培训探索解决阻碍业务能力提升的问题 根据系统工作需求和基层人员的要求，研究提出举办全国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培训，同期探索能力提升解决方案。根据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我们从课程安排、学员覆盖、教学方式、师资力量等方面考虑，尽量让培训符合提升人员业务能力的要求。一是探索解决人员能力地区间不平衡问题。将培训学员覆盖到全国省市县三级农业部门市场信息业务工作人员，培训规模达到千人。二是着力解决人员能力不足问题。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安排业务处室、科研院所、高校、知名企业、农业信息工作一线的高管和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到标准，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多个层次对农业市场信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剖析和讲解。三是探索解决人员专业程度不高问题。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农业市场化与信息化工作，包括农业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农业信息采集基础理论及业务要求，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理论和市场分析案例，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农业信息服务实践等，专门编写《市场信息业务教程》，详细介绍农业市场信息工作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和相关业务工作及职能。根据培训方案的整体设计，结合各地实际工作情况，今年4月11日试点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在对培训效果及方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培训方案，于6月开始，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培训，到7月12日共完成4期培训，共有665名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从收回的596份有效评估问卷看，学员对培训总体是满意的，培训班综合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知识培训专题平均分值达到了4.82分（满分5分）。学员们认为通过培训一是增强了系统归属感，更加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念。大家有了系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基层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新的动力。二是提高了学员的理论知识水平。通过课堂学习，大部分学员认为理论知识得到充实，知识结构得到更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能力，有利于统一工作程序和标准，对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三是增强了学员解决问题的技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 3.系统总结提炼推动培训工作机制化长期化 前5期综合课程，共聘请25名师资，开展了33次专题讲座，进行了8次案例教学，安排了8次现场教学活动，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学员们通过在中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观摩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演示，到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金福艺农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感受农业物联网信息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了解了当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中的最新成就，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吸收了不少创新理念。培训从整体上解决了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搭建持续有效的学习和横向交流平台。千人培训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课堂、网络、社交平台，把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专家学者与实践工作者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培训，学员们学到了知识，建立了联系。回到工作岗位后，仍然可以借助专栏、公共邮箱和社交平台继续学习，分享每期培训班的教学资源。前5期80%学员共481人在培训后撰写了千字文，学习收获、体会和工作经验，以及课堂上的交流成果部分已经通过网站专栏实现了分享。二是搭建政策传播和纵向沟通渠道。培训帮助基层信息队伍人员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政策，宣传了农业部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规划和措施，使学员深刻体会到国家对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在研讨交流中，学员也向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各处室反映了基层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并依次开展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市场信息工作的认知水平。培训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兵团和部事业单位。培训在农业部网站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子网站开辟专题专栏，下设培训动态、工作部署、学习交流、培训掠影等栏目，图文并茂地全面宣传此次培训工作；农民日报社、中国农村杂志社、农业部信息中心等媒体单位对培训进行实地采访、报道、宣传；全国50多家财经媒体、农业网站对培训进行了报导。基于媒体的宣传力度，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去年竞赛相比，各地方政府对今年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对农业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和全面提升信息人员能力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北京、辽宁、吉林等13个省份完成或超额完成培训任务；内蒙古、上海、福建等少数省份因其他重要工作未能按照培训计划名额组织人员参加，但表示部分未参加人员将参加后三期的培训学习。 作者：吕珊雁单位：全国农业展览馆 农业学术论文:定性分析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二、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Lag、SpatialError、Spa-tialDurbin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三、结论 上述分析方法是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只有熟练掌握并自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某一农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对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正确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韩彦红单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吗图镇人民政府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下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命题 （一）解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适度规模与职业农民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宏观思路与决策，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往往演变成学术研究上的实证命题。生态农业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张思光从张家口生态农业的现状入手，认为当前张家口生态农业应当依托现有的区位优势，在维持和提高农业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其中可能的思路包括：一是减少工商资本注入，控制适度经营规模；二是促进农民职业转化，从农业的相关生态收益中增加收入。对于适度经营问题，王珊珊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排序因变量模型得出，较大规模农户化肥碳排放程度较高，而中等规模农户施有机肥可能性较高。由此可知，不同规模的农户由于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生态结果，所以农业适度经营具有生态经济的经验基础。王建华基于山东、江苏、黑龙江100个行政村中的986个农户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规范施用农药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即务农经验与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因此，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职业化是实现生态农业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农民职业及转化问题，张藕香运用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得出，农民职业与收入“双重”分化存在代际差异，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非农就业比、从业资质、文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这一结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重视促进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分化，使之从业更加专业化；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对农民分化的拉力，并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消除诸如户籍、土地等制度性障碍，在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同时，赋予经营权的合法地位，为农民稳定从事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 （二）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如果说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在表征，那么市场机制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李建琴通过构建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博弈模型，并通过蚕茧、烟叶、粮食、猪肉四种产品价格管制的案例研究，指出农产品价格管制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目标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价格管制不仅导致经济效率损失，而且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同时，打破区域垄断和行业垄断，进一步放松或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沿袭的旧的价格管制，同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建立科学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中转型国家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14年12月1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除此之外，2014年政府启动了大豆与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都是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积极举措。农产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包括诸如市场出清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等若干有机构成，这实际上也对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政策的系统性与完备性。例如，张永强提出的农产品交易的标准化问题，这也是农产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农产品标准化问题还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诸如农超对接、农产品拍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再如，佘朝霞等提出的信息机制问题，通过对北京、西藏两地1744个观测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不完全信息导致了更多的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浪费行为，即对就餐餐厅越不熟悉的人浪费越多，与他人一起就餐比一人聚餐的浪费量多。因此，在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必须要考虑更多的细节问题。 （三）小结 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维持代间均衡与代际均衡的重要性。从生产力层面，势必要求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也促使在我国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产规模的适度性与农业生产者的协调性，例如王颜齐提到的土地规模与农业雇佣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从生产关系层面，“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政策的主导型框架，相关的配套政策及细节问题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此外包括相应的组织关系变革，如胡胜德对黑龙江综合性合作社的案例考察，也需要引起重视。 二、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一）国际经验的借鉴 201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农业法案《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对于该法案，彭超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的重点内容在于改革收入补贴和强化农业风险保障，实际上，收入补贴与农业保险共同构成了保障美国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该法案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必须继续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二是科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四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五是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齐皓天从美国农作物收入保险的具体操作入手，提出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思路应从直接补贴和价格支持向收入支持方向转变，农业保险应逐步成为农业支持的主要手段。农业保险的方式既可以把政府管理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又可以让农业保护和WTO规则相容，可能是未来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主导方向；而我国现在的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农业信息化的滞后，还没有建立起开展农业保险所必备的面积、产量、价格等数据的动态化、可视化、信息化管理条件。随着新型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除政策层面的经验借鉴之外，操作层面的实践经验同样有所裨益。例如，王刚毅对比了美国日本生猪产业链的情况，认为我国生猪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在于土地约束、政策风险与人才瓶颈。陈风波则通过梳理美国农业经济学科中Agribusiness的教学内容演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农业全产业链Agribusiness研究必将推进，具体包括农产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农业产业组织等。 （二）中国实践的尝试 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大豆作为我国进口量最多的农产品，其国际价格决定备受关注，林大燕考察了1995~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与来源之间的关系，通过稳健标准差回归得出，多元化的进口来源，特别是因为南北美洲大豆收获时间的差异，显著降低了我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作为一个农产品贸易净进口国，需要慎重选择进口来源及农业走出去的对象，重点关注和培育与现有进口来源国具有较大季节互补性且尚未充分开发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和地区。从引进来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包括农业投资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是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与此同时，除种业之外，我国农业投资几乎完全放开。陈龙江根据种业相对竞争力的测算结果，提出整体种子市场开放不足，在当前情况下，可适度提高种业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分类推进，区别对待，有保有放。应继续严格控制大田作物中三大主粮作物种子的市场准入，掌握转基因种子开发经营的控制权，收紧种子科研的政策。从走出去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出口，又包括农业对外投资。现阶段，国内农业生产的相对禀赋优势逐步削弱，农产品出口相对弱化，而农业对外投资方兴未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邹文涛以我国热带作物橡胶“走出去”为例，指出在当前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相互协调，企业间没有形成组团参与国际竞争的合力，导致竞争激烈，内耗严重，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为此，在海外投资战略中，如何实现投资整合，提升投资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三）小结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但是这一新战略并不排斥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及中国实践的尝试。尽管国情差异甚巨，禀赋条件不同，但现有的发达国家农业经验及开放历程可以给我国以诸多启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我国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解决我国问题的开放道路。 三、总结与讨论 在粮食安全新战略的大背景下讨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几乎可以覆盖“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虽然话题众多，但是线索明确，基本可以归纳为：第一，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顶层设计的宏观背景入手，采用二分法将实现路径一分为二，即国内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农业开放的国际经验问题。第二，将国内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进行具体阐述。第三，将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尝试进行比对，并提出具体建议。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具体政策的顶层设计已初现雏形，2015年将得到具体落实。从农产品市场角度来看，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框架下，目标价格试点将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土地流转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会得到推进；从农业对外开放角度来看，基于双边的自贸区谈判与多边农业谈判将同步推进。基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杜志雄从宏观视角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农业经营主体重塑、农业产业重构、农业与国家市场关系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需要适应国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搭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农经学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升科研水平，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使得这一平台真正可以做到资政佐民兴业。 作者：胡冰川肖卫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法论文: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浅议 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角度下国家职能的运营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经济法论文: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经济法论文: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分析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经济法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经济法论文: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经济法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论文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经济法论文: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经济法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经济法论文:从市场失灵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经济法论文: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经济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作用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经济法论文: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现代期刊版式设计的艺术价值 一、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文字编排 文字作为一种主要的视觉符号，是期刊主要思想的表达载体，期刊中的文字编排是非常重要的。版式设计中对于文字的编排主要涉及字体、字号、字形、字距、行间距等，这些是构成期刊文字版式编排的主体。从整体上来说，对于单个的字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点，这些点排在一起逐步连成一条线，而线放在一起又构成面，文字的编排可以看成是点、线、面的完美结合，再加上文字的美感蕴含于丰富多彩的字体、字形中，这些要素共同构成期刊文字版式设计的内在气质。 二、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在现代版式设计中，不同的色彩明度和纯度能给人的视觉与心理上带来不同的感受。在对色彩的运用上，过于复杂丰富的色彩表达反而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不适，所以自古以来，我国在色彩的运用上往往是以简约为主，把色彩的性质与所要表达的主题进行有机结合，让色彩更加直观地突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如图1所示的作品，作者所有的情感都通过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穿插表现出来，现代期刊版式运用这种形式进行合理编排，能够使版面如优美的旋律一般沁人心脾。在期刊版面的设计中，通过对色彩的深浅变化、明暗对比和色彩的浓淡程度等细节方面的处理，并在保证主体色调统一的情况下，使色彩混合在一起形成鲜明的节奏感，把想要传达的视觉信息直观地表达出来，可以增强色彩对受众的视觉冲击，让受众从视觉中心处出发，营造色彩的流动态势变化，从而得以引导人们的视觉走向，简言之，就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有序引导而形成一种节奏美。版式设计过程中，对色彩明度合理、科学的处理能够给人一种清晰感，可以带给读者心理和视觉上的光线感与明快感。 三、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简约美 中国的期刊版式设计受传统简约思想影响较大，简约的意思是简洁明快，但是并不单调。简约的版式风格除了要求在图形设计上简洁，还要注意挖掘它的深度与内涵，在整体画面设计上都要统一风格，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期刊时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在期刊的简约风格设计中，要让编排形式为主体服务，就要根据期刊内容所需要的风格和感情色彩来进行合理的设计。随着社会的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追捧，把中国传统的简约美与现代期刊版式设计艺术形态有机结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版式，是中国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简约风格不同于西方抽象艺术的简约主义，西方抽象艺术的简约主义指的是用最简单的造型结构、最节能环保的材料和最柔顺平整的视觉效果对画面进行处理，他们所追求的是“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中国传统的简约主义追求的则是“以少胜多”，更多的是对画外之境的追求，给人留有遐想的空间。含蓄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较为常用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与简约不同，含蓄通常是用隐喻或者象征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在我国的宋朝时期，翰林院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的题目是以《乱山藏古寺》为题要求应试者作一幅画，大部分应试者先是画了一座山，然后在山里露出寺庙的一角或者是寺庙的屋顶，而最后的夺魁者是这样画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有一条逶迤而下的幽径，幽径的尽头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溪边一位小和尚正在取水。这幅画运用暗示的方法把“藏”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把含蓄之美传达给人们的同时，也给古寺增添了无限的神秘感。在艺术表达中，含蓄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单纯质朴的内容，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对意境的一种表达，它不仅能够使画面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能够激发人们情感的持续力。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含蓄主要体现在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对比上，如图2所示的平面作品，它充分利用了图形之间的关系，画面不仅间接独特，而且具有相当强的视觉感染力。这种含蓄的手法表达出来的信息，能够增强读者对于画面的记忆，也可以引导读者去探寻画面之外的意境。艺术与设计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简约美与含蓄美在本质上有着许多的共同点，设计师在进行期刊设计时，要善于去寻找意境核心内的着力点，引导读者慢慢延展，给读者留下足够的遐想空间，让画面显得无穷无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言已尽而意犹未尽，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含蓄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家的一种思想“无即是有，有即是无”。 四、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构图形式 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经常用到宾主相间、前后呼应、虚实结合等法则，通过这些法则对图文版式进行设计，能巧妙地处理画面的空白位置，给人留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宾主相间指的是在画面中事物之间要有远近主次之分，也就是将画面中各个元素的比例大小、位置远近和色彩的深浅等通过对比的手法体现出来，画面中各个形象之间前后左右均相互关联。有些靠动作表情等表面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靠感情或某些细节之间的内在形式进行联系。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前后呼应可以是文字内容的排列形式，或图形本身的形状以及色彩等，也可以是内在的意蕴、图形的外延或者色彩的联想等。虚实相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种美学思想，它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虚实关系的互相变化。留白就是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运用虚实相生手法的表现之一。版面中大面积的空白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虚”，这种“虚”的形式可以更好地把主题形象的“实”衬托出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艺术作品的情感气息。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实”的部分的主要作用是突出主题，我们可以运用比较醒目的字体或者字号来表现“实”，也可以用比较厚重强烈的色块来突出“实”。在实际的期刊版式设计中，设计者对“实”的处理都比较灵活，常让它们在画面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虚”是“实”的一种无限延伸，“虚”境完全依附于画面中的“实”体而存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虚”可以是空白的画面，也可以是细微的文字、图形或者是相对减弱的色彩，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进行设计。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为了对主体的存在感进行着重强调，设计者可以有意识地把其他部分削弱甚至虚化。在版式设计中，我们对于“虚”的处理同样也要有层次感与秩序感，就像影视剧一样，如果配角人物将角色塑造得较为生动形象，那也是对主角的一种衬托，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切记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期刊版式设计作为一种艺术的探索与发展，一定要讲究虚实的结合，对版面中的虚实空间分布要处理得当，只有处理好版面中“虚”与“实”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够带给读者视觉上的舒适感，提升期刊版式设计的魅力。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整体画面中的“虚”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更多的是作为实体部分的延伸而存在，要想处理好虚实之间的对比关系，就必须把“虚”的节奏感与层次感很好地表达出来。由于期刊版式设计有一定的设计规则，在版式设计作品中，实体的大小、疏密、粗细等一系列的变化会产生出艺术的节奏感，这些变化如果能够合理地应用到排版设计中，能够使整体版面设计有理有序，不仅能够增强排版的层次感，也能够给版面设计赋予一定的节奏感。在实际的期刊版面设计中，信息量一般都比较大，图片多，主标题字数多，还要有副标题与说明性文字，这些内容相当庞杂，如果不对这些信息进行疏密虚实关系的处理，版面往往就会显得杂乱，层次不分明，影响版面的美感与读者的阅读体验。现代期刊版式设计在关注视觉元素虚实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版面中的留白处理，因为适当的留白能给人足够的遐想余地，让视觉更加集中在主体之上。留白与文字、图形、符号一样，都是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存在的，留白与现代期刊版式设计有机结合能够更有效地表达作品的意境与理念，使作品的主题能够更好地凸显出来。在版式设计中，要根据实际的创作意境对主体进行精心取舍，留出足够的空白让留白在整体规划布局中显得恰到好处，达到作品的以精求胜，突出作品的整体韵味。如果在版式设计中，片面追求面面俱到，就容易掩盖作品的主题，让整个版面看起来杂乱无章，没有节奏感与层次感，对于作品情感的表达也起不到好的效果。留白不能等同于空白，更主要的是要强调留白的情调。留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与实体的对比衬托出空间的立体感以及形体的真实感。画面的空白区域能够使主体的视觉效果更好地凸显出来，让主体更加引人注目，让人记忆深刻。现代期刊版式设计大力倡导简约的设计风格，但要想使整个版面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只会处理空间留白是不够的。为了更加便捷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在留白的处理上必须具有一定的条理性，色彩上要做到“黑”“白”呼应，结构上要做到“疏”“密”相融。版式设计中，对构图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要想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方便，就要注意对细节进行合理处理，让信息能够直观、有效地被读者所接纳。版面中的文字、图片、色彩等都需要精心布置，形成一种秩序感，引导读者对内容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从而将信息更好地传递给受众。在现代版式设计中，“知白守墨”的形式也很常见，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构图技巧。“知白守墨”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具有十分简约的气质，有利于读者对内容的阅读与记忆。这种形式通过对留白部分形状和面积的把握，进行再设计，使留白部分也成为一个有意境的图形，达到设计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在现代期刊中，很多内容都是通过文字、图片、符号等具象的语言来进行传递的，而“知白守墨”的构图形式要求设计者在版面上留出大面积的空白区域，以此为衬托，让主体看起来更加醒目突出，所要传达的信息自然也更鲜明。这也符合视觉传达要求“主题单一准确、重点鲜明突出”的理论。版式设计中，“知白守墨”的运用能够将主体所要表现的文字、图形、符号等与版面的留白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处理，激发读者对于空间的遐想，让架构整体看起来完整自然，更加具有艺术气息。 五、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焦点位置 人们在欣赏一件作品时，总是会先看整体，然后再把视线集中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上，这一点就是所谓的视觉中心。版式设计中的视觉中心，就是作者在版式设计中精心安排的能够吸引读者视线的区域，这个区域也最能彰显主体的区域。一般来说，人们的视觉中心主要集中在一个页面的中上方或者是左上方，在期刊的版面设计中，创作者一般会把想要突出表达的主体放在这些区域。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视觉中心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必须突破传统的限制，并使用精炼的图形语言和简单易懂的构图形式来表达版式设计在视觉上的作用。目前这种构图形式运用较少，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形式的设计太过直白，不够含蓄，但是在表达主题的手法上，它给人的感觉相当醒目，没有多余的语言。在现代版面设计中，简明扼要地直击主题对于读者来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形式就是要求比较简单。其实读者的视觉中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的版式设计中，要积极进行创新，根据不同内容的主题，在版面上不同的位置设置焦点区域，只要在版式设计中对人的视线加以引导，就可以让读者去寻找你给他设定的视觉中心而不再是集中于他自己的视觉中心。人眼在阅读时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以也可以把视觉中心放在版面的中心，这样更能凸显事物尊贵、崇高的品质。具体设计中的视觉焦点应该根据具体内容来进行选择，版面正中心不是唯一的视觉焦点，只要在设计中能让主体凸显出来，不管是放在中心还是放在页边、角落，都一样能够使主体形成鲜明的特色，富有视觉冲击力，而这样，主体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版面上的视觉焦点，成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业，期刊陪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冲击下，期刊面临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这就要求现代期刊在做好内容的基础上，积极进行版式设计的研究，使期刊的版式设计更加现代化，更具艺术气息，这样才能留住更多的读者，使期刊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科技期刊封面和版式设计 1.科技期刊的封面设计 经过对120种科技期刊的调查了解，发现有些美术编辑为了强化科技期刊的吸引力，肆意夸张，不按规范要求设计封面，如有的期刊封面采用与主题无关的图画；有的封面上写有刊物名字的英文缩写过于醒目；有的刊名中正刊名小于副刊名，或者与副刊名字号相同；刊名的汉语拼音没有按照国家规定以词为书写单位；有的刊名仍用繁体字。高尔基说过：“美是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象。这些完美的形象都是理性和知觉、思想和情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科技期刊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期刊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书脊）不仅可以保护期刊，还可以反映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刊物内文。封面不仅具有标识期刊作用，而且能形象地体现期刊的编辑出版质量和风格特色。科技期刊的封面应大方、美观，封面图案要端庄、明快，着重突出期刊的内容特色，美术编辑在设计中应把握好三个关键要素，即色彩、封面图片和封面文字。色彩的选择和搭配对封面具有重要意义。色彩是视觉传达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科技期刊封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色彩的象征性、传达力都能影响到期刊的最终传达效果。因此，色彩的应用既要能美化期刊的封面，还要不失严谨，并要考虑期刊内容的需要，用不同色彩对比的效果来表达不同的内容和思想。在对比中保持协调，在统一中求发展。科技期刊的封面，不应有过于夸张的色彩，而应当体现学术的严肃性，符合学术界读者的审美情趣。整个设计要显得文雅，体现出书卷气，营造一种特有的学术氛围。此外，科技刊物封面的整体色调要沉稳但不等于暗（灰），封面的整体风格要与一年内其它期形成系列感。1.2.2封面图片封面图片具有直观、明确、视觉冲击力强的特点，成为设计要素中的重要部分。封面的核心是创造一个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平面构图。图片有写实图形和写意图形。主图（照片）要切合主题，画面抓人眼球，尺幅安排适中。尽量用简洁、明快、意义丰富的画面凸显主题，表达出学术期刊的外部艺术形象。封面应使用规范文字与符号。常用于刊名的字体分为三大类，有书法体、美术体和印刷体。书法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多出于名人之手，具有名人效应。例如《论证与研究》的刊名就是由刘华清题写。美术体是刊名设计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字体，它可以分为规则美术体和不规则美术体两种。印刷体沿用了规则美术体的特点，借助电脑使印刷处理方法上既便捷又丰富。故印刷体刊名的使用在学术期刊中出现很普遍。总之，刊名字体一定要突出、色彩明快与底色反差大（能跳得出来），在主图与刊名字体之间可采用动静结合，即图活字稳（大黑体、粗宋体等）、图静字活（隶书体、魏碑体）的组合方式。科技期刊封面的主要功能是在读者和期刊之间构建信息传达的视觉桥梁，文字的视觉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造型的元素，不同的字体具有不同的独立性，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以刊名为核心，包括出现在封面上的其他固定设计，是该刊物区别于其他刊物的识别要素，是期刊品牌的视觉表现，是刊物整体视觉识别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封面要目（有的杂志不用）要做得出彩，标题在整个版面中负责“抓人眼球”，制作好标题也是提升科技期刊可读性的重要手段。由于读者第一眼看到的是标题，再决定是否阅读这篇文章，因此标题能否突出并起到新闻眼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标题宜多做引人入胜的事实题、耐人寻味的悬念题、给人启迪的哲理题。期刊封面设计要简洁、美观、大方，既可表现得抽象，也可表现得具体。构图视觉元素包括刊名、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卷期号等文字和数字、构成封面背景的点、线、面图案和图片及其他装饰符号等。科技期刊封面设计中的配图比较少，一般选用与期刊内容密切相关的图片参与构图，并把它固定在封面的构图中。另外高科技与现代感是分不开的，所以可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和手段，如在底图加入现代感的图案，用photoshop工具处理一下刊名字、底图、色彩等，但要运用得当，否则适得其反。《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GB/T9999-2001）明确规定，期刊封面上应标明以下项目：第一，刊名。包括可能出现的并列刊名和副刊名。第二，出版年月、卷期号。第三，责任人（包括主办者或编辑者或主编）。第四，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条码。第五，期刊的单本或合订本超过一定厚度应在书籍上印载刊名、卷号、期号和出版年月。第六，封面上的数码应采用阿拉伯数字。中文书刊名称拼写基本上以词语为书写单位。每个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因设计需要，也可以全用大写。期刊的刊名应尽量简短、明了，必须符合该刊所涉及的特定学科与知识领域。使用缩写刊名时，应以直观和不引起误解为原则。不论刊名出现在期刊的任何位置上，都应使用统一名称。封面应准确标注期刊信息。期刊的封面（包括封二）上应标示刊名（包括副刊名）、卷次、期次和年份，必要时可标示编辑者。凡数字一律用阿拉拍数字表示。厚度超过6毫米的期刊，应在书脊上重复标示上述项目。期刊的封面设计形式应力求稳定，在封面上不宜刊登广告。刊名应置于封面的显要位置上，并用一般读者容易辨认的字体标示。附有索引的期刊应在封面上标明。封面（包括封二）不编入期刊的连续页码。关于中国标准刊号的印刷位置，国标规定：对于期刊，除应印在版权标志位置处外，还应将国际标准刊号（ISSN）部分印在封面的右上角，国内统一刊号部分印在封四下方。科技期刊封面设计要努力提升符合期刊内容的美学价值，从版面的空白预留、分割背景、构图形式、色彩搭配、布局安排等方面，设计出符合期刊特质并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风格即个性。科技期刊的封面是与期刊品牌紧密相关的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形象。期刊封面应能显示该期刊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内涵，艺术风格明显，并能反映刊物内容的学科专业范围，具有标志性意义。创新是进步的灵魂，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动力。期刊要成为名牌，必须全面追求创新，从出版内容、出版方式，到期刊封面都需要创新。期刊封面设计中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视线。封面的特色首先反映在色彩和图片上，能让读者在众多刊物中一眼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刊物。这样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方法和设计理念才能更加具有新意。 2.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讲究感情丰富，即通过版式语言将感情表达丰富，版式语言是由画面构成，一是编排手段，包括字、图、题、线条、色彩；二是版式空间，包括栏、区、空白，只有让这些“器官”都动起来，才能组成丰富的表情，以传达、表现出情感，产生特有的渲染力。版式是刊物整体合成的最终体现，是办刊思想的具体落实，是赢得读者的包装手段，是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体现。科技期刊内容是其精髓，版式风格则是其衣裳，内容精心打造，版式尽心勾画，才能表里如一、锦上添花。版式设计包括文字与图片的配置、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形式、字号的大小和字体，以及其他版面上的因素。学术期刊的版面，主要由正文、标题、作者姓名、图表、页码和眉注等组成。此外，空白部分也是版面的组成要素之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期刊装帧设计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它同期刊的封面设计一样，需要用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手段使稿件的内容以最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期刊因其学术性需要，在字体选择上不能像通俗类或文艺类期刊那样活泼，在版式设计上也不能如它们一样灵活多变，因此，更需要美术编辑运用美学原理进行版式设计上的巧妙构思与安排，增加读者阅读时的愉快与轻松。科技期刊因其自身性质要求，正文部分内容、字体的设计一般选用字体端正大方、风格刚柔相济、浓淡适中的宋体。依据《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已制定的排印规范，对文稿（英文、俄文）中的书眉、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插图表格、公式等逐一标注清楚。通常科技期刊文章篇幅均比较长，安排不当就会给读者带来疲劳感，如可以在长文章中穿插图（照片）；适当分段，增加小标题；在整期文章安排上，可长短搭配，短文也可采用变化字体（如楷体），文章标题排列也可多样化，如横题、竖题、双行题、窝心题等。还可根据正文的内容、标题字数的多少来选择字体、排单栏还是双栏等。至于标题所占版面面积，要与正文内容所占的面积比例适当，若前者过大，后者过小，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失衡感；反之，则会造成脚大头小的压迫感。有的科技期刊不配插图，更由于其所刊登的稿件内容一般都比较长，所以在版式设计中尤其要注意印字部分与空白部分的处理。从美学角度来看，空白与文字、图表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版面形式美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所有的版面都被填得满满当当，就会令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从而产生厌读心理。所以有经验的科技期刊的美术编辑在版式设计中尤其注意这一点，将文字构成的块面尽量往版面的中、下部推移（特别是每篇稿件的起始页），天头和订口、翻口要留出适当空白，行距也要宽窄适宜，这样，不仅能增加版式的美观和读者阅读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喜爱动笔的读者有地方落笔，写下批注。如果做到这些，版面便会形成密中有疏、疏中有密、“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使版面显得干净清晰、美观协调，从而收到古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效果。当然，如果设计不当，空白过长使空间分散断裂，版面则会显得空旷、松散，不仅无美感，还浪费了版面。文中的照片好比在平面的版面上开设的窗户，能显示出立体感和纵深感。在被称作“读图时代”的今天，摄影作品从过去单纯美化版面发展到如今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图解文章、强化主题的元素。另外，插图还起到一个平衡版面的作用，可与标题搭配，也可穿插文中，或与标题上下呼应，尺幅上最好有横有竖，有大有小变化，安排得体，才会给人以有节奏的愉悦感。所以，掌握好插图的缩放比例，合理安排插图位置，是版式设计中的重要部分。缩图原则为：内容简单的缩去比例大些，内容复杂的缩去比例小些。由于版面限制，一般情况是将图缩小，有个别图须经放大处理后再缩小。缩放比例把握得准确，可恰到好处地展示图的内容，避免发生复杂图缩去比例大，简单图缩去比例小；应该缩成半栏图的图被缩成通栏图，该缩成通栏图的图被缩成半栏图等问题。其次要合理安排图的位置，使其与文字协调一致。对于图幅高、幅宽尺寸相近的半栏图可并列通排；图幅宽小于9cm的半栏图串文排；超过9cm以上的图通栏排。若在一个版面内有大小不一的2幅半栏图，不管其在单、双页，一幅排在切口，另一幅排在订口；若有3幅图，则按切口、订口、切口的顺序排。这仅指一般排图规律而言，实际编辑排版时应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2.5公式的转排科技期刊公式很多，使其按规则合理转排，对提高版式质量十分重要。数理公式有时要多次转行，而转行不是随心所欲，必须按其规则进行：优先在“＝”“≥”“≤”“＞”“＜”号处转行，其次可在“×”“÷”“＋”“－”符号处转行，这些符号留在行末[1]，不得已时可考虑在“∑”“∩”“∫”等运算符号和“lim”“exp”等缩写字之前转行。如果“∫”“∑”运算符号后面的式子一行仍无法排守，则可在其中的“＋”“－”号或适当的相乘因子处转行。对于独立排的公式，只要按照规则去做，可较好地控制版式。比较麻烦的是在行文过程中出现的公式。因其外文符号与汉字所占空距宽窄不一，很容易导致运算符号留在行首或将公式中的数值分成上下两行。这时须对文字进行增减处理或强行外文符号与运算符号撑满一行，使运算符号移至行末或外文符号同运算符号一起移至行首，数值完整地排在一行。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法律保护 一、版式设计权的概述 （一）版权设计权的概念。版式设计是包括对图书和期刊等刊物的版面内容的创作，包括对版心、行距、排式、标题以及符号等版面安排的综合布局。版式设计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出版者的重要的权利之一，且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由于《著作权法》并没有具体对版权设计内容和保护范围的具体规定，所以在其他法律概念中，还存在容易与版式设计权相混淆的其他概念。（二）版式设计与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的概念在此不再赘述，而装帧设计是指对图书期刊的外表的装潢创作，包括刊物的封面、书脊、和扉页等印刷作品直观外表的设计。二者在客观上所包含的内容就不尽相同。再从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法律性质方面分析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因此，二者在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体现也是完全不同的。版式设计对于出版者而言，无论在该图书期刊是否构成作品，被著作权保护和认可，都会单独被著作权法保护，明确赋予给出版者版式设计权。而装帧设计不是著作产权法中一项被独立保护的权利，只有其依附的图书期刊的印刷物在构成作品时，才能够被当作作品的一部分被著作权法认定，否则只能作为外封装来对待，不能直接被著作权法加以认定。综上所述，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分析，版式设计权是明确被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而装帧设计不是被著作权独立保护的权利内容。（三）版式设计权与外观设计权。二者法律性质及保护的范围不同，版式设计权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而外观设计权属于专利权法中的专利权。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指，出版者有权赋予或禁止除权利人外的他人应用其版式设计作品的权利。而专利法的规定外观设计权的保护的内容包括，一是设计者在图片图书等知识产权类上的外观设计作品。二是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其专利时在其专利产品上使用的独特外观设计作品，该外观设计会被当作专利的一部分进行保护。此外，这两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会存在重合现象。当出现这种的情况时，根据二者权利所属法律各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特点，专利权保障的范围和强度明显高于版式设计权所设计的范围，所以当两项权利内容和性质发生竟合时，一般会通过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权来加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二、我国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缺陷 （一）侵犯版式设计权的维权具有依附性。版式设计权是在作品传播中被产生的权利，也是从著作权中派生出的邻接权。因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伴随著作权享有人的著作权利而产生的，如果没有著作权人创作作品，也不会存在作品传播的过程，当然版式设计权也不会出现。因此，得到著作权人的允许是版式设计权在行使过程中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会被其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所约束。通过司法实践也可知，因单纯侵犯版式设计权而起诉的案件很少存在，都应该当依附于著作权的侵犯而一起起诉，因此，独立且全面的保护版式设计权在目前理论和实践中都很困难。（二）版式设计权的内容缺乏明晰的界定。首先，《著作权法》对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相关规定非常笼统模糊，并没有对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作出规定。同时，仅仅明确了禁止“使用”出版社、期刊的版式设计，但没有界定“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是复制的行为。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出版社的版式设计的作品高速传播，被合法以及非法“使用”的机率增加，在开放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互联网领域中，如何界定版式设计内容以及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使用”版权设计的认定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三）版式设计权的侵权责任追究困难。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9款规定，侵犯版式设计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首先，针对停止侵害，一般来说，版式设计部分在整部图书期刊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当侵犯版式设计发生在出版物实际出版发行过程时，如果单纯因为侵犯了版式设计权就贸然不再发行该出版物，并召回已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加以销毁，这不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保护该图书期刊的著作权者的利益。其次，关于精神赔偿方式。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没有规定精神赔偿进行。因此如果被侵权人向法院提出由请求侵权人向自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精神赔偿的请求时，法院很难给予权利人支持，这也是极为矛盾的一点。最后，关于赔偿的计算标准，包括被侵害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其他相关法定赔偿部分。实践中，版式设计权实际损失一般只包括出版刊物的设计费用，但无奈的是，在刊物出版过程中不会独立计算版式设计的费用，因此想具计算出侵犯版式设计权的赔偿额度是较为困难的，版式设计权人想要得到经济赔偿或者补偿也很难落实。综上，侵犯版式设计权的后，权利人的追责是存在很多困难，根据现有侵权责任追究制度，出版人的版式设计权在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三、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完善 （一）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版式设计权并不包括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规定的范围内。但随着我国艺术文化作品在网络传播数量的激增和速度的加快，目前大多数图书期刊已经推出了数字版，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侵犯版式设计等信息的侵权行为也大量涌现，如果我国立法还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不包括版式设计权，侵权人可以通过法律漏洞畅通无阻且无后顾之忧的侵犯网络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为了符合时代的发展和主流思想，将版式设计权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内势在必行。（二）完善版式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由于传统出版刊物的版式设计独创性要求较低，所以法律只给予了版式设计权邻接权性质的保护。但是，版式设计受保护的条件之一是需具备独创性，但我国法律未规定其判断标准，在侵权案件中出版社也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而通过公法性质的《反不当竞争法》可以对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法》起到兜底性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关于出版者版式设计权的保护存在空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寻求救济和正当权利利益的维护，填补漏洞，以体现公法的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将著作权法与反不当竞争法更有效地衔接起来，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甚至能够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三）完善版式设计权的追责机制。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侵犯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责任追究规定较为笼统，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和赔偿。版式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虽然其独创性程度的认定仍存在歧义，但此已表明版式设计汇集了版式设计人的精神以及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当被一视同仁给予应有额保护。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投入热情和精力，也会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著作权法是否引入精神赔偿也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在其他民事责任的赔偿也应当更加符合实际，尤其在经济赔偿上，应当更细出更有针对性的赔偿标准，更好地保护出版者的合法权利，以此促进我国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著作权法》中对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理论缺陷，同时版式设计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也同样的窘境。同时，图书期刊的出版者或出版社需也要提升版式设计的创新性和数字化理念，从而在源头上避免版式设计依附性的制度缺陷，借此来提高其图书期刊在传统市场和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面面观 摘要：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各种设计思想和编排技术不断涌现，美术编辑要站在新的视角对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重新审视，对期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独辟蹊径的阐释，为期刊版式设计注入新的活力。结构设计是统领期刊版式设计的灵魂，为期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标题设计在期刊版式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色彩和图片能够更直接地传达感情，使文章的主旨获得鲜活有力的呈现。 关键词：期刊版式；结构设计；标题设计 现代期刊的版式设计更加强调创意和表现，美术编辑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借鉴相关学科的理念，将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重新梳理，对期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期刊版式设计注入新的活力。现代期刊的板式设计不再是版心、页眉、字体、字号的简单组合，更要确立版式结构设计的整体观念，以形成期刊的总体风格为前提，充分调动多种视觉元素和技术手段，以无声的艺术语言来揭示文章的主旨，抓住读者的视线，使读者产生阅读的渴望，唤起丰富的联想和和共鸣。 一、版面结构设计 期刊版面结构是指版式设计者根据期刊的类型和办刊宗旨，依照视觉规律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多种设计元素有机组合，形成整体的设计方案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清楚、容易地理解文章所传达的信息，在阅读的同时对期刊的总体风格获得形象的把握。期刊版面结构设计不能脱离期刊的内容单独存在。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不能是对形式美的片面追求。期刊是连续出版物，版面的结构设计应有一定的稳定性。要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既要在每一期刊物和每一篇文章上有所变化，使得刊物的面貌生动活泼，又要保持期刊的整体形象，形成一脉相承的风格。各个栏目既要体现差异，呈现鲜明的板块特征，又要相互协调，成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 充分考虑办刊宗旨和读者定位，选取不同的风格和样式是期版面结构设计首先面对的问题。科技学术期刊，版面结构不能复杂花哨，应采取凝重敦厚的版式来强化内容的科学和严谨，增加读者的信任感；文化娱乐和儿童读物类期刊，采取轻松活泼、富于新奇想象的设计会使读者的阅读更加轻松愉悦；文学类期刊以大量的文字叙述为主，版面结构要相对朴素和单纯，让读者在流畅的阅读中体会文字中蕴含的深意……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遵循宏观上整齐划一，微观上变化多样的艺术规律。 风格统一是期刊版式结构设计的总体要求，版面元素间按照一定的规律有秩序组合，每一个版面又要力求多样性，避免单调的重复。各个栏目之间既要各自独立，形成明确的板块风格，又要相互联系，统一于整体的框架之中。一本成熟的期刊要形成统一的风格，不但要在一期刊物中体现，更要通过多期连续的期刊才能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固定的印象。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调动一切技术的和艺术的手段，恰当地运用色彩、衬底、图版、位置、分栏、字体、字号，采取对比、相似、衬托、转换、引喻、对称、均衡、动静、虚实等手段，进行点、线、面的科学组合与分割，形成多彩的版面造型，取得最佳的平面艺术效果。各种设计元素之间还要遵循对称均衡，虚实相生的规律。均衡不是相等，而是力场的流动所形成的视觉上的平衡，在对称中寻求均衡可使期刊的版面显得富于动感，新颖活泼。期刊的版面结构设计应有虚有实，虚实相生。虚实可以理解为疏密，也可以理解为黑白，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浓墨重彩极尽渲染，知白守黑有不着一笔，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联想。 版面结构要有层次，有层次才会有韵律。版面的页眉与页脚，文章的标题与内文，色彩与图片的搭配要起伏有致，字体字号的变化既要层次清楚，又要各具姿态，达到整体和谐、韵律分明的效果。以情动人是对期刊版面结构设计的更高要求。在版面编排中，应将字体视作富于情感和表现力的元素，能够体现出轻快、凝重、舒缓、激昂的情感特征。在空间结构上，水平、对称、并置的结构表现出理性的色彩；曲线与散点的结构，表现出轻快、热情与浪漫。合理地运用这些设计元素，可以使期刊的版式更具表现力。 二、标题美术设计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好的标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期刊编辑的过程中，文字编辑为了一个好标题，真可谓呕心沥血。在期刊编辑的后期阶段，对于标题的设计更是美术编辑的头等要务。出色的标题设计，应该生动而不呆板，形象而不抽象，让人耳目一新，引起读者的共鸣。 标题设计不能只是字体、字号的简单拼凑，而应借鉴“迁想妙得”的方法，挖掘新颖的构思，使文章主旨获得形象化的升华。 “迂想妙得”最初由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是中国画论中的重要命题。所谓“迁想妙得”，是指画家把自己的主观情思迁入绘画对象之中，“神与物游”，浸润于对象，达到情景交融、主客观统一的境地，创造出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迁想”是一种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充分调动知识储备并能将想像的触角延伸到常人所不及的空间。“妙得”便是妙悟，是拈花微笑，心有所悟，是艺术创作灵感的瞬间闪现。标题设计中“迁想妙得”是美术编辑在把握客观文章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将文章的主旨，加以“迹化”，创造出经过主观情思熔铸的映像。 那么“迁想妙得”的创作方法在期刊版式设计中如何体现呢?美术编辑在进行标题设计时要善于对事物作横向和纵向的联想。联想就是依据某个事物的某种特性，由此事物联想到彼事物，是美术编辑进行设计的基本手段。 标题设计的基本元素是各种各样的字体，对于字体的深入研究和恰当运用是美术编辑的基本功。在美术编辑眼里，每一种字体都应该是一个富于表情的符号，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诉之于视觉的方式传递情感。不同字体具有“表情达意”的特征，我可以称之为“字体的表情”。 标题在版式设计中的主要功能是在读者与文章之间构建信息传达的视觉桥梁。然而，当今许多流行的版式设计中，过分强调图片的视觉冲击力，使得标题设计在版面中只起“达意”的作用，而忽略了“传情”的功能，缺少了耐人寻味的意趣。 标题设计中忽视对文字元素特性的把握，所选字形本身不具美感，同时文字间的组合编排紊乱，缺乏正确的视觉顺序，使标题设计无法起到对抽象的文章作形象化引导的作用，难以产生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究其原因是由于美术编辑对于标题制作的基本功缺乏磨炼，对于文字的表情特征缺乏研究。 如何使标题设计的形式和内容相互统一，凝结成赏心悦目的设计，令读者回味无穷，是美术编辑在版式设计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构思新颖，创意独特的标题美术设计，可以把文章的主旨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文章锦上添花。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刊美术编辑对于标题的设计是对文章的二次加工。 三、图片、色彩设计 图片是版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直接的视觉语言。图片是对文章的诠释和补充，可以使抽象文章鲜活起来，提高阅读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美术编辑在挑选图片时要考虑到版面的整体效果，在一个版面上，图片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相互之间构成微妙的关系，这些视觉元素的搭配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选择图片的标准不是要挑选那些好看的照片和插图, 而是要选择那些形式与形状更适和版面需要的图片。图片要有动与静、深与浅、横与竖、大与小、情绪上的激昂与舒缓的对比和呼应。在剪裁图片时，要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去掉，突出图片的关键部分，把视线聚焦在最有趣的部位。插图与文章的关系好比是绿叶与红花，图片是为了表达内容而存在，是对文章的补充与诠释，可以对文章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 色彩是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手段，是形成期刊整体风格的独特语言，成功的配色方案是升华版面结构的有力武器。在色彩设计中可以采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比喻”和“夸张”是文学创作的典型手法，在期刊版式的色彩设计中不妨借用。 使用“比喻”的方法，要求美术编辑在色彩设计中善于找感觉。感觉的各个因素是渐变的，长可以变短，短可以变长，冷可以变热，白可以变红，苦可以变甜。比喻是语言艺术的升华，是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形式之一，是语言的信息功能和美学功能的有机结合。在色彩设计中，比喻的“本体”可以看做文章所要传达的主旨，“喻体”便是美术编辑所采用的配色方案。正像我们所熟知的，不同的色彩能够传达不同的情感，红色代表热情、绿色代表和平、蓝色代表忧郁、黄色代表收获。合理地运用色彩所传递的不同感情，可以形象地揭示出文章中蕴含的情感基调期。运用比喻手法可以使色彩从“无味”到“有味”，从抽象到形象，从呆板到鲜活。在文章中不能直接看到或者体味不深的东西，通过色彩的设计却能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 使用“夸张”的方法，要求美术编辑在色彩设计中要善于抓视觉。视觉是人的主要审美感官，古今中外，人们对它在审美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套富有时代气息、新颖独特的配色方案能够形成强烈的视觉刺激，自然会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美术编辑可根据文章要传达的意念对色彩进行大胆的夸张，夸张的色彩能够在视觉上形成张力，使文章的主旨得到更加鲜明有力的呈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期刊版式设计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取向，这对美术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编辑要进一步拓展思路，打破传统设计思维的束缚，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方法和理念，不断地了解读者和市场的需求，对涉及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浅谈报纸期刊版式设计 【摘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报纸期刊在全世界出版发行。要在众多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不仅要有贴近主题的文章,更要有引人入胜的版式设计,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关键词】出版物;报纸;杂志;期刊;版式设计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报纸、杂志等期刊出版物。在我们拿起一份报纸的时候,可曾想过,是什么促使我们拿起它的?又是什么吸引我们一篇接一篇的阅读文章的?毫无疑问,吸引我们的除了本身精彩的文章内容,就是出版物新颖的版式设计了。 一、报纸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从表面上看,报纸和期刊仅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体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然而事实上,它们不仅带给我们信息文字和图片,同时也带给我们作为报纸期刊经营者的态度和审美。这是因为我们能通过报纸期刊看到其经营者在美学和传播价值上的倾向与观点的表达。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要在众多报刊杂志中脱颖而出,版式的可识别性以及版式的风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版面设计对于刊物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出色的版式设计不仅要做到标新立异,而且要使刊物显得浅显易懂,使读者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到所需的内容。因此,要制作出最好的出版物,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二、报纸期刊版式设计的基本手段 报纸期刊是以传递信息作为主要目的而产生的,无论何种类型的报纸、杂志,在编排方面,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们的阅读欲望,如何快速有序的将信息传递出去。所以在编排方式上有其强烈的特点。 通常,报纸期刊的版面设计主要由标题、正文字体与段落、图片以及留白等主要要素构成,其中,最为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便是标题。 1. 标题 标题是版面的眼睛,是读者视线最先接触的部分,也是正文的摘要。读者是否对一篇文章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题。通常阅读者并不会仔细阅读刊物里的所有内容,而是会根据个人喜好挑选一些版面和栏目来重点阅读,其他内容只是泛泛浏览一下。所以版面编排的第一步就是帮助读者迅速找到自己的阅读对象。常规手法是通过对标题的强调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要让标题的字体更为粗重,实现醒目、突出的目的,通常会运用粗黑、幼黑、综艺、琥珀、粗圆甚至是超粗黑等字体。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版面中大小标题的字体应尽量做到一致。 从版面设计的角度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标题:主标题、副标题、小标题或分标题。一般情况下,副标题下面还可以分为一级副标题、二级副标题等。设计中的三个标题在版面中视觉传达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它根据内容主题而定。标题不一定要放在文案的上面,也可以放在文案中间,边置、竖向排版等都有不同的效果。有时标题外还可以加上线框,起到强调的作用。 2. 正文字体与段落 在报纸期刊的版面设计中,段落文字的编排设计,主要以明晰为主,文字适宜用较为纤细简洁的字体,文字的大小在一个版面中应该保持相对的一致,字行之间的距离应该相对开阔,这样有利于阅读速度的提高,并能使阅读变得轻松而有节奏。 目前,我们常应用到的主要有四种字体:宋体、仿宋体、黑体、楷体。在一个版面中,字体的种类一般选择在两到三种为最佳,否则版面就会显得零乱、视觉上缺乏整体效果。同时,为了让版面有变化感,可考虑将字体进行拉长、压扁、加粗,或者是调整行间距来实现,这样也能起到活跃版面气氛的效果。 除了字体,正文的编排也是体现版面特色的主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编排方式:左右齐整、齐中、齐左或齐右、图文穿插、突出字首等五种。 版式编排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段落文字的分栏手法。为了方便阅读,段落文字可以分为均等的栏目,使信息以块面的形式注入到观众的脑海中。这样可以减轻眼球的运动负荷,使阅读变得非常快捷和流畅。分栏时所产生的栏间空白,也是整个报纸的骨骼,它能使版面变得强劲有力而又井井有条。 3.图片 在版面要素中,图片也包括很多种类,有摄影图片、插图、信息图表等。在报纸版面中,因为信息报道性质,通常会大量的使用一些真实的事件照片或者人物照片。一般情况下,此类照片不需要经过特殊处理,以达到照片的真实性,只需要调节照片的色彩度以及明暗度来迎合印刷制版的清晰度要求即可。 在版式设计领域里,插画的使用也比较常见。通常有人工绘制和电脑绘制两种。电脑绘制相对来说更加的趣味化、艺术化和个性化。另外,为了使整体画面统一和谐,在以插画为主体的设计中,文字的选择、色彩的搭配等等也十分讲究,力求与图形形成和谐而富有个性的整体。 4.留白 除了文字和图片,留白也是构成页面排版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灵活的运用页面的白地,这样的杂志页面会呈现出非常美观的效果。 当版面中包含的文字内容比较多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页面狭窄的感觉,这样会让人看得很疲劳。如果版面中的图片色调比较明亮,也可以减轻页面带给人的压迫感。但是,当灰暗的图片或者文字所占的比重比较大的时候,读者就感觉不到这种宽松了。所以,适当的“留白”是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宽松氛围的。 三、报纸期刊版面设计应该与时俱进 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纸质媒体以外的更多媒介,比如互联网、手机新闻播报等。要在这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继续保持纸质媒体几百年来的霸主地位,就要求出版者对于出版物的版面编排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依靠一成不变的传统版式来保持人们对于刊物的青睐。 因此,关注信息化时代受众的视觉需求特征,顺从当代信息社会读者的选择心理,不断积累设计经验、设计思路,再加上设计风格的不断创新,报纸期刊的版式设计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和境界,就能实现版式的个性化、风格化,有利于报纸期刊品牌的提升。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设计史视野下的民国期刊版式特征 摘 要：期刊和“线装书”都是属于舶来品，无论从传播媒介，还是从书籍装帧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从设计角度对民国期刊的版式特征作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版式特征；平面设计；民国期刊 封面对于杂志期刊来说最为重要，是一本书的门面和灵魂，但书籍和杂志不止于封面，更多的思想在于书籍内部的风格与编排。北京美术学校编印的《图案法讲义》说道：“封面之装潢，略有三种：一为封面之表面施以意匠者；一为脊背加意匠者；一为由表面而脊背而里面，施以连续意匠者。”第三种强调的是整体设计的概念意识，对于期刊设计更应该强调内外统一。 一 “竖排”改为“横排”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不但内容求新，自然对中国传统的书籍版式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字排版的传统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的竖排方式，从殷墟甲骨文到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乃至后代的纸制线装书等，这种编排方式都是历代相承。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籍的版式依旧如此。随着各国思潮的进入，“西学”的影响，使得这种传统的排版形式日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来，是书刊阅读习惯的差异，但更加深层次的是一种文化的变化。 在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的《科学》期刊，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内容几乎为自然科学类，里面的板式编排就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符号。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所遵循的也是西式排版原则。在《新青年》1917年翻译的英文诗句，中英文混排，英文横排，中文则竖排，这样阅读十分不便。而先读右边再读左页的阅读方式，使得期刊中的英文排版必须迁就中文排版，这样导致大大降低了英文的阅读性，这样的矛盾持续了很久，直到30年代依然在期刊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民国时期的刊物，与人文社会学科类方面的期刊，直行竖排仍然很多。可以说是：其中保留了传统的版式习惯，同时也有融入新式思想的考量，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中文书籍版式中依然保留。 二 双页版式与现代版式 双页排版（Two page spread），也称为跨页编排，是现代书籍、期刊排版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突破。书籍和报纸的重要区别在于，读者在阅读书本类的时候一般可同时注意两个页面，所以说，书籍可以把每两页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进行整体设计，也就是跨页设计，两页的风格统一，这也是当代杂志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中文传统的竖排方式则不受到书页的阻碍，本身就是连贯的、整体的。除了一些插图外。如清末上海申报馆发行的《飞影阁画报》，则采用了传统的经折装（一个对页就描绘并讲述一个故事），延续了明清书籍插画的影响，在整体开来与“跨页排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双页排版是基于现代印刷与装订技术的杂志版式语言，与传统的插图跨页绘制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期刊的版式还是经历了从单页排版到双页排版的过程。 现代主义版式风格在民国的大量期刊中体现也非常明显，这在30年代中期出版的期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现代》杂志，封面就是典型的具有构成主义特征的设计，也是受到俄国构成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有《新青年》《矛盾》等杂志都大量运用的块面风格的方式进行设计，既没有影响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同时又巧妙地融合了现代主义的版式语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而富有创意性的版式设计。 三 单计量页码和复式页码 按现代书籍期刊，一般是从书的扉页开始计算为第一页，最后一页为书本的最终页码。但民国时期的期刊页码编排则不是这样模式编排，而是以不同的栏目或者文章类型的篇章作为单位来计算，这就被成为复式页码编辑，在下一期的期刊中，相同的栏目或者篇章可以继续上一期的页码，也就是说同一栏目或者篇章的页码在多个期刊中按一个编码计算。复式页码的编辑模式有利有弊，对于单独的文章和专栏读者可以很容易知道具体有多少页，但无法通过期刊的目录检索到需要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复式页码表现了当时“编辑水平低下”，缺乏对期刊整体的规划；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编码是有一定的缺陷，但由此而论断其没有实际意义，则有待商榷，其深层的期刊观念也非“编辑水平低下”所能了结的。民国时期期刊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是西方新型的传播媒体在中国传统的出版文化土壤上的横向移植。正如单以现代眼光审视历史文化就难免偏颇，舍弃了近代期刊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就无法开掘近代期刊的出版文化底蕴。复式页码反映是受到中国传统书籍的影响，受到传统阅读习惯的影响，读者们更习惯于把“整合成册期刊”当作书籍去阅读，而且这种页码编辑，为以后读者从各个时期出版的刊物中把喜爱的文章或者栏目编辑、装订在一起，为了收藏或者阅读提供便利。1906年《汇报》大改良，全部用西洋纸两面印刷，由单张报改为册报。1月23日在报端刊登广告云：本报开设至今，已八更寒暑，荷海内外士林学圃许为文明，奖励有加，流行日广。惟学问无穷，而尺幅之中，未能多载，今徇阅报诸君之请，于丙午年正月第一号起大加改良，用上等西洋洁白纸分印两面，既可分订，亦能总订。通过这种复式页码的编辑方式导致的“拆散重新装订”也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来招揽顾客。曾朴于主编的《真美善》月刊以编译法国文学和连载《孽海花》轰动一时，该刊还把代读者拆散装订作为一种招徕读者的经营手段，1931年出版的《真美善》月刊第7卷第3号封四上，刊登启事说：“定户于各书在本刊登载完毕时，可在逐期中拆齐全书交由本店代为装订，成一精美单本，不另取资。” 四 结语 如今，受数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的冲击，纸质传播媒介也进入高度危机之中。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期刊在平面设计上取得非常高的成就，无论从字体设计、版式编排、装饰设计，还是印刷装订，多数延续了中国传统书籍的样貌。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民国时期的期刊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办刊者仍然力求在封面、字体、排版等形式上保留中国传统印刷文化的尊严，在康有为的《不忍》、章士钊的《甲寅》等杂志设计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坚持。民国期刊能够在短时间内融入现代主义设计潮流中，不但与国外的设计在同时期发展交相辉映，在设计风格上保留了对中国平面设计传统的研究与探索，毫无疑问，这些观念将影响我们对中国平面设计的认识，并利用这些优良的设计思路为未来中国设计开拓新的篇章。 作者简介：王文婷，任教于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浅谈少儿期刊版式设计 摘要： 期刊版式设计是美术编辑工作者对期刊内容的又一次升华。对少儿期刊来说，板式设计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图片与文字结合在一起，而是针对儿童的需要，通过美术语言将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结合。儿童期刊的版式设计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服务。 关键词： 儿童期刊 版式设计 设计原则 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改革开放至今，期刊事业蓬勃发展，期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途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期刊种类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其中，少儿期刊是整个期刊行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少儿期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少儿期刊伴随着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学习知识和提高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期刊的内容决定期刊的质量，但首先吸引儿童的是期刊的整体视觉设计。我们都会有这种感受，当琳琅满目的杂志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视觉的直观感受来判断对哪些是感兴趣的、哪些是不感兴趣的，儿童的感官是比成年人更加敏感的，更容易通过视觉的直观感受来选择喜爱的期刊。 一、目标群体分析 儿童是社会重要保护和培养的对象，这一群体的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和发展，父母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主流意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儿童时期是培养健康心理的黄金时期，各种行为模式和习惯方式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来说，其生理、心理、兴趣、行为、接受能力都是有所不同的。 1.儿童的生理心理变化和成长需要 我们大致根据有能力阅读期刊的儿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3-6岁的儿童早期；7-10岁的儿童中期；11-13的儿童后期。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儿童生理年龄的变化，心理的成熟程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所需求的期刊形式和要求也随之不断变化。在儿童早期，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对事物刚有认知，同时又对一切充满好奇，这就要求期刊的内容要以图形为主，色彩需要艳丽，这样才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对内容产生兴趣。等孩子到了儿童中期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处于小学低年级阶段，不再单纯的只是看一些图片，对文字的阅读量开始增加，这时就需要文字与图画相互之间的融合来培养孩子阅读文字的能力。当进入儿童后期，可以阅读大量文字，对图画的要求降低，但儿童对期刊审美品位的要求更高一些，这一时期正是审美品味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提高期刊的品味，对儿童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期刊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儿童的观察力、记忆力和创造力 在儿童观察事物的构成中，较低年纪的儿童不能够完整地感知事物特征，只能通过鲜明的颜色、形状来概括事物，对事物的记忆没有条理，不全面。随着年纪的增长，儿童能慢慢体会到事物之间相互的联系，可以分析简单的关系，接受信息的能力提高，记忆事物更加完整。儿童的创造力在不同阶段呈不同的上升趋势，应针对不同时期的特性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二、儿童期刊版式设计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设计原则 版式设计是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所谓版式设计，就是指在固定的版面中将零散的内容进行整合，有序排列，将信息有规律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使感官上产生美的享受。优秀的版式设计不仅是对元素的排列组合，而是对文章的升华，更是对刊物的品位提升，是刊物办刊宗旨的外在体现。 对于期刊版式设计来说，它作为传达信息的载体，在追求形式感的同时必须要体现刊物整体编辑思想，必须与刊物的内容相协调，与刊物的性质相符。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服务于内容。设计不同于纯艺，设计更多注重的是它的服务功能。功能性也是版式设计的首要原则。版面的设计与内容不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是整体性原则，一本期刊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其中各个栏目之间要相互关联，有期刊整体的设计规划，虽然各个栏目不相同，但要有一条主线贯穿整个刊物，使其整体统一。而且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的刊物，更要有整体的规划，让读者能感受到期刊的整体连续性。再次是审美性原则，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美的追求不断提高，期刊的版式设计应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当代的美学观点，不断发展创新。 1.少儿期刊版式设计基本原则、形式法则 一份少儿期刊，从给人第一印象的封面封底到里面的内文，都是需要进行版式设计的。 由于儿童是少儿期刊的受众群体，这就要求美术编辑工作者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以儿童的需求和喜好为出发点。运用丰富的色彩、图形和文字的相互组合排列，图文并茂地诠释内容，生动活泼的版式设计是吸引儿童的重要因素，符合儿童活泼、好奇、简单的天性。 在版式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做到主题突出。以儿童为主体的设计要选择适合儿童和吸引儿童的视觉元素。标题突出，让儿童直观地感受到主题，次要表达的内容依次放在后面的位置，通过字体、字号、颜色等元素区分，这种主次分明的版式设计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有利于儿童捕捉信息，也对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有指导作用。第二是结构协调，关系合理。过于夸张的变化会破坏版面显得杂乱，但没有变化则会显得呆板无趣，不能吸引孩子。这就要求在排版过程中注意内容要有序，风格要统一。字体之间、字号之间颜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和谐，文字与图画之间的位置关系要经过精心设计。第三是布局要简洁明快。版式设计中要将图片和文字所占的比例进行调整，根据栏目的内容、受众群体接受能力，有些强调文字内容，有些注重图片信息，在儿童的不同年龄阶段图文的搭配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如何做出符合要求的板式，使所强调的内容主次分明就是设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了。第四是色彩的合理运用。色彩直接影响儿童心理，不同色彩给儿童带来不一样的感官体验。儿童对色彩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以根据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不同选择合适的冷暖色调进行表现，不同颜色的重叠也会给人的心理造成结实感和轻浮感，颜色的相互碰撞也会激发情绪的共鸣，通过这些手段的运用配合，可以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内容，加深印象，帮助记忆。用正确的色彩引导儿童成长。最后是空间的运用。空间是指层次感和空间感，通过符号的前后叠加，对比、衬托等手段，产生不同于二维空间的视觉感受，吸引儿童，产生阅读兴趣。 2.少儿期刊中的符号设计 文字是儿童期刊板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本身是人们日常交流、学习的载体，对于儿童来说，文字不仅仅是载体，期刊中的文字阅读过程也是儿童对这一载体的认识过程。文字的选择要有美感，针对儿童这一年龄段的特性，大多选择一些形体可爱活泼的字体，再根据受众儿童年龄阶段的需要更进一步进行字体的选择和设计。标题字体突出，富有创意。图1中所示文字就是根据儿童特点，对文字进行形式、颜色和底纹上的变化，字体体态活泼，符合低幼年龄审美，字体颜色、大小相互进行搭配，通过变形和联想将文字进行图形化的处理，这种标题的设计更能吸引眼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内文字体不宜过度夸张，要与标题字体相匹配。由于栏目内容的不同，在字体的选择上也要有所区别。 插图的编排是儿童期刊版式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插图设计是版式设计的一个亮点，尤其在少儿期刊中，插图能够使整个板式活泼，不呆板，使儿童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获取知识。通过图片内容的示范，帮助儿童理解文字内容，对内容有更形象的认识。插图的大小、多少，怎么去编排构成，这些都就对版式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将插图与文字结合，做到文字与插图的融合，根据内容和图形的要求，字体的大小、形状、颜色都要进行改变。文字与插图的版式设计要符合美学的基本构成，不仅单独的文字与插图要形成对应，板式整体每个单元之间要相互协调，符合设计的整体审美需求。图2中运用圆形为设计元素，以每个圆形为一个单元，相互之间文字的格式统一，形状统一，但通过元素的大小变化，位置疏密关系的变化，构成相互的律动关系，形成了最终整个板式设计。运用简单的，与内容相协调的插图活泼整个版式。用孩子的笑脸、哭脸来表示答案的对错，让儿童对事情的对错有更直观的认识，印象更加深刻。 三、少儿期刊版式设计存在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们接触的新鲜事物增多，许多少儿期刊的版式设计发生巨大的改变，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强烈的对比，鲜明的色彩，夸张的插画，大量的图片出现在期刊板式中。然而，板式上的喧宾夺主导致读者轻内容重形式，使整体流于表面形式，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期刊原本的存在意义。期刊的创新性不是指大量夸张的变化的叠加，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体的需要进行调整。表现形式一定要根据内容进行变化，加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元素，更好地为内容服务。 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精神文明需求不断上升，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遍意义上注重功能和形式的版面设计，现代设计越来越注重人性，重视设计中的人文关怀这方面的内容。版式设计如果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层面，忽略读者群体的需求，则将慢慢失去吸引力。期刊版式的设计应融入互动性和引导性。互动性可表现在内容的衔接部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儿童产生兴趣，被期刊吸引，持续性地将注意力放在阅读上，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引导性表现在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审美水平的培养等方面。板式要符合正确良好的阅读顺序，对儿童杂志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儿童处于对事物的认知和学习阶段，符合阅读顺序的板式在无形之中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顺序。儿童阶段对美丑的概念逐渐形成，注重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应被得到更多重视。 少儿期刊是一项文化产业，版式设计是少儿期刊的外在表现，如何让少儿期刊的美术设计跟上时展，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是版式设计工作者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少儿期刊的责任。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 摘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对于期刊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艺术市场的格局和广大读者的消费倾向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广大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坚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相关元素进行可行性分析或设计，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划方案，为推进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作为期刊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开展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是形成并展现期刊个性风格的重要过程，也是吸引并争取读者认可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广大读者的文化艺术欣赏层次进一步提高，对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在坚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富创造性地完成此项工作，是每一位期刊编辑工作者所应积极思考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内涵及重要性 策划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涉及到众多领域的概念，是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目标，遵循一定的原则与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构思、制定和优选策划方案和战术计划的过程。期刊编辑策划和版式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针对期刊内容进行策划，如期刊栏目的设置、期刊主题和文章的选择，等等；另一方面是针对期刊形式进行策划，如对期刊的文字、照片、插图、表格和各个栏目板块进行编排与设计。期刊编辑的策划和版式设计，是向读者表现和传达期刊创办的基本理念，打造并展示期刊本身的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期刊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并最终形成了开放、发展、动态而又稳定的期刊创编理念体系和流程的重要工作。成功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不仅能使读者从中期刊中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同时还能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最大可能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热情。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在明确期刊定位和创编风格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思想原则、审美规范和创编要求对期刊的内容和版式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使期刊的文章主题、艺术风格、版式设计等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二、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是期刊主题、文章和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也是期刊创办者创新思想、审美层次和创编技巧的整体展现。成功的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将对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具体的策划与版式设计过程中，要遵循期刊创编的一般规律和美学原则，使期刊始终能够保持高艺术品位、高审美层次和高亲和度的价值，为读者提供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最佳的审美感受。 1.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 内容与形式是期刊编辑的两大构成要素，其中期刊的内容主要指每一期期刊的主题和文章等，形式则指期刊的字体字号、颜色和图片、文字编排等。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与相互协调，正是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在具体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流程中，一方面，期刊创办的定位要准确，期刊编辑的思路要清晰，栏目设置要合理。在每一期的期刊编辑策划中，编辑人员首先要确定本期的期刊主题，再围绕主题进行组稿、选取重点文章与次重点文章，并尽量使文章之间保持合理的布局。另一方面，编辑人员要充分利用好版式设计的多种元素，如文字、图形、色彩等等，富于艺术性和创造性地设计期刊的版式。版式设计既要适应期刊的整体结构和微观细节，还应有利于期刊主题的传达、期刊编辑思想的表现。 2.适应读者审美与接受 读者是期刊的客户群体，读者的审美与接受是期刊编辑者进行策划与版式设计时所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当今时代，我国文化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可供广大读者进行消费的文化艺术产品极为丰富，只有真正考虑到读者的审美层次和接受习惯，期刊才能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也才能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同时，读者的审美与接受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审美活动。因此，在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方面，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注重对期刊的策划和版式设计，始终坚持审美原则和相关规律，通过有效策略充分调动读者的种种感觉并引发读者的思考，使期刊在承担传播信息这一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能带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感觉，真正表现期刊的个性风格和价值理念。 3.定位准确、特色突出 随着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各种类型期刊的数量明显增多，为了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期刊编辑工作者要准确定位、形成特色，在读者心中形成一定的“区别度”和“品牌度”。首先，要锁定期刊的“目标读者”。在对目标读者读者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审美倾向和阅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研之后，根据他们的阅读要求对期刊的主题和版式设计进行整体的规划；其次，要力求打造期刊的个性特色和独特风格，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利用一切艺术造型元素，如线条、字体、色彩等，结合照片、插图等资料，巧妙运用多种设计手段，使这些设计元素为形成个性化的期刊艺术风格而服务，使期刊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态势，最终打造优质的期刊品牌；最后，期刊定位应当保持动态稳定。期刊定位必须稳定，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读者群体，但期刊的定位还应随着文化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并及时调整策略，更好地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三、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有效策略 风格成熟的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不仅是对期刊形式和外在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同时也是对期刊创编主题和文章内涵的升华。为了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拓展期刊的发展空间，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在遵循期刊编辑的相关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策略最大限度地提升期刊编辑的审美层次和艺术品格，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1.形成整体的策划理念 期刊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成果，是由多种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而系统的创刊理念来指导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这个整体而系统的创刊理念，是对期刊的创刊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整体反映，是在融和期刊的内容、宗旨、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期刊的整体形象等因素，利用其特有的内容，最终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策划理念。可以说，这一理念既是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该期刊最终形成稳定且区别于其他期刊风格的归宿。通过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一致性的策划理念，将会使期刊在宏观上表现为整齐协调、微观上又呈现多样化的艺术特征，最终并达到形式与内容，布局与整体的完美一致的艺术层次。 2.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优化了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提升了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审美层次，成为提高期刊编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期刊编辑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首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期刊的主题策划工作的效度。编辑人员可借助专门的计算机软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进行统计分析，更加充分全面地了解读者及文化市场的具体情况，准确定位期刊的读者群，打造独特的期刊风格；其次，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成立专门的期刊网站，作者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稿，读者也可以借此发表自己的阅读意见，期刊编辑人员、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将形成良性的沟通与交流；最后，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期刊版式设计，对文字、图片、图形、线条、色彩等要素更佳合理的安排，提高期刊版式设计的效率与美学效果。 3.打造期刊的品牌形象 “品牌”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无形资产，打造期刊品牌形象对于期刊发展有诸多的好处。打造良好的品牌，可以为期刊发展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为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创造更好的平台；而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也是打造品牌期刊的有效路径。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品牌消费意识不断强化，只有具有良好品牌形象的期刊，能够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其次，激烈的市场竞争呼唤更具有品牌价值的期刊，只有成功打造出良好的品牌，才能吸引更多媒体资源，如作者、广告商，等等；最后，可以借助“品牌”来发展“品牌”产业，最大可能地创造期刊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读者的消费倾向，期刊的主题选择、栏目设置、版式设计等诸多元素进行可行性分析或设计，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案的重要工作。成功的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将使期刊在定位、特色以及力度、深度上都能获得有效的提升。期刊编辑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探讨，为推进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科技期刊版式设计的作用 摘要 科技期刊承载着学术交流、探讨前沿科研理论、传播新知识、新成果的重要任务。同时，它还是传播美学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对办刊宗旨、方针的具像体现，版式设计要以期刊内容为中心，在形式上充分体现期刊学术品味与内涵。用凝重敦厚的版式 来强化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增加内容的表达和提高读者的信任感。 关键词科技期刊；版式设计；原则；规范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期刊以其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栏目形式灵活多样等特点，成为传播知识、交流技术的重要手段。作为知识和信息载体的期刊，其内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时，期刊的版式设计作为其外在形式，重要性也在逐步凸显。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按照一定的视觉流程和审美规律，将各种文字、图形及其他视觉形象加以组合排版，是期刊编辑的环节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 科技期刊设计也讲究美感，版面布局是否妥当、字体与字号的选择是否恰当、图形和表格的搭配是否合理、颜色的搭配是否协调、标题的运用是否正确、页码以及页眉页脚等元素的使用是否规范、空白的留置是否充足等因素都会影响读者对刊物的感受和兴趣。好的版式设计可以使读者赏心悦目，提升医学期刊读者阅读兴趣，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如期刊版式过于平淡、刻板，平铺直叙未显示重点和要点，会使读者在阅读中失去兴趣；而文字或图表过于密集的版式设计会使读者产生视觉疲劳，影响阅读。版式设计中应体现文字、图表编排疏密得当，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要素统一规范，达到美观易读，并能体现鲜明的目的性、主动性和选择性，表达一种审美意识。因此,要获得视觉美感，版式设计者不仅要从艺术美的规律出发,，还要从接受者出发，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2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促进内容的表达 科技期刊作为期刊的一个门类有别于一般的大众文化产品，内容上的科学性、前沿性、创新性要求在版式设计中既要反映期刊的内容，同时又要具有相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其严谨性与艺术性在内容的表达方式上要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一般要求严肃、简洁、理性化，且一旦确定即比较固定。合理的版式设计可以突出重点、强调层次，将内容的信息更加鲜明、准确的表达出来。如科技期刊中常见的表格在设计上就有表题、表头、表身、表注几个方面需要注意。表格的排式也需根据内容及文字多少设计为竖排表、卧排表等。分栏是科技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手段，多采用两栏、三栏的分栏方法，因此一些尺寸较大或内容较多地表格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如设计为跨栏表、续表等方式。此外，图片在科技期刊中也很常见，可以直观的表达文章的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因此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科技期刊中如何使图片更好地发挥其对文字内容的补充、说明、指示作用，是版面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技期刊的图文合成时，可根据图片与正文文本的关系以及图片幅面的大小，选择文主图辅、图文并重、图主文辅三种样式， 图片在版面的位置也可以选择串文图、通栏图、跨栏图、超版心图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技术编辑在版面设计过程中凭借经验和认真的态度进行斟酌。 3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树立品牌形象 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给读者的是第一印象，有助于体现科技期刊特色、树立期刊品牌。在版式设计中巧妙运用标题、文字、空白、图片、线条、色彩、分栏、分区等多种元素和多样手段，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特色，就有助于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期刊的品牌效应。好的品牌效应可以帮助读者从众多的同类刊物中选择本刊物，并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亲切、愉悦的感觉，传递视觉上的美感。好的版式设计也有助于体现科技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宗旨，可以更好地突出刊物重点栏目、内容。如何在版式设计的层面上树立科技期刊的风格和特色，并促进品牌效应的产生呢？一方面要强调版式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即每个期刊的版式都保持基本一致，统一性是指期刊的版面设计与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内容风格相一致，如版面分栏、标题、字号、字距等都有统一的设计，形成基本版式，基本版式结构决定了各家科技期刊的表现特征，影响着它的传播效果；整体设计原则还要求版式设计不仅仅着眼于版面的美观, 还要着眼于实用。这是由科技期刊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种整体观。 整体设计原则这个方面的要求,是设计功能上的整体观:美观与实用的统一体。另一方面要强调灵活性与多样性：即期刊中每个栏目之间的版式设计可以不同，可根据各栏目的特点、特色、内容、要求等灵活地设计各栏目的版式，在统一中求变化，力求更好地体现每个栏目的主旨、特色。 4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节约出版物成本 合理的版式设计可以在保证版面清晰明了、布局合理的前提下，节省版面，更有效地利用版面，这可以直接减少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费用、制版费用、印刷费用以及装订费用。科技期刊版式设计中，版心是主要框架，其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版面的主体容量与阅读的视觉效果[1]。适当地扩大版心，并在设计中合理设计标题等要素，恰当的安排图表的位置及留白的尺寸等都可以节省版面，从而节约出版成本。当然，节约出版成本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保证出版质量的同时，提高出版效率的重要手段。在原材料涨价、环境污染的当下，节约宝贵的纸张资源、减少浪费、节约印装费用对于科技期刊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节省版面一定不能造成版式过于拥挤的感觉，以牺牲版式设计效果为代价，要把握好其中的度。 我国已经是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期刊第二出版大国，而且在这些期刊中，主体是科技学术期刊。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期刊风格外化的重要手段，可以有助于更好地传递科技信息的独特价值，提高科技信息传播的深度、广度与速度，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树立科技期刊品牌效应并节省科技期刊出版、发行的成本。版式设计是期刊的一个系统工程, 好的版式设计,往往能够对期刊的内容进行充分有效的整合, 提高期刊的传播效果，应加强重视。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开展《高级财务会计》研究性教学活动的基本思路 【摘要】文章以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为例,根据笔者20余年的会计教学实践和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特点,重点从基本教学理念、研究性教学的特点以及效果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开展《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研究性教学实践中,进行高级财务会计研究性教学活动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大学教学;高级财务会计;研究性教学 高等学校开展研究性教学很有必要,因为,研究性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创造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学习环境,激活学生探究问题的热情,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去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拓宽知识面,从而获得成功的教学方式。研究性教学理念强调:在教学中教师通过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将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激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调动学生自身参与知识构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达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的目的。在会计学专业进行高级财务会计研究性教学的基本思路具体如下: 一、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教学是科学、文化、艺术和情感的交融 搞好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研究学科发展和课程体系、研究教学方法和授课艺术、研究授课对象(学生)、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教学模式、进行科学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案和方法的设计。研究性教学通过教授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去获取新知识的方法,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相互沟通团结合作的精神,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研究性教学就是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深入研究、教学过程完结之后进行后续研究,从而达到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目的。研究性教学建立的基础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授课是科学研究性教学实际上是由授课的科学性决定的 大学培养的是专门人才,不同的专门人才是通过不同学科的一组课程的讲授和学习得到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每一门课程就是一门分支或亚分支科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授课的科学性。每一门课程体系的形成都是经过若干年、乃至上百年(有些更长)的研究和积累才形成的,授课教师必须对所讲授的课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研究性教学首先必须将授课看成一门科学,进行科学授课。 (二)能力是目的 在知识快速更新的今天,授课的任务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欲达此目的,必须采取研究性教学。 (三)育人是关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行举止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管教师愿意不愿意,都会有形或无形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因此,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要求教师认真研究授课内容和授课对象,研究设课方法,提高自身素质,以渊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无私奉献的精神投入教学,才能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 二、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特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的变革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支配下为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其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都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所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传统的普通教学注重学习过程,只重视学生学习后可量化的评价结果,研究性教学则不同,它将整个课程的实施过程看得比结果更为重要。研究性教学重在学生学习的过程,重视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研究性教学的成果不是具体的分数,也不一定是具体的制作成品,而是更注重让学生在收集资料、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能,从而使学生能够对其所学的知识有所启发,进而思考如何运用所学知识,甚至由此发现新的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是“研究性教学”对教师专业素质与传统权威提出了挑战,同时教师专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引发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更新。习惯于在学科课程中起主导和主控制作用的教师面对这一新的学习方式感到不适应和压力,面对学生设计的课题,他们感到自己知识欠缺,以往“师道尊严”的感觉在逐渐变淡,学生不“怕”老师了,还会经常向老师提出各种“离奇”的问题和要求。有人据此提出教师的权威正在削弱。而实际上,通过“研究性教学”使教师更清楚地找准了专业发展的时代定位。教师不再传授现成知识,而是要在学生探究过程中提供学习方法、策略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指导;教师与学生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平等、对话的朋友关系,有了更多心灵交流,真诚沟通。与过去相比,教师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教师专业生活方式的改变,客观上要求教师教育模式的更新。从新课程教师培训中不难发现,教师校本培训和课程行动研究已经发展为主要模式,而“研究性教学”在改进教学和课程品质的同时,为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创造了广阔空间。 三、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效果――将带来教学方法、组织形式与教学评价的更新 “研究性教学”打破了学科教学中“讲授法”占主导地位的单调形式,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理路――“研究性教学”。该理路把教学视为研究,教学过程即学生诞生精彩观念的过程,即师生合作创造知识的过程。而同时,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网络教学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实施平台,使这种学习方式能突破课堂和教师的时空局限。在广泛便捷的信息共享中深入课题的探究作业。“研究性教学”也带来了教学评价的变革,在评价功能上由过去重甄别和选拔转向注重激励和发展,在评价标准上更加人性化、弹性化,在评价主体上更加多元化,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参与,而且学生的自我评价往往更重要。由于技术理性影响下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存在,在相当长时期内课程与教学是分离的。课程作为教育内容,总体规定着“教什么”,而教学作为课程的实施过程与手段,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教”,两者构成一种单向线性关系。这种分离不仅违背教育作为复杂系统的内在规律,更对教育实践产生不良后果,因而人们一直努力使两者走向融合。杜威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二元论思维,在他看来,课程和教学是内在连续的:课程即经验,它既产生于当下的教学过程之中,又始终引导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教学指向经验的产生,又是经验得以产生的情境,它内在地孕育着经验的生长。并且,他还确立了“主动作业”的活动作为两者统一的具体途径。承接杜威的思想,20世纪末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又形成了新的理念与实践形态,在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上,都超越了杜威。美国学者韦迪称之为“课程教学”,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课程与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变革。从变革的观点看,就会发现两者的情境意义与不断变化的可能性。二是教学作为课程开发过程。在教学中师生发挥主体性,共同创生课程,讨求内容转化与意义的重新建构。三是课程作为教学事件。课程已由静态的书面文件变为师生不断创建的经验,成为动态的过程。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摘要】 工科院校《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在整个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通过分析工科院校《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学创新的主要内容，针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实际提出了教学创新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 工科院校； 高级财务会计； 精品课程； 教学创新 一、引言 自2005年起，部分名牌工科院校在非会计学专业《会计学》精品课程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开始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重点建设《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和《高级财务会计》3门会计学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孙涛，2007）。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既是一项教改的创新，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对于促进会计学专业的教学创新和教学相长、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会计学专业研究团体的形成、规范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式、逐步构建会计学专业教学文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使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取得成效，《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是关键，而在《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教学创新至关重要，因此，在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以及教学管理（主要是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如何围绕《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目标进行教学创新，值得探究。 二、教学创新的主要内容 （一）教学队伍创新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关系到《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质量和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是一项根本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但由于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教师队伍基础较为薄弱，具有高学历及出国进修访问经历的教师人数较少，教师队伍整体结构、科研能力、教学团队、科研团队等方面的现状与建设特色鲜明的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的奋斗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队伍创新。 （二）教学内容创新 教学内容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对会计专业学生的培养除增强理论知识和能力外，还必须要加强对学生会计技能的训练，因此，教学内容的创新表现在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理论上的内容创新取决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性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性质特殊，既有边沿性的内容也有前瞻性的内容，所以，《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理论内容应在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实践上的内容创新，既要注重传统的特殊会计业务的实践创新，也要注重新型会计业务的实践创新，既要注重基本动手能力的训练，也要注重操作能力提升训练。《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不能流于形式，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根据教学需要和效果进行创新，充分发挥会计学专业教师的学术水平。 （三）教学方法创新 《高级财务会计》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技能性都很强的课程。但是，在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会计专业教学方法中，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考，学生背”的比较呆板的公式化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着会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刘梅娟，2007）。为了实现新型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针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方法，努力探索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新型的课堂教学结构模式。 （四）教材创新 目前《高级财务会计》的教材有很多版本，但是所有版本的内容和体系都差不多，严重制约着教材选用和教学内容创新。教材创新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引擎，因此，《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要从教材创新和建设开始。《高级财务会计》教材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与时俱进，反映会计学科发展的新成果、新信息，不止内容新颖，而且体系也要有所创新；二是本教材不同于专著，它要把基本概念交代清楚，说理要透彻，系统性要强；三是本教材要摆正在会计学专业课程群中的位置，处理好与《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的关系，把相关内容衔接得好，而且篇幅适当。 （五）教学评价创新 1.课程考核评价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工科院校对学生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考核评价的最主要方法是卷面考试，主要根据考试卷面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考试一般在课程结束后或期末集中进行，教师先出一些复习提纲，大部分学生都是临时突击，死记硬背教师所提示的复习重点。这样的考核评价当然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业好坏，虽然这对促进学生刻苦学习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从精品课程建设的要求出发，工科院校应创新《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考核评价制度。 2.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创新 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学效果的提高，现行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评价模式，是泰勒的目标导向评价模式，以结果评价和定性评价为主，只重视教师劳动结果的评价，而忽视教师教学的具体过程；只重视教师过去教学行为的评价，着眼于教师个人的工作表现，特别是教师在评价之前的工作表现，而忽视教师未来的发展能力；只重视评价的管理与奖惩功能（教师评价的结果往往作为领导决定奖励和晋升职称等的依据），而忽视评价的导向、激励和改进功能。 三、教学创新的主要对策 《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中的教学创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需要结合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从我国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选配优秀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关键，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高级财务会计》主干课程在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就必须要把最优秀的教师选配承担主干课程的讲授。由于会计是一种职业，讲授人需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选配任课教师时应充分考虑其实践能力。 加强“双师型”素质教师的培养（王荣娟等，2008），优化课程团队的双师结构，形成一支既熟悉企业财务会计最新动态，又能把握会计准则发展方向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师资队伍，以提高《高级财务会计》任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具体措施有：一是鼓励教师参加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二是建立兼职教师队伍，积极引进相关企、事业单位中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高级会计人员做兼职教授。 （二）不断更新课程内容 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负责人及主讲教师的带领下，应紧跟时代形势及专业发展，及时吸收会计学专业前沿知识，进行课程内容更新。《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理论性教学内容应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基础，紧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向，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内容有效地渗透到该课程的教学中（李莉，2009），把最新的知识内容、最前沿内容讲述给学生，使《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理论性教学内容常变常新，常讲常新。 《高级财务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除了理论性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外，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创新也是本课程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本课程实践性教学内容创新的目标应是不断提高学生的会计实际操作能力和会计工作岗位适应能力。比如，创新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实验内容，在合并范围只有一个子公司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子公司，或者增加一个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与《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性教学内容相融合，增加投资核算的内容等等，以此来训练学生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能力。 （三）优化教学方法 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基础，运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模拟实验等相结合的现代教学方法，以达到传统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学方法互补的教学效果。具体的有效措施有。 1.改进课堂讲授方式 尽管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式有多种，但课堂仍然是最主要的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保证信息的充分传递。同时，课堂讲授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浓缩课程精华，突出重点难点。所以，课堂讲授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环节。因此，《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最基本的教学方法仍是课堂讲授。但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式教学方法，每一节课内容都是教师从头讲到末，不容学生半点思考就将答案全盘托出，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差，对所学内容印象不深。适应《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要求，基于《高级财务会计》研究型课程的特点，应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基础上，辅之以“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蒋卫东，2005）。将被动式转变为主动式、启发式教学，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来掌握新知识；通过提出问题，使学生已有的课程群知识逐渐融合到《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学习中，达到课程群的知识相互融通。 2.实施案例教学 教学方法的创新有多种渠道，其中将案例教学融入专业教学中是一种有效途径。案例教学的实战性特征适应了《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复杂、研究性强等特点（李江萍，2007）。案例教学的方式也有多种，一种是让学生先掌握相关知识，然后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剖析；另一种是教师先通过案例介绍把问题引出，从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出发，一一讲授相关教学内容。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方面应把多个专业知识点融会于一个案例之中，注重提高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拓宽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应借助不断涌现的上市公司会计业务案例，给学生以耳目一新的启示，使他们考虑问题时不囿于教材和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制度，而是独立思考解决方案，从而达到预期教学目的。 3.利用多媒体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合并财务报表部分，常因其内容多、合并对象之间关系复杂、会计处理的工作量大而成为《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难点，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方式，将复杂的关系及过程图示，既有利于学生掌握也有效节省时间。在外币业务会计部分，将汇率变化的形式和种类及其影响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直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既便于学生理解也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 4.组织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近年来针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创新的一种举措，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消化、紧密教学沟通、强化师生交流，使教学过程变得活泼生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具有应用性的特点，涉及的问题均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实务中的热点问题，通过课堂讨论，为学生搭建一个关注、参与专业热点的平台。选择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现实问题，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积累，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参与探讨问题的热情、提高语言表达、观点表述以及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5.模拟实验 会计模拟实验教学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有：（1）手工《高级财务会计》模拟操作。让学生在实验室手工完成《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实验的全过程，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企业特殊业务会计核算方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结合起来，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2）会计电算化操作。将手工会计模拟操作转换成网上模拟实验操作。通过实验，学生有了比较，进一步掌握了特殊业务会计电算化操作的过程和原理。（3）加强社会实践环节。与大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建立稳定的合作共建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到这些单位实习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金融工具会计核算方法、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等特殊会计业务。（4）重点投资建设软硬件设施先进的会计模拟实验室，及时更新教学软硬件设施，保持实践性教学条件和环境的先进性，训练和强化学生特殊会计业务操作技能。（5）整合课程设计、互联网实战、课程辅助教学平台、社会实践平台和历届会计学专业优秀毕业生创业案例调研等多种教学手段，搭建实践性教学平台，提高学生特殊会计业务操作能力。 （四）建设精品教材 《高级财务会计》精品教材是充分反映课程建设与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能全面准确地阐述本学科先进理论与概念，充分吸收本学科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科学系统地归纳本学科知识点的相互联系与发展规律，反映区域和学校特点，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注重素质教育，具有启发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应优先建设《高级财务会计》精品教材，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同时应积极开发多媒体立体化教材，构建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的精品教材网络平台，实现精品教材资源共知、共建、共享。 （五）优化教学评价 优化教学评价，在评价功能上由过去注重甄别和选拔转向注重激励和发展，在评价标准上更加人性化、弹性化，在评价主体上更加多元化，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参与，而且学生的自我评价往往更重要。 1.创新课程考核评价形式 以笔试为主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考核方式束缚了会计学专业学生的思维，影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为改变这种现象，在《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中，应逐步改变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价方式，把笔试成绩和平时作业、实习和实验过程中的成绩、创新性表现等各方面的成绩综合在一起，根据学生各方面的表现确定最后的课程成绩。同时，对笔试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也应进行创新，形式上主要是改变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适当选用开卷考试、案例分析、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在内容上主要是在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实务性内容以及可发挥性内容，同时在考试内容的选取上，采用试题库的方式，采取随机的方式从试题库中选择考试内容，以体现考试的公平性。对品学兼优，通过注册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职业资格考试的学生，实行相应课程免修、免试制度。总而言之，使《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考核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2.改进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制度 对任课教师实施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评价工作应根据各工科院校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从评价的要求来看，对任课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应包括学生的评价、同行教师的评价、督学的评价、领导的评价和综合评价，要综合各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结论，使评价工作有利于任课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结论 精品课程是高校课程中的精华，强调以信息化为手段，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孙春军，2008）。因此，《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不仅仅是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在网络教学平台上进行教学与管理，将相关教学大纲、教案、习题集、试题集、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网络课件、授课录像等教学资料上网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而且还是包括教学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管理等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工科院校《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中的教学创新，应紧扣会计学专业精品课程群建设步伐，在不断进行总结和调整的基础上，逐渐探索适合会计学专业《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新方法，从而最终实现《高级财务会计》精品课程建设目标。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学》教学改革对策建议 【摘要】由于该学科的自身特点和目前我国整个会计学科教学环境的制约，目前的高级财务会计学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要求会计行业的教育者对我国现行会计教育体系、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会计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本文结合课程自身特点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教学实践环节改革的设想。 【关键词】高级财务会计学；教学改革；对策 一、课程特色简介 高级财务会计学是会计学本科专业一门必修课程。高级财务会计学的“高级”表明了该课程是会计本科专业的高端课程，同时也折射出了该课程的难度。一方面，合并会计、外币报表折算、物价变动会计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作为财务会计的四大难点，全部都是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授课内容。另一方面，相比会计学原理和中级财务会计学而言，高级财务会计学还包括业务性质特殊的内容。此外，一些高级财务会计学教材中还会将一些该领域中的前沿问题纳入体系中来，比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这也使得高级财务会计学本身就带有了一些学术研究的意味。 由于该学科的自身特点和目前我国整个会计学科教学环境的制约，目前的高级会计学的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要求会计行业的教育者对我国现行会计教育体系、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会计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以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会计人才。 二、目前教学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1.对于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的界定不清晰 目前本科阶段的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教学中对教学内容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甚至重叠，浪费了教学资源而且降低了教学效果。 目前市面上存在种类繁杂的高级财务会计学教材，在编写水平方面参差不齐。一些比较经典的教材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也都不够完善全面，始终没有清楚的对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范围给予清晰的界定，这也给一线教师的教学中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本文选取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后编写或修订出版的，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十本高级财务会计学教材作为样本，以各章节占全书的比例进行了目前阶段该课程具体内容的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外币会计、租赁会计、物价变动会计、企业重组与清算会计构成了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的主体内容，基本上所有教材都将其列为了讲授内容；而像生物资产会计、油气开发会计、保险合同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新兴领域则很少被列入教学范围。是否要将新兴领域研究纳入教学范围有待商榷。作为高级财务会计学中最难的合并财务报表问题，各教材的编写深入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教材高达接近40%，有些教材则只有约10%的比例，这就对教师开展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目前关于高级财务会计学学和中级财务会计学的界定问题不是很明确。一般来说高级财务会计学是以中级财务会计学为基础。在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松动的前提下，相应产生了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企业重组与清算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除此之外，一些性质比较特殊，处理难度较大，不好理解的业务，也被纳入了高级财务会计的研究范畴，比如租赁会计、外币会计等；还有一些将新会计准则增加的研究内容纳入该课程的研究体系，比如投资性房地产会计、股份支付会计、生物资产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油气开发会计等。 注一：表中横向序号1―10的教材分别为：①刘永泽，傅荣.高级财务会计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②陈信元.高级财务会计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③余国杰.高级财务会计学.科学出版社，2009；④徐文丽.高级财务会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⑤常勋.高级财务会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⑥阎达五等.高级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⑦罗绍德.高级财务会计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⑧胡燕.高级财务会计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⑨刘三昌.高级财务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⑩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PA会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注二：表中百分比为各章节占全书的比例。 （上接第254页） 2.课堂模式单一且缺乏衔接 根据调查，大概有90%上下的大学运用多媒体的授课方式，一部分高校把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发展成为国家级精品课，并且开设了网络课程；大约有10%的高校仍然采取传统的板书教学。总体而言，这两种具体手段依然由老师讲授的传统模式来进行。 我们国家会计教育一直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但是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会计理论和实务的迅猛发展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极不协调的。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缺失了会计的职业判断，只能就事论事的记忆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去思索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因和依据，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高级财务会计学作为本科阶段学习的高端课程，难度大，理解起来比较抽象，而且由于该课程起点比较高，整个教学会以一些基础课程为依托。该课程一般开设在第六或者第七个学期，而专业基础课程大多开设第二或者在第三个学期，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遗忘。 3.考核方式过于死板 长久以来，会计学科的考核方式注重于对知识点的考核。由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多，学习难度大，课时少，所以要求学生有更多课下的自学时间。采用做试卷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且也不能有效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4.新准则出台可能会导致教学过程中的混乱 新的会计准则从过去偏重于工商企业扩展到了金融、油气、农业等诸多领域，全面涵盖了企业的各类经济业务，使得我国相关企业在处理相关业务时有据可依。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会计、股份支付会计、投资性房地产会计、生物性资产会计、保险合同的规定等等。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 虽然新会计准则的出台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的思路，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会计大环境的制约，我国现行会计总则与国际会计惯例针对某些事项的处理会有一些差异，可能会导致教学过程中的混乱。 三、教学实践环节改革的设想 1.做好该课程和其他课程的衔接 由于高级财务会计学与中级财务会计、国际会计学的界限比较模糊，所以作为该课程的任课教师，要和其他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多沟通多协调，避免在内容设置上出现重复，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 该课程是会计专业本科教育中的高端课程，所以它以一定的基础课程为依托。比如，在涉及外币与外币业务的那一章，要带领学生回忆国际金融学中关于利率的问题。在讲授企业合并中，要带领学生回忆中级财务会计中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生对特殊业务处理的恐慌思想。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该门课程也出现了很多前沿性的领域，由于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在课堂上一一展开。可以设置院级的选修课，让有志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2.引入案例式教学 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难度远远大于中级财务会计，所以，课程教学改革非常困难。引入案例教学时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毫不夸张的说，案例是否得当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为了更好的实施案例教学，引入的案例必须满足以下的要求： （1）案例的选取不能单纯在完美情况下的纯理论教学，要结合实际情况，让学生多接触实务中可能的问题； （2）案例的设计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设计的案例，不仅仅考察学生对于规则记忆的熟练程度，刚要加强学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 （3）案例教学中要使学生处在一个主导地位，在整个讨论中学生应该多思考、勤动手，教师只起一个引导的作用，鼓励学生发散性思维。 3.合理选择教材 教材不仅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之后，高级财务会计学学的教材都做了重新修订，基本都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要求。但是，不同版本的教材其内容的偏重有所不同，教师在选取教材时可用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教学具体要求和学生的层次、结合中级财务会计、国际会计学的教材选择情况，合理的选择该课程的教材。 4.考核方式的灵活性 可以将考核结果的构成分为笔试和平时课上讨论两部分成绩，通过笔试考核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通过讨论成绩反映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比较全面的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 由于教学中引入了案例式教学，所以平时成绩由传统的出勤率等评价指标转变为对案例讨论成果的考核。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初步设想如下：（1）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讨论案例，各组可以推选一位代表对案例分析成果进行讲解；（2）每个小组要对其他各小组讨论情况打分；（3）各小组内成员要对每个组内成员进行打分；（4）对组内得分和小组得分汇总。 5.加强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 会计的学习是终身学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会有新的会计业务涌现。会计综合素质、实务操作经验以及职业判断能力对会计教师来说非常重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1）组织教师全面系统的学习新会计准则，尤其是新旧会计准则差异的部分和新准则增加的内容，学习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集中开设会计准则培训，也可以在院系范围内或兄弟院校间进行学术交流会。同时也可以邀请会计不同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题讲座。 （2）教师应利用课余时间提高自身实际操作能力。学习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去会计事务所兼职，明晰各种业务在实务操作中的处理方式；也可以深入企业进行调研，这种调研不仅仅是在纸上谈兵，更要深入实践，明白实务界对新准则的理解和思考。这样才能在教学上真正发挥教师的职能，使学生学以致用。 （3）在教学过程中，在详细介绍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的同时，要介绍国际会计惯例的先进处理方法，并且分析我国不能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原因，让学生深入理解会计准则，使对会计的理解不会仅仅停留在会计处理规则的层面上。 作者简介：胡杨（1967－），女，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初探 摘要:高级财务会计学是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使其中的许多内容有了准则依据,如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外币折算、衍生金融工具等,而且使本课程的内容体系真正由理论探索阶段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为本课程的相关理论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对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体系的更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探讨了新准则下本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等问题,以期将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建设与实务发展需求相结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 关键词: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体系;教学改革 高级财务会计学是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使其中的许多内容有了准则依据,如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外币折算、衍生金融工具等,而且使本课程的内容体系真正由理论探索阶段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为本课程的相关理论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对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体系的更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准则下本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等问题,以期将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建设与实务发展需求相结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 一、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体系构建 概括说,财务会计学可分为中级财务会计和高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解决的是企业一般财务会计问题,即所有企业都要遇到的财务会计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单个企业会计报表的编制两大部分。而高级财务会计解决的是一般财务会计问题以外的特殊财务会计问题,又称特殊业务会计。其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会计主体(单个企业)中特殊的财务会计问题和特殊会计主体(企业集团)中的财务会计问题。 中国早期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基本上是借鉴国外类似教材的内容,在处理依据上也以介绍国际会计准则或者西方国家的处理要求为主。近年来,随着中国会计改革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与国际准则基本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实施,国内各高校纷纷修订编著各自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但是,由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松散,基本上是专题性质,不能形成一个体系,前后内容没有更多的逻辑关系。所以,在各高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差甚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发展,新经济现象和经济业务不断涌现,中国企业的并购、融资租赁、跨国经营、重组破产等经济现象日益普及和频繁,特别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对企业合并、外币折算、金融工具、套期保值等特殊业务和新兴业务都作了规范,使本课程的内容体系真正由理论探索阶段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为本课程的相关理论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表明高级财务会计的研究内容在中国会计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范围及内容具有开放性,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业务、新事项的出现而不断纳新、吐故的。这对国内外高级财务会计学都一样。如早些年,即使在西方高级财务会计学中也无衍生金融工具的内容,然而现在,衍生金融工具对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久的。因此,无论中、外高级财务会计学都将增加诸如此类的内容。而现在包含在高级财务会计学内的内容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高级财务会计学内容的普及逐渐变成基本的、为一般人所熟知,目前中国《高级财务会计学》中的一些内容(如所得税会计、租赁会计等)又将如西方一样回复到中级会计中去。 从教学目标看,高级财务会计学通过对一系列特殊、复杂或新兴业务会计问题教学,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解决财务会计综合问题的能力和专业思维能力。从新会计准则体系内容和中国会计实践的需要看,归属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会计专业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会计事项了。从内容上看,高级财务会计和中级财务会计是相互补充的分工关系。 本人借鉴高级财务会计学有关专家的观点,结合新会计准则的发展和会计实务的需要,构筑了新会计准则下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内容体系。 1.总论。主要阐述高级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包括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性质、地位、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及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目前的大部分高级财务会计学教材中没有总论,直接列示各类专题,如企业合并会计、合并财务报表等,笔者认为,既然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列入高等学校会计教学体系之中,则必须回答与高级财务会计学基础理论相关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教材中没有总论,教师在授课中也是要首先介绍相关内容,否者,会给学习者一头雾水的感觉,不利于对这门课程的总体把握。 2.特殊会计主体中的财务会计问题。主要阐述合伙企业会计、总分店会计;企业合并、合并会计报表等。作为特殊的会计主体,合伙企业、连锁经营企业、企业集团在中国目前的实务中已是大量存在。并且,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等有专门的准则作了具体的规范,因此,应该将其作为本课程的核心内容。 3.一般会计主体中特殊的财务会计问题。这类问题在一般企业中的某些企业存在,《中级财务会计学》中没有涉及,如外币交易会计、外币报表折算会计、租赁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套期保值会计等。 4.特殊时期的财务会计问题。主要阐述物价变动会计、破产清算会计等。这类问题目前中国的会计准则中没有相应的规范,因此,主要是依据国际惯例和国内相关法规进行处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 综上所述,结合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与分工,建议将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界定为:总论、企业合并会计、合并财务报表、外币交易与外币报表折算、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租赁会计、总分店会计、合伙企业会计、物价变动会计、清算与重组会计、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而应将会计职业道德归入《基础会计学》,使学生从接触会计开始就树立正确的观念。所得税会计列入《税务会计学》,资产减值、债务重组、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列入《中级财务会计学》,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作为选修课单独开设。 二、合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推行案例教学的运用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实践性、能全面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的情景性教学方法。高级财务会计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性很强的实用性学科,因此,如何根据会计学专业教学实际,借鉴国内外案例教学的成功经验,加强案例教学法的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已成为当务之急。案例教学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基于不同的教学目的选择不同的案例。案例可繁可简,不拘一格。目的是让学生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兴趣出发,学会对企业会计实务工作中可能碰到的实际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引导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要特别注意的是,处理好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关系。提倡案例教学法,并不是说传统的传授教学方法就可以抛弃了,关键在于处理好两者的结合运用关系。一般情况下,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讲授了高级财务会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后,配合采用案例教学法,使知识获得与能力提高有机结合,学以致用,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会计这门学科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较强的会计核算技能。应用计算机教学,借助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使课堂教学的知识输出量增加,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1.优化设计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课件是利用多媒体课件制作软件,将会计课程教学的重点难点内容制作成集画面、图像、文字和声音等为一体的,具有智能结构、反映教学内容和教学思想的软件。教师要认真研究课件制作的内容,不断优化课件使用效果,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尽量增加金融企业会计案例,如利用上市银行、证券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资料进行课堂演示,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合理使用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课件使用必须与教师的讲授与板书相结合。教学课件设计好后,还存在一个如何使用的问题。多媒体教学的课堂,教师的说与写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并且仍然具有引领教学方向的作用,多媒体课件仍然只起辅助作用。多媒体的功能在于直观展示教学内容,代替教师完成他难以简明直观完成的教学任务。所以,多媒体课件的使用必须与教师的讲授及板书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辅助教学,不能只是将黑板和讲稿换成投影,要实质性地提高计算机教学的质量。增加教学课件的信息量,真正体现多媒体技术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投影、幻灯、录像、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和相关财会软件,灵活选择操作练习、个别辅导、对话、模拟、游戏、问题求解等教学形式,直观、形象化地组织教学。使学生能够形象、直观地掌握会计理论和技能。 3.充分发挥网络优势,使教学过程做到教学课件的应用和网络的应用有机结合,以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另外,随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考试方式及内容也应改进。理论和实践已经证实,全程式、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能够分散一次性考试的风险,准确把握学生的真实成绩,恰当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课程成绩应由平时考核成绩及期末考试综合决定,这也是国外正规大学考核学生成绩的一些基本措施。既关注过程又注重结果。在课程考核中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比例。在平时授课中,注意结合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进行案例教学,提出问题让学生去寻找答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平时成绩以学生在课堂案例分析中的成绩、作业成绩及平时表现为主,既可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可以遏制平时逃课、考试突击现象的发生,使学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十大教学法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高级财务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各单位急需懂得高级财务会计知识，具有中级、高级职称的高层次会计管理人员，而高级财务会计就是为了这一需要而产生的一门会计专业基础课程。高级财务会计具有知识的综合性强，理论体系完整严谨，理论知识难以掌握的特点。那么怎样才能将高级财务会计这门难度和深度都较大的课程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讲得通俗，讲得生动，这将体现出教师教学的艺术和教学的水平，而的十大教学法给出了讲授高级财务会计知识的最佳方法和最佳途径。 关键词： 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 的十大教学法 应用 一、引言 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早在七十年前就提出了教学的《十大教学法》，直到现在这种方法将对教学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的十大教学法是①启发式；②由近及远；③由浅入深；④说话通俗化；⑤说话要明白；⑥说话要有趣味；⑦以姿势助讲话；⑧后次复习前次；⑨要提纲；⑩要讨论。如果在授课时遵循这十大教学法，这堂课就是一个高质量、高品位和高效益的课堂。 三、启发式教学法 所谓“启发式”就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启示，学生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自觉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并能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使学生感受到主动学习知识的成功与幸福。 1.在讲授“融资租赁会计”这一章时，对于承租方取得融资租赁固定资产时的入账价值，我问学生：为什么融资租赁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是承租方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与该项资产当时公允价值二者较低者？经过一些启发和讲解，学生知道了这是遵照会计准则中的不允许高估资产的原则确认的，所以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二者的较低者。同时，学生们还懂得了我国有八项资产在期末计价时为什么要计提跌价准备的道理。 2.在讲授合并报表中在控股权取得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时，我首先介绍了预备知识，在预备知识中引导学生回忆初级会计中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和权益法，一道题用两种方法对照着做，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让学生观察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方法会计处理的差异，然后启发学生总结出将成本法转化为权益法的三个会计分录，最后引导学生发现在权益法下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是相等的（母公司占子公司100%的股份）这一事实，最终使学生自己分析出控股权取得日时的抵消分录。这一环套一环，一步接一步，将这一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教学效果很好。 3.在讲授企业合并定义时我完全用生活中的例子对这个定义进行分析和解释，启发学生寻找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定义中每一个抽象的名词都与生活中的实际例子一一对应起来，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被学生很轻松地理解了。 总之，在教学中运用启发式的方法，会使课堂教学气氛活跃，使学生在课堂上总是处于积极的兴奋状态，学生动脑了，他就爱动口和动笔了，形成一种学习上的良性循环，达到了师生互利双赢的效果。 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教学法 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教学法实际就是学习知识的循序渐进，对知识的理解逐步升华和提高，从而达到掌握知识和学会知识的目的。 在讲授“所得税会计”这一章中的永久性差异及暂时性差异及当期所得税费用计算的公式时，我运用的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首先我将学生学过的初级会计知识、中级会计知识和现在的高级财务会计知识融合在一起编制一套小小的综合题。 某企业年末利润总额500000元，其中在本年度发生如下的涉税业务：1.收到国库券利息收入20000元。（永久性差异）2.用银行存款支付税收滞纳金10000元。（永久性差异）3.销售产品，开出增值税发票，金额85470元，税额14530元，款尚未收到。年末计提坏账准备金（10%）。（未来可抵扣差异）4.年初企业购买10000股普通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每股5元。年末该股票每股售价7元。年末计提股票涨价部分。（未来应纳税差异）要求：计算本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和进行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在这个例子中既有初级会计的简单业务，又有中级会计的计提跌价，涨价的较复杂的业务，还有高级财务会计中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费用的计算和更复杂的业务。通过这个例子的教学，我将新知识和旧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将浅知识与深知识有机贯穿起来，将初级会计、中级会计和高级会计有机联系起来，使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完整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使学生将以前分段学习的零散会计知识自觉地整合在一起。这样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总是处在一种温馨谐和的环境中，收到一种水到渠成、一呼百应的效果，同时也教会了学生一种自学的能力，一种读书的能力，会让学生在学习方面终身受益。 四、说话通俗化，明白，有趣的教学法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的知识是否感兴趣，是否有学习的愿望和积极性，这将直接关系到教师在授课中能否运用，说话要通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这一教学艺术。课讲得通俗，生动，幽默，有趣味，有激情，有高潮，学生是很欢迎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反之是一种心理的煎熬。 我在讲授“所得税会计”中的未来可抵扣差异，未来应纳税差异这两个名词时，没有照搬教科书的定义，因为教科书上的定义实在难以理解，我采用了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的方法。例如：企业有一台机器，原始价值150000元，直线法提折旧，会计3年，税法5年，第一年会计账面价值=150000-50000=100000（元），税法计税基础=150000-30000=120000（元）会计的账面价值小于税法的计税基础，产生未来可抵扣差异20000元。为什么叫未来可抵扣差异？我告诉学生这样理解：与税法相比，这属于会计现在多记费用20000元，而税法说：“现在不用多记费用30000元，不用抵扣利润，而以后再记这笔费用以后再抵扣”，所以这20000元就叫未来可抵扣差异。反过来会计5年，税法3年，第一年会计账面价值=150000-30000=120000（元），税法计税基础=150000-50000=100000（元）会计的账面价值大于税法的计税基础，产生未来应纳税差异20000元。为什么叫未来应纳税差异？我告诉学生要这样理解：与税法相比属于会计现在少记费用20000元，多记收入20000元，而税法说：“现在不用多记这笔收入20000元，不用纳税，以后再记这笔收入以后再纳税。”这就叫未来应纳税差异。 还有在讲授“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这一章时，我运用多媒体教学，结合举例法、图表法和动画将期货合同，期货市场展现给学生们，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自己在做套期保值和投机套利，学生感到很好玩，很愿意玩，就使得学生在玩的状态下学习较难的知识。这样做，老师讲得自如和清晰，学生学得轻松和自然。 五、以姿势助讲话和音乐助推教学法 音乐给人疗伤，给人激励，给人安慰，给人快乐，给人心灵上的安静。当我在课堂上看见学生对较难的知识不感兴趣和没有反应似乎要放弃时，我就用音乐调整我的课堂教学气氛。让学生在学习上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持之以恒。 六、结语 世界上有许多教学方法，采用的十大教学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既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又适合于中国的教育。尽管中国的教育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可以将的十大教学在中国的教育中进行创新和发展。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PBL教学法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摘 要] 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是为提高会计学专业学生会计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程，如果在教学中只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将难以实现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目标。本文在分析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特点的基础上，将PBL教学法引入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中，并以企业合并为例对PBL体验教学进行了具体的设计。 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的转变，实现了国际趋同，这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是为进一步提高会计学专业学生会计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程，在教学中只采用传统的讲授法难以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中引入PBL模式，有助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和自主学习与研究能力的提高，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特点 高级会计一词源于英文的Advanced Accounting，在国外的会计教学体系中，有关高级财务会计的内容既有专门论著，也可散见于一般财务会计之中。在我国，阎达五、耿建新（1997）提出高级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原有的财务会计内容进行补充、延伸和开拓的一种会计，即利用财务会计的固有方法，对现有财务会计未包括的业务或者需要深入进行论述的业务以及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特殊业务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会计。它与传统财务会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的完整体系。杨有红（1998）提出高级财务会计是在对原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对企业出现的特殊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称。谢诗芬（2001）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是研究高级财务会计及其理论的会计学， 这种理论是在相对平衡的会计理论框架上有所变异的会计理论。随着我国会计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级财务会计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并作为各高等院校会计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出现在教学体系中。该课程具有以下教学特点。 1.1 课程内容具有动态性和研究性 从高级财务会计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始，我国学者一直在探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截至目前，课程的内容体系仍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即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企业面临的特殊业务或新型经济业务，并且课程内容会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例如，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填补了原有会计规范中存在的许多空白，笔者认为应该将新准则体系中增加的企业年金基金、生物资产和保险合同等新内容纳入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内容中。教学内容的动态性还直接决定了该课程的研究性，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状态，教学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的过程。 1.2 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我国有关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大约每5～8年进行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整，这就需要在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重视具体会计准则会计处理的讲解，还应加强学生把握原理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同时，目前大量的会计业务的处理很难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找出现成的答案， 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根据变化的具体情况， 依靠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 对会计事项的处理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应采用的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定和选择，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 2 PBL教学法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应用设计 2.1 PBL教学法 基于问题的学习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基础，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讨论、合作和自主学习形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传统的讲授法（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相比，PBL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PBL法是在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提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教育。PBL教学法的基本操作流程一般包括组织学习小组、设计问题、自主探究学习、学习成果展示、多元评价和反思总结6个环节。 2.2 PBL教学法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设计——以企业合并为例 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多个相关度不高的专题，所以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作为PBL教学的问题。本文以企业合并这一主题为例对PBL教学进行应用设计。具体方案和程序如下： （1） 准备基础工作。应试教育背景下，我们的学生对于LBL教学法非常熟悉，而对于PBL相对陌生，所以首先需要教师对PBL教学法的基本理念、基本要素和操作流程做详细介绍，使学生对该教学方法有基本的认知。其次，在PBL教学实施前教师要对问题的基本知识进行前期讲授或要求学生自学。企业合并这一专题在提出问题之前需要学生掌握企业合并的基本账务处理方法——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规定，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类似权益结合法，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进行账务处理。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中规定所有的企业合并都必须采用购买法进行会计处理。 （2） 成立学习小组。成立学习小组的目的在于通过小组成员集思广益，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根据班级人数老师确定学习小组的数量，一般大班教学时小组成员为10～12人，小班教学时小组成员为6～8人。学生自愿组合，每组确定1名主持人，负责该组学习讨论的组织工作。还需确定1名小组秘书，负责小组日常学习和讨论的记录工作。在多次的PBL学习中，这些工作可以由所有组员轮流担任。 （3） 设计并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和设计是PBL教学法的起点，问题本身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效果和整个教学过程。问题有3个基本特征： 第一，问题是某个情境下的未知实体；第二，所寻找或解决的这些未知实体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或技术价值的；第三，问题是结构不良的、开放的、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1]基于以上特点，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PBL教学中应该由老师设计和选取问题，学习小组应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开展分析和讨论。在掌握了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后，教师可利用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合并的具体案例（如TCL集团吸收合并TCL 通讯、中国铝业并购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提出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合并均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淘汰的权益结合法，请各小组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我国企业合并准则的修改建议，是继续保留权益结合法还是取消，并阐明理由。 （4） 开展学习小组内的学习和讨论。这一程序要求各学习小组的主持人在课余时间组织全体组员共同完成。首先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各成员各自检索并阅读大量文献，分析并形成个人观点。然后主持人召集各成员集中讨论，知识共享并形成本小组的问题解决方案。小组秘书要认真做好讨论记录，以此作为教师评价小组各成员和小组自评的依据。 （5） 展示并评价各小组的解决方案。在各小组经过精心准备后，老师利用2～3课时组织各小组展示学习成果，要求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利用PPT展示并阐述问题解决方案。各小组展示学习成果后，小组之间可以互相提问、批评或给出建议，讨论各解决方案的优缺点和适用性，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本质，而不能直接向学生表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最后，教师对每个小组的PPT制作、发言人的表述、小组成员的积极参与程度等内容进行评价。课后还需要各小组以书面形式进行自评和互评。 3 在教学中采用PBL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PBL教学法在医学教学中应用比较成熟，但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中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如下问题： 3.1 教师的职能要发生转变 PBL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将知识的结果或老师的观点直接强加给学生。这就需要由原来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角色由原来的讲述者转变为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协调者、促进者和监督者。 3.2 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虽然只是组织和监督的角色，但这对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否则就会影响PBL教学的正常开展。首先，教师需要融会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内容，才能选择恰当的内容作为PBL教学主题，进而提出适宜的问题。那些基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而又高于课程教学内容，既能开阔学生视野，又能启发学生思维的问题是最恰当的。如果教师由于个人素质的原因选择了不适宜的情境和问题，可能PBL教学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次，教师需要密切关注国内外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形势发展，在总结和评价中将最前沿的信息传递给学生，这些都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3 采用多元评价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师一般每个授课班级需要面对60位甚至100多位学生，如何组织PBL教学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进来，就成了一个难题。课堂上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展示，教师评价和小组间的评论也主要针对的是每个小组的整体状况和发言者个人，但实际上发言人的PPT和陈述的观点是团队的集体成果。所以评价不能只是对学习成果的评价，还需要对学习过程进行评价，通过各小组秘书的学习记录和课堂上的表现，小组要认真开展自评和互评，教师也需要对小组内每位成员进行评价，虽然分工不同但每位同学的工作都需要得到肯定和认可，这样既可以充分调动每位同学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又杜绝了个别学生“搭便车”的现象。 3.4 实现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的有机结合 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中，如果只采用PBL教学法可能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和教学进度难于掌控等问题。在课时有限的条件下，教学中仍然需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在LBL教学法的基础上教师利用6～8课时设计并实施2～3次的PBL教学体验课，发挥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势，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相对枯燥、难以理解的专业学习变得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基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特点，采用PBL教学法既能巩固学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符合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提高会计学专业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的课程培养目标。但有关PBL教学方法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中的运用本文只是提出了初步设想，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活动对其实际效果进行检验。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方法的探讨 [摘 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发展知识经济，需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高级财务会计是会计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骨干课程。传统的会计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存在局限性。本文研究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促进他们自学能力的提高，启迪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高级财务会计；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本文以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高级财务会计为例，结合我国大力倡导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1 案例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是一种动态的开放型教学方法，通过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敢于思考、善于探索和主动学习。笔者认为，案例教学应该贯穿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每个专题，并且通过开篇案例和总结案例在教学中全方位运用。开篇案例即是由实际案例导入每章研究的专题，以引起学生探索的愿望和兴趣，避免直接接触高深理论所产生的抵触和厌烦情绪。开篇案例可以由教师作为主导，从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出发，一一讲授相关教学内容。而总结案例则是在该专题讲解完成时，由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实际出现的问题。此时学生作为主体，自由分组加以讨论，并派代表总结发言，而教师只是发挥点评和引导的作用。 比如在讲企业合并专题时，教师可引入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通过播放精心剪裁的视频资料，并且有意识地强调当时谈判的艰辛以及吉利公司支付的18亿美元代价等背景资料，可加深学生对非同一控制合并按照放弃对价的公允价值作为合并成本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在该专题结束时，教师可布置优酷与土豆的合并案例。并围绕下列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该合并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2）合并为什么通过100%换股方式实现，而没有利用课本中所列举的支付资产、承担负债、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3）如果你是优酷和土豆的CFO，你将如何对该合并进行会计处理。这样学生不仅可以领会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还可以锻炼文献检索的科研能力，尤其对于第（3）个问题，由于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借鉴，还可以锻炼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就使课堂教学延伸到了课外，使理论联系了实际，从而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2 启发式教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因素，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来促使学生主动获得知识。比如所得税专题中教材中只列举了存货跌价准备在确定存货计税基础时不被认可，那就应该启发学生，还有哪些资产的减值准备也不会被认可。其次教材中只论述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在其计税基础中不被认可，也应该启发学生思考推广到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都不认可，进而可由学生自行归纳出“所得税两不认”的口诀，即“一不认减值，二不认公允”。这种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过程会令学生印象深刻。 同时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时，教师应重在讲思路、讲重点和讲难点，对授课内容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事实上，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任何一个专题，真正本质的东西并不多，如果教师对教学内容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善于总结，也许简单的几句话，就能一针见血，直奔主题，使学生茅塞顿开，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例如合并报表的编制，整个过程其实可以压缩成4个字“两调一抵”。即对子公司的调整、对母公司的调整以及母子公司内部交易和事项的抵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时时提醒学生现在进行的是“两调一抵”中的哪个环节，对于学生从整体把握合并报表的编制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教材的选用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教师讲课很少有统一的教材，而大都以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为主。目前我国大学课堂的教学基本是围绕一本教科书展开，往往造成学生眼界窄，知识面不宽的现象。笔者认为大学的教学不应限定一本教材，任何一本教材都应只是参考书。当前国内主流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有十余个版本，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的进程中，因此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内容也处于不断更新与修订的动态环境之中。而教材的再版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会造成教材中的内容和最新的准则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甚至是矛盾的地方。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笔者认为选择每一年的《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为主要参考书，可以缩小这种教学与实际脱节的距离。但是不可否认，《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的编写是以应试为主，对于大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是只涉及实务，淡化了理论。比如在外币折算中，只介绍了我国对于外币报表折算的方法，通篇甚至没有提及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现行汇率法，更不用说介绍其他的折算方法，并将不同的方法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本科生的教学，只注重讲明白“应该怎么做”是稍欠火候的，一定还要辅助以“还可以怎么做”，即“以实务为导向，以理论为拓展”。因此教师此时必须引入主流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中相关理论部分的内容。同时在教学中要注重分层次教学，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学习能力状况来实施教学。如对于努力考取注册会计师的学生，可以引导其在具体业务上多下功夫；而对于有志向考取研究生的同学，要格外强调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引导他们对每个专题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4 网络资源平台的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新型教学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了“小莉讲会计”教学博客和新浪微博平台，课前上传每章讲义，避免学生上课时埋头记笔记而忽略讲课内容，使之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教师进行互动，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同时通过公布配套练习题及答案，方便学生及时查漏补缺，并且可供学生在认为方便的时间登录学习，拓展了学习的空间和时间，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通过链接区，教师把辅助课堂教学的资料链接在博客上面，扩展了学习的视野。学生通过微博平台向教师提问，而教师的回复也可及时为学生扫清学习的障碍。对于喜欢新生事物的“90后”的大学生，这种新颖的沟通方式是很有吸引力的。“亲其师，信其道”，营造和谐、融洽、轻松的教学氛围也有利于学生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产生热爱之情。 5 考核评价的创新 考核的目标应该是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不是单纯考核学生的记忆能力。现有课程考核评价的最主要方法是卷面考试，主要根据考试卷面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这样的考核评价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业好坏，不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 笔者认为应改变传统考试的出题思路和出题形式，除了期末的卷面成绩外，还应将学生平时的表现纳入评价系统。如果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会计单科的考试，或者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等都可作为加分事项。笔者所在的青岛理工大学每年都会举行“双立项”活动，教师和学生都可以申报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学生和教师自愿组合，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课题研究。 6 结 语 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阵地，教学方法的改革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高级财务会计的任课教师必须时刻关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将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及时更新授课内容。其次，教学中运用的案例，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和剪裁，并且还要引入最新发生的案例，保持案例的时效性。最后，教师在重视教学的同时，必须非常注重科研，在开展教学实践的同时，要开展同等水平的教学研究和教育研究。以教学启发科研，以科研反哺教学，促进教学和科研的互相渗透，形成一个互动过程，以真正有效地为社会培养出具有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本科人才。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摘要： 在阐述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教学考核方法单一、相关实践课程教学内容缺乏、学生主动参与度有待提高等一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建议，以期加强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建设，更好地保证教学质量。 关键词：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效果；教学方法 0 引言 高级财务会计学从内容上依然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在理论上仍然服从于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但与初级和中级财务会计学相比，有着自身专业性和前沿性的特点，属于财务会计教学中较高层次的部分。高级财务会计的“高级”体现在它专门研究一些非常规问题、疑难问题、存在于特殊行业的问题，以及在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中的前沿问题。鉴于其特殊性，导致师生对这门课程理解不够深入，教学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因此，针对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使大家提高对此课程认识，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1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的介绍 区别于会计学基本原理主要讲述从原始凭证到账簿的基本记账程序和中级财务会计以工商业企业为对象阐述如何具体编制记账凭证和通用财务报表，高级财务会计则主要针对那些没有严格遵循会计四项基本假设的业务和事项，如非标准会计主体的有关企业合并以及合并财务报表、分支机构会计；非持续经营的企业重组会计、破产清算会计；非标准会计分期的中期财务报告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非标准货币计量的外币业务会计、通货膨胀会计，以及一些一般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接触较少的业务和事项，如租赁会计、养老金会计、油气开采会计、保险合同会计、套期保值会计等。 由于国内教材编写者对于高级财务会计定义、高级财务会计的性质及其组成内容看法不同，因此尽管对高级财务会计内容达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在具体层面确切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导致我国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有着一定的差别。 笔者借鉴不同专家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具体教学情况，认为其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基本概论 主要阐述高级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包括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性质、地位、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及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没有概论的介绍，会使学生没有形成关于此门课程有别于初中级财务会计的认识，不能形成一个对高级财务会计的整体框架，从而导致学生一头雾水。 1.2 特殊会计主体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 主要阐述企业合并以及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会计，相应地介绍合伙企业会计、分支机构会计等。作为特殊的会计主体，合伙企业、连锁经营企业、企业集团在我国目前的会计实务中已是大量存在。 与此同时，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详细制定了专门具体的规范，有着坚实的基础，因此，应该将其作为本课程的核心内容。 1.3 一般会计主体涉及的特殊财务会计问题 此部分应该包括以前教学中较少或没有涉及的外币交易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租赁会计、养老金会计、油气开采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借此来拓宽学生关于会计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2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实践的现状分析 2.1 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 由于教师的年龄与技术和学校教学硬件条件的限制等因素，纵观现在大学的教学，大部分仍普遍采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即老师以黑板和粉笔为教学条件讲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和学习，课后完成一定课程作业的传统模式。由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本身就是一门实际应用性较强、集理论和实际于一体的学科，其中需要一些实际会计工作中涉及到的票据、凭证、图表等，但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老师很难将各种实际物品带到课堂，供学生参看。 与此同时，传统教学注重每个章节的理论教学，使得各章在内容上联系不紧密并且与实际相脱节，学生对所学知识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 此外，由于教师讲解占用了课堂绝大部分时间，学生参与到课堂的讨论和分析中的时间非常有限，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时间减少，同时同学之间互相讨论和研究的机会也受到制约，这对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中本身存在的一些前沿的、需要各抒己见的问题的学习产生了消极影响。 2.2 教学考核方法单一 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促进学生积极主动性，考核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制度。现在绝大多数考核都是以试卷的方式进行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要做好课堂笔记，考前突击老师所讲授的重点内容，考试就可以顺利过关，这对于学生是很不利的。 这种考核模式使得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这使得虽然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考核到位，但对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核很难体现出来，尤其对于高级财务会计这种业务复杂的问题，这种矛盾尤甚。 2.3 相关实践课教学内容缺乏 会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高级财务会计更是属于需要大量实践的分支课程。同时，现在企业招聘会计人才，都希望能有相关实际经验，从而可以迅速适应工作，快速承担起任务。这也要求学校开展更多的实践教学课程，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但现在高级财务会计实践教学却很少开展，即使存在校内实验课程多数也是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 这种只重视理论学习的教学方法，可能使学生认为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很枯燥甚至产生厌烦等负面学习情绪，从而影响此门课程的教学质量。 3 高级财务会计学教学实践改革的建议 3.1 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3.1.1 多媒体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的应用影响着包括教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多媒体教学，一方面可以增加课堂容量，使得学生可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获取更多知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级财务会计课时较少这一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可以把视频、声音、图像以及文字融为一体，把复杂抽象的东西较为形象直观地表示出来，使得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吸引学生眼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此同时，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网络功能，可以随时查询一些老师联想到或学生提到的相关信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学习方式；利用多媒体教学的共享功能，教师可以在课后将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课件共享给学生，允许学生课后不限时间和地点的复习巩固。 3.1.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和满足教学内容的要求，通过教师引入一个具体实际案例提出若干问题，组织学生探讨和研究，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 高级财务会计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度很高的学科，因此，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已成大势所趋。 案例教学可基于不同的教学目的来选择不同的案例，案例可大可小，可以是最近的热点问题，也可以采用经典案例，不拘一格。 但最终目的都是让学生更扎实掌握所学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理论解决案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案例加深对相应理论的理解。 3.1.3 角色互换式教学 所谓角色互换式教学指的是老师和学生互相转换彼此的角色，老师走下讲台，把讲台让给学生；学生以老师的角度和身份给同学讲解课程的一种教学模式。老师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初安排好每位学生的讲解内容，学生则按照既定的时间和内容以老师的角色将所属自己的内容讲授给大家。 这种方法促使学生课后积极主动学习和查找相关资料，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参与度，改变了一直以来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况。同时，每位学生都是基于自己独立的思维、以自己独到的视角进行阐述，克服了以往全程由一位老师讲解而产生的教学局限。 3.2 改革考核方式 课程结束时进行考核是有效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手段。鉴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复杂且多，建议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如此才能克服传统试卷考试的种种弊端。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可以采取案例分析报告、撰写相关学习体会、以及平时课堂小组讨论等方式。 如此再结合上传统的试卷考试，才能综合反映一个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3 加大实践环节力度 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因此加大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实践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在校内，可以建立高质量的财务会计实验室，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和财务软件，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通过增加财务会计实验课程，模拟真实工作中的会计环境，使学生在学校也可以身临其境地接触到现实业务。 与此同时，应该加强与学校当地企业的联系，与其建立互惠的实习基地，可以有机会组织学生现场观摩，并可以调研学习中需要的一些企业财务数据。通过校外学习，解决了传统教室教学的枯燥无味，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好奇心，同时也使学生积攒了一些现实的经验，取得了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双重收获。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外部环境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不断受到挑战，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高会计教学模式和手段是当前会计教学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在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教学模式及手段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更好地应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会计的教学效果，以促进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高级财务会计网络环境教学模式会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外部环境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财务会计信息的内容不断拓展，原有的财务会计教学理念及方法手段需要突破和创新，尤其是相对于《高级财务会计》而言，由于这门课程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比较复杂、新颖、难度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较多问题。因此，如何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更好地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以提高会计教学模式和手段是目前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教学的特征 1.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日益开放化 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现代教学技术的日益成熟促使高级财务会计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上也在不断创新。相对于传统的封闭式教育，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将是开放式的教学，这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开放、教学空间的开放、教学过程的开放和思维训练的开放上。网络环境下将要求教师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要积极利用网络信息等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知识来源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课程的讲授，充分体现现代教育教学的开放性。 2.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更加“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传统的课程教学结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在这种教学结构中教师是主动的施教者，是教学过程中的绝对权威；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教学内容的开放化、教学空间的开放化和教学过程的开放化，整个高级财务会计教学过程将以学生为中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将通过电子邮件、语言信箱或精品课程网站进行交流活动，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 3.网络环境下更加有利于高级财务会计情境教学 会计学科体系教学要更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更是如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情境教学，把企业的实际账务处理移到课堂来模拟，网络环境下学生可利用网络进行资料查阅，老师可利用会计信息系统进行高级财务会计情境教学。 二、网络环境下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方法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多样化的会计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但就目前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而言，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利用已有的资源，高级财务会计教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1.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虽然很多院校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多媒体技术，改进了原有的教学方法，能够更直观和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率。但是从目前所观摩到的多媒体授课的会计课程而言，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未充分认识多媒体技术对教学的作用，只是将原来的板书内容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没有进行应用的深入挖掘，从而利用现代技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2）对于财务会计老师而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制作水平不高，只是将讲授内容进行简单展示，并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内容的要素进行深入的阐述和表达，忽视了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过程；（3）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性，有的老师上课之前很少或不充分备课，只是在讲台上读课件或演示课件内容，不关注学生的态度和反馈，忽略了老师的主导、启发作用。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财务会计的教学当中，在其他课程的教学当中也有所体现。从高级财务会计的特点来看，涉及的业务比较新、比较复杂，应该更好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揭示经济业务的内在原理和处理思路。 2.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不足，存在资源浪费的现象 目前多所高校以精品课程形式进行高级财务会计网络平台课程的建设，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访问网络平台的课程内容，了解课程的师资情况、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课件、授课录像、习题等相关资料。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师生间的互动性，教师可以在线布置和批阅作业，进行案例探讨，方便了学生自主学习，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式，成为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但是从使用效果来看并不理想，首先，不同学校对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建设特色不够清晰，内容重复，并且很多学校限制其他院校学生访问，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从该课程的访问量来看，游览人数并不多，师生间的互动并不明显，部分院校该课程网络平台仅仅起了作业下载网址的作用；此外，很多网络平台一旦建设完毕，较少更新。而高级财务会计发展较快，新的业务不断出现，准则也不断完善，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准则补充规定。网络平台课程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效果。 三、网络环境下提高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模式的建议 由于高级财务会计具有内容复杂、业务特殊、难度较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其教学的难度，所以应找出目前教学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充分利用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结合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1.强化网络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教学方法的理念，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教师不能被动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只是用多媒体课件替换原来的板书，应该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复杂、特殊、难度较大的经济业务，能够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将抽象的会计业务形象化，并结合实践，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进行教学课程的探讨。要根据高级财务会计的特点来设计教学方法，注重会计业务处理的程序和内在的理论。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要做到以下两点：（1）课程内容要有针对性，要深入挖掘所教授内容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能帮助学生理解的课程资料；（2）运用多媒体技术时要以学生能理解为主，不能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追求美观花哨，从而影响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3）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性，通过多种方式的网络技术手段提高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加强教师的多媒体技术开发和应用的能力 不少教师并不十分熟悉多媒体应用技术，在多媒体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应该在多媒体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进行支持和培训。不同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特点，因此每个教师所制作的课件内容和形式都不一样，这就需要每个老师都要掌握一定的制作技术并能够熟练应用。具体而言：（1）学习和掌握多媒体技术，能够按照需要制作课件。能够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教学内容以听觉、视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好地体现教学效果；（2）在教学过程中要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够在授课过程中将语言的讲解与课件内容较好地对接，也可以根据需要把传统教学中的黑板、粉笔与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有机的结合起来。 3.完善网络平台课程的建设，提高网络资源的应用效率 随着高校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学基础设施以及教师师资力量已经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网络平台的课程建设，可以综合和利用现有的优质教学资源，促进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在具体完善和建设过程中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1）内容方面，应该符合校级或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标准，教学资源要丰富、内容翔实，功能模块清晰、完整，布局合理，易于操作，能够实现人机互动性。（2）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教学资源能够及时更新、不断更新和完善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教学内容。（3）各个院校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资源应该免费开放，做到教学资源可以共享。 4.运用多种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除了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平台课程建设，其他新型的网络技术也不断崛起，如博客、微博、校园BBS等网络技术，并且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目前，在高校教育中，学生和老师课题之外的沟通交流较少，影响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应当积极探索这一新的网络文化现象，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将这类技术应用到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教学中去，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将课堂上不便说的想法真实地表露出来，使不同的思想观点产生碰撞。师生、教师之间通过这类网络平台沟通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图1四种教学方法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远程教育方式的使用也应加以重视，高级财务会计学课程因其内容多、处理过程难度大以及教学时间短等限制而只能讲解基本原理，而放弃讲解完整的案例，例如租赁、合并报表。运用远程教育系统，采用将校内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共融的模式，学生可以在教室外学习课程。同时，学生也可以学习世界上先进大学的课程、阅读优秀的教材等，这将大大地提高学生的能力、拓宽学生的视野。 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网络技术加大了信息传输量，为学生提供更加细化的学习指导，教师和学生将一些较好的学习网站和学习资料通过网络实现共享。利用多媒体技术模拟真实的企业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使内容情景化，让学生逐步将理论知识转为实践操作，领悟知识的实质。通过网络平台，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将高级财务会计复杂的内容进行整合，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利用远程教育将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大大地提升教学效果（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四、总结 高级财务会计作为会计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其内容复杂并难度较高，涉及专业知识理论较深，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随着会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专业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建设好网络平台课程，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并利用网络技术或远程教育等方式，扩展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和辅导，提升教学效果。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教材改革探讨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内容，认为现行教材主体内容是符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差异部分本质上也是符合以用为本指导方针。高级财务会计理论基础是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理论，决定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质是培养能为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人才。高级财务会计需要在财务报告使用者范围、财务报告的内容和提供方式上不断探索，正确定位高级财务会计在会计知识体系的地位，规范高级财务会计的教材内容，理清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关键词：高级财务会计 教材内容 应用型会计人才 财务会计报告 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为全面提升会计人才工作水平，财政部制定了《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指出会计人才培养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以用为本；健全制度，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为实现这一目标，明确提出在“合作、开放、群策群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中，高校始终是会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主阵地，所有高等院校会计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高级财务会计作为会计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内容也应向着实践型、应用型的目标努力。 一、高级财务会计理论基础与实践 （一）高级财务会计理论基础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组织形式的变化，贸易的国际化、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都对传统财务会计提出新的课题。会计实践的发展对指导实务工作规范的会计理论体系提出新的研究领域，高级财务会计研究的内容就应运而生。新的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业务应在何种理论框架下去描述、解释和规范，由此产生了对高级财务会计理论基础的探讨。（1）财务报告目标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对财务报告目标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这是财务会计报告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与此相对有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两种收益观。受托责任观主张会计假设是研究财务会计理论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基础，会计原则就是在会计假设指导下规范会计实务的信条，这时的会计理论体系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各种超越会计基本假定的经济业务大量涌现，导致会计产生新理论和新方法，决策有用观主张以会计目标为核心，以特殊会计事项对会计假设的背离为起点，构造高级财务会计的理论体系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因此，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决策有用观，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完善，国有企业还占据主导地位，委托者是国家，国家的意志是由人民来表达的，相当于全国人民都是委托者，这样绝对分散的表决权是不可能形成绝对有效的表决决议的。所以，实质上委托者是模糊和缺位的，受托责任观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同样，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虽快，但规模较小，还不能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场所，所以，决策有用观也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但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了我国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反映受托责任的情况，还要有助于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无疑是突出了对公众利益的满足，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价值，体现了我国会计理论目标定位的转变。因此，阎达五教授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授会计假设限定范围制约所形成的会计理论体系只能适用于一般财务会计业务，而以会计目标为内核的会计理论体系可以容纳高级会计业务，而且从实际上看是对会计假设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认为“可以从两种理论体系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角度来探讨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成为进行高级会计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线索”。（2）教材中关于定义的处理差异。当前出版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中，对高级财务会计的定义以及对其内容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规划教材——阎达五等教授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第四版《高级会计学》一书的绪论中，就当前学术界对高级会计学的定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刻的剖析。该教材通过列举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会计学系列教材对高级会计的定义，认为我国学者对高级会计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不仅表现在高级会计的范围上，即高级会计应否包括管理会计、非盈利组织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内容，还表现在对“特殊经济业务会计”的认识方面，即高级会计与一般财务会计是否就在于“一般”与“特殊”的差异。阎达五等教授认为会计假设的松动是高级会计产生的基础，所以该教材将高级财务会计的研究内容定义是“特殊业务会计”。另外，杨有红编著的此教材也对其定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与此观点基本一致。事实上从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出版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几乎都避重就轻，绕开此棘手的有争议的理论探讨，认为这应当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去探讨，或应是专业论文中去分析，所以，无一例外开门见山介绍实务性的知识板块，包括上述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第五版）。极少有对该教材选择内容的理论依据或选择的现实理由做一个说明。但是对比各版本教材，“特殊”二字却常常会出现在具体内容的篇章题目中，这表明学界是普遍认同高级财务会计就是“特殊业务会计”的观点。高级财务会计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学习内容的不具有普遍性，会计专业学生将来也少有参与实践和运用的机会，那么其实践性、应用性就稍差，这似乎与当下应用性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高级财务会计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不是指偶然的、意外发生地、无关财务报告者紧要的业务，从西方高级财务会计产生的历程看，其内容都具有研究的必然性，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是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信息。所以，高级财务会计的特殊性恰恰是应用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是由于原有的、已经认同的普通的会计知识体系无法容纳且不具有普遍性，才有了“特殊性”的界定。 （二）高级财务会计内容实践 从西方高级财务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看，以下内容都是其产生的现实环境，并在财务会计目标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对实务工作的指导规范，应当构成高级财务会计的主体内容。（1）企业合并与清算破产会计。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组织形式的变化，各国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实力，积极寻求战略联盟，公司间相互渗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母子公司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集团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复杂持股、资产交易等，都突破了传统会计的内容。所以为了能全面综合反映集团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何在会计期末编制合并报表，还涉及企业的清算和破产。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针对企业兼并浪潮，于1959年发表了会计研究公告第51号《合并财务报表》，并对合并报表的编制提出了若干指导意见。至此，对企业合并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成为高级财务会计的主体内容之一。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企业合并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及相应的准则指南、企业会计准则1、2、3号解释公告等共同构建了指导我国企业合并实务工作的框架体系。（2）物价变动会计。自从西方国家20世纪60至70年代通货膨胀以来，通货膨胀就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通货膨胀的存在与发展，严重冲击传统财务会计的币值稳定假设，如果不对物价变动的影响进行剔除，必然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斯威尼在1936年就出版了《稳定币值会计》一书，自此开创了对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随后，英国、加拿大、欧共体、澳大利亚、巴西等各国，也先后发表或有关的会计准则，要求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揭示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造成的影响。目前，已经形成了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行成本会计、变现价值会计等物价变动会计模式。我国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前，虽然在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环节上有物价变动会计的运用，但更多的是强调的是历史成本的应用。在2006年新准则体系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减值金额的计量，以及7号、12号准则等都或多或少涉及物价变动的处理，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物价变动会计规范。（3）外币会计和期货会计。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家、跨区域、跨行业的经济组织日益增多。在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及劳务输出过程中，必然发生外币兑换、外币交易与折算，以及外币远期合同。为反映公司的外币业务、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了外币会计和外币报表折算。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3年颁发了第1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外币业务的揭示》，1975年颁布了第8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外币交易和外币财务报表换算的会计处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外币业务会计。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中对规避外币风险的套期确认和计量进行了规范。（4）金融工具和融资租赁。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国际资金流量增多，期货交易、融资租赁等行业蓬勃发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4年颁布了第8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期货合同的会计处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期货会计处理方法，形成了期货会计。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1953年发表了《会计研究公告第43号》，提出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方法的若干意见。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对融资租赁的确认、承租方和出租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进行了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的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中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和计量进行了规范。（5）所得税会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第四次企业兼并浪潮。国际间相互投资、母子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利用各国的税法和相关法律逃避税收、进行内部价格转移和财产转移等性的特点，对原有的所得税会计、外币业务以及合并报表的编制都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为此会计理论界也积极寻求对策，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7年颁布了第96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所得税会计》，1988年了第10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所得税法》，1981年颁布了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外币税收》。《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规范了应用会计准则的大中型企业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对合并中的所得税处理给出了补充规定。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模式初探 【摘要】传统的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难以满足学生和社会对于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案例式教学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文章以高级财务会计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切入点，探讨了开展案例式教学具体的教学模式，以期为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广泛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法；教学模式 一、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高级财务会计是会计学专业（本科）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学生会计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设置该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高级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实务，奠定会计理论基础，提高其应用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因此从高级财务会计培养目标来看，定位不仅应为会计学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还应将其作为学生已有会计知识的进一步的升华课和应用课。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显然难以取得成效。 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国外MBA教育实践之中，是在学生学习和把握了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剖析案例，让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以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较高的综合性、高度的启发性、模拟的实战性和有效的互动性等特点。一方面，这些特点恰好能满足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的复杂、多样、可研究等要求。比如所得税会计的核算问题，要求学生至少应同时具备会计和税收两个学科的知识，既掌握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准确计算出会计利润及递延所得税，又要掌握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从而最终准确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另外一方面，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就业需求使该课程案例教学实施具备条件。高级财务会计一般是在学生系统学习完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主干课程后开设的，学生已具备学习高级财务会计必要的知识储备，如财务管理中的年金、现值等知识就为学习租赁会计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并进行案例分析打下了基础。学生在学习完财务会计的相关基础课程后，需要对已有的财务会计的相关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并对中级财务会计课程没有涉及的一些特殊领域、特殊业务和特殊阶段的会计核算有所涉猎，这样为接下来的求职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大多数学生又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产生了审美疲劳，因此适时采用既生动活泼又能收获新老知识感悟的案例式教学无疑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下学生的诉求。 二、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具体的教学模式 1.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案例的几种类型 （1）导入式案例。即在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每一章的开头都安排一个导入式的案例，以便激发学生对本章知识的关注和兴趣，理解其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如在讲述外币会计之前，可以导入一个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或人民币升值的背景案例，使学生对外汇和汇率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为接下来讲述外币交易的账务处理打下基础。 （2）核算型案例。高级财务会计是中级财务会计的进一步延伸和补充，因此论述特殊业务、特定阶段和特定领域的会计业务核算是其主要内容。核算型案例在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的基础地位不言而喻，只有通过核算型案例掌握了账务处理，才能为分析、讨论打下基础。如在讲述股份支付内容时，只有通过举例分别把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账务处理弄懂，才能比较分析出二者的区别联系，从而进一步讨论其适用性。 （3）综合分析型案例。这种类型的案例是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快速提升的一个环节，它所涉及的理论不仅包括高级财务会计，可能还来自于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资本经营的前期已学的相关课程。如讲述完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的内容后，就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的财务思考”这一综合分析案例，不但可以加深对企业合并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分析讨论如何计算企业价值这一命题。 2.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具体教学模式 以上三种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案例各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那么采用什么教学手段和方法来实现，以达到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中心目标是高级财务会计案例教学研究的重点（1）对于导入式案例，应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设计，一般要求选择来源于现实的、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案例，既可以是成功的案例，也可以是失败的案例，或者是有争议的案例，引导学生对于新内容的学习兴趣。编写时讲求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并适当辅之以视频或音频加深印象。导入过程中最好能边分析边设问，使学生带着好奇和疑问进入到理论知识的学习中。 （2）对于核算型案例，还是应该以书本的虚拟企业的核算例题为主体，辅之以课外的实体企业的案例。在选择书本的虚拟企业核算例题时教师除了常规的理论讲解外，重点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关键步骤账务处理的原因及相似例题账务处理的区别和联系，这种例题讨论分析的空间不大；对于课外的实体企业核算的案例，教师要有意识的选取一些有争议的，背景较复杂的开放型核算案例，当然这种类型的案例不宜过多，否则会混淆学生已有的确定性的账务处理过程，毕竟大多数会计核算还是属于确定性的问题。 （3）对于综合分析型案例，是高级财务会计三种教学案例中最适合做案例式教学的，时间安排上一般也在导入式案例和核算型案例之后，整个过程需以教师和学生双方为主体，把握好“案例教学的准备——小组讨论——班级集中讨论——总结评价”四个主要环节： 案例教学的准备环节：对教师而言，要对案例及其相关材料进行熟悉和准备，包括对案例材料本身的熟悉和对案例分析讨论过程中可能产生各种问题的心理准备，同时，教师还要以合适的方式将案例呈现给学生，如电子邮件或复印资料。特别对于较为复杂的案例，可能还需要学生查阅更多的资料以了解相关的财务与会计理论，获取更多的背景资料，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提前一周左右，将案例及讨论的问题呈现给学生，并由做出一些必要的指导。对学生而言，学生得到案例资料以后，先要充分阅读案例，借助各种手段和工具来充分理解案例及问题，必要时可能还需要查阅相关资料，以获得更多的关于该案例的背景材料。了解案例内容之后，学生可以开始对案例问题的个人分析，写下自己的观点或问题解决办法便于下阶段讨论和发言。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基于新会计准则的高级财务会计改革探讨 [摘 要]会计作为企业财务管理中一个重要角色，其资格考核是非常严格的。随着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久前的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行更是加深了这种情况。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 高级财务会计； 改革； 分析； 一、高级财务会计的定义 高级财务会计是建立在原有财务会计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财务会计，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知识，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非常高的职业素质，下面做详细阐述： 1.高级财务会计在财务会计的范畴之内。高级财会的工作对象虽然不是具体的货币，但是其工作的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企业的资金，以发挥最大效益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服务，所以高级财会的工作仍然是围绕着企业资金的管理进行的。 2.高级财务会计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务会计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初级和中级的财会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一些财务的票据和报表，其主要工作内容是核算和审核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各项资金的支出和收入状况，比较侧重对于数据的统计和整理，但是高级财会则不同，高级财会的工作的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和配置上的问题，是资金的管理中的比例虽小但是作用却很关键的一部分。 3.高级财务会计理论是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的修正和深化 高级财务会计的职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计的工作范畴，它是一种利用会计人员对于数据和数字的专业性和敏感性来辅助企业的生产活动的一种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管理行为的一部分。 二、高级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 1.突破了会计假设。所谓会计假设即在对企业的评估和生产过程的财务状况的预计中设定的会计的工作和职能范围，即会计的工作的界限和权限状况。但是，实践中却经常出现一些计划外的工作状况，因为企业的资金管理的复杂性，这些突发状况和意外状况包括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涵盖的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经常出现的有企业的合并和破产时的财产计算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财务事宜。会计事物假设的另外一种解释，可以理解为会计的日常处理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这种日常性就是针对上文列举的突发状况而言的，凡是最基本的会计工作内容，都应该视为会计事物假设的内容。 2.会计原则。财务会计的原则的设立是根据财务会计的假设制定的，即根据假设中的任务来制定会计在处理这些事物和事项时的行为准则，所以，财务会计的原则对于会计的日常工作和行为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和指导意义。但是对于上文我们提到的一些突发事项来临的时候，财会的这些行为准则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需要我们灵活掌握。不过对于财会的行业特征的一些广泛适用的纲领性的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违反的，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下面，我们将一些基本原则同大家分享：(1)可靠性。即数据的真实性，这是所有的财务活动的基础，也是财务工作者的职业底线，即必须保证所得的数据的真实和准确，不能有任何的虚假成分，否则一些财务行为都不成立。(2)相关性。财务工作中要涉及的资料和信息是非常多的，财务工作者要根据工作的内容和重点选择相关的信息和数据，排除与工作过程无关的内容，提高工作的效率。(3)及时性和可理解性。信息的时效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信息的搜集和处理都要及时，要在第一时间内将各种统计结果呈报给相关部门，为该部门的工作提供参考。 三、高级财务会计的研究范围 1.高级财务会计的基本原则 。(1)基本标志为假设的范围。高级财会的基本原则首先在大方向上是和普通的财会的准则相同的，要严格遵守财会行业的基本原则。工作中的权限不能超越事先约定的工作范围。(2)瞻前倚后。高级财务会计和普通的财务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高级财务会计的规划性，即高级财务的工作不仅要对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管理，还要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整理得到一个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的策略性的结果。(3)与中级财务会计之间有效分工。高级财务会计是建立在中级财务会计基础之上的，是对中级财务会计内容的延伸，所以，其内容以及研究的方法都还不太成熟，没有确定性。但是，高级财务会计和中级财务会计之间的联系是勿容置疑的，所以要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效的衔接和分工。(4)涵盖公司企业会计核算内容。首先，高级财务会计部包括政府会计以及非营利性组织会计，虽然会计主体的性质和企业不一样，但是针对核算的内容来看，仍然属于中级财务会计的范围之内，而且，政府会计和非营利性的组织的会计内容相对也比较简单，没有明显的特殊性。所以，把它放到中级财务会计中作为一个单独的课程就可以了；其次，也不包括独资企业和合伙会计的内容，合伙会计并没有涉及到高深的理论，仅仅是所有者在权益方面的核算比较复杂，至于平时的业务的核算都体现在中级财务会计的范围内，所以可以把其划分到中级财务会计中。所以，高级财务会计仅仅包括公司企业的核算内容。 2.高级财务会计研究的内容。(1)突破会计核算前提的业务。①合并会计报表；②分支机构会计；③外币报表折算；④物价变动会计；⑤衍生金融工具；⑥企业清算、重组、破产；⑦企业合并与分立。(2)考虑学科分工与衔接的业务。①商业期货会计；②中期报告和分部报告；③退休金会计；④租赁会计。 3.新业务。这部分内容还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例如：法务会计、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网络会计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级财务会计是基于普通财务会计的职能，并根据自己的资金管理，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和适当的管理的一种行为，它是一种利用会计的职业特点，对企业间接管理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加强高级财会的工作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生产活动。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背景及内容界定 【摘 要】 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既是财务会计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会计环境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文章在对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背景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特殊业务会计、特殊行业会计、特殊报告会计及特殊环境会计四个部分。 【关键词】 高级财务会计学； 产生背景； 内容界定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高级财务会计学的著作与日俱增，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范围亦渐趋稳定，但对于什么是高级财务会计学，以及高级财务会计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目前仍无定论。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既是财务会计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会计环境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试图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背景出发对其进行理论总结，以期对高级财务会计学研究范围及其内容作出恰当的界定。 一、会计基本假设的突破 会计假设是对会计系统的运行条件和运行环境所作的一种合理判断或约定。环境是系统的外部制约因素，由于系统的外部制约因素极为复杂且缺乏稳定性，因此，必须采取抽象总结的方法对其进行概括，并剔除其不稳定因素，以创立一个能够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因此，会计假设是一系列会计方法和程序建立的前提。然而，当客观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会计基本假设所要求的运行环境或运行条件被严重背离时，建立在这些基本假设基础上的会计方法和程序将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找与特定环境或特定运行条件相适应的会计方法或程序。高级财务会计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 （一）会计主体假设的突破 会计主体是对会计服务对象的范围所作的限定。典型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20世纪初，西方国家逐步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于是出现了控股合并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控股合并形成了以控制为联结点的企业集团。为全面了解企业集团财务活动的全貌，便有了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又产生了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进而“导致了合并报表的广泛应用，从而产生了一些重要思想，包括经济实体的概念，合并产生的商誉等等”（恭维敬，1996）。以控股关系形成的企业集团的出现，使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至由多个企业共同组成的企业集团，而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会计主体的概念得以扩展，进而导致合并报表会计的广泛应用。与此相对应，伴随着企业外部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关注度的提高，一些原本不属于会计主体的企业内部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亦成为对外报告的会计主体，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会计组成部分，如总分店会计和分部报告等。 （二）持续经营假设的突破 持续经营假设是一系列会计方法建立的重要前提，离开这一前提，会计确认、计量及报告将失去存在的基础。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由于经营失败而陷入破产清算，或由于兼并或重组而被迫终止经营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企业持续经营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原有的建立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的会计方法或程序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为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二章第四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其他各项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不再合理的，企业应当采用其他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并在附注中披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当持续经营假设不再成立时，必须放弃以此为前提的会计方法或程序，代之以与特定经营条件相适应的会计方法，由此产生了一些适用于非持续经营基础上的会计处理方法，如破产清算会计、企业合并会计，以及非持续经营条件下的会计披露事项等。 （三）会计分期假设的突破 会计分期假设，即人为地把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首尾相接、间隔相等的期间。之所以要对经营活动进行人为分期，是因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很难按企业经营活动的周期截然分开，只有通过人为分期的方式才能及时并定期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典型的会计分期是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但在会计实践中这种分期方法常常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而被打破，如在企业创建时期，会计年度通常为企业经营活动开始日至当年12月31日；在企业破产清算期间，会计年度一般为当年年初至法院裁定的破产清算日；当需要更为及时地了解企业的财务活动情况时，需要将会计期间缩短为月度、季度或半年度，进而产生了中期财务报告；为了及时报告企业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常常将会计期间扩展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之日。 （四）货币计量假设的突破 货币计量假设是指会计计量应采用而且只能采用同质的货币单位作为计量单位。货币计量是会计最重要的特征。之所以将会计计量称之为假设，是因为货币计量至少蕴含以下三层含义或设定：（1）在多种计量单位并存的情况下，会计计量只能选择货币作为计量单位；（2）在多种货币单位并存的情况下，会计计量只能选择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3）在选定的货币单位很难保证单位货币购买力相同的情况下，必须假定币值相对稳定，即所谓币值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货币单位的综合性和可比性。就货币计量假设的第一层含义而言，这一假定尽管未受到严重挑战，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多元化，要求会计必须提供越来越多的非货币单位信息，或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提供更多的文字信息；就货币计量假设的第二层含义而言，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资本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产生了大量的非记账本位币业务和汇兑业务，与此同时，跨国经营集团合并报表的编制又引发了外币报表折算问题；就会计计量假设的第三个层次而言，20世纪初主要西方国家发生的持续20多年的通货膨胀，以及60年生的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对币值不变假设带来巨大冲击，为此，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寻找对策，最终形成了通货膨胀会计，而通货膨胀会计思想的出现则直接促进了高级财务会计学的产生。 二、特殊业务的不断涌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逐渐兴起了一些特殊经营业务，如衍生工具业务、租赁业务及债务重组业务等。此类业务在会计处理上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不便在主要介绍一般企业常见业务的中级财务会计学中予以展开，如融资租赁业务是将资金融通、货物买卖与租赁融为一体的特殊经济业务，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活动，其中的融资租赁业务在表面上或在法律形式上采取了租赁的形式，但其经济实质却是“资金融通”与“货物买卖”的合体，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在会计处理上必然与简单交易形式有所不同。相对于传统的资产负债项目，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有其特殊之处，如远期交易方式下的交易双方只是在交易合同中订立了交易的有关条款，而实际交货付款则要在合同约定的交割时间进行，因此，在会计处理上必然与常规的现货交易有所不同，在合约签订、缴纳合约保证金、平仓了结合约，乃至实物交割等方面的会计处理及会计报告方面必然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经营业务在会计处理上通常有别于企业一般经济业务，且大多属于非常见业务，因此，在学科设置上往往将此类问题归于高级财务会计学。 三、分行业、分经济成分会计制度的融合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之前，一直沿用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分行业会计制度。1992年11月30日我国首次颁布了各行业、各种经济成分共同遵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但仍分行业、分所有制形式制定了相应的会计制度。由于这种会计制度忽视了企业会计制度的统一性，导致相同或类似的会计事项因所处行业或经济成分不同而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结果。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从1997年开始陆续公布了13项适用于所有企业的不分行业和经济成分的会计准则，并于2000年12月颁布了通用于各行业和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会计制度》，这一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分行业、分经济成分的会计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分行业及经济成分的会计制度实行的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企业的行业性质及业务性质极为繁杂，如果将企业可能面临的所有会计业务统置于同一个会计制度之中，必然使其失去针对性和适用性。同样，在同一本财务会计学教材中，如果将基本业务与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混在一起，一般行业会计业务与特殊行业会计处理混在一起，既不便于教学和学习，也难以保证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性。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于2006年2月参照国际惯例了由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组成的会计准则体系。这一准则体系既考虑到各行业及各种业务会计处理的通用性，又考虑到特种行业或特殊业务的具体要求，同时也为中级财务会计学和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分设提出了要求并奠定了基础。 四、特殊披露要求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财务关系日趋复杂化。与此同时，随着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多元化，投资类型的复杂化，会计信息使用者不再满足于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大主干报表所提供的基础会计信息，而对会计信息质量和种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得能够反映不同业务类型或不同地区经营风险和报酬的信息越来越受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重视，进而导致分部报告逐渐由内部管理会计报告演变为财务会计报告；决策类型的增多及决策速度的加快，促使投资者、债权人等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导致中期报告成为对外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所有权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通过控制、共同控制、施加重大影响等方式形成的关联方关系日趋多样化，进而使担心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会计报表使用者非常关心企业的关联方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关联方披露成为企业报表附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会计假设的突破导致特殊环境会计的产生；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促进了特殊业务会计体系的形成；统一会计准则形成，要求对特殊行业的特殊会计问题进行专门规范；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及时性要求的提高，则直接推进了特殊报告会计的发展。高级财务会计学原本与中级财务会计学同属财务会计学的基本内容，但上述情况的出现，却导致二者相互分离、互有所重。其中，中级财务会计的内容主要是一般工商服务类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常规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而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特殊业务会计，即一般工商服务类企业的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如租赁业务、债务重组业务、外币业务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业务等；（2）特殊行业会计，如石油天然气企业、农业企业、金融保险企业等；（3）特殊报告会计，如合并财务报表、分部报告、中期财务报告，以及关联方披露等报告事项；（4）特殊环境会计，如通货膨胀会计及破产清算会计等。当然，高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不仅决定于自身特性，还要看同一教材体系中中级财务会计学所包含的内容，二者应该做到互不重复、各有重点，恰当分工、相互配合。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高级财务会计”教学研究 【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一些版本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和文献的分析比较，笔者指出了当前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存在的问题，设计了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内容，给出了优化高级财务会计教学的对策，对财务会计研究及教学都具有较大裨益。 【关键词】现代会计 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 依据现代会计理论：高级财务会计是对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及其方法体系的修正，是对企业出现的特殊交易和特殊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在本科阶段，“高级财务会计”是“中级财务会计”的延伸及拓展；在研究生阶段，“高级财务会计”是会计专业硕士“财务呈报”的基础。“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是本科生的重点学习内容，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内容。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各种会计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都与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直接相关。中国会计人员素质低，国际化水平亟待提高，已是我国会计界的共识。这主要与我们的会计教育有关，中国的会计教育忽视了现代会计理论，忽视了特殊交易与特殊事项会计处理的理论与技术，我们的会计教育偏重传统财务会计范畴，基本没有突破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和技术，依然处于初级水平。因此，以现代会计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的“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是提升会计人员素质，提高其国际化水平的必修内容。 一、“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综观目前的“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侧重传统的账务处理，以做题和会计分录为主，与国际会计理论和会计处理技术严重偏离，使财务会计结构体系支离破碎。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传统财务会计假设受到挑战后，出现的新业务领域讲述不到位。 传统的会计假设将动态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设为不变（限定在静态条件），并据此选定会计处理方法，确定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等有关业务事项。而现代经济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会计基本假设相矛盾的情形。 （1）会计主体假设松动产生了新业务：出现了企业合并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出现了控股或被控股关系，形成了企业集团。作为构成企业集团的各公司均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各自构成会计主体，由于其构成的企业集团在性质上是模糊的，只是一个法律主体或称为经济实体，它能否作为纳税的依据，能否作为债务偿还的实体来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但这一活动却使传统会计主体假设由核算主体，放宽到报告主体。因而出现了企业合并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业务。 （2）持续经营假设失效产生了新业务：出现了破产、清算与重组业务会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些公司可能陷入财务困难的境地。当一个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或者负荷总额超过其资产的公允价值时，此公司被视为无偿债能力。依照《破产法》、《民事讼法》规定，上述企业通常在破产法庭的监督下进行清算或改组。宣告破产清算或改组的企业意味着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即行停止，从而持续经营假设不复存在，原有的计算核算方法不能再继续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破产、清算与重组的会计业务。 （3）货币计量与币值稳定假设不复存在产生了新业务：出现了物价变动会计。货币计量与币值稳定是传统的财务会计基本假设之一。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物价却是经常变动的，据统计我国近年来的物价上升已高达两位数，在此情况下，按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难以反映其真实价值，收益难以反映实际的经营成果，受物价上升的影响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减弱，企业的再生产能力下降。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的影响，在会计核算上应区分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把名义货币换算为稳值货币，计算货币性项目的购买力损益，从而形成物价变动会计。 （4）会计分期假设的松动产生了新业务：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跨期摊配事项和损益确认事项。会计分期假设的松动表现为实践中突破了以年度为核心的会计期间，由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跨期摊配事项和损益确认事项。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经济业务也波及到了这一假设，从而形成了依赖这一假设不能解决的一些会计事项业务处理问题。譬如，股份制企业为满足投资人信息需要的中期财务报告，企业在破产、清算与重组业务事项中的即期财务报告等。 2．没有涉及传统会计原则的强化和延伸 虽然传统的财务会计原则对复杂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仍在使用，但在现实应用中必须进一步强化延伸和完善。 （1）通过融物最终达到融资目的的租赁业务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以资本租赁为例，尽管在财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大部分均属承租人负担，但其所有权仍归出租人所有，所以客观上在整个租赁期内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租金总额由设备买价、租期内价款的利息和租赁费三部分组成，因此租金总额必定高于设备买价；在租约到期时，一般会涉及余值问题（余值是否担保）。上述诸问题的会计处理都必需对传统意义上的资产取得的确认、计价、价值补偿等方面的理论进一步强化延伸和完善。 （2）所得税会计的出现，拓展了配比原则的含义，使其不仅局限于收入与费用的配比，还包括利润与费用的配比。鉴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这一原则，所得税会计在会计核算、借鉴应用方面使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基础更富于弹性，这表现在：①收入、费用确认的口径、时间上要体现政府意图；②在收入确认方面，权责发生制的税务会计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被现金流动原则所覆盖，而包含着一定的收付实现制的方法；③在费用扣除方面，税务会计尽可能避免财务会计采用的谨慎原则，即倾向较早报告收入或较迟报告费用。 3．完全没有涉及特殊企业中存在的特殊业务会计 （1）没有讲述生物资产会计。生物资产是指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生物资产，定义为“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意味着一旦原有动植物停止其生命活动，就不再是生物资产。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活的动物或植物的业务由生物资产会计反映，因此，高级财务会计必须涵括生物资产会计。 （2）没有讲述油气开采会计。根据国际会计准则，油气开采会计反映的是勘探、发现、取得和开发石油天然气储量直到储量能够被销售和使用之前的各种业务。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区别于其他行业。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均已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它们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因此，油气行业中的油气开采会计属于特殊业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应该涵括。 （3）没有讲述保险合同会计。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合同的形式，但是保险人并没有承担源于被保险人的保险风险，这样的合同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所规范的业务。因此，保险合同会计应该单列，作为高级财务会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4．没有讲述与特殊经营方式相关的账务处理 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属于公司形式，但还有两种广泛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独资与合伙，他们与公司组织形式的主要差别是负无限责任。 （1）独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并不仅仅反映其原始投资和追加投资数额，同时还要反映业主企业现金和资产的状况、业主本人受惠而支用企业的资金、受惠企业的应收账款和业主自己留用的资金。独资企业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纳税人，但独资企业的业主将其所有来自企业和其他一切来源的应课税所得或损失要填在个人的纳税申报表中，从而导致其会计核算的特殊性。 （2）合伙企业的合伙关系是根据契约而产生的，尽管从会计的观点出发把合伙企业当作一个独立营业个体来处理，但在法律上它并不具备法人资格；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在合伙活动范围内发生的事项，每个合伙人都是其余各个合伙人的人在权益上的转让，收益分配要区别于公司形式，合伙企业同样是非纳税主体而将每一合伙人应享的收益份额纳入其本人的纳税申报中，又导致其会计核算的特殊性。 二、优化“高级财务会计”教学的对策 针对“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优化“高级财务会计”教学的对策： 1．确认高级财务会计在会计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高级财务会计是对中级财务会计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级财务会计知识的突破。为保证会计教学科学顺利的进行，要确认高级财务会计在会计学科中的重要地位，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应该紧随中级财务会计之后，安排在中级财务会计结束后的大三第一学期。 2．遴选骨干教师任课 高级财务会计之所以“高级”，是它对中级财务会计的升华和突破，是它对特殊事项的会计处理。只有在基础会计和中级财务会计基础上，掌握高级财务会计才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骨干会计教师。因此，讲授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师，必须具备丰厚的专业知识、多年的教学经验和长期的科研积淀。 3．精选“高级财务会计”授课教材 经济发展是动态化的过程，反映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特别是高级财务会计必然也是动态化的。高级财务会计的动态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级财务会计研究内容应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将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如果高级财务会计的部分研究内容在理论上已很成熟，在事务中又普遍存在，而且会计人员也基本掌握，那么，这部分内容将逐步退出高级财务会计而回归到中级财务会计中去。如早期的分期收款会计、所得税会计、租赁会计、外币会计等内容已经或正在被纳入到中级财务会计中。因此，“高级财务会计”的教材不可能是“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是已形成定论的国内教材。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用于高级财务会计的授课只能是错误的选择。要精选高级财务会计授课教材。 4．开设实验实训课 “高级财务会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技术性课程，实验实训课是讲授“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前提。高级财务会计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企业合并会计；②外币业务会计；③分支机构会计；④合并财务报表；⑤破产、清算、重组会计；⑥通货膨胀会计；⑦衍生金融工具会计；⑧股份支付会计；⑨保险合同会计；⑩生物资产会计和油气开采会计。这些内容都要求有实验实训，不进行实验实训就难以进行“高级财务会计”授课。 高级财务会计论文:如何做好高级财务会计学理论基础与研究内容 摘要：受会计学界尚未给出权威观点的影响，我国在高级财务会计学诞生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对其理论基础、内涵以及研究内容形成一个一致性的意见。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对现行的各类理论进行分析和概括，以便形成相对科学、准确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高级财务会计学 理论基础 研究内容 一、引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的会计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眼神，同时这也是高级财务会计学酝酿并最终形成的重要时期，经过多年发展，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理论已日趋成熟，但我国的会计学界目前还没有对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内涵以及研究内容给出官方定义，所以学术界对于高级财务会计学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性的观点，其称谓既有“高级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也有“特种业务会计”等。为此，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国内现阶段有关高级财务会计学的概念进行整理与分析，以便形成总结性意见。 二、理论基础部分的主要观点 国内的学术界在高级财务会计学理论基础方面，主要存有如下观点： 常勋（1995）认为，在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环境中，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股份企业的所得税会计、权益会计、解散清算会计及财务重组会计都属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包括那些通过合营或合并形成的企业集团的财务报表；物价变动会计；租赁会计等。 张文贤（2003）指出，以资本保全、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报表构成要素、财务会计目标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虽然没有对四大假设进行完全否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原本无可动摇的地位，这也是高级财务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 杜兴强（2004）认为，高级财务会计主要对合并会计报表及分部报告、外币交易会计及外币报表折算、物价变动会计、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这四个专门的领域进行探讨。 石本仁（2007）认为，高级财务会计主要涉及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外币业务与外币报表、合并会计这三大难点以及其它专题。 通过上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四大会计假设的动摇是高级财务会计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其研究领域，则主要通过所涉及业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以界定。因此高级财务会计学主要以一般性的复杂财会业务，以及那些特殊行业的财会业务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三、内涵部分的主要观点 国内的学术界在高级财务会计学内涵方面，主要存有如下观点： 向泽生（1991）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主要研究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财务会计中的最核心问题。 汤云为（1995）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是相对中级财务会计学而言的，研究内容与其一致，只不过是更为深入而已。 张文贤（2003）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着重解决那些非常复杂的财务会计问题，需要高级会计师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做出专业判断。因此，高级财务会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高级社会学的范畴。 王治安（2004）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主要是对初级、中级财务会计学所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这些问题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发生，但操作难度大、争议也相对较多，因此具有特殊业务会计的特征。 石本仁（2007）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可以用难、特、新三个字来概括，其中，“难”主要表现在对会计高难度业务的处理上。“特”主要表现在特殊业务的财会处理上。“新”主要表现在一些前沿的财会领域。 梁莱歆（2007）提出，高级财务会计学是对原有的财务会计理论进行补充、完善和扩展的一门会计学，是一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对特殊会计业务进行监督与反映的会计门类。 通过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高级财务会计学的重点在于解决财务会计学领域那些复杂、高难的课题，其中包括特殊行业的财会业务和一般行业的复杂财会业务。而从学科定位的方面来讲，高级财务会计学仍然没有超出社会学的范畴。 四、研究内容部分的主要观点 采用举例法，有关高级财会计学的研究内容的观点如下： 汤云为（1995）在《高级财务会计》一书中指出，分期收款销售、房地产、外币业务、政府会计、企业合并、物价变动会计、所得税、退休金以及其它非盈利组织会计都属于高级财务会计学的范畴。 常勋（1996）在《高级财务会计》一书中指出，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物价变动会计模式、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股东权益的会计处理、外币报表折算方法、期汇合同的运用与会计处理以及租赁会计中的特殊问题。 张文贤（2003）在《高级财务会计》一书中指出，外币业务与外币报表折算、合并会计报表中的特殊问题、政府会计、租赁会计以及公司清算、改组与重组、非营利组织会计都是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内容。 王治安（2004）在《高级会计学》一书中指出，母子公司问相互持有公司债券、母子公司问存货内部交易、公司间的复杂控股关系、分支机构会计、中期财务报告与分部报告、企业清算与重组等都是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内容。 梁莱歆（2007）在《高级财务会计》一书中指出，外币业务会计、债务重组会计、所得税会计、分支机构会计、租赁会计、人力资源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都是高级财务会计学的研究内容。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高级财务会计学有两个核心研究内容，一是一般行业中复杂的财务会计，另外一个是特殊行业的财务会计，包括金融企业会计、房地产企业会计、非盈利组织会计等。

高校学生就业状况是考察高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由于高校学生中“考研热”“考公务员热”等“热潮”的兴起，高校学生，尤其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很不容乐观。还有很多学生选择“慢就业”，甚至不就业，这种现状导致当前高校的就业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开始主动出击，通过各种方法，扩宽学生就业渠道，增加学生就业机会。其中，校企合作就是其中的有效途径之一。校企合作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特点，是利用学校的专业优势和企业的生产优势，把以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课堂教育与获取实践经验和能力为主的生产实践有机结合，以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1]。在国内，校企合作是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高校与企业签订合同，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企业通过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高校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平台，保证高校学生到企业的入职率，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企业知名度。然而，校企合作模式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共赢”，答案仍存疑。事实上，通过建立校企合作从而实现高校和企业两个关系“双赢”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经常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导致两者的利益均未能按原计划达成。 1校企合作模式对于大学生就业的积极影响 1.1促进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校企模式合作后，学校会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给予学生更加针对性的专业指导和培训，学校会根据企业特点和岗位要求为大学生开展更加精确、更加生动的理论知识学习。在传统的教育教学中，一些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还停留在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缺乏对知识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解。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使得理论知识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背概念、背公式，通过对企业工作的了解，从实践回归理论使得学生更加明白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明白理论知识是一切学习、研究、生产的行动指南，从而提高自身专业实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1.2促进大学生就业素质的提升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素质，学校依托企业的平台可以为大学生安排企业参观、企业文化介绍以及生产实习，更可以请一些企业或者行业内的专家、业务骨干或者一线技术人员为大学生进行现场授课。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储备，也能丰富教学的多样性，跳出上课只能是在学校和教室的固有思维，发挥企业多元化的平台优势，为学生提供生动的学习环境和广阔的学习空间。与此同时，参与授课的专家、业务骨干和技术人员也能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从业经验向学生传递不同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职业素养和求职技巧等内容，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让大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了解自身能力的不足并不断地锤炼和打磨，从而获得团队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奉献精神等难以在传统教育中培养的精神，并将这些精神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中予以内化。 1.3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下，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方向，向高校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育方向，以便实现企业未来的战略部署。高校也能根据企业要求有针对性地用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师资配比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培养计划，从而精准匹配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也可以使得学生更快速地完成学生向职场精英身份的转变，最终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培养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衔接。与此同时，企业增加的就业岗位也很好地带动了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学校的就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促进学校就业教育水平提高 高校的就业教育是为了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技巧、职场礼仪和就业信息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平台。固有的就业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所涉及的专业领域由于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场地经费等原因仅停留在理论学习。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下，企业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和学习机会，一方面，让学生磨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理论付诸行动，切身体会职场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习就业技巧、职场礼仪和职业操守等知识，让自己在未来的应聘和求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2校企合作模式下的现存问题与挑战分析 2.1校企合作投入资源不对等 校企合作模式需要双方进行投入和资源共享，对于企业来说前期的投入是直观且不菲的，企业往往需要向学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提高学生的就业教育，包括向学生提供项目研究的技术支持、向学生传授生产过程中的经验以及提供实习岗位为学生们增加就业经验。但是对于高校而言，学校所能提供的研究力量、师资力量和学生资源往往难以为企业取得立竿见影的收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导致校企合作模式难以开展。 2.2企业发展策略调整对于学校培养计划的阻碍 校企合作模式是基于企业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方向而向学校出的学生就业培养要求，而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变动的，供求关系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提供的全部产品、劳务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2]。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企业要想谋求发展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调整发展方向才能使得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但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和师资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规划，短期内难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到频繁地调整更改，所以最终企业的岗位要求与学校的教学规划会有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了校企合作模式难以长期维持。 2.3校企合作模式缺少广度和深度 对于企业来讲，校企合作往往立足于长远的战略意义，短期内的利益反馈并不明显，前期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让很多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而大型企业往往伴随着专业局限性，难以满足广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当前中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呈现“5678”特征，即贡献税收超过50%，GDP占比超过60%，发明专利占比超过70%，吸纳就业超过80%[3]。所以，中小微企业是高校学生就业的重要阵地。然而，如果吸纳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加入校企合作的模式中，由于资金和人力的限制，学校难以为每一个企业提供专业人才和科研力量的技术支持，也无法为每一个企业提供系统的“私人定制”学生培养计划。企业看不到校企结合带来的好处自然也不会为学生提供就业教育与培训，学生也自然而然无法从企业提供的岗位学习到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最终导致合作浮于表面，达不到校企深度合作的效果。 3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 原有的校企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企业在这种合作模式下保证了企业新生力量的注入和发展，并且为之带来了比较乐观的经济效益。校企合作对于带动高校学生的就业率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要想保证校企合作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要不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要在总结高校和企业前期合作模式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拓思路，创新校企合作新模式，推动校企合作长期稳定发展。 3.1加大政府干预力度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以此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地，在高校和企业的合作中，也必须要引入政府的力量，加大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监管力度。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尽管在企业和高校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双方都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协议中会就彼此在校企合作的中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除了高校和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我们往往会忽视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就是高校学生。不论是去企业的实训基地进行实习，还是毕业之后直接到企业入职工作，其中的主体都是学生，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往往在协议中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主体是高校和企业，而不是学生，协议中只会就协议所涉及的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而不会涉及学生。但是，学生在对方企业的实际体验感和获得感是关系校企合作能否长期稳定持续开展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校企合作协议中，通常有一种模式是高校根据实际需求及协议内容的相关规定，在合作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由高校定期定量向企业输送实习学生，企业向高校提供实习场所。这种模式下的校企合作，确实给高校学生提供了到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学生们可以在“第二课堂”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在实习实践的过程当中对专业知识进行梳理，查漏补缺，丰富知识结构，锻炼专业技能。但是，在校企合作协议中对于高校学生在企业实训基地的相关权益并没有进行明文规定。例如，学生在企业实习基地的实习期有多长、具体到每天的实习时长是多少、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是否参与企业营利性质的生产活动且是否产生盈利，以及是否收获相应的劳动报酬等等。这些看似简单又寻常的问题，实则方方面面都影响到学生在企业实习基地的真实体验以及对企业的整体印象，进而影响学生对于企业的整体评价以及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选择。很多企业和高校在建立校企合作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有意要回避类似的问题，但是在事实上缺少对类似的事情的明文规定。有的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假借校企合作实习基地之名，把高校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参与企业实际生产活动，甚至加班，为企业赚取利润。更有甚者，连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这就完全违背了校企合作的初衷和合作的实际意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校企合作都是这样。但是，在当前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之下，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力量来对校企合作的模式进行规范和监督。从国际上校企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在组织形式上都经历了一个由院校、企业自发到政府引导形成统一组织的过程[4]。政府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就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在校企协议中的未注明主体——学生的相关权益要明确到协议内容中且保障到位；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自己监管职能。对于校企合作协议的具体实施情况要做到全程监督，对企业和高校在合作过程中的义务履行要监管到位。政府要积极加入校企合作当中去，变“校企双方合作”为“校政企三方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在工作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和地方高校特色优势，有针对性地促成校企合作；同时，可以通过举办区域性的合作联盟论坛，使地方校企合作形成规模，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并通过邀请地方知名企业、国内外知名高校相关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与论坛，畅所欲言，对地方校企合作模式进行探讨，创新思路，提高合作的实效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企业和高校发展，促进学生就业，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真正实现政府、高校、企业以及学生四方甚至多方的“共赢”。 3.2提高企业帮扶的精度 当前，很多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的主体是高校和企业。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体，通常会囊括多门学科和专业，这就使得在现有校企合作的模式之下，难免存在部分学院和专业“落空”的现象。为此，要提高校企合作中企业帮扶合作的准度。一方面，在高校和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特点及对不同岗位人才专业的需求，与所涉及专业的相关学院（系）建立进一步的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提高合作精准度，以此满足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这也有利于促进高校学生结合专业兴趣找到和专业更加对口的工作，进而提高高校就业率。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定期派遣专门人员到协议合作的高校（尤其是人才需求的目标专业所在院系）进行就业帮扶，形成传统，开设系列专题讲座，向学生宣讲和就业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当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企业要打开发展格局，不止局限于本企业的宣传和宣讲，要正面解答学生对于到企业实习和工作中的相关疑惑，给学生自由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利，用“吸引”而非“绑架”的方式，达到正面宣传的效果。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提高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精准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合作的实效性。 3.3提升高校就业的温度 校企合作成果不是一劳永逸的，高校学生就业也不是“一锤子买卖”。高校学生工作是一项以学生为中心的工作，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作为高校学生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有温度”的工作。因此，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要提升工作的“温度”。第一，学生就业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于学生在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要做出及时解答，除了开设专门的就业指导课程以外，建议各个学院（系）设立专门的就业咨询岗，第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就业疑惑。第二，高校要加强对实习学生和毕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和培育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规则意识，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砥砺奋进的工作精神。同时，也要教导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坏时，学会通过合理途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三，对于在校企合作中涉及的实习事宜，要做好前期讲解和宣传工作，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对于确因个人兴趣及个人实际情况，不愿或不能参加校企定点实习的学生，要予以理解和批准，千万不能强制性地命令学生无条件服从；对于已经到达校企合作目标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学校要切实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各项基本权益，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基本生活标准。如果在学生实习期间，发生损害学生权益的事情，学校要坚决维护和保障学生的权益。第四，对于毕业后已经在校企合作的目标企业入职和工作的毕业生，学校要加强人文关怀，要定期对毕业生进行持续关注，关心关爱学生在目标企业工作、生活的现状，建立校友通讯录，邀请毕业校友回母校和学弟学妹分享工作经历和心得。对于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甚至有损于毕业生就业权益的事情，高校一定要认真核实并协助学生进行解决，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4结语 要想在建立长期性、持续性的校企合作，带动高校就业，就要不断拓展校企合作的维度。不论是企业还是高校，都要创新合作方法，通过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断总结合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解决在校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争取实现最大维度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曲凯.校企合作对提高地方应用型大学学生就业能力的机制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0(10):158-159. [2]韩双林,马秀岩.证券投资大辞典[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3]腾讯网.2021年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DB/OL]. 作者:张家一 单位:太原科技大学

企业转型论文:加快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心得体会 参加市交委组织的“加快广州交通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专题培训后，深受教育，受益非浅。在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我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阐述了我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们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问计于民定决策，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的目标和要求后，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建设三大体系，实现广州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们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我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须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主要表现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迈进，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们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们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2、问计于民定决策。交通工作是民生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能离开民生、民意、民情。要使我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就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地了解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情况。目前，我们在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后，我想必须充分利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从两个角度入手，倾听意见，问策于民。 一是围绕广州交通的总体规划，针对公交、客运的需求变化，问策于民。没有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公交线路调整、站点的设置、票价的优惠，虽然我们主观上做到了方便群众，惠及市民，而客观上由于群众的需求多种多样，与我们的设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民，这样才能把惠民的事情办得更让群众更满意。 二是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实际和实情，问策于员工。目前，增收节支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基础，而如何才能增收节支，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最有发言权。增收靠管理，节支靠更精细的管理，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推广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发现。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员工，才能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企业改革发展的大事成为全体员工的责任。 两个方向的问计，领导干部应有备而“下”，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使交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真正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剂良方。 二、互惠合作善借力，科学发展增实力 交工委提出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任务和要求，可使全行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质的飞跃。但横向分析目前资源整合后各公交企业的情况，仍然存在粗放经营的问题，与交委的目标和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从纵向分析，在企业内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干部职工对为什么要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认识不足，还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突出矛盾还没有破解的方法。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加强教育引导，让各级党员干部掌握发展的方法，使转型工作达到事半功倍。 1、互惠合作善借力。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发展思路就是市场的出路，财富的出路，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基业长青之路。这几年来，我公司根据交委的部署，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致力于走品牌、资本扩张之路。我们抱着合作双赢，拓展市场，规范经营的思路，积极推进企业的发展，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例如，公司实施“西出广州，布局南海”的战略，在去年成功收购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客运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使公司拥有了南海地区95％以上的客运资源。公司抓住机遇，配合我市的运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做好广佛交通同城化工作，使当地政府和群众体会到我们服务民生的诚意和行动，因此，各镇政府都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开行南海区的镇巴，支持我们投标南海区环保出租车项目，从而使我公司在南海地区业务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2、科学发展增实力。公交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增强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就是企业迈向新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建立层次清晰 ，管理到位，机制灵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模化经营的公交企业。这样，才能集约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的决策指挥中心、项目投资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宏观调控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冲破过往国有公交企业管理层次多，环节重复，功能不清，机构臃肿，冗员较多等问题，使企业在迈向现代服务业中轻装前进。这几年来，我公司以此为思路，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智能信息、运调管理、抢修维修、人员招聘、招标采购、基建工程等内外协同的平台。内部资源的科学管理，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竞争力。 珠三角“腾笼换鸟”，省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即将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及早地做好应对的准备，通过投资建设广州、大沥、从化、新塘等客运站，公司已形成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覆盖省内的客运线网。通过精心经营第二巴士公司业务，做好番禺、增城、从化公路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使企业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中有更广阔的腾越空间。 三、常存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交通是要人与人，人与社会，行人与车，员工与企业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不可理否认，当前我们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仍存在的制约阻碍发展的一些“病灶”，职工队伍中一些利益问题不平衡也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这样才能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措施一：加强制度创新，用完善的制度来管人管事。随着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建立一套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十分必要。我们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重视人性化管理，着力抓好企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完善了企业与工会协商机制，使企业内部管人管事的制度均有互动的空间和平台。 措施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交通，加快产业升级。信息化交通建设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智能公交深化应用加大对信息建设。要通过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为他们提供岗位成长的必要空间和条件，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手段管理生产，促进一线操作人员自觉、自愿地运用信息手段处理日常工作并更多地互动交流，把信息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措施三：完善安全服务考核，构建确保安全的企业文化。要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安全生产是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参与。为此，我们必须长期抓，不留死角和盲点。这几年来，公司领导班子反复讲安全，将之放在每年工作的突出位置，就是要将之确立为公交企业的文化，以逐步改变职工心智模式，我们的实践证明，只要管理制度不缺失，文化营造到位，就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交通安全氛围。 措施四：树立典型，建立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稳定才有繁荣，安定才能团结。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企业内部的团结稳定是必需的前提，公正、公平、公开，比学赶超的争先环境必不可少。这些年来，我们树立了职工信服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增进职工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人人争当先进，个个赶超先进”的工作气氛，为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奠定了扎实队伍基础。 磨刀不误砍柴工。面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大局意识、赶超意识，全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转型论文: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认识的差异与启示 摘 要：笔者将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置于一个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分析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政、企、银”三方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建立了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转型升级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全模型极大似然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企、银”三方关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存在一些差异。 关键词：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政、企、银” 为把握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加速孕育的战略机遇，我国正式确立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托新兴技术，培育和发展全新的新兴产业；二是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上转型升级，并激发培育新兴产业（熊勇清 等，2011）。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因此如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然是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企业和银行（含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用“银行”指代）是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转型升级需要三个行为主体积极互动并且协调一致。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不足：首先，企业转型升级是政府、企业和银行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将“政、企、银”三个行为主体置于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的不多见；其次，现有研究比较多的是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从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视角，研究分析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一）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个方面（吴家曦 等，2009），“推动因素”主要指经营环境与政府、金融中介组织支持等，“拉动因素”则主要指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与长远发展机会等，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政府政策扶持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支持是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四个重要因素。 1. 经营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马小援，2010）。此外，竞争对手、市场需求等行业竞争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也有重要影响（司金銮，2001）。为此，我 们可以将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经营环境方面的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国家经济形势；（2）行业技术水平；（3）社会文化环境；（4）当前产品的市场需求；（5）新产业的市场前景；（6）新产业的进入壁垒；（7）当前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 2. 政府政策导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政府有效地引导和推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在产业规划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市场秩序规制和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对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陈洪涛 等，2009），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参与品牌塑造、改善教育结构和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王国平，2009），焦必方等（2009）等认为，政府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从消除自身“寻租空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鼓励传统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等方面进行转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政府政策导向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产业规划政策；（2）财税减免政策；（3）市场秩序规制；（4）人才公共服务平台；（5）知识产权制度；（6）政产学研平台； （7）专项扶持基金。 3. 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相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而言，企业自身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明显。韩凤晶等（2010）认为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既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力，也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史忠良等（200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升级，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齐建珍等（2002）在研究煤炭转型升级时指出建立的资金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和人才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对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企业现有基础和能力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能力；（2）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3）人才储备及其素质；（4）资金实力及资金筹措能力；（5）技术创新基础与能力；（6）支撑转型升级的组织结构；（7）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4.金融中介组织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钱水土（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顾海峰（2011）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升级过程中具有核心的支持作用。吴家曦等（2009）指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二大因素是资金投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金融中介组织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1）投融资渠道及相应优惠政策；（2）银行对转型升级的贷款力度。（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政、企、银”博弈 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企、银”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多元化利益博弈，将直接影响三个行为主体对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的差异性。 1.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是着眼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战略意义。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特别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时的重要博弈目标，地方政府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获取税收，因此在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 2.政府多维利益和企业单一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代表整个地区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多维目标。尽管企业也有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企业作为“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是多数企业首位并且占有绝对地位的利益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和成本收益函数。 3.金融中介组织的稳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博弈。实现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产业生命周期难以预料。而现实传统产业经过多年市场考验，相对稳定。对于风险中性的金融中介组织来说，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企业当前产业的现实收益进行评估，同时也需要对转型升级的投入与市场前景进行评估，显然，金融中介组织和企业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风险性与现实产业增长稳定性之间存在“多难”博弈。 二、 实证研究 （一） 研究思路与框架 如图1。 （二）问卷和样本选择 1.初始问卷设计。初始问卷由“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评价”（问卷第i部分）和“转型升级绩效评价”（问卷第ii部分）两部份构成。“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评价”包括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政府政策导向和金融中介（银行）支持4个维度，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包括资源利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持续获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4个维度，亦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 2.正式问卷形成。首先对初始问卷进行小样本调查，并对各度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0.71 0.7，并且巴特利检验（bartlett’s test）结果显著。部份指标因子载荷λx 0.5，对变量解释程度较小，故将这些指标删除，形成正式问卷，如表1。 企业转型论文:论以资本运营驱动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 [摘 要] 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以及产业多元化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来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本运营是大型出版企业三大战略转型的最终驱动力，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在大型出版企业的发展战略体系中确立资本运营的核心地位，以有效利用资本运营这一驱动力，促进实施三大战略转型。 [关键词] 资本运营 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出版 产业多元化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 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 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转型论文:企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摘 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思想政治；企业管理；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工作简述 马克思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好了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所在，因为企业就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因此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亦称思想工作或思想教育。它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 （2）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群众性。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就是企业管理的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优良传统。在企业，它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效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由全体员工来完成。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员工的思想出了问题，企业就无法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因此，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1）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是企业管理的手段。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的党建工作、共青团工作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它们的目标就是在企业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党团员队伍，为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宣传教育、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它们是凝聚人心、调动广大员工全力以赴搞建设。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很多，但作为一个企业，没有带头人，没有战斗力坚强的员工队伍，企业遇到风浪就要受到挫折，生产经营目标也无法实现。管理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队伍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是统一的，也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2）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管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人们的觉悟有先有后，认识有深有浅，以至对各种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这就需要切实加强 想政治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三、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 （1）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理论教育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要把这个理论体系贯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 （2）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目标相结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存在着“合则俱兴，离则俱废”的紧密关系，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管理等中心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还要选准二者的最佳结合点，避免“两张皮”现象。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难点”、“重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将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制高点”，凝心聚力、破解难题，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的完整的工作体系，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增强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创新相结合。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有效把握企业废旧立新的这个结合点，着力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寻求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使思想政治工作主动适应企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新要求。要不断丰富工作的内涵外延，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起来。有效利用各种载体和职工群众经常接触、便于接受的传播渠道，潜移默化的使职工对企业的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从而把职工的思想凝聚到实现企业改革发展目标上来。 企业转型论文:战略转型期的企业文化重塑路径 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企业战略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支撑，就会缺少精神与灵魂，很难顺利实施；企业文化如果没有战略指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动力很难持久。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必须推进企业文化重塑，关注以下基本路径。 谋定总体目标 目标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企业文化重塑首先是谋定出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要按照企业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精心谋划、设计企业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按照设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组织推进。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企业战略规划、核心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共同愿景等要素。总体目标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目标，充分体现既区分层次又相互衔接的文化建设格局。在落实总体目标中要注重发挥各级各类管理者的主导作用，从各个管理领域进行突破，以此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上位，全面发展。 创新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模式是按照战略转型进行企业文化重塑的基本路径之一。所谓创新思维模式就是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引领企业文化重塑，通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创新思维模式，确保文化思维适应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一是培育“突破性”思维，不断引领企业全员从实际出发，反思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勇于突破原来的旧框框、旧思想，用创新的思维统领文化发展，着力推进“创新文化”，让员工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中，实现创新思维的螺旋式上升。二是培育“开放性”思维。在文化重塑中，大力倡导运用开放性思维，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拓展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容纳有能力的人，真心诚意地向新加盟的人学习，吸收别人优秀的文化因素，借鉴别人先进的管理方法，把各方面的优势合起来，同心同德推进企业发展战略。三是培育“学习性”思维。重点是突出现代知识的学习，引导员工认识“知识陈旧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机遇总是会光临做好准备的人”的道理。运用多种形式组织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现代科技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不断增加员工的知识储备；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引导企业全员多读点书，多研究点实际问题，多一些调查研究，从而形成研究问题的浓厚氛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倡导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习成果管事管用。 把住关键节点 推进战略转型期企业文化重塑，要重点把住6个关键节点。 明确外部定位。主要是明确包括客户、关键合作伙伴、大股东、中小股东、一般合作伙伴、竞争者等各方面文化影响力的定位，并结合外部文化定位，完善内部文化体系。 提炼、提升自身企业文化内涵，形成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即：形成与企业战略转型相匹配的企业宗旨、指导思想、企业形象、管理理念、发展理念等企业文化体系。企业文化体系应体现兼顾企业的外部市场定位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 形成企业内部的文化信仰。以企业宗旨、使命为源头，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为价值判断，通过企业流程、制度，形成文化干预，逐步内化成企业员工的公共情感走向，形成员工的行为边界和文化素养。 形成产品的品牌文化。把企业文化内植到企业产品中，把更多的文化融入到用户的服务中，使客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产生归属感，从而形成该产品乃至对该企业的品牌忠诚。 正确引导外部市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向外界、向市场导入自身的文化，运用舆论导向、公关策略等方式，引导和拓展外部市场。 形成内部的精神品质。产品如人品，品牌精神的实质，是精神品质的表现，必须使企业内部的精神品质逐步形成，并表现出一种可以感知的文化氛围。 注重全面推进 构筑共同愿景，发挥目标愿景的感召力。共同愿景体现的是企业和员工共同的整体感和团队意识，能够激发企业全员的热情和勇气。企业在战略转型期，通过构筑共同愿景，把推进企业战略发展，变成共同追求的目标，促使员工心中产生极大的感召力，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在文化重塑中，将目标愿景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员工，使其拥有和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愿景目标，通过完成个人业绩、完成部门指标，进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通过运用共同愿景，促进和引导企业和职工认同企业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重塑企业价值观，发挥价值理念的导向力。运用企业价值观指导员工行为方向，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建设战略支持型企业文化中，要体现个人价值高于资产价值的价值观；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团队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价值观；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观，切实把实现目标与体现价值融汇到统一整体中，使员工和企业成为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进而强化价值理念导向力。 打造金字招牌，加强企业文化的传播力。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形成统一的价值追求和经营行为，在此前提下，倡导下属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建设个性文化，努力做到遵循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金字招牌不断提升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整合企业行为文化，提高企业文化的执行力。执行是成功的保证，只有企业具有优秀的文化执行力，其文化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整合 企业的行为文化，形成新的管理平台，把先进理念转化为员工的实际行为，落实到管理和实践操作上，真正实现企业文化从理论层面到实际层面的转化应用。 拓展文化内涵 融入文化元素。企业在提出先进的文化理念之后，就要把各项文化元素尽快融入管理、浸润员工，实现员工行为的有效调整。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形成顺畅的闭环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职能导向的原则，结合行业核心竞争要素，针对企业发展迫切需要改善的模块，如服务文化、营销文化、员工的职业化转变等，确定企业文化建设的时机和突破点，把文化元素逐步植入到企业战略转型发展之中。 促进价值转化。促进价值转化就是把组织价值转化为个人价值。组织价值与个人价值紧密结合的实质，是改变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关键战略资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价值占有向价值创造转移。要坚持“领导主导”与“员工主体”并举。只有把企业领导的亲自主导、身体力行，与广大员工的生产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那些贡献自己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员工享受到由他们促成的价值所带来的成果，才能保证企业文化落地生根。 强化制度枢纽。强化制度枢纽就是发挥制度枢纽的有效功能。制度枢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企业在战略转型时期进行文化重塑时，必须注重制度的枢纽作用，通过强化制度枢纽功能，消除和避免员工无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行为，从而真正体现“内在约束高于外在约束”之功能。 企业转型论文:转型背景下的出版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摘要：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企业需适应转型需要，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新机制，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人才 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建设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出版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适应转型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出版业正朝着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业态逐渐成为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出版企业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升级的历程。数字出版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专业知识、新技术的运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必须对出版产业链进行新的设计，更需要培养适应数字出版新业态要求的新型人才队伍。 我国出版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受传统观念和体制影响较深，出版企业沿用传统经营管理体制较多，出版从业人员还不完全适应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打造一支理念先进、业务过硬、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于推动企业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为了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出版企业的领导者应把人才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像抓“发展第一要务”一样抓“人才第一资源”；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使人才的知识、智力、活力竞相迸发。 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应以激发人才活力为目标，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建设一支既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敏锐的市场预测观察能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编辑队伍。二是要大力推动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培养一批有服务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化目标导向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要培养一支熟悉生产经营、服务意识强、善于组织协调的精干的复合型职能部门工作者队伍。拥有印刷、现代物流业务的出版企业还应培养一支爱岗敬业、技艺娴熟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要破除妨碍、束缚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形成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格局。 二、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用人新机制 经过多年改革实践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国有企业的用人观念和机制已发生很大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转换并不彻底，“官本位”的意识和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队伍比较普遍地存在小富即安、创新精神和动力不强、市场意识不敏锐、团队合作意识偏弱等问题，不少国有企业职工往往把“升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目标，过于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忽视团队价值和企业整体利益。“官本位”意识严重抑制企业改革创新的活力，容易导致企业人际关系复杂化，阻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也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和进程。 深化出版企业改革，必须注意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创新人才选用机制。应在理顺管理层次及规范公司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员聘用制度，全面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真正变人员管理为岗位管理，进一步规范科学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等重点环节。出版企业可尝试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人才晋升机制，推进人才待遇的多元化。可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分类建立职务序列，让每一个人才都有施展才干、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体现价值的发展通道。例如，可按照国家编辑职称制度等级标准，结合企业和编辑岗位特点设定等级晋升序列， 开初、中、高职务待遇等级差，按职级不同和贡献大小取酬。例如，编审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可根据出版销售工作特点，建立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职业经理人”职级制度，职业经理按能力和业绩随时晋升为不同级别。例如，特级职业经理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就会使走专业阶梯的人员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管理职位不得不放弃多年累积的业务知识、经验去挤“行政独木桥”。通过畅通专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合适的人聘至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让专业人员不用走狭窄的管理通道也可获得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对于管理序列的人员更要建立起一套开放竞争、严格准入、加强考核、奖优汰劣，“能者上、不适者下”的进出机制。企业职能部门岗位空缺均应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确保职需其人、人适其职。 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人才进行分类管理，使其只要认真踏实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发展轨道上都有得到晋升的预期，不至于感到没有奔头和希望。适合做管理工作的就进入管理序列，适合做业务工作的就进入业务序列，不同序列的人才可以相互交流，形成“岗位职责不同，工作分工不同，发展机会均等”的人才选用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地起到淡化职工“官本位”思想，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作用。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强化岗位意识，淡化身份观念，实行分类管理，开通阳光道，打通待遇差，让人才机制“活”起来，才能从根上解决目前国有出版企业面临的人事难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既是出版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人力资源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突破。 首先，需要探索形成科学的人才考核培训制度，有效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与干少差别不太大”和知识技能短板现象。考核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企业职工的行为和效果。可根据出版企业特点，适应企业转型升级要求，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能力、业绩为导向，遵循全覆盖、可量化、可追溯原则，建立以业绩为重点，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应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真正使考核结果成为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应扎实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根据不同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推动人才观念转变、知识更新和能力转型。当前还需特别重视编辑业务和编辑现代化技术的培训工作，使他们掌握编辑业务流程的数字技术，实现编辑工作数字化。 其次，需构建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合理解决收入“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要积极探索符合出版企业各类岗位特点和人才需求的分配方式，区别不同岗位及贡献情况，建立市场化的薪酬管理体系，使人才和薪酬水平与市场接轨。可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加大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使一流人才享受一流待遇、一流贡献获得一流报酬，并推行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等多种激励方式。同时还应体现人文关怀，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精神激励包括使命激励、压力激励、机会激励、荣誉激励、沟通激励等，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全体职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对他们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慰藉、人格上的尊重、心理上的愉悦；通过采取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能得到与其努力相应的发展空间，都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应的回报。 最后，还应切实用好用活人才，努力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人才不适用、人才得不到充分使用”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才工作应坚持以用为本，做到知人善任。一要扬长避短，不埋没人才。“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个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用其所长，则长处更长，用其所短，则短处更短。应克 服求全责备的观念，使人才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二要用当其时，不耽误人才。必须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对优秀青年人才需做到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使他们“缩短适应期、快进融入期、达到成熟期、投身创造期”。三要用当其位，不浪费人才。坚持适岗适才适情原则，充分尊重人才个性差异和兴趣特长，努力实现人与事、人与岗、人与人的合理组合。四要用尽其类，不遗落人才。要树立开放的用人观，努力拓展识才、选才、育才、用才的视野，坚持海纳百川、“开门纳贤”，做到“发现人才有眼力、培育人才有能力、使用人才有功力、凝聚人才有魅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氛围，最终形成当代出版企业“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业才发展同步”的生动局面。 （宋永刚，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 ［摘 要］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入经营用固定资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具体范围详见增值税实施细则）应交纳的增值税额在当期扣除。由于此项税收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企业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系列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为基础，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化并通过分析软件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最终说明税收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财务效应。 ［关键词］ 消费型增值税；财务数据；财务指标；相关性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用于购买经营性固定资产所交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这一税收政策的改变鼓励了上市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与以往年度相比，公司当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也发生了变化。浙江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为例，阐述这一税收政策的变更给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财务变化。 一、文献回顾 2004年增值税转型在东北三省开始试点推广，到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许景婷和晏慎友［1］（2009）选取了辽宁省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增值税转型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财务指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的变动对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的影响最大，但只是相对而言，绝对值并不大，表明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削弱。黄明峰和吴斌［2］（2010）在收集了中部6省26个市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对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带动了中部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其中制造业和采掘业受益最大。王素荣和蒋高乐［3］（2010）在假设2004年全国各行业均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大量收集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增值税转型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李朝红和刘璐［4］（2010）在详细收集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008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指出企业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少额越多，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越多。 以上学者对2004-2008年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相比2004年的增值税试点改革，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有其鲜明的实施背景，主要表现在政策施行的经济环境不同。2004年国家出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的，率先在东北三省进行增值税试点改革，随后为了扶持中部地区发展，这一政策又扩展到了中部6省26市。回顾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主要有两大出发点：一是有利于企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在出口锐减的情况下通过税收政策的刺激拉动内需。从整体来看，同样都是增值税转型但经济形势不同，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以下本文基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对消费型增值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浙江省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且2009年以前一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为了能明显地反映出增值税转型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变化，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所有在沪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共29家作为研究样本。基础数据均来自于证监会指定登载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网站上刊载的上市公司2008年和2009年年度报告。 1．实证分析 根据2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首先对29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每年求平均，去掉部分偏离平均数较大，不能集中反映数据趋势的数据，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然后对数据进行了计算。 （1）增值税转型对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净增加额223 201．94万元。在4类设备投资中，专用设备的投资增加额最大，达135 046．4万元，占总体净增加额的60．5％，比重较大。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企业利用此次转型机会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2）增值税转型后应交增值税，应交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情况 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由于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置生产经营用的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于当期抵扣，所以与2008年相比，2009年企业的应交增值税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共减少23 143．02万元。减少额是2008年应交增值税的9倍。结合表3数据我们看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净减少额为1 672 825万元。2008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1 082 018万元，2009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715 474万元。可以看出，购买固定资产的当年企业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主要是由于2009年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较多，相应的计入营业成本的折旧额增加，造成企业当年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也说明，虽然企业购置生产设备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效应不会马上在投资当年显现出来。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2009年企业应交所得税增加18 250万元并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效应。 （3）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 通过表4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财务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固定资产周转率上升幅度最大，增加了0．17。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了1．3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每股收益上升幅度较小，为0．03。 2．相关性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下面通过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比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由于收集到的数据全部为定距数据，因此可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线性相关性的强弱。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根据相关系数的原理，相关系数r的取值在－1到1之间，r＞0表示两变量存在正的线性相关系数，r＜0表示两变量存在负的线性相关系数。｜r｜＞0．8表示两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r｜＜0．3表示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由于存在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样本相关系数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样本来自的两总体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这时需要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对样本来自的总体是否存在线性相关进行统计推断。通过表5可知，固定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相关系数为－0．409，它们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38。因此，当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应拒绝相关系数检验的零假设，认为两总体存在线性关系。 三、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在金融危机这个经济大环境下，增值税转型的当年，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机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应交增值税大幅度减少。但是从其影响的财务指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周转率表现为负的线性相关，说明在增值税转型当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在当年明显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加之2009年企业的总体营业收入下滑，使得企业当年的资产营运能力不强。固定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的资产营运能力的提高会在资产日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2009年企业经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固定资产投资的良性效应不能在投资当年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效果。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刍议 摘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介绍增值税转型的含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了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企业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含义 增值税是以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践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很难准确计算的。因此,我国也采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按照“进项税额”的扣除方式,增值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金;二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通常把前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后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在2009年以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二、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本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取消增量限制。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 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加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 233亿元。 三、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一)降低固定资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 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换算为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为23%,这一税率高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企业的税负明显过高。一方面,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一次性全部扣除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即厂商外购的生产资料,不算入产品增加值,而只是对消费资料征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对于同一个企业,生产型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要大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负。另一方面,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单位开票就要交税,甚至,根据增值税的实施规则,发货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生产单位货款并未收到就先垫交了税款。从全国来看,大约平均要三个月后才能收到货款。全国每年按8 000亿元增值税款,三月期,年息4%计,生产企业将承担80亿财务费用(利息)。众所周知,货款总有一部分永远不能收回(呆坏账,储运损失,陈旧报废等),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已达3 300多亿元。如果以年500亿元估计企业白白多交了约85亿元的增值税。增值税转型之后,以上两项全国企业将年减税约200亿元。 (二)企业会计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发生变化 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明细科目,并在该明细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专栏。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增设“新增增值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企业以当年新增的增值税额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转型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但增值税转型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远不止此。如转型后由于增值税与所得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将增值税额纳入抵扣范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也因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资产日后的折旧额,进而影响到各期的成本、经营成果以及所得税的核算与数额缴纳,而且增值税抵扣额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 (三)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转型前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比较,固定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因此,其价值变动对企业总资产的内部结构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引起资产负债表内相关项目的变动。如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等。 2.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一次性全额抵扣,导致当年利润大幅上升,但以后各年的利润不再受增值税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较大,因此经营收入可能有所增长,但同时固定资产的增加导致折旧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也可能由于贷款的增加而上升,从而抵消了部分由于增值税抵扣所带来的利润上升好处。而以后各年的利润状况则主要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与折旧和财务费用之间的关系,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其利润在投资的最初几年不一定上升。 3.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由于增值税支付的大幅减少而有所上升,但以后各年的现金流不再受增值税的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除了受增值税抵扣影响而大幅上升外,还可能由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作用而使净经营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当年的投资现金支出一般会高于另两种增值税,融资现金流中的利息支付也会有所上升。以后各年的现金流变化,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对经营现金流的增加作用与利息支付及债务偿还所支出的融资现金流之差。 (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设备投资将发生较大变化: 1.企业设备投资与配套投资将大幅增加。因为进项税额抵扣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使企业的投资倾向于能够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设备投资。另外,转型降低了设备投资的回报要求,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划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可行性分析。 2.企业的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的政策,这次国家推出的转型政策给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企业设备、技术更新的加快自然会带来企业投资周期的缩短。 3.企业投资行为会主动跟随国家政策。例如,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以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为依据。但是,企业也会做出一些取巧行为,如企业的投资时间将会有意选在转型开始之后。这些行为会给转型政策的推行带来影响,甚至影响转型政策的效果。 (五)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间接增加企业筹资。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必然刺激企业的融资活动。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巨大,企业除了利用已有积累及内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外,一般还需要通过发行新股、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筹资活动来筹集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六)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方面,税收转型带来企业投资增加可能会使企业当年相关财务指标恶化,如资产负债率等,但在以后年度,随着投资效果的逐步体现,财务指标可能好转,并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力方面,税收转型使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从而设备更新加快,生产规模扩大及经营种类增加等,这很可能引起企业的产品质量、数量提高,加之产品成本降低,使得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销量提高,最终使利润增加。 (七)对企业分配的影响 企业增加投资虽然可能会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增加,但同时导致了企业自身积累的减少。而企业实际的利润分配额度,取决于现金流量状况。在投资当年,由于转型会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减少了现金的流出。但转型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力度,增加现金流出,两者相抵以后企业总的现金净流量反而会减少。因此,企业不会因为转型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投资的以后年度,随着企业不断收到投资的回报,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会大为改善,此时企业的利润分配会有所增加。 四、小结 增值税转型在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金融危机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在此形势下,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从长远看,实施增值税改革,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进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将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方式转型研究 【论文关键词】不对称市场经济 行政合并 市场收购 转型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在中国有上百年的历史。本文对企业并购方式转型进行详细梳理，这对深入研究中国的企业并购活动及中国境内企业并购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及企业并购方式发生的较大转折点，把中国企业并购史划分成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曲折与不断转型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使目前，仍然是一个转型社会。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企业并购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当企业并购发生在中国境内时，更加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按照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可以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并购活动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以前)，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二个阶段(1950年至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三个阶段(1980年至今)，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就是企业兼并或购买的统称，是并购企业实现自身扩张和增长的一种方式，一般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并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作为目的，以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或资产作为实现方式。企业并购实施后，被并购企业有可能会丧失法人资格，或者被并购企业法人资格保留，但是其控制权转移给并购方。 1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落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复杂的社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却给了中国反思与转型的机会。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衰弱，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迟、发展慢。这就给了外国资本乘虚而入的机会，并且外国资本势力一开始便以强者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可以把此阶段概括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一是此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外资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本土经济较弱。因此，此时期的企业并购活动称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以产生早、发展较快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为例，外国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便在上海设立了十多家小型船厂，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设立的祥生和耶松两家英资船厂比较大，它们从创立时起就开始了兼并活动，租赁和收购了一批在沪的其他英资老船厂，并扩建原有的企业。在同一时期，民族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也在沪创办了一批小厂，其中创办最早、发展最快的是发昌机器厂。但是，由于外商船厂的垄断和排挤，1895年前后，发昌机器厂迅速地衰退，最后于1900年被耶松船厂低价收购，成为耶松船厂的一个车间。 在棉纺工业中，华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兼并的事例更为突出。1901—1921年间，仅上海先后有6家纱厂被外资企业所兼并，其中外资纱厂在参与兼并活动中形成集团性企业的有日资上海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及英资怡和纱厂等。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但中国的经济也在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企业兼并多为外资企业兼并华资企业，兼并方式为被迫式兼并方式。当时的华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差距较大，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华资企业的生存状况很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差距大；第二，技术差距大；第三，经营策略差距大。这些差距导致了华资企业在经营策略上极为被动，时刻处于被收购或兼并的境地。华资企业为了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并购现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5年创办申新纱厂，他们一向坚持“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的经营策略。1932年，申新纱厂已成为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民族工业处于被外资并购的地位，构成了其间的鲜明特色。这不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中国动乱的政治结构有关。 2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并购。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公私合营；在农村，进行集体化和公社化(可以看做变相的企业并购)。这些并购活动不以市场行为为基础，而是以计划性、军事化为特征。 195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合并改造了大批民营或外资企业。紧接着又经历了“”期间，全党全民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骤然增长，1959年末达到31．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1．9万个。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取托拉斯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由此看来，列宁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仅仅限于资本主义，而是把它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用来指导、管理社会主义的生产。 刘少奇同志依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在1949年6月构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时，就提出“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明确提出的较早，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没有做具体部署。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这样，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 国家经委第一批批准试办了12个托拉斯情况不同，各具特色。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全国性托拉斯，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各自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如盐业公司集中了全国的大盐场和盐业销售机构；汽车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业汽车配件厂中上收了42个，在全国汽车配件产量中占39％；橡胶工业公司成立后，从全国205个地方橡胶企业中上收了103个；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从全国122个地方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厂中上收了23个。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如浙江的糖业公司，上海的轻工业机械公司、标准件公司和丝绸公司等。 这种行政合并构成了此阶段的企业并购的主旋律。从几个托拉斯试办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3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起步时期，由政府出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我们谈条块管理，地方之间进行各种财产的过渡，这种过渡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购，只是当时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管理权限来进行的划转，被称作关停并转。 一种观点认为，1984年，保定纺织机械厂兼并保定市针织器材厂是我国现代企业第一次并购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企业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始于1984年的保定市锅炉厂并购保定市风机厂，这次并购活动开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并购先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93年9月30日深宝安收购延中实业，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并购浪潮。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活动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的时期。 按照第三种观点，我们大体可以将这十年并购时期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年的市场启蒙阶段(1993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并购数量很少，四年总共只有14起并购案。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多数人不知并购为何物，参与人更少，市场常常对并购感到诧异；并购的支付全部是现金，多数没有公布股权收购的价格，很少公布有关的细节；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并购往往是针对主要股本是流通股的少数几家公司，并购处于缓慢成长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1997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数量达到了577起。在这些并购中，买壳上市是第一位的原因，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保壳”和“保配”目的是第二位的原因，并购重组以配合政府的国企改革任务和国企扭亏的要求是第三位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并购是属于战略性的重组，有些则是二级市场的盈利，也有些是期望实现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在这些年的并购实践中，并购的方式、支付的方式、并购的目的等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和变化。从并购方式与支付方式看，有了无偿划拨、资产置换、协议转让、吸收合并、收购母公司、司法拍卖、mbo等；从并购的目的看，除了以上提及的保壳、保配等原因外，还有外资并购、敌意收购、竞争收购等新情况的出现。 2002年是全球企业并购的转折点，尽管并购规模大量萎缩，然而却是全球资本并购第六次浪潮来临的标志。并且，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中异军突起，这一年是中国并购史辉煌的开始。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几年里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将有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并购交易。全球企业第六次并购浪潮赋予了中国企业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在并购实践中观察和学习并购技术，准确地建立企业并购战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全球企业并购的格局及操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已经加入wto的中国企业的并购战略。然而，资本并购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新事物的出现往往要吸纳旧事物的某些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后发者而言，初出茅庐时学习或模仿便是最好的创新，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全球并购的出发点。通过对全球企业并购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可以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并购浪潮中的准确位置。而目前全球并购的低潮和中国并购的高潮正在形成一个有趣的交汇点，准确地观察并努力把握这些差异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4结语 中国国情比较特殊，西方发达市场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五个并购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要把国外五个不同年代的并购阶段浓缩在一个阶段里发展，这种急剧浓缩导致中国并购市场的特殊性。总的看来，中国的并购是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手法和90年代的眼光。 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的并购差异巨大，可以互相比照，但不必亦步亦趋。中国目前进行的是体制性创新，这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能够创造出更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上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因此，中国的并购手段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国有物资企业向物流企业转型的思考 【内容提要】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具有本质的区别。物资企业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物流企业。通过对转型中面对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摘 要 题】现代物流 【关 键 词】经济管理/物资企业/物流企业/转型 1994年以来，全国物资系统出现持续亏损，众多国有物资企业（以下简称物资企业）步履维艰，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物流企业呈现彼消此长的明显反差。昔日辉煌的物资企业为何一蹶不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发展路在何方？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本质区别 在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教材中，将物资行业等同于物流行业，把物资企业视同物流企业，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认为，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既有相近相似之处，更有本质差异。 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第三产业的流通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从事流通服务的市场主体。二者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物资、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服务。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 1.从服务对象看，物资企业的“物”是指工业品生产资料；物流企业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和废弃物等，二者含义不同。物资企业连结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从事各种流通活动，把销售服务作为主要对象。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涵盖面则要宽得多，除销售物流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以及外部的退货物流和废弃物回收物流，也即以物品流通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为对象。 2.从企业功能看，物资企业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的营销活动，主体功能单一，虽然也配合销售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和信息等服务，但均系从属并服务于销售的辅助动能，且彼此分割，忽视成本核算。物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实施有机结合，集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满足用户日益多样性、个性化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关注“效益背反”，追求整体最佳状态。 3.从服务目的看，物资企业服务的目的是在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取得利润。在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物资价格暴涨取得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往往忽略或不计成本。物流企业的服务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务，包括提供货物运输、储存、包装、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务，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这是物资企业难以企及的。物流企业为社会提供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实现增值服务，降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从管理体制看，物资企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由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7年我国建立起了一套重要物资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和流通体系。其特点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分离开来，生产资料又限定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即把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以计划分配调拨取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在这种体制下，物资企业作为物资部门组织生产资料的基层单位，既执行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又担负着物资经营业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优胜劣退，物资企业大多成为弱势企业。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完善，探索出一套物品的物流管理经验，尤其是在物流中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流通领域的新态势表明，现代物流企业是物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物资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二、物资企业转型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物资企业的生产资料主业经营逐年萎缩，市场占有率连年大幅下降。2000年，全国物资系统物资销售总额仅占全社会物资销售总额52000亿元的5％，整体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明显削弱，给转型带来了困难。同时，在流通领域还存在着物资企业转型的许多制约因素。 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物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创新意识仍然不强，习惯于传统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办法不多，与物流企业要求的创新发展能力差距较大。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多头管理和相互划分导致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流通不畅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三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管理的法规不健全，政出多门和不平等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不少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割裂着市场的统一性。 2.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和改革开放经济过热年份形成的“三角债”，造成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方针导致物资企业目前一方面人浮于事，且部分员工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懂业务、会管理、善开拓、能创新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三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生产、轻流通，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资企业上缴国家利锐多，国家对物资企业投资少，造成物资企业流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影响流通效率的提高，致使物资周转慢、库存大、占用资金多，经济效益差。 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简易。物资企业大多仅能分段提供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送货等流通服务。有的县级物资企业至今仍用手扶拖位机运输，送货、装卸仍是人拉肩扛。二是企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力大多偏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不振，市场份额缩减，由物资流通的“主渠道”变成了“支渠道”。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不少物资企业经营粗放，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为用户提供适时、适量、适质、齐备、便捷的规范化服务。四是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滞后。由于全国物资系统没能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虽然不少物资企业配备了电脑等装备，但难以提供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指导决策和营销，现代化设备成了“花架子”。 4.改制改组未到位，企业机制不适应。一是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虽然成建制改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是换个牌子的“翻牌公司”，仍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沿袭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成。二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物资企业虽然普遍地开展了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物资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初步的，在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上还很薄弱，经济效益低。由于物资企业大多连年亏损，分配档次难以拉开，职工队伍不稳，有的人才外流，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三是企业约束机制乏力。有的企业领导盲目决策，出现不少“三拍”（ 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工程项目，资金有投无回；有的用企业流动资金炒股票、搞期货，造成巨额资金损失；有的“官位”升上去，公司跨下来，或提前退休了事，或易公司当“官”；有的盲目为外单位甚至个体、私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经济担保，造成经济损失。有的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挥霍浪费。对企业业务骨干管理乏力，“体外循环”现象时有发生，使企业雪上加霜。 5.政策环境不宽松，市场竞争不公平。一是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税制改革，物资企业由过去按进销差额的10％缴纳营业税改为按进销差价的17％缴纳增值税，税负加重。而对个体、私营流通企业采用包税制，税率仅为物资企业的15％，使物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在财会制度改革上，国家大幅提高折旧率，企业成本大增。三是在投资政策上，多年来国家对流通行业的投资少，对物资企业的投资更少。四是在金融政策上，工业企业贷款易而物资企业贷款难，常使自有流动资金紧缺的物资企业束手无策。五是在改制政策上，兼并破产政策不适用于物资企业。这既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要求，也不利于物资企业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三、物资企业转型的对策思考 在近年物资企业整体滑坡的情况下，仍有部分物资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向物流企业转型的优势和物资基础。这部分物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创造条件，发展物流，逐步转型，将是可行的。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物流理念。物资企业转型首要的是转变观念提高物资企业职工的物流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的物流意识。目前应着力抓好“三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物资企业，只有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才能向物流企业转型，与市场经济接轨。二是由市场垄断分割观念向市场一体化观念转变。物资企业要解放思想，树立变市场条块分割为全国市场一体化，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割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观念。三是在企业管理观念上，要在企业的思想观念、经营战略、内部管理、服务水平、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根本改变，使现代物流理念深入人心。 2.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有资本从物资流通行业退出是必然趋势。因此，物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应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产权形式规范，走先改制、后转型的路子。但从现状看，要物资企业全部退出市场也不现实。由于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政策也未完全到位，因而为平稳过渡，避免震荡，保持社会安定，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各地物资企业产权改革看，主要有两个层次、两种模式：一个层次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物资企业建立以国有资产为运营主体的母子公司体制；另一个层次主要是在地、市、县级物资企业形成以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为主的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产权体制。改制方式包括资产置换、重组再生、兼并联合、整体或部分买断等，使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职工参股、控股或全部职工股的多元产权主体，国有资本实现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经营上实行承包、租赁、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等多种方式。同时，结合转换企业机制，并在围绕和抓住企业主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延伸，发展现代物流。 3.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开展现代物流业务。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各种物流功能、要素进行整合而发展起来的。从现状看，我国许多物资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用地、仓储设施、运输装卸手段和加工配送能力等物流资源，具有相当的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物质条件。充分利用这些物流资源，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方式进行整合，开展现代物流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调整企业发战略。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物流企业为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业务创新为主线，以整合物流功能、要素为重点，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中心，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物资经营企业可以选择物资为主业的集中经营战略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物资储运企业可以选择物资储存为主业的运输集中经营战略或以储为主、储贸结合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等。不论企业实施何种经营战略，都应对企业内部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企业物流。在此基础上，发展工物、物物联合，对企业外部物资资源整合与合作，与生产企业和其他物资企业开发社会化物流，并合作组建第三方物流企业。 4.打造几家大型物流企业，重视应用信息网络技术。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跨国物流公司纷纷以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抢滩中国市场。势单力薄的物资企业很难与之抗衡，需要打造我国大型物流企业，利用本土优势与之竞争，并积极创造条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物资企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而物流企业则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打造大型物流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物资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应选择规模大、资金足、管理严、班子正、队伍强、效益好的物资企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界联合，吸纳国有、集体、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物流资源，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型物流企业应充分重视信息和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当前要重点抓好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实施，稳步建设。在不断满足实际需要中发展，在需求和技术进步中逐步提高，形成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营运水平，为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5.推行现代物流服务方式，加快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朱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逐步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省市物资企业集团应有计划、有目的地牵头组织、逐步推行。一是组织集团直属企业及部分市县物资企业建立连锁经营网点，使目前分散分割的物资流通网点逐步形成分层次的、具有相当实力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二是有选择地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建设和改造一批物流配送、加工中心，建成配送、加工网络系统。三是改进物资运输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推广集装箱、托盘和汽车门对门运输先进方式，实现运输、包装的标准化。四是由有志于现代物流事业、年富力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由他们物色一批职工，组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多渠道筹措启动资金，从业务熟悉的几个品牌品种如钢材、水泥等入手，开展制，逐步实行、配送、加工等有机结合，以全新的企业、诚信形象和优质的物流服务赢得市场。 企业转型论文: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探析 摘要：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本文以两次渡过经济危机，不断探寻转型出路，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某中小企业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从中总结出了笔者对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几点思考，从战略升级、产品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四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的借鉴与交流。 关键词：中小企业 资源型经济 产业升级 从99年至今，全球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在巨大的金融地震下，许多的企业轰然倒下，甚至是许多跨国公司，虽然在各国政府的调控下，免受覆灭，但也面临了江山易主的命运。面对多变、脆弱的经济体制，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如何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如何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成为企业生存面临的必修课。 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的企业。我国中小企业，随尚处稚龄，但却是我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平均寿命仅为三年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研究能够走出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不断推进本身发展的中小企业，对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了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机遇.山西省在这次危机中，放缓经济发展，致力于完成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资源型经济的问题先后出现在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如今“资源诅咒”已被公认为一种经济怪像，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同时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既兴于煤炭，也痛于煤炭。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110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4。但辉煌的背后，是资源粗放型开采造成的浪费，生产不规范引起的环境恶化，管理制度落后造成的矿难等，如今贫富差距拉大，更使山西动辄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了积极促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在这样一种改革的大潮下，作为一个微观个体的企业又如何妥善经营自我，配合政策，实现山西省经济的转型，如何在规范推进企业规范发展的同时，增加企业的社会效益，使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是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其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做大做不强，做大就死”。中小企业在模仿与摸索中困难前行，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却迟迟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曾有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是6年。更有人说，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仅为2.9年。虽然对于中小企业到底能活多久的问题众说纷纭，但造成中小企业短命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影响外，就是自身内功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竞争规则开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提出了“后现代制造业”的概念，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开始探寻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工程等同时兼具效益和社会责任的道路，并将此作为国际制造业标准以提高进入门槛，主导技术含量更高的国际贸易规则。依靠低成本竞争和大量的能源消耗已经不能满足创新的要求，一个“创新竞争时代”正在来临。中国的中小企业首先必须认识到环境的变化，靠低成本和大量能源耗费，重返出口市场和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融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对于智力密集型企业，创新更加需要充足资本的支持。舆论普遍表示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政府、银行、中小企业各个部门来协调解决，同时中小企业应当开辟更加立体、多元、多维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必须在三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其次是新颖的商业模式；最后是让资本看到市场发展的潜力。 尽管大型国有银行推出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而另一些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又没有太强的资本实力，无法应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坚冰不消，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会不足。金融机构应该侧重扶植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鼓励企业加强自身创新。 虽然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很多说法，但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整体研究还是不能反映出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了走出“做大就死”的怪象，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定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1 研究思路 以a企业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追踪，并结合其他同类企业和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使用个案追踪法为主，同时通过关键人员的深度访谈，重要历史资料的查询等方法，对历经两次经济危机，转危机为机遇，成功实现企业两次转型，并逐渐从小型企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行了总结和讨论，为中小企业转型的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2 案例阐述 a企业前身为国有煤矿，以煤炭开采起步，于1998年工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十多年来，为适应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积极在投资办学、高科技生物质新材料、农业产业化种植、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摸索，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于2009年9月组建了集多种产业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 2.1 两次危机中的转型 煤炭产业属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能源产业，为有效解决煤炭行业安全事故频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规范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在煤炭政策上不断调整。1999年金融危机下，国家审时度势，推进煤炭企业私营化，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政策创新、资产负债率高、公民观念受计划经济体制约束等复杂的情况下，公司领导人果断接受国家改制的试行方案，实现产权的股份制重组，减少国有股比例，完成了公司的初步架构，并致力于公司整体得配套改革，成功完成了公司的第一次蜕变。在此后的十年间里，企业稳步推进，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经营的多元化，减少市场风险，并在政策的引导下，将投资转向高新技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力求煤炭产业向集团化发展。公司以此为契机，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进行控股重组，改变了资本的重组，并实现主营产品的过渡，全面实现了资本重组和产业升级，完成了公司的第二次成功转型。 2.2 投资教育事业，造福山区百姓 回报社会、投资办学是实践“教育兴企、人才强企、社会养企”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企业品牌效应的重要形式。集团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学校，学校一期工程总投资5300万元，于2005年8月开工建设，2006年8月竣工，2006年9月1日正式招生。首次招生1700多人，目前在校生共3000余人，教职员工320余人。学校开设小学、初中、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综合高中三个学段。学校运行三年多以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肯定，为集团的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3 引进科技产业，奠定发展基础 为推进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将有限的煤炭开采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开始，决定投资开发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几经项目的甄选，决定于北京某研究所联合，投资某植物工程塑料的千吨级放大生产线项目。该技术国内空白，其产业化是国家“九五”、“十五”重点攻关项目，主要由少数跨国集团垄断经营，我国主要依赖进口，年进口量达5000吨左右，仅用于制造汽车输油管每年就超过4000吨。该项目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同时由于原材料的需求，可以有力拉动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科研和市场风险，集团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而缜密的考察，决定立项投资。2.4 开发庄园经济，拉动农业发展 生物质新材料项目70%的原料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蓖麻，年产1000吨工程塑料，需消耗蓖麻籽12000吨，需要6.8万亩耕地投入蓖麻种植才能满足需要。为此，集团公司2005到2006年先后和山东、山西、内蒙古农科院等蓖麻科研机构达成技术协议。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现转型发展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集团积极置身于集多项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化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集团公司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上进行积极的尝试，为打造百年企业奠定更好的基础。 3 转型机制的探析 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企业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a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提取出以下几点有价值的方向，以供进一步探讨： 3.1 战略升级 战略是转型发展的总纲，战略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和“四项措施”： 3.1.1 两个目标： ①改革目标。以新组建集团为依托，放大与完善公司发展的平台，实现集一产、二产、三产于一体的体制升级与制度创新，完善集团管理模式。 ②转型目标。抓住政策和市场的机遇，寻求与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与方法，让资产与资本两大资源同时为公司创收增效。 3.1.2 四项措施： ①整合内部资源，进一步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 ②整合外部资源，实现体制健全、机制创新、管理科学目标。 ③聘请专家为公司上市做好参谋，打好基础。 ④以内部理财公司为基础，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方法。 3.2 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乃至产业升级是转型发展的具体做法。集团公司积极分析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选择。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科技产业薄弱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一系列平台，促进资本和高科技的联合发展，化工项目的选择正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同时，减少贫富差距，加快农业步伐，促进城乡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调整的方向，公司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建设方向，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的选择上尽量扩大双赢。 在投融资问题上，公司着眼于资本的经营，进行了多元化的灵活融资，放大资本的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与知名研究所的合作，增加公司的智力资本；通过与汽车市场的接轨，吸引资金，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传统观念，大胆与大型企业合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本，为企业拓展生存空间；同时，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及时获得资本市场的信息，如申请各种国家基金和贷款等。总之资金短缺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能否灵活有效的融资是发展的关键。 3.3 人力资本升级 人才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a公司通过在城市设立人才中转站，进行了尝试，促进了供求双方的了解，同时成功与当地的高端人才市场建立了流通渠道。通过高科技技术项目的引进，成功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引进了一大批处于学术前沿的博导、博士、研究生等以及处于技术前沿的高级工程师，可以说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越。新旧思想的相互作用，为内部的有生力量带来了发展的空间，一大批具有潜力的内部人员，在不断的学习中，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等形式，知识技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建立了人才的内部竞争机制与外部流通机制初步接轨，有力的提升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组成。 3.4 整体形象升级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小规模时，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是随着企业向规模化经营推进，对社会的影响加大，必然考虑企业整体形象的经营，在这点上，可以说我国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例如丰田、肯德基等都非常注重整体形象的经营。地方企业在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必然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轻工业等等。但是知名度不等于美誉度，对于一个企业的整体形象来说，美誉度才是这个企业的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一旦具备了公众形象的雏形，作为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机构，必须要对自身的整体形象美誉度进行系统的经营，建立自身积极健康的公众形象，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动荡的冲突与变革中，正是由于a公司积极投身于投资教育事业、惠农产业，改善当地民生等的事业的过程，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空间和资源。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追踪a公司的发展历程，发现背后决策的机制，和企业发展动向的分析，对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对中小企业的转型机制，从观念、战略转变、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进行了经验的总结，为同类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的作用，也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后，如何进行体制和制度的建设，管理体制即是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整体的协动性，管理体制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曾一度模仿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具体文化与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我国企业虽不断尝试，成功者却寥寥可数，同时缺乏系统化的总结和有效的推广模式。例如浙江跃进集团倒闭后，所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松懈的管理体制最终不能适应规模的扩张，最终导致一个本土跨国企业走入绝境。而海尔集团，利用自己有效的管理模式，成功的进行了0成本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张，必然面对整体资源配置和协动性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多要运用方法论，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探索寻找自身的管理体制升级方案，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为企业的转型与突破提供基本的保障。 面对我国复杂的地域环境，不同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否总结出系统化的解决模式，这都是我们将来面对的问题。总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有生力量，同时历史短暂，境况复杂，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为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摘要：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己成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增值税的内涵及运行机理，并提出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值税转型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财政收入影响；财务决策影响；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其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表现在： 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我国经济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上市公司经营收益能力和生产效率却逐年下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要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考虑从制度供给方面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值税转型可以通过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差异性税收政策，购建由投资总量增长模式向技术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激励机制。 二、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筹资决策的关键是要在借款与权益资金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借款利息的固定不变，不因企业盈利的增加而增加，也不因企业盈利的减少而减少，在投资报酬率高于利率时，企业应该多借款，可以提高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如果投资报酬率等于利率时，则筹资结构对权益资金的报酬率没有影响；如果投资报酬率小于利率时，则多借款反而会降低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增值税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在利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筹资结构中，可以适当增加借款的比重。 三、对企业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 第一，增值税制的变化，不仅使大量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入很高的行业受益，也使那些重型设备制造行业受益，其受益程度取决于增值税变化对其下游行业的投资刺激力度。 第二，增值税制的变化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所得税的增加所抵扣。而且,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力度越大，上游设备制造商的利润率越高，国家实际增加的则政负担就越小。 第三，增值税制的变化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会增加全社会的价值创造。通过以上对增值税转型后给企业则务状况、经营成果带来得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会对企业财务产生良性影响，特别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明显的“减负”作用。但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减负”效果也不尽相同。 四、对策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财务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企业财务核算的一般原则及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按现行会计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1)企业购进不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仍然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借记“固定资产——含增值税固定资产”，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利目。 (2)企业购进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而应增加企业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科目。 (3)企业购进的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如改变用途，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对外投资或个人消费等，则应将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记入相应利目，借记“应付福利费”、“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建立两套固定资产价值重估体系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资本运作带来的不便，保证固定资产重新估价的正确性，对含增值税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应分别建立其价值重估体系。在进行固定资产价值重估时，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不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这样，既可使各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前后保持一致，也能避免了因选用不同的价值参考系而导致固定资产重估价值偏高，进而虚增企业资本公积等负面影响。 3.会计信息披露应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随着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加大。对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却很难自行分析。为提高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可比性，客观上要求企业披露会计信息时，应将增值税转型对其资产计价影响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变化数在报表附注中作详尽说明。

普通心理学论文:案例教学对普通心理学教学的应用 摘要：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基础课程，在课程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新的课程教学改革中，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普通心理学的教学中，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课前挑选案例，课上开展案例讨论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利用心理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案例教学；普通心理学；学习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通过设计两难情境的案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1]。由于这种方法注重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环节中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已在多个领域、多个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作用 1、调动学习的积极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普通心理学既要概括各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心理学最一般的规律，又要为各心理学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是心理学的入门学科，在心理学的课程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高校将该课程作为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在大学第一年开设。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将生活中与心理规律密切相关的事件引入课堂中，通过讨论和分析案例，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心理学基本原理有深刻的理解，又有利于从被动地接受知识摆脱出来，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优势。 2、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普通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现象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所有心理学分支中最基础的学科。学科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仅仅以单纯地讲授方式给学生灌输心理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心理的加工过程是怎样形成的等内容，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厌学的情绪。适当地在课堂中加入生动活泼的事例，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学生可以从中对心理学产生浓厚学习的兴趣。同时，也避免出现“填鸭式”、“枯坐式”教学的情况。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学生听多少，知识的理解程度如何，只能在期末的试卷上凭借分数来判断，而且学到的往往都是通过死记硬背而得来的知识。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精心挑选与所学知识相近的案例布置给学生，学生首先要对案例进行内部消化，然后会通过多种途径查阅他们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结合他们理解的心理学原理，找出自己认为合适的答案。正是因为案例教学法的这一特点，所以它能够促使学生不断地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 二、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案例教学的基本程序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要引入课堂，通过讨论，激发学生探求事件背后原因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相关的技能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1、根据教学目的，准备恰当的案例 在案例教学中，首要的环节就是如何针对教学目的选择恰当的案例。在案例选择时要求教师选择的案例既要有典型性，又要贴近生活。是否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衡量案例选择的标准。例如，在讲解阈下知觉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条经典的广告案例，让学生分析广告的设计者是运用那种心理学现象让消费者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商品信息呈现给消费者。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运用哪些心理学原理才能避免广告信息的入侵。 2、认真组织讨论，调动学习积极性 讨论案例是案例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设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3]，可以采用走下讲台的方法，走进学生融入到学生的讨论中，并适时地激发和鼓励学生积极地思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注意把握好讨论的主题。另外，根据所选的案例内容及班级的人数，讨论的方式可以选择全班一起讨论，也可以划分成小组讨论。 3、及时总结，加深知识理解 案例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案例总结。案例总结要及时，最好是在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结论之后进行。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的时要留出归纳总结的时间。教师在总结案例的时候要重点强调案例中涉及到的心理学原理，例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在总结中要明确指出，商业广告中是利用了阈下知觉的基本规律使消费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掌握。此外，对学生讨论中不够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要做重点讲解。为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将学生的参与程度及其质量纳入到平时成绩的考核中去。这样，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4]。 三、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反思 1、案例的选择要恰当 为了使案例教学例教学的顺利展开，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案例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选择案例时除了需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外，还要考虑到案例要有较强的综合性，教师所选的案例要比一般上课所举的例子，内涵更丰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更为复杂，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能力。在案例的选择时，还要考虑到案例的实践性。最好选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或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通过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学生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例如，在讲到“思维独特性”的时候，给学生看一个法国的洗衣机广告，广告中的模特不是年轻貌美的女模特，而是大胆地选用了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打出的标语是“八十岁老人都能用的洗衣机”，结果广告播出不久洗衣机的销量猛增。这样的案例，更贴近生活，也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2、重视师生的双向交流 案例教学的目的不是教师简单地通过一则案例对学生传授知识，对所学理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案例教学的着眼点不在教师的“教”，而在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双向互动中的“学”。案例教学的优势是打破教学中教师讲，学生被动学的教学模式，它是一种教和学的动态过程。在案例教学中，其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参与，它是一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讨论形式[5]。普通心理学中的心理规律有时是抽象难懂的，在讨论时，不仅学生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讨论环节中，教师作为讨论的主导者也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到讨论的案例中。根据讨论的内容和进程，适时地给予引导，这也促使教师在讨论中加深对心理学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的思考，并根据学生的不同理解随时补充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 作者：潘玲 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实验对心理教学的作用 摘要:利用普通心理学实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快掌握理论知识，挖掘理论背后的深层内涵，同时也可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观察力、操作力等多种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真正掌握心理学的实践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于本文进一步详细探讨普通心理学实验在心理教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实验;作用 普通心理学实验作为心理理论的基础，会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心理规律，从而检验心理教学理论的准确性。因此，在心理教学中，教师需重视普通心理学实验的教学作用。 一、高度激发学生学习心理学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教学尤其要抓住这个要点。恰当的普通心理学实验可以高度激发学生的心理学学习兴趣。而且，利用心理学实验展示，学生可获得理论过程与结果，吸引学生对实验与理论的关注，使学生大大提高心理学学习的兴趣。心理学的许多实验装置都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如:由侧抑制导致的马赫带效应、深度知觉的实体镜、做注意分配的双手协调器、人工概念形成的叶克斯选择器等。表1演示马赫带现象的纸盘以马赫带效应为例，马赫带效应:是在一电动混色轮上，用一个圆盘、内是一正六角形制成，正六角形内是白色的，外围是黑色的，混色轮高速旋转形成的。如图所示:在旋转状态下，黑白相间的A点会形成非常暗的一条带，B点会形成非常亮的一条带，这两条带子既是所谓的“马赫带”，由侧抑制导致。课上老师如何讲解关于马赫带的问题，学生都难以理解，到实验室一做这个实验，学生清楚地看到了马赫带效应的现象。由此，学生掌握了马赫带效应的理论，并连带对其他心理学理论有更深的体会，心理教学效率大大提升，学生的心理学学习兴趣显著提高。 二、提供适当感性知识满足学生好奇心 在心理教学中，许多知识点虽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因学生本身并未深刻了解心理学知识，对复杂的情况也无法用心理学解释。此时，若心理学老师能够适当结合心理学实验，以实验为核心呈现现象本来面貌，学生将会获得更加深刻的感性知识，并大大提高心理学学习兴趣。以短时记忆为例。在心理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给出一系列电话号码，然后让全班学生体验信息一次呈现后保持一分钟以内的记忆。因为短时记忆记录的信息通常是0．5－18秒，远远低于1分钟。而人的短时记忆广度平均值为7±2个。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如果笔者给出的是一组无意义的音节，一旦超过7±2范围，学生的记忆就会发生失误。但如果给出的一组相互关联且有意义的音节，则学生的记忆广度明显增加。这也符合短时记忆强调的意识性。即人们在记忆材料时会将信息转化成视觉编码进行记忆的。实验后，学生获得短时记忆的感性知识，学习兴趣显著提高，大大提升了心理教学效率。 三、全面提升学生实验与观察能力 在心理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展示普通心理学实验，可将枯燥乏味的心理学理论转化的生动、直观且有趣的实践。在心理学实验中，学生注意力会更集中，对老师的讲解与分析会更认真倾听，从而大力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加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过程中，老师详细介绍了每一个实验步骤与注意事项，学生会对实验顺序有更深刻的记忆。由此，学生的实验能力大大提升。为更好地验证这一点，笔者曾在心理教学课堂实行了图形与句子类型、句子理解速度的关系实验。在实验过程中，笔者率先强调正确肯定句子(TA)与图形研究，发现图形匹配速度最快达到了1秒左右;而后，再进行正确否定句子TN)与图形研究;其次，错误肯定句子(FA)与图形匹配速度研究;最后，错误否定句子(FN)与图形匹配速度研究。实验步骤结束，得出结论:TN=FA+FN－TA。这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步骤严格，注意事项多，笔者一一解说，并在实验过程中偶尔提出相关疑问让学生思考，促使学生的观察能力与实验能力显著提高。且通过这项实验，观摩性的心理学实验可让学生对实验结果体验更深刻，因而同行老师可多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心理教学。 四、强化学生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普通心理学实验与物理实验、生物实验等不同，其实验材料更多来源于人本身而非可触摸的实验材料。因此，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取材更方便，直观性更强，被试者体验更深刻，得出的实验结论也更符合理论。学生本身也可动手操作部分普通心理学实验，学生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都能获得大力提升。例如在学习STROOP效应时，念字和命名是非常常见的认知过程，学生相互之间可直接进行实验。笔者所在班级的A同学和B同学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刺激字和书写字体所用颜色相互矛盾时，字的颜色会干扰字义的认定。但C同学在做同样实验时却未发现这种情况。为了再一次验证，笔者又邀请D、E两名学生完成七项被试任务。其中D负责念字，E负责唱色，并各自记录所用时间。全程以拉丁方设计避免实验练习或疲劳影响。实验结果证明，字义不会受命名干扰。因该实验全程由学生自身操作，老师从旁指导，使得学生在获得实验结果，理解心理理论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操作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生会就自己的实验过程或结论提出疑问，亦或创新实验方法，有效提升了其创新能力。 作者：何莉 普通心理学论文:电影与普通心理学的关系 1记忆 记忆中的“记”代表着识记，“忆”代表着回忆，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过去识记过的经验，在现在时刻回忆的过程。记忆不但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连接感知觉与思维、语言的桥梁与纽带。任何一种高级信息加工过程都不是在一个时刻进行并完成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假如大脑没有记住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没有回想起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故事画面，就不能把每一时刻电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所产生的体验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思考。而《记忆碎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记忆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他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正如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莱昂纳多在失去短时记忆之后，只能通过照相片并加以备注的方式获得记忆的片段，但即使这样，失去记忆的人也很难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有逻辑地组合成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从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理解造成混乱。最核心的问题还并不是失忆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无法了解自我以及存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思辨问题，在生活中的有些时候还会困扰着普通人，何况是失忆的莱昂纳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莱昂纳多在失忆的条件下，还可以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复仇，虽然他的行为和观念可能是片面的，消极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反，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现代人是否完全排除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和干扰？是否还记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也许是我们身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经意间对物质的欲望愈发强烈和敏感，物质世界让我们跑得太快，以至于精神灵魂世界被遗弃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可悲的是我们身陷囹圄却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失忆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它可以让人类清醒地觉察到此时此刻的状态，让人类发现是否和你开始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有所偏离，让人类重新关注在主我的角色上，而不是客我，“勿忘初心”一词也是就是对人类记忆本能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2能力和意志 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发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力和人格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这些是一种区别于他人最明显的方式。而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的个体，能力的测量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通过电影《阿甘正传》不难看出，能力衡量的标准不一定就是智商，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时，却在橄榄球，乒乓球，从军，捕虾经商等生活中各种领域和方面都取得成功，现在学校中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对能力的认知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而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能力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志。无论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些外界环境因素多么的充足，但如果个体内心中没有意志作为精神支柱给予支持，那么个体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意志与人类的动机和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来坚定人类的信念和理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正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安迪内心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志，意志可以让他在面对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时形成强大的抗逆力；可以让他在越狱过程中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时形成强大的抗压力，从而可以让他在梦寐以求的墨西哥海滨与老朋友相聚。有趣的是，这两部同年度进行奥斯卡金像奖争夺的电影，把心理学中的能力和意志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能力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观众看到了阿甘许多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些都归于一个本质———“跑”，这种横跨了美国的跑步就是阿甘无人能比的坚定意志所驱动的。而只有安迪一个人成功地越狱，也不只是在于他十年如一日的意志进行挖洞，同样也要求他有一种精通财务制度的能力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总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两方面因素，把外在资源和内在素养进行有机地结合，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就像企业家宋美遐女士所说：“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3总结 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型的社会人文科学，无论是和虚拟中的电影，还是和现实中的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科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云图》那部电影所包含的跨世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人类就好比是一部电影巨作中的一张胶片，但小小的胶片却表现了这个时刻最丰富多彩的画面。历史长河中的人类是渺小的，而人类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人的一生就好比一部电影，有高潮也有低落，而心理学教给人类的就是如何使这部人生电影更加波澜起伏，丰富多彩。 作者：路智鹏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心理教育论文 一、科学精神与专业兴趣的矛盾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填报心理学专业。兴许在他们看来，心理学在未来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光明。而且大多数学生最初的学习兴趣也是十分强烈。根据调查可以知道，大多数学生对心理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在这种色彩的笼罩下，学生对心理学的期待自然更高，神秘而玄妙的东西被称为心理学，而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则被头脑所排斥，不能被人接受。如果硬是改变学生的这种看法，必然造成学生的失落情绪。如何让学生们接受心理学的理念，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了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普通心理学的教学改革措施 1)让学生深入理解教学目标 在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学习之前，任课教师就应该先跟学生讲述这门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明确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在心理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可以让学生清楚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为今后学习效果的检测提供依据。 2)以问题为主线进行启发式教学 在课堂上提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上课之前一定要认真备课，做好充足的准备，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提问题的时候先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再请学生回答，之后教师再进行补充，通过设置问题和讲解问题，很自然地将教学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问题式”的课堂也是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一个过程。比如教师提出“为什么有些人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瘦了却还是一个劲地减肥”，这种减肥问题是生活中聊得比较多的话题，学生们自然有自己的不同理解。每个人对瘦的定义不同，每个人对审美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每个人的追求也会有所不同。在讲述视觉后像时可以探讨医生在手术室里面穿的衣服的颜色是青绿色的原因;讲述情绪时以“汶川最牛校长叶志平”为案例讲述应激的负面作用;讲想象的时候以“潜伏”里面的人物原型来阐述，让学生更加清楚的明白大多数的想象都是来源于生活。课堂上探讨这种问题，进而引出问题的本质，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 3)增加课堂实践活动，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 增加课堂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在上课之前，教师需要自己设计与教学活动有关的实践活动。比如常见的“测试你的左右脑”、“河内塔实验”、“视觉后像实验”、“错觉小测验”、“注意分配实验”、“短时记忆广度实验”等活动。在开展这些小活动时，每个学生都会积极参与。不仅动手又要动脑，多方面拓宽学生的思维。一般学生对这种实践性的活动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参与的积极度很高。而且这种实践性的小活动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就当是缓解学习压力，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压方式。 4)适当的课后习题和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 课后习题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课后习题的量要适当，一次性最多就出三道题，差不多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通过对课后习题的检查，教师可以比较清楚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性。除了布置相应的练习题，在每章节讲完之后，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框图建立本章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教师在批改完之后可以针对性地进行讲解一些错误率较高的问题。全部内容讲解完之后，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5)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 普通心理教育注重的不只是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对于学生平常的课堂表现也是十分关注。课堂上学生的回答问题情况、课堂积极性等方面，都是学习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作为平时成绩的主体。与此同时，可以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所占比例，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这样做有助于学生更加重视课堂表现，促进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学习，从而强化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三、结语 普通心理学是一门既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的一门基础课程，两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可以充分调动老师和学生的主动性，从而一步步提高普通心理学的教学效果。 作者：敖雅梵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现状，并结合幼儿园管理专业特性，提出幼儿园管理专业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从分析目标与对象、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内容入手，同时在建立课程资源意识、应用延展性意识、问题反思意识、职业意识、知识整体性意识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不断丰富和多样化课程考核和评价手段，在动态交互作用中进行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兴趣。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幼儿园管理 幼儿园管理专业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4年的新设专业，在国内也属于新兴专业，《普通心理学》是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本人在授课中发现，许多学生起初对心理学有粗浅、非理性的兴趣，对心理现象有很强的好奇心，学习愿望比较强烈，然而接触一段时间后，兴趣大大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学生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形成的对心理学的错误或不切实际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全面系统传授，而忽视将理论与学生的专业、生活实际相结合，这种片面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认为心理学充满枯燥理论，远离生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学习兴趣下降。[1]因此，如何在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密切联系幼儿园管理专业特色，培养他们建立科学的心理观和理性的心理学兴趣，了解心理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探索适应学生年龄和需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成为当前《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就目前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分析目标与对象：教学方法研究的逻辑起点 1、明确教学目 普通心理学是继教育学、管理学之后，幼儿园管理专业学生接触的有关心理学方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既要阐明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各分支学科的特点，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还要为后续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学前教育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等课程奠定基础。 2、把握教学对象 由于普通心理学的授课安排是在大一，这阶段的学生普遍还保留有中学学习的习惯和思维意识，被动、死板，缺乏自主学习与研究意识。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倡导问题意识，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理论联系实际性，向学生展示学科全景，培养建立学生学科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作为辅助教学的一个侧重点。 二、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场域 1、进行教材改革 在教材的选用上，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北师大（彭聃龄）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或是学前教育基础课用书科教（李传银）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这两本书的共有特点是都比较强调心理学的“一般”和“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和基本原理。学生在阅读时常常感到概念繁、理论多、内容抽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兴趣下降大半。因此，需要考虑幼儿园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材改革，对部分心理学知识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与删减。教材改革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普通心理学与幼儿园管理专业方向的结合；二是普通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的协调；三是普通心理学与学前教育学科前沿的结合。比如，在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章适当增加学前儿童发展特点的讨论；在工作动机和组织行为章节，引入管理心理部分。 2、重新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设计 根据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重新编制《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课程简介，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的基本内容、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第二部分为课程教学总体安排，包括学时及学时分配、推荐教材及要求、开设本课程需要的教学环境、设备条件及学生基础条件的说明、考核方式及内容；第三部分为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练习、实践教学及相关必要说明。在以往的授课经验中，教学大纲仅仅限于授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使用，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但在此次教学改革过程中，在学期一开始就以电子讲义的形式将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基本内容及教学安排、学习重难点及教学要求等向学生进行详细说明，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使学生明确课程需达到的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可以使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课程的内容，方便其进行学习规划，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其二当课程学习结束时，进行学习自我考核和评价有了依据；其三学生还可以根据推荐书籍和文献阅读，扩展知识范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方法研究的意识导向 教学活动的组织从强调学科内容的完整性逐渐转向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关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在以下五种意识的主导下展开： 1、课程资源意识 根据精选后的教学基本内容，搜集大量的视频与图画资料，丰富课程资源，并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刺激学生的感性认识，逐步引导总结出理论知识点。如对感知觉的规律、视错觉现象等内容采用图片形式可以非常直观的让学生得出相关结论，提高教学效果。 2、知识的应用延展性意识 多角度加强心理学的应用性与趣味性，便于学生更直观、感性的将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当教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其对特定教学内容的独特理解和真情实感时，学生往往会产生难以忘怀的感受。[2]同时，在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或前沿问题，比如近两年比较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中个案，来讨论说明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更能够让学生产生共鸣。 3、问题反思意识 设置问题导入，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如通过“为什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主要反映的是人在哪些方面表现的不一样？”的提问引出人格问题的讨论，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索精神，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加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4、职业意识 在授课中加入职业意识培养，通过创设职业情景，进行互动式教学，比如针对情绪这一章，可以通过设计“如何缓解应对新入园学前儿童分离焦虑情绪”，让学生组建项目研讨小组开展分析讨论，学生既了解到未来将要进入的职场问题，同时激活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 5、知识的整体性意识 及时总结教学内容，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教师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在每章课程内容结束之后，首先由学生对本章知识点归纳梳理，并以框架图表的形式绘制出来，再由教师点评总结。这样做能够使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系统，使他们明白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也为期末复习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教学方法的检验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课程考核应兼顾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和课堂主动性的培养，将考勤、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结合起来，再根据期末考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考勤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占20%，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和课堂表现占30%，在课堂反馈调查中发现，93%的学生认可并接受此考评方式，同时对开展自我测评和小组互评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期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手段，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他们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分析、自我提高的意识和主动性，而这也是课堂教学应追求的目标。总之，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指向特定课程与教学目标、受特定课程内容所制约，受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的影响，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四者的交互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科基本内容，提高学生兴趣与关注度。 作者:田婧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要：课程资源是指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实施课程、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知识能力，提高心理调控水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满足教学需要的因素、条件和方法，充分挖掘被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　课程资源　开发　利用 普通心理学是综合性质的基础应用性学科，它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楚人的行为，帮助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并且对此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课程涵盖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对神经细胞活动的微观分析，又涉及心理疾病导致的人生悲剧，因此，普通心理学具有广阔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拓展课程资源的空间，丰富现有的教育内容，从而带来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促进学生学习主体性的提高，创新能力等也会得到全新的发展，对学生未来的生活及做好将来职业准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 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是指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课程实施、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知识能力，提高心理调控水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物力的总和，核心在于实现课程的价值。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满足教学需要的因素、条件和方法，充分挖掘被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特点 1.潜在性 潜在性是指课程资源不是现实的课程要素和条件。虽然课程资源和课程内容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的经验，但必须经过课程实施主体自觉能动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转换为现实的课程成份和相关条件。 2.具体性 具体性是指由于地域、文化传统、学校及师生的差异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特点。如普通心理学中感觉、知觉、注意等内容，由于个体状态不同，感知觉和注意的对象不同，在教学中所引用的案例就可以根据教学对象的具体特点而有针对性地引用。 3.动态生成性 动态生成性是指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材等互动时产生的资源。动态生成性的课程资源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生机和活力及非常高的教育价值的课程资源。在学生和教师积极有效交流学习过程中，就能产生有意义的动态生成性课程资源。 三、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指对教师、学生、教材的开发利用。 (1)教师对其自身资源的开发利用。教师作为课程的素材性资源，其知识、道德情操、教学技能等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是课程实施的首要的基本人力条件资源，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对课程资源的鉴别、开发、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同样的社会文化信息，相同的文本，面对学生的学习经验、学生的课程表现，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教师对其自身素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教师的知识。教师完整的知识结构由四个部分构成：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文化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教师知识的实体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本体性知识的学习开展的。条件性知识是指关于“怎样教”的知识。主要是教育科学知识，包括学生身心发展知识、教与学的知识、学生学习评价知识等。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课程情境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知识。文化知识是一种广义的知识。这种广博的文化知识也是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基础。教师的知识素质状况决定了其对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开发利用的程度和发挥效益的水平。因此，教师要成为一名学习型的教师，不断扩充知识面，开阔视野，充分挖掘各类课程资源以为教育教学服务。 其次，教师的道德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教师人格力量的重要体现。道德情操是一种重要的隐性的课程资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人格，影响学生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树立良好的示范形象。因为在学生的眼里。教师具有无可怀疑的威信，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师的教学技能是指通过运用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规则而达到课程教学目标的能力。教师教学技能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设计技能和语言技能。如：教学设计能力、语言技能。 (2)对学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学生既是课程资源的消费者，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自觉、自发地利用可用的资源，为自身学习、实践活动服务。 首先，累积和丰富学生的经验。学生的经验就是指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等。学生的经验是我们教学的起点，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 其次，重视学生的差异。根据建构主义。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经验世界，不同的学生对某一学习问题就会形成不同理解。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在差异中丰富和拓展自己。 (3)对教材资源的开发利用。 教材是根据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编印的教学资料，它是教学的依据和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课程资源。为加强教材的适应性，教师在教学中都需要对教材进行再次开发，进行创造性的使用。 2.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1)媒体资源。媒体资源是指在报纸、书刊、广播、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介中蕴藏的资源。媒体资源是一种非常广阔的资源，各种媒体资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获取便捷，而我们的生活也和心理学密切联系，在生活中我们既是在学习心理学，又是在实践检验心理学。 (2)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人文资源包括历史人物、戏曲、民俗、风俗、宗教信仰等各种历史文化。各个地方由于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文资源。 普通心理学论文: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现状，并结合幼儿园管理专业特性，提出幼儿园管理专业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从分析目标与对象、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内容入手，同时在建立课程资源意识、应用延展性意识、问题反思意识、职业意识、知识整体性意识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不断丰富和多样化课程考核和评价手段，在动态交互作用中进行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兴趣。 【关键词】 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幼儿园管理 幼儿园管理专业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4年的新设专业，在国内也属于新兴专业，《普通心理学》是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本人在授课中发现，许多学生起初对心理学有粗浅、非理性的兴趣，对心理现象有很强的好奇心，学习愿望比较强烈，然而接触一段时间后，兴趣大大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学生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形成的对心理学的错误或不切实际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全面系统传授，而忽视将理论与学生的专业、生活实际相结合，这种片面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认为心理学充满枯燥理论，远离生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学习兴趣下降。[1] 因此，如何在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密切联系幼儿园管理专业特色，培养他们建立科学的心理观和理性的心理学兴趣，了解心理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探索适应学生年龄和需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成为当前《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就目前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分析目标与对象：教学方法研究的逻辑起点 1、明确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是继教育学、管理学之后，幼儿园管理专业学生接触的有关心理学方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既要阐明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各分支学科的特点，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还要为后续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学前教育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等课程奠定基础。 2、把握教学对象 由于普通心理学的授课安排是在大一，这阶段的学生普遍还保留有中学学习的习惯和思维意识，被动、死板，缺乏自主学习与研究意识。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倡导问题意识，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理论联系实际性，向学生展示学科全景，培养建立学生学科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作为辅助教学的一个侧重点。 二、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场域 1、进行教材改革 在教材的选用上，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北师大（彭聃龄）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或是学前教育基础课用书科教（李传银）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这两本书的共有特点是都比较强调心理学的“一般”和“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和基本原理。学生在阅读时常常感到概念繁、理论多、内容抽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兴趣下降大半。因此，需要考虑幼儿园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材改革，对部分心理学知识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与删减。教材改革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普通心理学与幼儿园管理专业方向的结合;二是普通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的协调;三是普通心理学与学前教育学科前沿的结合。比如，在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章适当增加学前儿童发展特点的讨论;在工作动机和组织行为章节，引入管理心理部分。 2、重新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设计 根据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重新编制《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课程简介，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的基本内容、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第二部分为课程教学总体安排，包括学时及学时分配、推荐教材及要求、开设本课程需要的教学环境、设备条件及学生基础条件的说明、考核方式及内容;第三部分为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练习、实践教学及相关必要说明。 在以往的授课经验中，教学大纲仅仅限于授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使用，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但在此次教学改革过程中，在学期一开始就以电子讲义的形式将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基本内容及教学安排、学习重难点及教学要求等向学生进行详细说明，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使学生明确课程需达到的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可以使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课程的内容，方便其进行学习规划，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其二当课程学习结束时，进行学习自我考核和评价有了依据;其三学生还可以根据推荐书籍和文献阅读，扩展知识范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方法研究的意识导向 教学活动的组织从强调学科内容的完整性逐渐转向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关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在以下五种意识的主导下展开： 1、课程资源意识 根据精选后的教学基本内容，搜集大量的视频与图画资料，丰富课程资源，并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刺激学生的感性认识，逐步引导总结出理论知识点。如对感知觉的规律、视错觉现象等内容采用图片形式可以非常直观的让学生得出相关结论，提高教学效果。 2、知识的应用延展性意识 多角度加强心理学的应用性与趣味性，便于学生更直观、感性的将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当教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其对特定教学内容的独特理解和真情实感时，学生往往会产生难以忘怀的感受。[2]同时，在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或前沿问题，比如近两年比较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中个案，来讨论说明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更能够让学生产生共鸣。 3、问题反思意识 设置问题导入，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如通过“为什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主要反映的是人在哪些方面表现的不一样？”的提问引出人格问题的讨论，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索精神，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加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4、职业意识 在授课中加入职业意识培养，通过创设职业情景，进行互动式教学，比如针对情绪这一章，可以通过设计“如何缓解应对新入园学前儿童分离焦虑情绪”，让学生组建项目研讨小组开展分析讨论，学生既了解到未来将要进入的职场问题，同时激活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 5、知识的整体性意识 及时总结教学内容，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教师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在每章课程内容结束之后，首先由学生对本章知识点归纳梳理，并以框架图表的形式绘制出来，再由教师点评总结。这样做能够使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系统，使他们明白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也为期末复习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教学方法的检验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课程考核应兼顾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和课堂主动性的培养，将考勤、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结合起来，再根据期末考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考勤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占20%，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和课堂表现占30%，在课堂反馈调查中发现，93%的学生认可并接受此考评方式，同时对开展自我测评和小组互评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期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手段，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他们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分析、自我提高的意识和主动性，而这也是课堂教学应追求的目标。 总之，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指向特定课程与教学目标、受特定课程内容所制约，受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的影响，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四者的交互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科基本内容，提高学生兴趣与关注度。 普通心理学论文:研究性教学理念下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改革 摘 要：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和入门课程，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应根据普通心理学的特征和性质以及学生的特点实施研究性教学：精选教材，全面归纳分析教学内容，正确引导学生，促使教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普通心理学；教学改革 一、研究性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研究性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从自然、社会和日常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使学生在主动探索、思考、实践的研究学习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教与学互动的实践活动[1]。 研究性教学的特点：①学生学习具有自主性。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学生掌握着学习的主动权；②教师教学具有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和个体差异，并根据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兴趣等调整教学进程和教学内容；③研究性教学具有探究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确立课题，引导学生提出不同观点，鼓励学生通过查资料、做实验或开展讨论来验证书本知识，得出不同结论。 二、研究性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施及成效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在心理学专业开设的20～30门学科中，它处在“基础”和“入门”的地位[2]。我们以2014级心理学两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课改实验。 1.精选教材 教材建设在课程建设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给学生所选教材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彭聃龄教授主编的普通心理学。该教材经过多次修订，成为国内使用最广泛、最受欢迎的普通心理学教材之一。新版教材既保留了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又增加了反映学科最新发展水平的内容，特别是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重点介绍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兼具中国特色。 2.全面归纳分析教学内容 在深入钻研教材及课程体系的基础上， 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归纳，将内容划分为五大模块：概论、人的信息加工过程、行为调节与控制、人的心理特性、活动与发展。为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全面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充分发挥研究性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我们根据每个模块的理论特征及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了成套的教学方案， 提前告知学生， 指导学生根据教学进度在课下认真准备， 将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课下学习过程结合起来。 3.提高学生的研究意识 当下大学生缺乏研究意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意识：①鼓励学生有质疑教材知识的精神。我们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错误进行理性批判。他们发现权威也会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这种方式激活了他们研究问题的动机；②将学术研究引入课堂。对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会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观点，并组织学生讨论，并阐述理由；③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如“人格”一章内容作为学生自学的具体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将学生划分为10个研究小组，每个小组承担其中部分内容的学习任务，要求小组同学在研读教材查找资料的基础上，制作教学课件，然后进行课堂分享与交流。最后教师组织全班同学对整个学习活动进行评价。 从学生的学习评价结果来看，研究性教学比传统教学的效果好，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思维方式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提高了学习质量。 三、存在问题 在普通心理学课程中推行研究性教学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过于注重教学方法和技术改革，则很易造成对课程本身特征的忽视，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刚入学的学生专业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知识都是很缺乏的，因此在大学最初阶段进行研究性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需要教师多探究，以提高教学质量。 普通心理学论文:论电影与普通心理学的关系 【摘 要】通过打破了对心理学的传统认知，以一种电影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普通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包括感知和记忆等客观心理活动、能力和意志等主观心理体验，从而让社会大众更直观地理解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不仅从电影中了解到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科学系统地认识社会中的心理现象，并更好地指导社会大众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关键词】电影心理学；感知；记忆；能力；意志 1 感知 感觉和知觉是个体心理中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个体对外界事物的刺激都需要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觉通道来接收，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感觉和知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感觉是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知觉是对客观事物整体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感知觉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可以为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更高级的认知活动的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黑泽明的《罗生门》这部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感知觉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四个证人描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每个人都会在社会角色，记忆水平，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表达能力，动机需要以及情绪体验等方面有所差异或倾向。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曾经说过，“存在即被感知。”，存在是相对的，而我们感知到的或许是一种存在，或许只是一种错觉。 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本质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是一些有排列和组合的光波和声波，并非颜色和声音。所以说，当从客观世界中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要相信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所有的知识和真理都是被人们想象和建构出来的。比如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能再使用中学的程式化学习模式，而要跳出原有被禁锢的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用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和接纳的态度去对待学习和知识。不仅是心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物理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到目前崭新的研究领域，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或者说是所谓的“永恒真理”。正如西班牙民间的一句谚语一样，“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既没有真理也没有谎言，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世界时所用镜片的颜色。” 2 记忆 记忆中的“记”代表着识记，“忆”代表着回忆，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过去识记过的经验，在现在时刻回忆的过程。记忆不但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连接感知觉与思维、语言的桥梁与纽带。任何一种高级信息加工过程都不是在一个时刻进行并完成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假如大脑没有记住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没有回想起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故事画面，就不能把每一时刻电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所产生的体验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思考。 而《记忆碎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记忆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他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正如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莱昂纳多在失去短时记忆之后，只能通过照相片并加以备注的方式获得记忆的片段，但即使这样，失去记忆的人也很难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有逻辑地组合成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从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理解造成混乱。 最核心的问题还并不是失忆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无法了解自我以及存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思辨问题，在生活中的有些时候还会困扰着普通人，何况是失忆的莱昂纳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莱昂纳多在失忆的条件下，还可以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复仇，虽然他的行为和观念可能是片面的，消极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反，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现代人是否完全排除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和干扰？是否还记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也许是我们身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经意间对物质的欲望愈发强烈和敏感，物质世界让我们跑得太快，以至于精神灵魂世界被遗弃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可悲的是我们身陷囹圄却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失忆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它可以让人类清醒地觉察到此时此刻的状态，让人类发现是否和你开始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有所偏离，让人类重新关注在主我的角色上，而不是客我， “勿忘初心”一词也是就是对人类记忆本能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3 能力和意志 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发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力和人格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这些是一种区别于他人最明显的方式。而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的个体，能力的测量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 通过电影《阿甘正传》不难看出，能力衡量的标准不一定就是智商，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时，却在橄榄球，乒乓球，从军，捕虾经商等生活中各种领域和方面都取得成功，现在学校中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对能力的认知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 而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能力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志。无论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些外界环境因素多么的充足，但如果个体内心中没有意志作为精神支柱给予支持，那么个体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意志与人类的动机和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来坚定人类的信念和理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安迪内心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志，意志可以让他在面对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时形成强大的抗逆力；可以让他在越狱过程中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时形成强大的抗压力，从而可以让他在梦寐以求的墨西哥海滨与老朋友相聚。 有趣的是，这两部同年度进行奥斯卡金像奖争夺的电影，把心理学中的能力和意志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能力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观众看到了阿甘许多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些都归于一个本质――“跑”，这种横跨了美国的跑步就是阿甘无人能比的坚定意志所驱动的。而只有安迪一个人成功地越狱，也不只是在于他十年如一日的意志进行挖洞，同样也要求他有一种精通财务制度的能力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总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两方面因素，把外在资源和内在素养进行有机地结合，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就像企业家宋美遐女士所说：“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4 总结 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型的社会人文科学，无论是和虚拟中的电影，还是和现实中的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科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云图》那部电影所包含的跨世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人类就好比是一部电影巨作中的一张胶片，但小小的胶片却表现了这个时刻最丰富多彩的画面。历史长河中的人类是渺小的，而人类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人的一生就好比一部电影，有高潮也有低落，而心理学教给人类的就是如何使这部人生电影更加波澜起伏，丰富多彩。 普通心理学论文:医学院校普通心理学教学中调动学生主体参与性的探索 【摘要】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在专业培养、就业方向等方面与传统的心理学专业有很大的不同，在心理学教学上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入手，对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进行思考和探索，以期调动学生学习心理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运用能力。 【关键词】医学院校;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主体参与性 普通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专业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心理学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普通心理学都受到各高校的重视。而医学院校开设的心理学专业多偏向临床心理方向，偏重于心理疾病、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等方向的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意义对于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不如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那么重视，在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着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学习与生活之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生活事例相联，理论联系实际 普通心理学的“普通”在于它介绍的是心理学的一般知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基本概念，可以将普通心理学的教材内容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身边发生的事情引出心理学的概念或理论，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在讲到记忆编码的时候，可以问学生：“为什么有时遇见熟悉的朋友，话到嘴边，居然忘了对方的名字？”学生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形象地理解这记忆编码的本质，并学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些生活现象。尤其是医学院校的学生，各门课程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很多，为了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可以在学生学习完长“时记忆信息存储的条件及方法”、“遗忘规律”的理论知识后，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以“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为题展开讨论，这样不仅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参与性，而且可以达到根据所学知识调整学习方法，提高记忆力的目的。 二、运用启发式教学，创设学习情景 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专有名词和抽象的概念。如果直接讲解这些名词或概念，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创设科学的学习情境，使抽象的概念变为生动的内容，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使学生深刻理解，加深记忆，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介绍“功能固着”这个名词时，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学生对事先准备好的工具进行习惯用法的练习，另一组直接用准备好的工具解决问题。通过两组学生解决问题的结果，启发、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思考，最后由老师归纳、解释并总结出“功能固着”的概念，使学生对“功能固着”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样，在讲解“定势”这个名词时，可以让学生分小组体验“陆钦斯定势实验”，使学生对“定势”这个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总而言之，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启发学生，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热情，这样才能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好心理学基础知识，才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增加社会热点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许多接触过普通心理学的学生往往被繁多的概念，抽象的理论所厌倦，他们感到所学的内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己原来想象中的心理学相距甚远，兴趣骤然下降。其实，心理学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社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或密切联系专业的话题，以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心理学知识的能力，激发学习普通心理学的兴趣。例如在学完“情绪”这一章节后，可以让学生讨论发生医疗纠纷的医患关系的心理特点有哪些，怎样从心理建设的角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学生在这种脱离课本的热点问题思考和讨论中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主动参与的意愿增强，在讨论中学生学会如何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求学态度，对将来走向医疗岗位的医学生有重要的意义。 四、增加课堂实践活动，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 课堂教学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那么这个课堂就缺乏生机。有效的教育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的双边交互活动，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可以更深刻理解正常人的心理特点，掌握普通心理学相关理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自行设计或搜集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参与课堂的机会，如利用多媒体视觉呈现的方式让学生体会“错觉”、“知觉的特性”、“注意起伏”、“注意广度”等心理现象;也可以播放一些短小的视频，如《脑力大挑战》，让学生体验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也可以利用实验教具完成“汉诺塔”、“差别阈限”等实验。这些活动需学生亲自参与，既动手，又动脑，学生对之往往很感兴趣，参与热情高，花费的时间较少。不仅可以调节学生因长时间学习产生的紧张情绪，适当放松身心，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达到了锻炼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目的。 五、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将平时成绩落实到实处 笔者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班级的学生进行学习情况的普查发现，学生从没有或很少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与目前的大学学习评价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大学课程学习评价方式主要是由平时成绩期和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尽管平时成绩也细化到出勤、提问、小组讨论、课后作业等项目，但是能够落实到实处的较少，在学生的心目中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是学习评价的主要依据。这种评价方式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重视书本知识，不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从而导致学生以考试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从而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机会。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向学生强化并落实学习过程的评价目标，如通过布置作业、提问等方式，让学生巩固以往学过的知识;设立学习小组，提供小组讨论的机会;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设置测试题和思考题，随时检查学习与教学效果。将学生各项的完成情况都计入平时成绩，提高并强化了学生进行探索和主动参与的学习行为。 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教法与学法中，教法处于指导地位。其指导作用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教法是否适宜，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应加强自身的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以促进普通心理学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必须树立起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理念，根据学科前沿、专业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设置教学重点，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努力开展研究性教学，摆脱传统教学中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同时，学校应努力为教师创造再学习的机会，通过专业培训、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总之，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学习，实现教学目标。 综上所述，在高校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既要注意教师的教，又要注意学生的学，把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使他们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效果。同时，医学院校的心理学教师要注意医学生的专业特色培养，将心理学与医学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符合培养要求，满足新知识时代的发展需求。 普通心理学论文: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学生普通心理学教学探讨 摘 要：普通心理学是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学好它对于将来的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的普通心理学教学却存在理论过多、师生互动少、理论与实际联系少等问题。作者通过教学实践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教学对策，希望能切实提高学生学习普通心理学的兴趣，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关键词：师范院校 普通心理学 教学探讨 由于当代社会的竞争激烈，高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将面临着与综合型大学的非师范专业学生的就业冲击，那么该如何突出师范专业的优势？如何更好提高师范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的效果，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将来的教学实践？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对普通心理学进行教学探讨。 1 普通心理学教学的教学意义和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它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论体系、派别和研究方法等；它的内容既要概括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中总结出心理学的最一般规律，又要为各个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同时普通心理学是师范院校师范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它是一门涵盖面广、抽象性和理论性强的学科，它为教育学、学科教学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有助于未来的教师们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并有效地组织教育和教学工作，有助于教师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健全自身人格。 作为一门心理学导论课，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一是使学生初步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系统地了解、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通过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心理学的兴趣和热情，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索心理学的知识，树立科学的心理观，形成对心理学的科学认识，并使学生初步具有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问题与结合实际进行研究的能力。 2 普通心理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普通心理学对于师范生来说意义重大，然而现实教学却不容乐观。作者曾对一所师范院校上过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师范生进行教学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同学都反映存在以下问题。 2.1 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偏向理论 国内师范院校现行的普通心理学教材主要有孟昭兰编写的《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彭聃龄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黄希庭编写的《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奕乾编写的《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梁宁建编写的《基础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这些教材内容体系基本上都比较全面、系统，涵盖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但是内容全却不够生动有趣，心理学概念和专业术语太多，理论性较强，案例较少，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较难理解，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2.2 认为心理学应该有用，却不知道如何用 在学习心理学之前她们对心理学抱着美好的愿望，认为心理学应该对于为人处事、自我心理调节、将来的教育教学都有实际作用，但学完心理学之后，她们却觉得很迷惑，只是记住了一些心理学的概念和原理，却不知道该怎么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和教育实践当中去，理论仿佛很难结合实际。 2.3 心理学教学基本上是传统的讲授法，缺乏互动 由于师范生是第一次接触到心理学课程，她们不具有心理学系统的专业知识，课堂教学基本上都是采用讲授法，但是学生不是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她们也具有朴素的心理学经验和思考，她们对于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有一种朴素的解释，而形成一种生活的常识，或者是一种习惯化的表达和理解。这些常识和理解有些是符合科学心理学的认识，但也有些是错误的。因此在普通心理学的课堂教学中，学生也有参与互动的需求，也想通过与老师同学的互动来证实以前对心理学的理解是否科学。 3 基于教学实践的教学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经过多年的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对策。 3.1 灵活处理教材内容，详略得当 以高等教育出版社梁宁建编写的《基础心理学》为例，本教材内容详实，不仅包括了心理现象的全部过程（意识、注意、感知觉、记忆、思维、表象、想象、言语、情绪、意志、动机、气质、性格和能力），还介绍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学派、心理学的生理基础，以及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等。如果要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按照先后顺序把这本书面面俱到地讲授完，结果只能是蜻蜓点水，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心理学专业的师范生减负，摒弃教材中过难、过深的理论，毕竟她们学习普通心理学不是为了去深入研究心理学，而只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进行自我教育以及帮助解决将来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心理学的生理基础、言语一章、注意的理论、记忆的生理机制、智力理论等都内容可以适当删减或略讲，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而对心理学的流派、思维、气质和性格等内容则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讲。 3.2 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来自实践，心理学的很多原理大都也来自生活，教师运用生动的生活事例或小故事导入和讲解，可以促进学生的理解，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讲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观点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讲述希腊神话故事以及《简爱》等小说里的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恋父恋母情结，用一群狐狸吃葡萄的故事来解释自我防御机制。在讲到心理学的生理基础时，可以用建筑工人盖吉的头骨来引入说明心理的生理基础不是心脏，而是大脑。讲到感觉的适应时可以用“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和“小孩不觉糖甜，老病号不觉药苦”来解释。 在每章结束后，可以再设计一些生动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以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张飞审瓜、庞统判案、人怎么就变成了狼、珍珠翡翠白玉汤、毛地黄花治心脏病、长生不死酒的故事、难道他们有遁身术、张飞大战长坂桥、浴盆里的阿基米德定律”等。这些案例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原理、理论方能解决，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和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3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 采用视频、图片等方式来展示心理原理和心理现象等内容。心理学的很多理论都来自经典实验，但现实条件不允许都重复做这些实验，因此我们可以多媒体技术，通过播放心理学经典实验视频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讲到华生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时，可以让学生看“小阿尔伯特的故事”；讲到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时，可以播放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实验视频；在讲到感觉的作用时，可以播放“感觉剥夺实验”的视频片段；在讲到睡眠与梦时，可以给学生观看“说梦解梦”的视频片段，来帮助学生理解如何解梦；在讲到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裂脑人的实验时，可以采用图解的形式进行解释；在讲到性格的解释时，可以播放“性格色彩解析”的视频来帮助学生更深刻理解性格的分类等。这些实验视频和图片具有直观形象性，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增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的理解。同时看这些实验视频也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心理现象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对于将来走上教育岗位的师范生的工作和学习都具有重要意义。 3.4 在课堂中让学生参与到互动的心理游戏和现场实验中 例如在讲到记忆时，可以现场做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测验来测短时记忆的容量以及长时记忆的特点；讲到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时，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做这方面的趣味测试，让学生自己找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的不同点和特点；讲到感觉后像时，可以现场做正后像和负后像的实验，让同学在头脑中产生直观图象；讲到思维的解决策略时，可以用“河内塔”实验进行现场演示；在讲到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想象如何培养时，可以采用几个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想象培养的方法让学生现场体验；在讲到想象的作用时，可以教学生现场做一个想象放松的练习等。这些心理游戏和模拟实验能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到心理学规律的来源，增强了学生对心理学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学生普通心理学学习的自觉性。 3.5 结合心理学知识点做相关的心理测验，让学生从专业的角度了解自己 青年学生的自我意识观念很强，经常会在网上寻找一些心理测验来了解自己。但由于网络心理测验良莠不齐，有的心理测验不够准确，甚至有的测验结果会误导学生。因此，在专业的心理学课堂上，老师可以根据所讲述的内容，引导学生做专业的心理测验，如情绪测验、情商测验、气质测验、内向型外向型人格测验、霍兰德职业兴趣测验、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测验等。这些测验可使学生了解到自身的某项心理特质及个体差异，增强心理学的实用性，提高学习的兴趣，也能更好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调节。 3.6 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引出要讲授的内容，如以“为什么女生爱减肥？”来引出动机的主题；以“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该从几个方面去了解呢？”引出性格的特征；以“日久生情符合科学原理么？”引出情绪和认知过程的关系等；如为了使学生熟练地理解知觉的特征，可以设计一串实例提问：乒乓球台桌面为什么漆成墨绿色？变色龙为什么要变？为什么老师要求学生在课本上做记号？教师为什么都是用红墨水改作业？有经验的老师讲到重难点时，为什么要加强音量、提高嗓门？将学生置于问题情境中，可以激发其解决问题的兴趣、欲望，促使其对问题情境的领悟，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3.7 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在对上课形式和内容进行改进后，很多同学都会被课堂内容所深深吸引，深刻理解了心理学的知识点，但也会有部分同学忽略了对知识的掌握和背诵，所以要经常在下次课前让学生回忆复述上节课的内容，每章讲完后及时小结并布置课后思考与练习或小论文等形式来加强巩固。同时对课堂提问和练习等环节计入平时成绩当中，增强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复习的学习行为。 综上所述，在师范生的普通心理学教学中，既要重视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内容的传授，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既要注意教师的教，又要注意学生的学，把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提高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效果。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探索 【摘要】普通心理学教学应坚持明确的教学目标、理论与实际和教学互动等原则，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传授，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在讲授中采用“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体验、讨论、教师导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课程资源和考核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教学模式；教学原则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该学科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学好这门课有助于学习心理学的后续课程，有助于学习其他的教育理论和提高教师职业技能。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知识、抽象内容比较多，对于“教”和“学”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学”，相对说来难度更大。因此恰当的通过教学模式、方法、优化课程资源等，能促进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过程坚持的原则 1、明确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向学生传授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该学科的学习，应达到三方面目标： （1）认知性方面。通过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使学生能了解每一章的心理学知识脉络，认识掌握基本概念、规律、原理等；识记理解普通心理学重点、难点内容；学会运用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解释现象； （2）技能性学习方面。掌握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运用普通心理学的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将普通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提高学习管理心理学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责任，更重要的是乐观生活态度、求实科学态度、宽容人生态度。价值观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 2、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原则 对教学内容的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促进理解与应用。运用学生实际学习、生活中案例与理论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也包含讲练结合思想。理论与实际包括学生整理笔记、做习题、做小论文等。做好学生的体验活动。 3、教学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的传授的原则 普通心理学处在“入门”的地位。所以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基本原理的传授的原则，有利于学习心理学其他分支课程，有利于学习的正迁移。 4、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发挥双主体的作用 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作用，既不单纯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也不过分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为此教师要系统、准确、有深度地掌握好教学内容，学生要在学习中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才能做好学习过程的主体。 5、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教学的原则 知识是无限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掌握知识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运用思维、记忆、强化规律、学习理论等促进教学。 6、重视学科发展前沿的介绍 心理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各个学科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如情绪对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智力理论的新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进展等。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学效果，增强教学质量，普通心理学课程，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讲授内容的不同进行教学。 1、在讲授中“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教学模式与方法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重点是每一章的基本概念及规律等。所以要细致讲解分析概念与规律、分析概念与规律的每一部分内容；使学生对心理学概念、规律、原理、理论有所理解。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直观性，所以运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解释一定形象化、要联系生活实际。通过互动了解学生的理解。 2、体验、讨论、教师导向结合的教学模式 创设问题情境叫学生进行讨论，对某种理论或某些有普遍性的问题组织专题研讨、写课程小论文，既可以发挥学生主动性，也可以使学生加深了对心理学概念、原理、理论地理解，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教师的职能是针对学生的理解情况进行导向。 3、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扩大学生的视野，既补充了课堂教学的内容，也为学生学习知识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加深了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的机会。另外，每章讲授结束之后，适当安排作业与练习，巩固学习效果。布置各种不同的作业，如案例分析报告，评价报告等。 三、课程资源的建设 1、精选教学基本内容 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奕乾等主编《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春兴主编《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张述祖著《基础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美）格里格·津巴多著，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这几本书比较经典。　教师在仔细阅读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系统、有深度、有逻辑性的，既有实用性又有学术性教学内容。 2、增加大量的研究资料与图画资料 为学生的学习增加有趣的与形象性材料。 3、关注新成果 增加反映学科新成果的内容。 四、课程考核体系构建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够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又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考试内容应注重考评学生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既要能够考评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评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综合性、创造性应用知识能力的考评。 1、采取多种考试方法。如开卷、小论文、闭卷等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 2、将考勤、课堂提问、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结合起来的方法。 普通心理学论文:从普通心理学看幼儿成长 摘要：幼儿教育是时下年轻父母最关心的话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幼儿的发展，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结合心理学的一些概念，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二者的关系，指出心理学在幼儿的成长中无处不在，同时，正确地应用心理学知识，能够帮助家长在育儿的道路上，运用更为恰当和科学的方法，使幼儿快乐健康地成长。 关键词：幼儿成长 心理学 感觉 知觉 记忆 家有小儿，结合着普通心理学，对于小儿的心理发展，有一些感触，比如小孩的好奇心、探究欲和求知欲，又比如小孩各个年龄段的特点和关注点： 3岁，是做规矩最重要的年龄； 6岁，是从家到学校适应的关键时期； 9岁，是建立学习策略的时期。6~9岁最重要的是学习，而不是学习成绩； 12岁，有自己的求知欲，开始慢慢逆反； 18岁以后，每个人的道路来自于自己的主观选择。 虽我家小儿已是6岁，已经过了所谓的0-6岁的黄金段，可学过普通心理学后，回忆他成长的点点滴滴，不禁想，很多的现象都是与心理学息息相关的。由此忍不住想用部分的概念，来尝试着分析我家小儿成长中的一些变化。 感觉―外部感觉（肤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在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生下来就直接去了儿科，之后一周都放在暖箱。现在想来，暖箱一方面是治疗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说，让婴儿延续在母体中的温度，让他感觉安定和安全。后来查了相关资料来验证以上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婴儿在未出生之前，手心、脚心和生殖器官就已发育得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更敏感了，从降生人间的那一天起，新生儿的触觉敏感性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因为他刚出生的一周都在暖箱，所以无法母乳喂养，只好用奶粉，且在此期间，亲人只能在窗口看着小小的他在暖箱中安睡。等他回来之后，他对母乳的兴趣不大，从味觉来说，他更喜欢喝那甜甜的奶粉，而不是吃起来费力的较淡的母乳。喝水亦是如此，加了葡萄糖和白开水，他更偏向前者。 婴儿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会看着你；你拿着小摇铃摇出响声，他的小眼睛也会马上跟着过来。 确实，婴儿从一出生就具备了感觉，让他感受着从环境传过来的各种信息。 所以，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多抚摸婴儿，为什么要和他多说话，为什么让他听音乐，为什么让他闻一些味道，为什么让他多看五颜六色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以外部感觉为出发点。 感觉-内部感觉（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 如果说外部感觉主要接受来自于机体之外的适宜刺激，那么内部感觉就是机体内部刺激引起，反应内脏器官、身体平衡及自身状态的感觉。 我对此印象最深刻的是，宝宝成长过程中，几个大的运动特征要求： 一月抬头、三月翻身、六月会坐、八月会爬、一岁左右学会走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细动作的练习，比如手握积木、撕扯纸、拿饼干、穿珠子等。 这样的联系，对于他的运动觉、平衡觉和机体觉，都是很好的促进和提高。同时也让欣慰的是，之前歪打正着，注重了这样类似的锻炼，小家伙现在协调和平衡性都还不错。 知觉 知觉在感觉的基础上，无非是多看、多听、多感受…,让他能够在各种环境和事物面前，形成更完整和更正确的知觉。 小孩要多经历、多看，增加他的Chunk，即心理容量。坐过飞机的小孩，比只坐过公交车的小孩，Chunk更大，因为飞机表示着距离的加大，所经历事物明显的差异。 曾经看过媒体中的报道，就说美国的一家子，边旅行边生活，在旅行的途中生下了几个宝宝，带着宝宝一起看世界。这样出身的小孩，看过了各地的风景，感受了更多的迥然差异，他的chunk一定很大，心胸也将更宽广。 在这点上，我和他爸爸也曾达成共识，如果有机会外出，就带他多出去看看。每逢有旅游机会，二岁之后基本都带他去；平时周末也会带他出去看看一些新鲜的东西。现在想想，如果当初知道这些理论，可能会做得更好。现在错过了，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记忆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存、再现的心理过程，即感知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感，联系过的动作等经验在人脑中的保持。 说起内隐记忆时，在我宝宝身上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他一岁的时候，我们经常给他放一些儿歌，还有班得瑞的一些经典曲目。那时候他外婆还说，这么小给他听，他能懂什么呀？后来停放了一段的时间。在他2岁，学会说话后，再给他放听时，他竟然能跟着声调一起哼。现在想来，应该在无意识状态下，他自动地对1岁时听到的音乐做无意识的提取吧。 对于记忆过程，小孩子有他独特偏爱的识记方法。曾经有人问：“背唐诗对小孩有帮助么？”学过心理学的人肯定会坚定地摇头。如果放在之前，未听过心理学的课，估计还是有很多人赞成的。“背知识是没用的”，这点在幼儿的教育上，已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因为这样的记忆述属于机械记忆、陈述性记忆，死记硬背之后很快遗忘，而且容量有限。 那什么样的识记方法更能保持记忆呢？对于幼儿而言，多种感官协同识记，或者是体验式的识记，或是有故事情节似的片段记忆，都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法。想起儿子在中班时，老师们教小朋友们认识中药，号召家长们配合收集2~3种中药。一边给他们看图片，一边给他们看实物，让他们摸一摸，闻一闻，看一看，这样的教学方法，既让小朋友乐于其中，同时长了见识，认识了很多中药。看来，幼儿园老师在这方面的运用已经相当有心得。 现在我会有意识地用一些记忆方法去加强他的记忆。比如给小朋友讲完故事后，经常问他：故事大致讲了什么呀？你觉得兔子怎么样啊？一方面，让他自己思考，锻炼了思维，另一方面，通过他自己的复述，回忆了故事内容，延长了记忆，将一些有效地信息，通过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 以上就是从我家小儿身上，体会到的与心理学相关的点点滴滴。虽提取了普通心理学中几个概念而已，却衍生出如此多的启迪。如果我们能将更多的心理学知识，应用在幼儿的成长过程，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企业转型论文:加快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心得体会 参加市交委组织的“加快广州交通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专题培训后，深受教育，受益非浅。在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我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阐述了我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们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问计于民定决策，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的目标和要求后，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建设三大体系，实现广州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们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我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须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主要表现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迈进，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们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们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2、问计于民定决策。交通工作是民生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能离开民生、民意、民情。要使我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就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地了解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情况。目前，我们在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后，我想必须充分利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从两个角度入手，倾听意见，问策于民。 一是围绕广州交通的总体规划，针对公交、客运的需求变化，问策于民。没有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公交线路调整、站点的设置、票价的优惠，虽然我们主观上做到了方便群众，惠及市民，而客观上由于群众的需求多种多样，与我们的设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民，这样才能把惠民的事情办得更让群众更满意。 二是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实际和实情，问策于员工。目前，增收节支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基础，而如何才能增收节支，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最有发言权。增收靠管理，节支靠更精细的管理，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推广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发现。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员工，才能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企业改革发展的大事成为全体员工的责任。 两个方向的问计，领导干部应有备而“下”，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使交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真正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剂良方。 二、互惠合作善借力，科学发展增实力 交工委提出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任务和要求，可使全行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质的飞跃。但横向分析目前资源整合后各公交企业的情况，仍然存在粗放经营的问题，与交委的目标和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从纵向分析，在企业内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干部职工对为什么要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认识不足，还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突出矛盾还没有破解的方法。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加强教育引导，让各级党员干部掌握发展的方法，使转型工作达到事半功倍。 1、互惠合作善借力。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发展思路就是市场的出路，财富的出路，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基业长青之路。这几年来，我公司根据交委的部署，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致力于走品牌、资本扩张之路。我们抱着合作双赢，拓展市场，规范经营的思路，积极推进企业的发展，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例如，公司实施“西出广州，布局南海”的战略，在去年成功收购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客运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使公司拥有了南海地区95％以上的客运资源。公司抓住机遇，配合我市的运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做好广佛交通同城化工作，使当地政府和群众体会到我们服务民生的诚意和行动，因此，各镇政府都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开行南海区的镇巴，支持我们投标南海区环保出租车项目，从而使我公司在南海地区业务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2、科学发展增实力。公交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增强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就是企业迈向新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建立层次清晰 ，管理到位，机制灵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模化经营的公交企业。这样，才能集约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的决策指挥中心、项目投资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宏观调控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冲破过往国有公交企业管理层次多，环节重复，功能不清，机构臃肿，冗员较多等问题，使企业在迈向现代服务业中轻装前进。这几年来，我公司以此为思路，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智能信息、运调管理、抢修维修、人员招聘、招标采购、基建工程等内外协同的平台。内部资源的科学管理，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竞争力。 珠三角“腾笼换鸟”，省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即将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及早地做好应对的准备，通过投资建设广州、大沥、从化、新塘等客运站，公司已形成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覆盖省内的客运线网。通过精心经营第二巴士公司业务，做好番禺、增城、从化公路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使企业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中有更广阔的腾越空间。 三、常存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交通是要人与人，人与社会，行人与车，员工与企业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不可理否认，当前我们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仍存在的制约阻碍发展的一些“病灶”，职工队伍中一些利益问题不平衡也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这样才能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措施一：加强制度创新，用完善的制度来管人管事。随着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建立一套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十分必要。我们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重视人性化管理，着力抓好企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完善了企业与工会协商机制，使企业内部管人管事的制度均有互动的空间和平台。 措施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交通，加快产业升级。信息化交通建设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智能公交深化应用加大对信息建设。要通过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为他们提供岗位成长的必要空间和条件，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手段管理生产，促进一线操作人员自觉、自愿地运用信息手段处理日常工作并更多地互动交流，把信息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措施三：完善安全服务考核，构建确保安全的企业文化。要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安全生产是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参与。为此，我们必须长期抓，不留死角和盲点。这几年来，公司领导班子反复讲安全，将之放在每年工作的突出位置，就是要将之确立为公交企业的文化，以逐步改变职工心智模式，我们的实践证明，只要管理制度不缺失，文化营造到位，就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交通安全氛围。 措施四：树立典型，建立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稳定才有繁荣，安定才能团结。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企业内部的团结稳定是必需的前提，公正、公平、公开，比学赶超的争先环境必不可少。这些年来，我们树立了职工信服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增进职工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人人争当先进，个个赶超先进”的工作气氛，为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奠定了扎实队伍基础。 磨刀不误砍柴工。面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大局意识、赶超意识，全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转型论文: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认识的差异与启示 摘 要：笔者将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置于一个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分析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政、企、银”三方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建立了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转型升级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全模型极大似然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企、银”三方关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存在一些差异。 关键词：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政、企、银” 为把握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加速孕育的战略机遇，我国正式确立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托新兴技术，培育和发展全新的新兴产业；二是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上转型升级，并激发培育新兴产业（熊勇清 等，2011）。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因此如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然是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企业和银行（含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用“银行”指代）是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转型升级需要三个行为主体积极互动并且协调一致。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不足：首先，企业转型升级是政府、企业和银行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将“政、企、银”三个行为主体置于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的不多见；其次，现有研究比较多的是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从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视角，研究分析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一）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个方面（吴家曦 等，2009），“推动因素”主要指经营环境与政府、金融中介组织支持等，“拉动因素”则主要指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与长远发展机会等，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政府政策扶持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支持是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四个重要因素。 1. 经营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马小援，2010）。此外，竞争对手、市场需求等行业竞争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也有重要影响（司金銮，2001）。为此，我 们可以将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经营环境方面的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国家经济形势；（2）行业技术水平；（3）社会文化环境；（4）当前产品的市场需求；（5）新产业的市场前景；（6）新产业的进入壁垒；（7）当前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 2. 政府政策导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政府有效地引导和推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在产业规划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市场秩序规制和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对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陈洪涛 等，2009），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参与品牌塑造、改善教育结构和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王国平，2009），焦必方等（2009）等认为，政府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从消除自身“寻租空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鼓励传统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等方面进行转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政府政策导向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产业规划政策；（2）财税减免政策；（3）市场秩序规制；（4）人才公共服务平台；（5）知识产权制度；（6）政产学研平台； （7）专项扶持基金。 3. 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相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而言，企业自身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明显。韩凤晶等（2010）认为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既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力，也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史忠良等（200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升级，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齐建珍等（2002）在研究煤炭转型升级时指出建立的资金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和人才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对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企业现有基础和能力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能力；（2）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3）人才储备及其素质；（4）资金实力及资金筹措能力；（5）技术创新基础与能力；（6）支撑转型升级的组织结构；（7）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4.金融中介组织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钱水土（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顾海峰（2011）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升级过程中具有核心的支持作用。吴家曦等（2009）指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二大因素是资金投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金融中介组织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1）投融资渠道及相应优惠政策；（2）银行对转型升级的贷款力度。（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政、企、银”博弈 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企、银”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多元化利益博弈，将直接影响三个行为主体对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的差异性。 1.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是着眼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战略意义。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特别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时的重要博弈目标，地方政府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获取税收，因此在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 2.政府多维利益和企业单一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代表整个地区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多维目标。尽管企业也有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企业作为“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是多数企业首位并且占有绝对地位的利益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和成本收益函数。 3.金融中介组织的稳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博弈。实现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产业生命周期难以预料。而现实传统产业经过多年市场考验，相对稳定。对于风险中性的金融中介组织来说，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企业当前产业的现实收益进行评估，同时也需要对转型升级的投入与市场前景进行评估，显然，金融中介组织和企业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风险性与现实产业增长稳定性之间存在“多难”博弈。 企业转型论文:论以资本运营驱动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 [摘 要] 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以及产业多元化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来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本运营是大型出版企业三大战略转型的最终驱动力，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在大型出版企业的发展战略体系中确立资本运营的核心地位，以有效利用资本运营这一驱动力，促进实施三大战略转型。 [关键词] 资本运营 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出版 产业多元化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 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 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转型论文:企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摘 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思想政治；企业管理；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工作简述 马克思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好了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所在，因为企业就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因此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亦称思想工作或思想教育。它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 （2）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群众性。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就是企业管理的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优良传统。在企业，它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效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由全体员工来完成。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员工的思想出了问题，企业就无法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因此，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1）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是企业管理的手段。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的党建工作、共青团工作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它们的目标就是在企业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党团员队伍，为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宣传教育、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它们是凝聚人心、调动广大员工全力以赴搞建设。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很多，但作为一个企业，没有带头人，没有战斗力坚强的员工队伍，企业遇到风浪就要受到挫折，生产经营目标也无法实现。管理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队伍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是统一的，也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2）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管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人们的觉悟有先有后，认识有深有浅，以至对各种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这就需要切实加强 想政治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三、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 （1）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理论教育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要把这个理论体系贯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 （2）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目标相结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存在着“合则俱兴，离则俱废”的紧密关系，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管理等中心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还要选准二者的最佳结合点，避免“两张皮”现象。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难点”、“重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将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制高点”，凝心聚力、破解难题，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的完整的工作体系，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增强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创新相结合。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有效把握企业废旧立新的这个结合点，着力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寻求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使思想政治工作主动适应企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新要求。要不断丰富工作的内涵外延，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起来。有效利用各种载体和职工群众经常接触、便于接受的传播渠道，潜移默化的使职工对企业的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从而把职工的思想凝聚到实现企业改革发展目标上来。 企业转型论文:战略转型期的企业文化重塑路径 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企业战略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支撑，就会缺少精神与灵魂，很难顺利实施；企业文化如果没有战略指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动力很难持久。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必须推进企业文化重塑，关注以下基本路径。 谋定总体目标 目标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企业文化重塑首先是谋定出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要按照企业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精心谋划、设计企业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按照设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组织推进。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企业战略规划、核心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共同愿景等要素。总体目标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目标，充分体现既区分层次又相互衔接的文化建设格局。在落实总体目标中要注重发挥各级各类管理者的主导作用，从各个管理领域进行突破，以此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上位，全面发展。 创新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模式是按照战略转型进行企业文化重塑的基本路径之一。所谓创新思维模式就是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引领企业文化重塑，通过创新思维模式，确保文化思维适应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一是培育“突破性”思维，不断引领企业全员从实际出发，反思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勇于突破原来的旧框框、旧思想，用创新的思维统领文化发展，着力推进“创新文化”，让员工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中，实现创新思维的螺旋式上升。二是培育“开放性”思维。在文化重塑中，大力倡导运用开放性思维，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拓展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容纳有能力的人，真心诚意地向新加盟的人学习，吸收别人优秀的文化因素，借鉴别人先进的管理方法，把各方面的优势合起来，同心同德推进企业发展战略。三是培育“学习性”思维。重点是突出现代知识的学习，引导员工认识“知识陈旧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机遇总是会光临做好准备的人”的道理。运用多种形式组织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现代科技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不断增加员工的知识储备；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引导企业全员多读点书，多研究点实际问题，多一些调查研究，从而形成研究问题的浓厚氛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倡导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习成果管事管用。 把住关键节点 推进战略转型期企业文化重塑，要重点把住6个关键节点。 明确外部定位。主要是明确包括客户、关键合作伙伴、大股东、中小股东、一般合作伙伴、竞争者等各方面文化影响力的定位，并结合外部文化定位，完善内部文化体系。 提炼、提升自身企业文化内涵，形成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即：形成与企业战略转型相匹配的企业宗旨、指导思想、企业形象、管理理念、发展理念等企业文化体系。企业文化体系应体现兼顾企业的外部市场定位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 形成企业内部的文化信仰。以企业宗旨、使命为源头，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为价值判断，通过企业流程、制度，形成文化干预，逐步内化成企业员工的公共情感走向，形成员工的行为边界和文化素养。 形成产品的品牌文化。把企业文化内植到企业产品中，把更多的文化融入到用户的服务中，使客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产生归属感，从而形成该产品乃至对该企业的品牌忠诚。 正确引导外部市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向外界、向市场导入自身的文化，运用舆论导向、公关策略等方式，引导和拓展外部市场。 形成内部的精神品质。产品如人品，品牌精神的实质，是精神品质的表现，必须使企业内部的精神品质逐步形成，并表现出一种可以感知的文化氛围。 注重全面推进 构筑共同愿景，发挥目标愿景的感召力。共同愿景体现的是企业和员工共同的整体感和团队意识，能够激发企业全员的热情和勇气。企业在战略转型期，通过构筑共同愿景，把推进企业战略发展，变成共同追求的目标，促使员工心中产生极大的感召力，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在文化重塑中，将目标愿景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员工，使其拥有和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愿景目标，通过完成个人业绩、完成部门指标，进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通过运用共同愿景，促进和引导企业和职工认同企业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重塑企业价值观，发挥价值理念的导向力。运用企业价值观指导员工行为方向，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建设战略支持型企业文化中，要体现个人价值高于资产价值的价值观；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团队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价值观；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观，切实把实现目标与体现价值融汇到统一整体中，使员工和企业成为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进而强化价值理念导向力。 打造金字招牌，加强企业文化的传播力。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形成统一的价值追求和经营行为，在此前提下，倡导下属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建设个性文化，努力做到遵循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金字招牌不断提升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整合企业行为文化，提高企业文化的执行力。执行是成功的保证，只有企业具有优秀的文化执行力，其文化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整合 企业的行为文化，形成新的管理平台，把先进理念转化为员工的实际行为，落实到管理和实践操作上，真正实现企业文化从理论层面到实际层面的转化应用。 拓展文化内涵 融入文化元素。企业在提出先进的文化理念之后，就要把各项文化元素尽快融入管理、浸润员工，实现员工行为的有效调整。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形成顺畅的闭环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职能导向的原则，结合行业核心竞争要素，针对企业发展迫切需要改善的模块，如服务文化、营销文化、员工的职业化转变等，确定企业文化建设的时机和突破点，把文化元素逐步植入到企业战略转型发展之中。 促进价值转化。促进价值转化就是把组织价值转化为个人价值。组织价值与个人价值紧密结合的实质，是改变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关键战略资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价值占有向价值创造转移。要坚持“领导主导”与“员工主体”并举。只有把企业领导的亲自主导、身体力行，与广大员工的生产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那些贡献自己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员工享受到由他们促成的价值所带来的成果，才能保证企业文化落地生根。 强化制度枢纽。强化制度枢纽就是发挥制度枢纽的有效功能。制度枢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企业在战略转型时期进行文化重塑时，必须注重制度的枢纽作用，通过强化制度枢纽功能，消除和避免员工无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行为，从而真正体现“内在约束高于外在约束”之功能。 企业转型论文:转型背景下的出版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摘要：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企业需适应转型需要，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新机制，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人才 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建设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出版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适应转型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出版业正朝着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业态逐渐成为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出版企业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升级的历程。数字出版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专业知识、新技术的运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必须对出版产业链进行新的设计，更需要培养适应数字出版新业态要求的新型人才队伍。 我国出版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受传统观念和体制影响较深，出版企业沿用传统经营管理体制较多，出版从业人员还不完全适应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打造一支理念先进、业务过硬、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于推动企业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为了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出版企业的领导者应把人才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像抓“发展第一要务”一样抓“人才第一资源”；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使人才的知识、智力、活力竞相迸发。 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应以激发人才活力为目标，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建设一支既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敏锐的市场预测观察能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编辑队伍。二是要大力推动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培养一批有服务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化目标导向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要培养一支熟悉生产经营、服务意识强、善于组织协调的精干的复合型职能部门工作者队伍。拥有印刷、现代物流业务的出版企业还应培养一支爱岗敬业、技艺娴熟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要破除妨碍、束缚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形成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格局。 二、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用人新机制 经过多年改革实践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国有企业的用人观念和机制已发生很大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转换并不彻底，“官本位”的意识和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队伍比较普遍地存在小富即安、创新精神和动力不强、市场意识不敏锐、团队合作意识偏弱等问题，不少国有企业职工往往把“升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目标，过于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忽视团队价值和企业整体利益。“官本位”意识严重抑制企业改革创新的活力，容易导致企业人际关系复杂化，阻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也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和进程。 深化出版企业改革，必须注意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创新人才选用机制。应在理顺管理层次及规范公司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员聘用制度，全面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真正变人员管理为岗位管理，进一步规范科学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等重点环节。出版企业可尝试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人才晋升机制，推进人才待遇的多元化。可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分类建立职务序列，让每一个人才都有施展才干、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体现价值的发展通道。例如，可按照国家编辑职称制度等级标准，结合企业和编辑岗位特点设定等级晋升序列， 开初、中、高职务待遇等级差，按职级不同和贡献大小取酬。例如，编审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可根据出版销售工作特点，建立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职业经理人”职级制度，职业经理按能力和业绩随时晋升为不同级别。例如，特级职业经理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就会使走专业阶梯的人员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管理职位不得不放弃多年累积的业务知识、经验去挤“行政独木桥”。通过畅通专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合适的人聘至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让专业人员不用走狭窄的管理通道也可获得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对于管理序列的人员更要建立起一套开放竞争、严格准入、加强考核、奖优汰劣，“能者上、不适者下”的进出机制。企业职能部门岗位空缺均应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确保职需其人、人适其职。 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人才进行分类管理，使其只要认真踏实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发展轨道上都有得到晋升的预期，不至于感到没有奔头和希望。适合做管理工作的就进入管理序列，适合做业务工作的就进入业务序列，不同序列的人才可以相互交流，形成“岗位职责不同，工作分工不同，发展机会均等”的人才选用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地起到淡化职工“官本位”思想，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作用。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强化岗位意识，淡化身份观念，实行分类管理，开通阳光道，打通待遇差，让人才机制“活”起来，才能从根上解决目前国有出版企业面临的人事难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既是出版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人力资源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突破。 首先，需要探索形成科学的人才考核培训制度，有效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与干少差别不太大”和知识技能短板现象。考核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企业职工的行为和效果。可根据出版企业特点，适应企业转型升级要求，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能力、业绩为导向，遵循全覆盖、可量化、可追溯原则，建立以业绩为重点，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应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真正使考核结果成为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应扎实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根据不同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推动人才观念转变、知识更新和能力转型。当前还需特别重视编辑业务和编辑现代化技术的培训工作，使他们掌握编辑业务流程的数字技术，实现编辑工作数字化。 其次，需构建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合理解决收入“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要积极探索符合出版企业各类岗位特点和人才需求的分配方式，区别不同岗位及贡献情况，建立市场化的薪酬管理体系，使人才和薪酬水平与市场接轨。可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加大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使一流人才享受一流待遇、一流贡献获得一流报酬，并推行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等多种激励方式。同时还应体现人文关怀，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精神激励包括使命激励、压力激励、机会激励、荣誉激励、沟通激励等，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全体职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对他们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慰藉、人格上的尊重、心理上的愉悦；通过采取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能得到与其努力相应的发展空间，都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应的回报。 最后，还应切实用好用活人才，努力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人才不适用、人才得不到充分使用”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才工作应坚持以用为本，做到知人善任。一要扬长避短，不埋没人才。“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个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用其所长，则长处更长，用其所短，则短处更短。应克 服求全责备的观念，使人才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二要用当其时，不耽误人才。必须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对优秀青年人才需做到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使他们“缩短适应期、快进融入期、达到成熟期、投身创造期”。三要用当其位，不浪费人才。坚持适岗适才适情原则，充分尊重人才个性差异和兴趣特长，努力实现人与事、人与岗、人与人的合理组合。四要用尽其类，不遗落人才。要树立开放的用人观，努力拓展识才、选才、育才、用才的视野，坚持海纳百川、“开门纳贤”，做到“发现人才有眼力、培育人才有能力、使用人才有功力、凝聚人才有魅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氛围，最终形成当代出版企业“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业才发展同步”的生动局面。 （宋永刚，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 ［摘 要］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入经营用固定资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具体范围详见增值税实施细则）应交纳的增值税额在当期扣除。由于此项税收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企业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系列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为基础，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化并通过分析软件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最终说明税收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财务效应。 ［关键词］ 消费型增值税；财务数据；财务指标；相关性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用于购买经营性固定资产所交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这一税收政策的改变鼓励了上市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与以往年度相比，公司当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也发生了变化。浙江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为例，阐述这一税收政策的变更给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财务变化。 一、文献回顾 2004年增值税转型在东北三省开始试点推广，到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许景婷和晏慎友［1］（2009）选取了辽宁省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增值税转型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财务指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的变动对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的影响最大，但只是相对而言，绝对值并不大，表明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削弱。黄明峰和吴斌［2］（2010）在收集了中部6省26个市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对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带动了中部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其中制造业和采掘业受益最大。王素荣和蒋高乐［3］（2010）在假设2004年全国各行业均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大量收集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增值税转型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李朝红和刘璐［4］（2010）在详细收集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008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指出企业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少额越多，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越多。 以上学者对2004-2008年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相比2004年的增值税试点改革，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有其鲜明的实施背景，主要表现在政策施行的经济环境不同。2004年国家出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的，率先在东北三省进行增值税试点改革，随后为了扶持中部地区发展，这一政策又扩展到了中部6省26市。回顾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主要有两大出发点：一是有利于企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在出口锐减的情况下通过税收政策的刺激拉动内需。从整体来看，同样都是增值税转型但经济形势不同，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以下本文基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对消费型增值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浙江省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且2009年以前一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为了能明显地反映出增值税转型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变化，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所有在沪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共29家作为研究样本。基础数据均来自于证监会指定登载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网站上刊载的上市公司2008年和2009年年度报告。 1．实证分析 根据2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首先对29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每年求平均，去掉部分偏离平均数较大，不能集中反映数据趋势的数据，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然后对数据进行了计算。 （1）增值税转型对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净增加额223 201．94万元。在4类设备投资中，专用设备的投资增加额最大，达135 046．4万元，占总体净增加额的60．5％，比重较大。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企业利用此次转型机会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2）增值税转型后应交增值税，应交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情况 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由于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置生产经营用的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于当期抵扣，所以与2008年相比，2009年企业的应交增值税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共减少23 143．02万元。减少额是2008年应交增值税的9倍。结合表3数据我们看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净减少额为1 672 825万元。2008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1 082 018万元，2009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715 474万元。可以看出，购买固定资产的当年企业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主要是由于2009年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较多，相应的计入营业成本的折旧额增加，造成企业当年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也说明，虽然企业购置生产设备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效应不会马上在投资当年显现出来。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2009年企业应交所得税增加18 250万元并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效应。 （3）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 通过表4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财务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固定资产周转率上升幅度最大，增加了0．17。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了1．3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每股收益上升幅度较小，为0．03。 2．相关性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下面通过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比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由于收集到的数据全部为定距数据，因此可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线性相关性的强弱。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根据相关系数的原理，相关系数r的取值在－1到1之间，r＞0表示两变量存在正的线性相关系数，r＜0表示两变量存在负的线性相关系数。｜r｜＞0．8表示两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r｜＜0．3表示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由于存在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样本相关系数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样本来自的两总体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这时需要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对样本来自的总体是否存在线性相关进行统计推断。通过表5可知，固定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相关系数为－0．409，它们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38。因此，当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应拒绝相关系数检验的零假设，认为两总体存在线性关系。 三、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在金融危机这个经济大环境下，增值税转型的当年，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机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应交增值税大幅度减少。但是从其影响的财务指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周转率表现为负的线性相关，说明在增值税转型当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在当年明显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加之2009年企业的总体营业收入下滑，使得企业当年的资产营运能力不强。固定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的资产营运能力的提高会在资产日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2009年企业经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固定资产投资的良性效应不能在投资当年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效果。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刍议 摘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介绍增值税转型的含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了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企业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含义 增值税是以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践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很难准确计算的。因此,我国也采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按照“进项税额”的扣除方式,增值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金;二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通常把前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后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在2009年以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二、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本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取消增量限制。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 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加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 233亿元。 三、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一)降低固定资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 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换算为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为23%,这一税率高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企业的税负明显过高。一方面,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一次性全部扣除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即厂商外购的生产资料,不算入产品增加值,而只是对消费资料征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对于同一个企业,生产型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要大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负。另一方面,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单位开票就要交税,甚至,根据增值税的实施规则,发货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生产单位货款并未收到就先垫交了税款。从全国来看,大约平均要三个月后才能收到货款。全国每年按8 000亿元增值税款,三月期,年息4%计,生产企业将承担80亿财务费用(利息)。众所周知,货款总有一部分永远不能收回(呆坏账,储运损失,陈旧报废等),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已达3 300多亿元。如果以年500亿元估计企业白白多交了约85亿元的增值税。增值税转型之后,以上两项全国企业将年减税约200亿元。 (二)企业会计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发生变化 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明细科目,并在该明细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专栏。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增设“新增增值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企业以当年新增的增值税额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转型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但增值税转型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远不止此。如转型后由于增值税与所得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将增值税额纳入抵扣范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也因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资产日后的折旧额,进而影响到各期的成本、经营成果以及所得税的核算与数额缴纳,而且增值税抵扣额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 (三)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转型前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比较,固定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因此,其价值变动对企业总资产的内部结构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引起资产负债表内相关项目的变动。如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等。 2.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一次性全额抵扣,导致当年利润大幅上升,但以后各年的利润不再受增值税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较大,因此经营收入可能有所增长,但同时固定资产的增加导致折旧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也可能由于贷款的增加而上升,从而抵消了部分由于增值税抵扣所带来的利润上升好处。而以后各年的利润状况则主要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与折旧和财务费用之间的关系,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其利润在投资的最初几年不一定上升。 3.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由于增值税支付的大幅减少而有所上升,但以后各年的现金流不再受增值税的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除了受增值税抵扣影响而大幅上升外,还可能由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作用而使净经营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当年的投资现金支出一般会高于另两种增值税,融资现金流中的利息支付也会有所上升。以后各年的现金流变化,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对经营现金流的增加作用与利息支付及债务偿还所支出的融资现金流之差。 (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设备投资将发生较大变化: 1.企业设备投资与配套投资将大幅增加。因为进项税额抵扣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使企业的投资倾向于能够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设备投资。另外,转型降低了设备投资的回报要求,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划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可行性分析。 2.企业的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的政策,这次国家推出的转型政策给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企业设备、技术更新的加快自然会带来企业投资周期的缩短。 3.企业投资行为会主动跟随国家政策。例如,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以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为依据。但是,企业也会做出一些取巧行为,如企业的投资时间将会有意选在转型开始之后。这些行为会给转型政策的推行带来影响,甚至影响转型政策的效果。 (五)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间接增加企业筹资。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必然刺激企业的融资活动。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巨大,企业除了利用已有积累及内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外,一般还需要通过发行新股、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筹资活动来筹集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六)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方面,税收转型带来企业投资增加可能会使企业当年相关财务指标恶化,如资产负债率等,但在以后年度,随着投资效果的逐步体现,财务指标可能好转,并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力方面,税收转型使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从而设备更新加快,生产规模扩大及经营种类增加等,这很可能引起企业的产品质量、数量提高,加之产品成本降低,使得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销量提高,最终使利润增加。 (七)对企业分配的影响 企业增加投资虽然可能会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增加,但同时导致了企业自身积累的减少。而企业实际的利润分配额度,取决于现金流量状况。在投资当年,由于转型会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减少了现金的流出。但转型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力度,增加现金流出,两者相抵以后企业总的现金净流量反而会减少。因此,企业不会因为转型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投资的以后年度,随着企业不断收到投资的回报,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会大为改善,此时企业的利润分配会有所增加。 四、小结 增值税转型在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金融危机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在此形势下,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从长远看,实施增值税改革,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进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将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方式转型研究 【论文关键词】不对称市场经济 行政合并 市场收购 转型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在中国有上百年的历史。本文对企业并购方式转型进行详细梳理，这对深入研究中国的企业并购活动及中国境内企业并购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及企业并购方式发生的较大转折点，把中国企业并购史划分成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曲折与不断转型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使目前，仍然是一个转型社会。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企业并购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当企业并购发生在中国境内时，更加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按照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可以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并购活动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以前)，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二个阶段(1950年至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三个阶段(1980年至今)，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就是企业兼并或购买的统称，是并购企业实现自身扩张和增长的一种方式，一般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并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作为目的，以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或资产作为实现方式。企业并购实施后，被并购企业有可能会丧失法人资格，或者被并购企业法人资格保留，但是其控制权转移给并购方。 1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落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复杂的社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却给了中国反思与转型的机会。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衰弱，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迟、发展慢。这就给了外国资本乘虚而入的机会，并且外国资本势力一开始便以强者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可以把此阶段概括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一是此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外资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本土经济较弱。因此，此时期的企业并购活动称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以产生早、发展较快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为例，外国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便在上海设立了十多家小型船厂，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设立的祥生和耶松两家英资船厂比较大，它们从创立时起就开始了兼并活动，租赁和收购了一批在沪的其他英资老船厂，并扩建原有的企业。在同一时期，民族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也在沪创办了一批小厂，其中创办最早、发展最快的是发昌机器厂。但是，由于外商船厂的垄断和排挤，1895年前后，发昌机器厂迅速地衰退，最后于1900年被耶松船厂低价收购，成为耶松船厂的一个车间。 在棉纺工业中，华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兼并的事例更为突出。1901—1921年间，仅上海先后有6家纱厂被外资企业所兼并，其中外资纱厂在参与兼并活动中形成集团性企业的有日资上海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及英资怡和纱厂等。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但中国的经济也在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企业兼并多为外资企业兼并华资企业，兼并方式为被迫式兼并方式。当时的华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差距较大，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华资企业的生存状况很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差距大；第二，技术差距大；第三，经营策略差距大。这些差距导致了华资企业在经营策略上极为被动，时刻处于被收购或兼并的境地。华资企业为了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并购现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5年创办申新纱厂，他们一向坚持“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的经营策略。1932年，申新纱厂已成为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民族工业处于被外资并购的地位，构成了其间的鲜明特色。这不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中国动乱的政治结构有关。 2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并购。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公私合营；在农村，进行集体化和公社化(可以看做变相的企业并购)。这些并购活动不以市场行为为基础，而是以计划性、军事化为特征。 195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合并改造了大批民营或外资企业。紧接着又经历了“”期间，全党全民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骤然增长，1959年末达到31．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1．9万个。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取托拉斯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由此看来，列宁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仅仅限于资本主义，而是把它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用来指导、管理社会主义的生产。 刘少奇同志依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在1949年6月构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时，就提出“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明确提出的较早，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没有做具体部署。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这样，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 国家经委第一批批准试办了12个托拉斯情况不同，各具特色。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全国性托拉斯，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各自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如盐业公司集中了全国的大盐场和盐业销售机构；汽车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业汽车配件厂中上收了42个，在全国汽车配件产量中占39％；橡胶工业公司成立后，从全国205个地方橡胶企业中上收了103个；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从全国122个地方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厂中上收了23个。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如浙江的糖业公司，上海的轻工业机械公司、标准件公司和丝绸公司等。 这种行政合并构成了此阶段的企业并购的主旋律。从几个托拉斯试办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3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起步时期，由政府出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我们谈条块管理，地方之间进行各种财产的过渡，这种过渡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购，只是当时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管理权限来进行的划转，被称作关停并转。 一种观点认为，1984年，保定纺织机械厂兼并保定市针织器材厂是我国现代企业第一次并购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企业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始于1984年的保定市锅炉厂并购保定市风机厂，这次并购活动开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并购先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93年9月30日深宝安收购延中实业，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并购浪潮。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活动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的时期。 按照第三种观点，我们大体可以将这十年并购时期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年的市场启蒙阶段(1993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并购数量很少，四年总共只有14起并购案。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多数人不知并购为何物，参与人更少，市场常常对并购感到诧异；并购的支付全部是现金，多数没有公布股权收购的价格，很少公布有关的细节；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并购往往是针对主要股本是流通股的少数几家公司，并购处于缓慢成长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1997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数量达到了577起。在这些并购中，买壳上市是第一位的原因，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保壳”和“保配”目的是第二位的原因，并购重组以配合政府的国企改革任务和国企扭亏的要求是第三位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并购是属于战略性的重组，有些则是二级市场的盈利，也有些是期望实现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在这些年的并购实践中，并购的方式、支付的方式、并购的目的等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和变化。从并购方式与支付方式看，有了无偿划拨、资产置换、协议转让、吸收合并、收购母公司、司法拍卖、mbo等；从并购的目的看，除了以上提及的保壳、保配等原因外，还有外资并购、敌意收购、竞争收购等新情况的出现。 2002年是全球企业并购的转折点，尽管并购规模大量萎缩，然而却是全球资本并购第六次浪潮来临的标志。并且，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中异军突起，这一年是中国并购史辉煌的开始。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几年里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将有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并购交易。全球企业第六次并购浪潮赋予了中国企业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在并购实践中观察和学习并购技术，准确地建立企业并购战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全球企业并购的格局及操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已经加入wto的中国企业的并购战略。然而，资本并购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新事物的出现往往要吸纳旧事物的某些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后发者而言，初出茅庐时学习或模仿便是最好的创新，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全球并购的出发点。通过对全球企业并购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可以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并购浪潮中的准确位置。而目前全球并购的低潮和中国并购的高潮正在形成一个有趣的交汇点，准确地观察并努力把握这些差异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4结语 中国国情比较特殊，西方发达市场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五个并购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要把国外五个不同年代的并购阶段浓缩在一个阶段里发展，这种急剧浓缩导致中国并购市场的特殊性。总的看来，中国的并购是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手法和90年代的眼光。 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的并购差异巨大，可以互相比照，但不必亦步亦趋。中国目前进行的是体制性创新，这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能够创造出更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上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因此，中国的并购手段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国有物资企业向物流企业转型的思考 【内容提要】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具有本质的区别。物资企业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物流企业。通过对转型中面对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摘 要 题】现代物流 【关 键 词】经济管理/物资企业/物流企业/转型 1994年以来，全国物资系统出现持续亏损，众多国有物资企业（以下简称物资企业）步履维艰，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物流企业呈现彼消此长的明显反差。昔日辉煌的物资企业为何一蹶不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发展路在何方？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本质区别 在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教材中，将物资行业等同于物流行业，把物资企业视同物流企业，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认为，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既有相近相似之处，更有本质差异。 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第三产业的流通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从事流通服务的市场主体。二者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物资、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服务。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 1.从服务对象看，物资企业的“物”是指工业品生产资料；物流企业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和废弃物等，二者含义不同。物资企业连结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从事各种流通活动，把销售服务作为主要对象。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涵盖面则要宽得多，除销售物流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以及外部的退货物流和废弃物回收物流，也即以物品流通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为对象。 2.从企业功能看，物资企业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的营销活动，主体功能单一，虽然也配合销售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和信息等服务，但均系从属并服务于销售的辅助动能，且彼此分割，忽视成本核算。物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实施有机结合，集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满足用户日益多样性、个性化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关注“效益背反”，追求整体最佳状态。 3.从服务目的看，物资企业服务的目的是在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取得利润。在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物资价格暴涨取得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往往忽略或不计成本。物流企业的服务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务，包括提供货物运输、储存、包装、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务，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这是物资企业难以企及的。物流企业为社会提供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实现增值服务，降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从管理体制看，物资企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由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7年我国建立起了一套重要物资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和流通体系。其特点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分离开来，生产资料又限定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即把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以计划分配调拨取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在这种体制下，物资企业作为物资部门组织生产资料的基层单位，既执行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又担负着物资经营业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优胜劣退，物资企业大多成为弱势企业。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完善，探索出一套物品的物流管理经验，尤其是在物流中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流通领域的新态势表明，现代物流企业是物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物资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二、物资企业转型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物资企业的生产资料主业经营逐年萎缩，市场占有率连年大幅下降。2000年，全国物资系统物资销售总额仅占全社会物资销售总额52000亿元的5％，整体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明显削弱，给转型带来了困难。同时，在流通领域还存在着物资企业转型的许多制约因素。 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物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创新意识仍然不强，习惯于传统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办法不多，与物流企业要求的创新发展能力差距较大。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多头管理和相互划分导致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流通不畅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三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管理的法规不健全，政出多门和不平等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不少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割裂着市场的统一性。 2.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和改革开放经济过热年份形成的“三角债”，造成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方针导致物资企业目前一方面人浮于事，且部分员工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懂业务、会管理、善开拓、能创新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三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生产、轻流通，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资企业上缴国家利锐多，国家对物资企业投资少，造成物资企业流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影响流通效率的提高，致使物资周转慢、库存大、占用资金多，经济效益差。 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简易。物资企业大多仅能分段提供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送货等流通服务。有的县级物资企业至今仍用手扶拖位机运输，送货、装卸仍是人拉肩扛。二是企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力大多偏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不振，市场份额缩减，由物资流通的“主渠道”变成了“支渠道”。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不少物资企业经营粗放，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为用户提供适时、适量、适质、齐备、便捷的规范化服务。四是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滞后。由于全国物资系统没能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虽然不少物资企业配备了电脑等装备，但难以提供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指导决策和营销，现代化设备成了“花架子”。 4.改制改组未到位，企业机制不适应。一是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虽然成建制改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是换个牌子的“翻牌公司”，仍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沿袭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成。二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物资企业虽然普遍地开展了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物资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初步的，在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上还很薄弱，经济效益低。由于物资企业大多连年亏损，分配档次难以拉开，职工队伍不稳，有的人才外流，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三是企业约束机制乏力。有的企业领导盲目决策，出现不少“三拍”（ 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工程项目，资金有投无回；有的用企业流动资金炒股票、搞期货，造成巨额资金损失；有的“官位”升上去，公司跨下来，或提前退休了事，或易公司当“官”；有的盲目为外单位甚至个体、私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经济担保，造成经济损失。有的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挥霍浪费。对企业业务骨干管理乏力，“体外循环”现象时有发生，使企业雪上加霜。 5.政策环境不宽松，市场竞争不公平。一是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税制改革，物资企业由过去按进销差额的10％缴纳营业税改为按进销差价的17％缴纳增值税，税负加重。而对个体、私营流通企业采用包税制，税率仅为物资企业的15％，使物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在财会制度改革上，国家大幅提高折旧率，企业成本大增。三是在投资政策上，多年来国家对流通行业的投资少，对物资企业的投资更少。四是在金融政策上，工业企业贷款易而物资企业贷款难，常使自有流动资金紧缺的物资企业束手无策。五是在改制政策上，兼并破产政策不适用于物资企业。这既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要求，也不利于物资企业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三、物资企业转型的对策思考 在近年物资企业整体滑坡的情况下，仍有部分物资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向物流企业转型的优势和物资基础。这部分物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创造条件，发展物流，逐步转型，将是可行的。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物流理念。物资企业转型首要的是转变观念提高物资企业职工的物流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的物流意识。目前应着力抓好“三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物资企业，只有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才能向物流企业转型，与市场经济接轨。二是由市场垄断分割观念向市场一体化观念转变。物资企业要解放思想，树立变市场条块分割为全国市场一体化，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割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观念。三是在企业管理观念上，要在企业的思想观念、经营战略、内部管理、服务水平、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根本改变，使现代物流理念深入人心。 2.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有资本从物资流通行业退出是必然趋势。因此，物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应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产权形式规范，走先改制、后转型的路子。但从现状看，要物资企业全部退出市场也不现实。由于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政策也未完全到位，因而为平稳过渡，避免震荡，保持社会安定，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各地物资企业产权改革看，主要有两个层次、两种模式：一个层次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物资企业建立以国有资产为运营主体的母子公司体制；另一个层次主要是在地、市、县级物资企业形成以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为主的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产权体制。改制方式包括资产置换、重组再生、兼并联合、整体或部分买断等，使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职工参股、控股或全部职工股的多元产权主体，国有资本实现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经营上实行承包、租赁、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等多种方式。同时，结合转换企业机制，并在围绕和抓住企业主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延伸，发展现代物流。 3.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开展现代物流业务。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各种物流功能、要素进行整合而发展起来的。从现状看，我国许多物资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用地、仓储设施、运输装卸手段和加工配送能力等物流资源，具有相当的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物质条件。充分利用这些物流资源，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方式进行整合，开展现代物流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调整企业发战略。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物流企业为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业务创新为主线，以整合物流功能、要素为重点，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中心，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物资经营企业可以选择物资为主业的集中经营战略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物资储运企业可以选择物资储存为主业的运输集中经营战略或以储为主、储贸结合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等。不论企业实施何种经营战略，都应对企业内部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企业物流。在此基础上，发展工物、物物联合，对企业外部物资资源整合与合作，与生产企业和其他物资企业开发社会化物流，并合作组建第三方物流企业。 4.打造几家大型物流企业，重视应用信息网络技术。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跨国物流公司纷纷以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抢滩中国市场。势单力薄的物资企业很难与之抗衡，需要打造我国大型物流企业，利用本土优势与之竞争，并积极创造条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物资企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而物流企业则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打造大型物流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物资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应选择规模大、资金足、管理严、班子正、队伍强、效益好的物资企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界联合，吸纳国有、集体、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物流资源，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型物流企业应充分重视信息和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当前要重点抓好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实施，稳步建设。在不断满足实际需要中发展，在需求和技术进步中逐步提高，形成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营运水平，为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5.推行现代物流服务方式，加快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朱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逐步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省市物资企业集团应有计划、有目的地牵头组织、逐步推行。一是组织集团直属企业及部分市县物资企业建立连锁经营网点，使目前分散分割的物资流通网点逐步形成分层次的、具有相当实力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二是有选择地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建设和改造一批物流配送、加工中心，建成配送、加工网络系统。三是改进物资运输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推广集装箱、托盘和汽车门对门运输先进方式，实现运输、包装的标准化。四是由有志于现代物流事业、年富力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由他们物色一批职工，组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多渠道筹措启动资金，从业务熟悉的几个品牌品种如钢材、水泥等入手，开展制，逐步实行、配送、加工等有机结合，以全新的企业、诚信形象和优质的物流服务赢得市场。 企业转型论文: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探析 摘要：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本文以两次渡过经济危机，不断探寻转型出路，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某中小企业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从中总结出了笔者对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几点思考，从战略升级、产品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四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的借鉴与交流。 关键词：中小企业 资源型经济 产业升级 从99年至今，全球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在巨大的金融地震下，许多的企业轰然倒下，甚至是许多跨国公司，虽然在各国政府的调控下，免受覆灭，但也面临了江山易主的命运。面对多变、脆弱的经济体制，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如何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如何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成为企业生存面临的必修课。 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的企业。我国中小企业，随尚处稚龄，但却是我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平均寿命仅为三年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研究能够走出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不断推进本身发展的中小企业，对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了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机遇.山西省在这次危机中，放缓经济发展，致力于完成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资源型经济的问题先后出现在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如今“资源诅咒”已被公认为一种经济怪像，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同时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既兴于煤炭，也痛于煤炭。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110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4。但辉煌的背后，是资源粗放型开采造成的浪费，生产不规范引起的环境恶化，管理制度落后造成的矿难等，如今贫富差距拉大，更使山西动辄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了积极促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在这样一种改革的大潮下，作为一个微观个体的企业又如何妥善经营自我，配合政策，实现山西省经济的转型，如何在规范推进企业规范发展的同时，增加企业的社会效益，使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是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其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做大做不强，做大就死”。中小企业在模仿与摸索中困难前行，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却迟迟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曾有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是6年。更有人说，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仅为2.9年。虽然对于中小企业到底能活多久的问题众说纷纭，但造成中小企业短命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影响外，就是自身内功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竞争规则开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提出了“后现代制造业”的概念，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开始探寻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工程等同时兼具效益和社会责任的道路，并将此作为国际制造业标准以提高进入门槛，主导技术含量更高的国际贸易规则。依靠低成本竞争和大量的能源消耗已经不能满足创新的要求，一个“创新竞争时代”正在来临。中国的中小企业首先必须认识到环境的变化，靠低成本和大量能源耗费，重返出口市场和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融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对于智力密集型企业，创新更加需要充足资本的支持。舆论普遍表示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政府、银行、中小企业各个部门来协调解决，同时中小企业应当开辟更加立体、多元、多维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必须在三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其次是新颖的商业模式；最后是让资本看到市场发展的潜力。 尽管大型国有银行推出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而另一些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又没有太强的资本实力，无法应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坚冰不消，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会不足。金融机构应该侧重扶植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鼓励企业加强自身创新。 虽然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很多说法，但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整体研究还是不能反映出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了走出“做大就死”的怪象，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定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1 研究思路 以a企业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追踪，并结合其他同类企业和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使用个案追踪法为主，同时通过关键人员的深度访谈，重要历史资料的查询等方法，对历经两次经济危机，转危机为机遇，成功实现企业两次转型，并逐渐从小型企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行了总结和讨论，为中小企业转型的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2 案例阐述 a企业前身为国有煤矿，以煤炭开采起步，于1998年工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十多年来，为适应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积极在投资办学、高科技生物质新材料、农业产业化种植、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摸索，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于2009年9月组建了集多种产业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 2.1 两次危机中的转型 煤炭产业属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能源产业，为有效解决煤炭行业安全事故频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规范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在煤炭政策上不断调整。1999年金融危机下，国家审时度势，推进煤炭企业私营化，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政策创新、资产负债率高、公民观念受计划经济体制约束等复杂的情况下，公司领导人果断接受国家改制的试行方案，实现产权的股份制重组，减少国有股比例，完成了公司的初步架构，并致力于公司整体得配套改革，成功完成了公司的第一次蜕变。在此后的十年间里，企业稳步推进，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经营的多元化，减少市场风险，并在政策的引导下，将投资转向高新技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力求煤炭产业向集团化发展。公司以此为契机，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进行控股重组，改变了资本的重组，并实现主营产品的过渡，全面实现了资本重组和产业升级，完成了公司的第二次成功转型。 2.2 投资教育事业，造福山区百姓 回报社会、投资办学是实践“教育兴企、人才强企、社会养企”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企业品牌效应的重要形式。集团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学校，学校一期工程总投资5300万元，于2005年8月开工建设，2006年8月竣工，2006年9月1日正式招生。首次招生1700多人，目前在校生共3000余人，教职员工320余人。学校开设小学、初中、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综合高中三个学段。学校运行三年多以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肯定，为集团的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3 引进科技产业，奠定发展基础 为推进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将有限的煤炭开采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开始，决定投资开发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几经项目的甄选，决定于北京某研究所联合，投资某植物工程塑料的千吨级放大生产线项目。该技术国内空白，其产业化是国家“九五”、“十五”重点攻关项目，主要由少数跨国集团垄断经营，我国主要依赖进口，年进口量达5000吨左右，仅用于制造汽车输油管每年就超过4000吨。该项目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同时由于原材料的需求，可以有力拉动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科研和市场风险，集团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而缜密的考察，决定立项投资。2.4 开发庄园经济，拉动农业发展 生物质新材料项目70%的原料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蓖麻，年产1000吨工程塑料，需消耗蓖麻籽12000吨，需要6.8万亩耕地投入蓖麻种植才能满足需要。为此，集团公司2005到2006年先后和山东、山西、内蒙古农科院等蓖麻科研机构达成技术协议。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现转型发展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集团积极置身于集多项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化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集团公司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上进行积极的尝试，为打造百年企业奠定更好的基础。 3 转型机制的探析 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企业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a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提取出以下几点有价值的方向，以供进一步探讨： 3.1 战略升级 战略是转型发展的总纲，战略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和“四项措施”： 3.1.1 两个目标： ①改革目标。以新组建集团为依托，放大与完善公司发展的平台，实现集一产、二产、三产于一体的体制升级与制度创新，完善集团管理模式。 ②转型目标。抓住政策和市场的机遇，寻求与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与方法，让资产与资本两大资源同时为公司创收增效。 3.1.2 四项措施： ①整合内部资源，进一步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 ②整合外部资源，实现体制健全、机制创新、管理科学目标。 ③聘请专家为公司上市做好参谋，打好基础。 ④以内部理财公司为基础，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方法。 3.2 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乃至产业升级是转型发展的具体做法。集团公司积极分析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选择。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科技产业薄弱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一系列平台，促进资本和高科技的联合发展，化工项目的选择正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同时，减少贫富差距，加快农业步伐，促进城乡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调整的方向，公司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建设方向，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的选择上尽量扩大双赢。 在投融资问题上，公司着眼于资本的经营，进行了多元化的灵活融资，放大资本的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与知名研究所的合作，增加公司的智力资本；通过与汽车市场的接轨，吸引资金，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传统观念，大胆与大型企业合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本，为企业拓展生存空间；同时，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及时获得资本市场的信息，如申请各种国家基金和贷款等。总之资金短缺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能否灵活有效的融资是发展的关键。 3.3 人力资本升级 人才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a公司通过在城市设立人才中转站，进行了尝试，促进了供求双方的了解，同时成功与当地的高端人才市场建立了流通渠道。通过高科技技术项目的引进，成功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引进了一大批处于学术前沿的博导、博士、研究生等以及处于技术前沿的高级工程师，可以说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越。新旧思想的相互作用，为内部的有生力量带来了发展的空间，一大批具有潜力的内部人员，在不断的学习中，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等形式，知识技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建立了人才的内部竞争机制与外部流通机制初步接轨，有力的提升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组成。 3.4 整体形象升级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小规模时，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是随着企业向规模化经营推进，对社会的影响加大，必然考虑企业整体形象的经营，在这点上，可以说我国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例如丰田、肯德基等都非常注重整体形象的经营。地方企业在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必然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轻工业等等。但是知名度不等于美誉度，对于一个企业的整体形象来说，美誉度才是这个企业的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一旦具备了公众形象的雏形，作为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机构，必须要对自身的整体形象美誉度进行系统的经营，建立自身积极健康的公众形象，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动荡的冲突与变革中，正是由于a公司积极投身于投资教育事业、惠农产业，改善当地民生等的事业的过程，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空间和资源。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追踪a公司的发展历程，发现背后决策的机制，和企业发展动向的分析，对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对中小企业的转型机制，从观念、战略转变、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进行了经验的总结，为同类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的作用，也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后，如何进行体制和制度的建设，管理体制即是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整体的协动性，管理体制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曾一度模仿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具体文化与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我国企业虽不断尝试，成功者却寥寥可数，同时缺乏系统化的总结和有效的推广模式。例如浙江跃进集团倒闭后，所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松懈的管理体制最终不能适应规模的扩张，最终导致一个本土跨国企业走入绝境。而海尔集团，利用自己有效的管理模式，成功的进行了0成本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张，必然面对整体资源配置和协动性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多要运用方法论，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探索寻找自身的管理体制升级方案，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为企业的转型与突破提供基本的保障。 面对我国复杂的地域环境，不同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否总结出系统化的解决模式，这都是我们将来面对的问题。总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有生力量，同时历史短暂，境况复杂，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为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摘要：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己成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增值税的内涵及运行机理，并提出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值税转型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财政收入影响；财务决策影响；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其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表现在： 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我国经济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上市公司经营收益能力和生产效率却逐年下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要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考虑从制度供给方面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值税转型可以通过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差异性税收政策，购建由投资总量增长模式向技术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激励机制。 二、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筹资决策的关键是要在借款与权益资金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借款利息的固定不变，不因企业盈利的增加而增加，也不因企业盈利的减少而减少，在投资报酬率高于利率时，企业应该多借款，可以提高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如果投资报酬率等于利率时，则筹资结构对权益资金的报酬率没有影响；如果投资报酬率小于利率时，则多借款反而会降低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增值税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在利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筹资结构中，可以适当增加借款的比重。 三、对企业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 第一，增值税制的变化，不仅使大量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入很高的行业受益，也使那些重型设备制造行业受益，其受益程度取决于增值税变化对其下游行业的投资刺激力度。 第二，增值税制的变化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所得税的增加所抵扣。而且,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力度越大，上游设备制造商的利润率越高，国家实际增加的则政负担就越小。 第三，增值税制的变化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会增加全社会的价值创造。通过以上对增值税转型后给企业则务状况、经营成果带来得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会对企业财务产生良性影响，特别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明显的“减负”作用。但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减负”效果也不尽相同。 四、对策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财务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企业财务核算的一般原则及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按现行会计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1)企业购进不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仍然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借记“固定资产——含增值税固定资产”，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利目。 (2)企业购进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而应增加企业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科目。 (3)企业购进的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如改变用途，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对外投资或个人消费等，则应将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记入相应利目，借记“应付福利费”、“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建立两套固定资产价值重估体系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资本运作带来的不便，保证固定资产重新估价的正确性，对含增值税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应分别建立其价值重估体系。在进行固定资产价值重估时，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不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这样，既可使各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前后保持一致，也能避免了因选用不同的价值参考系而导致固定资产重估价值偏高，进而虚增企业资本公积等负面影响。 3.会计信息披露应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随着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加大。对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却很难自行分析。为提高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可比性，客观上要求企业披露会计信息时，应将增值税转型对其资产计价影响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变化数在报表附注中作详尽说明。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篇1 在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土木工程施工》是其专业重要的教学课程，此课程主要包括了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等两部分内容，但是其涉及的知识体系比较复杂，且实践性也比较强，同时此课程中思政教学至关重要，是高素质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内容。在新时期背景下，为了实现课程思政教学，需要做好教学改革和实践。 1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促进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他们职业情感。通过将土木工程的行业发展历程和最新科技发展以及工程实例的教学，来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其专业的内涵，来激发学生爱国的热情以及民族的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为社会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与信念。2）需要培养学生工程思维和创新的意识。将土木工程施工建设的周期进行教学，来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工程设计以及施工的原则，这样来培养学生工程思维，进而通过对一些重点案例进行分析，来促进学生工程智慧的启发，提高学生工程创新的意识。3）培养学生职业责任和敬业奉献的精神。通过对工程施工和管理中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析，来强化学生的工程施工责任性以及职业道德意识，从而使学生从其内心深处树立社会责任的意识以及对职业具有敬畏感，这对促进他们热爱本职工作和敬业奉献精神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 2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方案 2.1引进案例教学 在土木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可以引进案例进行教学，来促进对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培养。比如，教师可以对土木工程发展和特征进行讲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深厚的历史，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体会到本学科的魅力和内涵；教师还可以将一些比较优秀的工程案例，如以上海的中心大厦、都江堰和港珠澳的跨海大桥等当作载体，来对其进行科学原理和技术的分析，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工程具有的智慧和情怀，进而对学生学习兴趣以及专业的自豪感进行激发；另外还可以将一些工程灾害以及事故案例等进行剖析，来将其产生的危害向学生进行阐述，并且从课堂和课后，不断引导学生对事故案例进行了解，分析事故带来的惨痛教训和影响，从而有效的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意识以及职业道德。 2.2借助人物故事教学 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中，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进行思政学习，加深学生的思政感悟，教师可以借助人物故事来进行教学。比如，可以引入詹天佑人物故事，将其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壮举进行呈现，对此工程修建过程中的不易以及技术难题等进行分析，这样就能够促进学生对大师不畏艰辛的职业精神以及追求卓越工匠精神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影响学生能够对土木工程施工具有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能够促进他们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对他们良好的职业素养培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的对自己身边从事土木工程行业工作的人员和职业发展等进行观察，并将他们故事让学生进行相互的分享，对比不同职业素养人员具有的职业差别，从而来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观念进行引导，促进他们对自身发展的不断思考，进而培养他们正确的职业观和终身学习意识，这对他们后期的成长以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2]。 2.3强化职业规范教学 在土木工程施工专业，学生需要进行注册土木工程师的考取，而其职业和人民与国家的生命财产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担负着重大的责任，需要他们在遵纪守法基础上，对自己严格要求，且严格遵守其职业道德规范，对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进行自觉的维护[3-4]。在思政教育中，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注册土木工程师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来对他们的职业观念和思想意识进行不断的引导，促进他们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效统一。 3结语 综上所述，土木工程施工和社会以及国家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土木工程施工专业人才培养中，需要做好其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明确思政教育的目标，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实践措施来加强思政教学的开展，从而实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作者:杨瑞英 齐琼 单位: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篇2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整合到各门课程当中去，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学齐头并进，从而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举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的核心任务。立德树人，培养新时代优秀、可靠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及接班人，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各教学单位都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工作，将“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作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教学工作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2]。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1“课程思政”融入模式：“课程思政”=知识点+社会热点+升华点 找准切入点是“课程思政”融入的关键点，把控好合适的切入点往往能事半功倍。将课程大纲所要求的知识点整合，并与社会工程案例和社会热点事件相结合，再将之升华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教育内容，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目标，具体参考表1。 2土木工程施工的“课程思政”举措 2.1引进案例教学 在土木施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可以借助国内许许多多的优秀工程案例进行辅助教学，推动学生培养思想政治观念，也可以对土木工程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讲解，不仅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关于自己本专业的深厚历史，也能了解到土木工程未来的发展大趋势，这样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学科的魅力与内涵。结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大厦、港珠澳大桥等优秀工程案例，分析这些建筑背后的建筑技艺和原理，让学生了解并学习，通过这些案例，一方面可以激起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当然，分析一些发生过的工程上出现的一些事故案例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向学生讲述这些事故所产生的危害，分析这些事故对社会造成的深刻的、沉重的影响，也能从侧面培养学生的责任感。特别是可以结合最新时事中的案例，例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讲解专业知识点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2.2借助人物故事教学 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入名人故事。例如，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梁思成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吴良镛设计的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苑等，教师帮助学生学习理解这些建筑的故事和背后的艰辛，深入学习这些大师注重细节、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不仅能提高他们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们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2.3优化教学内容 把学生放在第一位，重组教学内容，以执业考试为抓手，把原本教学内容中的各个知识点进行重组和优化，使之适应学生的学习情况。为了使学生的注意力保持在最好的状态，根据注意力曲线，把知识点的讲解尽量控制在15~20min。要把培养学生就业后的工作能力作为重点，因为在毕业后会有执业资格考试，这也是需要被重视的问题。可以搜集所需考试的真题和答案，发放给学生进行练习，同时可以提高日常作业的难度，让学生提前适应执业资格考试的难度，做到真正考试时也能和平时一样，保持一颗平常心。由于与未来的发展相挂钩，所以学生会保持相当高的重视程度。 2.4强化职业规范教学 在土木工程施工专业，学生需要进行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师等国家执业工程师的考试，因为他们的职业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所以需要他们不仅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严格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在思政教育中，教师促进学生全面了解国家执业工程师的责任、权力及其要履行的义务，不断引导和增强学生的职业观念和思想意识，帮助学生协调处理好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4]。 3建设方案 “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理念，实现各类课程和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学生未来所需的职业技能，也要肩负起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责任。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文化元素和价值典范，再转变成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材料，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指引学生的理想信念方向与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学会做人做事。以《土木工程施工》的知识、能力和育人为中心，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齐头并进，把专业资源库充分利用起来，供学生们使用，认真研讨思政教学目标，结合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对教学的内容及方式进行精确的设计。 （1）将课程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对专业资源库中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充分合理的使用，开展课前在线预览、加强课堂学习和纠错、课后多方面拓展，提升学习效率。同时，在思政教育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促进“课程思政”有效开展。 （2）梳理兼具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结合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专业标准》的学科特点，认真挖掘，深入研究《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的思政教学目标。 （3）引入“成效为本”的OBTL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成效。OBTL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初期给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以及用何种方式可以达成目标，学生通过主动性的学习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结合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梳理《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中的内容与知识点，精心设计学习产出目标和制定评估标准，以如何在教师的指导下帮助学生取得预期的学习目标为中心，实施个性化的教学手段。通过OBTL教学，学生达到教师预设的学习目标并接受评估考核，从而可以提高教师教学时的针对性和高效化[5]。 （4）注重“课程思政”融入方式的多元化。课上教师带领分析经典案例，小组成员就此案例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教师适时点拨启发为主，课后以学生自主进行社会调查、模拟案例设计制作。设置开放性的话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情境，教学活动在设计时应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学生现阶段的能力和这个教学活动想要达成的目标，在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时努力做到自然协调，具体参考图1。 （5）引进案例教学，借助人物故事教学，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职业规范教学。在土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可以借助国内优秀工程案例进行辅助教学，培养学生思想政治观念，也可以对土木工程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讲解，不仅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本专业的深厚历史，也能了解到土木工程未来的发展大趋势，这样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学科的魅力与内涵；此外，还可以分析一些工程的技术灾害和事故案例，向学生说明其中的危害，分析这些工程事故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以及职业道德[6]。4结语于土木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中结合时事进行教学，对与国家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时事中所包含的土木工程施工专业知识进行讲解，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建立。将土木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与执业工程师的资格考试有机结合，重视与执业工程师考试相关的教学内容，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因为他们的职业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所以要重视“课程思政”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的遵纪守法意识，严于律己，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作者:张健 张焱 封士明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篇3 土木工程施工［1］课程是土木工程类专业必修的主要专业课之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的一般规律，内容包括土木工程中主要工种工程施工方法和工艺，施工项目组织原理，以及土木工程施工中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和应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具有知识结构复杂、工程实践性和综合性强、应用性广，并与现行规范、规程联系密切等特点。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综合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如何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大学教师们亟待解决的课题和不懈努力的方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2］具有以下特点:(1)自学方式日益占有重要地位;(2)学习的独立性、批判性和自觉性不断提高;(3)课堂学习与课外和校外学习相结合。根据这些特点，传统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要求。为了提高学生对土木工程施工课程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有必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针对学生学习方式与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特点，结合实践教学经验，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中将“被动接受”学习方式转变为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学习方式进行了探讨，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的探究性教学模式代替“强制灌输式学习”传统教学模式，从而促进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高。 1探究性教学模式 探究性教学模式［3，4］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学习方式对教学内容中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深入探究并进行小组合作交流，从而较好地达到课程标准中关于认知目标与情感目标要求的一种教学模式。其中认知目标涉及与学科相关知识、概念、原理与能力的掌握;情感目标则涉及思想感情与道德品质的培养。按照探究性教学模式的内涵，探究性教学模式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深入探究并小组合作交流。在探究性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会得到锻炼。老师的职责由教“书”转变成教“学”，同时，学生也从“接受学习”过渡到“发现学习”［5］。 1．1创设情境 教师根据教授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和进度确定讲授的知识点或学习对象，就可以通过问题、任务等多种形式，使用适宜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来创设与此知识点或学习对象相关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进入目标知识点或学习对象的学习。 1．2启发思考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认为教学应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使探究性教学取得成效，首先教师要确定学习对象，然后根据学习对象向学生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引人思考、并与学习对象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探索创新，要教会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考的方法和学习的方法，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维能力。 1．3自主探究 由于大学生学习的独立性增强，使得教师教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学生自学的成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不断增加。大学生不再需要现成的知识和“张口吃食”的被动学习方式，他们更渴望“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在这种学习方式下，学生不仅可以从教师处获取信息，也可从其他同学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从别的学生处理知识的态度和方式以及别人对知识的解释中，获得新的知识，使自己的认识由浅入深。在这种情形下，课堂讲授时间不断减少，相应地，课堂讨论、提问、质疑、练习、实验、分组讨论等时间会显著增加。 1．4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环节是与前面的自主探究环节紧密相连的。学生只有经历过认真的自主探究和积极思考后，才能搭建起为其他学生提供思路交流、观点碰撞、成果分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才会有高质量的合作交流。在探究性教学过程中，分组讨论或合作，有利于成员之间观点和感情的交流，更有利于对知识的深刻理解。 1．5总结提高 在充分思考与高质量合作交流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探究成果对那些富有启发性、引人思考、并与学习对象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回答与总结，对自己学习成果进行认真分析与归纳，并联系实践，对学习对象进行深化、迁移与提高。 2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探究性教学 探究性教学模式不仅可帮助学生对知识技能的理解与掌握，而且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主导—主体相结合”。在探究性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否得到充分的体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探究性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2．1精选学习对象 扬州大学的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一般是在本科3年级第1学期开设，理论授课40学时。为了适应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要，精心挑选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实用性的土木工程施工教材。但是，教材在与时俱进方面往往会滞后［6］，因此，教师有必要对现场施工实践中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信息进行关注，并将这些信息第一时间补充到教学中去，让学生既能掌握基本概念和技能，又能了解社会实践中最新科技的发展。 2．2精炼探究性教学的启发性问题 启发性问题要指引学生积极思考，探索创新，问题的质量关乎着探究性教学是否能取得成效。教师在探究性教学过程中肩负主导地位，他们直接影响启发性问题的质量，因此，教师在开展探究性教学活动之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和专业知识来满足探究性教学的要求。教师拥有较高的业务水平才能精炼出更具启发性的问题。例如，在“模板工程”这一章的探究性教学中，“如何支模才能使模板变形最小”比“模板是由哪些组成的”更具有启发性。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实践性与综合性很强。在探究性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计算机多媒体将繁杂的施工工艺、机械设备、技术要求等信息用文字、数据、图片、音响、录像等体现出来，能给予学生更多的感官刺激，以加强学生对陌生的实践过程和难以想象的抽象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为了发挥了高校与社会的潜力，教师应引导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到施工现场参观和实习。例如:2013年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到杭州市国际博览中心施工现场进行认知实习，施工教研室教师进行了现场指导，并针对现场施工提出了许多启发性问题，引导学生的感性认识与思考。这种参与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巩固学生的专业基础理论，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4加强团体协作精神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考虑到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即使一个较小的工程项目都涉及很多施工工艺复杂、机械设备繁杂以及技术要求高，这需要现场项目部管理人员之间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建成。分组讨论或交流时，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小组组员之间的相互协作，讨论或交流完成任务过程中，学生之间团体协作精神得到了锻炼。 2．5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对学生学习的考核是教学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教育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作为检查学生是否达到教学要求的手段，而且在促进学生学习、改进教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探究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思考能力，因此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考核不应只局限于试卷成绩，还应考虑学生的理论学习、现场实习、分组讨论成果、课外自主学习情况、回答问题等多方面，通过比重不同分配系数，综合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这些方法，既全面考核了探究性教学的成果，又充分调动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结语 探究性教学要求学生能够自主学习、深入探究并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探究性教学探索适合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新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巩固与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并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取得感性认识，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实践中汲取知识及概括总结的能力，可以加深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兴趣与了解。 参考文献: ［1］郭正兴．土木工程施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2］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汪建军，刘青，毛长丹．探究性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设计性实验中应用［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25(1):1－3． ［4］杨志英．研究型实践教学探讨［J］．中国远程教育，2002(8):28－31． ［5］谭顶良．高等教育心理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郭咏梅．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研究性教学探索［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4(12):69－71． 作者:马洪伟 殷为民 单位:扬州大学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的探讨 [摘 要]近几年来,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猛,不仅成为文化产业的基本的形态,而且可以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探索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索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网络文化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与分析 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及产业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差别,与传统文化产业相比,网络文化产业有自己独特的产品生产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此外,区域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网络文化产业模式的多样性,参考和借鉴国际国内已有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区域内各种各样优势资源,研究适合于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笔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模式。 一、在宏观层面,网络文化产业应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网络文化消费日益普及,广泛的社会需求为网络文化产业化提供了市场基础。事实上网络文化消费与现实文化消费异质同一,在基于网络环境的文化市场中,也会产生现实的商品交易和资金流动,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行为。网络文化市场中的信息流、资金流、交易流自由流动,构成了独特的网络市场环境,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成为网络文化市场繁荣的有利条件。市场经济对网络文化产品生产的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发展虽然降低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力,但网民所倡导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却通过产业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政府在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的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以引导。 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突显网络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努力寻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用市场机制引导网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在中观运行层面,应培育和完善网络文化的产业链 发达国家的网络文化产业拥有完整、绵长的产业链,从产业的架构上看,网络文化产业涉及制造、运营和服务三个层面 ,形成自下而上的产业链,有上游、中游、下游和周边产业的区分。上游产业主要是网络文化(包括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制造:中、下游是指网络文化产品的接入、支撑和服务;周边产业是指以网络文化产品为核心延伸出来的产业(如网吧等),上述四个方面互动成一个动态的产业生态圈。由于网络文化的产业链很长,涉及面很广,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架构产业链,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环节切入网络文化产业,从资源的开发、加工整合、中介营销到创造知识产权各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完善。目前以动漫产业园区为核心产业聚群正在形成,并已吸引大批动漫企业入驻,怎样构建动漫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动漫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孵化、产品展示、信息交流、体验等中心仍需进一步探索。由于网络文化产业链涉及面较广,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上、中、下游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导致网络文化产品开发商、运营商、渠道商等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之间的脱节。因此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产业链上各企业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信息的有效畅通,从而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三、在微观操作层面,强调三点 首先,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网络文化产业是个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蕴涵较强艺术特色的产业,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在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培养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是快出人才的途径之一。目前,大专院校都设立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将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此外,各地还可以大力引进国内外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其次,网络文化产业内容“本土化”运营模式。与国际和国内竞争者相比,我们最了解本地的用户,最了地方网络文化市场,因此,特色鲜明的本土化运营模式是增强地方网络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法宝,应给予高度重视。再次,建立以网民的网络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根据网民的文化需求,通过提供适合于网络消费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如用X-PLUS杂志制作平台打造品牌网络杂志定期出版发行。如果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够像工业产品一样按特定的规格规模化生产,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网民文化消费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网络文化产业有较快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数字显示,中国出版物版权引进势头趋缓,版权贸易逆差已有所缩小,从2003年1:15的输出与输入比下降为2004年的1:8.6。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在政府的关怀下,在服务商、网民的精心呵护和创造中,也正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电影业“盛况空前”,中国国产电影仍然被排除在西方主流市场之外。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增强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首先要开发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 为了促使网络文化产业流金淌银,快速崛起,不仅需要加速文化业向网络领域的拓展,而且还要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选择高效的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引导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进而提供优质网络信息服务,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实力。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正视网络文化发展 正向引导中职学生 摘要：中职学生的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学习压力轻，行为偏差较多，认知力和自控力不强，如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极易被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化所困，从而直接影响其日后成长的质量。因此，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都应关注网络文化,共同努力,创建一个良好的、相对科学完善的网络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网络文化中职学生影响措施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网络文化迅速形成，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左右着当代中职学生的成长。网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使他们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为中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娱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事物有利必有弊，网络给学生带来了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网络上的内容拥有多元化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观、价值观、宗教观、道德观强烈的撞击在一起，加上网络无序、虚拟、隐蔽的特性和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导致部分中职学生出现了思想混乱、道德感弱化、责任感下降、网络成瘾等问题。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探索网络环境下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正视问题，正向引导，对促进中职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文化的积极影响 1.改善人际交往关系 网络文化为中职学生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通过网络可以实现与众多素不相识的人广泛交往，大大地丰富了人际交往的渠道。虚拟世界能够满足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愿望,相互之间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所以网络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职学生的性情，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变得平和，缩短了心理距离，特别在缓解心理压力，调节同学之间关系等方面，更显示出优越性。 2.拓展知识视野和思想空间 网络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的共享局面，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接 触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鼠标一点就可以获取自己喜欢的各层次、各专业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极大提高了未成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现代意识，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其思想观念的更新，为他们全面了解社会开辟了新的窗口。他们可以在网络上了解到书本上、课堂上所没有的新知识。网络文化的全球性与超越时空性，让中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人和事。 3.提高了综合素质 网络文化大大提高了中职学生的知识占有量，增强了其思维的多样性、灵活性。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触网络文化,有助于知识的及时补充与更新,可以改变以往接受知识的滞后现象。网络实现了人类文化的互补。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载体,更为文化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网络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刺激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出他们创新意识和探求新知的浓厚兴趣，为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及机遇。 二、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 1.价值观取向多元化 网络的多元化，对中职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的冲突、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价值选择更加困惑。学生在接受时会感到目不暇接，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囫囵吞枣，有时甚至饮鸩止渴，最终导致丧失是非、美丑的判断标准与判断能力。较大地影响了学校德育育人的环境，使青少年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面临很多新的困难。 2.人际交往的亲和感下降 网络提供给我们新的情感沟通方式，而中职学生恰恰容易在这种交往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和终极关怀，从而陷入“网”中，产生虚拟的依赖感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一旦出现网络交往的失败，往往容易对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产生怀疑、敌意甚至悲观的态度。因此，长期通过计算机做媒介与人交往，容易导致无视幸福存在、精神麻木和道德冷漠的现象。 3.道德意识呈现弱化趋势 网络文化可以使学生以虚拟身份在网上选择信息，参与活动，发表言论。网上行为空间的自由度大于现实社会的自由度，网络中暗藏的大量不健康信息和网络相关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够有力，技术支撑不强，这些情况极易导致少数中职学生道德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下降，使道德失范现象严重。这些孩子往往认为观念“越新、越奇、越异”就越好，对谈论理想、信念以及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等观念毫无兴趣，甚至认为是“不识时务”。久而久之，这些人的道德品质不但会失去“本”，而且会丢掉“根”。 三、应对网络文化消极影响的措施 网络使得青少年与世界联系更加广泛，网络文化对正在成长的中职学生来说，其影响力正处于初期，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网络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1.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充分认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网络上的非强制性的，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方法，将其渗透在校园文化的各项活动中，达到教育目的。让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学会鉴别，学会选择。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络，校园网为学校德育工作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健全校园网，高度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有利于中职学生在网络时代健康成长。 2.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提高中职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认知能力，减少网络不道德行为，特别要发展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随着网络文化不断渗透，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把网络道德教育作为日常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网络道德知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健全学生网络道德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的网络社会，都需要法律和道德来规范。 3.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文化 职业学校应该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利用网络优势来推动素质教育，让学生明确网络真实价值所在，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在资源共享中获得自我教育。网络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学生在丰富的网络文化面前往往会不知所措、盲目浏览,浪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学校应该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积极寻找各种有利的网络资源，自觉浏览那些文化层次较高的网站,为自身的成长发展服务。 网络文化对中职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既要有超前意识,更要有现实的态度及科学的方法。网络文化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法规建设和网络伦理教育,提高中职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和网络行为自律意识,推动网络文明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科学、大众的网络文化；另一方面要切实结合青少年学生的实际，建立信息更多，质量更高的中文信息网，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要加强校园网的建设,树立科学网络文化导向,加强网络管理,规范学生网络行为,使学生在"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中汲取“营养”。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用先进理念引领网络文化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惊人，“网络化生存”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所具有的影响力，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政府组织的运行，影响着执政思维与执政方式，这是我们思想文化和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阵地。高层领导对网络舆情非常关注。2008年6月，总书记前往人民网，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今年2月28日，温总理在两会前夕走进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实际行动，给我们适应时代特点、引领网络文化做出了榜样。 但是，我们还有些同志对网络媒体、网络舆情存在着误读和不适应现象。比如：其一，片面理解网络，缺乏相应工作机制。毋庸讳言，现在还有相当～部分人不会或不屑于使用网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网络存在偏见，不愿意接受来自“虚拟世界”的声音，认为网络世界是虚拟世界，网络民意也是虚拟的，不用理会，因而消极对待，对网络舆情置若罔闻，反应缓慢。有关方面也没有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引导、应对、应用的工作机制。据报道，《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推出了“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儿通了吗”的网络调查，7天共有7111人次参与调查，96.8％网友认为政府社情民意不顺畅，而反馈不及时、遭遇推诿塞责、沟通渠道形同虚设，是网友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一边是高达近100％的政府网站普及率，一边是96.8％的网友认为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这说明包括政府网站在内的社情民意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其二，被网络舆论牵制，丧失舆论主动权。一方面认为，网民的言论只是片言只语，觉得无所谓。有的充满猜测、谩骂、荒诞低俗、比较偏激的言论，与其看到和听到不那么“顺眼”、“顺耳”的“坏话”、“恶言”，不如不看不听，“眼不见为净”。另一方面，不清楚在网上发言的群体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可能会误导社会，我们就会丧失舆论主动权i意识不到，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谁就能掌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其三，跟不上业态发展的速度，疲于应付。一方面不了解网络媒体的“对话”方式和业态发展，对其应用和管理，赶不上网络媒体的发展变化，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另一方面不懂得如何过滤失真信息，主动预防。遇到突发事件，一味删帖，一味封堵信息，降低了新兴媒体的影响力，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针对上述问题和倾向，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应着重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建设。加强对重点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利用传统新闻媒体人才和技术的优势，整合网络资源，实现新闻网站之间、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强新闻网站的地方特色和互动功能，做强主流网站，吸引更多网民。建立政府网上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切实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的公信力、影响力。 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互联网产业突飞猛进，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互联网管理多头运行、责任不明，亟需创新，制定适应地区网络发展与管理的制度。应建立网络阅评制度，定期对重点网站开展阅评，通过对网站舆论导向、编辑技巧、网页质量等点评，改进网站报道质量，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逐步实行论坛版主实名制，重点版块发贴先审后发；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制度，收集研判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网上舆情，并及时处置：落实有害信息处置制度，各部门通力加强信息沟通，规范查处流程，发挥整体效能，及时封堵删除各类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 加强行业自律、坚持文明办网。互联网业务经营者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强自律，文明办网。互联网协会制定文明上网公约，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开展绿色上网活动，倡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开展文明网站、文明频道、文明版主等网络文明创建活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阵地。 加强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人才和队伍是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保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需要既懂技术、更懂新闻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网管队伍中懂技术的多、知新闻的少，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无法很好地预防。一方面，应多渠道引进既懂技术又懂新闻传播的复合型人才，优化现有人员结构；另一方面，应对现有技术人员加强新闻业务知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增知扩容，提高职业敏感性，打造强有力的网络舆论引导队伍。 制定网络舆论应急预案，实行分级制管理。与各大网络加强沟通联系，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建立网络舆论应急预案制度，及时、准确有关信息，澄清事实，解疑释惑，主动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程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突发网络舆论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按网络舆论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可将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和一般(IV级)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一旦遇到突发网络舆论事件，及时启用对应级别预案，积极稳妥处置好。事件处置后，转入正常管理。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以网络文化发展促文化强国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已成为一个有五亿网民的网络大国，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而且作为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一种新兴的文化――网络文化也随之而兴起，渗透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并强调“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这不仅为网络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深刻阐述了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网络文化，提升先进文化的传播力 网络文化既是种精神文化又是种物质文化，是建立在现代传播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文化，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大众性，在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书记在视察人民网时曾提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网络传播具有时效性、海量性和时空压缩性等特点，在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是现代传播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代表着现代传播事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这些优势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民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入持久地开展网络文明建设，大兴网络文明之风，在网上大力倡导和谐文化、诚信文化、廉政文化，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网上黄赌毒等不良文化；在网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发挥网络文化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发展网络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力 网络文化是种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体的多媒体的文化形态，因其大众性、参与性、娱乐性而深受广大网民的欢迎，人们不但能上网读书、看报、听音乐、看电视，还能聊天、交友、从事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网络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文化消费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方式。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网络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力。 要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制作适合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精品佳作；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批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培育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有社会责任感的网络内容提供商；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既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的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增强网络文化产品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还要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的业务，扩大网络文化的消费市场。 发展网络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 互联网是种极具个性化的传播工具，特别是随着博客、播客、微博的出现和普及，使网络文化更具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特征。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使置身于网上的每个网民都可能成为家出版社、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传播者；网络传播的虚拟性能大大节省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的成本，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使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自由的发挥，使人的潜质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网络传播为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供了广阔而现实的空间，我们要加快互联网的普及，大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问的数字鸿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网络文化的建设；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鼓励网民创作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要积极发展新的网络文化样式，在网上开展各种网民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发展网络文化，增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互联网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这决定了从网络文化诞生之日起就与网络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网络文化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广告、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已成为文化产业中最有活力的新军。 据对北京市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分析，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的收入占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的37.6％，远远高于新闻出版的8％和广告会展的11.7％。不仅如此，网络文化产业还加快了向传统文化产业的渗透，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艺演出的技术改造、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推动文化产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移。 从更高的层面看，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网络文化产业不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对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要把发展网络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重点扶持批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网络文化企业，建设批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网络文化产业基地，打造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网络文化品牌，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的示范、引领、集聚作用，提高网络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发展网络文化，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但不是网络强国，不仅表现在互联网的普及率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表现在信息输出输入流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所造成的势能，为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提供了条件，他们在输出信息的同时，也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文化，企图把西方文化渗透进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当中。 在网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新形势下，网络文化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仅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关系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发展网络文化，不仅要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还要采取走出去的策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在网上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话，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要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网络文化企业，支持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还要抵制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入侵，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让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