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分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狂热到速冰,逐渐回归到理性和良性发展。此过程中的农业绩效明显受到合作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影响。本文分析认为,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实现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市场化的联动机制。基于此,要在市场语境下,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以现代商务为合作组织的核心业务,构建新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思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市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商务 农业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库茨涅兹所揭示的三大产业演化规律正在上演,如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三农”问题等等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农业由于受自然资源约束和自然环境影响,存在着天然的弱质性,分散的农户经营产生了合作的需求,农村合作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1)对合作经济理论的一般探讨,包括理论基础(以产业组织为主)、运行机理、必要性与紧迫性、概念和作用等。(2)对合作组织的探讨,包括合作组织的形式(模式)、合作组织内部治理与运作及合作社成员培训等。(3)对合作经济环境的探讨,包括政策供给与规制、法律调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分析,发现市场化与合作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需要实现合作化与市场化的联动,在市场基础上进行合作经济发展思路的研究。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合作元素。不过,这种合作化因子经历了一个从狂热到速冰而后逐渐回归理性的发展轨迹,市场化也经历了从有到无至再现的过程。图1将市场化、合作化与农业的发展轨迹进行配合分析。 1.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强制合作化阶段”(I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逐渐攀升于社会规则之上,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下,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合作化程度迅速提高。从一开始的自发互助,到自觉行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自为式的高级合作社,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农业合作化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社会运动。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化了农业中的“合作”因素。1950年互助组1 131个,到1975年达到16 448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高度合作化的集体组织),数量扩张了近15倍,覆盖全国范围。 强制性制度变迁,还表现在政府以计划的名义,将市场因素逐渐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消除。农业生产所涉及到的生产资料、要素资源和农业产出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市场受到严重限制甚至禁止。 同期的农业产出显示,1952年为342.9亿元,1975年971.1亿元,仅增长两倍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见图1),这20多年中的农业GDP呈现出近乎水平线的状态,发展水平很低。 2.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去合作化阶段”(II区) 强制合作化阶段处于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复杂的因素导致农民面临参与经济生活的“参与约束底限”,即如果继续“参与”当时的经济游戏就可能危及生存,才有1978年18个农民颇有壮烈意味的“秘密约定”及由此触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种来自底层的变化,可以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过,此阶段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经由政府的力量仍然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呈现出一种诱致倒逼式的类强制性制度变迁行为,不过与前一阶段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向相反,即“去合作化”,才能消除前次行为带来的负效果。 这一阶段,农民重新获得独立生产经营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激发,在拥有私人控制权的土地上生产出可能获得“剩余控制”的产品,产出不断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种来自剩余控制权的产品,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之后,剩余产品就有进入市场的需要。当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后,国家意志逐渐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失效中领悟出“市场”的重要性,开始寻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因之市场化程度逐渐恢复并缓缓增加。 3. 80年代中期之后的“新合作化阶段”(III区)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为市场经济的回归与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1984年中国政府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因子逐渐增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更是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得到了经济大发展的回报。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但与上一个阶段(II区情形)相比,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却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多样化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市场冲击下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分散化、原子化的劣势。 数亿中国农民直面市场的时候,新的合作需求产生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分散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不确定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市场经济大潮还拉大了农业与其它产业收益差距,农业的相对比较利益不断下滑,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离农”甚至“离乡”行为,正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大量青壮年农民加入农民工行列,使得农业生产力削弱,农村出现空户化、老龄化、农民兼业化、土地撂荒闲置等诸多问题。不过,这种“离农”行为,却在客观上为农村经济合作化提出了迫切需求,也提供了自然基础。农村人口的外流或外迁,使得农业实际劳动力减少。人地比例缩小,增加了农业生产压力却缓解了人地矛盾,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需求产生,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这些新情况为新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农业税的减免(直至取消)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走向“新合作化”阶段。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依法新登记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96万户,实有成员数108.15万个,其中农民成员104.09万个,占成员总数的96.24%。从业务范围看,有3.23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种植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7.63%;2.59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养殖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2.15%。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开始走向新的发展快车道。 从以上分析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极低甚至被人为消除,孤立的合作化并未带来农村经济大发展。随后的几年过渡时期,合作化因历史原因被抑制,单纯的市场化仍然不能产生效用。而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化与合作化联动发展互相促进,才有效促进农业增长。 二、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 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的基础上进行。以农业市场化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以现代商务为核心,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1.推动和完善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村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等诸多方面事务。农业的投入、经营管理、产出等活动,是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关注点。 第一,加快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农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均来源于农业产出――农产品,只有农产品通过市场顺利完成“价值实现”过程,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富裕问题。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农产品销售与流通环节的建设,二是农业的商品化生产。 农产品销售与流通,以市场“价格”为导向,主要目的是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让农业产出卖个好价钱,以确保农民生活改善和农业再生产投资的来源;同时也要解决经常遇到的由买方市场特性引起的农产品“卖难”问题。这需要通过农产品商务中的信息流和物流方案的设计来解决。农产品商务中的市场信息搜集、需求行为分析、供求匹配等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农民承担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为此,我们要从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供求信息匹配、农产品交易技术开发等方面着手,扩大农产品市场范围,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从而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建设通畅的农产品物流通道和辅助环境,降低物流成本。 农业商品化生产问题,实际上是“需求导向”问题。农民选择作物品种、耕作时间和管理方法,必须遵从“需求导向”的市场法则,适时、有效地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农产品需求。以农产品为中间投入品(生产资料或流转)的企业,以农产品为消费品满足吃、穿、用等需求的居民,都是农民的客户。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当然要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适应市场规则。订单农业、绿色农产品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内生要求。 第二,实行有保护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保证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影响着农业的“成本”,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变革。笔者认为生产要素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物质品,另一类是农业技术、信息知识、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资金等资源品。从目前情况来看,物质品投入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农民通过市场采购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但由于农民的个体分散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他们在购买中谈判力量弱,信息甄别能力不足,同样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生产风险。因此,需要对农资供应环节进行改造,构建既符合市场化规则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农资供应体系。对于资源品投入而言,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落后和严重缺乏的局势。农业资源品可以概括为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类。信息技术的投入目的在于降低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这方面的供给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中,劳动力的投入基本依靠农民家庭自给自足,在农民工队伍增加的情况下,农村的季节性雇工有所增加,但劳动力流动范围受到限制,而农业企业家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货币资本可以物化为农业生产资料,其使用暂不作考察,但其来源和供给数量应该引起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自有资本积累数量有限,农业生产再投资力度较小,所以需要依靠外部资金的注入,但由于农民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农民信用度不高等原因,他们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和数量都比较少,大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再投入,影响持续性。 基于此,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目前形势下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机制发挥,而有必要实行“有保护”的市场化。一方面,拓展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渠道,降低农民购买成本;同时要增加资源品的投入激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此容易出现失灵,就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国家力量推动。 第三,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基于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分析,我们自然提出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的思路,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农兴百业兴,农损百业衰”。农业产业化要求多类市场主体的参与,产前农业生产要素供给、产中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后加工销售以及政府的全程监管与服务,各类活动相互衔接,各类主体协同参与,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线,增加链条上的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总量,从而使农民获得较多的价值量。农业产业化经营,涉及到三次产业的融合,在得到农业补给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和商业等服务业,应该大力参与到“反哺农业”、“辅助农业”的过程中来,建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实现农村基层政务服务化。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农业曾经为工业做出巨大牺牲、农业效益下滑带来“粮食安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决定了我国政府必须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村基层政府,是国家政权的末梢。为了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基层政府要在“为农服务”上下功夫。当前各地出现的乡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案例和征地等导致的社会冲突,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基层政务应该实现“服务化”。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信息服务、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等重要责任,这种供给无法完全依赖于市场。同时基层政务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稳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高效的市场主体、建设流畅的农村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成为基层政务的主要工作。 2.加快以现代商务为核心的农业合作化进程 现阶段我国农业合作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各类专业合作社纷纷出现。然而,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多样化运营而缺乏核心业务。促进农村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做明确、深入的探讨。 第一,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合作组织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既具备市场要素又表现出企业组织的形式,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企业组织形式克服市场失效,降低交易成本。但正因为此,合作组织又兼有了市场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的失灵不能完全通过内部化来消除,另一方面又由于没有完全或完善的控制权而产生很高的协调成本。这些情况导致合作组织不能成为完全而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虽然2007年开始实施《专业合作社法》,但合作社的经济性质并未得到清楚界定,作为调节企业范围事务的《公司法》无法适用于合作社范畴,缺乏“合作社法人”的明确界定和法律认可。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两类,前者属于社会团体性质,后者具备部分的企业法人性质。这种“中间”状态导致合作社内部治理和外部运作都存在着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从法律层面明确“合作社法人”地位,是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将合作界定为一种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流通过程提供服务的企业,其核心产品就是专业于合作和协调的“为农服务”。这样合作社就完全按照法人的方式和要求进行市场运作和内部治理,避免所有权不完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确立现代商务为农村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从功能上来看合作组织涉及到生产合作、流通合作、消费合作、资金合作等很多方面,当前最适合中国农民需要的无疑是流通、营销等市场服务型合作组织,即使在生产领域的合作数量较多,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最终也是需要落实到农产品的出售(价值实现)上来。生产及其它环节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信息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农业生产并未成为“瓶颈”,现实中存在大量“卖难”、“增产不增收”、“假种子假农药”等现象表明,市场才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制约因素。 因此,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需要以“商务”作为核心事务并据此进行合作社的业务设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商务活动为核心,需要以农民(农户)为中心,专注于两个环节:生产前的采购(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后的销售(农产品商品),专心做好为农服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信用流和人员流等关键商务事务。 第三,发展现代农业商务技术和商务服务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供为农服务时,要重视“商务”活动及相关服务,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研发和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最为关键。在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背景下,合作社要更多接受和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农业商务活动,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信息的广域和接收,进行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商品的市场宣传、供求匹配,开展农产品网络推广,为农户进行客户购买行为分析、客户关系管理和市场信息数据挖掘等。通过专业信息工具(如即时通讯、自动谈判系统)等为交易环节提供服务,加快交易谈判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利用电子支付、第四方物流综合服务等为交易的完成提供全面服务。技术发展的同时,商务模式也要创新,针对不同的供应(农资)和需求(农产品)主体,采用流程通畅、多方共赢、结合实情、突出特色的商务模式,协调好农户和其它交易主体的关系,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协同运作。农业电子商务既是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应用,又是农业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成为农业电子商务的主体和强力推动者。初期阶段可以从合作事务的信息化流程式处理着手,产生示范效应,逐渐扩展为全程农业电子商务。 三、结 论 本文通过新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析,发现市场化和合作化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据此设计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要求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建基于市场之上,合作化与市场化协调上升发展。相应的,需要突出和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选择现代商务作为农业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利用现代商务技术和创新商务模式提供为农服务,从而形成以农户为中心,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商务技术和现代商务理念实现农业产业链协同运作、互利共赢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新图景。 农业合作化论文:刍议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针对我国农村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所进行的一项伟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它,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也对这场运动谈点粗浅看法。 一、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 完成后,我国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是,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它的自发趋势,容易使农村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如放任自流,其结果必然要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之时,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这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另外,当时广大贫下中农也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由于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长期战争的破坏,许多农民在进行分散的个体经营时,缺乏劳力、耕畜、农具和生产资金;农田水利失修,一家一户无力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遇自然灾害(水、旱、病、虫灾)就要减产。据各地调查,当时大约有近半数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上存在着各种困难,国家又没有力量提供很多援助。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可能性。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致过程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9月――1953年底是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成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作出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决议提出了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种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1952年底以前,各地主要是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农业生产互助组由1951年的408万个,增加到802.6万个,参加农户由1951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4536.4万户。其中常年互助组175.6万户,初级社3600多个,参加农户59000户。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全面展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中央还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富有领导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为部长,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邓子恢接受了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在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53年底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 1954年―1955年上半年是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并向各地方下达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指标,即要求到1954年秋收前初级社发展到3.58万个,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20%左右。据此,全国掀起大办初级社的热潮。结果到1954年春,初级社发展到9.5万多个,超过计划一倍半还多。 1954年5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953年冬和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成绩很大。这次会议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或159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合作化。1954年秋收前后,许多农民看到9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停止了在两条道路间的观望摇摆,纷纷要求入社,初级社猛增到22万个。10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分析一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指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公认,提出1955年春耕前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入高级社,再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 1955年4月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突破原来计划。由于发展过快,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加上国家统购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顾虑,出现了大量杀猪宰羊、砍伐树木、聚会骚动、闹退社的现象。中央发现上述问题后,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4至5月各地共收缩2万余个社,巩固了65万个社。 由上可知,到1955年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是稳健的。 1955年下半年――1956年9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形势刚刚好转,于5月17日中央召开的15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批评前段整顿工作是消极情绪,必须改变:“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根据的意见,提出了到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以为还少了点,认为可能达到130万个。这样,在对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及发展速度上,党内产生了分歧。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以本次会议为转折点,走向高潮。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不点名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实行“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会议批准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反右倾”的空气中,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65万个增加到182万个,加入农业社的农户达到7500多万户,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迅速上升到60%以上。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持续发展,在农民纷纷加入初级社的同时,又掀起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高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1956年85%以上的农户加入初级社,并在当地试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月,全国入社农户即达80.3%,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随后,合作化运动转入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阶段。许多刚建立的初级社,马上并社升级,有的农户甚至超越初级社,直接加入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样就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也就是说,原来预计用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如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了4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三、 对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实践结果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把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避免了两极分化,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在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也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为采用农业机械和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农村也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还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当然,如果当时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使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自始至终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探索发展多种合作经济形式,工作将会搞得更好,成绩将会更加伟大。 但由于高级社教条地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问题,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加恢复时期的3年共18年的时间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以致遗留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组织规模较大,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营,忽视家庭经营;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农业合作化论文:网络化组织结构与中国农业合作化模式探索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自2007年5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扬的趋势。商务部官员指出,引起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猪肉供不应求,拉动价格上涨。农业政策的改革,使农业更深地卷入了市场大潮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明显已经很难适应,分散的农户也很难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他们就成了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同时也是市场利益的最小得利者。所以,在这样的形式下。不得不逼迫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目前的国情下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简简单单就是农业机械化问题,更深层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组织形式的创新。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上。时至今日我国在农业发展上已经历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仍以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代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才有生产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如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谈不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无疑加重了农民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风险。 现阶段在中国农村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学者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提出,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交易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规模化发展。实践上,这样的道路在我国是很难行得通。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可能的结果是把大多数农民推向毫无保障的境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合作化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才是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道路。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农民通过自身的联合,创造发展条件,发展壮大为成员共有的合作经济;另一个方面,通过联合,推动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配置,能更好地调节家庭经营结构,使每个家庭经营都能寻找到一条最能使自己发家致富的路子;第三个方面是,这类组织对成员内部是服务,非营利的,而对外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合作组织能创造更多为成员所有的财富。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结构特征 合作经济组织要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在组织形式和结构的设计上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能够协调好农民的地位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将农民的利益切实地整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 从性质上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是属于非政府组织,是成员自愿参与合作,资源共享的互益团体,是一类具有明确目标和规则的正式组织。国外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农民自己联合的自治组织。中国现在有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国家在农村办的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供销社、信用社等。再就还有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领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来看,国外农业合作组织大多是由合作成员平等协商、自愿联合、共同创办。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领导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有农村能人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农龙头企业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牵头领办,农民自愿参加;有国家单位牵头,农民自愿参加;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农民自愿参加等等。 那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如何才能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保证广大农户的利益不受侵害,尽可能地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集团的网络组织结构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企业集团往往围绕一个银行组织建立以金融为核心的网络组织,在他们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中,公司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在网络内部允许这些分开的组织共享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史上同样有着类似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比如说日本的农协组织。日本的农协网络非常庞大,触角深入到农村各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当地农协。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另外,政府也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农协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场长期不对外开放的情况,都是因为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一些地区对欧美、日韩等国的农村经济合作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探索在资金、技术、流通等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合作化的道路,例如浙江瑞安农协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的合作联盟关系。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是合作银行、供销联社以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在农办、农业局、科技局以及人民银行、银监办等部门的支持下,自愿采取多层次联合组成,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建立金融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合作网络不但有利于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最大的资金问题,而且能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经济服务,在市场博弈中提高农民的竞争力,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网络化结构的几个特征:其一,这是一个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松散的随意进出的关系网,组织的目标和成员的权利责任是明确的;其二,组织是由农户自愿参加的,不能随意进出不等于强制参与;其三,农户应该保留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合作组织不能随意剥夺。在这方面,农户在网络式的合作组织中是相对独立的;其四,网络结构中的成员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不应该有垂直的等级权威结构。形成一个包含从生产到销售和加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网络。在组织中,农户可以得到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市场信息渠道,甚至销售渠道等。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及其网络化的结构可以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只有真正使得这样的网络组织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发挥它的功效才能解决问题。这只有在制度与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完美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三、网络化组织结构的社会发展机制 农业网络化经济合作组织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要与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相协调。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社会学可以说是不乏见解独到的观点和理论。之后,更是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术语。其中,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和发展规模在不同的家庭价值观、社群意识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组织行为、管理行为等经济活动必须对文化不断的关注和足够的尊重,否则就 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如福山所说:“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还必须用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来激活它们。” 在合作经济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之一。就中国农村中的合作关系而言,我们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忠诚思想和血亲信任;二是“私”的毛病。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尊重知识等对合作经济发展非常有用的社会美德在农村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这一思想现代化,适应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基层社会在农村,是固定的,不流动的;人和人是孤立和隔膜的,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土社会中也产生信用,“这时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在文中还讲到了中国人的“私”的毛病,就是俗话说的“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说是公家的,大家都可以占点便宜,有权利而没有义务。 建国后,短暂的强制合作化和集体化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建立起合作的理念,自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分田单干的农民几乎没有建立起超家庭的信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激活信任的文化和防止“私”的毛病,建立适宜的发展机制。 (一)重视乡村文化在合作组织中的根基作用,吸取农村传统的信任文化如家长式的责任义务、儒家的忠诚品德等并将其现代化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些国家的工业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中要注意激活农民的信任品质。实践中,很多自发的农村合作组织都是在传统信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往往也有因一时的利益矛盾造成遇险则散的事情发生。因而,在合作组织运作和管理活动中应当信任、尊重农户,同时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在对科技和市场知识了解的基础上强化信任和合作意识。 (二)正确发挥政府在合作组织中的引导作用,同时防止出现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发生 鉴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合作意识普遍不高,组织能力和应对市场的能力都还很有限。因此,在农村社区中经济合作的初期政府必然要起一个倡导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也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重点在于给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治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不能够过度干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否则就会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而失去活力。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还会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信任。 (三)合作经济组织要规范化、制度化,一定要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 一旦侵害农户成员利益的事情发生,信任危机往往就会跟着出现,不利于网络化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中,成员是平等的,组织虽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管理者,但主要的职责是整合协调各种资金、信息等资源为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组织因此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规范管理者和成员的行为,明确其责任义务以及对应的奖惩机制。成员间建立稳定的横向联系是这类组织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农村中各种民间团体,产生成员归属的交叉效应。增加信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人们在各类组织和团体中重复交往而产生和强化的。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经常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的经济组织。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会,林语堂也曾指出过这种差异,他说日本社会宛如一整块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就是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特征,使华人社会在西方人眼中表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分析的“私”的问题。“私”反映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就是种种搭便车现象。除了建立相应的制度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之外,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更深层的社会机制就是,在农村中积极地推进各类民间社会团体,包括文化娱乐、兴趣爱好等等群体的发展。实践证明,在民间团体发达的地区,经济合作化的发展也相对顺利。农民们通过在各种团体中交往增加了互动和联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并为将信任扩大到亲缘关系之外提供了契机。 四、结论 农村中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有多种形式存在,笔者认为,水平的网络化组织模式是比较合理的形式,它既可以将农民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又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更进一步,这种组织模式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任已不能再停留于传统血亲信任范围之内,因此,必须从社会层面上系统的加以改造,使其现代化,才能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社会团体将是一个有用的促进机制。 农业合作化论文: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考察 摘 要: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较好地执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而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阶段,江西经多次修改发展规划,与全国各省同步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形势,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因而遗留了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江西农业合作化为江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江西;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把个体农业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轨道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1951年秋冬到1956年底,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但江西较好地执行了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然而,在高级社发展阶段,江西与全国一道超速发展,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使原本预计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来完成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4年时间就急促完成了。本文试从江西一省范围,来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期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农业互助组的兴起与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农村通过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米,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当时,江西农民也常常通过亲友问的临时换工来解决生产困难。江西是新解放区,有组织有领导的农业互助组在1951年前数量很少。1951年春,在过程中,江西省委动员已的地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要求把开展“合作互助”作为开展春耕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工作来做。由于省委的推动,1951年江西创办了9.86万个临时性互助组,加入互助组的农户43.25万户,占全省总农户341.7万户的12.66%。 毫无疑问,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是在1952年以后。1951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12月15日,将这一决议下发各地,要求各地照此草案组织实施,把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3月底,江西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把农业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并由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奎和省长邵式平带头,先后组织了三次下乡检查。在党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号召下,农民很快接受了互助组合作模式,因为互助组既能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土地又仍归农民个人所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赖心理,适合农民当时的觉悟程度,因而乐于为农民接受。同年7月,全省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3 144个,常年互助组达8 547个。到年底,互助组数量进一步增加,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6 443个,常年互助组达11227个,组织起来的劳力132.6万个,占全省728万农业劳动力的18%强。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充分表明了中央稳步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3月26日,江西省委调整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重点发展常年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来加大力度推动江西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江西农业互助组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应该指出的是,和全国相比,这一时期,江西推进农业合作事业的步骤是谨慎的、务实的。从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互助组发展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下,江西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命令、打击单干农民和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急躁胃进现象,如有的乡出现挨户编组、按年龄性别编组,甚至说“不参加就不散会”、“不参加就是不拥护”、“贷款只给互助组,不给单干农民”等等,但与发展迅速的一些地区相比,江西的情况好很多。1953年春,甘肃省入互助组的农户达90%左右,后经整顿降到40%左右;江苏江阴县入互助组的农户为70%,整顿后降至30%。而根据江西南昌、上饶、赣州、抚州四专区统计,人互助组农户为18.8%左右。经过1953年春夏整顿以后,到11月,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3%,而江西入组农户为25.4%(人初级社0.02%除外),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16万个,常年互助组1.6万个。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慰。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把发展初级礼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这样,1954年2月,江西省委再次调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组织常年互助组。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密切团结单干农民”的方针。南于指导方针的调整,江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社轻组的冒进现象。省委发现后,立即着手进行纠正,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进行了宣传,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端正认识、纠正不良偏向,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互助合作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地发展与不断地巩同”。由于纠偏及时,因此互助组仍继续稳步地向前发展。至12月初,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223 042个,参加农户1308 915户,占总农户的33.23%;常年互助组81266个,参加农户701232户,占总农户的17.8%。1955年秋冬,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背景下,江西常年互助组发展很快。同年7月,常年互助组为12.37万个,年底达24.83万个,入常年互助组农户占总农户的57%。1956年,大部分常年互助组转为了合作社,未转社的常年互助组只有0.16万个。可见,1951年至1955年,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和稳步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级试办与稳步发展 初级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量和入社土地状况分配为特征,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根据中央的指示,1951年秋至1954年冬,江西进行了初级社的 省、专区、县、区的逐级试办。据当时江西省农工部门部长孙哲回忆,试办时期对合作社的发展控制很严,试办合作社要经过省委批准,并且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作基础;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群众自愿;有公道能干的领导骨干;有强有力的办社工作组驻社。由于条件较严,在1951年省试办时期,全省只试办了3个,即南昌县的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萍乡县的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泰和县的彭昌佃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是专区试办,全省又建了6个新社,加上原有的3个共9个社。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区出现了贪多求大、喜高厌低、盲目办社等急躁冒进现象。河北省1952年秋有合作社1082个,1953年春增至5882个;山西省1952年秋有合作礼566个,1953年春增至3167个,而此时江西只有9个初级社。江西是新解放区,并且严格控制初级社的发展数量,没有出大的问题,但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部分区乡干部对发展季节性互助组不感兴趣,追求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但办社条件不够,怕得不到上级批准,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社。丰城县原认为没有合作社,经调查,发现五区有4个,而且均是互助组未办好,就盲目转社的;进贤县组织了59个自发社,余汀县弓塘乡一乡就有3个,而且这些合作社大都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不考虑农民意愿,取消农民所有权,搞“归堆”、 “扯平”,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省委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1953年3月31日省委在给上饶地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要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而在工作中产生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不积极领导,不愿意作耐心的教育工作与艰苦组织工作,放任自流的偏向亦同样要注意反对与防止”。经过1953年春夏的整顿,急躁冒进偏向基本停止,全省379个盲目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大多得到了纠正。 1953年至1954年春,是初级社县试办时期。1953年3月,省委把1953年目标定为发展54个初级社。由于受全国整顿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省委严格控制了发展指标,至1953年10月,经地委批准试办的县办社只有33个,加上原有的9个共42个,分布在全省82县5市中的29县一市。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一决议出台后,全国各地均加快了合作化的发展步伐。1953年冬至1954年春,江西虽仍是实行县级试办,但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并在指导方针中加入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容。省委对政策亦做出了相应调整,规定个别互助基础较好,合作社有相当数量、干部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可经地委批准,进行个别区的试办。1954年3月底,全省82县5市都试办了合作社,经各地委批准试办的社524个,加上原有的42个共56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23%。这一时期,初级社对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据对17个社的调查,其中有14个社增产,额度一般在20%左右,三个因遭水灾减产,但产量比单干农民和互助组高。同年夏季,初级社继续发展,夏收前全省初级社达620个。同年秋,全省初级社发展进入了区试办阶段。省委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凡试办社成功取得经验的县,秋后可进入区试办,一般的区试办三个,基础较好的可办四至五个,个别基础太差的区可不办。”此后,江西初级社进入了成批发展阶段。12月初,发展至5015个,入社农户达3.52%;1955年3月,增加到14758个,入社农户达9.83%,这些社分布全省99.5%的区和66.2%的乡。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国许多地区合作社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急躁冒进现象,全国的初级社由1954年6月的11.4万个发展至年底的48万个,1955年4月又增加到67万个。部分省发展尤快。1955年初,河北已有10万个。山东8万个,安徽3万个,浙江4万多个。为此,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发展过快的省“停止发展,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则应有准备地在巩同中继续发展。当时,江西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发展状况总体上也是健康的。每社平均25户左右,而且大多数社都增产了。据赣南、南昌、上饶、吉安、抚州等地的6203个社的统计,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多数社增产10%~15%,少数社增产20%~30%,减产与保产的社占7.5%,原因主要是遭受了水旱灾害,但产量高于单干农民和互助组。因此,1954年江淮流域虽发生了特大水灾,江西农业总产值仍达到了151058万元,与1953年151865万元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春江西又建了不少新社。㈣当然,江西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如有些干部以“不参加合作社就是自发趋势”相威胁,不少干部有“搞起来再说”的想法,一些农民思想不通,上午评生下午就卖牛。于是,1955年春夏,江西对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整顿中有5个新社改为互助组,860户社员退社。14 000多个全部巩固下来了。这说明,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省委对互助合作的指导也基本是稳妥的。初级社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容易为农民接受。 三、高级社的超速发展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大体是健康正常的,然而,1955年秋季以后却出现了急剧变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小脚女人”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8月5日,江西省委在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传达并讨论了的报告,批判了江西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迫于形势,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刘俊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同年9月,江西省委修改了3月份制定的建社计划,把1955年秋冬至1956年春建成32564个初级社(含老社)的目标提高到40 758个(含老社),平均每社25户左右,人社农户达到30.91%,1959年达到10万个,99.36%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同时提出1958年底以前在基础好的各专区试办二至三个高级社,1959年半数以上的县各试办一两个,1960年每县试办一两个。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一边倒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者,省委于11月再次修改规划,将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建社计划扩大到6万个(含老社),经省委批准可办百户以上的大社,入社农户达50%左右,并把高级社的试办提前到1955年冬,提出在1955年冬至1956 年春,赣南、南昌和上饶可以在基础好的地方各试办三至五个高级社,吉安、抚州和九江可各试办二至三个。由此可见,从1955年8月至11月,江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但省委对合作礼的决策仍趋谨慎,对办社规模、办社条件特别是高级社的试办进行了控制。因此,江西合作化的高潮形势尚在逐步形成,并没有全面到来。 1955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了九省省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12月,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大力提倡并社升级,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为了追赶全国的发展形势,江西省委于12月29日第三次修改了规划,提出了试办高级社的新计划,要求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初级社8.5万多个,入社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10月全省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规定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条件的县可试办一个高级社,基础好的县可试办二至三个,每社以150至300户为宜,入高级社农户达20%~30%,1960年全省基本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此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速发展,掀起了全面高潮,短时间内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13日,江西宣布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据统计,全省已建成6.7万多个初级社,8000多个正在建设中,人社农户达75%以上。在热火朝天的形势下,省委于1月18日第四次修改规划,要求1956年春建高级社3000个,全省提前到1957年冬普遍建立高级社,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从此,江西高级社的发展规划超出了试办范围,进入迅猛的大发展阶段。然而,现实的发展比规划来得还要快。1955年底,江西只试办了36个高级社,1956年3月中旬发展到7174个,每社平均332户,鄱阳县最大的两个达4 600户和4 800户,入社农户达61%。初级社有90 469个,其中有56 562个已转为高级社,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2.3%,江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6年秋冬季,未转高级社的初级社继续并社升级,到年底高级社达18212个,每社平均210户左右,大的有1000多户,人高级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6.04%,只余1844个初级社未并社升级。至此,江西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从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 四、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 和全国一样,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合作形式,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较相符。互助组是单个农户组成的较为简单的合作组织,农户在人力、牲畜、农具等方面进行交换与调剂,能较快地解决农民的困难,同时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因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互助组刚推行时,在评工计分、农具和耕畜使用、清工结账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摸索,采用底分活评、农具和耕牛评分计工和及时清工结账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些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解决后,互助组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农民加入互助组后,生产困难解决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大部分农民收入增加了。据统计,1952年办得较好的互助组一般增产15%~20%。1952年,萍乡县年丰乡有40个互助组,287户中有205户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稻田亩产都在千斤以上,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1952年农业总产值为154173万元,比1951年122958万元高出了3亿多元。同时,互助组在生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耕作次序的先后、因地制宜的耕种、扩大再生产的局限等,而这些在初级社中能很好地解决。 初级礼是较互助组更为复杂的合作形式。它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和农具作价归公或有偿使用,土地收获按土地和劳力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适应了江西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江西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初级社还保有半私有制,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这些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然,初级社也存在诸如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之争、评工计分、窝工浪费等问题,经探索后,许多社通过民主协商和实行包工制等办法使问题得以解决。从实践来看,初级礼增产效果也是好的。据统汁,1954年在非灾区有90%的社增产(一般10%~15%),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1955年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全省农业总产值为159 758万元,比1954年高出了不少。互助组和初级社能解决不少问题,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呈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省委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同,逐步推广”的方针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遵守了由小到大、南少到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在发展中对指标数字自上而下地适当控制,对建社对象自下而上的慎重选择与审查,并把大量发展互助组和逐级试办初级社相结合,即便在批评了“小脚女人”思想之后,省委在1955年9月合作社发展规划中仍然提出,必须“将建好新社,巩固与扩大老社和大量发展互助组密切结合起来”。至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和1954年冬到1955年春出现的两次急躁冒进偏向,这与当时全国的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热情分不开。省委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偏向,给予了及时的纠正,1954年12月,省委就把各专区上报的1955年春发展2万多个初级社的计划,压缩为1.5万个,后又减至1.3万个。省委根据中央要求,立足江西实际,采取严格控制发展速度与逐级试办的发展模式,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江西农业合作化在高级社发展阶段,出现了超速发展的高潮形势。这种形势,是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高级社创办后,在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改革落后耕作技术、增强抗灾能力等方面,确实有一些优越性,如1956年春江西新修水利工程24 709座,扩大灌溉面积274万亩,完成计划的188%,超过1955年水利工程4倍左右。然而,由于并社升级高潮是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江西在1955年秋冬至1956年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工作十分粗糙,遗留了不少问题。许多社根本不具备办社条件就“两步并一步”迈进高级社,办社不是群众自愿,而是在从上 到下的行政号召下一哄而起的。不少农民勉强入社,大部分是“随大流”,甚至是被编进来的。许多政策如土地、家具、牲畜的入社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高级社因为规模过大,超过了农村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接受能力,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出现“出工等队长,吃饭听钟响”,“做事一窝蜂,肩膀挤肩膀”,分配“大呼隆”和“大锅饭”等现象。据1956年12月江西对赣县吉埠社、崇义县黄沙林社、丰城县塘圩社、南吕建设社等9个高级社的典型调杏,除吉埠社外,其余的社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如黄沙林社1956年全社每个劳动日所创造的产值是0.806元,1955年初级社时平均产值是1.021元,1956年比1955年劳动生产率降低了21.3%。高级社实行土地无偿归社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取消土地分红,牲畜、家具作价入社,这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国出现了退社风潮,江西也有一些农民要求“拉牛退社”,比较突出的是1957年春清江县出现的成批合作社解散现象,省委虽派了工作组去做工作,但重新回社的农户不到原来的一半,社减少了,礼的规模也缩小了。经整顿后,江西农民闹退社虽于1957年夏缓和下来,但社内的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1958年又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化运动,全省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高级社合并为,这就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更远了。 总之,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江西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到合作社集体经营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农业合作化后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使生产规模扩大,农具得以更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偏差,尤其在高级社阶段,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相适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足,对江西农业发展历程上这样一次重大探索,我们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给予评价。毕竟,究竟什么是适合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农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结合省情江西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是一个新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才能全面、深刻地搞清楚。即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摆在全党和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责任编校:包礼祥 农业合作化论文:粮食危机\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 摘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拖工业后腿的矛盾加剧,出现粮食购销危机。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实施,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 关键词:粮食危机;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农业合作化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速度骤然加快,在此后的短短3年中,这一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一、新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与粮食购销危机 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而当时,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只占生产总值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就业和生活。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等基本特征[1]。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种植地区扩大了,工业用粮比过去增多;同时,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粮食也比过去增多。这样就使原本十分脆弱的粮食供求平衡局面便被打破。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粮食购销形势开始再度紧张,到1953年春情况更为严重。当时的情况是:(1)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据粮食部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进入7、8、9三个月后,情况更为严重。在收购旺季的这三个月中,国家共收购粮食98亿斤,超过原定计划7亿斤,但却销售了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库存又减少12亿斤。10月份,国家粮食销售量又比上年同期增加31.3%[3]。收得多,但销的更多,结果赤字越来越大。(2)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当时,由于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在受灾市场,小城镇己开始发生混乱现象,有些地区有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如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11月间,个别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达40%以上。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4]。 上述问题反映出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和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解决粮食的办法,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后,陈云最后提出采取“又征又配”的政策,即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经陈云向中央提出后,得到和的支持和赞许。中共中央随即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统购价格及统购粮种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第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第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第四,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除拨给各大区的粮食以外,其他粮食包括各大区间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安排。全国城镇5 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5]。 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在实施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国家收购粮食就比1952年同期增加38%,并一举扭转了前一段出现的销大于供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到1954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收购粮食784.5亿斤,比1953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提出的计划超过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长29.3%。这一年度内,国内销售粮食596.4亿斤,比上年多销135.3亿斤,增长29.3%[2]。但购销相抵,库存却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统购统销的实施,终于使政府渡过了难关,扭转了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底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不久,国家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别对食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 三、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骤然加快 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以后,国家为了保障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运转顺畅,就必须强制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市场,限制城乡集市贸易。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控制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农产品的机会成本,归并农民独立的土地使用权力,严禁土地流转,以抑制地租对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生产和剩余。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1亿户,对农产品的征购,如果以农户为单位来进行,显然会增大交易费用。为了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同时,农业合作社也无疑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每年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等收入,首先归集体占有,在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部分,扣除交纳给国家的农副业税和支付给国家银行贷款的利息,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后,其余部分分给社员个人。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模式显然比农户个体经济更有利于国家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对农业剩余的索取。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所指出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不断加速。195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各地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共达7万多个,超过最初拟定计划1倍多。6月3日该部统计,已建社9万多个,入社农户达170多万户,完成原定计划两倍半以上。11月该部统计,到秋收前又建设12万个。到1954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48万余个[6]。 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推行,以及扭曲价格的宏观环境的形成,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导致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正如1957年7月,陈云关于《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社。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7]由此而论,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进程就形成了一个高潮,1955年下半年的高潮,只是前期高潮的延续而已。 农业合作化论文: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探 摘 要:邓子恢认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农业走合作化道路必须坚持自愿、循序渐进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的原则。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 邓子恢是党内卓越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坚持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是邓子恢的一贯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指出:“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则农民将永远落后。只有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才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1]“合作社,在农村是为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必须大力帮助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发展,以求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合作社要给予种种优待和帮助,使它发展起来。”[2]邓子恢详细阐述了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应坚持的原则。 一、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 第一,党已积累了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邓子恢指出:“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农业劳动互助组。早在1937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后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即创建兴建了这种生产组织。这种组织,群众一般都称为互助组,通常是由三、五户或十几户组成,分为季节互助和常年互助两种,但不论哪一种互助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完全保留的,它不同于个体经济的,只是实行了集体劳动。各户的土地仍由自己管理,土地收获物也归各户所得,在实行集体劳动后,劳力有剩余的农民,在别人土地上进行劳动,也只取得相当于社会一般工资的报酬。这种互助形式,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3] 第二,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得以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农村局势好转。邓子恢指出:“在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已经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当全党已顺利地解决了上述历史遗留任务和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才在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4]与同时,又在农村中胜利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肃清了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逮捕并法办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瓦解了会道门组织,巩固了农村的革命秩序。”“再次在运动中又产生了农民代表会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乡村政权,在广大的农村中,实现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真正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5] 第三,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农业合作化是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是根本行不通的。1954年,邓子恢在《中国农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农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政党,他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牢固地掌握了领导权,可以运用一切方面的影响,来巩固工农联盟,推动农民日益倾向社会主义。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走向彻底胜利,这是可以断言的。”[6] 二、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邓子恢在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天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7]“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总路线,要把今天农民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农业来配合它。”[8] 第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需要。邓子恢深知私有制是产生社会不公导致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只有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才能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根源,避免两极分化。邓子恢指出:“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9]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子恢指出: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新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他指出,这是一条新道路,“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地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他反复强调:“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0] 第三,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完成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贫农平均每户只有11.7亩地,每两户才有一头耕畜,每3户才有一部犁,每17户才有一架水车[11]。中农的经济地位稍优于贫农。但总起来,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畜力不足,农具不全,缺少生产资料。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广大农民无力兴修水利,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无法使用农业机械和新的农业技术,就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存在不少困难。这就决定了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而集体化的农业是能克服这些缺点的。正如邓子恢所言,单干“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也不能抗拒天灾人祸,要两极分化,再就是它扩大再生产能力差。所以我们要走集体化的道路。”[12] 三、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禁止任何强迫命令。为什么要坚持自愿原则,为什么不能强迫命令?邓子恢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农民的本质来认识。“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农民是劳动者,他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不是靠剥削人为生。这就决定了农民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还必须了解农民的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有自私心理。不了解这个特点,就不能领导农民。”[13]“农民是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因此养成了他单独经营的习惯。他自己单独经营很自由,早下地晚下地由他。他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打算,但他是以自己家庭单位来打算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往往容易误解,怕吃亏,有顾虑。他单独经营惯了,集体经营怕搞不好。他文化程度低,脑子比较简单一些,不轻易相信人家的话,你说什么先进经验,他不轻易相信。”[14]“当然,农民中有一部分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大部分是还是要看看。还有少数是极落后的,即要很久才能通。”了解了农民的特点,那么该怎么办呢?“要使农民自愿参加,必须进行教育,没有别的方法。”“另外,要把先进的农民组织起来,作个样子给他看,用事实说服他,边讲边作,边作边讲,经过说服教育和示范,使他真正弄清楚,消除顾虑,自觉自愿参加。”“假如对农民采取强迫手段,拿对付剥削阶级的手段对付他们,那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是不应该的。”他指出强迫农民会产生严重后果,他说:“这不仅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会闹出大乱子,农民闹翻了那可不得了啊!四万万七千万,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民闹翻了工农联盟破裂了。同农民发生了矛盾,就麻烦得很。那样大的势力,农民都把他打下来了,你现在想对付农民?”[15] 第二,循序渐进。邓子恢认为,开展合作化运动,不要超过群众运动发展的水平,不要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经济水平,而要从群众的经验中去推进。因此他积极主张不要过早地改变所有制,要由互助组向初级化、高级化稳步前进,因而被错误地批评为“象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地走路。”邓子恢指出:“开始是临时互助,以后是季节互助,长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这是很自然的。”[16]“一个地方连互助组都没有的,开始当然是搞好临时互助、长年互助。再办合作社、循序而进。” [17]他指出,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易于为中农所接受,又可达到增加生产的要求。这种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了统一经营,又是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就是对中农一个重要的让步。有了这种让步,才引起中农对合作化的兴趣,从而使合作社在贫中农联合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所以说,半社会主义合作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须过程,是目前合作化运动中不可逾越的形式。”[18]他指出办高级社要有条件,“不要随便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转变要很慎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由互助组转到初级社都要有条件,何况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呢?”[19]“先实行了部分集体所有制,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通过这些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有了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后国家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也逐渐增加了,再顺其自然趋势,逐步解决私有制的问题,而后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这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步骤。”[20] 第三,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邓子恢认为,在合作化中,社内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内新社员,老社员的矛盾,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矛盾,出力多与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与小社的矛盾,这个社与那个社的矛盾,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处理。”为什么呢?“我们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剥夺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挤与剥夺得越艰苦、越落后,他就越发财。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团结广大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互助组可以扩大,合作社也可以扩大。” 农业合作化论文:浅析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及启示 [摘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帮助贫苦农民走出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走向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经验;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这其中既有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始料不及的偏差和失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再次明确提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使得我们认真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客观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面临的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这一运动的发生不但有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合作化的论述和经验,创立了科学的合作社理论。列宁曾经指出合作“从而使工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强调:“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确提出合作社是我国发展的方向,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那种合作社。”曾经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后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还会进一步分化,这种现象还会更加严重,这与党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对此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为了避免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避免农民自发的走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中央最终达成“趁热打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的共识。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适应工业化,解决当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1955年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 实现合作化是帮助贫苦农民,使农民不再贫穷的需要。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集体合作化是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后,广大农民相对分散,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资料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自愿要求。农业合作化不仅在帮助缺少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生产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而且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个体农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1956年,同志说:“今年(指1956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作化的优越性则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摆脱贫困,使占大多数的贫困农民原来极低的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实现合作化,党认为是组织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确立的最高纲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运动,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国际影响和威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政治热情。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题。只要有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它便必然会发生。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及教训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践证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使农民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的运动。农业合作化全面开展之前,党中央就制定了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及其政策,并有农村工作部的直接领导;制定了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对富农阶级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结合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也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党中央及其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工作和实践中当做一件大事来做。 但是很明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缺点和失误。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具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形势估计上,一方面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种道路的斗争,要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内容之一,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而且也要使“小生产也绝种”。第二: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然而,在整个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却把农村商品经济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来加以反对,禁止农民经商,更不准合作社从事商业活动。第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体制,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的财产变为公有,用直接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派购,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农民和合作社没有自主权。最后: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失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总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在短短的数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我国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是对于我国目前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步骤、分阶段地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 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同时农业生产又不同于工业生产,经营分散,生产周期长,受多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群众创造性实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把这项制度稳定并坚持下来,并不断地进行发展和完善。 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过程中,要从基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生活是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即“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顺应农业发展需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它的建立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了我国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家经济安全更加重要,要想在全球危机下保持国家独立、经济繁荣,农业的基础地位尤显突出。只有把我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解决好,才能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农业合作化论文:试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价值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适应了时展的要求,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为新时期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深刻教训,为新时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价值反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采取的有效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虽然这次社会运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由于其独特性,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们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人为发动的,它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由于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残破,社会财富总额只相当过去财富的二分之一,粮食产量只相当于历史最好水平的四分之一。面对百废待兴的状况,新中国遇到的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从1947年开始的农村,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生产资料的奇缺,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一些已经分到土地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土地再次出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这对人民政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影响到这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刚刚建立,财力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大量物质、资金、技术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成的互助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志在总结以往苏区及解放区实行的互助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农业走互助道路给予了肯定,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上实行互助组制度,解决了单个农民无法生产的问题,因此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 互助组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效地恢复了农村的活力,促使农村开始正常发展。互助组是初级形式的简单劳动力组合,能恢复生产力,但不能解放生产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国家开始有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由此,初级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初级社在社会生产的组织化方面要明显高于互助组,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以及农业机械的大范围使用。初级社比互助组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也是明显的,它不同于互助组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复杂管理。初级社采用的是农民以生产资料入股的形式,收益方面按股分红,明确了利益分配原则,充分调动了每个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潜在效能。初级社内部的管理是有序的,农民互相监督,互相负责,民主化进程加速。 随着农业生产初级社成果的不断显露,人们思考如果扩大这种组织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种希望农业快速发展的心情,反映了人们渴望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在近代历经磨难,人民群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那些从奴役地位转化为主人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在这个国家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在1955年左右,出现了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趋势,在原有初级社经营较好的地方,高级社也获得了成功。但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初级社锻炼,而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地方,则出现了不好的情况。这也说明,农业管理对农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没有具有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地区施行需要复杂管理的措施,往往会出现重大的失误,欲速则不达。经过党和政府的调整,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直到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旧中国由于长时间的受到战争的创伤,以致饥饿和贫穷笼罩了神州大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的政治家就曾经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了打破西方政策家们的预言,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重视粮食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和大型农具及生产资料的大部分被地主占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很低,饥饿和贫困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障碍。据此,党和政府在农村全面推进了,使广大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再加上粮食市场制度改革和合理的价格政策,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57的19505万吨,增长了72.3%,年均增长7%,人均占有量也相应地由209公斤增加到306公斤,增长了46.4%,年均增长4.9%。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具有农村人口比重大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预期,认为耕地面积不宜少于16亿亩。1949年耕地面积14.68亿亩,农村人口4.47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28亩。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建设,需要土地越来越多,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减少,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将一些撂荒土地发动群众垦复;二是国家组建农垦部,主管垦荒工作,在一些宜农荒地较多地区如东北、西北、广东、云南、内蒙古等地有计划地开垦土地;三是组织当地农民根据荒源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垦复。据统计,从1949-1985年开垦荒地达51850万亩,其中“一五”“二五”“三五”计划时期开荒面积达37524万亩,占开垦面积的70%,开垦荒地是当时保持耕地面积总量的重要途径。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1957年耕地面积达到16.77亿亩,农村人口5.4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11亩。由1949到1957年农村人口增加了1亿人,耕地增加了2.1亿亩,但每人平均耕地仍保持在3亩以上水平。由于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逐渐稳步提高,不仅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农业建设目标的完成 党和政府根据各个时期对粮食产供销需求,粮食生产总量目标,曾分别提出4000亿斤,7500亿斤,8000亿斤,10000亿斤的指标。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外,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开始采用了一系列合理的方案。一是在种植结构方面,突出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用总播种面积的80%保证粮食生产,用20%面积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绿肥、蔬菜、饲料等作物);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1],使粮食增产,;三是扩大粮食高产作物,特别是水稻、玉米、薯类三大作物面积。这三种粮食作物面积占40%,产量则占70%。据测算粮食产量中大约有1/3来自扩大面积,2/3来自提高单产方面。为了增产更多的粮食,国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年粮食目标是: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亩产粮食为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为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为800斤,(均为粮食耕地亩产),这三类地区当时粮食耕地亩产水平分别为163.6斤,229.2斤,436.3斤,要达到纲要规定的400斤,500斤,800斤水平,全国粮食耕地约占12亿亩,平均亩产625斤,总产量则要达到7500亿斤左右。这个目标尽管未能如期实现,但推动大办粮食,提高产量有积极意义。 (四)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合作经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合作经济是建立在劳动者个人产权私有基础上的约定共营经济。按照公认的合作制原则建立的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联合自助组织,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之经济、社会、文化联合体,是其成员在联合领域内共同利益的代表机构。合作经济是可以包容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和投资者的联合体,并非某种单一的经济形态。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主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经济的和社会的二重性。从经济性上说,合作社是属于社员所共有的新型企业,其功能是组织社员联合进入市场,通过为社员提供运销、加工、生产和生活服务,形成聚合的规模经济,节省交易费用,增强整体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社员收入,增进社员福祉。合作社不追求合作机构自身赚取最大利润,但要依靠联合共营在市场交易中获得赢利,帮助社员赚钱。联合共营的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交易量返还和股金分红。从社会性上说,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我教育、传播科学技术和精神文明的大学校,作为合作群体在某个领域共同利益的代表,发挥着联合制衡、争取社会公平,维护弱势者权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步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发展态势。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它的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调,在一定规模基础上发展农业,通过规模来产生效益,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规模经营的素质还不高,但已经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土地规模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但何种情况下的规模经营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呢,这在当时是没有解决好的。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在劳动力、机械、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充分并合理配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生产的最优化和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我们现阶段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关系,使其有序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我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要及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虽然消费不能根本决定生产,但它在会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对生产起极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化期间,我们虽然保证了人们的生存需要,但对人们的进一步生活需要关注的不多,影响到了后期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因此,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使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恰当合理,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榜样。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人口总数超过13亿,其中农村人口达到九亿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如何转移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是一个极其严峻和重要的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通过兴修水利、整理土地等基础性工程来转移劳动力,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失修,造成农产品供应增幅减缓。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时期,我们转移农村劳动力,仍然可以走建设基础设施的道路,当然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不应局限于农业,应扩展到其它领域,诸如水利、绿化、环保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通过增强工业实力的途径增加就业。工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当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劳动力的时候,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效果也就呈现出来,实现三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实现农村民主发展的参考。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同时肩负着实现农村社会的民主化的责任。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谐。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农民内部发生阶层变化,有掌握大量土地的阶层,也有拥有先进农业技术的阶层,更有普通农业劳动力阶层。因此我们的农村民主要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使每个阶层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实现,最终构建出民主法治和谐的农村社会。 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经验教训和历史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珍惜。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村之兴与农业合作化 [摘 要]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和路径设计。反思的历史,分析农村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组织合作的道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的建议。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面对当今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反思1958―1985年存在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的利弊得失,分析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农业组织合作道路提供许多借鉴。 一 1958年化运动的疾风暴雨般的推广方式,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给农民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自1962年以后,和破灭的“”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农村稳定了下来,在20余年里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也表现出在十分贫困封闭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种政策选择,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发展理论,这就是通过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国家生产。如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P498-P499)根据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早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说:在农民群众这方面,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贫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照列宁的话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一方面是指社会整体工业化,即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进入到以工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另一方面又必然包括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即用工业发展的成果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发展工业在当时获得了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落后国家的特殊条件,使其缺少其他如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等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只能由本国农业支持。所以必须使分散的小农合作化,通过行政能力,以农养工。同时,虽然农业的机械化必须依赖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合作制也必须由机械化来巩固,但在工业还未发展之时,单纯的农业合作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比单户小农更有利的生产条件。 二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中国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实践活动。的兴起就反映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影响下,在各地农业生产建设如“兴修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自“上”(等国家领导人的思路、构想)而“下”(基层群众积极营造的集体化氛围),农业合作化的需求被一步步放大,合作规模不断升级,最终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模式确定下来。当时即使不以之名,也会以其“实”尝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兴起的动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农业合作社和作为制度保障,实现“工占农利”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苏联曾通过集体农庄获得了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占农利”成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和来源。面对他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面对国家贫困落后的现实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共领导人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需要“在生产环节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2](P575)。作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弥补了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国家收购农业剩余的难度,正如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实践证明,中国的“工占农利”,由于有了像这样完整的制度作保障,结合统购统销这种促成城乡物资流转的方式,不仅运作有效而且数量也是极其巨大的。成立以后,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额就由1957年的49.31亿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亿元,增长1.86倍;在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间的55%左右,骤然上升到68%。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从农村提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背景下,国家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有效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部发生动荡的制度化的办法,制度作为与国家战略相对接的社会组织形态,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3]。当然,广大农村和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试图以农业合作化作为突破口,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原材料保障,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经营前提;通过。创办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首先要以机械化大生产的合作化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日益增长的农作物需求。1955年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 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4](P181-182)。其次要以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作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前提,同时也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4](P181)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农业合作化被视作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前提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规模不断升级,人们把它和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身状况和现实水平。兴起后,认为:可以经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并且还认为农村所有制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但在化运动过程中,所有制的提高没有适合于生产力水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拔高生产关系”。 兴起之后,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国家工业化?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以地方办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实行拖拉机社所有或大联社所有,使耕者有其机;各省各地都要建立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试制新式农具等。各地具体实施了一系列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58年《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大办工业。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1971―1974年上海市川沙县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5]。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工业反哺农业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大,动员社会力量之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之先进,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之完备,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之显著,都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均有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6](P33)。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动力增加61倍,农业大型拖拉机增长22.5倍,联合收割机增加了6倍,机耕面积增加12倍,手扶拖拉机发展到59.9万台,化肥用量增加14倍,农用电量增加130倍。 与旧农村相比,我国通过以为组织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工业物资;但另一方面,以如此高合作化水平的,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高度机械化程度的现代农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工业和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以农业合作化作为实现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保障和前提,但它毕竟不能取代现代工业生产力、农业机械技术等自身的进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两难境地:合作化需要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支持,但农业机械化又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化提供原始积累。面对此循环,苏联和中国都是在合作化上打开缺口,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按照“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农业机械化一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顺序发展。因而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之间存在时间间隙,中间有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至于中的农村社队企业也一般是轻工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等,毕竟不同于现代化的大工业,缺乏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自给自足,水平低、规模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足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需要工业化迅速发展,尽早给予合作化机械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在没有对合作化提供充足的机械化条件之前,合作化是不稳固的,有退回到小生产的可能。 3.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加大投入人财物力,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解决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出动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向原有小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可以说,农村制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为适应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大踏步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迅速建立起来的[7]。在这种制度和投入的保障下,1966-1976年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8]。农民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加55倍,小型水电站从55座增加到68158座,机灌面积增加60%。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来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此外,“在经济还十分窘迫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它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而事实上具有多样的实现手段和渠道,包括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分配透支、社会救济、公益金补助等等,不仅有人人共享的保障形式,还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6](P35)。如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低成本运行。由于政府 和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基本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与时期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的社会保障在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社会保障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联系,层次较低,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从兴起的历史来看,它成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具体组织形式,在其时代意义上是“为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改变我国农村落后恶劣的生产条件而设计和存在的,这正是当时我国社会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6](P29)。总之,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农村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三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均衡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确有相对先进的农业,但就全国的比例来说,还是很小一部分)。经过30年发展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成就巨大,功不可没,但很大范围内长期缺失“宜统则统”的集体经营部分,在实质上就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对生产力的提高仅仅局限于个体积极性方面,其他如科技进步、原材料改进、集约化生产和管理等规模效益无从体现。缺乏实力应对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风险,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全球竞争的要求,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后时代需要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农业发展的外部助力来看,国家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具备了“反哺”农业,对农业实行机械化改造的能力。而机械化的要求使合作制重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且是符合农民整体利益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道路。应以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土地收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从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须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业的产业整合;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他们积极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实现区域平衡之前,不同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具体方案应适合当地生产力的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巩固和提高。 的组织形式最终为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但中国以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孜孜追求,还远不会停止。而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总结和反思。正是从此意义说来,一些学者指出:大公社体制跳出了之后小农经济的束缚,完成了对小农的改造,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乡土社会模式,推进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除了指出以形式实现的农业合作化具有历史局限性,大量的研究也表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实现,打上了人们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存在着多方面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如以户籍、粮食垄断等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政策,缺乏激励机制的、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制缺陷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全盘否定对农业合作化昭示的宝贵经验和遗产。 农业合作化论文:读书笔记《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老师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农村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讨论了农村女性关于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这场宏大的革命性变革对农村女性生存情况和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她们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仍感觉到精神愉悦,正是建立在 “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的体现。 一、原文的基本思路梳理 农村女性成为了农业集体化这一宏大的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毫无疑问都应该是这一宏伟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和发言者。然而在正式的历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往往悄无声息。在“口述史”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中,,她们的回答也经常是“不晓得”、“忘记了”或“去问男人”。克服了种种困难,郭于华老师整理了骥村女性的讲述,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一)家庭劳动变为集体劳动的女性记忆 对女性而言,集体化促使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领域进入到村社集体生活。她们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和记忆,是通过跟她们有切身联系的身体的病痛、养育孩子的辛酸和吃不饱饭的记忆而得以浮现的。 1、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的记忆 从专门事家庭劳动到参加集体村社劳动,实际上是农村妇女劳动量的增大。她们除了与男子一样外出劳动,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缝制衣服等传统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担。妇女的劳动繁重程度并不亚于男性,但劳动工分却始终低于男性。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她们经历着身体的疲劳和病痛。 2、养育孩子的记忆 妇女下地干活时无法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经常采用老人照看孩子、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或者把孩子拴在炕上的方式。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经常泪水涟涟,对于孩子无人照看,吃不上饭的牵挂和心痛并不亚于身体的病痛。 3、关于食物的记忆 妇女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担任着为家庭准备食物的角色,所以,对于饥饿和食物匮乏的感受更为深刻。在食物缺乏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妇女就要少吃。除了食物短缺,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妇女除了基本的劳动之外,还要自己织布、染布、做衣服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我们不难预料,骥村妇女对于当年集体生活与劳动的回忆充满着痛苦和辛酸,因为吃不饱穿不暖以及身体的疼痛和对自己孩子的可怜都是刻骨铭心的。但我们没有料到的却是她们在讲述过程中充满了兴奋和愉悦。在那些艰苦年代中,与各种疼痛的记忆相比而存在着精神上的欢乐和兴奋,与物质匮乏相比却存在着充实的精神生活,这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形式的试验,办大食堂、吃大灶饭,办幼儿园、缝纫组,办纸坊生产麻纸,学习识字、唱歌,检查各户卫生等为妇女带来了新鲜感,她们体验了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欢乐。 (三)“妇女解放”: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 集体化过程是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所,改变了传统时代妇女只在家庭空间中活动的习惯,不同人甚至异性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同时,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是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平等、统一是她们坚强生活的精神支柱。她们怀揣着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先苦后甜的逻辑思维,也是进行自我安慰的支持力量。妇女姓名使用的变化也是另外一种集体化,由妇女的称谓附着于家庭到妇女以个人的姓名在集体活动中频繁使用,使妇女个体性的存在更加明显。 (四)余论:符号权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对象的主体性发挥 郭于华老师在最后一部分用权力符合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心灵集体化的建构,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对她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骥村妇女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感悟了那段历史,那个特殊的而宏大的历史过程与她们血肉交融,情感相系。 二、对社会性别的感悟 1、身体是女性把握世界的工具,任何一种对女性的探讨都离不开她们的身体。女性承受着青春期,月经期的痛苦,经历着怀孕、分娩的危险,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等,正是因为这些生理性的基础条件,女性在很多方面处于弱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女性是用身体去感受历史了,女性承受着男性无法感受到的生理性痛苦的折磨,她们无法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所以她们常用身体上的转变代替具体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 2、女性身体的柔弱性与男性身体的强壮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男女的身体差异决定了劳动分工的不同。男性力量强大彪悍,多从事一些重要劳作,而女性只能从事技术性和繁琐的劳动。在漫长的劳动分工中,女性以完成家庭内部劳动和养育子女为本职工作,她们附属于家庭和男性,逐渐形成了一种 “角色惯性”,这种社会分工被逐渐社会化和普遍化,进而产生了男女在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审美标准等方面固定化和模式化的不同发展,造成了在社会地位、个人发展等方面的男女后天的不平等。 3、社会文化约束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它是潜在的和无形的,是传统的世俗眼光的弊端,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披露,农村女性文化程度要远远低于男性,女性文盲率要远远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农村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期望值偏低。在农村封闭和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受制于所谓习俗的认可,迫使男性和女性接受不同的生活机遇,不断拉大着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 4、妇女在当代中国社会上中阶层所占比例较少,在社会中下阶层中所占比例较大。当代社会,在对各种资源的拥有程度上,男性和女性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今,女性就业率不断下降,这和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有直接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女性面对着两种挑战,既要反对自己在公共生活领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要反对自己在家庭生活领域中的惯性对待。 5、骥村妇女承担劳动的繁重程度不亚于男性,但工分始终低于男性。在现代社会,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潜意识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导致了不公平的职场机会,造成了性别差异。 由于第一次接触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对问题的反思并不透彻,我期盼以后可以对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多加关注,多加思考,不断提高自己对社会性别的认知和了解。(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视域下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与农民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为统购统销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参予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的赞成。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点了点头。后来,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二、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25.7%。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又比1951年增长了10,6%,比1949年增长了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1936年的3000亿斤相比,增长了9.3%。”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 对于1953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粮食上市量为28.2%,1952年则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纳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够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有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三、合作化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意见。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议处。”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这种思路,这是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的实行。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其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远多于其它地区,经历过历次运动洗礼的农民也开始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他们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但这种“坏分子”进入合作组织进行“剥削”的情况并不多见。 三、大众宣传的鼓动 一般说来,公众的心理极易被大众宣传所鼓动,尤其是当宣传的内容被不断重复或者着重强调,民众在这种条件下极有可能会接受宣传内容,甚至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极其注重宣传工作,而建国之后,为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开展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时,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和完善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以建立一个遍及城乡的国家宣传网。建国前多数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媒体缺乏接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极易被新建的国家宣传网所吸引。 劳动模范的宣传在广大农民脑海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合作社图景,农民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加入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动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些报道的权威性毫不怀疑,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辽阳县二台子村支部书记所领导的合作社模仿延吉县金时龙合作社经验实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劳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读者,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四、农民对强硬措施的畏惧心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展开以来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进的问题,诸如强迫命令、强制编组建社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加快合作化进度,不惜以各种非正常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组),如给人扣帽子、没收农具、扒院墙甚至打骂群众等等,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许多农民由于惧怕和避嫌而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申请入社(组)。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很多农民正是由于这种害怕遭到打压的心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愿办社入社,这种强制入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策上也要求对他们合法的利益进行保护。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但他们很快就会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1952~1953年冬春之际,伴随着新一轮合作化高潮的开始,部分地区歧视、打压单干户的现象愈演愈烈。 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后,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们歧视单干农民,辱骂单干户:“单干户等同地主坏蛋一样”,“单干户走台湾路”。有人受不了这种指责,怕受歧视,甚至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 上册》,P82)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甚至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这种想法设法打击单干户的现象不仅违背了党中央强调的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引发了农民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一时间人心惶惶。 结 语 多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小高潮的出现,其中农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只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和维持他们的行为。的开展及完成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信赖,进而又使农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过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现出的一些优越性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也具有很强的新引力,相当部分农民积极建组入社完全就是冲着“好处”去的。同样,某些地区采用强硬手段来推动合作化,农民在重压之下被迫入社,其实质也是农民惧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另外,当时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和动员。建国初期的农民多数未受过、或者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对外界所知甚少。建国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传体系,通过宣传执行政策的好处、模范人物的事迹等内容,使原本封闭环境下的农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营建的外部世界,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生活的向往,诱导他们参与国家机器的建造。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女性文化透视 内容摘要: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催生出一批合作化小说,在转换角度后可看到内中女性形象展现出丰富的政治道德文化,由此更好地解读其中她们的文化内涵,以期发现相应价值。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政治 道德 女性 文化 一.概述 1949年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肩负沉重的国家书写使命。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主要“以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创建和巩固为内容,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合法性为诉求重点”[1],描写这段土地变革以及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为农业合作化小说。由政治批判回归文本,遭受传统文化及政治压抑的女性在此历史空间中发生转变,在政治道德层面也存在着和文本相对应的时代“转型”特点。翻阅代表性小说,可将其分为三类——与时代相合的新女性,新时代旧女性及转型中的女性。 二.新时代新女性 在《创业史》、《艳阳天》、《山乡巨变》等一批合作化小说中,与时代相合散发蓬勃朝气的农村新女性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精神上的震撼,一扫旧风,久存心中的成见受到重创,使之不得不转换角度和心态对其重新审视。她们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新的政治道德文化,突破旧时代政治道德限制,加入时代大潮,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像焦二菊与焦淑红(《艳阳天》)、盛淑君与陈雪春(《山乡巨变》)、刘淑良(《创业史》)和范灵芝(《三里湾》)等,她们是该时代农村此类女性的一个缩影。作为较早了解并接受集体主义精神的类群,她们坚定拥护党所提出的政策,从事合作化事业和党的基层工作,个人价值的实现让位于合作化从属于大潮。她们以新的教育为利器,从精神内部突破旧有限制获得解放,在新空间中展现自己。 这些女性以极大热忱关心合作化事业,以其特有的细致敏锐察觉到潜在问题并及时提出,表现出强烈的干预精神,像焦淑红、焦二菊、刘淑良、盛淑君、陈雪春和范灵芝等在合作化运动中处于运动的浪尖上。焦淑红以一个团员的责任心关注本村事务,在给在工地上的萧长春信中就说:“社里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沟北有些人,开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领导,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什么。”[2]同样焦二菊也切实履行着一个党员的义务,对丈夫的“整天扎在生产队里”表示不满,要求丈夫“多担待点”[3]。盛淑君对于谣言就是:“信他个屁。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4]她精神上以准团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坚决拥护村里的决策。她们积极抓生产,和恶、落后势力斗争,以推进合作化事业的展开。至于《创业史》中的刘淑良婚姻自主,前夫变心便主动离婚回家居住,已从内中自觉与时代相跟进,梁母说她“思想开通”。她在建国后积极参与斗争,在“地主恶霸”受到惩处后,“在范村前街跑到后街,叫人开会,”[5]并加入团组织,参与领导合作化运动。 她们在干预村政同时还与破坏者斗争,团结教育落后者。对不愿意动手,喜欢舒服生活的孙桂英,焦淑红、焦二菊极力帮助,最终发生转变,在对马凤兰等人的斗争中则坚持反击,使其破坏活动难以奏效。盛淑君、陈雪春皆如此,然而情感上却较焦淑红更大胆,心思也更缜密。南方女子在道德上所受的规范小,天性少受压抑,大胆活泼热情、纯真自然,个性张扬,行动也更大胆直白。盛淑君与陈大春相恋,缠绵缱绻,而焦淑红与萧长春却是不显山露水,最后也未有明确结果,就连梁生宝和刘淑良也仅是同意婚事,正式确定关系而已。陈大春去株洲前两人在月色满山的夜晚倾情诉说,在《艳阳天》中是见不到的,其缠绵也非焦萧二人可知。焦、刘受道德约束较盛淑君多,但有相似的美德,都温柔体贴,对爱人所从事的事业予以支持并参与。 范灵芝在对其父的帮助中就可看到旧式的盲目服从已不存在,她的出发点在于合作化事业。对村政的干预她不逊于二焦,但同为北方女性的范灵芝在感情上表现就比她们直白。有感于马有翼的拖泥带水,灵芝果断决绝,而在与玉生的逐渐接触过程中,感情滋生,比较后毅然选择玉生(积极合作化事业),打定后直接向玉生挑明。诸多女性中,她是一个特例,在爱情上不拘于旧式规范,自己做主。同时,她又有作为女性的温柔体贴入微等,与玉生的结合很是相得益彰。 三.新时代中旧女性 传统女性受政治经济压制,道德屈从于男性,且伦理色彩浓厚的乡村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使之难有突破,于是“在农村地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后代,延续祖宗的香火”。[6]旧体制限制了女性融入社会生活的步伐,合作化无疑是场大变革,一些女性在运动中奋力冲开限制,寻求自我张扬个性,然而有些却否定并破坏。与焦淑红、盛淑君等相对的马凤兰(《艳阳天》)、龚子元妻(《创业史》)、李翠娥(《创业史》)等尽管文字分量不能和前者相比,然而正是两者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凤兰等极力排斥村政建设,“这个地主家的闺女,跟她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着刻骨的仇恨,”[7]“幸福”因共产党到来而破坏,旧时享受生活不再。马小辫说:“(共产党)让个好端端的财主像臭做活的那样卖苦力,让臭做活的掌印把子;让该富的穷了,让该穷的富了,”[8]马凤兰生活在他家,接受了认为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然而共产党的到来却将原有秩序打破,他们享受的系列优厚待遇都不复存在。于马凤兰等人来讲,他们信奉的是一种自私狭隘享乐的观念,自己小团体利益的满足始终是至上的,与新政治秩序相应的政治文化并未被接受。 马凤兰挑动粮食分红的争端是服从于丈夫马之悦需要的,她充当“传声筒”、“扩音喇叭”,负责各方消息传递,并对某些消息进行扩散。作为一个女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只是按吩咐从事,她的脑长在马之悦头上的,丈夫的判断是不会错的。萧长春教育开导孙桂英,她在背后煽风点火企图破坏萧的名誉,并试图借“绿手巾”事件嫁祸萧,结果却未得逞,后来,孙回心转意参加劳动,马又不断挑唆。马小辫将杀人(小石头)的念头和行动安排告诉她,她在一阵哆嗦之后同意之。传统道德观念中,于她们而言,有的只是对男性的服从,正确与否就不需考虑了,从利益出发,正符合他/她们权衡后的要求。 岂止马凤兰,龚子元之妻、李翠娥诸人皆是如此,在政治新秩序中,她们不是调整自身融入其中,而是极力破坏,革命带来的是自己的特权或者利益的破坏,受旧的政治观念约束,她们要使之“变天”,重回旧秩序中,由此造成她们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容,并最终成为时代的悲剧。在新秩序建构之初,各方处于起步阶段,她们扮演投机的角色,有时虽不露面,却在背后为其夫出谋划策。当白占魁与社干部发生纠纷后回家和李翠娥说起,李便成了“军师”,叫白不要和高增福冲突,她说“你和他硬闹,更当不上干部”、“你和他相好”、“你先听他的话,学乖,老实干活儿”[9]于是白成了此策略的执行者。此时,李只为自己的丈夫、家庭利益考虑,至于农业社,则已无足轻重。同样对无政治觉悟的龚子元之妻来说,亦是一个典型的服从丈夫的人。在丈夫招待亭面胡的时候,开始还埋怨:“你为什么要款待这样没用的家伙?”[10]最后龚子元交待给她任务——“常到亭面胡家看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从那里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邓秀梅住在此处),而这一过程就由女人来完成。果然女人在亭面胡家无意间从窗子看到了邓的文件,并将其告知龚子元,从而引发“山要毫无代价地归公”的谣言,造成恐慌局面。之后龚妻又在讨论妇女出工孩子怎么办的问题时“装作替有孩子的人说话”[11],从内在暴露了她的虚伪无知及不怀好意;刘雨生烂秧时,她又挑拨谢庆元夫妇,间接对刘雨生“常青社”破坏。 总之,这些女性以旧秩序的要求为行事规范,否认新秩序的建立并以破坏,意图颠覆恢复旧貌。谨遵旧时代的道德要求,自身定位为男性的服从者,并以之支配个人命运,以个人、家庭/族利益为上,身受传统规范约束,并成为禁锢自身的桎梏。 四.转型中的女性 转型中的女性面貌各异,一部加入大潮参与新秩序的构建,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一部则坚守旧的道德规范不变,并予新秩序以破坏;二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然而在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代表了大多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换的群体。图示为: 三类女性支撑着整个文本,占主体的第三类是转型社会中默默无闻的大群,多不太关心政治秩序的构建,但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不参与政治,以家庭为重,在利益面前会随之而动,但予之教育却又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如孙桂英(《艳阳天》)、袁小俊(《三里湾》)、盛佳秀与张桂贞(《山乡巨变》)等。 袁小俊与张桂贞婚姻均受家庭问题波及,袁小俊问题不大,但金生媳妇担心袁母“不是个好东西,教出来的闺女恐怕也靠不住”,[12]后者受其母“教导”屡生事端;张桂贞大哥前为兵痞,划为贫农,后成了中农,但他意图将“久想离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13]玉生聪明好学以合作化为重,但袁小俊深受其母影响以己为重,终无法相容。刘雨生与玉生同样也因合作化与妻子离婚,他因“为人和睦,本真,心地善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14]而成了互助组长。但张桂贞“只图享福”,“看见丈夫当了互助组组长,时常误工,就绞着他吵,要他丢开这个背时壳”,他一度动摇后决定专心参与工作,而妻子选择了回家。 袁小俊和张桂贞不会像马凤兰等那样破坏合作化却不合作,因它妨碍了自己的幸福,舒坦生活被干扰。袁小俊是要买几件衣服,在家里闹闹。张桂贞也就是想叫丈夫为自己/家庭多考虑一点而已,尽管“他的本真、至诚、大公无私,都是好的,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所需要的是,男人的倾心和小意,生活的松活和舒服。他不能够给她这一些。这个人不分昼夜,只记得工作,不记得家里……只有符贱庚,这个没有亲事的后生,天天来缠她。他不挑红花白花,也好愿意听她的调摆”。[15]张桂贞渴求家庭的幸福美满,刘雨生则致力于合作化,两人相去甚远。她们将孝顺、贞柔、慈爱的价值取向,和乐家庭、相夫教子的要求带进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任劳任怨、以家庭和儿女为重,体贴遵从丈夫和长辈。最后袁小俊和张桂贞虽重组家庭,然只有张桂贞突破自我融入到时代浪潮中。张桂贞在盛淑君等帮助下开始参加集体活动,可贵的是还参加了突击队,虽有波澜,但终向着新女性的行列中迈进了。 盛佳秀陷入不幸婚姻中,受传统约束,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孩子苦苦等待外出已婚的男人。然而在刘雨生去劝盛佳秀时发生转机,同病相怜之感和信任使两人慢慢互生情意,盛喜欢上了刘雨生。后来她发生改变,参加会议、劳动,并成为领先者。如此盛摆脱旧的约束,解放自我,关注合作化事业,与盛淑君等成为典范。此时旧式道德新意生出,刘忙于事务没时间做饭,盛偷偷给做好,不同与张桂贞的是她以对爱人的感情来支持合作化事业。盛在刘提出杀猪满足社员“打牙祭”的想法后,尽管不愿还是同意了。使她在旧时代成为自陷的传统美德此时一转,对刘温柔体贴,为之考虑,亦是对合作化事业的支持。 除此像焦母、亭面胡妻、梁母等,开始都受旧规范的约束,对合作化事业不理解不关心,仅聚焦于自己的家庭,然经过教育和帮助,都积极参与新秩序的构建,使那种在旧时代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发生新变,成为女性对合作化事业的特有支持,服从、温柔体贴。 五.结语 新女性全身心投入合作化进程,与反对者斗争,教育争取团结落后者,使其加入到建设新秩序的大潮中。在政治层面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在道德规范上亦突破约束,将优秀美德带入新社会,发出新的光芒。反对新秩序并要予以破坏的旧女性囿于政治道德约束,最终在新秩序的建构中被抛弃。而那些最广大的最具代表性的第三类女性有着处于转型时期的普遍心理,在教育和帮助之下,摆脱一定的约束,突破自我限制,成为新秩序构建的一支新力量。正是三类人物的相互作用,诠释了此一转型时代下不同的政治道德文化。 农业合作化论文:动员全体农民和农村青年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 一 从去年开始,全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得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应领导农民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乃是推动全盘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一支杠杆。仅就其对农业关系来说: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等生产资料,从而可能将存在於农业中的古老的耕作方法,加以逐步地改变,以便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不断地改善农民生活;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由城市源源不断地供给农民以大批的廉价的生活消费品,逐步满足广大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迅速引起国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从而扩大农副产品的销售额。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不仅解决城市人民就业问题,而且能吸引千百万农民到工矿、交通、森林与建筑业中来,以消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造成文化教育卫生专业的高涨,使科学技术充分地发挥它为工农生产服务的效能,同时国家也才能有更大力量来支付社会救济费,学生助学金,城乡房屋建筑费等,不仅解决城市人民的要求,而且也解决乡村农民的需要。总之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就可能使全国农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改造,造成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的新的结合关系,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幸福生活,变成富裕而又文明的人。显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自然也是农民的最高利益。 但是工业的高涨,同时必须有农业生产的高涨与之相配合。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日益增多的粮食供应,需要日益增多的棉花等等工业原料的供应。需要日益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来自农业的资金积累。因此,绝不能等待工业完全发展起来之后再来着手发展农业,而必须围绕工业重心,根据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相适应地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整个农村工作所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但是目前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也无力大量造林、育林和兴修水利,以抵御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更不能很快地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因而也就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工农业发展不平衡,这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如果让农业发展长期落后於工业发展的需要,结果又必然要影响到工业化的进行。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只能采取有效办法:逐步来改造这种小农经济,使之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但又不能采取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雇佣劳动的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可能发展成为大生产,它比之个体农民的生产力是较大的,但因为它是建立在剥削别人的基础之上,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就少数富农本身来说生产是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却带来大批劳动农民的破产困穷,这和广大农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和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国家总任务也是完全矛盾的。我们决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而只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采取合作化的道路,去逐步改造小农经济,使个体小农经济逐步变成合作社的大农经济,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使农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得利提高,大家招展,共同富裕,避免农村经济两极分化的现象——少数农民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破产困穷。这样就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发展农业 生产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乃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绝不能分裂开来。 二 要促进农村合作化,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通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种形式,而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则是农村合作化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来,农业合作化事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去年为止,全国已经有用近半数的农民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有二十几万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为止,全国生产合作社已将近七万个。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农村青年已经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好处。去年冬天计划收购粮食当中,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关於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教育。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许多农民在酝酿组织互助组,许多互助组要求转为合作社,许多农村青年在这当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靠自己劳动为生,力求摆脱剥削的农民,是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将会一年比一年发展、巩固与提高,最后一定会吸引所有劳动农民参加合作化,并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 但是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一万万户以上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关系到整个农业生产与国家工业化的配合问题,关系到党与亿万农民的合作问题,关系到工农联盟这个基本政策问题,而这个合作化事业除老解放区及几年来互助合作已办有成绩的地区外,对广大农民及一般干部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课题,新的创举,要把一万万户以上的农民吸引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比之还要艰巨的工作,也是一个比之更加复杂的斗争。因此要真正把互助合作办好,完成农业合作化这个伟大事业,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无论参加互助也好,合作也好,必须出於农民真正自愿,不能丝毫勉强,而要农民反正自愿,又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与典型示范办法,不能有其他方针与办法。农民是劳动者,他们是不愿受剥削,也不靠剥削别人为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可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但他们同时又是小私有者,他们依靠在自己小块的私有土地上独立劳动来生活,这种土地私有制和个体生产制,就养成了农民的个人主义心理与单独经营习惯,从而使他们在参加互助合作时产生许多顾虑,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与富裕中农这种顾虑就更多,他们常常害怕别人揩油,自己吃亏。自己单独经营惯了,一旦集体劳动,也害怕与别人相处不好。或者自己不自由,这些顾虑是可以设想到的。正由於农民特别是中农,有各种顾虑,所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於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开始总是观望的动摇的。党与人民政府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无疑的,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帮助他们消除顾虑,而使之自愿参加,绝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手段来对待他们。有些人经过说服教育还未能觉悟,就只好采取等待他们觉悟的方针。等到我们把别的互助组合作社办出成绩来,使他们亲眼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的事实,这些人最后是会愿意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这里应该明确肯定说,我们对待动摇的农民和对待剥削者是绝对不能采取同一政策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按照自愿原则,用说服为民相信公共集体农业优越於个体农业的方法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农业的轨道。”“只有在农民面前具体表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了集体农庄确实优於个体农庄,集体农庄确实是比个体农庄有利些,集体农庄确实能使农民——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困苦状现时,才能说服农民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便不能稳固。”“企图用强力建立集体农庄……结果是只能坏事,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的。”列宁说:“在这里采用强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业。”列宁还说过:“改造小农,改造小农底全部心理和习惯是需要有几代功夫的事情。要解决这个小农问题,要健全小农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质基础,要有技术,要在农业中大规模采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实行电气化。”这些至理名言,说明合作化运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与示范办法,使他们真正自愿,而不能采取强制方法。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同志却往往违反了这个自愿原则,他们为了赶任务,常常喜欢用行政命令勉强农民编组编社,有些同志开始时也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但一到说服教育无效时,便不耐烦地抛去了这个方针,而采用强制办法。或者不适当地给那些一时不愿参加组社的农民带上许多政治帽子,如说“单干户不光荣”“单干户是小台湾”“单干就是自发资本主义思想”“互助组落后,合作社进步”等等,想用这些政治帽子来促使农民入组入社,这也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强使农民暂时入组入社,但这样做并不能取得农民自愿,反而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与反感,一有机会他们还要退组退社。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电子仪器设备维护技术探析:实验室电子仪器设备维修的常用方法 摘 要:实验室电子仪器设备的维修是实验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电子仪器设备维修的常用方法进行阐述。 关键词:实验室 电子仪器设备 维修方法 实验室电子仪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因人为和客观因素产生各种故障,为确保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完好率,现就电子仪器设备维修的常用方法进行一些探讨。 一、非电量维修法 1、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是指断电后且不用仪器仪表,凭直观的感觉,调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4种感觉特性,进行判断。这种检查方法虽然准确性较差些,但速度快,尤其对电源故障检查较为有效。 看,主要是指观察仪器面板及内部元器件等。看按键、开关、接口、指示灯有无松动,元器件有无变形、脱焊、互碰、漏液、胀裂,印刷电路板铜箔有无断裂、短路、断路、虚焊、打火痕迹等现象,保险丝有无熔断或松动等问题,用眼睛直接识别和判断。 听,主要是指是否有异常的声音存在。可轻轻摇摆仪器,听听有无器件散落或螺丝钉脱落情况,是否有碰击声;还可作连续翻转,听有无不正常的“吱吱”声或“啪啪”的打火声(通电时)。如果有这些现象,故障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 闻,主要是指是否有闻到烧焦等异常气味,找到气味来源,故障可能出在异味之处。 摸,主要是通过对具体部位用手摸,感觉是否有异常的发热或其他物理现象。如断电后摸变压器外壳,感觉是否超过正常温度、发烫,但注意不要触及接线端子,因有时充电电容存在,电压甚高,危及安全;摸功率管有无过热或冰凉现象;摸调整管有无过热或冰凉不热现象等等。如果有这些现象,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 2、加热冷却法 此法对软故障更有效。这是因为一些软故障大多出自器件内部或引脚接触不良,通过加热(如用电烙铁烘烤集成电路)冷却(如用酒精棉球擦拭集成电路外壳)使之产生热胀冷缩,从而将故障表现出来,然后排除。 3、等效替换法 在大致判断了故障部位后还不能确定造成故障的原因时,对某些不易判断的元器件(如电感局部短路、集成电路性能变差等),用同型号或能互换的其他型号的元器件代换。在现场缺少测量仪器时,往往用替换法排除故障,尤其是插入式安装的元器件更是简单可行。 在运用该法时要注意替换的元器件应确认是好的,否则将会造成误判而走弯路;对于因过载而产生的故障,不宜用替换法,只有在确信不会再次损坏新元器件或已采取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才能替换。 二、电量维修法 1、电阻检测法 电阻检测法就是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电路中的一些可疑元件、可疑点以及集成电路各引脚对地的电阻。对所测的数值与正常值作比较,可迅速断定元件是否损坏、变质,是否存在开路和短路,是否有晶体管被击穿等。该方法对检修开路或短路性故障和确定故障元件最有实效。 为了确保检修的安全可靠性,测量前应对被测电路中的大电容进行放电,防止其储电烧坏万用表。 在维修过程中还经常会用到在线电阻测量法和脱焊电阻测量法。在线电阻测量法,就是在电路板上测量元件的阻值,由于被测元件接在电路板上,所测的数值是受到其它串、并联支路的影响,因此测量结果应予分析考虑。脱焊电阻测量法在维修过程中经常用到,其方法简单、快捷。就是将元件的一端或整个元件脱焊下来,再进行电阻测量的一种方法。两种方法宜配合使用,相辅相成,才能发挥电阻检测法的优点,获得正确的结果。 2、电压检测法 电压检测法是用万用表通过测电路或电路中元器件的工作电压并与正常值进行比较来判断故障部位或故障元件的一种方法。一般来说电压相差明显或电压波动较大的部位,就是故障所在部位。 电压测量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电压检测法,是显示器不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测得的结果。另一种是动态电压测量法,是显示器接入信号时所测得的电压值。 电压检测法一般是检测关键点的电压值。根据关键点的电压情况,来缩小故障范围,快速找出故障元件。 3、电流测量法 电流测量法主要测量电子设备整机工作电流或某一电路中的工作电流。电流检查往往比电阻检查更能反映出各电路静态工作是否正常。测量整机工作电流时,须将电路断开(或取下直流保险丝),将万用表电流挡(选择最大量程)串入电路中(应将万用表接好后再通电);另外,还可以测量电子设备插孔电流、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工作电流、电源负载电流、电容器漏电电流、空载变压器电流、过荷继电器动作电流等。家电测量时必须预先选好量程,防止量程过小而损坏电表。 4、波形测量法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可比较直观地检查电路动态及工作状况,这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 测量时应注意选择公共点作为示波器地线,地线必须接触良好,否则波形不稳或看不到波形;应注意被测设备的地线必须是“冷”地(即与电网是隔离的);应注意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要高,否则对被测电路有影响;应注意示波器输入信号应在量程范围内,否则易损坏示波器。 5、干扰法 主要检查电子设备在输入适当的信号时才表现出来的故障。方法是用镊子、螺丝刀、表笔等简单工具碰触某部分电路的输入端,利用人体感应或碰触中的杂波作为干扰信号,输入到各级电路;或用短路法使晶体管基极对地连续或瞬间短路,在给电路输入端加入这些干扰信号的同时,可用万用表或示波器在电路的输出端进行测量;注意荧光屏上是否有噪波干扰、喇叭中是否有噪声干扰,以判断被检查部位能否传输信号来判断故障部位。最好从最后一级逐渐向前检查。 6、比较法 维修有故障的电子设备时,若有两台电子设备,可以用另一台好的电子设备作比较。分别测量出两台电子设备同一部位的电压、工作波形、对地电阻、元器件参数等来相互比较,可方便地判断故障部位。另外,平时多收集一些电子设备的各种数据,以便检修时作比较。 7、隔离法 适用于各部分既能独立工作,又可能相互影响的电路(如多负载并联排列电路、分叉电路)。这时可将某电路各个部分一个一个地断开,一步一步地去缩小故障范围。如当测量到某点对地短路时,首先看看是由哪几个支路交汇于这一点,然后逐一或有选择地分别将各支路断开,当断开某一支路时短路现象消失,则说明短路元件就在此条支路上。然后再沿这一支路,继续用上述方法查找,直到查到短路元件为止。当然,在查找的过程中,串接有较大阻值电阻的支路可不用考虑。 8、信号追踪法 用示波器、逻辑探头或万用表,按信号流程选择正确的检测点,检测电阻、电压、电流、信号波形、逻辑电平等是否正常。 测试时应由不正常的检测点开始沿信号通路往回测试;应先大范围寻找故障源,再小范围仔细测试(对于串联电路,可以从中间插入进行检测)。 以上所述是电子仪器设备维修的常用方法,在实际维修中到底采用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有时可几种方法同时使用而快速准确地排除故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电子仪器设备维护技术探析:分析电子仪器设备的维护技术 摘 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电子仪器设备在日常的正确使用和维护工作,针对如何维护设备以增加其使用寿命做出了科学的论述。 【关键词】电子仪器 电子设备 正确使用 维护 电子设备的使用期一般会很长,这就需要做认真好日常的维护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加长电器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的维修次数,保证设备的精密运行,还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电子仪器的维护一般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防尘与防灰 外表的整洁不仅可以保持电子仪器的美观,使其使用时更加方便,还能避免仪器内部的细小部件因灰尘的影响而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必须做好基本的防尘与防灰维护。 灰尘对仪器内部的破坏主要是由于灰尘的吸湿性,这种性质主要会毁坏设备的绝缘性能,会增加活动、接插部件的磨损,在雷雨天气时,会增加设备被电击穿的概率,严重缩短电子仪器的使用寿命。 使用防尘罩是避免设备沾染灰尘的最好方法,电子仪器一般自带大小适宜的防尘罩,没有的话可以自行购买,也可以直接将仪器放进柜厨内。防尘罩不仅防尘还需要具有透气性,市面上主要有玻璃纤维和编制塑料的罩布,但玻璃纤维会影响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容易进入仪器且进入后不易清洗,会引发接触不良、干涩等问题,因此最好采用质地细密的编织塑料罩。仪器使用完后一般会有发热的现象,在使用防尘罩过程中应注意,要等温度下降后再加罩,因为挥发不出的水汽会腐蚀设备内部的金属元件,进而降低其绝缘度,另外,不能将电子仪器无遮盖地长期搁置在水泥地或靠墙的地板上。 以上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灰尘进入仪器内部,但由于在系统的检修仪器时,会将仪器拆卸开来,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用毛刷将细小仪器里的灰尘吹刷干净。但在吹刷过程中,一定要保持电路元器件、接线位置、电子管、石英晶体等位置不变,如果必须变动,则要用记号笔做好标注,以免复位时插错位置。 2 防潮与驱潮 湿度对元器件的性能的影响,比温度有过之而物不及,湿度主要影响电子仪器的绝缘性能和介电参数。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潮措施,以隔离潮湿的环境,主要的防潮措施有:密封、涂覆或浸渍防潮涂料、灌封等。 首先,电子设备最好选择干燥的房间存放,最好有充足的阳光照射、四面通风,从根源上避免受潮的可能。为保险起见,在仪器内部或存放仪器的柜厨里,还需要放置“硅胶袋”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新买的仪器里一般都会附带。同时应定期检查硅胶是否干燥( 正常应呈白色半透明颗粒状),根据硅胶的化学性质,若出现结块变黄的现象,表明它的吸水功能已经下降,应马上更换新的硅胶袋或把结块的硅胶加热烘干,使它恢复颗粒状继续使用,但最好选用新的硅胶,以保证更好的吸水效果。还可以选用光热除潮的方法,一般可在仪器橱内,安装100w 左右的灯泡或25 w 左右的红外线灯泡,定期通电驱潮。长期搁置不用的电子仪器,即使放置时已做好十足的除潮工作,在使用之前也应检查受潮情况,并进行排潮烘干工作。排潮烘干工作的具体步骤为:把仪器放置在大容积的恒温箱内,用 60 左右温度加热 2-4h。大容积恒温箱可用适当功率的调压自耦变压器来代替,具体操作步骤为:先将市电交流电源的电压降低到 190 v 左右,使仪器在较低的电源电压下,通电 1-2 h,然后再将交流电源电压升高至 220 v 额定值,继续通电 1-2 h,这样同样可以收到排潮烘干的效果。若不进行排潮烘干工作,在用正常家用电源供电时,往往会发生内部电源变压器或整流排潮烘干工作电路跳火、击穿或局部短路等故障现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电压有特殊要求的仪器设备,一定要在其规定的电压下工作,以免损坏仪器设备。另外,仪器设备在未经绝缘试验的情况下,切忌通电驱潮。对于功率较大的电子设备,长期闲置不用时,应按说明书要求或在每年霉雨季节过后定期通电驱潮。 避免温度的剧变,温度的巨变会使仪器表面带有潮气,仪器的金属部件可能会因此生锈,尤其在我国东北地区,冬季室内外温差可达30~40 ,室外用完的仪器移至室内时,一定要把表面的潮气擦拭干净。 3 防热与排热 绝缘材料和电路元器件的参数受温度的影响很大,主要影响方面有:介电性能、抗电强度、碳质电阻、电解电容器、半导体器件等,其中半导体器件的特性受温度的影响最大。例如,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 集电极穿透电流,都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大。这些情况将导致电子仪器工作的不稳定,甚至发生各种故障。因此,电子仪器的温度变化范围一般设定在40 左右,一般最高工作温度应低于65,即不烫手的温度。电子仪器设备说明书中会对使用环境温度作出规定,一般温度在 20 ~ 25 ℃是电子设备的最佳工作温度。不能在烈日下工作,阳光暴晒会使温度迅速增高,对仪器造成损伤,如果室温超过 35,也应采取相应降温措施,如:通风排热、缩短工作时间等,必要时,应取下机壳盖板,以利散热。但决不能用洒水或放置冰块方式来降温,水汽会严重侵蚀设备使其生锈。 4 防腐蚀 酸性或碱性物质都会腐蚀电子仪器,而近半数的电子仪器一般都会使用电池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定期检查电池的使用情况,避免其发生漏液或腐烂,对于长期不使用的电子设备,最好在放置电子仪器时将电池取出。对于附有标准电池的电子仪器( 如数字式直流电压表、补偿式电压表等) ,应特别注意保护其标准电池,必要时可以将其带有的标准电池取出来另行运送,尤其是装箱搬运时,以给予其应有保护。电子仪器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包装存放,应使用凡士林或黄油涂擦仪器面板的镀层部件( 如钮子开关、面板螺钉、把手、插口、接线柱等) 和金属的附配件等,并用油纸或蜡纸包封,以免受到腐蚀,使用时,可用干布把涂料抹擦干净。在沿海地区,其气候条件更加复杂,尤其要注意盐雾气体对仪器设备的侵蚀。 本文通过对电子仪器维护的具体阐述,详细说明了电子设备在日常使用中所需的重要保养,不仅保证了电子设备的安全使用,延长了其使用寿命,还为工厂的电子设备维护提供了借鉴,通过设备的维护,可以大大减少成本支出,增加企业效率。 作者单位 广西南宁联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30000 电子仪器设备维护技术探析:医学实验室电子仪器设备管理初探 1高校电子仪器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 1.1不健全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目前,在我国部分高等院校中,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有效管理工作普遍是各学校管理工作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方面都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在多数的高等医学院中,其对医学实验室中仪器设备的管理主要实行的是二级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将仪器设备交由设备处或资产处进行宏观管理,而各院系和相应的使用部门就负责其设备的日常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在各部门各司其职的管理基础上进行总部门的宏观管理,本来是一种比较具有实用性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实际的仪器设备管理中,其宏观管理与各院系之间的日常管理往往会存在不连贯或者是脱节的情况,最终导致了在设备处或资产处的宏观管理中得到的有关设备的数据不准确,从而对设备的保有情况和使用情况不能进行有效的动态化管理,如对设备进行交接、调配、报废与维修方面的有效管理。 1.2传统基础医学实验室管理模式落后 高校基础医学部的实验室都是按照学科的分属以教研室为单位进行相关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并且各实验室职位本学科服务,而这就直接导致各实验室虽小但全的同时,造成相关有联系的学科的实验设备的重复购置,大大的降低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并造成设备经费的浪费,致使部分的陈旧落后的仪器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从而影响实验的进度与效果。 2高校医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有效管理措施 2.1医学实验室体制的改革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间的相互融合发展是目前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它将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之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交叉渗透,逐渐呈现出一片高度综合的局面。而且,要想使未来医学的发展取得重大的突破,就必须逐渐加强其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和生命伦理学等众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综合,并且将医学科学基础研究与相关的医疗技术进行有机的融合,促使高等医学教育逐渐朝着整体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为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就必将建立以功能相同、学科相关的综合性的实验室。如在实际的医学实验室的建设中,就可以将外科学、内科学和临床检验学等实验室进行交叉与渗透以形成综合的临床技能实验室,综合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的学习,对其临床操作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培养。而这就将有效的改变传统高等医学院校单一性功能的实验室,使那些结构相似、功能雷同的教学实验室能够进行有机的融合,提高各医学电子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实验设备资源的充分共享。 2.2有效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对医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特别是电子仪器设备的管理是一项经济性、政策性和业务性很强的管理工作,在实际的管理中,对相关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和协调的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各院校的领导要不断的加强对医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队伍的建设,并进一步完善对队伍中人员的岗位培训制度和技术考评制度,将不断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纳入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落实。长期以来,部分医学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地位和作用都得不到重视,影响了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培养。随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医学实验室中大量的新技术的开发、新设备的引进,和实验教学中设计性实验的有效开展,致使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要求实验室技术人员能够掌握新技术、新设备的有效运用,掌握各学科专业基础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并有效应用计算机对各医学实验室进行现代化的管理和相关仪器,特别是电子仪器设备的规范化管理。而这种变化就要求各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能充分树立自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有效的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实验室设备的管理中,要加强实验室技术人员的个人价值的发挥,鼓励其与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共同对相关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并在结合社会对实用性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不断的开发出有利于学生操作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综合性实验。同时,还可定期的对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向他们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医学实验操作技能,以不断的强化他们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能力和使用能力。 2.3做好实验室中仪器设备的维护工作 在实际教学中,为了保证各医学实验能够正常的进行,实验室中仪器设备的管理人员要定期对仪器设备,特备是电子仪器设备进行维护管理工作,从而保证各仪器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提高其有效利用率。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为了有效的开展对电子仪器设备的维修工作,并避免在维修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时间的浪费,首先,在维修中因具备一定的条件:相关硬件的准备,如万用表、拆装工具、元件参数手册、信号发生器等;相关软件准备,如维修人员要熟悉相关电子仪器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并掌握一定的维修技巧,仔细了解、分析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的现象和使用情况;然后,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后,维修人员就要确定维修的思路,并采用与故障相适应的维修方法,如非电量检修法、电量检测法等,其中在非电量维修法中,可具体运用直观检测法、加热冷却法、等效替换法等,而在电量检测法中,就可有效运用电阻、电压、电流测量法、比较法、隔离法等;最后,在电子仪器设备维修完成后,必须进行必要的校正工作,以保证设备在维护后的质量,从而使电子仪器设备能够保持原有的指标。此外,工作人员在对医学实验室的电子仪器设备进行维修的过程中,要保证电子仪器设备和人身的安全,避免因不当操作造成电子仪器设备故障的扩大。如在维修中,工作人员要时刻注意电子仪器设备工作的电压值,对电子仪器设备进行拆装时,要慎重,不可轻易拆装,在对元件进行更换时,也要尽量满足原参数的要求和性能指标等。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断加强和完善各医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特别是电子仪器设备的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其设备的利用率,并最大化的优化实验设备,从而使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能够更好的为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以提高其教学实验的质量,并且将其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率全面的发挥出来,有效的俄促进高校实验课程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者:潘颖 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关键字: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学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culture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ofthepeopleforthe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andpopular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 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 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 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 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审视 摘要: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由于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错、高尚与庸俗并存、机遇与挑战并生的复杂态势。因此,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必须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任务以及方针,不断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大力推动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市场经济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 要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何为大众文化。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概念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十多年前,金元浦先生就在《定义大众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十多种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与理解,可以说,它们是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十多年之后,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依然未达到共识,甚至可以说,它仍是一个边际模糊的概念。平心而论,大众文化之所以难于说清楚,其原因既在于大众文化内涵的丰富,又在于大众文化本身的流变。然而,纵使学者们在认识与理解上分歧很大,但我们必须对其有所言说。从总体上看,大众文化发轫于西方,兴盛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美地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着popular culture和massculture两种表达,虽说各自突出的重点不同,但都意指着“平民文化”或“流行文化”,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它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那么,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什么是大众文化呢?我们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以满足大众消费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一个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对的领域。 就我国情况来看,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大众文化发展逻辑看,有着几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大众文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文化消费意识的出现,90年代中国文化消费的需求初现端倪,这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人们的文化消费也逐渐显露,文化创造与消费的主体意识不断明晰,显然,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三是“文化热”的影响,在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大量西方思潮涌人中国,并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西方大文化批判思想也在中国得以关注,进入了人们思考的视野。可以说,这一切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新千年之后,大众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消费需要的增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大众文化逐渐由“隐”到“显”,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由最初学者的批判,转变到大众对它的接受与认同,大众文化日益成为文化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一族。 二、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推进,大众文化发展也深受转型期的影响,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具体来说: 首先,传统与现代交错。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西方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经过了现代化运动,相反,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化运动,大众文化的兴起则与现代化相伴随。从这种角度看,大众文化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密不可分,在这个“初级”阶段,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气息。在这里,所谓“传统”,实际上,是指大众文化所反应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精神,这一点尤其集中于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无论人们消费何种大众文化,采取何种消费方式,总能折射出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处事方式;所谓“现代”,就是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与理念的现代化,从大众文化媒介看,它不再局限于口头与书面的传媒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现代数字媒介,数字媒体彻底改变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从而全方位地影响了大众对文化的认同与接收。 其次,高尚与庸俗并存。对于任何时代的大众文化而言,高尚与庸俗是都相生相伴的,在不同的时代中,差异在于高尚是主流,还是庸俗是主流。就当前我国大众文化来看,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大众文化有着明显的庸俗化倾向。从本质上看,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能为大众所分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现代意识的淡薄,文化发展机制与体制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之,社会监管与法律意识的缺乏,大众文化的“俗”已经濒临“庸俗”。如果说,在物质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庸俗”表现在人们以文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那么,在精神层面,大众文化的“庸俗”则在于对伦理价值与审美旨趣的背离。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中有着高尚的一面,而且应当说,高尚的这一面仍然是主要的方面,并集中体现我们时代的风貌,但大众文化的“乱象”的确让人担忧,令人思考。因此,高尚与庸俗并存构成了当前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 最后,机遇与调整共生。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看,我国社会转型本质上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一方面激活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为大众文化的发展逐步积累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松了绑”,减少了束缚,因而给大众文化发展带来活力与广阔的空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工业文化,它在中国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密不可分,可以说,随着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众文化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看:其一,大众文化的主体意识尚未成熟,人们在大众文化发展中更多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而非生产者、创造者;其二,大众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大众文化市场还未真正形成,大众文化产品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三,在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我国大众文化与国外大众文化相比较,竞争力不强,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是很大。面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显然,我们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尤其是转型期的实际出发,准确地把握方向,积极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 三、推动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的举措 大众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必须重视大众文化建设,并使其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强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坚持以何作为指导是一个根本问题,明确这一问题是大众文化建设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方向。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要求,在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也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必须依据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以满足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需要为要求;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之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突显出来,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相互交错,文化领域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领大众文化正确发展。不言而喻,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大众文化建设的领导,实现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角色转变,科学领导大众文化建设,实现大众文化健康、快速发展与繁荣。 其次,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与方针。就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看,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社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步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大众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要遵循大众文化发展规律,培养建设大众文化人才,形成大众文化产业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体制,发展科技传播模式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品位,创造更多优秀的、符合大众要求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大众文化建设的方针看,文化建设的方针既是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也是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在当前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既要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又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为价值原则,还要以发挥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优势为实现价值目标的主要途径。 再次,实现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在我国当前文化发展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最主要的三个领域,正确对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一方面,必须坚持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正确引导。只有发挥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才能保持大众文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正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3]。另一方面,必须接受精英文化的批判,精英文化能帮助大众文化提升品位,克服庸俗化,从而促进大众文化的自我进步。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如果实现了较好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处在健康的发展状况中。 最后,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发展既可以走文化事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文化产业的道路,而且进一步指出,在未来文化发展中,“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按照这一要求,实现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大力促进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文化产业机制,在充分发挥国内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重视与引进国外文化资源,积极以市场为导向,从而克服我国大众文化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高效率的大众文化产业格局;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大众文化品牌,大众文化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强文化的创新,以我国大众的文化需求、文化品位为出发点,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综合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反映我国大众的生活特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大众文化走向世界。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大众传播视角下的中国大众文化 摘 要: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存在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影响力。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中国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 摘 要: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以求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关键词:大众文化;社会心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人们越来越渴望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文化的开放繁荣,心态的健康积极,是对时代与国家提出的新的要求。伴随着这些要求,大众文化、社会心态这两个名词越来越多的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不少,但对二者之间发展逻辑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出发,提出在制度伦理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一、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格局,重建了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中外学者给出了许多不同解释,笔者借用学者金元浦的定义,即: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1]”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2]。 1.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有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等特点。大众文化是社会心态的反映窗口,社会心态不是静止的,而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大众文化商品性的特点使其自发迎合受众群的需求。社会心态被看成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素材资源,这使社会心态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指向标。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大众文化经过模仿社会心态、去个性化、情绪感染、社会认同等心理过程,依靠影视、广告、娱乐节目、音乐等种类繁多的商品形式和传播媒介展现出来。由于大众文化受众广、表现形式轻松,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极易被民众接受,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态,这种看似平和、迂回的影响方式甚至对社会心态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2.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价值在相当层面上被二者的同步性所遮蔽。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心态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相对的自足性,一种对大众文化的疏离,一种逆向的审理,一种层面上的超越和反省,一种思想的质疑和批判;二是大众文化因其自身属性的商品化,作为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具体表现为真实性、自律性、批判性等方面。社会心态有着双向效应、中介过滤作用及自我调节的功能,它独立于大众文化之外,能够冷静旁观大众文化由于其商业性带来的过度迎合,具有对大众文化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社会心态是一个本真的真实,是面向未来敞开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即人和自然的发展所昭示的有待实现的超越之境。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它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 二、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决定了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任一方进步、积极地发展自身时,伴随着两者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将引导另一方一同前进,促进彼此完成一次次的更新与发展。反之,当任一方的负面因素占据上风,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另一方。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不加节制地迎合和盈利的性质,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社会心态所包含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将引导大众文化做出同样的选择,并被大众文、化借助文化商品的形式放大,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无处不在、非常直接的感官冲击常常会左右人们的判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物本位的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争取了为数不少的信众,钱、权成为这些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不惜挑战法律界限和道德底线。伴随而来的现代快餐文化让人们心灵在物质诱惑与撕扯分裂越发空虚、痛苦和困惑[3]。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需要借助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力量。通过立法、完善制度,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宣扬道德原则规范等途径,使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念,树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高品位、大取向,给大众文化以引领、导向和提升。同时,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大众文化生产商们在敏锐嗅觉的引导下对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大众文化多样的文化产品形式呈现出来,通过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调控,榜样力量的带动,将达到广泛的影响效果,强化民众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良好、积极的社会心态。 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4]。虽然社会心态的提法并非由来已久,但早在古代,中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国儒道均提倡“识美丑、辨善恶、知事理”。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的“白板说”到培根的“四假相说”,再到康德的“直观形式”和“范畴”等等,以不同观点和角度论及社会心态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3]”。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就是指社会主体的心态。指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心态正是主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社会心态随之逐步转型和发展,由固步自封到开放包容,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那么如何塑造和确立和谐社会心态呢? 1.完善制度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心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竞争和优胜劣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达的媒体和网络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看到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致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心理产生了不满。因此,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合理,是和谐社会心态的政治、制度保证。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心态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分配。贫富差距大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冲击是直接且十分剧烈。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的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十分紧要。通过税收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降低弱势群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此外,通过提供合理的利益获得渠道,确立公平均等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3.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是构建和谐社会心态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是对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补充完善。道德调控,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借助各种相应的社会力量,采取各种措施,使特定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在大众层面上被接收,并转化为个体的义务观念、良心感、价值目标和实际行为的活动和过程[6]。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4.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受到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的的冲击,作为社会心态的精神动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背后的误区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后”、“90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只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前段时间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这期间出现得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那时候的大众文化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抗争,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人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90年代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换言之,一种世俗背叛了另一种世俗。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我以为90年代的物质主义与80年代世俗大众文化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建立在去公共化的基础上,它是一种畸形世俗化时代出现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深度结合。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如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却在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等等,这有点滑稽与悲哀。 如果这个分析大体成立,那么,如欲克服中国9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既不能靠进口西方的上帝,更不能回到“”,而只能是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中国和西方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一个健康的世俗化环境中,告别了禁欲主义的广大民众会以巨大的热情建设一个崭新的公共世界,开始健康的公共生活;但如果公共世界的参与渠道被堵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因为制度性原因被阻断,那么,唯一的出路或无奈的选择,只能是被迫拥抱物质主义。
1新媒体界定和特点 1.1新媒体的界定 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新媒体(New Media)这一概念。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利用数学、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局域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即“数字化新媒体”。 1.2新媒体的特点 在即时、交互、关系赋权的新媒体环境下,整个社会传播体系和传播生态都发生变革。从传播生态的角度来看,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渠道多元共生、传播内容散乱复杂。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从赋权的角度看,就是新媒体延伸了人们的言论表达、传播沟通、以媒体为平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等。新媒体时代,信息权从主流声音一统天下向草根阶层众声喧哗转变;新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地域的界限,将全球带入一个媒介化社会;新媒体网络传播将传统点对点的传播变成点对面的传播,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我们能够与他人保持传播,延伸了人们之间进行传播沟通的可能。 2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 2.1新媒体有利于政府倾听民意 传统广电媒体的受众是隐匿被动的,而新媒体的用户是主动的积极参与的“消费生产者”。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公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公众通过对话语权的追求掌控来达到自我赋权的目标。新媒体时代,网络问政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更好地培育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众可以将自己的声音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传播出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而政府可以高效迅速在互联网为民众答疑解惑。 2.2新媒体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行 在我国,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公众因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赋权”,更多的人参与到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公众话语权的提高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推动作用。从2003年孙志刚之死倒逼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到2004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推动了卫生部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的与实施;2016年魏则西之死推动《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可见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更有力地保证决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决策执行的难度。 2.3新媒体有利于公众进行舆论监督 技术是把双刃剑,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打破原有媒介的垄断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垄断。如今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搜索引擎,可当搜索引擎不再单纯服务于信息搜索而被商业利益驱动时,信息筛选与排序成了掌握资源者主观的操纵。用户虽然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但服务提供商控制了信息呈现的排序,也就相当于强制用户阅读推广内容,网络媒介并没有促成平等的信息流动。而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媒介话语成为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纽带,网络中千千万万的“魏则西”运用手中的话语权,与百度等资本绑架媒介恶意误导消费者行为进行抗争,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2016年9月1日已正式实施《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将争论已久的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在互联网搜索付费定义为广告。该政策对出台,是媒体监督和公民运用话语权推进公共政策的典型案例。 3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公众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被赋权,提高公民话语权的同时,被赋权的公众却缺乏专业媒体人的媒介素养。因而,在虚拟隐匿后台化的媒体环境中,在部分媒体煽情化的表达和有目的地情绪感染下,网络中站队树敌、暴力相向、围攻对骂的情绪化宣泄比较明显,基于群体传播中的“广场效应”,互联网成为谣言滋生温床。 3.1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辟谣难度上升,增加社会治理新难度。由于网络传播隐蔽的“后台化”特征和超链接的无限性使得公共机构对网络舆论的审查和调控成本变得极为高昂;倘若舆情监测不到位,可能导致辟谣不及时,引发次生舆情危机,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例如,在红黄蓝虐童事件中,出现的“老虎团集体猥亵幼儿”的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并直接危害了国家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基于新媒体范围无界、迅速即时、“全天候”“滚动化”、裂变式的传播特征,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 3.2如何进行网络谣言治理以应对挑战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网络谣言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归根到底有以下3点原因:第一,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不实信息的传播;第二,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受众需求的信息多,而官方权威者供给的信息少;第三,新媒体的助推。为了维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网络谣言的治理。以下试以2011年抢盐风波为例,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以谣言传播过程的4个阶段为时间线索,浅析谣言的控制 策略。3.2.1萌芽期。萌芽期又称潜伏期,是谣言产生的初始阶段。2011年,食盐遭哄抢起因是日本核泄漏引起民众恐慌,网民误信“含碘物品可防辐射”的谣言而引发了突发性集合行为。在萌芽期若想要有效地治理谣言,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监控机制:立法机构要构建法制化网络管理机制,通过分层管理和整体调控手段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性;要加强行政监管和政务公开,加强技术监控和辟谣力度,加强舆情掌握与谣言调控;媒体要善于在各种舆论蜂起之时,及时做出正确判断,果断抓住有利时机,有效控制舆论方向,对社会舆论正确引导,避免谣言大规模传播。3.2.2发展期。发展期阶段最重要的是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权威媒体应及时传递真实信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使事实的总体和相互联系在实际上符合客观实际。抢盐风波中,尽管官方及时进行了辟谣并公开了信息,但由于不够及时,因而造成了谣言的扩散。所以在谣言发展期,可以在技术监控的硬件支持下,及时掌握舆情,并揭露谣言的错误本质、指明其社会危害,使谣言尽快退出舆论场。3.2.3爆发期。爆发期阶段最重要的是控制谣言大规模爆发,防止谣言从线上向线下行为转化,造成社会群体事件,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在抢盐风波的报道中,传统媒体着眼于“超市碘盐售罄”“抢购风潮”等议题,作用于公众的认知,公众采取行动怕落人后到超市抢购碘盐,就进一步增大了“抢盐风波”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在该时期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控制谣言:1)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动辟谣,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协同辟谣;2)通过规范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介入对规范网络及信息传播秩序起到警示作用,提高造谣和传谣的违法成本,依法惩处造谣行为。3.2.4沉淀期。通常谣言被攻破后即进入沉淀期。这时候需要政府、媒体和个人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行为或不足。作为大众媒体,此时可以发挥教化功能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内容散乱复杂,传播渠道多元共生。倘若能够针对谣言产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针对相关原因对症下药,相信能够更好地控制谣言,防止诸如“抢盐风波”由谣言引发的突发性集合行为再次发生。 4结论 《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差的时代。好的是我们可以去拥抱技术带来的体验,拥抱新媒体给我们创造的更加精彩丰富的世界。坏的是在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过多关注技术带给我们的感官体验,少了对内容的真正思考,对世界的思考。在今天,我们不应该过度沉溺于媒介用符号构建的表面娱乐和通俗满足中,而是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公民的话语权,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促使政府提高执政水平,推动国家进步;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为政府决策进言献策,推动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技术是中立的,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有利也有弊,重要的是我们要合理运用技术,与此同时加强自身素养,成为能够造福社会的人,这样社会才能更精彩。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30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之鲁迅与周杨 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特征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十九世纪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情结简析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浅析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政党政治功能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 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政党政治成本(B)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编校:少 卿)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大学政治论文: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在华北大学开学之前,北方大学的师生已陆续到达正定。该校文教学院出现了一点风波。当时,成仿吾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抽调四个人到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去了解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有三个人调回研究室,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并直接向成仿吾汇报。我每天都会汇报一次,把大字报的内容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如实上报。原来,这个学院的“三查”、“三整”搞“左”了,伤了一些人;后来又纠偏,发动学员向领导提意见,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进文教学院,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评领导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称积极分子为“幸进分子”。这时,院里的工作已处于瘫痪状态,召集开会都很难。针对这种情况,成校长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要站出来讲话。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贴起大字报来。 这样,大字报就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了。通过辩论,有些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工作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一段接触中,我感到成仿吾非常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对事都作具体分析。当时,对文教学院发生的事情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捣乱,有人认为是个别民主人士在背后操纵……这些看法,成仿吾作结论时都没有采纳。他认为,还是运动出了偏差,纠偏时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结论是:由小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的党是错误的。这就表明,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作了结论以后,少数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激烈的人,也分配到政治班继续学习,并照常分配工作。进城后,我还遇见过其中一位同志,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 这件事使我对成仿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难得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成仿吾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 1948年8月,我被调到政治学院十一班做助理员。这个班,实际上是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说它是十一班,是从华北联合大学的政治班排下来的。班主任是胡华,副主任是朱云,李军和我是助理员。胡华要上课,日常全面工作主要由朱云负责,李军管组织,我管学习。 十一班有100多位同学,他们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来自北平、天津,有的来自河北、河南,还有的跨越万水千山,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四川、云南长途跋涉来到华北解放区。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30多所院校……也有一部分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过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多数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班里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演员(如童超、童弟兄弟,刘涛),有的是舞蹈家(如赵郓歌、叶宁、杨凡),有的是画家(如何焰),有的是《大公报》的记者(如杨泓、李质如),有的是歌唱家(如肖晴)……有几对还是夫妇同来的。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有些人被列入“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解放区。有些人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下决心投奔解放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正定。 当时,华北城工部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和加快培养迎接全国解放的干部,也有意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学习。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和群众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们感到,到华北大学,就是到了家。有一位同学在回忆刚到华北大学的经历时写道:“进门先进接待室,迎面墙上挂着几条标语,其中使人终生难忘的是‘来了就是主人’。多么热情!多么令人震惊!一句话就像一团火,烧得你直想高呼:‘我们自由了!’‘我们到家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前,在蒋管区我们这些到处受人冷眼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就成了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们这群在旧社会,备受摧残和愚弄的精神奴隶,来到这里一课都没有上,就成了主人。这地位的转变,这灵魂的升华,这政治上的温暖,比什么都感人肺腑。一万个‘热烈欢迎’,也没有这句话令人倾心。我们久久地注视这个标语,咀嚼其深深的含义。身心的真正解放就从此开始,一直激励着我们走过半个世纪的征程。”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十人居住一个大房间,没有床铺,全睡在铺有稻草的席子上。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高粱米饭,菜是白菜、萝卜。有病的同学给一碗面条,叫“病号饭”。尽管吃的差,身体却很健康,有些女同学吃得又红又胖。到校后,每人发一身土布制服,大伙穿上很高兴。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供上课用,平时也用。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土纸,墨水是紫色的,每人只有一支蘸水笔。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开班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学生会。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候选人可以竞选。选举结果,清华大学来的李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从此,学员的活动就由学生会来组织了。 清晨,生活委员吹响哨子,大家就聚在广场上作早操,主要是扭秧歌,随着锣鼓声,翩翩起舞,十分欢快。学生会办了一张小墙报,中心内容是反映学习生活的动态,登载班行政和学生会的工作布置和学习计划,根据同学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表扬。墙报很有吸引力。早操一完,人们就挤到墙报跟前来看,有些人还掏出本子记墙报的内容。编这张墙报的,有来自《大公报》的两位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们是夜里加班赶出来的。 由于学员愈来愈多,十一班以后又有十二、十三、十四班……上课主要是上大课。在广场上设讲坛,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讲。开讲前各班相互拉歌,非常热闹。老师一上讲坛,全场便静下来。讲课的有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他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切身体会讲授近代史,使同学深受感动。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有人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教务长钱俊瑞的讲课也非常受欢迎。他专题讲授过民主问题,结合学员思想,解析什么是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化的民主,什么是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讲课针对性强,逻辑严密,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同学们都被讲话吸引住了。除校内的老师外,有些到解放区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也给学员作报告,如吴晗、田汉,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 听大课以后,学员要自学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主要是的著作,如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 小组讨论是自学的主要形式。讨论会上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对于学习小结要求很严格,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经历、立场、观点、方法去写。有一位同学说,她初到解放区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思想就转不过弯来,心想为什么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经过学习中共党史、党的纲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认识。在小组会上作小结时,她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自我批评。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过华大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 9月左右,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为防空,干部和学员都疏散到附近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在农家的场院上听课。学员们学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尽力帮农民扫地、挑水;晚上用纸糊的喇叭,在屋顶上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学员们还参观了地道战的旧址,深为农民抗日的艰苦和智慧所感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对大多数久居城市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0月26日,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国民党军队将偷袭石家庄,华北大学应尽快向南转移。当晚,政治学院的2000人整装出发。为了保密,不能找老百姓当向导。因我在石家庄郊区搞过,领导就指定我当向导。过滹沱河前,走路还比较顺利,坐船过了河,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沙滩,我就找不到路了,心里焦急万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方向不能错:向南。我们过了一些封锁沟,第二天清晨,终于越过石家庄,到达一片洼地,全体人员集中起来,由一部主任李新宣布,因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全校要向邢台转移。 当时,朱云患胃病,不能行军。李军要照看自己刚生的孩子,十一班只能由我一个人带队。这次长途行军,对学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为防止敌机轰炸,开始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许多同学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开始情绪紧张,又不会休息,显得很痛苦。后来改为早晨走几十里,到村子后吃饭休息;下午再走二三十里,分别投宿到农民家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大家都很愉快。班行政和学生会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找房子;队伍离村时,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还有文工组、民运组,都由同学自愿报名参加。农民群众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子弟兵一样,满怀深情,还给病号送鸡蛋面汤,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对学员们也是难得的教育。 从正定到邢台只有300华里的路,我们走了9天,10月5日才到达邢台。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华北大学的学员在街上扭起了大秧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天,在邢台市天主堂(原北方大学校址)开全校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辽沈战役大捷和东北全境解放。钱俊瑞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会后决定全校返回正定。 回正定的路上,学员们和来时的情绪已大不相同,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歌声不断。途中在路边的空地上,同学们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唱歌、跳舞、朗诵诗,吸引许多群众来观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郓歌(现名彭松)朗诵的沿途即兴写下的长诗,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童超、童弟兄弟演的双簧《开电车》,语言幽默,情节动人,印象也很深刻。进城后,我也看过一些双簧,感到都没有他们演得好。 从邢台回到正定,只用了6天时间。 回到正定以后,已经准备进北平和天津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有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北平、天津市卫戍司令部去做纠察队员。其余的人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的学习只有4个多月,但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在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是我第一次做学员的教育工作,但学员们给我的教育,大大超过了我对他们的教育。 大学政治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类新材料作文写作指津 社会现象类新材料作文题,一般提供三种性质的材料。 1.正面材料 如2013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二的“同学关系调查”,对于增进同学间的友好关系,营造和谐氛围,72%的人表示非常有信心;山东卷的莫言在被“咬”之后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并认为请别人挑错,可能是消除谬误的好办法;广西卷的捡手机者没有用贪心来对待爱心。这类材料感情倾向明显,彰显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对于此类材料,考生一般可以写议论文。以全国新课标卷二为例,考生可以从以下思路构思立意。 第一步:引述材料,摆出现象。某机构就“同学关系”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增进同学间的友好关系,营造和谐氛围,72%的人表示非常有信心。他们认为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遇事多为他人着想,关系就会更加融洽。(就事论事,略写) 第二步:从现象中提取论述的观点。确实如此,同学之间只有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关系才能变得融洽,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就事论事,略写) 第三步:分析、阐释观点。考生可选取的拓展素材有:①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的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②马加爵事件、复旦投毒案、清华朱令案;③网友给同寝室的大学同学发短信“感谢当年的不杀之恩”。(同类拓展,详写) 第四步:总结全文,提出倡议。要成才,先成人。一个心智健全、人格高尚的人,其之于社会的作用,恐怕要大于那些学富五车却不惜为了自己而损害他人利益的人。让我们用尊重、理解和包容,建立融洽的同学关系。(略写) 2.反面材料 【例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近年来,“社会原子化”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所谓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社会原子化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际关系疏离化,二是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三是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 此材料作为反面材料,考生可采用先破后立的结构模式来行文立意。 第一步:开篇引述材料。人际关系疏离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一切,让我们的社会陷入了“原子化时代”!(就事论事,略写) 第二步:找准角度对材料进行分析,剖析其谬误,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是的,为什么社会文明在进步,我们的心灵却越来越远?放眼身边,有多少熟悉的陌生人,有多少宅男宅女不知不觉地沦为“低头族”……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心灵的“围墙”,让心融合。(先破后立,略写) 第三步:联系社会现实中的类似现象(一般以反例为主),阐释所立的观点。考生可选取的拓展素材有:①当下孩子们的日常用语中,已经渐渐少了兄弟姐妹的称呼,更弄不明白伯伯、叔叔、舅舅以及姑妈、姨妈、舅妈的差别,传统的称谓在一代人语境中的渐行渐远,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巨大改变;②因子女上学或工作而成为空巢家庭的人员出现了中年化的趋势,空巢家庭引发孤独、焦虑、忧郁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③湖北大学生宅男王小林饿死家中,折射出个人及社会的悲剧……(同类拓展,详写) 第四步:结合试题材料再次强调所立观点,总结全文。“寂寞像一条蛇”,正悄然啃啮着都市人的心灵。让我们打破心灵的“围墙”,远离“社会原子化”!(略写) 3.开放性材料 如2013年高考广东卷的“富翁捐助”,北京卷的“文学家与科学家对手机的认识”。此类试题材料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考生只需抓住一个观点自圆其说即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以广东卷为例,考生可以按以下步骤行文。 第一步:开篇引述试题材料。有一富翁热心于慈善事业,决定向三个贫困家庭捐助。一家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捐助;一家犹豫着接受了,但声明一定会偿还;一家谢谢他的好意,但认为这是一种施舍,拒绝了。(就事论事,略写) 第二步:选择材料的一个角度分析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可赞成,可反对,可辩证。在对捐助的态度上,“我”很赞赏第三家的做法。因为,别人的捐助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施舍。一个人要想彻底走出困境,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以第三家为切入点提出观点,略写) 第三步:联系社会现实中的类似现象,阐释自己的观点。考生可以选取的拓展素材有:①郑州高龄老人孙玉兰靠卖气球为儿子治病,被网友称为“气球奶奶”;②“87版《红楼梦》”中晴雯的扮演者安雯为爱复出,独立还债,拒绝施舍;③中国式慈善往往大张旗鼓地捐赠,从不考虑受捐助者的感受;④诈捐门的反复出现,让受捐助者对捐助者也失去了信任。(同类拓展,详写) 第四步:结合试题材料再次强调所立观点,总结全文。第三家的做法让人看到了他们走出困境的勇气与希望,因为独立是对自己最好的捐助。(略写) 以上行文思路,我们可以基本概括为“就事论事,同类拓展”。就事论事是指考生的写作对象必须是试题材料所展示的社会现象。一事一议的最大缺陷是文章内容单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考生必须运用相似联想或相反联想,寻找一些和试题材料同类的素材以充实文章内容,支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同类拓展。 【失误警示】 考生写作社会现象类新材料作文,容易出现以下失误,需要引起警惕。 盲目地提某些大道理。社会现象类新材料作文要求考生就事论事,不能让文章的中心游离于事件之外,但是一些考生所谈的话题和材料事件毫无关系,以至于文章跑题。 内容空洞,缺乏深度。有些考生围绕材料大谈特谈,甚至对材料反复叙述,缺乏对文章中心必要的拓展,导致文章内容单薄,缺乏深度。 结构严重失衡。开篇引述试题材料,这仅仅是个引子,因而需要略写。选择材料的一个角度分析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联系社会现实的类似现象向外拓展,阐释自己的观点,才是文章的重点,此部分需要详写。一些考生却恰恰相反,花大量篇幅叙述试题材料,而向外拓展的部分极少,造成文章结构严重失衡。(责任编校/曾向宇) 社会现象论文:浅谈中稻地区的社会现象及田间管理 加快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和应用 [摘 要] 近几年勐拉乡中稻地区生产的特点明显,以杂交水稻品种推广为重点,部分高产、优质品种在勐拉开始安家落户,以薄膜育秧、旱育稀植、双行条栽等为主的新型栽培技术应用面积逐年扩大、稻米生产的质量安全受到重视。最近,据勐拉乡杂交中稻生产中的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议各村委会、各有关部门根据中稻大田栽培管理“前期早管促发展、中期稳长攻大穗、后期勤管防早衰”的目标,加强分类指导,采取相应对策,加强田间管理,确保杂交一季中稻稳产、丰产。 [关键词] 勐拉乡中稻田的类型及分布情况 中稻生产产区存在的问题 整改措施和技术方案 勐拉乡地处金平西南部,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距县城45公里,东邻金水河镇,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西接者米拉祜族乡,北靠铜厂乡。国境线长39.2公里,全乡总面积336.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919亩,其中水田面积10653。全乡辖7个村委会,72个村民小组5233户,全乡总农业人口24327人。一季中稻田主要分布在广东、老乌寨、翁当、荞菜坪四个村民委,2727户,12796人,面积7065亩,平均每亩投入化肥320.6公斤,最低单产121公斤,最高单产309.8公斤,世居着苗族、瑶族、汉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六种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一地区实行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使中稻地区的常规品种栽培管理向杂交优质良种转变,由粗糙的栽培管理转入科学的栽培管理,逐步形成规模化、科学化。在我乡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种植香蕉等水果为主的经常产业的同时,确保我乡粮食生产得到平衡的发展,2006年发展香蕉30000多亩,我乡的水稻种植面积是6500亩,杂交种子销售12吨多,可见,中稻地区依然是我乡的粮食生产的主产区。是中稻地区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产业。 一、勐拉乡中稻田的类型及分布情况 1、中稻田的类型 我乡的中稻田主要分布在海拔700米以上的山区、半山区的沟谷缓坡地区。年平均气温18℃以下,时常有霜,部份田块无灌溉条件,多为冬闲一发田,根据土壤分布地区,土壤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1黄泥田(包括大黄泥田、小黄泥田、死黄泥田等) 土厚70-100厘米,表土呈黄色或黄褐色,质地为壤土或壤粘土耕层厚20厘米左右,PH5.5-6.0,粒状或小块状结构,底土为暗棕黄色壤土。 1.2山砂土田(包括白砂土田、红砂土田、寡砂土田) 耕层浅薄,仅10厘米左右,底层常夹有碎石块,黄白色、黄红棕色皆有。有机质含量极低,PH5.5-6.0,粒状结构,底层多黄棕色砂壤土夹有碎石。 1.3冷浸田(包括冷箐田、山浸田、锈水田、漩田) 一般地下水多出现在表土下50厘米左右,有的距地表15厘米左右,即可出现地下浸水。表地有的为浅灰色或灰棕色砂壤土,有机质3-5%。底地为深灰色或灰黑色生壤土,有的底层有草煤层,PH为6.5-7.5。 2、分布情况 勐拉乡一季中稻田主要分布在广东村委会上箐脚、火石冲、大竹棚、李子湾等7个自然村,居住着727户,3439人,面积344亩,其中雷响田30亩;老乌寨主要分布在保保寨、老乌新上寨、拉祜一、二队等,6个自然村,居住着621户,2830人,面积2339亩,其中雷响田27亩;翁当村委会,主要分布在翁当、翁当瑶等7个自然村,居住着621户,2941人,面积1246亩;荞菜坪村委会,主要分布在小其哈尼、小其上寨等8个自然村,761户,3586人,面积3136亩。都分布在各村委会的山区及半山区,平均每亩中稻田投入化肥320.6公斤,最低单产121公斤,最高单产309.6公斤。 二、中稻生产产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稻生产产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农村基础教育薄弱,教育条件差,教育界结构不合理,农村科技人才欠缺 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教育不够重视,我乡农村基础教育设施还比较薄弱,有一部分小学校舍破旧,年久失修,光线不足,桌椅短缺,不少中小学教师失调,质量也未达到国家要求,许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辍学率高;监督不严,致使学校只追求升学率,歧视差生,追求经济效益,乱收费等,学生流失较多,在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中,学过专业的人数比较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没有各方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技术员及管理者,对农村各方面的发展,已成为一着障碍。 2、农村中稻产区非法宗教活动慢延、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妨碍农业生产 当前我乡中稻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有慢延的趋势,主要是“信王主”,首先是苗族,现在瑶族地区也开始活动,他们崇拜和信仰的是耶稣,逢周日都集中在一起大吃大喝,同玩,有病不去看医生,桩稼不按时种,不打药,只要相信上帝,一切都会好。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损害了宗教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上巨大浪费,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生活,打乱了农业的生产秩序。 中稻产区的封建迷信活动主要表现在驱鬼治病、算命、看相等。求神拜佛、我们虽然进行各种改革和宣传教育,但由于人们的思想面貌、道德风尚、社会习俗的不同和数千年遗留的封建迷信思想的残余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仍是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在哈尼族居住地区,犁田、撒秧、栽种都要先拜土地神,看日子,日子不好,不管秧龄是否合适,都不劳动,许多杂交良种没法按时下种移栽。 3、种植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劳动者素质偏低 目前,我国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并实施扶持政策,造成种植户的依赖思想严重,养成无吃、无穿政府会解决的懒思想,加之半山以上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小学毕业生偶见、初中生少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毕业生难见,形成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差,创新意识低,对新品种、新技术难接受,敢于承担风险的能力差, 4、秧苗老化 目前生产中中稻的秧龄较长,一般为35天以上,45天以内,如果播期早、播量大、势必导致秧苗老化,影响发颗,影响穗数。 5、管水不科学 深水深插,大水漫灌、串灌,后期断水过早等现象普遍存在。 6、施肥不合理 有机肥因田块距离村寨远,少施甚至不施用,化肥中偏施氮肥,重施前期肥、蘖肥,穗粒肥不施或少施。 7、病虫害防治上盲目施药 生产中由于种植户对病虫害识别能力差,加之农药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的售药,普遍存在着盲目打“保险药”的现象和选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增加盲目买药费用。 8、由于中稻地区的稻田田埂一般都在0.5米以上,无法机耕,人挖牛犁,一些轻型节本栽培技术使用不上。 三、中稻生产产区的整改措施和技术方案 1.积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监督管理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教育乱收费和学校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进行有力的监督,善待差生,让学校多一个学生,让农村少一个文盲,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防止新文盲产生,改善学校环境,提高师资质量,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办好多层、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培养适合农村现代化需要的专业人才。 2.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山区、半山区的农村,由于通信、交通闭塞,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文化差、识别力弱、思想单纯等特点,宣传非法宗教、封建迷信等活动,麻醉和毒害中稻地区人们的思想,诈取钱财,应加强山区人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宣传只有勤劳才能致富之道,批判非法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积极改善交通、通信、电力、电视和体育等必要设施,关心村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抵制社会上的一些愚味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不良社会风气,建设成为爱科学、学文化、勤劳动的农村新景象。 3.主要水田土壤的改良利用 3.1黄泥田:一般产量水平较低,土壤结构性差、易旱、易涝,应采用客土渗砂的办法,改善土壤质地,结合深耕,增施有机肥。 3.2山砂土田:属于低产水稻中面积最大的一类,土壤质地过砂或粗粉粒过多,水耕后土壤颗粒迅速沉降造成淀浆板结,影响水稻移植和扎根,土壤有效养分含量低,且土壤保蓄性能差,容易漏水漏肥,应采用客土掺黏,种植绿肥,施有机肥,以改善土壤物理结构,提高保蓄能力。 3.3冷浸田:由于温度低,土烂泥深,有效养分含量低,毒害物质多,水稻前期生长慢,不长,后期徒长恋青,造成空瘪减少,改良措施应注意早耕、深耕、抗田、开沟排水,客土垫土,施用磷肥和选用耐早熟的水稻品种。 4.适时移栽,定量控苗 为提高总产,各村根据各村的自然条件,抢早栽植,留养再生稻。实行宽窄行条栽,大行30厘米,小行20厘米,株距14-17厘米,插单本或双本,确保每穴4-6个分蘖。 5.测土配方,精确施肥 要尽可能地增加有机肥的施入量,比例应达到施肥总量的30-50%,磷肥作基肥,氮肥中基肥、分蘖肥、穗肥的比例一般为5:3:2,钾肥、基肥和穗肥的比例为1:1,大田施肥与灌水要相配合。 6.要湿润灌溉,促蘖养根 当苗茎蘖苗达到预期的成穗数时,开始多次轻搁田,以控制高峰苗。生育后期采用干湿交替,以根系对水、对气温的需求。后期切忌断水过早,应掌握在收获前5-7天断水。 7.综合防治要把好两关 一是把好带药下田关,二是把好总体防治关。重点防治叶瘟和穗颈瘟、稻曲病、螟虫、叶蝉、稻飞虱、稻蝇蚊等。在水稻生长前中期必须做好预防措施。 8.防灾避灾,丰产丰收 中稻生长期间,各种气象性灾害发生频繁,各地应早作预报。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中的美育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 社会美即人类社会生活的美,是美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社会美是现实生活中社会事物和现象呈现的美。与自然美合称现实美。包括行为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等。它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人的美在社会美中占有中心地位。社会美又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中的美。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中的美育,要让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走向社会。去接触、了解、感受社会现象美。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到敬老院为老人服务,游览、参观,进行社会调查,听英雄事迹报告会等。这些活动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美育内容,有益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 社会美的教育 社会美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直接体现。社会美首先体现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中。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发挥,人类主体实践的巨大力量,如人的智慧,品德,意志,性格,创造力等得以充分展现,在此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人类实践力量的崇高与伟大,由这种对自身才能与力量的积极肯定而产生的一种愉悦情感,人类的劳动活动本身获得了审美的价值。社会美还存在和表现于静态的人类劳动的产品上,在感性成果中,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物化了人的审美心理的因素,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着自身,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它可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两个方面:内在美包括人生观,理想,修养等,它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语言、风度等形象表现出来;外在美主要是形式的美,它显现着内在美,但又具有相当独立性。与自然美相比,社会美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更偏重于内容,社会美总是与那写反映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的道德观和政治理想直接连结在一起。与自然美相比,社会美更直接依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因为社会美的内容直接就是人们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物质关系制约着人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人们的审美关系必须受制于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其他精神条件,并随这些条件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社会美必然具有它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阶级的特色。例如: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有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化的乡镇。寺庙、教堂的清静与肃穆,信徒虔诚的心灵和对生活的淡泊,不同于歌舞厅的喧哗和兴奋、青年自然流露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追求。社会美与善密切相关,但不等同于善,它不具有直接的功利性,它把善变为个体高度自觉自由的行动,从而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 社会美表现在许许多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宫室楼阁,亭台水榭;长江、黄河奔腾不息,使我的心灵像大自然一样宽广、美妙、自由、丰富多彩;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飞檐拱斗,雕梁画栋;李杜诗篇,莎瓮剧作;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画像;海顿交响曲,莫扎特歌剧。古代罗马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李自成的农民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俄国十月革命,让少年们知道先进阶级的斗争力量,英雄人物的无穷智慧和崇高品质。对他们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及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2 道德观念的教育 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的规则。青少年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有一种发展性规律的,重视其道德意识的培养,不断矫正道德行为,养成他们的道德习惯,促进儿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的同步发展。 道德观念的教育,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德教育。把德育渗透在教学的全过程,把道德养成贯穿在他们生活的始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青少年道德意识和行为的发展。道德行为的内化、操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手段。当儿童道德情感比较脆弱必要的制度,规范的练习也是非常必要的,学生的一日常规、学习常规,卫生习惯的训练和培养时刻不能懈怠。“教书育人”不是一句口号,教师要赋予“教书育人”实质性内容。始终把《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看作学生道德意识和行为发展的基础,注意教师的自我形象,加强自己动作语言的示范性,坚持道德实践性原则,让孩子在实践操练中完成道德行为的内化过程。引导学生从小懂得尊重人、爱护人,对人的困难、疾苦和遭遇的不幸富有恻隐和同情之心,能善意对人、乐于助人;特别要组织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去尊老爱幼,关心和帮助军烈属、残疾人等。培养文明行为,要严格要求和反复训练使青少年学生具有基本的文明行为,要严格要求和反复训练使青少年学生具有基本的文明行为,如讲礼貌、爱整洁、敬师长等。养成良好的品质和生活习惯,用刻苦学习、勇攀科学高峰的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所包含的美来教育学生。 3 劳动成果的教育 劳动成果的教育,如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生活环境的美,高低错落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商品,款式别致的家具,典雅、幽静的园林,还有飞机、汽车、轮船、载人航天飞机等。我国神七成功升天、航母入海,利用这些让学生体会人类创造智慧,才能中所包含的美,从而向学生进行社会美的教育。 环顾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整洁的街道是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安全有序的交通秩序是交警的劳动成果;大家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的提升是老师教育的劳动成果;洁净的教室、美丽的校园是值日生认真清扫的劳动结果;还有商场里的售货员,理发厅的理发师,公交司机等,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光彩,用自己的汗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温馨。利用身边的一切教育学生学会去尊重他们,尊重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尊重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这其实就是对劳动者的真正尊重。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程度,也反映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品格的优劣。 总之,美育的实施要渗透到一切教育形式和活动中,全面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这对青少年的道德水平、知识结构、身体素质、审美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让我们关注自身的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与孩子一同成长。使其情操得以陶冶,人格得以完善,成为全面发展和身心和谐的人。 社会现象论文:浅析用纪实摄影手法示当今补习班之社会现象 用摄影的手段说明某些社会现象,司空见惯,广为人知;如何运用更强大感染力来打动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使其改变某些想法、认识,从而还以儿童童趣,减轻学习负担和压力,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做将来各行各业可用之才。作者借此谈一点运用纪实摄影作品创作之感,以与广大读者共同探索。 一、纪实摄影的简述 纪实摄影、观念摄影和创意摄影是不同的;观念摄影、创意摄影是在已有的图像基础上,通过一定受限制的变形、想象予以加工,来努力表现出作者真实的情感。而纪实摄影不然,如美国纪实摄影家兰格所说,纪实摄影就是用现在的影像为将来作实证。它更加直接,更加真实,不需要有意无意的装饰、掩盖,有时候甚至是残酷地直击事实的本质,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纪实摄影中的“纪实”一词最早出现是在20世纪初的法国摄影家欧仁,那时候他就教导人们不单要看照片,更要体会到它背后所反映的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二、纪实摄影形式与内容 说到纪实摄影,有人会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扛着三脚架,挎着大相机包,顶着太阳帽,穿着雨鞋。诚然,纪实纪实,就是要走动奔西,采世界之所采,看世界之所看。有时候你不一定是最好、最专业的摄影师,但是你的眼睛永远是最真的。这就是纪实摄影的唯一条件。 说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很简洁,但一点也不简单。这就好比道家的太极图,俗称双鱼图。一黑一白,交错盘旋。有时候,我们一眼只看到“白”,觉得照片所反映出来的为什么那么美好,是不是世界如此完整?但忘了与此同时,“黑”的那一面,可能表现的确是饥饿,贫穷,杀戮和无家可归;只看到“白”,孩子们是如此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忽略了“黑”,这些家长强加于孩子的兴趣班,是不是孩子真的想做?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做什么,想做什么,他们是否在这个如金的童年时光中真的快乐?家长们是不是都给孩子定了这么一道不存在的“起跑线”,然后大张旗鼓,自作主张地说,“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起跑线在哪?!你们给予孩子的爱在哪?!所以,有时候事物真的都有两面性的,就好像双鱼图。他们是一个整体。纪实摄影拍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某一个环境内的某一件事情,这个形式化的东西就摆在这。但更深层次的,是它反映出来的内容,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教育!举这个例子,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到什么叫“纪实”。纪实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是,擦掉镜子上的雾,看到的都是真实。 三、作品介绍 记录从最初就是摄影的本质。而纪实摄影就是回归摄影的本质,最真实,最直接,一针见血地反映所看的,表达所想的,有时甚至赤裸裸地揪出问题,以此与观者产生共鸣。作品创作通过选取当下热门话题,选取孩子课余参加各种花样繁多的补习班的瞬间,来展示他们“缤纷”的童年。 画面(1)所展示的是一个正在上围棋培训班的环境。画面右侧的孩子全神贯注地在听老师授课,显然,他是自愿来学习这门技艺的,自己也比较感兴趣。而左边的小女孩,也就是画面主体,很显然,她没有在听老师讲课,虽然双手交叠,坐得毕恭毕正,可是头却扭向了一边,眼睛看着门外,心思不知道是在门外的小鸟还是别的什么。她想要出“门”,她到这边来学习,不是自己的意愿。据作者观察,数天以来,她的家长总是按时来门外接送,看得死死的。所以,不用多说,这一处缤纷,但她眼里的门可能还真不那么好出。这样好么?孩子真的能学得开心,学以致用么? 画面(2)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状态。孩子在一个类似琴行的教师,旁边不知道是否有家长在等待,但弹古筝的小手一刻也不敢离开琴弦。老师在旁边严厉地盯着,不时地帮女孩纠正手型,放回它原来的位置。小女孩显得特别紧张,拘束,虽然紧缩的眉头被额前的刘海遮住,但她的眼神和状态已经表明了一切,她不愿意!但不得不学,否则获得的只能是家长的责备,老师更紧的督促。 画面(3)捕捉的是一幅爷爷接孙子放学的场景。这天是奥数竞赛。见到孩子考完试,爷爷喜笑颜开,抱上孙子上车。看到我们的镜头,毫不吝啬地展露他的笑容,他想孙子一定不会让所有人失望吧。可是孩子呢,却略显默然,好像不是很开心。是考试累了,还是培训课程太满了,亦或压根他就不喜欢奥数,只想把该学的学好,不是那么愿意来呢?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并不开心。 画面(4)硬笔书法培训考试结束了,孩子们陆续放学。我们的这位小主人公也有他的家长来接了。经过玻璃窗时,他透过两页模范作业的间隙,望向了窗子这边。是在留恋考场里还未散去的,跟他同龄的孩子,还是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好奇,还是在回想刚刚的试卷写得如何。眼睛里的那点失落和木讷,说的是他自己,还是这场考试,或者,还是我们的教育? 综上所述,希望能够通过作者的创作感想,让广大有小孩子的家长意识到,他们对孩子的,不是要求,而是要爱。爱孩子,就可以从他们的心理去考虑;爱孩子,就会加以正确的引导,而不是用自己的武断去压迫孩子;爱孩子,就可以摆正方向,纠正观点,让他们去做,去玩,去做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事情。让孩子在自由中快乐,在快乐中自由。 社会现象论文:论“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 摘要: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不属于自然现象、不属于个人现象、也不属于心理现象;社会是语言存在的必需条件,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语言的制约和推动;语言虽然具备了属于社会现象的特点;但语言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因此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语言;特殊;社会现象;社会性 斯大林曾说:“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语言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它和普通的社会现象有所不同,属于特殊的社会现象。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 一、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Breal)在他的著作中就指出,语言都是有社会性的。语言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而产生、发展和消失。语言是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为了满足人类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活跃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语言日益丰富和完善[2]。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是没有语言的,语言依存于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语言才随之形成,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会促使语言的不断发展,比如在现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推广,计算机网络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随之就产生了大量的网络语言,如“神马”(什么)、“BBS”(论坛)等等,这些网络语言随着网络的普及将会在人类的交际中起很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也有许多语言伴随着他们民族的灭亡而消失了,如古巴比伦语、鲜卑语等。 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1.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个人现象、心理现象。语音是语言的第一属性,世界上的语言可以没有文字但不可以没有声音。语音是声音的一种,因此,语言确实具有自然的属性。但是就是由于语言具有这些自然属性,就被有人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曾经一段时间还十分流行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有一些语言学家曾把语言与生物相比,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例如德国的施莱赫尔就认为,语言与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史的过程,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存在、发展与社会没有关系。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与一定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灭亡息息相关的。所以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语言也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表面上,语言表现为某一个人说出的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写出的文章,好像是一种个人现象,但他说话或者写文章所使用的还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个人不能创造语言,个人只是具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权利,所以语言也不是个人现象。虽然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主张:“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3]。”但是心理活动并不能导致语言活动,所以语言也很难说是一种心理活动。 2.语言具备社会现象的特点。社会现象具有以下特点:以自然界为基础,是自然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既依附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不受自然界发展规律所支配的[4]。语言依附于社会,而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社会也需要语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生活都需要语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汉语之所以和英语不同并不是自然条件或任何自然界规律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地理条件或生理条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条件决定,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完全具备了社会现象的三个特点。语言离不开社会,语言必须依存于社会。人类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语言,自然界是不存在语言的。社会历史条件会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斯大林曾经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语言又制约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有语言的,没有语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4]。语言对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了语言,才使类人猿最后变成了人,社会才得到进步。一旦失去了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5]。语言主要由语音和语义构成。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的任意性以及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也可以说明语言是社会现象。如果语言是自然现象,是天生的,世界上的语言就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实际上世界上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还有众多的方言。语音和语义结合在一起就构成语言成分,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哪种语音与哪种语义结合并没有必然的理由,而是决定于“约定成俗”的社会习惯。语言中的什么样的语音代表什么意义,什么样的意义用什么样的语音,都是与社会活动相联系的。(1)不同的语言中,相同的意义用不同的声音表示。如:猫?摇汉语?摇mao;英语?摇cat;俄语?摇KOT;日语?摇ねこ?摇。(2)相同或相近的声音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表示不同的意义。如:汉语?摇lajiao?摇指辣椒;日语?摇ラジオ?摇指无线电。(3)同一语言中相同的声音可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书—梳—输;期中—期终;邮船—游船—油船。英语:band可表达带、绳、队、铜管乐队等意义。(4)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相同的意义。如:汉语同义词,冰棒—雪糕—冰棍儿。 三、语言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现象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社会现象的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社会现象的物质方面,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等等。社会意识主要是指社会现象的精神方面,包括道德、法律、政治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虽然是一种是社会想象,但语言并不随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而改变。许多属于社会意识的社会现象比如政治、制度、法律等都是为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具有阶级性的,而语言作为人类共同交际的工具,没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具有全民性特点,它不分阶级、阶层,服务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并且语言的生命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来得长久。语言受外界的影响不会太大,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一个独立的体系。比如,社会制度的交替对语言的损伤并不大,只要一个民族保持完整,语言就具有它得以存在的环境,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存在并一直延续,我们汉语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语言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个人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具备社会现象的特点,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语言又与普通的社会现象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类素材运用 【素材示例1】 我们为何青睐“艺考” 3月15日,北京电影学院在网上公布了2012年本科招生各专业方向考试合格考生榜单。作为最受关注的艺考学校,这所学校的专业考试每年都会成为艺术考试的焦点。今年更是出现了1.8万人报考的“盛况”。这无疑使人感受到了艺考的灼热程度。据了解,近年来,高等艺术专业考试持续升温,艺术专业招考比例超过了百里挑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考艺?这当中,有确实具有艺术天赋从小热爱并决心从事艺术行业的,也有文化成绩平平以至于临时抱佛脚把艺术考试作为大学敲门砖的,而且后者占有很大比例。在准备参加艺考的学生中,不少人由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在高考前临时“改行”学艺,把艺考当作进入大学的“捷径”。在一些高考声乐、器乐、表演、绘画辅导班中,以前没有任何表演、音乐、美术基础,只是为了参加艺考而突击学习的人很多。 随着艺考队伍的不断壮大,艺考之路已越走越窄。由于竞争激烈,艺术专业录取率大幅下降。像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报考者有1.8万人,只录取450人,远低于一般文、理科专业的录取率。全国参加艺术考试的学生,每年呈30%以上的比例增长,而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左右,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当“陪考”的命运。艺考从“高考捷径”变成了另一座“独木桥”。 【素材分析】 就在人们感叹高考大军一天天萎缩的同时,这高考大军的一个分支——“艺考”部队却在日益发展壮大。这支壮大的队伍可分为两类:一是愿意投身艺术的,一是以此为高考敲门砖的。其实即便真正“热爱艺术”,也要分清是愿意为艺术而献身,还是被艺术界的一些“明星”获得的名和利所引诱。倘是后者,这艺考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敲门砖”而已。参加艺考者逐年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艺考工具化、功利化。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断送在了工具化、功利化上。工具化、功利化的艺考不是对艺术的向往而是对艺术的亵渎。 【速用片断1】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艺考热持续高温,艺考的虚火越烧越旺,这引起了教育界和艺术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众多考生“赴汤蹈火”,其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想借此先跨进大学的门槛,为将来挣得一个饭碗。 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艺术教育的普及本是件好事,但家长的急功近利和培训班的推波助澜却使艺术教育应试化倾向愈来愈明显。其实,艺考本是为了发现具有艺术天赋或能力的人加以培养,不是为了造就大批的“艺考者”。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在公共场合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轻易选择艺考,这是一场以生命作为成本的残酷游戏。”当投入与得到不成比例或悬殊太大时,家长和考生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高投入到底值不值得? 【速用片断2】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如今,很多少男少女都向往着一夜成名的传奇,期待那些发生在普通草根、邻家男孩女孩身上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奇迹有一天也能在自己身上演绎,这样的明星梦让他们“奋不顾身”。不少业内人士每年总要给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泼冷水”,除了提醒他们艺考并非成名的捷径,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明星们其实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苦痛,在成名之前他们的付出和投入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如果只是为了名利而来,艺术之路就一定行之不远。那些没有艺术才能,而本身又抱有功利目的的考生不要报考艺术院校,因为艺术本身是很纯粹的东西。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纵然进得了艺术院校的大门,也难以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 【速用片断3】论据充足 “艺考热”谁最得益?那些培训机构和带教老师。大凡有过艺考经历的人都知道:艺考之路是用金钱铺就的,无论对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为了提高专业课的成绩,许多家长除了让孩子在学校正常学习外,还不惜血本让他们利用一切节假日参加培训机构的培训或接受“名师”辅导。因此,每到节假日,在汽车站、火车站或飞机场,只要稍加注意,都能看到他们外出学习的身影。正因为如此,也催火了艺考辅导培训行业。艺考专业课辅导教师的水平良莠不齐但都普遍费用不菲,一般每小时数百元至上千元,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昂贵的乐器和绘画材料。只要走上艺考这条路,花费绝不是几万的事,所以说“艺术之路金钱铺就”毫不夸张。难怪有人说:艺考除了少数成功的考生外,最大的赢家是一些培训机构和带教老师。 【素材示例2】 当翻拍经典成为习惯 近年来,翻拍经典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茶馆》等一批传统名著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一些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江姐》《山间铃响马帮来》也纷纷“推陈出新”。一时间,经典翻拍剧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大半江山。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开拍的电视剧中超过50%是各类翻拍剧。似乎,中国的电视剧近两年“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只讲昨天的故事。 表面上看,经典剧有群众基础,有品牌效应,投资不会少,收视不会差。所以影视公司跑马圈地,纷纷傍上各类经典剧。可每一部翻拍剧无一例外都会引起大量争议。观众不满,觉得导演乱改经典。经典翻拍完,观众开始拍砖了。导演委屈,觉得观众鸡蛋里挑骨头。制片方说,时代在进步,观众的口味不该停滞在20年前,应该与时俱进。观众却强调,不是我们陈腐怀旧,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太差了,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当初的经典。 影视剧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类商品,片商要做的就是尽力规避风险,寻求最高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说,片商们一窝蜂傍上经典剧也无可厚非。但是影视剧又不只是商品,它还是一种文化产品,在商品之外还应具有文化的灵魂。少了这灵魂,文化便没有人“闻”了。 【素材分析】 经典可以翻拍,因为一部文艺作品完全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也完全可以进行艺术再创作,推陈出新。翻拍经典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应当有一条底线——即对原著的尊重。为了提升影视剧的收视率而刻意添加低级庸俗的枝节,甚至对名著进行曲解乃至篡改实在是对名著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戏弄。这样的翻拍,只能让观众误解了原著,客观上造成了对经典名著的歪曲,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而不是惟收视率是务,应当成为翻拍名著的影视编导们恪守的准则。 【速用片断1】材料新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电影资深研究专家黄会林认为,名著改编始终是需要的,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被不断重排一样,它是一个时代艺术传承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重拍或改编必须遵守一些准则,尤其不要去歪曲和篡改。“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有规则和道理的,如《西游记》本身虽然也是对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某种创造性演绎,但它的细节早就经过读者和时间的千锤百炼,它是符合逻辑也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标准的。” 黄会林说,在改编名著或翻拍经典的同时,尤其要对搞笑、消解、歪曲、混搭等所谓现代元素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名著一定要强调“尊重”,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创作者只有心怀敬畏,才可能铸造经典。翻拍经典,切勿把经典“拍翻”。 【速用片断2】材料丰富 当年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拍得很好,剧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已被定格成一种经典,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如今翻拍剧脱离原著,故事情节夸张、雷人,让人很难接受。经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想象力和叙事方式,经典名著已深入一代人的心中,它们是永远不可企及、不可超越的,经典不可复制。很多翻拍的名著好像仅仅是在娱乐观众,吸引眼球。譬如一些翻拍的名著中,感情戏以及女性服饰、造型,看了直让人摇头惊呼“少儿不宜”。剧中人物对白也越来越现代,翻拍剧还让林黛玉“裸死”,让曹操、周瑜玩起“三角恋”,让孙悟空爱上唐僧……原著已经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观众是云里雾里——“经典”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速用片断3】见解新颖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就是真正的经典,我们呼唤真正原创经典的出现。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满足于甚至沉湎于所谓的翻拍、重拍,而应该不断地去创作、去创新,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创作出真正的经典。尽管经典不断被翻拍,但是,经典已经不是以往的经典了,经典离我们其实很遥远。我们的剧作人员应该有勇气去创作经典,不断将经典奉献给观众,而不是在寻找中重复炒作。时代需要经典,观众需要经典。 经典应该是一种能够唤起受众记忆、引起受众讨论、激发受众想象、承载受众争鸣、让人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最终得到力量和精神愉悦的作品。现实生活中题材很多,文艺创作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不断创新,推出新的经典。 社会现象论文:“黄牛党”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 摘要:“黄牛党”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对付“黄牛党”,必须先了解其背后隐藏着的经济学实质。“黄牛党”是供给短缺、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及供求结构性失衡的产物,这些因素构成了“黄牛党”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成因。这些成因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市场的失灵和政府职能部门功能的失位。 关键词:黄牛党;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刚性 “黄牛党”是1920年代上海人惯用的概念,指一堆抢购物资和票券的人如“黄牛群之骚然”。《现代汉语辞典》中关于“黄牛党”的定义为:持力气或采用不正当手法抢购物资以及车票、门票,然后高价出售从中获利的人①。国外也有“黄牛党”,但其称呼有所不同,如在一些欧洲国家称“白牛党”,在美国则称“票务经济人”(Scalpers)。 “黄牛党”现象在中国十分猖獗。2012年1月iPhone 4S手机在中国内地上市,第一天便遭到“黄牛党”抢购囤积,致使苹果公司暂停在实体店销售iPhone 4S手机②。欧洲的“白牛党”主要倒卖体育比赛的门票。“黄牛党”在美国有近百年历史,从1881年《纽约时报》报道的票贩子到现在的票务经济人:早期倒卖低价火车票,现在倒卖演出门票和体育比赛门票(东莱,2012)。欧美国家的“黄牛党”不以提供倒卖火车票等交通工具业务为主,这和运输能力提高及国家政策控制密切相关。但“黄牛党”仍是文体产业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通常理解,“黄牛党”就是票贩子,这些人以各类途径获得一些票证,然后高价卖给需要的人从中牟利[1]。也有不同的看法,王智勇和王曼认为,“黄牛党”是一种倒卖票证和稀缺资源而获利的中介行为和投机行为[2]。总之,“黄牛党”群体利用各种途径占有一些资源,然后高价转卖给急需的人获利。“黄牛党”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黄牛党”是专门搞倒卖、转卖某些资源的人,并以此为生。隐性“黄牛党”指偶尔利用机会买卖一些资源和机会的人,这些人有正常的工作,只是在某些时候才利用此机会赚取外快。 如何看待“黄牛党”现象,此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实质,本文尝试对此展开相关探讨。 一、“黄牛党”现象 “黄牛党”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只要存在利益驱动,就有其活跃的身影。在我国很多行业中都存在“黄牛党”。医疗行业中,医疗行业专家号一号难求,催生了“医疗专家号黄牛党”,反应了产品供给短缺现象。资本品投资行业,该行业供给不足,引起众多投资者争夺有限资本品。礼品消费行业,如回收购物卡、高档礼品和烟酒,同样属于专职“黄牛党”的一种形式。参观和演出行业,大城市尤甚。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附近倒票的“黄牛党”,这些专职“黄牛党”暗示供给配给的存在。金融行业中的“黄牛党”比较隐蔽,鲜为外界所知,但业内却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也和信贷配给有关。商场消费行业中,商场的促销行为、买赠活动揭示供给价格歧视现象。火车票问题,火车票一票难求是普遍现象,这是刚性需求问题,也是供给不足问题。住房问题中,无论是专职的炒房团,还是兼职的炒房号,都反应了房子的需求刚性现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牛党”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正视这一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思考藏在“黄牛党”现象之后的经济学实质。 二、“黄牛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 理解与把握“黄牛党”现象之后的经济学实质主要应关注以下方面。 1. “黄牛党”反映了经济供求关系中的某种供给短缺现象。杨音认为,短缺是一定价格指数下的部分物品短缺或者货币购买力剩余,某些特定情况下表现为供给不能够满足需求或者需求超过供给[3]。迟福林、方栓喜指出,我国进入公共品短缺时代,相对于快速增长的需求,公共品供给短缺[4]。李劲、唐晓林分析了我国医疗短缺、住房短缺和投资渠道短缺的现象[5],认为投资渠道短缺实际上是资本品供给短缺。除此以外,医疗短缺主要有三个方面:我国医疗资源短缺、医疗保障短缺和农村医疗显著短缺。短缺在医疗行业比较常见,例如炒高专家号、倒卖专家号等事件,这种短缺反应了我国医疗公共服务某些方面的供给不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表现尤其明显和普遍。北京、上海各大医院的“黄牛党”屡禁不止,正说明我国医疗高端服务的供给短缺[6]。 由于供给不足,需求者才不惜高价求购,也催生了“黄牛党”的存在,“黄牛党”为满足需求者的需求提供便利,从中获取高额利益。资源无法满足需求者的需求,“黄牛党”便成为需求者争夺资源供给的一种途径。如果供给充足,需求者可以方便获取需求的资源,“黄牛党”生存空间将大大压缩,即需求者通过“黄牛党”的资源争夺战将大大减少。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黄牛党”成为供给短缺条件下需求者争夺资源的推波助澜者。供给短缺成为“黄牛党”存在的第一个实质原因。 供给的不足导致供求问题的出现(如图1所示)。由于Qs的供给量小于均衡数量Qe,在此供给量下,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Pd要远远高于供给者要求的价格Ps,同时也高于均衡价格Pe。在不增加供给的情况下,Pd与Ps之间的差额足以让很多趋利者采取行动。供给者在Ps价格下采取供给配给、价格歧视来分配有限供给,需求者的旺盛需求和刚性需求在价格Pd上显示出来。黄牛党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利用Ps和Pd之间的差额做文章,获取价差收益。事实上,只要Pd高于Pe,就存在超高利益,“黄牛党”就有生存的利益空间。 2. “黄牛党”反映出行业的供给配给现象。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发现数量配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7]。供给配给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政策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供给配给同样存在,主要分布于某些垄断行业和特殊行业。某些产品供给不足、数量有限,面对特定群体销售,便是供给配给。不同群体获得的供给配额不同。据《北京日报》报道,2012年4月,中国建设银行向全国38家分行下发本年房地产行业信贷调整文件,明文规定“分支机构不得对小企业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此配给是为了调整行业发展而做的良性规划。同时,某些房地产商为了利益和拿到信贷额度,不惜借助“黄牛党”。此类“黄牛党”是隐蔽的、兼职的。 专职“黄牛党”一般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附近很多专职“黄牛党”。他们靠倒卖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入场券和门票为生。供给配给下,很多演出只针对特定群体赠票、售票,有机会获得票的人(群体)可能不使该资源、不去看演出;而大多数没有机会获得票的人(群体)希望拥有资源、去看演出。这样,“黄牛党”给拥有票务资源的人(群体)制造了创收机会,同时给没有票务资源的人(群体)提供票源。因此,“黄牛党”在帮助某些遭受供给配给的群体获得供给机会的同时,为自己谋取利益。 3. “黄牛党”体现了供给者的价格歧视(即差别价格)策略。在改革中的计划经济中,常面对双重价格:较低的补贴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王直,1995)。同一种商品,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导致不同层次消费者因身份问题遭受机会损失。面对此情况,处于劣势的消费者出于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的,谋求新的途径以改变不利现状。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每日都有精彩演出,演出水平不亚于国家大剧院。但是北大的演出票价要比国家大剧院低很多,这是为了惠及北大师生。北大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规定北大师生凭证件可以购买低价票(10元、20元),非北大师生者则要购买高价票(40元到150元VIP价不等)。这是明显的价格歧视,对不同群体规定不同价格。价格歧视催生了某种“黄牛党”。普通观众(非北大师生)为了降低购票费用而求助“黄牛党”购买演出票,这是理性选择。专职“黄牛党”每天聚集于此,靠倒票、赚差价为生。除此以外,北大学生为了差价也兼职做“黄牛党”倒票。价格歧视令许多“黄牛党”参与倒票,见面交易、钱货两清、潜在损失减少,现实收益增加。对“黄牛党”而言,这无疑是最方便、最快捷的赚钱途径。 在商场打折、赠券的差别价格促销战略中比较常见“黄牛党”(王智勇、王曼,2008)。商场搞促销活动,规定消费满300元返150元代金券,代金券仅在此商场消费,只能购买价格高于150元的商品。商场的活动规则让消费者购物支付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消费者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便由“黄牛党”出面为自己交易。差别价格下,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和“黄牛党”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不谋而合,达成一致交易。经济现象中差别价格比比皆是,都导致“黄牛党”有滋生的空间。 4. “黄牛党”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某些行业需求旺盛。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是经济学的至理名言。现实生活中,某些群体不惜高价求购某些资源,说明这些群体需求的旺盛和迫切。这些旺盛的需求,是“黄牛党”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些需求者以及他们的旺盛需求,“黄牛党”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因此,需求旺盛是“黄牛党”存在的一个实质原因。马斯洛需求层次③学说中对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中都涉及物品需求,属物质性需求,需求旺盛在情理之中。 致使需求旺盛的因素不乏需求刚性、社会资本偏好及三大心理满足。某些刚性需求也有社会因素影响,社会价值和社会认同致使公众必须拥有某些资源。某些资源是社会资本,符合拥有者显示社会地位的意图,并受到公众的偏爱。公众的偏爱出于三大心理原因:炫耀心理、猎奇心理和满足心理。 5. “黄牛党”的猖獗揭示某些需求是刚性的,需求刚性值得重视。刚性需求体现在重大节假日。人们节假日必须回家与亲人团聚,这催生对火车票的刚性需求。年轻人结婚,这促进对房子的刚性需求。社会需求刚性下滋生大批的“黄牛党”。在中国,“黄牛党”以倒卖火车票而闻名。火车票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过一票难求的困境,多少都和倒火车票的“黄牛党”接触过。尤其是春节,人们为了回家过年,不惜金钱、时间和精力,正如《人在囧途》中所演绎的故事,即使坐拖拉机、运货车也要回家过年。这个刚性需求给“黄牛党”极大的利益空间,致使他们不惜犯法制售假火车票。虽然为了防范“黄牛党”,铁道部规定火车票实行实名制,但“黄牛党”仍有生存空间。“黄牛党”利用网络代购火车票,网络代购公司应运而生,还有专职“黄牛党”替人补票。需求难以满足便难以遏制“黄牛党”。 刚性需求也体现在人生婚姻大事上。结婚买房是中国自古的传统,新婚、新房相应成趣,在青年群体中买房具有刚性。需求刚性致使“黄牛党”挺身而上,成为炒房大军的主力。炒房号的“黄牛党”摸准人们的购房心理、掌握了投机技巧。抢先占有房屋购买权,然后再倒卖给真正需要的人。 6. 需求旺盛的原因在于某些资源是社会资本[8],体现社会地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所有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9]。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它获得使用资本机会的联系或者关系[10]。A.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广泛社会结构中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11]。由此而知,人民大会堂的演出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票、某些演出的首映票属于稀缺资源,量少且对特定群体发放,普通群体没有机会得到。这个观看资格(机会)便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特定群体有资格获得票却不使用这个机会;普通群体没有资格获得票却想拥有这个机会。“黄牛党”发挥“调剂余缺”的作用。满足双方所需,从中赚取差价。普通群体观看演出是为了观看这个资格。针对特定群体的演出属于社会资本,普通人观看同时就拥有了这个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拥有有益于提高、巩固拥有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层次,是综合了职业声望、社交网络范围及其他居住、出行、餐饮娱乐方式等方面差异的概念;它总体上以高低来表示[12]。社会地位的高低由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体现。拥有了稀缺的社会资本无形中显示、证实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某时拥有某些稀缺的社会资本,可以巩固、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让他人羡慕。普通群体对此类社会资本性质的稀缺资源趋之如骛,给“黄牛党”可乘之机。需求很高,加上供给配给,导致普通群体获得机会减少。“黄牛党”便“穿针引线”,调剂余缺。 7. 需求旺盛的原因是三大心理致使公众偏爱某些资源。公众对于某些资源的过度偏爱和渴望占有出于以下三个心理:炫耀心理,占有这些资源可以向朋友炫耀;猎奇心理,难得到才要得到;满足心理,得到后的成就感、满足感。公众偏爱某种资源,是由于某种资源可以给拥有者带来效用,也就是这种资源提供的满足程度[13]。公众对不同资源的偏好程度是不同的,偏好的非饱和性决定了公众对任一种资源均持多多益善观念(高鸿业,2000)。公众作为消费者的这些心理促使需求的形成。 春节期间火车票非常难买,如果能够不费力的买到,就可以向朋友炫耀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向他人展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显示了社会地位。某种演出的入场券很稀缺,猎奇心理促使渴望拥有入场券。费尽周折得到稀缺资源后,心理上的成就感、满足感及优越感可以抵补所有的付出。公众对某些资源逐渐狂热,需求极度膨胀,在有限供给下,给“黄牛党”的活动提供可能性。 由于某些资源的社会资本性质和公众偏爱某些资源的三大心理导致公众对这些资源的过度需求,而供给配给和短缺致使某些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供给不足、需求旺盛导致的供求失衡是“黄牛党”存在的经济学基础。 8. “黄牛党”盛行的原因归结为供求结构性失衡。孙祊祥认为,供求结构性失衡是供求总量一定下,最终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中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不匹配。他总结出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形式:消费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不符合,消费品的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不匹配,资本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不相符,资本品的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不适应[14]。 资本品供给质量和数量都不能够满足公众需求。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不健全,资本品种类过少、价格过高,难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公众可选择的资本品有股票、国债、保险、基金。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数量小、回报低。股票市场80%的投资者在亏钱;国债、量少、且定向发放,少量供普通群体认购;保险投资收益比存款利息还低,基金大多亏钱。其他的投资渠道有限,且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到2010年,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只有41个行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民间资本在该行业所占比率最高的仅为13.6%[15]。据方桂荣的研究,中国民间资本已超过12万亿元,高于财政部公布的11万亿的国有资产总规模[16]。大量民间资本在资本品市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资本品供给不足,导致民间资本追逐消费品,这从日益高涨的炒房团可以看出端倪。土地的稀缺性及公众对房子的刚性需求使得房子升值很快,这为“黄牛党”炒房号提供了谋利根据。“黄牛党”的推波助澜,房价上涨很快。房子由消费品变成了资本品。除了房子,其他的消费品也在投机商“黄牛党”的炒作下,价格急剧升高,极大偏离价值。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猪你涨”到后来的“向钱葱”等等炒作生活必需消费品的活动中,可以看出投机商“黄牛党”的手段。 消费品供给质量不符合需求,致使“黄牛党”猖獗。医疗服务中,因为高端医疗服务跟不上,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人满为患、“黄牛党”活跃。需要得到专家诊病服务的患者远远大于这种服务的供给,而专家有限(北京大医院的知名专家不过几十人),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供不应求的局面为“黄牛党”倒号提供了条件。在交通领域,低层服务供给不够,不能够满足公众需求,导致火车票(这里指普通火车票)“黄牛党”屡禁不止。公众偏爱坐火车出行,一是安全方便。火车事故概率小,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较低的一种。且火车站点多,普通的县都有火车站。坐长途汽车要在市里倒车,不方便。二是火车票价格相对其他交通工具低。同样的距离坐火车要比坐汽车节省一半的资金。从西安到洛阳:汽车100元左右;火车50元左右。理性人一定选择坐火车出行。三是火车旅途长短皆宜,且不受环境限制。火车长途、短途都可以,车厢空间大,乘客可以走动放松;不受天气等环境的制约。而汽车长途比较辛苦,飞机和汽车都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这样,火车成为公众出行的首选。而火车票的需求也就异常旺盛,在节假日则呈刚性状态。 孙国梁分析得出我国基础产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供给不足[17]。铁路是交通产业的重要支撑,这个行业也存在不足问题。普通列车的供给不能够满足大众需求。这可以从节假日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旅客、猖獗忙碌的“黄牛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大力推进高铁建设,对普通列车并未极力推进。2010年,新开工项目共12 789.0亿元,其中,高铁项目8 974.0亿元,占总投资的70%还多;2010年,新建铁路完成投资5 612.89亿元,其中,高速铁路项目(含收尾和筹建项目)完成投资4 415.9亿元,占路网大中型项目完成投资的63%;2011年,基本建设全年共投产新线2 167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 421公里,占全年总投产新线的66%。④大力发展高铁,目的是增加GDP、拉动经济;除此以外,是加快运输速度、节省时间、体现高效率。但高铁的利用率较低。从西安到洛阳的高铁客车上,即节假日,闲置座位也很多。高票价让工薪阶层惜坐高铁,农民及进城务工人员等低收入阶层更是望而却步。铁道部每年都要解决春运难问题,年年都未解决。关键是基层交通服务供给小。供给扩大,一定能够缓解出行难问题、“黄牛党”也失去倒票的空间。 这表明,产品供给过程中,人们急需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适应需求,如交通、医疗等基本服务供给缺失、不足,导致“黄牛党”有活动的空间。 “黄牛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主要包括以上八个方面。某些社会和心理因素通过需求影响“黄牛党”的存在,也是经济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黄牛党”存在的经济学原因。“黄牛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供求问题。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匹配,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才给“黄牛党”可乘之机。从供给方面来看,供给短缺、供给配给、差别价格影响供给数量和质量;从需求方面来看,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影响需求数量和质量。供求双方在市场交换后出现供求结构性失衡,从而最终导致供求失衡。“黄牛党”及其经济学实质可以用图2来体现。 三、结语 “黄牛党”,生活中常见的群体,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正以自身的手段影响着经济生活,涉足利益分配。深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方面,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产物。凯恩斯摈弃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提出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是市场价格无法自动调节产品的供求均衡,资源的配置无法自动达到有效状态。公共选择学派根据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府失灵论。政府失灵是政府对产品的不当干预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市场秩序混乱,并致使政府形象和政府信誉受损。市场失灵导致市场价格无法调剂某些产品和资源的供求均衡,政府失灵引起某些短缺和过剩、政府政策低效率。正是由于某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黄牛党”才有存在的机会。社会资本的占有,社会地位的提高,成就感和满足感背后的心理因素导致公众对某些资源过度需求;在供给有限条件下,供不应求的局面便由“黄牛党”调剂,“黄牛党”存在的土壤由此滋生。在某些领域,市场价格无法调价供求,政府的调控政策作用有限,“黄牛党”存在便有机可乘。“黄牛党”理性人的特性,决定其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不考虑其他团体和国家利益。“黄牛党”的存在给经济运行带来了不便和损失,使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因此,提出反对“黄牛党”、打击“黄牛党”。只有综合考虑“黄牛党”存在的真实原因,才可以从根本上应对它,减少“黄牛党”的负面影响、降低“黄牛党”的消极作用。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类素材运用点拨二则 【素材示例1】 “差生蓝印章”,脏了谁的脸? 近日,媒体披露: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个别教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上印章以示批评。据涉事老师称,该校开展了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个老师给学生盖有红、蓝两种印章,考虑到印章盖在本子上无法消去,就想盖在身上以示奖惩,特别是督促表现不佳的差生努力表现,争取少得蓝章,多得红章。 “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上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事发之后,有家长向媒体投诉,他们对这一严重伤害孩子心理的做法极为不满。有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上芬小学一名副校长向记者表示,校方此前并不知晓这一情况,经过初步调查,这一情况仅在个别班存在。对此他谨代表校方向孩子们和家长致歉:“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对年轻老师的培训,避免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尊重孩子是第一位的。”这名副校长称校方会认真反思此事,让这种“争优创先”活动评比更有意义,更利于学生的成长。 【素材分析】 前段时间,曾有学校给表现不好的学生佩戴“绿领巾”,今天又来了“蓝印章”。这些不当行为所折射的畸形教育思维,值得关注与反思。应该说,上芬小学搞“争优创先”评比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以此为名,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甚至以红蓝两种颜色的印章加以区别,却有“贴标签”式教育和软暴力之嫌。“蓝印章”风波的背后,蕴含着老师如何对待“差生”和学校该不该进行“贴标签”式教育的问题。事实上,“差生”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争议。出于难抑的童年天性,出现一些“违纪”的行为,这叫不叫“差生”?由于个性天赋的差异,一些孩子学习成绩落后一些,这算不算“差生”?“没有天生的差生,只有天生有差异的学生”的认知,符合先哲“有教无类”的教育古训,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共识。让孩子们“争优创先”,应当注重正面教育、榜样激励,不能像对待成年人那样搞分类排队,甚至奖优罚劣。对孩子的不当行为,应当委婉提醒、晓之以理,切忌一味指责训斥,或者“记录在案”,甚至在脸上贴“标签”。这会伤害这些孩子的自尊,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速用片断1】触类旁通,切中要害 作家毕淑敏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小时候音乐老师对她的当众批评让她一辈子不想再唱歌。虽然顺利长大并且成才了的毕淑敏已能明白老师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煳的青烟”。上芬小学那个老师的“罚”字章就是这样的一把“烙铁”,它盖在学生的脸上,却痛在学生的心上,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们的一生。教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师在教学中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每一位老师都不应该当众对学生进行羞辱式的评价和惩罚,更不能靠通过众人眼光的压力来逼迫学生就范。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应该时刻警惕自己手里的教鞭,有时也是一把灼热的烙铁,一不小心就会给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伤疤。人心不像电脑磁盘,随时可以把记忆删除。一个人年幼时心灵上留下的烙印,真的可能一辈子也抹不掉。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避免对学生的伤害,否则,不管当时有多么大的善意,都不能原谅。(文/刘昌海) 【速用片断2】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小孩子调皮,是天性。硬要从成人的角度将学生分类,特别是按其表现和成绩将学生分为差生和优等生,这实在是不科学的做法,可总有学校这么做,甚至以“绿领巾”、“三色作业本”、“红校服”等“标识”将其强行分类。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但所有的惩罚均要建立在不失孩子自尊的基础之上。在教师的心中,应该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优点,而不是以自己的标准将学生划分成优秀生和差生,当“差生”的表现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时,就要对其做“标记”。殊不知,这恰恰是对学生的最大伤害,是对教育的最大讽刺。“脸上盖章”的做法很快被纠正,教师也向家长道歉了。教师一时的“软暴力”行为似乎可以原谅,但只要教师的心中仍然存在“差等生”和“优秀生”这样的概念,就会有种种的“暴力惩罚”冲动,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创新出种种的“消灭差生”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次次的“讨伐”,可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真正消停的那一天。(文/郭文斌) 【速用片断3】旁征博引,追根溯源 将明显的侮辱性标志佩戴或印在脸上、身上,其负面意义毋庸赘言。这在人类历史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刑罚。在中国古代叫做“黥”或“烙”,在犯人的脸上、身上刺字或烙印标志,这作为一种人格侮辱的手段,在现代法律文明中都早已受到批判,被弃置不用,却用在对小学生的教育上,这是教育的一种倒退,是教育者走向反文明的可怕景观。另一方面是体现“人”与“非人”的区别。奴隶社会在奴隶的脸上、身上烙印,就是给奴隶打上非人的标志,同时说明其主人对奴隶的财产所有权,奴隶如果逃亡,任何“自由人”都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将其羁押并“物”归原主。从西方的中世纪一直到纳粹,都曾经无数次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的“大卫星”,这是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证据。如果教育者竟然在自己的学生脸上这样做,这不是教育的倒退,而是教育的异化,是教育的非人化——教育走向了其反面。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就真不如不接受教育——这个道理可以套用莫那鲁道的话说:如果你的教育是要我们蒙羞受辱,那我宁愿坚守自己野蛮的人格。(文/麦小迈) 【素材示例2】 大桥,不能让我们一味“怀旧” 杭州钱塘江大桥受追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7月份,建成仅14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垮塌,就曾引发人们对钱塘江大桥的集体抒怀。这座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桥坚强”的“古稀”老桥,70多年来任凭风吹浪打,岿然不动,而且一直都在超载——茅以升老先生修建时是按照20公里的时速设计的,设计荷载铁路面轴重50吨、公路面15吨。但目前在这座桥上,动车可以跑到时速120公里,40吨、甚至60吨重的汽车也在桥上跑。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目前国内很多桥梁工程堪称世界先进水平,但塌桥事件却此起彼伏——2003年3月,广东信宜市的石岗嘴大桥的主体工程刚完工,还未来得及装修就突然坍塌;2007年8月,湖南省凤凰县的沱江大桥突然坍塌,41人死亡;去年7月,福建武夷山公馆斜拉大桥塌落;而就在前不久,哈尔滨市三环路群力高架桥被压塌。 【素材分析】 不光是桥梁,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向“老物品”致敬似乎已经成为如今这个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前不久上海一位网友将一条橘红色、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老式床单照片在微博上,很快引来了不少人的疯狂转发,并给其取名为“国民床单”、“床单上的中国”、“那些年,我们一起用过的床单”。而“结实”、“质量好”、“还是老东西耐用”则成为贯穿整个“国民床单”热议过程中的关键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古稀老桥”被数度热捧、“国民床单”不经意间走红,其中固然有怀旧的意味,但与其质量过硬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已很难买到或见到一件可以使用多年的产品。钱塘江大桥超期使用25年,“国民床单”30年而不坏,这与今天那些短命物品比较,自然让人感慨万千。 【速用片断1】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当人们对一些长命的旧物品满含怀旧之情时,我们想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制造”缺的不是技术和工艺,而是责任和良心。当年,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罗英就曾对茅以升说:“钱塘江大桥修不好,出了问题,第一个要跳钱塘江的人是你,第二个是我。”而茅以升也真的“把修桥当成百年基业在做”。如此,质量焉能不好?同样,对于“国民床单”而言,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还不发达,但那个时候的产品就以经久耐用著称。反观当今社会,浮躁代替了责任,功利代替了良心,做事“大干快上”,产品“偷工减料”,常常带给民众深重的灾难。比如有很多公共工程就是因为赶工期导致质量不过关,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一言以蔽之,钱塘江大桥并非不可以复制,只要尽职尽责,只要全神贯注,只要没有层层转包,没有缩短工期,“桥坚强”就会遍地开花。事实上,相继走红的“古稀老桥”、“国民床单”既树立了考究质量的典范,也是对当前“粗制滥造”的鞭策。(文/廖水南) 【速用片断2】设喻新奇,对比鲜明 对于桥梁来讲,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老化、脆弱直至坍塌。但是,近些年频频倒塌的大桥,均是建成不久,尚未超过使用寿命就轰然倒下,这让人觉得,不是杀猪刀太锋利,而是这些“猪”太弱不禁风,沦为一座座“桥脆脆”。相比之下,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异常坚固,令“桥脆脆”们无地自容,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桥比桥气死桥啊!这些年来,大桥倒塌事件,已数不胜数,民众亦习以为常,只要不发生死亡事件,看大桥倒塌就如同看戏一般。说实话,看到这么多大桥倒在船撞桥墩、超载车、泥石流、大风、大雨之下,民众对如今的大桥质量已失去信心。而几乎每次发生大桥坍塌事故,杭州钱塘江大桥就会被人提起,当作一个好榜样来与之对比。还好有“桥坚强”的屹立存在,让民众不会完全绝望,对现代大桥保留一点信心。当然,钱塘江大桥并不孤单,还有一批现代版的“桥坚强”与之为伴,至今已44岁的南京长江大桥、55岁的武汉长江大桥、76岁的宁波灵桥、103岁的兰州中山桥等等。而这些“桥坚强”之所以能够历经风雨沧桑不倒,均有其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设计科学、施工严谨、材料优质、管理严格、定期保养等因素。(文/江德斌) 【速用片断3】观点积极,匡补时世 与其把钱塘江大桥当作无法超越的神话,不如当作可以借鉴乃至跨越的范本。钱塘江大桥“置身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时钱塘江大桥的建造难度几乎是空前的”。今天,我们的技术更先进,财力更充裕,设备更齐全,监管力量更强大,没有理由不超越钱塘江大桥。有学者称:“当时国力、设备都不行,但仍能造出如此精品,茅老的认真精神恐怕是当前社会十分需要的。”今天,我们缺什么?缺的是认真。我们怀念茅以升,怀念的是责任,是良心;追捧“桥坚强”,呼吁的是质量,是品质。此外,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茅先生还承载着沉甸甸的民族尊严和家国情怀——钱塘江大桥开创了中国人自主建造现代桥梁的历史,这使茅先生以及施工方多了一份使命感、责任感和敬畏感。今天,我们既需要认真的态度,也需要敬畏感,因为建桥不是搭积木,要遗泽当下,传诸后世,故此不能儿戏!(文/秦淮川) 社会现象论文:怎样观察社会现象? 大凡做事与思想,总要先能观察正确。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现象,多只有一个笼统的片断的观察,所以讨论到社会问题,或实际去做社会活动,常不能免于错误。 要怎样观察社会现象呢?我对于这的问题的意见是:(一)应把社会里一切现存的制度看作“活动”的。“宇宙间无不变的物体”,“存在不过是变化(或进化)底不断的过程”。这两句话,是学过物理学的人都了解的。物理如此,一切社会制度,如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等,也无不如此。就政治制度而言:由酋长部落进而为封建诸候;由封建诸侯进而为帝政统一;由帝政统一进而为民主政治;由民主政治进而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如俄罗斯)。这就可以证明社会上断无千古不变的政治制度。其余经济,文化,宗教等亦是一样。 然而我们要注意:我们其所以把某种制度的进化分他许多段落,是为了观察时易于明显。实在每个制度的发展,并不如刀截下萝卜的整齐如法。换句话说,每个新制度还在未产生以前,即已胚胎于旧制度之内,生长和发达,直到旧制度包含他不住了的时候,如怀胎的妇人已足月,才会破裂起来。结果而旧制度颠覆,新制度产生。此新制度过了一定的时期,又 胚胎新制度,直到他长成功的时候,又与他破裂。结果,如此循环不已。 观察一个现象,要求真正明了他的内容,必须知道:第一,他何由发生,第二,他是如何能存在?第三,他的结果如何? 譬如我们观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如果欲知道资本主义是甚么东西,必须要知道:第一,他的发生是由于商业资本;第二,他的存在是靠拼命的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第三,他的结果是产生社会主义。 能知道这才能知道改造现社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不但是环境逼迫我们不得已而如此做法的,而且是历史的使命,必须如此去做的。(二)应从经济方面着眼,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一切社会制度都没有永久的性质。现在我们要问:这些制度步步进化的根本动力是甚么东西?或者这样问:社会上种种制度的进化是跟着甚么东西而变的?譬如就政治制度说:为甚么封建政治一定就要进化到“自由”的民主主义?这种制度是人的脑筋想出来的呢?还是客观的事实逼迫他如此变的呢? 十九世纪下半期,有个社会学大家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道:“人类社会及其各种制度的进化,是那个社会里物质条件发达了的结果,并不是那个社会的人类关于社会及其各种制度的思想生了变化的结果”。 然而所谓社会的物质条件又是甚么东西?他便继续着说:“社会的物质条件即是经济条件;经济的条件是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力”。(均见马克思资本论序。) 为明了马氏的答案起见,我们且一回答上面“为甚么封建政治一定就要进化到“自由”的 民主主义?”的问题,且藉以作解释这答案材料。 封建社会里的特点是:(一)经济组织范围狭小;(二)劳动力为大地主(即诸侯)所垄断,不能自由发展(农奴制度);(三)抽税极重;(四)不断的战争(因群雄割据);(五)极端的专制政治。 上述五节,直到城市自由民崛起(所谓第三阶级),社会生产力逐渐发达:生产工具逐渐改良;经济组织亦渐由家庭工业进而为工场手工业交易发达的时候,遂自然成了新的经济组织发展底障碍物。这种障碍物不打破,社会不能往前进化。于是城市自由民为了“自由”(贸易自由劳动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其他关于个人行动的种种自由)与“平等”遂起来演了一番革命。一八七九年之法国大革命,即这种革命之最激烈且显著者。 第三阶级写了发达社会经济组织,以自由平等的口号为旗帜,竟把封建社会推翻了。现在他们建设政治,法律与一切制度,可依照他们所需要的而建设,亦即依照适合于他们经济组织的而建设。于是所谓民主主义政体,遂相应而生。 这种政体之下的特点是:(一)国家元首由人民公举:(二)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独立;(以上二项都是提防专制的办法)(三)人民派代表组织议会(甚么人民派代表,迳直就是第三阶级派代表);(四)法律保证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五)自由竞争。 由上面各点观察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政体完全是根据第三阶级的自由主义组织的;而第三阶级的自由主义,又是那时经济条件所自然产出来的东西。甚么“元首者,人民之公仆也”,不过是第三阶级底公仆;甚么“议会”,不过是第三阶级的总帐房;甚么“私有财产不 可侵犯”,完全是第三阶级为促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护符:甚么“劳动自由”,只是为了发达他的产业,不愿对工人负给工钱以外的任何义务。 由以上的证明看来,我知道“经济条件是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确切不错。那末,我们从此便可得一教训观察社会上一切现象和制度的变化,必先从经济方面着眼;因为诸现象和制度变化,根本上是受了经济力量的逼迫。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为甚么这样混乱?为甚么国民党要起来推翻北洋军阀,要求民主主义的政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亦必须注意现在中国社会上的经济状况。不然,便会弄得自己头昏眼花,不知所云,莫说还要求正确的答案了。 上述两层,我认为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重要的方法?并且是比较正确的方法。肯研究的青年,你们以为然么?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类素材运用点津 【素材示例一】 我们为何青睐“艺考” 3月15日,北京电影学院在网上公布了2012年本科招生各专业方向考试合格考生榜单。作为最受关注的艺考学校,这所学校的专业考试每年都会成为艺术考试的焦点。今年更是出现了1.8万人报考的“盛况”。这无疑使人感受到了艺考的灼热程度。据了解,近年来,高等艺术专业考试持续升温,艺术专业招考比例超过了百里挑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艺考?这些人当中,确实具有从小热爱并决心从事艺术行业的,也有文化成绩平平以至于临时抱佛脚把艺术考试作为大学敲门砖的,而且后者占有很大比例。在准备参加“艺考”的学生中,不少人由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在高考前临时“改行”学艺,把艺考当作进入大学的“捷径”。在一些高考声乐、器乐、表演、绘画辅导班中,以前没有任何表演、音乐、美术基础,只是为了参加“艺考”而突击学习的人很多。 随着参加艺术考试考生队伍的不断壮大,“艺考”之路已越走越窄。由于竞争激烈,艺术专业录取率大幅下降。像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报考者有1.8万人,只录取450人,远低于一般文、理科专业的录取率。全国参加艺术考试的学生,每年以30%以上的比例增长,而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左右,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当“陪考”的命运。艺考从“高考捷径”变成了另一座“独木桥”。 【素材分析】 就在人们感叹高考大军一天天萎缩的同时,这高考大军的一个分支—“艺考”部队却在日益发展壮大。这支壮大的队伍可分为两类:一是愿意投身艺术的,一是以此为高考敲门砖的。其实即便真正“热爱艺术”,也要分清是愿意为艺术而献身,还是被艺术界的一些“明星”获得的名利所引诱。倘若是后者,这艺考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敲门砖”而已。参加“艺考”的学生逐年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艺考”工具化、功利化。工具化、功利化的考试不是对艺术的向往,而是对艺术的亵渎。 【速用片断1】 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艺术考试热持续高温,“艺考”的虚火越烧越旺,这引起了教育界和艺术界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众多考生“赴汤蹈火”,其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想借此先跨进大学的门槛,为将来挣得一个饭碗。 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艺术教育的普及本是件好事,但家长的急功近利和培训班的推波助澜却使艺术教育应试化倾向愈来愈明显。其实,艺术考试本是为了发现具有艺术天赋或能力的人加以培养,不是为了造就大批的“艺考者”。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在公众场合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轻易选择艺考,这是一场以生命作为成本的残酷游戏。”当投入与得到不成比例或悬殊太大时,家长和考生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高投入到底值不值得? 【速用片断2】 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如今,很多少男少女都向往着一夜成名的传奇,期待那些发生在普通草根、邻家男孩女孩身上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奇迹有一天也能在自己身上演绎,这样的明星梦使得他们“奋不顾身”。不少业内人士每年总要给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泼冷水”,除了提醒他们“艺考”并非成名的捷径,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明星们其实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苦痛,在成名之前他们的付出和投入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如果只是为了名利而来,艺术之路就一定行之不远。那些没有艺术才能,而本身又抱有功利目的的考生不要报考艺术院校,因为艺术本身是很纯粹的东西。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纵然进得了艺术院校的大门,也难以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 【素材示例二】 “学雷锋热”引爆潮流 “学习雷锋,好榜样……”随着轻扬的歌声,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活动开始了。3月5日,北京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也加入了学雷锋的行列,开展了“忆雷锋事迹,扬北京精神,做文明市民”的主题活动,志愿者在街道工委等部门的带领下,用实际行动向雷锋精神致敬。 学院路街道宣传部、团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此次活动。主办科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北京精神”纳入其中,赋予了学雷锋活动新的含义。活动中,雷锋格言被制作成红色的宣传展板,格外醒目。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公共文明引导员和大学生们组成的学雷锋志愿者队伍,为过往行人发放“北京精神”宣传册和纪念品,同时开展了量血压、理发、计生咨询、养老助残、修理自行车、交通协管等义务活动。不少志愿者表示:“我们不只是今天才学习雷锋,平常也送服务上门。”社区合唱队的20多名队员带领全体人员合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走向复兴》等歌曲。雄壮而令人振奋的歌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聚集到现场。大家都被现场热烈气氛和大伙儿助人为乐的热情所感染着。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引爆了学雷锋的热潮。像河南“编外雷锋团”、长沙“雷锋超市”等都坚持50年学雷锋不走样,这些感人的事迹被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素材分析】 人是具有从众心理的一种社会的动物,当冷漠成为一股潮流,“见义不为”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伤及每一个原本健康的肌体;当热情成为一种时尚,“助人为乐”就会成为荡漾在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请看每年的三月,当那些有组织的学雷锋活动像一支曲子的引子奏响之后,总会有更多自发、自愿的公民加入到这支交响乐队中来。这说明了雷锋精神不过时,也说明需要有人来引导我们社会的潮流。以雷锋为榜样塑造人的品质和形象,引导年轻人做好人做好事在今天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惟愿学雷锋常态化,而不仅仅只是一时的风景。 【速用片断1】 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 当前学雷锋的主体—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年代距离雷锋时代已较为久远,若一味强调雷锋形象的“高大全”而忽视他作为普通青年的青春气息,则不利于学雷锋活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深入开展。所以应该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等手段发掘其形象中的时代特征,帮助人们认识一位走下神坛的“青年朋友”。而雷锋确实也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时尚、有很强亲和力的可爱的青年。他的一些生活情趣和爱好,与时下青少年一代的气质有着本质的相似性。 还原雷锋的真实面貌就是要告诉大家,雷锋首先是我们身边的一员,是一个普通青年、一个时尚青年、一个文艺青年,他可以是你,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然后才是一个优秀青年。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优秀而忽视了他生活中普通的一面,从而拉近这位“道德偶像”与青少年以及更多人的距离,发挥“其人可亲,其言可信”的榜样力量。 【速用片断2】 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 2011年小悦悦事件把道德滑坡的“传言”演绎得淋漓尽致,今年恰逢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雷锋精神”被再次高调提出,成为影响国人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楷模,雷锋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精神是与我们时代呼吁的主旋律相契合的。为此,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弘扬北京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见》,规定以后每个周六为“学雷锋志愿活动日”。 典型教育法一直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榜样的引领作用是巨大的。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常态化的活动究竟是否能有效地贯彻实施或者说如何能避免其流于形式化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学习雷锋到底是在培养道德自觉还是要制度约束,如果学习雷锋这种道德领域的问题被行政制度绑架,是否会产生人们皆“被雷锋”的嫌疑呢? 【素材示例三】 当翻拍经典成为习惯 近年来,翻拍经典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茶馆》等一批传统名著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一些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江姐》《山间铃响马帮来》也纷纷“推陈出新”。一时间,经典翻拍剧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大半江山。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开拍的电视剧中超过50%是各类翻拍剧。似乎,中国的电视剧近两年“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是在讲昨天的故事。 表面上看,经典剧有群众基础,有品牌效应,投资不会少,收视不会差。所以影视公司跑马圈地,纷纷傍上各类经典剧。可每一部翻拍剧无一例外都会引起大量争议。观众不满,觉得导演乱改经典。经典翻拍完,观众开始拍砖了。导演委屈,觉得观众是鸡蛋里挑骨头。制片方说,时代在进步,观众的口味不该停滞在20年前,应该与时俱进。观众却强调,不是我们陈腐怀旧,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太差了,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当初的经典。 影视剧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类商品,片商要做的就是尽力规避风险,寻求最高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说,片商们一窝蜂傍上经典剧也无可厚非。但是影视剧又不只是商品,它还是一种文化产品,在商品之外还应具有文化的灵魂。少了这灵魂,文化便没有人“闻”了。 【素材分析】 经典可以翻拍,因为一部文艺作品完全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也完全可以进行艺术再创作,推陈出新。翻拍经典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应当有一条底线—即对原著的尊重。为了提升影视剧的收视率而刻意添加低级庸俗的枝节,甚至对名著进行曲解乃至篡改实在是对名著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戏弄。这样的翻拍,只能让观众误解了原著,客观上造成了对经典名著的歪曲,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应当成为翻拍名著的影视编导们恪守的准则。 【速用片断1】 材料新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电影资深研究专家黄会林认为,名著改编始终是需要的,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不断被重排一样,它是一个时代艺术传承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重拍或改编必须遵守一些准则,尤其不要去歪曲和篡改。“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有规则和道理的,如《西游记》本身虽然也是对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某种创造性演绎,但它的细节早就经过读者和时间的千锤百炼,它是符合逻辑也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标准的。” 黄会林说,在改编名著或翻拍经典的同时,尤其要对搞笑、消解、歪曲、混搭等所谓现代元素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名著一定要强调“尊重”,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创作者只有心怀敬畏,才可能塑造经典。翻拍经典,切勿把经典“拍翻”。 【速用片断2】 材料丰富 当年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拍得很好,剧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已被定格成一种经典,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如今的翻拍剧脱离原著,故事情节夸张、雷人,让人很难接受。经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想象力和叙事方式,已深入一代人的心中,它们是永远不可企及、不可超越的,经典不可复制。很多翻拍的名著好像仅仅是在娱乐观众,吸引眼球。譬如一些翻拍的名著中,感情戏以及女性服饰、造型,看了直让人摇头惊呼“少儿不宜”。剧中人物的对白也越来越现代,原著已经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观众是云里雾里—“经典”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速用片断3】 见解新颖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就是真正的经典,我们呼唤真正原创经典的出现。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满足于甚至沉湎于所谓的翻拍、重拍,而应该不断地去创作、去创新,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创作出真正的经典。尽管经典不断被翻拍,但是,经典已经不是以往的经典了,经典离我们其实很遥远。我们的剧作人员应该有勇气去创作经典,不断将经典奉献给观众,而不是在寻找中重复炒作。时代需要经典,观众需要经典。 经典应该是一种能够唤起受众记忆、引起受众讨论、激发受众想象、承载受众争鸣、让人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最终得到力量和精神愉悦的作品。现实生活中题材很多,文艺创作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不断创新,推出新的经典。 【素材示例四】 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年轻化,二是有文化。“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所运用的区别于现实生活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符号,它来源于现实社会,又影响着现实社会。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正在迅速发展。伴随着网络对社会事件和流行文化的关注,“给力”、“欺实马”、“躲猫猫”、“俯卧撑”、“打酱油”、“伤不起”、“我爸是李刚”、“羡慕嫉妒恨”、“神马都是浮云”、“非常艰难的决定”、“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网络热词一波一波不断涌现出来,被网友反复套用、化用,夺人耳目,甚至延伸到了现实语境中。 网络流行语何以层出不穷?相关新闻事件本身的重大和语言内容形式的新异性是其流行的直接原因。网络宽松的语言环境、技术条件、年轻化的网民构成为流行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塑造了流行语的形态。网络流行语是网友在现实舆论压抑的情况下,转而在虚拟空间发起的一场语言“狂欢”,客观上起到了“民主助推器”和“社会泄压阀”的作用。流行语的含义约定俗成,甚至成为集体认同的标识。 会有老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衰亡,又会有新的网络流行语不断出现,这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些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网络语,可能会进入词典。 【素材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创造出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人人有发言权而又不容易被盯梢的网络,那我们就得接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出的良莠不齐的植物和妍媸并存的花朵。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这个虚拟的世界实际上乃是对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折射,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更集中、更直观的表达。网络流行语亦如是。它是现实生活的浓缩,是现实话语的再创作,是人们喜怒哀乐的曲折表达。每一句网络流行语都可以找到它的背景,就像每一个成语都可以找到它的典故,但网络流行语却是层出不穷、此消彼长扑面而来又悄然而去的。 【速用片断1】 语言生动,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生活需要调剂品,而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恰恰给生活增添了许多的酸甜苦辣。 “寂寞党”无疑是生活的烦恼者。一碗面,他们尝出了寂寞;一包烟,他们抽出了寂寞;一首诗,他们更念出了寂寞……这一切无疑都是寂寞惹的祸。但这祸从口出,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用宣传,不用包装,轻轻一点,寂寞的朋友便蜂拥而至。他们给自己平淡生活找到了寂寞这个苦闷的源头。幡动是因风动还是心动,人们似乎已经看不清了。一句“哥X的不是X,是寂寞”就囊括了一切。是寂寞融入了生活,还是生活中融入了寂寞? 【速用片断2】 见解新颖 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而且来势凶猛,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有人认为这些乱七八糟的网络流行语是糟踏了中华五千年的语言文化,但我却不那么认为,网络流行有它自身的魅力,这也恰恰体现了中文的魅力。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句话一段时间内红遍网络。语言很朴实却让人不禁莞尔,可能是自己也曾听到过这样的呼唤吧。在国庆60周年,有网友曾打出“台湾,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调侃但不失亲切,让人感觉台湾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出去玩耍忘了时间;更体现了大陆与台湾那种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就是网络语言的魅力—简短却让人回味无穷,这也是中文的魅力。 社会现象论文:信,或不信,都是社会现象 经过改革三十年的资本积累,中国人产生了富贵阶层,追求财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代人尤甚,楼市、股票和职场变换,世事无常,命理仍有很强生命力。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今,是个资本的时代。谁不渴望拥有财富?谁不渴望改变命运,趋利避害? 中国人信命、爱算命成为社会热点现象之一,不论生意、婚姻、风水还是姓名,皆要询问命理人士,命运连着当代中国人的心。 除了看风水、算命以外,中国的年轻人还喜欢星座、血型、九宫格、玄空飞星等算命方法,古今中西,各显神通。但是,大都有玩的心态,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属于不信或将信将疑。可见,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中国人的常态。 河南某煤矿商人,近期生意出现危机,忙跑政府,搞资本运作,自不必提。最重要的,他认准要去开封某处作道场法事,找“先生”算过命、看过风水,才算最后安心。生意的危机度过后,亲友询问他是否信命?他回答:“什么都信!什么也不信!事情来的时候,总想找和尚、道长作法事,事后还是继续做生意。” 可见,古人说得有理,敬则生神,怕则生鬼。这是当代富人阶层的一种表象和征兆,很普遍,北方不稀奇,南方也常见。 浙江某民营集团,计划投资近2亿元增制新生产线,破土动工之前,尽管经历了西化企业管理教育,购买的也是德国先进的设备,还是要请本土“算命先生”来摆罗盘、定方位,一通敲敲打打的法事。30年的商海拼搏,居然抵挡不了风水师的几句吟哦。末了,该集团老板才算气定神闲。 个人命运离不开时代大趋势 2011年,民国话题年,聊什么都绕不开民国腔调。 面对时代潮流的“起承转合”,民国实业家们太渺小,他们能够做的只有阅读时代的大趋势。 民国时期,梁启超先生也曾用过“成、住、异、灭”的逻辑看待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惊枝未稳,他把时代的纠结看作“思潮”的转扬,太悲观。孙中山则不同,更加积极,在《三民主义》中,明确地指出影响时代的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看谁解决了时代的社会问题,谁就影响了时代的进程,所以,孙中山思想更积极,照得更远。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再次蓄积r富人阶层,资本过于集中,贫富差距巨大,这是中国商人担忧的社会隐患,也是未来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理性者多悲观,感性者多激情,消费主义的时代,感性大于理性。 经过改革三十年的资本积累,中国人产生了富贵阶层,追求财寓、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代人尤甚,也是,富人信命,穷人跟着学,这现象背后还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浪潮。 信命也好,算命也罢,都是社学表象,背后有更加深层的价值诉求和社会心理需求,需要用社会的的眼光去均衡考量。今天,命理仍有生命力 据行业人士统计,2007年前后,北京地区白领购房前看风水的比例是45%,然而短短3年后,2010年的数据显示已经上升到了60%。此外,官员、商人、白领和中老年女性基本构成了算命、看风水的主体。 由于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搞经济,招商引资是地方官员的一门功课。地方官员既要做一方行政者,又要做到自己的官运的持续性。所以,他们需要提前预测各种趋势,看运程成为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心理调节。按照行规,风水师是不能把客人的信息透露给别人的。一般初次见面,只问姓名、生辰和联系方法,不问具体的职务。 第二受众主体是商人。相对官员而言,更加普遍,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会持续高速发展、企业用人之道、资本再投资以及第二代传承问题等。 更加广泛的算命受众主体是中年女性。一般说来,没有生子女的,关心婚变问题,有了子女的,关心子女问题。 官员、商人、白领基本属于社会精英,也许他们不只代表个体的价值,也代表了一个阶层或一个圈子的价值诉求,这个阶层的整体诉求反映了中国当代人的观念。当今,在宗教信仰相对缺失的时期,风水师、命理人士充当了心理医生或泛宗教人士的职能。 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讲述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宗教出口对于商人或者精英阶层的重要性。在机械复制的资本行为和行规范式里,人们需要寻找宗教上的原罪和形式上的释然。 当然,不能忽视中国有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信众群体,但是对于更多的中国富人阶层来说,还是缺少严格的宗教常识的。可见,文化的缺位,造成了风水师、命理人士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周易》讲究,“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周易》是中国古代“五经”之首。“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存乎辞”,孔夫子都这般赞叹周易,更何况粗浅的现代人。只要从业者和受众的发心正,还是应该看到光明一面的。 尽管,风水或命理行业不被主流价值体系所承认,信命、算命被看成是迷信做法,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背后预示了命理的巨大潜力。 当前,世事变幻,经商、做官、都市白领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无常和不确定,房价、股市、职场常给人们带来太多不安。所以,命理仍有生命力。 社会现象论文:潮汕地区社会现象探析 潮汕人,以前也叫潮州人,韩愈任潮州刺史那时,整个潮汕地区都是归潮州管的。潮汕人跟闽南人同一祖先。都是秦始皇时候中原汉族迁来的,先迁到福建,后来就有一些迁到了潮汕。所以潮汕话跟闽南话,台湾话很像。“潮”是水的意思,“汕”是沙子堆成的脊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潮汕地区背山向海。汕头是脊部的头,汕尾是脊部的尾,地域上的潮汕指的就是潮汕平原上的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个市。其中又包括潮阳(属汕头),普宁(属揭阳)这样的几个县级市。潮阳以前是中国第一大县,现在分化成潮阳区和潮南区,属于汕头管辖。 一提到潮汕人都知道其以做生意闻名天下,且先于温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之称;一提到潮汕人都会想到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原全国首富黄光裕、广东首富朱孟依;另外,泰国,新加坡首富,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首富也是潮汕人;中国富豪榜前三名有几个是潮汕人,而广东富豪榜当中,前十名有几个是潮汕人等等让潮汕人津津乐道的自豪。但笔者的另外一组数据却恐怕让您自豪不起来,潮汕地区2008年户籍人口1739万人,潮汕GDP总和为 2498亿元,人均GDP14362元,而同期广东省人均GDP达37588元,全国人均GDP为22214元,潮汕地区人均GDP仅相当于广东省人均GDP的38% 和全国人均GDP的64%,一个字概括“穷”。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提到:汕头是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潮汕开埠直至上世纪30年代,是潮汕商人大发展时期,30年代达到高峰。1933年,汕头港货物交易全国第3,仅次上海、天津;并拥有当时国内并不多的电话和自来水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国务院才会将汕头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可就在这样的商业沃土上,在20世纪末期迎来辉煌的同时,黑色经济疯狂生长,走私猖獗、骗税疯狂、造假难禁、“六合彩”泛滥成灾……接连不断的经济犯罪活动,将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长期置于混乱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丧失、形象受损、经济遭创、百姓受苦。 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状况,也一直以是一个潮汕人为骄傲,但在看到别人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同时,却看到家乡停滞不前,就那么几个品牌,那么几间建筑,那么几件事情,常常都是有惊无喜。笔者却感到潮汕地区正在被抛弃,而抛弃潮汕地区正是潮汕人自己。原因如下: 一、“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人自嘲潮汕地区为“省尾国脚”,三面背山,一面向水,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潮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脉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为一种移民文化,且由于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种田如绣花”的潮汕农艺体现出精耕细作的潮汕农业经济,“刻木石似微雕”的潮汕手艺体现出精雕细刻的手工业经济,塑造了潮汕人「精明细心的个性,例如潮州菜的精工制作,工夫茶之精巧别致,潮剧、潮乐的柔婉精致,艺术的精益求精,潮汕木雕、建筑剪粘的精雕细琢等等奇特斑斓的地方文化。 移民文化使潮汕族群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但其“省尾国脚”地狭人稠的边陲意识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封闭性和内向性。潮汕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强大的同化力和排斥力,从而妨碍了增强自身文化的吸纳和兼容能力,妨碍了自身的创新发展。潮汕在现代文化发展中,一直把文化发展的中心放在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没有抓住改革开放之机创造出来新的潮汕文化,或者是没有为传统的潮汕里面注入新的精神,也有人说没有对潮汕文化进行重购。思维方式的因陈守旧,经济模式的保守落后,表现出重人文文化却轻视科技文化,重农、重商却轻视工业,重视家庭文化却轻视社会文化;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却耽于迷信以及夜郎自大、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投机钻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等等的文化缺陷。 文化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深层、最强健的动力;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省尾国脚”的这种文化缺陷,在相对稳固的农业经济时代,消极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而进入工业经济的时代,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消融,那问题就出现了。这一点,已有太多的事例可供佐证: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的坎坷和曲折就可充分说明。这种缺陷导致了潮汕文化创新力度和成就的低阶性和有限性,也导致了潮汕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底蕴深厚、与时俱进的文化力量的支持和推动。因此,潮汕地区这种“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是阻碍潮汕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根源。 二、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 作为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汕头港曾经是多么辉煌。国家基于其百年商都、区域龙头和侨乡优势,设立汕头为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应该说当时的汕头是四大经济特区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汕头在广东是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可见,潮汕地区其商业价值地位很早以前就已闻名于世。汕头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的十多年间,是潮汕在新中国后直接面对的最重要、意义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潮汕人民没有真正把握住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长达二十多年的大好时光几近被浪费: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部分产业畸形发展;实业基础薄弱,基础建设投入不够;商业交易规则和信用一度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相对混乱;社会治安逐步恶化,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府形象严重受损,地区经济一蹶不振等,都说明地方政府和有关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民间社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存在放任和失职的情况。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作为一个狭小岛国,战败后经济一溃千里,资源极端贫乏,人口基数庞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相比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是有过之无不及。日本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并积极顺应世界发展形势和技术革新浪潮,大力引导并鼓励民间经济发展并建立良好的政企协作关系密不可分;江浙地区的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和引导作用,政府甚至有时亲自为企业出面协调,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应在如何把握历史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极其重大的主导作用。 潮汕地区政府这么重大的主导作用发挥了吗?没有。潮汕地区侨乡优势发挥了吗?没有。扳着指头数一数,有多少潮汕籍贯华侨回来投资?就算是李嘉诚也是建建学校和医院而已,其他的除非约定固定回报,否则免谈。因为,地方政府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吃拿卡要现象相当严重,多数考虑的是你来了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话对当地再好也不关我事。因此多少侨商被挡在外面,多少学成要归来的人材被挡在外地,多少原来基础很好的产业夭折掉了?政府的道德和行为,对社会道德和行为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政府官员的短视包庇、贪污腐败等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助长了走私、逃税、骗税、造假、赌博等违法行为,“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潜规则更是在潮汕地区各行各业和普罗大众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整个社会充斥着的是“有钱才能办事、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的价值观,而由此产生的社会风气的毒素还继续在蔓延,一代、二代、三代,还是更多? 三、潮商商业文化的弊端 笔者在这里更多的是针对国内潮商商业文化而言,潮商即为潮汕的商人或企业家。“企业家”一词,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发明。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是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就会渐渐地枯萎,丧失生机,最后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潮商是由“潮汕”这个大躯体孕育出来的商人群体,由于观念和行为来源于先人应对现实环境所获得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习得性”传递中,便沉淀为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形成潮汕人朴素的,缺乏系统引导的价值观。潮商商业文化也是基于在潮汕文化的支配下,在传统经商过程中所凝聚起来朴素的,缺乏系统商业理论以及现代市场竞争意识引导,而使其倾向于凭直觉制定并选择模糊性发展战略的经营观念和经营道德。笔者认为,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或者说一个企业的当家,必须至少具备智慧的头脑、丰富的知识、豁达的心胸,但潮商大部分“小聪明、少智慧”。 据调查显示,在潮商当中文盲、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占了74%,而受过专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仅占到总数的8%,中等专科或中等师范18%,大学专科或以上8%,这说明潮汕商人群体中总体学历水平普遍偏低。这与潮汕地区轻文崇商"的价值观有关,从而导致潮商群体整体学历水平相对较低,在这个低学历水平的商人群体里,其经营理念主要来自于本身的一种小农意识,这也是在整个商业文化环境引导下产生的一种自觉的商业逻辑。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潮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潮汕老板们只喜欢听听演讲,喜欢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但对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相关的理论书刊文章,他们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瞧不起读书,他们最看中就是实际操作,最看中的是眼前的短期利益。但在浙江就不同,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潮汕商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而世界上最强的犹太商人更是一个知识丰富的民族,他们的文盲率是最低的。犹太商人认为一个商人要拥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这是商人最基本的素质,是在生意场上能赚钱的根本保证。正因为他们的丰富知识,所以视野就十分广阔,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判断。 大部分潮商 “小聪明、少智慧” 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商业文化的保守主义。在潮商的决策层里,有65%是以家族亲信为主,很少有外人(如职业经理人)参与。正因为这种保守主义的商业价值观取向,导致潮商对外人有一种先天的不信任感,并在长期的“习得性”传递中积累下来这样一个文化效应,那就是以自我为核心,自己的思想和策略才是对的,这种“本我”的状态导致了家族式运作的管理模式不容颠覆,更不容外人置疑。潮商在宗亲观念和地缘意识过度膨胀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对非本宗族或非本地域的人或事的排斥,表现出一种狭隘的种群观念。当企业成长到一定大的规模时,企业主发现企业要再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冒更多的风险,而靠自己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未必能在企业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于是,企业主就选择了保持企业当前的规模,因为这个规模是自己所能把握的风险最小的规模。这是由于家族化经营具有严重的“排他性”,使得外部的人才很难进入企业内部。而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现代商业竞争分工合作越来越细致的环境中,企业的严重家族化因为缺乏对各种人才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往往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并最终在竞争中被淘汰。 四、潮人急功近利的短视 潮汕地区民风向来淳朴,人民守信无欺、教化崇德、尊老爱幼、刻苦耐劳。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部分潮汕人身上的陋习和恶习也逐渐暴露无遗:制假售假、偷税骗税、超生多生、沉迷博彩、逃债赖债、贩毒吸毒、欺行霸市、坑蒙拐骗、鸡鸣狗盗……无不呈现出一幅赤裸裸的道德滑坡和风气恶化的现实图景。像假货、骗税、超生、逃债、博彩等,在不少人看来,就潮汕的代名词。在“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潮商商业文化的弊端等不良因素的浸淫下,一些优秀的文化品质甚至在岁月的磨蚀中丧失,导致大部分潮汕人价值取向方面的短视,急功近利,讲求实惠,一事当前先顾自身利益,公共意识淡漠,缺乏公益观念与献身精神等现象。在潮汕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当中,虽然没有严重到笑贫不笑娼的地步,但所有有勇气的人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存在有不少人笑诚不笑欺。不少人以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损公肥私为能事,更有部分人惟利是图,利欲熏心,违法犯罪,无所不用其极。而周围的人不仅没有以为恶、以为耻、以为戒,反而认为是值得羡慕的“本事”。这是多么可怕的群体心理!而这种可怕的群体心理又助长了道德滑坡和风气恶化,追求真善美和正义、良知这种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在潮汕地区感觉越来越淡了。 受商业文化心理的支配,潮汕人更讲究实惠。“目前点火目前亮”,“百赊不如五十现”等潮汕俗语,正是这种追求实惠的商业文化心理的折射。与轻政治相联,潮汕人轻理论、轻学术,上不上学、读不读书没关系,谁赚有钱谁就最有本领,赚着钱最光荣,什么理论、学术,不如一条生意、一宗买卖。理论指导、学术研究,在许多潮汕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的。潮汕未有什么有名的学派,学术氛围不浓,与潮汕人讲实惠的商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潮汕的家长大多要求他们的子女报考一些经世致用的专业,在很多潮汕家长看来,要去研究学问不如去打工挣钱。在价值取向的实用性、学习专业上的短视性以及继续深造上的短缺性,导致大量的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潮汕人为“稻菽谋”而营营役役、急急惶惶,鲜有潜心问学者。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短视,对潮汕文化的创新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也是潮汕发展后继乏力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潮汕地区罕有造就文化大家和封疆大吏,更遑论人才规模和优势。文化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潮汕文化因此缺乏勃勃生机和创新能力,使实用主义得以不断蔓延和深化,并大行其市。 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短期性行为、投机取巧,泡沫文化、攀比心理、排外思想、快餐文化时而有之,乃至盛极一时,这些都对潮汕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不良影响。开始于1999年的“六合彩”,说是一场瘟疫可能是较轻的,说成是“癌症细胞”也一点不为过。当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着所谓的图纸“头头是道”时,你会很害怕这个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族群或许明天就要实实在在消失在你的眼前,再也回不来。目前在潮汕特别是在农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贫穷或富有、农民或企业家,整天都围在赌档上,有钱的赌大的去,没钱就赌一块两块的。星期二、四、六更忙。多了一个六合彩。晚上也经常研究六合彩玄机到一两点。白天田也没人种。地里都长了许多荒草。六合彩已经把很多家庭搞破碎了,有些人更是负债累累。然而还是要赌,没钱就欠,欠不了就赖,赖不了就偷,偷不了就抢。每个祭神的日子都会很隆重,烹牛宰羊,香烟缭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在”祭品“上尽显穷奢,攀比心态最是浓重,他们深信谁的祭品多神就会更庇佑谁,而在教育捐助、修路造桥等公益事业方面却少有问津和关心。对非潮汕人,特别是外省来的,无论男女老少都称其为“外省仔”等等丑陋现象。 笔者通过对潮汕地区社会现象的探析,是爱之越深、痛之越切,期望潮汕地区有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一天。试图寻找潮汕地区被抛离的根本原因,说明构筑潮汕新的文化精神是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必须闯过的瓶颈。文化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而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续写潮汕新历史,关键在于对症下药,重塑新潮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优化。既要承继传统文化精神中的精巧、勤敏和竞争意识,更要培养、植入开放和合的人文心态和深邃长远的战略眼光,激活、涵养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和海纳百川的雍雍气度,潮人群体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强悍、更自由、更开放、更热忱、更宏远,更有包容性,潮汕文化的定位应是面向大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之我见――释读《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摘要】《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是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一,集中表现了涂尔干对于社会学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说,他认为社会现象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可以强加于人身上的客观事物,这是否符合人类学上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呢?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社会现象”?本文在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下,尝试提出一些看法。 【 关键词】社会现象;社会学;人类学 引言 E' mile迪尔凯姆.埃米尔(1858-1917) ,又译“涂尔干”、“杜尔干”,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化学家,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创始人。他认为,对一切社会问题的解释,全应在社会事实中找原因,而不应在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原因。社会学的对象便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社会学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是一种比较的方法。但只有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事实,才能相互比较。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一书,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对法国影响很大。 根据涂尔干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现象,他强调两点。第一是现象的客观性,强调它应该是事实上存在的现象,以排除那些事实上不存在,而人们主观上却认为它们存在的现象;第二是现象的社会性。,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性质”的现象,才是社会现象,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从“社会现象”的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出发,试图表达自己的观感。 本书结构很简单,但内容很丰富。作者首先在《绪论》中表达写作本书的目的,即:“从这本书中,大家或许可以明白我研究社会学从何下手,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其次通过定义“社会现象”,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规则以及区分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的规则,并举实例说明观点来引出后文的“社会类型”;最后,则是分别阐述解释和检验社会现象的规则;结论中作者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应该独立于哲学,只有当把社会现象当作社会的事物时,社会学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性。 一、“社会现象”的静态观 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定义如下:所有“活动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有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作者眼中,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用一种强制力作用于个人的现象”,强制力是其主要的与人们主观认为的现象分离的客观存在性。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贞洁牌坊”现象,因为明清理学思想的盛行,社会要求妇女一定要保持贞洁,即使丈夫去世也不得改嫁,受人侮辱时一定要以死明志,这样的妇女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然而妇女本人在此中所受的折磨无人考虑。这纯粹就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强制力作用,而且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这能很好地诠释涂尔干关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即静态的社会现象的强制力。从人类学角度来说,这种社会现象相当于文化场景,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其接触过程中所共同享有的文化体系。个人在这种文化体系中,往往逃不脱那一套约定俗成的契约与交往规矩,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涂尔干强调“社会的”一词,认为这“表示一种综合的,与已形成的个体现象相脱离的现象”即“构成社会信息的是集体性的信仰、倾向与守则。”我以为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能更好地表达这一观点。某一种现象在其最初形成过程中,经常作为社会的异类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一现象就容易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而此时,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现象又被称为“异类”。慢慢地,当这一种规则已经成了人们不自觉的一种行动时,特别是在小孩身上表现时,就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更多的时候是人们难以逃脱的一种文化影响,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同一社会类型中的,也即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模式。当一种文化成为模式时,就成了人类行为的背景了。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子被看作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遗憾,没有生男孩的女人也往往因此被丈夫冷落。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一种社会类型下的人们形成了某一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也即具有了某种社会场景时,人们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此时,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的社会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背景是客观的,静态的,在某一时期保持稳定。 二、“社会现象”的动态观 书中谈及“社会现象”的特性时候说,集体习惯的存在在于连续行为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及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通过人们的交谈、教育及文字的传播等发生的作用。也就是表明社会现象尽管在短期看起来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但是当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就会通过一些手段得到传播并且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类学上所谓的“文化传播”。这是社会现象发生作用的途径与手段,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社会现象的发生了。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社会潮流”的产生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社会风气”,后者的定义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广大社会成员精神风貌的总体表现。并且,一种社会风气形成后,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能动性,它普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以强大的舆论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形式,左右人们的言论和行动。而其“左右”就是一种控制力,社会的控制力。社会控制指社会以及团体、社区对个人施加的任何影响,其方法和途径可以是正式的或制度的,如政权、法律、宗教、教育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或制度户的,如礼节、声望、闲谈、谣言、新闻、时尚、舆论等。故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会控制应该是动态的控制过程。举例来说,当年清兵入关以后,要求所有民众剪发、蓄发,并声明“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尽管最初遭到反抗,随着政府强制执行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习惯了,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剪发倒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都是动态的,随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更多时候,在形成以后,要经过一定的外力才能加以改变从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涂尔干在书中还重点分析了区分规则与不规则现象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如“事物为数最少的现象不能用来作为事物的标准”;“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不规则,首先必须明确规则现象的前提条件,以及表明规则现象的迹象”;“在同一种类中,规则与不规则的现象,根据种类本身的变化情况而定”。作者还对规则现象下了定义:即所谓规则,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种类的存在条件去确定。它或者是对这些存在条件的机械反映,或者是身体适应这些条件的手段。所以,由这个层面来讲,社会现象在规则时候是相对来说稳定的,不规则的时候变化的幅度要更大。而且所谓社会现象还必须按照其前提条件去确定。 动态是绝对的,就如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社会本身处于变化发展中,社会的条件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变化频率加快,所以,在条件变化较快的前提下,社会现象的形成相对以往要更快,其变化也更快。 总结 从本书中,我们体会到了涂尔干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性,要在研究中注意事物的客观性,并且提出了适合社会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和共变法。“社会现象”的概念始终贯穿全书。其实,相对于社会学的这些方法和规则,人类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强调田野调查,始终要求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这应该是客观性的最好体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存在假设,人类学假设了“民族”“文化”的概念,社会学也是如此。全篇中,涂尔干都在建构一个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他在叙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一直有一个前提存在,即当用比较方法和共变法研究一个“社会现象”时,这个现象是暂定不变的,因为只有不变,才能研究其横向性,从而有利于纵向的研究,那么,这便是本文所谓的“静态”,作者在极力避免“动态”的问题。 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社会学主要解释的是能够对我们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显示的实在。推广之于人类学也一样,只是人类学者的目标走的更远,他们希望不仅是解释“实在”(本民族、本社会的或者异民族、异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探讨其存在的根源和其发展的趋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有利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如此说来,人类学理应吸取社会学的实践经验,了解“社会现象”,然后通过“社会现象”探究“社会本质”。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探讨人类的行为活动。 社会现象论文:通胀将是全社会现象 当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还在热议经济是否已触底回暖的当下,由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预期正成为越来越多经济界人士的关切点。谈及通胀会不会再次袭来,张明的观点很明确:上半年信贷飙升与物价指数负增长现象并存并不矛盾。首先,扩张性货币政策一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发挥效力。经验显示,这段“时滞”通常为2至3个季度;其次,本轮货币扩张的背景是次贷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由于需求不振,大量信贷资金并未立即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资产市场。这就造成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物价指数保持在地位以及资产价格飙升并存的格局;再次,CPI的上升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复苏,而PPI的上升主要取决于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这二者的恢复都尚需时日。 张明个人的判断是,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当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通货膨胀注定会到来。从具体时点上来看,CPI有望在2009年第四季度恢复同比正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达到同比增长4-5%的水平;PPI同样有望在2009年年底之前恢复同比正增长,但在2010年的表现主要取决于美元汇率的走向以及全球需求能否及时回暖。 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包括:其一,从2009年第3季度起,从2008年11月开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力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其二,从2008年第2季度启动的资产价格上涨将会通过财富效应拉动物价上涨,股价与房价的疯长也可能强化居民的通胀预期;其三,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可能拉动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中国PPI的上涨,最终传递至CPI。 很多人担心,如果再次发生通胀,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张明表示:我们在2010-2011年面临的通货膨胀,其严重程度很可能超过2007-2008年。主要原因在于,导致2007-2008年通货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向经济体中注入了大约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一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反弹,货币乘数将迅速上升,可能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两三年前。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信贷飙升本身将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只要中国政府依然维持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的稳定,国际流动性也将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涌入中国国内。在国内外流动性的夹击下,中国将相继面临资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 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是虚妄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所有价格同步上涨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胀必然是一个全社会的现象。 通胀爆发往往是经济过热的结果,我们的风险在于过度重视经济下滑,针对经济下滑风险的潜在用力过猛,结果导致与经济复苏接踵而来的便是下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胀。当然,通胀爆发之后,经济可能再度下滑。 在通胀期,就个人投资方面张明也给了投资者一些建议。他说,如果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一个国家没有发生显著的资产价格泡沫。我们的建议是,居民可以考虑通过购买房地产’股票与黄金等资产来避险。然而令人郁闷的是,在下一轮中国的通货膨胀爆发之前,将会率先出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居民的选择就非常有限的。首先,居民很难通过购买房地产与股票来避险,因为这一时期房价与股价本身就存在泡沫。未来房价与股价的下跌幅度甚至可能超过通货膨胀导致的居民储蓄的贬值程度。事实上,推高本轮房价与股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其次。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一年半时间内,黄金价格已经飞涨。很多分析师认为,当前黄金价格的泡沫已经不亚于之前的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历史经验证明,黄金对抗通货膨胀的风险可能被无限夸大了。 在上述分析的前提下,张明对居民的投资建议是:第一,如果需求不是特别强烈,在未来一两年内可以适当推迟对房产的购买,尤其是避免举借过多的银行抵押贷款,因为目前抵押贷款利率处于低位,未来上升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在股票市场投资方面,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依然可以利用基金定投这一工具,在选择基金方面应兼顾股票型与债券型。在直接股票投资方面,应重点关注今年3季度之后股市可能重新反转的风险;第三,在资产价格泡沫的背景下,银行存款依然是值得考虑的投资。我们认为,本轮资产价格涨跌的幅度将会显著超过未来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保留银行存款以等待新的投资机会,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选择之一、现金为王,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法则。 社会现象论文:720例流产患者社会现象分析及流行病学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720例流产患者的病因学及流行病学,以及社会现象分析。方法:搜集2009年上半年我院门诊流产患者病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720例流产患者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比有统计学意义;年龄组与学历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人流组与药流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均属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因素,选择药物流产的最常见理由是惧怕人工流产术。对未婚女青年应加强性健康知识的宣教,减少或避免婚前性行为,对已妊娠者应了解其心理社会因素,正确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以尽可能减少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伤害。 720例流产患者以年轻人且25岁以下无学历打工者居多,她们生活条件差,对自身卫生及保健知识了解甚少,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化的流产队伍,对社会安定,妇女自身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这些外来人员的性知识培训及产前教育变得尤为重要及迫切,对提高妇女健康及社会安定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流产患者;现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R714.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455(2010)08-0426-01 未婚先孕已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有文献报道,大约 90%的女性有婚前性行为[1]。为了探讨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心理社会因素,旨在更好地指导其对流产方式的正确选择,现对我院妇科门诊720例未婚早孕者的心理社会因素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收集威海市经区医院妇产科2009年上半年门诊流产患者病历,25岁以下者535例,25岁以上者185例,人流组 422例 , 药流组298例,打工组 564例,事业单位组156例,大学学历者103人,非大学学历者527人。 1.2 方法:采用X2检验720例流产患者打工者与事业单位人员比的统计学关系;25岁以下与25岁以上比较统计学关系;人流组与药流组比较的统计学关系;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组比较的统计学关系。并作T检验分析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年龄组与学历组相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3.3 学历组与工作人员组比较大学学历组,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无显著差异,而非大学学历组中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有一定的差异,P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性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期的提前,以及青少年性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少女怀孕” 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周围。据了解,我国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有三亿多人,每年有约二千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另外,据中国人口网统计,我国每年做人工流产的少女已经达到150万人次。正确引导青少年对性的了解,打破青少年性知识盲区,这也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共同重视和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性观念正在逐渐变化 ,未婚青年的性行为有增加的趋势,未婚先孕、未婚人工流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致一些青年女性正受到人工流产并发症和性传播疾病的威胁。资料表明[2],目前全世界每年有1500万2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妊娠,其中多是非意愿性的妊娠,每年有200万~400万的青少年进行不安全流产。婚前性行为与道德、法律、传统习俗相违背,故未婚先孕者在家庭、社会中都难以得到充分支持,其心理社会因素较复杂, 受家庭、社会、传统习俗、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客观因素影响,极易因恐惧、自卑、后悔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故难以正确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文化程度组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学历组相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可见文化程度,经济条件都是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程度较低者常因生殖健康知识缺乏而难以正确认识不同流产方式的利弊,盲目地认为药物流产经济方便,尤其是合并经济状况较差者更是如此。从表中可以看出,观察组选择药物流产的最常见理由是惧怕手术疼痛和损伤,这与未婚早孕者文化程度较低、所接受的性健康和节育避孕等方面知识太少有关,片面地认为药物流产痛苦小、省时省事。担心术后无人照顾而选择药物流产者占14.1%,这与外来人口通常远离父母等亲人有关。本文两组外来人口占有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以外来人口为主,可见户籍所在地也是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重要因素。另有少数未婚早孕者选择药物流产的理由是没时间接受人工流产术,因为其婚前性行为与传统风俗相违背,羞于在单位领导面前诉说其真实情况,故难以得到准假。 3.2 人工流产作为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包括人工流产术(负压吸引术及钳刮术)和药物流产,两者各有利弊,对流产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流产的效果和安全。医师在向未婚早孕者提供流产方式咨询时,不仅要考虑到医学指征,还要考虑其心理社会因素,向其阐明不同流产方式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特点且相对较安全可靠的流产方式。同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多渠道地对未婚女青年(尤其是针对外来人员、文化程度较低者及经济状况较差者)开展性道德、性健康知识的宣教, 提高她们的生殖健康意识、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和对性行为的自控能力,尤其应重视家庭因素对未婚女性的生殖健康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减少或避免婚前性行为,开展避孕知识教育,提高对性传播疾病、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以促进安全措施的使用,预防意外妊娠和性病,对已妊娠者应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以尽可能减少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伤害,在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开展无痛人工流产术和性健康知识咨询门诊,文献报道对未婚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有助于减少婚前性行为[3]。研究提示,加强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减少婚前性行为和意外妊娠的发生率,降低人工流产率对保护妇女生殖健康有重要意义。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学探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大规模发展,起源于网络视频的微电影也逐渐蓬勃发展。微电影不同于普通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借助网络平台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微电影以其短小精悍的特征迅速满足受众的多元的信息需求,也丰富了传播主体的传播形式。本文通过梳理微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国内首部法制主题的公益类微电影《寻人启事》作为切入点,研究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路径,以期为其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策略;寻人启事 一、微电影发展现状 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继文字类微小说和图文并茂的微博之后,视频类发展衍生出微电影的传播形态。微电影是指通过网络和移动平台播放的、时间长度一般在1―30分钟左右、完整地阐述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微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是新媒体平台发展的产物,之所以被称为“微”,主要是其制作周期较短、成本低、播放时长较短的原因,此外,微电影具备较为完整精炼的叙述主题,其主题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以短小精悍的内容呈现方式,满足受众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获得受众的欢迎。 2010年被称作微电影元年,《四夜奇谭》、《一触即发》、《老男孩》和《66号公路》等作品风靡一时,开启微电影的“微时代”传播。历经数年发展,2014年,微电影的年产量达到2万部,总产值已经超过700亿元。微电影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电影和传播媒介的现有格局。在微传播时代,微电影以其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较低的制作成本,吸引众多广告主、网民和网络媒体主动加入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促进微电影的迅速发展。微电影迅速蔓延,依据创作主题划分,微电影的种类繁多。公益类微电影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提高福利等,通过非营利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生产传播内容,以此呼吁社会公众,引发公众的共鸣,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寻人启事》是典型的公益类微电影,是我国第一部法治类的公益微电影。它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联合制作,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法院通过曝光被执行人的“失信”问题,继而帮助老百姓追回欠款这样一个富有人性关怀的故事。《寻人启事》反映了司法公开和执行的难题,彰显法治权威,呼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这部微电影立意高远,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获了多项大奖,如在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该片荣获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等五项大奖;在国际微电影展中,该片荣获“十佳公益微电影影响力奖”等。 二、“微”传播分析 (一)叙事主线明晰。微电影的时间是其精炼优势的基础,相但应的,时间也是其首要限制条件。微电影需要在简短的时间内完整地呈现出整个故事情节,在主题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则需要简明扼要地把主要情节和关键部分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受众。此外,在微电影的艺术观赏性上,网络平台数量丰富的微电影,保障了受众多元化的内容需求,同时,微电影的主题也更加多元化,可供受众选择的信息总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受众的观赏性将会大大提高。 《寻人启事》围绕法治和诚信问题展开,由著名演员李诚儒在影片中饰演诚实守信的雷大成,联合法官对欠债不还并且失踪的老板展开一系列的围追堵截,经过法院曝光当事人的诚信问题后,最终成功解决纠纷的故事情节。影片故事饱满曲折,敌对双方充满矛盾和冲突。影片在双方系列的情节中,将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影片观赏性,双方矛盾的顺利解决,彰显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再次强调了影片的法制主题。 (二)主题思想。公益类微电影在创作视角上,需要对准社会热点、难点和与人们利益相关的、真正突出大众利益的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体系建设做出贡献。在电影主题上,公益类的微电影应该弘扬社会的正能量,如“诚信”、“敬业”、“孝顺”等。 同样以微电影《寻人启事》为例,影片强调了司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呼吁社会各界坚守诚信,让“老赖”不能再赖,让司法更加具有人性关怀。影片针砭时弊,揭示司法的执法能力较弱这一社会现实,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进行整治执行,维护法治社会体系的稳定。 (三)传播方式分析。微电影的传播平台主要是借助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同时伴随移动终端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也逐渐成为微电影的主要传播媒介。此外,不同于电影的传统线下发行,微电影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多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突破传统的渠道和影院资源限制。因此,微电影在网络上更加自由灵活,在微传播时代下创新电影发行模式,促进电影的新趋势的发展。《寻人启事》广泛借助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视频网站,如优酷网、爱奇艺、腾讯、乐视视频等,以及视频软件的移动客户端,提高影片的接触率,吸引更多的观众,引发社会关注。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微电影 [摘要]微小说、微信、微博,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微时代,微电影应运而生,而且来势凶猛,微电影以其“三微”的特点在微时代的传播语境下迅速走红,成为当下名副其实的宠儿。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实现着小众传播,这一切都为微电影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本文从传播学角度,通过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来解读微电影,并分析了微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语境;叙事策略;微时代 如果人类的历史共有100万年,假设这100万年等于一天,那么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这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 “最后7分钟” 的比喻。可见,人类传播发展的速度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各种新生事物令人应接不暇,如果不及时关注人类传播领域,也许有一天就会被无情地抛在时代的最末端。网络将人们瞬间联系在一起,足不出户,便可以感受世界的千变万化,人类促进了新媒介的发展,却又时刻被它包围着。2009年,随着微博的出现,微信、微博等一系列的“微”风便如同病毒般席卷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微电影应运而生。 一、微电影――时代的新宠儿 当回忆的指针指向2005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那种无厘头的对白与《中国法治报道》滑稽地整合,这种新颖的形式曾经让人们眼前一亮,许多人士认为这就是“微电影”的雏形。时隔5年,2010年底,一部类似007风格但时长仅为90秒的微电影《一触即发》掀起了微电影新的篇章,全片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将微电影进行到底,堪称微时代的里程碑,从此,微电影成为微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新宠儿。《美丽的梦》《11度青春》《四方夜谭》系列以及网易微电影节的召开,无不向人类昭示着“微”风已经来袭。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尽管各界人士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它的特征还是可以总结如下:微时长、微制作、微平台。与传统电影相比较,微电影的时长基本控制在30~3 000秒之间,短小精炼,不会占用观看者太多的时间,制作周期只有短短的1~7天或数周,投资规模在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当人们习惯了在电影院中观看着大屏幕去欣赏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时,微电影的播出平台已转向网络、手机、ipad等平台,削弱了以往电影高高在上之感,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影的导演,为那些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彻底成为一种平民文化,拉近了电影与受众的距离。而微电影的主题涉及现实、社会、人性、理想等多方面,无孔不入地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同时间一样,你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 二、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分析 (一)媒介发展的必然产物 著名媒介大师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发出的“讯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无不介入人类的生活。[1]媒介的发展不仅代表着技术的进步,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让“地球村”成为可能,人们早已在这个村落中生活得乐此不疲。如同文字和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一样,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超媒体、人工智能、电子媒介、人机交互、互联网为各种新生事物提供着肥沃的土壤。一种媒介的发展必然会有相应的产物与之相适应,微电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并不像传统的电影,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到电影院里进行观看,相反,它可以通过个人电脑、3G手机、移动电视、楼宇影视、便携式PSP等媒介随想随看,方便至极,这也是微电影成为时代新宠儿的理由之一。 (二)碎片化传播时代的信息载体 “碎片化”的传播时代促使了微电影的诞生与成熟。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提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电视节目的日益增多,报纸版面的无限扩大,杂志样式的变化多端,广播媒体的逐步复兴,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了,时间变得碎片化了,人们若想在这缤纷的信息世界里得到最多的资料,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达到1+1 2的效果。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如果说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视、听、触、嗅,全感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那么微电影便是人们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的延伸。微电影形式精炼,时长浓缩,完全契合了碎片化的传播时代。公车上,地铁里,小憩时,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碎片时间,随时随地通过平板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设备观看一部优秀的微电影,或感人,或悲壮,或滑稽,或凄美。电影结束,人们又可以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人们不再需要去整合零散的时间,而是需要合理地利用。每当闲余时间放眼望去,人们都在拿着手中的电子设备,让微电影占用着自己的零散时间,碎片化似乎越发重要起来,使得人们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事可做。 (三)“大众化”与“小众化”并存 大众化指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对象一般为大众,分布广泛。小众化是相对于“大众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些人群源于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品性而聚合成一个小圈子的趋势。每一个时代对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要求都各不相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一对多的传播模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供人们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传播媒体既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又要满足小众的特殊需求,微电影恰恰在形式上迎合了大众追求快节奏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吸引了小众各自关注的话题要点,这样更容易聚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观众,大家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寻求认同的心理得到释放。微电影以大众传媒为依托,利用小众化使其传播更加快速,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微博,轻点鼠标,就可以关注任何一部自己感兴趣的微电影,互动性灵活,评论方便,甚至可以将未完成的剧本上传,受众根据自己的想法将剧本填补完整,这样受众再也不是信息单一的接收者,互动性使大众提高了参与的热情,从而更加关注剧本的过程与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媒体,可谓集百家之精华,创个人之辉煌。 三、微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 根据调研公司outsell调查结果显示,“44%的谷歌资讯用户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不查看全文”,这个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而偏爱短小精悍,不喜欢娓娓道来,而钟情直奔主题。微电影由于其自身三微的特征,充分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特征,契合了人们观看时间的碎片化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情节的娓娓道来已经不适合微电影的快节奏,若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就必然要采取简洁明快的叙事结构,要直截了当地把影片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一触即发》便是个典型的例子。惊悚的场面,激烈的打斗,镜头追随的是各种奔跑的角色,当观众还在仔细思考这些角色相互间的关系时,影片结束了,刹那间才发现,凯迪拉克才是真正的主角。而观众在这种混沌的关系面前似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津津乐道,至少在这90秒内观众感受到了颇有大片味道的震撼,这正是微电影叙事结构成功的原因之一,它能够深入分析受众,挖掘受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削弱次要信息,以达到瞬间吸引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价值 微电影由于其传播效果好,性价比高,逐渐成为企业宣传、品牌树立的主要媒介和手段。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组织或个人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各种公益精神。公益微电影关注当下热点话题,生动直观的表现手法,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全民自觉从事公益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佛山小悦悦被碾压路人冷漠事件引发全民讨论,“冷漠”一词刺痛着人们的内心。广东高校的大学生们集体发声,通过微电影反映自己的关注和思考。11月4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的学生分别推出10部公益微电影,用迥异不同的故事和镜头做出同样的呼吁:“拆掉心中的墙,拒绝冷漠。”各种公益比赛也将微电影列入创作手段之一,由于其受众面广,所以倡导公益意识的传播效果颇好。 (三)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又称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符号是人类传播的介质,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相互沟通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成功的前提,即双方对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共通的理解和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老男孩》通过受众熟悉的筷子兄弟的出场拉开序幕,选秀节目,歌曲小芳,那种青春的懵懂和初恋的青涩,操场的大喇叭,杰克逊的经典动作,吉他和老式录音机,怀旧的色彩,一系列符号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勾起了80年代人的无数回忆。受众无需动用太多的精力去解读作品的含义,因为他们对这些符号早已有着深深的体悟。微电影由于其微时长的限制,且要直奔高潮,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善于利用符号互动,尽量扩大与受众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得受众看到片中的符号,就可以快速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这也是微电影与观众迅速达成共鸣的手段之一。 四、透过微电影引发的一些思考 从1895年第一部电影放映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多少电影经典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微电影诞生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就这样迅速走红,其制作方式,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势必会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观以及对今后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快餐文化带给人们满足之余,也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微电影由于其“三微”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微电影的制作,草根化趋势越发明显,技术表现、视觉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部简短的微电影,它或许让他潸然泪下,或许让你开怀大笑,或许让你精神振奋,但又有多少能让你回味无穷,久久难忘。微电影可以是时间之微,平台之微,投资之微,但技术与审美却不能“微”,平庸的视觉效果表现,不得已的浅表达,又有多少微电影能成为永久传唱的经典。所以对微电影的创作进行深入思考和严格把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部微电影,如果在短短的数周达到技术性与审美性并存,还是需要依靠一个专业的精英团队,这样才能让每一部微电影都能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要真正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真的需要从业人员精心策划才行。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 [摘要]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语言及文化的信息传播,而电影字幕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它既要求译者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又要求译者考虑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化迁移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融入到整个翻译过程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两部电影字幕翻译为文本分析对象,寻找影片字幕翻译的有效原则和策略,将传播学运用到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中以提高译制电影的艺术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更好地实现电影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传播学理论;翻译原则及策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电影在国际上的交流日益频繁,而电影的传播功能的实现要依靠电影翻译,由此电影翻译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这一领域正逐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电影翻译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配音和字幕翻译。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此类翻译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的传播功能。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并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并希望对电影翻译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一、传播学的要素 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而信息传播过程通常会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谁传播( who says),即译者;传播什么( say what ),即信息;通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即媒介;向谁传播( to whom),即受众;效应如何( with what effects),即效果。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把关者”,具有“翻译过程依附于原文本”和“力求在目的语中将原文本进行完善”等特点。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把关者”的检查、导向、协调和评价的作用,使译后信息更符合受众的口味并被其接受。鉴于电影的“信息”内容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等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求译者注意提供细节信息,从而使观众对电影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电影作为传播媒介通过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渠道传递信息,这种特性使译者省去了对某些内容的翻译。这种省略的翻译策略既满足了观众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又节省了字幕空间,减轻了观众对字幕的阅读压力。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由于字幕空间的有限性,一些冗余信息应被适当浓缩。译者应充分发挥对目的语进行解译的能力,使得译文清晰可辨。例句1,我心中的男子汉不应该是一个杏花春雨、温山软水浸泡出来的寂寞歌手。 他是皇子,是一个即将雄视六合君临天下的帝王。To me, a man should not be a lonely musician, a product of warm hills and soft streams.A proper man is a prince who rules over his kingdom with strength and courage.(《夜宴》)。 例子中“六合”的意思与“天下”是一样的,若此处重复翻译则是语义上的赘述。“杏花春雨”与“温山软水”,都暗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若被翻译成“杏树开花,春天下雨”,一定会使得外国观众疑惑不已,尤其是此处对话速度仅持续15秒钟,这种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浓缩字里行间,给观众一个大体上的意思就行了。 2.由于电影的制约因素和其多渠道的特点,目的语要避免赘述。例句2,So,you do like it,dont you?Coral?你真的喜欢吗?No,no.I do,I do.I really do like it.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底总动员》)在对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时,一些感叹词、低俗的语言及所有的多余信息都可被删减以此来节省有限的时间及字幕空间。一些口头语,如“yeah”“you know”“well” 等,还有英文中反问句的后半部分“dont you”“isnt it” 等,一些感叹词 “my goodness”“oh, my God”“Jesus” 如果观众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获得此类信息,那么在字幕翻译时则可被省略。例句2中,下画线部分被译者省略了,因为此处不影响信息的传递。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视觉渠道判断对话的意义。 3.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源语言与目的语的信息不对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这种不对等是可以刻意运用来娱乐观众的。例句3,Whats that?那是什么?Thats a pretty big butt.这个腚好大呀。Look at me.Im going to touch the butt.瞧我的,我去弄那个游腚(艇)。(《海底总动员》)对话中,Tad错把“boat”说成“butt”此处同音异义产生了一丝幽默,若我们直接把“butt”翻译成“船”,喜剧的效果就没了,译者找到中文中的“游艇”一词既可以表示“船”的意思又可以和“butt”表示的“腚”谐音,起到了英文原句中的幽默的效果,达到异曲同工之效,翻译很是精彩。 4.字幕翻译过程要适当传递文化信息。译者必须避免信息传递过于冗余,又要站在目的语观众的角度适当解释“外来信息”,因此,译者的选择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和理解力。例句4,Oh, intro.Jellyman, Offspring.Offspring, Jellyman.来认识一下。水母侠,这是我儿子。(《海底总动员》) 此处译为“水母侠”是很形象生动的。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对观众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不必做多余解释,因为中国观众早已熟悉“超人”“蜘蛛侠”和“蝙蝠侠”等外文影片了。 5.在源语言文本中存在潜在文化信息的时侯,译者可使用“扩大”的策略,译者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将源语言中文化信息恰当地传递给目的语观众。例句5,那叔叔让出皇位,我随你归隐林泉。Why dont you give away the throne?So we can retire to the woods and live like hermits? (《夜宴》)对话中,皇后劝说皇帝隐退,这样他们二人就可以过着隐士的生活,为了使话语中隐含意义更清楚,“live like hermits” 被添加了进去,如果不用此添加的信息,外国观众很有可能无法得知其中隐含的意义。 6.“归纳”策略的使用是指用更大众化的概念来代替某些文化中特定的信息。例句6,知道朕为什么喜欢茜素红了吗? 因为它红得像人们熊熊燃烧的欲望。Do you know why I like this particular red? Because it is the color of the flame of desire.(《夜宴》)“茜素红”被译成“particular red”,而不是“alizarin red”, 此处的归纳强调了“颜色”与“欲望”的关系,“颜色”在此影片中被多次强调,这种变化也成功地表达了原文本要表达的信息内容。 7.对冗赘的文化信息要进行精练的解释。相比较英语而言,汉语表达方式充满了华丽、夸张的词汇以及四字成语等,若逐个字词翻译成外文,外国观众恐无法理解。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精炼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例句7,诚惶诚恐,汗出如浆,太常卿是怎么了?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汗?You seem nervous.Is the Master not feeling well? Why are you sweating so profusely? (《夜宴》)例句8,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Who cares about losing a kingdom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rare beauty? (《夜宴》) 例7、例8中划线汉语的表达则可谓是简洁精炼,又不失原文的意义。 8.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运用直觉和图像思维,而西方人趋于更抽象或理性,靠理念、判断与推理的思维。不同方式的思维就需要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相互转变。例句9,一舞剑器动四方。Sword is always impressive.(《夜宴》)例句10,殷太常谋逆篡位,本当凌迟处死,念其三朝元老,恩准流徙三千里。Minister Yin conspired to usurp the throne.By law, he should be executed.But considering his service to three successive emperors, he will only be exiled to the far north.(《夜宴》)上面的两个例句中,舞剑不能真的“动四方”,惩罚也不一定真的要将殷太常流放到“三千里”外,所以译者最好把其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更合理、抽象的词语。 三、传播学视域下电影字幕翻译的启示 1.电影字幕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信息,交流文化,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形式、异国文化和迥异的思维模式等元素的干扰,增添适当的冗余信息可以克服此类干扰,避免传递信息过程中造成的失误。但冗余信息的增减要遵循翻译的平衡原则和易读性原则,过多会超出受众的需要,比如说受众早已熟知的信息和重复的信息就没有必要赘述;过少也会超出受众的理解能力,导致信息与文化交流不畅。 2.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电影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受众的期待与要求,满足受众是影视传播成功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因为受众反馈的滞后性和影视传播的特殊性,字幕翻译者的内反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发挥主体意识。 3.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发挥其主体意识,必须考虑到目的语观众信息通道容量相对狭小,也就是说字幕的空间及时间有限等情况,要根据影片的类型、观众的需要以及字幕翻译的特点适当地选择翻译策略。 四、结语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电影字幕翻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传播学能够进一步揭示电影字幕翻译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促进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为电影字幕翻译提供更加广阔的翻译视角。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角下透视:微电影的大发展 【摘 要】近年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本文将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透视微电影的理论基础及其传播特征,分析微电影的优势与不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微电影;说服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特征;趋势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笔者发现,微电影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兴产物,对于它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分析这一新生事物。 一、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 对于微电影,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集合诸多的观点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微电影是时长在30-300秒之间,能够在各种具有视频功能的移动设备上播放,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具备与传统电影大片相媲美的高制作水准,通过紧凑、新颖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受众,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传播,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1]透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笔者看来,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个是技术基础,一个是受众需求。 1、技术基础 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网络技术,近年来可谓实现了飞速发展。Web2.0时代的到来,让微电影有了有利的发展平台。2010年,凯迪拉克斥资为自己的新品车拍摄的广告片《一触即发》,被当做微电影的开山之作。《一触即发》这部短片的成功,引发了微电影的制作热潮。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都在积极制作微电影。可以说,互联网为微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2、受众需求 新媒体时代,受众日渐摆脱被动地位,开始追求个性的表达与自我意识的彰显。而微电影恰恰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新媒体时代受众时间的碎片化,也是微电影日渐兴起的重要原因。快速的生活节奏,使越来越多的人疲于奔命,时间日渐碎片化,能够集中欣赏某种娱乐产品的时间几乎少的可怜。而微电影恰好适应了碎片化的时代状况。它可以实现多种平台的运用,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而且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微电影传播的理论基础 一种新生事物能否获得长足的发展,还是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稳固。现在,我们就要探及微电影的理论根基,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透视。 1、说服传播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用实验证明了信息源的可信度、知名度、传播来源与传播效果成正比的关系。[2]通俗地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名人效应”。也就是说,传播者的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就越好。在众多的微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原理的应用。时下,丰田汽车的微电影由韩国人气偶像李民浩主演就是利用这一原理。 2、意见领袖 说到意见领袖,必然会谈及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的传递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受众”这种传播模式进行的。微电影恰恰看中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意见领袖。但在这,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见领袖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或是名人本身。在新媒体时代,普通的受众群体也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 3、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曾指出,群体是非理性的、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3]这个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却在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微电影的传播的基础在于把握群体的心理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变化。群体也许不是精英,但他们却能够影响精英层的决策;他们有时缺乏理性,但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将对传播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三、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笔者认为,微电影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即传播主体的平民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1、传播主体的平民化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主体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精英层,到后来的意见领袖,到如今普通受众迅速发力占据主体力量,传播主体日显平民化。不仅是从题材内容方面,甚至在制作上都出现了许多普通人的身影。在当今这个话语权十分分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要求也有能力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微电影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2、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平台为微电影的播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可以守着网络欣赏,也可以在旅行途中在通过手机观赏,甚至可以在上下班的过程中透过移动电视观看。新媒体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其创造了可能。微电影,不再偏安一隅,它开始登上多个平台,全方位的展示自己以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3、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媒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媒介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媒介融合可以是技术的融合,可以是内容的融合,可以是设施的融合,也可以是受众的融合。[4]而微电影,已然成为媒介融合的典型代表。 四、微电影的发展趋势 微电影具有许多媒介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时间短、内容精练、善于捕捉受众心理等等。当然,也应该看到,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仍存在不足,如:对于微电影,业内至今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制作标准,这就使得微电影的定义陷入混乱;另外,越来越多的微电影陷入商业化的模式,广告植入问题成为微电影发展的瓶颈。 总的说来,微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演进,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会日渐多样。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摘要】艺术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农村中小学是开展美术教育的主阵地。艺术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参与性、感染性很强的教育活动,艺术教育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经济条件较差,是国定贫困县。今年暑假,因为抗洪抢险,所以学校都没有放假,我有机会,深入到学校就我所关心的中小学艺术学科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 我先后调查了延长县小学、延长县七里村小学、延长县黑家堡中学等 10所学校,走访教师86人,走访家长、学生366人。通过调查我了解到以下信息。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1、学校领导普遍认为艺术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仍是整个学校教育最薄弱的环节,确实有待加强。 2、学生绝大多数喜欢艺术学科及其相关活动。有97%的孩子喜欢画画、唱歌,并喜欢与此相关的剪纸、捏泥巴、书法等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上了艺术学科。 3、教师观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实施素质教育,要求艺术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地位平等。但事实上农村中小学的好多艺术课,被看成是副课,本身排的课时就少,还常常被挤占,用来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课。 4、艺术专业教师缺乏、专业素质较差。 (1)农村中小学,70%以上的美术教师都是由其他学科的任课教师兼任,这部分师资的素质良莠不齐,还有一部分是快要退休的老教师凑合。 (2)目前,高等师范艺术院校毕业生,约有70%的不愿意到农村及贫困地区工作,另有20%的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学去任教,直接影响了这些学校艺术教育人才队伍壮大的渠道。 5、家长对艺术教育认识不足。 家长们对“孩子升学”方面的功利性要求远远高于艺术教育方面的要求,家长们普遍认为,只有学好了语数外等考试科目,才能的好成绩,才能进入好学校,将来考上好的学,好找工作,至于美术学科,无关紧要。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对策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艺术教育。 (1)通过家长会向广大家长宣传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为了让宣传更贴近人心,还可以在家长中聘请一部分素质较高的人担任学校的义务宣传员,让他们站在家长的角度,把自己的实际经验、切身感受向其他的家长“现场说法”。 (2)充分利用社会和家长在艺术方面的教育资源。把身边默默无闻的民间艺术引入课堂,让他们参与艺术教育的监督、管理与指导等工作,使他们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2、营造美术教育的良好环境。 (1)投资到位,保证时间。由于艺术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在美术教学方面的投入要有一定程度的倾斜,必须保证教学所用各项设备落实。 (2)学校要积极落实艺术兴趣小组,按时开展活动,积极吸引孩子参加,不断培养孩子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专长,成为他们的技能。 (3)对于好的苗子,学校要积极推荐给专业部门,专业学校,专门的活动中心等加大培养力度,多给孩子成才的机会。 3、全面提升美术专业教师的素质。 (1)培养艺术教师的敬业精神。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首先要热爱孩子,热爱教育事业,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 (2)努力提高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首先是提高自身在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如:基本功;其次是提高自身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修养,加强教学实践方面的研究,多掌握一些儿童(少年)在美术学习中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尤其是审美修养。 (3)学校为艺术教师搭建成长的平台。 学校要经常了解每位艺术教师的工作状况、思想动态,尽可能多地为教师创造学习的机会、提高的机会、展示的机会,让他们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从而真正做到把自己的生命与艺术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4、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农村中小学设施普遍简陋,没有专门的艺术教室,更谈不上艺术器材的配置。教育行政部门应从每年的教育费附加中拔出一定的经费,给农村中小学校逐步建立各种功能室,配置音、美教学器材,让学校的音、美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以便顺利地实施新教材的艺术教育,也可以和城市学校联系,将其不用的一些器具进行维修使用。 5、加强艺术教学研究。 (1)开展艺术教学研究活动。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也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主阵地。学校要定期组织艺术术教师进行集体备课,相互取长补短;组内人员要相互听课、评课,交流教学心得,撰写反思笔记;还可请其他学科教师深入美术教学课堂,从不同的角度对艺术教学提出合理化的 建议。 (2)加强课题研究。加强专题研究,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提升专任教师和学校形象。 (3)把艺术教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前的艺术学科,在课程整体设计上过于强调学科本位,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鼓励教师把美术教学从狭窄的教室转移到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树立“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的宏大的艺术教学观,让学生从身边、从生活经验中寻找艺术教学内容,强调艺术知识和技能在帮助学生美化生活方面的作用,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领悟艺术的独特价值。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可喜成绩,但艺术教育的发展也令人担忧。 关键词: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中小学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教育教师;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课外、校外艺术活动;编写具有一定质量的、适合地方特色的中小学艺术教材等,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后如何发展,艺术教育的路在哪里?也引起所有艺术教育者的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科学、不全面, 常把艺术技能的掌握作为教育的主要重点,忽视审美修养的培养;其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待艺术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投入去做的较少,多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做表面化的工作。并且中小学里专业的艺术师资较缺乏,部分学校多数存在由略懂唱歌、画画的非专业教师来任职艺术课程的教学,这样必然导致艺术课程教学水平不高,开课没有质量的保障;再次,在中小学中艺术课程开课率较低,在个别地方的学校中仍然存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艺术课程为数理化等主要升学考试课程让路的教学情况。在此,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的基础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职业培训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实践的向前推进,以往许多违背素质教育思想的艺术教育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引起我们艺术教育者应该积极思考并更新我们的艺术教育观念。 1明确艺术教育并非培养艺术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是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为主要目的素质教育。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作为应试教育“受害者”的艺术教育,理应成为这项“转轨工程”的排头兵。然而,被认为最能促进艺术教育工作的一项得力措施――艺术特长生在升学考试中能获得加分的褒奖,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面向个别尖子生培养的错误做法。艺术教育一旦与升学考试搅在一起,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将极有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如何应付艺术考试的方法。我们且不谈这样的艺术教育因此会冷落了多少同样有权利并渴望享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单看那些“从中受益”的艺术骄子,他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吗?恐怕他们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种与艺术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艺术技能技艺训的练罢了。死记硬背和机械运用所掌握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知识和技能技巧,而不是通过赏心悦目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和欣赏水平。因此,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者必须明确艺术教育的本质,注重全体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审美欣赏能力的培养。 2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以此发挥辅德、益智功能 我们今天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和作用,是有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从德和智的角度去规范艺术教育目的,去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去争取艺术教育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最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是否定艺术教育的德、益智功能,恰恰相反,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的发挥必须是通过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艺术教育只有使自身真正成为审美教育,并在审美育人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其辅德、益智功能。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辅德、益智功能是艺术教育审美功能发挥的必然产物。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非显性的、立竿见影的。因此,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如果只片面追求德育、智育等方面作用,那么不仅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不能实现,而且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艺术教育功能的审美功能,同样是在强调发挥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 3明确艺术教育本质,强调课堂教学的学生的参与性 在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往往在不经意中把艺术课上成了缺乏艺术性的纯知识传授的技能训练课,把学生无形中当成了没有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使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是反对向中小学生施行必要的、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但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应比学习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只有在学生对艺术有了兴趣的时候,知识技能的教学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作为艺术教学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来加以强调,同时兼顾一定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价值。 此外,针对艺术的教学特殊性,传统的“听讲”式知识教学模式,以及专业艺术教育的模仿式技能训练模式,远远不能体现出艺术教育的本色。在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浪潮中,我们提出中小学艺术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艺术教学就可能是名不副实的。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教师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学生的身心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设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艺术教学活动中,真正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总之,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艺术教育,提高和完善艺术教育水平是我们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艺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在中小学教育中应该使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审美规律,确保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发挥艺术教育所特有的审美育人功能。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许多农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农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音、美等艺术教育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中学生教师艺术展演、中小学书画展等,藉此推动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临时抱佛脚,敷衍应付,有的甚至借口不参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缺失,使素质教育仍然难以步入正常轨道,无法在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 【关键词】艺术教育;农村中小学;缺失;对策 1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艺术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他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艺术境界的系统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艺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通过在学校实施艺术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心灵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向完美。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情感,而且影响到他的理智。”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和信念,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完善。 2造成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的原因 2.1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农村遭受学校与学生家长忽视。 当前,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仍然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安排在课表中的音乐课、美术课形同虚设。自然,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任课教师,也只能是一个“杂课教师”,在课时安排上多于“主课教师”,在工作量却少于“主课教师”;每年的年终推优工作中,“杂课教师”自然靠边站。个别学校甚至取消了音乐课、美术课。 而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的甚至阻碍。在这双重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使学生无法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2.2专业师资严重匮乏。 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艺术课教师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出现严重不足,音乐课美术课完全由语、数等“主课”教师兼教,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受到中国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不受重视,艺术课看作“副科”,没有建立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以致于教师的教学无压力,无动力,应付了事。 2.3艺术教学设备短缺。 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在“普九”、“普图”、“普实”的工作中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学校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导致艺术教学设备损毁、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有些学校的艺术课因为没有设备,无从开展。 2.4对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不全:当前,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艺术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使从事艺术教育的专任课教师成长滞后,岗位胜任率低。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举办艺术培训,但在农村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不固定,有的学校由教师自选,有的每年更换一名教师,致使教师艺术培训成为纯粹为教师增加每年必须的集中培训积分,而流于形式。同时农村中小学校存在艺术教育课的课时量与“主课”课时量不同等现象,艺术教师每上一节课只有0.8课时量,与所谓的“主课”(语文和数学)相比每节课按1.2课时相比相距0.4的课时量。在课时量的计算上忽视艺术教育,无法体现艺术教育的真正价值,同时学校在年终推优工作中理直气壮地把“杂课”(艺术课)教师拒之门外,严重挫伤艺术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健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科研机制,所以使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 3应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应采取的对策 3.1加强艺术专业教师队伍的选用和师资培训。学校要重视对艺术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和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从中小学中选拔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具备一定音美知识的年轻教师到师范院校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充实艺术教学力量;另一方面,对边远地区、人员较紧张的学校采用假期集中培训。聘请一些有水平的艺术教育专家授课,使教师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系统、较实用的专业知识。“艺术不能容忍说教,审美不能依靠灌输”,只有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同时合理配置专业艺术教师上岗,在每次的教师人事录用中要安排一定数量艺术专业名额,有针对性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学硬件建设。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乐、美术教学器材,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购置艺术教育设备;同时尽量依靠自力更生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自制部分教学用具和器材。如简易的画夹、画架、画板等,鼓励学生自带或自购一些民间乐器,如二胡、笛子等。另外,应妥善保管各种教学用具和器材,避免损毁和流失。 3.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更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教”和学生“学”应该互动起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也应该被“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代替,因此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应更灵活。要大力加强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艺术课中的运用,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如精心绘制板报,设计图案、书签,精心制作投影胶片等。要积极开展艺术课教研活动,创设机会,让学校艺术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3.4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当前我国各地农村一直以来都延续着本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校教育应该合理利用地方的民间艺术资源,把富有地方特色民间艺术融入到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合理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间艺术,这让不仅可以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同时可以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仍需继续加快农村艺术教育的改革步伐,为农村艺术教育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的途径 [摘 要]全文从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三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不仅能够有效地将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传递下去,而且能使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特征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专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美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教育中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相继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它们的颁布与实施长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是美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同时它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全面提升国民艺术素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与实现创新性国家的有效途径,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渠道,党和国家将此提升到关系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是卓识而又远见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法规建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艺术教育的基础差,底子薄,学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此发展中有必然的主观认识不清和客观条件制约等要素阻碍着当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步伐,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现和解决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问题乃推动我国美育事业发展之根本,繁荣艺术教育之核心,但只有在对客体充分认识的基础才能实践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主体对客体认识偏差予以正确定位乃艺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和根本前提。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通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可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脱离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特点,一味模仿专业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在笔者走访的沈阳市几所重点小学与中学的过程中,这一突出的倾向越加明显,重点表现在把艺术教育的重点放在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上,有的甚至把艺术教学等同于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把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做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往往使艺术教学过程变成纯粹的艺术知识技能传授和训练过程,学生缺少参与艺术活动,缺少艺术体验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 著名的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对中美艺术教育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偏重技巧训练,目的是培养个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能力和造型艺术中的审美观念,技巧训练被视为是个性和发自性的基础和起点。而在美国教育中,更强调让儿童本能地反应,强调儿童有独特的作品。技巧训练被认为晚些为好,最好是在儿童愿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概念时自然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实在实现独创概念以后,而在中国,独创概念只在培养技巧之后才可能出现。出于这种概念,中国的艺术教育多为严格的模仿。另外一位美国音乐家雷默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实地3个月的考察后指出”在中小学里,音乐教育遇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超过了他们对文化课的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无例外的集中在技巧训练上,并视方法论为最高准则。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目标越窄,他们的专长就越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也越得不到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音乐学院,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全部靠死记硬背、联系、模仿、重复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中国孩子很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没有自立的概念,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无疑地,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失去太多,代价太大;他们的兴趣受到压抑,而这本可使他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笔者在某中学与音乐教师交谈时,该音乐老师指出:多少年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技艺课,它是通过教育形式传播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所以音乐可以只被看做是技能技巧课。音乐教学方法也以‘教音乐’为宗旨,教师的目标往往停留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会教材规定的内容’上,教师的注意力必然集中于唱歌、识谱、乐理、欣赏、器乐中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的艺术是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才能表现的,但关键首先要使人有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要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有感才有爱,有感才有智。要不然,再简单的音乐技能训练,也只能成为机械的操作,呆板的重复。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大多存在于城市的中小学之间,这也主要表现在教师的功利性上,为了追求某一奖项,凸显自我的教学成绩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导致艺术教育被简单的异化为艺术知识技能课程,,根据艺术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功能分析,中小学在实践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和艺术活动充分相依结合,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在兴趣中去完成艺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单一的言传身教,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与学生兴趣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述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偏差与观念落差一直是艺术教育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或许与中国沿袭的几千年的教育体制与艺术教育研究滞后息息相关,而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它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与正确的定位,反而越演越烈,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动与发展缓慢的局面,这不得不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深思。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虽有明显提高,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德智体教育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相比之下,学校艺术教育因其自身特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中小学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现状严重偏离教育方针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结合长期学校工作实践,就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谈几点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基础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概括来讲,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如下: 1 应试教育地位稳固,艺术教育持续萎缩 虽然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科学的、可行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考试仍是得心应手的评价手段,而无论是小学毕业的知识检测,初中毕业的“三合一”考试,还是高考,音乐、美术都不是考试科目。在择校热的今天谁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非考试科目的训练上,学生不会,家长也不让。在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也只能结合实际,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艺术方面有潜能和兴趣的学生,就只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活动,替学校应付上级检查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规范的专业引领,有艺术潜质的学生看不到自己艺术方面发展的前景,久而久之其艺术潜能也就泯然众人矣。缺乏艺术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2 专业艺术教师严重匮乏,学校艺术教育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专业艺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这方面更是一人难求。一个24个教学班的镇办初中长期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学校只能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安排部分有个人音乐爱好的教师兼代音乐课,给学生教唱一些歌曲,以便使学校不至于过分沉寂。这种无奈之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教师中能唱会教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农村中小学把课表上的音乐、美术课上成自习课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艺术类教师基本上都是中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毕业的学生。师范停招后基本上截断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来源,至于从艺术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少,要想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可能性非常小。 3 艺术教育高投入,农村学生吃不消 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人们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艺术类教育的学习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很难支撑。在物质保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学生的艺术发展只能在较低层次下徘徊,很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以上问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首先,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入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艺术潜能。坚持开展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性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感情。努力探索艺术教育科学评价机制,促使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改革艺术类学校招生制度,使有艺术素养的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建立有艺术潜能学生档案,记录其专业发展经历。初中毕业考试前艺术学校进行选拔性考试,毕业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在专业合格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这一类学生进入高中或专业艺术学校学习。在保证文化课学习质量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其艺术专业的培养。高中毕业时在文化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保证对其进行艺术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校的资金投放力度,保证其正常教学训练活动的顺利进行。职业中专学校增设艺术类专业,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培养基本艺术人才的需要,为当地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最后,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编制到位,人员到位。保证一批优秀的艺术教师下得来,留得住。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投身的农村教育这一广阔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这一民生之本也将在改革的浪潮中回归本源,完成时代担负。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中,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一定会有色彩斑斓的明天。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摘 要: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之间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性较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事业尤显滞后甚至处在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面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实,农村孩子的全面素质培养很是令人担忧。本文将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一些问题作简要的探讨,以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 思考。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艺术教育 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农村中小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农村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重视度不足 我国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中小学教育应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很多农村中小学的地方领导和学校领导并不了解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了解艺术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活、工作的密切关系,不了解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艺术是新世纪我国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不可缺少的素养。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美育和素质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更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最具成效的学科之一,一味的以提高升学率为惟一目标,并以此作为学校和教师唯一的工作成绩。虽然国家一再要求加强艺术教育的投入,但很多农村中小学却将艺术课变成了副课、杂课、调剂课、可有可无课。 (二)师资严重缺乏 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改的背景下,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师比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有相当大部分的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是空白的。目前,在新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师资力量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农村中小学,特别是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很难吸引专业艺术教师到农村长期任教,这也是导致农村学校艺术师资匮乏的重要原因。一些专业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由于前期学习艺术的投入比较大,不愿意去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去任教,即使去的艺术专业教师,也不能安心工作,缺乏工作积极性。艺术教师从农村偏远学校流向乡镇中心学校、农村中心学校流向市区学校、初级中学流向高级中学、规模较小高中流向规模大高中、规模较大高中流向省市重点高中的教师流失现象不可避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也因此缺乏后备之源。 (三)师资的艺术素质不高 素质教育对从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教师来讲,要求是提高了,然而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离当前的形势发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不能适应农村艺术教育发展的要求。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并不是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而是来源于民办转公办、招工招干和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等,他们没有接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训,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缺乏系统了解。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也必然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都存在较大差距。 二、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一)提高认识,政策落实到底 教育部制定的《艺术教育发展规划》中提到:“针对我国广大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严重匮乏、艺术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将推广音乐、美术主辅修教学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培养复合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新模式、新途径。资金短缺是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严重影响了艺术师资的引进。提高教师待遇,提高农村学校艺术教师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等各种待遇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大资金投入是解决农村艺术教育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和内在动因。 (二)加强师资建设 加强音乐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新农村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质量的重要问题。首先,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师资,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长处,为这部分师资力量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面对专业艺术教师不足的情况,学校可以用优厚的待遇引进专业的艺术教师,也可以加大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艺术素质。 (三)提升师资素质,创造多元化艺术教育条件 首先,通过加强现有师资的艺术专业培训力度,提升师资的艺术水平。同时,开发当地的艺术资源,聘请当地民间艺人或有专长的退休职工担任学校的艺术教师,支援学校艺术教育。也可聘请乡镇文化站人员、县级艺术团体的专业工作者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再者,与周边的高校建立顶岗支教、实习基地等联系,一方面可提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准,还可以接受专业院校艺术毕业生面对面的指导和交流。 总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提高与发展,对中国整体艺术素质的提升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建设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我们共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呼唤中小学艺术教育回归 当前的社会状况整体浮躁,人们的功利性较强,反映到艺术教育上就是急功近利,一部分人片面强调艺术功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艺术无用,这两种意识的碰撞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存在状态。表现在学校艺术教育领域,或是只注重技能的掌握,或是使艺术课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事实上,艺术不仅仅是美的简单再现,它是一个有情有理,完整的人性学习的一部分。在21世纪激烈的竞争中,在公利与名欲抹杀人的理性与情感,个体的人不断趋同的时候,提倡艺术教育更具有时代意义。 只有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作用,使其在中小学得到全面普及,在实践中创新,才能使我们中小学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综合素质才能全面提升,为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培养完美人格打下坚实基础。所以说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美育又称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是借助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培养人正确的审美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察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从这一定意义上来说,美育既是通向人类历史文化的最大纵深,又关联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它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的桥梁。美育的加强与否,也就不仅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亦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质量。 1.美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美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可以建构人的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能力,它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美的个性的人。 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美育的作用在于传情,具有以情动人的特点,在“传情的过程中使欣赏者的品德,情操得以陶冶和净化”。因此,美育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唱歌、跳舞、画画,更重要的是通过健康高尚的美的内容和生动愉悦的教育形式作用于学生的心灵,生动形象的扩大和加深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所以,作为美育的艺术教育必须体现美育的本质,促进学生个人修养与情操的提高,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丰富学生的性情与情趣,最终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没有艺术教育,美育是空泛的,没有基础的;没有美育,艺术教育是不彻底的,没有结果的——因为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只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具体的艺术技能和知识,而是通过艺术教育搭建一座桥梁,使学生从有限的自我通向无限世界,从而完善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 艺术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知其为美,更要知其所以为美”,通过了解、学习,培养审美情趣,提高艺术品味,并且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对美的创造力。 2.回归美育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艺术教育本质上是审美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陶冶学生情操、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也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艺术教育的这些作用已经越来越淡薄,艺术教育本身也越来越被异化为一种另类的教育形式,甚至呈现出“成人化”、“庸俗化”的倾向。在一些家长的眼中,艺术教育也俨然成了培养小明星的捷径。是艺术本身,还是功利诱惑,令家长们不遗余力地让本该享受快乐童年的孩子在周末背起小提琴或者画架去参加学习班?从那些热衷于拉着自己的儿女参加各类电视表演节目和选秀节目的家长们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答案,功利诱惑已经成了让孩子参加各类艺术学习班风潮的现实动因。重视比赛、考级,忽视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是当前学校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又一特点。 这种背离育人宗旨的状况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教育部“16号令”指出:“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艺术教育不是艺术专业教育,也不是培养少数艺术特长学生的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种面对全体学生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艺术教育的教育目标在于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小学艺术教育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教育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那种成人化、专业化、只注重培养少数特长学生的做法,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真谛。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试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 要:当代学校艺术教育的理念,在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需要充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为学校美术教学、设计教学提供借鉴,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同时在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通过文体活动,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中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把乡土美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功能,利用阅览室、宣传板报,通过学生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切实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充分利用资源,开展以彰显地域文化资源为主题的活动,如“家乡美书画展”、汇演以“家乡美”为主题的艺术节目等活动形式,将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把艺术课堂移动到大自然中,组织学生到本地风景区文化场所去观光游览。在活动中,向学生介绍有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写下的诗篇,引导学生从景色中领略文学描写之美,感染学生进行创作。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有了较快发展,而艺术教师队伍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艺术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生动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滋养,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在中小学大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是新时期艺术学科教育教学的一种革新要求,而对于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弘扬,在中小学的教学中,也将有助于加强和推进对中国历史形态地域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模式和艺术课程体系,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并能给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河北省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 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方式,也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丰富中小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如今,河北省城乡教育失衡现状依然严重,城乡艺术教育失衡现状更是突出。为了更好地平衡发展城乡艺术教育事业,摸清艺术教育发展现状,我们不是对发展较慢的农村进行调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调查,以期通过调查发现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逐步完善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体系,然后对农村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起到广泛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一、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含义及本课题指标选择 (一) 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及含义 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通过教师引导中小学生参与音乐、美术、戏剧、舞蹈以及影视、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心得性学习,促进学生的心智、情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艺术实践素养、艺术审美能力、艺术生活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基础教育。它是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最简捷的途径,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所谓中小学艺术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校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二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体系。 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全面育人,推进学校的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的文化艺术环境,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技能技巧性的应用型教育,它是一种追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弘扬人文精神,使人的生命经艺术的熏陶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教育。 就国家和区域教育的宏观层面来说,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而不仅仅单指学校艺术教育一个方面,而是包括了四个方面的艺术教育: 第一,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的艺术教育,这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体。 第二,以培养艺术特长生为目标的艺术特色学校、艺术特色班教育。 第三,社会艺术教育。它是我国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补充。 第四,以培养培训中小学和幼儿园艺术教师为基本任务的高等、中等艺术院校教育,即艺术教师教育。这是艺术教育的源头。 (二)本课题指标的选择 本课题重点对第一个方面即学校层面的艺术教育进行研究。主要指标为:课程门类设置、艺术课时数量安排、艺术教学效果、艺术师资的专职化程度、学生对艺术教育认识理解程度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课题也涉及到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技能的渠道选择问题,这对于宏观层面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研究有着积极地参考意义。 二、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本课题以石家庄市、保定市为城市代表,分别随机抽取高中、初中、小学各5所,每所学校随机抽取学生10名发放调查问卷,当面答卷,当面收取,由于部分学生不愿意配合答卷,为了保证随机性和科学性,所以这部分问卷采取了由学生回答问题,调查员代为答题的方式。整个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问卷300份,回收率、有效率均为100%。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了分类统计、图表统计、定量分析等方法。 三、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调查统计数据和整理分析的结果显示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育现状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艺术课时总数达标率低。2002年7月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初中阶段艺术类课程开课不低于艺术课程总课时数的20%;普通高中按《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规定,保证艺术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分(相当于108课时)。对照此要求,调查结果除小学阶段情况稍好外,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都很不理想。两个城市十所小学中有7所学校的艺术课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初中只有1所基本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高中也只有1所符合教育部要求。符合要求的7所小学艺术课时达到了每周4节,按每学期19周计算,艺术课时总数为912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达到了13.3%。不符合要求的3所学校的艺术课时为每周2节,艺术课时总数为456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为6.7%;而十所初中都是只有初一、初二设艺术课程,其中9所学校课时数在152节左右,艺术课仅占总课时数的4.4%,1所学校艺术课时数为304节,占总课时数的8.9%;高中阶段的艺术课时总数绝大部分只有76学时,只有1所学校达到了228学时。 阶段 学校 类型 两类学校各占调查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阶段艺术课时总数 阶段总课时数 艺术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 教育部要求标准 小学 符合要求的学校7 70% 912 6840 13.3%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3 30% 456 6840 6.7% 初中 基本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304 3420 8.9%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152 3420 4.4% 高中 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228 3420 6.7% 108学时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76 3420 2.2% 2.艺术课程类型陈旧且偏少。两个城市的10所小学中有7所小学开设艺术课程为多年来的传统艺术课程―美术和音乐,另外3所小学开设3门艺术课程,在2门传统课程基础上增加了舞蹈或棋类。10所初中则全部为美术、音乐两门课程。10所高中情况也不乐观,其中9所开设艺术课程与初中一样,一所学校有所创新,没有像绝大多数学校一样开设传统艺术课程,而是开设了“播音主持”课,但且不说此课程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艺术课程(因为研究人员认为此课程的实用意义大于它的艺术熏陶意义),就算作是艺术课程,高中三年只有一门艺术课程,似乎种类上有些太单调了。 3.课外艺术活动偏少。课外艺术活动是艺术课程的实践和延伸,同时,也是艺术课程课时数量的有益补充。它对于活跃校园气氛,愉悦学生身心,增强集体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调查结果看,各阶段学校的课外艺术活动偏少。10所小学中,只有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8所小学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初中阶段情况更糟,6所学校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4所学校学生认为所在学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我们统计结果之前的预料是:高中阶段的情况将比初中还糟,因为各学校忙于强调升学率,更顾不上搞课外艺术活动。但出乎意料的是:高中阶段竟有2所学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只有3所学校从来没搞过,5所偶尔搞。 从整个调查数据看,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的学校只占总调查数量的10%,显然,这个数字太少了。 4.学生对于所在学校的艺术课程安排满意率低。学生满意率是衡量课程安排科学与否的重要参考条件。调查统计数据显示:300名被调查对象中对所在学校艺术课程安排不满意的有179名,满意的有121名,总满意率占40.3%,不满意率占59.7%。但分阶段的数据则显示小学阶段满意率稍高,100名学生中,不满意的有41名,满意的有59名,满意率占到了59%。高中阶段,满意率最低,100名学生中有70名不满意,满意率只占30%。结合分阶段的艺术总课时数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课时数量达标率越高学生满意率越高,反之,课时数量达标率越低学生满意率越低。为使数据更具说服力,我们对学生不满意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调查。68%的不满意者认为,课时太少是主要原因,45%的不满意者认为,课程种类太少导致了自己的不满意。可见,有13%的不满意者认为二者都是自己不满意的原因。 (二)取得的成绩 1.艺术的普及程度和学生对艺术的认可程度较高。在300名被调查者中,表明自己喜欢艺术课的学生有280名,占总数的93.3%,这占了参加调查总人数的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为152名,占总数的50.7%,这个数字超过了半数,应该说这是个不小的成绩。此外,在统计中我们还发现一个规律:按高中、初中、小学这个顺序排列,“喜欢艺术课”和“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都是按顺序排列的。这说明,近年来我们的艺术教育是不断进步的。 2.艺术课时保证情况较好。在30所学校中,“能保证艺术课时,从来不挤占”的有4所学校,占总数的13.3%;“还可以,偶尔挤占”的有24所学校,占总数的80%;“不能保证,经常挤占”的学校只有2所,占总数的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学校在保证艺术课时工作中,已做了大量努力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3.艺术师资专职化程度较高。在30所学校中,艺术师资构成情况“全部为专职教师”的数量为24所,占总数的80%;“部分为兼职”的数量为5所,占总数的16.7%;“全部为兼职(外聘)”的只有一所,占总量的3.3%。这说明,绝大多数学校重视艺术师资建设,在艺术师资专职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4.学生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作用的认识比较到位。在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认识方面,300名学生中,有228名学生认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为美育打基础”,这占总数的76%;选择“为完成教育管理部门课时课程规定而凑课,没什么大作用”的有64名,占总数的21.3%;选择“让学生学习某种或几种艺术技能”的只有8人,占总数的2.7%。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校课程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这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定位、发展、改革、创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艺术技能教育方面,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 在学习艺术技能的选择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学生认可的最好方式基本全部为社会方式。其中选择“上社会艺术培训班”的人数占总量的66%;选择“找私人教师”的占30.9%;而选择“在学校学习”的仅占3.1%。这表明,学生和家长广泛认可的学习艺术技能的方式是社会方式。因为,学生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家长的认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力量已经占据了艺术技能教育的霸主地位。 三、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建议 (一)正确认识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合理定位学校艺术教育。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作用,社会上的认识大致分以下几种:技能论、无用论、熏陶论。从本调查的结果看,学生普遍认可熏陶论,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很重视,并没贬低到“无用”的程度,学生和家长有期盼;不过,没有那么高的期盼,还没到奉若“技能”的程度。基于此,请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要因地制宜,正确评价艺术教育的作用,为艺术教育课程合理定位。明确中小学艺术教育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的文化导向,把艺术课程教学、校内校外艺术教育活动、学校文化艺术环境建设这三个方面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实现学校艺术教育的科学发展。在教育教学领域里,要把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全面素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升精神品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收集艺术教育信息,不断完善艺术教育体系,使学校艺术教育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不要让它承载过多的职能,更不要让它流于形式。 (二)适应社会发展形势,改革艺术课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社会在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形势,在这种形式下,作为肩负“普及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艺术欣赏水平”奠基重任的中小学校自然应该首当其冲,走在社会的前列。我们传统的艺术门类有很多,新兴的艺术门类也越来越应接不暇,音乐、美术两门传统课程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对于艺术知识的渴求。文化艺术传统是我们的根基,继承传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深挖传统内涵、发扬光大传统艺术,开拓创新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但学年总课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合理安排上尽量多的艺术门类和艺术课时,这是个需要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增加课时数量,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我们分析统计结果发现: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的学校,学生对于学校艺术教学现状的满意率普遍高于艺术课时量低于教育部要求的学校。教育部的规定是教育专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做出的,应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它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学不但有指导性还有强制性。中小学校应该转变应试教育的指导思想,切实遵循素质教育的规律,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设置艺术课程、安排艺术课时量。 (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增加课外艺术活动数量,增强学生艺术参与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明确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中的定位,我们还应该为艺术教育确立一个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不能遥不可及也不能唾手可得,应该设定在一个努力就能够着,不努力肯定够不着的水平上。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达到既定的艺术教育目标,中小学校不能继续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应大胆改革,开拓创新,努力拓宽艺术教育渠道,增加课外艺术活动的种类和数量,用艺术魅力和管理魅力吸引学生的艺术参与度,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我们建议不妨尝试阶段授课、专题授课、以活动带教学等多种灵活方式。 (五)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通过调查可知,社会力量在艺术技能教育领域已经成为主导力量,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个现实,社会艺术教育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这个夹缝中不但能够生存,还能发展到如此壮大的程度,这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该说,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由于这个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市场,从产生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准入标准、规范标准和检验标准。虽然发展壮大,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只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如果任其畸形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它会沉重地倒下。如今社会上的无照办学办班、无序收费、偷税漏税、坑骗学生家长等不良现象的日益增多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切实行动起来,大力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使社会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的有益补充。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所述,大学英语课程应该服务于学校的办学目标、院系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因此此次改革的课程设计主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因材施教,强调课程的形式要产生于学生的需要、兴趣和目的。我校学生的公共英语基础参差不齐,一本专业学生的外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分数较高,而二本部分专业、艺体专业的外语基础较弱,即使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基础也有着不同的差异。因此“一刀切”的单一的课程根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这样势必推动大学英语的课程改革。近年来,西华师范大学公共外语学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本着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实际基础、教师队伍不断合理化的情况对本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一、在兼顾必修课程的基础之上灵活处理选修课程 在改革之前,我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主要为传统的综合英语课程,即选取特定的综合教材对全校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授课。我校学生必修的英语综合课程的学分为16分,课程分别为大学英语Ⅰ,大学英语Ⅱ,大学英语Ⅲ,大学英语Ⅳ,分别设置于大一和大二学年,这样的形式能够帮助学生们从高中英语学习平稳过渡到大学英语学习,也有利于帮助学生通过四六级考试。但随着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个性的满足,这种体系缺点趋于明显,比如,课程设置较为单一,教学内容较为局限,偏重于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轻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培养目标改变的现实情况,学院提出了学分改革,也即是从原来的16学分的改为“12+4”学分。综合英语课程的学分压缩到12学分,也就是在学生的大一学年和大二上学期分别必修大学英语Ⅰ,大学英语Ⅱ,大学英语Ⅲ,来满足学生们的四六级过级要求。也就是说,大二下学期摒弃了大学英语Ⅳ,改修选修课程。此外,对于有一部分特殊的同学,也就是在高中阶段并未学习英语而是其他外语的同学,我院也提供其他语言(法语、西班牙语)作为必修课程,所以必修课程概括为大学外语Ⅰ,大学外语Ⅱ,大学外语Ⅲ。余下4学分为选修课程,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 二、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征求了部分学生的兴趣以及结合本院教师的意愿,在学生的大二下学期开设了以下选修课程:英语经典阅读、中国文化课程、英语电影欣赏、四六级培训。语言文化类课程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认同感。鉴于部分学生的四六级考试要求,又增设了培训课程。 三、国际班满足学生出国的培训需求 出国学习已成为一种热潮。在每年新生入学的第一个月,我院都会在在新生中有出国意愿的学生中挑选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组成国际班,有不同于大学英语课程的课程体系。每个学期假期都有出国交流活动、学生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四、培养国际化人才视角下的多语种课程 一直以来公共外语学院的的外语只有英语课程,为了增加语言的多样性,学院将单一的英语能力培养改为多语种能力培养,充实了我院的外语课程种类,包含法语课程、西班牙语课程、德语课程,实现了大学外语课程的多元化。在全校开设小语种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学分2分。 五、满足学生的考研需求 近年来我校每年的考研人数都在增长,学院认为开设考研课程是必要的,因此在周末开设了考研课程,分为词汇、语法、写作、翻译等部分进行讲解。学院改革后的课程体系设置不再是单一的模式,主要由必修外语、选修英语、选修外语、考研课程、国际班等五大模块构成。和以前的课程设置对比,改革后的课程特点非常明显,种类丰富、涵盖内容广以及多元化。这样的设置满足了不同基础不同起点学生的要求:首先,可以帮助学习英语的学生提供了基础课程,满足四六级过级要求;其次,毫无英语基础的学生可以选择其他语种,以适应国际化的需求;再次,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如文化拓展类课程、国际班、公共选修小语种课程等。在对社会、学校和学生个体需要分析的基础上,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本校尝试对大学外语课程进行改革,旨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模式而建立一个有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在改革的实际情况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选课人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教学方法单一,因此本校的课程体系改革的工程任重道远。
服装设计论文:谈服装设计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摘要:在强调服装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设计方式是发展我国时装业的正确方向,在设计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两者的联系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既是循序渐进的,又是全方位提高的。使社会和设计师本人协调地联系起来,为发展中国时装事业做出努力。这一切对于我们时装设计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高要求。中国时装业要更快发展,需要每一个设计师刻苦钻研,解放思想,不懈地努力,及与社会各部门建立协调的关系。 关键词:时装设计 服装商业性 服装艺术性 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生活中人们以追求时髦,讲究穿着以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服装设计越发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时装,既是商品又是艺术.谈起服装,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它的款式、色彩、面料等.学术和艺术因素,对于一个单纯搞服装设计者来说,更偏重于艺术方面的研究.但在服装厂家、公司眼中,首选的是市场,设计出的服装有市场才有价值. 服装属于商品文化。东西方对其理解大相径庭。西方人把艺术作为其价值的评价主体;而我们则以功利评价服装为主。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时装设计之中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呢?个人认为,应该从时装设计的社会客观性和设计师的人为主观性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在允许的条件下要极力追求时装美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以功利为评价核心,追求以销售为第一性的时装设计一直没有得到快速发展,这是由于人们对时装的整体认识尚未完善,着装知识尚未普及等等因素。也就谈不在时装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如何完美结合了。比如我国的旗袍,以合体、反映人体曲线美,具有民族味作为主要特色而为不少中国女性青睐。但是,旗袍的穿着场合限制较大,与现时代人们的的生活距离较远。可某些服装厂家不顾现装,对其进行简单的修改就期望大批量生产,于是出现了既失旗袍的优雅端庄又缺现代筒裙款式的味道‘新式样’,这样的“设计”之后果必然是造成产品的积压。当然,我国设计时装的另一因素是长期的封建意识造成我国人保守的思想和严重的“从众”心理,促使着毫无个性的设计产品充斥市场。 因此,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前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设计思维。艺术性的,商业性是一个相互联系为作用的两个要素,任何放弃了它们的前提而孤立强调其中之一设计都不能也不可能会创造优秀的作品。艺术性和商业性在设计中应该是并列的,而这其中,艺术最终应服务于商业性。 时装艺术是既联系与其它艺术又区别于其它艺术的独立文化。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媒介,就是必须通过消费者加之鉴定设计的成败。可见必须把商业性作为设计的首要条件。鉴于国内的经济基础及设计水准,把功利作为评价之核心,以人为设计目的,这也是一种循序渐进和正确的发展方向。那么,如何提高设计作品的商业性呢?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 流行倾向与市场的销售状况。现代时装最显着的特征是“变”,我国在近几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加深,在服装业上这一种趋势,越来越靠近世界的流行轨道而逐渐显着起来。由此而来,如何追求时尚的穿着成了消费的中心问题。于是,流行倾向的研究就成设计师作品致胜、服装厂家、商场部门获得的重要一环。时装的适应性差、流行周期短等特点首先表现在商业性上的是具有良好商业较益的时装在设计销售上是以多品种、多层次、多变化来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的。其次应该明白时装的流行倾向特点是泛指某几种类形的面料、某几组色彩及服装款式的长短,大小、松紧的总趋势。它的要求是设计师应结合市场需要灵活地把流行趋势溶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求类似而并非盲目照搬。再次是流行倾向与市场消费的紧密结合表现在对时间与流行的掌握上。时装的流行千变万化,但它还是有一个产生、发展至消亡的过程。这就需要设计师具备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在流行倾向产生之前具备准确的预测能力,而当一种流行和款式已形成和定型之后才跟随它去设计生产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商业价值的。 第二, 设计与生产、销售的协调性。时装设计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门强调人与人协作关系的艺术。因为时装设计很大一部分是感觉的东西、心理学的东西、带有某种数学的东西。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经历了设计师与厂商之间、厂商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设计师之间的循环反复的关系,只有适当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使设计作品发挥良好的效益。关于这一点对与我国市场来说,由于服装业刚刚起步,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因而在市场上就不难发现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设计师的作品厂商无法接受进行批量生产;而厂商的商品的产品又缺乏其艺术属性而被消费者持否定态度;设计师渴望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有失去了服装厂商这中间环节的支持。这种互相间的不协调产生了服装业发展的不稳定。要改变现状首先是各服装厂要有自己的设计师,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有自己的消费者。 第三, 时装之所以是时装,就是因为它以时尚为准则,以美与新为核心内容。圣。若朗从绘画上吸收灵感,创造了蒙得里安系列及一系列极富绘画艺术特点的高档时装,显示了惊人的神韵和设计师本人高雅的艺术修养;三宅一生的布料塑造的具有立体形态的时候使穿者成了一个会移动的塑造。。。。。。。。时装的艺术性可以这样理解,即指设计师运用的艺术修养尽善尽美。因此我们的设计师应该把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视作提高作品艺术性首要条件。 第四, 提高艺术修养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需要设计师自身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不懈的努力。时装艺术广泛地包融着建筑、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美学形式。如中世纪地哥特风格使时装艺术大放异彩;时装的节奏感来源与音乐上的韵律;从绘画中引入了达达主义、主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设计风格等等。正是设计师对其它艺术的融合贯通,来完善自己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的。这表现出设计师高雅的鉴赏力,然而它的前提则师每个设计师必须具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一点也不懂时装史的人为迎合近几年的复古风而设计的古典情调的作品史什么样子的。 其次使设计作品富有艺术价值还在于设计师的设计角度。一名设计师的作用应该是以他的设计思维,设计作品来引导消费。在我国常形成这样畸形的流行:一种好看的款式、一人穿、百人穿,象发的工作服;一种流行色彩,一人穿,生活象一下子失去了七彩色。前年流行运动服,全城的人都成了运动员,今年看好广告衫,大街小巷一下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产品推销员。这里自然存在着一种 对流行倾向的理解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从众”的观念困惑了设计师的设计思维,表现在设计上这不是进行设计,不是进行引导消费,最多只能算来“样”加工。自然无从谈及设计艺术价值了。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应该是跨越时空限制,从新的角度创造出时装与人体的整体感和氛围。设计师应该广泛地从自然界、人类历史、社会、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性的设计。世界上的名设计师们没有忘记这笔丰富的设计资源,它不仅仅只是历史的遗产,而且还时刻在生中创新、补充、发展。象圣 诺朗经过中国一行推出的以中国古文化为特点的“中国风”系列哄动巴黎时装界;帕克 拉邦纳的金属唱片制成的时装来源于现代文明;保罗 戈蒂埃用闪光面料及黑色网纱、拉链塑造的“未来形象”得至自然界的蜘蛛网也独领风骚。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的现代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上,我国曾被誉为衣冠王国,礼义之邦,从博大的唐风到明清的秀丽,历代精美的服饰品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遗产以及遗留下来的诸如雄伟的故宫、小巧的苏州园林等等各种风格独特的建筑;驰名世界的中国丝绸,浪漫的丝绸之路;多民族不同的有服饰特点;不同地貌产生的各异的自然美......。为每一个设计师创造了丰富的设计资源。皮尔 卡丹从中国故宫飞檐得到灵感,创造了风摩世界的时装翘肩样式;帕克 拉邦纳从长城得到启发,设计出了独具一格的长城领。同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设计师是否站在一个设计的全新的角度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这是提高设计作品的艺术性的重要一环。 总而言之,在强调商业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设计方式是发展我国时装业的正确方向,在设计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两者的联系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既是循序渐进的,又是全方位提高的。其中应该做好如下几点: 第一、建立起商业性的流行预测机构。以消费都的反馈和西方国家流行倾向为依据,为设计师提供客观的设计方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设计师、服装行业至少对于市场调查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第二、树立正确的商业性概念。我国目前不少服装厂家(设计师)进行的所谓纯商业功利性设计与生产,其实应归结成不符合今天市场现状的计划性产品生产为主体,辅助以少量的消费反馈,而这种生产方式在西方国家的时装商业中已很少见,甚至于已不可见。我们的企业是以消费者是否接受为标准的。因此,我们的设计中其实已经放弃了以人为设计目的这一商业性设计的首要条件。时装设计需要设计师与厂商之间的协调发展。故要发展时装业,还需经营决策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生产经营机制的良性循环。 第三、提倡时装的艺术表现力,摆正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使国内时装业走向高级时装发展的正确轨道。中国时装必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这一切对于我们时装设计师提出了一个高要求。中国时装业要更快发展,需要每一个设计师刻苦钻研,解放思想,不懈地努力,及与社会各部门建立协调的关系。只有这样,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另一个时装中心。 服装设计论文:绳结艺术对服装设计的作用 目前流行的有韩国丝、如意带、金银等金属类线材等材料。现代成衣绳结的选材还可以与不同材料组合,充分体现质感和表面肌理效果。这些材料因质感和肌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纤维空间构成感与工艺感,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巧妙地运用材料本身所独有的形式美感,开发材料固有的审美特性,再加上多样的绳结自身质感与色感与不同面料相组合,便可形成丰富的独特的服饰视觉效果。现代成衣绳结设计绳结艺术经过千年的发展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语言,现在中国传统绳结艺术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正被赋予现代设计理念,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展现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现代成衣绳结艺术的表现手法是用各种可塑线材和传统图案纹样作为设计延伸元素,通过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相糅合的设计创作出个性化的成衣,对传统“绳结”技艺和内涵作出崭新的诠释。现代成衣绳结设计不能只凭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更不仅仅是造型和色彩的形式组合,而应该是对某种观念意识和情感表达的诠释。现代成衣绳结的色彩设计较传统绳结丰富很多。红色是传统绳结艺术的主色调,它蕴含着符合中国绳结最质朴的吉祥的文化内涵。然而现代成衣绳结的色彩设计除了传统的红色外,也可选用一些金黄色、绿色、黑色等其他颜色。现代绳结艺术要注意选择材料以及色彩的搭配,例如同种色、相近色,以及一色系中深浅色搭配在一起会产生和谐的美感。 结构设计是绳结设计的重要内容。绳结按其功能价值可分为两大种类:实用结和装饰结。作为实用结主要是用绳子编制成钮扣、腰带等起系、捆、扎等连接、固定的作用。作为装饰结如花结,主要是充分展示绳结本身的结构美和工艺美,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和象征着喜庆、吉祥。现代成衣绳结在原来绾、结、穿、绕、缠、编、抽七种不同的编制方法基础上,创新绳结编制方法,图案新颖。绳结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如单结、带结、块结和网结。单结是完整而简练的单体绳结,它除了本身的功能外,还可以反复编制形成更为复杂的群结。带结是一种以一维的形式用一根或多根的绳结反复编制成连续延伸的线状群结,如手链或是腰带等。块结是由单根或是多根绳结盘绕穿插而成。网结是以单根或是多根绳线通过基本结的重复、勾连、延伸而形成的面状群结。绳结的结构设计还可以与其他的多种艺术形态相结合应用在成衣上。绳结图案在成衣面料上的应用绳结艺术运用到现代服装上是十分广泛的。现代绳结设计充分融入其它服饰技艺,开发创新绳结艺术应用在现代成衣面料上。如绳结可作为花纹图案雕刻在饰物中,印在素绉上、织在锦缎里,用以表达美好的吉祥寓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绳结机理在成衣面料上的塑造在装饰方法上,绳结可运用在布贴、刺绣、绒绣等工艺上,使之更加多彩。如利用缝制线迹肌理进行装饰的方法,在面料上采用粗细不同的毛线、丝带和绒条,以扎、结、盘、填的方式塑造肌理,表现立体化的花卉、吉祥文字等纹样,浅浮雕般醒目的绳结肌理与面料底纹对比强烈又不失优雅,古意盎然中透出现代气息,东方情调中传递出大家风范。绳结艺术在成衣配饰上的体现绳结作为衣服上的配饰变得流行起来,如以各色丝带线、皮条等编结并串接珠子制作疏密有秩、变化丰富的结饰腰带。如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穿的唐装,盘扣运用于服饰中,既实用又美观,还体现了东方特有的韵味。绳结还可用以点缀装饰,如在领口、胸前、衣缘、袖口、腰部等处都可运用一些设计巧妙、款式精美的绳结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在绳结服饰配件创作时,不能只是进行杂乱无序的堆积,而必须遵循服装设计规律进行题材选择、画面构图、决定作品大小、设计色彩搭配等等一系列的构思。 在人们个性化、时装化的着装心理和服装工业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现代化的生产特点的背景下进行服装创作,期望能找到既有个性体验,又能适应成衣生产的技术途径。探索结果可以将传统的绳结装饰技艺结合现代服装艺术设计理念和现代加工技术,拓展服装设计与制作新领域,适应中国绳结装饰服装的现代化批量定制。市场调研调研中高档女装市场,了解都市白领女性的服装需求。在纷繁复杂、琳琅满目的时尚世界里,都市白领女性渴望感知一种纯净却不羁的共鸣。优雅是一种坚持,时尚延续着这样一种坚持,她们希望拥有一种源自内心的从容和宁静,诠释自己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以期满足被认同被爱的心理需要。设计创作面料整理后,系列服装结构设计先采用立体构成方法进行造型和粗裁,把裁片展开进行平面修改,再在人台上进行试样,修正完善后进行精确裁剪、图案绘制、拓下样板、缝制加工。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交错应用,用立体裁剪的方法来造型和修改,用平面的方法形成制作样板,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用手工尝试多种花纹图案的绳结小样制作,经过多次反复比对后确定图案后再进行实样批量制作。作品市场化为适应现代化生产,编制技术文件。其内容包括构思说明、效果图、款式图、规格表、结构图、放缝图、推码图、工艺单、生产流程图和成本核算等。依据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结合服装行业背景,提出满足个性化着装需求和现代化生产相统一的目标,技术与艺术结合,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面构成与立体构成相结合的结构设计技术,顺应了现代成衣订制的特征与趋势。二是传统装饰元素与时尚风格服装的结合,古朴韵味的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技术的结合。 服装设计论文:谈谈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 一、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 服装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综合体,体现着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民族风貌和时代精神,浓缩着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随着时代的发展,服装产业已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化,企业的竞争已由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其中服装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以及创新将是竞争的关键,这就对服装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就目前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形式、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较高的科技素养,高尚的审美品位、较强工程技术能力的高素质服装设计人才。 所谓培养模式,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为受教育者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方式。根据培养目标服装专业应采用以应用能力和基本素养为主线,同时注重应变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模式。按照宽知识、厚基础、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建立新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 二、服装设计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作为一名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服装人才,除了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外,还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素养: 1.人文素养爱因斯坦曾指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业一个专家。”一方面服装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综合反映。曾有位学者调侃地说到,如果让他沉睡一百年,醒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最新的女性时装杂志,通过它就能够了解到一百年后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状况。可见,服装不仅仅是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展现着一定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服装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如果把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分割开,而仅仅就事论事地讲服装设计、工艺、技术等,抛弃了服装发展的灵魂、动力与背景,就会使服装看来只是某个设计师的所谓“灵感”的拼凑,服装风格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如果忽视了对服装发展的历史逻辑必然的关注,就会导致设计中出现盲目的模仿与抄袭,断章取义、玩弄形式,追逐所谓新潮流和表面的浮华;而割断服装发展的文化脉搏、割断服装的民族传统的服装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艺术大师、教育家吴冠中先生所说:“艺术创造中,路遥知马力的‘力’字,往往隐藏在文化底蕴中。” 因此,我们所培养的服装设计师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学会做人,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他人、关注社会、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高尚的情操和审美品位。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把真正时尚、健康的文化传播给大众,才能设计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服装。 2.科技素养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互联网的出现和运用,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使我们能真正做到在规模化生产的同时,能很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差异、多样化和个性化,建立起真正的快速反应系统,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生物和材料科学的进展,产生了大批新型纤维;莱卡的广泛运用,使穿衣中长期困扰人们的舒适与合体的矛盾得以解决;tencle、彩色棉、新型醋酸纤维面料、绿色聚乳酸纤维面料等新型纤维面料,既具有天然纤维的风格,又具有合成纤维的性能,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对环境的污染;再加上后整理技术的进步,使得服装面料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赋予面料以新的风格和内涵,丰富了表现力,使服装呈现出新的视觉冲击,散发出新的魅力;随着“基因工程”的突破性进展,不久将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环保纤维和面料。科技的迅速发展,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在工业经济时代,为适应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形式的需要,人们崇尚简洁美简约主义,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成为可能,人们又强调个性美。鉴于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对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生物化学和环保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人们以“绿色”为美,形成了当今的“绿色文化”潮。由此可见,科技对于服装来说,不仅仅是技术,它还将影响到思想、文化和美学等诸方面的问题。 3.跨文化素养在跨国际经营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使服装产品在款式、色彩、面料、装饰手法及广告、营销等手段上,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风土人情、价值观、道德观不一致而造成滞销的状况,经常发生,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化障碍”;相反,如果产品能同当地人们的文化背景相一致,则称为“文化沟通”。因此,我们的服装要想占领国际市场,创立世界名牌,设计师就必须了解国外市场,了解那里的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以及其历史、宗教、哲学,等等。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经济将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正在成为现实。国与国间的经济交往的增加,必定带来国家间的文化渗透和融合。经济资源的共享,也必定带来文化的共享。未来的服装,可能很难说清它是源于何种文化。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善于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符合当代社会思潮、美学意识及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化之长。使我们培养的学生心胸开阔,具有一代新风,能设计与生产出与全球 化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华服装。4.市场经济素养服装是一种商品,必须遵循商品的一般规律。从产品到穿在消费者身上,才是设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很多服装设计师在T型台上的设计是成功的,但在市场上却大都是失败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缺乏市场意识,不懂市场经济,不懂产品的真正涵义,没有真正深入分析和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不懂得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和审美化,这在给我们设计师带来施展其才能空间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挑战。由于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人们消费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产品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一件完整的产品有三层涵义:实质产品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比如对于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丰厚的人来说,在购买一件服装时,往往把精神上的满足看做是产品的实质,即他她从产品中追求的利益所在。而面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他她可能更看重的是产品的实用功能,把产品的实用功能看做是产品的实质所在。所以,作为一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必须是一位市场整体的策划者,充分熟知市场运行规律,找准自己的消费群体,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了解你的消费者真正需要所在。正如一位世界著名高级化妆品生产企业家说的那样:“我们在工厂生产的是化妆品,在商店出售的则是信心和希望。” (文秘站整理) 服装设计论文:分析电影服装设计与角色性格塑造的理念 一、电影服装设计自身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服装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最初用于保护身体、遮羞蔽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装装饰和美化开始被重视原来简单的屏蔽效应修正功能已经从社会的实际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服装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服装艺术民间暗示的含义和代表的政治意义,完美地体现出来。 影响深远的电影艺术,跨度大,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所描述的内容,也对服装的要求很高的,需要的真实性,但也兼具艺术性。电影的影视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道具,而穿着的服装字符的外表形象传达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审美取向。服装是的元素最亲近的人,最能体现性格的人,所以,在影片中的服装不仅要反映的装饰美,而且还与情节的特点和作用,建立人物丰满的层次感,反映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二、影视人物造型所蕴含的服装信息 人物的身份,除了用言语和行动,以显示最重要的,但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依靠合适的衣服,视觉上的冲击,让人们观看电影和电视的时候,初步的印象。观众将很快就能服装信息,以确定人物的性格和角色的定位。 服装被称为“身体的延伸”。心理学认为,服装是一个反射的心理和心态”装扮和修饰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性格,爱好,和值。这件衣服可以起到美化自己的表现内心世界,并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反映不同态度的人对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和周围的世界。许多专家研究和分析的服饰和人物的心理,性格的问题。服装与某种信息,因此,服装和心理的趋势密切相关,反映一个人的情感和性格。 在电影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中,抛去精彩紧凑的剧情,最大的看点是由中外时尚团队合作打造的主角徐静蕾和有着“美丽时尚达人”称号的吴佩慈。吴佩慈以红色褶皱抹胸裙搭配黑色铆钉高跟凉鞋出现,大长腿的优势显而易见,很有“白骨精”的味道,让人觉得个性十足;而徐静蕾则是层叠上衣加上西裤外带鱼嘴高跟鞋的形象,既掩盖了比吴佩慈身材丰满的劣势,也显得比较低调,实用性很强,容易模仿。通过这样对比,影视中的角色形象更加丰满,也在不知不觉中,透露给观众一种微妙的时尚信息。 三、电影服装设计对人物性格的剖析与展示 影视服装是剧组的设计人员根据电影剧本以及导演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刻画而进行的设计创造,通过对人物的认知和理解,展现出角色的性格、地位、职业、身份以及他们的情绪和命运。电影服装和舞台上的戏曲服装在运用上大不相同,戏曲服装的主要表现是沿袭旧制,通过几百年以来的艺术沉淀,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很少有变化。而影视服装的设计来源是生活,设计的依据和灵感同样是生活,利用生活的多姿多彩和千变万化,设计出来的服装可以更贴近生活,从而形成“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千古真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思想和性格的种种特征表现。例如:电影《红楼梦》中的贾府是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在原着的小说作品中,有很多关于珠环翠绕、锦衣绣袄、让人眼花缭乱的服饰描写。而在电影中,这些描写被直观地展现出来,让观众从服装的视觉感受上,对人物的性格、心理都产生了深切的认知。贾宝玉是贾家的希望所在,是全剧的男主角,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宝玉在生活中绝对是时尚和精致的代表。他的情感在服装上也有体现,其服装的主打色彩就是红色。在宝黛初见的时候,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我们见到了衣着华贵、服装色彩斑斓的宝玉,大红箭袖、红丝束发、银红大袄、大红鞋使得宝玉的形象一下子深入人心,把一个活泼好动、喜欢自由、风度翩翩的贵族美少年展现得堪称完美。那“平生万种情思”的形象,一刹那间深深地镌刻在黛玉心中,为两人的情投意合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也暗示了宝玉在贾府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殊身份。男人在称呼女性朋友的时候,往往会说“红颜知己”,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的也是女性。而宝玉是那样关心女性、推崇女性,红色的装饰是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的颜色,表现出他积极、亢奋的性格特征。他所居住的“怡红院”,他小时候的诨名“绛洞花主”,红色在展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电影服装设计对人物角色的塑造 电影和电视服装设计不仅需要设计师有良好的美学基础和绘画能力,更重要的是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对人性的敏感和强烈的情绪生命的力量。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说过:“如果说,电影是虚构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更喜欢音乐,它是一个情感和情绪化进程的推进。主题隐藏在背后的情感意义,最后出现”服装设计这是前进的一种无声的机器演员还没有说话的神神不知鬼不觉数字悄悄地呈现出来,然后再与跌宕起伏的剧情和角色的过程,反映自己的美丽和紧张感。 所以,如果他们中的人物,没有深入的分析理解能力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无论多么美丽豪华的苍白。在《莎翁情史》中,女主角薇奥拉的服装就几乎和她的语言一样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这样一个聪慧而勇敢的女人:她穿着那件像蜻蜓一样的彩虹褶皱纱和杏黄花缎的外衣;还有那件浅湖绿色的衣裙,看上去就是一位海底公主;唯有那件沉重暗淡的金色婚礼服,使她看上去僵硬呆滞,即使是那块很轻的头纱也不能减轻这件服装的重量。在整部电影中,薇奥拉的婚礼服装是唯一件看上去不对劲的衣服,但正是这种感觉使得它成了一件很搭的衣服。薇奥拉穿着它的时候,她所有的动作都变得很困难,她变得犹豫不决,踌躇不定,变得没有那么性感——令人窒息的绗缝紧身胸衣似乎是对她将来单调沉闷的生活的预兆,似乎是她为适应这种生活所必需要上的第一堂课。我们都知道,伊丽莎白时期,服装的整体造型是庞大夸张,在其中脱颖而出。 服装设计论文:对舞台服装设计思路探索 由于舞台服装要为舞台艺术服务,所以必须受到舞台艺术的制约,这也就决定了舞台服装的假定性必然会高于其实用性。令舞台艺术的受众能够从舞台艺术中联想到真实生活,并认同舞台艺术所表现出的内容,是舞台服装设计及舞台服装运用的重要目的之一,这就是舞台服装的假定性。人们心中的审美尺度会影响人们对艺术真实性的认知和认可,而假定性作为一种约定成俗的属性能够满足人们心中的审美尺度。总而言之,舞台服装在舞台效果的要求下必须要具有假定性,而在符合假定性的基础上实用性中的合身、便利、耐穿等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舞台服装作为舞台艺术中的一部分,与舞台中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是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受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与制约,如在舞台艺术表演中,舞台空间与服装的搭配程度、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关系、角色自身的形体条件等都会对舞台服装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舞台服装设计中,舞台艺术中的其他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表现艺术的和谐,才能够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舞台艺术中的舞台与观众席会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效应会使舞台服装强调的内容不在于缝制工艺,而是在于整体的轮廓与造型,尤其表现为对材质和色彩的重视。同时由于距离效应的存在,舞台服装在再现生活服装方面的材质选择上通常会以假代真,即利用类似的色泽与质地来仿制生活服装。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以假乱真不仅经济,而且在表现效果上也更加事半功倍。这也就决定了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服装样式、材质、色彩的选用应当放在突出的地位上。 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 (一)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的关系 由于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都是为塑造角色外貌服务的,所以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能够通过直观的视觉效应来使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内容,为角色的外部形象起到定位的作用。两者不同的是化妆造型在舞台艺术中难以做出改变,而舞台服装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做出不断的变换。无论如何,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重视与化妆造型的相辅相成应当是重要的原则之一。 (二)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关系 舞台美术应当包括舞台服装设计,因为舞台服装能够塑造良好的舞台形象,为舞台艺术的受众提供更好的视觉享受,所以舞台服装设计应当属于舞台美术的范畴,但是舞台服装设计又与舞台的设计、灯光、道具、效果等各个部门在媒介语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各个部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要将舞台艺术做到相对完美,就必须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相互融合与互补,在与道具、灯光等默契匹配的基础上保持舞台视觉形象的整体性。 (三)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关系 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体现载体都是演员,在舞台艺术中,舞台服装设计是否贴切也将影响表演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能够促使演员尽快进入角色。舞台服装作为演员的外部形象,能够折射出角色的特点及情感状态,所以通过对舞台服装的定位可以诱发演员去体验角色,从而促使演员能够更形象地表达角色的感觉;二是舞台服装设计需要与表演艺术互补。舞台服装设计是舞台角色的外在特征,而表演艺术需要演员通过表情、心理活动表现出来,所以这种表现手段的差异应当通过互补来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服装设计中能够对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与把握。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与创新 (一)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 现代服装设计对传统服装设计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构成样式的传承。在舞台服装设计中,坚持创新势必会带来发展,但是事实上舞台服装设计领域中的许多方面必须受到表演艺术形式的局限而不能随意做出改动。例如在一些传统的舞台戏曲表演中,舞台服装中的样式、花色等方面都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而固定下来的,也使受众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这也是许多老戏迷通过人物的服装就能辨别出角色的原因,所以这些具有“写意性”以及“符号性”的舞台服装应当继承而不能进行随意的创新;二是对传统服装设计审美观点的传承。同样是以传统戏曲为例,传统戏曲重视整体美与对比美,在舞台服装颜色上包括黑白对比、华素对比、同调对比和援例对比,这些色彩的运用十分独到并且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仍旧具有很大的气势与借鉴作用。 (二)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的创新。随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现代舞台服装设计逐渐体现出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中我们应当在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化,从而保留舞台服装设计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而无论是背离传统性还是国际化都是不符合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二是科学技术的创新。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应当挖掘和发挥出传统舞台服装设计中所不具备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舞台服装设计在服装造型、服装面料、服装制作的设备、服装的材质工艺、服装的装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进行创新将使舞台服装设计成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符号,使舞台服装设计具有更深的人文内涵。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思路 (一)重视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 舞台服装的设计能够塑造出舞台角色的形象、体现出舞台角色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舞台服装设计由于受到舞台人物形象的局限,必须要表现出特定人物的特点,如通过服装的颜色来体现角色的情感变化,蓝色表现出角色的悲伤与忧郁;粉色来体现出角色的柔情;白色来衬托出角色的高贵和纯洁等,符合舞台角色的舞台服装设计能够成为一种传情的工具,通过给予观众视觉冲击来使观众体会到舞台艺术要表达的内容,所以重视舞台服装设计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能够对舞台表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重视服装的统一与变化 舞台服装设计的统一能够使舞台艺术更加整齐与单纯,而舞台服装设计的变化则会使舞台艺术更加活泼,没有变化的舞台服装设计只会使舞台艺术显得过于呆板。所以舞台服装设计要重视统一与变化的结合,统一的准则是和谐,而变化的准则则是适度,只有和谐的统一才会给予观众更好的视觉享受,而适度的变化才能够实现与统一的互补,并且没有杂乱的感觉。 (三)突出服装的时代性 在一些传统的舞台艺术中,尊重传统的服装设计构成样式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但是在一些具有现代感的舞台艺术如现代音乐剧中,服装设计应当体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即要具有时代感与时尚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当前时装设计的原色做出借鉴,在角色衣着的风格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夸张来突出角色的个性化,从而加强观众对剧目发生背景的印象及对角色的印象。 (四)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服装设计理念能够给予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能够使服装设计成为体现科技发展的一个符号,例如在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中的铃衣舞就是利用现代科技进行服装设计的实例,铃衣舞采用许多银铃作为装饰,成为了服装设计的一大亮点,而与演员身上的灯带结合进行舞蹈可谓是有声有色,给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视觉享受,同时也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服装设计论文: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 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服装设计论文:服装设计中的图案应用与探讨 摘要:图案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在服装设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已经成为服装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服装美的重要体现。好图案的设计与选择可以掩饰形体的不足,也可以给人无限的遐想。 关键词:图案 服装 设计 装饰元素 情感表述 文化差异 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审美的需要,是地位的象征。我们通常设计服装会从三个方面着手:款式、色彩和面料,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很多时候人们却忽略了图案在服装中的重要作用,这个现象与以往设计师设计完图案无法得以实现有关。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印染技术的提高和数码喷印技术的出现,这个瓶颈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近年来图案在服装设计中已经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那么,图案在服装设计中如何运用才能起到审美的作用呢?又有着怎样的情感表述呢? 图案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在现在人们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据史料记载,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凸版印花技术,到西汉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现在,圆网印花、平网印花、数码喷墨印花等印染技术已经普及,不光应用在服装上,已经遍及了每一个装饰角落。在服装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图案的应用形式及部位 服装设计中图案的装饰主要集中在领子、胸部、腰部、袖口和下摆等部位。 领子、袖口、门襟、衣摆和裙摆部位多以二方连续纹样装饰为主,并且多体现在套装上,但这也是相对而言。在领角和衣襟的摆角部位通常会使用角隅纹样,并且多是以对称形式体现,形成对称美。胸部、衣摆或裙摆的装饰,尤其是大的衣摆和裙摆通常会采用不规则的单独纹样,或是单独纹样进行散点式排列,在大小、疏密上形成不规则排列,给人以生动活泼的感觉。另外,运动装、t恤衫和童装等也会经常采用单独纹样进行装饰。童装中除了采用花卉图案表达甜美可爱,还会采用卡通图案造型赢得儿童喜爱,体现其童真活泼的感觉。 四方连续图案在我们服装或是家纺产品中应用广泛,但都是作为印染面料图案使用,多直接作为服装整体图案,而不是应用于某个局部。 二、 图案与人体 服装除去防寒保暖的基本功能外,人们比较在意的就是审美感觉了,服装的美感主要体现在款式美、色彩美、材质美和工艺美这几个主要方面。但图案其实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部分,并且图案的使用与人体美紧密相关。在这个以?为美的时代,纤细苗条的身材是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所向往的,好的身材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服装美。我们可以利用图案和色彩给人们造成的错觉,达到显瘦的视觉效果。比如胖体在选择花型或波点图案时比较适合选择中等大小花型或波点,过大的花型和波点会有扩张感适得其反,过小的花型和波点图案又会显得琐碎与小气,与人体特征不符。同样在色彩的选择上深色系会优于浅色系,因为深色系有收缩感,而浅色系会有扩张感。 另外条状图案也会给我们视错感,比如竖条图案会让我们觉得有向上的延伸感和挺拔感,横条图案会让我们觉得在左右方向上有拉伸感,利用这个错觉我们就可以给胖体型人设计竖条图案服装,让其有瘦高的挺拔感;相反对于过瘦的人体我们可以采用横条图案设计,不仅可以使形体显得丰满,还会产生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这些,但服装设计不是一次性设计,作为穿着服装的消费者其实也是自己的设计师,通过选择与搭配完成服装的二次设计。 三、图案的情感表述与联想 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无论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只要用心去体会都能给人以无限遐想,色彩如此,图案亦是如此。大花型譬如牡丹之类给人以高贵、大气、华丽之感;玫瑰图案给人以浪漫感;小碎花型给人以田园感;格子图案给人以质朴感;波点、卡通图案给人以活泼感;传统图案给人以民族感;佩兹利、莫里斯等纹样给人以异域感;波普图案给人科幻感;动物毛皮图案给人以时尚感,其中也不乏野性之美,比如豹纹图案等等。 当然对于图案的联想表述还跟其色彩与面料有关,深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沉重感;浅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明快感;暖色系的图案给人以华丽感;冷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沉静、质朴的感觉。带有光泽的面料让人感觉华丽,亚麻、棉布等就会让人感觉质朴。这些需要人们细心观察、真心体会才能够得 的情感语言,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悟。 四、图案的地域性文化差异 图案作为装饰元素尽管给人以美感,但是由于民风民俗以及各个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对于图案的喜好也不同。 中国的很多传统图案不仅老百姓喜爱,也深受设计师们的青睐,不仅因为它们带有浓郁的东方特色,还因为很多图案带有吉祥的寓意,比如鲤鱼代表连年有余;松鹤代表延年益寿;喜鹊、梅花代表喜上眉梢;凤凰牡丹代表婚姻美好、荣华富贵等等。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别,每个国家的喜好也不同。比如加拿大喜欢枫叶图案;意大利喜欢植物、动物等自然图案,尤其是猫狗,这跟意大利人喜欢大自然密切相关,而狗却是泰国的忌讳图案;埃及不喜欢星星图案,但是星星和新月却是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标志;日本喜欢松、竹子、梅花图案,忌讳菊花、荷花,而在泰国,荷花却受到欢迎和喜爱;乌鸦在中国是不吉利的象征,但在斯里兰卡却被视为神鸟;中国人不喜欢猫头鹰,而在西方人眼里猫头鹰却是智慧的象征等等。 因此,服装设计师不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只要是自己的设计对象就应该了解他们民族的风俗与习惯,这样才能打开市场,让自己的产品被接受。 服装设计师需要掌握的知识有很多,图案在服装设计中不是最重要的,但图案美是服装美的重要体现。因此,服装设计师必须很好地了解与把握。 总之,好的图案设计会给人以美感,能够恰到好处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去,图案美就会成为服装美的一部分,服装设计师应该很好地把握和应用。 服装设计论文:浅谈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满族服饰 文化特征 继承 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服饰的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继承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礼仪性表现、标志性特点、流行的体现等四个方面;满族服饰其发展的文化特征主要有阶级等级的消除、中西结合的创新等方面。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 ,它以一种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信仰 ,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问的涵化、融合 ,民族服饰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艺术传统等等,无不折射到他们的衣冠服饰上。服饰不仅能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全部,也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形态。 我国有 56个民族 ,有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 ,作为 中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服饰文化,满族及其先世的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着整个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其中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已被近、现代中国人接受并认可 ,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 的典型代表。满族和汉族的服饰在文化、礼仪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呈现出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特点。满族服饰元素已成为中国服饰乃至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一、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继承的文化特征 满族的民族服饰文化是文化变迁和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服饰不但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还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适合于生活需要、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它把继承、借用、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借鉴的重要内容之一。满族服饰的形成 、发展和变迁 ,促进了满族的不断进步也为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际的例证。满族服饰发展和变迁的轨迹对研究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推进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同繁荣、对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与流行时尚的结合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沉淀,满族服装样式演变发展成为现今的旗袍,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穿着,已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象征,在现代服装中表现着丰富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 满族服饰沿袭至今主要以立领、盘扣、开衩、龙凤等题材团花图案、立体圆扣等服饰元素体现在服饰中,这些服饰元素包括镶、嵌、滚、绣等变化丰富的装饰技法,已经成为“中国元素”的象征,应用这些元素的服装被界定为 “中式服装”。 (二)礼仪性表现 开放政策使我国各行业对外交流活动el益频繁,出席各种外事活动时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份,礼仪性服装则需要穿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服饰,中式服装自然最为恰当,尤其是女性的旗袍;在百姓生活礼俗中,婚礼等场合穿着旗袍也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新娘的礼服,大多是大红色龙凤团花镶金织锦的旗袍,象征富贵祥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三)标志性特点 国际问文化 的传播带动文化产业与产品呈现标志性特点,医学、酒店、餐饮等都有中式和西式差别,相应 的服务人员所着服饰也有着中式和西式风格区别。中式服装基本都以满族服饰元素体现其中式特点。 (四)流行的体现 因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大的变革或事件,从而会导致某种服饰流行。皮尔卡丹等世界级大师的中国风时装设计和世界首脑apic中国区上海会议的中式服装都使中国元素服饰火热流行。 二、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发展的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 ,服饰 式样 、着装方式与服饰观念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 旧的服饰文化的彻底否定 ,而是对 旧式样 的更新 ,对 旧观念 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满族服饰的发展体现了旧文化的变革与新文化的融合。 (一)阶级等级的消除 清王朝的一般官员上朝时要穿补服 (即官员的朝服),体现了文官武将的等级差别,①补服就是在前后心处补一块有多处纹式 的外褂 ,补子又分为 圆补和方补,在补子上饰 以各种鸟兽 图案作为品级的徽识 ,清朝 《会典》规定补服图案文武官员官阶不同。现代服饰中补子则没有了阶级意义,演变成补花 图案 ,成为现代 中式服装元素。 “龙、凤”图案表现了帝、王、后、妃至高无上的尊荣,在清朝时期,只有帝王与帝后的衣服上方可以绣上龙凤图案。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龙、凤”图案已没有了阶级等级的限制,现代人认为龙凤是富贵权利的象征,所以现代中式服装中的团花图案题材很多还沿用龙凤图案,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二 )中西结合 现代西方服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着装观念和方式,中西合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服饰文化特征,不是单纯地再现,主要是对沿袭的满族服饰的分解并与现代西方服饰元素重新组合,总体风貌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将传统的代表中国的满族服饰元素巧妙地和现代西式服装造型相结合,体现适体 、简洁、轻松、 自由的风格。 所谓现代中式服装设计主要从造型、面料、款式、色彩、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改良。国内设计的比较成功的有 “木真了”、“玄色衣裳”、“阁兰绣”等品牌,既有时尚性又能展示浓郁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国外的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等设计师也曾运用这种设计手法设计了很多成功的作品;tom ford在 2004年为ysl rive gauche所做的设计中,大量运用了龙的图案和中国旗袍的造型,并巧妙融入时尚气息,创造出典雅而前卫的新旗袍样式;john galliano的设计,则运用立领 、扣袢系结等,结合时尚元素设计的服装华贵、自由、洒脱而前卫。 目前,中式服装不但在中国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受到各国、各民族妇女们的欢迎,这是满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服饰文化的一大贡献。设计师要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把握东方文化的精神理念防止符号化、表面化②地组合中国满族服饰元素,比较东西方差异,提高知识修养和对文化历史的了解能力,使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和国际风格完美结合。 总之,满族服饰与现代中式服饰一脉相承,如果说满族服饰是工笔画,那么现代中式服装就是写意画。满族服饰对于中国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努力搜集和弘扬满族的服饰文化,把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发扬光大。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主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将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保持本民族的主体文化特色,又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融洽的相处,真正做到 “文化自觉”,如何将传统和现代以及世界 的服饰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服装设计论文: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图案 装饰工艺 服装材料 服装款式 【论文摘要】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风”服饰时尚风潮的愈演愈烈,而深受世界各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的青睐,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图案在服饰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它凝聚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华夏文化内涵,它是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 1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历程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彩陶上运用纹样来装饰自己的生活。新石器年时代仰韶文化的精髓—彩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它的纹样结构严谨,疏密适宜,色彩雄厚朴实,它主要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渔猎生活,水是当时纹样常用的题材,水波纹、旋涡纹、重叠同心圆、弧形三角形都是从水的动态中摄取而来。此外,谷叶纹,斜叶纹是反映当时人们耕作生活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艺术风格到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促进了图案的发展,其图案以云、雷变化的回纹为主要形式,还有蛇纹、羊纹、鸟纹··一以及具有图腾象征的龙凤纹、怪兽纹,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与凤的形象在人们的理想中发展完善并流行了数千年。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龙凤的形象经久不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纹样在民族服饰中不仅隐喻着图腾崇拜,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到封建社会,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上出现花卉图案和人物、动物图案,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劳而获,其图案也受其影响,精美严谨、规整多样,配色调和而华美。汉代织物和绣品的图案,以变化的云雷纹和动物纹为主流,也有以植物为主题,服饰中常用题材有人物、动物、几何纹、花卉等,形象生动概括,风格粗犷豪放,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鼎盛时期,花卉纹样日趋成熟,运用广泛,著名的唐草纹一直影响宋、元、明、清的图案风格,唐代图案丰满、富丽、端庄、大度。宋代图案古朴浑厚,豪放流畅,色彩较唐代沉着淡雅,服饰图案以写生折枝花为主。明朝是我国古代图案遗产最丰富,存在世最多的时期,明代图案特点是结构严谨,造型简洁而丰满,色彩沉着而富丽。大都运用谐音、会意的手法,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案,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图案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2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中国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还是色彩上,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它是构成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四个艺术特征。 2.1图案题材丰富多样 中国传统图案题材广泛、丰富多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创造美的活动中,善于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寄托自己的情感,采用这种“移情”纹样,常用叙事形式的手法,使观者也觉得它遇有了情感和生命,并逐渐成为本民族图案的一大特色。也可能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如龙凤等纹样。 2.2图案造型具有“写意”性 写意是一种精神,一种纵横观照,一种宇宙观,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的传统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物象的基础上,结合工艺的特点,以自身的理想、感情去刻画形象。传统图案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 2.3图案纹样具有“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图纹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堆),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麟为斧形,象征决断;献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这是“十二章”图案的象征意义,又是社会意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 2.4图案构成具有“寓意”化特征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究寓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植物图案中常见茱英纹,这是由于茱英是古时的祭品之一,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图案。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在明清图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古代传统图案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任何一个优秀的传统图案,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是无数艺人与工匠多年的创作结晶,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是历经几代或几十代工匠、艺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而成的。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引入到最时尚的设计中,中国儿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底韵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服饰中复古风潮的流行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完美的体现。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淦释,所以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材料和技术手段,使传统纹样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1传统图案与现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在过去,传统纹样多以手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中,而今科技高度发展,各种新设备、新仪器、新工艺层出不穷,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速度、高品位、单纯优质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审美观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龙凤纹样是皇家的专属,装饰手法也以刺绣为主;而现在,除了在晚礼服中常用外,其工艺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是传统的刺绣与珠绣结合,也可以是直接印染,甚至可以做雕花镂空处理。 3.2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注重其形式美感 中国传统图案讲求寓意,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完全可以弱化其寓意,只追求其形式美感,服装上的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与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如在一个多袋的休闲裤中绣上龙纹样,既增添了裤子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它的时尚感与休闲感。 3.3传统图案样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只有将传统纹样的各类题材同现代各类织物的质感和色彩恰当地结合,才可发挥出异于一般纹样的造型效果,才能为时装的意境塑造增光添彩,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传统纹样不仅应用在绸缎、棉麻等常规面料中,而且常常在新材料,如现代皮革等材料中广泛运用。 3.4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传统的图案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图案只有与具有现代时装款式造型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才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要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展示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3.5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揉合时空创造新机 中国传统纹样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显得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可以保留图纹的古意,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馨)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古纹样历经年代的粹炼,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度的内涵,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如能将其图形精神维持,另透过现代设计观念,予以精简图形,保留原创的部分,必然呈现新的面貌。同时将传统的图案装饰手法与西方的图案装饰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兼容并蓄,自成一格,自然呈现另类新意。 以中国传统图案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已成为时装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纹样,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装设计论文:浅谈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满族服饰 文化特征 继承 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服饰的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继承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礼仪性表现、标志性特点、流行的体现等四个方面;满族服饰其发展的文化特征主要有阶级等级的消除、中西结合的创新等方面。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 ,它以一种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信仰 ,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问的涵化、融合 ,民族服饰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艺术传统等等,无不折射到他们的衣冠服饰上。服饰不仅能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全部,也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形态。 我国有 56个民族 ,有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 ,作为 中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服饰文化,满族及其先世的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着整个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其中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已被近、现代中国人接受并认可 ,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 的典型代表。满族和汉族的服饰在文化、礼仪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呈现出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特点。满族服饰元素已成为中国服饰乃至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一、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继承的文化特征 满族的民族服饰文化是文化变迁和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服饰不但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还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适合于生活需要、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它把继承、借用、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借鉴的重要内容之一。满族服饰的形成 、发展和变迁 ,促进了满族的不断进步也为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际的例证。满族服饰发展和变迁的轨迹对研究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推进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同繁荣、对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与流行时尚的结合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沉淀,满族服装样式演变发展成为现今的旗袍,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穿着,已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象征,在现代服装中表现着丰富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 满族服饰沿袭至今主要以立领、盘扣、开衩、龙凤等题材团花图案、立体圆扣等服饰元素体现在服饰中,这些服饰元素包括镶、嵌、滚、绣等变化丰富的装饰技法,已经成为“中国元素”的象征,应用这些元素的服装被界定为 “中式服装”。 (二)礼仪性表现 开放政策使我国各行业对外交流活动el益频繁,出席各种外事活动时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份,礼仪性服装则需要穿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服饰,中式服装自然最为恰当,尤其是女性的旗袍;在百姓生活礼俗中,婚礼等场合穿着旗袍也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新娘的礼服,大多是大红色龙凤团花镶金织锦的旗袍,象征富贵祥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三)标志性特点 国际问文化 的传播带动文化产业与产品呈现标志性特点,医学、酒店、餐饮等都有中式和西式差别,相应 的服务人员所着服饰也有着中式和西式风格区别。中式服装基本都以满族服饰元素体现其中式特点。 (四)流行的体现 因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大的变革或事件,从而会导致某种服饰流行。皮尔卡丹等世界级大师的中国风时装设计和世界首脑apic中国区上海会议的中式服装都使中国元素服饰火热流行。 二、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发展的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 ,服饰 式样 、着装方式与服饰观念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 旧的服饰文化的彻底否定 ,而是对 旧式样 的更新 ,对 旧观念 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满族服饰的发展体现了旧文化的变革与新文化的融合。 (一)阶级等级的消除 清王朝的一般官员上朝时要穿补服 (即官员的朝服),体现了文官武将的等级差别,①补服就是在前后心处补一块有多处纹式 的外褂 ,补子又分为 圆补和方补,在补子上饰 以各种鸟兽 图案作为品级的徽识 ,清朝 《会典》规定补服图案文武官员官阶不同。现代服饰中补子则没有了阶级意义,演变成补花 图案 ,成为现代 中式服装元素。 “龙、凤”图案表现了帝、王、后、妃至高无上的尊荣,在清朝时期,只有帝王与帝后的衣服上方可以绣上龙凤图案。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龙、凤”图案已没有了阶级等级的限制,现代人认为龙凤是富贵权利的象征,所以现代中式服装中的团花图案题材很多还沿用龙凤图案,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二 )中西结合 现代西方服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着装观念和方式,中西合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服饰文化特征,不是单纯地再现,主要是对沿袭的满族服饰的分解并与现代西方服饰元素重新组合,总体风貌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将传统的代表中国的满族服饰元素巧妙地和现代西式服装造型相结合,体现适体 、简洁、轻松、 自由的风格。 所谓现代中式服装设计主要从造型、面料、款式、色彩、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改良。国内设计的比较成功的有 “木真了”、“玄色衣裳”、“阁兰绣”等品牌,既有时尚性又能展示浓郁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国外的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等设计师也曾运用这种设计手法设计了很多成功的作品;tom ford在 2004年为ysl rive gauche所做的设计中,大量运用了龙的图案和中国旗袍的造型,并巧妙融入时尚气息,创造出典雅而前卫的新旗袍样式;john galliano的设计,则运用立领 、扣袢系结等,结合时尚元素设计的服装华贵、自由、洒脱而前卫。 目前,中式服装不但在中国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受到各国、各民族妇女们的欢迎,这是满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服饰文化的一大贡献。设计师要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把握东方文化的精神理念防止符号化、表面化②地组合中国满族服饰元素,比较东西方差异,提高知识修养和对文化历史的了解能力,使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和国际风格完美结合。 总之,满族服饰与现代中式服饰一脉相承,如果说满族服饰是工笔画,那么现代中式服装就是写意画。满族服饰对于中国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努力搜集和弘扬满族的服饰文化,把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发扬光大。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主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将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保持本民族的主体文化特色,又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融洽的相处,真正做到 “文化自觉”,如何将传统和现代以及世界 的服饰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服装设计论文: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图案 装饰工艺 服装材料 服装款式 【论文摘要】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风”服饰时尚风潮的愈演愈烈,而深受世界各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的青睐,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图案在服饰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它凝聚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华夏文化内涵,它是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 1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历程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彩陶上运用纹样来装饰自己的生活。新石器年时代仰韶文化的精髓—彩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它的纹样结构严谨,疏密适宜,色彩雄厚朴实,它主要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渔猎生活,水是当时纹样常用的题材,水波纹、旋涡纹、重叠同心圆、弧形三角形都是从水的动态中摄取而来。此外,谷叶纹,斜叶纹是反映当时人们耕作生活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艺术风格到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促进了图案的发展,其图案以云、雷变化的回纹为主要形式,还有蛇纹、羊纹、鸟纹··一以及具有图腾象征的龙凤纹、怪兽纹,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与凤的形象在人们的理想中发展完善并流行了数千年。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龙凤的形象经久不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纹样在民族服饰中不仅隐喻着图腾崇拜,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到封建社会,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上出现花卉图案和人物、动物图案,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劳而获,其图案也受其影响,精美严谨、规整多样,配色调和而华美。汉代织物和绣品的图案,以变化的云雷纹和动物纹为主流,也有以植物为主题,服饰中常用题材有人物、动物、几何纹、花卉等,形象生动概括,风格粗犷豪放,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鼎盛时期,花卉纹样日趋成熟,运用广泛,著名的唐草纹一直影响宋、元、明、清的图案风格,唐代图案丰满、富丽、端庄、大度。宋代图案古朴浑厚,豪放流畅,色彩较唐代沉着淡雅,服饰图案以写生折枝花为主。明朝是我国古代图案遗产最丰富,存在世最多的时期,明代图案特点是结构严谨,造型简洁而丰满,色彩沉着而富丽。大都运用谐音、会意的手法,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案,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图案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2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中国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还是色彩上,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它是构成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四个艺术特征。 2.1图案题材丰富多样 中国传统图案题材广泛、丰富多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创造美的活动中,善于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寄托自己的情感,采用这种“移情”纹样,常用叙事形式的手法,使观者也觉得它遇有了情感和生命,并逐渐成为本民族图案的一大特色。也可能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如龙凤等纹样。 2.2图案造型具有“写意”性 写意是一种精神,一种纵横观照,一种宇宙观,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的传统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物象的基础上,结合工艺的特点,以自身的理想、感情去刻画形象。传统图案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 2.3图案纹样具有“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图纹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堆),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麟为斧形,象征决断;献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这是“十二章”图案的象征意义,又是社会意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 2.4图案构成具有“寓意”化特征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究寓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植物图案中常见茱英纹,这是由于茱英是古时的祭品之一,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图案。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在明清图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古代传统图案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任何一个优秀的传统图案,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是无数艺人与工匠多年的创作结晶,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是历经几代或几十代工匠、艺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而成的。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引入到最时尚的设计中,中国儿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底韵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服饰中复古风潮的流行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完美的体现。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淦释,所以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材料和技术手段,使传统纹样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1传统图案与现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在过去,传统纹样多以手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中,而今科技高度发展,各种新设备、新仪器、新工艺层出不穷,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速度、高品位、单纯优质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审美观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龙凤纹样是皇家的专属,装饰手法也以刺绣为主;而现在,除了在晚礼服中常用外,其工艺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是传统的刺绣与珠绣结合,也可以是直接印染,甚至可以做雕花镂空处理。 3.2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注重其形式美感 中国传统图案讲求寓意,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完全可以弱化其寓意,只追求其形式美感,服装上的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与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如在一个多袋的休闲裤中绣上龙纹样,既增添了裤子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它的时尚感与休闲感。 3.3传统图案样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只有将传统纹样的各类题材同现代各类织物的质感和色彩恰当地结合,才可发挥出异于一般纹样的造型效果,才能为时装的意境塑造增光添彩,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传统纹样不仅应用在绸缎、棉麻等常规面料中,而且常常在新材料,如现代皮革等材料中广泛运用。 3.4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传统的图案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图案只有与具有现代时装款式造型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才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要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展示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3.5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揉合时空创造新机 中国传统纹样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显得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可以保留图纹的古意,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馨)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古纹样历经年代的粹炼,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度的内涵,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如能将其图形精神维持,另透过现代设计观念,予以精简图形,保留原创的部分,必然呈现新的面貌。同时将传统的图案装饰手法与西方的图案装饰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兼容并蓄,自成一格,自然呈现另类新意。 以中国传统图案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已成为时装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纹样,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装设计论文:浅析对当前服装设计专业教育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 服装设计 教育 实践 就业 论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在当前服装行业中的重要性。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各门课程合理设置,学生才能得到综合性培养。教师应该安排好学生的课堂学习与实践,分析现在企业和学生就业的客观情况,指导学生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面对社会。 服装设计是综合性的美学设计,它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穿着关系着人的心态、心理、品味等,以及服装的外形、色彩、材料、工艺甚至是社会文化、经济等潮流。服装设计既具有审美性,又具有实用性、经济性、独创性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它属于设计美学的范畴。 从古至今,服装就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装饰品,也是人们扮演角色的重要工具,同时还是一种流通的商品。特别是后者的壮大,使服装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成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新的世纪里,服装市场不断壮大发展,服装企业必须对市场作出快速的反应,缩短商品周期,降低库存,环保意识的增强。在这复杂的环境中,设计师要以清醒的头脑,镇定的姿态,敏锐的目光,为企业产品导航。正因如此,设计师这一职位的竞争日益激烈,服装企业对设计师的要求更加严格,服装设计教育则成了重要的后备力量。而如何培养一个迅速适应市场的设计人才,是服装设计专业教育的主要课题。 一 在服装设计专业教育中,各门课程的设置关系到学生对专业的认识、理解、掌握,以及毕业之后适应市场的能力。大学的课时基本上是固定的,在这固定的课时内怎么安排学生的学习内容是我们要考虑的。 首先是基础知识的把握。服装设计专业应该掌握中外服装发展历程、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结构学、服装工艺学服装材料学、服装色彩的搭配及摄影基础等基本知识。例如,在服装发展史中,把握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服装特点;在服装的结构中,了解人体结构特征,线条的运用;在服装材料中,了解不同面料的缩水、缩热、保暖、吸湿等性能;在色彩中,掌握服装色彩的搭配方法,不同区域人们对色彩的尊崇和厌恶,等等。只有这些知识丰富了,才能够充分表现设计灵感。手头能力的练习也是基础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艺课开设和绘画课开设加强了对学生手头能力的锻炼。 其次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在第二个阶段课程设置时,在基础知识的层次上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像服装结构变换应用中分割线和省道的处理、服装面料中面料再造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要结合立体裁剪这样创造空间比较大的课程进行,使学生将基础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想法进行加工,自然地延伸,完成设计。 再次,在后期教育阶段应该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市场化的内容,让学生了解自己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能力的优缺点,市场对于设计师的要求和对于设计师产品的标准。如服装商品学、服装心理学、服装卫生学、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企业管理学及服装各种软件等课程的内容。 最后,在这些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还要不断培养学生的养成教育。设计师是一种相对比较独立的职业,也是一种责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设计师的水平对于企业有决定作用,而设计师的素养对其作品又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从学生阶段就应该抓起,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如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看起来和服装设计的关联并不大,但它们是几乎所有文化表象的底蕴和本源。服装设计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设计师除了掌握服装方面的设计理论知识,还要对艺术史论、美学、中外服装史、艺术概念,甚至包括非本专业领域的其他艺术或设计内容,如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等知识有所了解有所涉及。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门艺术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启发借鉴”。[1] 二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指大学生在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了解社会、研究社会、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建设的能力。它服从于社会对大学生素质的总体期望和要求,具有未来指向性,即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过程,是他们为未来工作、学习和社会做准备的过程”。[2] 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培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其综合能力的锻炼。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创作空间,并提供最新服装专业知识信息和服装市场信息,面对众多竞争对手,让学生有对知识和信息加工处理的能力,还要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就是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因此交往能力也是学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学生是主体,教师是支持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老师必须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学生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做好向导和助手。不仅要指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而且要让学生从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发现自己的价值。 三 作为教师,欲正人,先正己。教师这一角色甚至可以决定学生是否有能力适应社会;而学生的表现也反映着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行得通。特别是现在很多艺术专业中,教师是刚毕业的“80后”,学生也在“80后”到“90后”的阶段,年龄相差甚少。年轻教师的教学经验有限,现在学生性格多样性,年轻人与年轻人的碰撞,问题自然多。 在艺术设计专业中,基本上都是小课,每个班的学生不是很多,老师应该尽量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习惯和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有些性格怪癖的学生,要耐心地进行沟通,和学生一起学习,并在此过程中给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既丰富了自己,积累了经验,又把学生带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四 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和服装企业是现代服装产业链上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在服装企业纷纷走品牌道路的今天,现代服装产业特征之一是服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运作都围绕提升品牌价值进行,服装企业是服装品牌运作的执行者,院校是提供维系服装产业运转人才的制造者。 在供大于求的今天,学生毕业所面对的问题太多。服装业还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时期,服装企业从节约成本出发,多选择偏僻的地方落址,规模也不太大。学生刚毕业时多憧憬着去大公司就职,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给他们第一个落差。对于新手,服装公司总是先安排做一些打杂、剪样板之类的事情,这些小事淹没了学生要做设计师的愿望,这是第二落差;千元左右的工资,除去每月开销基本就没有剩余,有的企业工资要拖后几个月才发,这和每年万余元学费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第三落差。 这样,在一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一些学生不愿从最基本的小事做起,总期待着有朝一日会到大公司就职;而平日安逸的环境让一些学生养成了自私的性格,不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要求完成的项目中,缺乏自我牺牲的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付出与得到之间不能平衡,付出就认为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一些学生觉得企业档次不高、条件苛刻、薪水太低,去一次就不想再去。这些使得企业形成了对服装院校学生的一种偏见,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眼界高、资格硬,而学生设计的东西又不理想,在接纳了第一批新人之后就不愿再接纳。 针对以上这些情况,教师应不断更新、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避免一本备课笔记讲到老的情况出现。 总之,老师不仅要安排好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而且要注重自身的修养,给学生正确的指导,才能有效地培养出实用型的服装设计人才。 服装设计论文:浅析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设计教育体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服装设计;教育体系 论文摘要:进入新世纪,服装产业已逐步在工业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在悄然进驻到蓬勃发展的服装产业中,服装是以科技为依托,以美学为规范,以肢体语言为形态,以市场价值创造为目的。那么我们在确定服装设计教育办学方向,明确办学思路上,必须充分了解目前服装行业的现状以及服装行业发展趋势。 服装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紧跟飞速发展的服装产业变化、绝不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使服装设计教育体系,与服装产业发展以及市场脱轨。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产、学、研”逐步形成具有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设计教育体系,特色化的发展思路,所谓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因体现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独特风格,作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教育,应立足于“技术与设计并重”走一条特色服装设计教育发展之路,逐步形成特有的“学院与市场”的办学特色,“技术与艺术”的教学特色,“设计师与企业家”的育人特色,“传统与国际”的发展特色。 一、将崭新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教学始终 必须在社会需求及服装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更新学科,完善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服装市场和服装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即是培养人才的方向和目标,现代的服装设计教育与未来的人才关系,爱德华牛顿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服装产业是一种‘今天’的事业,‘今天’的人穿什么衣服就做什么卖什么就可以了,而教育则是‘明天’的事业,他左右着这个国家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并最终决定其在世界的地位。”在这段论述讲述了教育具有前瞻性、长期性、重要性之外,还说明了设计教育与人才质量、设计教育与企业发展乃至国家未来地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摈弃以往“大统一、大而全”的服装教育模式,这种服装教育模式所显现的突出问题就是学不致用,学生一旦走入社会适应性、实用性较差,他们在专业上好像什么都懂,却什么都不能胜任。这种较长且痛苦的磨合期,使学生面临的选择不是跳槽就是改行。归其根本就是现有的教育模式以呈现出“僵化”,服装教育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对服装产业、服装市场灵活多变、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有特点的人才需求,所以对教学内容(专业设置)必须不断的进行及时更新、调查和修正。这也是服装产业和服装专业自身的属性和特性所决定的。 对专业设置应该突出针对性、专业性、科学性、避免大而全、力求精而专,设置的重点应是智能、技能及创性能力的培养,开拓学生的应用及动手能力。服装教育应与学生为本,以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为本,积极地探索和解决教育与实践的脱节、教育与市场的脱节,打破固有模式,在学科的交叉和更新,在社会实践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重新进行优化组合。 二、服装教育的市场化之路 从开办服装专业以来,我们高等服装教育,为社会、为企业输送了许多人才,但许多企业仍在疾呼,服装真正人才的需求太难,让人可悲的是现在的毕业生连市场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学生,甚至还自我陶醉在单纯的“艺术设计”迷恋中不能自拔,他们崇尚艺术,鄙视技术,不清楚设计与产品的关系,不关心市场对设计的需求和内涵,在加之学院和社会结合上的误导,使学生们只热衷于毫无目的的行空大赛和纸上谈兵,缺少动手能力更没有市场意识,这样的人才培养智能是扭曲的,不合格的,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更应及时对现在服装设计专业作出调整,特别是在教育的方向和定位上,一定要坚决的向实用性上转移,充分的突出服装技术的掌握和技能的应用,改变我们在服装教育上的偏差和教学结构上的不合理。在服装教育中共性是基础、个性风格,没有基础谈何风格,同时服装也不是纯艺术,它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现在服装院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重设计轻工艺,他们误认为服装设计才是“阳春白雪”而工艺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高职高专院校服装教育应与企业、市场并轨衔接,真正的面向市场,走学以致用的办学渠道。 三、师资结构的调整 高职高专院校服装专业的教师不仅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更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他不仅是一名教师,还更是服装产业的实践者、职业人、或开拓者,这是新时期服装教育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把服装行业的名师战略引入高校,形成名师效应,在整个服装教育中,既有教授又有名师,这样就形成了特色而具有鲜活力,特色往往产生于特色的人才之中,同时让我们服装专业的教师努力走向产业、走向市场、走向品牌、融入社会、打造自我、实现自我。将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产业目标和项目带回院校、搬进课堂、融入教学之中,使校园与校外、课本与实际有机的结合。教师利用暑期停岗实践,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努力扩展自己的视野,所以极具特征的教师队伍,名师群体,对我们高职高专服装设计教育体系的进一步修正、完善和更新十分重要。
计算机毕业论文:大学生计算机毕业设计影响思索 本文作者:王宁 王子方 单位:沈阳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影响大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因素 由于全国高校近年来的扩招,教学设备的建设相对迟缓或维持原状,工科学生们毕业设计所需实验研究仪器设备是否具备,所需经费的投入能否充分,实验室场和图书网络资源是否齐全等直接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文档、动画和图纸是毕业设计成果的重要呈现的方式,尽管大学们都已经接受过专业的计算机基础类课程的教育,学生计算机素养也逐年进步,但调查对象对水工应用的基本软件实践来看,对office、CAD、3D等操作水平低,灵活性差,文字排版、图表编排、公式编辑、CAD操作命令混乱、精密运算不准确、三维动画多媒体演示障碍等方面直接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进度和内容结构,不规范的命令操作和不熟练的技能运用严重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由计算机应用技术而影响到毕业设计质量的解决方案 学生要从自身提高对计算机技术对毕业设计质量影响的认识,了解这一实践环节的重要性,特别是专业的计算分析能力培养。建立研究团队,小组成员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不仅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专业领域中灵活运用计算机技术,为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保证毕业设计质量,指导教师必须规范选题范围,指导教师组织主导学生毕业设计全程,对指导教师而言,除了完成本职教学任务和高度的责任感外,更要加强工程科学知识和现代工程设计创新的引导,必要时也可让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部分子课题的研究,对于毕业设计过程全面掌控,要结合学生自身能力科学选题,保证理论切合实际,适应时展,从而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专业高效整合的因素。目前国内各院校四年制本科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开设课程有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水利工程计算机绘图,水利工程制图等课程,基本为每周2~4课时,考虑到学生基础差异和自主学习效果差异,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计算机应用类基础课程与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整合起来,使课程设置体系与时俱进,进而提高毕业设计质量。以一个专业为整体拟定人才培养方案,每种计算机技术在不同项目中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例如:“90年代以来陆续开发的水电站地面厂房CAD系统、重力坝CAD系统、隧洞CAD系统等实例中包含了很广的专业技术知识,如:坐标画线、沿曲线标注、表格生成等,每种计算机技术在每个项目中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因此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为毕业设计各个方向的研究创建人才基础。 高校作为人才储备基地应该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结合课堂理论使学生掌握软件的选用、计算机技术的选择方法、软件的升级、怎样保证科学计算的准确性等,要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个弊端,作为学校和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极尽所能为学生创设实践基地,发挥计算机时代教育优势。目前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还不能完全做到公正和客观,各位指导教师的评价标准也有所不同,建立和完善毕业设计质量评价标准也是一个提高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有效措施。拟定一个质量评价标准如下:选题。选题应当来自水工科学、工程建筑、社会实验、模拟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调研论证。通过查阅书刊文献和网络资料和实体工程项目考察等形式调研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具备分析问题、处理数据、解决问题的能力,顺便考查学生对外语和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毕业设计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性。实施方案、数据、图纸以及对设计数据的分析、论证科学正确、反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和手段新颖独特、理论与实际结合,在某项研究上体现独创的见解、设计成果有实际价值。适当利用计算机辅助软件,不忽视手工计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倡计算机辅助手段和手工计算有效结合,对必要的技术提出手算要求,促进学生对算法切实体会和深入研究。毕业设计文档撰写质量。主要是主题明确、结构完整、精准的数据表述安全有效、原理引用得当、论据充分、推理缜密、逻辑性强、行文流畅、设计成果和结论科学合理,参考文献资料翔实,格式规范等。毕业设计成果应该包括设计计算书、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以及实践日记等,严格要求毕业答辩环节。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均应参加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答辩,答辩组老师要严格把关,考查学生对目标实现和专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的见解,客观公正打分。此外,评价标准可参考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结合实践的一体化评价等,注重评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等。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努力可以探索出一系列有效解决计算机应用技术而影响毕业设计质量的方案来,使学生加深对毕业设计中计算机技术应用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期待高校建立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案,强化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使大学生毕业设计质量有效提高。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计算机普及教育 一、当前计算机普及的形势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已掀起波澜壮阔的第三次全国计算机普及高潮。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高潮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计算机普及的历程。 我国计算机普及教育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以前,就全国范围来说,基本上谈不上计算机普及教育,只有少数科研部门进行计算机的应用开发,在大学的非计算机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计算机课程。使用计算机,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 80年代出现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 80年代初在我国掀起了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1981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普及委员会和中央电大联合举办计算机知识普及讲座,由我向全国讲授BASIC语言,当年收看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年起年年重播,收看人数超过300万人。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里掀起这样规模壮阔的群众性的普及计算机知识的活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在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中,普及的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种人;(1)大学中非计算机专业的师生;(2)部分在职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3)大城市中的部分中学生。普及的内容偏重于计算机知识,尤其是计算机高级语言。通过十年的努力,己经在大学的所有专业普遍开设了计算机课程,结束了大学毕业生仍然属于“计算机盲”的历史。大家取得如下共识:计算机知识是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当时的条件,普及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高级语言。 90年代出现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 从90年代初,在我国掀起了全国性的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如果说第一次高潮的普及对象主要是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那末第二次高潮的对象已扩展到广大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一般知识分子,包括所有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中的人员。涉及的对象范围比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广泛得多。这次普及带有职业和岗位的特点,应用计算机的能力成为人们求职的重要条件,各地各部门都制定了对工作人员在晋升职务、职称和工作考核中在计算机方面的要求,并要求通过相应的计算机等级考试。普及的内容主要是文字处理以及常用的一些应用软件。 经过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我们在计算机应用领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这十年在计算机普及方面的成果应当有足够估计。 新世纪初出现新的计算机普及高潮 刚刚进入21世纪,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己开始出现了一次新的计算机普及高潮。这次高潮的普及的对象是一切有文化的人。 下面举几件重大的事情∶ (1)根据教育部的规划,在21世纪的前10年,将分三步在全国中小学中普及信息技术课程,即∶2001年前全国所有高中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2005年前全国所有初中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2010年前全国所有小学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应当说,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以后凡是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有初步的计算机知识和初步使用计算机的能力。 (2)全国总工会决定在全国职工中普及计算机应用。争取在3年内在全国2.4亿职工中,至少有50%掌握计算机知识,提高职工自主择业和岗位竞争能力。 (3)全国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新世纪中,大学的计算机教育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4)全国所有领域将全面普及计算机的应用,所有公务人员和在职干部都要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掌握计算机的应用。 在这次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的切入点将是网络应用。 三次普及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学习计算机的人数成指数增长。如果在第一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数以百万计的话,那末,在第二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以千万计,在第三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数以亿计。 这样规模的群众性学习计算机活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当前开展工作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 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我们应当怎么办?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搞好规划。制订出既先进又可行的向各部分人普及计算机的规划。 落实措施。必须有落实的措施和政策,否则规划就会落空。 建立队伍。要建立一支数量巨大的、强有力计算机普及队伍。 改变观念。要改变不利于计算机普及的某些传统观念。 二、计算机普及教育中的误区 这个问题讲的就是改变观念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是∶怎样使亿万群众更容易更有效地进入计算机应用的大门。现在一方面形势要求我们向亿万群众普及计算机知识和应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人不敢学计算机,正在学计算机的初学者感到计算机难学。这就形成一个尖锐的矛盾,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在计算机普及教育中存在误区 有的同志要求计算机的初学者学习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学习不同数制间的转换,学习原码、反码和补码,要他们背诵几十条DOS命令,还要记住哪些是外部命令,哪些是内部命令。许多种考试都有数制转换的考题,例如1378.9876的二进制形式是什么?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源于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原理》课。 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计算机普及工作了,许多计算机专家也投入了这项工作,发表了许多意见,这无疑是好事。但是光重视还不够,还应该解决观念的问题。我认为有些同志愿望是好的,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混淆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机专业的区别、学校和社会的区别、计算机专业人员与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区别。把计算机专业学习的要求和内容搬到非计算机专业,把学校的模式搬到社会,要求计算机应用人员也像计算机专业人员一样系统学习许多理论课程。这些就造成一个误区。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计算机的普及。 应当看到∶在从事计算机工作的队伍中有两部分人∶(1)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专门人才,占整个队伍的比例不足10%,他们是理论研究、科研、专业教学、系统开发的骨干力量,是专业登山队。(2)从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占整个队伍的90%以上,他们遍及各个领域,是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应用的主力军。大部分应用软件都是由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应用人才编写的。对这部分人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显然,这两部分人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学习特点是不一样的。 计算机教育的三个层次 就整个社会来说,计算机教育可分为三个层次: (1)计算机入门教育。对象为原来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人群。应当通过本层次的教育使他们初步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这实际上是计算机的启蒙教育,即“扫盲”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 (2)计算机技术教育。对象是那些用计算机作为工具处理各种任务的人们。例如工程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工程计算和工程制图,教师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管理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管理,……。显然,他们需要具有比第一层次更多更实用的知识。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以应用为目的,以应用为出发点。 (3)计算机专业教育。对象是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以及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专业人员。他们需要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最先进的开发技术。 通常把前两个层次(计算机入门教育和计算机技术教育)统称为计算机普及教育,以区别于计算机专业教育。它的对象是广大非计算机专业的人群,他们占全体人员的95%以上。 显然,对不同层次的教育,无论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所用教材都各不相同,绝对不应混为一谈,否则将事倍功半。 应该从应用入手 有人认为学计算机应当从学习原理入手,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他很想学计算机知识,心想应从原理学起,就到书店买了一本《计算机原理》,结果愈学愈糊涂。我对他说∶你的路子错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计算机不应从原理入手,而应从应用入手。 有的人认为∶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不懂得二进制怎么生存?而且学了二进制和数制转换也没有什么坏处。我想,没有坏处的事多了,难道都要学吗?问题在于怎样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使初学者容易入门。应该看到∶制造计算机的人和使用计算机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例如不能要求飞行员和设计飞机的人具有相同的知识结构,同样不能要求开汽车的人先学习汽车的工作原理和构造。现在已经有了数字电视和数字相机,是不是也要求看电视的人和用数字相机的人先学进制原理呢?当然大学生学一点二进制知识是必要的,但对广大公务员和老百姓就显然是不必要的。 要多为初学者着想 不应当把计算机专家或大学老师自己的学习经历照搬到广大业余初学者身上。不能说自己学过什么就要求别人也要学什么,自己怎么学的也要求别人怎么学。我们要为初学者考虑,替他们找出一套事半功倍的有效学习方法,使他们能轻松自如、兴趣盎然地进入计算机应用的大门。不要难倒他们,更不要吓跑他们。 有时在讨论问题时,有些计算机专家和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与搞计算机普及的老师看法往往不同,甚至谈不到一块去。有些计算机专家和计算机专业的老师比较多地强调水平、理论、系统知识,而从事计算机普及的老师则更多地强调对象的基础、学习的规律、普及的特点。应该通过实践,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没有普及就谈不上提高,老百姓首先要的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我们搞计算机普及的人不要怕别人指责我们“水平低”,只要符合广大群众需要,我们就应当坚持,做出无私奉献。 在为初学者设计学习内容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围绕应用组织教学,坚决舍弃现在用不到、将来也用不到的内容。要提倡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方法上,要按照初学者的认识规律进行教学。在学校中讲授理论课程时,传统的三部曲是∶(1)提出概念;(2)解释概念;(3)举例说明。我们在对计算机初学者介绍计算机应用知识时,采取了新的三部曲∶(1)提出问题;(2)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3)归纳出必要的规律和概念。 一般理论课程采用的方法是∶先理论,后实际;先抽象,后具体;先一般,后个别。我认为对计算机应用课程应当采用的方法是∶从实际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零碎到系统。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是符合广大计算机初学者的特点的。 在教材编写上必须首先让读者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别的都谈不上。现在市场上不少书是低水平重复,有的是直接从“帮助”搬过来的,按功能和菜单介绍软件的使用。这犹如靠字典学英语一样,好象很全面,但是看完全书以后还是不会用。我在20多年前学计算机时,曾经找过不少计算机的书看,结果发现许多书像“天书”一样,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我当时就想∶我以后要写一些让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计算机的书,要把计算机从少数计算机专家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群众手中的工具。 有一位同志说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只有明白不明白的人为什么不明白的人才是明白人。我觉得很好,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学问,要经过长期的修炼才能真正做到。 今年初,《计算机世界》报组织的“世纪评选”评出了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IT人物”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排在笫2位)。说我的功绩是把千百万群众带入计算机的大门。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但是这件事对我很有震动和启发,广大群众对于看似平凡、默默无闻的从事计算机普及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群众需要我们,我们离不开群众。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计算机的普及工作,希望所有从事计算机普及的人能认清自己工作的意义,深入研究计算机普及的规律,把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三、关于计算机证书考试 近年来,各种社会考试风起云涌,尤其是计算机的考试更令人注目。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出现社会考试的热潮不是偶然的,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学历在整体上反映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而证书则在一个侧面反映持证者的能力。例如同一个班的两个毕业生,都有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但是一个英语通过了6级,计算机通过4级,而另一个英语通过4级,计算机通过了2级。显然前者在谋职中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谘询会上,不少毕业生手中拿着四、五个证(毕业证、学位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书、还有公务员考试证书、驾驶证等),以证明他的能力。只要有人才存在,证书考试就不会消亡,相反会更加成熟、更加规范。 目前计算机证书考试的种类有∶ (1)信息产业部主办的软件水平考试; (2)教育部主办的∶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NIT) 全国少儿计算机考试(少儿NIT) (3)劳动部主办的高新技术技能测试 (4)各地方、各部门举办的考试,如职称计算机考试、大学生计算机统一测试等。 以上几种考试对象各不相同,程度也有区别。 有人问∶计算机证书考试有没有含金量?通过以后有什么好处?我的看法是∶证书考试是一种社会考试,目的是提供一个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标准,供用人单位参考。但是通过了考试,不会自动增加工资或晋升职称或职务。含金量是有的,但不是由考试机关赋给的,而是由于考试得到社会认可,被有关单位赋予了含金量。例如北京市规定40岁以下的干部晋升科级以上职务必须通过等级考试一级B的考试,有些科技部门要求所有技术人员都要达到二级标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所有业务人员都要有通过NIT的模块测试,有些省市规定凡持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或NIT证书的,可以免考自学考试的一门计算机课程等等。这些都为计算机证书考试创造了很有利的环境,使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有人问∶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与NIT有什么区别?我认为∶等级考试是通用性的考试,它大致反映一个人计算机知识的水平。如同跳高的标竿,不论你的职业和岗位,你跳过一级的竿,表示你已有初级的计算机知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自94年开考以来,发展很快,至今已有40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NIT是应用技能型的考试,侧重培训过程,采取模块化的方式,与职业、岗位紧密结合。例如你想当秘书,可以学计算机基础、文字处理、Internet等模块,你想当广告设计人员,可以学计算机基础、图形图象制作等模块,拿这几个证书去求职,有针对性。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与NIT都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是不同类型的考试,两者是互为补充的。不同的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考哪一种。 前一时期,社会上对计算机证书考试有不少议论,有褒有贬。我认为∶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具体说,它的好处有∶ (1)提供客观公正的社会标准,供用人单位参考。 (2)为应试者提供证书,有利于证明个人能力。 (3)不少单位借鉴证书考试的大纲和内容,作为教学和培训的内容,推动了社会的计算机的普及。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以下一些问题∶ (1)考试内容和大纲往往跟不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大城市的职称考试,今年还在考Windows3.1,机关、学校、企业都已用了Win95/98,为了考试,还要倒过去学Windows3.1。 (2)用标准题难以测量出计算机应用的实际水平。 (3)有些学校和单位规定全体人员必须参加某一种考试,按这种考试的内容来组织教学或培训。这种统一的要求可能难以照顾到各单位的特点。例如农学院本来可以结合农业领域的实际需要和例子进行教学,而为了参加统一考试,只能按统一的内容进行教学,最后再举农业领域应用的例子,显然绕了一个弯,降低了效率。 四、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作用 大家都在学习计算机知识,也都多少知道为什么学习计算机知识,但是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宣传上有时讲得不是太全面,我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供大家作宣传时参考。 学习计算机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无论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1)计算机是一种现代通用智能工具。在21世纪,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计算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办事员,都不能离开计算机,因此,计算机知识和应用能力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计算机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文化。工具是可选的,譬如我要敲钉子,就去买一个锤子,如果不需要敲钉子,就不必买锤子。而文化却是每个人所必备的。举个例子,在中学,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几何、三角和代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以后每天都要去计算多边形的面积、解联立方程式或证明两个三角形相似,但是这些课程却是他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知识的基础。 当前计算机知识的作用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以后可能连报纸都看不懂。譬如去年报纸刊登了一消息说,在因特网上的域名中,中国许多著名企业的名字都被外国人恶意抢注了。我国许多企业的老总看不懂这条消息,他们说∶“我们已登记了商标,又申请了专利,现在怎么还冒出个“域名”来?到哪里去‘挂号’啊?”这就反映了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中缺少了计算机的内容。 因此,虽然对不同的人来说计算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有的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有的人则是间接的;对有的人的作用是有形的,有的人则是无形的;对有的人是当前起作用的,有的人则是以后起作用的。但是对每一个干部、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计算机知识是绝不可缺或的。计算机知识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3)人们在学习计算机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具体的科学知识,还学习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世界上的知识浩如瀚海,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天下成为万能科学家。比学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需要时能发展自己的知识,并且能用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事物。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应用十分灵活多样,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掌握规律,举一反三,发展知识,因而普及计算机知识是当前科学普及的一个重点。 (4)有利于全面素质的培养。中央多次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计算机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素质。表现为以下6个方面∶ ①启发学生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向往; ②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 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④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⑤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⑥锻炼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 事实证明,计算机学得好的人一般不会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头脑灵活,思想活跃,有创造性,能动手,会学习。因此,在学校中开展计算机教育能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进行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新世纪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为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和集成电路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国家实行“集成电路税收优惠、软件企业上市优先”的政策,国务院已于1999年7月印发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打破几十年来,国内“硬件不做CPU,软件不做操作系统”的现象,中国国家高技术智能计算机系统专家组日前以国家的行为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攻关,这为新世纪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大发展吹响了世纪的号角。 中国科技大学的金西老师,获邀参加了中国国家高技术智能计算机系统(863-306)专家组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自由软件发展战略研讨会,并作了演讲。现在我们将其在会议演讲文稿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发展动态综述出来,答谢读者多年来对我刊的支持与厚爱,同时衷心祝贺我国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在新世纪蒸蒸日上。 1国家鼓励的主要产业政策 国家鼓励的有关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主要产业政策如下: 第十条支持开发重大共性软件和基础软件。国家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软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开发平台、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大型应用软件等基础软件和共性软件。属于国家支持的上述软件研究开发项目,应以企业为主,产学研相结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定项目承担者。 第十一条支持国内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外国企业联合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 第四十二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按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一)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 (二)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μm的。 2软件产业 2.1我国软件业现状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将渗透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软件将会成为突出体现一个国家经济优势的产业。我国软件业在1990年软件的销售额仅为2.2亿元人民币,1999年中国软件市场总销售额增加到176元亿人民币,增长79倍,每年的发展速度都在20%以上;2000年中国软件市场的销售额约225亿元人民币左右,较1999年增长27.8%。软件产业做为支柱产业的形象越来越明显。 2.2我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的差距 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和国外软件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独立自主开发的软件所占比例还很小。早在1998年的统计资料就表明软件产品市场销售额为138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世界软件市场份额的1%;软件产品出口约为6500万美元,而同期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已达到26.5亿美元,约是我国的40倍。2000年印度软件产业销售额达57亿美元左右,出口达39亿美元,这比我国2000年销售总额要多40%左右。 2.3我国政府对软件产业的态度 软件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各国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发达国家,软件业已超过钢铁、汽车和石油等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在中国信息产业中,软件市场尚不及硬件的20%,软件产业发展的滞后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有志之士的高度重视。 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谈到,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国际信息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战略调整。由以硬件为主导向以软件为主导过渡,软件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软件产业方面,正在发生着由销售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以Linus为代表的共享软件的出现,促使软件由垄断封闭型开发,向社会开放型的开发方向演化,这代表已在网络上合作进行研发的新趋势。这种趋势迫切要求不甘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形成自己的软件开发实力,壮大自己的软件产业,在未来经济和产业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软件园在国家整个软件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牵引作用和示范作用都已得到体现,软件园的建设发展,已成为当地开拓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向,集中发展是实现软件产业能够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 软件产业是以智力和人力为主要经营资源,以知识和信息为经营载体,以创新为主要经营特色的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指出,软件产业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1)软件产业以人才为本,高素质、高水平、稳定的软件技术人才队伍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2)软件产业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必须在技术、产品、市场和管理的不断创新中取得发展。 曲副部长还指出:我国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为软件产业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 (1)尽快制定配套的软件产业政策,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 (2)通过设立软件专项基金等措施启动市场,推动软件产业发展。 (3)重视对软件的产业化、软件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培养。 (4)强化行业管理、严格质量控制。要在系统集成商与软件开发商中大力推广ISO9000和CMM认证及软件企业的资质认证,以及对系统集成工程要实行工程监理制度。 (5)开展国际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3CMM模型 3.1CMM的由来 软件是知识产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软件系统的复杂程度也是超乎想象,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过程。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CMN/SE)受美国国防部的委托,开发了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为软件工程过程管理和实施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CMM主要用于评估和改进软件企业中的以软件能力为标志的软件活动。它能帮助软件企业改进和优化管理,在提高软件开发水平和效率的同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实现软件生产工程化。根据软件生产的历史和现状,CMM框架用5个不断进货的层次来表达软件组织活动的行为特征及相应问题,其中初始层是混沌的过程;可重复层是经过训练的软件过程;定义层是标准一致的软件过程;管理层是可预测的软件过程;优化层是能持续改善的软件过程。在CMM框架的不同层次中,需要解决具有相应层次特征的软件过程问题。因此,一个软件组织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处于哪一个层次,然后才能针对该层次的行为特征解决相关问题。任何软件组织致力于软件过程改善时,只能是循序渐近地向相邻的上一层进化;而且向更成熟层次进化时,原有层次中那些已具备的能力还应该保持和发扬。 3.2CMM的国际地位 CMM已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可,并对计算机软件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可以通过对软件组织软件能力的评价、软件过程的评估及改进,提高开发软件产品的能力和质量,是我国软件企业走向世界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软件业和印度相比出口额差别很大,其中原因很多,就企业自身管理而言,我们比印度差得更多。从行业本身角度来看,印度软件行业导入CMM模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已有72家企业通过了CMM4级和5级评估,其中印度就有24家,通过CMM模式的管理,印度大幅度提高了其软件开发能力及软件产品的质量,保证了向美国和欧洲软件出口的高速增长。与此相比,我国软件企业2000年前只有北京鼎新公司通过CMM2级认证。 我国的软件开发整体水平是印度十年前的水平,软件生产方式普遍是手工作坊的软件生产过程,处于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的混沌状态。外部环境的改善、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资金问题的改善,给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但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在我们抱怨资金缺乏、不堪税赋、人才流失等问题时,应该好好的反思软件企业的自身问题,用CMM作为一面镜子去发现、查找、评估企业在软件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我们缺乏的是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也就是突破CMM2级的问题。实施CMM是软件企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素质,摆脱困境的必经之路,是软件业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3.3中国的CMM认证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2000年中国自由软件发展及应用战略研讨会上,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的经理在演讲中公布,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基于“软件能力成熟模型”(CMM)开展其业务的软件开发机构。CMM由五级组成,第一级为最低,第五级代表最高水平。目前,大部分软件组织通过的认证属于一级或二级。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已于2000年9月通过了顶级(五级)评估,成为中国首家达到顶级的软件企业,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印度之后第三个拥有顶级企业的国家。那位经理特别强调整个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完全是由中国人组成,中国人也能做到CMM顶级。 会上,有不少软件开发商质询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说,CMM2级认证过程需百万美金以上费用,有没有这个必要吗?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用一组数据展示其在向争取高级别认证过程中的大幅提高效率作了肯定的答复,也就说明了,随着项目复杂度的日益增加,“软件能力成熟模型”已经成为及时和高品质软件产品的保障,是企业竞争力提高的象征。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不仅在公司内部使用“能力成熟模型”,而且积极倡导并推广该模型的应用,同时为国内外其他软件组织提供软件工程方面的咨询服务。 CMM的思想、原理、工具、方法无疑对我国软件产业的加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必将对我国软件产业的评估、认证、引导以及软件企业内部的优化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4集成电路产业 4.1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已推进到深亚微米领域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进入深亚微米领域的发展趋势主要有: 1.加工微细化 微细化的关键是光刻。据研究,光学光刻的极限是0.12μm。通过开发短波长光源、大数值孔径镜头、变形照明、移相掩膜以及先进的抗蚀剂工艺技术等已将光学光刻推进到实用线宽0.25μm,可满足256MDRAM制造的需要。日立公司已用这些技术实现了0.13μm的线宽。 2.硅片大直径化 芯片尺寸随着集成度提高而增大,使圆片能分割的芯片数减少,导致成本增大。世界各大IC厂商集团经讨论决定将新世纪第一个主流硅片直径定为12英寸。 3.加工环境、设备及材料超净化 随着加工微细化、超净要求越来越高,如线宽为0.25μm时,要求硅片缺陷尺寸小于0.05μm,工艺气体>0.02μm的杂质每立方英尺少于1个,对生产环境、设备以及各种气体、化学品、原材料等的尘粒及杂质都有严格的限制。 4.生产线自动化、柔性化 加工的复杂性、精度和净化的要求不断提高,生产线自动化。 4.2新材料、新器件研究 除了Si和GaAs、InP等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器件之外,近年来SiGe、SiC和金刚石材料及器件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SiGeIC在高速、高频、低噪声、低电压工作等许多方面其特性比GaAsIC更优越,而且成本低、对环境污染小。特别是与Si工艺兼容,可沿用成熟的Si工艺技术和设备。目前SiGeIC技术已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商品生产。IBM已建立了SiGeIC制造线,1994年中已可商品生产。IBM已采用0.25μmBiCMOSSiGe工艺和HBT工艺进行IC设计。据报道SiGe器件能在高达125GHz的频率下工作。而且还可用于制作太阳能电池及其它光电子器件。AnalogDevices公司已可提供1GHz12位D/A转换器,据说其功耗仅为GaAsIC的1/4。SiGe技术将扩大市场,并经济地满足日益增长的高性能应用的要求。 SiC的材料性质使它适于制作高频、高功率、耐高温、抗辐射的器件,并可制作发光器件。近年来在材料和器件研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已对SiC的MOSFET、MESFET、JFET(结型)以及双极晶体管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还在进行实用化研究,在SiC衬底及外延层质量、肖特基接触、低阻欧姆接触、刻蚀技术及SiC/SiO2界面等器件制造工艺方面都还需做大量实用化工作。 作为Si器件后的新型晶体管的研究也在广泛地进行,如量子器件、超导晶体管、神经网络器件、单电子器件、塑料晶体管及柔韧型晶体管等等。 4.3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与投片 国内通过引进、吸收,已经有了可以投产0.35μm甚至0.25μm线宽的集成电路工艺线,正在建设中还有更小线宽的工艺线。集成电路设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已具有几百万门级集成电路的前端设计能力。相信通过类似像CPU一类大型集成电路设计、投片试制,将对我国微电子事业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5信息家电的发展与动态 目前,最有量产效益和时代特征的信息产品应是与Internet上有关的信息家电(InformationAppliance),如Web可视电话、Web游戏机、WebPDA、WAP手机、STB(机顶盒)、DVD播放机、电子阅读机等。 5.1信息家电的定义 在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下,加上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能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嵌入式软件的应用,一些产品的形态变得更加轻薄短小、简单易用且价格低廉,我们称这些产品为信息家电(InformationAppliance,IA)。一般可认为,那些低单价、操作简单、可通过因特网发送或获取信息,将逐步分割或替代PC的某些功能,并能与其它信息产品交换资料或讯息的产品可统称为IA。 5.2信息家电的分类 IA产品按类型可大致分为: (1)网络电视(NetTV)。(2)网上游戏机(Internetgamingdevice)。(3)智能掌上型设备(Internetsmarthandhelddevice)。(4)网络电话(InternetscreenPhone)。(5)ConsumerNCclient等。 因此,综合市场上对于IA产品的认知条件与需求要素来看,IA产品具下列4点特性: (1)处理器发展趋向低成本、高整合性与低耗能。 (2)整合数字与模拟处理的技术。 (3)较PC更强调通讯能力。 (4)利用软件增加产品的差异性(高附加价值的关键)。 5.3我国IA产品的应用情况 据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市场信息中心(CCID—MIC)分析和预测,到2003年我国有4723万人需要不通过计算机而实现联网,嵌入式操作系统作为信息家电的核心,仅机顶盒一种产品的市场容量就达2000万台,市场估值达到40亿元。其它家电如VCD、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如果都实现信息化,嵌入式操作系统每年将带来上百亿元的收入。 CNNIC最新统计我国上网人数1680万,每半年可增长100%,2000年底将达到3000万,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目前,机顶盒(Set-TopBox)是最接近家电的IA产品,从增加电视遥控选台功能,到配备MPEG解压缩功能、数字加密功能,未来可能整合在数码电视中,很可能成为家庭信息、娱乐中枢。 目前,国内有很多IA的开发厂商正加大投入、开发和研制新产品,特别是一些外资大公司积极和国内电器方面的大公司合作推出很具竟争力的IA产品。 5.4嵌入式Linux在IA上的应用开发前景 (1)与硬件芯片的紧密结合 新世纪的智能设备已经逐渐地模糊了硬件与软件的界限,SOC系统(SystemOnChip)的发展就是这种软硬件无缝结合趋势的明证。随着处理器片内微码的发展,在将来可能出现在处理器片内嵌进操作系统的代码模块。 嵌入式Linux的一大特点是:与硬件芯片(如SOC等)的紧密结合。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Linux系统,而比一般操作系统更加接近于硬件。嵌入式Linux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具备了嵌入式RTOS的一切特征:实时性、与嵌入式处理器的紧密结合。 (2)开放的源代码 嵌入式Linux的另一大特点是:代码的开放性。代码的开放性是与后PC时代的智能设备的多样性是相适应的。代码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源代码可获得上,Linux代码开发就像是“集市式”开发,任意选择并按自己的意愿整合出新的产品。 对于嵌入式Linux,事实上是把BIOS层的功能实现在Linux的driver层。目前,在Linux领域,已经出现了专门为Linux操作系统定制的自由软件的BIOS代码,并在多款主板上实现此类的BIOS层功能。 嵌入式Linux技术的普及发展,为国内单片机工程师在软件功能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为软件引入了TCP/IP网络特性,引入了软件操作系统的健壮性,这都极大增加了系统的功能和极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3)嵌入式Linux与硬件芯片的紧密结合 对于许多信息家电的应用来说,嵌入的性能指标是最难满足的,只有靠提高芯片的集成度与装配密度来解决。 嵌入式Linux与标准Linux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嵌入式Linux与硬件芯片的紧密结合。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难点,也是嵌入式Linux技术的关键之处。嵌入式Linux和商用专用RTOS一样,需要编写BSP(BoardSupportPackage),这相当于编写PC机的BIOS。这不仅仅是嵌入式Linux的难点,也是使用商用专用RTOS开发的难点。硬件芯片(SOC芯片或者是嵌入式处理器)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代码开放的嵌入式Linux的成功。信息家电的发展,必然导致软硬件无缝结合趋势,逐渐地模糊了硬件与软件的界限,在将来可能出现SOC片内的操作系统代码模块。 随着处理器片内微码的发展,在将来应出现在处理器片内嵌进操作系统的代码模块,很显然模块将具有安全性好、健壮性强、代码执行效率高等特点。着眼于未来的信息家电等智能设备的发展,我们基于对嵌入式Linux技术的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对嵌入式处理器以及SOC系统的深刻理解和研究,发挥对EDA技术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模拟数字混合集成电路芯片的深入研究,正在对SOC片内进行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代码的植入研究。此类的研究有可能减轻系统开发者对BSP开发的难度要求,并使得嵌入式Linux能够成为普及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而大大提高嵌入式Linux的易用性,大大提高其开发出的高智能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同时也大大提高智能设备的计算能力、处理能力。 (4)解决好软件开发问题 目前,中国众多的家电厂商以制造业为主,当投身IA领域之际,首先面临了不擅长的软件开发工作,找到容量小、稳定性高且易于开发的操作系统对于大家至关重要,嵌入式Linux核心则扮演了一个很好的桥梁的角色,这是一个跨平台的操作系统,到目前为止,它可以支持二三十种CPU,众多家电业的芯片都开始做嵌入式Linux的平台移植工作,在网络方面一般要支持TCP/IP和标准的以太网协议,支持标准的X-Window和中文输入。建议开发商选择一个成熟的方案提供商,从而达到降低开发平台门槛的目的。众多的开发商在成熟的开发平台上可以较为容易加入用户的应用程序,形成个性化、系列化的应用产品。 (5)自身开发实力的评估 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有没有技术积累优势?有没有将待开发IA产品有关领域的整合能力?产品有没有可重用性、模块化?有没有成系列化的可能?有没有市场和售后服务保证?最终用户群的拓展范围有多大? 解决好这些问题后,关键就是开发人才梯队的建设,资金融入等运营管理问题。 6结束语 在21世纪,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大发展时期中,加入WTO后的中国将迎来新机遇、新挑战,也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我们认为软件产业应以CMM模型来规范我们的软件企业、软件圆区建设,将国家的“集成电路税收优惠、软件企业上市优先”的政策落到实处。集成电路从业人员要努力提高设计能力,找准市场需求,融入世界上最新有关集成电路的创新成果,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信息家电这样的热点,应紧紧把握用户的消费需求,迅速融入和整合最新科技成果,努力达到以具有高附加值的IC芯片和版本免费的嵌入式Linux方式来开发,并成为面向计算机、通讯与消费性信息家电领域的解决方案。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厂商能够在信息家电的核心芯片设计以及软件开发中拥有自主产权和广泛的应用。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定性仿真理论及应用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定性仿真的产生背景及理论发展状况,然后说明了定性仿真在各领域的应用情况,最后对定性仿真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定性仿真,定性模型 1定性仿真的产生与理论现状 定性仿真(QualitativeSimulation)是以非数字手段处理信息输入、建模、行为分析和结果输出等仿真环节,通过定性模型推导系统的定性行为描述。定性仿真是系统仿真的一个分支,是系统仿真与人工智能理论交叉产生的新领域。相对于传统的数字仿真,定性仿真有其独到之处:这种仿真能处理多种形式的信息,有推理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初步模仿人类思维方式,人机界面更符合人的思维习惯,所得结果更容易理解。 定性仿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起步较早。70年代后期,美国XEROX实验室的JohndeKleer和SeelyBrown在设计一个电路教学系统时发现,以常规的数学模型和仿真方法难以使学生很快明白电路的工作过程,而在实际教学中,老师并不是先给出数学公式,而是先讲解电路的工作原理,采用定性的描述方法,那么是否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这一方法呢?同样在许多的实际工作中,人们更多的是依靠这种对系统原理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基础就是定性知识。很多专家学者开始探索如何在数字仿真中引入定性知识。 1983年,JohndeKleer和SeelyBrown发表了有关定性仿真的第一篇论文AQualitativePhysicsBasedOnConfluence?[1],产生了巨大反响,揭开了定性仿真研究热潮的序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ennethD.Forbus则对定性仿真理论作了全面的总结[2];1986年美国德州大学的BenjaminKuipers在QualitativeSimulation”一文中提出了动态仿真算法QSIM[3],使定性仿真接近于实用。1984年人工智能杂志第一次出版了关于定性问题的专集。此后定性问题的研究成为人工智能和系统建模与仿真领域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91年,人工智能杂志又出版了有关定性推理的第二本专集,标志着该领域理论研究逐渐成熟并且向应用领域扩展。9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可谓方兴未艾,在IEEE的相关杂志上和撊斯ぶ悄軘等国际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定性仿真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从事定性理论研究的仅限于少数院校的少数研究者。 定性仿真产生之后,在理论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各自的建模和仿真理论。目前,基本可分为三个理论派别,即模糊仿真方法、基于归纳学习的方法和朴素物理学方法。 模糊数学方法可以解决模型信息与测量数据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定性理论中一般用来作为一种描述手段。最初,系统的定性值是采用区间模糊数的行为来描述的,英国的QiangShen进一步将其发展到用凸模糊数来描述定性值[4],在数据表示上前进了一大步。此后,又有人在其基础上引入了概率论,来度量生成的多个行为的可信度。当前的模糊定性理论,在模糊数表示方面都存在一大弱点,那就是系统真实值与模糊量空间的映射问题,即如何确定描述系统的模糊量。 归纳推理法是定性仿真的一个新方向,它起源于通用系统理论,主要利用其中的通用系统问题求解(GeneralSystemProblemSolve)技术。输入尽可能多的行为,通过归纳学习的方式,构造系统的定性模型,进行仿真研究。归纳推理法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它完全不需要对象系统的结构信息,不需要预先提供任何模型。但是,这种方法需要采集大量的数据并处理和维护;而且,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不能保证归纳的完备性。 朴素物理方法在理论和应用上发展得最为成熟,它兴起于一些人工智能专家对朴素物理系统的定性推理研究。根据建立系统定性模型的方法,又可分为很多派别,比较有影响的有:SeelyBrown和JohndeKleer提出的基于摿鲾的概念的理论,K.D.Forbus的定性过程理论,B.J.Kuipers基于约束的用定性微分方程描述的定性仿真理论等。 2定性仿真的应用 现在,定性仿真技术与物理、化工、生态、生物、社会等学科相互渗透、结合,在系统监测、故障诊断、系统行为分析、解释以及预测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外文献报导较多而且应用取得成效比较明显的应用领域主要有:工程和工业过程;电子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医药和医疗诊断;社会经济领域。下面有选择地按照应用领域介绍其中比较典型的项目。 2.1工程和工业过程 这里工程指传统的工程领域及一些工程设备,如蒸馏塔、高压锅炉、汽轮机等人造设备;工业过程指一些连续系统,如机械制造、发酵、化工过程和电站等。这方面的应用项目比较多见。 ARTIST是欧洲的ESPRIT计划中的一个项目[5],项目领导者是苏格兰的Heriot-Watt大学的Leitch.R,完成于1993年7月。此项目建立了定性动态模型,应用于过程监测与故障诊断。Leitch等人建立了一个基于定性微分方程(QDE)和模糊量空间的定性仿真器:Fusim,现已应用在输配电网络和化工厂蒸馏塔的过程监控、分析、诊断上。 ESPRIT计划中另一应用定性推理的重要项目是:TIGER工程-汽轮机的监测、诊断系统[6]。现已应用在Exxon化工厂的大型工业汽轮机以及Dassault航空中心的宇宙飞船辅助动力单元。系统应用定性仿真来预测汽轮机启动及负载改变时的可能行为。 2.2电子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 定性仿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领域便是电子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定性推理的先驱人物deKleer早在1976年便开发了使用定性知识研究电子线路的系统LOCAL,即根据电路部件已测知的正常行为和错误行为,分析实际行为和预测行为的不一致之处,然后指出电路的故障点。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了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理论(model-baseddiagnosistherory)。时至今日,由于定性推理和仿真技术的不断进步,该应用领域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这类项目中,最为典型的是Dague.P等人开发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工具-DEDALE[7]。Dague对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声称:DEDALE系统能诊断出电路故障的75%,另外的25%故障没有构成对电路性能的显著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测出。ElectroniqueSergeDassault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已推出一个名为“DIAGMASTER”的商业化产品。 2.3医药和医疗诊断 人工智能中的专家系统,尤其是医疗专家系统,为人工智能的振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定性仿真在医疗专家系统的应用方面也很活跃。 Bratko.I将定性推理应用在心电图的识别上[8],目的在于根据心电图辨识心律,判断病症。定性模型用来产生心脏工作状况,规则归纳系统用于产生诊断规则库。他给出了心电图诠释系统-KARDIO,澳大利亚的Telectronics公司已将此系统的部分成果应用于他们的心脏病诊治系统IntelligentPacemaker中。 Kuipers和Kassier给出了QSIM理论的定性推理和模型简化方法[9],并给出了在医学专家系统中的具体应用过程。该系统可以对肾脏的水份、盐份平衡过程进行仿真,作为肾炎综合诊治系统的辅助分析工具。 2.4社会经济领域 定性推理由于其处理不完全知识及模糊数据的突出能力,一直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商业流通等领域的研究上占有重要位置。 Daniels.HAM,Feelders.AJ给出了一个商业行为分析定性仿真模型[10]。作为例子,他们对某个公司的销售量、商品价格、资金状况进行建模,分析其商业行为的变化,如为什么广告量的减少会带来销售量的下降,什么原因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是否存在经营危机等。对于银行贷款之前的商业调查,该模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荷兰的AMRO银行正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 美国的Farley.A,Lin.KB使用QSIM算法,研究市场预测的定性仿真模型,即当市场需求、供给、价格等诸因素变动时,预测可能引起的市场变化[11]。 3定性仿真的发展方向 定性仿真目前仍然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很多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尚待完善和突破,因此该领域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对于定性仿真理论,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发展方向: (1)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仿真方法 由于定性模型中包含系统的不完全知识,定性仿真会产生一些虚假和二义的多余行为,当实际系统很复杂时,定性仿真产生相当数量的多余行为,如何有效地减少定性仿真产生的行为数,成为当今定性推理研究的主题。很多研究者纷纷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仿真方法。在定性仿真中加入相当的定量知识,将定量与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大大减少系统的预测行为数,增强定性仿真的生命力。 (2)采用模型分解方法 定性仿真走向应用时,往往涉及到规模较大的系统,即使省略某些细节,模型仍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定性理论中,必须有处理这种复杂性的手段。 模型分解方法将系统模型分为若干部分,称为部件(component),系统的联系紧密的变量将集中在一个部件中,并为部件建立状态,系统的描述将以这种状态为单位,若需要不同部分的变量的事件对应性,可以通过不同部分之间的连接来产生。并且,仿真算法上也作了相应的变动,以局部的部件描述为基础的仿真取代了以全局状态为基础的定性仿真算法。大大提高了模型建立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并降低了仿真的时间和空间运行代价。 (3)采用并行定性仿真方法 当前定性仿真在减少冗余或虚假行为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定性与定量知识的结合,使知识的表示和推理机制复杂化,数据量明显增加;由于信息不完备,系统的搜索空间增大,使得定性仿真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定量仿真的速度更慢;再者随着定性仿真逐渐走向应用,参数数量的增长使问题的规模成指数增长,仿真的速度也明显下降。并行定性仿真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定性仿真的效率,因此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方向。 鉴于定性仿真技术的诸多优点及巨大的实用价值,许多学者纷纷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各国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在研究经费等方面大力扶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性仿真研究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数控技术和装备发展趋势及建议 摘要:简要介绍了当今世界数控技术及装备发展的趋势及我国数控装备技术发展和产业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在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新环境下,发展我国数控技术及装备、提高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性,并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发展我国数控技术及装备的几点看法。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数控技术及装备是发展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和尖端工业(如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产业)的使能技术和最基本的装备。马克思曾经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制造技术和装备就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数控技术又是当今先进制造技术和装备最核心的技术。当今世界各国制造业广泛采用数控技术,以提高制造能力和水平,提高对动态多变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此外世界上各工业发达国家还将数控技术及数控装备列为国家的战略物资,不仅采取重大措施来发展自己的数控技术及其产业,而且在“高精尖”数控关键技术和装备方面对我国实行封锁和限制政策。总之,大力发展以数控技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重要途径 数控技术是用数字信息对机械运动和工作过程进行控制的技术,数控装备是以数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产业和新兴制造业的渗透形成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即所谓的数字化装备,其技术范围覆盖很多领域:(1)机械制造技术;(2)信息处理、加工、传输技术;(3)自动控制技术;(4)伺服驱动技术;(5)传感器技术;(6)软件技术等。1数控技术的发展趋势数控技术的应用不但给传统制造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制造业成为工业化的象征,而且随着数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扩大,他对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行业(IT、汽车、轻工、医疗等)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行业所需装备的数字化已是现展的大趋势。从目前世界上数控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的趋势来看,其主要研究热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4]。1.1高速、高精加工技术及装备的新趋势 效率、质量是先进制造技术的主体。高速、高精加工技术可极大地提高效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缩短生产周期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为此日本先端技术研究会将其列为5大现代制造技术之一,国际生产工程学会(CIRP)将其确定为21世纪的中心研究方向之一。 在轿车工业领域,年产30万辆的生产节拍是40秒/辆,而且多品种加工是轿车装备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在航空和宇航工业领域,其加工的零部件多为薄壁和薄筋,刚度很差,材料为铝或铝合金,只有在高切削速度和切削力很小的情况下,才能对这些筋、壁进行加工。近来采用大型整体铝合金坯料“掏空”的方法来制造机翼、机身等大型零件来替代多个零件通过众多的铆钉、螺钉和其他联结方式拼装,使构件的强度、刚度和可靠性得到提高。这些都对加工装备提出了高速、高精和高柔性的要求。 从EMO2001展会情况来看,高速加工中心进给速度可达80m/min,甚至更高,空运行速度可达100m/min左右。目前世界上许多汽车厂,包括我国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已经采用以高速加工中心组成的生产线部分替代组合机床。美国CINCINNATI公司的HyperMach机床进给速度最大达60m/min,快速为100m/min,加速度达2g,主轴转速已达60000r/min。加工一薄壁飞机零件,只用30min,而同样的零件在一般高速铣床加工需3h,在普通铣床加工需8h;德国DMG公司的双主轴车床的主轴速度及加速度分别达12*!000r/mm和1g。 在加工精度方面,近10年来,普通级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已由10μm提高到5μm,精密级加工中心则从3~5μm,提高到1~1.5μm,并且超精密加工精度已开始进入纳米级(0.01μm)。 在可靠性方面,国外数控装置的MTBF值已达6000h以上,伺服系统的MTBF值达到30000h以上,表现出非常高的可靠性。 为了实现高速、高精加工,与之配套的功能部件如电主轴、直线电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 1.25轴联动加工和复合加工机床快速发展 采用5轴联动对三维曲面零件的加工,可用刀具最佳几何形状进行切削,不仅光洁度高,而且效率也大幅度提高。一般认为,1台5轴联动机床的效率可以等于2台3轴联动机床,特别是使用立方氮化硼等超硬材料铣刀进行高速铣削淬硬钢零件时,5轴联动加工可比3轴联动加工发挥更高的效益。但过去因5轴联动数控系统、主机结构复杂等原因,其价格要比3轴联动数控机床高出数倍,加之编程技术难度较大,制约了5轴联动机床的发展。 当前由于电主轴的出现,使得实现5轴联动加工的复合主轴头结构大为简化,其制造难度和成本大幅度降低,数控系统的价格差距缩小。因此促进了复合主轴头类型5轴联动机床和复合加工机床(含5面加工机床)的发展。 在EMO2001展会上,新日本工机的5面加工机床采用复合主轴头,可实现4个垂直平面的加工和任意角度的加工,使得5面加工和5轴加工可在同一台机床上实现,还可实现倾斜面和倒锥孔的加工。德国DMG公司展出DMUVoution系列加工中心,可在一次装夹下5面加工和5轴联动加工,可由CNC系统控制或CAD/CAM直接或间接控制。1.3智能化、开放式、网络化成为当代数控系统发展的主要趋势 21世纪的数控装备将是具有一定智能化的系统,智能化的内容包括在数控系统中的各个方面:为追求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方面的智能化,如加工过程的自适应控制,工艺参数自动生成;为提高驱动性能及使用连接方便的智能化,如前馈控制、电机参数的自适应运算、自动识别负载自动选定模型、自整定等;简化编程、简化操作方面的智能化,如智能化的自动编程、智能化的人机界面等;还有智能诊断、智能监控方面的内容、方便系统的诊断及维修等。 为解决传统的数控系统封闭性和数控应用软件的产业化生产存在的问题。目前许多国家对开放式数控系统进行研究,如美国的NGC(TheNextGenerationWork-Station/MachineControl)、欧共体的OSACA(OpenSystemArchitectureforControlwithinAutomationSystems)、日本的OSEC(OpenSystemEnvironmentforController),中国的ONC(OpenNumericalControlSystem)等。数控系统开放化已经成为数控系统的未来之路。所谓开放式数控系统就是数控系统的开发可以在统一的运行平台上,面向机床厂家和最终用户,通过改变、增加或剪裁结构对象(数控功能),形成系列化,并可方便地将用户的特殊应用和技术诀窍集成到控制系统中,快速实现不同品种、不同档次的开放式数控系统,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名牌产品。目前开放式数控系统的体系结构规范、通信规范、配置规范、运行平台、数控系统功能库以及数控系统功能软件开发工具等是当前研究的核心。 网络化数控装备是近两年国际著名机床博览会的一个新亮点。数控装备的网络化将极大地满足生产线、制造系统、制造企业对信息集成的需求,也是实现新的制造模式如敏捷制造、虚拟企业、全球制造的基础单元。国内外一些著名数控机床和数控系统制造公司都在近两年推出了相关的新概念和样机,如在EMO2001展中,日本山崎马扎克(Mazak)公司展出的“CyberProductionCenter”(智能生产控制中心,简称CPC);日本大隈(Okuma)机床公司展出“ITplaza”(信息技术广场,简称IT广场);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展出的OpenManufacturingEnvironment(开放制造环境,简称OME)等,反映了数控机床加工向网络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4重视新技术标准、规范的建立1.4.1关于数控系统设计开发规范 如前所述,开放式数控系统有更好的通用性、柔性、适应性、扩展性,美国、欧共体和日本等国纷纷实施战略发展计划,并进行开放式体系结构数控系统规范(OMAC、OSACA、OSEC)的研究和制定,世界3个最大的经济体在短期内进行了几乎相同的科学计划和规范的制定,预示了数控技术的一个新的变革时期的来临。我国在2000年也开始进行中国的ONC数控系统的规范框架的研究和制定1.4.2关于数控标准 数控标准是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数控技术诞生后的50年间的信息交换都是基于ISO6983标准,即采用G,M代码描述如何(how)加工,其本质特征是面向加工过程,显然,他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数控技术高速发展的需要。为此,国际上正在研究和制定一种新的CNC系统标准ISO14649(STEP-NC),其目的是提供一种不依赖于具体系统的中性机制,能够描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统一数据模型,从而实现整个制造过程,乃至各个工业领域产品信息的标准化。 STEP-NC的出现可能是数控技术领域的一次革命,对于数控技术的发展乃至整个制造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STEP-NC提出一种崭新的制造理念,传统的制造理念中,NC加工程序都集中在单个计算机上。而在新标准下,NC程序可以分散在互联网上,这正是数控技术开放式、网络化发展的方向。其次,STEP-NC数控系统还可大大减少加工图纸(约75%)、加工程序编制时间(约35%)和加工时间(约50%)。 目前,欧美国家非常重视STEP-NC的研究,欧洲发起了STEP-NC的IMS计划(1999.1.1~2001.12.31)。参加这项计划的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20个CAD/CAM/CAPP/CNC用户、厂商和学术机构。美国的STEPTools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数据交换软件的开发者,他已经开发了用作数控机床加工信息交换的超级模型(SuperModel),其目标是用统一的规范描述所有加工过程。目前这种新的数据交换格式已经在配备了SIEMENS、FIDIA以及欧洲OSACA-NC数控系统的原型样机上进行了验证。2对我国数控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基本估计我国数控技术起步于1958年,近5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到1979年,即封闭式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和我国的基础条件的限制,数控技术的发展较为缓慢。第二阶段是在国家的“六五”、“七五”期间以及“八五”的前期,即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初步建立起国产化体系阶段。在此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重视,以及研究开发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改善,我国数控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在产品的国产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三阶段是在国家的“八五”的后期和“九五”期间,即实施产业化的研究,进入市场竞争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国产数控装备的产业化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在“九五”末期,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配国产数控系统(普及型)也达到了10%。 纵观我国数控技术近50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经过4个5年计划的攻关,总体来看取得了以下成绩。 a.奠定了数控技术发展的基础,基本掌握了现代数控技术。我国现在已基本掌握了从数控系统、伺服驱动、数控主机、专机及其配套件的基础技术,其中大部分技术已具备进行商品化开发的基础,部分技术已商品化、产业化。 b.初步形成了数控产业基地。在攻关成果和部分技术商品化的基础上,建立了诸如华中数控、航天数控等具有批量生产能力的数控系统生产厂。兰州电机厂、华中数控等一批伺服系统和伺服电机生产厂以及北京第一机床厂、济南第一机床厂等若干数控主机生产厂。这些生产厂基本形成了我国的数控产业基地。 c.建立了一支数控研究、开发、管理人才的基本队伍。 虽然在数控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端数控技术的研究开发,尤其是在产业化方面的技术水平现状与我国的现实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从纵向看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横向比(与国外对比)不仅技术水平有差距,在某些方面发展速度也有差距,即一些高精尖的数控装备的技术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从国际上来看,对我国数控技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估计大致如下。 a.技术水平上,与国外先进水平大约落后10~15年,在高精尖技术方面则更大。 b.产业化水平上,市场占有率低,品种覆盖率小,还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功能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及成套能力较低;外观质量相对差;可靠性不高,商品化程度不足;国产数控系统尚未建立自己的品牌效应,用户信心不足。 c.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对竞争前数控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化能力较弱;数控技术应用领域拓展力度不强;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制定滞后。 分析存在上述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a.认识方面。对国产数控产业进程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市场的不规范、国外的封锁加扼杀、体制等困难估计不足;对我国数控技术应用水平及能力分析不够。 b.体系方面。从技术的角度关注数控产业化问题的时候多,从系统的、产业链的角度综合考虑数控产业化问题的时候少;没有建立完整的高质量的配套体系、完善的培训、服务网络等支撑体系。 c.机制方面。不良机制造成人才流失,又制约了技术及技术路线创新、产品创新,且制约了规划的有效实施,往往规划理想,实施困难。 d.技术方面。企业在技术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的工程化能力不强。机床标准落后,水平较低,数控系统新标准研究不够。 3对我国数控技术和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考3.1战略考虑 我国是制造大国,在世界产业转移中要尽量接受前端而不是后端的转移,即要掌握先进制造核心技术,否则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空芯”。我们以资源、环境、市场为代价,交换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世界新经济格局中的国际“加工中心”和“组装中心”,而非掌握核心技术的制造中心的地位,这样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进程。 我们应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重视数控技术和产业问题,首先从社会安全看,因为制造业是我国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制造业发展不仅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可缓解我国就业的压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其次从国防安全看,西方发达国家把高精尖数控产品都列为国家的战略物质,对我国实现禁运和限制,“东芝事件”和“考克斯报告”就是最好的例证。3.2发展策略 从我国基本国情的角度出发,以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我国制造装备业综合竞争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目标,用系统的方法,选择能够主导21世纪初期我国制造装备业发展升级的关键技术以及支持产业化发展的支撑技术、配套技术作为研究开发的内容,实现制造装备业的跨跃式发展 强调市场需求为导向,即以数控终端产品为主,以整机(如量大面广的数控车床、铣床、高速高精高性能数控机床、典型数字化机械、重点行业关键设备等)带动数控产业的发展。重点解决数控系统和相关功能部件(数字化伺服系统与电机、高速电主轴系统和新型装备的附件等)的可靠性和生产规模问题。没有规模就不会有高可靠性的产品;没有规模就不会有价格低廉而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当然,没有规模中国的数控装备最终难以有出头之日。 在高精尖装备研发方面,要强调产、学、研以及最终用户的紧密结合,以“做得出、用得上、卖得掉”为目标,按国家意志实施攻关,以解决国家之急需。 在竞争前数控技术方面,强调创新,强调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为我国数控产业、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多媒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摘要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多媒体数据和空间数据;其次,在区域分析过程中,怎样实现多媒体播放功能.指出用扩充的关系数据模型作为多媒体数据模型较适宜;多媒体功能的实现则取决于多媒体数据的格式是否为RIFF格式以及对多媒体数据的应用要求.最后展示了多媒体技术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区域分析,数据模型. 现今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崛起和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都大量使用了多媒体技术.如果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简称GIS)软件中,势必大大增强GIS信息的表现能力,扩大GIS的应用领域.那么怎样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GIS软件中呢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来设计:其一是怎样将多媒体数据溶于GIS数据库中,并保证提供GIS软件的双向检索及各种分析功能;其二是在应用过程中,怎样实现多媒体的播放功能.以下就这两个内容及其应用前景谈谈我们的看法. 1多媒体数据的有效管理 通常,应用软件中的多媒体数据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是媒体播放之前,将其数字化到数据库当中,播放时从数据库中取数据;另一种是播放时,边生成边播放.而GIS软件中的数据库又分为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即我们可根据媒体数据的特性或应用软件的要求将多媒体数据分别溶于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中. 1.1GIS数据库中多媒体数据的管理 1.1.1GIS空间数据库中多媒体数据的管理目前,多数GIS应用软件所能描述的空间目标都是静态的,实际上,很多GIS所要表达和研究的空间目标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此,GIS研究者已广泛关注能对时空过程和时空目标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态GIS(temporalGIS).时态GIS的组织核心是时空数据库,即设计一个合理的时空数据模型是建立时态GIS的关键所在.虽然目前还没有较成熟的能支持时态GIS产品的时空数据模型,一但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有所突破,不仅能解决时态GIS的应用问题,还将解决空间数据库中动画数据的管理问题,即可通过使用动画技术来实现在屏幕上动态播放时空过程.如动态显示卫星云图的变化情况、地壳变动情况、森林沙化和城市化情况以及海岸或河滩的侵蚀或淤积变化情况等. 有关时空数据模型,张祖勋[1]提出使用分级索引方法来对基本修正法进行改进.这种方法就是不存贮研究区域中每个状态的全部信息,而只存贮某个时间的数据状态(称为基态)以及相对于基态或邻近状态的变化量.在此基础上,建立分级索引,以便能快速找到所需的时空过程的数据. 要使用这种建索引的基本修正法,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建立索引;另一个是如何设计用来描述两个状态变化量的差文件. 关于建索引的问题,笔者认为:基态,亦a,b,c,d分别表示时态GIS的4个时期;T.时间轴;t0,t1,…,tn分别表示时态在GIS某个时期的n+1个时态,其中tn为基态,即“现在”时态一次数据状态——“现在”时态总是变化的,每产生一个新的现在时态,就应生成一个现在时态与前一次时态的差文件,同时根据现在时态所处的时间位置来决定是否产生新的索引差文件.以四叉树为例,如图1所示,当n为2i(i=2,3,…)的整数倍时,就需产生tn-2i~tn的索引差文件.相应地为了减少索引差文件所占的存贮空间,而又不影响对任一时态的检索速度,可将tn-2i+1~tn-2i的索引差文件删掉,所删的索引名文件个数正好比新建的索引差文件个数少一个. 关于差文件,笔者认为在设计中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由于差文件是通过对两个时态的目标信息进行异或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差文件包含有两类目标信息:一类是前一时态有而后一时态无的目标信息;另一类是前一时态无而后一时态有的目标信息.为了能根据差文件快速、连续地由一个状态到过去另一状态或最近另一状态进行检索,应在差文件中将这两类目标信息予以标识区分.(2)两个状态之间目标变化应是有对应关系的,即01(目标从无到有);10(目标从有到无);1N(目标从一个变成多个);N1(目标从多个变成一个),以及目标空间信息无变化,属性信息有变化;目标局部空间信息有变化等.为了能进行快速检索,在差文件中应将两类各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予以标明,当然,这会增加差文件生成过程的复杂性.(3)和所有地图数据库模型类似,差文件也由空间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组成,差文件中应将每个目标这3种信息之间的关系予以标明. 1.1.2GIS属性数据库中多媒体数据的管理有些G IS的应用中,认为多媒体数据是一种特殊的专题属性数据.怎样选择多媒体数据的数据模型,使得既能遵循其自身特点,又能有效地建立起它与空间数据的联系,是多媒体技术在GIS应用中的关键所在. 目前,多数GIS属性数据库使用的是关系模型.为能将关系模型应用于多媒体数据管理系统中,就必须对现有的关系模型进行扩充,使它不但能处理格式化数据,也能处理非格式化数据.杨学良[2]就这个问题提出了3种技术策略:将多媒体数据文件名作为关系中元组某列(或属性);将每个元组作为一个完整文件保存;元组中存贮格式化数据以及非格式化数据的引用项,而非格式化数据单独存贮. 对比这3种技术策略,第一种技术策略方法简单、容易实现,适宜于对多媒体数据进行播放.第二、三种技术策略虽然能够实现并发控制和恢复,以及实现对多媒体数据进行编辑和拮取的应用,但由于此两种技术策略将每个元组所对应的空间目标的专业属性和多媒体属性混在一起,这既增大了应用程序设计的复杂性,又不利于那些只需使用空间目标的专业属性的一些应用的实现.为此,我们认为,在第一种技术策略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或多个属性项,用于存放多媒体数据的文件信息和数据流信息,当我们需要对多媒体数据文件进行特殊应用时,可根据文件信息和数据流信息对多媒体数据文件进行操作. 1.2GIS区域分析中多媒体数据的生成 多媒体数据生成的另一种方式是在GIS应用中,边统计、分析运算,边生成结果数据——多媒体数据. 1.2.1空间分析中多媒体数据的生成空间分析是一组分析结果依赖于所分析对象的位置信息技术[3],因此,空间分析要求获得目标的空间位置及其属性描述两方面信息.空间分析主要有:地形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和网络分析等. 为了能更清楚地表示上述一些空间分析的结果,我们可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所谓虚拟现实[4]是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高级人机交互系统,即构成一个以视觉感受为主,也包括听觉、触觉、嗅觉的可感知环境,使用者通过专门的设备可在这个环境中实现观察、触摸、操作、检测等试验,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可用虚拟技术来观察地形分析或网络分析得到的空间效果,使用者可用交互操作的方式来控制自己与观察对象的角度、距离以及光照等,使观察对象随使用者的操作而动态旋转.此时以动画形式显示的媒体数据随使用者的操作产生并显示. 1.2.2统计分析中多媒体数据的生成统计分析就是用数理统计方法开展区域分析.数理统计方法主要有:统计特征值、研究两种或多种地理现象之间的相关分析,通过一组实际观测数据分析系统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回归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等. 为了更加形象化,我们可以将数理统计结果以直方图、曲线、曲面或区划图表示,甚至可以将重要的部分以醒目的颜色、特殊的符号或闪烁的显示形式来告诉使用者,还可以配上解说词,以增加系统的感染力,而表现这些现象的媒体数据是在统计分析之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并播放的. 2GIS应用系统中多媒体功能的实现 在GIS应用软件中进行多媒体功能实现,首先是受GIS应用软件自身开发平台的限制.多数情况下,GIS应用软件的多媒体开发平台宜选择编程语言,如VC++,VB或BC++等,以利于和GIS应用软件相结合.一旦多媒体开发环境确定下来,那么怎样实现区域分析中多媒体功能 2.1空间数据库中多媒体数据的播放 由前所述,空间数据库中存贮的多是各期间的时空数据,这些数据的结构与MCI所能接受的多媒体文件格式RIFF(resourceinterchangefileformat)不同,所以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调用MCI函数和API函数,必须根据时态GIS的空间数据库结构,设计一个相应的动画播放程序来实现动态显示功能. 下面简述动态显示时态GIS中ti~tj状态的算法步骤(0≤i≤j≤n,其中n为现在时态).(1)由基态开始检索各索引差文件直到生成ti状态信息.(2)显示ti状态信息.(3)根据ti差文件,擦除ti状态有而ti+1状态无的信息,显示ti状态无而ti+1状态有的信息.(4)i+1i.(5)当i<j时,转(3);否则结束. 字4 如果用上述算法来实现动态显示时空过程,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设计.首先,在(1)步骤,从基态开始,逐级逐步检索,每检索到一个状态差文件,就需根据差文件来生成该状态信息,直到ti状态处;其次,在(3)中,需要用到动画技术,擦除前一状态信息实质为恢复该处显示内容,而显示后一状态信息之前,需保存后一处信息内容,再予以显示新状态信息. 性数据库中多媒体数据的应用 一般来说,多媒体数据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简单播放;另一个是对多媒体数据进行编辑和拮取.对于前者,只要使用MCI函数或API函数按属性数据库中其他属性的要求进行播放;对于后者,这就要求程序员熟悉多媒体数据文件格式RIFF,根据多媒体数据的文件信息和数据流信息,通过调用多媒体文件输入/输出函数来实现多媒体的播放、编辑、拮取以及同步控制等操作. 3多媒体技术在GIS中的应用前景 (1)实现资源信息的科学管理,提供信息服务.GIS一改为用户管理提供单一的图表、数据信息形式,而在管理空间信息的同时,对图形、图象、视频、声音、动画等形式的信息进行管理和播放,大大增加了信息的表现能力.(2)家庭教育和个人娱乐.将多媒体和GIS溶于一身,会丰富教育、娱乐软件的内容及表现手段.比如有关地理、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软件和娱乐软件的设计.(3)销售和演示信息系统.GIS和多媒体技术合为一体的这类系统会比以往的信息系统更具有表现力.比如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系统,既能表明所售住房的空间位置,又能从中检索其住房环境及内部结构,而且可以动态地删去当天已售出的房子,给出不同价格等;旅游导游系统,可以在为观光游客制定导游路线时,就能对不同地方的景点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将多媒体技术和GIS技术相结合,是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会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推动信息社会的前进.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变频调速器龙门抓上应用 厂输煤系统使用的是5T龙门式装卸桥,跨度为40.5m,抓斗的提升、开闭机构由二台4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小车行走机构分别由二台22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大车行走机构分别由二台11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在抓斗的提升、开闭,大车及小车前进、后退的传动控制过程中,为了确保机械设备运行的平稳性,采用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接电阻的调速方式。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发现该控制方式中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调速性能差、接触器动作频繁致使经常更换接触器、串接电阻故障多、操作不规范造成电气回路及机械部件损坏等。 一、问题的提出 经现场实地查看,发现,该5T龙门式装卸桥的抓斗的提升、开闭以及小车的前进后退的调速性能均较差,而且使用按扭控制起停、主令开关设定速度段,这样就会有两种情况: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一起动很快达到设定的电机最大转速,速度太高以及变化太快容易造成电器、机械部件的损坏;2.如设定速度低则会延长等待时间,使生产效率降低。另外,针对抓斗的提升及下放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即:当抓斗提升,但在空中停车再起动时,有可能致使抓斗出现“溜车”现象(轻微下滑),这时电机工作在反接制动状态,但是制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电机电流非常大。当下放抓斗时,电机在重力与电动转矩的作用下以极快的速度运行在第四象限,电机工作在回馈制动状态,转速大于同步转速,停车时(抱闸),由于抓斗的惯性及下降速度太快停车效果差,非常危险。针对上述问题,现要采用变频调速技术予以解决。 二、抓斗的提升、开闭变频控制 抓斗有两台电机控制即抓斗开合电机、抓斗提升电机。抓斗抓煤时,仅有开合电机运转,抓满煤开始提升时,提升和开合两台电机均要工作,相互间需要有速度配合才可使系统稳定可靠运行。根据以往制作类似提升、下放重物变频控制装置的经验及查阅ABB公司起重专用变频器的相关技术资料,变频器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后能够提供100%的制动转矩,使抓斗下放时,电机工作在制动状态,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能够完全吸收掉这部分能量使电机稳定工作在第四象限,且转速连续可调。这些通过调整开合电机变频器及提升电机变频器的频率、 加速时间,使之相互配合,调整方便。 抓斗的提升、开闭机构采用SIEMENSS7-200系列PLC控制,其输入、输出均由继电器进行隔离。采用PLC控制后使系统的维护量大大减少,修改或调整控制关系灵活、方便。 三、大车、小车运行机构变频控制 该系统的大车、小车运行机构基本象似,都是由两台电机控制,只是电机的功率不一样,对两台电机分别采用两台相同的西门子MASTERDRIVES系列矢量控制型变频器进行起动及速度控制。由于两台电机是驱动的同一负载,为保证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每台变频器均配置一块TSY型同步板来实现同步控制。每台变频器还需要加装直流母线上的制动单元实现四象限运行。 采用变频器调速时,每台变频器分别单独供电。设定一台变频器为启动变频器,另一台为工作变频器,两台变频器设置参数完全一致,在SIEMENSPLC(S7-200系列)的控制下,绕线电机的转子短接接触器吸合。在接受到起动按扭发出的起动命令及速度信号后,两台变频器同步工作,当需要快速停车或反向运转时,两台电机的能量回馈通过制动单元释放,达到快速起停的目的。 四、其它 原转子串接电阻调速方式的控制装置的电源和控制部分回路保持不变,变频控制与原控制系统可通过转换开关相互切换。四台变频器均采用矢量型变频器并配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以确保在机械失灵的情况下人身及设备的安全。由于变频器调速属高效调速系统,运行效率高,调速灵活、方便,系统反应速度快,所以采用变频器控制并没有影响龙门抓的抓煤量。 五、小结 该系统经改造后运行近一年来,未出现电器或机械部件损坏,操作简便,减少了操作人员操作强度,为我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在抓斗控制机械制动回路增加变频器故障跳闸联锁,变频器一旦故障机械制动立即动作,使之停车,这样龙门抓的运行可靠性将会得到大大提高。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PLC实现变频调速器多电机控制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PLC与变频调速器构成的多分支通讯网络,阐明了该网络控制调速系统与一般模拟量控制调速系统相比的优越性,给出了系统框图及PLC程序。 [关键词]PLC变频调速器多电机控制网络通讯协议 一、引言 以变频调速器为调速控制器的同步控制系统、比例控制系统和同速系统等已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纺织、化工等行业。以比例控制系统为例,一般的系统构成如图1所示。 工作时操作人员通过控制机(可为PLC或工业PC)设定比例运行参数,然后控制机通过D/A转换模件发出控制变频调速器的速度指令使各个变频调速器带动电机按一定的速度比例运转。此方案对电机数目不多,电机分布比较集中的应用系统较合适。但对于大规模生产自动线,一方面电机数目较多,另一方面电机分布距离较远。采用此控制方案时由于速度指令信号在长距离传输中的衰减和外界的干扰,使整个系统的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同时大量D/A转换模件使系统成本增加。为此我们提出了PLC与变频调速器构成多分支通讯控制网络。该系统成本较低、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尤其适合远距离,多电机控制。 二、系统硬件构成 系统硬件结构如图2所示,主要由下列组件构成; 1、FX0N—24MR为PLC基本单元,执行系统及用户软件,是系统的核心。 2、FX0N—485ADP为FX0N系统PLC的通讯适配器,该模块的主要作用是在计算机—PLC通讯系统中作为子站接受计算机发给PLC的信息或在多PLC构成n:n网络时作为网络适配器,一般只作为规定协议的收信单元使用。本文作者在分析其结构的基础上,将其作为通讯主站使用,完成变频调速器控制信号的发送。 3、FR—CU03为FR—A044系列比例调速器的计算机连接单元,符合RS—422/RS—485通讯规范,用于实现计算机与多台变频调速器的连网。通过该单元能够在网络上实现变频调速器的运行控制(如启动、停止、运行频率设定)、参数设定和状态监控等功能,是变频器的网络接口。 4、FR—A044变频调查器,实现电机调速。 在1:n(本文中为1:3)多分支通讯网络中,每个变频器为一个子站,每个子站均有一个站号,事先由参数设定单元设定。工作过程中,PLC通过FX0N—485ADP发有关命令信息后,各个子站均收到该信息,然后每个子站判断该信息的站号地址是否与本站站号一致。若一致则处理该信息并返回应答信息;若不一致则放弃该信息的处理,这样就保证了在网络上同时只有一个子站与主站交换信息。 字串4 三、软件设计 1、通讯协议 FR—CU03规定计算机与变频器的通讯过程如图3所示, 该过程最多分5个阶段。?、计算机发出通讯请求;?、变频器处理等待;?、变频器作出应答;?、计算机处理等待;?、计算机作出应答。根据不同的通讯要求完成相应的过程,如写变频器启停控制命令时完成?~?三个过程;监视变频器运行频率时完成五个过程。不论是写数据还是读数据,均有计算机发出请求,变频器只是被动接受请求并作出应答。每个阶段的数据格式均有差别。图4分别为写变频器控制命令和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数据格式。 2、PLC编程 要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必须对PLC进行编程,通过程序实现PLC与变频器信息交换的控制。PLC程序应完成FX0N—485ADP通讯适配器的初始化、控制命令字的组合、代码转换及变频器应答信息的处理等工作。PLC梯形图程序(部分程序)如图5所示。字串2 程序中通讯发送缓冲区为D127~D149;接受缓冲区为D150~D160。电机1启动、停止分别由X0的上升、下降沿控制;电机2启动、停止分别由X1的上升、下降沿控制;电机3启动、停止分别由X2的上升、下降沿控制。程序由系统起始脉冲M8002初始化FX0N—485ADP的通讯协议;然后进行启动、停止信号的处理。以电机1启动为例,X0的上升沿M50吸合,变频器1的站号送入D130,运行命令字送入D135,ENQ、写运行命令的控制字和等待时间等由编程器事先写入D131、D132、D133;接着求校验和并送入D136、D137;最后置M8122允许RS指令发送控制信息到。变频器受到信号后立刻返回应答信息,此信息FX0N—485ADP收到后置M8132,PLC根据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后结束程序。 四、结语 1、实际使用表明,该方案能够实现PLC通过网络对变频调速器的运行控制、参数设定和运行状态监控。 2、该系统最多可控制变频调速器32台,最大距离500m。 3、控制多台变频器,成本明 显低于D/A控制方式。 4、随着变频器的增加,通讯延迟加大,系统响应速度低于D/A控制方式。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制造业CIMS工程实施和应用 中强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信息化建设经验/施吉鸣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家电动工具制造行业骨干企业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强电动工具有限公司CIMS工程实施与应用过程中的经验,为宁波市、浙江省制造企业实施CIMS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关键词:CIMS;CAD;PDM;ERP 1993年正式投产的中强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在我国电动工具制造行业竞争近乎白灼化的今天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实现了产量和销售平均每年递增35%以上的快速增长,人均产值及利润连续多年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各类中高档电动工具专业制造商,拥有员工2000人,年产值10亿元。中强公司的优势在于秉承“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的立业理念,采用最有效的管理模式,集约社会资源,拥有产品市场和技术开发两大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背后则是拥有完善和强大的IT体系。 1CIMS工程概况 中强公司的CIMS工程主要由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分系统、工程设计(CAD)分系统、产品数据管理(PDM)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ERP)分系统等四部分组成,包括: 工程设计(CAD)分系统:二维CAD绘图设计已完全普及,引进三维设计软件并逐步应用在新产品造型设计、总体设计、结构设计、零部件设计及总体装配等工作中,大大加快了设计开发进程,并提高了设计质量,优化了产品设计,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 字串5 产品数据管理(PDM)分系统:采用上海思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并由宁波联科电脑技术有限公司实施的产品数据管理(SIPM/PDM)系统和图档管理系统EDM,有效地解决了设计流程、技术资料的规范化,技术信息传递、流转、反馈快速流畅,并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和保密性,目前已运行在公司产品设计部门,实现了产品设计、工作流程的无纸化管理。 企业资源计划(ERP)分系统:采用宁波万通软件公司ERP系统,并分批实施了制造数据管理、销售管理、技术工艺管理、生产计划、车间作业、物料需求计划、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设备管理、计件工资成本管理、PDM接口等一系列子系统,此外还开发实施了基于Internet的订货管理子系统,作为销售管理子系统的上游子系统,为其提供数据。 系统集成:在基本完成各分系统应用后,对整个项目的系统集成进行了安装和调试,目前,整个系统已经可以集成运行,实现了CAD、PDM和ERP的信息集成。 通过CIMS工程的实施,中强公司在管理上已逐步形成一套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实现了产品销售、技术开发、生产计划、物料管理、财务管理等各个部门业务管理计算机化。 字串7 2软件产品的选择 在中强公司CIMS工程中,主要应用软件均采用了国产软件,如IntelCAD和PDM软件是上海思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自主软件产品,ERP系统选用的是万通软件有限公司自主研究开发的ERP系统软件,国产软件费用占软件总费用的70%以上。选用国产软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2.1考虑中国国情。国外有许多好的管理软件,但是拿到中国后多数都不太适用,有些企业就是勉强用了也用不好。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现状很难与国外软件的标准管理模式融合。企业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很长的时间,实施的结果是弃之不舍,留之难用。中强公司选用的这些应用软件有较多的国情化处理,比较符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技术上较成熟,在国内有广泛的用户,且软件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实施经验,技术支持力度强。 2.2考虑投入产出。企业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投入产出,要考虑风险,国外软件动则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对国内企业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软件实施的风险,还有软件今后的升级费用等问题,都需要企业认真考虑。目前,国产软件(如两维CAD、PDM、ERP等)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已能够满足国内企业实际工作的需要。字串6 2.3考虑售后服务。软 件特别是象ERP、PDM这样大型软件的实施都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企业应用咨询、软件原理培训、软件应用培训、软件客户化修改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外软件高昂的技术支持费用是国内企业难以承受的,更难长时间承受。同时国外软件的封闭性使国内企业的软件人员很难进行修改和变动。而国产软件则不同,尽管国产软件也要收取技术支持费用,但其收费标准国内企业可以承受,而且国产软件其源代码相对开放,较大的客户化变动委托给软件公司,一般性的修改完全可以由企业自己来解决。 当然,国产应用软件也不是十全十美,今后应该在专用界面、决策支持、特别是PDM软件在工程项目中的管理与控制、安全性管理、工作流的并发机制处理、多BOM视图形成等方面还须不断改进和提高。 3CIMS工程的综合效益 中强公司应用国产软件实施CIMS工程,不仅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如表一所示。 表一:直接经济效益 响应市场的速度 提高了30%,对快速占领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字串3 新产品开发 开发速度加快25%以上,为新产品及早占领市场抢得先机。 生产率 提高生产率17%。 资金周转率 提高资金周转率0.2次,公司每年可节省开支90万元。 间接经济效益则表现在: l规范了企业的基础管理和运作方式,使公司建立起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快速反应的企业经营机制,推动了企业管理流程的规范化、制度化,使各部门职责更加明确、科学合理。 l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管理工作的深度,提高了管理工作水平。 l提高企业的声誉,增强了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此外,中强公司CIMS工程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显著的,一方面为宁波市、浙江省制造企业实施CIMS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可借鉴的模式,具有广泛的示范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为国产软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机遇和舞台,树立了国内企业使用国产软件的信心,促进了国产软件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同时,实施CIMS工程,使中强公司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能力,能以较高性价比的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为加速我国电动工具行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字串3 4结论 中强公司CIMS工程的实施与应用,使中强公司建立了高速、通畅的计算机通讯网络,实现了CIMS各分系统间的数据共享,实现了公司内部的信息以及与Internet信息的集成,初步实现网上的供应链管理及售后服务管理,同时,为公司发展成为以宁波为管理、技术、销售中心,以各地的生产基地为基础,通过Internet和Intranet,实现对生产基地的营销、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管理,实现与国内外客户和供应商的广泛联系与合作,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敏捷制造型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锡市制造业信息化ASP公共服务平台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宽带化电信发展必由之路务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通信网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电信业务正在逐渐从传统的以电话业务为主的窄带业务向集语音、高速数据和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宽带业务发展。多媒体通信已成为建立公用宽带网的主要动力。传统电话网将不可避免要过渡到以数据业务、特别是IP业务为中心的下一代电信网,这些都对电信网的宽带化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宽带网络就是依靠宽带技术为基础构建的网络体系。众所周知,多媒体信息的数据含量远远超过以前以单一形式传输信息的数据量,在传输速率不能降低并且同时信息容量增大的情况下,电信网络必须努力提高传输通道的容量和速度,否则必然不能保障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传递。因此,要实现社会信息的多媒体化,必须依靠宽带技术。 宽带网络按其技术结构来说可以分为宽带传输网、宽带交换网和宽带接入网三个部分。传输网是所有信息元素传输的基础通道,信息单元和数据就是通过传输网络实现从源地址到目的地址的转移。宽带交换网络通过对信息的接收、分拣和转发的过程,实现了信息的相互交换过程;接入网是整个宽带网络中与用户相连的最后一段,用户通过接入网连接到宽带网上。 宽带接入网 接入网的建设占全网投资的比例较大,是技术最复杂、实施最困难、影响面最广的一部分。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尽量合理地发展接入网。先进的光纤接入网发展既要考虑光纤接入网与原电缆接入网拓扑结构的兼容性,又要明确接入网的全光纤化方向;既要节省投资成本,又要坚持高起点、分期实施的原则。因此在接入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从低速业务开始,逐渐向高速业务发展。当前常用的窄带接入技术有频带Modem技术,V.90标准的Modem下行速率是56kbps;窄带ISDN接入技术能在一对普通的电话线上,通过基本速率(2B+D,144kbps)接口,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全数字连接的多种电信业务。目前,宽带接入技术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基于电信网用户线的数字用户线(DSL)接入技术 DSL技术是一系列基于双绞铜线的用户线高速传输技术,包括HDSL、SDSL、ADSL、RADSL及IDSL等,统称为xDSL。 ADSL 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技术,其下行速率达8Mbps,上行速率达640kbps,能传输3~5km的距离。ADSL所支持的主要业务是因特网和电话,该技术接入速度可满足宽带因特网接入和部分宽带应用(如会议电视、视频点播等)。更重要的是结合ATM等宽带干线网络技术,可以支持广播级的视频分发和VoD。 利用ADSL技术开展宽带接入业务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电信网现有的铜缆资源,保护这一巨大投资,并充分发挥铜线的潜力。其次,用户随时可以上网,无需每次重新建立连接,而且不会影响电话的使用,每个用户都可以独享高速通道,没有阻塞问题。其主要缺点是对线对的要求苛刻,目前只有大约30%的线对可以开通ADSL业务。 目前一种简化型的、无分路器的ADSL标准已经问世,称为G.Lite。其基本特点有两点:第一是速率降低到1.5Mbps左右,第二是在用户端不用电话分路器,价格可以下降,安装更为方便。它具有自适应速率适配能力,抗射频干扰的能力比ADSL强,主要业务为因特网接入、Web浏览、IP电话、远程教育、在家工作、可视电话和电话等。 VDSL系统 有关ADSL系统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下行带宽,即演变成甚高速数字用户线(VDSL)系统。这种技术在双绞线上下行传输速率可以扩展至25Mbps~52Mbps,同时允许 1.5Mbps的上行速率,其传输距离则分别缩短至1000m或300m左右。很适合光纤到小区(FTTC)的接入方式。由于它能提供高速接入带宽,且能满足高清晰度电视和视频点播的要求,所以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理想的宽带混合接入方案。 (二)基于CATV网HFC传输设施的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Modem)接入技术 有线电视网是用来传输模拟电视信号的地面网络,所有用户共享下行带宽,是真正的宽带网络。HFC(HybridFiberCoaxial,光缆同轴混合)技术推动了CATV网络的发展,HFC网不仅可以提供原有的有线电视业务,而且可以提供话音、数据以及其他交互型业务。CableModem方案是以HFC为基础的高速接入技术,CableModem用户共享下行数据带宽,而每一个子信道下行通道的数据吞吐量都可以达到25Mbps~40Mbps。 传统的有线网只能传输单向业务,必须升级为双向的HFC网络才能实现双向宽带传输数字化多媒体信息,可开通VoD、远程教学、远程医疗、因特网高速接入及语音电话等多种新的增值业务。CableModem的开通率高,不存在ADSL因线缆质量和串扰引起的开通率低的问题,只会因为共享用户数的增多而降低每个用户的可用数据带宽。 (三)基于光缆的宽带光纤接入技术 宽带有源光接入 在各种宽带光纤接入网技术中,采用了SDH技术的接入网系统是应用最普遍的。这种系统可称之为有源光接入,主要是为了与基于无源光网络(PON)的接入系统相对比。SDH技术是一种成熟、标准的技术,在骨干网中被广泛采用。在接入网中应用SDH技术,可以将SDH技术在核心网中的巨大带宽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入接入网领域,充分利用SDH同步复用、标准化的光接口、强大的网管能力、灵活网络拓扑能力和高可靠性带来的好处,在接入网的建设发展中长期受益。 SDH技术在接入网中的应用虽然已经很普遍,但仍只是FTTC(光纤到路边)、FTTB(光纤到楼)的程度,光纤的巨大带宽仍然没有到户。因此,要真正向用户提供宽带业务能力,单单采用SDH技术解决馈线、配线段的宽带化是不够的,在引入线部分可分别采用FTTB/C+xDSL、FTTB/C+CableModem、FTTB/C+局域网接入等方式提供业务。 宽带无源光接入网 基于ATM的无源光网络(ATMPON)是既能提供传统业务,又能够提供先进多媒体业务的宽带平台。PON的业务透明性较好,原则上可适用于任何制式和速率的信号。APON下行采用TDM,而上行采用TDMA技术,其下行速率为622Mbps或155Mbps,上行速率为155Mbps,可给用户提供灵活的高速接入。ATMPON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无源点到多点式的网络结构。光分配网络中没有有源器件,比有源的光网络和铜线网络简单,更加可靠,易于维护。特别是如果FTTH大量使用,有源器件和电源备份系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对器件和设备的环境要求可以大大降低,维护周期可以加长。APON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成为可能。此外,ATM统计复用的特点也使ATMPON能比TDM方式的PON服务于更多的用户,ATM的QoS优势也得以继承。 采用波分复用技术是扩大光纤传输容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以波分复用技术为基础的无源光网络(WDMPON)用于接入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基于ClientServer数据完整性约束实现技术 摘要:本论文主要讨论基于Client/Server数据完整性约束及其如何实施企业业务规则,并以SQLServer和PowerBuilder为例,介绍了数据完整性约束的实现技术。 关键词:Client/Server,数据完整性约束,企业业务规则 DBMS已从早期的分散的一个个计算模型、网络/文件服务计算模型(针对文件)发展到现在的Client/Server计算模型(针对表中的一行)。Client/Server模型是非对等的(decoupled),客户发出服务请求,服务器作出响应,提供服务,即所谓的"请求驱动"。DB的Client/Server系统由DBServer、客户应用程序和网络组成。DBServer(即后端)负责有效地管理系统的资源,主要负责数据处理、并发控制、数据安全性、数据完整性和数据的备份和恢复等。客户应用程序(即前端)是系统中供用户与数据进行交互的部件,主要任务是提供交互式界面完成数据的录入、分析、检查和显示,向DBServer发出请求(SQL语句)并接收结果和错误信息。网络和通信软件是系统中客户和服务器之间数据传送的工具。 由于现在的数据库都是开放、多用户共享,因此维护数据库的正确性至关重要。数据库的完整性描述为数据库内容的完整性约束集合,其中完整性约束指数据库的一个状态是否合理,这是一组谓词。DBS检查数据的状态和状态转换,判定它们是否合理,是否应予接受。对一个数据库操作,要判定其是否符合完整性约束,全部断言无矛盾时才可以执行。完整性约束的形式化定义I=(O,P,A,R),其中O是完整性约束所涉及的数据对象集合,P是对象所满足的谓词,A是触发检查的条件,R是约束不满足时的反应动作[2] 一、常见的数据完整性约束 根据分类角度不同,可将完整性约束分为如下几类: ·域、元组、集合完整性 ·立即约束和推迟(到EOT)约束 ·状态约束和状态演变约束。 ·标准和定制的数据完整性约束 实际的系统中,一般将数据完整性约束分为标准的数据完整性约束和定制的数据完整性约束。标准的数据完整性约束是DBS已经实现的内部规则,包括域完整性、实体完整性和引用完整性。 域完整性(FieldIntegrity)保证一个数据库不包含无意义的或不合理的值,即保证表的某一列的任何值是该列域(即合法的数据集合)的成员。方法是限制列的数据类型、精度、范围、格式和长度等。 实体完整性(EntityIntegrity)保证一个表中的每一行必须是唯一的(元组的唯一性)。为保证实体完整性,需指定一个表中的一列或一组列作为它的主键(PrimaryKey)。一个表中每行的主键必须确实含有一个值。一个表只能含有一个主键,如需要从其它列中除去重复的值,可以将一个或一组非主键列指定为一个候选键或唯一值键。 引用完整性(ReferenceIntegrity)定义了一个关系数据库中不同的列和不同的表之间的关系(主键与外键)。要求一列或一组列中的值必须要与相关的一列或一组列中的值相匹配。从属的一列或一组列称之为外键(ForeignKey)。被引用的列或一组列称之为父键,父键必须是一个主键或唯一键。外键属于子表或明细表,父键属于父表或主表。若父键和外键属于同一表,则称之为自引用完整性。子表某行的外键必须与主表的主键相匹配,只要依赖于某主键的外键仍存在,主表中包含该主键的行就不能删除。 由于每个公司的数据库都有自己独特的业务规则集,所以系统必须有一种方式来实现定制的业务规则即定制的数据完整性约束。定制的数据完整性约束可由如下几种方法实施。 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是将将每一个完整性约束编入要访问数据库的每个应用程序中,缺点是在每个相关的数据库应用程序中,开发者都要对相同的完整性规则进行编码、测试和排错。若某一规则变动,所有相关的应用程序都得改动。应用程序须向DBServer请求大量的数据,以执行该应用程序内部的数据完整性规则检查,这将阻塞网络。因而这是一种耗时、低性能的方法。 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User-definedDataType)是由标准数据类型导出的新数据类型,它比标准的数据类型更准确地限定了数据输入的范围。 约束(Check)用于限制列的值域,在数据类型限制的基础上对输入的数据进一步进行限制。通过逻辑表达式来定义列的有效值。 缺省(Default)定义了一个数值,当用户向数据表插入数据时,若某个域未给定值,系统自动将定义在该域上的缺省作为输入 值,保证数据库数据的合理性。 规则(Rule)是一个用来绑定域或用户定义数据类型的数据库对象,规则说明了哪些数据可以输入到域中。任何时刻,用户输入或修改数据(INSERT或UPDATE),DBMS都将检查该数据是否违反绑定在域上的规则。 存储过程(StoredProcedure)是由编译过的SQL语句、控制流语句、变量说明和赋值运算等组成的集合,由开发者创建并存储在数据字典(大部分DBMS叫系统表)中。我们可以通过存储过程中的语句来定义企业业务规则,特别对于复杂的表与表之间的饿关系,用存储过程来实现将变得相当容易。 触发器(Trigger)也是一个存储过程,该过程在插入、修改和删除等操作事前或事后由DBS自动激发(执行)。经常用于实现逻辑上相关的数据表之间的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触发器非常适合于实施企业规则,如果某个输入违反了其中的某个企业规则,触发器可以显示相应错误并中止正在执行的数据库动作。 计算机毕业论文:计算机毕业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相比有何优势 网络营销是一种以消费者为导向,强调个人化的营销方式 网络营销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消费者为主导。消费者将拥有比过去更大的选择自由,他们可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和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满足品,不受地域限制。通过进入感兴趣的的企业网址或虚拟商店,消费者可获取产品的更多的相关信息,使购物更显个性。 这种个性消费的发展将促使企业重新考虑其营销战略以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作为提供产品及服务的出发点。但是,要真正实现个性营销还必须解决庞大的促销费用问题。网络营销的出现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途径。企业的各种销售信息在网络上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可以以极底的成本发送并能随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庞大的促销费用因而得以节省。企业也可以根据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和要求通过自动服务系统提供特别服务。 网络营销具有极强的互动性是实现全程营销的理想工具 传统的传统的营销管理强调4P(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组合,现代营销管理则追求4C(顾客、成本、方便和沟通),然而无论那一种观念都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企业必须实行全程营销,即必须由产品的设计阶段开始就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和意愿。 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原因在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或沟通成本太高。消费者一般只能针对现有产品提出建议或批评,对尚处于概念阶段的产品难以涉足。此外,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缺乏足够的资本用于了解消费者的各种潜在需求,他们只能凭自身能力或参照市场领导者的策略进行产品开发。 而在网络环境下,这一状况将有所改观。即使是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电子布告栏、线上讨论广场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以极底成本在营销的全过程中对消费者进行即时的信息搜索,消费者则有机会对产品从设计到定价(对采用理解价值定价法的企业尤为重要)和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方式提高了消费者的参与性与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企业的决策有的放矢,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网络营销能满足消费者对购物方便性的需求,提高消费者的购物效率 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已使消费者用于外出在商店购物的时间越来越短。在传统的购物方式中,从商品买卖过程来看,一般需要经过看样棗选择商品棗确定所需购买的商品棗付款结算棗包装商品棗取货(或送货)等一系列过程。这个买卖过程大多数是在售货地点完成的,短则几分钟,长则数个小时,在加上购买为购买商品去购物场所的路途时间、购买后的返途时间及在购买地的逗留时间,无疑是大大延长了商品的买卖过程,使消费者为购买商品而在时间和精力上作出很大的付出。同时,拥挤的交通和日益扩大的店面更延长了消费者购物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越来越珍惜闲暇时间,越来越希望在闲暇时间内从事一些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并充分地享受生活。在这中情况下,人们用于外出购物的时间越来越少。 网络营销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场景,是购物的过程不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有时还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让我们看一看网络营销是怎样简化购买过程的吧! 售前: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的产品信息及相关资料(如质量认证、专家品评等),而且界面友好清晰,易于操作执行。消费者可以在比较各种同类产品的性能价格比以后,作出购买决定。 计算机毕业论文:论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影响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因素分析 1.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影响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与方便,虽然提高了学习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写作主动性。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了电脑控、手机控,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玩电脑、玩手机上,能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少之又少。当需要写作时,他们就从网络上搜出一篇模板,修改完事,这样“写”出来的论文,质量难以保证,该现象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2.学生忽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致使学生掌握理解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不够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在校大学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只有灵活掌握与熟练运用专业知识,才能写出好的论文来。而在校期间,大学生偏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活动、社团及协会,忽视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造成了在解决问题时眼高手低的现象,甚至连最基本的专业知识都理解不了。经过多年的知识累积,在毕业之际,学生竟然找不到可以研讨的专业问题,这也是教育者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3.就业形式严峻,使学生不能全身心的投入毕业设计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生要进行毕业设计,又要参加各种就业考试,顾此失彼。为了顺利拿到毕业证、学位证,毕业设计应付了事,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的毕业设计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4.教学任务重,指导教师辅导学生的精力有限指导教师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精力、时间有限,不能经常给予学生指导,对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同时也没有充分把学生引入到科学研究中,从而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二、提高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方案及建议 针对前文分析的影响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因素,本文提出了提高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分析模型,通过对学生参与科研情况、学生就业反馈情况、社会对毕业生技能需求情况等方面的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制定了解决方案,从而切实提高了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1.学生参与科研情况分析 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与创新精神。通过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高,他们能很快融入科研氛围中并能很快适应角色的转变,由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出击,其动力和潜力能很快的释放出来。在理论知识变成实践能力的过程中,学生只有对自己研究方向范围内的知识有着较为深刻、透彻的了解,才能了解自己该学习和掌握哪些知识。同时通过不断总结知识和积累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生的这种求是精神是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基础和保障。 2.学生就业反馈情况及社会需求分析 通过对学生就业反馈情况及社会人才需求情况的调查,发现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无目的、无目标,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又很高,因此学生总在参加工作后才明白需要什么技能。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定期请一些毕业生作报告等,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学习目标更明确、更有针对性,从而为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3.邀请招聘单位参与答辩 为了让学生重视毕业设计,更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毕业设计答辩时邀请一些用人单位来答辩现场观摩,与用人单位达成协议,同意用人单位现场招人。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做毕业设计的积极性,又能展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在制度的驱动下,学生就会精心准备,认真做好毕业设计,从而保证毕了业设计的质量。 4.创新教学模式 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是培养应用实践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使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时间,更缺乏创新意识的培养。学生在课堂上不停地被灌输知识,却很少有时间去消化,使学生产生了学习疲劳情绪,学习效果较差。因此,首先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其次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三、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下降的原因,随后提出了提高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分析模型及建议。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是实践教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一直是研究领域里涉及面很广又比较复杂的问题。毕业设计的管理规范如何有效执行和实施、如何让大部分学生参与科研或者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等问题都是将来研究的重点。 本文作者:陈纪龙、姚江河、高贤强、司春景、劳东青 单位: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1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内涵 相对于传统会计专业,互联网背景下的会计专业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其职业核心素养也随之变化。具体来说职业的核心素养是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完成某项工作所要具备的知识、能力、技术、意识等内容的总和。我国教育部提出的“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项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互联网及会计电算化背景下会计专业学生核心职业素养的内涵。首先是优秀的职业品德。与其他专业相比,会计专业与之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例如其他专业也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能力;特殊之处在于会计专业学生由于负责企业财务,因此要具备更高品质的专业知识和诚信品德;更要具有坚定的法律意识。诚信与专业技能在任何时代下,都是会计职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出现转变。其次是“文化基础”能力,即职业能力的专业水准。在互联网背景下,会计电算化掌握水平是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与会计职业品德类似,会计专业技术能力是从业人员最为基础的素养之一,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学生会计专业操作知识,做账能力都尚存在欠缺,那么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会计从业者。因此培养学生良好会计专业技术能力是高职会计专业教学的主要目标。再次在计算机操作能力。这是互联网背景下对会计专业学生提出的新要求,在会计电算化出现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一项职业素养也在不断变化。电算化初期极大地提升了会计核算等基础运算效率,而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会计电算化则需要学生具备更加优秀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例如在精通会计业务的基础上需要会计人员能够借助计算机来处理账务数据,熟悉各个模块之间数据的关系。又如在会计电算化中通过对数据的加工整理产生会计信息,就需要会计从业者具有一定的文字处理能力;又如在纸质会计时代,会计数据的保存只有记账簿一种,而互联网背景下则需要将会计信息记录在电脑中,如果电脑遭受病毒入侵那么所有的数据都会丢失,为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因此这也要求会计人员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电脑软件来保障数据的安全。种种计算机操作技能成为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从业人员的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学习能力。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更替非常迅速,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理念,那么就无法适应岗位需要。例如在互联网背景下,会计工作已经引入云计算、大数据等,会计人员岗位职责也从账务管理逐渐向管理型会计转变,会计人员需要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信息数据中。提升会计工作的分析、管理与预测能力。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做出决策时提供更加精确的信息支持。所以学习能力是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学生的重要素养,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加以提升,需要在未来工作岗位上不断学习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2“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提升策略 (1)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要从小事做起,从日常教学做起,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尤其是在现代学生缺乏敬业精神的背景下,更是要借助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品质,在教学中不断进行渗透。例如教师教学中可以专门进行职业道德宣传,为学生创建一个职业道德良好的环境之中影响学生思想品质。另外则是要加强学生的会计法律意识培养,只有心中有法,才不会知法犯法误入歧途。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通过建立的班级QQ群、微信群等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学生推送一些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先进事迹和负面故事,来激励学生、警示学生,不断提升其职业品德。 (2)培养学生专业技术和计算机操作能力,要从实践中进行。俗话说“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建构主义理论中也强调让学生在亲身操作与实践过程中完成知识的构建。因此培养职业核心素养中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必须从实训操作、仿真实践以及岗位实践中进行。变革传统课堂教学内容与方式,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工作,满足社会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具体来说在会计专业技术知识教学中,课堂教学工作要采用多种方式。例如可以采用角色扮演,让学生扮演出纳或者会计,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指导位置,让学生之间进行互相的评价,在角色扮演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提升自身实际操作能力。针对学生发现不了的问题和一些处理技巧,教师可以给予指导,最终在岗位体验中完成知识教学。在实践教学中可以采用实训室开展会计实物的模拟操作,也可以采用顶岗实习等方法,更加真实的感受会计岗位职责、业务与工作方法。例如我校即建立了会计手工模拟实训室、会计电算化实训室等等,将每一个会计岗位都搬至实训室内,实训教学也是在仿真企业环境下进行。在此基础上也可以与合作企业进行对接,由企业人员进驻学校进行指导,讲解会计专业知识。让学生真实体验会计岗位,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在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的培养中,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形势,优化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知识的教学内容,提升计算机操作知识的比重。在计算机操作技术实践中也主要采用这几种方式。 (3)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传统会计人才培养中也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新出现的事物、会计条目时能够准确地辨析和应用。在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的学习能力更加突出。原因即在于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操作知识等更替较快,各种会计软件也在不断地优化。只有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才能在日常工作中更好运用财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工作。针对此教师教学中要有意帮助学生培养危机意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动性和探究能力,不满足课堂知识的学习。 3结语 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专业以及会计教学都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只有有效借助互联网+完善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重视基础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紧密结合、用实训教学强化学生的电算化职业能力,用诚信教学构建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素养,才能培养更多高品质会计专业人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审美需求日益旺盛,传统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创新演变与完善革新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其中以民间印染艺术的视觉传达设计为典型代表。二者的融合发展能够将视觉传达理论逻辑高效融入印染艺术的科学构建中,使受众获得更加优质的视觉体验与文化感悟,全面提升民间印染艺术的影响力、拓宽民间印染艺术的影响范围,为时代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实践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有助于民间印染艺术融汇众多优势时代审美元素与整体理论而大放异彩,为民族文化精华的长期存续注入极具生命力的鲜活血液。早在先秦时期,民间印染艺术就已形成相对系统的发展体系,社会各阶层民众能够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对织物进行染色,以此服务于该等级社会下的群众生活。而后又衍生出扎染、蜡染、夹染等相关染色工艺,并在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主流染色方式,带动多种色彩与图案元素的深度结合,强化了民间印染艺术的实践方式与实质成效,使其蕴含丰富的民族特色与文化魅力。视觉传达设计是以人类视觉功能为基础,借助图形、色彩、排版、语言等具有符号特性的二维空间要素,实现预期思想文化、意识价值、社会潮流等广泛传播的行为过程,兼具设计性与艺术性,能使观者获得强大的心灵与情感震撼。视觉传达设计在民间印染艺术中的全方面、深层次融合,能够为其提供色彩应用、图形构建、立体刻画等层面的滋养,带动自身美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切实增强。 其一,在民间印染艺术中融入视觉传达设计,能够有效提升色彩的层次特性,从而触发观者产生更强烈的色彩知觉。民间印染工艺中的染料色彩通常纯度较高,其色调浓丽,但其相对单一的色彩与模糊的层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印染艺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使其丧失了与现代化审美及相关产业体系的接轨与合作。而视觉传达艺术则能切实转变印染艺术传统的单一化色彩层次,并依托夸张特性的融合,呈现出更具视觉吸引力与冲击力的工艺品。同时,设计人员将视觉传达理论中的色彩搭配与应用作为民间印染艺术的设计参照,将厚重古朴的印染艺术与时代性美学逻辑相结合,共同促成受众群体淳朴、和谐心理状态的育化,有序营造社会的健康发展氛围,推动多种艺术形态的互生互促。 其二,视觉传达理论的应用能够将丰富的图形设计灵感注入印染工艺的现代化构建中,促进印染作品美学价值的不断提升。在传统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普遍产生相对基础性的审美需求,进而确立了单一化印染图案在社会潮流中的主导地位,并在生产力持续低下的封建时代长期存续。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审美格局的不断前进与视觉传达理论体系的持续发展,印染艺术从业者汲取多种设计技术与现代化美学理念,改变传统图案运用中直接选取自然景象并加以转化或叠加多种基础性元素的实践方式,通过解析传统印染版式中的图案造型,并融入时代框架下的审美与文化理念完成创新构建,从而打造凝聚时代风尚与人文魅力的艺术品,以获取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其三,视觉传达科学的融入赋予民间印染艺术作品以更加立体化的视觉特征。相较于西方织物中的蕾丝、褶皱等立体化构造,我国传统印染艺术以二维的服饰裁剪及造型工艺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惯常审美与吉祥寓意,使织物在平面范围内具有更加充实丰富的美学意蕴。随着印染艺术与现代服装饰品结合程度的持续深化,客观环境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群众行为与生活方式催生出对立体化生动印染设计的现实需求,相关从业者借助视觉传达领域的3D原理、计算机数据模拟等技术,以现代视觉科学理论为基础进行规范合理地创新设计,能够改变现有产品的呆板造型,使原本僵硬刻凿的图案结构充满新的生机,使服装饰品呈现更加灵动多变的整体形象,进而给观者留下更加个性化、魅力化的视觉印象。视觉传达理论体系能够为民间印染艺术搭建起由传统手工艺文化走向世界艺术大舞台的坚固桥梁,使充满东方美学特征的实践艺术散发出更加动人的风采,获得弥足珍贵的发展坦途。然而现阶段,我国民间印染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交互程度较浅,尚未形成二者融合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优良景象。在民间印染艺术视觉传达成效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受制于短缺的物质生活环境及落后的审美理念,印染色彩未得以及时开拓与更新,受此影响的部分民族地区仅能运用少数色彩搭配来参与织物印染与服装饰品的制作,既阻碍了民间印染艺术商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也使得大众产生审美倦怠,极大地削弱了产品的视觉吸引力与人文艺术展现力。如江苏南通地区民间印染艺术将蓝色与白色作为主要颜色,该种色彩搭配的长期使用使当地群众逐渐丧失对其的主观审美感受,不利于传统美学文化与手工技艺的稳定传承。同时该色彩搭配框架下的服装造型与饰品结构也处于持续的单一固化状态,极大地限制了区域群众审美思想与印染艺术创新创造能力的演进发展。当前,我国相对优质的物质资料生产技术能够改善民间印染艺术因生产力落后而产生的发展停滞局面,保障印染艺术从业者与设计师能够运用视觉传达设计理论创新传统工艺技术,并依托现实的文化体验与美学灵思为民间印染艺术注入时代精魂。 其一,民间印染工艺从业者应将视觉传达设计作为自身技能优化与产品质量提升的实践途径,全面改善印染艺术的表现力与审美价值。现代化生活方式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丰富生活资源的同时,也颠覆性地改变了大众在工作、学习、饮食、出行、娱乐等方面的选择倾向,以服饰制作供给为主要销售渠道的印染艺术也应紧密结合当前主流的生产生活与精神娱乐消费方式,借助色彩、图案等元素的创新搭配来强化最终产品所呈现出的优良质性与消费者使用感受,从而带动印染工艺技术的不断完善,全面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为传统手工艺技术的长期传承发展提供有利途径。如印染设计师应将织物印染最终产品的受众群体与使用场景作为参照,在整体考量图案造型风格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色或互补色完善视觉传达,依托强烈的冲击力或极高的协调度来适配穿戴者的整体情感与思想表达,使其在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呈现出别具一格且和谐交融的优良景象。同时,印染设计师还应将扎染、泼染等传统印染工艺的差别特性作为要素,赋予服装饰品以不同的灵魂与风格。其中,扎染需先用线绳对织物进行“扎花”,而后进行印染,打造以“花”为中心的多层次图案纹饰,使受众获得素雅端丽、宁静朴厚的情感体验,因而通常应用于服装搭配或房屋装饰等经典场景;而泼染则要求工作者将多色染料泼于或刷于织物上,其多将某一色彩作为主体色彩抽象体现核心场景,极具写意性的图案色彩显著强化了织物的视觉效应,扩宽了产品的受众范围,切实提升了民间印染艺术的人文内涵。 其二,民间印染工艺从业者需结合视觉传达理论,使消费者获得丰富多元的视觉体验。网络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合为传统印染工艺提供了更具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指引,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诸多代表性视觉文化元素,深刻彰显出服装饰品的审美取向与情感特性,进而形成该技术领域的符号化视觉感受。相关从业者应充分利用符号的关联特性,为不同社会地位、职业属性、年龄阶层、性别及个性爱好的社会群体凝聚规划不同的视觉符号,在铸就各类别受众群体心理情感与共同思想文化取向的基础上,为其提供针对性的产品设计与服务,深化其与所述类别群体的适应性与共振性,进而以此为根基创建更加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产品族群,切实强化产品视觉美感与吸引力。随着代表特定群体审美之视觉符号的持续运行发展,其将成为社会主流审美认知的组成部分,并不断吸引更多消费者融入其中,成为群体性社会文化与视觉体验的追随者,振奋多种传统民间手工艺技术的传承弘扬。以特定视觉传达性征为标志的民间印染工艺全方位展现出自身产业的人文性、艺术性定位,并成为相关服装饰品的品牌代表,甚至成为该类纺织品的代表性符号,从而潜移默化地贯穿于社会群众的生产生活中,进而成为群众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以视觉传达为依托的民间印染艺术深切改善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内在感受,为社会文化与艺术发展注入新动力,有助于产业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为以民族特色为基础的市场价值的不断提振树立坚定信心。 其三,民间印染艺术应以视觉传达理念为参照,全面增强人文特性与实用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以传统美学为主导的时代化美学潮流。传统工艺美学与现代时尚审美的显著差异催生出时代背景下“民族化时尚美学”的创新构建,民间印染艺术从业者应以深厚的民族思想与审美文化功底为基础,结合视觉传达理论体系中的现代化意识展现与情感外化思维,前瞻性地促成传统艺术与现代时尚审美的相互融汇,使其与时代发展步伐始终保持一致,为所在领域艺术文化体系与实践技能的永续传承奠定基础。具体落实到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以现代化大工厂为主的集约型印染技术的机械性、规律化特征磨灭了民间印染艺术的自主性、生活化特征与人文意蕴,以千篇一律的风格加重了高压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视觉疲劳,无益于传统美学与时尚审美的融合发展。对此,印染设计师应汲取视觉传达设计理念,并创新渲染基础的几何图案,结合经典时尚元素与现代生活对便捷、美观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部位为其饰以明暗程度不同的色彩,并借助图案色彩的叠加、拼接等多种方式切实增强印染技术的实用特性与人文特性,切实彰显受众的个性意志与思想情感,为传统美学在现代社会的融入与普遍应用提供可行路径,进而掀起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民族美学风潮。民间印染艺术是传统中式审美的重要组成元素,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深刻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想意识与审美取向,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时至今日,为切合时代发展的整体格局,顺应当前群众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环境,我国文化部门需着力推动视觉传达设计在民间印染艺术中的应用,助力印染设计师将更多美学元素与现代美学理论融入工作实践中,持续带动印染艺术实现创新发展,进而形成极具民族文化意蕴与时尚特性的设计思维,以融汇现代学科理论与传统工艺技术的印染作品切实强化群众精神体验,铸就时尚与传统融汇的优良成果,为新时期民族艺术的长久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张正甜 杨明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林区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摘 要:文章介绍了山间林区民间美术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其问题的方法即加强师资培训和在学校开设林区民间美术课程,把山区民间美术资源引进美术课堂的策略,林区民间美术的课堂教学承栽着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山村民间美术进入课堂教学具有时代意义。 关键词:山间林区;美术资源;引进课堂 艺术教育受到全国城乡的普遍重视;艺术教育对于开发学生的身心潜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教育的转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也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面广量大的山村林区小学,由于受办学条件的制约,艺术教育不容乐观,如何正视现实,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山村林区小学艺术教育水平,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因地制宜,逐步完善艺教设备 器材设备是开展艺术教育的物质保证;山村小学,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办学经费紧缺,艺教设备简陋,应当注意开源节流,千方百计筹措经费,使资金投入向艺教方面倾斜。要根据办学实际,因地制宜,土法上马,不贪多求洋,注意发掘民间艺术资源,使艺教器材设备积少成多,逐步完善。 二、就地取材,不断提高艺教师资水平 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是呈正相关的;由于艺术教育相对滞后,目前乡镇中小学配备了专职艺术教师,下属村小学还是存在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大多未受过艺术专业学习和培训,难以实施教材内容,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已刻不容缓。学校要就地取材,充分发挥艺术教师的一技之长,大力支持他们参加旗市举办的进修和培训;并充分发挥示范校的辅导作用,以专职教师为骨干,采取“兵教兵”的方法,利用艺术讲座、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对兼职教师进行培训,加大教研力度,促使他们基本过关;平时做到“请进来和走出去”,让教师们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艺术素养,提高专业水平。 三、着力课内,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课堂是艺术教育的主阵地;搞好艺术教育首先必须按照课程规划,开齐上足艺术课,而后把着力点放到课堂教学上。开设艺术课的目的并不只是教学生掌握某项绘画的技能技法,而是要达到大纲规定的“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的目的。由此可见,课堂教学应从枯燥单调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转到认识美、理解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上来。要求教师倾注全力上好每节课,变单调为丰富多彩,变刻板为生动活动,变机械为愉快灵活。将艺术教育的形象性、趣味性和愉悦性贯穿于整个课堂,避免把艺术课上成单一的“唱歌课”和“图画课”。还要根据需要认真筛选,适当地补充乡土教材,并经常让学生走出课堂,实行开放式教学。 四、着眼课外,积极开展课外艺术活动 与课堂教学相比,课外艺术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实践性,更加灵活多样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愿报名参加,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开展课外活动要加强组织管理,根据学校的传统、师资和设备情况,确定活动的方式方法。一要搞好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以艺术教育实践为主体组建课外兴趣小组,书法小组,舞蹈小组,绘画小组等;二要开展好群众性的艺术活动,结合传统节日,举行节庆汇演或举办艺术作品展览等;尽力办好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搞好大型的艺术活动。农村、山村是艺术教育的广阔天地,美丽的大自然和沸腾的社会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让学生走出校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陶冶他们的性情,培养他们的悟性和灵气,健全和完美他们的人格。 总之,新课改下的美术教学方式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作为山村林区美术教师,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确立新的“教育观”;教师还要做到了解学生,只有了解学生心理,要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正确的引导,才能培养其兴趣,提高创作能力。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事物有密切的联系,美术教育是学生身体发展水平,知觉能力,情感态度和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美术是学生认知世界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教师要在课堂上引导好学生,激发其学习的兴趣。我认为我们只有根据农村林区小学的实际情况,从自身出发,转变观念,转变教学方法,有效的利用教学工具,了解学生,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因地制宜,发挥农村资源优势,组织好课堂教学,优化作业评价,让学生充满自信,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于教学,充满兴趣地上好每一堂美术课,使山村林区小学美术课更加多姿多彩。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可喜成绩,但艺术教育的发展也令人担忧。 关键词: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中小学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教育教师;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课外、校外艺术活动;编写具有一定质量的、适合地方特色的中小学艺术教材等,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后如何发展,艺术教育的路在哪里?也引起所有艺术教育者的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科学、不全面, 常把艺术技能的掌握作为教育的主要重点,忽视审美修养的培养;其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待艺术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投入去做的较少,多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做表面化的工作。并且中小学里专业的艺术师资较缺乏,部分学校多数存在由略懂唱歌、画画的非专业教师来任职艺术课程的教学,这样必然导致艺术课程教学水平不高,开课没有质量的保障;再次,在中小学中艺术课程开课率较低,在个别地方的学校中仍然存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艺术课程为数理化等主要升学考试课程让路的教学情况。在此,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的基础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职业培训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实践的向前推进,以往许多违背素质教育思想的艺术教育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引起我们艺术教育者应该积极思考并更新我们的艺术教育观念。 1明确艺术教育并非培养艺术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是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为主要目的素质教育。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作为应试教育“受害者”的艺术教育,理应成为这项“转轨工程”的排头兵。然而,被认为最能促进艺术教育工作的一项得力措施――艺术特长生在升学考试中能获得加分的褒奖,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面向个别尖子生培养的错误做法。艺术教育一旦与升学考试搅在一起,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将极有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如何应付艺术考试的方法。我们且不谈这样的艺术教育因此会冷落了多少同样有权利并渴望享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单看那些“从中受益”的艺术骄子,他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吗?恐怕他们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种与艺术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艺术技能技艺训的练罢了。死记硬背和机械运用所掌握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知识和技能技巧,而不是通过赏心悦目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和欣赏水平。因此,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者必须明确艺术教育的本质,注重全体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审美欣赏能力的培养。 2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以此发挥辅德、益智功能 我们今天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和作用,是有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从德和智的角度去规范艺术教育目的,去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去争取艺术教育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最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是否定艺术教育的德、益智功能,恰恰相反,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的发挥必须是通过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艺术教育只有使自身真正成为审美教育,并在审美育人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其辅德、益智功能。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辅德、益智功能是艺术教育审美功能发挥的必然产物。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非显性的、立竿见影的。因此,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如果只片面追求德育、智育等方面作用,那么不仅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不能实现,而且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艺术教育功能的审美功能,同样是在强调发挥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 3明确艺术教育本质,强调课堂教学的学生的参与性 在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往往在不经意中把艺术课上成了缺乏艺术性的纯知识传授的技能训练课,把学生无形中当成了没有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使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是反对向中小学生施行必要的、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但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应比学习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只有在学生对艺术有了兴趣的时候,知识技能的教学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作为艺术教学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来加以强调,同时兼顾一定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价值。 此外,针对艺术的教学特殊性,传统的“听讲”式知识教学模式,以及专业艺术教育的模仿式技能训练模式,远远不能体现出艺术教育的本色。在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浪潮中,我们提出中小学艺术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艺术教学就可能是名不副实的。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教师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学生的身心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设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艺术教学活动中,真正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总之,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艺术教育,提高和完善艺术教育水平是我们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艺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在中小学教育中应该使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审美规律,确保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发挥艺术教育所特有的审美育人功能。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小学艺术教育课堂刍议 摘 要:“应试教育”左右着教师的脚步,根深蒂固的“主科副科”观念支配着教师的选择,很不幸的是音乐、艺术课被贴上“副科”的标签,也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课,除了学生呼唤这些课之外,其他的人却常常忘记它们的存在。可以说音乐艺术只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思想上的不重视,这是农村小学艺术课程真正实施最根本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小学;艺术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春风,吹开了农村小学曾经紧闭的门口,语文、数学课不再独霸课堂,英语课、音乐课、艺术课、体育课也走进了学生的世界。可是除了英语课有“升学”这把保护伞开展得如火如荼之外,其余的课要不是学生追着问:老师,什么时候上音乐啊?老师,什么时候上美术啊?这些课都几乎被忘记了。原因何在?课表是赫然写着的音乐课、艺术课却经常堂而皇之地被语文课、数学课取代。可以说音乐艺术只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思想上的不重视,这是农村小学艺术课程真正实施最根本的问题。 如何改变这种现象,我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观念更新,保持长久 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一定要观念更新,认识并理解艺术教育对学生的功效作用。这主要还得依靠上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倡导,只有这样,才会上行下效,才会真正地把艺术教育提高到一个合适的高度,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让学校充满生机,还原学生五彩斑斓的世界。与此同时,要加大对艺术教育的管理力度,并且制订一套合理合情的评价制度和依据,以此为要求,调动艺术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变压力为动力,精心设计每节课,开发教材,提炼精髓,勇于创造,真正地焕发出艺术课堂应有的魅力,让学生的世界更加精彩。 二、创造条件,提高师资 既然农村小学的大部分艺术类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兼职的教师多,那学校就应该创造条件,让教师走出去,多听听课,多参加业务方面的培训,充分挖掘教材,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素材,充分结合本地的文化特点,让学生常闻常见,学起来更有兴致。这样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了,艺术新教材也挖掘出来了,艺术课堂就真的“艺术”起来了。 三、创造条件,改善配置 既然农村经济差,一些音乐器材艺术画具什么的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购买,那就先从最基础、最必需的来买起,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音乐艺术的课正常进行。另外农村小学有它独特的资源优势,大自然赋予了我们神奇的礼物,一花一草,一砖一木,都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鸟唱虫鸣,叶动花开,都是我们倾听的天籁。充分利用农村特点,化劣势为优势,这才是我们令人骄傲的地方,这才是我们要探索的方向。 四、健全考评机制,给艺术教师一颗定心丸 为了能保证提高艺术课堂教学质量,上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健全对艺术教师的评价机制。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学校更应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艺术课堂评价标准,将艺术课的教学完成情况纳入教师的各种考核,鼓励和督促教师搞好艺术的教育教学工作,对艺术教育工作优秀的教师,学校及时进行表彰,并在评优、职称评聘等方面要优先评聘。从而让每位教师真正对艺术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副课”,也不能走马灯似的胡乱上,想到哪儿说哪儿,走到哪儿算哪儿,心理上不重视,知识上不专业,从而演成了“游戏课”。 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艺术课堂教学就会真正落实了。学生纯真的笑脸才会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 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土厚小学)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 摘要:艺术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又是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和途径。小学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其目的是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的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全面完善。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广,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可以满足学生对审美的需要、塑造审美意识,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学生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教育 重要作用 一、艺术教育具有陶冶情操的魅力 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反映的事物,通常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生活的原形更加生动、典型化,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灵魂。如:女画家周思聪的中国画《人民和总理》,表现了敬爱的总理赴地震灾区看望人民群众的感人场面,歌颂了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的真实情景;中国油画家罗中立的《父亲》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农村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民父亲形象;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反映了不屈不挠、奔腾昂扬的民族气节;西班牙立体派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揭露了侵略战争的罪恶和丑行,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给人们提供了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从而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使人们提高了思想认识,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波兰钢琴大师肖邦的爱国乐章之所以让侵略者胆颤心惊,也正是艺术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有着震撼心灵的作用,它催人奋进、使人向善,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 二、艺术教育具有增强审美意识的魅力 通过优秀的艺术作品鉴赏,如:欣赏璀璨、辉煌的中国瓷器和丝绸织锦艺术,往往使人赞叹不已、荡气回肠,凭添无限的民族自豪之情和振奋之志,激发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审美的追求和创作热情。每当我们聆听欢快、悦耳、充满生机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还是放声歌唱一曲尽情的心声,或是观看、参与盛装的节日舞蹈,在对这些美好事物的亲身感受中,可以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不但激发了学生对文艺活动的爱好和兴趣,还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心理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尤其是舞蹈和艺术体操等表演活动,可以锻炼和加强学生身体健美的谐调性,从而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造就乐观豁达的性格,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 三、艺术教育具有启迪智慧的魅力 教育实践中,使学生懂得敏锐的用眼去观察事物,用耳去感受事物,用心体会事物的能力,它是由形象思维的训练上升到逻辑思维的过程。孔子最爱观赏壮丽的江河和雄伟的高山。每到名山大川,必留连忘返。有一次弟子问他:“老师,你为什么总爱在大江大河前一动不动地站立半天,而毫不劳累,好象总也看不够,我们怎么看一会儿就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呢?”孔子回答说:“对于我来说,这大江大河是最受看的东西,你看这滔滔江水日夜奔腾,每时每刻都在变换着自己的神态和面容,此时之水已经不是彼时之水,从这水中我看到了变动不居的“道”。这水以自己的躯体滋养两岸的植物、牲畜和人类,自己总在付出,却从不要求任何回报,所以最有德;这水虽然不时遭遇险恶的高山和深谷,却从不畏惧,总是一路高歌,勇敢面对,所以最勇敢;这水,每当填满深谷和浅坑,就变得像一面平平的镜子,所以最公平;这水,纵然千回百折,却始终指向东方,从不三心二意,所以最忠实;这水,总避高就低,遇到障碍便绕行,所以最智慧。正是由于以上理由,所以君子每见大水,必留连忘返”。可见,艺术和艺术教育的作用,就是把每个人的眼睛和耳朵的潜能唤醒、点燃、开发、发展。就像孔子那样,从一种景色中看到更多的东西和意味,也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们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起到启迪智慧,提高和发展创新思维的作用。平时经常有人说:“给我一双慧眼吧!为什么你看到了,我怎么没看到?你想到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其实:这就是观察能力和感知能力是否上升到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在看将来的问题,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智慧发展是否具有创新思维的问题。学生在感受艺术美的时候,得到美的启迪和享受。从而激发学生创造美,开拓新事物的美好愿望。无论是美术、音乐还是舞蹈、戏剧等艺术,都是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图景。这种认识是富于理想和创造激情的,可以更容易记忆到人的脑海中去,而且会显的更加深入和持久。这种激情和创造力,可以促进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 四、艺术教育具有创新学生思维的魅力 人的思维分为逻辑思维(科学思维)和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两大类,二者不可分割。如果只重视其中的一种,就是不健全、不全面的思维,它可能制约一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的首先不是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形象思维中又以创造性思维最为重要,而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最佳途径。创造性思维是众多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它是一种不受已有知识的局限,也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不依常规,寻求变异,将知识不断引向深入的高级思维活动,在创造思维中发散思维起着开拓信息的作用,所以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多侧面地灵活思考,开创独创性的思维活动,尽管有时有的想法不一定好,但从多种发散想法中才能择优,才更可能创新。 五、艺术教育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魅力 艺术课程在注重激发学生个性的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学生间的合作。比如:在音乐和歌舞表演等艺术活动中就要求学生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群体的创造智慧,感受集体力量的激情和震撼。在这些艺术活动中,教师应当让学生懂得,合作就象一首美妙的乐曲中每一个音符都相互关连、密不可分,只有音符间密切合作,才能奏出完美的乐曲。社会生活中,故然需要体现个人价值的意义,但社会团体的进步和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才,既是要有个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具备合作意识、团结协作精神的综合性人才,这也是现代人必备的行为素质。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也谈在小学艺术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 要:兴趣是学习艺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是艺术教育走向广大学生的捷径之道。可以使艺术教育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学生,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开展有声有色的教育,让学生在快乐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在灿烂的阳关下茁壮成长。 关键词:小学;艺术教育;学习兴趣 艺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艺术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艺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教育运用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生活美、韵律美等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审美观念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它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着其它学科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习兴趣是兴趣的一种,是推动学生探求知识并带有积极情绪色彩的一种个性倾向性。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产生自发吸取知识养料的要求,这时繁重的学习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了,他们就会在知识的王国中自动地觅取珍宝而乐此不疲。所以兴趣是所有学科教学的生命力,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一致认为,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习,观察力敏锐,记忆力增强、想象力丰富,会兴致勃勃,心情愉快地去学习,表现出个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巩固学生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小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了解学生的爱好和初步兴趣,因人定趣 小学生有很强的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学学。有的爱好乐器、舞蹈,有的爱好书法、绘画,有的爱好雕塑、剪纸等。教师要注意掌握和根据学生不同的爱好和兴趣,指导学生选择好的艺术教育内容。 艺术教育是培养个性化人才的,不能苛求全面发展。实行艺术教育方法个别化。所谓个别化,就是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在全面了解学生个性特征基础上,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 对于艺术基础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要求的艺术教育辅导。还可以按学生兴趣爱好进行个别指导。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创设多种条件,设置多种情景,发展学生的爱好、特长。例如,在编织课上,有刺绣、贴花、缝花;在美术课上,有贴画、写生画、剪贴画等等,教师不规定范围,只是根据学生兴趣爱好进行个别指导。 2、教学活动要灵活多样,以乐激趣 艺术活动自身的趣味就吸引了学生对它的兴趣,教师在艺术教育中,应根据小学生见异思迁,兴趣易变的特点,注意紧密结合学习内容,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加学习过程的趣味性。 例如:可以举办一次艺术文化节。 按艺术美的要求精心布置教室内外,在窗上和墙上贴上学生自己画的彩色画、习字和照片,挂着学生自己制作的工艺装饰物,走廊上栽培学生自己的花卉,为学生提供一个艺术美的快乐学习环境。 3、适时引导想象发挥,激发兴趣 一个好的艺术内容能给人以持久的想象美。我们应不失时机的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思想随意翱翔,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创作性与积极性。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对艺术的深化。自然而然的就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喜爱和兴趣。 4、合理组织游戏竞赛,提高兴趣 进行各种类型的艺术竞赛活动,有利于发掘学生艺术才能,调动学生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可以利用“元旦”“六一”等节假日举办歌舞联欢会、画展、表演等活动。把艺术课外活动作为学生实施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 也可以每天下午空一个多小时文娱体育活动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歌咏、舞蹈、剪纸、绘画、乐器演唱、合唱等课外活动。 二、培养学生的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差异性 教师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思想状况,心理、生理特点,个性差异以及家庭社会的影响,采取不同的艺术教育手段,有的放矢地进行兴趣培养。 2、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层次性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的学生,培养兴趣的层次应有所不同。低年级培养他们初步的感官美、音律美的兴趣。高年级则培养学生创造美、发现美的兴趣。 3、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选择性 好的兴趣能激发一个人的所有能量,可以高效、优秀的创造或发现艺术美,而不恰当的方式往往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如校园流行日本卡通卡片,学生到处收集,书包、课本到处粘贴,如果学校下令严禁,一方面学生心理不满意,另一方面效果也不一定好。有的学生喜欢音乐,有的学生喜欢美术,我们不提倡学生面面俱到,学生只要对所喜欢的艺术感兴趣就可以了。 4、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典型性 我们要及时发现学生中间的艺术人才,树立一个典型,立一个好的榜样。形成一个艺术光环。以榜样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处在艺术的光环和典型人才的旁边,自然会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艺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是艺术教育走向广大学生的捷径之道。可以使艺术教育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学生,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开展有声有色的教育,让学生在快乐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在灿烂的阳关下茁壮成长。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许多农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农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音、美等艺术教育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中学生教师艺术展演、中小学书画展等,藉此推动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临时抱佛脚,敷衍应付,有的甚至借口不参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缺失,使素质教育仍然难以步入正常轨道,无法在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 【关键词】艺术教育;农村中小学;缺失;对策 1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艺术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他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艺术境界的系统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艺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通过在学校实施艺术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心灵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向完美。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情感,而且影响到他的理智。”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和信念,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完善。 2造成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的原因 2.1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农村遭受学校与学生家长忽视。 当前,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仍然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安排在课表中的音乐课、美术课形同虚设。自然,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任课教师,也只能是一个“杂课教师”,在课时安排上多于“主课教师”,在工作量却少于“主课教师”;每年的年终推优工作中,“杂课教师”自然靠边站。个别学校甚至取消了音乐课、美术课。 而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的甚至阻碍。在这双重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使学生无法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2.2专业师资严重匮乏。 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艺术课教师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出现严重不足,音乐课美术课完全由语、数等“主课”教师兼教,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受到中国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不受重视,艺术课看作“副科”,没有建立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以致于教师的教学无压力,无动力,应付了事。 2.3艺术教学设备短缺。 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在“普九”、“普图”、“普实”的工作中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学校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导致艺术教学设备损毁、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有些学校的艺术课因为没有设备,无从开展。 2.4对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不全:当前,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艺术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使从事艺术教育的专任课教师成长滞后,岗位胜任率低。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举办艺术培训,但在农村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不固定,有的学校由教师自选,有的每年更换一名教师,致使教师艺术培训成为纯粹为教师增加每年必须的集中培训积分,而流于形式。同时农村中小学校存在艺术教育课的课时量与“主课”课时量不同等现象,艺术教师每上一节课只有0.8课时量,与所谓的“主课”(语文和数学)相比每节课按1.2课时相比相距0.4的课时量。在课时量的计算上忽视艺术教育,无法体现艺术教育的真正价值,同时学校在年终推优工作中理直气壮地把“杂课”(艺术课)教师拒之门外,严重挫伤艺术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健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科研机制,所以使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 3应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应采取的对策 3.1加强艺术专业教师队伍的选用和师资培训。学校要重视对艺术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和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从中小学中选拔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具备一定音美知识的年轻教师到师范院校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充实艺术教学力量;另一方面,对边远地区、人员较紧张的学校采用假期集中培训。聘请一些有水平的艺术教育专家授课,使教师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系统、较实用的专业知识。“艺术不能容忍说教,审美不能依靠灌输”,只有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同时合理配置专业艺术教师上岗,在每次的教师人事录用中要安排一定数量艺术专业名额,有针对性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学硬件建设。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乐、美术教学器材,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购置艺术教育设备;同时尽量依靠自力更生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自制部分教学用具和器材。如简易的画夹、画架、画板等,鼓励学生自带或自购一些民间乐器,如二胡、笛子等。另外,应妥善保管各种教学用具和器材,避免损毁和流失。 3.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更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教”和学生“学”应该互动起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也应该被“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代替,因此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应更灵活。要大力加强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艺术课中的运用,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如精心绘制板报,设计图案、书签,精心制作投影胶片等。要积极开展艺术课教研活动,创设机会,让学校艺术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3.4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当前我国各地农村一直以来都延续着本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校教育应该合理利用地方的民间艺术资源,把富有地方特色民间艺术融入到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合理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间艺术,这让不仅可以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同时可以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仍需继续加快农村艺术教育的改革步伐,为农村艺术教育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小学艺术教育论文 美育就是审美教育,它不仅能培养人的情趣、陶冶情操,培养正确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而且还能影响人的思想感情、聪明才智和精神面貌。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学科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主渠道,教学中如果缺少了美育,课堂活动将会变得苦燥乏味,大大打地影响了教学效果,美育在课堂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育艺术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将知识与审美融合起来,使学生在愉悦中进行学习。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讲究教育艺术,就是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进行审美性学习。 教师的人格美对学生也是一种不同于说教的灌输,正如陶先生说的“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师爱是师德的核心,是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的源泉。教师应对学生慈爱关心,平等相待,循循善诱。热爱学生的教师一定是教书育人的表率,一定能把爱生情感渗透到教学中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学形式要多样化,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因材施教,更主要的是教师要以情感人,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给全体学生以热爱、信任和恰切的期待 。 课堂教学中知识教学与艺术教育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认知的发展与情感的发展共同构成个性的和谐,同时,智与美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连结的,智的本身有很多内容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而美育确有一种对智育的催化作用,以美启真,以情感人。因此艺术教育与小学学科整合,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使学生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观赏,情不自禁地参与学习,主动热情地投入审美创造,并感到乐在其中。这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支撑着毅力,激化为认知,从而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 课前教师努力挖拙教材的审美因素,课堂中采用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努力使社会美、艺术美的因素充分展示,从而使教学内容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真的、美的观念和获得美感享受熔为一炉。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实现以美辅德、以美益智、以美健体,使学生在审美性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 小学教材中蕴涵着丰富的美育因素,我们把艺术教育与小学教学整合, 不仅能极大地丰富美育的内涵,拓宽美育实施的途径,并能获得很好的美育效果。艺术教学与小学学科整合,可以以美启智,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以美育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以美健身,提高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全面发展。通过审美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学习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毫无疑问,学生是这种特殊认识活动的主体,把艺术教育融入教学,教学过程就是充满美感的过程,它使学生处于一种极其自由和谐状态而达到教学效果,在自由和谐的气氛中,每一种能力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主体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从根本上保证主体活力得到空前的激发。 创造性是教育艺术的精髓。实践证明,教育方法如果缺乏创造性,必然流于僵化、枯燥。“教育有法,教无定法。”关键在于创造,把艺术教育融于小学教学,能改变传统的僵死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形式。教师创造性地教,必然会指导学生创造性地学,让学生体验到自身力量的价值和兴趣,学生就会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教师多鼓励,多与他们相处,师生的心理距离才会越近。别林斯基说:“爱是教育的工具和媒介,对孩子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保障。”当学生对老师不是敬而远之,而是喜而近之时,学生就敢于在课堂上大胆开口,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跃跃欲说,教学活动更能溶于学生的生活。教师的人格美是一缕缕春风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吹开了他们智慧的花朵。 美的东西总是让人赏心悦目,爱美、求美是儿童的基本心理。让学生在学习中欣赏美、享受美,于不知不觉中受到美的熏陶,也是小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除了挖掘情意的因素外,还应努力挖拙教材中的审美因素,推行愉乐教育,变苦学为乐学。愉乐教育又称快乐教育,它针对小学生年龄小,注意力不易集中、意志力较为薄弱的特点,通过创设愉快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学习对学生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成为了一种美的享受,一种自身的精神需要。 教师应有一颗爱美之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能够敏锐、准确地发掘、提炼教学内容之美。 著名艺术家罗丹说,“美到处都有,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小学教材的独特优势是实施愉乐教育的有利条件。一般来讲,小学生初接触课本,比较新奇,好奇心特别强,求知欲望很高。因此,教学中针对学生的这一心理,充分发挥这一时期的优势,制造悬念,层层推进,激发学生美的感受,使他们形成正确、高尚的艺术审美观。对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有的设计出精美、实用的课件,使教学内容化抽象为具体,由静态变为动态;有的设计出新奇的实验,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有的把音乐、美术手段引进课堂,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情景……学生长期耳濡目染教学的美,必然会引起其对美的热爱与追求。这种由教学美感所引起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将在他们心中形成美的沉淀,从而对其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教学时教师要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展开美的想象,受到美的教育,进行美的创造,因此,教师应努力提高审美修养,善于把学科知识中的审美因素、教师的人格光彩和审美化的教学氛围三者动态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综合效益,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艺术教育与小学学科整合反映了这一教学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学科教学的应有之意,也是美育自身的发展方向和教育创新的需要。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的途径 [摘 要]全文从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三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不仅能够有效地将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传递下去,而且能使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如何抓好农村小学艺术教育 一、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1、观念作祟,艺术教育地位不佳 一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仅是“调味品”,是减缓和释放学生文化课学习压力的减压阀、润滑剂,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二是广大艺术教育教师,受“技艺不精”、“课程歧视”、“学生不感兴趣”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自身先行退却,对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失去兴趣、热情和耐心;三是部分学生家长求子女成才心切,认为学习音乐、美术等课会影响孩子学习、升学,更有甚者,认为学习艺术的人轻浮,或会带来身体上损坏等。凡此种种观念,良莠不齐,从各个方面和层面冲击着艺术教育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严重制约着艺术教育的全面发展。 作为农村一般乡村学校,在艺术教育上都起步较晚。由于传统的“应试教育”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于社会、家长、学校的心目中,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学校对艺术教育无相应的统一的评价标准。只注重了对学科教学的评价。 2、学校未按课程标准编排艺术教育课 农村小学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没有很好地把握课程标准,并严格地按课程标准编排艺术教育课。在有意或无意上,始终都交织着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矛盾,由于艺术教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课时数较少,总份量小,相对于学科课程来说,它属于从属、辅助、被支配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艺术教育课仍算不上一门独立的、完整的“课程”,在目前对教师或学校没有很好的评价机制的时候,只能以学生成绩(分数)来衡量教师或学校的得与失,在此迫使下,随意把艺术教育课程当作学科课程的点缀或附属物。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实质上仍把艺术教育课程定位于过去的课外活动、第二课堂的层次上。但显而易见的是,艺术教育课程与这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既然艺术教育课程被正式纳入了课程体系,但同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在地位上、价值上不应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它们各有侧重地作用于学生发展的不同方面,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3、师资匮乏,艺术教育成果不显 教育振兴的希望在教师。由于当前“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的实际现状,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像我们镇小学,近150名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上的有130人,30岁以下的教师无一人。而40岁以上的教师大都是民办教师转正而来,或八十、九十年代的顶岗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性艺术教育,教师本人艺术知识贫乏虽有上好艺术课的决心,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有效地高质量地开展艺术课教学。而30岁以上的几位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艺术课能力较强,能真正担任好艺术课教学,但他们虽然多才多艺,但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导致他们有心上好艺术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投入不足,艺术教育保障乏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一些文化课更需要动手操作和实践。而实践的客体则通常是价值不菲的易耗品或是高精密器材。近些年,农村中小学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而偏废了艺术教育软硬件的开发和投入,使得学校艺术教育缺乏应用的物质保障。大部分农村中小学通过长期的添置积累,虽已有了一些从事艺术教育必须的简单器材设施,但与教育之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由于缺乏必要的教学用具和场地设施,艺术教育课程中的有些内容就无法正常给学生教授,使艺术教育课程的魅力失色不少。 二、解决办法 农村小学的学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应加强学习,提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加强对艺术教育的领导、管理。要抓好此项工作,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艺术教育与学科课程相比,虽然所占的比例小,但它却是绝对不能少的。否则,单一的学科课程会使学生的学习与现实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科知识在实践中获得运用、验证和创新机会,而最为根本的,则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所提示的活动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方式这一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也就违反了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 2、加大对社会的宣传力度 众多事实证明,传统的“应试教育”也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积极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不仅不影响学科课程,反而能促进受教育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与进步,有效地改变手脑脱节、高分低能的状况。学校应加大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开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宣传力度,让社会、家长理解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起关心学校的艺术教育,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的教育网络,使学生得到全面素质的提高。 3、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真正认识艺术课对民族对社会对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 (1)高度重视艺术课教学,不但从时间上保证,还应让艺术课教师真正上好每一堂艺术课。在考评考核艺术课教师时充分考虑艺术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成果。制定一套符合艺术课教育教学规律的考试考核章程,充分鼓励艺术课教师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上好每一节艺术课。 (2)在暂时艺术课教师缺乏的情况下,不图表面形式,宁可少一点也要保证质量,让每一个班级每周真正开设一节高质量的艺术课。(3)建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招聘一些艺术类人才进学校,即使每年乡镇分配一个艺术教师也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4)实施“走教”老师,让有艺术才能的教师到各个学校巡回走教艺术类课程。(5)针对当前社会上一些开办假期艺术班的现象借调一些校外艺术人才到学校上好艺术课,否则假期取消他们办班的资格。 4、巧抓艺术教育的硬件投入 (1)、学校可采取"滚动式投入"资金的方法。在学校各项经费开支中,最大程度的压缩其它方面的开支,实行经费开支为重点改革项目服务的配套思路,每年加大艺术教育的开支比例。这种如同滚雪球一般的投入方式,既有利于学校的整体投入的发展,又会使艺术教育的硬件渐渐配备起来。 (2)、争取社会信任,通过向社会、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阶段性的艺术教育成果,以一流的业绩、辉煌的成果赢得领导的信任,用满意的效应、信任的效应争取社会各界、上级领导增加对学校专项资金的投入。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特征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专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美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教育中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相继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它们的颁布与实施长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是美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同时它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全面提升国民艺术素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与实现创新性国家的有效途径,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渠道,党和国家将此提升到关系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是卓识而又远见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法规建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艺术教育的基础差,底子薄,学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此发展中有必然的主观认识不清和客观条件制约等要素阻碍着当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步伐,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现和解决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问题乃推动我国美育事业发展之根本,繁荣艺术教育之核心,但只有在对客体充分认识的基础才能实践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主体对客体认识偏差予以正确定位乃艺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和根本前提。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通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可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脱离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特点,一味模仿专业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在笔者走访的沈阳市几所重点小学与中学的过程中,这一突出的倾向越加明显,重点表现在把艺术教育的重点放在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上,有的甚至把艺术教学等同于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把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做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往往使艺术教学过程变成纯粹的艺术知识技能传授和训练过程,学生缺少参与艺术活动,缺少艺术体验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 著名的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对中美艺术教育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偏重技巧训练,目的是培养个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能力和造型艺术中的审美观念,技巧训练被视为是个性和发自性的基础和起点。而在美国教育中,更强调让儿童本能地反应,强调儿童有独特的作品。技巧训练被认为晚些为好,最好是在儿童愿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概念时自然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实在实现独创概念以后,而在中国,独创概念只在培养技巧之后才可能出现。出于这种概念,中国的艺术教育多为严格的模仿。另外一位美国音乐家雷默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实地3个月的考察后指出”在中小学里,音乐教育遇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超过了他们对文化课的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无例外的集中在技巧训练上,并视方法论为最高准则。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目标越窄,他们的专长就越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也越得不到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音乐学院,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全部靠死记硬背、联系、模仿、重复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中国孩子很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没有自立的概念,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无疑地,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失去太多,代价太大;他们的兴趣受到压抑,而这本可使他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笔者在某中学与音乐教师交谈时,该音乐老师指出:多少年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技艺课,它是通过教育形式传播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所以音乐可以只被看做是技能技巧课。音乐教学方法也以‘教音乐’为宗旨,教师的目标往往停留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会教材规定的内容’上,教师的注意力必然集中于唱歌、识谱、乐理、欣赏、器乐中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的艺术是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才能表现的,但关键首先要使人有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要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有感才有爱,有感才有智。要不然,再简单的音乐技能训练,也只能成为机械的操作,呆板的重复。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大多存在于城市的中小学之间,这也主要表现在教师的功利性上,为了追求某一奖项,凸显自我的教学成绩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导致艺术教育被简单的异化为艺术知识技能课程,,根据艺术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功能分析,中小学在实践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和艺术活动充分相依结合,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在兴趣中去完成艺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单一的言传身教,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与学生兴趣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述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偏差与观念落差一直是艺术教育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或许与中国沿袭的几千年的教育体制与艺术教育研究滞后息息相关,而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它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与正确的定位,反而越演越烈,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动与发展缓慢的局面,这不得不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深思。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转变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艺术教育之我见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教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贫困地区受条件和师资水平的制约,学生审美素质一直以来得不到提升。要重视艺术教育就应从改变教育观念开始。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艺术教育非常薄弱,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得不到重视,这给贫困山区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农村艺术教育得不到普及和发展,学生的艺术素质就得不到提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成为一句空话。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指出: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业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各育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促进智力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艺术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教育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此,要分析现实存在的情况,才能找到对策。 1.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1)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够。贫困山区的不少学校老师对艺术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音乐、体育、美术、写字、综合实践等为主的艺术课是可上可不上的“杂课”,随便对待,简单应付;有的学校虽然开设了艺术课,但形同虚设,随意性较强,经常被主课占用;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交代纪律或者布置语文、数学作业后老师就出外溜达了:个别的学校甚至取消了这些艺术课安排的课时量,课程表上清一色的枯燥、单调的语文和数学字样,一学年也没有上过一节艺术课,使学生不能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发挥和引导,造成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缺乏艺术知识和技能,学生的艺术素养比较低,学生也没有兴趣学好文化学科的知识。 (2)专业专职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目前,在贫困山区农村的小学教师中,四十周岁以下的大都是从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来任教的,四十周岁以上的教师部分是民办教师转正的,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就这少的有艺术特长的教师又利用关系“飞”向了城关小学,因此很多被安排上艺术课的教师都是半路出家,对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等专业知识了解甚少;有的学校艺术课教学基本上是由非艺术学科老师兼任。由于教师水平有限,严重制约了小学艺术课程教学的发展,使得艺术教育发展不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师的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质量,教师的水平决定着学生的水平。贫困山区农村小学没有一支合格的专业专职的师资队伍,又怎能实现艺术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呢?艺术课程师资力量严重缺乏是造成现状的原因之一。 (3)条件制约,教学设备短缺。学校对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甚少,造成艺术教学设备简陋、配置不足,而已有的设备也没有很好地去利用和发挥,没有形成气候和规模;有的学校能有电子琴、画夹、颜料等教学用具就不错了,更不用说能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有的学校对设备管理不善、使用不当,不能保证其艺术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更谈不上开展艺术实践活动,因此严重阻碍农村艺术教育前进的步伐。 (4)对教师考核制度不科学不合理,忽视了艺术教育的考核,分值严重失衡。综观学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细则,都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这严重挫伤了教师的艺术教育教学积极性,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导致艺术教育没有时间去开展。学校对教师的业绩考核只有教师的德、能、勤、绩的考核,而没有对教师所辅导学生的艺术教育成果的考核,或者说前者的考核分值远远超过后者的分值,比例失调。要完善各项考核制度,合理考核各项成绩,使得两者齐头并进,才能一举两得。 (5)教师的配备存在空缺,学校大多数只有语、数两种专业的教师,一名教师包揽了语文(或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思品、综合实践等所有学科的课程教学,学生学什么全看教师本人的兴趣。这就造成音乐课都是流行歌曲的教唱课;美术课是教师在黑板上示范,学生在下面临摹;体育课则是集合整队跑步,或者是“一个哨子一堂课”,教学内容单调\形式单一。 总之,对艺术教育的作用缺少正确的、本质上的认识,导致了学校在工作安排上,艺术教育没有地位、没有时间、没有规划、没有专职教师,没有资金投入,真是到了要啥子没有啥子的地步。 2.关于加强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几点建议 (1)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制定素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教师转变教育观念,牢记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领导。 (2)学校应在制定的《岗位责任制条例》中,设立艺术教育教师工作量补贴和岗位津贴,并建立奖励制度,旨在鼓励教师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 (3)选用和培训师资是首要任务。学校要重视音、体、美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与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政策力度,吸引更多的艺术教师到贫困地区的小学任教,也可采用对口支援的方式,选派城镇学校较为专业的艺术教师去支教,以缓解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4)加强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在下拨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经费时,尽可能明确分类,专款专用,为农村义务教育配置图书、音乐和美术器材。这些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 (5)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只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6)建立健全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每月或每期对艺术教育进行一次汇演,组织考核组对艺术教育成果进行考评,所得成绩作为教师的重要业绩之一。 总之,应进一步明确学校艺术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一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虽有明显提高,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德智体教育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相比之下,学校艺术教育因其自身特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中小学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现状严重偏离教育方针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结合长期学校工作实践,就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谈几点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基础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概括来讲,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如下: 1 应试教育地位稳固,艺术教育持续萎缩 虽然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科学的、可行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考试仍是得心应手的评价手段,而无论是小学毕业的知识检测,初中毕业的“三合一”考试,还是高考,音乐、美术都不是考试科目。在择校热的今天谁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非考试科目的训练上,学生不会,家长也不让。在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也只能结合实际,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艺术方面有潜能和兴趣的学生,就只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活动,替学校应付上级检查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规范的专业引领,有艺术潜质的学生看不到自己艺术方面发展的前景,久而久之其艺术潜能也就泯然众人矣。缺乏艺术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2 专业艺术教师严重匮乏,学校艺术教育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专业艺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这方面更是一人难求。一个24个教学班的镇办初中长期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学校只能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安排部分有个人音乐爱好的教师兼代音乐课,给学生教唱一些歌曲,以便使学校不至于过分沉寂。这种无奈之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教师中能唱会教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农村中小学把课表上的音乐、美术课上成自习课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艺术类教师基本上都是中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毕业的学生。师范停招后基本上截断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来源,至于从艺术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少,要想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可能性非常小。 3 艺术教育高投入,农村学生吃不消 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人们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艺术类教育的学习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很难支撑。在物质保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学生的艺术发展只能在较低层次下徘徊,很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以上问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首先,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入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艺术潜能。坚持开展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性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感情。努力探索艺术教育科学评价机制,促使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改革艺术类学校招生制度,使有艺术素养的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建立有艺术潜能学生档案,记录其专业发展经历。初中毕业考试前艺术学校进行选拔性考试,毕业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在专业合格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这一类学生进入高中或专业艺术学校学习。在保证文化课学习质量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其艺术专业的培养。高中毕业时在文化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保证对其进行艺术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校的资金投放力度,保证其正常教学训练活动的顺利进行。职业中专学校增设艺术类专业,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培养基本艺术人才的需要,为当地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最后,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编制到位,人员到位。保证一批优秀的艺术教师下得来,留得住。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投身的农村教育这一广阔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这一民生之本也将在改革的浪潮中回归本源,完成时代担负。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中,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一定会有色彩斑斓的明天。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深化课程建设,构建小学艺术教育大课堂 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对于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发展形象思维等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学艺术教育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课程地位不够凸显,课程评价不够全面,课程实施不够深入。要改变艺术课程的这“三不够”,必须深化课程建设,改革课程评价方式,拓宽课程实施的途径,以建设课内外融通、校内外一体的艺术教育“大课堂”,让学生在这个艺术“大课堂”里鉴赏艺术成果、学习艺术技能、塑造和谐人格、提升艺术素养。 一、落实国家课程计划,以“实”为先 我校为确保国家课程计划的有效落实,严格按照《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这一要求的上限执行,在全校各个年段开齐开足艺术课程,并建立课程实施管理体系,确保艺术课程在时间上得以落实。同时,学校还努力实现所有音乐、美术教师全员专任,并将艺术教师的学研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落实,打造出以“读书分享”“学进交流”“名师引领”“新秀竞技”“专题研修”五个模块为主的艺术教师“制度化学研”模式,确保艺术课程在教学质量上得以落实。 二、改革课程评价方式,以“效”为本 1. 评价指标转向多维 评价指标的确立解决的是“评什么”的问题。我们将美术课程的评价指标确立为“学习态度及习惯”“欣赏评述”“造型表现”“设计应用”“综合探索”“完成作业”“参加第二课堂”和“获奖情况”这八个一级指标,我们还将音乐课程评价指标确立为“学习态度及习惯”“音乐知识”“音乐欣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乐器演奏”“参加第二课堂”和“获奖情况”这八个一级指标。同时,我们还根据一级指标细化出若干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并制定相对应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2. 评价形式走向多样 评价形式解决的是“怎么评”的问题。近年来,我校在艺术课程评价形式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音乐学科采取音乐欣赏考核、音乐创造考核以及器乐演奏考核三种方式。音乐欣赏考核包括:音乐知识“我最广”,根据出示的内容,说出音符、音名等常见符号;音乐欣赏“我能说”,根据录音说曲名、感受等。音乐创造考核包括即兴节奏短句或旋律并表演。器乐演奏考核,即我是小小“音乐家”,根据不同年段要求,进行现场器乐演奏。学生在评价的过程中认识了自我,锻炼了胆量,体验了成功。该评价方式也得到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并在全市进行推广。 3. 评价主体指向多元 评价主体解决的是“谁来评”的问题。传统的课程评价的实施主体是教师,过于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只有让学生自己、同伴以及家长参与课程评价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出评价主体的多元性,才能有效避免评价中的主观性、集中性与片面性。例如,我校在实施艺术课程评价的过程中,借助日常评价软件和评价手册等工具,将师评、家长评、自评、同伴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同伴互评,促进了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学生自评,促进了学生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家长评,增强了家长的教育意识和对孩子的关注程度。 4. 评价时机面向全程 评价时机解决的是“何时评”的问题。艺术课程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发展。然而,学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促进学生的发展同样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采取了日常评价、阶段评价、学期总评相结合的方式。日常评价注重评价的生成性、即时性、差异性,以每一节课为载体组织与实施,针对学生每节课所表现出的学习态度及习惯、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等评价指标在课堂上即时评价并作记录。阶段评价根据各艺术课程实际教学进度进行。学期总评,评价指标为各学科指标体系中的全部指标,采取科组命题检测和学校命题抽测相结合。 在实施不同评价的同时,依托相关工具进行记录。如日常评价和阶段评价结果记录于日常评价软件,学期总评结果则记录于评价手册上。评价软件连接学校校园网,教师、家长、学生等评价主体随时可根据账号上网查阅;评价手册采取活页装订,便于分学期、学科拆取及汇总。每本评价手册,既是学生各艺术课程的评价记录,也是一份特殊的成长档案袋。 三、拓宽课程实施途径,以“活”为径 1. 艺术活动课程化 随着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开展校园艺术节是不少学校较为通用的做法。然而,这些艺术节基本按照“先比赛、后展演”的模式进行,存在着“重成果展示、轻教育过程”的弊端。近年来,我校积极探索“艺术活动课程化”的新路子,全面开展“大榕树”艺术节活动。为了发挥艺术节的课程功能,学校将艺术节的书法、绘画、工艺、歌唱、舞蹈、器乐、综艺等各个项目分别开发了相关的校本课程,完善制定了相关的课程实施方案,并以班级为单位,以课堂教学为核心,以课外活动为载体开展实施。同时,学校还结合各项校本课程制定相关的比赛或考级制度,与学校艺术节的各项比赛与展演活动形成有效衔接,真正使艺术活动常态化、课程化。 2. 社会资源整合化 我校地处城区万寿路,与少年宫相邻,少年宫有着专业的艺术教师队伍和一流的艺术教学设施。学校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与少年宫及学生家长协商,委托少年宫开展艺术教育。学校利用每天下午第二课堂时间,每学期输送近500人参加少年宫拉丁舞、幼儿舞、综艺舞、中国舞、少儿舞、芭蕾舞、街舞、爵士舞、钢琴、电子琴、小提琴、葫芦丝、竹笛、古筝、二胡、架子鼓、吉他、萨克斯、长笛、声乐、小小涂鸦坊、七巧板创意坊、小豌豆版画室、大眼睛动漫工作室、趣味水墨坊、硬(软)笔书法等班级学习,使学生在少年宫充分地享受到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 3. 社团建设规范化 近年来,我校投入大量资金,先后建成了版画室、舞蹈室、音乐室、油画室等近20个社团活动室,并组建了相对应的学生艺术活动社团。在社团活动建设方面,学校采取“五有一结合”的措施:有教学计划、有专任教师、有管理制度、有评价措施,与学校艺术节各项活动有机结合。学生在各种社团生动活泼的艺术学习中,感受美的熏陶,享受成功的喜悦,获得精神世界的提升。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实践探索 近年来由于双高普九的推广,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还较为薄弱,为什么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我们很有必要对农村艺术教育现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针对农村孩子的特点,从农村的现有条件出发,摸索规律,走出困境,找到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对于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并不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它是对学生进行心理、思想情操和人格的教育。这些艺术活动而产生的影响将对他们的终身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作为各方面条件有限的农村小学,怎样才能开展好艺术教育呢?为此,笔者结合本校艺术教育实践,做以下探讨。 一、当前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主观认识不足,艺术教育被忽视。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农村中小学仍然把音乐、美术课为主的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音乐课大多是教教流行歌曲,美术课大多是让学生随便画画,这样的学校还算是比较重视艺术教育的。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导致艺术课程形同虚设,使学生不能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当前艺术教育课程实际开课不足及质量低下现状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及学校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社会及学校视艺术课为副课,认为只要学好了语文、数学等主课,考上大学就有希望。于是视音乐、美术为可有可无的摆设课程!这是导致艺术课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 (二)艺术专业师资匮乏,教师本身重视不够 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师资队伍短缺,业务素质较低。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极少,而且大部分教师年龄相对老化,观念陈旧,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在农村缺编学校,艺术教育师资更显不足,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样必然会导致艺术课教学质量不高。 (三)家长支持不够 在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文、数学的学习成绩,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对于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 (四)是艺术教学设备严重短缺、艺术环境缺少 近年来,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仍然不能跟上现代艺术教育发展之需要,不能充分保证艺术教学的正常开展。个别学校甚至既没有师资,又没有设备,艺术教学无从谈起。新课标力求以人的发展为本,充分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在继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以及多元,突出现代意识和中国特色。不可否认教材的指导思想很好,编者用心良苦,总想用有限的纸张向学生展现一个超越时空的无限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可实际上,农村中小学生一直生活在农村,孤陋寡闻,几乎没有谁去参加过艺术兴趣班,几乎没有谁现场去参观过书画展、欣赏过现场艺术表演,学生的生活中缺少艺术环境的熏陶,直接影响到艺术教学的有效实施。 二、推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途径基本策略探索 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全面改革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落后局面,提高艺术教育质量,促进其它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艺术教育正常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各级领导带领下广大师生勇于创新、充分发挥艺术教师创造才能的结晶。 (一)健全组织管理,严把教学关 农村小学应有专人负责艺术教育工作,衔接上下级管理层,使工作落到实处,健全组织管理能使艺术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能使艺术教育工作有计划、有针对性,使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1)高度重视艺术课教学,不但从时间上保证,还应让艺术课教师真正上好每一堂艺术课。在考评考核艺术课教师时充分考虑艺术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成果。制定一套符合艺术课教育教学规律的考试考核章程,充分鼓励艺术课教师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上好每一节艺术课。 (2)在暂时艺术课教师缺乏的情况下,不图表面形式,宁可少一点也要保证质量,让每一个班级每周真正开设一节高质量的艺术课。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各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并经常检查督导,以保证音、美等艺术课教学落到实处。 (二)转变思想,明确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学校、家长对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缺乏认识,导致对学生的评价只是看考了多少分,排多少名。因此,学生、家长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语、数、英这些统考科目上。因此开展艺术教育首先必须转变思想,正确认识艺术课的重要性。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艺术教育已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抓住契机,将艺术课程提高到与其他课程平等的地位,最基本的要将各类艺术课程开足开齐,严禁其它课程挤压,占用艺术课的时间,同时通过组织学习,讨论新课改理念及有关艺术教育文件,使教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艺术的美,艺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培养高雅的气质,提高生活素质,从而认识到艺术的魅力。并通过家访、家长会的机会,向学生家长宣传有关艺术教育的方针、政策、计划等,使他们能真正接受并欢迎和支持艺术教育,从而获取家长对艺术教育的认可。 (三)加强硬件建设,提升艺术教师素质 音乐、美术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 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学生才能直观、形象地感受艺术之美。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美教学器材,使学校的音、美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学校应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师资配备不够,专职教师稀少,大部分都是由语、数教师兼任,专业能力有限,因此,必须加大艺术教师培训力度。深入开展艺术课的教研活动,通过观摩名师示范课,学习最新艺术知识技能,深刻反思,撰写艺术教育教学论文,不断总结艺术学科教学经验,提升艺术教学质量。 (四)拓展艺术教育时空,营造良好艺术氛围 一是针对学生的个性特长组织各类兴趣小组,经常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相应基础、特长和爱好自觉自愿地参加各类活动小组。二是充分利用学校内部和外部环境所蕴含的艺术功能,如黑板报、手抄小报、校园环境等,使学校的一屋一草一木都发挥出艺术教育的功能。三是革新教学方法,融合各类艺术,研究和构建生动活泼、乐趣盎然的课堂,教学时注重创设艺术氛围,通过实物和优秀作品,利用现代教育手段(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活动组织学生欣赏影视艺术,欣赏国家、省、市、县各类艺术活动及比赛,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不足,在各方面还是逊色于城市小学。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使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得以改观,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不断探索,走一条适合农村教育小学的艺术教育之路,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乘课程改革之东风,农村小学的艺术教育一定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一、品牌的塑造需要企业文化精神 好的企业文化实质上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延伸、发展和创新,是治国策略、治军战略、运筹谋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和实践。进一步讲,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对人的启发引导和智力培训,达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最终实现对物的优化。人类的文化,伴随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而生,并随着物质生产手段的不断进步而向前推进、不断提升。在市场经济更加规范发展的今天,任何一款产品推向市场都将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你追我赶的市场竞争热潮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处于优势地位,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取决于品牌的效应,看品牌是否能根植于消费者的内心,是否在消费者心目中有美好的形象,而品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企业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文化瑰宝,成为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之林的文化资源。国内知名企业,不乏运用中国古代治国策略来治理企业者。国外许多企业将中国优秀文化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取得成功。追溯历史文化,展望未来文化,并结合各自企业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适应消费者的心理,挖掘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品牌的塑造需要博采古今中外之长在企业文化的感染力上下功夫。 二、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物质的竞争,更是精神文化的较量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支柱的,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财富,在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这种变化主要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精神文化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给一个市场竞争品牌注入高品位的文化含量,让它带着特殊的文化色彩去竞争,不仅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更能给消费者一些联想,产生美好的想象,从而激发起消费者心底的情感,触发心灵的碰撞和震撼,从而增添几分魅力。因此,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一种竞争文化,是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建设企业文化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创新管理,追求良好的企业效益。企业要抓住机遇,重视文化建设,以文化决胜于市场,赢得挑战,实现长足发展。 三、企业文化引领和促进企业生产经营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企业要积极推进“文化强企”战略,树立“用文化治企”、“以文化兴企”的理念,通过营造和培养品牌文化、制度文化、安全文化、质量文化、创新文化、风险管理文化等组成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深处,充分发挥文化引领和促进作用。安全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离不开文化引导。如果说制度的约束对安全和质量的提升是外在的、强制的、被动的话,那么企业的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对安全生产和质量提升的作用是内在的、是潜移默化的、是主动的。它通过一种精神的自我约束和思想意识来影响员工的行为,并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工作中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系统的、标准的、规范的管理机制,从而大大的促进安全生产工作和提升产品质量。风险防控和降低成本同样离不开文化指引。在新时代的企业经营管理中,正确认识风险和有效规避和控制风险,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是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通过培育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成本控制文化,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成本管理体系,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和提高企业防风险、控成本,增效益的能力,在实际生产经营当中严格补缺堵漏,规避风险,化险为夷。 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源泉和动力 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引进是企业保持持续生命力的必要保障,而企业文化则犹如一张“名片”,在人才招聘中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求职人才的决定,在企业外部形象宣传中能够帮助企业赢得良好的口碑,从而助力人才队伍建设。同样,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企业内部营造和谐有序、竞争适度的良好氛围,既可以避免各种恶性竞争的行为发生,又可以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因而,对于留住人才具有重要的价值。新时代,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日新月异,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显著,争夺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抉择。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人才总是向着经济发展快、发展环境优、创业成本低、容易见成效的地方流动,目前的情况是,越是人才多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快,越容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越是人才少的地方,经济发展越缓慢,越不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因此培育优秀的人才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要把人才的创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企业发展我成长”的同促共进机制,培养知识型员工,走人才兴企、人才强企之路。五、优秀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石。一个拥有优秀文化的企业将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将企业的发展愿景以企业文化的形式传导渗透给每一位员工,从而使企业的发展战略从初期的制定到具体的实施,都能够得到广大员工的支持,提供可靠的保障。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进取,具有本企业实际特色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定、实施、控制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通过宣传、引导形成与企业目标协调一致的企业精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每一位员工,并把这种精神在工作实践中体现出来,为企业战略的实施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支持。总之,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品的总和,具有很强的企业个性特征。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操纵着企业的行为、控制着企业的氛围、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企业经营管理的灵魂。 作者:姚保忠 单位: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美学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人们对居住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影响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建筑设计美学。本文首先说明了美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然后分析了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理论的运用,最后探讨了美学思想的天际线设计方法。 关键词:房屋建筑;美学理论;协调统一;稳定性;韵律 一、美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建筑学本身就有艺术美学的内涵,美学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艺术哲学,建筑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指“巨大的工艺”,说明建筑原本同艺术或美学密不可分。建筑的美学是相对具体的,但由于建筑是庞大的物品,人在建筑中品味的内容也是很多的,有时一块材料的色质、质感、形式能产生美感,有时建筑外部虚空也能产生美感,有时一种结构形式也能产生美感,有时整体形式能产生美感,有时一个空间形态也能产生美感,有时立面构图能产生美感,有时一种构造也能产生美感,有时由于对力的表现能产生美感,建筑的内部和外部都可以给人产生美感,最直接的表面形式是外部的美感给人第一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的整体风格、朝向,高度、周边环境等通过外部我们往里面看,建筑内部的细节构造让我们的情感可以升华,对于住宅有一种亲临家门的感觉。对于商业建筑,有一种享受的感觉,给人以自由、解放的感觉而产生美的快感。 二、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理论的运用 (一)房屋建筑设计的协调统一策略 从美学规律上看,协调统一是美的组成部分,在房屋建筑设计应该应用协调统一的策略,在尊重美学规律的同时,确保房屋建筑设计的水平,体现房屋建筑设计的艺术。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应注意房屋建筑几何形状的协调统一,要通过有机地构图和合理地设计,使房屋建筑的整体美体现出来,呈献给大众具有建筑美的房屋建筑精品,获得市场和行业的认可。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应该在分清主次结构的同时,做到主次结构的配合与统一,通过设计更好地呈现房屋建筑主次结构的关系,不但便于人们对房屋建筑主次结构的粪便,而且也有利于观众体会房屋建筑的整体美和协调美。房屋建筑设计中应该注意色彩的统一,要结合房屋建筑的功能特点和所在区域的特点,大量运用色彩,使房屋建筑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形成对房屋建筑设计思想的有力烘托,以协调、统一的方式,体现房屋建筑的艺术生命力。 (二)房屋建筑设计的稳定性 稳定性佳的建筑物给人以稳定的感觉,并且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通常房屋建筑设计采用上大下小的形式获得房屋建筑的稳定感,在现代化架空建筑和跨越式建筑设计中往往利用材料质感、外观色彩、悬臂结构等形式增加建筑物的厚重感,进而获得建筑的稳定感。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应该重视稳定性,要结合稳定感形成的规律,通过对称、分布等技巧和手段做到提升对房屋建筑稳定性的效果。 (三)房屋建筑设计的韵律性 韵律性是美学的特点,同时也是房屋建筑设计工作中应该重点突出的关键环节。韵律是事物和要素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反复出现和重复的基本现象,在自然和社会中韵律广泛存在,心跳、海浪、建筑物都存在有节奏、有韵律的现象,具有韵律性的房屋建筑不但能够体现设计者的思想,而且也可以通过韵律的体现给人以艺术美的感受。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应该注意对韵律性的应用,通过视觉、色彩、构图的韵律性提高房屋建筑设计的美学效果。在具体的房屋建筑设计工作里应该对具有重复特征的门窗结构、墙面、阳台等进行重点控制,形成显著的韵律性,整体体现出房屋建筑的美学特点。在房屋建筑室内设计时也应该通过遮挡、封闭等手段,构成室内空间的韵律性,实现房屋建筑设计与美学更为全面的结合,设计出具有美学感受的房屋建筑精品。 (四)房屋建筑设计的美学序列性 美学讲求空间与结构序列,优美的房屋建筑设计无一不是功能、序列、艺术的完美综合,如果需在房屋建筑设计更好地体现美学的原理和特点,就必须体现美学的序列性。首先应该设置房屋建筑的单元,使房屋建筑整体能够得到完整而科学地划分,以功能和结构关系定义房屋建筑的序列,以审美的角度使序列得到有效地结合,做到完美地统一。应该在房屋建筑序列中明确开始和结束的位置,上一序列应该与下一序列做到有机衔接,每一序列都应该自然而平顺地开始,实现整个序列的艺术和美学风格,在序列的结尾处应该集中功能与艺术的精华,做到这个序列的完整,进一步体现房屋建筑的美学特点和内涵。 (五)地方文化在房屋建筑设计的应用 当前很多房屋建筑师对欧美建筑风格和文化有着马首是瞻的倾倒,他们在房屋建筑设计中一方面对普遍的西方建筑艺术和风格有着强烈地倾向性,而对于地方文化和地方建筑艺术具有一种抵制的心理。地方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多国家房屋建筑设计工作需要在地方文化中去汲取营养。而我国很多房屋建筑设计人员片面地认为本地文化没有先进性,自动放弃东方文化在房屋建筑的应用,使房屋建筑设计失去源泉,房屋建筑设计作品出现突兀、孤立的特征,原本追求的高雅的氛围难于实现,这种民族文化和艺术上的虚无主义将会影响到房屋建筑设计工作向深入层次上发展。 应该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在遵循美学规律和美学特征的基础上,综合汲取地方文化的营养,要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地方文化和地方建筑存在的合理性,从中找到地方文化和地方建筑艺术的生命力,展开对地方文化的深入认知,探寻房屋建筑设计中地方文化和房屋建筑结合的契合点。通过艺术加工和美学处理,建立起地方文化应用于房屋建筑设计的途径和方法,使房屋建筑更加符合区域文化、历史的特点,在提升房屋建筑文化价值的同时,提高房屋建筑的艺术性与美学观感。 三、美学思想的天际线设计方法 1、梯型天际线的不断上升,寓意不断提高的人均收入和不断发展的城市一样。这一特点也可通过天际线节选片段的设计手段来表达,运用到商业区、办公区上象证美的设计作用在于,它使得建筑天际线的审美性有了联系和想象的基础。在天际线的建设中,通过划分城市区域,明确对自身发展的定位,打开视野,从而深入挖掘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瓶颈。 2、在处理天际线的构图上面,要综合分析不同的天际线,以及可见面建筑体的高低、排列、遮档、疏密、虚实、大小等问题,然后采用建筑艺术手法进行处理,实现由自由散落无约束式的天际线向有创意的约束式天际线的完美过渡。原则上应尽量提倡穿插、错落、起伏,并且在某些韵津节奏要保留轻快明亮的特色,烘托出其本身的自然、匀称、象证、曲线和阴阳的美感。 3、均衡美的设计与群体把握的联系线美强调的不同在于,均衡美更着重于不同形式屋顶组合的“度”的状态。形成美感可以通过屋顶形式变化来实现,但要注意避免夸大的、调的、偏激的、无张力和动感的天际线出现,把天际线的设计核心放在提高其整体观赏性上。 4、把握中心,抓住重要矛盾,然后发散思维,把突出重点和周边的高度、形式相结合,实现秩序上的和谐统一使镜像效应,即群体中各建筑在形态、材料、色彩等方面的协调统一。 结语 综上,在房屋建筑设计中要敢于创新,把握建筑学和艺术之间紧密的联系,通过创造性思维和文化传承来创新出房屋建筑设计的精品,在适应建筑市场和社会审美需要的同时,满足人们对房屋建筑的各类要求。 美学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浅析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 【摘要】建筑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建筑的出现为我们提供各种休闲、办公的场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的要求逐渐提高,建筑不仅要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要有独特的生活美感。就此本文结合美学规律,对现代房屋建筑设计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房屋建筑;美学规津;建筑设计 建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凝聚了千万人智慧的结晶,人类在建筑艺术中表现了复杂多样的美学思想。随着西方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的不断涌入,房屋建筑设计在美学规律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其中空间组合、尺度、比例、质感、色度、体型等建筑艺术语言逐渐结合,充满韵律的结构布局,能够表现出多种韵律和风格。现如今,建筑美学逐渐向着更加广阔的领域发展,建筑领域充满新生命。 1、传统形式美的含义 传统意义上讲,形式美是构成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以及其组合规律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审美感情。同其他美学相比传统形式美的审美对象比较独立,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使其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逐渐被周围人们感知。形式美起源于美的形式,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逐渐脱离美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体系,是一种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线条、色彩、形体等形式因素所具有的那种被高度抽象画、概括化的美。 建筑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符合几个规律的整体形态,融合力学规律的构图和形式,并结合各种材料的综合运用,将建筑物的每个部分完美展现出来。通过各个部分的调整、融合处理,将各个部分的比例,色彩,质感等表现出来,使其更加具有观赏性和使用价值。建筑美学将各种不同的材料以对称、协调均衡等形式构成的空间关系,能够表现出它的内在美,并且发挥其使用功能,突显该建筑的内容或用途。其中苏州古城的地域性民族建筑特色表现的比较完整,苏州古城的建筑将传统建筑中对粉墙黛瓦的样式进行抽象化,并将这种元素融合到现代建筑样式中,不仅将历史特色传承下来,并且逐渐突破新的形式,综合发展。 2、美学的规律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理性的和谐美与秩序美,形式美的法则主要包括:统一、主次、比例、均衡、韵律、节奏等范畴,这些也是传统设计教学空间造型及审美表现方面的基本原则,传统建筑与室内设计基本遵循此法则。这些法则一直沿用至今,在现代主义设计创作中逐渐成为审美的主导形式。 2.1 统一 每一种艺术都要求艺术感觉上的统一性,在现如今房屋建筑设计过程中,为了满足使用目的,在其表现形式上都会呈现出多样性。而当代房屋建筑设计中应注意建筑的统一性,设计者需要将当代建筑多样性进行协调,形成引人入胜的局面。房屋建筑的统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简单几何形状的统一。简单几何形状的统一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辨认的几何形体,这种基本的统一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实现:首先,掌握好主要部位和次要部位的从属关系,例如:较小部位从属于占有支配地位和比较重要位置的部位、低处部分从属于高处部分。其次,通过几何体的形状进行协调,形状和尺寸的协调可以贯彻到建筑物最小的细部中去。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将建筑物内部和外部变成统一构图中的完整整体,这种方法在目前是十分可靠的方法之一。(2)色彩运用方面获得统一。通过色彩的运用获得统一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完成统一性的唯一方法。运用色彩获得统一的方法中,材料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新老建筑、不同风格、只有通过相同材料的运用,才能给人营造一种强烈的统一感。建筑材料色彩的对比,同样也能产生一种戏剧性的统一效果,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点缀的运用,适当的点缀并不会导致对比色彩或材料之间在趣味上产生矛盾。(3)透过陪衬达到统一。复杂体量的建筑根据功能要求分为主要部分和从属部分,这两者之前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一个房屋建筑缺少主次之分,统一性必然无法体现,整个建筑则会显得有些平淡、松散。因此在外形设计中,恰当处理好主体同从属之间的关系,将主要部分同陪衬部分协调统一,促使建筑整体增强表现力,最终到达协调统一的效果。(4)表情的协调促进统一的形成。每一个建筑物所有布局都应将他们的相互关系“说”出来。如果整个建筑采用的是同一类型的建筑结构体系,结构的外观支配着建筑的外观,这样可以从中协调。此外,因为建筑所承担的功能决定建筑的性格,将建筑功能表现方面协调统一,同样能够达到整体统一的效果。 2.2 比例 房屋建筑的比例指的是建筑长、宽、高三个方向之间的大小关系,无论是整体、局部、或者是整体同局部之间,局部同局部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比例关系。良好的比例协调能够将房屋建筑的和谐、完美充分体现出来。与此相反,失调的比例不仅不能产生美感,反而使建筑完全不能协调开。在建筑物和它的各个布局中,所有主要尺寸之间的比例都是一样的,由此好的比例随之诞生。比例有简单的基数比,1/1、1/2、2/3等,同时动态比例同样存在,如:正方形的边与对角线比例,黄金分割比例等这些比例往往能够建立协调的比例联系。 2.3 均衡 均衡是每一个观赏对象中都存在的特性,是建筑物中最重要的特性。建筑物可以称为一个具有良好均衡性的艺术品,因此,必须对房屋建筑的均衡中心加以某种强调,有时均衡中心虽然不加标定,但是均衡同样可以让大家感受到。(1)对称带来的均衡。一般意义上讲,对称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均衡,对于复杂的对称建筑,对均衡中心的强调往往是外观设计中最需要绞尽脑汁思考的部分。优秀的建筑设计能够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引导观者绕向设置主要入口的主要立面,使观者明确感受到均衡的存在。(2)不对称和不规则式带来的不均衡。当均衡中心的每一边在形式上虽不等同,但在美学意义方面却拥有某种同等时,不规则的均衡问题出现了。通过杠杆平衡原理,远离平衡中心,意义上较为次要的小物体,可以通过靠近均衡中心或意义上较为重要的大物体来加以平衡。均衡中心的吸引作用,往往使人不自觉的向这样一个中心靠近,因此优秀的房屋建筑物并不需要太多的标志做引导。 2.4 韵律 韵律是任何物体的各种元素形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在房屋建筑中,这种重复可以通过建筑设计引起视觉可见元素的重复,例如:光和阴影,不同色彩,各种支柱,开洞以及室内容积等等。房屋建筑中大部分效果就是通过这种韵律关系的协调、简化,进而形成一种威力达到一种融合效果。(1)注重韵律形式的重要性。在房屋建筑设计中,门窗、墙面等形状的重复可以增强建筑整体的韵律感;柱子之间的等距重复同样使得建筑的韵律感得到提升;不同重复之间相对协调可以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韵律。在房屋建筑中,韵律不仅局限于里面构图以及物品的不断重复,对室内细小部位的处理以及内部空间的韵律感,尽管韵律既可以是开放式的,不确定的,也可以是封闭式的,确定的。在复杂建筑物中存在的宽窄、大小、走廊分布、房间分布等空间变化和渐变的韵律交替,创造出一种有秩序的变化效果。(2)在布局的序列中找到韵律的美感。对于房屋建筑设计,这并不仅意味着一种空间艺术,同时也是时间艺术的一种结构的序列、功能的序列和审美上的序列统统都必须是紧凑的,这样才能将韵律美感发挥出来,每个序列都应有一个明确的开头和结尾,从入口开始,将观者自然引导至某种规定的结束,形成一种连贯。 3、结束语 在房屋建筑设计中很好应用美学规律,能够将房屋建筑更加引人入胜,得到更好的赞同。建筑设计可以说是一项十分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其中灵活运用美学规律,通过地方特点、文脉等要素将给房屋建筑带来新生活力,进一步充分满足人们需求。 美学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探析 摘要:建筑美学的设计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实践运用实现了建筑的有效设计形式,通过创造性地规律利用,能建设出富有美感的房屋建筑的设计形式。本文主要探讨了统一性、协调性,均衡稳定性,比例,布局中的序列以及韵律的美学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的应用。 关键词:房屋建筑设计;美学规律;统一性;协调性;均衡稳定性;比例;序列;韵律 引言: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设计的美学也越发受到了重视。房屋建筑设计的艺术美感虽具有各种表达形式,但是建筑的美学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建筑美学随着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筑的美学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和建筑设计的普遍感受,从而形成了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特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 一、统一性、协调性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艺术,它都具有其风格独特的统一协调性,房屋建筑也不例外。然而往往在房屋建筑中,为了满足各种使用的目的形成多样性的同时,最容易丢失的就是统一性。房屋建设的协调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建筑物的形状、表情、颜色以及主从分明的协调统一。 1、房屋建筑简单几何形状的统一 建筑物形状上的统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统一,任何结构简单、容易辨识的几何形体都存在着其某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在房屋建筑的设计中研究其形状的统一性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1)次级部位对主级部位的从属性关系,具体就是指低处部位对高处部位的从属,小部位对重要部位以及支配部分的从属。 (2)运用形状的协调特性,利用好形状与尺寸的协调统一性可以深入到房屋建筑的最细小部位中去,这样不仅仅能够完成建筑物内外统一构图的任务,还能很大程度上彰显建筑物的表现力。 2、搭配色彩获得统一 房屋建筑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有通过色彩的搭配才能实现协调统一。这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筑物材料的选取,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同时代的建筑以及风格不一的建筑等,采取相同的材料进行建设,往往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协调统一感。建筑材料的色彩在设计时进行完美的对比反衬,也会产生令人欣悦的的统一效果,但是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比指的是一种强调效果,即重点点缀,而非材料与色彩等产生欣赏上的矛盾。 3、主从分明,以陪衬求统一 无论是何种房屋建筑,简单也好,复杂也好,建筑物根据其自身的功能要求都可以分出主要部分与从属部分。在设计施工中对主从部门加以区分对待,这样就可以使得建筑物显得自然、清新,避免平淡、松散、无统一性。当然,建筑物的外形设计极为重要,如果能够恰当的处理好主要与从属、重点与一般的协调关系,这样就能让建筑物显得主次分明,以主遮次、以次衬主,增显建筑物的表现力与协调统一效果。 二、均衡稳定性 主要是研究建筑物各部分前后左右的轻重关系。均衡是任何观赏对象中都存在的特性,是建筑物中最重要的特性。具有良好均衡性的艺术品,必须在均衡中心上予以某种强调,如果在两端强有力的标上某种封闭的母题,即是中间的均衡中心不佳标定,均衡也是可以感到的。 1、对称――最简单的均衡 对于复杂的对称建筑,对均衡中心的强调往往是外观设计中颇费周折的事,许多成功的建筑设计,还能以一个自然的进程来启发观者,引导他们自然而然的绕向设置主要入口的主要里面,把均衡非常明确的点出来。 2、不对称的或不规则式的均衡问题 当均衡中心的每一边在形式上虽不等同,但在美学意义方面却拥有某种等同时,不规则的均衡问题出现了。这里,杠杆平衡原理就显得很重要,一个远离平衡中心、意义上较为次要的小物体,可以用靠近均衡中心、意义上较为重要的大物体来加以平衡。均衡中心的吸引作用,往往使人不自觉的朝这样一个中心走去,因此,设计的好的建筑物,只需少量导向标志。 3、房屋建筑的稳定性设计 从普遍的设计规律上看,一般建筑是上小下大,通过由建筑的底部向上逐层缩小的手段易获得建筑的稳定设计。在近代的房屋设计中的底层架空建筑,通过对悬臂结构特性的利用,使用粗糙材料以及浓郁的色彩实现对底层的加厚,从而实现了建筑的稳定性设计。 三、比例 比例是指长、宽、高三个方向之间的大小关系。无论是整体或局部以及整体与局部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都存在着比例关系。良好的比例能给人以和谐、完美的感受;反之,比例失调就无法使人产生美感。在建筑物和它的各个局部里,当发现所有的主要尺寸中间都有相同的比时,好的比例就产生了。比例有简单的基数比,如1/1,1/2,2/3等,还有动态比例,如正方形的边与对角线的比,从单独正方形发展而来相互关联的矩形系列(产生黄金分割点)。这些比例关系常常会有助于建立协调的比例关系。 四、布局中的序列 建筑学,不仅是空间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时间艺术。结构的序列、功能的序列和审美E的序列统每个序列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和结尾。建筑的序列在入口处自然而然的开始.也自然而然的引向某种规定的结束。这D结束。必须是序列在艺术上和功能上的高潮。D个贯穿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一个贯通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还可以通过或越过高潮,可能达到D个自然的出口,也可能达到D个自然的出口旭可能是别的什么应有的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分规则布局和不规则布局:规则的序列,产生一种庄重、爽直、明确的印象。而且强调高潮它必然引起一种感官的感受。在规则的序列中很少遇到偶然的和意想不到的迷人之处。最适合用来建造社团、俱乐部、宗教团体、政府部门或人群云集的大型、庄严的建筑物。不规则的序列充满了流动和各种运动的感受,能造成令人意想不到的感染力,造成外观上使人惊异的一些部位,比规则的序列更有个性。适合住宅、俱乐部或不规则的社会中心建筑。 五、韵律 韵律是任何物体各要素重复出现所形成的一种特性,它广泛渗透于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如心跳、呼吸、水纹、树叶等。这种有规律的变化和有秩序的重复所形成的节奏,能给人以美的感受。 韵律是任何物体的诸元素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而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在建筑中,这种重复必然一定是由建筑设计所引起视觉可见元素的重复,如光和阴影、不同的色彩、支柱、开洞及室内容积等等。 一个建筑物的大部分效果,就依靠这些韵律关系的协调性、简洁性以及威力感来取得的。韵律也是是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连贯的感受或的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六、结束语 美学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但是在当前的建设中已经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同时也得到了人们的赞同。但是,相对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工作是一项极具创新性的活动,如果只是一味的遵循前人总结出的观点与规律,就会很难满足人民审美标准,出现审美疲劳。因此,我们必须在灵活的应用这些规律的同时,不断总结、创造出新的技术,再结合地方特点、文化、环境,设计出既满足人们功用的房屋建筑,同时还能满足人们追求美的愿望。 美学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美学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摘 要】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建筑,它为我们提供了生活、工作、学习、生产、娱乐、政治、经济、宗教、体育、军事等的活动场所,使人类社会在建筑的保护下得以繁衍、发展。人们离不开建筑,建筑物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同时,还应该在精神上提供某些感受,所以建筑的美学问题就不容忽视。本文对美学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美学规律;建筑设计;运用 建筑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是一部凝固的史诗。它积淀着人类的历史,体现了各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人类在建筑艺术中表现了复杂多样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空间组合、比例、尺度、色彩、质感、体型等建筑艺术语言,统一多变,主次分明,有和谐韵律的结构布局,表现出多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近年来,随着建筑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它的内容还在进一步扩大。当代建筑美学正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对建筑美感的心理构成因素、建筑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自然美与环境美的美学内容、形式美的形成与发展等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它反映了当今建筑美学发展的新趋向。 1.传统形式美的内涵 形式美是构成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及其组合规律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性。它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对象,只有通过形式才能使其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为人感知。形式美是从美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已经脱离了美的内容,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色彩、线条、形体等形式因素所具有的那种被高度概括化、抽象化了的美。古城苏州在地域性民族建筑的探索中,仍然将传统建筑的某些元素,诸如对粉墙黛瓦的样式进行抽象化,附着在现代建筑样式中,使其表现出某种历史传承的文脉,并寻求新的形式。 建筑的形式美,主要表现在符合几个规律的整体形态,符合力学规律的构图形式,各类材料恰当的使用和配合,以及建筑物各部分的比例、色彩、质感的适当处理等。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外表形式上的观赏性,而且各种不同的材料以对称、协调均衡等形式构成的空间关系,能够表现出它的内在美,并且发挥其实用功能,突显该建筑的内容或用途。 2.传统形式美的法则 传统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形式美主要体现于理性的和谐美与秩序美,形式美的法则主要包括:统一、主次、均衡、比例、节奏与韵律等范畴,这些也成为传统设计教学空间造型及审美表现方面的基本原则,传统建筑与室内设计基本遵循此法则。这些法则一直沿用在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的设计创作中,成为其形式与审美的主导。 2.1统一 简单几何形状的统一。这是最简单也是最主要的一类统一,任何简单的容易被人们辨认的几何形体都具有一种必然的统一。有两个主要手段:第一,通过次要部位对主要部位的从属关系,如较小部位从属于较重要和占支配地位的部位、低处对高处的从属;第二,运用形状的协调,形状和尺寸的协调可以贯彻到建筑物最小的细部中去,这是使建筑物内外变成同一构图中完整整体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主从分明,以陪衬求统一。复杂体量的建筑根据功能的要求常包括有主要部分和从属部分,如果不加以区别对待,则建筑必然显得平淡、松散,缺乏统一性。在外形设计中,恰当地处理好主要与从属、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使建筑形成主从分明,以次衬主,就可以加强建筑的表现力,取得完整统一的效果。 运用色彩获得统一。这可能是在有些情况下得到统一和协调的唯一方法:其中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新老建筑,风格不同,若采用相同材料。就会才生一种强有力的统一感。建筑材料色彩的对比,也能产生一种戏剧性的统一效果,但要强调的是,对比应该是重点点缀,而不要导致对比色彩或材料之间在趣味性发生矛盾。 表情的协调。一个建筑物的所有局部必须“说”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类似问题。如果整个建筑采用的是同一类型的结构体系,让结构的外观支配建筑的外观,这样就可做到协调。另外,由于建筑的性格往往是由建筑所承担的功能所决定,因此,功能表现方面的统一也能其道协调的效果。 2.2比例 比例是指长、宽、高三个方向之间的大小关系。无论是整体或局部以及整体与局部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都存在着比例关系。良好的比例能给人以和谐、完美的感受;反之,比例失调就无法使人产生美感。在建筑物和它的各个局部里,当发现所有的主要尺寸中间都有相同的比时,好的比例就产生了。比例有简单的基数比,如1/1,1/2,2/3等,还有动态比例,如正方形的边与对角线的比,从单独正方形发展而来相互关联的矩形系列( 产生黄金分割点)。这些比例关系常常会有助于建立协调的比例关系。 2.3韵律 韵律是任何物体各要素重复出现所形成的一种特性,它广泛渗透于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如心跳、呼吸、水纹、树叶等。这种有规律的变化和有秩序的重复所形成的节奏,能给人以美的感受。韵律是任何物体的诸元素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而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在建筑中,这种重复必然一定是由建筑设计所引起视觉可见元素的重复,如光和阴影、不同的色彩、支柱、开洞及室内容积等等。 2.4布局中的序列 建筑学,不仅是空间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时间艺术。结构的序列、功能的序列和审美E的序列统每个序列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和结尾。建筑的序列在入口处自然而然的开始.也自然而然的引向某种规定的结束。这―结束。必须是序列在艺术上和功能上的高潮。―个贯穿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一个贯通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还可以通过或越过高潮,可能达到―个自然的出口,也可能达到―个自然的出口旭可能是别的什么应有的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分规则布局和不规则布局:规则的序列,产生一种庄重、爽直、明确的印象。而且强调高潮它必然引起一种感官的感受。在规则的序列中很少遇到偶然的和意想不到的迷人之处。最适合用来建造社团、俱乐部、宗教团体、政府部门或人群云集的大型、庄严的建筑物。不规则的序列充满了流动和各种运动的感受,能造成令人意想不到的感染力,造成外观上使人惊异的一些部位,比规则的序列更有个性。适合住宅、俱乐部或不规则的社会中心建筑。 3.结束语 建筑设计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艺术设计形式,通过建筑的关学规律在房屋设计中的实践运用和分析表现了房屋建筑设计的艺术价值和美感享受,房屋设计中的美学规律的实践和运用应统一协调、稳定均衡、合理布局,由此实现建筑的美学的艺术设计的形式,在保证房屋建筑的风格基础之上充分体现了建筑设计的美感享受。建筑师们应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创新追求,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建筑观。 美学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探究 摘要: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建筑,成为我们工作、生活、成产、娱乐等不可或缺的活动场所。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建筑设计的审美观点也日益增高。本文着重分析房屋建设中的美学观点与规律,并提出相关的看法与实施措施。 关键词:房屋建筑;设计;美学规律;探究 引言 房屋建筑物就是用来满足人们居住、办公等一系列活动的实物场所,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房屋建筑物所能提供的精神享受。古老、传统的火柴盒式建筑形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观点要求。越来越的美学思想被注入到建筑艺术上去,虽然在房屋建筑的美学设计上千奇百怪、形态各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之间,人们的风俗习惯不同,建筑形式也千差万别,但是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要想建造出美的建筑,就必须遵循包括空间组合、统一、均衡、比例、韵律质感、色感等等建筑美学法则。当然,现代的建筑美学正在像更加宽广的领域中发展,通过自然美、环境没、人文美的相互结合,形成房屋建筑设计美学的发展新趋向。 1、统一性、协调性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艺术,它都具有其风格独特的统一协调性,房屋建筑也不例外。然而往往在房屋建筑中,为了满足各种使用的目的形成多样性的同时,最容易丢失的就是统一性。房屋建设的协调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建筑物的形状、表情、颜色以及主从分明的协调统一。 1.1房屋建筑简单几何形状的统一 建筑物形状上的统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统一,任何结构简单、容易辨识的几何形体都存在着其某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在房屋建筑的设计中研究其形状的统一性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①次级部位对主级部位的从属性关系,具体就是指低处部位对高处部位的从属,小部位对重要部位以及支配部分的从属。②运用形状的协调特性,利用好形状与尺寸的协调统一性可以深入到房屋建筑的最细小部位中去,这样不仅仅能够完成建筑物内外统一构图的任务,还能很大程度上彰显建筑物的表现力。 1.2表情的协调统一 一个完美的建筑物,要表现出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说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建筑物整体上都是采用了一种结构体系,这样一来建筑物的外观也就完全受结构的支配,最终形成建筑物整体的协调统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建筑物也是拥有性格的,每一个建筑物的性格最终受其功能来决定,因此,在建筑物功能方面保持协调统一对其性格、表情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1.3搭配色彩获得统一 房屋建筑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有通过色彩的搭配才能实现协调统一。这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筑物材料的选取,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同时代的建筑以及风格不一的建筑等,采取相同的材料进行建设,往往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协调统一感。建筑材料的色彩在设计时进行完美的对比反衬,也会产生令人欣悦的的统一效果,但是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比指的是一种强调效果,即重点点缀,而非材料与色彩等产生欣赏上的矛盾。 1.4主从分明,以陪衬求统一 无论是何种房屋建筑,简单也好,复杂也好,建筑物根据其自身的功能要求都可以分出主要部分与从属部分。在设计施工中对主从部门加以区分对待,这样就可以使得建筑物显得自然、清新,避免平淡、松散、无统一性。当然,建筑物的外形设计极为重要,如果能够恰当的处理好主要与从属、重点与一般的协调关系,这样就能让建筑物显得主次分明,以主遮次、以次衬主,增显建筑物的表现力与协调统一效果。 2、均衡与稳定 我们知道一幢完整的房屋建筑物,在其大小、高低、材料质感、虚实变化以及色彩的深浅等的不同,常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轻重感。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认为那些体重过大、材料粗糙、色彩暗淡的实体的建筑物会较重;相对来说体量稍小、色彩明快、材料光洁、通透的会让我们感觉较轻。由此看来,研究均衡与稳定对建筑物的形象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2.1均衡 所谓的均衡就是研究建筑物上下左右各部分之间的轻重关系,是观赏对象所拥有的特质。凡是具备良好均衡性的艺术品,都会在其均衡的中心上特别的强调。 2.1.1建筑物中最简单的均衡----对称 我们常见的复杂建筑物中,在设计其外观阶段往往最主要强调其均衡中心的设定。在世界各地比较知名的建筑中,他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一种非常自然的进程来让观赏者受到启发。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找到主要的入口,把建筑物的均衡方面明确的体现出来。 2.1.2不规则或不对称的均衡问题 虽然一些建筑物的均衡中心在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是上升到美学角度来看,它们显现出来的这种不对称却存在着等同。我们常用的杠杆原理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好地体现,当一个意义上是次要的、远离均衡中心的小物体,往往可以用靠近均衡中心的大物体来均衡它。让人们不自觉的朝一个中心走去,这就是建筑物均衡中心的可靠作用,因此,一个设计优良合理的建筑物无需多少导向标识。 2.2稳定 房屋建筑物的稳定问题就是指建筑整体上下之间的轻重关系。一般情况下都会设计成上小下大,从底部向上逐层缩小的技术方法来寻求稳定效果。 3、韵律 任何一种物体中的各要素重复出现所形成的一种特性就是韵律,在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中都是存在的。就是这种有规律的变化和这种不断重复现象所形成的独特节奏,能够给人们以美的感受。韵律实质就是元素重复的一种属性,在建筑中,这种有规律、有秩序的重复能够给建筑物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形状的重复、尺寸的重复、复杂的韵律重复以不同重复为基础,这三点是建筑物中最为重要的重复。在建筑物中,韵律不仅仅可以是开放式的、不确定的,还可能是确定的、封闭式的。一般来讲,世界上伟大的知名建筑都具有这种韵律,并且能够给人一种极强的感染力。 4、比例 在建筑物中,所谓的比例就是指长、宽、高、三个方向之间的大小关系。这种比例关系贯穿于整个建筑的任何层面,无论是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存在合理的结构比例,才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给人以和谐、完美的感受。 5、结语 总而言之,美学规律在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但是在当前的建设中已经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同时也得到了人们的赞同。但是,相对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工作是一项极具创新性的活动,如果只是一味的遵循前人总结出的观点与规律,就会很难满足人民审美标准,出现审美疲劳。因此,我们必须在灵活的应用这些规律的同时,不断总结、创造出新的技术,再结合地方特点、文化、环境,设计出既满足人们功用的房屋建筑,同时还能满足人们追求美的愿望。
通过梳理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发展脉络,发现其四种有代表性的价值取向,即教学价值取向、国际化价值取向、社会大众化价值取向和生活化价值取向,同时前三种是属于社会需求取向,而最后一种属于幼儿需要的价值取向。幼儿英语教育需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实际,才能有助于幼儿成长,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它三种价值取向的完成。幼儿园英语教育自上世纪末开始在理论与实践上研究以来,经历了几次研究的高峰,也出现过几次研究的“穷途末路”,这些都是学科研究的必然现象。认真分析幼儿园英语教育研究的起起落落可以发现,历次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兴盛或衰退,都伴随着人们对幼儿英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型。通过对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几种价值取向的梳理,从中发现其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预测。 一、幼儿园英语教育的教学价值取向 幼儿园英语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英语普及化,当时许多有条件的小学开始增设英语课程。那时候的幼儿园由于逐渐打破了分科教学的模式,逐渐走向幼儿园课程设置的自主性,再加上改革开放大潮地冲击,使一些家长和教育者发现了英语的重要性,因此英语教育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这时的幼儿英语教育大多是在一些教育机构中进行的,或者在一些大型的国际幼儿园中开设相关课程。英语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作为其中的一门课程而出现,而且由于这时的幼儿园课程仍很大程度上受到分科教学的影响,其教学方法与手段仍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融合游戏的组织策略,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与中小学没有太多差异。此时的幼儿园英语教育的教学价值取向对幼儿园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内容,许多幼儿园纷纷跟风“赶时髦”,使幼儿园英语教育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场面。这时英语教育的教学价值取向还表现为,只注重课程内容的逻辑体系,没有太多地考虑幼儿身心发展对英语的可接受水平,教学方法也以死记硬背或教师单方面灌输为主,英语教师基本也都是由其他教师兼任,教师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幼儿英语学习的效果,也使幼儿英语教学只在一些大城市开展,并未成为全国性的英语学习运动。 二、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国际化价值取向 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许多人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认为英语学习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将来人生发展的必要技能,并在理论界深入开展了幼儿英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始从理论上探究幼儿学习英语的生理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是否完备,是否通过学习与训练可以掌握英语基本能力。但需要澄清的是,这时的英语教育是延续英语教学的教学价值取向,因为时代的变化,给幼儿英语学习赋予另外的一层实用价值,但是其教学价值取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时纷纷引进国外先进双语教育理念与方法,并以此来指导我国的“英~汉”双语教育。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幼儿园英语教育基本遵从国际化的大趋势,其目的在于促进幼儿将来适应国际化的交流需要,掌握对外交往的一项技能,这种需求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国际化的趋势,是为了迎合一部分家长对幼儿将来发展前景的过分担忧。在这种价值取向背景下,我国幼儿园英语教育纷纷聘请外教来园执教,甚至出现某些名为国际化的大型幼儿园基本都是以外教为主要师资力量,所教课程也是从国外引进,所用方法也是国际上认可的。最终结果使我国本土化的幼儿园发展路径被彻底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没有本土化的幼儿园教育教学研究,正如陶行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外国病”一样,觉得国外的东西才是好的。但也应辩证地看待幼儿英语教育的国际化价值取向。通过国际化的取向,使人们展开了对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大讨论,使这样一个仅仅将英语作为“一门课”的情况得以逐渐转变。也使幼儿园英语教育在我国更加广泛的地区铺开,推动了英语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并将英语教育的年龄推移到了学龄前儿童。也从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间接地使大众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三、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社会大众化价值取向 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社会大众化价值取向是在英语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价值取向出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幼儿园英语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当绝大多数幼儿园都在以英语为其中的教学内容之一,并且都有能力接触外界先进的英语教学理念与方法的时候,之前的那种只有少数大型幼儿园才有的英语特色课程优势就已经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就是英语的大众化。因此这时的幼儿园英语教育作为一种必备的社会技能被广泛认可,同时这种价值取向仍与教学价值取向和国际化价值取向有一定的顺承,具体表现为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终身学习特点。终身学习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在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社会大众化价值取向引导下,无论何种职业、何种家庭经济条件的家长纷纷将幼儿送进英语培训机构或师资较好的双语幼儿园,一时间各种英语培训班和双语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现了我国英语教育的“繁荣”局面。但是,这种跟风似的英语教学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忧,英语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加强,使汉语教学效果逐渐被挤压,导致学生汉语能力下降,直接威胁国家的文化安全,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种价值取向如果没有好的监管和引导,必然导致学生培养规格的扭曲。 四、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生活价值取向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发现,以上三种幼儿园英语教育价值取向均以社会为导向,没有充分考虑幼儿的实际需要。重视幼儿生活经验的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生活价值取向是当前对幼儿学习品质的研究成果,是对幼儿最客观的认识,充分尊重幼儿的自身需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价值。”充分表明幼儿生活经验对其学习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回归幼儿生活的英语教育体现出幼儿的生活价值与实际经验,回归儿童生活的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以实现幼儿的可能生活和现实生活为目的、在儿童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来建构儿童的教育。充分体现出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生活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幼儿英语教育中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组织形式、教学效果评价等都以幼儿的生活实际为出发点,充分感受生活中的英语,使幼儿充分接触英语的语言美,表现出对英语的兴趣,进而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与习惯。除了上述几种幼儿园英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方面,如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及早进行英语教育可以使孩子将来说流利的英语,而这是将来判断孩子是否能够成才的重要判断标准。还有家长是为了补偿自己英语的欠缺,通过自身的经历与体会,片面地从家长的角度认为英语很重要,而且应该提前学习,这往往忽略了英语教学的教育价值。另外一部分就是家长的虚荣心和攀比心造成的,他们往往让孩子在其他人面前进行英语表演,以换取别人对孩子的赞誉,自己脸上也有面子。其实这几种幼儿园英语教育的价值管是普遍存在于家长中的,而且根深蒂固。但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英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国际化和社会化化的影响,与前述的几种价值取向有异曲同工的关系。在幼儿园英语教育价值取向中,成人的价值选择至关重要。 从上述无论何种幼儿园英语教育的价值确立过程来看,成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更多的暗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当这样的价值取向在幼儿园全面实施时,幼儿自身的学习兴趣、学习风格、学习习惯等难以最终养成,必然导致这种价值取向将幼儿园英语教育带上歧途,因为它不符合幼儿的实际需要,难以在幼儿中形成广泛认同,会使幼儿的童年失去自身的价值。如何彰显英语教育的对幼儿的教育功能值得思考。儿童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意识,是逐渐形成中的人格整体,是客观的存在,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客体存在,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客体存在。在幼儿园中,要让幼儿从游戏等活动中掌握英语,体现活动性思路,充分展现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就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幼儿的生活教育上。充分尊重幼儿的生活经验,避免幼儿英语教育反复记忆、集中教学等情况,而应该充分发挥幼儿无意记忆的优势,潜移默化地掌握英语知识。幼儿园的英语教育不应该从教师出发,也不应该从家长出发来定位其价值取向,而应从儿童出发,为儿童成长服务。对于幼儿来说,能够从生活实际出发的英语知识经验的获得才是有益发展的经验,从生活化的英语教育中发展学习品质、形成学习习惯,就是对未来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李佩.幼儿园英语教育研究现状、问题及对策[J].毕节学院学报,2012,(05):124. [2]王善安,杨晓萍.台湾幼儿英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启示[J].当代学前教育,2009,(03):47. [3]潘景丽.幼儿英语教育的可行性及其策略[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2):82. [4]仲伟秀.幼儿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04):101. [5]杨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身体问题———五论进化、发展与儿童早期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14,(01):4. [6]梁斌.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生活价值取向[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55. 作者:袁犀文 单位: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14年11月,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了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方针与措施,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规模化农业的支持力度,许多商业资本也开始涌入大规模种植的领域,不少种植户开始进行规模经营,力图在规模经营的大潮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然而并未取得预期效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虽然经历波折,但只要合理设计盈利点,掌握好“度”,把握好国家的政策,加大投入,坚持创新,积极应对市场风险,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现对当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参考。 1存在的问题 1.1重政策不重生产 除了一些本身就从事农业,因为种植经验丰富而扩大生产的种植大户之外,很多进入农业领域的商业资本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甚至并不是看重农业本身,只是看重政策,主要的精力用于跑关系、跑政策,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的精力并不多。例如,2014年汶上县润丰蔬菜公司投资逾200万元流转土地10hm2,建设温室大棚5个、大拱棚33个,聘请技术员2人,计划采取生产与配送相结合、采摘与开心农场相结合等形式来创造“好玩”的农业,力图利用这种过于新奇和理想化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争取上级扶持资金。然而几年后除了当初申请了一些政策扶持外,公司几乎未获得收益,不得不把建好的大棚租给当地农民种植,靠收取租金度日。 1.2重生产不重运营 也有很多种植大户虽然专注于农业生产,但不懂得在规模扩大之后,将自己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变为“运营者”。过去大都是小农经营,只管生产,虽然有利润,其实更多的只是“苦力钱”,基本不负责运营和销售的事,而在规模扩大成为农场之后,不仅运营方面的各种成本增加,对农场主运营能力也有了更高要求[1]。汶上县中都街道办事处姬沟社区一种植户2013年流转土地3.33hm2种植圆葱,连续2年圆葱价格上涨,获得了较大的收益。2015年成立了汶上县路丰种植合作社,又流转土地50hm2种植圆葱、地瓜等品种,结果连续3年圆葱价格下跌,地瓜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品相差,无法卖出,在仓库里储存一段时间后只能低价卖给小贩。2018年,该农户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支撑每年土地流转费用,种植面积不得不压缩到20hm2左右。按照企业生产经营的经验,在产品价格、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要增加收益,降低生产成本是唯一途径。企业运营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农业生产上。 1.3重效益不重投入 在农业社会,小农生产靠节约确实能增收,但规模化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农资投入等方面靠省钱已经不能带来利润,该加大投入的地方必须舍得投入[2]。汶上县惠丰家庭农场2015年流转土地36hm2种植荷兰土豆、日本胡萝卜2个品种,由于品质过硬,签订了外贸协议,实行订单农业,虽历经波折,但没有亏损。为了提高种植水平,几年来农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不但建全水、路、电、井,还建设了3000m2的仓库,配套了水肥一体化设施、现代化的大型收种机械和植保机械。由于加大了投入,农场经济效益连年提升。在市场激烈竞争下,独辟蹊径的订单农业和现代化农业生产装备的引进显然更胜一筹。 1.4重主营不重多元 农场里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多,一些聪明的种植大户,并不只靠自己的农产品赚钱,而是转变思路让盈利点多元化。古城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公司占地80hm2,以前是普通农田经营蔬菜、水果、苗木种植等,2年前转型成为集农业体验、休闲观光、亲子教育、户外拓展、婚纱摄影等于一体的都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体,年接待客流量逾10万人。产品需要根据市场营销和战略转变,当传统农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要勇于转变,改变生产价值,让效益更大化曰同时多元化生产,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 2建议 2.1保障经营主体的用地需求 要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把县乡“土地流转中心”真正运营起来,进一步规范合同管理,强化契约执行,打消农户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3]。在设施用地上,可有效利用村庄内闲置地、建设用地或复垦土地,支持企业、农户建设连栋温室和畜禽圈舍等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 2.2满足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要坚持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形成多元主体、良性竞争的市场格局曰扩展有效担保抵押物范围,将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权、农房、土地附属设施、大型农机具、仓单等纳入担保抵押物范围曰创新担保机制,由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进行担保,达到政府、银行、担保公司协(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的[4]。 2.3解决经营主体的人才需求 继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探索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围绕农业技能和经营能力,扩大农村实用人才和带头人示范培养培训规模,引导广大农村青壮年安心投身农业,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输送人才力量。 2.4拓展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 面对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要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销售、储藏、包装、信息、金融等服务,特别是各级农技推广机构要为企业和农户提供专业化、系列化的生产性服务。也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公益性服务机构转变职能,在那些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愿干、干不来的领域开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黄祖辉.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院4-7. [2]孙中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演变及对策措施[J].农村经济管理,2008(10)院46. [3]陈运雄,艺佳.基于湖南7市13县调研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9(1)院95-103. [4]夏益国,谢凤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互动发展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5)院3-7. 作者:柳拥军 单位:山东省汶上县中都街道办事处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