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鉴赏论文: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及阅读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现代人格养成具有重要影响 (一)现代人国家至上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爱国是现代高尚人格的集中体现。热爱自己的国家、捍卫祖国的尊严、维护祖国的利益、反对国家的分裂仍然是现代中国人的共同情结。当我国经济不断走上富强、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领先世界、体育竞技摘金夺银充分展示大国风采时,中国人是举国欢腾为之欢呼雀跃;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时,中国人热泪盈眶;但当台独的呼声不断叫嚣之时,中国人是强烈抗议并且义愤填膺。这些爱国情愫就是源于古代文学倡导的爱国思想。“正道直行”的屈原,其爱国的赤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一心报国而终不为皇上所用的陆游,临死前喊出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心声,其满腔的爱国热情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见《愤》《示儿》)。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就是这样在古代文学所弘扬的爱国人物的爱国思想积淀及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慢慢孕育而成。 (二)现代人自强不息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会低下坚强的头颅。在解放战争年代,凭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同样凭自强不息的精神,独立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神舟六号、七号、八号宇宙飞船乃至实现了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从而震惊了全世界。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永不服输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的养成,也同样离不开古代文学的涵养。儒家经典《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每日孳孳”的大禹、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化身;从古到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苍鹰、雄狮、奔马之类,也都是古人托物言志借以表现自己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现代中国人就是在古代文学所传扬的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熏陶下而具有了人定胜天、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性格。 (三)现代人厚德载物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受人敬重的人。在评价一个人时,人们往往把人品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品德高尚的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敬,反之,品德低下的人则难以得到单位的重用与人们的赞赏。厚德载物精神还广泛表现在中国人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外来文化上,凡事兼容并包,体现了中国人恢宏宽容的气度。现代中国人的厚德载物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中浓墨重彩所赞美的都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如大舜的后母、父亲和异母弟弟屡屡加害于他,而大舜一次又一次地以宽厚的胸怀和崇高的德行感化他们。尧也因此最终把天下让给才德兼备的舜。除此之外,古代文学还通过品德高尚的人的言论来教育我们要厚德载物。《论语•阳货》:“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言论中都渗透出厚德载物、宽以待人的精神。而《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则教育人效法大地是最高的胸怀。 (四)现代人以和为贵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非常注重家人与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曾有“和气生财”、“和顺满门生百福”、“家和万事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之说;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主张与别国友好、平等相处,不称王、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以和为贵的高尚人格的体现。这种体现也是离不开千百年来古代文学的感染与熏陶。“和”、“同”在儒家的经典中是出现得比较早的,在《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当中都可以得到佐证。如《尚书•尧典》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君陈》中说:“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礼记•月令》里说:“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在《礼记•乐记》中:“乐文同,则上下和矣。”“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以上所谈及的都是“和谐”、“调和”、“融合”之意,实际上这是儒家“和同”思想的较早表达方式。儒家“和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精髓,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道出了世界只有“和合”才能发展的真谛。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宣传这种“和合”思想与人物的文章比比皆是,其中《史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蔺相如为了“和合”,早朝时不与廉颇争列;在路上与廉颇相遇时引车避匿,他的这种为了国家安宁而争取内部团结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对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影响相当深远。 二、传授学生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方法 (一)教育学生阅读和鉴赏古代文学,首先要过文字关 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及繁体字写成的,由于年代久远,当代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与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相比较,已发生较大变化。要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首先必须过文字关,只有过了文字关,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因此,教师首先要给学生传授过文字关的方法及技巧。一是教会学生认识繁体字,让学生多观察、多比较或可通过《现代汉语词典》及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认识繁体字。二是教会学生掌握一些意义实在、指代明确、直接关系到语句理解的常见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包括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文言实词,避免发生“望文生义”的错误。三是教会学生正确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五种句式。可推荐学生参考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一书,该书讲述了字、词、句的使用以及一些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对过好古代文学文字关有极大的帮助。#p#分页标题#e# (二)教育学生要主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 多读多背是掌握文言知识,理解文意,培养语言感悟能力的好方法。教师要传授学生朗读的技巧。一是借助注释,粗读课文。粗读的首要任务是疏通文字,然后在此基础上感知课文,从整体上初步把握课文结构。二是质疑、解难、细读课文。通过细读,能准确地正音、正形、断句,解决粗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对文章结构进行分析,增进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三是深入领会,精读课文。精读时力求读出语气、语调和节奏。通过精读,更深入地感悟、理解作品,体会文章的情感,把握文章的特色。四是熟读课文,要熟读成诵,强化文言字词的学习效果,深化对课文内容、结构的理解。要求学生诵读时要做到:眼观其义,口读其声,耳听其言,脑思其义,把眼、口、耳、脑都动员起来。 (三)教育学生要学会分析与判断,正确区分对与错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文学也存在着一些糟粕,对古人及至今人人格都产生了一定不良影响。如《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成玄英疏曰:“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其意是说为善为恶都不好,只有走“中虚之道”才能养身、全生;有用之大树被伐,无用之小树被当为烧柴,有用无用都难以全生,庄子教导人们最好的办法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些言论对现代人格产生不良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些人擅长于察言观色,不发表意见,不表达自己的观点,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形成一种明哲保身的圆滑人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宣扬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思想使现代人格掺杂进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因素,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金钱至上、贪赃枉法,置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自我失范、道德沦丧,价值观崩溃,人成了“物欲”的奴隶……为此教育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分清良莠,不能一味地全盘接受。 (四)传授学生阅读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方法 1.从作者的人生经历去思考。由于作者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得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性。对作者的人生经历进行探究,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如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却不被楚怀王理解,甚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因而他的作品充满着忧愤。又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受到过生与死的考验,因而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作品也显得豪放从容。 2.从作品内容、形式去分析。拿到一部作品,应对它进行整体阅读,熟悉它的内容,进而思考作家选取了什么题材,表现了什么主题,塑造了什么形象,这些形象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3.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品味。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教育学生用心去读,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捕捉作品的意象,去品味作品中蕴涵的情感。这样就会感受到“蒹葭苍苍”的淡雅,“鸷鸟之不群兮”的高洁,“脉脉不得语”的哀怨,“南望王师又一”的期盼,“满纸荒唐言”的辛酸,进入作品营造的意境,与作者同悲同喜,以此体会作者纯洁高尚的情感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等,从而净化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人格。 文学鉴赏论文:高中英语教学中引入文学鉴赏的作用 摘要:在语言实践的活动中,文学鉴赏是一种高层次的活动,除了使得一个人的语言感悟能力得到提高,也培养了学习者在“交际、意识、民族的差异、敏感性,以及人文的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在高中英语的教学中,传统的界限需要不断突破,视野需要拓宽。在教学中,可以充分融入英、美文学评价的价值,使学生对于文学评价的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关键词:高中英语;作用;探究 一、文学作品鉴赏对于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作用 (一)对学生兴趣培养的作用 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其实属于一种艺术再现的过程,而学生在欣赏时,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从而展开对文学、作品的想象与理解,加上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合其中,从而能够深深地体会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领略到作品中的文化情境,感受英文语言带来的影响。 (二)不断提升高中学生对英语阅读的能力 对英文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感觉最难的就是阅读理解。在平时练习中,英语教师让学生多阅读一些英、美文学的著作,从著作中可以理解、感受他们的文化、习俗,逐步提高对英文阅读的理解的能力,对文章有个整体把握。 (三)提升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与文学、历史和文化修养紧密结合,有了英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化的前提下,学生所进行的写作技术训练,就是在一个有着文化和文学积累的层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教师在教授时,学生对其记忆与再表述,也是借助于相应层面的表达能力而完成的。 (四)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需要 要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对异国文化的了解,这是必备的基本素质。学习英美文学,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他们的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开阔。 二、英、美文学知识,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渗透的具体措施 (一)英文影视赏析地合理应用 教师结合课本知识选择一些优秀的英文影视作品,让学生学习英美的文化、风土人情,使得学生对这些国家的文化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能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比如,《最蓝的眼睛》《秀拉》等作品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对文化冲突、概念的理解。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要把重点放在阅读上面,对于文学的知识、文本的分析作为一个辅助的方面。 (二)给学生创造机会学习文学鉴赏的能力 广泛意义上的能力是指:“在实践、活动之中,逐渐养成一种能实现一定活动的技能。对于学生来说,在阅读中能够最初去感知文中的大意,逐渐养成好的学习方法。在实践之中,往往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掌握了一定的方法用于学习,或者是否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在活动中。因此,不仅仅针对课文之中的阅读部分,还是关注学生对课文的一些题目进行审题的方法,最终为了学生能够很好地去体会课文的真正内涵,以及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通过对课文仔细地分析、了解,从而逐渐总结、归纳出英语阅读方面的规律,即精华部分。最终促进学生的自主、探索等能力被更进一步得到提高。一切措施,均是为了把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能力提高。所以,对学生来说,通过课外的阅读来提高能力,或者通过读一定数量的读物、课外的读物等来进行。这样,学生不仅学习了在课文中的一些语言方面的知识,还能让学生更多去体会课外的知识,最终促进学生在智力方面的发展,以及提高他们在自学方面的能力。 (三)创设学习文学作品的真实情景 一般而言,在高中英语的教学阶段,对于教师来说,要设计一个能够吸引学生学习的情境,能够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就要多进行相关的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可以将枯燥、静态的剧本,要以学生的身份去扮演、展示,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使其能够主动地参与进来,让他们自己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深刻地感悟着当时的文化情景,更加对文学作品有了自己的理解。 (四)采用现代电子媒介,深化文学名著的评价教学 在高中英语学习时期,对于学校,应开设多方面的“英语世界、文学名著等鉴赏于评价”等课程,让学生在阅读、分析、鉴赏当中对英语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评价,使得学生在英语阅读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也促进学生在文学鉴赏、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同时,把学生在文学方面的审美能力发展了,培养了学生的素养,包括文学的鉴赏、评价、创新等方面。从内容上来看,从希腊神话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包括欧洲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西方文学源流、演进的过程。总而言之,在高中英语文学评价、应用的教学与研究中,需要突破传统语言的研究模式,在传统语言教学的内涵、研究层面得到拓宽,从纵向和横向方面不断拓展;开展具有“多科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或从文学、文化、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开辟出一条新的、具有研究性质的领域与课题,来发展学生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提高新时代高中英语在文学教学、研究、评价、应用等方面的水平。 作者:哈静 单位:河北怀来县沙城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服装设计论文 一服装设计形式美和文学鉴赏的相通之处 1对称和均衡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的服装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每一种服装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点,服装可谓是展现时代全貌的重要形式。不仅能够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形式有所表现,还可以对社会发展中的审美和文化思潮进行解读。形式美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服装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造型艺术还是现如今的服装设计都会涉及到对称性的特点。服装设计中对称性的设计主要是以人体本身对称的特点为依据。另外,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多见,比如花草、飞禽等等,服装设计的对称性也是为了和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相呼应。均衡性主要是指服装设计所涉及到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均衡性。比如门襟,修饰手法等等,服装设计的均衡性不仅要体现在空间感上,还要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在文学鉴赏中,对称性和均衡性的特点也比比皆是。文学形式包含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等等,对称性特点比较明显的就是诗歌,无论是五言律诗还是七言绝句都表现出一定的对称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设计都体现出一定的形式美,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称性从总体上看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严肃性,有时甚至会过于单调,而均衡性则表现的十分灵动。二者的融合体是艺术表现的重要特征。 2对比和补充 所谓的对比,简言之就是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事物放到一起进行分析,通过直观的效果的比对,找到相同和不同之处。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对比关系能够对审美的个性进行突出表现,同时还能够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主要进行色彩对比,款式对比以及面料的对比等等。对比的目的就是提升视觉上的震撼力,实现服装造型的新颖性等等。每一种服装品牌都有其独有的设计方式,在各种服装设计中都要融合对比的方式。而补充则是针对服装设计艺术中一些规范和原则,来对一些构成元素进行排列和组合,使得设计工作不至于更加单调。在文学鉴赏艺术中,采用的对比方式主要是动静对比,虚实对比等等。这是比较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实现动静的对比是对景物、场景、感情等进行有层次的表现,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涵。另外,虚实结合与对比,也是为了增添文学作品中已有状态的灵活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艺术的形式美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通性。 3节奏和夸张 在服装设计中,运用节奏和夸张的方法比较常见,主要是通过对直线、曲线以及褶皱变化的出现形式来提升服装形式美,服装就如果山水画,富含一定的韵律感,强化服装设计的什么(改成审美)和艺术。当然,文学作品中的节奏感和夸张的形式更是突出。文学形式只有具有节奏感,才能够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每一季每个品牌每个服装设计师都会运用自己擅长和青睐的形式美法则在自己的服装设计中,极力做到运用的合理、和谐和完美。当然在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高雅与低俗,稳重与诙谐,活泼与呆板的冲突,应该在融合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构思,打造现实,用新的内容突破原有的观念形式,合理的运用服装的形式美法则,丰富和发展服饰文化的内涵。 二总结 形式美法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设计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欣赏与批评艺术作品的一个角度,或是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来对待。服装设计的形式美和文学鉴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设计人员要对其加强重视,相互吸收借鉴。 作者:杨晓菲单位: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作品鉴赏高中语文论文 一、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 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一定的知晓,知道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在什么环境下创造的,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才能把握作者的撰写思维,不至于对主题理解偏,我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文章的内在含义。 (四)文学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物质,作者通过表达,反应自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同态度。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文学,有其历史下的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的内容。即便是处于同一个时期,每一位作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出入。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要对作者,以及当时的创作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二、鉴赏方法 (一)着眼整体 鉴赏局部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再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的分支构成一个作品。针对文学作品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其特殊之处,将隐含的情感和局部内容进行连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所以,当我们在鉴赏文章的一部分的时候,要根据文章的整体内涵来把握,结合文章的主体,对局部内容进行比较好的了解,最后融入整个文章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在思想感情方面进行理解。 (二)根据文章的体裁 进行鉴赏针对表现手法不同的文章而言,学生在对此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根据作品的重点内容进行欣赏。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在运用的表达手法上却几乎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根据不同的体裁,我们要抓住表达的主题,尤其在表达方式上,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所以,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就要把握不同题材的作品的重点内容,体会当中人物形象的设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教学生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要积累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语言的感受能力,同时要结合文学知识,对文章中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理解,最后,把握总体思想,逐步实现对文章的鉴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意识。 作者:吕淑艳单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对学习语文的好处 一、诗词类文学作品之鉴赏 纵使相逢应不识,我不再往年之模样,即使相见了也应该不认识了吧?细想又怎么还会见面,进一步突出作者的哀悼之情。下阕中,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在作者梦中出现的场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即使相隔十年作者也一直在幻想能够有重逢的那天,好不令人心痛!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没有话语只是静静看着对方,我们丝毫没有感觉突兀,因为一个眼神就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表露无遗。最后一句,把读者从梦境拉到现实,在完全相对的两种情况的对比下,想到每年只有凄美的月和小松岗陪伴自己,柔肠寸断!总体来说,这首词的整体基调是悲伤,句句都透露着作者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全词如诉家常,却字字血泪,平淡中寄予着真淳,情意缠绵中包含着无尽的思念。读这首词时,深入到作者描绘的意境中,我们也会有垂泪的感觉,这就是意境所能带给我们的,能更好理解一个作品所要说明的部分。 二、散文类文学作品之鉴赏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不讲究音韵、排比,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散文是优美的,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质朴无华的文采。多读一些好的散文还有助于写作能力的提升,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在读到优美的句子或者段落,我们会不自然地选择摘录或者背诵,在写作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这一类大多是排比句和对山水等的画面描绘,例如,一条幽径,曲折迂回中总会激起心旷神怡的向往;一波巨澜,潮起潮落时更能叠出惊心动魄的鸣响;一个故事,遗憾悲婉里才有肝肠寸段的凄凉;一种人生,跌宕困顿中方显惊世骇俗的豪壮。另一方面,一篇文章不会总是优美的句子,还有一些是白描的场景,以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最真挚的感情是最难的,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写作技巧。朱自清的《背影》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作者用最朴实的文字,不加浓墨重彩的,白描出极其熟悉的父亲的背影这一形象。作者着重描写了父亲过铁道的情景,如何走去、探身、爬月台、倾身,都如实细写下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我们也看见了这幅画面,体会到一位慈父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之情。“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我们感觉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动作,一切都是行云流水般没有哪怕一丝的突兀,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描写的功底。其实,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是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有真情的融入。一篇作品没有情感的穿插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没有情,任是再多排比、比喻的手法也写不出该有的感觉。所以,写文章一定要注重情感的融入,神入其中。再如,假如写一篇议论性的文章,就应该看成是一个辩论会,自己是辩手,每一个理论和根据都要用心斟酌,要知道你的唯一目的是让别人认可自己的观点。 三、总结 文学鉴赏活动是通过审美心理,把文学作品中的表象转化成读者的整体意象,这一过程往往带给读者很强的顿悟感。所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文学鉴赏要突出审美教育和人文教育。其主要途径就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能够从中领悟到作品之中的人性美、自然美,领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领会诗歌中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尤其在古代诗歌方面要着重培养学生对于古典诗词的感受能力,培养他们的语感。总之这些都要依赖于大量的课外阅读,加上学生自己的探索,从一个作者的角度用诗歌、散文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与态度。这才是当今素质教育下,培养中职学生人文素养的根本目的。 作者:钱淑萍单位: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基础学科部语文 文学鉴赏论文:高中文学鉴赏提升策略 高中生要多读书,提高自身的语感 高中生要培养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条途径就是自身要多去阅读文学作品,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语言的美产生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即语感。夏丐尊先生曾经说过:“在预感敏锐的人的心中,“赤”不单理解成红色,“田园”不光理解成种菜的地方,“春雨”不光理解成春天的雨。见到“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少年的气概等说不尽的旨趣,见到“落叶”就会产生武昌、寂寥等说不尽的意味。真的文学,真的语感就在此。”语感是通过大量的、有效地阅读来得到提高的。高中生自身一定要在学习和生活中多去阅读文学作品,并且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与自身所学到的语文知识相结合,丰富自身的语言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高中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一定要慎重,最好选择那些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所受评价很高的文学作品,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而且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 自己积极创设情境,引发自身的联想和想象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人们去反复阅读,仔细品味其中的文字才能真正体会到文学作品的美。如果只是漫不经心的阅读或泛泛的浏览是不可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人们在全神贯注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会使自己的思维进入文学作品中的情境中去,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入迷”或“忘我”的意境。这时候是人欣赏文学作品的最佳状态。所以高中生可以利用这一点,根据文学作品再现一定的情景,激发学生自己内心的的情感共鸣,使自己积极主动的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意境。例如学生在欣赏诗人光未然的著名诗歌《黄河颂》的时候,学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查找一下大合唱《黄河颂》的视频资料,或者再网上查找一下黄河的图片,以雄壮的音乐和图片来让自己体会到黄河的气势,从而使自身在相应的情境中去体会《黄河颂》中作者对黄河的感情,使学生自己的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交换。 在阅读后展开讨论 学生深入阅读是提高学生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一种途径,但人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所以学生在阅读后相互讨论也是学生自我提高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一种途径。在此过程中,学生之间要把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享,然后相互之间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同时发表下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例如学生在阅读完《愚公移山》后可以相互讨论下愚公这样移山到底值不值,这时学生之间会产生意见分歧,有的学生说愚公这样移山虽然做事功效很低,但是精神可嘉,并且最终感动了上天,这就充分说明“有志者事竟成”这个道理。也有的学生说愚公只需要搬家就可以达到目的,没有必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做无用功。无论讨论的结果怎样,学生通过相互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作品的理解,提高了文学欣赏能力。总之,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中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尤其是文学欣赏能力,它对于高中生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高中生要综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拓展自身的阅读面,积极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 本文作者:李彦昭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市实验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教学 1.表象阅读。所谓“表象”,即学习主体在感知基础上,头脑中形成和保留的印象。表象阅读是文学作品阅读的第一步,它包括“粗知整体”及“品味语言”两部分。 粗知整体。这一阅读要求可在通读全篇中完成,它的要求是粗知大意,了解作者写了些什么。常用如下方法: ①概括法。教师可教学生用以下问题对作品所写的内容进行概括,如:“这篇散文写了哪些人、事、物、景?你能为每幅景取一标题吗?”“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故事?你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吗?”“这首诗(散文)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这场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等。 ②图示法。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作品中的材料进行分析梳理,把握其间的结构关系(层次、级位)及性质关系(虚实、正反、衬比、因果等),然后以能集内容、结构于一体的图象标示出来,达到醒目、直观的效果。如: (附图{图}) 品味语言。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精妙含蓄、耐人寻味,因而鉴赏的基础便是对语言的揣摩与品味。词语是构建意象的材料,由语言品味深入下去,才能对作品意象进行探讨,因而必须把握好这一环节。常用的方法有: ①朗读法。这是品味语言、获得美感的途径之一,是美育直觉性特征的运用。教师可从感情、重音、停顿、速度、艺术音调等方面进行示范指导,让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把抽象的感情变为具体的感情,使学生能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接受渐染熏陶。 (附图{图}) ②咀嚼法。对作品中所用词语的准确、精美、巧妙、合适等特点进行反复咀嚼品味,以获得美感的方法。教师可采用选择、删除、置换、添补、调序等手段进行比较。如:“‘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流、泄、涌)出,仿佛七幅闪光的黄锦’。请在括号中选一合适的词。”“‘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去掉加点词可以吗?”“‘他刚离去。’将‘刚’换为‘已’‘早’可以吗?”等等。 ③评注法。评,是对词语功能及作用的评论;注,即对词语的言外之意及弦外之音的挖掘与揣摩。教师引导学生作评注的过程也就是品评词语获得美感,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如:读到“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时,教师启发:懂得了什么,怎么懂得的?学生思维被调动起来了,评出:“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历史、现实何其惊人相似”“同样处境同样心境”“国民党、司马氏高压无二致”等。指导时要注意训练学生概括感悟,提炼语言,既能多角度挖掘,又能写得简洁、明了。 ④涵泳法。“涵泳”意指沉入作品中细细体味。对作品中精彩的细节,可采取涵泳的方法,因为好的细节在表现人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高明的作者往往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提炼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细节,将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血肉丰满,而精彩的细节又离不开精彩准确的语言,因此,品味细节中成串的词语不仅可以获得语言美感,同时也是认识“形象”的必要步骤。如:涵泳葛朗台抓十字架的一串动作描写:“(眼睛)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嘴)动了一动……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不仅会为作者入木三分的夸张描写所叹服,而且也看到了一个“贪婪成性至死不悟”的形象。 2.得意阅读。得意,即进入作者创作的意境,领会作者写作的意图,它包含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美学理想、美学趣味等。意境就是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鉴赏文学作品虽然从语言入手,但是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现以诗歌鉴赏为例谈谈。诗歌兼具语言美、形象美、音乐美,只讲句意,难以品其三味。鉴赏诗歌应引导学生从诗的语言入手,抓住关键词语,运用联想和想象再现诗中形象,在体会诗的意境中感受诗人的情感。在指导中既不能浑沌,又不能过实,要给学生留下想象的余地。好的文学鉴赏课往往从品言到忘言,故而“得意忘言”又是鉴赏的法门。“得意”要通过下面的步骤和方法来完成。 ①再现法。这是教师带领学生进入作者创设的意境,揣摩作品中人物心理、人物活动的方法。入境及揣摩的过程即是培养学生再造想象能力的过程,因为学生要凭借或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在头脑中再造情景或想象作品未直接写出的人物的心理、神态甚至语言行动,并要形成语言表达出来。它虽不是个人独创,但由于要再现别人创造的情景和形象,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如:教《沁园春·长沙》,问:“人们都说诗中有画,这首词中有无画面?如果你是画家,你该准备几种颜色?请用语言给我们‘画’一张‘橘洲秋景图’吧!”教《荷diào@①丈人》,问:“丈人起初态度冷淡,后却热情地‘止宿食之’,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请想象子路‘拱而立’的神态,丈人‘植而芸’时的心理活动。”教《小麻雀》,问:“小麻雀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作者未写出来,你猜呢?请展开想象,给我们描述一下小麻雀死后(或活后)的情景吧!”再造想象的效果好坏取决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表象储备的丰富与否及思维活跃与否,整体把握及语言品味是它的前提,但不能止于“前提”。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可以发展想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还可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高尚情操,集多功于一役,何弃之为? ②幻联法。这是教师引导学生根据作品中的人、事、物、景、情,联想出另外的人、事、物、景、情,以准确把握意象,丰富自我感受的方法。联想,是创造思维品质之一,它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由于客观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其保留在头脑中的印迹也会相互联系,能否善于利用这些联系点(如相关、相似、相反、相类、因果等)展开联想,是鉴赏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应找准联系点,启发学生进行勾联。如:教《,你在哪里》,教师让学生为这一首诗进行“MTV”创意:“想想,‘他大步向前不停息’一句可叠印哪些画面?‘大地’‘森林’‘大海’又可叠印哪些画面?”这样,原作中的4幅画面变成了近乎20幅画面,学生勾联起了他们所知道的总理事迹,并能分类地叠印在不同的画面中。于是,思维调动了,画面丰富了,对总理的缅怀之情也更浓烈了,师生进入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教《荷花淀》,读到“淀边夏夜图”时,可启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你曾走进过相似的意境吗?”学生想到了“洪湖采莲图”、《天鹅湖》中“群鹅戏水图”等,这样,眼前的画面立体化了,审美享受也更丰富了。 ③寻踪法。这是直接探寻写作主旨、感悟作品感情的一种方法。好的抒情散文中,材料往往是很散的,写人只见鳞爪,记事只叙片断,状景、咏物也只有点滴掠影,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是含而不露。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这类作品?可采取“寻踪”的方法,即抓住作者感情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把握象征形象的整体特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找出抒情点睛或反复重复的语句,这样,感情的“踪”就可被捉住了。如自读《雄关赋》,可布置思考:“‘雄关’在本文中有几个含义?哪些句段抒发了对不同‘雄关’的感情?前后感情有什么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④换元法。小说、戏剧是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但由于情节性强,人物似乎很“具体”,因而容易使学生产生偶然的“这一个”的感觉。要把握作者创作主旨,可用“换元”的方法,即尝试着用改变人物、改变场景、避开矛盾的方法,看看能否改变人物的命运、情节的结局,从而引导学生跳出“这一人”“这一事”,去认识作者反映的生活。如教《变色龙》,问:“有人说赫留金真倒霉,要不碰到奥楚蔑洛夫就好了,是这样的吗?”经过讨论,学生明白了“奥氏”只不过是沙皇走狗的一个典型形象,作者针砭的是沙皇的黑暗统治。教《警察与赞美诗》,问:“苏比最后不到教堂,是否就不会被抓?”教《我的叔叔于勒》,问:“没有在游轮上巧遇于勒,于勒的命运会改变吗?”等等。 3.评鉴阅读。这是指在获取了表象,领悟了作者写作主旨,得到了一定的审美感受后,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或作品中的人、事、物的看法的阅读要求。在中学阶段,这是属于高层次的阅读内容,注意把握尺度,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谈出(或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与共鸣。 ①多视角评价。即对一部作品可采取多视角的方法进行评价,如:“评《琐忆》的议论多姿美”“评《黄山记》的结构美”“一滴水中的光辉——评《夜走灵官峡》的构思”等。 ②比较评价。即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鉴赏评价,可在同单元作品、同作者作品、同题材作品、同体裁作品等范围内进行。注意选准比较的角度,引导学生析同辨异,进行分析综合。没有分析,比较就不能进行;没有综合,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不能确定了。如:“不同的结尾相同的韵味——《猎户》《黄山记》《土地》结尾析”“我更喜欢《荷diào@①丈人》——《〈论语〉两章》比较”等。 最后,谈谈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教出“个性”。文学作品也是“文章”,因而在整体把握、理清层次、品味词语等环节上似乎与其他实用文并无二致,如果仅如此,那就抹煞了文学的“个性”。因此,设计有效的教学环节,启发学生进行联想想象是文学鉴赏的教学重点,不能简单地把“鉴赏”处理为对内容的“理解”。 2.要鼓励新见。“审美”是客观形象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对作品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生活经验、性格好恶,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诠释和评判,无怪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鉴赏课中要多组织学生讨论切磋,允许见仁见智,允许辩论,鼓励新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均可,这对于活跃思想、开发智力、发展创造思维都不无裨益。 3.要归纳学法。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往往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时觉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倒反而是一种模糊美,但这并不等于说教学方法可以模糊。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必须明确、清晰,要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如对初读小说的同学归纳小说读法:“理清情节找果因,分析人物看言行,环境包括‘景’与‘时’,写作主旨了于心。”诗歌的鉴赏方法:“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 4.要拓展课堂。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光靠课堂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拓展课堂,建立“大单元”“大语文”观念。“大单元”观念即用单元教学的理论,读一篇带一串,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举一反三,以达到开阔视野,提高赏析能力的目的。“大语文”观念即读作品联生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出课堂,跨越校园,发现生活美、自然美、影视艺术美,运用课内所学鉴赏方法对这些美进行欣赏、评价,并能够将感受写下来。 5.要注意阶段侧重。以上方法是就整个中学阶段的文学鉴赏课而言的,各个年段对能力的要求各有不同,因而应各有侧重,低年级偏重于表象阅读及适当范围的联想想象,高年级则应以启发联想、想象为主,高二高三应着重培养鉴赏评价能力。 以上浅见谨供同仁参考,望指正。 字库未存字注释: 文学鉴赏论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幼师文学素养提升 摘要:在学前教学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学龄前儿童的文学鉴赏能力,幼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通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本文探讨如何利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幼师与学生的文学素养。 关键词: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文学素养;幼师 一、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儿童在成长阶段都会接触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在童年,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必不可少的陪伴。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应重视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让儿童多多阅读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主要面对的是儿童读者,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审美及理解能力,是以儿童为主体创造的一种文学形式,一般都会与儿童的生活相关,贴近儿童心理。一些文学作品表达了儿童的愿望,一些表达了儿童的情感,既有童趣,又符合儿童审美,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带给人一种美好想象。现代是一个网络化时代,由于信息开放,儿童成长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儿童文学不仅可以提升儿童的情趣,还可以守护儿童的成长,给予儿童快乐,给儿童带来温暖,让儿童的童年过得更加幸福。金波曾表达过,阅读对人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所表达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可以通过阅读来提高思维能力,丰富情感,获得真实的成长体验。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时代历经怎样的变化,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儿童的成长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儿童的语言表达、思维判断、艺术鉴赏及想象力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成长阶段的影响,不仅网络无法取代,其他媒体也无法取代。儿童文学作品鉴赏活动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培养儿童的写作水平,而是以儿童文学为介质,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带给儿童美的享受,让儿童成长为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表达能力强、文学素养高、人格健全的人才。 二、强调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趣 儿童文学普遍具有趣味性,阅读儿童文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让学生不断探索,产生幽默、诙谐、机智的艺术趣味。儿童文学主要面对的读者是儿童,因此,比较注重童趣,没有趣味性的文学作品,难以激起学生的阅读欲望。因此,在进行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开展文学鉴赏活动时,幼师应区分成人作品及儿童作品的差异,包括想象空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以及关注对象等差异。我们的视野与儿童的视野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普通的事物,在儿童的视野里,却充满了趣味和新奇,且由于逻辑思维差异,儿童的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真和烂漫。例如,在《我和小雪人》中,诗句表达了儿童对于天气变化的反应,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太阳出来后,小朋友们堆的雪人慢慢融化了,这让他们觉得很好奇,于是去问,太阳公公啊,我的雪人怎么融化了,太阳公公说道:“天气太热了,小雪人跳进河里洗澡了。”这首诗对于天气变化做出了奇幻的描写,生动地向小朋友们解释了自然变化,具有童话色彩。儿童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但是又缺乏对世界的了解,因此,他们常常很好奇,很喜欢问为什么,对于世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想象。小雪人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童趣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儿童文学除了“文”之外,还要具备“趣”,童趣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培养学生的童趣是开展儿童文学鉴赏活动的重要前提,可以从形象构建、意境营造、情感表达、语言技巧以及审美角度等方面,体现文学之美,让读者获得身心愉悦的感受,给人带来幽默、滑稽、轻松。 三、感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美 儿童文学作品除了要注重趣味性,还要注重美感。任大霖说过,语言、意境以及想象均是儿童文学作品中美感的体现。现代化社会是一个网络化时代,优秀的儿童作品对于儿童的成长必不可少,儿童应感受儿童作品的美感,体会快乐和幸福,感受温暖。语言表达代表了人的思维,阅读可以有效提高表达能力,对思维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儿童在情感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文学阅读,来丰富语言,提高思维能力。在《鸟树》这个童话故事中,扬扬和东东两人一起捉住了鸟儿,并给鸟儿喂食,帮它找妈妈,但最后鸟儿还是死了。他们非常伤心,把鸟儿埋在树下,并用葡萄藤做记号。后来,葡萄藤发芽了,成了鸟树。这个故事具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十分贴近,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真无邪以及在儿童阶段的独特情感。幼师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中,应充分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 四、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中加强文学素养的培养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让读者产生共鸣,当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与读者的经历或情感相似或相通时,就会打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强烈感应,形成共鸣。在《岩石上的小蝌蚪》这一童话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得到了两只小蝌蚪,用瓶子装好,但不小心把瓶子弄碎了,于是他就把蝌蚪放入小水坑里,养在岩石中。由于天气炎热,水坑里的水不断蒸发,但小蝌蚪对小男孩非常信任,当小鸭子和小花狗来邀请小蝌蚪下山时,它们拒绝了请求,最后被太阳晒干,依附在岩石上,成为两个黑点。当读者读到这个故事时,如果仅仅了解故事内容,那只能说这是阅读,而不是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鉴赏。文学鉴赏指的是读者根据童话故事中的形象,如小蝌蚪、小男孩、小鸭子及小花狗等,进行积极的联想,使形象更为丰富,让故事更生动,将故事剪辑成电影镜头回放,为小男孩的善良及小蝌蚪的执着感动,为小蝌蚪被暴晒而揪心,为小蝌蚪变成黑点而惋惜,为小男孩的不负责任而愤慨,使故事充满情感色彩。这就是读者对故事的共鸣体现。如果读者因为这个童话故事联想到信守诺言、讲信用等美德,那这个故事便充满了艺术内涵,进一步提升了文学鉴赏能力。 五、从不同角度提升幼师与学生的文学素养 儿童文学作品较多,可分为多种类型,例如诗歌、小说、童话等,应根据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品类型,从不同角度提升幼师的文学素养,逐渐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金银岛》《丛林故事》《快乐王子》《彼得潘》《艾丽丝漫游奇境》等儿童文学类型各不相同,但都表现了儿童的心理特征,展现了儿童爱哭、好奇心强、喜欢逞能的性格特点,人物形象生动。在阅读时,应从不同的类型中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例如,《长袜子皮皮》讲述了一个叫皮皮的小女孩,为人仗义,性格豪爽,力气奇大,但被人们认为是“坏孩子”的代表,但作者对于皮皮的天性却大加赞赏,没有将儿童形象复杂化和成人化。在阅读该作品时,应站在儿童的视野去看待世界,了解主人公的内心想法,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从不同层面不断完善文学素养。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不断探索儿童文学的鉴赏方法,充分发挥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趣”和“美感”,使学生产生共鸣,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总之,幼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通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挖掘作品中的艺术性,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作者:刘宏宇 单位:辽宁省铁岭市信息工程学校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能力培养思路 无论从文学作品本身的特质看,还是从诸多语文专家的理论共识看;无论从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看,还是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考试大纲看,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学作品课,要上成文学鉴赏课。文学作品课,应该把培养“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作为教学目标。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家们都很重视文学教学。早在1942年,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一(国文杂志)发刊辞》一文中说: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张志公先生也明确地表示:“我很重视文学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们人人成为文学家,但是人人都要接受文学教育。”他还主张编两种课本:(文学读本》和《语文读本》。他说:“话文课一本《语文读本》,一本《文学读本》,双管齐下,各有任务,又不混杂,语文教学就会从空中楼阁式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现代化建设对语文的需要端端正正的接上轨了。”(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如此高瞻远瞩为文学教育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文学教育当然要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总而言之,重视语文课中的文学教育把“培养学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文学课的教育目的,是由教育要求和教学内容决定的,是每年高考考试大纲的要求,是社会培养人才对语文学科提出的要求。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语文教师的共识。那么,怎样上文学作品课才能达到“培养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标呢?我们认为,文学作品课的教法和学法都要采用能体现文学作品特质的方法,即应采用体现形象思维的方法。 第一,着眼作品整体,准确鉴赏局部,了解内容,感受形象。卓越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都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作品的有机整体,表达主题。有些作品的某些局部,独特感情深涵于景物描写之中.如果孤立地鉴赏这种局部,就会只能体会到它描写景物的表面特征,而不能品味出那景物描写的深刻思想感情的内涵和它在全篇中的作用,影响对作品整体有机地体会和对思想感情、主题意义的把握。有的作品的某些局部,既有其局部相联系表达主题的意思,又有其独立表达的意思,这独立表达的意思还往往富有意义。如果孤立地鉴赏这种局部.就容易只注意后者,而忽略前者。这样,既不能体会到该局部在整体中的作用,也会影响对作品整体有机性的体会和思想感情、主题意义的把握。只有着眼整体、准确鉴赏局部,才不致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准确地体会到局部在全篇中的作用,准确地体会到作品整体的有机性,及其思想感情、主题意义。因此,在进行文学教育时,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整体阅读作品,通过文学这一内容及形象的载体,去了解作品的内容,感知形象。无论是一首诗歌、一篇小说,或是一篇散文,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我们鉴赏者的审美感知,也只有建立在文体的整体把握上,才能了解文学形象,发现艺术美。 第二,理解形象,探求主旨;发挥想象,再现形象。前面谈及的把握整体,感受形象是文学鉴赏的第一阶段。而理解形象,并在脑海中明晰地“再现形象”,是文学鉴赏的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感知”是对文学作品表象的轮廓的认识,那么“理解”这个阶段便是从作品有机整体出发,披文人情,沿波讨源,因形体味,深人到作品内部的深层世界,对作品整体的各个层面进行具体化的品味认识。从文学鉴赏的实践看,“理解”是多层次的,可分为表层理解和深层理解。表层理解,就是对作品的字面理解,对文章的外观理解。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就要引导学生正确地接受作品的语言信息,包括理解作品的词句、典故、以及起兴、比喻、拟人、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也包括对构成意义的表象、结构、韵律、节奏,以及文章中特定的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把握。总之,应启发引导学生弄清作者对人、事、物是“怎样写”的。所谓“深层理解”就是对作品的象征意蕴和文体的结构艺术的理解。是对作品的情感感悟,对形象的具体化的“重建”。所以,阅读鉴赏作品重在从“把握文学语言”切人,在脑海中“立体”地“重建”作者所写的人、事、物,进而去理解和把握形象。 第三,激发感情,独立思考,评价形象;反复涵咏,熏陶情操,创造形象。对一篇文学作品的鉴赏,从根本上说,就是探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问题。写什么—就是要感知作品的基本内容、主体形象和事件。怎么写—就是要认识作者对作品内容的展现,探究作品是运用怎样的基本形式和艺术手段,把他对人生的体验传达给读者的,这就是理解形象。为什么写—就是要认识作者对某一人生体验的表达底蕴和表达这种底蕴的艺术方式的奥秘,进而深悟形象,评价形象。只有实现了这一鉴赏过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文学鉴赏的优化效应。所以我们认为,文学教学,要遵循文道统一的规律,从分析作品的表现手段人手,深人体会作品的思想内容。 下面简要谈一谈文学作品常用的几种表现手段:一、鉴赏准确遣词造句的表现力量。对于这方面鉴赏,我们要注意培养学生从关键词句人手,体会其表现事物特征,思想内容的力量,特别要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二、鉴赏恰当运用修辞方法的表现力量。对于文学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方法,不应只是停留在修辞方法的辨识上,而应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结合其运用,鉴赏其表现力量,体会其对表现事物特征,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力量。三、鉴赏恰当运用表现方法的表现力量。好的作品为表达一定内容,往往恰当地选用了一些表现方法。对比、衬托、联想、象征、虚构、夸张、讽刺、渲染、叙述的顺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描写的方法(白描、细描,人物描写、环境描写等),抒情的方式等都是常见的表现方法。鉴赏时,既要弄明白作品运用了何种表现方法,又要搞清楚这些表现方法对表现思想内容的特殊作用。与此同时,也不妨引导学生反过来想一下,假如作品不使用此种表现方法,而用其它的,那么这篇作品能否产生与原来一致的表达效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学生应重视表现方法的鉴赏,因为只有在阅读时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写作时主动地积极地选用恰当的表现方法,并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因为读与写是密不可分的。四、鉴赏巧妙安排篇章结构的表现力量。篇章结构体现作者的思路,是组织材料成为有机作品的手段,也是表达作品主题的手段。材料的选取(完整事件或片断,现实或梦境,今或昔,人事或景物等),材料的剪裁(详略),材料的布局、开头、结尾,过渡(词、句、段)、照应等,都决定于作品的内容特点和主题。 鉴赏时,不应只是单纯理清结构特点,而应扣住思想内容,鉴赏那样安排篇章结构对表现内容和表达主题的作用。为了深人认识文学鉴赏中的这个根本问题,让我们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为例,作一具体探讨和阐述。这篇散文写的是“荷塘”及“月色”的妙境。初读便可让人认识到,作者把“荷塘”及“月色”融为一体,把内心世界与自然界化为一炉,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表现,创造出了一个殷实美与空灵美相融合、互辉映的人化的“第二自然”。作者笔下的一切,荷塘也好、月色也好;热闹也好,冷静也好;歌声也好,倩影也好;喜悦也好,哀愁也好,全都笼罩在一团烟雾里,隐隐约约,没精打彩,静物的隐秀动静,情感的藏露隐现,相得益彰,辉映成趣,给人以和谐美和朦胧美的享受。鉴赏至此,仅仅是弄清了“怎样写”的问题,还没切人文体结构的深层领域,更重要的是还要深究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从而对作品形象作出评价,揭示其艺术结构的奥秘。作者笔下的“荷塘”、“月色”为什么具有朦胧之美?作者投射于物的“情”为什么是“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相交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后,便会明白:作者不满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严酷现实,以及他苦闷、仿徨,希望有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这心情便是全文抒情的主旋律,因而,作品中的景物形象全都打上了这种情感的烙印。而作品中的“我”,一个同情革命、要求进步,不满现实而又无力回天的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便会在读者面前再现出来。同时,读者的情操也随着阅读被熏陶,被升华。阅读进人到了这一境界,才算把握了作品的整体精神和形象的深沉底蕴。在文学阅读鉴赏中,感知形象、理解形象、深悟形象,构成了阅读鉴赏的三个阶段,这也正是鉴赏心理的运行轨迹。在文学课教学中,只有遵循这一规律,逐层深人,往返流动,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去感知、去理解、去深悟形象,才能实现文学教育的优化效应。至于具体采用什么教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无论是朗读、想象、联想还是分析、讨论、评价,抑或是使用挂图、影视手段进行教学,只要是有利于激发形象思维的教学方法,均可拿来一用。
文学教育论文:探论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摘要:当前汉语言文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导致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环境良莠不齐。本文针对目前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结合今后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就改革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对策。 教学策略是教学方案的集中体现,它是为了促进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方向而制定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策略的选择与制定过程中,务必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具体实际,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结合目前汉语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已经存在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顺应目前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为宗旨。 一、重点搞好教育理念的培训工作,使得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指导思想得到统一 教育理念是广大教师在深刻领会教育工作实质的前提下产生的有关教育的基本观点以及信念。汉语言文学有四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即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准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核心;努力提倡协作、自主以及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对于这种指导性的纲领广大教师必须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学习,在准确掌握大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必须遵循理念指导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而并非在肤浅的学习过后,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随意制定教学方法,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应试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素质教育也就难以顺利实施。汉语言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其教学工作更加应当遵循教学改革的理念,在统一的教学指导思想下,根据具体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顺应汉语言文学发展趋势的对策。 目前有不少教师为了适应课改的趋势,发明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的观念无可厚非,然而其可行性还有待检验。问题在于教师不能为了应付课改而随波逐流进行创新,仅仅凭着应试教育的实践经验,所制定的教学理念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对于教育理念产生较大的误解,造成教学效果并不明显。 二、掌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针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说法众多,事实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主要涵盖了文字、文章、文学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的教学,是以言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活动,工具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符号性以及人文性是其辅助的特征。尤其是在教学改革的情形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工具性就显得愈来愈重要,努力培养学生以语言作为工具,有效运用到实际生活以及工作过程中是其关键所在,而并非应试教育中通过考试、升学,唯分数论成败,所以,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特征,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 应试教育下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成绩,主要体现在考试分数的高低。教师教学的本质是为了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分数是根本,对学校而言升学率则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而通过教学改革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本质应当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思维能力等,由之前有形的的表现形式转化为有着极为深刻内涵的内在无形的形式,按照这种本质上转变来制定科学可行教学法,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目标教学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获得享受,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教师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开展导向性的教学活动,学生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多样化探究式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成效非常明显。 文学教育论文:浅谈文学教育与文学应试之矛盾 一、 问题的提出 语文固然有语言文学的含义,全国统编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也占到了约四分之一,人教版语文实验教材(南师附中高中正在使用该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更占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但就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看,文学教育一直处于低幼水准,高中学生对文学的隔膜与浅近功利的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性缺乏症常常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实在不能让人乐观。 如果从整个当代教育体系中艺术教育的匮乏这个大背景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语文教育正在做的与其本身应该负载的功能不相对称的原因,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的缺乏的必然性。一句话,学习是为了高考,高考不考文学,学它何用?每年的高考作文要求中不是必有“不得写成诗歌”这一条吗?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从能力上来说,一个能够写出一篇漂亮的叙事诗与能够写出一篇记叙文孰优孰劣真的那么明显?再说,一个习惯于用哲理诗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人却不得不用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一篇议论文(当然不必枯燥无味,但这样更为保险,江苏语文阅卷点主任何永康教授每到一地讲座,不是必谈“保险文”吗),这不是赶鸭子上架是什么? 然而,我们纵使撇开文学教育的修身育人功能不谈,仅从高考这一浅近的角度来看,文学教育也到了一个我们必须重视的时刻了。 随着近年来素质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高考模式已经顺时应势作了一定的调整,语文试卷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今年已有教育行内行外的多家报刊消息说2000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的比重将占一半,且要增加对考生作文文学性的要求,这就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进行文学教育?如何进行应试文学教育?考,当然就得有一个明确的评分标准,而因为文学教育本身的个性化、非标准化特征,必然给应试背景下的文学教育带来极大的难题。要考,又没有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 二、 文学教育的特点 文学是艺术范畴,艺术的价值在于个性,甚至在于它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比如同样的一首诗,让五十个学生各自获得与众不同的理解就是文学的、艺术的,如果非得五十个学生对同一首诗达成绝对一致的认识那就只能是糟蹋艺术,糟蹋文学!正因为此,文学不便于教,不便于考,甚至也不便于学。比如我们在教学中学习一首诗,一篇小说,更多的是让学生知道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就它的常识性问题进行一些介绍与阐释,以利于学生去理解、领悟其中的艺术性,而恰恰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是我们万万不能直接教给学生的。 这样就给教师教学带来了难题:你如何启发学生去感受一部作品的兴趣?如何引导学生自己去领悟作品的个中滋味?如何把你自己对一部作品的情感稳定藏起来而不致误导你的学生在领悟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之前就已经从你语言中,甚至从你的脸色上判断这部作品的优劣?更重要的,你如何从更高的角度,从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的高度上去评价学生所作的艺术判断的高低与优劣。事实上,我们的教师所多的是常识,是对作品字面上的理解,所少是恰恰是对这部作品艺术性的高妙把握。 简单点儿说,我们通常认为疏通字句,再多读了几遍,乃至耳熟能详,就算完成了文学教育,其实这些都只是文学教育的准备与铺垫。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展开联想,使学生尽可能地进入作品有声有色的艺术境界之中,于动情处歌泣流连,于沉思中绞尽脑汁,才是入门。入于作品之中,出于作品之外,有所收获,看人生通透明朗,处世事游刃有余,可算过院。读得万卷书,行得万里路。言由其衷,行不逾矩,见高山而知仰止,望大洋乃悟兴叹,方谓登堂入室。至于恣肆,至于卓尔不群,至于苦心孤诣,孔孟之后,非敢奢望于今日之教育。 三、 文学怎么考 但有一点人们似乎很有信心,那就是文学引入高考之后可以考察学生的文学水平,并由此衡量其“素质”,其实恰恰是这一点让人迷惑。 如果我们认定了高考的分数与一个学生的实际文学水准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那问题就会简单的多,考就是了,反正是一张试卷,考什么其实都一样,都是考学生背书做题猜答案的功夫。但遗憾的是主张将文学引入高考并认为这样就是素质教育者不在少数,其实这样只能造成阅卷的更深层次的不公平。 本文不想为所谓的素质教育再添什么乱,所以放弃“素质”,不谈,只想就文学以正面免冠照的形象进入高考后的状况作点儿猜想。 文学鉴赏题是近几年来每年高考必考的题目,通常是对一首诗歌“分析正确的一项”,古诗新诗都有,占3分或6分。但这仍然是我们所说的常识性考试,不是真正的文学性的考试,是文学常识的另一种考法。现代文阅读理解题中同样对某一句话“分析正确的一项”,这句话通常是一句具有文学色彩的话,即要求学生透过字面的意义,透过修辞手法看出它本来的意思,这样的考题如何我们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不是文学的考题,它考的是语言。作文似乎是最应该接近于文学的考题,然而所提供的材料,或者所提供的题目都是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比如“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比如“尝试”,比如“战胜脆弱”,这样的材料,这样的题目本身给考生提供的信息与文学就完全是两码事,再加上所要说的话就是那么一些,还谈什么文学性? 这样的回顾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因为2000年的高考题再有革命性的变化也只是原有题型变化,最多出现一两个新题型,增加一两个新要求,如此而已,因为首先要保持的是高考题型的连续性。毕竟,那是高考,是十三亿人的高考。 到底,文学怎么考,换句话说,怎么考文学?有如下几种可能: 一、 体裁上不作限制,可以并且鼓励写成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 二、 改变供材料作文的形式,提供某种实物或图形,自由写作; 三、 考文学鉴赏; 四、 必须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与多种修辞手法。 诸如此类,但问题首先不在于考生有没有经过这些训练、能不能写得出来,同样的,让那些“文学”去考“不得写成诗歌”的考题是赶鸭子上架,让“不得写成诗歌”前提下教育出来的考生去考什么“文学”也是赶鸭子上架,或许,更难。而更重要的在于试卷怎么改,因为上文所说的文学的非标准化特征必然带来评分的困难,对于阅卷老师来说,文学是难以把握的,更何况我们有的阅卷老师自己并无文学修养可言呢?考生意气风发写了一篇“文学作品”,恐怕命运只会比老老实实写一篇“记某某某二三事”更不可捉摸。 四、 结束 我们既已知道文学离我们的课堂如此遥远,我们又知道了文学离我们的考试如此之近,2000年将成往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文学教育论文:浅论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文学教育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教育创新 [论文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就业 教育创新 师范 文秘 [论文摘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一、 师范类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2.提高实践能力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二、文秘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文秘方向的学生就业方向要远远大于师范类的学生,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文书等等都比较适合文秘方向的同学,但是近年来文秘专业毕业生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实际上的就业质量不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和就业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路径,为文秘专业的建设指出努力的方向。从文秘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的的共同点都写作。 小结: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能强,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闭门造车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产学结合以成为现代教育办学的宗旨。高校就业教育与教育一样重要,汉语言为学专业不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当下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教育必不可少。 文学教育论文:谈语文学科生命教育的渗透 《语文课程新标准》突出强调语文教学要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丰富的人文内涵就包括对生命意识的重视,与一切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教育。关注生命,培养生命意识是语文教育的要求,也是人文内涵的体现。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师要讲究策略,把握合适的机会,适时对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学会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语文学科集社会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为一体,在生命教育方面具有不能比拟的优势。中学语文教材中许多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对生命意识的体验和思考,处处蕴含着“生命情感”的信息。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呢?作为语文教师,当我们将教材中一些现有材料中的积极向上的“感性材料”细水长流源源不断地输入学生的心田,必然会对他们的情操志趣起到滋润感化的教育作用。教师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生命教育的途径也有很多,如在研读文本中挖掘生命教育点,在阅读感悟中体会生命的珍贵,在语文活动体验中感悟生命教育的价值。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在研读文本中挖掘生命教育点,珍爱宝贵生命 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的关于生命教育的课文,对蕴含生命哲理的课文,我们要善于挖掘文章的内涵,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生动真实的情景,充分调动学生情感。如苏教版必修二“珍爱生命”专题,就很值得对文本中生命教育内容的挖掘。史铁生《我与地坛》一文中,可以充分挖掘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史铁生作为一位残疾作家,“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他剖析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想关于死的事”:我的身体残疾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该就此结束,一死了之?又想“我为什么要出生”?想通了这两个问题后,又继续想了“怎样活的问题”。这些不都是教育学生珍爱生命的最好的素材吗?地坛风雨沧桑而生命更为精彩更为炽烈——落日映出的最后的灿烂,雨燕高歌生命的力量,古柏坦然面对一切,落叶“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这些景象,正暗示史铁生虽然残疾但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甚至是更为坚定地活下去。而读者也很容易得到精神鼓舞,获得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史铁生瘫痪后,在十五年漫长岁月中,除了地坛成为他精神的支柱,给了作者生命的启迪外;还有他的母亲一直陪伴他进行着艰难的跋涉,史铁生从母亲身上读懂了她对待苦难的命运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以及她奉献给儿子的毫不张扬的的母爱。这些又是很好的感恩素材。独生子女,自然有很多优点,但其不足之处也令人堪忧,他们不了解别人为自己的付出,自然也很难尊重、关怀、欣赏他人的生命。而教育学生学会感恩,从感谢父母开始,感谢一切给予过自己帮助的人,才会更加热爱生命,关爱他人,收获平和与快乐。 作为语文教师,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要用心体会课文中的生命教育因素,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知识的同时,也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懂得生命、珍爱生命,进而去关爱生命的大写的“人”。 二、在阅读中感悟生命教育的真谛,理解生命价值 在挖掘到生命教育点之后,怎样让学生所接受,让它随文本潜入学生心田,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呢?我觉得手段很多,朗读感悟、小组探讨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关键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进行渗透,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感悟生命真谛。如果把它上成思想品德课,一味地说教,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就是一篇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好文章。《祭十二郎文》“字字是血、字字是泪”,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及作者的亲情观念和人伦观念。韩愈以满腔悲情,悲老成,悲兄嫂,悲整个韩氏家族,因侄儿之死十分悲痛,所以他在文中悲叹“吾其无意于人世矣”。然而作者想到今后的责任,即使如此悲痛欲绝,即使感到对人世没有什么留恋,但韩愈还是坚强地面对生活承担起抚养并教育十二郎子女的责任。“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对此通过阅读教学引导学生反复朗读,感悟作品中真挚的情感,让学生认识到“亲情”的可贵,认识到个人在家庭、亲人、朋友中的重要性,增强自身生命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理解生命的宝贵价值。 再如,必修二上的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老画家贝尔曼为了让病重的年轻画家琼西有坚强的意志力生存下去,在雨夜为常春藤树画上最后一片叶子,自己却因此而患上肺病死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挽救了琼西年轻的生命,更温暖了每一个读者的心。欧·亨利笔下这片小小的常春藤叶,沐浴着人性的光辉,创造了挽救生命的奇迹。在狰狞的死神面前,生命的信念往往比名药更有效。信念是生命赖以延续的坚强支柱。琼西因有生的信念、对自己生命的珍爱而活了下来;老贝尔曼因对他人生命的珍爱,虽然死去,但精神至今感动人心,他的生命通过那片永恒的叶子在琼西的身上得到延续,他活在了人们的心里。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生命与希望的赞歌!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赏析,也让我们学生更理解了生命的价值所在。 三、在语文活动体验中感悟生命教育的价值,释放生命张力 在语文教学中,除了可以通过研读文本、朗读感悟等渗透生命教育,还可以通过开展有价值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语文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感悟生命的真谛。语文活动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组织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有关生命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如我们教授了必修五“直面人生”专题后,开展了“直面挫折”的语文活动体验课,让学生围绕“怎样战胜挫折”进行小组讨论,在活动体验中,学生懂得了要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的道理,懂得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的重要性。还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生命教育的课外读物,摘抄有关生命教育的名言警句,促使学生的思考与了解,并指导学生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围绕生命专题进行写作。叶圣陶先生曾说:写文章不是生活的点缀和装饰,而是生活本身。在作文教学中引入生命问题的题材,可以促使学生思考生命问题,从中体会生命的伟大、生命的可贵,体会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在教学中,要抓住有利于学生表达自我,对生活的认识的感受,引导学生在写作中升华对生命的认识;引导学生通过写作,自由的抒写自己的生活,倾诉生命情感,表达生命意志,释放生命张力。 我们必修一“像山那样思考”这个专题,意在引导学生谛听天籁,感悟自然,我在教授了这个专题后,布置了一篇以“大自然的启迪”为题的作文,我们年级里印发的四篇佳作,都可以作为“生命教育”的典例。如陆紫兰同学从校园里的马樱花的开放中获得这样的启示:马樱花不因我的悲伤而留恋冬天,也不因我的喜悦而延长花期。你欢乐或者忧伤,它都在那里静静地绽放、凋零。所以我们要善于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在评讲这篇作文时,除了从结构、语言、写法等方面肯定其优点,引导学生借鉴外;更从文章的立意层面作拓展延伸——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做,同时请两位同学即兴发言。通过作文评讲,学生既学到了由物及人的写法,懂得了文章的立意要积极向上,同时思想上受到了洗礼—— 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要学会努力绽放自己,证明自己。 总之,语文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传承文明,塑造灵魂的使命。新课程认为:“教学成功的关键是在于教师从生命的高度、以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课堂教学。”课堂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不同的生命阅历,学生的复杂性决定了课堂教学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生成性”教学资源。因此,在“生成性”的课堂教学中,关注生命内涵是生命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的关键。作为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加强生命教育,按照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从课文实际内容出发,注意对文本中生命教育内容的挖掘,运用形式多样的各种方法来挖掘出文章内包含的生活技能和精神食粮,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优势培养身心健康的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文学教育论文:谈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比较模糊,因为它不像法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还担任着提高全民族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和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挖掘。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培养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并非要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 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文学教育论文:远程教育模式下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索 英美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之一,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1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但是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来说,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不容乐观,目前英美文学的教学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们作为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困境利用网络媒体技术探索出适合时展,符合学员要求的崭新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 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英语专业的教学目标就要让学生能够良好地掌握并灵活地运用英语,所谓灵活,就是要求学员除了具有书面表达能力以外,还有口头表达能力在这其中包含着英语口头交际能力,而口头交际能力的提高除了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有着良好的掌握外,还需要对所使用目标语言相关国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就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以及他们所体现的哲学、人文、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2因此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学生不断地完美人格、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及个人素质的过程。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英语专业的学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英语时,不应该只把它看到语言知识和交际工具,而是应该从文化入手全面提高学员的基础知识、听说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写作能力、文学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所以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中关键性的课程,同时也是非英语专业学员了解英美文化,提高英语文学鉴赏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 传统教学模式成为英美文学教学的障碍 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虽然对于英语学员的学习十分有益,但是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影响了英美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这其中的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 课程教学时数少 英语专业本身所开设的课程科目较多,而英美文学相对于其它科目来说实用性不强,因此在考试和功利等因素的影响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时数设置通常周学时不超过3学时,有限的教学时数相对于教学内容来说太少了,无法正常完成教学内容,因为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通常会包括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导致了任课教师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量,也就使得任课教师要抓紧时间完成教学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也使得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2、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既然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学员有着很多的益处,那现在却出现了学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不佳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呢?本门课程对于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除了需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以外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那么从学员的角度来说,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语言基础方面,学员在英语语言方面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果作品内容都没办法理解哪还谈得上赏析呢?其次,学员还要对英美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特点是与当时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可是,学员本身对这门课程却有着很大的抵触,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再加上历史事件较为遥远这都成为学员学习的障碍,也就减少学员的学习兴趣。 三、 多媒体技术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有效融合 在远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优势来解决英美文学教学中学员遇到的困难呢?在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技术匮乏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容量小、信息量传递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而一个教师即使再博学,也无法达到网络资源所覆盖的信息面。3在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任课教师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课堂的知识容量,扩大信息传送途径,从而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目前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教学资源主要有PPT文档、视频材料、音频材料和网上的文本资源。 1、 PPT文档 PPT文档是多媒体教学资源中最常用的一种,它可以将普通的文字教学内容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学员从而加深学员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大部分英美文学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对于学员来说都是陌生的,且难于理解,所以越是对于学员来说生僻的内容越是需要用直观的形式引起学员的兴趣,因此在课堂中任课教师运用多媒体幻灯片将平面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在其中还可以穿插地融入相关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知识,这样就能解决传统教学形式中学生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内容溃乏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情况。 2、 视频材料 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学员除了要掌握文学背景知识以外,还要了解各个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其中还包括文学作品的赏析。提到文学作品的赏析,最基本的就是要了解与掌握文学作品的内容,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文学作品的长度过长,其中又会出现一些生僻的词汇,这些都会成为学员学习中的障碍,从而直接导致学员的学习兴趣不浓。在现如今,多媒体资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视频与音频材料将文学作品以生动的形式来呈现给学员,组织学员收看英文原着电影,以此拉近学员与英文原着作品的距离,学员还可以通过影视材料与英文原着对比,形成自己的文学鉴赏观点,减少学员学习过程中的困扰, 提高学习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课堂学习效果。 3、 网络资源 英美文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区别,本门课程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给养,提高文学素养,因为课程中理解的内容多于记忆,而理解的任务是任课教师无法替学员来完成的,只能依靠学员自己来理解与领悟。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来引导学员来完成这部分的内容,让学员利用网络来深入地了解文学背景与文学作品,将网络作为学员自学的工具。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用电子邮件方式,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予以指导,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或批改作业;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上网搜索文学电子书和文学评论资料,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学习中。 四、 结语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了让学员掌握文学基本知识和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来弥补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形式中的存在的弊端,才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英美文学课程课堂的教学效果。 文学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着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文学教育论文:谈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的实施 教育教学改革进行到今天,素质教育已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可是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我们每个教育实施者不容回避的问题。语文教育则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各种建设人才的培养都要从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开始,语文素质是人的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高中语文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下面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学语文素质、语文能力教育目标体系的内涵 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就是提高语文素质的教育。由于语文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所以要清楚地界定语文素质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几乎是不可能。一般语境下多将语文素质分解为语言素质、智能素质、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审美素质这样五部分。 语言素质:语文素质中最基本、最稳定的部分。指的是识记汉字的量,积累词汇的量,语言知识的理解及运用,文化文学常识的了解,文学名着的阅读,对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的关注程度,以及正确的普通话语音和规范化地书写汉字。 心理素质:语文素质中最核心的部分指的是学习语文的兴趣、毅力、良好习惯和情绪,对学习策略的调控能力,以及正常发挥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作用。 品德素质:指的是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学,热爱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和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文中学做人。 智能素质:指的是以理解为其本质的听话和阅读能力,以表达为其本质的说话和写作能力,以思维为其本质的观察能力,以语言为其工具的社会交际能力。 审美素质:语言素质与语文能力中最高层次、最富球艺术性的部分,指的是对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的发现和感受,并具有初步的赏析和评价能力,以及包括音乐、美术、书法在内的广泛的艺术爱好和兴趣。 六、提高语文素质、语文能力的途径 “大语文”观认为,生活就是语文教育的课堂,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同,这无疑为我们进行提高语文素质、语文能力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因此,我们在寻找最佳途径时,既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也不能在生活的海洋里失去了方向,而应该把内外课堂联系起来,把课堂教学作为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主渠道。同时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并把提高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渗透到学生的社会实践及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上。做到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这也对于培养学生尽快适应现代生活起到积极作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最有生命力和表现力。 所以,课堂、课外、生活三者相联系,并且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素质教育才能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得到实施。 二、提高语文素质的方法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对话”式教学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也必须做到“目中有人”。就课堂教学而言,这个“人”无疑就是全体学生。因此,作为语文老师,在授课时应面向全体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调动他们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人人得以展其才、尽其能。 这就要在课堂教学中建造一个平等、民主、和谐、宽松的新型师生关系,我们教师要敢于放下架子,走进学生,给学生创造一种敢说敢做的开放氛围,以平等的关系,引导学生敢于说“不”,勇于探究,在交流中对话,在对话中创新。 例如,在学习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课文第13自然段写了母亲三件事,那么母亲的哪件事最让你感动?朗读课文相关语段,谈谈自己的感受。同学们刚开始还没有投入进去,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朗读了“母亲亲筹巨款送我上学”这件事,也许是受了老师情绪的感染,同学们变得主动起来,甚至有的同学朗读的时候不觉有了哭声。同学们声情并茂的朗读、真诚地叙说也感动了我。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平等对话在语文教学中的魅力。 2.语文素质的提高,知识积累不能忽视 在语文教学中,不注意积累,学生的语文仓库就会贫乏,学生的语言源泉就会干涸。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语文素质的提高便无从谈起。而要做好知识积累,就要在“记”“背”上下一些功夫。“背功”为识记能力,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活动力的训练、词语的积累、语感的形成,以及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种“积累不能局限于课堂,在课外、在生活中处处留心皆学问。 3.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备的文学作品,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语文教学应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这些爱祖国,爱亲人,爱老师的感情,才能引起学生蕴藏在心底的真挚感情,才会使学生产生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提高学生素质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4.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个人能否适应当今飞速前进的社会,心理素质的好坏至关重要。设想一位满腹才华的师范学院毕业生,站在讲台上语无伦次,手脚发抖,满脸汗珠,这怎能是优秀的人才。究其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因此,中学生必须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大胆讨论。刚开始,可能不太容易,没关系,可让学生在上课前对自己说“这节课,我一定要回答两个问题”,这样,慢慢锻炼,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此外,还要多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不为得奖,只为参与的过程,长此下去就能慢慢养成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 总之,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切实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不仅是家长、老师、学生的呼声,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教育论文:语文学科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心理健康教育已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目前,不少学校开展了心理咨询活动,并开设了心理辅导课,然而由于从业人员数量过少,专业水平又普遍不合格,致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以课堂为主渠道,充分发挥各科教学的心理教育功能,不失为一条弥补的好途径。而在众多的学科中,语文教学在心理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下面就语文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浅谈几点体会: 一、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心理氛围,张扬学生个性 中学生自我表现的欲望空前迫切,独立意识强,渴望与他人沟通,渴望得到他人的接受和尊重,渴望在人际交往方面得到成功。因此,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情感力量,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愉悦自信、宽松自如的氛围中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有所创造,让学生想说就说、敢于标新立异,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应该是宽松与严谨、严肃与活泼、热烈与深沉的有机统一。这种情境氛围的创设,可以缩短教学中人与人、人与文本的距离,丰富与活跃学生思想,开放心灵空间,让学生多一份活气、增一份灵气,产生美好的心理体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比如在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文本中喜欢的内容作出个性化的反应,对文本的内容、表达提出自己的看法、疑问和评价。尽管学生的感受理解可能很肤浅,甚至可能很“怪异”,使人一下子感到不可思议,但是,站在师生平等对话的立场上,抱着尊重学生的态度,教师不应该轻视学生的感受,应热情地鼓励、引导,用心去呵护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苗,同时针对其认知结构和思维过程中的缺陷、不足,开展积极有效的帮助。 课堂是学生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他们心灵得以成长的主要环境,因此,积极的课堂心理氛围将对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使得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 二、挖掘教材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培养健康人格 语文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语文教材本身就是由一篇篇生动、形象、富含哲理与情感的文章构成的,学生可通过阅读认识世界、了解人生、体味生活。数百篇课文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认知心理的教育,也渗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其他内容。当然,这种教育不是集中有序地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深深地蕴藏在课文中,蕴藏在字里行间;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教育因素综合且并存的。教师要正确处理和利用好语文教材中的心理健康资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1.引导学生珍爱生命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的暴力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报复、自杀现象触目惊心。青少年对自己(他人)生命的漠视,令人忧心。在震惊、惋惜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教育对广大学生而言势在必行。只有从小教导青少年敬畏生命,才能促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生命,进而尊重、关怀、欣赏他人生命,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因此,在课堂上当我们慷慨陈辞赞颂“文天祥宁死不屈”、“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临危不惧”的英雄壮举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树立“生命最宝贵”的理念。诚然,英雄的事迹可歌可泣,但不一定值得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们学习和效仿。 2.帮助学生树立自信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心理教育的首要任务。通过心理教育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以帮助学生进行人格塑造,无疑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尊、自强和自信心。 如学习《小桔灯》,教育学生学习小女孩在困境中仍对生活充满信心,镇定、乐观地迎接生活的挑战,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 学习《为了忘却的记念》等课文,教育学生学习那些革命者在黑暗社会中坚强地站出来与反动势力英勇地斗争,他们的自尊、自强、自信心是何等强烈,又是多么不容易。同时通过课文学习,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体会、写读后感,深深地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 3.培养学生战胜挫折的能力 生活中挫折无处不在,学生常会因为学业担忧、社交障碍、生活失意等而忧郁苦闷紧张,从而产生挫折感,影响到身心健康。教师应经常向学生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他们从中吸取力量,以书中的主人公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正确面对挫折,学会调适心理。遇到挫折,首先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多方分析原因,不能怨天尤人,再尽力去补救或改变,走出困境。 如学习课外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那坦然面对挫折之精神就值得学习。他四十几岁才进入长安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一年后就被权贵排挤出长安,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可他并未消沉,而是蔑视权贵,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让学生在阅读伟大的心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应融入各科教学之中,融入教学活动的各个角落,这是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的尝试。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会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我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与同行们一起开辟一条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学教育论文:古代文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论述 对于姜太公来说,他自己把“人鱼”都忘却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主要突出的是一种乐观、宽容的初始心态。白居易在对待人和事物方面,也积极地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面临人生困境时,就算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要笃定地生存下去。或许通过这样还有机会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并有机会洗刷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正是通过此诗,借助垂钓这一活动来展现自己内心中的思想情操。在另一个诗人吕从庆的创作中,通过以钓鱼为主题,说道“我志不在鱼,毋问寡与多”,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境界与白居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宋代苏轼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明代王兆云的《王世懋性嗜佳山水》等都共同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和人生志趣。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养身,并说道“养身先养心”。的确,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一份好心情,体育运动不仅仅能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借助体育锻炼这一形式能获取好心情。明代刘基着的《郁离子》一书中,其中讲到一个《郑有躁人》的寓言故事,从反面来说明一个不擅长射箭等体育活动的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善。寓言中的人物直到病死后,都还不明白他的病源是因为内心的暴躁。 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文章中所摘选的一些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庄子?达生》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吕梁游在三十里外的飞瀑下面,而在四十里外鼋鼍鱼鳖都不能够适应,更别说吕梁在这个之下。所以孔子认为他必定会死,并命令弟子沿着河流去救援他,但令人吃惊的是吕梁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孔子问他其中的缘由,吕梁说他是随着水的漩涡而前进,与上涌的水一同出现,并且完全依照了水的性子,这也正说明了吕梁熟悉水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技能,都必然是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积累而来。还有些古代文学作品则详细地讲解了日常学习和体育训练中应当遵循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取得成效,反之相悖而行,只会带来害处。在《孟子?告子上》中描写了一个《二子学弈》的寓言故事,说明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都要十分的用心和专心;摘选自《吕氏春秋?审己》中的《列子问射》一书中,则主要强调“悟”在学习和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领悟其中的道义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在《庄子?达生》一书中记录了《东野稷败马》的故事,说明人在进行体育训练时要根据自身体力的承受情况来看,这和训练马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孟子?滕文公》中讲述的《王良与嬖奚》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学习一门技术应重视规律性的作用,并应遵循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前秦时期着作的寓言故事《羿射不中》,还是《赵襄主学御》,都共同说明了:无论是在学御上,还是在学习射箭的过程中,都不应该把成败看得过重,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而在《吕氏春秋?壅塞》中讲述的《齐宣王好射》的故事中,则从反面印证,如果学习射箭时只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并欺骗自己,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好一门技能的。另外在《列子?汤问》一书中所记述的《造父学御》的故事中,专门讲述了学习御术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这些摘选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对我们今后学习任何一门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借助这些体育上的技能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潜在规律。综合来说,以体育作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分别从多个方面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上的启迪。每一个求学者,都应积极地完善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情操,并要适当地规范自己,从而进一步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做一个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人。 文学教育论文:技工古典文学教育研究 一、古典文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1、教材设计上存在“厚此薄彼”现象。以现正使用的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3版教材《语文》为例,教材将学习内容进行阶段分类。一些优秀、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如节选自《红楼梦》的《宝玉挨打》虽然也纳入了课文学习的范畴,但却作为鉴赏作品排在课本的最后。前面的单元内容已经将教师的授课计划占得满满的,很难腾出多余的课时进行古典文学的学习、讲解,导致学生在语文课堂上难以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教育。 2、教师思想上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一些语文教师在教学上存在惯性思维,惯于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力求让学生掌握这些好学、易学、能用的知识。对于需要花时间、需理解、重领会的古典文学教育,教师囿于自身的文化功底、兴趣爱好等因素,觉得教古诗文不如教现代文轻松自如,往往将一篇篇血肉丰满的古诗文进行肢解,机械训练,极尽繁琐之能事,把美的语言变成了僵死的符号。 3、学生学习上存在“不学亦可”的思想。技校生的文学知识基础薄,底子差,往往对文化课学习兴趣不浓厚。他们的学习目的较为明确,技能知识的获得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单纯的人格与审美教育在目前很难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 二、古典文学教学中的技能因素 实际上,古典文学教学本身包含了多种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是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 1、听的能力。古典文学中不乏美的诗歌、散文,细心听,用心领悟是古典文学必备的基本能力。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音字、同音词的存在也是一大特色,在“听”中锻炼学生前后词语的连贯能力,用心领会其中的意义,有助于学生日后在求职、社交活动中能够准确把握他人话语意思,加强沟通。 2、说的能力。古典文学作品适于朗诵,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朗诵、演讲技巧,培养学生公众演说的能力。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朗读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停顿、快慢、抑扬顿挫等语言表达技巧,语言流畅且富于逻辑,使得学生敢于说话、善于说话,也使他人愿意与其交流。 3、写的能力。很多学生都会写,但很难写好。当前是信息迅猛发展的年代,“火星文”、“3Q体”、“鲸鱼体”等各种奇文异字层出不穷,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现正接受教育的学生。面对这些难以理解、稀奇古怪的不规范文体,古典文学作品是最好的纠正范本。古代作家对写作要求极高,用字遣词不仅考虑词义、通顺,更要考虑意境、语境,一字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而成。掌握准确、简洁的语言有利于学生的书写交流。 4、分析鉴赏能力。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不仅要分析当中的人物形象、主旨思想,更要联系作者生平与时代背景,挖掘文章背后的深刻内涵。同样,这种分析鉴赏能力不会局限于文学作品,更可运用在对社会现象的解读和对一般事物的分析上。对于社会中各种繁杂事物,我们都需要一种客观的判断、鉴别能力去了解原委,掌握关键。在古典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具体案例,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掌握分析、鉴别的技巧,形成良好的分析力和判断力。 三、加强古典文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1、充实课本选材 (1)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艺术性、趣味性、思想性、大众性的作品,教师教授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要强调其艺术性、故事性,更要着重对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进行讲解,如《三国演义》的领导艺术,《西游记》的团队精神等。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学生易于接受,同时也是对学生的“岗前教育”。 (2)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与专业课程有较强联系性的古典文学作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多以理工、经管类为主,古代有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涉及了大量的科技、商业内容,适当加入相关的作品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辅助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 (3)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现今频繁使用的应用文文体都与古代应用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优秀的古代应用文简洁、精美,如现在家家户户门口贴的春联,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请柬、信函,更是体现了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在教学大纲加入古代应用文的写作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甚至可以引导学生掌握特殊的写作技能。 2、提高教师素养 技校语文教师应夯实古典文学基础,要有过硬的专业功底。如果只知道搬书本搬教材、照本宣科讲课,是很难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语文教师的知识应该说在大学期间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点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教师本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背诵与积累。教师要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交流中,妙用已学或将学的古诗文,给学生做出榜样。当然要带好头,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要有长远的眼光,教学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审美素养,更是提高他们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 3、创新教育方法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提高个体生活质量以及生命价值和意义为旨归的特殊的生活实践,是一个学生不断地超越和提升现有的生存状态,从而创造一种更为完满的可能生活的动态生成过程。在古典文学的教授上,教师要从学生的爱好、情感以及接受知识的具体情况出发,创设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给学生以充分的创新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可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模式,转换角色,成为与学生平等研讨的参与者,让学生在自主参与、自主发现和感悟的过程中,实现个体能力的提高。 4、引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选准学生的兴趣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导入课堂尤为重要。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具有经典的故事情节及有趣的人物形象,教师要抓住这一教学特点,以耐人 寻味的故事情节和鲜活有趣的人物形象吸引学生关注。现在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已以电视剧、电影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些也是很好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播放《红楼梦》“黛玉葬花”的片段,引导学生去学习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及时代背景。将古典文学作品中优秀的思想内涵与现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也是引发学生兴趣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在学习苏轼的《赤壁赋》时,不能局限于了解苏轼被贬到黄州的遭遇及体会其感情变化,而应引导学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理想受挫、身处逆境之时应如何面对,启发学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这样更容易拉近学生与古典文学的距离。 文学教育论文:民族文化文学教育思维 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俄罗斯文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作家们以反对封建农奴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身自由的抗争精神,以同情小人物坎坷命运的人道主义精神,促进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所展示给人们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们所创造的富有哲理、栩栩如生的语言,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俄罗斯社会的舞台,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此时,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亮相,出来表现自己。俄罗斯文坛上,出现了流派纷繁的局面。除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继续发展和创新之外,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等现代主义的流派也相继兴起,开创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向我们证实,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因此,一个人文学修养的高低,标志着他文化素质的水平。由此可见,不仅文学家、语言学家的文学修养要高,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对文学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物理学历史上的罗蒙诺索夫,既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语言学家。我国的鲁迅和俄国的契诃夫都曾学习过医学,后来他们都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学巨匠。 文学有两个重要功能,即教育功能(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和教养功能(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前者为提高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功能,后者为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的功能。文学能促进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表现力。语言中的许多成语、典故、新词、新义或源于文学作品,或被文学作品所认定。如俄语中的человеквфутляре(套中人)源于契诃夫的作品;сплечдело(万事大吉)源于格里鲍耶多夫的作品;汉语中的“罄竹难书”源于《旧唐书?李密传》;“风马牛不相及”源于《左传》。这些语言现象没有文学、历史或其它方面的背景知识,就很难正确理解,更谈不上准确运用了。成语голодныйфранцузворонерад(饥不择食)中,为什么要用француз和ворона两个成素,而不用англичан和курица或其它词表示,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正如汉语成语“司空见惯”中的“司空”不能用其它官职代替一样,因为这一成语来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人们正是通过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及表现手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及表述能力,使语言有效地为社会服务。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这一切对语言都有直接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对这些现象有具体而形象的感受。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普希金在《杜布罗夫斯基》中对俄罗斯人犯讳的描写:Вдомесмотрителясиделвуглупроезжий,оннеспрашивалсебеничай,никофе,поглядывалвокноипосвисталквеликому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юсмотрительши,сидевшейзаперегородкой。(在站室的角落里坐着一位旅客,他不要茶,也不要咖啡,他望着窗口不断吹口哨;这使坐在隔壁的站长老婆老大不高兴)。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得知,客人吹口哨对主人是不吉利的征兆,会给主人带来麻烦,从而引来“站长老婆的老大不高兴”。由于比喻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广泛运用,某些作喻体的词逐渐获得了指喻或联想意义。如俄语中经常遇到трещатькаксорока(喋喋不休地说,像鹊鸟似的),болтливыйкаксорока(像喜鹊般的唧唧喳喳)。这种比喻使сорока(喜鹊)一词获得了“铙舌妇”的指喻意义。 俄罗斯童话中有сорока-воровка(偷东西的喜鹊)的形象出现,又使сорока能联想到воровка窃贼)。汉语中有一付广泛流传的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因而使得“松树”获得了“长寿”、“青春永驻”等象征意义。“松鹤延年”也对此作了印证。社会在不断发展,新鲜事物在不断涌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表达新鲜事物的新词新义必然在语言中出现。它们往往首先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后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传播,最后在传播领域和文学领域中进行加工和选择而加以确认和吸收。汉语中的计算机———微机———电脑和俄语中的э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аямашина----компьютер----электронныймозг就处于被选择的阶段。这里文学对语言起到了丰富和净化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教学中文学的教养功能是不可缺少的。文学作品能激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作者的思想感情借助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感染给读者,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教人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催人奋进;一部坏的文学作品能毒害人的心灵,把人引向邪路。这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无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学教学决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教授技能。它们自始至终承担着育人的职责。 正如伟大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说:Поэтомможешьтынебыть,ногражданиномбытьобязан.(你可能成不了诗人,但必须要做一名公民)。因此,文学的教育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去审视文学作品。作品中的思想和主张,我们或接受、或扬弃、或吸收、或排除。但文学教育功能的发挥,应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人,理寓于情之中,我们审视文学作品时就要以理释情,从审美的角度去发掘作品的内涵。在过去的文学教学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教育功能,在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时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特别偏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了审美原则对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这样,有些作家和作品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年动乱时期,有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称作“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称他的名着《一个人的遭遇》是宣扬“战争恐怖”和“叛徒哲学”的大毒草。我国着名翻译家草婴因为翻译了这一着作而受到了“批判”。这种做法,完全失去了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原则,也背离了基本的审美原则。在我们的文学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作品,正确认识社会和时代,从而正确对待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不仅要从中学到俄罗斯优美的语言,了解俄罗斯民族的生活,还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丰富我们的知识。只有这样,文学教学在俄语教学中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文学教育论文:分析新闻传播广告的古代文学教育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 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文学教育论文:对远程教育模式下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索 英美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之一,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1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但是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来说,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不容乐观,目前英美文学的教学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们作为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困境利用网络媒体技术探索出适合时展,符合学员要求的崭新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 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英语专业的教学目标就要让学生能够良好地掌握并灵活地运用英语,所谓灵活,就是要求学员除了具有书面表达能力以外,还有口头表达能力在这其中包含着英语口头交际能力,而口头交际能力的提高除了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有着良好的掌握外,还需要对所使用目标语言相关国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就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以及他们所体现的哲学、人文、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2因此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学生不断地完美人格、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及个人素质的过程。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英语专业的学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英语时,不应该只把它看到语言知识和交际工具,而是应该从文化入手全面提高学员的基础知识、听说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写作能力、文学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所以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中关键性的课程,同时也是非英语专业学员了解英美文化,提高英语文学鉴赏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 传统教学模式成为英美文学教学的障碍 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虽然对于英语学员的学习十分有益,但是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影响了英美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这其中的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 课程教学时数少 英语专业本身所开设的课程科目较多,而英美文学相对于其它科目来说实用性不强,因此在考试和功利等因素的影响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时数设置通常周学时不超过3学时,有限的教学时数相对于教学内容来说太少了,无法正常完成教学内容,因为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通常会包括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导致了任课教师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量,也就使得任课教师要抓紧时间完成教学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也使得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2、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既然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学员有着很多的益处,那现在却出现了学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不佳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呢?本门课程对于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除了需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以外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那么从学员的角度来说,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语言基础方面,学员在英语语言方面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果作品内容都没办法理解哪还谈得上赏析呢?其次,学员还要对英美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特点是与当时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可是,学员本身对这门课程却有着很大的抵触,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再加上历史事件较为遥远这都成为学员学习的障碍,也就减少学员的学习兴趣。 三、 多媒体技术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有效融合 在远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优势来解决英美文学教学中学员遇到的困难呢?在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技术匮乏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容量小、信息量传递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而一个教师即使再博学,也无法达到网络资源所覆盖的信息面。3在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任课教师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课堂的知识容量,扩大信息传送途径,从而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目前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教学资源主要有PPT文档、视频材料、音频材料和网上的文本资源。 1、 PPT文档 PPT文档是多媒体教学资源中最常用的一种,它可以将普通的文字教学内容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学员从而加深学员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大部分英美文学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对于学员来说都是陌生的,且难于理解,所以越是对于学员来说生僻的内容越是需要用直观的形式引起学员的兴趣,因此在课堂中任课教师运用多媒体幻灯片将平面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在其中还可以穿插地融入相关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知识,这样就能解决传统教学形式中学生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内容溃乏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情况。 2、 视频材料 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学员除了要掌握文学背景知识以外,还要了解各个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其中还包括文学作品的赏析。提到文学作品的赏析,最基本的就是要了解与掌握文学作品的内容,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文学作品的长度过长,其中又会出现一些生僻的词汇,这些都会成为学员学习中的障碍,从而直接导致学员的学习兴趣不浓。在现如今,多媒体资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视频与音频材料将文学作品以生动的形式来呈现给学员,组织学员收看英文原着电影,以此拉近学员与英文原着作品的距离,学员还可以通过影视材料与英文原着对比,形成自己的文学鉴赏观点,减少学员学习过程中的困扰, 提高学习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课堂学习效果。 3、 网络资源 英美文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区别,本门课程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给养,提高文学素养,因为课程中理解的内容多于记忆,而理解的任务是任课教师无法替学员来完成的,只能依靠学员自己来理解与领悟。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来引导学员来完成这部分的内容,让学员利用网络来深入地了解文学背景与文学作品,将网络作为学员自学的工具。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用电子邮件方式,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予以指导,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或批改作业;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上网搜索文学电子书和文学评论资料,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学习中。4 四、 结语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了让学员掌握文学基本知识和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来弥补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形式中的存在的弊端,才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英美文学课程课堂的教学效果。 文学教育论文: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讨 一、我国高等教育中英美文学教学现状 1.实用理念下英美文学受到空前冷落 由于受到不同理念的影响,从1990年以来,教师和学生更加关注对诸如《科技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实用英语的教学和学习,更加注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专业英语等级考试,而对英美文学这个英语主干课程不够重视,认为学习外国文学不会对提高英语考试成绩有太大的帮助。 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英美文学受到空前的冷落,师生只强调学好语法和词汇,掌握好语音的准确发音,培养好听力理解能力,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忽视内涵丰富的文学教育理念和方式,导致学生外语整体素质较低,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较弱。 2.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有待完善 对于英美文学教学来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取的就是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对教学内容上事先进行了规划和统筹,不具有创新性。而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习英美文学,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有效发挥,学生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分析以及想象力的提升等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审美意识在刻板、僵化的模式教学中渐渐丧失。这对于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急需完善。 二、英美文学教学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1.开阔学生视野,增强文化宽容精神 英美文学主要凝聚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结晶,是非常有价值的知识,对于培养青年学生的人文主义素养和审美意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是意义重大的。学生在阅读和学习英美文学作品过程中,不仅可以对西方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西方文明进行全面而真实的了解,培养对文化差异的充分了解和认识,进而可使他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 2.提升审美情趣,加强文学艺术修养 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对语言的充分分析和揣摩,进而来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思想,这是培养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和对语言的欣赏能力的一个过程。通过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使学生获得文学艺术修养方面的提高,还可以开拓知识面和人生的视野,拓展心智空间,从而陶冶情性,提高人生的境界。 3.培养思辨能力,促进人文素质提高 学习文学作品可以获得鉴赏能力和美学修养的提升,还可以培养学生构建健康的道德观和高尚的审美观。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渗透作用极强,文学语言的丰富多样也可以为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学习素材。英美文学有很多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对这些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受益终生。 三、素质教育背景下英美文学的教学模式 1.更新英美文学教学内容 首先,教师应对一些教学中的陈旧、过时的观点进行及时的更新。在讲授英美文学作品时,应重视对一些文学常识的介绍,增加对文学研究理论等知识的重点讲解,增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力; 其次,除要求学生认真阅读经典作品外,还要背诵其中一些优美的语句。教师可以把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与人生问题结合起来,在学习文学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更好地理解和感悟人生,在感受优美语言的同时深刻领悟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 第三,可以根据课程教学的安排。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适当安排和课程紧密相连的实践教学。诸如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改编,或者进行舞台表演,目的在于增加学生应用语言的机会、培养其创新与创造的能力。 2.改革英美文学教学方法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学生的一些能力和素养没有得到提升。因此,有必要打破传统的授课方式,采用创新的教学模式来实现师生的广泛交流和互动,增强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效果。教师可以采用目前比较流行且实用性较强的Jigsaw模式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这个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整体配合能力、相互合作的和谐精神,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利用Jigsaw模式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首先要合理设计需要教授的课程,然后进行分组教学。初次分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避免强弱结合,否则学习能力水平低下的学生只能是被动地参与学习了;另外,教师的作用也非常关键。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课堂进行有力的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且,也要注重对课堂效果以及信息的反馈。课后,教师要积极与学生进行教学效果的回访,按照反馈的结果考虑以后教学的课程设计,不断提高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 在此合作学习的基础上,学生不仅更好地理解了英美文学作品包含的丰富思想,同时,他们的语言表达和阅读灯的能力也将得到快速提升。 3.创新英美文学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因此,亟待创新英美文学教学手段。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减少教师写板书的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而且,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的使用,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学生就会改变原有的学习状态,不再被动地去听课,而是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主动地去寻找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丰富思想和内容,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多媒体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必备手段之一。 英美文学课程作为一门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外语类的学科建设中,尤其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做好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英美文学教学工作,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思路,适时更新英美文学教学内容,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创新教学手段,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进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让素质教育贯穿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始终。 文学教育论文:高校英美文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普通高校英美文学是英语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加强学生语言基本功训练,更是提高学生素质和培育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英美文学课在外语专业曾经备受青睐。然而,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大潮冲击下,功利主义泛滥,实用型的课程如口语、听力、翻译课等成了重要的专业课程。英美文学课则显得可有可无,逐渐被边缘化。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大压缩英美文学课程。根据调查,河南省大部分本科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时仅为72个学时,其中,英国文学36个学时,美国文学36个学时。每周两个课时的文学课,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一、普通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概念不准确,内容不完整 英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是作为两门课程还是一门课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语学院都是把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作品选读两门本应分开的课程合为一体,称为英美文学。还有些学校没有开设“英美文学史”这门课,只在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分别开设一学期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学生对整个英美文学史没有系统和宏观的把握,就直接研读作品,使学生只掌握少数具体的作家作品,对各个文学流派、文学传承以及与时代的联系缺乏整体掌握。 (二)课时安排偏少,边缘化趋势突出 为迎合重商主义的社会风气,全国外语院系刮起了一股砍削文学课的飓风。更改教学大纲,削减文学课程,并不顾自己的实际,硬性增设经贸、金融等课程。英美文学课从一二十人小班的、讨论式的教学变成了一两百人的大班讲授式,从两个学年的课程“浓缩”到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有的外语院系干脆把英美文学课定为选修课,英美文学课遭遇严重的“边缘化”。 (三)开设时间不合理,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 很多学生尽管是英语专业,但在大学一二年级很少接触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文学功底差,到了大三突然接触深奥的文学作品,如经典剧作《浮士德》、《麦克白》等,感到艰涩难懂,因而没有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很差。实际上,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任,我们除了要重视专业教育外,也要在大学一二年级就加强学生在文学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素质。而学习外国文学是提高综合素质有效而重要的一环。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与教学的现状不利于英语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养成,大大降低了英语专业的教学质量。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大学英语专业培养的将只是翻译工具,而不是全面发展的英语专业人才。作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该以提高英语专业教学质量为己任,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走出英美文学课程困境,充分发挥英美文学的人文价值。 二、英美文学课程改革措施 (一)调整英美文学课的教学内容 许多年来,英美文学的教材一直沿用“文学史+选读”的固定而陈旧的模式,教材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列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知识,如所有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卒年月、作品概况介绍等,这些内容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其实,将宝贵的教材篇幅用来介绍背景知识是不科学的,这可能会让学生忽略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并提升文学批评鉴赏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我们的建议是在作品之前设置一些预习作业与问题,让学生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和多媒体设备查找和总结作家介绍和作品背景,将宝贵的篇幅留给文学作品本身。作家和文学作品的遴选也是教材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往往是厚古薄今,尤其是早期的经典着作对古英语涉猎过多,如学生在文学课的开始就遭遇内容晦涩难懂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难以把握作品的精髓与内涵,这样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英美文学时间跨度大、内容非常广泛,名家名作不胜枚举,教材的设置和作家的取舍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进行宏观把握下的重点筛选,比如在讲美国文学中的当代戏剧时,应将重点集中于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戏剧家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并将他们的写作风格、历史传承进行对比研究,对其代表作如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进行对比阅读分析,找出现代人的孤独、欲望和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等剧作家想要揭示的共同主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对不同文学时期的科学把握,也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降低学习难度。 (二)改革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模式 由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衍生出教师一言堂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英美文学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学生则疲于对这些知识死记硬背,根本谈不上自己对某一具体作品的见解和思考,更不用说对文学经典的鉴赏与文学情趣的提升。由于教材死板,授课方式墨守成规,英美文学课变成了精读课+历史课,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语言知识点,而没有提升对文学文本的整体分析能力和感悟能力。英美文学教师可以尝试设计研究性课堂和实践教学模式。在英美文学课开始时,由教师推荐一些有关英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课题给学生进行研究,如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研究、美国梦文学研究、美国现代戏剧研究等。全班学生分成若干组,承担不同的课题,并在课堂上用幻灯片等方式陈述研究结果。另外,为了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兴趣可以 采取多渠道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举办英文诗歌朗诵比赛、英语戏剧表演、适时组织收看英文原版电影等。 (三)采用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教学手段 英美文学远离我们熟悉的母语环境和语言习惯,且跨越时代久远,陈旧、落后的“书+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情景,难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采用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利于改革英美文学教学效果。目前多数高校普遍存在多媒体设施不足和设施陈旧等问题,高校应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和推广铺平道路。 首先,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让抽象、晦涩的文学作品通过视频、音频等材料更生动、直接和立体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耳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改善英美文学课堂上沉闷、单调、枯燥的教师一言堂的顽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学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克服授课时间与授课场所的限制,有助于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向课外有效延伸,实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 多媒体和网络辅助教学形式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深刻钻研材料,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制定出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出为之服务的方案,确定有效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类型和使用技巧,使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授课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方法,懂得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应由原来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并通过培训等方式快速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有效配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实现学生语言综合技能的提高。 本文通过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学质量现状的研究,针对普通高校的英美文学被“边缘化”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英美文学课程对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并探索了英美文学教材选择和课堂教学模式,对于激发学生学好英美文学的兴趣与热情,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既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又有较好的人文素质的优质外语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学教育论文:古典文学教育危机分析 一、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的危机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着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着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四、结语 读古典文学,就是读祖先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倾听最原始的民族召唤,我们甚至可以将读古典文学看做是品古典文化。网络快捷,信息交流容易、自由、个性甚至先进性的影响,我们也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古典文学教育,我们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古典文学教育的位置。当然,在古典文学面临“失重危机”的今天,古典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全民的支持,在中华名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让我们中国文学精髓——古典文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语文学科论文:试论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主体性教育 人文教育性 主体能力 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主体性教育思想是包含语文教育在内的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因而由此可以观照语文学科性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为此则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从语文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只有语文才能承担起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因而人文教育性是语文的根本特性而工具性是其基础属性。人文教育性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工具性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两者共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进人21世纪,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该说,这是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不断探讨、实践的一个宝贵成果,对今后一段时间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表达到底如何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作用是否各占一半平分秋色呢?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语文教学就还会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中两边摇摆,语文教师还是不知从何着手,重心何在。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特性问题。依笔者所见,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应该是人文教育性—以往习用的“人文性”只是语文的内容特点,用来指称语文学科的特性并不准确。 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两个子命题:一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不是工具性;二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前一个命题正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争论的一个结论,其基本理由是:工具性只是语文在社会运用上的属性,并不是语文发生论上的属性。在工具论的指导下,语文教学变成了一种遵循逻辑思维法则的理科教育程式,它把语文分解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些抽象的东西,结果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严重流失,这一点笔者木用赘述。第二个命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展开阐述的观点。为求从根本上加以论证,笔者以主体性教育这一教育思想为逻辑起点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理论前提 要弄清楚主体性教育,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主体、主体性。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主体性就是主体的特性,即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客体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的特性。主体性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自觉性,指人不同于动物的意识特性,即人把他同自己的关系、同他人的关系、同自然的关系变成主客体关系。二是自主性或能动性,它是人的活动特性,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因而可以说,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特性。 主体性从内容上又可分为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性的观念表现;主体能力是“主体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能力”,“主体人格”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灵感、信念等的因素。主体能力与主体人格是主体性的现实表现。实际上,具不具备主体意识也是主体人格的一个方面,因而本文为论述需要将前述“主体意识”、“主体人格”统称为“主体人格”,以指称主体的精神情感状态。 前面我们谈到人的本质特征即人的主体性,而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教育学即人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教育理论家提出了主体性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教育应以“培育人的主体性为最高任务”,也就是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主体能力。这便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 主体性教育思想与我国历来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素质教育理论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王策三曾这样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要发展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这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主体性,它集中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和个性特征,是身、心或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的综合表现。” “主体性强的人,就是在客体面前拥有主动权和思想的人。”既如此,主体性教育思想可以被看作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依此推导,主体性教育思想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语文教学的性质也应该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并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加以确定。 二、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现实要求—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进行人文教育 (一)社会进步需要唤醒、培养人的主体精神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使人类社会一下子从工具时代跃进到信息时代。科技作为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力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了日益众多的方便和享受。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祸患。如原子能可以用于来发电、医疗,也可以大规模地杀伤人类以致毁灭人类;克隆技术可以在医学和生物遗传工程上产生重大作用,但若用于复制人类,则将是人类的灾难;计算机有利于贮存、搜集、传播信息,也可以被用来不良信息,或利用计算机犯罪。同时,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固然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气候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物种消失、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拉大、战争频仍。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和不安。 同样,经济发展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经济遵循利益原则,当这种利益原则无限制地渗透到人类的意义世界时,就会造成道德失范,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就是典型表现。这一点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尚未建立,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贪污贿赂屡禁不止,偷盗、抢劫、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一些犯罪分子十分猖狂,他们为着能有钱,过上享乐生活,而疯狂劫掠国家和他人财产,甚至视人命如草芥,滥施暴力,滥杀无辜,耳目所及不乏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良知泯灭、人性丧失的事实,少数人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上事实表明,科技的进步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甚至会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在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面前的主体地位的危机,主体精神的沦丧;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混乱,美好人性、人格受损,人在物质欲望面前,无法从容应对,把持自己,同样会丧失人的主体性。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使人成为人。 (二)培养主体人格必须依靠人文教育 首先应弄清楚主体人格、主体精神属于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要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必要弄清楚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在西方,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十分丰富,儒家、道家或强调道德体验与践行,或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有学者根据中西人文精神传统,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对万事万物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追求完人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由此可见,人的主体精神可以看作人文精神的核心成分。 而人文精神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或说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甚至落脚点,因而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然可以培养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 同时也应看到,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也只有或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因为进行人文教育所依据的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科学)不同,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人文学科总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人文学科所依据的理念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相反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情感寄托、伦理要求和终极关怀等的需求,即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总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人类个体趋向完善。而自然科学却做不到。 因此我们说,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在各阶段教育中应当加强人文教育,应当有学科承担人文教育重任。 三、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学科内容依据和学科分工依据 (一)语文、语言的本质是人文 各学科中语文在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语文的内容—语言、言语本质就是人文。对此,西方语言学家都有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而是人与存在相属的领域,因而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意义,即“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灵。”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世界对人而言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言说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力的界限,语言作用的这种普遍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有无限的内容。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么没有一种工具如此包容一切,甚至会把人的全部理性也包容其中。 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人。早在1993年,特级教师韩军就说:“语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人本身,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体;不仅仅是‘器’、‘用’,还是‘道’、‘体’,它满足主体情感,充满人生体验,因而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 (二)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功能定位 从前述我们对语文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文应当而且可以进行人文教育。但并不能完全由此推导出语文的学科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如果对学科布局特别是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还是认识不到甚或否认这一点的。所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还有必要考察语文在学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应当说学科性质是人们依据学科内容、学科目的而对学科功能的界定。语文课的内容即语言、言语具有人文性,顺理成章它具有人文教育功能。目前所要厘定的是人文教育是否应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在目前各学科中人文教育是否主要由语文来承担,从而使人文教育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这必须从语文与相关学科(即同样具有人文教育性的政治、历史)的比较中作出回答。第一,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不是人文教育功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学科的大致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神学等领域,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从目前所开设的政治学科的内容来看,有哲学、政治、法律等基本知识,可见其中主要是社会科学内容,作为人文学科的内容只有哲学常识一项。因而,可以说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功能,而不是人文教育功能。 第二,语文和历史承担着人文教育的不同侧面。虽然文史在内容上相融相通,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所起作用之间,语文承担着核心的方面,起更主要的作用。就人文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态度、人文价值取向。故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情感体验、人文态度辨析、人文价值取舍。历史重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历史演进的逻辑梳理、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即重在事,即使涉及人,也只是评述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影响,故历史重在人文知识教育。而语文重在人,重在面对某种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历史所传授的人文知识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可以起铺垫作用,而语文教育所涉及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实质就是人文精神。当然历史也有态度和价值观培养问题,但它范围狭窄得多,它偏重社会历史态度和社会历史价值观,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世界观以及民主、法治价值观等等。另一方面,语文和历史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历史多运用抽象思维的方式,以理性的语言来表述社会历史价值观,而语文运用的却是情感性语言,形象思维的语言,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而非大众习用的“公共话语”或学术语言,它对学生特别是形象思维占主导,情感异常活跃的学生来说,其影响比其他学科要更加强烈、深刻和持久,更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成长。所以,在各阶段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任务主要应由语文来承担。 当然,我们说人文教育任务主要由语文承担,不能因此否定历史也主要承担人文教育任务。所以也有必要以相应的概念来区分历史和语文进行人文教育的侧面和重心的不同,而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故不引申。 四、结论: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综合以上分析,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方面来看,应加强人文教育;而从语文的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语文应主要承担人文教育重任。因而,我们说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工具性是语文的基础属性。语文的人文教育性旨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从而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工具性旨在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从而培养人的工具理性。 回应前面我们谈到的主体性教育问题,我们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大学教育也不例外,也应该有完整的主体性教育构成。可以说,语文的工具性与数理化等学科,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而语文的人文教育性与政、史的一部分一起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两者结合培养学生完整的主体性。前者旨在培养人的工具理性,后者旨在培养人的价值理性,从而把学生塑造成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才算完成了主体性教育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语文学科论文: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实践与认识 ——《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教学例谈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课程的整合”正成为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本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课例的实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讨基于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认识。 【关键词】信息技术 语文 整合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创造性工具。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国家大力提倡信息技术与其他课程的整合,整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有机整合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学科整合教学,就是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自然地、恰如其分地融合到初中语文这一学科的教学活动中,运用到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中,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优化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初中语文教学中新的师生关系定位,课堂与课外之间的新型关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的教学实践为例,结合网络化教学理论和传统课堂教学体验,就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利用网络拓宽信息渠道,丰富教学资料来源 在网络信息时代,教学中的教材不再是单一、固定、陈旧的文字材料。它可以是多样化、个体化、更新更快的多媒体支持下的超文本。通过信息网络,可以使教学涉及到的一些事物、现象等现实生活中学生积累不多的、比较贫乏的都可生动地、具体地、直观地再现出来。在短时间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为他们的合理猜测、推理提供帮助,可使学生的学习更加多姿多彩,使教材“活”起来、丰富起来。 二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的网络环境,优化学生的认知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认知工具功能,使学生能够借助信息技术,通过积极参与,获得充分的感知信息,激活思维、想象,引导分析、抽象、综合,促使理解、内化、转化,产生意义建构,从而促进了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认知方式大大改善。 利用信息网络,创设和展示有意义的情境开展教学。多媒体网络具有对文字、符号、语言、声音、 图形、动画以及视频图像等进行实时处理,变成图、文、声三位一体直接输出的功能。它所创设情境的真实性、形象性、趣味性是其它媒体与手段无法媲美的。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学生事先对热带雨林的了解十分有限。教学中,教师利用局域网优势,引导学生通过资源共享,在本地电脑中调用了大量环境优美、特产丰富的热带雨林多媒体资料,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被迅速激发,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兴趣的激发,催发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内部动机,他们迫切地想去探索、去发现雨林的奥秘。在讲述雨林的毁灭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时,则让学生细细观看洪水泛滥、风暴侵袭、疫病流行的等灾难场面……这些触声、光、色、形于一体的情景,把一个个枯燥的文字符号,转换成了一幅幅形象而又动感的画面。这些画面牢牢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更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文字语言的理解,使得他们能更为投入地参与学习。 通过让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创作电子作品,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为例,我们引导学生都将所收集的信息制成演示文稿,可以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页面),也可以是复杂的(内容丰富、有多项链接),然后组织信息技能强的同学制作《保护环境、关爱生命》网站。根据演示文稿与学生网站提供的信息,同学们创作公益广告、环保漫画、环保倡议书等;每篇作品也均制成简单的小报在网上“发表”。这些电子作品的制作既满足了学生自我实现的愿望又完成了语文学习分析、抽象、综合,理解、内化、转化的任务。 利用虚拟现实构建模拟环境,也是改善学生认知方式的重要途径。在进行《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们针对学生易受声音、图像所给予的感官刺激这一心理特点,从多角度挖掘他们的潜能及兴趣,以达到“自我激活”的效果。整堂课应用信息技术,把雨林被毁影片和雨林被毁造成的灾难图片组合成触目惊心、令人震惊的虚拟世界,来不断唤起和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不仅如此,课件中还设计了不少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环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不断递进,学生真正认识了雨林的重要性,从而深入感悟课文重点句“如果将雨林完全毁灭,到下世纪中叶,地球很可能会经历第6次大规模灭绝”的含义。 三 、运用网络改善师生交流环境 信息技术作为最先进的教学媒体,优于其它任何教学媒体的最显着特点是交互性。有了交互性,就能及时地反馈信息,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交流,营造协作式学习氛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信息技术作为交流工具的巨大作用。 利用网络教室内联网的优势,通过资源共享互相调用来达到师生、生生互相交流的目的。例如:在《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时,要求学生写有关环境保护的短文,学生完成的习作在网络上,教师引导学生读同学的文章,帮着同学把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加以区别或引起作者注意。教师再利用多媒体的转换手段将学生中典型文章提供给学生,让大家看同一篇文章,面对同一个问题,师生共同参与评议、修改,共同鉴赏佳作。经过示范性评改后的自我完善,教师又可以引导学生调用伙伴的作品进行欣赏、评价;接着,教师指名学生独立表述评改意见,同时进行又一次转播。网络的即时交流优势,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作文水平,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交流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电子公告板,即 QQ 板方式。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在教学过程基本结束时,教师请学生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学生思维活跃,交流欲望强烈,人人想表达。传统课堂教学根本无法开展大面积交流,而 QQ 板的应用使得每一名学生都有了亮出自己观点的机会。 此外,还可以应用论坛进行师生、生生互动交流。如《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一课教学完成后,我组织学生在校园网的论坛上,就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进行讨论、并发起投票。这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更为开放的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思考精神。 四 、通过网络平台实施个别化教学 运用网络环境构建的平台,对于实施个别化教学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教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学生可以依据其自身的兴趣特点选择学习内容,可以依据其自身的能力水平自定学习速度,从而使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实现有差异的发展。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个别化得到充分的体现,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例如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一课。在多媒体网络教室里,学生面对电子课本既可以戴上耳机,边看图,边听录音阅读课文;也可以点击某个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通过“小助手”的提示来解决问题;或者自由地点击有关热带雨林的网站,利用网上资源了解雨林的重要性,结合课文查看雨林被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灾难;学生既可以通过课件及时获取反馈和帮助信息,也可以随时通过局域网控制系统进行提问和发言,与师生进行交流……总之,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的主动权在学生手中,学生不必按某个固定的顺序来学习,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自主安排学习的速度、顺序和难易程度。另外,由于学生的学习进程是自己确定的,练习层次也是自己选择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内心充满了自信。在学习中,他们真正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总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旨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的优势,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网络为资源,给课堂教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倡导和探索信息技术和语文学科整合的教学,抢占这一“制高点”,让网络更好地为教育服务,让我们的教育更好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语文学科论文: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整合初探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是当前最先进的最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而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素质提高之本,应该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施行教育这一活动,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更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在《落实‘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说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核心,是改革教育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是教学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艺术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实现教学科学的艺术化和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的完美融合。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初探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必然性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围广,实践性很强,高中语文课程更是强调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基于这一目标,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要求,也与社会发展相脱节。按新课程语文教学理念,语文课程重在实践,要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但传统的教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学习少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学习学得被动,对语文学习缺乏创新精神。现在新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老师主要是“导”,以体现高中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而语文课程的革新与现代化,必须要求相应的教学工具、教学途径也现代化、科学化,信息技术作为最广泛最先进的科技,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必选无疑的。因为在信息技术的环境下 ,学生能更好地学语文,用语文,使语文教学与日常生活更贴近,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如语文口语训练,高中语文课本的每一单元都设有口语练习。就拿演讲训练来说吧,听名人的演讲,用传统的工具,学生只能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是种远听而不可近视的感觉,不能引发学生较浓厚的兴趣。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就不同了,学生除了听到演讲者的声音外,还能看到演讲者的动作、神态和表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受到感染,从而激发内心对演讲的兴趣和欲望,达到主动训练的目的。所以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的整合是势在必行的!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整合的内容和意义。 信息技术和高中语文的整合,可以从两方面探讨: 1、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工具和学科相融,就如传统的“粉笔+黑板”,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 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用得最广的是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运用,因为它们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及独有的系统功能。教学中与语文整合,可使计算机的视、听功能全部展现出来,打破传统媒体的“线性限制”,以随机性、灵活性、全方位、整体化的方式把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如学习《神奇的极光》一课,对什么是极光,极光的形、色如何,只看文字,显得有点枯燥无味,印象也不能深刻。这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播放极光的影像,让学生直接观看极光的形、色及极光发生的过程,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探讨极光发生的原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课文。而网络的运用,可拓宽思维空间,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唾手可得自己想要的材料。如课文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思想等,这就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审美能力。 在高中教本中,有许多文质兼美的经典传世之作,如《兰亭集序》、《项脊轩志》、《腾王阁序》、《阿房宫赋》、唐诗、宋词、元曲、《荷塘月色》、《再别康桥》、《世界最美的坟墓》、《断臂的维纳斯》等等,对这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文赋,要进行咀嚼鉴赏,品味其中的美,美的氛围和背景是不可少的,但传统的教学,只能在局部应用音乐来渲染,利用图像来显示,运用文字来诠释,却不容易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且费时费劲,收效甚微,而用网络的超时空性,下载适合的声音和图像,利用多媒体链接,会令意境全出。在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美,这是一种惬意的、赏心悦目的教学境界,一种教学艺术化和教学科学化完美结合的体验。在这种境界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怎么会不提高呢?学习语文的兴趣怎么会不大增呢? 这点在讲唐诗宋词时就很明显,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毕竟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学生较难深刻地领会诗词的意境美和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如果以信息技术作工具就不同了。如讲教杜甫诗歌时,我就利用了多媒体和网络,因为现代语文教学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重视情感的感悟和熏陶,重视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所以在讲课前做了个关于杜甫生平和思想的课件,通过音乐和画面让学生像看电视一样从感观上的听、看来感受杜甫的生平,了解杜甫的思想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再通过画面想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会是如何呢?在回答问题前,让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有关杜甫的资料,引导学生自动、自主地学习,之后,经过讨论,整理资料,然后对照作品,通过理性分析,更深刻地领会杜甫诗歌的思想风格。这样由感性到理性,一方面使学生得到情感的感悟和熏陶,并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对杜甫这一诗人和他的作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搜集材料,分析资料的实践能力,也实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老师在教学中“导”的地位。 2、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不仅是教学手段、教学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学内容的扩展与改革,这就是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另一方面,即信息技术作为教本的辅助内容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 传统的教学,是以课本为中心,虽然也会涉及到课外知识,但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够引导学生学的课外知识很有限。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后就不同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有如海洋般的深遂宽广,与语文学科整合,可以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采集到广泛的知识,使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扩大,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资源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学习语文。如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在互联网里,有很多关于写作理论、技巧的文章和众多例文评点,作文课上,老师可以用此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学生的知识面扩大了,眼界开阔了,积累的素材也多了,这就为写作积聚了基础,有利于学生创作,特别是构思、立意方面的创新。并且,学生还可在互联网中搜集更多例文和评论,广泛地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这点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外,老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论坛中,让更多的人来评点,给意见,从中得到更好的提议,来提高写作水平。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将给语文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信息化时代的语文教师必须有更高的素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其关键性、现实性在于教师,如果教师对信息技术一窍不通,或只略通一二,那么,教学与信息技术就无从整合,所以,要优化语文教学过程,使教学与信息技术相融,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更新自我知识体系,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使自身知识与社会发展同步。将教学手段、教学观念、教学策略都融进信息技术里,做一个有时代精神的教师,这也是优化语文教学过程的重点,因为一个新型的站在时代尖端的教师,更能吸引住学生,并能以自身的素质去熏陶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当然,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还不完善,不成熟。但相信,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更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 语文学科论文:从哲学角度看语文学科的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这样告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总的来说,内容居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形式必须适合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须具有或者必然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一哲学理论运用到语文教学中,就是言语内容决定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这一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也非常吻合:我们说话写文章都是先“情动于衷”再“形之于外”,先有想法、感触再考虑怎么说怎么写。在我们的观念里,内容总是比形式重要。 事实果真如此吗?余应源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哲学命题提出了异议:“其他学科的教学目的、任务,都是立足于言语的内容,言语内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只有语文科与众不同,言语形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这一观点打破了那种看似全面而实质上流于肤浅的庸俗辩证法的观点,发现了“言语作品”与“言语作品教学”的本质差异。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事物”,它无疑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且必然是内容决定着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但是,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的教学,其对象已不是那个被教学的作品,而是那个作品的教学。作品一旦进入了教学领域,就如同产品进入了流通渠道变为商品一样,其性质和功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事物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与作为一个事件的“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不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一定的教学环节中,有时可以甚至应该向对方转化,否则,教学就不成其为教学。 鲁迅的小说《故乡》所反映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流露出来的对逝去友情的伤感,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希望,均可视为作品的内容;而这篇小说的抒情的语言、对比的写法、插叙的结构等,可以看做是作品的形式。对教学环节以外的人而言,他阅读这篇小说时一般主要关注作品所反映的事实和流露的情感,并可能被深深打动,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而对于教学的人来说,前者固然重要,但他不会仅仅局限于此,而一定会在适当时机把前者作为手段,用来达到对语言技巧和写作方法等形式方面的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说作品的内容成了达到某个教学目的的手段,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 那么,“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是不是关于语文学科本质的一个普遍命题呢?总的来看,这个观点揭示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本质差异,概括了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本质,但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和特定的教学环节中,我们不能总是拿抽象出来的认识与每一个具体的现象、要素对号入座,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师大教授王富仁先生说:“工具性,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没有工具性这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小学阶段学习的不是小学生不知道、不了解的事物,而是让他们掌握文字符号这个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读、能够写。但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掌握文字符号这个书写工具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教学任务,工具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即使这个工具的问题也是人文的问题。想到写到,想不到便写不到。” 王富仁先生的话涉及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语言学界有一种几乎一统天下的观点:“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运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仿佛语言是为思维和思想而存在的,语言是思维和思想的附属物,语言可以从意识中剥离出来。这种说法与哲学上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不谋而合,延伸到语文教育中来,就是思想内容重于言语形式的观念的确立,就是阅读和写作教学中一再强调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思想积极的习惯的形成。 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这里,“表现”与“实现”是有差异的。浙江师大钱望圆先生对此作过生动的解说:“表现”是指用a去展现已经存在的b,a和b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个体;而“实现”则是指随着a的逐步完成,b也随之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一起生成的动态过程。a与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它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无法离开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对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思想与使用语言乃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他认为既然思想与语言是同一回事,那么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形式。修改文章,并不只是为原来的内容换一种言语形式,穿上另一件外衣,事实上,在改变言语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言语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个说法而意味仍然完全不变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里的一句“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被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不仅仅是改动一个字,其中蕴涵的思想感情也跟着变化了。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好,还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好,这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同时也是意境和内容上的区别。 由此反思,“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或“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肤浅的和不恰当的,因为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语言运用的结果就是思想本身,二者不存在谁先谁后和谁主谁次的关系。钱望圆先生说:“我们可以从自己居住的房间里走出来,站在房间外审视房间的一切,但我们无法从语言的世界里抽身出来反视语言的一切,就像我们无法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观察自己一样。” 那么我们说话写文章为什么是先有思想感情等内容要表达,再考虑怎样表达这个形式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环境的刺激下,人们首先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欲望或意向,但这时意识犹如一团飘浮不定的云雾,还不能称之为内容;后来这飘浮不定的意识云雾逐渐被注意,并在语词的不断介入下,逐渐清晰起来,最终成为真正的思想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言语内容)明确之际,就是怎样表达(言语形式)的完成之时。索绪尔早就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可见,言语内容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着,等着穿上言语形式的外衣,而是与言语形式同时生长直至最终完成的。语言和工具的根本不同点是,后者始终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语言则在人之内,就是人本身,即使已经通过人为的手段被物质化和外化了的语言也是如此。 上述分析拿到教育实践中来印证,在学生的整个知识建构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而是“形式重于内容”;后续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内容没有形式”,而是“内容重于形式”。比如教小学生“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孩子虽然也学习了“地球是圆的”这条地理知识(言语内容),但这条知识的含义在孩子的头脑中是模糊的,不可能非常精确,远没有“地球”“是”“圆的”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这个句子结构(言语形式)来得重要。教高中生“劳动创造语言”这句话,学生虽然也学习了“劳动”“创造”“语言”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句式(言语形式),但相比之下,远没有学习“劳动创造语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言语内容)来得重要。在每一个阶段的初始环节与后续环节,也有类似情形,即先是形式重于内容,后是内容重于形式,或者说先是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后是人文性因素重于工具性因素。比如教高一学生怎样阅读理解,教高二学生怎样鉴赏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就得把关于阅读理解和鉴赏评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作为知识陈述给他们,再为他们创设足够的迁移情境,让他们不断地训练巩固,直至内化为稳定的语文能力。起初这些方法和技巧可能是极具功利色彩或工具性的,但却非常重要,训练掌握它们是为了学生今后能够独立、成功和高效地解读作品,最终获得知识和受到熏陶。如果一开始就架空讲人文性的东西而不讲工具性的东西,那么人文性的东西再重要也难以落实。只有当我们在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一个环节的教学中,循序渐进和踏踏实实地帮助学生实现了从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从工具性到人文性的不断跃进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才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我们的教育才不会白费劲,我们的教育才可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王富仁先生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工具性是主导的,人文性应融化到工具性中,而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人文性就成了主导的,工具性应融化到人文性中。”这个论断从总体上把握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归纳为:教育的初始阶段和初始环节,言语形式重于言语内容,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随着教育进程的向前推进,言语内容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言语形式,人文性因素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工具性因素。从语文教育的全程看,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在总体呈动态平衡的态势中互补、转化和整合。 可见,语文学科并不是“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多元层级系统,它的底层是工具性的,它的上层是人文性的;它的初期是工具性的,它的后期是人文性的。语文教育首先要解决工具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问题,要使学生具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解决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涵养的问题、人格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等,即人文的问题。工具性因素是人文性因素的前提和基础,人文性因素是工具性因素的升华和归宿。没有落实工具性,人文性全是一纸空文;不讲人文性,工具性也无法实现。我们坚持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因为这是语文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根本不同的地方,是语文立科之本;我们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因为这不仅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而且是语言与意识的同一关系决定的。工具性使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人文性使语文学科的独特价值得以实现。 一言以蔽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动态平衡与互补整合就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语文学科论文:谈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 语言美。 高尔基说: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 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 就不美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 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 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 q 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 q 这个人物,鲁迅借阿 q 骂谁呢,什么叫阿 q 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 语文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语文素质是人的素质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人成才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为义务教育的基础学科,初中语文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搞好初中语文教学,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好其他学科、发展个性和特长,对于提高民族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语文素质教育具体包括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开发语文智力、塑造语文人格等。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如何有机地实施素质教育呢? 一、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开发智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兴趣学习的,对学习一旦产生兴趣,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尤为重要。 “趣味导学”就是导入新课要有趣味性。要求教师要根据课文内容采用多种方式导入新课,可以提问,设计疑点启发思维;可以引用诗词、成语、名言警句、寓言故事等,激发兴趣,丰富知识;可以运用图片、实物、标本、音像等非语言手段,引起好奇,激发求知欲。在教学散文《济南的冬天》时,我先出示一幅北方严冬时的图片,顺藤摸瓜让学生说出心中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再由教师将话题引到《济南的冬天》上,学生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这样,在课的一开始就使学生进入了最佳的学习情境,达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激起学生求知欲望的目的,使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起来,而且为学生总结南方和北方冬天的不同特点做了铺垫。一节好课光有良好的开端是远远不够的,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授课的经过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教师根据不同的课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达到顶点,使师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达到最佳配合状态。 二、扩展视野,陶冶情操。 要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不但要向课堂要质量,而且要把学生的视野引向课外,让学生到课外去汲取营养,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首先,让学生读名著,写感想。有目的的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作读书笔记,写读后感,定期进行交流,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其次,读生活,发感慨。让学生有选择地看电视报纸,培养学生从小关心时事,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关心教育,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要求学生写生活小记,记下平时生活中带来的教训、收获,并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再次,读自然,谈发现。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留下足迹,或诗、或文、或画,用大自然的清纯、美妙陶冶情操,活跃思维,丰富想象,培养创造力。 通过这些尝试,学生们慢慢地学会了思考生活、品味生活,而且能够从生活中摘取精华、塑造自我。 三、多引导,巧训练,培养写作能力。 课内的趣味教学和课外的扩展视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课内外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语文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语文教师要善于结合好课内和课外的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各种语文能力。 一是培养阅读能力。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读的习惯。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从兴趣、习惯、方法等诸多因素去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二是培养阅读习惯。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良好的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个人的宝贵财富,终身受用。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注意对学生进行阅读习惯的培养。 三是教给阅读方法。阅读的教学关键是方法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善于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学生便能形成能力,去自主地学习。例如议论文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教学时教师要先让学生反复阅读文章,找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分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让学生自己根据文章内容组织语言答题。通过将这种类型的题进行分解教学,学生了解了答题的思路,掌握了这类题的阅读方法,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阅读,都不用再等教师教,使阅读能力得到了提高。 总而言之,语文教师要以“主动、开放”的心态,去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语文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阵地,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享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品尝到语文给他们带来的无限的精神激励和鼓舞。这样,学生就会自主地去拥抱语文,学生的素质才能有所提高。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中渗透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绪,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 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融入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y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讲到这里,教师可满怀深情地、缓缓地范读:“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学生将会被这些语言所感动。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集体朗读,让他们进一步体会韩麦尔先生与小弗郎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应努力发挥教材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这样,通过师生情感的交流,充分利用“形象”的力量来激发学生的理智感、道德感和审美感,使学生受到心灵上的撞击,激发学生对祖国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成功的教学,教师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应该象高明的琴师一样,在学生的心弦上弹拨出动人的乐章。 又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一课时让学生感悟孝心,并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帮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背影》是一篇著名的散文,它写出了真挚与至诚的亲子之情,这种亲子之情,反映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上,体现了作者精巧的构思,它是展示人物形象本质特征的最佳表现角度。由于祖母去世,父亲失业,家境颓败,父亲以为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祸害,这都是人生莫大痛苦,再加上灰暗社会的世态,所以作者抓住人物形象的一个本质特征“背影”这一最佳表现角度,它是文章丰厚意蕴的“承载点”。背影刻下了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印记,背影表现出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背影是依依惜别最后留给儿子的印象,最集中,最深刻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让学生读完父亲的来信后,想象作者看完信后的心理话。 有的学生: 爸爸,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身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爸爸,你的爱我已感受,现在我本应在你身边尽孝心,但儿子却回不去…… 爸爸,我现在已理解你的心情,还记得那次吗?你送我去车站,过铁道给我买橘子,而你一个也舍不得吃,我至今难忘你的背影。 这些都说明学生已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了,我又问:“我们以前也曾和父母发生冲突,学完本课后你想对父母说什么?” 有的学生: 我想和父亲说声对不起。 我想和爸爸谈谈心。 我想给父亲写信道歉。 我进一步启发说:那么让我们也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歌颂我们朴实的父亲吧! 有的学生: 父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灯,时刻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父亲是指南针,在大千世界中指引我生活。 父亲是一颗小石子,是我生活中的铺路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过得幸福,快乐。 我又趁势启发大家都体会到父爱了,你以后怎样做呢? 有的学生: 再听父亲的唠叨,我不顶撞了,也不嫌烦了,回去要多帮爸爸干活儿。 我也不会埋怨爸爸不给我买这买那了,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我有更多父爱。 经过这一连串的启发、讨论、交流,学生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也开始学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了。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透析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语言美。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就不美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Q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Q这个人物,鲁迅借阿Q骂谁呢,什么叫阿Q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益智功效 语文学科最根本的性质是其工具性,即要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它对提高小学生的智力水平,发展其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语文学科的益智功能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意力。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由于语文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的双边活动,因此必须依靠学生的有意注意才能顺利进行。整个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过程,而注意则在其中起到基础作用。小学阶段的学生注意力水平还处于发展性阶段,语文教学过程恰恰可以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促进智力的发展。 2.观察力。是指大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如通过观察,提高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能力。语文学习中,观察力的培养具有独特的优势。语文学习中的写作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素材中找到自己作文的资料,并结合所学语言文字进行表达。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提供了观察的素材和示范,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好好把握这一优势,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3.记忆力。是指识记、保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如果学生所学的知识不能在记忆中贮存,需要时又不能提取,那就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语文教材往往是以单篇课文的形式进行编排,所包含的知识点也比较零碎、分散,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会让学生对一些优美片段进行朗读、背诵和默写等,一方面是要让学生欣赏和模仿这些课文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强化和促进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因此,语文教师往往需要采用整合的方式将知识系统化进行教学,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整合和运用知识,这也无形中对学生记忆力的提高起到了帮助作用。 4.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人脑概括地、间接地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它是智力的核心要素。思维和语言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思维是语言的高度集中化,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文学科恰恰是思维和语言相结合的学科,因此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性。在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多元思维和理性思维方面有突出作用。想象思维。由于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文学作品,因此具有一定的欣赏性和教育价值。尤其是一些自然场景、景色描写较多的文章,对学生想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进行《美丽的小兴安岭》(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品读课文中有关描写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景象发生的变化,品读其中描写景象的句子“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夏天…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 学生在头脑中不自觉的就会根据课文中描述的景象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对他们的想象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多元思维。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全过程应当由两个基本环节,即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以及三种要素—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组成,它们虽然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能把它们绝然分割开来,更不能突出前者(创作活动、作家和作品)而贬斥后者(接受活动和接受者)。’7这就是说,在语文阅读中,作者是通过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交流,才能使文本潜在的意义得以在读者心灵中敞现出来,对读者的生活、生命产生影响,也使作品的意义得以生成。而读者总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等价值取向和知识、阅历等知识储备(即期待视野)来阅读文本的,并因此获得对文本的独到理解。所以,语文阅读活动不是读者被动的、消极的接受过程,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过程。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与文学作品进行对话,解读出不同的文本意蕴,对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多元具有独特贡献。 语文学科论文: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分析论文 一、语文概念及其教育功能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NewAmerican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iteratureandrelevantfields;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ModernEnglish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anguagefromthewrittentextsbywhichitisknown;②thestudyoftextsandtheir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者学习如何做人、化人,因此英语语文教育比英语教育的概念域要大,它即属于教育这一个大范畴,同时也包含有语言、文化、文学、哲学、宗教、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成分,甚至也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成分。 二、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 与汉语中“学科”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discipline,《牛津英语大词典》定义为:Abranchoflearningorscholarlyinstruction。《辞海》定义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秦秀白认为:“学科是按门类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下位概念……学科的分类过程就是对科学系统的逐渐认识并形成一个个具有独自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的过程。"[7]显然,学科领域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教养在其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教学活动过程,展开人格教育。 “课程”在汉语中始见于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所作的注疏,“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其语义可理解为分担工作的程度,学习的范围、时限、进程或教学与研究的专门领域。在英语中的对应词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译为跑马道;在现代英语辞典中转义为教育类的术语acourseofstudy或asetofcourses。由此可知,课程体现学科知识的教育形态,为学科的下义项。 由上可知,课程的辖域比学科要窄。因此,在《教学要求》中所提到的“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混淆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言语学能的培养阶段最好是在青春期前期,而在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得到了加强,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滞留在字、词、句的浅表性教学上,导致其思维在具象性和直观性上的固化,缺乏对英语的整体把握。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①没有自上而下建立英语语文学科,并在这一学科的统筹下,根据学生认知心理、语言认知水平的发展,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突出大、中、小学各自的教学要求与目标及侧重点。②没有实施大、中、小学英语教育的衔接与对接。③没有实行与中国语文教育的衔接与对接,在缺少真正的“双语文”环境下,学习者不可能对两种不同质的语言做到准确地解码与二次编码,不可能通过移情实现对两种语文融会贯通。④没有明确界定语文的定义,使得一部分中国学生只把英语当作交际、特别是听说的交际工具,因而学习英语的功利性过强。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可能全面地习得第二语文的知识与技能,也不可能主动吸纳英语语篇中所提供的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同时积极地将这些理念与中国的国情融合,真正实现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我国大、中、小学的英语课程标准或要求在教育目标的设定和课堂内容教学上,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内容重复现象,过分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加速了人们对其功利效益的追求,伤害了学生的学习情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就归因。同时,“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实际上导源于英语学科建设的不科学性,以至于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及时将“英语学科”改称“英语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课程改革论文 一、是坚持突出汉语文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的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主体是汉语汉文,受教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汉语文环境中的中国青少年。因此要推进语文学科的课程改革,首先必须掌握好汉语汉文的特点及其学习规律。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基础工程。这项工程过去已有许多学者在做。比如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学、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辞章学等等方面的一批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半还是表态研究、分割研究的产物,一旦进入“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的社会交际领域,以往的表态研究和分割研究就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结合语言运用的实际进行动态的、综合的研究。即把原有的知识系统,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重新组合;把原来因分割而各自独立的某些内容,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彼此渗透,彼此联结,以能够充分说明各种语言现象为依归。就像当年张志公先生曾经尝试着为初中语文课本写的几篇知识短文《陈述和陈述的对象》,《肯定和否定、全部和部分》,《形容和限制》、《相关、相承、相反》,《因果、假设、条件》,《句子的变换》等等那样,使语法、修辞、逻辑和词句篇章等知识可以结合的内容尽可能结合起来,借以说明种种带有规律性的语言现象。有了类似这样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相信我们语文学科的课程教材内容将大为改观,教学效率也将明显提高。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充分重视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从事基础教育的人应当树立“以人为本”,“以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为己任”的现代教育观。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后,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又有新的变化。核心的问题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可见,国家已经把新世纪教育的功能定在“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点之上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决策。 三是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原有的知识、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和条件,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和新的结论。所以,创新和继承是不可分割的。更何况我们要面对的是汉语文的教育,也就是所谓“汉语教育”。我国有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传统,其中的精华部分应是“汉语教育”研究的瑰宝,在追求“创新”目标的时候,务必要以充分研究和汲取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精华为前提。中共十五大在讨论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性课题时,深刻指出,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来在继承中求创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上述三个“坚持”的理念支持之下,我设想语文学科课程教材建设应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要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人功能。 语文学科是培养和提高我们国民素质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各门学科共同肩负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而语文学科在这方面又具有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此,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一定要树立起“精品”意识。所谓“精品”,其标准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两条:一是选文的语言精湛,堪称典范;二是选文内容精湛,即对于学生形成并提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在编选的指导思想上,要适当增加一点难度,即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果要让学生感到“一眼能见到底”,失之于浅。另外,还要适当增加一点分量。课外固然要鼓励学生多读书,多读好书;课内阅读也要有一定的量的扩充。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功能,除了要重视教材编写的质和量以外,至少还要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语文教师的人格影响问题。“德为师之魂”,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所在,千万忽视不得。二是重视教法改革问题。要重视语文训练与语文教育相结合,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意志培养、情感熏陶密切结合,改革教法以增加阅读量和写作量。三是要紧贴时代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要努力使学生在多元文化中提高鉴别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合理而正当的价值取向。 二、要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突破“汉字教学”的三关,即认读关、书写关和积累关。 要根据汉字的使用频率,科学地编制出“汉字认读等级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陈鹤琴曾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编制出版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以后又有《续语体文应用字汇》(敖弘德作)、《小学分级字汇研究》(王文新作)等成果问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此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真正按这种汉字认读等级表来编制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的,成果并不多。在我想来,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完全可以按等级表中规定的汉字逐级组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选的虽然是现成的范文,但也必须按等级表对课文中的汉字,采取先提取后归类的方法进行整理,使该掌握的常用字、次常用字展示得十分明确,少数该掌握而现成选文中缺漏的,设法在作业练习或课外阅读材料中有意识地补出。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指导学生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分析论文 一.找准契合点,大胆整合。典型新颖的成语故事、详实科学的有关史料、历练情操的文化积淀,是语文与历史的契合点的三大突破口;人文、方言、宗教、生态系统的保护等,是语文和地理学科整合的着手处;数理化学科的定义定理的表述以及逻辑推理的过程,则是语文学科说明文教学,特别是语言的归纳概括、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信息、长短句变换等语文能力的支撑点;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同思想政治学科的宣传教育性,正是二者整合的前提,后者强调道德法制的规范性作用,前者强调熏陶渐染的提升作用。同是语言学习的外国语教学,我们应充分尊重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注重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将重点放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上。总之,找准“契合点”是学科间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二.充分发挥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作用。如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神州五号飞船上天,物理学科侧重的是重力、加速度等,化学学科侧重大气酸碱度、飞行环境等,数学学科可能侧重飞行轨道、各种参数等,地理学科要研究大气状况,历史和政治学科可能关注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等,而我们语文学科则要充分利用相关的报道训练学习者对重要信息的辨别、筛选和归纳概括能力,新闻报道写作能力,如利用相关的报道材料训练学习者的语言压缩(概括)能力、写作新闻报道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习者强烈的探究心理,及时组织一场有各科老师参与的热点问题讨论会,让各个学科发挥其特长,身体力行地引领学习者关注生活关注科学,激发其学有所用的学习意识,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培养学习者实践精神和综合性学习的意识。 三.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尝试多种多样的适合综合性学习的学习方式。比如:1.组织辩论会。如围绕“三峡工程的利与弊”这一论题,语文老师认真组织文综老师参加,语文老师从学生的语句修辞、中心与材料等方面评价,历史老师从人类的进步角度引领,地理老师从人文地理方面拓展,政治老师从思想政治方面分析总结,最后再由地理老师做简短的综合性评价。 2.撰写科技小论文。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生物》第三章“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的课后作业;“请你写一篇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短文,把自己想象成茫茫沙漠中的仙人掌。那里雨水稀少,骄阳似火。你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水,珍惜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还可以向人们发出节约用水的呼吁。”这个练习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题目。 3.学写调研报告。语文老师可参照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教材,主动与该科教师合作指导学生写好实验报告。语文主要应侧重于语言的准确性,实验过程表述是否清楚等,让学生养成语言精练、思路清晰的良好语文习惯。科学考察科研课题考古发掘 4.再现历史,展示自我。课堂渗透应是“科际”合作最常用,最便捷的一种形式。如在讲述人物传记类课文时,可插入一些历史课本上有关的内容;在学习说明文时可以联系一些其他学科课本上的相关内容,帮助理解课文。表演话剧历史再现 5.成果展览。确定某个主题,组织学生搜集有关材料,联系各学科知识,观察研究某种事物或某个问题,制成课件或写成论文,最后进行成果汇报,交流探讨。如地理中的人文地理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名胜古迹与古代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借名胜古迹抒发自己胸臆的名篇佳作比比皆是。黄鹤楼、岳阳楼、白帝城、赤壁、苏堤、白堤等景观不仅是异彩纷呈的文化化石,是千古文章的展厅。以其一为话题,选取一个角度思索、探讨,就会让小学生感受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视野。 总之,“科际”合作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是稳妥而有效地进行语文综合性学习地捷径。相信不远的将来,“科际”合作会创造出语文崭新的天地。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发展管理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类作文。1993年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在150分钟内,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其答案总字数约200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从选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卷):“这次选举,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案都过于隐蔽晦涩,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性质管理论文 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讨论,始于1987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回顾语文教育人文性这一热门话题的讨论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1.什么是“人文”和“人文主义”?“人文”二字,在汉语中是个古老的词汇。《周易·贲卦·象传》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sa,意即人性、教养。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学、历史等学科。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运动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善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 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2.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思考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开始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给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1987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首先提出了汉语人文性问题。他在文章中认为: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整体上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代价沉重,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 语文教育界则由上海陈钟梁首先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他在1987年第8期《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语文教学进行思考。 80年代中期,在语文教师队伍中有两种追求:一种是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其中表现最为强烈的就是设想编写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的横轴上排出语文知识讲解的内容,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的训练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与此同时,希望制订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项目与方法。总而言之,力求科学化,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另一种是追求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人格化与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语文课应当是知、情、意的统一,制定教学目标只能起到消极的束缚作用。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方法。陈钟梁老师从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 3.1990年《语文学习》(第1、2期)发表了魏书生老师《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该文系统地总结了魏老师对语文教学管理科学化的探索和体会。上篇谈“建立计划系统”,共6大类列34件和语文学习有关的事,下篇谈“建立监督检查系统”、“建立反馈系统”。这并非是一篇争鸣的文章,却引起了江西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的注意。1991年11月,程红兵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一文,副题为“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程老师认为:“教育不能离开人,教育的科学性不能离开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这篇文章虽没有提出“人文性”但批评的武器就是人文性,是一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论争。 4.1993年1月,山东韩军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语文教学的反思和总结,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强调把语言看作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的地位。要注重人格的全面完善,注重语文教育。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纠正语文教学中的某些弊端,无疑是对教师有一定启发作用的。但是韩军老师的这种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观点,是移用了近年来一批年青语言学家的观点。如申小龙认为:“人的语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依附于社会而发展,具有人文性——社会的属性。社会性,或者说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韩军老师则认为“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属性。”申小龙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韩军老师也认为语文教学“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辩证的语言感受”。申小龙认为中国人“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所强调的都是互相融合、沟通的作用”。韩军老师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彼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申小龙认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韩军老师则认为“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沟通关系。 5.山西王朝清老师对韩军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在《语文学习》1994年第3期发表了《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兼与韩军商榷》一文。王老师认为:韩文陷入了绝对化,“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只片面强调差异,而完全忽略了同一。‘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都是为了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殊途同归,而且互相渗透,各有所长,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互相依托、互相补充,而绝不应该完全对立和排斥。”针对韩文的观点,王文认为这些观点在哲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上只能退到古代通过苦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落后模式”。“就语文学习的全过程来讲,彻底否定理性剖析,拒绝接受前人所创造的知识财富,只能落得如同抛弃了万贯家财的乞丐。”在语文教学中主张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王文主张“教学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有时也需要单独安排,要重视语言的直觉感悟,也要重视知识的准确理解和系统化”。 在同期《语文学习》上,湖北毛光伟老师发表了《教育与训练兼顾,规范与自主统一》一文,就语文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不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忽视语言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表情达意的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基本事实,不给语文训练以恰当的位置,语文教学就会像醉汉一样左右摇摆,甚至摔跤。同样,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尤其是缺乏整体观念的‘工具论’,忽视语言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都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既属于认知领域,也属于价值领域这一根本特点——人文性,语文教学就难免成为不顾及人的完整心灵的‘教学’,只会停留在语文训练这个档次上,难以实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真正的人的语文教育。”作者得出结论说:“训练与教育、教养统筹兼顾,相辅相成应该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界最需重申和突出的原则之一。” 同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尚文老师的专著《语文教育学导论》。王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应该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课堂。但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理论,只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价值,而对其重要的人文价值、美育价值却大大忽视了,他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了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和方法。 6.1995年6月《语文学习》发表了于漪老师《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编辑部很重视这篇文章,专门加了“编者按”:语文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出路何在?关键何在?该文提出“要走出困境,提高质量,须弘扬人文”的观点,值得认真一读。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关键在性质观;二、准星发生偏差;三、究竟怎样定位;四、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于老师认为:近年来,工具性的砝码越来越重,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只是寻词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为训练语文的例子,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获要打个问号,与《大纲》的要求相距甚远。正是从改革弊端出发,于老师给语文学科性质重新定位:“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怎样弘扬人文呢?于老师认为:第一,既要注意语文形式,又要注意语文内容,重视语文文化内涵的挖掘;第二,要看到使用语文工具的人,引导学生学语文学做人,进行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第三,赋予人文以时代精神,探索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的途径;第四,开放语文教育空间。1996年4月15日,《文汇报》在“教育园地”专栏发表了于漪和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的性质观,她说:“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钱梦龙老师也持这种观点,在全国青语会成立之前,钱老师寄语青年教师,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7期上发表了《期待“目中有人”的语文教学》,强调“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现状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钱老师所期望的“目中有人”的教学,也就是要突出人文因素。 7.1995年12月,《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4)发表了董菊初老师《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于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篇文章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应抱什么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董菊初老师系统地考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种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针对韩军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论争。董老师认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在今天倡导‘天人合一’,反对‘主客二分’,更是不合时宜的”,这是“神秘主义的教学原则”,遵奉它,“那我国的语文教育还只能固守模糊、混沌、不可捉摸的‘黑箱’状态”,谈不上什么科学性,“语文教学也只能凭自悟、体会,或是随意,散漫,少慢差费”,谈不上高质量、高速度和全面提高。董老师还对韩军老师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韩军老师的结论是:“要卓有成效地搞好语文教学,就必须动摇人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两个观念:一是科学主义理性哲学观,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现代语言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写作学、阅读学、修辞学、文章学等等。”董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董老师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 8.1996年,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成为语界人们关注的焦点。安徽陈军在《人道主义,写作教学思想的灵魂——试论新世纪写作教学的战略》一文中认为,“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工具说’不是单就语文本身作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从‘民主’和‘人道’的高度发出的呐喊。”接着。作者分析了叶老“语文工具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作者认为,应从尊重“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学,使写作教学变“应试教学”为“育人教学”,“成为让青少年在新世纪中确立自身地位、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创造才能的‘助跳板’。” 在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争鸣中,张志公先生发表了重要见解。1996年2月,在《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纪念活动中,记者采访了张志公先生,张志公先生说:“现在,颇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科学因素太多,要加强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又说:“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刘国正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1996.7)发表了《我的语文工具观》,刘国正先生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是刘国正先生在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文工具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语文性质的文章。江苏马智强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4)发表了《语文教学的世纪性思考》,作者认为:“思想性、人文性是语文的本质属性”,“传播道德和文化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他批判“工具说”说:“‘工具说’的谬误,在于把语文教学的形式上的任务当作了根本性任务,把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育,当作只供技术操作的‘工具’来看待。”李海林在1996年第5期《语文学习》发表了《语文工具论批判》。这篇带有挑战性的文章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语文工具论进行分析批判。作者只破不立,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语文学习》在1996年第7期发表了沈杰的文章《语文教学“整体感受观”》。作者说:“语文教育界需要反思”,“对‘工具论’的片面理解和宣传,使语文教学走入怪圈起了不好的作用。”走入了什么怪圈呢?走入了只强调语文形式而忽视了语文思想内容的怪圈。 9.语文教育界越来越关注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有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三位一体”的消极现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见利忘义等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以“文化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以不可抵御的态势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人文学术和精神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知识分子也弃学从商,离开了自己依恋的学术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热切地寻找着摆脱危机的办法,真诚地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复归,营造崭新的心理环境。于是,语言学界首先张扬起“人文精神”的大旗。1993年6月《上海大学》,由王晓明等几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在文学界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力图阻止魔力无比的金钱摇撼文学殿堂。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继续开展讨论,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等杂志也先后参加了讨论。1995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语言学家、北大教授季羡林作了《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的报告,主张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教育。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讨论加强“人文性”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语文教学,作为具有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质任务的语文教学,加强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但是,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何给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定位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场讨论还在深入,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管理论文 上海正在进行的课程教材改革旨在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那么,小学语文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呢?笔者结合上海的实际提几条建议。 第一,加大改革课堂教学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 课堂一直是学校教育全过程的主体,它同样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主要的教育空间,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途径与主要方式。据统计,学生在校90%以上的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而语文是大学科,占的课时最多,所以课堂教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目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虽非一无是处,终属小修小改较多,总体突破不大。表现在: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繁琐,跳不出“分析”的框架。局限于“理解”这一层面,缺乏“运用”性质的训练:教学媒体、手段单一;教学节奏拖沓;教学效率不高。 所以,实施素质教育一定要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如,课堂中的主人究竟是准?从理性上谁都不怀疑学生的主体作用。但实际中,究竟谁围着谁转?教师手捧教案,当然绝不否认认真备课的重要。但教师究竟是目中有“人”,教书育“人”,还是像节目主持人那样,让学生按照教师设计的框架,按部就班,一问一答?40分钟看来颇热闹,其实学生无半点“自由”相反,课上得不理想,责任还在学生“配合”得不好。 怪学生“启而不发”。又如,教师强调教学进度紧,时间来不及,上课时提问、谈话、?训练反馈等总让好学生承包。?有人听课更是如此。教“好学生”,还是“教好”学生,是个绝然不同的概念。而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大面积提高的同时,发展学生的个性。又如,教师的很多课堂用语、指令式表扬,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等等,都说明教学观念还需要更新。 具体如何操作,我个人认为,当前要强调把课堂还给学生,还给每一个学生。 1.把时间还给学生。 课堂教学中,保证充分的时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认真地读书、识字、交流、写作(包括写字、造句、写文章等练习人把现在课堂教学中化在“多余的情节分析,琐碎的谈话,没有思维价值的提问”等活动中的大量时间省下来;而学生懂的,教师则坚决不讲;把握教学的节奏与容量,使教学时间安排得科学合理,保证学生在课堂里,在教师点拨下,能主动积极地学习,能认认真真读书,主动积极地思维,实实在在地训练,学会动手操作等,扎扎实实地掌握好语文这门工具学科,循序渐进地提高语文素质。 2.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教师在教学中常常为了落实教学目标,而直奔“教学结果”,忽视了教学过程,使学生陷入被动局面,反之,教师遵循教学规律,重视过程教学,在过程中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懂得主动学习。 如阅读课应该引导学生自己真正读懂,要让学生有一个“读——悟——回”的学习过程。但目前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提问,自己不主动质疑。而“质疑”是学生阅读能力,思维方式、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反馈,也是教师教学的起点,现在教师怕学生提问没质量,“浪费”教学时间,又怕自己无法驾驭、就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权利。实质上,指导学生能从字里行间找出矛盾,新旧知识之间发现矛盾,能换一个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那么,语文的学习就会变得积极、主动、有效。 如《中彩那天》,父亲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奔驰汽车。却“神情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还“咆哮着叫儿子滚开”,这不是很矛盾吗?当汽车还掉以后,“这是贫穷的家最富有的时刻”这一对反义词又是一个矛盾。又如《天窗》一文,描述透过天窗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神奇的夜”,而以往学到的知识都是“寂静的夜晚”,这又是为什么?要让学生自己发现这些看似矛盾、实质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通过读书、领悟,解决了这些疑问,就获得了相应的阅读能力。所以阅读教学的过程可以是:“自学——质疑——导读——释疑——悟读——练习(应用)一一存疑”。这样周而复始,螺旋上天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能力。 具体教法可以多样。但模式、规律相通,而核心则是学生的主动参与,掌握学习语文的主动权,这是提高语文素质的前提。 3.使课堂形成最佳学习氛围。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于激励学生对学习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引起学习的动机,使每个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营造最佳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最佳精神状态,使每个学生通过语文课堂教学有所收获,有所发展,为其个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矗这就要求以课堂教学力主要渠道,以素质教育为战略目标,加大改革的力度,使语文教学有更大的突破。 第二,扩大阅读量,培养学生课外阅读习惯。 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内化的过程,而阅读是最好的积累。何况,多读多写就是学好语文的传统经验。但目前小学生没有课外阅读的兴趣与习惯,而课内的阅读量又偏少。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教材的篇目减少,识字量减少,作文的次数更少。然而,减轻应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其前提则是为了提高质量,所以对为了应试而进行的立竿见影式的大运动量训练应该彻底摒弃,而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课外阅读。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课外阅读的功能很大,可以丰富词汇,提高读写能力;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吸收信息,储存信息;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语文素质。如果能在课内得到阅读方法的指导,课外扩大阅读面和阅读量,逐步养成自觉进行课外阅读的习惯,学生将大大得益。 如在低年级可以开发学生的早期间读。低年级应保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应让学生多读注意的读物和儿童书报等。可以在课内加强指导、因为低年级的课文结构相似,往往是通过举一反三来说明一个道理,学生容易理解接受。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要低估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去搞一些形式化的“训练”。如果能扩大一些容量,加快一些教学节奏、腾出一些教学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扩展阅读,效果将会更好,反之,将“阅览与自习”“语文活动课”都用作补课,恐怕就会得不偿失。 而中、高年级则要进一步对学生加以阅读指导,以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提示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所谓真正的阅读兴趣表现为:喜欢读,集中注意地读。持久地读,有效地读;而阅读的方法可以有精读、略读。泛读……在阅读过程中作些读书笔记等。 第三,作文教学要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还其“童心”“童真”“重趣”。 作文教学历来流派众多,研究与争鸣一向十分活跃。笔者认为:作文教学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结合实际,讲究实效,从素质教育的视角来改进作文教学。 作文主要是运用书面语言来记叙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小学生应以“记真人,叙真事,写实景,抒实情”为宜。 但作文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它是一项综合训练,有着双重转化的过程:现实生活,、客观事物转化为小作者的认识,再转化:为语言文字、因此,即使有了生活与思想,但找不到相应的语言文字,也是难以表达的,同时,写作技巧的指导也是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求。“写什么”与“怎么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但目前的作文教学又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阅读与写作,“积累”与“倾吐”的关系,不重视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使学生奉命作文,害怕作文。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在作文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思想、情感与个性,还其“童心”“童真”与“童趣”。 如一位二年级的男孩子,每天由妈妈骑着自行车送他上学,看到妈妈很累很忙,他就很动感情地写了一篇《假如我是一头大象》的短文。概述于下:瘦弱的妈妈每天急急忙忙地骑着老坦克送我去上学。我长得很胖,背上还背着个大书包,看妈妈累得直喘气,我真想变成一头大象,那该多好啊!让妈妈坐在我的背上,她的包挂在象鼻子上,我送她去上班……另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写了一段话:“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累得直喊腰酸背痛。我很难过,可是又帮不上忙,后来我想,还是给妈妈敲敲背吧。我用力敲呀敲。妈妈笑了,说:‘舒服多了’。” 这两件小事都来自孩子的生活,却抒发了真情实感。不乏童趣,又体现了一片赤子之心,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作文教学要贴近孩子的生活,激发写作动机,产生习作欲望,教师在作文过程中加以指导,使作文成为学生自我表现的一种需要。 第四,严而有格,持之以恒地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就是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 学习习惯的养成更要从小奠定基础,教师进行严而有格、持之以恒的训练,使学生养成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持久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使一个人终身受用,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是一个人素质良好的表现。 对小学生学习语文的习惯的培养与训练,首先要严而有格,操作目标要十分明确。 明确目标后,要持之以恒地加以训练,这样循序渐进,就可使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五,净化、美化语言环境。 社会上的大环境且不说,校园里、教室内都应该营造一种积极的良好的语言环境。尤其是语文教师,在讲台上的课堂用语,在与学生交谈中的生活语言,在批改作业中的书面语言等都应该规范化,有一定的文采,不能随心所欲,教师的书写更应做到规范。 让我们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而共同努力吧。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认知 摘要:目前对比较文学课程的探讨多限于中文专业,鲜有对其作为英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探讨。力足于教学实践,阐述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和教学存在问题的认知,并从课程定位、学生引导、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讨。 关键词: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英语专业;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被定为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高校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1]。大批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比较文学作为中文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对于外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探讨者甚微。即使有相关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讨将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理念融贯于英语专业教学的研究中,如张喜华博士的《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英语本科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阐述对这一课程在英语专业学习中的必要性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的认知,并探讨相关对策。 一、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较文学?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对之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都不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相关联的学科,具有着跨越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特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对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理论视野和知识领域,调整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发展个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发展迅猛,但英语专业学生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问题:知识面过窄。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把英语学习当作是英语单词和语法的简单记忆,没有把语言当作一门工具去学习和运用。因而,英语专业学生没有宽阔的知识视野,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做本科毕业生论文文学方向的选题时,局限于一个人物形象的简单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视角切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能靠几节比较文学的选修课解决问题,但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宏观性的特征,必然会引领学生进入世界文学这个万花齐放的大花园中,去品味世界文学的纷繁复杂似而不似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作为英语专业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不仅要求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支撑较强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识背景,这里指的是“学生知识构成较为单一,人文底蕴较为薄弱,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较为欠缺,难以从多个视角思考问题,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维”[3]。而比较文学采取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各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来加以考察”。无疑,比较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钱中文先生,曾谈到掌握外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的。“比较文学要在英语界有所突破,就得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做准备,来培养一支英语研究队伍参与到比较文学研究中来。”[4]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让英语专业学生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问题 诸多一线教师的研究中,认为比较文学作为相对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比较年轻的课程,教材版本多,学科问题未定性定位,学科理论性强等,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产生从兴趣到畏惧的心理,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作为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开设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可见一斑。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教材、学生的问题,对老师的教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针对英语专业本科生选修课程的教材。比较文学学科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教学的难度。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展开,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知识储备。但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前期没有开设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没有这些必备的基础课的学习,完全凭学生平时的课外视野,要很好地展开互动式的比较文学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较文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可能也很难愿意拿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对该课程的重视度也不够。这就给老师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甚高,教师不仅要求有中文专业的素养,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以便顺利地开展教学。三、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对策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困难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突破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开设的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特色之路,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一)找准课程定位 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因而在授课难度和深度上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另外,其教学目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而,在教学中,这一课程的定位应是重在导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在他们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学科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5]授学生以鱼,不如授学生以渔。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是让学生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种宏观、开阔的视野、思路、观念、方法来欣赏、研究文学,形成比较的意识,从而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基本素养。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比较文学概论这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师的引导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生拘于视野的狭窄,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课程;部分学生纯粹是抱着来混学分的心理来上课。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学生不重视、上课磨时间的教学局面。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对比较文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介绍,引导学生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对此门课程的整体课程规划作一安排,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将学习的内容、方式等。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可以例举一系列中西文学中类似的文学现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争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举中外文学中的不同现象的例子,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短诗《我心雀跃》和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不同儿童观的表达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学现象前行,学生的观念得以正确树立,兴趣得以激发,这是课程教学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慎选课程内容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庞杂丰富,但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谨慎选择。要在有限的选修课课时当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多重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比较文学理论的枯燥势必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选择授课的内容和顺序至关重要。针对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点,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作一重点介绍,或可以选用一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的英语文章或书介绍给学生阅读;在媒介研究中重点和学生一起探讨翻译研究等,从而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英语专业的学习相结合。在可比性问题的探讨时,可以置后教学,以便学生在大量的实例及理论中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应灵活多变。这门课程的教学既需要讲授式教学,以引导学生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世界;又需要研讨式教学,带领学生参与到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适时地插入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的双语教学模式,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学生的知识面无法达到用外语较好理解这门学科的程度。此外,实践式教学可以在学生当中个别引导。部分学生因为对比较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可以指导其直接运用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当中。比如,英语专业12级学生在上完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后深受启发,毕业论文对《到灯塔去》中绘画特色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可以用关键词的方法来概述理论,同时尽量淡化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实例,尤其是与英语文学相关的实例来阐释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挑选有一定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进行课堂研读等。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参与,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中得到提高。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核心,教师的自我激励与提升是关键,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作者:夏益群 单位: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与人文素养探讨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文学课程;人文素养;途径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则是英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这不仅是一门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课程,也是修身养性、提高自身文学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1]。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目标:“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文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促进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2]英美文学课程的教授分为文学知识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赏析两大方面,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教育,学生可以开阔视野,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增进对各国文化的了解,逐渐从欣赏作品中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人文精神。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发现目前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英语专业人文素养欠缺的现状;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 1英美文学课程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双向互动 “文学是永不枯竭的人文精神资源”,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文学扮演着促进人类思想文明进步的重要角色。文学能够培养个人的人文素养已成为文学教育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通过文学阅读、鉴赏,可以帮助读者领略民族个性、风土民情,挖掘人类思想的本质。同时,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文学文本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人格等,更能全方位地剖析文本、理解人生,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自身良好修养的形成[3]。笔者在自身十余年英美文学教学的基础上,提出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首先,文学课程能积极推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素养需要人在个体心灵深处进行自我认知、自我解剖、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对外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自身素质。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相”,中国也有句古话叫“面由心生”,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难想到阅读、鉴赏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文学课程教授的过程即是学生接受文化、文明熏陶的过程,教师将它们穿插在课程中,自然会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起到积极的作用,避免学生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的人格特征。美国文学家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ARoseforEmily”的教学过程就可以作为文学教学促进人文素养提升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部小说晦涩难懂,但描法又独特新颖、别具匠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MissEmily代表着南方的旧传统,她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她的悲剧体现在她一生对爱情的追求上,同时,福克纳也恰是通过这样一个悲剧的形象来探讨南方旧制度的没落。然而,大部分学生都无法理解MissEmily对于倾慕对象的残忍做法,即在小说结尾,她在自己布置一新的婚房里将爱人杀死,以便让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做法。很多学生曾经一度认为Emily是个“变态”、“精神病患者”,不能理解她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通过对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的细腻分析,会发现MissEmily的做法完全符合她个人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酿成这种悲剧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学习这部作品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们效仿Emily对于爱情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从Emily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能够冷静沉着地面对,而不是一味地压抑自己,最终酿成这样的后果。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积极引导就是必要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树立起了正确的爱情观、生活观,个体的人文素养也逐步得到提高。其次,人文素养的提高反过来促进文学课程的优化。高校文学课程的课堂大部分以教师介绍相关作家、作品及作品选段的欣赏为主。考虑到课程教学的实际,实现通过学生逐一阅读相关文学作品来了解相关作家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大部分的文学课堂都是满堂灌。不然的话,可能完不成教学任务。长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就会给大部分学生提供少阅读或者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的借口和理由,只有极少数对文学有极大热情和兴趣的学生才会主动阅读相关文学作品,这就给课堂上的文学作品欣赏带来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学生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文学功底,在课堂上教师就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在了解作家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在文学课堂上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2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英美文学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双向互动也给笔者些许启示。因此,笔者认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势在必行,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必然途径。基于此,笔者提出从文学教师自身不断充电;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四个方面渗透人文素养教育。第一,文学教师自身需不断充电。人们常说“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路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高等院校的文学教师,如果自身没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如何去带领学生走上文学道路?如何用自身的文学气息感染课堂上的学生?如何通过文学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讲她特别喜欢英国文学老师,我问她为什么。她如是答到:“每每英国文学老师在课堂上读莎士比亚的诗,我们全班同学都能被他优美动情的声音所打动;我们看到他读诗时那如痴如醉的神情,就觉得这首诗好美,刹那间就燃起了我们亲自读诗、了解这首诗内容的欲望;上完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课,至少我自己觉得有了读诗的激情、身上有了诗的气息、生活有了诗般的浪漫和情调,偶尔也会有写诗和创作的欲望。”听了这个学生的话,笔者特别感动,也深受启发。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这么深远。教师无形中的举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文学课堂有益无害。如果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不仅不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文学课程的教师,应该博览群书,具备扎实的文学基本功,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把个人的文学修养、在文学作品中汲取的人文素养传递给求知的学生们、渗透于每一节课中[4]。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在谈到文学教授应该具备何种资质时指出的那样:“文学教授要爱文学、文学教授要会文学、文学教授要搞文学、文学教授要有人文气质。”因此,作为高校的文学课教师,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给自己充电,要爱文学、会文学、搞文学,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人文气质,这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第一步。第二,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在教学模式方面,文学教师可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到文学课堂中来。实际上,在文学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文本的具体分析中来,也可以提出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可有目的地选取接近生活的文学文本在课堂上进行微观分析,从中探讨生活的真谛。文学欣赏的弹性较大,教师可从文本出发,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哲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个体意识和主观意志;可从文本中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出发,引出相关话题的讨论。如在分析GonewiththeWind的小说主题时,可以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出发,与现实生活中女性选择配偶时的标准相联系,做对比,进行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有话可说。关于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小组讨论之后鼓励学生进行单独发言,讲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教师再一一做点评。教师点评环节至关重要,因为个别学生的思想还是挺极端的,所以教师的点评能够对其不正确的爱情观及时进行纠正,不致于以后在感情道路上走歪路。在这样的小组讨论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同时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无形中提高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课堂内的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能选取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选段与学生一起欣赏,这就容易将学生带入一个误区:教师课堂上不讲的作家作品不是重点,因此没有必要去了解和记忆。笔者在文学课堂的教学中,一贯坚持课堂教学和课堂外学习结合、相互促进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授重点不应是简单文学史实的介绍,这些知识学生可通过自学了解掌握。文学教师课堂教学的重点应放在不同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背景知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思潮,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和不同作家、不同文学形式所采用的文学术语等方面,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通过不同形式所折射出的反映人类整体意识、人类永恒追求的能够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及审美情趣的形而上的东西,如:莎翁、雪莱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唯美的爱情观;鲍西亚、斯卡利特、简•爱身上折射出的完美女性的风采等。在课外学习方面笔者有一位学生让人印象深刻。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经常阅读中外名著,热爱英美文学,后来选择了英语专业。她告诉笔者:“文学如同我的生命,没有了文学,我将枯竭。”英美文学选读课本上的作品,她都读过,经常在笔者的课堂上能够给出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观点。因此,笔者一直鼓励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权当修身养性。课堂外的阅读和学习能够弥补课堂内知识学习的不足,大部分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作品,这样既不约束学生阅读的作品类型,又开阔学生的视野、增进学生的见识,让学生将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溶于习惯之中。因此,只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才能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5]。第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之间就存在紧密的关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在长期的阅读中,读者会深刻地受到文学作品中人物生活、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同时,学习跨文化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比如在给学生分享谭恩美的成名作TheJoyLuckClub时,笔者会先让学生了解中美不同的家庭观,在不同的家庭观文化影响下自然就有小说中母女激烈的冲突,再来分析小说中冲突的原因时,就很简单了。当然,小说中关于母女沟通的话题、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话题都是可供学生讨论的。此后,笔者还会引导学生就这些话题谈谈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沟通是否顺利。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踊跃发言,有学生谈到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相处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无话不谈。有学生谈到自己小时候与母亲之间有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叛逆期,总是跟母亲对着干,就像小说中的Jingmei一样叛逆。还有学生谈到自己现在还无法与母亲沟通,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而无法打开心结。笔者特别重视最后一类学生,会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心理疏导,鼓励其积极与母亲沟通,解决问题。不管哪一类学生,他们在谈及自身与母亲的沟通时,都会谈到未来自己与孩子的沟通,期待能够顺利与自己的子女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话题讨论时能够将作品中的问题影射在自己身上进行讨论,开拓了创造性思维;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作者:余永锋 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论文 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现状 1.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态和想法的错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及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学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对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失去兴趣和积极性,更倾向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就业容易,符合市场和企业需求的商务英语及旅游英语等课程。学生这种错误的心态和想法使得英语文学教育备受冷落,逐渐边缘化。 2.英语文学课学习的时间少,内容安排不合理。国内部分院校的英语文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外语院系,普遍是在本科三年级时才开设英语文学课,学习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大多数学校每周只开设两节课,这在非重点高校的外语院系表现得尤为严重,甚至一些院校将英语文学教学课程设为无足轻重的选修课。很明显,学生在极少的时间里欣赏学习一定数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自然就没时间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 3.由于多年学习汉语的缘故,高校英语专业文学学习存在很浓的汉语思维。由于中西语言习惯用语的差异,受汉语常用思维的影响和干扰,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习惯从汉语词汇中寻找和英语所需词汇相同或类似的词语代替,他们并不知真正在概念意义上完全等同的词汇很少。所以,学生学习英语不能只理解和掌握课本语境中出现的意义、用法和搭配,还需不断增加词汇量并且了解其他的常见用法和词语搭配。这样不仅能全面地掌握词汇的用法,而且会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运用,从而排除汉语习惯的干扰和影响。 4.教学方法和模式陈旧,教师水平有限或知识储备不够。由于英语文学课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多掌握文学知识,教师经常一股脑地全灌输给学生,也不管学生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方法太单一、陈旧,时间久了,学生就失去了热情,产生了厌烦情绪。英语文学课的师资力量也跟不上,英语文学的教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复杂的文体结构且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需要加强英语文学教学的师资力量建设,要有与之对应的师资力量和一系列硬件设施。 二、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中的一些合理化建议 首先,要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英语文学对学生来说不是熟悉的,学习起来有难度,学生难免会有枯燥和厌烦感。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思路,鼓励学生查找有关材料,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他们相互协助弥补个人欠缺之处,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小组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除此之外,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互动教学,这样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习英语文学的热情。其次,有效安排英语文学的学习时间和合理调整课程内容。英语文学教学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文学,并为他们提供条件。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给学生安排学习英语文学的课时,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将这门课程设立为必修课;学校在英语文学学习的内容上也要精心调整设置,这样有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挖掘出作品更深的内涵。 最后,开拓思路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英语文学教师水平或增加知识储备。在当今的教学中,高校不能再用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师是“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教师要有开放的思路,积极创新出适合当下的教学方法,比如进行互动教学,老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学习进步。此外,对于高校英语文学教员,只理解和通晓中国文学和熟悉英美两国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要满足学生学习英语文学的需求,教师还要具备广泛的与文学相关的历史、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要尽可能多涉猎,熟悉其中的一门,当然必须有一门要精通,经常中西对照,充分了解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作者:付卉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浅谈高专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 [摘要]学习焦虑在英关文学学习中对学生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形成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本文介绍了经常表现出的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恐惧等三种学习焦虑类型,探讨了高专英语专业英关文学课堂实现低情感障碍教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学习焦虑;英语专业;低情感障碍教学 一、引言 焦]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情绪,又称之为心理异常。通常来讲,焦虑是指“主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得其自尊心和自信以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不安,带有恐惧感受情绪状态”。在外语教学领域,焦虑被普遍当做是外语课堂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产生的一系列复杂心理现象。许多外语教学研究把焦虑作为一个主要的心理变量用于外语学习情感分析。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学生的外语学习成效与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因此,这就要求在外语课堂教学中“以知识为中心的课堂”必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课堂”,突出强调学习主体的情意、情绪和情感,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将学生在外语课堂上遇到的情感障碍尽量降至最低,即实现低情感教学的主要目标和要求。在外语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要求教师始终将学习主体的情感要求摆在首位,尽量减轻过重的情感负担,以收到教与学的预期效果。 高专英语专业开设的英美文学课是文学艺术欣赏课,作为一门专业理论课,该课程主要是培养英语专业学生英美文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理解,通过阅读分析英美名家名作,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同时培养学生鉴赏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提高文化修养,提高英语综合运用水平。语言与文化、文学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折射镜,文学则是对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在英语教学中适时适量介绍英美文学和文化,对于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及其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效的。 二、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 由于英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枯燥很多学生对于英美文学的学习都缺乏热情,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学习。表现在上课注意力涣散,思路不能紧跟老师;对于课堂互动特别反感,不愿表现自己;不能有效的整理笔记,上课昏昏欲睡;作业不能认真对待,大部分都是应付差事。 (一)交际畏惧 交际畏惧是指个人与他人的真实或预期交际产生的恐惧或者焦虑,其典型的行为模式为回避或退缩。畏惧症患者在介入他人的会话以及追求社交方面显得更加勉强。专家指出,学习主体在外语学习中的交际畏惧与自我知觉之间呈负相关(而在母语学习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见,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交际畏惧是学生掌握英语的绊脚石。在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口头表述焦虑,即学生由于英语基础知识不扎实,课堂气氛比较紧张、压抑的情况下,对自己缺乏信心,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内容没有把握而引起的忧虑甚至惊慌,从而导致交际困难。往往表现为紧张、惊慌、被动、言谈中断。由于交际畏惧是社交恐怖的一种表现形式,焦虑者对自己的神情举止都非常敏感,唯恐自己出丑、失态。这种忧虑使其异常紧张、口齿不清、行为拘谨,因此而面红耳赤,而这些反馈进一步强化了紧张意识,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外语领会焦虑,即口头交际过程中或师生对流中理解、捕捉对方信息时发生困难而引起的忧虑和紧张。在英美文学课上教师在讲授时需要介绍文学术语以及文学流派,由于学生在此之前很少接触这一类知识,因此会造成他们对听到的文学知识材料无法按照一定的语音语法规则破译出来,而且又不能进行正确的编码,这往往是心理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学生经常听不懂跟不上,自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心理。在课堂学习中便显得恐惧、紧张、烦躁不安,严重时甚至与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产生抵触情绪。 (二)负评价恐惧 负评价恐惧即“对他人的评价有畏惧感,对负评价产生的沮丧心理及担心他人会对自己做出负评价的预期心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或者同学会对其学习行为做出一定的预测性认识和评价,这种结果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期望,它可能对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焦虑的产生会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学习主体的期望与焦虑呈负相关。学生初次接触英美文学,由于阅读量有限,在完成教室布置的读书报告以及课堂提问等任务时,担心教师和同辈会给予否定评价。这种否定评价又会造成学生在课堂上出现退缩性行为,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进行自我保护,表现出回避、缄默、做白日梦和过分依赖。 (三)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就是带着恐惧心理对待考试过程中表现出的信心不足和成效不够的倾向,学生经常担心考不好,或者不愿意考。由于英美文学考试涉及范围广、跨度大,文学作品分析等主观题居多,很多学生反映在考试准备过程中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在考试过程中由于过度紧张,看错题或识记下降成为常见的现象。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考试焦虑已经成为他们考试出错及水平提高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英美文学考试中焦虑的原因一是学生对该门课程前期学习重视不够,平时知识积累准备不足,复习不充分。二是有部分学生过去有多次失败经历,在回忆中只注意自己失败的经验,这种往复的回忆加深了焦虑程度,以致于产生更多的负面想法和与该课程不相关的一些思想。在课堂上表现为不能集中精力于教学内容,课后因为没有弄清楚文学知识或作品分析而着急、忧虑,显然,这种考试焦虑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课堂学习焦虑教学法探讨 要克服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焦虑这种典型的情感障碍,需要为学习主体创造一种宽松的语言学习环境,为其树立学习的自信心,降低情感负担是最主要的目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教学的关键是实现低情感障碍教学。 (一)皮格马利翁效应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森尔认为教师期望能轻易引起自我实现预言效应。“人们对某种情境的知觉可能改变该情境以适应其知觉。教师根据对某一学生的认识而形成一定的期望,促使学生向着期望的方向发展。”外语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教师的关心、激励等因素构成的期望心理,引起的学生思想行为方面的变化和反应。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给学生特别热烈的情绪感染 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学习报以乐观的态度,帮助他们建立学好外语的自信心,通过自己积极主动的情感影响学生,激发他们参与课堂活动和语言实践的积极性。比如在布置文学作品读书报告作业后,有些学生心里没底,打算放弃,这时教师需要以满腔的热情给学生以鼓励:“Come on,you can certainly do it.Why not have a try?”,“Just have a try,I’m sure you can man-age.”又如教师要求学生识记理解文学术语概念,而学生信心不足时,教师要主动鼓励和帮助学生,使用:“Don’t give up!They are pretty easy for you,I’m expecting your answers.”等课堂英语引导学生,注意不要将个人的悲观情绪带入课堂,对学生过多地指责:“You are stupid,it can’t be easier”,”Youfool!”等之类的语言带来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给学生更多的反馈 希望引起教师关注是学生情感要求的一种表现。学生上交的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期待教师要尽早发下来,发下来的作业,学生最关心的是否有批语。批语是来自教师的信息反馈,特别是肯定的批语,往往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动力,激励他们上进。如果作业本发下来学生见到的只是日期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因此,教师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反馈形式及时传递给学生。除了通常的作业等级评定,讲评和表扬外,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也可以运用大量心理暗示。学生犹豫时,便给之以满意的微笑和期待的眼神,使其心领神会。教师的反馈要做到及时,否则就会失去意义。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学习主体的学习特点给以反馈。一般而言,对于基础好、水平高的学生,要提高学习要求,要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文学作品。要进行适当的批评,通过一定挫折教育推动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相反,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要注重加强对英美文学基础知识的讲解,通过鼓励表扬等方式培养他们的兴趣。 (二)心理换位 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以“自我中心”的概念出发指出,“个体认识的发展过程甚至人类的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为打破自我中心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非自我中心化”过程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和情感用来主宰课堂,要平等的关注每一个教学对象,学生对文学的认识都有自己的理解,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来对待学习主体和处理课堂可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要进行心理换位,将自身换到学生的位置上去认识、体验和思考。这就要求教师要学好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学生的认知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学生的认知和心理学发展规律,对具体学生要有具体分析。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建立英美文学课堂学习档案,对学生进行跟踪记录和调查,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多了解学生的需要,理解他们的心情,其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情感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学习英美文学课程的积极性。 (三)归因训练 在外语教学实践中,运用一定的训练程序,使学生掌握归因技能,改变不适当的归因倾向,使其形成积极而适当的归因倾向,从而引起学习行为积极变化,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和学习成就。研究表明,那些学业成绩不理想做出不适当的归因的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降低自信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而学业归因倾向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韦纳成就归因模式强调“稳定性原因维度和期望的重要性,失败者如果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任务难度等稳定性的原因t期望降低,对未来成就失去信心,并伴着消极的情感,可能减少努力的程度”。与此相反,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努力等不稳定原因,则学习主体因训练的主要方向要转为关注不稳定性归因,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归因训练的时候,要让学生有学习成功的体验,也有学习失败的经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归因。就高专英美文学教学而言,就是要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教师引导、讲授与学生参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分阶段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倾向进行归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例如学生在学期开始刚接触文学课时,一部分学生还抱着“学英语就是考级”的观点,对英美文学课程性质和作用没有理解,导致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完成质量不好等问题出现。为此,教师需要利用课上课下时间对学生的外语学习观进行纠正,强调英语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引导学生重视英美文学课的人文素质教育作用。通过经典的文学作品陶冶和塑造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 四、结束语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高专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学习主体学习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因素,结合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分析了如何有效进行课堂教学,创造英美文学课堂的低情感教学,以期能对目前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不重视学生情感因素,情感障碍比较突出的现象有所启示。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改革刍议 摘要英美文学课对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贵州属于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门课程在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现状令人堪忧。本文着重探讨适合贵州省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英美文学课改革,提出开设文学专题选修课作为补充和铺垫,目的在于有效地提高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效果。 1 英美文学课现状 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英美文学选读是一门介绍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核心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因此,它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然而,近年来英语专业的市场化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将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向了商务英语,经贸英语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上。加之文学课程学习时间长,不能立竿见影,因而它被实用主义风气和急功近利思想推到了英语专业教学的边缘。此外,传统的单向教学模式,即教师在短时间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进行知识的单向传输和“填”入。“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王学文,2002)成为学生对文学课最深的印象。教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模式,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兴趣。英美文学课的改革要求迫在眉睫。 2 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状况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些使贵州的英语教育远远落后于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我省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其它省份相比较低,导致这一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规模及水平都受到限制,教育观念也不够先进。如英语书籍的购买、放音设备、多媒体教室备置等都不能满足语言教学的基本需求。教学硬件设施的缺乏使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纯正的英语语音语调,听说的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 (2)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共有49个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9%。少数民族特殊的语言文化背景使其思想保守,排斥异质文化,不重视英语学习,这些使他们对英语产生了盲目排斥和厌学心理。另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母语、汉语和英语,三语间相互干扰,增加了学生英语理解的难度。因而,少数民族学生自认不如汉族学生,自暴自弃,学好英语的愿望和动机不高。 以贵州民族学院为例,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生人数的60%左右。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贵州边远山区,中学阶段就没有打好基础,进入大学后跟不上教学进度,又面临四、六级考试的压力。因此,他们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心理,进而影响其它科目的学习。 (3)近年高校降低录取分数线扩大招生数量,导致生源质量下降。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其英语高考分数已不完全是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准。有的学生甚至是从其它专业调剂到英语专业的。其总体英语语言基础不高,文学功底差,学习意愿和兴趣不强。 3英美文学课的优化方案 针对贵州省大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等诸多问题,应改进目前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选择适合民族地区及偏远山区的教材,增加英语文学原著的藏书量以及增配多媒体教室等。在外语教学实践中,文学课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这种改革还须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和与时俱进。正如Brandes和 Ginnis 所指出:“要在学习中获得有意义的,有相关性的东西,一是靠教什么,二是靠怎么教”(Brandes,1986:12)。 3.1 开设选修课,调整开课时间 在2005年5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英美文学课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时应在280学时左右,历时2学年。然而,在贵州省的各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作为高级课程的英美文学课通常只在大三上学期和下学期开设,课时量在80至140学时之间,远远低于《大纲》要求。因此,增加课时数是必要的,但大三或大四阶段课时数的简单积累并不能完全改变现状。王守仁曾呼吁应该改革《英美文学选读》课“文学史+选读”的教学模式。然而,贵州省大部分高校开设的文学课情况更糟:文学史的传授占课堂时间的80%以上,很少或没有时间讨论作品和分析文本,教师也极少安排课后研读作品。既然贵州大学生英、汉语言功底差,很少真正地阅读文学作品,那就更应让他们尽早接触英美文学作品、了解异国文化、扩大词汇量,丰富语言表达,为高年级阶段更好地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培养文本分析能力,欣赏经典作品打好基础。因而笔者建议大一上学期就开设“英美文学专题作品赏”之类的选修课作为《英美文学选读》课的补充。作品类别应从简单的“儿童文学”到“青少年文学”,进而过渡到难度较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诗歌”等专题。这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在英语技能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培养起信心和继续探索的兴趣。 3.2 优化选材 如何选材,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作品的反应程度。作品内容应与学生自身经历有一定的联系。学生可在作品中找到情感共鸣,以自己的经历来审视作品。若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触深奥难懂的古典文学等,被学生们形容为“恐龙时代的英语作品”,他们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就会消减,甚至变为排斥和恐惧。因而,选修课的作品应选现当代的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作品为起步,尽量避免因时代和文化差异加大理解难度。青少年文学作品与大学生的年龄、经历、爱好、理解力相近,主题贴近生活,缩小了作品与学生的距离,减少学生阅读时的受挫感。再者,青少年文学作品的语言及用词较成年人文学简单,难易程度适合贵州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助于培养起学生的阅读习惯及真正独立理解作品,进而用英语书写,口头阐述观点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学生的词汇量经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得到扩大,理解力得到提高,并建立起一定的文学概念,为高年级学习理论知识和欣赏经典作品做好铺垫。 与此同时,少而精是英美文学课教学中至关重要的原则,即在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上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名著进行精读。与其囫囵吞枣,不如深入研读几部名著。 3.3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很多年前,教育界就开始呼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但实际中未能完全采用。教师仍是满堂灌,学生则被动地“听”,影响教学效果也消磨学生的积极性。笔者以美国青少年文学为例简要阐述“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 新学期第一次文学课上,教师向学生展示本学期教学任务和计划,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有大概的了解和规划。教师以少而精的原则列出一两条教学主线。例如,以获奖作家为主线,将1988年至2010年间获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所颁发的玛格瑞特・爱德华终身成就奖得主及获奖作品按年份罗列出来,要求每位学生选择一位感兴趣的作家,并进行研究。教师要求学生以口头演讲的形式完成此任务。演讲学生提前与教师讨论演讲内容,预约演讲日期。并应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用PPT,视频片段,分发讲课提纲等方式完成演讲。演讲学生可自行决定演讲形式,从任何角度介绍作家生平、探讨作品内容。教师对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估,得出分数,作期末考试成绩。这种教学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让学生参与和组织课堂学习,课前认真收集和准备资料。同时“观众”学生也须积极参与演讲学生安排的任务,其“参与度”作为平时成绩记录下来。 教师也可按青少年文学的体裁分类,如幻想小说,科学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等。在介绍某一体裁的代表作品时,关键环节就是教师扮演“书商”,向学生“推销”这些小说,以作品的精彩情节和悬念“诱惑”学生“购买”书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一本喜欢的作品,课后共同阅读讨论并写读书报告。课堂上教师组织每个小组口头介绍作品概要,并提出问题待学生回答和讨论。不足之处教师应立即补充、说明。这种模式不仅使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间互动增加,还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文学脉络,掌握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和框架。这种教学更重视学习方法和文学感悟的培养,而不仅是知识的背诵,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来说受益无穷。 3.4 改进考评方式 闭卷考试往往是对英美文学课的考评方式,以一张试卷考查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而非重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运用英语知识的能力。因此应以平时学生完成任务、课堂参与和讨论的情况给学生一个综合评分。此种考评方式下,学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便会认真准备和完成,才能保证教学效果。 3.5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广播、录音、视频、网络等多媒体手段。在学生看了英文原著之后,请他们欣赏据原著所改编的电影进行对比,让他们充分体会文学作品的魅力。同时,听、说、读、写、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强英美文学课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贵州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另设一门英美文学选修课,作为高年级《英美文学选读》这门必修课的补充和铺垫,符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英语水平状况及发展要求。同时教学模式及内容的优化,对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图书馆或资料室也应购买和收藏更多的英文原著,为学生提高更好的硬件支持。 本文属于贵州省教育厅2011年人文社科课题:“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的部分成果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强调的是对作品的解读,包括字词和意境的揣摩,情感思想的剖析,以及写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理解把握等等。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很多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需要读者结合语境和情景进行揣摩分析和理解,准确把握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情感。因此,本文根据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本质出发,分析如何有效强化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内在思想素养。 关键词: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方法 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中西方文化差异,修辞手法的应用,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去体会和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情感思想。所以,加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不断强化课程教学效果,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作品解读,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素养。 一、加强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提高教学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需要反复斟酌和揣摩其中的核心词汇的用意,只有准确掌握了这些词汇的意思,才能准确掌握整个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并非单一存在的,其含义也并非简单的字面意思,需要联系上下文的语境和情景进行字面意思的深化和拓展,作者在使用时也有其既定的使用意图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所以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作品文字内涵的解读,反复分析和揣摩,准确掌握作者的使用意图。加强对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有利于大学生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深刻体会到作者用词的精妙之处,同时也喜欢上这个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手法,并进行相关文学作品的延伸和拓展。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需要充分加强学生关于文字的解读,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解读技巧,真正体会到用词的准确含义,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内涵。 二、把握文学作品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教学效果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影响大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解读的重要因素。在通常的文学作品赏析中,大学生往往会用固有的中国式思维方式去理解和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情感,文化差异决定了写作方向,英美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于人物的素质和故事情节的构造带有西方的典型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情语境下,人物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各有不同,所以,教师在进行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时,需要加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讲解,让学生充分利用西方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对作品内涵和作者思想情感的把握。很多的经典英美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喜欢,是在于它敢于冲破世俗思想的禁锢,展现出常人不敢想以及不敢做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思想的突破,这是东方思想行为所不允许的,但是却带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比如以女性形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极大地转变了女性的思想价值观念。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解读,分析当时文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不断深化自身的思想素养。 三、掌握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写作风格,提高教学效果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写作风格和擅长的写作手法,或唯美、或浪漫、或幽默、或犀利等等。在赏析文学作品之前,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作者的社会背景、成长环境、生活遭遇以及创造背景等等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风格。掌握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利于读者把握整个文学作品的写作性质,可以有效加强作者的理解分析。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作者写作风格的分析,从而深化文学作品的写作内涵。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繁多,程度深入,需要教师不断健全和完善教学方法,实现以学生思想素养发展为目的的教学目的,让大学生在英美文学作品的陶冶和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素养。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浅谈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新阶段,很多职业学院都将英美文学课程当作英语专业的必修科目,其目的不仅是在于提升学生人文素B,也希望学生能够在阅读学习一些经典英语文本过程中,提升语言感知力、综合学习与应用能力。但是就目前来看,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一直都未取得理想教学效果,不论是授课内容还是方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职业学院 英语专业 英美文学课程 前言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要培养的不仅是学生的英语学习、应用能力,还应注重其英语情感的恰当表达,以及口语交际技巧的运用等诸多方面。而英美文学的课程的开设,对于职业学院英语教学来讲,不仅丰富了授课内容,也注入了一定的文学情调,强调学生要尊重、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理念。 一、积极采用互动教学法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一直都处于教学主导地位,其权威往往都是不可动摇的,可以说是所谓的百科全书,但在此背景下,不仅或让学生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产生强雷的焦虑感,也难以获得理想授课效果。对此,其教师应积极突破传统教学局限,不断加强师生互动交流,而在互动交流中,在拉近师生距离的同时,也能够自然的帮助学生解决在语言认识、运用上存在的各类问题,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师生的情感互动。同时,还要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全方位挖掘学生英语学习潜力,以此来促进其学习兴趣与自信心的不断提升。 而对于英美文学课程来讲,学生往往都是陌生的,虽然会产生一定好奇心,但学习掌握起来一定会具备相应难度,对此,教师应注重学生学习热情的激发,指导学生利用各种学习工具与渠道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在此基础上大胆发表自身意见与建议,即使学生的意见、回答并不理想,教师也应给予积极鼓励,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正视自身优势与不足,也能够懂得怎样利用和完善。此外,教师还应尽可能多的为学生创造一些互动机会,并将学生合理划分程几个小组,让各小组通过合作学习、互动交流来更好的学习掌握相关知识,从整体上提高其英语综合素养。 二、注重人文素质的渗透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学生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的提升,让其真正懂得怎样做人、做事,而对于英美文学教学来讲也是如此,必须要注重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让学生逐渐懂得对于文学作品的学习、阅读,并非事项娱乐消遣、消磨时光一样简单。文学作为人类发展中的稀有财富,必须要给予充分重视与深入钻研。 对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学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如,一些比较经典的诗词歌赋、散文等,并在学习中真正领悟其中的哲理,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比如:针对“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雪夜停林边》这种漂亮的押韵诗来讲,其中讲到:诗中人赶着马车来到一片树林边上,尽情地欣赏夜色中的树林、白雪,久久不愿离去,但最终却还是不得不离去,因为其还有未走完的人生路,以及未完成的任务。在带领学生学习这首诗歌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怎样正确的看待、判断、抉择人生中的各种使命与诱惑等问题。以此来将知识学习、学做人进行有机整合,也让学生在学习探究中受到一定启发,也促进其人文素养与英语综合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对此,其英语教师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并多为学生推荐一些简单的文学作品,拓展其学习视野。 三、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升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影响。且作为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织者与引导者,其专业素养的高低对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专业素养的提升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要想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英美文学知识,促进学生英语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其教师就必须要加强自我知识储备,并在正式开展教学活动之前,尽可能多的积累一些英美文学知识,掌握更新颖、多样化的教学技能,以此来更好的投身于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事业当中。 四、强化多媒体的辅助教学 多媒体技术凭借自身较大的信息容量,以及较高的运行效率、覆盖面较广等特点,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如此,通过采用这种辅助教学手段,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也能够为学生更生动形象的呈现原本较为枯燥、抽象的英语知识,能够大幅度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帮助学生突破各个学习难点,获得更理想的授课效果。 比如:在讲解比较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就可以通过借助网络技术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如,作家的生活经历、相关作品,以及该作品的写作背景等素材,以图文结合、影像播放等形式来更直观的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对不同作家的作品有更直观的对比学习。另外,在授课中,教师可以选择文学作品中比较经典部分的影响资料,在课堂导入环节播放给学生,以此来全面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积极性,也帮助学生更透彻的理解、分析相关文学作品,也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综上所述,在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体制不断改革背景下,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应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紧紧围绕学生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需求来设计各项教学活动,结合课程自身特点来不断优化授课内容与方式,从整体上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以此来促进学生文学审美能力、英语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也推动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现代教学思路 摘要: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英语作为世界各国交流沟通的通用语言工具,其重要性必须得到清楚的认识。关于英语的教学,主要分为英语的基础性教学和英语的专业性教学。真正地把英语转化为交流工具,大大发挥其时间作用的就是专业英语教学,主要指在大学的英语教学,可见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水平的重要性。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学习专业性英语的水平,益处明显。随着素质化教育的全面推行,新的教育理念与思路不断地推陈出新,有力地促进了当前的教育与教学的质量。因此为了提升专业性英语的教育教学水平,本文探究将现代教学理念思路应用于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中。 关键词:英语专业 英美文学 现代 教学思路 一、高校英语专业的特点 高校英语专业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专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旨在培养专业性的英语人才,英语专业和其他专业一样一样有其自己的特点,经过研究分析,校英语专业主要由以下特点: (一)专业课程的丰富性 英语专业存在与绝大多数高校,是一个广泛存在十分重要的专业,英语专业课程的丰富性是英语专业重要的特征之一。英语专业的的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所有相关的英语知识,最大化地加深加大对英语的实践性应用,努力把英语课程进行工具性的转化,所谓进行工具性的转化,就是使英语真正成为沟通交流的工具。这就要求英语专业的学生要学量的知识,这里所指的知识就是英语的语言性知识,这就决定了英语专业课程的丰富性,这是因为英语是一门语言,知识点众多,内容丰富。以上便体现了英语专业课程具有丰富性的特点。 (二)专业需求的广泛性 专业需求的广泛性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英语专业的特点,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在文化、经济、科研等各个领域都要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就要需要大量的英语人才,所以说高校英语专业具有专业需求的广泛性的特点。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中国的大量企业都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仅此一块,英语专业人才的缺口都是巨大的,具体例如,中国大型建筑企业像中铁、中交等都在海外有很多项目,必然需要大量英语人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英语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 (三)专业学习的限制性 高校英语专业还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学习具有限制性,这里所说的限制性可以理解为专业学习的难度很大。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英语专业的学习就是要将基础英语工具化,这工具化的过程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英语的工具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去进行练习,可是这种环境在当前看来,限制性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单单从英语的学习的层面来看,是对学习英语很不利的,这就体现了英语专业学习的限制性的特点。 二、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与特点 (一)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 高校英语专业中的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教授学生英美文学的阅读、赏析、品位等。对于英语专业的学习意义主要有以下亮点,其一,学习英美文学课程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英语知识进行练习,提升语感,从而提升英语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其二,学习英美文学,有利于了解英美文化,了解英美文化的同时养成英美文学的文学意识,这种文学意识对于英语专业的学习十分有利。 (二)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特点 在已经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与其对英语专业学习意义的基础之上,紧接着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特点,经过研究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主要由以下特点。 1.理解层面的抽象性 文学都是具有文化特征的,也就是说文学都是代表着一种文化,学习文学,就是对于其所代表的文化的一种学习。英美文学显然就代表着英美文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对于一些深层面上的东西理解起来显然十分抽象,这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性所导致的,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学生对于英美文化的不了解,因为文学层面上所反映的文化是十分深刻的,所以说这种现象只能减少其影响,并不能消除,这便反映了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理解层面具有抽象性的特点。 2.内容具有广泛性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首先英美文学是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之下的文学体裁、文学风格等是十分丰富广泛的,另一个方面而言一种文学形式能够形成,其数量规模必定庞大,其发展历程必定漫长。以上这些共同反映了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3.对于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积极影响 这个特点在上文中有所提及,现在进行具体分析。学生在对英美文W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对文学作品中的字句、语言、思想进行分析,主要产生以下三点效果。其一,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之中必定对于英语的基础知识有所加强,例如,有些字词的用法、搭配、出现语境等。其二,学习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深层次地理解英美文化,以及英美不同地域之中的风土人情。其三,长期地对英美文学展开学习,必然可以培养良好的英语语感,所谓英语语感,就是在大量阅读练习中所产生的对英语的无意识的反映。以上三点的任意一点都会大大促进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所以说英美文学课程有对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积极影响的特点。 三、英美文学课程中现代教学思路应用形式 教育教学理念近年来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发展飞速,说到底,其目的还是为了极大地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通过分析高校英语专业的特点以及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上,本文继续探究英美文学课程中现代教学思路应用形式,经过研究分析其主要应用形式如下。 (一)教师转变教学思路 老师教学思路的转变十分重要,这是因为,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引导的作用,所谓为了在高校英语专业中应用现代教学思路,老师的教学思路转变就显得十分重要。老师在以往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可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弊端。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言传身教为主,这就使得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差,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老师转变教学思路,就要接触学习新的教育理念,大胆尝试,可以说老师完成教学思路的转变是应用现代教学思路的第一步。 (二)英语新型课程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应用新的课程教学形式可以说现代教学思路的直接体现。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这是因为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方法经过,考虑到学生的心理以及认知。其二,学生能够很好地进行知识的掌握,这是因为,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能够很好地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自然而然,其对知识的学习速度以及理解程度都大大加深。其三,应用新型的教学形式,能够大大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这就会使学生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新型的课程教学如“翻转课堂”式、“头脑风暴”式等。 (三)学生成绩的综合评判 对学生水平和学习成绩进行综合的评判,应用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去评价学生。传统的教学中,评价学生的唯一指标就是考试成绩,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普及,这种方式的不合理性已经被广泛的发现。所以在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就要吸取经验,避免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进行综合的评价方式就是对学生在一个周期内的学习过程进行综合的评价,评价的指标可以包括,学生考试成绩、课堂表现、作业质量以及对于课程学习的热情。进行这种综合评价,就能客观合理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的真实水平。 (四)加大实践性学习 加大实践性的学习对于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十分有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新的现代教学思路的体现。这是因为,任何知识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进行综合的深层次的掌握,英美文学课程也不例外,只有进行大量的实践性的教学才能提升教学质量。英美文学课程实践性的学习,笔者认为体现在对于英美文学的学习感悟中,然后进行自身的转化。例如,赏析英美文学中的诗歌之后,自己也可以进行诗歌的创作,也可以进行不断地推敲和赏析,进行反复的练习,可以大大提升自己对于英美文学的欣赏水平,这便是在英美文学课程中加大实践性练习的措施思路。 (五)学习成果进行不断交流 文学的学习就是对文学作品的不断推敲和赏析,在这种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习文学艺术就是要进行不断交流探讨,这也是一种现代教学思路的体现,因为在讨论和交流之中,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向他人请教自己不清楚的地方,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交流,完全可以在线上网络中进行。 (六)视频资源在课程学习中的应用 将新的资源应用到课程教学中,这也符合现代新型的教学思路。视频资源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现在已经相当广泛,通过分析视频资源的特点,笔者认为,视频资源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的教学之中。例如,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为了我们加大对于某一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对其影视作品进行赏析。另一方面,视频资源可以提供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朗读发音[6],这也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 四、结语 本文探究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现代教学思路,首先分析英语专业的特点,在对于英语专业清楚认识的基础上探究英美文学的内容与特点,得出了英美文学对于英语专业课程学习很有益处的结论。结合现代教学思路与理念,探究了其在英美文学课程中的应用形式及特点。总的来说,英语专业对于全球化进程加快有着促进作用,英美文学对于英语学习的益处主要通过在弱化文化限制和增加实践性来实现的,新的教学思路符合当前形式的发展,应当进行大量推广。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新常态下翻转课堂在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教育新常态下,教师应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切实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本文对翻转课堂运用于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的可行性作出分析,并从课前、课中、课后三大教学环节构建出具体教学步骤,旨在寻求该课程教改新出路。 关键词:新常态;翻转课堂;文学课程;教改 一、引言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指出中国经济有其内在规律,发展需要适应新常态。教育是“人学,更应该树立一种新常态意识,体现一种新常态思维。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1]。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是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要求教师不仅向学生传递文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高其文学素养,提升其思维能力。然而功利主义现行的当下,该课程所传授的知识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此外,传统的授课模式下,以教师梳理文学史,精讲文学作品语言点及讲述作品梗概为主,导致课堂沉闷,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致不高。为了改变文学课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接受的现状,实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较高层次、更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教学改革刻不容缓。为此,本文拟引入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寻求新常态下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改革的新出路。 二、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由教师创建教学视频,学生在家或课外观看视频讲解,然后再回到课堂中进行师生、生生间面对面的分享、交流学习成果与心得,以实现教学目标为目的的一种教学形态”[2]。翻转课堂翻转了传统课堂,主要有收下四个方面。①教学方式。传统课堂先教后学,教师课上讲授知识,传递信息,学生课后完成作业,内化知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先学后教,“课前完成知识传授,课堂完成知识的内化”。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探究合作学习,每位同学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学习视频的进度,带着问题和疑问,与教师和同学进行深入探究,课上即实现知识的内化吸收。②教学内容。翻转课堂注重以学定教,从知识的碎片化转变为问题解决的整体化。教师根据学生自学阶段遇到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组织课堂活动,以问题探究为主线,更有助于学生思维的碰撞,能力的培养。③教师角色。从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者和课堂管理者”转变为“学习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教师起引导作用,学生是主体,学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者”,翻转课堂有助于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④教学管理。翻转课堂更加注重自主管理,培养学生无论在课前观看视频阶段,还是课上探究讨论阶段,都具备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席卷中国,掀起一股改革热。有学者如郭彭飞对翻转课堂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呼吁学界冷o看待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那么试问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能否翻转?能否通过翻转,寻求该课程改革的新出路? 三、翻转课堂在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可行性分析 1.学生。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设置在三年级,高年级学生已具备较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自学意识,他们有能力根据自己学习的步调,在课前观看学习教学视频,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深入思考。此外“90后”大学生对信息化、网络化的课程设置更感兴趣,不仅在课堂上,在网络平台上也能够与同学与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 2.教师。大学教师具备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素养,能够全局把握课程内容,也敢于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之年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强,能够熟练制作课件,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学习使用Camtasia Studio等屏幕录像软件制作精良的微课程,有助于课前视频讲授环节的实施。 3.教学内容。文学课程教学涉及大量陈述性知识,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等,也包括解析一些作品中的语言难点,这些基础信息可以在课前通过微课分模块分点讲授,如此便能够省下课堂上的宝贵时间。课堂上以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开展对作品深入思考、解读和鉴赏,真正实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4.教学环境。信息化时代下,学校教室多媒体设备齐全,学生能通过学校电子阅览室或个人电脑上网,及时获取网络教学资源,师生借助学校快速推进建设的英语在线学习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学习。 (二)具体教学实施步骤 1.课前――知识传递。教师运用微视频等教学方式在课前讲授知识点,设置基础问题检查学生学习视频的成效,继而提出开放式问题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并在网络平台上实现生生、师生的信息反馈和互动交流,让学生在参与课前学习的这一过程中产生一种“沉浸感”和“全程参与感”。具体说来,教师讲授文学史时,课前按历史时期、代表人物,结合影像资源制作生动的课件,配上教师清晰的讲解,录制成一个个十分钟左右短而精的微视频,让学生仿佛看文学历史记录短片,在轻松愉悦的看片的过程中,学习知识。作品鉴赏部分,教师可以选取经典段落,帮助学生解读特别困难的词句,引导学生在基本读懂原著基础上,对一些启发式开放式话题,如作品的主题,创作手法等深入思考。 2.课中――知识内化。翻转课堂两个关键点“第一,课外真正发生了深入的学习;第二,高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学习经验的交流与观点的相互碰撞能够深化学生的认知”[3]。学生在课前掌握基本文学常识并对文学作品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教师利用宝贵的课堂时间组织学生探讨交流,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杜威提出“在做中学”的教育理念,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深化对文学知识的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培养思辨力。①戏剧表演,寓教于乐。如组织学生进行莎剧表演,挑选经典剧幕,引导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体会人物台词、行为、表情,深度解读并塑造出人物性格,还原原著。②专题辩论,培养学生思辨力。如组织学生对《红字》小说中奇林沃思这一人物人性和鬼性这两面展开辩论,找出证据论证人物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课上通过辩论,引导学生辩证地解读小说人物。③中西文学对话,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如组织学生比较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诗歌《在地铁站》和中国元曲家马致远所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找出两者共通之处,即意象的妙用,促进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此外,教师在课堂上还能组织学生进行小说多主题探讨、散文鉴赏和诗歌朗诵等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实现思维的碰撞与交流,内化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 3.课后――知识升华。在“先学后教”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完成课前教授和课中内化知识的教学环节,课后可以组织学生总结反思所学内容,以撰写文学评论等形式,在网络学习社区上进行展示交流,学生和教师都参与进课后成果的评价中来,在总结、反馈和评价的过程中,升华文学知识,提高文学鉴赏力,提升思维能力。 四、结语 教育新常态下,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和合作学习。翻转课堂是网络时代下新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改善目前英语专业文学课堂沉闷,学生思维倦怠的现状。翻转课堂讲究“先学后教”,课前传递知识,课上组织丰富的活动来启迪学生的思想、激发学生创见,让学生“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4]”,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诚然,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英语专业文学课程中真正开展实施并且推广开来,需要多方的配合和努力。学校要完善设施配置,为师生提供多媒体设备及良好的网络交互学习平台;授课教师在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夯实课程授课基本功的同时,要提高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开发网络教学资源,组织丰富的线上线下教学活动;学生要有自主学习的意识,自觉自主地学习微视频,在网络社区上与同学和老师互动讨论,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学会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探析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恰当与否同样影响着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老套,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改革后的多媒体教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活跃气氛,但却转移了文学课教学的根本。如何才能获取二者的平衡,成功地进行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成为教师们应深思的问题。 一、英美文学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能大大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交流的主要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词汇丰富,语言表达精炼、准确,表达方式灵活,情感色彩浓郁,对学生扩大词汇量、学好语法、加强修辞训练及提高语言运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文学又是艺术的语言,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典雅深邃的特点,是学生学习和模仿的最佳的语言素材;文学语言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易为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英语的“菁华”。 二、学习英美文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英美文学课上所学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经过长时间筛选和众多读者严格检验的艺术珍品。阅读、学习、欣赏这样的作品,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和能力,有利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责无旁贷地挖掘作品中美的因素,让学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 三、学习英美文学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学文学不仅是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更是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有效渠道。文学是人类文化中最璀璨的珍宝,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文学学习。学生可以通过深入学习这些优秀散文和诗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敏感性,以及敏锐感受生活、认知生活的能力。 四、多媒体环境下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探索 笔者认为文学学习策略必须强调对网络及其他现代教育辅助手段的利用,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增强文学学习的趣味性,使文学学习变得“有声有色”。为真正在教学中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融为一体,笔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尝试。 1.教学内容的筛选 (1)重作品,轻历史,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有必要详细讲述英美文学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出现的文学名词和文学术语,应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作品上。因为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名家、名篇数不胜数,要在非常有限的课时里多阅读,所以教师必须在课前精心做好课堂教学文本的遴选工作。所选用的文本材料需具备审美的针对性:既能直接表现语言的艺术美,也能间接表现自然美和社会美。审美情趣的提高在网络资源的支持下将变得更加显著。从网上下载的各种相关图片、视频、动画等材料比单纯的语言文字更能刺激学生的想象力和感动他们的内心世界;教师通过讲解分析,和学生一起探讨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对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的审美观,以及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重短篇,轻长篇,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为了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保持这种兴趣的连贯性,应选择有代表性、篇幅短小、语言难度适中、艺术表现力强的作品。当然,并不是完全将长篇排除在外。学生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小阅读中有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傲慢与偏见、简爱等。老师可以选择冲突激烈、表现人物个性和作品主题的部分让学生阅读学习,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阅读、讨论、做角色扮演等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为了更好的表演,学生们需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能领悟作品。 2.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保障学习策略的实现。 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使是“满堂灌”,传递的信息量也很少,而且很呆板,缺少变化,学生很难自始至终保持注意力和兴趣。随着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教师在教学时应尽可能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多媒体授课,具有信息量大、课堂气氛活跃、使学生保持兴趣等优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美文学的教学变得不那么“距人以千里之外”。 (1)互动策略。文学学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涉及到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互动,师生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掌握互动策略能帮助学生在作品赏析中发挥认知和审美的主体作用,通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实施互动策略时,计算机网络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师生之间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借助网络进行深刻广泛的交流,包括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分享对某文学作品或作家的看法等。这种自由,不受空间约束,甚至以匿名的交流形式往往使学生尤其是性格内向的学生感到更自在,因而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和学习主动性。 (2)批评策略。文学文本的解读一般没有唯一答案。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掌握一定的批评策略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学欣赏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多了解其他批评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从新的角度或以新的方式来阐释文学文本,从而培养学生的原创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因此,英美文学教育对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重要的一环。当今,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无以计数的书面资料和音像、影像资料;多媒体授课方式让学生耳目一新,学习兴趣倍增,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文学知识的教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综合人文素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浅探 摘 要: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除了培养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外,还注意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高校英美文学课程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困境,已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根据教学经历,从转变思想,改善课程设置、增加课时和有效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改革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 英美文学课程 困境 建议措施 一、引言 2014年2月26日,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随着政策落地和推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舆论热议。“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学校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学校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不断优化学生的知识,提高能力和素质水平,以培养出知识运用和转化能力强,职场适应面宽,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培养出的人才不但应该具有坚实的专业文化基础,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还应拥有健全的人格、一定的人文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启迪与洗礼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无论是理性的启迪还是感性的润泽,它们都让人滋生出一种可歌可叹、可圈可点的冲动与激情”[1]。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培养学生个人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因此,学校在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不应忽略英美文学等人文学科课程的建设。 二、普通高校英美文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尽管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提到“英美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和基本知识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授课内容可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2],明确规定了英美文学课程的地位及功能,但在注重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今天,英美文学课程已经沦落到被边缘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和现实原因的。 1.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刺激下,大学生的就业从传统的分配型转向了市场选择型;随着大学的大范围扩招,以往的大学专才或精英的培养模式也逐渐变成了现如今的通才教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出于对未来和职业的考虑,越来越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把目光投向了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更具实用性的课程,完全忽略了英美文学等知识性较强的专业课程。自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随着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变得日渐容易,学生中逐渐出现了严重的浮躁情绪,很少有学生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品读那些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在阅读之后进行思考,锻炼独立自主的思辨能力。 2.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不合理。 按照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英美文学的授课内容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学校能够按照《大纲》的要求开设以上相关课程。作为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相当一部分高校只在大三才开设英美文学课程,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然而,英美文学包含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既包括文化历史背景,又包含作家生平、作品简介及作品主题思想,还蕴含各种文学流派及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常识,要把所有这些都融入到教学中,每周两节课的学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很多文学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整整九十分钟,讲得口干舌燥,不敢浪费一分一秒,希望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教学效果甚微。另外,大部分高校选用的教材多以“文学史+作品选读”的形式为主,这也使教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重视对文学史的梳理,那么一个学期下来,学生所能掌握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史实性常识,对于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接触甚少,不利于提高学生人文修养;着重分析文学作品的选读,那么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了解只能是一些孤立的、片段式的记忆,缺乏完整性和逻辑性,也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3.教学方式太过传统。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的影响下,大多数教师依然沿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只注重教师的讲解,而学生的参与程度很低。即使有了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辅助,也只是节约了教师的板书时间,把板书内容转移到了屏幕上。在学习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首先从历史背景、作家生平讲起,接着是作品主题、人物性格、艺术特色等。这种教学方式极易使课堂气氛变得沉闷,教师讲得累,学生也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有学者把英美文学课堂概括为“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3]。由于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课堂上灌输的知识,几乎没有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长此以往,就失去了对英美文学的兴趣,认为该课程乏味无用。另外,由于英美文学课程历史跨度大,文学流派众多,教师的备课任务重,加上高校繁重的科研压力,使得教师无暇顾及教学方式的创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为了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实用型外语人才,英美文学课程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1.改变思想,加强学生对英美文学重要性的认识。 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对此,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见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每一项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按大学的理想,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4]西方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大学理念和功能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争。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在于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5]很明显,纽曼心中的大学不是科研场所,而是教学的场所,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保存文化的殿堂。与纽曼持截然不同观点的是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洪堡,他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知识而非教授知识。”[6]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理念应随之不断发展。克拉克・克尔就认为:“大学应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在强调大学功用的同时,也要加强通识教育,不能忘掉人文的理想。”[7]文学教学就是加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不像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课程一样具有实用性,也不能对学生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通过学习英美文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和传统,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激发对生活和工作无限的激情、灵感和动力;了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通过对比与思考,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这也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 2.改善课程设置,适当增加学时。 笔者在前面提到过,英美文学课程历史跨度大,文学流派众多,包含内容广,只依靠大三每周两节课的学习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挽救英美文学的边缘性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学生们获得学习资料的方式和途径增多了,因此可以适当减少传统上需要老师带领进行训练的课程,比如听力、阅读等,只在大一学生刚入学时进行一个学期的指引即可,这样就可以为学生节省进行文学阅读、思考与批评的时间。 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应进行改善。因为英美文学课程的历史跨度大,包含内容广,所以可以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逐渐将英美文学的相关课程渗入到学生的学习中。比如可以在大二开设英美文学史及英美国家概括等背景介绍型的课程,这样不但可以使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历史发展、相关的文化知识有清晰的认识,而且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名著阅读,从而增加学生的词汇量,扩大阅读面。有了大二的阅读基础之后,从大三开始要注重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在这个时候,开设基本的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没有这些文论的支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只能是感性的、个人的、浅显脆弱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有了理论的支撑,能够使学生对作品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3.有效利用多媒体设备,改革教学方式。 为了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在课堂上的被动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鼓励学生参与课堂,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可以先把学生分为若干组,每次都提前布置好下节课的任务,鼓励学生收集尽可能多的背景介绍、作家生平、写作特色等相关知识,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展示自己的时间。这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其次,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高校教室中都安装了多媒体设备,这为英美文学等课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教师可以从网络中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筛选、提炼、总结,然后制作成课件。这可以大大节省板书时间,能以一种更直观、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兴趣。另外,由于很多名著作品都改编成了电影,教师也可以找出适当的时间给学生播放改编的电影。比如在学习西奥多・德莱赛的《嘉莉妹妹》时,分析完小说中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可以让学生欣赏电影版的《嘉莉妹妹》,把原著和电影进行比较。这不但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还可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可以把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进行比较。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在很多时候都是相通的。教师在授课时,应该注意把这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研究,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比如在学习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时,就可以把这首诗和中国的爱情诗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可以得知,两种文化的爱情诗中都有“海枯石烂”这一表达方式,这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但同时中西方的爱情诗有很大的不同,彭斯在诗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他的爱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直接奔放的;而中国的爱情诗却一般比较含蓄内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能够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理解,提高鉴赏能力。 四、结语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将重点放在了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上,却仍然不能忽略英美文学课程在塑造学生价值观,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巨大作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注重的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新形势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改革应该提上日程。笔者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们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充分发挥英美文学在人文教育中的作用,为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缺失成因及对策分析 英美文学课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主干课和必修课,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教育部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其学时数所占比例相当大。然而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2002年《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却在减弱”(程爱民 2002:17)。宁波大学的范谊、芮渝萍教授以宁波大学为例做过调查,发现:“文学课程受到冷落,己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范谊 2005:150)。笔者所在学校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一现象。那么,造成学生兴趣缺失原因何在?本文将从教学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出相应对策。 一、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缺失的成因 (一)课程组织形式陈旧、课堂教学沉闷不能吸引学生 目前英美文学课对传统教学模式突破不够。传统的教学模式偏重课堂讲授,对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重视不足;学生在课后没有信息扩展,没有相关的实践活动激发学习兴趣。有的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后缺乏有效的途径与任课教师交流。同时,个别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单一,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不充分,课堂沉闷机械、枯燥乏味,无法吸引学生。此外,教师“满堂灌”的做法也使学生主观能动性受到压抑,逐渐丧失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大部分学生把期末论文或考试当成指挥棒,考试前突击死记硬背课堂笔记和辅导书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缺乏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导致文学价值失败 英美文学课堂任务重、课时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文学史+选读”的模式要求“学生既了解英美文学的发展过程,又能读懂古今经典文本,还要对文学产生持久的热情,这样高的期待难怪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文学兴趣。”(范谊 2005:155)上文学史课时,教师花大量时间介绍历史背景、文学流派等,无暇顾及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分析;而处理作品时只是简单解释意思,浅尝辄止;学生一味被动接受老师的复述,死记硬背大量抽象的作家、作品知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活动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活动不仅是达到理解文本的方式,其本身也是文本的构成方式。因此,读者的活动就成为一切文学价值的源泉,文学的价值也就依赖于阅读过程的价值。阅读过程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价值在文学课堂上的失败,导致了学生的畏惧和厌恶情绪。 缺乏文本细读导致文学教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的缺失。众所周知,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美学意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英美文学课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在细读文学作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美感体验,培养和发展其对美的感受能力。然而由于对文本细读不足,教师无从启迪学生的审美意识,陶冶人生情操的教育功能也就无法实现。这样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索然。 (三)学生的畏难情绪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 以上是外因,而内因也导致学生对英美文学课丧失兴趣。首先,学生从一、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转入高年级专业课学习时语言基础准备不充分,而文学课上突然接触到的大量的文学术语,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生词和表达法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畏而退;此外,很多学生在社会上追求实用性的风气影响下越来越“务实”,认为英美文学课不是一门实用技术,在他们将来择业时用不上,因而对一些所谓的“短期、实用”的课程趋之若鹜。 一方面,目前高校中的英美文学课教学中很多方面差强人意,不能吸引学生;另一方面学生出于畏难情绪和文学课“无用论”的影响,造成目前学生总体上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缺失。 二、对策 针对上述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缺乏兴趣的成因,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改革英美文学课的教学组织方式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首要的是改革陈旧的教学组织方式。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此课程可以实行“课堂多媒体教学+课堂实践性教学+课外网络自学+师生交流辅导+讲座、录像”的模式。 1.课堂多媒体教学:课堂教学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它重视多媒体手段在英美文学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使用教学光盘和多媒体辅助课件,向学生多渠道地传输教学信息,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多媒体教学最大的优点就是趣味性强,声音、图片、录像等的利用改变了教师在台上“满堂灌”的现象,避免了单调沉闷的课堂气氛;其次,多媒体课件解决了教师板书的问题,把教师从繁重的讲解中解脱出来,使教师可以安排适当的提问、讨论,把更多的主动性交给学生;此外,多媒体课件便于学生拷贝,节省了学生课上记笔记的麻烦;最后,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直观的讲解,减小了听讲难度,有助于学生克服畏难情绪,从而增强学习积极性。 2.课堂实践性教学:适当的实践性教学可以培养发扬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宜采取课堂讨论和文学小论文的形式。课堂讨论前教师布置讨论题目,学生课下查资料做准备,待课堂上师生讨论交流。而文学小论文的写作使学生在查找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性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意识,使其自己发现学习的兴趣点,并在研读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但应该指出,实践性教学不可能代替课堂教学,安排的次数不宜多,应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接受程度而定,否则会适得其反。 3.重视利用网络资源:学生课外网络自学与教师辅导答疑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每次课前教师要求学生自学即将讨论的作家生平及主要作品、相关文学术语等,鼓励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发现问题,拿到课堂上供师生讨论;同时,教师的辅导答疑是在课堂教学之后进行的辨伪解惑和个性培养的必要环节,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英美文学的兴趣。目前有很多文学课开设了课程网站,提供各种文本链接供学生阅读,还有留言板供师生提问、发表见解等,这些现代化媒体手段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4.讲座与录像:聘请知名学者开设英美文学系列讲座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它能拓宽学生视野,浓厚学习氛围。周末播放经典文学影片既可以弥补学生阅读量的不足,又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讲座与录像应与教师的授课相呼应,避免讲座和录像与教学脱节。实践证明,专家讲座与文学影片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细读 正如王守仁教授呼吁的那样,英美文学课要吸引学生,就“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模式”。(王守仁 2002:10)细读作品可以使学生直接感受作品的精妙。比如细读Lamb,可以使学生体会William Blake质朴而富有音乐感的语言,领略其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以及对宇宙和谐的领悟和向往。细读作品首先要吃透语言,同时要分析作品形式的意义。本世纪新批评及叙事学等的崛起,使人们认识到作品形式往往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作品形式仅是作品内容的载体,其本身也具有实际审美价值。此外还要领会作家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的深刻内涵。总而言之,英美文学课应该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对文本进行语言、文体、思想等多方面的阐释,达到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把握文学内涵的目的。 (三)发挥英美文学课的审美功能 英美文学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英美文学教学的支撑点就在于通过作品引导和启发学生挖掘文学作品的美。首先要使学生们感受文学语言的生动形象性、意蕴深刻性和内涵丰富性,使其受到美的感召和熏陶。此外,要引领学生理解作品中歌颂的美好的人类情感;通过阅读作品中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与作者产生共鸣,从心灵深处被打动并震撼,从而被文学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运用美的语言及情感,提高学生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的能力,使学生对作品反复玩味,对英美文学课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强调文学课对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作用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Bassnet 1993)。阅读文学作品时,学生亲临语言环境,感受不同场合中不同语言的运用。文学作品中的英语“是学习英语和文体知识的可靠材料”。(陈许 2001:36-37)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英语的精华,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反过来,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调查发现:“语言能力越强,学生对文学课的兴趣越浓”。(白锡汉 2000:68)因此文学课必须使学生认识到英美作家作品中英语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 “本科阶段打下文学阅读和批评的基本功,让学生产生对文学的兴趣,消除他们对文学的敬畏心理,应该是英美文学教学的基本定位和目标。”(范谊 2005:155)这把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教师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方面做足了功课,才有可能实现教学大纲中所提出的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广大英美文学课一线教学教师一直在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上进行探索和创新。本文就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旨在求教于方家,以期共同努力把英美文学课建成一门具有趣味性的课程,使英美文学教学勃发生机。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 一、文学是人文理想教育的源泉 英国十九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大学应以培养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于一体的自由教育为主旨。因此大学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文学教学,文学教学的精髓是发扬人文精神,惟有搞好文学教学才称得上踏踏实实地谈人文理想的教育”。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宝贵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有关文学课程的培养目标中写道: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学生们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奋斗的艰苦历程,也可以领略到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体验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在阅读作品时,学生们仿佛在和那些具有丰富思想的作家们面对面地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经历。在这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得到锤炼和升华。因此,文学对于学生完善自我,提高素质,接受外来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之一。 二、英美文学是英语语言学习的宝库 就语言教与学而言,语言能力通常指词汇、语法、口头及书面表达的能力。但是,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获得信息,最终阐释信息。因此,语言具有交际功能。这样,一般所指的语言能力就上升到交际语言能力。Canale 和Swaine (1980)认为交际语言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交际策略能力。Bahman (1996)指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语言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仅包括对语言知识的掌握,而且包括在交际时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语言的使用不仅受制于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规则,还要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1.通过英美文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是语言最完美最崇高的形式。语言依赖文学展示它的美,文学依赖语言表达它的含义。加强学生对语言结构的意识无疑是教学的最高目的,而文学使学生接触到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语言知识。波维(Povy,1967)指出文学会提高所有的语言技巧。通过词汇各种各样广泛精巧的运用及各种复杂贴切的用法,使文学扩展了语言知识。为达到语言运用的目的而在教学中加入文学的优势,正如麦克开(Mckay,1982)所说:“文学在论述中展示了语言。在这展示中,环境的特点及角色的关系都被限定,表达某一特定语意和方式的语言溶于一个社会环境中,所以,为什么某个特定形式用在某处是有原因与基础的”。可以看出文学是提高语言用法、意识的理想之源。文学作品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中的思想,感情和事件,学生很容易将这些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所示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并对此产生兴趣。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这种个人相关性和兴趣性,在提高动机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学生可通过作者的眼睛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来感受语言的不同,对自己的阅读起到推动作用。另外,由于文学包括了各种语言基础和主题,因此,它为学生提供的不仅是学生感兴趣的阅读,而且提供了练习多样阅读策略的机会。通过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学生们熟悉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各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因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阅读能力。文学对写作能力提高也是重要的。文学是词汇和句法结构使用的范例,它是日常生活语言的一种最优美的表达形式,这一点,许多词典中的典型例子都出自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优秀文学作品在书里语言典范方面的优势。学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通过作者的词汇形式和准确表达来自然地习得这些词汇和句法,这对解决他们写作时不知如何立意,从何处入手,如何选词,如何造句等问题的解决是大有帮助的。此外,通过文学作品,学生还可以获得大量接触非正式语言的机会,而这些生活化非常强的语言,也正是英语学习的难点。综上所述,文学课与语言学习的各项基本技能的训练课有着直接和全面的联系。 2、通过英美文学学习文化、培养英语思维。每个社会集体都有它自己特定的语言,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社会制度、生产方式。语言同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如果学生只注重词语层面的学习, 就会导致在英语环境中的交流障碍, 许多中国学生可以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但是却不适应场合, 或者外国人根本就听不懂。另一方面, 在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 或者在看英文原版电影时, 不能真正地理解, 这是因为这些学生缺乏社会习俗、历史背景、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 理解文化也必须了解语言。”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它反映社会和现实生活,它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的结晶,是文化的载体,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永恒的审美价值,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因素。 学习文学作品和了解社会文化的背景,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英语教学中尤为明显。 通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学习目的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使学生会有更多机会接触语言环境, 同时也加深了对东西文化差异的了解, 他们的英语整体水平也会大大提高。因此, 英美文学课在整个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养成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习惯,有助于大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文化。胡文仲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谈到,不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谁也不可能与该国人民进行准确的交流。外语教学中,强调教学的重点在于语言本身是正确的,然而割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忽视文化的教学,单纯的语言教学是不全面的。文化有赖于语言,依附于语言。学习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学习文化,学习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Marganet Ebrooks 认为:“对于文化差异的了解是文学学习中最大的潜在收获,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文化精神的差异,即便对一个与自己时代和地方不同的作品的本语者来说,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个问题对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人来说无疑会显得更大一些。” 童恩正先生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的区别,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类客体观察和理解的角度往往有所不同。”我们遇到的问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例如,汉语中的“西风”与英语中的west wind,其客体意义相同,而其引申义或喻义则完全不同。汉语中经常有“喝西北风去吧!”,意即西风代表什么都没有,或不受欢迎的风。但是,在英语中的 West wind 是极为温暖而受人欢迎的和风,代表着希望和力量,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笔下的 “Ode to The West Wind”。汉语中有这层含义的风是“东风”或“南风”。这种差异现象是由于中国和英国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此,如果在学习或阅读时学生不懂这些,那么就无法准确理解作品的含义,欣赏作品的美也就无从谈起了。 3.利用文学作品创造语言环境。学习英语的最理想的方法是亲临语言环境,感受其文化氛围,但现实是不可能我们所有学习外语的人都到目的语国家去。因此,我们的教学缺乏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语言环境。教学只局限于听、说、读、写、译等教材或一些音像制品上。实践证明,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学习英语环境欠佳的情况下,通过英美文学的学习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满足跨文化教学的需要。英美文学是学生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来源。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把个人的体验和情感参与到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英美文化中去。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比较鉴别,了解中西方文化中的相同处和不同处,做到知已知彼,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敏锐性。在阅读文学作品是,可以使自己融入当时的情境之中,感受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该说什么样的话;对不同的说话对象需要使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和用词;词语和语句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等等。 英美文学是英语学习的一种重要资源。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增加英美文学方面的教学内容,不仅符合素质教育的原则,也体现了英语专业的语言教学目的。英美文学与人文素质、语言、文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随着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社会对英语教学目的和英语人才的培养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坚信英美文学学习将在英语专业学习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学可以培养学生优雅的兴趣和爱好 文学作品除了说教、传承文化等功能之外,还有娱乐的功能,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文学的这一功能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的,文学在起源之初就潜具娱乐功能,是人们在劳动之余,为了打发和消耗剩余的时间和精力才萌发出的人类的一项活动。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就有类似的论述。孔子说:“《诗》可以兴。”“兴”为“感发志意”,激发人的情绪,也包含着审美功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对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有了自觉的认识,如陆机《文赋》说创作是“可乐”之事;萧统《文选序》指出作品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功能。唐至清代,文论家提出了“解闷”、“相慰”、“相娱”、“以文为戏”、“娱耳而悦目”、“快心”、“消愁”等观点,所论范围从诗文扩大及小说戏曲。这种娱乐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个方面:即“自娱”和“娱人”。“自娱”指文学创作对作家来说具有娱乐性的;“娱人”是说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具有娱乐作用。当前,我们身处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物质利益和享受倍受崇拜的时代,人们为娱乐而享受文学,不仅使我们紧张的肌肉放松,增强其生命力,而且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满足了人的娱乐需要,更是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人的文化内涵,使人的生命质量、精神境界和审美品位不断提高。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的大学生稍有不慎就可能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因此,必须加强文学教育,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尽情领略世界文学名著中的精神财富,在课余时间能养成正确的爱好和兴趣。“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对于新一代的大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 英美文学是英语学习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必须加强和重视对于英美文学方面的教学,这不仅符合素质教育的原则,也体现了英语专业的语言教学目的,同时也能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英美文学与人文素质、语言、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辅相成。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文学课程设置及学科建设的思考 摘 要:要培养具有扎实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运用英语从事研究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文学 课程设置、改造和建设不可忽视。结合笔者所在院校教学特点,目前,应在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增设英美文学导读、英语文体学与文学批评课程。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平衡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文学课程 学科建设 平衡发展 目前,我院英语学科呈现不平衡发展的势态。我院现有的重点学科主要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无论是从教学梯队、师资力量还是从课程设置角度而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势头强劲。而文学学科的建设相对薄弱,课程设置有不太合理的现象,并且没有体现文学学科在本科阶段教育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相对单一,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鉴于此,笔者建议我院英语专业增设几门课程:英语文学导读、英语文体学和文学批评,保证文学课程教学的系统性,“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创新能力”(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 一、英美文学导读 文学教研室现有课程为英美文学史及选读,均在三、四年级开设。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下来,发现很有一部分学生会出现对英美文学作品知之甚少甚至毫无了解就开始进入文学史或选读学习的现象。加上同年新开设还有高级英语、修辞学、语言学、词汇学、第二外语等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从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一下子进入到三年级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骤然之间要应付诸多全新的课程,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精力分配上都有些吃力。而之前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如综合英语、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更多地注重对学生语言的基础训练,并且教材内容的选取上也越来越多地注重学生在多样体裁文章的理解与语言能力,与文学本身的相关性并不是十分密切。而低年级学生经常有吃不饱或课下不知看什么书的情况发生,有些老师会给学生开出一些书单供学生课后阅读,但实际情况与老师预期的尚有距离。经过与其他教师的讨论及对学生学习方式及态度的观察,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学生多少有一些惰性,如果老师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学生课后阅读很容易放松;而我院基础课程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都较繁重,除去完成份内的教学任务另行给学生进行学习监督或评估,无论是在精力上还是课时安排上都不太现实;二是即使学生有阅读书目,有时也觉得要看的书实在太多,无从下手,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知识的摄入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 另外,英语专业学生在基础阶段的学习任务无论是相对其他专业学生的学习任务还是相对本专业高年级学习任务都是比较轻松的。在基础阶段给学生开设英语文学导读一类的课程,不会带来过度的学习负担或压力,并且可以较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并带领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加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既能综合帮助学生巩固基础阶段语言的学习,又能形成对文学作品基本的感性认识,符合人类对新知识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这样一种基本认知规律。当然基础阶段文学导读课程教学中,要注意文学导读课与高年级文学史及选读课程“内在的系统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也要注意导读课程与基础阶段语言技能课程之间的联系,“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同上)。这样,既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大学四年学习的连贯性,同时也能体现我院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设置与教学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加强文学课程与基础课程的关联性,使文学课与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文学学科的系统建设。 二、英语文体学 开好文体学课程,关系到英美文学这类专业知识课程能否达到理想的、最好的效果。开好文体学这门课,一方面,能保证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学课上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做到能学以致用,打破抽象的语言学知识与语言实践之间的很难逾越的隔阂,学生不但可以掌握文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学会文体分析的方法,了解各类文本的基本问题特征,对学生毕业后的教学、翻译等工作以及今后的继续深造会大有裨益(董启明2008,iv)。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的英语文学分析能力的同时,也是在培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备的能力和素质,也是人文素质培养、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文学分析能力的养成,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从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积极的人文精神,从而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把专业教育与素质培养真正结合起来(山东农业大学英语文体学精品课程组2006)。 因此,开设英语文体学课程,完好地体现了高校英语教学“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这一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开设英语文体学课程,有利于教师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以科研促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能力,从而促进英语文学学科的建设,使我院语言学与文学学科能够平衡发展 三、文学批评 多年来,我院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课程,但是,缺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课程,许多学生写论文时如何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同时专业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 而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开设文学批评课程也符合高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于规定。据笔者了解,国内也有少数高校(清华大学)给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英语文学批评的课程,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该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角度以及手段,使学生学习和掌握当今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改善和更新学生的理论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参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训练并提高学生评论文学现象的实际能力,正确分析和评价个中文学现象。 着眼于我院学生目前学习与科研能力来看,尤其是从毕业生论文的撰写来看,很大一部分学生对文学方向很感兴趣,但是,真正能够写出像模像样的文学论文、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学生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学生并不了解专业文学批评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文学史及选读课程是给学生授“鱼”,那么,文学批评之类的课程就是给学生授“渔”。从小处看是学生知识的缺乏,从大处看是我院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比较薄弱。我院的重点学科是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如果要外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能够平衡发展,应加强文学课程的建设和发展。而课程与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指导学生具有基本的科研能力。要培养能从事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求学生不但手中有“鱼”,更能够出海而“渔”。因此,可以“通过教授学生理性的文学批评知识达到扩展学生系统逻辑地进行思维的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逢振 2004,转引自Guerin 2004)。 四、结语 课程设置及学科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开设新课和改造现有课程更是需要专业教师及研究人员认真、统筹考虑,结合各学院教学特点,重点摸索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英语专业文学课程的设置以及修改不仅关系到学生学习的整体性、创新能力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是英语学科建设平衡发展的重要环节。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与英语专业素质教育 摘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要求的提高,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对英美文学教学进行适时的改革,真正发挥其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已势在必行。本文在英美文学教育意义再认识的前提下,分析英美文学教学的培养目标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结合自身英美文学教学实践,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探索性改革,在加强英美文学专业素质的同时,以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 在过去十多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是英语专业主要支柱课程的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学内容在不少高校英语专业大纲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许多英语专业学生甚至在大学四年没有上过一门文学课。文学似乎已成为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课程表的一件饰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更多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学习热情已转向与市场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有助于就业的实用性课程,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外贸英语、旅游英语等。文学课程受到冷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所有讲授外国文学课的教师都有责任为英美文学课程大声疾呼,强调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地位,准确把握其培养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英美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并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外语人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英美文学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文学教育自古就具有深厚的传统,从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语言功能,到梁启超的“熏、浸、刺、提”的社会功能,再到鲁迅弃医从文,疗治国人的“劣根性”以图国家的振兴,文学可谓渗透到了人类历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重要武器。而对于生产力突飞猛进,物质文明不断前进的现代社会,文学丰富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则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慰籍孤寂的心灵,陶冶高尚的情操,塑造伟大的人格,还可以抵御物质主义侵蚀,防止人的异化与物化,为人类开拓广阔的精神空间和心灵世界,这是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也正对于英语专业学生,乃至于全体大学生,接受系统的英美文学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更加全面了解西方社会与西方人,借鉴西方人文精神的精华,反观本国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丰富自己的母语文化;更进一步深化英语语言的学习,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刻的层次上进行学术、文化、教育、贸易等方面交流,以期达到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和远播中国文化精华的双重目的。 二、改革英美文学教学以推进素质教育 为了摆脱英美文学教学目前的困境,达到英美文学教学的培养目标和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进行自身的改革,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诸方面。 1.转变教学理念。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应改变教学理念,抛弃过去那种认为文学教学就是课文分析、知识灌输和教师“一言堂”的观念。教师应不断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从过去的单纯的灌输知识,转向重点培养学生赏析、思辨和创造的能力;教师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改变应试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学习观念。同时,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成为课堂的主人。只有教师和学生从观念上转变了,才能纲举目张,否则其他问题无从谈起。 按照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英美文学的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作品意义挖掘和实现过程,也是新意义的创造过程。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主张,要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体验和再创造。在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重视学生对作品的参与和理解,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共同分享阅读体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感受到文学思考和交流的乐趣,才能开拓他们的视野和思想,才能使他们的分析和审美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才能使文学课程为启迪思想、激发创见、开发潜能的人文素质课程。 2.更新教学内容。在实际的英美文学教学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制约英美文学教学效果提高的现象: ⑴长期以来英美文学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注重从思想内容、写作特点与手法对作品进行“八股式”的分析和文学常识的单向灌输,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介绍偏少。学生缺少理论指导,不能科学和深入地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这势必影响学生的分析、思辨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以致影响其毕业论文的水平。 ⑵大多数英美文学教材按照年代顺序编排,教学从早期诗歌等古代作品开始,到20世纪初或20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就给教学进程的安排造成两个困难。一方面,早期作品难度较大,要么生词太多,要么篇幅太长,要么背景遥远,教师往往忙于讲解语言难点和讲述故事梗概,缺少对作品的审美解读,也导致了课程进度缓慢,学生觉得索然无味。另一方面,教材对20世纪中叶以后及当代作品、思想和流派的介绍偏少,甚至缺失。加之,受授课学时所限,教师只能浮光掠影地对这一时期进行介绍,对这一思想和流派异彩纷呈的时期了解甚少,学生很少读到更贴近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作品,从而造成了学生文学史知识的断裂和不完整,这也势必影响到学生整体的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的提高。 为此,笔者在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做了如下尝试,在教学中产生了明显效果。 ①对于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时期,不占用太多的课时,做轮廓式的介绍。主要以史为纲,明晰其产生和发展背景,明确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各种体裁作品的艺术特点和语言难点为中心,指导和帮助学生课下自学其作品,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②对于20世纪中叶以后的现当代时期,适当增加学时,在强调其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前提下,着重介绍在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品、文艺思想和批评方法,并列出参考书目,布置数个有代表性研讨题目作为作业,供学生在课下阅读之后思考讨论,并以书面作业的形式上交讨论纪要和心得,一再监督和检查其自学效果。这样既解决了教学进度问题,又弥补了教材的不足,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英美文学的发展史,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鉴赏、思辨和分析能力,经过实践,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③为了更好地解决教学进度问题,在授课前与讲授《英语国家概况》课程的教师沟通,了解其教学实施计划和其授课重点,并随时了解学生学习英美两国历史发展背景的具体情况,从而做到根据教学进度,对背景介绍做到有的放矢,减少教师的重复讲解,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3.改革教学模式。教师应把原来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讲解和灌输,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的,启发式的和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不错的反响。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和讨论,加强师生的互动,使其成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课堂。在教学中加大了文学作品赏析部分的比重,节选了一些对学生具有显著启发和教育意义的经典作品,进行课前预习性阅读,并留出问题供他们思考。对于戏剧片断和诗歌,则要求其在课堂上表演或吟诵,体会其含义和韵味,然后就提出的问题展开课堂讨论,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总结。开始,有些同学不愿或不敢发言,但随着教师的引导和讨论进入高潮,热烈的课堂气氛和文学自身的魅力逐渐吸引着愈来愈多地学生参与进来,有时大家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课堂俨然成为了辩论课。尽管有些学生的观点还不够成熟,语言表达不够流畅,但在教师的热情鼓励和正确引导下,他们愈来愈喜欢文学了。文学成为学生感悟人生哲理,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的大课堂。 4.改进教学手段。首先,笔者在课下精心制作了英美文学教学课件,利用多媒体资源授课。在课件中适时地加入了图片、图表、音频和视频资料,并根据教学需要,充实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和欧洲文学等辅助性知识,营造了立体式的文学欣赏环境。这样不但增加了授课的直观性、生动性,使其很快进入课堂角色,还便于知识的识记,有助于其学习兴趣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忙于作笔记,学生的注意力更加专一,为其积极思辨和课堂互动提供了条件。同时,每次课都留下相应的思考题,在下次课上进行讨论,并对其发言情况进行记录。另外,每学期撰写不限题目的小论文,以作为平时成绩的参考依据,这样就加强了对其课下自主学习的监控和学习效果的检验。 三、结语 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除了专业素质以外,还应包括道德素质、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英美文学教育可以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为大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实现素质拓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文学素养和文化背景支持,这是别的学科与科目无法取代的优势。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和困境,每一位英美文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有责任肩负起素质教育的重担和使命,不断探索,勇于尝试和创新,勤奋工作,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外语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