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人才培育方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缺乏鲜明的特色和实用的技能,往往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众化过渡,以新机制与新模式运作的独立学院迅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独立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对传统汉语言专业在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什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在独立学院如何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人才?这些问题的思考,关系到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改变传统专业窘迫的困境,实现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命运。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应用性辨析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一个专业,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承载文化熏陶以及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注重学生精神成人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一代代的中文学子,吸取古今中外人类精神成果,净化灵魂,完善人格,并把它内化为自身的现代人文精神传播实施到社会中去。第二,重视基础,夯实基本功,为学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固然不如新兴专业重实用技能,但重理论性、基础性、综合性,这为学生打下功底、挖掘潜力、发挥后发优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中文专业学生比之于新闻专业,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后发优势往往强于新闻专业学生。第三,适应面广,融贯形上形下,为学生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中文专业的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搭建一平台。藉此平台和能力,可迅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的迁移,并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可从事教师、新闻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等多种行业,社会认可度较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体现 谈起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问题,有的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基础学科,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和汉语言文学、文字的重任,着重对受教育者进行情感的熏陶,是一种“情商”的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功利性、实用性。有的认为中文系培养的人才及其科研成果,都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难以直接服务地方经济。在传统专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加以辨析。 1.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基本定位目前社会提出了多规格多类型的中文学科人才需求,且更多的是以中文为基础,兼具其他能力的人才。这种能力的具备,需要从所学的专业基础中提炼出需要的文字功夫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内化为自身对世界、对人的理解和观察能力,并最终转化为工作能力。因此,在中文人才的培养中,如果撇开专业特色,过分强调应用性,如秘书技能、新闻学,就可能因为基本功不扎实而“画虎不成反类犬”。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是上承学科研究成果,下接职业技能训练的中间环节,肩负着吸收学术成果,拓展能力,指导具体实践,形成职业技能的任务。概言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既要有理论的修养做功底,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应用性的基本定位。 2.拓展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方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加大,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所培养的单一模式的人才规格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方式,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保证基本的课程学习,应积极拓展专业方向,如语文教育、新闻传播、文秘等等。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 3.服务地方社会经济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基本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体现在为地方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发展动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地方经济直接服务,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中文系开设的大学语文、公共关系学以及传统文化与企业家创业成功的案例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应用,实现文理渗透,甚至提高企事业管理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定位对独立学院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新要求 独立学院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以新机制和新模式办学的新型办学实体。办学历史虽短,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独立学院虽然明确定位为普通本科院校,由于其培养对象与一般高校迥异,其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必然有别于普通高校。2003年,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应主要面向地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发展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急需的短线专业”。这一规定,从政策上要求独立学院应以培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同时,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己任也有着现实的依据。受传统“学而优则仕”和重学术轻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普通高校人才培养自觉不自觉地以造就学术型人才为己任,忽视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高职培养模式陈旧,办学层次较低,师资水平有限等现实令高职难以担当培养优质应用型人才的重任。独立学院有办学自主权,能够灵活地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调整专业方向。这些优势都为独立学院培养优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大学的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对社会的功能自然有所差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不同大学也自然有不同的定位,实现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独立学院建设发展的方向是应用型的,培养的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一定位,决定了独立学院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既不能一味地模仿或照搬普通高校或母体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要有别于高职院校的“高级技术人才”的较低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定位在:“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学修养的,一专多能的应用型、复合型汉语人才。”这是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对独立学院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三、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的定位应该建立在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成才需要的契合点上,建立在与其他院校同类专业、与本校其他专业的差异点上。任何专业的应用性都在专业基础上增强能力培养和实际应用能力,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贴近社会的人才需求。如何把这一原则应用到独立学院的实践中去,本人结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抛砖引玉。 (一)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 当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汉语人才,即以中文专业为基础,兼具其他能力的工作者。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所谓“一岗定终身”的现象趋于消失,因此,在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摒弃传统的“专才型”,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成立,就明确提出“培养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汉语和英语运用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胜任与语言文学相关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抓两头、重内涵,即一方面强化人文基础课程,坚守“人文教育”的阵地,强调文学修养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注重应用型基本技能的培养,如汉语和英语的运用能力,计算机的使用熟练程度。这种培养目标的确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增强学生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能力。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07年的招生计划中,打破了传统高校中文系只招文科生的惯例,招收部分理工科的学生,通过文科和理科的交叉、融合和渗透,强化文理兼容的教学特色,使学生具备交叉型的学科智能结构和综合素质,具有能在更宽广领域拓展的可持续发展潜质。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也是适应交叉学科的兴起的需要。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与计算机、信息处理专业交叉衍生,融合渗透,也为培养新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拓展专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 传统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沿袭了苏联式文理大分家后适用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目标模式相对单一的办学模式。近20年来,虽然这种专业模式不时地有所调整,但受习惯思维和僵化的办学机制的影响,传统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仍带有“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浓厚的痕迹。独立学院灵活的办学机制,面向市场的办学原则,赋予独立学院改革传统高校汉语言文学狭窄的专业设置、僵硬的专业课程体系的使命,使其摒弃传统之弊端,拓展专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实现新生和发展。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了新的突破。例如在保留传统中文培养风格的基础上,依托母体学校的优势,形成了中国文学、高级文秘、汉语教育以及中文信息处理四个专业方向的发展特色。同时,注重应用性课程的开设,优化课程体系。实行“模块+特色”的新型的课程体系,即4大教育模块:技能模块、通识模块、学科教育模块和专业教育模块。通识模块、学科教育模块重专业和基础,瞄准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强基础课、专业基础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并注重文理渗透。技能模块和专业教育模块,尊重学生个性发展,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多方位拓展专业方向,坚持人才培养方案的个性化、多样化,坚持英才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为某个领域专业深造做好准备,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兴趣,力求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以能力为本位,设置相关的职业课程,例如公共语言学、秘书学、公共关系学,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技能,提高解决生产、服务和管理方面问题的实际能力,突出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新型课程的设置,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的需要,适应学生个人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个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建立健全校外实践基地,注重实践教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多层次、各种类型的实践教学体系。应用型本科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内涵应该是:课内外紧联系、校内外相结合,从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入手,本科教学专业实践的环节总时数需占教学计划总学时的一定比例,并且要贯穿人才培养的始终;加强实习带队教师的遴选、培养,真正发挥带队教师的指导作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教学与突出技能的培养,加大应用与实践的比例。有别于其他高校只设置毕业实习的教学环节,该系还增加“中期实习”,即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三周的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明确今后两年学习的方向,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2006年暑期,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与石狮市委党校合作,组织实习小分队到石狮进行“文化强市”的课题调查,并汇编成“文化强市求索”的调研文集出版,开创了独立学院学生出书的先河,得到了石狮当地政府和学院的高度评价。同时,这次实习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力,是探索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的有效尝试。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一直致力于开辟多样化的、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实习基地,从建系至今,已经与各类不同性质的单位建立实习合作关系,如漳州二中、厦门市思明区政府、福建省电视台、福州晚报社等等。这些实习基地的建立,是学校联系社会的窗口,满足学生不同的专业研究、就业方向的选择,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得以真正实施的最重要保证。 (四)与职业技能鉴定接轨,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受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是提升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杠杆。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这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他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两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培训,满足学生获取教师资格证的要求;开展秘书证、人力资源师资格培训,让更多的学生获取高级秘书、人力资源师等从业资格。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的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 (五)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施,不仅要充分挖掘校内有效资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更要发挥独立学院学生活动能力强,参与意识重的特点,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意识。学生组织是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重要平台,具有联系广、凝聚力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对大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发挥重要作用。重视学生社团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学生工作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中文系成立之后,各类代表学科特色的课外活动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如深受欢迎的“南太武文学社”、“一方话剧团”,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读书沙龙、小说连载活动以及影视协会、羽毛球协会、华文协会等社团组织,充分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原则,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收获颇丰。 四、结语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正在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有利于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承载着人类对完美精神的孜孜追求,又服务于社会科技能力的获取的古老学科,在独立学院的土壤上,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和挖掘自身的优势资源,注意发挥专业特色,以学校的定位和确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为参照基准,找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成才需要的契合点,才能更好地使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实现新生和发展。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在就业市场寻求新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中设置历史悠久,多年来专业发展比较成熟,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建设颇具特色,教学科研成果丰硕,培养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领域中担负着重要角色。但在看到辉煌过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正视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现实中面临的尴尬局面。面对从“香饽饽”到“鸡肋”的尴尬处境,地方高校究竟该如何作为呢?紧跟学生就业市场变化,主动寻求应用型专业发展之路才是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的上策。 一、制定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包含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实践实习等要素。培养目标是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高校对这个专业的认识与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常常被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显然,这种培养目标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淡化了对学生将来实际工作能力的养成训练,培养的是学术型、科研型人才或是“万金油”式人才,没有特色,没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时新之求。根据学生就业岗位能力的要求,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构建一个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而非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目标。我校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处理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语文教学工作以及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宣传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该目标强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专业方面应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而非掌握该专业的系统知识;该目标把原来的一个培养方向分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着重培养毕业生的语文教学能力、文秘管理能力和新闻采编能力。这种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各高校表述不一,但应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应用型、高素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在掌握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其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的语文教学能力、新闻采编能力、谈判沟通能力、管理能力等等。 培养要求是培养目标的具体表现。在培养要求方面,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培养方案明确提出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专业基本知识和能力:1.掌握文学艺术、语言学、中国文化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文史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掌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学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汉语言知识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3.掌握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基础知识,具备解读和分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能力;4.掌握汉语言文学和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知识,具备在中等学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能力;5.掌握文秘、新闻等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具备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采编、广告策划的能力。应用型课程设置是实现应用型培养目标的具体保障措施。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设置模式多为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这种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典型地体现了学术型、科研型的培养目标。专业必修课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外语言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各高校可谓五花八门,但设置的原则是“以教师为中心”,关键看教师的研究方向,我校原来共开设了49门选修课,诸如鲁迅研究、三国演义研究、圣经研究等等。那么这些专业选修课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有何作用?效果如何呢?跟踪调研时几位毕业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选修课无论对语文教学还是做秘书没有什么直接作用。既然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没有什么作用,那就必须“下课”。在设置应用型课程体系时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一点。首先在设置模式上改变了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的模式,实行“平台加模块”的模式。其中平台包含了通识教育课程平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又分为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原来的专业必修课对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学生应用能力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时,我们把原有的专业必修课保留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中,同时,还保证这些课程有足够的学时。部分学校削减或整合这些课程,笔者觉得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足取。但这些专业必修课不能再沿袭原来的教学方法,语言类课程不能过分注重语法知识的传授和语言理论的构建,而应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应用能力,文学类课程不能只注重文学史的传授,而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能力。在设置模块课程时,我们根据学生未来的就业岗位,设置了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在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中设置语文教师、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分别开设了相关课程。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既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又要考虑与专业方向课程模块的衔接,在这些模块中我们开设了自然科学、语文师资、企业文员三个方向的课程。原有的49门专业选修课被整合为现在的4门课程。改革课程体系时,我们在保证“文味”的基础之上,重点思考如何设置“应用性”的“模块”课程。 二、加强实践教学,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各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有的培养方案往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批发式”讲授,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只有理论体系,缺乏实践能力的构成。目前,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安排大致如下:国防教育、劳动课、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师范性质)、教学见习等。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只有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是实实在在的,国防教育、劳动课、教学见习等基本形同虚设,既无具体的实习内容,又无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实习安排对于毕业生形成语文教学能力不无帮助,但对于其他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就没有多少作用了。根据学生目前的就职领域,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实践教学。其一,增加实践课,注重实效,改革实践课考评办法,改变理论教学为主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实践课的开设旨在提高学生将来的从业能力,围绕前文述及的三个模块,我们在教育实习、毕业实习的基础上增设了应用文写作实训、文秘实习、新闻采编实习。在实践课组织形式方面,过去多采取学生自找实习单位,自主实习的形式,学院满足于发一纸文件,收一份实结,不检查也不好检查,学生到哪里实习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样的实习只能流于形式。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对实习方式做出了明确说明,实习时间、实习地点、实习内容、指导老师及管理办法都落实到位,这样就保证了实习效果,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考评办法方面,要调动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在《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一文中介绍了该校人文系对学生能力的测评方法值得借鉴。对于教师指导实践课程应该给予理论教学同等待遇。其二,加强仿真性和真性实习基地建设。仿真性即岗位模拟,真性即岗位介入。岗位模拟和岗位介入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岗位模拟需要建立相关的实验室。当前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文科综合实验室。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良好。在实验室中可以开展电子政务、网络编辑、应用文写作、秘书实务等课程教学。岗位介入则必须建立相关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的建设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囿于工作性质、工作场所的限制,许多单位不愿接受毕业生的实习;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受限于教学统一安排,学生众多等因素,也很难集中安排实习。但各校可以结合实践教师的聘用,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的教育、政府、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地方上述单位建立稳固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从而建立稳定的校外教学实训基地。其三,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当前,我国许多职业领域都实行了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时必须适应社会的这种需求,结合实践教学,大力开展和推广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小学语文教师模块可以开展教师资格证的考核认定,新闻传播模块可以开展网络编辑和记者编辑资格证的考核认定,企业文员模块可以开展秘书资格、驾驶员资格证的考核认定。在学生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各校应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职业资格认定工作,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其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应用型专业需求的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实践课的实施还得依赖教师。当前,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大多具有高学历高职称,但他们缺乏与所授应用型课程相应的实践经历,对社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知之不详。这种实践经历的缺失,就导致部分教师不能胜任实践性课程教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采取了“送出去”和“请进来”两种做法。“送出去”,即把现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师资进行整合,分为“基础文科教师”和“应用文科教师”两类,把“应用文科教师”送到“基层”即著名中学、新闻机构,企事业单位进行岗位体验,使他们熟悉上述岗位的能力需求,提高他们从事专业实践课的教学能力。“请进来”,即聘请新闻媒体的资深记者编辑、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教坛新星、政府部门办公室主任、企业高级文员到高校做兼职教师,他们丰富的岗位实践经验一定会给教学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既可以解决实训师资紧缺的问题,又可以密切校方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为学生岗位实习创造有利条件。 总之,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之路应紧密关注学生的就业领域,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衡量自身的办学条件,在保持“文味”的基础上,在小模块上突出应用性,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网络教学方式 近年来,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普遍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在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几乎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都在强调实践教学。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比较多见,但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本科院校,有其自身的特征,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其他高校的经验对我校不一定适用。因此,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结合自己的校情生情进行实践教学。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实践教学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前学生的能力现状、当前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看法,分析其特点,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创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力求建立体系化的实践教学,从而突出能力培养,突破制约学生顺利就业的瓶颈。 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能力现状、对实践的需求等各种情况,结合我校民族类普通高等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一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二是固本与实用联姻,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是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实践的兴趣。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多媒体教学方式 教学模式是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学活动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主要就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把学习与学生的内部心理过程分开,强调的是外部的刺激,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整个教学的过程就是以教师为主,剥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计算机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已经没有办法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所以,要尝试新的教学模式,让汉语言文学专业焕发新的活力,本文主要是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当中的多媒体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分析教学目标 建构主义教学是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做好学习中的指导工作,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同时还不能够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因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帮助者,信息的加工者。教材提供的内容是学生主动建构的内容,多媒体也不只是一种教学手段,而是用来创设情境和学生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教学模式当中,教学、学生、教材以及多媒体都有不同的作用,而且这种关系很清晰,所以是一种很稳定的结构形式。教学的课程不同,教学的对象不同,所以教学的目标就会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水平在各个院校当中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要根据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生来制定相关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总体文化素质。这样才能使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应用网络手段 信息资源是在学生学习当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源的种类以及所有这些资源在学生学习当中起到的作用。教师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根本,来对学生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网络的学习资源,教师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阅读的背景和阅读的欣赏等。教师要确定主题在学生的学习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所以,教师就是在线的查询顾问,首先教师本身要掌握好多媒体技术,要学会在网上如何查询相关的信息,而且能够开发自己的教学课件,并且把这些资源应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教学当中还可以建立一个专题的网页,比如在学习鲁迅的作品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来把各种教学资源组合,通过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给学生做讲解,制作成网页,供学生来使用,在这些网页当中,可以增加超级链接的栏目,方便学生的学习。 三、创设情境教学 在汉语言文学教学当中,创设情境要能够创设和主题相关的,而且要比较真实的情境。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类的课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学科内容有严谨结构的情况,这时要求创设有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其中应包含许多不同情境的应用实例和有关的信息资料、以便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主动发现、主动探索;另一种是学科内容不具有严谨结构的情况,这时应创设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应能仿真实际情境或还原实际情境,从而激发学习者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交互过程中去完成问题的理解、知识的应用和意义的建构。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教学中,将作家写作的环境、年代等,利用网络手段,使学生充分“走进”作品所发生的年代、氛围,感受、体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在网上成立学习小组,利用学校教学平台,打破年级、班级界限,以课程或专题来组合,教师与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讨论空间来讨论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家和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来协作学习。学生还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发表自己的各种体会,还可以提一些问题,学生互相之间也可以进行解答和讨论;教师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来提问,并且参与到讨论当中,纠正学生在讨论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学生还可以分组来进行讨论,以小组的形式来提问题,解答问题等。 计算机以及网络都在快速发展,教师与学生通过网络来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无论如何,网上的学习都是我们教学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模式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由于网络的技术而忽视教师的存在,教师要起到主导的作用,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需要,来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学生的需要,提高总体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教改途径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而默默无闻。国内大部分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依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核心课程的设置都是以纸质文献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正在消失。这是我国所有中文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中文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能说能写、具有相当涵养的“文化人”;因此能说能写是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工具人性的首要标志。中文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文写作;一类是文学写作。前者属于工具职能;后者属于自由天性。前者需要努力,后者需要天分。当然天分不可以制造,但可以开发。前者培养文秘人员,后者培养作家。那么,我们有理由将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写作人员;一类是培养自由写作人才。全国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都当作家,因此前者是中文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才是“精英教育”。 实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之路,北大中文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已经走在前列,各类非综合性大学也做了探索。由于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非综合性大学的各自优势又是明显的,只要把握好学科融合的力度,培养出具有在局部领域“通才”的文秘人员是可能的。根据这方面社会需求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当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加强引入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力度,第二是培养类似于兼通文学与管理学、文学与经济学等方面的师资队伍,我们有必要改革管理思路,根据各大学的专业优势,将优势专业的相关课程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体系。第三,要跟踪当代多媒体制作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办公系统操作技法。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应用文教学问题与策略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兴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规模迅速扩大,科学家的队伍急剧膨胀,一方面新知识、新技术、新发展、新创造日新月异地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从发明到应用的周期日益缩短,造成知识陈旧的周期愈来愈短。这种趋势与传统的教育思想、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教育管理制度产生尖锐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接受知识的能力与蓬勃增长的浩瀚的知识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提出人的有限学习年限与知识迅速老化之间的矛盾。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应该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就成了首要问题。教育的目的已不能仅限定在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上,而应将重点放在培养和开发他们的智能,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1997年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人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于2000年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人文教学大纲(试行)》,明确提出普通高中生和中职生写作能力总目标。遗憾的是,当高中生进入大学后,却缺乏相应写作教学的延续和深化。这一教学现状,使大学生的写作水平一直徘徊在高中阶段,而长期搁笔的不良现状,使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每况愈下,甚至低于高中时期。这种现象在普通师范院校汉语言专业也存在。虽然汉语言专业学生文学素养本身较强,但是师范院校普遍重基础,轻应用,这也使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汉语言专业学生写作能力的全面培养。这导致一部分汉语言专业学生在写作时出现内容空泛、形式呆板、层次不清、结构紊乱、中心旁落、语句不通等不良现象,不但无法自如应对学校毕业论文和科研论文对写作的要求,而且无法应对毕业后社会众多的写作需求。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言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进行尽可能真实、细致的分析与考辨,并探讨相关写作教学对策。这类观照,不但使汉语言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切实得到提高,使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后面对社会众多的写作要求,有一定的适应性,而且对加强写作教学,探寻汉语言专业写作教学新模式,改革汉语言专业写作课程的设置,提高教学质量,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以应用文教学为例进行探讨。 一、应用文教学现状 应用文写作能力本是汉语言专业的基本功之一,而学生的应用文写作教学现状却令人堪忧。首先,是学校不太重视应用文教学。在专业课、政治课、体育课和大学英语等官方或校方课程的挤压下,写作教学,尤其是应用文课程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学好专业课,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校园文化熏陶下,学校和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应用文的学习。而有些师范院校汉语言专业根本就不开设应用文课程。直到撰写毕业论文和面对用人单位的写作要求时,学生才如梦初醒,但是悔之晚矣。其次,是教师厌教。应用文被很多人认为是“雕虫小计”、“不登大雅之举”、“小儿科”,部分教师也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字词句基本功,应用文就没问题”“,应用文不过是形式,没什么好讲的”。于是,讲形象思维的作品便可以讲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讲应用文的文体大都枯燥乏味,导致大学生毕业后,文字应用能力与社会需求甚远,分配工作以后不会写调查报告,不会写总结的人比比皆是,这对于汉语言专业大学毕业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对师范院校教师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渎职。因此,教师决不能在教学上凭兴趣爱好挑肥拣瘦。须知教师厌教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学生厌学。再次,是学生厌学。汉语言专业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系统学过应用文写作,他们到了大学接触到应用文教材,随手翻阅,首先感到枯燥乏味,通俗易懂。我曾就此做过调查,大多数同学认为应用文“可有可无”、“没啥好学”、“无足轻重”,有的同学虽也知道这门学科实用性很强,但又认为可以不花力气就能轻而易举掌握。凡此种种想法,都影响了学生学好应用文写作的积极性。最后,是急功近利。有的人片面地认为只要学会了应用文语体格式,就能撰写出各种实用文体,而忽视了应用文写作乃是字、词、句、篇章、语法、修辞、文字知识的综合运用。把应用文看成易学易写,那是简单地用一般代替特殊,忽视了应用文教学的个性特征,而“急功近利”者把应用文教学孤立起来,用特殊代替一般,忽视了人文教学的共性特征,就应用文而教应用文是很难教好的。事实证明,任何应用文,都离不开人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即使是标点符号的运用,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人文功底的深浅,倘若运用不当,则会产生无穷后患。 二、加强应用文教学 应用文教学的这种不良现状,应该引起相关学校和教师的足够重视。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渔。”我们必须教会学生自己学习的方法和能力。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谈我对应用文教学的一些看法:首先,要帮助学生端正学习应用文写作的态度,自觉学好应用文。应用文用途很广,在所有文体中,它是与人们实际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最广泛的一种,特别是毕业后在机关工作的,更是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和一门必修课。应用文种类繁多,除国家规定的12类13种公文和众多的机关事务文书以及日常应用文外,还有财经、司法、外事、科技、外贸等各方面的专用应用文体,其种类之多,也是其他文体所不能相比的。应用文源远流长,长期以来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了人们贯彻政策,处理事务,沟通关系,交流信息,推动工作的有效工具。这些特点,有力地说明了应用文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从而帮助学生认清学习、掌握应用文的必要。学习态度有所端正,对应用文写作也逐步重视,进而变化被动的“要我学”为主动的“我要学”了。其次,要教会学生掌握应用文是有别于文艺文的,是有其独特个性的一类文章。应用文不同于作家写的小说、诗歌、话剧、电影,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其一,应用文的读者对象较文艺文明确。 公文、书信等自不待言,即使是调查报告,总结,规章制度等,也都有一定的阅读对象。其二,它的时限性更强,大多数应用文都是有时限的,及时针对问题而写,在一定时间内办理(或起作用),这完全不同于文艺文。其三,它注重写实,它不象文艺文可以虚构、夸张,可以联想、想象,写应用文最忌讳的就是文过饰非,玩文字游戏,有违客观现实。其四,它要求言简意赅,要求用尽可能少的字句表达丰富的内容,即“意则期多,字则唯少”。其五,它有特殊的格式和习惯用语,这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就总是那么用(比如称谓语、开头用语、祝颂语、结尾语等),有些不但只能在应用文中运用,而且各不同的应用文种,又还有较严格的规范用语。再次,要引导学生明白,应用文写作还应切实把握住应用文中各个文种独自的个性。应用文与文艺文相比较,它的用法有其个性,不同应用文种用语在“个性”之中还有个性。比如,同是公文,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的用语就有不同的特征和规范。再细一点,同是一个行文方向的不同文种,其用语也有区别。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含混不清,势必影响行文效果。比如,有不少人在报告的结尾滥用“以上报告当否,请批复”“、特此报告,请批准”等语。其错误根源就是把“报告”与“请示”两种上行文混为一体,违反了“报告”等用语的规范。第四,要联系自己在写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和具体事例进行教学,增强说服力、吸引力。我曾在行政办公室兼职工作近十年,平时除教学外还从事应用文写作,撰写了许多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总结、调查报告等各类应用文。这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不乏“引以为鉴”的例子。因此,不论在讲应用文的基础知识,或者是常用应用文体的写法时,我都尽可能地联系自己的经历或所见所闻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这样既避免了照本宣科地讲理论知识,而使人觉得枯燥、乏味的毛病,又使同学们听来觉得亲切、自然、可信,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加深了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在讲到写好总结必须积累好材料的准备工作时,我就联系到自己平时养成了积累材料,并注意把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的习惯以及必须掌握的及时、系统、全面、优选、求新、持久等积累原则来讲解,说明这样做,一旦需要时,就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从而节省大量搜集材料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至于遗漏比较重要的材料。写简报、情况报告、通报这类应用文时,不需细节描写,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手法,写调查报告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就象有架望远镜、显微镜一样,既可远瞩,又可明察秋毫,从而正确地洞察、分析所调查的事物,并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课堂上,我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讲授,学生反映听了感到亲切,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从中悟出了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的道理。我还联系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典型材料,如一份合同,双方可有两种理解;一项规定因用词模棱两可,使人无所适从;随便简化一些专用词语或节缩鲜为人知的发文单位名称闹了笑话以及造成损失的例子;结合讲解行文要周密、严谨,选用文种必须“对号入座”;用词要准确、恰当,不要产生歧义;语言要凝炼、明晰,不要因省去几个字而使意思模糊不清等道理。同学们感到这样讲解容易理解,有些例子十分可笑,大家在笑声中既受到了教育,又学到了写作知识。第五,要结合讲授写作学的普遍规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对应用文写作知识的理解。如前所述,应用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教学要求,但它又象基础写作,文艺创作那样,同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它们在很多方面“血脉相通”,有共同之处。因此,我在讲课时,除突出重点讲清应用文独特的写作要求外,尽可能地联系写作学中的普遍规律,旁征博引,分析比较。例如,应用文特别是公文的写作特点之一是用笔要“惜墨如金”,因为它是用来办事和解决问题的,为了节省阅读者和撰写者的时间,就要写得凝练,用最少的词句表达较丰富的内容,千万不要画蛇添足,穿靴戴帽。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我就引用了古人所说的“文约而事丰”、“文以辩结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意则期多,字则唯少”、“文以红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等至理名言,说明简练文章是历来所强调的,只有凝练而又庄重的应用文,写起来才顺手,看起来才顺眼,读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顺耳。又如,在讲调查报告、总结等机关事务文书如何处理好掌握材料与选择材料的关系时,我用“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古代作家的写作体会来说明,即掌握材料要越多越好,而选择材料要越精越好,起到“一以当十”的作用,如果把调查了解到的材料不分主次,一古脑儿写到文章中,那势必会造成材料堆砌,重点不突出,从而使精当的材料淹没在一般材料的大海中。这样联系写作学的普遍规律进行讲解,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扩大了知识面,又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应用文写作知识的理解。第六,要加强写和练的实践环节,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学习应用文写作理论知识,掌握了应用文写作的基本要领,就会少走弯路,减少盲目性,但写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写作方法和技艺的掌握,最主要的途径,还是靠自己的实践,即多写多练。 对于这一点,有些同学有些误解,以为通过老师讲解,学习了写作知识,就能立竿见影地写出高质量的应用文。为纠正这一片面的看法,我在讲理论知识的同时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以鲁迅先生名言为证,他说:“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师的有秘法,开点心铺的有秘传……但是,作文却好象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人,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进而说明老师讲课,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引路的作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徒弟,更重要的是要同学自己努力,勤学苦练,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否则,就象学游泳,不下水,学不会。因此,我在教授应用文课程时,曾一直坚持两点:其一,要求学生练习撰写各类文章。按教学计划,安排多次撰写各类文体和多种诸如确定文种,修改评句等单项练习,并尽可能地详细阅改,对存在的问题,或结合教学进行分析,或个别进行辅导,有些练习,如起草一份简练又明确的电报,撰写一件平时使用频率较高的通知,修改一些罗嗦或带有歧义的词句,看起来比较简单,但要写好或改得准确、得体,却也不那么容易。对这些练习,同学们都很感兴趣,也乐于修改。其二,开展课堂讨论,共同分析研究,因为教学是相长的过程,结合讲课,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应用文,让同学一起分析讨论,集思广益,共同修改,这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古人云:“一滴水可以见大海。”应用文虽然只是写作学的一个极小分枝,但是能反映出大学生写作素养和人文积淀的薄厚,而一个缺乏人文熏陶的大学生,是无法适应未来社会以“人的整体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要求的。因此,汉语言专业院系应该以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前提,不断加强应用文写作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这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基本素能,也是时代赋予师范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教学资源建设标准 电大开放教育主要是依托网络教学资源、组织教学,实现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实现同学彼此间的网上互动,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自由、互动、体现专业特色的网上学习环境,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网上教学资源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突出专业特色,规范网上教学资源 1.构建文学主页。文学类课程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鉴赏力,通过构建文学主页对不同阶段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梳理,使学员对文学发展的脉络更清晰;通过诗文诵读、视频播放、名家名作讲评等形式,从情趣、审美等方面创设情境,调动学员进行网上自主性学习的积极性。 2.开设专题论坛。为了更好的体现网上资源建设交互性的特点,我们开设专题论坛,如把文学课程按类别划分不同的专题,针对不同学员的兴趣点开展讨论,论坛主持教师对讨论的方向进行引导,及时回答学员提问。 3.建立图书资料索引。图书资料索引是由专业教师搜集的本专业相关教学资料数据库和导航,如各类相关的电子杂志、电子报纸、学术性文章、影像资料、音频资料等,所有资料全部对学员开放,既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开拓了视野,也为综合实践环节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二、组织网上教学活动,开展网上动态交流 1.明确教学主题。成人在职学习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要求教师要结合教学大纲精心设计教学主题,调动学生的参与性,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书上说是“富有表现力”,但什么是“富有表现力”,很泛泛,很难使学生参与进来,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分解,让同学们找出小说中“口语”、“方言”、“俗语”等例句,熟悉小说的同学可能随口就来,然后教师再加以引导。 2.关注学生需求。网上教学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师生间“教”与“学”的孤独,原因之一就在于无人关注,尤其是作为求学者希望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因此,要求教师要仔细了解并认真分析学生的需求,既关注共性的问题,又注意个性需求,激发学生上网学习的热情。 3.拓宽学生视野。通过对学习者学习目的的调查,我们知道有一半以上的学员是为了提升个人素质,因此教学过程中单纯的作业讲评、期末辅导就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为此开设“专题讨论”,课前把与主题相关的材料放在相关教学栏目,供其自学,活动过程中通过引导,帮助学员了解相关问题的进展情况,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拓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注重引导设计,优化网上教学资源 1.精心设计资源内容。网上教学资源是构成网上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网络媒体来了解教学内容,我们要在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进行分析,对电大及其他高校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梳理出适应本地学生需求的优质教学资源。 2.注重加强情感交流。教师和学生在进行正常的信息沟通过程中,情感状况将影响信息沟通效果。网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面对的都是冰冷的、毫无情感可言的计算机,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教学过程或教学资源内容时要注重导语的设计,注重网络语言的交互性、风趣性。 3.合理引导学生参与。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固然强调的是学习者的能动性、自主性,但也不能忽视师傅的“领”,如果师傅不“领”,那么就无法进门,也就谈不上“修行”,远程教育过程中师傅的“领”也同样重要,就是我们怎样引导学生进入我们的教学平台。 四、规范平台形式,简化平台登录途径 1.发挥系统优势,优化教学平台。建立三级教学平台是由于全国电大学员数量庞大,如同时登录一个平台学习可能会相互影响,因此省市校也分别建起了自己的平台以减少中央电大平台的流量。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大应充分发挥系统办学优势,让学员登录或注册一个平台就能浏览个人所有信息,查阅相关教学资源,更便于学员自学。 2.确定统一标准,分解教学模块。中央电大可以把网上教学平台中不同的功能模块分发给不同的省级电大技术部门来完成,如在线学习系统的部分功能模块和网上教学管理系统的部分功能模块都可以委托一些省、市级电大来开发。 3.注重交流互动,实现平台交互功能。实现平台交互功能就是要求学员在利用网上教学平台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协作。这就要求在平台的设计上体现一定的交互性,通过生生交互和师生交互,使学生在使用网上教学平台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得到进步。 总之,开放教育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学习的平台,作为电大教育者,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学员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而建设一个高效、实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网上教学园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实用的教学信息,真正实现开放教育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辅导教学实践 一、课题的提出 本课题属于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校内研究项目,2007年12月向新疆广播电视大学申请立项,2008年3月获得由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正式立项。本课题对阿勒泰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究。面授辅导仍然是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各课程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自主学习观念不强、到课率较低、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低,有些学生不主动利用教学媒体、网上资源或者利用有限等问题。为了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学模式,完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评价机制,我们在做了前期理论学习和在阿勒泰地区范围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一些见解,以期能对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的教学做一些探索。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如何深化改革的需要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这种教学形式应置于何种位置,教师、学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怎样,以及面授辅导教学的效果如何等情况,目前处在一种不完整的认识状态。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教育,它不仅有别于传统教育,也有别于传统的远程教育,它强调并依赖学生的个别化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成绩的取得并不惟一地因教育资源的丰富而自动实现,最终学生知识的取得、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完善往往依赖于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强烈的学习动机、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平时教学环节是否带来实际效果,关键要看学生是否掌握了远程开放教育的学习能力,是否能主动掌握而不是滞留于传统课堂的惯性。因此,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如何构建一种能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就成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面授辅导教学应该是学生在利用网络手段、学习网上教育资源和文本教材的基础上,安排教师就学生自主学习中所产生的疑问进行一定量辅导的教学活动。面授辅导教学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一种重要教学组织形式,也是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之一,它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辅导中的师生互动性,突出辅导内容的针对性,是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必要补充。同时,现代远程教育学生生源广泛,基础参差不齐,年龄跨度大,他们受传统课堂教学的影响仍然较深,对教师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都很不够,这些都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设计带来了许多困难,也为教学质量的保证带来许多问题。从这一层面上看,如何构建一种既突出远程教育特色,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又切合远程教育学生实际,同时又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成为必需。而这中间,既能讲授重难点、开展面对面交流,又能进行一定学法指导、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面授辅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如何适应现状的需要 在现实的远程教育教学实践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往往只强调面授辅导课的“量”,而忽视“质”的提高,致使大部分面授辅导课起不到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画龙点睛”、为学员的自主学习助一臂之力的作用,教学形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率低下。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良现象:一是面面俱到式。具体表现为面授辅导教师持着“知识无巨细,惟恐讲不全”的观点,面授辅导无重点,对该讲的疑难问题解释不清,学生听课乏味;二是一讲到底式。具体表现为面授辅导课上一讲到底,课堂上缺少师生互动,学生听课没有积极性;三是脱离实际式。具体表现为辅导教师照本宣科,没有变通性,没有新意。另外,在组织形式上一般只单纯地采用集中面授讲解,教师怕麻烦,就以牺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为代价,拒绝采用现代远程教育其他教学形式。要改变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中的以上不良现象,不仅需要面授辅导教师认清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性质、明确电大发展目标、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掌握新的学习观念,而且要改革陈旧的教学模式,建立科学的质量主体机制。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应该侧重学习指导、解答疑难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提供助学服务等教学活动,其中辅导教师还要通过适当的媒体组合,来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弥补学生自主学习中的不足,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面授辅导应是学习者与媒体或教材之间联系的桥梁,是教与学之间信息反馈的窗口,也是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原则、实现互动学习、展现学生鲜活个性的必要教学组织形式。 (三)提高电大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从阿勒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培养直接服务于本地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电大的主要任务。这其中不仅需要电大通过不断建设网络资源来满足大家的广泛需要,而且适当安排既能弥补网络学习缺陷,又能提高学习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面授辅导也将是客观需要。 二、课题研究的方法及实施过程 (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查找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研究项目,就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边进行实践探索,边进行科学研究。 (二)课题研究过程 1.准备阶段(2007.12—2008.5)在2007年12月申报课题之前,课题组成员就已经酝酿进行现代远程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情况的研究。12月份课题组成员在认真研读有关远程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征询有关专家意见,设计课题研究方案,成立课题组,并进行分工,最后申报课题。 2.实施阶段(2008.6———2008.12)课题组成员在设计出了问卷调查的初稿,并对阿勒泰电大开放教育部分教师、学生就面授辅导教学情况进行个别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课题研究方案。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之后,课题组成员又经过讨论研究,对问卷内容进行了二次修改并定稿。通过随机抽样,在阿勒泰电大共发放问卷14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份。随后又进行了个别访谈,对问卷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同时,课题组成员设计了面授辅导教学新模式,选择相应课程进行实践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探索。 3、成果形成阶段(2009.1———2009.12)课题组成员在调查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学习中外远程教育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积极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面授辅导教学评价体系。研究过程中,写成了论文、调查报告和课题研究报告,完成了预期研究目标。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及观点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面授导学环节,重点是将面授导学作为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提高面授导学的质量。对远程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面授导学的内容、形式、地位、作用及效果要开展专题研究,根据学导结合教学模式的要求,在实践中探索多种面授导学形式,推进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中央电大和省级电大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应根据专业及课程特点,对面授导学提出指导性意见。面授导学的设计与组织,应突出导学和助学的作用,重在指导和帮助学生利用多种媒体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要注重多种媒体在面授教学中的合理而有效的应用,将面授导学与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学习、网上教学、实践教学、形成性考核等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并在网上教学中探索远程面授导学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面授导学的组织和管理,配备足够数量和较高水平的任课教师,并通过听课、检查、查阅面授记录、学生调查等方式,保证面授导学环节的落实和效果。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是在学生接受各种媒体资源刺激产生反应后,通过安排有针对性的辅导,使学生产生进一步刺激和更准确的反应,它是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必要辅导,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实现由部分到整体的渐进。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是帮助学生组织认知结构的有效方法,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帮助学生把握所学知识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完善学生的认知体系;另一方面教师又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学习方法指导和学习动机的激励,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要充分重视人的自我实现,倡导“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充分的教学支持和服务,在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基础上又要及时通过网络、电话和面授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并在辅导过程中营造良好气氛,注重师生互动。因此,我们认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而开展,是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再学习,“导”为“学”服务,汉语言文学专业根据学生需要和学科实际安排适当的面授辅导非常必要。同时,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互动的,必须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前提,以多种媒体助学为手段,否则就会陷入一般面授辅导的行列而抹杀远程开放教育的特质。 四、课题研究的数据分析和结论 (一)开展调查分析,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现状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现状如何,这是课题组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因此,课题组利用大量时间设计问卷,并对阿勒泰地区范围内的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经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到了下面一些情况。 1.学生基本情况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后,我们认为,本次参与调查的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专科的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居住在距离学校10公里以内的城镇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是居住在20公里以上的农村,县级电大的学生比校本部的学生多。在学习上,大部分学生是本着提高专业水平和专业技能来参加学习的,不反对参加面授辅导,但更愿意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利用网络资源等多媒体进行学习。部分学生可以经常参加面授辅导,但还有部分学生不能保证按时来上课,只要有时间,大家还是希望能参加辅导课,辅导课最好安排两周一次。大部分学生认为参加面授辅导对自己有帮助,对辅导课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2.学生对面授辅导教师的看法根据问卷调查我们认为,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大部分学生认为辅导教师对上课内容还是精心准备了的,内容丰富,安排合理,比较注重学生的反映。辅导教师不仅面授辅导答疑,还能运用多种媒体资源进行与学生的沟通、互动,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学生对上课效果比较满意。 3.学生对面授辅导课程的看法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大部分学生认为对于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应该多安排一些课时,而像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可以相应减少一些课时。教师在辅导时多增加师生的互动,遵照教学大纲,突出课程重点和难点,提供周到细致的教学支持服务。总之,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感觉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部分,如:(1)学生普遍对面授辅导表示欢迎,但一些学生上课时间不能保证;(2)面授辅导教学形式较单一,缺少小组讨论和协作学习;(3)辅导没有与学生自主学习有机结合,师生互动的辅导氛围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真正体现面授在远程开放教育中的应有地位;(4)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没有能充分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5)一些辅导教师辅导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对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把握不太准;(6)学校对面授辅导教学情况缺少有效评价机制等。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开展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 1.备课过程的开放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不仅是对“学”的革命,同时也是对“教”的创新。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辅导教师,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和专业的性质要求教师备课准备的过程必须要开放。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史类专业,很多专业知识学生通过自学能够掌握;同时,我们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电大网上教学资源。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教师在备课时,首先要掌握所授课程网上教学资源的种类和学习网上辅导的内容,同时对中央电大、省级电大的公开辅导课的内容也要有所了解。这样,不仅能提高自身专业知识,而且在面授辅导时也能够做到有所结合,有所取舍。其次,备课时还要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进程。比如说,如果是专升本学生,就要了解学生中有多少是非本专业的学生,这样,在面授辅导教学中能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同时,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很多课程一学期中安排2-4次面授,这样就要求辅导教师在面授课之前就要建议学生的学习进度,以便在面授辅导教学时能够按部就班实施。再次,备课时还要多和上级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加强交流和沟通。由于面授辅导课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学生会提出许多在日常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权威的解释,就要及时和上级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加强交流和沟通,请他们作出相应的解释。 2.辅导形式要多样合理的辅导形式才能使辅导过程最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其它专业一样,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教学灵活性、开放性较大,对各种形式的课程资源的利用更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同样可以体现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根据我们的实践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效面授辅导教学形式相对于传统面授教学形式有所区别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讨论式:课前出示讨论题目,学生自学自学基础上分组讨论全班交流、代表发言教师小结。(2)辩论式:确定辩题,自学教材分组讨论、准备展开辩论辩后师生小结。(3)集中式:课前确定自学范围学生质疑全班交流教师补充解释、小结。这几种面授辅导课形式相对于传统面授教学形式而言,教学方式更为灵活,也能较为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些文学课的面授辅导。但同时,这几种面授辅导课形式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和充分准备,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对面授辅导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3.辅导内容要精炼面授辅导课应讲解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与终结性考核相联系。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学生,平时靠自主学习为主,面授辅导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教师上课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教学中要抓住每一章节的学科重点,进行系统讲解,对一般的知识只作适当的提示后让学生自己去看,使学生在学习时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但电大学生存在的具体困难是我们的学生年龄偏大,工学矛盾突出。“解惑’,对任何一种层次的电大的教学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对电大的成人学生尤其显得重要,这是由他们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方法决定的。学科重点和考试重点不一定是难点,教师讲课不一定都要详细展开,有些易懂的内容只要稍加提示,学生自己会去掌握,所以电大教师上面授辅导课还应考虑什么是难点,如何讲透难点。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通过课程的终结性考核(期末考试)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学习目标。因此,面授辅导课应尽可能讲解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与终结性考核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样,学生才会进一步感受到面授辅导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积极参与,提高实效。 4.情感交流要加强作为地区级电大的课程面授辅导教师,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学生可以直接的实时的交流。电大的学生多为成人,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因素经常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所以,辅导教师还要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利用一些网络手段,如建立一个本课程的QQ群,开展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对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提高面授辅导课的效果。 (三)加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管理,科学的安排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程 1.采取措施加强对面授辅导过程的检测,强化形成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体现了对学习过程的重视,是电大开放教育的特色之一。电大教学管理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很难对学员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容易将自主式学习软化为放任的自由式学习。为了能使学员在电大教学整体过程中不处于一种失控状态,集中面授辅导课必须要加强随机检测,以强化形成性考核。面授辅导必须加强辅导过程中的检测,使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结合起来,切实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保“考”。面授辅导课是师生、生生互动的很好的场合和机会,学生参加面授辅导课的情况是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较能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的优劣。同时,将参加面授辅导课的情况列入形成性考核范围也使学生更加重视,有助于学生克服困难尽可能地来参加面授辅导,并能为上好面授辅导课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提高互动效果。此举增强了面授辅导教师在学生形成性考核中的作用,无疑也赋予了辅导教师更大的责任和教学自主权,有利于发挥师生双方的积极性,形成个性化的教与学。 2.根据课程特点,科学安排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程根据本次调查,学生普遍认为应该加大对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专业性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学课时数。有50%的学生认为应该一周安排一次面授辅导课,有45%左右的学生认为应该两周安排一次面授辅导课。但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电大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面授辅导一般安排一学期两次面授辅导时间,开学一次,期末一次。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强调和重视学生上网学习,对面授辅导教学有所忽略和轻视,倡导多数学生有效的利用网络学习。对一些难度较大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专题和文学理论类的课程,应当适当增加面授辅导课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学的安排面授辅导课程,适当增加课时,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网上学习,而且对电大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也大有裨益。 3.面授辅导与课程实践环节结合,拓展面授辅导课的空间课程实践环节是电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手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很多课程都设有课程实践环节。我们认为可以在有些课程中将面授辅导与课程实践环节结合,拓展面授辅导课的空间。从调查研究和现实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远程开放教育中不能少了面授辅导,反而要重新审视其作用和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它的重要性不应该体现在面授辅导课的“量”上,而应该在“质”上下功夫,这个“质”的关键就在转变面授辅导教师的观念。在远程开放教育教学中,教师既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又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参与者。要从“教师”转变为“导师”,从“教”学习者转变为“导”学习者,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参加远程开放教育学习,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四)部分汉语言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学实践与探索成果 针对问卷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课题组经过研究讨论,我们选择了部分课程进行教学实践,以期获得理想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模式。 1.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面授辅导教学实践(1)在实施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时,按地域或学习层次划分学习小组。每组选出一位组织能力强、有责任心和知识功底较厚的学生为组长;每个学习小组均制订小组活动计划,做好活动记录;要求每个学生要制订出本学期的个人学习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完成学习进度。(2)面授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答疑和讨论相结合,实现师生互动和分层教学。按照一体化设计方案,上好面授辅导课。面授辅导课应尽可能紧密联系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使学生能真正参与到面授辅导课中,提高面授辅导课的效率。(3)正考前进行期末考前辅导,为学生提供历届考题,要求学生自我测试,辅导教师进行讲评,并公布标准答案。这为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做好考前集中辅导及考前冲刺,为迎接期末考试做好了充分准备。(4)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面授辅导教学评价机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的评价包括两个方面,即教师方面和学生方面,也就是“教”与“学”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评定。对教师分别从课程一体化设计方案的挂网时间、面授辅导课学生到课率、网上期中测试挂网时间、期中试卷的批改情况、成绩分析和考试总结、布置及批改形成性考核册的情况、考前辅导学生到课率、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情况以及为学生提供的学习支助服务是否及时到位等方面着手考评。对于学生则是参加几次面授辅导课,网上期中测试完成情况、成绩如何,形成性考核册完成情况,发贴、上网、电话问询次数及参与小组活动次数,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教学活动参与率,学习质量、学习主动性与参与度和学习个性的发挥等方面着手考评。根据实践情况,课题组得出结论:要提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质量,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师队伍,必须打造出适合现代远程教育的开放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必须构建科学而完善的现代远程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必须探索科学有效的面授辅导教学评价体系。 2.探索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面授辅导教学模式“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体”的学习方式是开放教育的显著特点和必然要求,因此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建构的思路:一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行为发生;二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三是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能动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本着此思路,探索并尝试建立“导学为主,助学结合,多向互动”的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即以良好的网路环境为支撑,导学、助学相结合,以多向互动为关键。在教学实践中,注意摆正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和教师导学的位置,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并有效开展开放式、交互式的教学活动,努力营造师生互动的良好育人环境。(1)导学。导学环节的设计思路: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入手,以课程实施方案为指导,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导学包括一体化导学和章节导学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多向互动为手段开展导学。如兴趣导学、系统导学、章节导学。对学生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教学时,先兴趣导学,再系统导学,最后章节导学。(2)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开展面授辅导的助学教学。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在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基础上使用各种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学习助学服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应用具体表现如下:A.集中面授辅导。集中面授辅导是对重点难点讲解,包括课程设计、大纲辅导、重难点讲解,作业辅导等,对以上重点难点的讲解按照“要求-方法-运用”这样的顺序组织安排,使之脉络清晰。B.个别化自主学习辅导。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来看,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分离,但师生关系依然存在。集中面授辅导解决了学生学习中的共性问题,但由于学生学习的基础和自主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各异,所以,由教师进行“助学”既要注意学生的整体水平,又要照顾个体差异,体现个性化助学服务。C.指导学习小组学习活动。在对学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区域、学习基础、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使之成为教学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D.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学活动。助学活动的形式主要有在线和离线两种。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助学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加深对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拓宽专业知识面,也能学到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 3.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特殊性出发,针对本科阶段的语言学概论课程,选择多种授课方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业余学习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学生的专业基础层次不一,主要在于学生生源广泛;其次,学生的自身硬件条件不一,主要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的水平不一;最后,本专业学生主要是在职工作人员,工学矛盾突出等等。为保证教学效果,我们根据学生学习的特殊性,在面授辅导时选择不同的授课方法。(1)理论教学方面,要因材施教。面授辅导一般不铺陈课程的内容,而是侧重于学习指导。具体讲,就是对重点、难点的讲解,解疑答难。就教材而言,有的章节可以细讲,有点章节可以略讲或不讲,由学生自学。(2)归纳比较,找出差异,找出共性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将教学内容中相类似的容易混淆的概念、定义、方法、原理等归纳起来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其同中之异,分类归纳,以利学生理解和掌握概念的实质。(3)合作教学法。所谓合作教学法,就是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共同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活动。它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容易错或容易忽视的问题,提出来供学生讨论。讨论的问题必须具有针对性、综合性,否则就要耗费较多时间,影响辅导课的顺利开展。(4)突出学习方法的讲解即导学法。其一,通过课堂提问、讨论归纳分析等方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其二,让学生注意教学内容的前后联系和对比;其三,加强自学,加强实践练习。加强实践对于语言学课程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语言学概论课程许多抽象难以理解的理论,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练习来悟透。 五、远程驾驭模式下面授辅导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教师要精心做好辅导教学设计,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作为辅导教师应精心做好辅导教学设计,其主要含课程导学面授设计、具体章节面授辅导教学设计、期末复习面授设计,也即课前要认真研定“教”与“学”活动的一体化设计方案。根据教学设计有意识地对学生自主学习做好组织、引导,如课程介绍、教学进度安排、作业处理、小组活动设计安排等。同时,辅导教师要尽可能结合课程教学,介绍、示范如分析法、综合法等基本学习方法的应用,突出重点、难点,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技巧,能真正自主学习,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二)辅导教师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 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学们思想上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不喜欢某些课程;第二,认为有些课程枯燥难学。要解决学生的这两个思想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明确学习动机,要调动学生的兴趣,启发其思考。因此,辅导教师要引导学生课程学习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促其形成正确的学习观。 (三)充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促成互帮互助学习氛围的形成 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员,主要来自中小学、幼儿园、企业、机关等单位,学生的专业基础不一。有些学员在专科阶段没有学习过现代汉语等课程,缺乏一定的汉语基础知识。为便于相互学习和帮助,教师应将他们结成对子,成立学习小组,学习程度好的帮助学习程度差的,促成学生互帮互助学习氛围的形成。基层电大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实践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要想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能切实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大辐度地提高教学质量,还尚需结合本地学员实际情况,进一步在实践中反复探索、研究。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课文教学设计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类课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拿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来说,仅小学 一、二年级四册教材中就有77篇,占65%以上。语文教材之所以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选作课文,是因为这些作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语言优美,内涵丰富,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便于学生密切联系自己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提升语文素养和审美情趣。 阅读教学要让儿童文学类课文的应有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在深入研究作为课文出现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潜心抓好教学设计。 一、凸显特点,设计教学目标 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理解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借此教会学生文章的结构方法、中心的表达方式,而要凸显儿童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趣味性、感染性、启发性等特点,把学生引领上热爱读书的人生旅程,为他们指迷津、解奥秘,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独具的美学特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让儿童文学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应是儿童文学类课文教学的总体目标。 就一篇课文而言,其教学目标应根据这个总目标,针对课文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课文,教学目标应各不相同。 如:一年级下册第5课《看电视》是一首儿童诗,全诗生动地描绘了一家四口看电视的感人场面,巧妙地将家庭的温情与尊老爱幼的好风尚融为一体。语言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因此,其教学目标除学习字词外,还应突出两点:(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2)初步感知诗歌的韵律美,喜爱读诗歌。 再如:一年级下册第34课《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富有童趣的课文,全文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呈现了青蛙生长过程的科学知识,蕴含了从小要独立生活、遇事主动探索的道理。教学目标可设计为:(1)学习生字、新词;(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感知青蛙的变化;(3)提高对科学童话的兴趣。 二、关注文体,设计教学重点 选作课文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童话、寓言、诗歌、小说、科幻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课文的文体形式不同,教学重点应各有侧重。教学时,应立足上述总目标,从课文的文体特点出发打开思路,突出重点,使教学向艺术化、个性化方面发展。 一般而言,童话的教学应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受幻想的乐趣、体会故事的奇妙、体验人物性格特点上。寓言的教学则要重点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解读寓意,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诗歌的教学重点应是引导学生感受节奏美、音韵美,体会丰富的情感、独特的意象、深刻的内涵。故事类作品的教学则要引导学生感受故事情节,关注人物命运,体会是非美丑,向往美好情境。 如:二年级上册第5课《一株紫丁香》是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全诗情感丰富,意境优美。因此,教学时应重点指导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在读中体会师生深情,在读中陶冶自身情感,在读中感悟诗歌语言的优美、意蕴的丰富,从而实现情感和声音的和谐统一。 三、观照需要,设计教学策略 学生的阅读是有其自身需要的。他们喜欢以自己的阅读需要去选择作品的突破口,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去判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的情感需要去寻找作品的情感共鸣点。所以,教学儿童文学类课文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设计教学策略,引领学生实现教学预想,达成教学目标。 1.意文兼得,确保文学本位 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既要引领学生从文本语言中获取思想、情感、道德、文化信息,又要指导学生认识和学习课文是怎样运用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并从中内化语言,积累语言,掌握表达技巧,提高语文能力。 2.平等对话,突出主体地位 鼓励学生提问,通过提问、答问,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与文本进行对话,进而实现文本意义的自我建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成果。 3.体验感悟,促进自我内化 注意调动学生的阅读期待、阅读联想,鼓励学生大胆假定、猜测和想象,通过引人入胜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促进学生丰富阅读感悟,增强阅读体验,实现阅读内化。 4.探究实践,形成个性见解 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持阅读过程中的新鲜感和完整性,让学生在新鲜、完整的阅读活动中品味课文语言的精妙所在,形成遣词造句、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特感受;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让阅读过程成为学生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让学生在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并在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中完善和提升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 5.开源引流,增强教学活力 结合所学课文的内容特点,引导学生以课文为基点,将阅读活动向课外延伸,实现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使阅读儿童文学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着眼能力,设计教学方法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必须围绕这个重点,灵活选择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效率。根据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诵读法 引导学生通过目视其文、口发其声、耳闻其音、心通其情、意会其理的阅读活动,体味诗文的声调、节奏、气韵,领会作品的内涵、意蕴、情感,进而提高体验、感受、理解能力。这种方法适合于诗歌、散文等文体的教学。 2.品味法 引导学生通过设疑思考、减词比较、添词比较、换词比较等方式,揣摩品味课文的重点词句,领悟其意蕴和表达技巧。这种方法适用于含义深刻、意蕴丰富的课文或重点句、段的学习。 3.创境法 在课堂上创设具体情境,或借用录音、图片、课件等多媒体,将课文的语言还原成具体、生动的形象,帮助学生入情入境地领悟文本的内涵、情感及表达技巧。 4.表演法 借助师生表演或分角色朗读,展示课文语言内涵,促进学生情感内化,加深学生对文本的感悟与把握。 5.体验法 对于课文中学生有生活体验的内容,可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自我体验,在体验中增强感受,深化感悟。 6.练习法 根据课文特点设计练习,引导学生以完成练习为切入点来理解文本内容,积累文本语言,学习表达方法,增强实践能力。 五、提升品质,设计教学过程 总的看,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都要经历从“披文得意”到“缘意学文”的过程,但是面对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课文,教学过程理应各有不同。如:诗歌、散文类的课文可设计“朗读式”的教学过程(激趣导入——初读感知——深读品味——阅读拓展);叙述性故事类的课文可设计“探究式”的教学过程(初读课文——提出问题——思考探究——成果交流);对内容易懂、写法独特的课文,可从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角度出发,设计“读写结合式”的教学过程(明确目标——阅读课文——领悟写法——迁移写作)。 下面是以《看电视》为例设计的“朗读式”的教学过程,供参考。 《看电视》是一首富有儿童情趣的儿童诗,全诗情、趣共生,教学可围绕“情趣”展开。 (一)猜谜揭题,引发“情趣” 1.猜谜语:小小一间房,只有一扇窗,唱歌又演戏,天天翻花样。 2.谈话:你喜欢看电视吗?你最喜欢看什么节目?你知道爸爸妈妈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吗? 3.出示课文插图,提问:这是谁的家?他家都有哪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节目吗? 4.过渡谈话:这家人看电视多有情趣!想知道吗?快读读课文吧! (二)初读课文,感知“情趣” 1.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碰到生字多读读。 2.想一想:这家人是怎么看电视的? 3.以回答上面问题为主,引导学生交流初读所得。(爸爸爱看足球却换成了京剧,奶奶爱看京剧却换成了足球,我们一起为妈妈换了音乐、舞蹈。) 4.在自主、合作识字的基础上,分组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三)深读课文,感悟“情趣” 1.两两互读,把诗读流利、读好。 2.分段读,读出诗中的“情”。 (1)读全诗,思考:这一家人晚上看电视,怎么老是把频道换来换去的? (2)分段读,思考:看节目时,每个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3)读最后一节,思考:心中的“秘密”是什么? 3.重点品读,读出诗中的“趣”。 (1)读第二节1、2、6行,体会爸爸行为的“趣”。(“爸爸明明是个足球迷,却把一场精彩的球赛关掉。”“我和爸爸都在打盹睡觉。”) (2)读第三节5、6行,体会奶奶行为的“趣”。(“奶奶不看电视只看我们,和我们一起拍手欢笑。”) (3)读第四节,体会爸爸、奶奶和“我”行为的“趣”。 (4)指导学生朗读全诗,在读中感受诗的音乐性、节奏感,体会诗歌音韵的“趣”。(语言朴实却韵律感强,词句通俗却感人肺腑。越读越有情,越读越有趣。) 4.教师范读,学生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 5.齐读全文,在读中深化体验,提升情感,全面感受诗歌的美。 (四)拓展阅读,升华“情趣” 1.谦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过,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吗?谁能讲一讲? 2.课后读一读课外书,选一个让你感动的讲述谦让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六、促进发展,设计教学拓展 一方面,结合所学内容,设计拓展运用训练,引导学生迁移运用,促进学生发展语文综合能力。如:教学《笋芽儿》后,可以设计如下拓展训练: 下面是老师为大家写的一节诗,请你认真阅读后,也模仿着写一写。 春雨淅沥沥,淅沥沥, 小草呀,快钻出来!快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 小鸟说:“我要给您唱歌!我要给您跳舞!” 另一方面,根据所学课文,设计拓展性阅读活动,促进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扩大学生阅读视角,丰富学生阅读积累。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文本阅读题思考 一、江苏高考探究题的题型分析 每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最后一题为探究题,探究文本某一方面的问题。从赋分上来看,这些探究题赋分都为6分,表明了高考对考生的探究能力的关注。侧重于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以及内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四道探究题强调多角度地深刻地个性化地理解,但不是无限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都或明示或暗示要“结合全文探究”。考生必须在把握文本的基础上,再针对题目的探究要求,进行个性思考,发挥创造。 二、探究题的高考准备 (一)审明探究任务 从江苏的探究题来看,出题大致种形式是先引出某个主题,再提出探究的任务。如江苏卷必考之文学类文本阅读《侯银匠》第15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6分)题目首先就提示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侯银匠”,接着说“但写侯菊的文字多”,前后两句看似矛盾,出题者就此提出“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结合全文看,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不矛盾的,而是巧妙地使用表现手法之后达到的效果。至此,学生明确了此题的探究任务,就可以从小说人物形象的突现,小说情节的巧妙安排,小说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审美情趣等方面入手,探究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效果。探究题中给出的思考,不是出题者有意为难学生,而是提示疑点,使得学生就疑遂生思,因思而深究。能先找到探究的问题,是进行探究的第一步。 (二)联系知识储备探究 从高考探究题探究的任务来看,主要集中在探究作品的形象,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答题时应迅速地搜索相关的知识,为进一步的探究提供知识方面的支持和依据。因此,在备考时要充分地储备知识,并进行梳理,如复习文章的谋篇布局,鉴赏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实用类文本选材的特色,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学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学生还要熟知常见的表现手法方面的知识,如修辞方法(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表现方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化用典故、联想想象、比兴象征、等)。这样,在考场碰到实际的探究问题,才能自如地调动平时的积累,进行探究。如2011年的《“这是你的战争”》第14题探究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自然景物描写的作用有:1、表现自然环境景物的特征,渲染某种气氛;2、暗示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3、烘托人物形象,交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暗示人物命运;4、为后文埋下伏笔或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学生可以结合文本,从以上角度提出自己个性化的解读。因此,这道题可以这样答:深刻寓意:1、雪渲染气氛,暗示战事紧急,形势严峻;2、腊梅象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表现人物:1、孟弗之见到雪白的腊梅林,暗喻他路遇蒋姓学生后的沉重心情;2、肖子蔚、澹台玮面对雪已消了大半的腊梅林,暗示他们消解了内心的淡淡纠纷,彼此之间理解更深了;3、澹台玮走入腊梅林,人与梅相映,隐喻坚贞人格。因此,学生面对探究任务,需要调动平时积累的知识资源,自主运用知识,对问题进行理解领悟,分析概括,才能进行较深、较广的探究。 (三)依托文本探究 探究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发现和创新。因此,学生在答探究题时,应尽量多角度、多层次地发现和挖掘答题点。但是,任何阅读都要有文本意识,不能够跳离文本。学生面对的探究题是针对文本中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方面提出探究任务,那么在探究时不能完全个性化解读,也不能脱离文本架空分析。学生探究得来的观点来源文本,用于支撑观点的论据同样来自文本。如2009年《上善若水》第14题,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学生答题前先要抓住文本写了以下内容:都江堰防洪灌溉、滋养了天府之国的子民;李冰和李冰的后任修建、疏浚、修缮都江堰,确保天府之国旱涝保收;后人有情,瞻仰这些官员。进而从三个层面得出答案:1、(都江堰)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2、(修建维护者)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任可谓上善之人;3、(后人)我们要向前人学习,要做上善之人,要做上善之事。探究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因此,无论是形成观点见解还是运用知识分析,都要紧扣文本内容,理清写了哪些人、事、景、物,进行合情合理地探究阅读。 (四)多角度探究 探究文学作品的意蕴要透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其虚化到所有人类的高度,挖掘作品人文、历史、哲学的内涵。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通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优秀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探究时需要关照个体价值的实现,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试说明》中要求学生能“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对作品表现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内涵作出评价”。探究作者的情感,首先要理清文章写了哪些人物、事情、景色、物品,他们哪些体现了真善美,哪些属于假丑恶,对于真善美的内容予以赞美、歌颂、崇敬、怀念,对于假丑恶的现象表达厌恶、愤慨、讽刺,对走向假丑恶的现象表达担忧,对弱小者同情怜悯。如2010年《溜索》第14题“本文写了驮队飞渡峡谷的故事,请探究其中的深刻意蕴和作者的情感取向”。在领队的带领下,驮队熟练地渡过峡谷,原本畏惧害怕的“我”和牛也度过了渡过了峡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回答:人在自然面前接受挑战,战胜艰险。从人与人的关系考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领队与驮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团结协作、相互信任、关心爱护的人际关系;另一个就是。“我”与领队的关系:人会在艰苦磨练中成长。探究作者的情感取向可以写表达对雄奇险峻崇高的赞美,对乐观向上人生态度的赞美;张扬了原始、野性的阳刚之美;对平庸、畏难的厌弃。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就要适应社会,但不能只知适应社会,被社会所同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发展演进的永恒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前进的不变法则。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注定被社会淘汰。而只知适应社会,则可能被社会同化,如果每个人都被同化了,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性和水性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做人也应当像水一样,既能屈也能伸,既要尽力适应环境的需要,也要努力通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奋斗而改变环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的环境。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要能正确评价它对人类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人物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是正确还是错误。顺应社会发展是与时俱进;抵触社会进步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对社会不良现象漠视、纵容甚至参与是价值观扭曲;与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是勇敢、正义;坚持传统文化美好的部分是坚守;固执地守着老一套,不思进步是固步自封;关注真正在消逝的善美是有忧患意识;看到假丑恶现象终会消失是乐观、有信心。 四年来,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探究题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没有直接涉及,这一点需要引起师生的重视。总之,江苏高考现代文阅读探究题探索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发现矛盾,质疑解难。因此,在高考复习中要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就要指导学生掌握知识,夯实基础,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明确探究任务,联系已有知识,依托文本,分析关系,条分缕析,深刻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在考场上取胜。 文学类论文:高考文学类解答方法 根据新课标《考试大纲》以及近几年高考命题情况来看,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查有以下特点:体裁多元化,小说、散文受到青睐;国内外文学作品兼顾;体裁由小变大,具有人文性;题型更加开放,个性化阅读理念彰显。由于现代文阅读题赋分高、要求高、难度大,除了注重训练外,如能在平常做题指导时教会学生一些简单易行的技巧,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整体观照,宏观把握,初步弄清文章主旨。 阅读时,首先要着眼全篇,认真通读课文,从宏观上驾驭文本,并从整体出发,抓住文中人、事、景、物、情这些基本要素,认清文本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而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明确作品所包含的人物、事件、景物和所抒发的感情以及作者借以表达对生活的见解和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从而正确的把握文本的主旨。另外,文后题目的内容亦可帮助考生揣摩文章的主旨,预先浏览一下,在通读全篇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必需关照: 1.看题目。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往往透露出文章的诸多信息。 2.看作者。如是熟悉的作者,有可能推知写作风格。 3.看文章开头、结尾及明显的过渡段。文章的开头、结尾和明显的过渡段,往往是作者思路的缘起、主旨的表达、思路的转换之处,可帮我们推知文章的主旨,梳理作者的思路,辨析文章的结构。 4.看写作时间。如有写作时间,可帮我们了解写作的背景。 5.看文后题目。要特别关注题目中的关键词、关键句以及设问方式(一般来说,问题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种方式),有利于阅读、作答时有的放矢。 二.理清脉络,细读题干,划定答题区间。 把握了全篇的主旨后,还须进一步理清文章的脉络和作者的行文思路,这样可以提高答题的效率。注意分析文章结构方式(总分式、并列式、层进式、总分总式等)和结构方法(铺垫、伏笔、衔接、照应、抑扬、顿挫、突转、悬念、误会等),根据题目设问,划定答题区间。有些题目需要阅读全文,有些题目需要阅读重点片段,而有些题目只需阅读某个句子,要做到心中有数。切勿不分主次,不管范围。 三.搜索信息,提炼整合,学会分点答题。 阅读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答案大都能在选文里找到。答题时,在确认题目所涉及的语句、段落或区间后,揣摩上下文意,抓住关键语句。当然,有时找出的语句不一定能直接使用,或句子太长,或语句含有不合题意的其他信息,这就要求考生对所选出的语言信息根据题意进行加工改造,重新组织,进行表述。如是问“是什么”就顺着“什么是什么”的思路答题;如是问“为什么”的题目就顺着“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思路答题;如是“怎么样”的题目,就顺着“运用什么(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结构方式等),表现(表达、表述、反映等)什么,起到什么效果”的思路答题。不管答哪一个题目,都要遵从“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阅读原则,切不可断章取意,更不能另设炉灶,随意作答。四.规范答题,扣紧文本,做到认真书写。现代文设题的角度,一般来说是从语言表达(词语句子的含义、句式特点、语言特点)、思想内容(归纳要点、概括主旨、观点态度、文段选材作用)、篇章结构(构思布局、段落作用、标题作用、文眼作用、线索作用、顺序作用、技法作用)、艺术手法(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及人称运用)等方面入手的,有时还有鉴赏人物形象(主人公、陪衬人物形象等)的题型。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专业术语,有利于学生规范答题。在学生全面理解文章的基础上会用专业术语答题,答案就会显得准确而又典雅。另外,有些阅读题要求考生用自己的话作答,且往往有字数限制。这类题目对考生语言表述的能力要求较高,题目难度也较大。解答此类试题,要吃透题干要求,把握内容要点,吃准表述的范围、角度和方式,用规范的语言作答,同时要注意尽量运用文章里的关键词句,即扣紧文本作答。要相信,不管是哪类题目,运用文章的关键字词越多,说明答题与文本扣得越紧,准确率也就越高。 现代文阅读题目的作答,与其它主观题目一样,语句的流畅、书写的规范、标点的准确都是得分的关键,答题者务必意在笔前,切勿随意改动,更不能涂抹,力求答出的卷面整洁、美观、大方,给阅卷老师以赏心悦目之感。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研讨 一、江苏高考探究题的题型分析 每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最后一题为探究题,探究文本某一方面的问题。从赋分上来看,这些探究题赋分都为6分,表明了高考对考生的探究能力的关注。侧重于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以及内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四道探究题强调多角度地深刻地个性化地理解,但不是无限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都或明示或暗示要“结合全文探究”。考生必须在把握文本的基础上,再针对题目的探究要求,进行个性思考,发挥创造。 二、探究题的高考准备 (一)审明探究任务 从江苏的探究题来看,出题大致种形式是先引出某个主题,再提出探究的任务。如江苏卷必考之文学类文本阅读《侯银匠》第15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6分)题目首先就提示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侯银匠”,接着说“但写侯菊的文字多”,前后两句看似矛盾,出题者就此提出“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结合全文看,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不矛盾的,而是巧妙地使用表现手法之后达到的效果。至此,学生明确了此题的探究任务,就可以从小说人物形象的突现,小说情节的巧妙安排,小说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审美情趣等方面入手,探究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效果。探究题中给出的思考,不是出题者有意为难学生,而是提示疑点,使得学生就疑遂生思,因思而深究。能先找到探究的问题,是进行探究的第一步。 (二)联系知识储备探究 从高考探究题探究的任务来看,主要集中在探究作品的形象,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答题时应迅速地搜索相关的知识,为进一步的探究提供知识方面的支持和依据。因此,在备考时要充分地储备知识,并进行梳理,如复习文章的谋篇布局,鉴赏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实用类文本选材的特色,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学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学生还要熟知常见的表现手法方面的知识,如修辞方法(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表现方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化用典故、联想想象、比兴象征、等)。这样,在考场碰到实际的探究问题,才能自如地调动平时的积累,进行探究。如2011年的《“这是你的战争”》第14题探究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自然景物描写的作用有:1、表现自然环境景物的特征,渲染某种气氛;2、暗示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3、烘托人物形象,交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暗示人物命运;4、为后文埋下伏笔或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学生可以结合文本,从以上角度提出自己个性化的解读。因此,这道题可以这样答:深刻寓意:1、雪渲染气氛,暗示战事紧急,形势严峻;2、腊梅象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表现人物:1、孟弗之见到雪白的腊梅林,暗喻他路遇蒋姓学生后的沉重心情;2、肖子蔚、澹台玮面对雪已消了大半的腊梅林,暗示他们消解了内心的淡淡纠纷,彼此之间理解更深了;3、澹台玮走入腊梅林,人与梅相映,隐喻坚贞人格。因此,学生面对探究任务,需要调动平时积累的知识资源,自主运用知识,对问题进行理解领悟,分析概括,才能进行较深、较广的探究。 (三)依托文本探究 探究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发现和创新。因此,学生在答探究题时,应尽量多角度、多层次地发现和挖掘答题点。但是,任何阅读都要有文本意识,不能够跳离文本。学生面对的探究题是针对文本中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方面提出探究任务,那么在探究时不能完全个性化解读,也不能脱离文本架空分析。学生探究得来的观点来源文本,用于支撑观点的论据同样来自文本。如2009年《上善若水》第14题,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学生答题前先要抓住文本写了以下内容:都江堰防洪灌溉、滋养了天府之国的子民;李冰和李冰的后任修建、疏浚、修缮都江堰,确保天府之国旱涝保收;后人有情,瞻仰这些官员。进而从三个层面得出答案:1、(都江堰)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2、(修建维护者)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任可谓上善之人;3、(后人)我们要向前人学习,要做上善之人,要做上善之事。探究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因此,无论是形成观点见解还是运用知识分析,都要紧扣文本内容,理清写了哪些人、事、景、物,进行合情合理地探究阅读。 (四)多角度探究 探究文学作品的意蕴要透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其虚化到所有人类的高度,挖掘作品人文、历史、哲学的内涵。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通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优秀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探究时需要关照个体价值的实现,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试说明》中要求学生能“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对作品表现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内涵作出评价”。探究作者的情感,首先要理清文章写了哪些人物、事情、景色、物品,他们哪些体现了真善美,哪些属于假丑恶,对于真善美的内容予以赞美、歌颂、崇敬、怀念,对于假丑恶的现象表达厌恶、愤慨、讽刺,对走向假丑恶的现象表达担忧,对弱小者同情怜悯。如2010年《溜索》第14题“本文写了驮队飞渡峡谷的故事,请探究其中的深刻意蕴和作者的情感取向”。在领队的带领下,驮队熟练地渡过峡谷,原本畏惧害怕的“我”和牛也度过了渡过了峡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回答:人在自然面前接受挑战,战胜艰险。从人与人的关系考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领队与驮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团结协作、相互信任、关心爱护的人际关系;另一个就是。“我”与领队的关系:人会在艰苦磨练中成长。探究作者的情感取向可以写表达对雄奇险峻崇高的赞美,对乐观向上人生态度的赞美;张扬了原始、野性的阳刚之美;对平庸、畏难的厌弃。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就要适应社会,但不能只知适应社会,被社会所同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发展演进的永恒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前进的不变法则。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注定被社会淘汰。而只知适应社会,则可能被社会同化,如果每个人都被同化了,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性和水性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做人也应当像水一样,既能屈也能伸,既要尽力适应环境的需要,也要努力通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奋斗而改变环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的环境。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要能正确评价它对人类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人物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是正确还是错误。顺应社会发展是与时俱进;抵触社会进步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对社会不良现象漠视、纵容甚至参与是价值观扭曲;与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是勇敢、正义;坚持传统文化美好的部分是坚守;固执地守着老一套,不思进步是固步自封;关注真正在消逝的善美是有忧患意识;看到假丑恶现象终会消失是乐观、有信心。 四年来,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探究题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没有直接涉及,这一点需要引起师生的重视。总之,江苏高考现代文阅读探究题探索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发现矛盾,质疑解难。因此,在高考复习中要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就要指导学生掌握知识,夯实基础,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明确探究任务,联系已有知识,依托文本,分析关系,条分缕析,深刻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在考场上取胜。 文学类论文: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研讨 探究题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但实际上在以往的一些试卷中,命题人已经悄悄地将与之相关的观念和要求设置在试题里了,只不过没有明确地提出名称而已。比如就文中的关键词语、主要语句、某一手法或亮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实到虚的评价、赏析,其实就是探究题。本文就从考点、试题特点、命题原则及特点和应答策略等方面对探究性试题进行阐述。 考点阐释: 1.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要求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各个方面探究作品的深刻思想。 2.探讨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要求从人物形象、时代背景、环境氛围、细节描写、语言表达等方面入手,探究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3.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要求立足自我,感悟和体验文本,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试题特点:“探究”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探索研究”“、探寻追究”的意思。探究既不是对信息的筛选整合,也主要不是对艺术性的评说鉴赏,而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发掘、探讨、特有解读和质疑。探究侧重于作品人文性的一面,只有注重了探究,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才算真正得到落实。“探究”有关题型有“探究性扩展试题”“、鉴赏文本技巧”、“评述思想感情”、“点评类试题”、“理论性赏析短文”、“扩写改写缩写”等题型。其特点如下:第一,一般现代文阅读题,往往答案就在文中,或根据文本内容分析解说,关键在于发现、筛选、整合、吸收。探究题的答案,既要根据文本,又要借助于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要懂得哲学,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探究;要懂得审美理论,才能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探究;要了解时代和社会,才能联系背景进行探究……否则,就文解文,断然不能把文章摆到恰当的位置,不能洞察文章的深邃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章的艺术风格。第二,从理论上来说,探究与创新是紧密相联的,可以有新见,有不同的探究结果,因此,答案不可能也不应该求同,允许有不同的答案,只要能根据文本和有关原理,合乎逻辑地展开论述,言之成理即可。 探究性试题命题原则及特点: 1.设题重实际:它以高中学生应有的知识文化积累、阅读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为基础,适合高中生作答。 2.设题有规律:一般在文章的重点、疑难等关键处设题。如文中的议论、抒情处。 3.设题讲根据:一般依据材料的内容探讨研究,而不是任意发挥。 4.思考有层次:要求考生从不同层面或角度作思考,一般文本中少有现成的答案。 5.答案有限制:它不会像平时可以“见仁见智”。阅卷时总会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答案,也就是说答案肯定不会“百花齐放”“,任尔东西南北风”。 探究性试题的解题应对策略:依据上述特点,探究性试题一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应对: 1.按规定的角度进行探究2011江苏卷第14题: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试题解读:解答此题,应该依据题干规定的角度思考,结合文章的情节,以情节为依托,寻求景物与情节的相似性,从“相似性”上去寻找景物的寓意。这道题,追求答全即可。参考答案:“雪”:一是自然界的雪;二是象征笼罩着的越来越近的外敌入侵的战火;三是象征应征入伍作翻译的消息;四是象征师生之间的亲疏关系。“雪”与“腊梅林”:象征青年们志愿献身保卫祖国的纯洁无瑕、迎难而上的爱国情。“雪”由大到停到消融的变化过程,喻示人物关系的和缓,更喻示着救国有望的情结。 2.依据文本内容进行探究2009年辽宁卷第十一题第(3)题:小说最后描写了蛮儿一帮年轻人炸掉了遗璞,并用它去修水渠。作者在结局上的这种处理是否合理?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试题解读:解答这一题,需要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对“遗璞”这个意象指什么进行解答。当然,对于“遗璞”的象征可以指一种守旧思想与生活方式,也可以指传统宝物。如是前一种理解,可以联系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分析年轻人炸掉遗璞的象征意义;如是后一种理解,可以从合理开发、生活情理的角度分析。参考答案:观点一: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合理的。①从情节上说,遗璞村人为之自豪的石头被一群年轻人突然炸掉,这样的处理可以产生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②从主题上说,“没有用”的遗璞是一种守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象征,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小说思想内涵的表达;③从时代上说,这样的处理符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精神,有现实意义。观点二: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不合理的。①从情理上说,遗璞村人世世代代视为宝物的东西,为之自豪的石头被一群年轻人轻易地炸掉,不合情理,违背了生活的逻辑;②从叙事上看,炸掉遗璞修水渠的必要性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交代出来,缺乏艺术上的逻辑性;③从现实讲,这种结局也不符合保护文物、合理开发的现念。 3.对题干中的关键词、疑问点进行探究2009年宁夏卷第十一题(4)题:孕妇并不认识石碑上的字,也不会写字,却十分努力地描画着它们,后来还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小说这样来写孕妇,有人认为让人感动,也有人认为有些做作。你的看法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试题解读:抓“十分努力地描画”关键词探究:“十分努力”是说“孕妇”对文化知识的朦胧追求和尊重。抓疑问点:为什么不识字的孕妇描写石碑上的字呢?她的做法有什么深刻含义?假如是你,你会这样做吗?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根据疑问点,整理答案。参考答案:观点一:这样写让人感动。①突出了孕妇对文化知识的朦胧追求,虽然她不识字,但这不影响她对文化的尊重;②揭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在将为人母时的责任感,在她看来,学会认字,将来就不担心孩子的提问了;③表现了孕妇认识到文化知识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也表明她在尽可能地弥补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观点二:这样写有些做作。①触动她描画字的原因主要应该是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路边一块废旧的石碑;②孕妇自己不会写字,想临摹石碑上的字,可以请放学的孩子帮忙,不必那么费劲,非要自己描画;③作为未来的母亲,孕妇识不识字,其实都不影响她对孩子的责任与爱。 4.要对文本深层含义进行探究2009年江苏卷第十四题:请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解读试题:这是对文章的内涵进行探究。要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在文中“上善若水”中的“上善”指什么?是什么事?什么人?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李冰等人是上善之人。参考答案: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人可谓上善之人;由此引申出做人要做上善之人,做事要做上善之事。 总之,做探究题一定要立足于文本,然后结合自己的感悟、体验进行表述。紧扣问题要求,在文本内寻找依据提取有效信息,通过联想和思考,在所提供的信息、试题要求和自己的人生体验、感悟及已有知识间搭起一座桥梁,才能为成功解答铺平道路。
文学欣赏论文:表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论文 关键词:表象 文学创作 文学欣赏 作用 论文摘要: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其独特的特点,创作者根据文学创作 规律 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塑造出丰满、形象各异的文学形象。表象的存在也是读者欣赏的基础,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表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其过程而言,都是综合了多种因素,诸如作家读者的生活、经验、学识、兴趣、感知、理解等,都是各种因素经过复杂融合的过程。我们无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要素进行单一、细化、明晰的分割,形成 科学 定理、公式一样的内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细小的点出发,来认识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或完成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什么是表象?表象是保持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当感知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表象与感知种类一致,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觉表象等。表象有具象的表象和抽象的表象,它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画面,一个或几个形象,还可以是一段故事,一段情节、一种体会、感触甚至可以是一种意境、一种寄托、一种憧憬。表象具有五种形态。第一,个别表象,即是某一个具体、个别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在大脑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定性的特点。第二,概括表象,它是指记忆中某一类事物的形象。它比第一种带有概括性,带有类的特点。第三,回忆表象,是指头脑中重新浮现出的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头脑里可以呈现出小时候玩伴的形象、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的布局及各种用品的模样等等。它是再生的表象。第四,想象的表象,是指大脑中未曾记忆过的凭借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内心表象。例如,日本的富土山,即使是没有登过它的人,也能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座巍峨的雪山。第五,不同感官感觉知觉的表象,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通感所获得的不同的表象。 文学创作不像其它科学创造发明,是直接对物质实体的加工、改造,那么,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何物,我们从直接来源上看,就是表象(当然是源于对生活感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源,没有表象,文学创作就无以为托,缺少了加工的原料。当然,如此说,也不是有了表象就有了文学创作。表象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源,它也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金开诚就说过“从量上说,文学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穿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 艺术 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手段。rr (1]101文学创作不是一毗而就,它是个过程,这里试从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欣赏来分析表象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基源和手段作用。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首先是材料(信息)储备,无论作家的材料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感知,还是源于间接的文字阅读,他们都终将转化成一种记忆表象,作为材料存储在作家的头脑中,黑格尔说过,艺术家需要“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灵里”,川形成创作的基础。普希金娜的相貌表象存储在托尔斯泰的脑中,几十年后,作家依此创造了安娜的相貌;凡尔纳在书刊中获得的信息表象,成就了他的一百多部(篇)幻想小说。 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数量不可计数,不是每个都转化成了作品,这就要经过艺术发现阶段,也可以说成是,作家对表象的意义的一种发现,周敦颐在莲花身上看出了君子的本色。有了这些,在一定的动机下就可以使作家投人文学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表象有时可以成为创作的诱因、动机。巴金一次夜里醒来,看到黑暗中湿流流的闪着微光的抹布,在这一表象的触动下(创作时离开了具体事物存留的就是表象了),开始了小说《抹布》的创作。 具备了上述内容后,文学创作进人了构思阶段,开始形成创作的内在意象。“意象对于任何物象的再现,本质上都是主体对记忆痕迹的再现”,〔’〕所以说,构思阶段就是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就是各式各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主要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这常被说成是运用想象(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创作中将形成的形象都非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它已注人了情感、思维的改造。关于构思中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结合实际的 艺术 经验做过生动的描述。歌德在讲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夏绿蒂形象塑造时,就说得极为明确:“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夏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l撷采来的。好诊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 . y ) so这是构思中表象自觉运动(分解和综合)的很好诊释。构思过程中,无论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还是表象的深化、异化,都是创作构思 中对表象的加工,正是因对表象的创造,才有了文学形象的胚胎。 内在的构思要借助语言文字外化于笔端,才算完成了作家角度的文学创作。“语言的斟酌是始终联系着作者的表象运动的”,f}lu2 贾岛在创作“僧 敲月下门”一句时,对“敲”的选择到底是“推” 或“敲”,他总在做手势,这不难想象他脑子里正 在进行相应的表象活动。还有,作家根据情感进行 创作,一定要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意 象。“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一定要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然后才可以得到形式的完美。.. }a)作 家需要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复思考,所描绘形象是否贴切、真实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过程是必要有表象的参与。还有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比喻、象征就是各种各样的表象联想。 从狭义上可以说,文学创作就是积累表象—加工表象—创造新表象的过程。 二、表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完成创作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作品,作品需要读者的阅读、欣赏,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表象在创作中是创作的基源、手段,并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在文学欣赏中表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它 科学 、 哲学 著作的阅读,文学以形象性为主,为更好地欣赏作品,同样需要借助于表象。这里表象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更好阅读、体味的手段使用吧。例如,读一首唐诗,大概只要几十秒,可如果人们真的只用这短暂的时间去读,那就决不能算作欣赏艺术。“只有对诗句进行反复的吟咏和玩味,才能由本身并不具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引起相应的的表象、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形象感,并领略其中的意境或理趣。a [1)373表象可以加深你对作品意韵的体味,并形成深刻持久的阅读记忆。 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具象性,创作者通过感知觉的注意,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里,使文学形象的创作有了资源;因表象概括性,使表象具有个和类的特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切实符合文学创作 规律 (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内容;表象存储在头脑不是一层不变,可以对它进行加工,这样就使表象成了构思艺术形象的最理想而适当的材料;因表象的间接获得性,使经历有限的创作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象储存,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意义的。 表象的存在是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的原动力,而情感是写作和欣赏活动的决定因素,一颗麻木不仁的心灵是不会有抒发和阅读的渴望的。表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形象性,既有可储存性又有可塑性,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他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总之,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问题分析 一、英语文学欣赏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能使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的逻辑性,在文学故事的叙述线索中反复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人物交谈中找出语言背后的知识信息。通过英文语境的植入,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要的语感。乌申斯基提出的“兴趣学习论”就充分说明了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英语文学欣赏有原著书籍、影视作品等内容,都是通过英语语境的引入,将英语文字转换为形象的故事情节,烘托学生学习英语的氛围,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长期兴趣。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英语文学名著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文学欣赏方式多元化,使英语学习具有了形象化氛围,通过标准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训练或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避免了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的汉语语境影响。英语文学欣赏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英语教学在环境与方式上的局限性,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英语学习上的瓶颈。另外,英语文学欣赏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促使学生长期保持英语文学欣赏的习惯,从一定程度上积累英语成语、俚语以及国外民俗等知识信息。学生在考试或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吻合度高的情景再现,立刻回顾与使用对应的正宗英语表达。尤其是在英文写作上,“触景生情”的英文句式应用将切实提高英文写作表达,随着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优化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英语文学作品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学表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英语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馈,为读者描述的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积累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知识。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想象力除了有助于英文写作之外,其文学素养也会随之提高。因为英语文学作品总是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文风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潜意识。而跨文化背景的历史文化知识熏陶,会使学生在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另外,典型人物当中的优秀代表也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也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作品是集合了历史、民俗风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成果,受汉语环境影响的英语学习,需要营造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纯英文氛围,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良好语感。同时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跨文化交融,能够使英语教学通过知识性内容的传授,拓宽学生的眼界,学生既学习了英语的表达,更获得了了解国外文化的途径,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的来说,英语文学作为外国语言与艺术的结合,传递了异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是通过纯粹英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表达应用能力。二是学生通过欣赏英语文学,领略中外文化差异,逐渐加大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三是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融汇多种文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突破英语学习的瓶颈。 二、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应注意的问题 英语文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及其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将英语文学作品的优美句式放在英文句式学习中,通过英文句式的分解与组合,了解文学作品句式的结构,欣赏文学句式的特殊用法,可以加深学生对英文句式的理解与应用。第二,可以将英语文学段落植入英文阅读理解之中,通过对文学经典桥段的阅读与分析,了解其文学架构手法,为英文写作提供框架思路。第三,可以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欣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换言之,通过英语文学的句式、段落与文学整体的解构,在英语教学之中融入不同层次的英语文学内容,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学艺术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英语文学欣赏融入英语教学需要一定的步骤,逐渐渗透在英语教学中,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一)控制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英语文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通过营造英语语境、交融国内外文化以及英语语言内容的综合推进,实现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句式等英语学习内容的传授。如果一开始就将英语文学欣赏作为全部的英语教学内容,将大段大段晦涩难懂的内容提供给学生学习,不仅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了英语教学的效率。一般而言,文学欣赏在教材中有具体的进度安排,要遵循教材内容的设计,使文学作品不脱离教学目的。所以,应该注意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如在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将文学欣赏有计划地融入英语教学之中,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熟悉某部文学著作,并在一定阶段对著作进行全面解析,通过逐步推进学习,实现文学与教学的整体结合。 (二)教学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 文学欣赏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籍的阅读直接感受英语语言的魅力,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的形象化再造为英语学习营造出纯粹的英语语境,还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经典桥段的戏剧化表演,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在日常教学中,要将文学作品内容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成为必需。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呈现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通过文学内容进行语言训练,既改变了纯粹的死记硬背式教学的单调性,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结合,文学是提炼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缩短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在理解作品过程中增强人文意识,更便于学生通过语言学习嫁接艺术与生活。 (三)注重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与创造性 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挑战,也是突破教学瓶颈的途径。对于教师而言,不仅仅是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引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动性,自身也要注意培养对英语文学的理解力,通过加深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提高教学效果。而教学模式的改良往往需要教师能动性地创造,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相长。 三、结语 结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及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探索英语文学欣赏融入教学过程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与应用能力。显然,英语文学欣赏的引入,对于教学来说,是将文学与艺术引入了语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文学欣赏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词汇、句式与语篇结构需要渐进式地引导学习,学生才能逐渐领悟文学艺术的美感,从整体上把握英语文学的价值。实践中,英语文学主要通过语境训练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应用能力,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的语感能够帮助学生对英语文章进行有效地理解与分析,因此,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英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作者:宋相瑜 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文学欣赏论文: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革新 一.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现状及症结 1.内容脱节 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个性特点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课上教师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鉴赏探究,缺少与学生专业特点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也缺少吸引学生关注兴趣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热点话题。为此,学生出现了厌学心理,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2.教法单调 文学欣赏课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教法单一,缺乏灵活性、丰富性与自由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知识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课堂缺乏交流、讨论与合作。整个教学过程处于知识输出的单向状态,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学生的创新思维、交流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被抹杀,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改变文学欣赏教学的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应把文学欣赏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置于同等地位,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习文学欣赏课,有助于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启迪心灵、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审美能力,受益终身。 1.编写校本教材 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从2012年开始,课程组成员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寻找文学欣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佳对接点,进行校本教材的研发,2013年7月课题组编著的《文学鉴赏与解读》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在编写时侧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人文精神为主线,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素材,按主题划分单元,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形成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鉴赏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自主阅读为拓展,以实践活动为提升,以书目推荐为指南,五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凸显课程特色的课程模式。教材将亲情、友情、爱情、生命、理想、人生等诸多人文主题囊括其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生命意识的陶养。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将专业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张秋生的《妈妈睡了》、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齐默尔的《小丑的眼泪》等篇,为学生今后的自我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往往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念,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本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职业素质和能力,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把能力目标“溶解”在学生自我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里。如开学初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课内外经典幼儿戏剧作品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并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开展读书汇报会。此次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又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编、自排、自演经典幼儿戏剧,如《寒号鸟》、《葡萄仙子》、《白雪公主》、《丑小鸭》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改变教学手段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以其特异文化,让高校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式交流,共同分享各种文化,在没有制约机制和无评价指向的网络浪潮中接触并熟悉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可以说,互联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为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拓展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将“时代的活水”引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接受和处理信息。教师可以在网上建立QQ群、微博、博客等平台,将课上教学课件、教学素材、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资源共享。 4.注重实践活动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发挥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在经典阅读中与文学大师对话,感受别样人生、别样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如在“至爱亲情”单元中,开展“诗意年华•感恩你我”的诗歌朗诵会;在“以爱之名”单元中,开展“爱的思辨•温暖如棉”的辩论赛;在“感悟生命”单元中,开展“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演讲比赛;在“理想信念”单元中,开展“青春旋律•有你相伴”的幼儿故事创编活动;在“人性之光”单元中,开展“放飞梦想•演绎你我”的幼儿戏剧编演活动。在多元化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更加自信、乐学,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所以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博览群书、加强交流,广泛涉猎各种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视野。正如布鲁纳所说“: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看不到语文的妙处及其威力的老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跨学科的素质与能力,能根据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充实自我,这样在教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用“跨界”的方式思考、解决问题。 作者:伊彩霞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文学欣赏课程是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研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注重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欣赏;教学方式;转变;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 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 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语文教学中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 摘要:影视艺术是当今主流艺术形式,而电影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前身与基础。普通文学作品,多数只能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来欣赏文学的魅力,即“独乐;电影文学作品则可以在阅读文本后“众乐”———共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欣赏电影文学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与情感的理解也会更敏锐。 关键词:电影文学;语文教学;故事;欣赏方法 一、电影文学 (一)电影文学的概念 电影文学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 (二)电影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异 (1)作品容量不同电影文学多数是以剧本的形式存在的,剧本则是为故事而生。可以理解为电影文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和诗歌散文不同,有其固有的架构,必须包含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故事高潮、故事结尾。相比普通文学形式,电影文学讲求故事性,想要有好故事,就不能用“堆砌”的形式创作,不该有的部分一定要舍去。例如史书作品与改编电影文学作品的区别:前者讲求更全更细的记录,后者讲求改编出有艺术价值的故事。突出故事那就必须要突出主要人物,列出一至两条主线,所以电影文学的容量比其他文学形式小。电影文学的容量精简使得读者、观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到一个故事完整的情节推进、跌宕起伏。由于电影文学的写作形式,作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让观者看到什么,做到烘托中心、突出主题的作用。(2)人物塑造普通文学形式,以抒情、悟感为主,电影文学以突出人物来推动情节。人物塑造是电影文学必不可缺的,不论是交待背景、推动情节、提出主题都能在人物形象中体现,所以人物塑造上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好故事它需要丰富的剧情、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冲突感。只有把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得很复杂很立体,才能对读者有具有吸引力。 (三)电影文学的特点 电影剧本运用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作者本身的艺术品味、人生观念、认知态度就是一种艺术作品,通过剧本的方式创作并记录下来。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电影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学能创作出影视艺术,用视听的方式让阅读者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作品体验。运用独特的视野去欣赏文学,当文学阅读和影视欣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审美是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教学的共通追求,将电影片段巧妙的引入语文教学,可以使两者很好的融合,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解深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二、语文教学与电影文学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①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栏目中设置了“影视文化这一章节”。其中设有对影视艺术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设有写影评、朗诵对白和分角色表演等实践要求。依据现有的情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发展中,影视艺术的学习会越来越重要,而电影文学则是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交叉点。通过对两门艺术的观析、审美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分析能力、审美高度。 (一)对故事的背景预习 故事的背景蕴含极大地信息量,让学生在学习电影文学前进行故事背景的预习,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分析能力、联想能力、记忆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影视作品既是艺术又是文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首先要有剧本,而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小学语文中好多课文就是根据影视作品节选或改编的,观看这些电视电影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所以对背景有了了解,会对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人物是故事的灵魂,对人物理解得越深、对故事的艺术性体验得越强。 (二)电影文学阅读与排演 阅读和排演两者表面上看没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学要求的目标上都是指向———利用影视艺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观影中受到教育、教学中需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有明确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电影文学的阅读是使学生在文字上对影视艺术的欣赏,而排演是使学生在实践上对影视艺术进行体验。两者看似没有联系,但没有阅读打基础,排演无法顺利进行,而没有排演的电影文学阅读,似乎少了一些趣味与深度。 (三)写作与创作 电影文学结合观影可以在学习后布置影评写作,及时的感悟写作,有利于加深教学效果。让学生即欣赏又写作,将学生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拉近一步。“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视觉阶段而不能深入下去,不能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并感受理解最终养成审美判断的能力,即使把它组合到教学过程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花边语文”而己。”② 三、结语 电影文学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能从文字上学习,更能通过影视欣赏达到综合学习的目的。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包括背景预习、阅读与排演、影评写作与故事创作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提升审美、训练综合艺术感知力的目的。所以电影文学的鉴赏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杨翠平 文学欣赏论文:国内影视艺术的文学欣赏透析 然而两者又存在着很多差别,首先他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所采取的塑造手段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人物性格和生活现实的塑造,而影视艺术则是通过导演和剧组的通力协作,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来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当然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观点。文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而影视艺术的作品则以空间和画面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只能是使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具有个人主观的推断性,在读者的心目中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读者的思维空间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在影视艺术中是没有作者主观推断性的人物形象的,导演和演员们用直观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另外影视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使用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迅速及时的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面积的传播,让大多数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影视的文化特性。而文学作品却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限制,不能够和影视艺术相比,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印刷、销售等方式进行传播,在时间的限制上面就出现了间隙,进而慢于影视艺术的传播。影视与文学在时间推进上彼此相似,文学才有可能反过来学习影视的表现手法。由于文学与影视同有时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以它们将继续在互相影响中并肩而行。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影视艺术 现代社会生活脚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期待值在上升,人们往往很难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和构建自己的文学欣赏,但是影视艺术的发展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很多时候影视艺术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电影院进行文学的熏陶和文学传播。将影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高雅的文学进行广泛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人们通过自己的欣赏,对于其中的电影艺术进行思考和评述,达到文学性的欣赏。从影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将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改编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编剧和导演对影视题材和文学名著进行选取的过程就是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过程。文学与影视创作通常是影视艺术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搬到银幕上来,同时也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我国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可读性,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为影视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文学欣赏的基础。当受众通过这些电影的传播,可以从中找到文学欣赏的动力,这样不仅仅让影视的受众增多,而且也起到令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作用,同时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使影视艺术的受众人数增多,这样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在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是影视艺术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搬到银幕上的过程就是文学欣赏大众化的过程。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提高影视艺术的欣赏能力,受众感觉自己在欣赏大众化、娱乐化的影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进行电影的观赏。影视艺术是一门集文学、现实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它传达给受众的是生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而受众应该本着去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欣赏,这样才能够将电影艺术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述评,也是对于影视艺术欣赏的一个新的角度。总之在电影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抛除了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会使原本活生生的影视艺术空洞化,不能达到原有的传播艺术、提升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段。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在运用创造性思维挖掘文学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使广大观众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心灵感悟及审美享受。 影视艺术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 文学对于影视作品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从诗歌那里借鉴了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那里领略了清淡的风韵;从戏剧那里学到了紧凑顺畅的整体结构和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从小说那里懂得应该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我国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较多,如在文学经典著作中的王熙凤出场和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借鉴,成就了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些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是来源于文学的,文学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和完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的重大历史活动都有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而又透穿古今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上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的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节选都可以完成一部影视艺术的创作。文学作品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思想内涵的渗透、故事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滋养,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完美题材。影视艺术的发展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就应该从文学视阈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影视艺术的生命与文学基础是高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文学性的支撑,电影只会变成空洞的想象,而不能够高雅地进行传播,人们对于影视的需求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欣赏,而是对于故事情节后的人性的思考和哲理的阐述,这才是影视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国的文学作品通过历史经典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故事情节,透过文学作品把人们共同价值的存在内炼提升达到传播的目的。文学的心灵诉求、理性思索、人性关怀精神,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思想的丰富性及深刻性。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和发展。结语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着不时的改善和发展,同时透过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对于提升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完善,让影视艺术能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长青不老。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直观或迅速地通过感官传达着咨询、情感、刺激,使人们能通过视觉、听觉去感受图像画面传导的信息。从受众出发,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文学作品,让影视艺术不仅能够在场面上打动观众,更能从故事情节和蕴涵的哲理中打动观众,这样的影视艺术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影视艺术,透过文学作品在影视艺术中的渗透和发展,让受众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完成对于影视艺术的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并能在受众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深究文学欣赏课教学形式革新 艺术家萧乾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文学欣赏课本应该调动学生使用自己“银行”的经验去兑现隐藏于“文字”这张“支票”中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是,传统的文学课程模式多是围绕作品背景、主题归纳与艺术手法等进行探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故此,本文拟从文学欣赏的性质与课程构成要素入手,结合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对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新的探讨,以期对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一、文学欣赏课程的目标特征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它以把握形象为起点,而又自始至终离不开形象。”指出了文学欣赏的基本性质是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途径“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欧阳友权等主编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从而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认为文学欣赏的性质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其过程主要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王先霈、王耀辉主编的《文学欣赏导引》说“文学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读者以自身修养为基础进行的主体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强调了文学欣赏的个体行为方面。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文学欣赏的性质是读者个体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与欣赏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种出于娱乐目的而进行的文字消遣或观赏,而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去理解的“主体实践活动”。 毫无疑问,文学欣赏课程就是教授文学欣赏的一门课,课程的目标一般在于培养欣赏的兴趣与能力。这可从教材的说明中得到印证,如《文学作品欣赏教程》前言说:“本书一方面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全貌,使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作品欣赏实例分析,因势利导地发现和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兴趣和能力。”该教材强调了课程目标“全面地”介绍“中外文学作品”与发现和培养“兴趣和能力”。《文学基础理论与作品赏析》前言说:“本书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对有关文学欣赏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具体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不难发现,“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成为其主要追求。这二者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要培养文学审美。《文学欣赏与创作》在绪论中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其目标似乎更在于文学修养与接受效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认识,遵照文学欣赏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我们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变革,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注重文学欣赏“主体实践活动”规律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文学欣赏课程的构成要素 传统的文学欣赏论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正是由于“知音难”的文学欣赏现实,才需要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与指导。 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认为进行艺术鉴赏涉及到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要素,他用这四个要素建立了一个坐标图式,认为作品居于坐标中间,说“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与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镜与灯》认为鉴赏涉及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方面,通俗一点就是指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几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作品即欣赏对象成为核心。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个体文学欣赏而言。但是,文学欣赏课也必须同样面对“作品”这个文学欣赏的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然而,由于课程教学的构成要素与特殊性,它显然与个体欣赏的“主体实践”有所不同。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构成了欣赏的双主体,或者说文学欣赏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欣赏活动,它更承载了教学目的或学习要求等诸多具体实践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材作品、学生构成了文学欣赏课程的关键要素,如何设置这三个要素,则是课程教学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教师,在文学欣赏课程中不再仅是一个个体欣赏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欣赏经验、理论、文本等内容与他的学生分享,并且成为课堂的主导,即他既要自己欣赏文学作品也要担负引导、指导学生共同欣赏所学习的文学作品,进而启发、推动学生去赏析其他推荐或学生自选的文本。《文学欣赏导引》认为进行文学欣赏一般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能力与素养,即“首先是艺术感受力”、“另一种基本能力即艺术推想力”与“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其中,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是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来获得与提高。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构成中要发挥引导作用。 学生,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根据文学欣赏课程的实际,他们已经成为文学欣赏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参与欣赏并得到“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锻炼,能够初步进行文本欣赏,努力实现“通过语言的阅读,准确把握这个语言组合体(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语言符号的提示下,调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感知文本形象,展开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将作品形象、意境‘复现’在自己的意识屏幕上,并对文本意义、意味做出解读。”学生成为课程实现的终极目标。 文本,是指课程教学使用的文学作品,它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却是文学欣赏教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也是教师与学生进行学习或欣赏的共同对象媒介物,在课程教学中充当了一个赏析样品,一个教学案例。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结构性的能指系统,”它需要教师和学习者一起完成对其“能指”意义的解读。如此,这个充当了案例的“文本”,对于教学双方,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对于教学模式的设置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教师、学生、文本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只有恰当地发挥各自的课程教学功能,才能够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教学模式的设置,则是合理调配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模式的变革与确立 传统的文学欣赏教学一般是教师代替学生进行文学欣赏,就文学作品进行所谓主题、结构、手法等方面的分析,课程互动一般就是提问与回答问题。其教学模式表现为单一而固定的课时内容、平淡而乏味的教学过程、照本宣科式的授课方法等,这些都必须在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进行变革。 根据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实际,我们将课程定位于文学欣赏与创作并重,设置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学生、文本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中心是赏析文本,它是欣赏课程模式的关键要素。 据此,我们首先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师生选择互助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内容共同就赏析文本进行选择,重点是选择具有新颖与“可写的”(需要积极思考去进行创造性解读)文本,如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林耀德《宠物K》、琦君《髻》、闻一多《发现》、徐志摩《偶然》、郑愁予《错误》、顾城《一代人》与《远和近》、舒婷《惠安女子》、朱定《关连长》、汪曾祺《受戒》、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郭美玲《有毒物品》、秦俑《我的网恋手记》、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东西《不要问我》、金庸《倚天屠龙记》、都梁《亮剑》等文学作品与《大闹天宫》、《黄飞鸿》、《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十七岁的单车》、《围城》、《情深深雨蒙蒙》、《中国式离婚》等影视作品。教学内容的新颖,使得学习者耳目一新,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侧重文本赏析互动的模式。2010级以后的新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是伴随游戏、影视等媒介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声像等媒介与手机信息等具有更独特的认知需求。因此,我们申请了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以教师个人空间为平台,让学生进行注册并登陆教师个人空间,参与课堂赏析活动,发挥欣赏实践的主体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针对学生开设的文学欣赏课程,其欣赏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参与赏析。正如艺术家萧乾所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让学生利用手机通过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参与文本赏析互动,以自我的“经验库”兑现“文字”这个特殊“支票”艺术的“价值”,如此才会形成“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个性。 第三,为拓展课程空间,我们变革了课程作业与成果展示模式,建立了课后文本创作促进模式。课程教学的延伸可以拓展学习空间,为便于教学与学习,课程建设了专门的课程网站,除常规的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项目外,在网站上还开设了课程电子媒介栏目,包括网络周报与电子月刊,既可以将学生优秀作业刊载出来作为创作成果,由学生自己进行选稿、组稿、编辑、上网,还提供大量的供学生选择的欣赏文本、课程网站链接、讨论争鸣信息等资料。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欣赏延展,而且也激发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因为,文学欣赏并非欣赏者的最终目标,由欣赏感悟到写作表达才可使欣赏活动获得延伸与升华。 从传统教学转变为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文学能力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指出:从事职业者应具备的七种能力,包括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其实,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等能力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自我学习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实践 【摘要】英语是高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基本的词汇、语法等知识外,还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阅读教学。当前高中英语都引入优秀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学的补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提高学科素养。对此本文则从科学选择文学作品、采用合理教学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共情等分析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策略,望给予英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相对于以往也逐渐呈现快餐化和碎片化等特点,高中学生也受到影响。对于英语课程而言,其教学主要集中于词汇、语法以及写作中,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认知和生物属性。如果教师仅仅将英语作为工具,那么无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学赏析课对养成深刻语言教育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选择文学作品增强学科核心素养 一般高中英语选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优秀名著,牛津高二英语教材中就针对文学作品设置单独的教学板块,其中包括电影《哈利波特》、狄更斯《远大前程》、歌剧《图兰朵》、彭斯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其他教材版本中还收录了马克吐温《百万英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莫泊桑《项链》等。如果仅仅借助教材课文根本无法提高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教师可在学生课外阅读和选修课中并结合学生特点选择相对合理的文学材料。选用课外阅读作品的原则为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和由浅至深的特点学习语言,教师就可根据学生实际英语能力选择和学认知水平相符以及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文学名著,如词汇量在2000~3000的简易英语读物和英汉对照读物。英语文学阅读应放弃传统阅读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向提高人的素养方向发展。主要因为文学欣赏课的核心为人物特征、故事情节以及优美语言等,往往围绕人物、故事、语言等文学元素的阅读教学和学生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影响学生现实生长,促使学生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文学阅读和其他阅读相比有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作品方面也十分个性化,可以说这种自主阅读过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二、采用合理教学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也分为多种途径:首先阅读方式;对于短篇文学作品,英语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阅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方运用20~30min时间阅读作品,或者可以将作品布置成家庭作业。当学生阅读完毕后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大致含义,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强英语水平。中长篇文学作品可先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概括文章内容,之后再补充相关课文阅读文章作为补充。以《远大前程》一课为例,教师在让学生在教学中概括小说主题和内容,同时安排学生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理解小说的简写本。其中小组拼图阅读也是较好的阅读途径,即将阅读作品分为2~4部分,小组学生先自行阅读一部分,之后和小组成员展开交流,最后整体理解作品。虽然这种阅读无法和学生自主阅读方式相比,但在感悟作品方面却更加透彻,对于时间紧和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而言十分有用。其次课堂讨论;理解作品是高中文学欣赏课的重点之一,教师在课堂上可让学生根据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尤其对于复杂的阅读问题,可先尝试分组后再让学生解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文学欣赏课中普遍倡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学习文学作品,例如让学生找出文学作品中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以及表达情感的段落,进一步引导学生赏析作品语言。还可让学生运用画画方式刻画作品中关键人物和场面,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刻画的人物特点,最终达到品味作品情感目的。 三、引导学生理解共情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前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之一为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具有文学视野的英语教育。因为文化和人类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英语教学中泛指所学语言国家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文学作品阅读而言,此类学习是构建在异域文化基础上,作品中涵盖作者所在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说明作者所处时代等隐藏信息。长时间有规律地阅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而言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为有的文化具有隐性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只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其内涵。有了隐性文化,自然然而也会有显性文化,例如生活方式、节庆活动、历史文化等。《简爱》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作品,那个时期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阶段,作品中大量刻画当时环境下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以及女性作为家庭教师的爱情观。除了《简爱》,这个时代也出现过如《大卫*科普菲尔》、《呼啸山庄》等,只能通过英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展示其中的隐性文化,学生才能从整体角度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和社会面貌,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更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学习英语心理特征以及文学作品材料,科学指导学生选择和自身英语情况相符的作品,促使学生大量输入阅读信息后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梗概,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文本理解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学素质。 作者:李素香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对提高青年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回族文学》2017年第2期 摘要:通过欣赏、品味文学,青年人可以在各方面能够有所提高,特别是对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上。通过品读文学,青年人可以在与作者的无形交流中增加自身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都有正确指引作用;在品味文学中,他们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宣泄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学习感人事迹,获得正能量,感悟生活,感悟文学带给他们的积极力量;也可以获得荣誉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修炼自己的品行,利处很多。 关键词:文学欣赏;青年人;综合素质;重要作用 品味文学,无论古今中外的,在欣赏中青年人均可以读有所思,读有所悟,在品读中可以去深深体味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情以及作者内心深处流漏出的辛酸苦辣。这些对于青年人来说,益处无疑是巨大的,文学作者把自己一生的阅历,所学等汇编成文学供其欣赏,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这些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文学基础,对于他们的学习乃至生活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身的人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稳定他们的品性,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同样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心胸得到了开阔,很有益处。 一、感悟生活、明事理 在欣赏文学时,可以较好的了解文学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还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可以了解许多现今社会没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欣赏文学的内涵,可以令自己对生活有所感悟,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欣赏中成长与进步。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欣赏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人物中,去反思自己,好明白自己的得失,然后加以改进。不如《史记》,写了很多的人物传记,有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只要我们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发扬自身优点改掉自身缺点,这些对于我们的成长益处是颇大的。欣赏《诗经》,可以了解学习的很多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我们学习应该经常的去温习去回味,好可以稳固的掌握知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教育我们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应该欢迎朋友的到来,好好招待,为人处世道理不言而表。读《二十四史》,青年人可以清楚的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细细品味他们兴衰的缘由,其中很多道理可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有些王朝帝王贪婪好色导致王朝腐败最后失败,教育我们应该勤奋自洁,时刻与贪婪好色保持好距离;为何会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源于帝王勤政爱民,这在我们成长中应该时刻谨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应该坦诚相待,互相交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明事理,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三字经》、《读“三言”,长见识,明事理》等很多教育我们明事理的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熟读几次,明白其中道理,对于我们的成长好处是一生相伴的,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 二、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 品读文学作品,这其中的乐趣太多,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李白旷达诗句:“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我们心中压力巨大时,读到这样的旷达的文字,青年人会感悟到生活乐趣其实是固定的,只要我们身心开阔一些,很多压力只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微微一笑,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游离在外的青年们,每逢佳节不在家乡思念家乡时,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千百年来专门是为他们所写一样,读到这样的文字,游子们心理上会得到许多安慰,精神需求的到满足,身心的到愉悦。文学欣赏给人以情绪的激动和感觉的快适,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常年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圧力巨大,周末去野外散心,这时候一本《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验到陶渊明先生当时田园生活是何等的潇洒,然后青年人心中的工作压力会慢慢得到释放,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好景物,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心情愉悦了起来,社会上又多了些笑容少了很多愁眉苦脸。在文学的欣赏中,青年人不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一个个文字是对他们精神的极大迎合,心情在文字品读中得到释放,变得无比愉悦,文学对他们的作用是利处极大。 三、培养坚强意志 欣赏古典文学,体会名言警句,用于青年人生活学习中,好处随处可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教育青年人应该放弃常立志应该立长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国著名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年龄虽大,处境岁危险,仍然在与大鱼的搏斗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对手,坚强的意志对于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时刻的加以保持加以自固。青年人只要记住这许许多多名言警句,用于生活学习中,何愁不在人生道路上绽放色彩,何愁得不到成功。 四、结论 好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在与作者无形交流中,去感悟生活,明事理,培养自身坚强意志,身心总会得到极大安慰,精神总会得到满足,时刻三省吾身,总结自身不足,青年人会有很大收获,成长中会少很多挫折,道路会更加通畅。 作者:王子琦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汉语言文字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与壮大也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内含汉字和汉语两个重要分支,整个语言文字系统是我国文学欣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前提。汉语言文字是专属于我国的一种特殊语言和文字形式。 一、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一)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美感汉语是从单音节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汉语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极易获得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而且通过排比对仗产生视觉上的平衡对称和整齐的形态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文字所难以做到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思想性汉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存在不同之处:汉语言文字以其丰富的字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字义延伸广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做了某些好事,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也得到了升华。 二、中国文学欣赏与汉语言文字之间的联系 汉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的存在才会有社会,社会才能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让文字不断的丰富。汉语言文字能够组织成优美的文章,诸多美文又组成了中国文学欣赏。汉语言文字的存在让中国文学欣赏有了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源泉。由此而言,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起进步。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影响 (一)使中国文学欣赏成为世界文学欣赏的“奇葩”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言分支还是文字分支都是属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系统。且由于汉语言文字无论是在读音上还是在拼写上,抑或是在结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所以以汉语言文字存在为发展根本前提和条件的中国文学欣赏得以产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构成的文学欣赏,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文学欣赏上的“奇葩”。总之,汉语言文字为我国文学欣赏的绚烂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中国文学欣赏艺术魅力的展现创造良好基础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后,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语言通过各种类型组成的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辞藻。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从这些有限的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意境,这些特性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欣赏的这种拥有无限美妙意境和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源于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若没有这种一个字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学欣赏令人无法不景仰的艺术魅力之存在了。 (三)促进中国文学欣赏实现质的飞跃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后,汉语言文字越来越精炼,形成了很多词汇极少却内涵无限大的词语。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厚积薄发”等。这些词语在中国文学欣赏和使用上,使得文学欣赏内容更具深意,意象更加鲜明突出,且更多时候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味。 (四)推动中国文学欣赏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洗礼后,不可避免会在不自觉中彰显着中国的韵味,即便在西方语言介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是西方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科学化道路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处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下,中国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发展。而反过来,只有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欣赏才能够依靠更加成熟的文字实现自身的飞跃。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字是文学欣赏产生的前提,而文学欣赏又是诠释和发展文字的重要媒介,只有两者相辅相依,才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 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沉淀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它以其独特的音形字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文学欣赏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李技 单位: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教学实践能力培养分析 一、前言 在高职院校幼儿教学专业中,幼儿语文中的文学教学是比较基础的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是以幼儿文学和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鉴赏,再到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幼儿教育越来越社会和每个家庭的重视,目前,各大高职院校逐渐都开设了开放教育的模式,为高职幼儿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习平台,提高高职幼教专业学生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养。 二、现阶段幼儿文学教学专业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有所欠缺 很多幼教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幼儿文学教学的过程中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幼教生在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选择上也有着偏差。这样就导致了在教学实践中,幼教生很难进行举一反三的教学实例讲解,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很难引起学习兴趣。 2、没有站在幼儿的心理层面去体会幼儿文学的精髓 幼儿文学的教学过程其实是针对幼儿心理特点的研读过程。很多幼儿文学作品都需要站在幼儿的心理层面去审视幼儿视角中体现的世界观。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中幼教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幼儿文学教学方面的学习中缺少对于幼儿心理学的学习过程,导致教学工作进展不顺利。 3、没有系统地掌握幼儿文学的基础理论 幼儿文学有着其特殊的创作基础和素材来源,对于幼儿文学的教学工作首先就是要学习和整理幼儿文学作品在创作和鉴赏方面的理论依据以及基础知识。由于缺少理论支持,现阶段很多高职幼教生在幼儿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幼儿文学作品的赏析讲解很吃力,整个教学过程都缺少理论上的依据。 4、幼教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往往缺少情感的交流 在幼儿教学工作中,教师与幼儿之间情感上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很多幼教生在实践中往往忽略了情感交流的环节,这就导致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没能与教师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师生关系,大大影响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幼儿在幼儿文学的学习中无法真正体会到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变化。 三、开放教育条件下,如何提高幼教专业学生在幼儿文学教学的实践能力 1、提升学生的文学作品阅读量 阅读能够使人头脑清晰、思维敏锐,在幼儿文学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幼教生不断加大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尤其是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利用开放平台提供的优秀资源去选择适合自己和幼儿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例如下载一些新锐的幼儿文学杂志的电子书籍,或者在平台网站上了解一些关于幼儿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这都有助于在教学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讲解能力。关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很多技巧和学问,首先可以选择一些知名的幼儿文学网站,这样的网站发展都比较成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也可以通过幼儿文学杂志去筛选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幼儿文学作品。阅读量的提升能够明显提高幼教生自身的文学素养,在教学工作中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2、在学习的过程中综合幼儿的心理学特点进行教学实践 幼儿的心理特点是活泼好动,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此,教师应要求幼教生在教学实践中时刻注重幼儿心理的变化。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有大量的幼儿心理学的资料查阅,通过系统地学习幼儿心理学可以对幼儿的学习心理进行一个大致的估算,例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一个文学作品的讲解要控制在多长时间内讲解等等,在学习幼儿心理学的过程中,也要让自己站在幼儿的心理角度去感知文学作品带来的影响,这样就能够设身处地区设计教学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提高学生对幼儿文学作品中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 任何教学工作都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作为教学的支撑。新时期的高职院校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利用庞大的数据平台和开放教育模式,来学习幼儿文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对于幼儿文学创作理论和阅读赏析的学习,去理解幼儿文学的写作手法特点和文章结构框架,继而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在教学实践工作中应对地更加从容。 4、在教学实践中改进教学模式 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在幼教专业的学生培养方面对于教学模式的教导过于单一,在开发教育的方式中,教师应当教导学生通过开放教育平台去观摩更多的关于幼儿文学的教学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通过学习加以融合,最终应用到教学实践工作中,带给幼儿更好的幼儿文学的学习体验,与此同时也逐渐提高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能力。 四、结语 幼儿文学是一项需要长期学习和研读的学科,要求任课教师具备相当高的文学素养,在教学工作进行的同时带个幼儿情感上和理论上双重的文学体验。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幼教专业的学生应当充分利用资源,不断去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通过多方面的综合学习来提高自己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能力。 作者:翟红霞 单位:吉林省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文学论文:儿童文学视觉下的幼儿园哲学教导 在寓言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中,往往隐含着深刻的内涵,即寓意,而寓意不是唯一的,这正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式思考。例如,《乌鸦和狐狸》,我们很难说乌鸦笨或者狐狸狡猾,乌鸦固然有其可怜之处,狐狸的身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精明。除了原本就包含着哲学思考的寓言性儿童文学作品,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更加关注哲学思考,甚至作为一种创作的题材。作者有意识地将哲学式的思考加入作品,以疑问和探索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或关于生命的思考,如《世界为何存在》、《妈妈我为什么存在》;或关于周围事物的探索,如《梦是什么》;或对于自然事实的疑问,如《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等等。 利用这些富含哲学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哲学教学,简单易行又富有乐趣。儿童文学与幼儿哲学的结合符合幼儿园教学规律。《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在教育过程中应依据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学习的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组织和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使幼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因此,在幼儿园进行哲学教学时,可以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另一门学科进行,儿童文学相较于哲学在幼儿园的教学而言,是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鉴于此,我们便可以借助儿童文学这门相对成熟而又关系密切的学科进行幼儿园哲学的教学。二、如何借助儿童文学进行幼儿园哲学教学幼儿园的哲学实践不但尚无较成熟的体系,而且既有的幼儿园哲学教学探索在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组织实施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将儿童文学引入幼儿园哲学实践,可以对幼儿园哲学教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在幼儿园哲学课程的目标设定中,重视幼儿的情感体验。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儿童哲学是一种思维训练项目,其目标应是将儿童塑造成一名良好的思考者。首家哲学实验幼儿园的创始人彭琨认为“3~6岁是一个人形成思维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进行哲学教育,对其一生的思维成长会打下很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目标是训练幼儿的思维。然而,《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的教学内容都应发展幼儿的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等各个方面”。除了技能性、知识性的目标,幼儿的情感体验和良好态度也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幼儿的哲学思考尚处于启蒙阶段,相较于思维训练的目标,培养幼儿对哲学思考的兴趣和习惯更为重要。因此,以儿童文学这一充满奇趣的媒介传达哲学思考,让幼儿在故事中体验丰富的人生哲学,并培养热爱哲学思考的习惯,应成为幼儿园哲学教学实践的首要目标。其次,选择适宜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选适合的不选难的。一提到哲学教学,家长和教师就会有种“高深”、“艰涩”的印象,但未必越深奥的故事、越高深的道理就越适合幼儿哲学的教学,一些经典的故事,比如《灰姑娘》、《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也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哲理。其次,选幼儿喜欢的故事。将故事带入幼儿哲学的现场,其初衷就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所以在选择故事时,教师也应以幼儿的兴趣作为参考。一个幼儿喜欢的故事,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以各种形式再现故事,表演、人物分析、故事创编,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对故事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最后,构建故事化的幼儿园哲学教学实施方法。在幼儿哲学实践中,我们也常常借用儿童文学的文本作为中介和载体,但这种借用主要是对儿童文学具体篇章的利用。相较于儿童文学篇章的媒介作用,儿童文学的形式力量则更为强大。基兰伊根曾提出“故事的形式力量”,是指在教学设计中参考故事的形式。“为什么幼儿甚至成人总是对故事充满了兴趣?这是因为故事中充满了奇趣的喜剧色彩,使我们或高兴或伤心或兴奋或悲伤,而这一切都源于故事中的二元对立性。” 借助故事的形式力量,组织实施幼儿教学活动,让幼儿在课程中切身的体验一个故事,这样的课堂会激发幼儿的主动性,从而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总之,儿童文学为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方向和路径,认识到二者的契合之处就不至于使幼儿哲学的教学陷入单纯的思维训练。对于幼儿而言,在思维训练的过程中体验思考的乐趣、让幼儿爱上思考,这远比思维能力的训练更重要。借助儿童文学这种中介让哲学教学更加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这样的幼儿哲学实践之路才更显生命力。 作者:刘娜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幼儿文学论文:学前教育幼儿文学教材定位及设计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开设已有多年。这门课程究竟要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很多任教者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有人希望能看到显性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逼着学生写写写;有人觉得对幼儿来说,“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所以重点应培养学生表现和传达作品的能力;有人沿袭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知识、文学史轮廓及文学史观的认知,等等。这种不明确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整个课程的实施及效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如何对学前教育专业中幼儿文学课程定位,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这一培养体系及其相应的课程设置中,幼儿文学课程占有怎样的地位;该课程与其他课程存在怎样的关系。幼儿文学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地位由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决定。首先,幼儿文学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忽视幼儿文学的幼儿教育是畸形的教育。在进行情感教育、开发幼儿智能的过程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净化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进行幼儿文学教育,可以避免对婴幼儿进行简单的训诫和枯燥的说教,帮助他们开启智慧之门,学会感受各种形态的美,在情绪和意志方面进行训练和提高。其次,幼儿文学教育是健全幼儿人格的素质教育。幼儿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美光照人类,以美的形象化育人心,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心灵为之激荡,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参与塑造人生。它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幼儿影响至为深远。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取代的。[1]59-62但是,幼儿尚未识字或者识字不多,需要借由成人的辅助和引领才能走进幼儿文学的世界。尽管家长也是幼儿文学的传播者,但这种传播是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的活动。只要有幼儿教育存在,幼儿文学的传授主要还是依靠幼儿教师。幼儿教师文学素质的高低、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幼儿文学传播的效果的大小。[1]155 作为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学前教育专业,应当对幼儿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幼儿文学的主要接受者是幼儿,但是在那片“秋空霁月一样澄明”“晶球宝玉一样莹澈”的境界里,在那些自然、美和爱的永恒主题面前,成人也一样会受到感染。安徒生曾经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可以说,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也会促进成人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发展。幼儿文学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其他课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幼儿文学中包含许多教育儿童的方法,反映了幼儿的某些心理特点,学习幼儿文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学习也对学生的鉴赏、创作实践影响巨大。幼儿文学与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教师口语两门课程关系更为密切。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文学作品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幼儿文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具备系统的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挑选、鉴赏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为幼儿园文学作品教学打下基础。当前幼儿园语言教育开始趋向文学化,这对幼儿教师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实践会让学生对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作品文学魅力的展现方法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教师口语课程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也会提高学生传递幼儿文学作品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幼儿文学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拓宽专业视野,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提高作为幼教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设置构想 (一)课程目标 幼儿文学课程教学目标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上述定位即是本课程的宏观教学目标。要确定本课程的微观教学目标,首先要弄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对部分任教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访谈主要着重以下几个问题:本课程实施的目标及确立这一目标的依据;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教学中如何促成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等等。调查发现,教师们一致认同“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这一目标,并认为确立这一目标是为了学生日后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的需要。但在“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上,答案纷纭。有的认为是对幼儿文学的兴趣态度;也有的认为是能写出不同体裁的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有人认为了解了幼儿文学的基本原理就代表具有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因而,在“如何促成学生良好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上,有重视阅读经验积累的,有重视写作能力培养的,也有重视理论知识讲授的,等等。如果教师不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那么,提高学生的幼儿文学素养就成为一句空话。幼儿园文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具体构成。首先,教师要选择合适的作品。尽管如今幼儿读物种类繁多,幼儿文学作品市场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作品良莠不齐,幼儿园并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学阅读教材。 要从众多的作品中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适合幼儿审美需求的、为幼儿所理解和喜欢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选择者具有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和对幼儿文学审美特点、文体特点、接受主体的特性等知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接下来,教师要对作品进行细细的品评。该作品好在哪?是奇特的构思、有趣的情节、动人的情感还是优美的句子、欢快的节奏、出色的想象?作品能让幼儿得到情感的陶冶、念诵的快乐、语言能力的培养还是知识的教育、想象的丰富、审美能力的提高?要想让孩子感动,自己先感动。教师对作品的态度和情感,体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影响文学作品传递的质量。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思考:幼儿可能会重点关注或喜欢哪部分?哪些地方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疑惑?作品是适合集体欣赏、亲子共读还是自主阅读?一旦发现作品某些地方不适合幼儿欣赏或不方便进行教学,教师往往要有能力进行改编。然后,我们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作品传递给幼儿。创设什么情境?用什么方式呈现?设计什么导入语、提问语、过渡语、结束语?开展哪些相关活动?等等。理想的幼儿园文学教学既要彰显其文学性,也要突出其儿童性,前者指向诗意、感性、美,后者指向快乐、有趣、游戏精神。[2] 这需要施教者具备如下素养:热爱幼儿文学的基本情感和态度,对幼儿文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组织幼儿文学阅读活动的能力和技巧。[3]154-155这其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主要由教师口语课程训练,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技巧主要由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课程来训练。综上所述,幼儿文学课程的微观目标就是:通过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各文体特点和作品的学习以及鉴赏、诵读、表演、创作、见习等实践,激发学生热爱幼儿文学的情感,提高对幼儿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丰富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培养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为幼儿园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的内容设置主要应依据教学目标,但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先来看看调查情况。我们在本校发放问卷90份,在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福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各发放问卷20份。四校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学生喜欢这门课程,比例高达94.5%(138人),喜欢的原因大多集中在有趣、能开拓视野、能更好地认识幼儿等方面。89.7%(131人)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理论加实践课型。在回答“希望怎样学习这门课程”时,52.7%(77人)的同学都提到了希望通过实践(表演、创作、见习等)来巩固这门课程的学习。在具体的学习内容上,超过90%(132人)的学生喜欢童话和图画故事,认为它们富有幻想色彩、直观形象、贴近幼儿的心理;不喜欢的文体则不太统一。95.9%(140人)的学生认为幼儿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和必要的,81.5%(119人)的学生“有兴趣”学习幼儿文学文学史,还有18.5%(27人)的学生则觉得幼儿文学文学史“没必要学”。在本课程的考查方式上,多数学生愿意选择作品进行鉴赏分析或者选择某种文体进行创作,有10%(15人)的学生愿意选择专题做小论文。调查发现,学生阅读面较窄,而且希望教师介绍某个作品的同时也能告诉他们如何在幼儿园运用这一作品组织活动。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将本课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模块:理论讲授模块———主要讲授幼儿文学的本质(幼儿文学与幼儿心理的关系、幼儿文学的特点等),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及幼儿文学传递的特点,中外幼儿文学发展简史,幼儿文学各文体的特点及相关的主要作家作品的鉴赏,幼儿文学各文体的创作要领等。课内实践模块———主要包括三部分: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的诵读,童话故事的讲述,幼儿戏剧的表演等直观演绎部分;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片断创作实践部分。课内实践与理论讲授同步进行,其中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是重点。课外延伸模块———这一模块主要是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弥补课内实践课时不足而设置,主要包括:幼儿文学阅读及创作活动,与教师口语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文学作品读诵讲演类比赛活动及社区推广活动,与幼儿语言设计活动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园幼儿文学作品教学观摩见习活动等。 (三)课程教学 课程内容只有经过有效的组织也即具体的教学才能达成课程目标的实现。幼儿文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立足于学生实际,结合课程自身的特点,做到: 1.理论讲授时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 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来源于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在讲授幼儿文学的特点、功能、接受等理论时,要结合具体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完全有能力归纳出正确的理论。而这种主动参与理论构建的过程无形间培养了学生最基本的科研能力,极有利于学生以后的长足发展。 2.作品鉴赏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好的文学作品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冲击,文学课的教学,也应当先让学生体会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之美。[4]幼儿文学作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情感主旋律。感性的朗读表演、理性的表述、教师的示范等都是可以采用的让学生体验的方法。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情感世界更为细腻、深沉、丰富。[5]345 3.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幼儿文学课程必须迎合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保持课程自身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突出学生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要教给学生不同文体作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在鉴赏实践中,可安排个人独立鉴赏,也可安排小组合作鉴赏,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课外的阅读更是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比如,每月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整理相关的作品创作背景、作品评价等;选择一个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并制作成精美的课件,课前和大家分享;鼓励学生带着喜欢的作品去幼儿园或社区进行阅读推广;等等。 (四)课程评价 以往本课程评价时在内容上主要考查学生对幼儿文学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在方法上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而评价主体也较为单一。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在评价内容上,既要评价学生对有关幼儿文学知识与理论的掌握情况,更要加强对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同时要把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态度、兴趣和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以及完成各种学习、实践任务的质量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6]其次,评价形式与评价主体力求多样化。可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期末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幼儿文学论文:学前教育幼儿文学课程定位与设计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开设已有多年。这门课程究竟要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很多任教者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有人希望能看到显性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逼着学生写写写;有人觉得对幼儿来说,“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所以重点应培养学生表现和传达作品的能力;有人沿袭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知识、文学史轮廓及文学史观的认知,等等。这种不明确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整个课程的实施及效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如何对学前教育专业中幼儿文学课程定位,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这一培养体系及其相应的课程设置中,幼儿文学课程占有怎样的地位;该课程与其他课程存在怎样的关系。幼儿文学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地位由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决定。首先,幼儿文学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忽视幼儿文学的幼儿教育是畸形的教育。在进行情感教育、开发幼儿智能的过程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净化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进行幼儿文学教育,可以避免对婴幼儿进行简单的训诫和枯燥的说教,帮助他们开启智慧之门,学会感受各种形态的美,在情绪和意志方面进行训练和提高。其次,幼儿文学教育是健全幼儿人格的素质教育。幼儿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美光照人类,以美的形象化育人心,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心灵为之激荡,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参与塑造人生。它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幼儿影响至为深远。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取代的。[1]59-62但是,幼儿尚未识字或者识字不多,需要借由成人的辅助和引领才能走进幼儿文学的世界。尽管家长也是幼儿文学的传播者,但这种传播是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的活动。只要有幼儿教育存在,幼儿文学的传授主要还是依靠幼儿教师。幼儿教师文学素质的高低、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幼儿文学传播的效果的大小。[1]155 作为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学前教育专业,应当对幼儿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幼儿文学的主要接受者是幼儿,但是在那片“秋空霁月一样澄明”“晶球宝玉一样莹澈”的境界里,在那些自然、美和爱的永恒主题面前,成人也一样会受到感染。安徒生曾经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可以说,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也会促进成人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发展。幼儿文学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其他课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幼儿文学中包含许多教育儿童的方法,反映了幼儿的某些心理特点,学习幼儿文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学习也对学生的鉴赏、创作实践影响巨大。幼儿文学与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教师口语两门课程关系更为密切。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文学作品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幼儿文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具备系统的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挑选、鉴赏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为幼儿园文学作品教学打下基础。当前幼儿园语言教育开始趋向文学化,这对幼儿教师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实践会让学生对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作品文学魅力的展现方法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教师口语课程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也会提高学生传递幼儿文学作品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幼儿文学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拓宽专业视野,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提高作为幼教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设置构想 (一)课程目标 幼儿文学课程教学目标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上述定位即是本课程的宏观教学目标。要确定本课程的微观教学目标,首先要弄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对部分任教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访谈主要着重以下几个问题:本课程实施的目标及确立这一目标的依据;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教学中如何促成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等等。调查发现,教师们一致认同“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这一目标,并认为确立这一目标是为了学生日后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的需要。但在“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上,答案纷纭。有的认为是对幼儿文学的兴趣态度;也有的认为是能写出不同体裁的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有人认为了解了幼儿文学的基本原理就代表具有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因而,在“如何促成学生良好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上,有重视阅读经验积累的,有重视写作能力培养的,也有重视理论知识讲授的,等等。如果教师不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那么,提高学生的幼儿文学素养就成为一句空话。幼儿园文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具体构成。首先,教师要选择合适的作品。尽管如今幼儿读物种类繁多,幼儿文学作品市场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作品良莠不齐,幼儿园并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学阅读教材。 要从众多的作品中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适合幼儿审美需求的、为幼儿所理解和喜欢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选择者具有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和对幼儿文学审美特点、文体特点、接受主体的特性等知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接下来,教师要对作品进行细细的品评。该作品好在哪?是奇特的构思、有趣的情节、动人的情感还是优美的句子、欢快的节奏、出色的想象?作品能让幼儿得到情感的陶冶、念诵的快乐、语言能力的培养还是知识的教育、想象的丰富、审美能力的提高?要想让孩子感动,自己先感动。教师对作品的态度和情感,体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影响文学作品传递的质量。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思考:幼儿可能会重点关注或喜欢哪部分?哪些地方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疑惑?作品是适合集体欣赏、亲子共读还是自主阅读?一旦发现作品某些地方不适合幼儿欣赏或不方便进行教学,教师往往要有能力进行改编。然后,我们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作品传递给幼儿。创设什么情境?用什么方式呈现?设计什么导入语、提问语、过渡语、结束语?开展哪些相关活动?等等。理想的幼儿园文学教学既要彰显其文学性,也要突出其儿童性,前者指向诗意、感性、美,后者指向快乐、有趣、游戏精神。[2] 这需要施教者具备如下素养:热爱幼儿文学的基本情感和态度,对幼儿文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组织幼儿文学阅读活动的能力和技巧。[3]154-155这其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主要由教师口语课程训练,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技巧主要由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课程来训练。综上所述,幼儿文学课程的微观目标就是:通过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各文体特点和作品的学习以及鉴赏、诵读、表演、创作、见习等实践,激发学生热爱幼儿文学的情感,提高对幼儿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丰富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培养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为幼儿园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的内容设置主要应依据教学目标,但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先来看看调查情况。我们在本校发放问卷90份,在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福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各发放问卷20份。四校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学生喜欢这门课程,比例高达94.5%(138人),喜欢的原因大多集中在有趣、能开拓视野、能更好地认识幼儿等方面。89.7%(131人)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理论加实践课型。在回答“希望怎样学习这门课程”时,52.7%(77人)的同学都提到了希望通过实践(表演、创作、见习等)来巩固这门课程的学习。在具体的学习内容上,超过90%(132人)的学生喜欢童话和图画故事,认为它们富有幻想色彩、直观形象、贴近幼儿的心理;不喜欢的文体则不太统一。95.9%(140人)的学生认为幼儿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和必要的,81.5%(119人)的学生“有兴趣”学习幼儿文学文学史,还有18.5%(27人)的学生则觉得幼儿文学文学史“没必要学”。在本课程的考查方式上,多数学生愿意选择作品进行鉴赏分析或者选择某种文体进行创作,有10%(15人)的学生愿意选择专题做小论文。调查发现,学生阅读面较窄,而且希望教师介绍某个作品的同时也能告诉他们如何在幼儿园运用这一作品组织活动。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将本课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模块:理论讲授模块———主要讲授幼儿文学的本质(幼儿文学与幼儿心理的关系、幼儿文学的特点等),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及幼儿文学传递的特点,中外幼儿文学发展简史,幼儿文学各文体的特点及相关的主要作家作品的鉴赏,幼儿文学各文体的创作要领等。课内实践模块———主要包括三部分: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的诵读,童话故事的讲述,幼儿戏剧的表演等直观演绎部分;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片断创作实践部分。课内实践与理论讲授同步进行,其中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是重点。课外延伸模块———这一模块主要是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弥补课内实践课时不足而设置,主要包括:幼儿文学阅读及创作活动,与教师口语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文学作品读诵讲演类比赛活动及社区推广活动,与幼儿语言设计活动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园幼儿文学作品教学观摩见习活动等。 (三)课程教学 课程内容只有经过有效的组织也即具体的教学才能达成课程目标的实现。幼儿文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立足于学生实际,结合课程自身的特点,做到: 1.理论讲授时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 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来源于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在讲授幼儿文学的特点、功能、接受等理论时,要结合具体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完全有能力归纳出正确的理论。而这种主动参与理论构建的过程无形间培养了学生最基本的科研能力,极有利于学生以后的长足发展。 2.作品鉴赏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好的文学作品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冲击,文学课的教学,也应当先让学生体会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之美。[4]幼儿文学作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情感主旋律。感性的朗读表演、理性的表述、教师的示范等都是可以采用的让学生体验的方法。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情感世界更为细腻、深沉、丰富。[5]345 3.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幼儿文学课程必须迎合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保持课程自身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突出学生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要教给学生不同文体作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在鉴赏实践中,可安排个人独立鉴赏,也可安排小组合作鉴赏,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课外的阅读更是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比如,每月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整理相关的作品创作背景、作品评价等;选择一个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并制作成精美的课件,课前和大家分享;鼓励学生带着喜欢的作品去幼儿园或社区进行阅读推广;等等。 (四)课程评价 以往本课程评价时在内容上主要考查学生对幼儿文学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在方法上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而评价主体也较为单一。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在评价内容上,既要评价学生对有关幼儿文学知识与理论的掌握情况,更要加强对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同时要把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态度、兴趣和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以及完成各种学习、实践任务的质量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6]其次,评价形式与评价主体力求多样化。可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期末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幼儿文学论文:儿童文学提升幼儿审美能力 摘要: 发展幼儿审美情感要以幼儿园有效地组织的文学活动为基础,为了促进幼儿审美心理发展从语言方面入手进行培养。本论文通过日常研究观察进行了初步认识和实践。 关键词: 儿童文学;审美能力;幼儿 文学对人类进步有着重大的作用。儿童文学表现在幼儿思维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启智、道德品质等方面;儿童文学增长儿童的知识;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培养儿童的美感和审美能力;让幼儿充满愉快的精神等几方面。人们对于幼儿文学的功能有许多有差异化的想法。 1幼儿文学的近况 为了使幼儿喜欢文学作品如童话故事、儿歌等,并使幼儿对其充满浓厚的兴趣,从而发展了幼儿文学活动。然而,念一首儿歌或听一个故事,对幼儿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学习,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幼儿发展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知。幼儿通过儿童文学活动得到了多种层次的学习,聆听或阅读理解文学作品是第一层次学习。通过语言文学作品来了解四周的事物,属于第二层次的学习。文学作品是由语言所构成,幼儿在通过学习各种语言作品来认识四周的事物。了解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世界是为了幼儿更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运用发展。幼儿文学以幻想、快乐、优美、荒诞等品质对幼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征服幼儿,使幼儿乐此不疲。儿童文学活动的美体现了幼儿纯真的心灵,带给幼儿轻松快乐、幽默等审美品质。这些特点都使幼儿文学在进入语言活动时成为最被幼儿期盼、最受幼儿欢迎的内容。 2用文学作品丰富幼儿审美想象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幼儿的纯美心理,以一种完美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许多文学作品故事内容的曲折情节,总是在不完美中造就幼儿完美的心态欲望。春天是个多雨的季节。蒙蒙细雨,阴沉沉的天空,给孩子们一种压抑的心情。一次,户外活动,李想小朋友对着天上的乌云情不自禁地说:“乌云啊!你怎么还不回家呢?你为什么天天把太阳遮住呢!赶快回家吧!你的妈妈等着你呢!”从这个孩子的言语中,笔者感觉到她的话语代表着所有孩子渴望阳光明媚的心理情结。之所以她会用这种完美、纯真、善良的童趣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就是文学作品给她带来语言美的提炼。这是文学作品渗透到孩子幼小心灵的审美价值观。如果没有文学作品的学习阅读,她绝没有这种对大自然审美心态的唯美表达。幼儿的潜意识于审美情感上的定位,国外艺术家进行儿童的画作研究时,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0岁以下幼儿所作的画与成人艺术家的画之间。我们跟随上述艺术家的研究去观察幼儿的认知活动,就会发现幼儿在感知客观物体时,把无生命的物体看成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与人类祖先所采用的泛灵论原则相一致。孩子们经常潜意识地把自己的情感映射给客体,因为语言和形象的叠加拉开了与实体的距离,使一般的感觉和愉悦增加了审美和情感色彩。幼儿的主导活动——创造性游戏的发展,为幼儿审美情感发展创造了条件儿童玩游戏时,可以完全通过自己意志尽情使用各种物品,离开游戏之外的各种束缚,自己组建事物和内容,借以宣泄释放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在努力地饰演并体验的角色感情,假戏真做,相互渲染,乐不可支。在游戏中体验到的情感情绪的独特、虚幻、创造和超功利等特点同审美感情有相似之处。审美兴趣、审美感知、情绪积累现代传播信息艺术的发展,不断增加孩子们接受艺术情感熏染的机会。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儿童能聆听音乐;观看电视、电影、相片;阅读书本;使用玩教具对故事进行演绎和通过原始的方法——倾听成人口头陈述等,儿童体验到的愉悦变成了情绪记忆和情绪积累,不断增强今后参与活动的兴趣。 3幼儿文学鉴赏中建立以审美能力为主体的功能系统策略 3.1艺术活动材料的丰富性为主体第一,挑选以具有美感的文学活动。儿童文学具有多元化的情感和丰富的艺术形态。研究表明,幼儿比较能接受优美意境的文学作品,中、后期的幼儿能够接纳喜剧色彩的作品,悲剧感一般不存于幼儿。实践中也发现,幼儿对部分有悲剧情感的作品会产生共鸣。因此,主要选择一些优雅、高尚、幽默的作品,使幼儿感受一些美好的感情如关爱、友谊、诚信、善良、勇敢等,还可以挑选悲而不伤的文学作品,从而使幼儿的情感世界更加丰富和深刻。第二,选择含蓄蕴藉、有余味的作品。如安徒生所作《白雪公主》,幼儿可以理解欺骗的最终结局,可以深入地了解讽刺的含义,以调动幼儿的想象力,激发探究的积极性。 3.2家长教师要以幼儿角度欣赏美文学活动为主体家长和老师在指导阅读时,应该尊重幼儿的欣赏需要,引导幼儿形成健康正确的欣赏习惯,帮助幼儿对作品作出客观的审美判断。家长和教师在挑选文学作品、选择指导方式等方面要有明确的目标:教师要以儿童年龄和性别的差异,生活背景的不同,性格爱好的不同作为挑选文学欣赏的主要条件。同时,适合儿童的文学活动易于被儿童接受,能够产生积极的共鸣,对培养儿童阅读趣味,提高儿童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精美完整的文学作品能使幼儿提升对书的理解和感悟力提高阅读意识,培养幼儿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激发儿童在对图示观察推理时的思维能力。在文学活动的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调动起幼儿的感官与感知,可以通过课件、朗读、情景表演的活动方式进行,让幼儿在感知作品的过程中提升审美能力。 作者:王雪倩 单位:江苏省昆山开发区蓬欣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欣赏的有效措施与建议 一、根据教材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是感受和理解 文学作品的关键文学欣赏活动,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幼儿对作品的创造表现,而表现的前提是幼儿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理解是表现的基础,只有充分理解了作品,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与孩子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老师的紧密结合各个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和规律,根据不同作品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通过幼儿的互动有效地帮助幼儿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 1.图谱法:图谱法是教师根据诗歌、儿歌特点设计的形象符号画面,用于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图谱法是教师经常使用的教学手段,在文学作品欣赏中适宜的图谱可以将抽象的文字直观地展现在幼儿面前,符合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更能帮助幼儿理解和记住诗歌的顺序。 2.仿编法:当幼儿对文学作品的学习、理解和体验已经到达一定程度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创设机会,让幼儿扩展自己的想象,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对作品进行仿编。例如在中班诗歌《摇篮》和的教学中,教师利用各种小图片,让幼儿创编,孩子们受到提示,能创编出:书架是书的摇篮,摇着书宝宝,风儿轻轻吹,书宝宝睡着了;汽车是摇篮,摇着小宝宝,爸爸轻轻开,小宝宝睡着了。 3.游戏法: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在游戏情景让孩子在玩中感知、理解文学作品并且通过动作参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运用游戏和表演的方式引导幼儿欣赏,幼儿会进入假想的意境,真实有趣地表现内心对作品的感受。如:小班《好饿的毛毛虫》的欣赏活动中,在故事欣赏的开始环节,进行体育游戏“好饿的毛毛虫”,不仅让孩子感受故事的情节,而且激发了孩子的兴趣,满足孩子参与活动的热情,既紧扣了活动目标又尊重孩子的学习特点。活动以游戏为链接,满足了孩子的兴趣,更激发孩子对文学作品的喜爱。 二、调动多种表现方式是让幼儿创造性表现作品的途径 1.借助动作表现:在文学欣赏活动中合适的道具可以帮助幼儿更深刻的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例如在小班欣赏《谁会爬》的活动中,老师让幼儿运用鱼尾、翅膀等道具运用动作让幼儿很快理解爬、飞、跳的动作,攻克难点,很好地掌握了诗歌的内容。 2.借助绘画表现:绘画也是一种能很好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对孩子来说,借助绘画的方式可以帮助幼儿在表达和自己想表达内容之间建立有效的对应,教师也可以通过幼儿的绘画来了解幼儿感受文学作品的情况。 3.借助音乐表现:以音乐作背景,能极大地提高文学作品意境的渲染力度,增强孩子对作品的理解与感受。在文学欣赏活动中,适宜的音乐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用生动形象的画面巩固幼儿的表面记忆。 4.借助表演表现:幼儿欣赏文学作品,还可以通过表演来感知、理解和表达作品,在集体表演的过程中感受表演的愉悦、体验角色扮演的乐趣。小班幼儿初步具有扮演的意识,具有简单的表演,多为群体表演,说简单的话,教师为主。中班幼儿表演时要求能较好把握角色,有一定创造性,初步合作、协调,可分小组、个别表演,教师为辅。大班幼儿可在熟悉作品的情况下,自由组合,自主分配角色,自己制作道具,能在教师的轻微指导下设计、组织表演活动。 总之,在文学作品欣赏过程中教师应该把各方面的教育联系起来,彼此渗透,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让幼儿的各种感官参与活动,这样既能激发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和积极性,又能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逐步构建美好的情感,真正达到欣赏的目的。 作者:辛月单位:福建省罗源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课表演鉴赏法教学 幼师学生在入学时一般入学分数较低、语文基础较差、综合文化素质不够高,而幼儿园教育工作又急需能编会导演并在活动中进行语言教学的幼儿教师,二者构成尖锐的矛盾。如何在幼儿文学课堂上使学生文学素质和职业素质共同提高,成了语文教师面临的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戏剧寓教于乐、发人深思,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的天然沃土,可以有效解决二者的矛盾,于是我设计出幼儿文学文体鉴赏中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表演欣赏法”的特点就是在“动”中鉴赏幼儿文学作品,即让学生直接参与作品表演,在活动中感受、理解作品。例如教师可以一边朗诵儿歌、幼儿诗,一边引导学生比比跳跳,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教师除了用现成的剧本外,也可以将幼儿童话、幼儿故事改编成剧本,指导学生排练、表演,供学生观看欣赏。 一、理论依据 1.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技能型、实用型劳动者,“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明确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 2.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性、能动性原理,人是能动的实践主体,无个体积极参与,个体发展是不能实现的,在主客观条件大致相似的情况下,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对个人发展起着决定意义.。因此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各种教育活动自然受到特别重视。 3.杜威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即生活,主张“在做中学”,在问题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 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主张师范学校最大的事是“教学生变先生”“,师范生不是别的,是一个学变先生的学生”。 二、教学程序 幼儿文学各种文体鉴赏中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讲(或读)。对幼儿童话、故事、戏剧,让学生熟读成诵的基础上,课前充分准备,通过课堂讲故事,把人物形象、事件过程和环境气氛立体的呈现在听众面前;对儿歌、幼儿诗(叙事诗)较简单,让学生第一步按其节拍美读直至背诵出来,这一步要求人物语言要有“角色感”,做到“声如其人”,着力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抓住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要求绘声绘色,为下面表演打基础。第二步:导,即对学生把握作品角色、主题、性格不当之处进行指导、提示。充分挖掘作品的美学和情感因素,进行启发、诱导,以利于学生更好地表演。如《龟兔赛跑》中,兔子骄傲,说话盛气凌人,讲话声音高、嗓门大,无所顾忌,目中无人;乌龟谦虚,说话平静、真诚,语速较慢,语中含笑。注意通过语气、语调变化刻划人物性格,更好地表现主题,让学生在体验感情中酝酿如何用肢体表现。第三步:演。让学生分组分角色直接参与作品表演,在活动中感受、理解作品。通过表演,再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表演者把自己的理解、感悟演出来,观看者欣赏美的过程中加深体验,跃跃欲试。学生亲身参与的文学鉴赏和游戏活动联系在一起,学习积极性很高。第四步:评。师生共同评析表演成败,并联系理论知识,如儿歌、幼儿诗是否读出节奏感,肢体语言是否形象,故事、戏剧是否表演到位,是否活灵活现。 三、教学特点 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的区别是: 1.注重师生的双边活动,变单向课堂教学结构为双向或三向课堂教学结构。一扫“教师讲,学生听”的沉闷气氛,从而改变学生所处的被动地位,使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求知、积极活动,共同讨论。 2.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变单一的灌输知识为知识能力并重而行。由于激励学生参与教学,加速了幼师“学生”变“先生”的过程。 3.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变生硬的说教为灵活的启发,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 四、教学结果: 1.有利于提高学生兴趣。“表演欣赏法”教学不仅要学生动脑记,而且要动脑想、动口讲、动手做。同学之间无形中形成一种互相比较的竞争关系,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在活动中,不仅学得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教师引导学生紧密结合幼儿文学作品开展各种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使她们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对课堂学习、对未来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 3.有利于幼儿文学鉴赏目的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于学生在“做中学”,教师能及时了解学情,讲课时增加了针对性,增强了幼儿文学鉴赏的实效性。 4.有利于体现师范性,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表演欣赏法”教学注重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作品、动作表演等从教能力的培养,解决了幼儿文学课不好体现师范性的难题。 此外,“表演欣赏法”教学还应体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各种比赛相结合等原则,这种教学方法刚刚开始尝试,期待的教学结果还没完全出现,只是“初露曙光”,有待我们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检验、完善。 幼儿文学论文:意识形态对幼儿文学翻译影响 一、缘起 儿童文学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其实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用所谓的“儿童读物”来进行儿童教育了,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中国的儿童历来只能“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捡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儿童读物中有很多荒诞无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不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荒谬东西。所以他号召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为儿童翻译和写作一些喜闻乐见的新作品,“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 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的普遍观念。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提出“改写”的概念,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在这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本身,也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诗学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等,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对西方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翻译介绍。 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翻译 (一)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下最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 在中国,最早进行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常用的方式之一是兴办教育。而教育要从儿童抓起,要从创作和翻译儿童读物开始。由于传教士们身负的使命是传教,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对中国的儿童实行宗教的救赎,他们很自然地开始了福音小说的翻译和创作。这个过程从1846年持续到19世纪末。福音本来是基督教用语,意思是耶稣的话及其门徒传播的教义。而福音小说是以小说为载体,传播这种教义。传教士们翻译的福音小说主要以儿童作为预设读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56年吉士夫人(CarolineP.Keith)翻译的《亨利实录》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是逆境中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接触并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不甘沉沦,最后被好心人解救,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如《亨利实录》这部小说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舍伍德(MaryMarthaSherwood)所著,讲述了一个在印度出生的英国孤儿亨利,遇到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女孩用心教他念书,把做耶稣门徒的道理告诉他。亨利体弱多病,但凭借悟性和毅力,成了一个虔敬的基督徒,在病中也不忘感化仆人蒲师。尽管这些故事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些翻译作品在中国开了风气之先,把世界各国的重要童话介绍给了中国儿童,也把西方现代儿童观带到了中国。在这些作品的潜移默化之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们也开始了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的译介。 (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一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的近代意识启蒙运动,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译介西方的思想文化。当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他们也看到了儿童,知道了儿童是民族命运的改变者、民族未来的建设者。1901年《杭州白话报》刊文“儿童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重视儿童教育当然要考虑给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在这种政治性启蒙的照耀下,大约从1896年开始,我国出现了近现代第一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其间,也有供儿童阅读的作品。如1900年周桂笙在上海《采风报》上刊登《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夫》。这是《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在我国的第一次中译。1902年,他在《寓言报》上发表了译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和《豪夫童话》的15篇文章。1903年他把这些译作故事集结成《新庵谐译初编》出版。这部译作注意选择爱国御敌、弱者智胜强者的篇目。他将第一部译作献给少年儿童,抱有希望通过翻译输入西方文明以拯救祖国摆脱贫弱的意愿。1904年周作人翻译《侠女奴》(今译《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奚若翻译的《天方夜谭》4册,共收故事50个。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收录的第一篇即是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今译《快乐王子》,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作品)。1914年7月,《中华小说界》发表刘半农翻译的《迷洋小影》(今译《皇帝的新衣》)。1919年一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一号发表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1918年1月,陈家麟和陈大蹬翻译安徒生的童话,译名为《十之九》,共收安徒生童话6篇。林纾和严复的两个儿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98则。 (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二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们,以反帝反封建、改造社会为己任,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少年儿童。同时,提倡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必然会由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产生民主的儿童观,认识到给儿童以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出现“凡学习外国文学的,开手不久便选择童话”。(鲁迅《小彼得•序言》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大声疾呼“救救孩子”。1919年,鲁迅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个观念大大冲击了“父为子纲”的陈腐观念。可以说,“五四”时期“人”的启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中国的儿童问题也才得到了极为密切的关注,与此相关照的是,文学界开始大量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而出现了第二次童话翻译高潮。1922年,鲁迅收集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1923年译介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还有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的《小约翰》。郑振铎翻译了《高加索民间故事》《莱辛寓言》《印度寓言》和《幸福王子》(也就是《快乐王子》)等,还写了《安徒生的作品介绍》,对这位童话大师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儿童文学作家卡罗尔(LewisCarroll,1832-1898)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卡罗尔的另一部儿童小说《镜中世界》也出了中译本(陈鹤西译,北新书局,1929年)。科洛迪(Carlo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共有7种译本。 (四)儿童文学翻译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 在大量译介外国童话的影响下,我国作家们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童话的因素。叶圣陶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创作成绩最突出。1921~1936年共创作43篇童话。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作家童话集,并标志着中国文学童话的成熟。鲁迅说《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立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 表 •译者的话》)它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把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渔民等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构成的现实生活显示给儿童,充满着浓郁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民族生活气息。叶圣陶在其《我和儿童文学》中说到:“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在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安徒生童话和王尔德童话,尤其是王尔德童话的影响的直接和深刻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不妨将作为童话集名的《稻草人》这篇代表作和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快乐王子》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惊人相似之处:首先是童话主人公形象,一个是立于城市广场高圆柱上面的塑像,一个是立于农村田野里的稻草人;其次是由于这两个童话形象都不能移动,只能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展现人间现实的苦难,一个是城市穷人的惨状,一个是农村贫妇的悲剧;再次,在情节结构上,快乐王子因一次又一次惨状的刺激,最后铅心碎裂,塑像拆除,而稻草人也因一次又一次目击的悲剧致使伤心倒地。所以,无论是童话形象、情节结构,还是所展示的社会主题,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基本方面《稻草人》有着《快乐王子》的影子。还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石像的倒塌而且,和其他童话中温馨快乐的结局不一样,王尔德童话和叶圣陶的这两部童话均以悲剧结尾,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把生活的残酷面展示给儿童,认为儿童也不能躲在成人的庇护里。郑振铎为《稻草人》做序时也说:“再试读王尔特的《安乐王子》,燕子飞在空中所见的景象是何等悲惨的景象呀!少年皇帝(王尔德童话,现译《少年国王》)在梦中所见的景象又是何等的景象呀!没有,没有,在童话中的人生也是没有快乐的!”而译者和作者在选择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表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又是多么强烈。 四、结语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它首先借助西方传教士基于宗教意识形态而进行的译介活动才得以发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特殊的政治及社会意识形态土壤下,通过翻译家和文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逐渐开花结果的。到了当代,虽然进行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但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早期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发展历程应该会起到应有的效果。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审美接受探讨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写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个字原本是在揭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实,文学欣赏是一个读者从文本中提取意义并重建文本的过程,也包含了文本与读者,即“物”与“心”两个部分,欣赏的过程需要“随物”也需要“与心”,所以在这里,本文想借这八个字来描述幼儿文学欣赏活动中的审美接受。作为客体,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简单而不粗糙,夸张而不浮躁,浅显而不浅薄,是文学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作为欣赏的主体,幼儿也是读者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因而他们从文本中提取意义的过程有其独有的特征。幼儿的文学欣赏的过程是“随物宛转”的过程,要体验把握幼儿文学作品的特殊的美,同时也是“与心徘徊”的过程,要尊重幼儿审美心理特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本文将以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为例,从幼儿心理接受的情感性、动作性、想象创造性三方面特征来欣赏幼儿文学审美接受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碰撞相融合所产生的美。 第一,幼儿的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心随情动的过程。文学欣赏活动中包含了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即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作为幼儿,其分析与归纳的理性思考能力尚未发展起来,所以感受和情绪成了文学欣赏的重要工具。幼儿不仅在欣赏过程中体验作品情感,也在欣赏过程中丰富自身情感。幼儿的文学欣赏中要把握作品的情感特征,尊重幼儿已有的情感体验来丰富幼儿情感。 《猫头鹰宝宝》讲述的是三只猫头鹰宝宝在一天夜里醒来发现妈妈不见后的一系列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都以三只猫头鹰宝宝的对话形式出现。在幼儿文学作品中,夸张的情节、有趣的形象可能是更能吸引住注意力的东西,而心理的描写对于幼儿则是枯燥沉闷的。但在这个故事里,心理的描写充分契合了幼儿的心理特征,三只猫头鹰宝宝有着代表各自年龄特征的心理活动,而且在对话和动作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 《猫头鹰宝宝》的欣赏活动是在中班进行的。老师讲了一遍故事后问幼儿在故事中听到了什么,幼儿的第一回答便是“我要妈妈”。这句话是故事中最小的猫头鹰一直叫嚷的一句话,可见这句话唤起了幼儿以往的情感经验,激起了幼儿强烈的情感共鸣。“我要妈妈”是幼儿在离开妈妈后的第一反应和最终呼唤,这句话的反复出现强化了幼儿的感受,也成功地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在已经促发幼儿欣赏动机的基础上,老师趁热打铁,利用幼儿的情感投入,再次讲述故事,并请幼儿细致体味故事情感,注意感受故事什么地方最温暖、什么地方感觉担心、什么地方感觉害怕、什么地方最高兴。第二次听故事时,幼儿听得更投入了,而且之后的回答也热烈而精彩。有的说“听到羽毛和树枝的家和温暖”;有的说“‘我要妈妈’很温暖”;有的说“猫头鹰宝宝扇翅膀跳起舞很高兴”;有的说“妈妈回来了,他们蹦蹦跳跳”幼儿的表述中的“扇翅膀”、“蹦蹦跳跳”已是故事语言之外加入了幼儿理解的有特色的表述,这充分表明了幼儿的感受和情绪不仅使他们完全沉浸到了故事中,也完全把握了故事的动人之处。 虽然幼儿文学担负有教育的功能,但决非“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文学作品更重以情动人,对幼儿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感情熏陶,在学习内容上更重情感和态度的学习而非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别林斯基告诫教育工作者,在指导幼儿文学欣赏时,要少领悟一些,多感受一些,正是提醒注意幼儿的文学欣赏过程是一个心随情动的过程。 第二,幼儿的文学欣赏是一个感于中而形于外的过程。布鲁纳认为儿童智慧的发展是从动作式再现表象学习开始,经图像式再现表象学习,再到象征式再现表象学习这样一个序列性过程。根据这个序列性原则,可以知道幼儿的学习活动是伴随着动作的。事实上,幼儿文学作品中,越是“乱七八糟”,幼儿往往越感兴趣。幼儿的动作在文学欣赏接受中有着重要作用,如果在欣赏中不利用动作是很遗憾的事,而不恰当的动作又会干扰幼儿真正进入故事。小熊温尼·菩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温尼·菩串门的遭遇》就记录了他所做的一件傻事。这个故事主要通过两个动作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一个是“卡”,小熊因为吃得太多,卡在兔子洞口,进不去也出不来了;一个是“拔”,小熊饿了一个星期后,被兔子和兔子的亲戚们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在中班的欣赏活动中,动作在两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是动作帮助幼儿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加登纳说“:一个听音乐和听故事的儿童,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听的。他也许入迷地,倾心地在听;他也许摇晃着身体,或进行着、保持着节拍在听;或者,这两种心态交替出现。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对这种艺术对象的反应都是一种身体反应,这种反应也许弥漫着身体感觉。” 在听过第一遍故事后,幼儿都觉得故事中的小熊“好玩”、“滑稽”、“调皮”。带着这样的印象,在第二次听故事的过程中,幼儿在倾听过程中表现的专注已不是安静,而是不时发出的笑声以及在有趣的地方与老师一起重复。此时的幼儿对故事已经有了初步笼统的理解,于是,在讲到兔子和亲戚们一起拔卡住的熊时,老师提议“:我们一起来拔好不好?”这个提议得到了幼儿异常热烈的响应,他们或兴奋或严肃,个个都认真地一边前仰后合一边喊着“嗨哟”。通过拔小熊的动作,幼儿不再只是故事的旁观者,更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与故事有了进一步亲密的接触。 二是动作帮助幼儿表达欣赏感受。幼儿的语言能力尚在发展中,他们常常能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美妙,却说不出来,情动于中而无法形于言,所以身体的表达成为了他们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赏活动中,故事最后,小熊终于被拔出重新获得了自由,老师在此时放了一段《杜鹃圆舞曲》,因为《杜鹃圆舞曲》轻快的旋律一方面能够表现小熊自由后的心境,另一方面也能让整个活动留有余韵。出乎意外的是,活动竟在此时到了高潮,幼儿开始很兴奋地随着音乐开始跳舞,有扮小熊爬的,有扮兔子跳的,也有两两牵着手随意跳来跳去的。此时的幼儿是真正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事的欣赏也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受。 由此可见,幼儿的欣赏与成人的内隐性反应不同,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通过表情和动作而外显出来的。在欣赏过程中适当地帮助幼儿利用动作,其感知、理解、表达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三,幼儿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幼儿充分想象,重建文本的过程。幼儿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其丰富奇特的想象。这与幼儿的接受心理有关,一方面幼儿在感受事物时还不够细致,奇特、夸张的东西更能刺激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幼儿作品的丰富奇特的想象也充分满足了幼儿爱好运动、向往新奇的本能和自由幻想、无拘无束的游戏精神。所以,优秀的幼儿作品本身就是极具创造性的,它也必将激发幼儿的想象创造力。 幼儿的想象能创造比作品本身更丰富生动的情境。《太阳和月亮》是一首很简单的小诗,将白天的热闹与夜晚的安静作了对比,比起背诵来,幼儿对诗歌情境的理解更为重要。小班幼儿在欣赏中,幼儿不仅想到太阳出来后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会醒过来,还想到了汽车和斑马线也醒过来了,其想像既根据自身经验又突破常规,极好地创设了情境。 《大衣飞起来了》文本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调皮的大衣逃离了主人,飞到了烟囱上,猎人打枪也不能让它下来,后来,裁缝丁姆拿来了一枚扣子作礼物,大衣就乖乖地飞下来了。幼儿听完故事后,老师启发幼儿想别的办法让大衣听话。幼儿的答案不一而足,却也出人意表:蝴蝶结、漂亮的粉红的亮晶晶的扣子、风筝的线、粉红和白色的拉链幼儿不仅把故事中的大衣当成了大衣、也当成了风筝。这些想象有的合理,有的合情,有依据文本的想象,也有离开文本天马行空的想象。充分体现了幼儿在文本重建过程中的自由幻想,无拘无束的游戏精神。 接受美学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是在被读者阅读,读者参与再创作后,整个作品才真正完成。所以,整个幼儿文学欣赏过程,也就是幼儿接受作品并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如果过分强调文学作品,必将使欣赏活动变得刻板,如果迁就幼儿,则会使幼儿无法提升。只有根据接受主体心理特征,关注文本的特点,做到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文学欣赏才会成为一种自由自在的令人愉快的游戏,使欣赏中的幼儿获得难以言喻的审美快乐。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欣赏策略研究 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是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让幼儿感受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展幼儿前阅读能力及阅读兴趣、培养幼儿审美情趣”的任务。作为一种文化传递行为,文学作品欣赏课程是一个由欣赏主体对文学作品中承载的各种信息进行感知、联想、理解、体验、评判、价值认同、内化的过程。幼儿园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是幼儿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建构和再创造的过程,对促进幼儿语言、智能、情感、审美能力、价值观和创造性发展具有多方面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将对幼儿心灵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使幼儿获得美的享受、美的感染、美的陶冶。它不仅培养了幼儿的美感和审美能力,同时也满足了幼儿的创造性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一、根据现实情况,分析幼儿园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由于幼儿教师文学素养水平有限且缺乏有效的指导策略,此类活动的开展难以达到课程设计者期望的质量要求。具体表现为:在目标和功能上,过分关注知识的灌输和记忆,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强调教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分析,却弱化了幼儿对文学作品的主动建构与创造;在学习方式上,过多地采用单一的感知记忆,而忽略了幼儿对文学作品的意境感受、意义建构,更忽略了幼儿主动参与的意愿、情感的体验、合作分享与创造性想象。这些状况都表明目前的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难以发挥幼儿文学作品的多方面教育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教师缺乏具体有效的指导策略。因此,探究出一套适应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切实可行的指导策略,使幼儿成为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过程中的合作者、参与者、文本解读者和意义建构者,需要我们做认真、深入的思考。 二、重建活动目标,找准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的价值定位 文学欣赏活动是幼儿语言活动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引导幼儿主动投入并沉浸于文学活动的过程。儿童文学作品是以精练、生动的文字,表现儿童真挚感情世界的人和事物,重视意象的浮现,营造音韵、图画美感的意境,让幼儿乐于阅读且能促进其正面成长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能实现儿童发展的过程,它最能集中反映幼儿语言发展水平、思维能力及情感体验。 文学欣赏活动的目标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第一,作品审美。幼儿文学欣赏活动的突出功能是培养儿童的美感和审美能力,具体包括语言与韵律美、幻想与想象美,而活动在智育、德育等方面的功能也是在审美过程中实现的。第二,作品体验。促使幼儿体验和理解作品,轻松、自然地接受情感教育。在目标定位上,应由从对作品做理性分析转为运用直接感受,强调意会、体悟。第三,作品情感基调。引导幼儿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激发想象,鼓励幼儿以多种方式再现作品。第四,激发想象,以多种方式再现作品内容。 三、依据欣赏过程,探索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的指导策略 对作品意境和情感的体验,是幼儿文学作品欣赏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各阶段,应当根据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年龄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指导策略。前期经验的准备是加深体验的基础,教师应当根据即将欣赏的作品内容,丰富幼儿的相关经验和体验,并在活动开始时配合相关的谈话和讨论,唤起幼儿原有的经验或体验。通过教案分析、观摩课评议、录像反馈等方式,我们总结出了幼儿文学作品欣赏在选材、导入、提问、体验、多媒体使用等方面的具体教学策略。 (一)选材策略 文学作品的选择是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总体上要求作品的复杂程度较低,作品应当情节简单、主线分明、形象生动、语言优美、趣味性强。依据幼儿年龄特点,小、中、大班选择的作品应当有所区别,如关于故事的选择,小班的故事简短、主线单一、角色形象鲜明、语言浅显易懂、有一定的韵律感、循环中有变化;中、大班在选材上,应选择作品情节较复杂,多主线、语言优美、丰富而有变化的。 (二)导入策略 导入是引导幼儿为即将开始的文学作品欣赏活动做好心理准备的过程。一般可分为稳定幼儿情绪、启发相关经验、营造情绪氛围等方式,根据幼儿的经验水平,不同年龄导入方式也各不相同。小班幼儿生活经验有限,注意力容易转移,教师宜多采用直接导入的方式。中、大班的幼儿有了相对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欣赏活动的经验,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欣赏活动是很好的基础,有助于幼儿对作品的感知和理解,教师在进行作品感知活动之前,可通过谈话启发幼儿的相关经验和情感体验,以便于幼儿对作品更好的感知和理解。 (三)提问策略 提问是利用作品引发的问题引导幼儿深入地感知作品内容、体验作品情感、评价作品形象及其行为,从而提升幼儿欣赏水平的重要方式。常用提问方式有:事实性提问(如故事里面都有谁、故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一个角色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果关系分析提问(故事里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评价性提问(如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喜欢故事里面的哪个角色?为什么?这个故事美吗?美在哪里?)。 针对不同的年龄,提问的方向应各有侧重。小班多用事实性提问,且不要求幼儿按照角色的出场顺序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回答,只是在幼儿回答之后,教师给以归纳;中班在小班的基础上,应强化因果分析提问关系,引导幼儿理解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大班在中班的基础上,要强化评价性提问,引导幼儿对故事和故事中的角色进行道德评价和美学评价。 (四)体验策略 角色行为扮演是在幼儿对作品和角色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幼儿重复作品中角色的行为、语言、表情和神态,促进幼儿体验相关角色的心理活动和感受,从而加深幼儿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讨论、表现和表达对故事、角色的理解和体验;通过交流各自的理解和体验,提高幼儿的欣赏水平。如在欣赏故事《小蜗牛看姥姥》时,对于“小动物的游行、爬行、飞行速度”,较难理解,此时教师可以通过让幼儿扮演小鸭子游泳、梅花鹿奔跑、大雁飞行来让幼儿加深体验。 (五)多媒体使用策略 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欣赏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兴趣,发展文学想象力,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教师要逐步减少多媒体的使用,以提高幼儿依靠听觉和想象力理解的能力和欣赏水平。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顺序依次为:动画故事课件、静止画面课件、声音课件。如《笨狗熊的故事》中,播放课件时让“笨狗熊”提问:“你觉得我哪里最好笑”“为什么说我是一只笨狗熊”,然后再完整欣赏故事课件。其中,在小班多可使用完整的动画故事课件,在中班多用核心片段课件,而大班则多用静止画面课件或者不带画面的声音课件.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教育论文 一、合理选择教材,提升幼儿文学的质量 我国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水平提升后逐步获得了幼儿用品市场的份额,但是在幼儿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的幼儿书籍只注重发行速度以及销售量,而忽视了幼儿文学本身的质量,因此在庞大的幼儿文学市场上,书籍质量参差不齐,内容的适宜性也有待考究。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策略研究时,教材的选择应当作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中的重要工作,以教材的优质性推动幼儿文学欣赏教学效果的提升。例如经典幼儿文学《三只小猪的故事》,以平实的语言、有趣的故事为载体,让幼儿学生在书本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个人努力、勤劳的重要性。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借助这本教材,通过趣味故事朗读的方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进而激发幼儿对于作品欣赏的兴趣。朴实的语言可以让幼儿直接感受故事内容所表述的部分哲理,再加上成人或者教师的帮助,幼儿对于文学中所展示的哲理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幼儿文学赏析的教学效果也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 二、主题情景创立,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 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足的提升,因此在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很容易对文学书籍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注意力的不集中而不能有效的进行学习。如果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能够根据课程教学的内容,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设立合理的情景主题,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那么在主题情景的熏陶下,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学习兴趣更浓,对哲理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入。课堂情景的设立是幼儿文学欣赏的最佳方式,在文学欣赏教学课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在班级设立各个特定的情景,并邀请学生扮演相关的角色,例如聪明的一休、三只小猪、聪明的小白兔等等,使得学生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感受文学中的乐趣、体味文学中所折射的道理,而教师需要做好指引的工作,帮助学生自行进行知识的探索,以活跃的课堂氛围带动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三、选拔专业的师资队伍,开展好幼儿文学教育 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幼教的培养与选拔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对于幼教的资格认定以及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幼儿园在选拔师资的过程中,除了对于学历、普通话、艺术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还需要强化教师耐心、文学素养、表达方式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只有借助综合水平高的教师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效果来提升幼儿文学素养。在幼教资格证书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环节适当增加幼儿文学阅读、讲解能力的考核内容,对于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有着显著的必要性。相关部门可以根据现阶段的实际要求来进行考核内容的设置,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方式,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的开展才具备实际的可行性。总之,幼儿文学是幼儿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对于文学欣赏教学的开展可以帮助幼儿发掘文学中的趣味性,提升其对于文学认知的水平,增强其对于哲理探究的能力。在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过程中,教育者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观念,提升幼儿文学的教育地位;同时以合理的教材以及适宜的主题情景,不断提升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有效性;最后,相关部门也要做好幼儿教育师资队伍的选拔,为开展好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保障。 作者:黄爱琴 单位: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章郭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戏剧教学综述 西方研究认为,戏剧对幼儿身心发展有治疗作用,戏剧作为教学的重要媒介,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受幼儿园孩子喜爱,也同样深受未来幼儿教师的幼师生欢迎。但由于幼师生学习戏剧内容时仍采用传统的教法,教师介绍幼儿戏剧基本知识、改编创作方法,学生看看剧本就完事,课堂气氛太平静,学生主体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学习过后学生的从业技能没得到提高,师范性在教学中更没得到体现。针对这种情况,为体现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我对幼儿文学中戏剧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灵活改编教材,整合教学内容 幼儿文学理论部分若“照本宣科”,对学生从教能力的指导必然会显得过于“纸上谈兵”。根据陶行知说法“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它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于是,我对教材进行灵活地改编、整合、再创造。学生掌握幼儿戏剧表演技能,不仅可提高幼师生专业综合素养,而且能帮助其掌握更多指导幼儿进行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表演的技能。此能力具备对幼师生今后教学实践更具有可操作价值和指导意义,这正是我们人才培养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把课定位在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课型上。由于教材中没有技能训练的教学内容,我便结合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学生参加幼儿戏剧表演的经验,从幼儿戏剧三大特点里挖掘出幼儿戏剧表演的技巧,即:幼儿戏剧活动的游戏性特点要求表演时———空间模拟要逼真;幼儿戏剧冲突单纯而有趣的特点要求表演时———表情语气要鲜明;幼儿戏剧语言动作化形象化特点要求表演时———动作语言要同步。让学生在这些补充的理论指导下,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表演技巧的训练,使原本单调乏味的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运用科学教法“:理论———实践综合型”课堂模式 传统的“一言堂’、“独角戏”式的课堂,特别不适合幼儿戏剧这一章的教学。我就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理论———实践综合型”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前拟定教学目标,让学生学习理论;到开始上课时,再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观看表演片断,使她们观赏的同时,直观对理论知识有准确认识;接着,分组讨论,自我发现表演技巧;最后,进行练习指导。这样,学生讲讲、练练、说说、做做,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又在优秀幼儿戏剧的示范下,把握作品很到位,学到的理论得到及时消化。例如学习《幼儿戏剧概说》一节,课前要求学生预习,一上课我先提问学生练表情、拟声摹状训练。接着,让学生看幼儿戏剧表演视频《海的女儿》、《自作聪明的小花猫》,再让学生归纳概括戏剧、幼儿戏剧的概念,并根据体会说幼儿戏剧的作用。最后,分角色演张继楼的《“我知道”》。这样,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学生看看、玩玩中,增长了知识。 三、大胆创新学法,成效显著 陶行知先生说过:“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所以,教师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即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对幼师生学得太死、太被动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就站在学生的角度,创造出适合学生接受水平、欣赏水平,能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方法。一是积极尝试新的学习方法,如课前提问我设计了针对性非常强的特色训练:表情训练、拟声摹状训练(即幼儿戏剧表演形体训练)。然后师生共同唱着儿歌练表情:开心,微微笑;着急,跺跺脚;伤心,撅撅嘴;生气,哇哇叫,气死我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又拍手,又大声,哈哈哈,笑得我肚子痛死了;难过得不得了,你的眼泪鼻涕一把找,哭得爸妈皱眉毛,哭得男女老少谁也睡不了觉。我从网上下载了《十二生肖体操》视频,让学生边看边模仿。再让学生演《小熊请客》、《“妙乎”回春》,就逼真多了。这对提高学生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非常有效,同时也使多數学生增强了自信,摆脱了心理障碍。二是为避免理论知识枯燥无味,我把理论与练习紧密结合在一起,如配合表情语气训练,我设计了“双簧”练习,如果表演不到位,课外组织学生看网上下载的大兵、赵卫国演的“双簧”;配合模仿能力训练我设计了“十二生肖跳舞”的游戏;配合综合训练,我设计了一个演(有提示的情况下)、一个猜的游戏,找有表演天赋的学生带头做,起示范作用,其余学生跟着学。师生共同学学、练练、评评、点点,在轻松愉快中,情绪高涨,自信心提高,课堂气氛活跃。 四、将幼儿戏剧教学延伸、拓展 为将“动”的课堂成果不断发扬光大,我还将此法不断向其他方面拓展、延伸。一是向幼儿文学其他体裁拓展,让学生边表演边欣赏领悟作品。如学习儿歌《数鸭子》时,我让学生边念诵儿歌,边跳跳、玩玩,结果在歌舞组合中,学生学会了儿歌内容;学习幼儿诗时,我让学生边背诵樊发稼的《说话》,边做出相应动作,对小鸡、小鸭、小黄狗、小青蛙拟声摹状,这样,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理解了幼儿诗的三大特点。尤其是幼儿故事、童话,在教师启发下引导学生改编成剧本后,再让学生表演出来,如童话《小马过河》,学生演出过程中理解了作品主题、童话特征及表现手法,同时锻炼了排练能力。在教学中形成了表演欣赏法,使幼儿文学课堂由“静”走向“动”,学生在动态中欣赏了作品,提高了从业技能。二是向课外延伸。将幼儿戏剧教学成果与第二课堂———课外活动紧密结合,以兴趣小组形式进行,并与舞蹈课、体操课、听说课、写作课加强融合,保证有充足时间进行练习。在幼儿戏剧教学中,由于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让学生做做、玩玩中学知识,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学生学的积极性很高,教师教得愉快,学生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教学效果大大提高,是新课改中值得大力提倡的一种教学方法。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对学前教育的贡献 文学是从生活中精炼提纯而来,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结晶。幼儿文学的存在形式和性质决定了它的实用性,她不同于一般的幼儿读物,浅显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的科学、社会与人文知识,具有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培养智慧以及发展思维能力的智育功能;还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兴趣等品质的德育功能;又有陶冶性情和培养审美情趣的美育功能。对这一年龄段的教育以及未来的学习与生活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将“人之初”的基础打好、打牢,那么以后则“如水之就下”而水到渠成。假如养成某些不良习惯也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因为越早养成的不良习惯越难以纠正。这些早已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因此,充分利用幼儿文学的教育作用对幼儿实施早期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幼儿时基本上无理性、无逻辑思维,靠好奇作支撑,以兴趣为动力。而幼儿文学则以寓意深刻之功,收潜移默化之效,于欢声笑语之中净化其灵魂,正是润物细无声。这正是幼儿文学之所长、之所能。因此,幼儿文学在学前教育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幼儿文学的认知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本是融合在一起的,为探讨方便起见,姑且分而论之。 一幼儿文学的认知作用 (一)在认知中走近科学 好奇好问是幼儿的天性,也是启迪认知的关键与发端。幼儿正处于认知的初始阶段,他们求知的触角伸向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角落,探索的目光向着未知世界不知疲倦的搜寻。于是,解读幼儿头脑中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幼儿文学作家和幼儿文学作品必然的责任与内容。考虑到幼儿识字有限,可以让幼师、家长读给他们听,朗读时,神态、语气要以文中语境相呼应,使幼儿听时容易集中注意力。三岁半左右是幼儿注意力、观察力等诸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独立性开始建立的关键期。让幼儿自己看一些彩图配文的故事书,在锻炼、培养幼儿综合能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教幼儿识字和认识自然世界。在讲述与朗诵作品的同时,关注培养幼儿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并学会朗诵的技能。幼儿科学文学,是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作品。将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以形象鲜明、浅显易懂的语言给人以科学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它是以介绍科学常识和宣传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以及颂扬科学业绩为主要内容。其中,吴城固的《转呀转》,方惠珍、盛璐德的科学童话《小蝌蚪找妈妈》,高士其的儿童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樊发稼的儿童科学诗《家》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幼儿在感受认知的同时也体会到科学的魅力。 (二)语言智能是认知的前提 首先,幼儿文学在认知作用上有和语文教育相似的地方,语言功能就是它们的交叉点。严格的讲,语言是认知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前提。在培养幼儿的各项智能中,培养语言智能应列在首位,特别是口语能力的培养。口语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人们交流、思维的工具。通过口语,相互交流思想,积累知识,并进行简单的思维活动。幼儿时期是掌握口语的主要时期,幼儿的大脑发育很快,求知欲很强。有研究表明,四岁以前的幼儿有着惊人的学习语言的能力,这是因为幼儿有超强的记忆力,这种超强的记忆力,为幼儿尽快掌握语言提供了便利。这也是正常的幼儿都具备的,并非天才的灵光。年龄超过十岁的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就差些了。因此幼儿时期是培养语言能力的最佳时期。 其次,中国古诗是世界上最精炼的语言,也是最富想象和激情的语言,而想象和激情正是人情感的重要部分,不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的情绪的描摹,如果没有想象和激情的渲染,都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在幼儿园的语言活动中,除朗诵诗歌外,还有复述故事、猜谜语、看图说话等等。作品中的生动形象与情节,可以于学习中收获大量的新的词汇以丰富其语言。还可以通过启发幼儿自编故事以发展幼儿的连贯性语言,并以此进一步提高言语质量——即发音准确性和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发展语言智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关于言语的功能,我国幼儿教育的先驱陈鹤琴先生指出:“言语是人类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们借助于言语,使思想的交换成为可能。固然在社会关系的沟通方面,图画、文字等也非常重要,但最简单而最基本的工具,还是要算言语。”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也会经常遇到问题,在思考并提出问题时,离不开语言的借助,如:“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那是什么?为什么那样?”等等,有时弄得成人不知所措。一般情况下,语言发展越好的幼儿,求知欲越旺盛,知识积累越快,智力发展也就越好。对幼儿的个性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语言发展好的幼儿,往往具有活波开朗、思想活跃、交往能力强等优点;语言能力发展差的则相反。这表明幼儿口语能力问题直接关系到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目前社会,精神健康已经超过身体健康而成为人类健康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造成人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原因很多,来自语言障碍或语言能力差的缘故是其原因之一。因此,语言教育以及口语能力的培养,是培养认知能力的前提。 二幼儿文学对道德品质的启蒙 (一)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德育功能 幼儿文学对幼儿道德品质的启蒙教育有着很大的帮助,作品中的正义感、爱国情以及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对儿童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童话、故事、寓言中存在着大量能够启蒙道德品质的材料。幼儿有喜欢模仿的特点,对故事中出现的榜样人物会产生自然的崇拜心理和模仿行为。这是德育的巨大推动力。其次,作品里出现的爱国精神会对孩子年幼的心灵产生很明显的影响。爱国热情、民族意识是要在幼儿期就要培养的,年幼的心不可能自然生成国家概念与民族意识,因此幼儿期的爱国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心理品质的早期培养也须借助幼儿文学的作用,从小培养完整的人格、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浓厚的兴趣、良好的习惯等品质。再其次,德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于未发”。在幼儿茫然的时候、疑惑的时候,往往可以通过一则故事的启发而获得帮助。一部好的幼儿文学作品是可以让幼儿在其中获得勇气和力量的。 (二)好奇心与兴趣的培养 首先,北师大著名的儿童文学教授金波先生曾指出:“想象力是儿童所特有的潜质”“尊重儿童,首先是尊重儿童的天性。他们从小喜欢在好奇的心态下学习,在探索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对孩子们的想象力,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宽容、尊重、肯定和赏识。”“小读者也许对书中一个个小故事更感兴趣,但它不是一般的故事,它不以知道一个情节为满足,它引发的是故事之外的思考——让脑筋转个弯儿,或扩展思维的空间,或举一反三进行再创造,等等。”所以,选材恰当,内涵丰富,极具启发性的故事更受小读者的欢迎与青睐;也是培养道德情感、思维能力、广泛的兴趣、良好的习惯;不失为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健康的生活方式打下坚实基础的最佳途径。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是什么?其实,最大最完全的爱——莫过于“充分的理解、尊重和赏识。”。幼儿虽然缺乏理智,但其情感世界是相当丰富的,一个“赏识”的眼神;一个“理解”的微笑;一声“尊重”的问询,都会让幼儿感到莫大的满足与欣慰,也将变成继续发展的直接动力。 其次,兴趣是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培养兴趣是保障心理健康的措施之一。任何教育机构如果唤醒或培养了受教育者的某种兴趣,不论这种兴趣是否达成未来的功利价值,受教育者都会因此有充实感和期待感,并愿意为此投入智慧与热情。兴趣可为我们终身的心智生活奠定基础。没有兴趣的支撑,光靠廉价的鼓励与苍白的说教,任何学习活动都是难以以较好的效果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的,因为幼儿只对他们能够理解和感知的事物和活动感兴趣,在兴趣的引导下,幼儿热忱投入活动、沉浸其中,才能够主动的学习、提高,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都能使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如果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不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他们就会失去兴趣,也就无从发展。因此,兴趣是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活动的起点和动力。同时,兴趣又是一个标志,是判断我们的教育做得成功与否的标志。 (三)良好习惯的养成 优秀的品德行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幼儿时期进行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对幼儿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幼儿以后的成长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对于那些好动性强的幼儿来说,在朗诵诗歌的过程中,教幼儿配合着诗歌做一些动作,会使他们逐渐养成专心的习惯。那些“好动”的幼儿被吸引到正确轨道,操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到作用。《幼儿园指导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品德教育应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为主,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幼儿生活及各项活动之中”。幼儿期是人生的启蒙期,是塑造健康人格和形成良好道德素质的重要时期。在教育活动中,“渗透”是幼儿园德育实施过程的主要特点,即渗透在幼儿游戏、学习、劳动、娱乐和日常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渗透在幼儿与同伴以及与成年人的各种交往关系之中。久而久之,在幼儿的言行中形成良好的习惯。 三幼儿文学中的审美教育 人天生就是爱美的,并终其一生追求美,但审美能力却是因人而异的。在幼儿期就给予幼儿审美教育,能为其一生奠定坚实的审美基础。因此,审美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情感的培养、个性的陶冶,甚至对其整体素质的发展形成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学习是审美教育的途径之一,幼儿文学中的美是无穷无尽的。 首先,语言美。符合幼儿天真、纯洁心灵的审美接受能力的干干净净的文字,以快活的节奏轻松自然地流入幼儿心灵深处的文字,就像是一股滋润心田的清泉。儿歌,是一种凝练的文学精品,简单质朴的文字里诉说着对幼儿的关爱和理解。诗歌是以精炼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内心深处内容的文学形式。 其次,意境美。幼儿文学在优美的语言中为小朋友们描绘的是一个个美好的意境。尤其是童话,以其丰富而充满生趣的离奇幻想为儿童呈现新奇的意境。像《鲁宾逊漂流记》、《爱丽丝梦游仙境》等都是孩子们百看不厌的优秀作品。它吸引幼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幻想意境是神奇而优美的。 再次,人格美,主人公的高尚风格是小读者美化心灵的主要途径,作品中的人物令人赞赏的品行是幼儿学习的榜样。尤其是正义感,这个主题是幼儿非常喜欢的,如《哪吒闹海》、《葫芦娃》等,小朋友们都想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成为正义的化身。最后,幼儿文学的美育效果在语言的教学活动中,离不开各种手段的有机结合,让幼儿通过听、看、做、谈等形式去感受幼儿文学作品中的美,以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刘绪源先生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时,指出“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当幼儿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周围的一切就会给幼儿一种强烈的美的刺激和艺术的陶冶。如让幼儿欣赏散文《春天来了》的情景:湛蓝的天空中,漂动着几朵白云和几只刚刚放飞的风筝,嫩绿的柳丝倒垂着且极富节奏地随风摇摆,小燕子于柳树行中飞来飞去,小朋友们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奔跑嬉戏。把春天美丽的景色淋沥尽致地展现出来,向幼儿展现美,让幼儿获得美的享受,从而培养美感和审美能力,激起幼儿强烈的欣赏欲望。审美教育并不是要教师教给幼儿多少美的词汇,美的语句,美的意境,而是要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使幼儿感受美的词汇,美的语句,美的意境,并且使幼儿主动将这些转化为自己的意识、情趣,获得对美的自我体验,使幼儿对美的兴趣、情绪、情感和态度毫不掩饰,喜欢表现、创造,并用美的感受再造美。 审美能力是人生中相当重要的能力,能否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而不会迷失于低级趣味的贪恋中,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艺术大师罗丹有句名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用心体会,你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能找到美的影子。老师的关怀,父母的呵护,朋友的帮助,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张亲切的笑脸,一双认真的眼睛还有那专注的眼神……而儿童文学恰是生活中这些美好事物的浓缩版,是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放大。特别是童话和儿童小说,你可以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发现美的事物,发掘人们内心深处所珍视的东西。学会感恩、知善知恶,成为有良知的人。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教育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美好的生命情感总和教育及其体验息息相关,教育虽不能完全决定人生的幸福,但幸福人生都是从教育的体验开始的。因此,就早期教育而言,重要的不是致力于知识与能力的赋予,而是对知识与能力的渴望、对求知探索的欲望以及健康向上的快乐幸福的情感世界的形成。早期教育中的快乐幸福以及对客观世界的乐观感知,能唤起幼儿良好的愉悦的生命情感,而这种良好的愉悦的生命情感,就是为幼儿面对未来做好的精神准备。对于学前儿童来说,美好的情感就是对美好事物的爱,就是对人与自然的爱。因此,“以人为本”和“绿色文明”永远是幼儿文学欣赏与表现的两大主题。 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加深了幼儿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感知,并萌生其探究精神、审美意识和创造欲望,此三者对于幼儿未来的精神素质和文化修养都有着良好的奠基作用。幼儿通过感受这些美好的事物而产生的美好情感并由此而萌动的创造欲望与热情。便是幼儿文学所要达成的目的或目标。一般情况下,幼儿在欣赏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的过程中,获得了愉快的情绪和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如打开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一扇窗。通过这扇窗,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促进身心健康和顺利发展。继而,尽管年龄增长、岁月流逝,一些难以忘怀的片段将成为永久的记忆,进而体会也将越来越深刻,以致成为心灵的净化剂,终身受益无穷。即使做不到尽善尽美,则也是“虽不中,不远矣”。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课程教育考虑 幼儿文学课是高职高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语文教学向专业教学的延伸。幼儿文学课程的设置,旨在提高学生的学前儿童文学基本素养,使学生具有儿童文学鉴赏、创编、讲演的能力,具有组织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能力,为将来从事幼教工作、开展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语言教育活动打好基础。以下是笔者对这门课程的几点教学思考。 一、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师范院校的幼儿文学课程都大同小异:从任教者角度来看,大多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从课程内容来看,大多从文学的视野来构建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几个板块。虽然教材也结合一些审美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但总体而言仍在这些文学范畴之内;从教学形式上看,以知识的传授与鉴赏分析、创作改编能力的培养为主。由于幼儿文学课程主要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这就使得这门课程基本上沿袭了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这种模式对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更对路一些,但对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则不适合,因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近些年,课程改革昭示我们课程必须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来定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幼儿的发展。因此,幼儿文学课程应该把“幼儿文学”与促进“幼儿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定位在这一点上,幼儿文学这门课程才能真正找准自己在幼儿师范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精准定位的前提就是要突破囿于“文学”视野的局限,任教者和学习者要始终以“幼儿文学和幼儿发展”为主线,以幼儿文学的文本和幼儿发展的规律为情境脉络,从多样的幼儿文学作品中去吸取丰富的学习“给养”,教师、学生、学习内容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构成一个学习的共同体,从而把幼儿文学作品演化为实用的教师技能。 二、幼儿文学课程的实施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尚处于很幼稚的阶段,缺乏知识和生活经验,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自控能力较差,这些都决定了学前教育只是启蒙教育,它要求幼儿教师是通晓人文、自然知识,在音、体、美等方面具有一定特长的综合性、全能性人才。因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现在倡导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新理念,任教者应改变自己在课堂中单纯的讲解者身份,变身为学生学习的引领者,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积极合作、主动探索、发现幼儿文学的文体规律,从而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习惯;通过对作品的诵读、剖析,让学生领悟幼儿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范式;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多种服务,使他们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再把实践结果反馈到理论中进行检测,从而更好地消化理论知识,同时创作出贴近生活、质量较高的好作品。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过程,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能提高教学效果。 2.作品与技能相结合 现在很多幼儿文学的教材在编写时,都是以婴幼儿文学和婴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欣赏,再到婴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它们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体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以及这门专业基础课的特色。 对教材中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教师应引导学生有选择地阅读、鉴赏和运用。在指导学生鉴赏作品时,教师不能单纯地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去分析情节、语言、写作技巧等,而应该从实用出发,让学生学会吟诵、讲述、编排、表演。比如幼儿童话和幼儿生活故事,要求用幼儿喜欢的、能接受的语气、语调,借助一些肢体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5~10则;教师推荐一些经典的、受幼儿喜欢的绘本,让学生阅读并讲述出来,在学生已有的美术基础上创编绘本;让学生创作和改编幼儿戏剧,以小组、班级为单位,进行不同规模的表演。通过这样的技能训练,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学生对幼儿文学的兴趣,在学会鉴赏、创编的同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加强了幼儿文学课程的实用性,锻炼了学生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方面的技能。 3.训练和实用相结合 首先,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给学生必要的组织和指导,让学生带着明确的训练目的和要求完成训练,教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要进行检查。 其次,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充分调动自己所学的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幼儿园教学法、音乐、美术、舞蹈等相关知识和技能。 另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训练和实用结合起来。比如利用学生到幼儿园进行周见习、月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观察幼儿的语言运用方法和习惯,进行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在幼儿园带班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请幼儿听、赏、观、看,然后再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从而高质量地完成训练任务。 只有把训练和实用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感到幼儿文学这门课程确实有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幼儿文学这门课程的社会实用性。 依据以上三个原则实施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枯燥的讲解变为活泼的表演,使学生情绪高涨,积极参与课堂,在实践活动中提高文化素养;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主动探索与积极思考,学生不但可以了解幼儿文学的知识与理论,更主要的是学会相应的程序和方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根据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独立选择幼儿文学作品,创造性地改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或者将幼儿文学的构思表现方法迁移到其他教育活动的设计之中去。 幼儿文学论文:培养幼儿语文学习能力之我见 摘 要: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启蒙阶段,现代社会中幼教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阔,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新的角度去认识幼教的重要性。语文教育在幼教中具有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地位,是幼儿最基础的教育启蒙。 关键词:情感;多媒体;阅读;自学 语文是一门蕴含丰富文化知识,充满思想和智慧的学科。幼儿语文教育是培养孩子听、说、读、写等语文知识的起点,能让孩子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认知力,思想得以启迪和升华。在幼儿语文教学时,教师必须遵循儿童心理和个性特点,以注重培养儿童对语文学科的感情为出发点,授予能理解和接受的方法、方式,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益。作为幼教老师,如何使天真活泼的孩子认识语文,喜欢语文,学习语文呢?下面笔者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培养幼儿的语文学习能力的看法。 一、寓情于教,增强儿童学习的情感 儿童在学习时,心理接受能力有限,无定性,容易情绪化,教师通过情感教学是必要的。教师给予儿童亲切的关怀和呵护,犹如春雨和阳光洒在了孩子的心田,他们能拥有积极的情感,让孩子有愉快的心境乐于接受教师的教授。“亲其师,信其道”,所以,教师要将爱心给予每个孩子,形成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比如,教师要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沟通双方的感情,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有的孩子性格活泼、调皮、胆大;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说话、孤僻。在教育孩子时,一定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尊重孩子,爱护他们,不能摆出一副死板的说教面孔,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利于他们心理健康成长。对孩子要像严父一样严格要求,又要像慈母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教师要多花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谈心,与家长谈话,掌握孩子的情况,与孩子交朋友,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弟妹。付出就有收获,孩子丰富而敏感的心灵能感知教师的关爱,他们一定会喜欢自己的老师,喜欢老师的讲课。 二、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习变得活泼生动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育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单一的书本教学,让儿童在学习知识方面比较被动,显得枯燥无味,程式化的教学让老师在孩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教师的教学更加苍白无力。幼儿年龄小,在学习中容易受兴趣、情感的影响。多媒体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以及视觉、听觉的感官刺激,强化了孩子的感性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和求知欲。通过直观、形象的方法,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幼儿期的孩子对事物充满了好奇,求知欲十分旺盛,经常会问老师各种问题,喜欢看内容丰富的图书。利用计算机将书本制作成声情并茂的读物,拓宽了幼儿学习的途径和方式,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看图书或边看边听录音,或者看计算机等。丰富了孩子阅读经验的同时,还使孩子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为孩子的学习插上自由翱翔的双翅。 三、阅读教学是幼儿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 早期阅读包括的内容广泛,幼儿不识字,翻看图画,听老师讲故事,描述图书内容等都可称为阅读。早期阅读不是单纯的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也是让他们接受各种信息和整体的教育,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早期阅读教育非常有益。为了保证阅读质量,应该避免乏味、单调的读,灌输式的讲解,要利用多样的教学方法,为孩子们建立一所丰富多彩的阅读乐园,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流露出真情实感,激发阅读兴趣。乔姆斯基认为,环境可以产生激发效应和塑造效应。从咿呀学语开始,孩子们就喜欢看动画片,对周围那些色彩鲜艳,画面形象、突出的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色彩感知、事物辨认、语言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对图书的阅读兴趣也与日俱增。教师要为幼儿创设宽松的阅读氛围,孩子的阅读不只局限于教室和课堂,孩子们拿着自己喜欢的图书可以自己阅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在坐在秋千上、草地上,或围坐在老师周围阅读优秀的图书。学生在身心放松的情境下自由地选择、观看、讨论,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活动中,享受阅读的乐趣。阅读涉及到听、说、读、写等多方面的内容,促进了人的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丰富想象力等的发展,与大脑思维有密切关系。 阅读的过程就是思维发展的过程。幼儿园阅读教育的传统模式多是注入式,教学中单纯地去看和读、听和写,孤立地看待和处理相互的关系,只有把它们整体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思维。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要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幼儿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在培养幼儿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上,不单让幼儿具有模仿语言的能力,还要学习举一反三,会依照原有的语言范例,填换内容,表达新的意思,从而具有口语表达能力。幼儿通过动手、动脑,发展了自己的注意力、观察力和判断力。鼓励幼儿对周围事物经常保持主动、积极的情绪,使之求知欲旺盛,爱动脑筋思索,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找出事物间的联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概括,发展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 另外,在语言教育活动中,要注意采取综合教育手段较好地达到教育目标。在语言教育中,让幼儿学得主动、活泼,使其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比如,开展故事大会,让孩子们把看到、听到的人和事用语言表达出来,培养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增加了阅读的兴趣。所以,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多与孩子交谈,建立感情,使他们愿意说话,愿意表达,当孩子出现用语不当时,教师要及时纠正。图画读物是幼儿喜爱的一种图书形式。它的内容比较形象,色彩鲜明,深受幼儿喜爱。教师和家长同时要指导孩子正确的看书方法。教给孩子按顺序看,观察图画中的动作和形象,让孩子发挥想象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图画内容。即便幼儿不认识字,但是,通过看图就能讲述自己的理解,既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又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 四、养成良好的语文自主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过:“学生须能看书,须能作文,故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教学之成功。”自学能力是学习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师通过引导和启发性的教学,提高孩子的自学能力。比如,让孩子描述天气、花草树木等方面,孩子会积极地思考和观察描述不同季节的特点,从中又了解了很多自然知识等。比如,让孩子养成写观察日记的学习习惯,把身边的事物写在纸上,体现了孩子的情感和心灵。通过看到、听到的,经过思维活动把这些写出来、说出来,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写作力、表达力等综合能力,在润物细无声中,幼儿提高了知识,自学到很多方面内容。教师要不断表扬和鼓励孩子,使他们在表扬中感受到被认可的喜悦,更加自信、自觉地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耐心的引导。 总之,幼儿教育是学龄前教育的启蒙阶段,在培养幼儿的语文学习能力时,要根据每个幼儿的心理特点,掌握幼儿学习的规律,科学地进行教学,让孩子愉快地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邓庄中心校大葛村幼儿园)
古代文学论文:论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我国封建社会中,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文学领域。几乎也是男性一统天下。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这样的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依然有女性文学的出现,者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家的点缀,使得我国古代文学的星空更加绚烂多姿。此外,女性一直是美的代表,作为审美对象,她们成为男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古代文学作品中,歌咏女性的诗文俯拾即是。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女性,不仅名留史册,在文学史上也同样留下了她们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没有女性,就没有多姿多彩的古代文学。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其中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清照是我国两宋之交的一位着名女词人,她以才名于世,并影响后世,称誉百年。刘大杰说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这并非都是溢美之词,有其充分理由的。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最根本的的是要看她的作品。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出色的文学作品,她的词引出了人们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李清照所作的词可以说是集情感、理想和文采于一体。她在词作中,完美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语言,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特点。她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着。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人学”,它完全不同于思辨的科学,文学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等,李清照的词通过完美展示了女性情感世界,构成了一部展示心灵历程描述人性变化的宏着,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开创了婉约派词风的先河。她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比起很多男性文学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女性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她们美好的形象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促使女性文学的产生,使我国古代文学更加精彩纷呈。而且,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创作出的作品,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熠熠。 古代文学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古代文学论文:外国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刍议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菊花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古代文学论文:谈多媒体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教学 古代文学 误区 论文摘 要:古代文学是一门传统课程,本文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实际教学中教学效果的探究, 分析了多媒体技术手段在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误区: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以期对古代文学教学有所裨益。 古代文学课程是所有综合性及师范类大学的一门传统课程, 是高校中文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长此以往学生必然失去学习兴趣,多媒体也起不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了,这样的教学效果也绝对不如板书。还有的教师认为多媒体课堂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没有的优势,于是他们为了哗众取宠以达到烘托课堂气氛的效果,竟做得花里胡哨。更有甚者,竟故弄玄虚,给课堂教学造成了负面影响。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尺度、过于极端的表现。由此可见,把课件作为教案的翻版或完全替代黑板的教学,弊大于利,应慎之又慎。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出现信息量堆积过多过大、画面切换得太快的现象,像电视或电影画面那样一闪而过,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思维速度,不容学生细看和思考,学生难以消化吸收,违背了信息量适度这一条教学原则,过犹不及,反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还有些课件教学把所有抽象思维、文字语言的理解都用多媒体形象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扼杀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所以,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体,在教学过程中有效组织信息资源,提供适度的信息量,在解决教学难点、重点、扩大视野的同时,又能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理解、思考、交流和质疑。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以后更需要教师的激情、学术修养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也应该站在讲台前面,面向学生,有表情、有手势、抑扬顿挫、即兴发挥,和学生要有交流,对学生的表现和表情要有所反应,要让学生感到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否则,学生完全可以自学。也就是说,有了好的工具,还要有好的使用者,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 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我们经常说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思维与视角的转换 一、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的实践探索 (一)创新性思维 1.从教师的角度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上枯燥乏味的现象并不少见,通常是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肢解一部作品,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有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少之又少。所以对教师来说,改变传统教法、设计好课堂、增强自身修养尤为重要。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用全新的观念融入到课堂当中。当讲到庄子的《逍遥游》时,可以把一些新奇问题穿插融入进来,如:提出“你自由吗,庄子所追求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庄子超凡绝俗,追求自然、自由,孔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现仁政的理想,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谁更可贵?谁更可取?在当今社会,是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庄子?这个社会还需要他吗?你想成为他吗?”等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样创设问题,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去回答问题,进而达到鉴赏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教师也要注重自身的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要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见识,拓宽视野,在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理念、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把这样的状态和创新性思维投入到教学中去,才会更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所以说,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教师自身的思维视角不断更新息息相关。 2.从学生的角度 教师改变传统教学观念的同时,也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学生传达一个信息:要求他们也改变以往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使其逐步适应由束缚到自主,由思索到讨论,由体悟到创造的过程。课上自读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课外学生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开展一些定期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 (二)综合性视角 很多研究者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选择采用针对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特点,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去探索,具体表现为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视角。 1.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文学作品鉴赏的根本还是要注重所具有的审美性: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在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引导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关照作品,从艺术美、情感美等角度去评析作品,比如:我们赏读陆游《钗头凤》,要抓住其音律节奏和谐的语言美,那透过“一双红酥手”的间接形象美,还有那“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美人、美酒、美景的境界美,这些都是艺术层面的审视,我们还应该把握作品的情感美,堪称千古绝唱的爱恋与相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享受到了这种人类普遍情感,感应到人美情更美。除了审美,在作品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现实的应用。比如:在注重鉴赏审美的同时,要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目标学生的实际,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充实自己的专业及实践技能。如果针对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外找一些相关的历年考研试题,在鉴赏作品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一提,使部分想考研的同学复习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偏重。如果面对部分未来要做中学教师的同学,因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传统的模式存在问题,如何适应并改变中学的教学,在鉴赏教学中也可渗透并涉猎到相关的层面。还有很多同学毕业要从事其他的工作,如:文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室管理和文员、秘书工作,那鉴赏时的思维训练及领略精神内涵的层面对其走上工作岗位都会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帮助。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应坚持传统文论和西方理论相结合,使理论丰富起来,更能全面地阐述作品。比如:通过中国传统与西方现论相结合解读杜甫的《登高》,解读这首诗之前,我们自然要用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样的传统文论,在了解作者的基础上,才能对作品进行更具体深刻的分析。在赏读过程中,我们可运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的文本有很大的关联性,研究文本应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探讨,所以我们应以这种开放性的视角去审视《登高》,把其放在唐代甚至整个诗歌史上研究其地位和价值更有意义。解读作品应该多维度,作者、作品还有读者,如果从不同时代读者对《登高》的阅读接受来加以补充阐释,可以丰富我们对其的解读。讲授理论的同时,要适时地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如:作品鉴赏就是评价作品,可以让学生尝试去写一写短小的文艺评论,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还可以针对所讲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尝试即兴地创作,例如散文、散文诗等文学文体,要求学生课下将课上 所写加以整理,并在下节课前加以点评。而且如果鉴赏的篇目很适合朗诵,也可以给学生上讲台上诵读的机会,一方面锻炼学生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学生的语言。 二、结语 在社会需求及学科改革这个大环境下,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转换有其必要性,但对它的实践探索还在进行中,还需要更多的同人投入到研究和探索的行列中来,以促进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思维与视角,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代文学论文:以现代文化解读古代文学 一.先声夺人 激趣入境刚一上课,教者便用多媒体音频展示了“台湾第一词人”方文山的作品 《菊花台》,然后在优美的旋律中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是谁的作品?你们喜欢这歌词吗?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鉴赏与语文结合的方式首先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为下一步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生回答中老师可以见缝插针地渗透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以及审美观点与批评方法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 二.趁热打铁 合作探究借学生热烈讨论的热情,再把问题深入。这首词作中“菊花”这一“意象”的来源是什么?在学生思考中,播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视频: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一系列惊悚的血腥宫斗后,成千上万朵菊花“淡定、从容、优雅”地掩盖一切恩怨情仇,与电影开头的满眼“素菊”前后呼应,仿若一切未曾发生一样,全片运用了“菊”这一意象,以其典雅暗示了人本应有的价值观。然后给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中的核心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从而介绍作者和典雅的全文。指出“人淡如菊”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然后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若以画面形式展现,这首典雅包含了几个画面?又召示出几层境界?探究后得出结论,典雅全诗里包含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雅致,如文“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露得势时的内敛洒脱;第二种是“孤云独去闲”的雅趣,如文所述“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尽显于无拘束中率意适情的风雅;第三种境界是“身无锦绣,心无明月”的雅德,如文所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终归恬淡脱尘的心境。 三.依本溯源 深入浅出解析了文本,再展示《菊花台》的歌词。重点指出:典雅全文不仅本身堪称一首耐人寻味的佳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评价其它诗、词乃至艺术作品的一把标尺。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说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不同于西方‘分科治学’批评,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是在叙事和抒情中明理。”方文山将“菊”作为其歌词的意象,虚实相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中国诗的境界。“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断肠”出自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秋风凄,菊花零,伊人的模样也已然在泪水中模糊。此句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视觉中“菊花的黄”与触觉下“黄的笑容”混淆一起,自然深刻,使人感到,那温暖的笑容正在逐渐淡化、如逝,哀婉而又揪心的情感自然流露。无论字词的斟酌,还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尽得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典雅与庄重。因此这种只可意会,不尽言说的“古典美”,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在白话盛行的年代“鹤立鸡群”。 四.诗音画舞 拓展延宕在学生意犹未尽中指出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是相通的,然后快速切换画面王亚彬的《扇舞丹青》舞蹈视频。音乐背景配以《高山流水》的曲子,舞台背景配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画,王亚彬一袭白衣,如“仙子天中来,飘落尘世开,随风入画里,仙境几徘徊,飘缈云烟过,悠悠六出开,苍山遮不住,丝丝墨香来。”可以让学生谈观后的感受,90%以上的学生都会有谈感受的主动要求,这种美的享受使人很难不用“典雅”“飘逸”来解读。经此顺理成章地将《典雅》引渡到文艺评论的标尺上,完成了教学难点的传达,而此时也把“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五.回归主旨 美的发现最后做回归主旨的总结。罗丹说过“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通过现代元素音、诗、画、论的多角度结合,让学生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了解中国古典文论的的精妙,学会用古典文艺理论的“以文学模式去鉴赏文学作品”的“体味方法”去揭示现代世界的美。可以说在整个教学中,我们摆脱了知识灌输式的单调授课模式.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全新教学理念,用现代流行元素深入浅出地把这些古典佳文当成一个鲜活的审美对象,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这篇文章是美文,从而引导学生欣赏古典名着,培养学生古文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审美情趣,以彰现语文所蕴涵的人文张力。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课应重视古汉语知识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与古代汉语课是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两门重要的基础课。这两门课程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内容和教学方法,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汉语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为语言材料来进行教学的,如果离开了这些作品,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只能从理性到理性,不能联系古代的语言实际,这样势必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也是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胜任初中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一个重在赏析,一个重在阅读,但二者都要落实到培育学生胜任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能力上,彼此是相通的。阅读是鉴赏的前提。只有认认真真地“咬文嚼字”(进行语言训练),才能实实在在地“含英咀华”(进行鉴赏训练)。因此,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注意古汉语知识的渗透,是十分必要的。下面从几个方面举例谈谈。 语音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些古汉语的音韵常识,对于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韵文作品是很有帮助的。例如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描写冯谖开始投奔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时未被重用,受到不公正待遇——“食以草具”。于是他便三次“弹铗而歌”。第一次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第二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第三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既然是“歌”,那么这三句歌词就应当是押韵的。可是,“鱼”、“车”、“家”这三个韵脚字在今天普通话里声、韵母都不相同,不能相押。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收集整理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同)的注释中对此也未作说明。如果老师能在讲授时向学生简单说明一下古今语音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三个韵脚字在上古语音系统中同属“鱼”部,是完全可以押韵的(车,古读若“居”,家,古读若“姑”)。这样一提示,学生对冯谖弹铗而歌的声情就能领会得更为传神,有助于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字词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元素。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应明字词。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的:“如果连字句都没有弄懂,那么分析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得出正确结论,还谈什么赏析。”这句可谓切中肯綮。文学课不是语言课,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篇作品都去下一番字斟句酌的功夫,但在字词方面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词的古义与今义的联系;二、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这两点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例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山水诗佳作,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更是历来为人称美的字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这二句诗教材中未作解释,仅对“变”的词义稍作提示。有的学生读后产生疑问:诗人描写的既然是初春景色,那么,绿茸茸的嫩草为什么会浮像萍一样生长在池塘的水中呢?如果我们在教学时能从古汉语词汇学的角度稍作分析,这一疑问就会焕然冰释了。因为“塘”在唐以前的古义是“堤”的意思。这里的“池塘”意即“池的堤岸”,是一个偏正词组,而不是一个名词。这样,“池塘生春草”的含义就好理解了;而且我们还能看出,它与下句“园柳变鸣禽”正好构成工整的对仗(“池之塘”对“园之柳”)。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对此作出适当的提示,既可印证已学过的古汉语词汇知识,更能帮助学生真正领会诗词的意蕴,并通过赏析获得审美的享受。 语法是文章遣词造句的规律法则。古今汉语的语法大致相同,但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如词类活用,特殊语序以及多种省略等。这些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代诗文作品之中,例如古典诗词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语序变化,它们有些是为了适应诗歌声律的要求,但也有很多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如杜甫的名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一联如还原为常规语序应为“风折(之)笋垂绿,雨肥(之)梅绽红”。语序倒装之后,不仅增添了诗的韵味,给人一种新奇、典雅的美感,而且还极为真切细腻地表现出诗人对景物的感知过程:开始扑入诗人眼帘的是一团翠绿,走近一看,又发现这段翠绿呈下垂的形状,再经过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了“风折笋”的结论(下句分析略)。如果教学中能从语序变换的角度来指导学生进行赏析,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到诗句新奇的意境和诗人独运的匠心。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适当地进行语法分析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修辞也是古汉语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文章的表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古人写文章是十分重视修辞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典文学作品的凝练、含蓄、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如《荀子·劝学》通篇用比喻以及比喻构成的对比手法来阐明刻苦学习的重要性,生动形象,发人深思。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尤其是要注意那些古代汉语特有的修辞现象。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话,教材仅对“隳突”一词作了解释,对全句的表达方法未作提示。在讲授时教师应指出这是互文修辞手法的运用。全句的意思应理解为:“(悍吏来吾乡之后),东西南北,到处骚扰破坏,(弄得鸡犬不宁)”。如果学生不理解这一文义互补的修辞现象,仅扣字面理解为“(悍吏)在东西方叫嚣,在南北方隳突”,那就未免胶柱鼓瑟,有乖原意了。其他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等,都是互文句,其前后语义是互为呼应、彼此渗透的,这样能表达出更为丰富的涵义。教学时应向学生作必要的提示,以免误解。 以上从语音、字词、语法、修辞四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渗透古汉语知识的必要性。这种“渗透”能帮助学生克服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障碍,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含义,把握作品的题旨和艺术特色,从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师范院校的学生毕业后都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都要教文言文,而从目前现状来看,中学文言文教学的重点难点都是字、词、句等语言方面的问题,因此,这种“渗透”还能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地胜任中学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中多媒体素材的实用性 一、图片素材的使用 相较于文字素材而言,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更能展示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传统教学模式下,板书加教师讲解的方式,很难达到形象再现的效果,合理利用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却能够事半功倍。对于图片素材,一个误区是仅把图片作为多媒体课件的装饰品,只将其用于美化课件,对教学起不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合理地使用图片素材,是多媒体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文就个人教学实践,浅谈几点拙见。 (一)引证参考图片文献 在教学活动中,对某一个文学现象进行解读,单纯的文字说明比较抽象,适当地引用图片文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讲解元杂剧的舞台演出情况,用文字介绍诸如角色、乐工、戏台等,始终比较抽象,如果结合泰定元年山西洪洞县霍山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正殿墙面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讲解,则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西游记》成书过程时,结合唐僧取经故事遗迹———两处“西游记壁画”:甘肃安西县境内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六幅取经壁画及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即1098年)的《西游记》连环壁画,学生对取经人物的形象演变以及故事内容的转变,都会形成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再现情景,营造氛围 古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相隔较远,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够深刻理解。那么,该怎样再现情景,将学生引入到古代文学情境中,营造良好的讲读氛围呢?利用图片拉近古今,切入主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以笔者个人教学经验为例,讲解陆游《沈园》一诗的时候,以沈园园景图片为媒介,讲解历史上的沈园故事,何处是传说发生“惊鸿照影来”的地点,尤其是刻有《钗头凤》的石壁等景物,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共鸣,拉近了古今的时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解赵孟頫《岳鄂王墓》一诗时,将岳飞墓图片投影给学生,介绍墓地雕像的寓意,四大奸臣跪像的历史等,将岳飞故事讲给学生,把诗的文化背景形象地再现给学生。学生对岳飞形象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诗歌的讲解也就变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了。 (三)历史实物直观展示 多媒体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其直观性。讲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常涉及古代典章名物、历史遗迹、服饰文物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印象,这时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比如讲解元代文学背景时,介绍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来发行,便可以图片形式展示“交钞”实物,加深学生印象;元代的青花瓷艺术、渎山大玉海(酒具)等都可以通过图片方式加以展示,如果能与文字解说(文献)配合使用,会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儒林外史》时,涉及科举考试,如“周进撞号板”,如果能结合江南贡院的实物图片,配以讲解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可以使学生形成更为形象直观的印象。这方面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诸如《诗经》《山海经》的名物,《楚辞》的服饰,古代书籍的版式等,合理使用会对教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复杂结构关系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其内在线索或人物关系常常非常复杂,讲授时学生非常容易混淆,而且也难以理清,这种情况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处理。比如讲解《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涉及到四大家族,人物关系非常繁复,仅就贾氏宁荣二府理清五代人物关系就非常困难,如果加上旁支及丫鬟就更加繁乱。这时就可以将主要人物关系列表,以图片形式展示给学生,讲课时据此讲解,就不会出现学生分不清人物身份的问题。处理复杂的线索,同样可以用此方法来列表图示解决。 (五)地图平面图等应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地理名词,而由于时代久远的原因,学生经常难以理解。如杜甫《潼关吏》中强调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如何重要?柳永《望海潮》的“东南形胜”又从何而来?如果能借助地图讲解其特点,则明白易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隆中对”特别强调荆州的战略意义,其后来北伐时“六出祁山”,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路线?如果只是口头讲解,很难真正明白,结合三国地图,则一目了然。《三国演义》的“失、空、斩”情节非常有名,涉及极为详细的战略部署,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及司马懿的才能。其中涉及地名众多,如街亭、阳平关、箕谷、新城、列柳城、郿城等,如不知道山川形貌的地理特点及战略位置,是很难理解二人运筹帷幄的的才能的。配以三国地图讲解,则问题迎刃而解。再如讲解《红楼梦》,涉及到贾府大量居所,单就大观园就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等,文字解说很难表述,这种情况就可以借助贾府平面图来讲解,以收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二、音频与视频素材的使用 音频、视频的使用范围广泛,诸如范读、再现实物等,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具有比图片更加形象生动、信息容量更大等特点,优点自不必言。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运用图片素材时教师的讲解依然是课堂的中心,教师依然主宰课堂教学;运用音视频素材时,教师则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使用过度,很容易喧宾夺主。使用音频、视频素材时,“度”的把握及对素材精当剪裁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注意控制课堂,不可被多媒体控制“,以播代讲”。音视频素材的应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营造艺术氛围 图片素材的形象性来自于视觉效果,而音频、视频可以营造艺术氛围、再现情景,在视听两个方面形成立体感知,具有其他素材所不具备的优势。如讲解柳永《雨霖铃》之“寒蝉凄切”,阐释蝉的文化内涵,可以讲得清晰明了,但对“凄切”两字,还是很难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现在的学生生活远离自然,对自然事物比较陌生,对蝉的形貌及特点很难有深刻了解。如果结合音频和视频,不但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蝉的习性及特点,还可以对其“高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凄切”的悲鸣形成深刻认知。而且,很多时候音频、视频可以让学生在声、光、电多角度的刺激下,更快进入艺术氛围。讲解《红楼梦》时,笔者曾用电视剧《红楼梦》的《枉凝眉》曲引入正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直观感知艺术 古代文学与音乐关系密切,早期诗歌本就是诗、乐、舞三者一体,词与散曲更是本身就具有抒情歌曲的功能。从文体上讲,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剧。虽然一些艺术形式的演出情况已不能得知(如元杂剧),但还是有部分剧本保留了原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昆曲。在讲授《牡丹亭》的时候,便可以适当地使用昆曲《牡丹亭》的音频资料。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其艺术魅力,不但可以了解昆曲的特点,也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不同艺术的差异。徐渭《南词叙录》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8(]P.245)这段文献所谓的“柔媚”,不亲身体验,很难真正理解。当然,所选音频、视频的时间不能过长,而且要精当剪裁,如可选择最经典的《游园惊梦》一段,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喧宾夺主。 (三)重现经典章节 在文学作品讲解中,经常有一些经典段落,人物众多,剧情复杂,教师讲解可以清晰地分析文本,但当时的故事场景却很难再现。比如《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一段,描写诸葛亮只身过江,与东吴群儒辩论的场景,写得极为精彩,极见诸葛亮的气度风神。这时完全可以借助影视作品《三国演义》的片段,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将学生带入到场景之中。结合视频讲解这一段落,可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其他方面诸如文化背景介绍、 历史概述等,都有音频、视频发挥作用的空间。多媒体素材的应用方式必须结合课堂实际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教学实践经验浅谈几点,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空间非常广泛,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探讨。但是应当注意,任何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多媒体技术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受光线影响较大,阳光明亮时投影不清;严密遮挡光源会使教室环境较暗,容易影响视力;课堂笔记记录困难,课件信息量大,学生容易“消化”不良等。当然,若想更充分地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除了硬件方面的建设之外,教师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合理运用素材,扬长避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组织好教学活动。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论述 对于姜太公来说,他自己把“人鱼”都忘却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主要突出的是一种乐观、宽容的初始心态。白居易在对待人和事物方面,也积极地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面临人生困境时,就算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要笃定地生存下去。或许通过这样还有机会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并有机会洗刷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正是通过此诗,借助垂钓这一活动来展现自己内心中的思想情操。在另一个诗人吕从庆的创作中,通过以钓鱼为主题,说道“我志不在鱼,毋问寡与多”,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境界与白居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宋代苏轼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明代王兆云的《王世懋性嗜佳山水》等都共同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和人生志趣。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养身,并说道“养身先养心”。的确,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一份好心情,体育运动不仅仅能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借助体育锻炼这一形式能获取好心情。明代刘基着的《郁离子》一书中,其中讲到一个《郑有躁人》的寓言故事,从反面来说明一个不擅长射箭等体育活动的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善。寓言中的人物直到病死后,都还不明白他的病源是因为内心的暴躁。 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文章中所摘选的一些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庄子?达生》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吕梁游在三十里外的飞瀑下面,而在四十里外鼋鼍鱼鳖都不能够适应,更别说吕梁在这个之下。所以孔子认为他必定会死,并命令弟子沿着河流去救援他,但令人吃惊的是吕梁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孔子问他其中的缘由,吕梁说他是随着水的漩涡而前进,与上涌的水一同出现,并且完全依照了水的性子,这也正说明了吕梁熟悉水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技能,都必然是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积累而来。还有些古代文学作品则详细地讲解了日常学习和体育训练中应当遵循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取得成效,反之相悖而行,只会带来害处。在《孟子?告子上》中描写了一个《二子学弈》的寓言故事,说明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都要十分的用心和专心;摘选自《吕氏春秋古代文学论文:审己》中的《列子问射》一书中,则主要强调“悟”在学习和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领悟其中的道义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在《庄子?达生》一书中记录了《东野稷败马》的故事,说明人在进行体育训练时要根据自身体力的承受情况来看,这和训练马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孟子?滕文公》中讲述的《王良与嬖奚》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学习一门技术应重视规律性的作用,并应遵循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前秦时期着作的寓言故事《羿射不中》,还是《赵襄主学御》,都共同说明了:无论是在学御上,还是在学习射箭的过程中,都不应该把成败看得过重,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而在《吕氏春秋?壅塞》中讲述的《齐宣王好射》的故事中,则从反面印证,如果学习射箭时只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并欺骗自己,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好一门技能的。另外在《列子?汤问》一书中所记述的《造父学御》的故事中,专门讲述了学习御术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这些摘选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对我们今后学习任何一门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借助这些体育上的技能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潜在规律。综合来说,以体育作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分别从多个方面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上的启迪。每一个求学者,都应积极地完善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情操,并要适当地规范自己,从而进一步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做一个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人。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新闻传播广告的古代文学教育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 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验式教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学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逐渐僵化枯燥。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古文教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乃至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体验式教学则消解了语文学科的工具理性,将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语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体验式教学注重感同身受,因为感同身受是体验产生的基础,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抒写和生动形象的展示,古文阅读和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内涵和意蕴进行细致的品味,更要将文本置于相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是间接的知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同情中,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开阔视野,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重塑自我。生命个体在不断成长,他们的期待视野随着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断提升,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或给予恰当的点拨,或营造相应的氛围,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进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说,体验式古文教学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符合语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古代文学论文:对于古代文学中的梅雨意向论述 一、梅雨意象内涵的丰富 (一)梅雨特征描述的细致化 到了宋代,由于南宋时期文化政治中心发生了南移,江南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梅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记载。陆佃在《埤雅》中对于梅雨的地理范围、特征、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罗愿在《尔雅翼》中对梅雨的记载说其“连日不绝,衣物皆裛”,又说明了梅雨持续时间长、容易使衣物发霉的特征。地理环境能够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梅雨细密绵长的特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敏感和消沉的情绪,而且梅雨天气一般伴随着高温、无风,会使人感觉到湿热、沉闷和压抑。文学作品中也对此有着很多的描写,如陆游在《枕上》中写道:“冥冥梅雨暗江天,汗浃衣裳失夜眠。商略明朝当少霁,南檐风佩已锵然。”写出了长时间的梅雨天气下空气湿度较大、万物容易发霉的特征。 (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蒙”“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蒙”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在明清时期,“梅雨”和“江南”的经典意象表述组合已经逐渐固化,梅雨有着迷蒙如雾的状貌特征,迷蒙的江南正是对梅雨意象之美的最好体现者。在明清时期,描写江南的诗句中无不是这一点的突出体现。明代高启的《梅雨》诗中有“江南烟雨苦冥蒙,梅实黄时正满空”一句,写出了梅雨江南迷蒙满空、婉约缠绵之美。而“烟雨江南”这种极富诗意和离愁别绪意味的表述方式又成为明清文人常用来抒发情怀的意象,无论是诗句还是书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明代《清河书画舫》《续书画题跋记》,清代《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画典籍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意象。 三、结语 梅雨由单纯的气象学方面的意义逐渐变为文学中的意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西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梅雨”概念的出现,到唐朝梅雨文学意象的基本形成,再到宋代梅雨作为文学意象其情感内涵的丰富和细致化以及明清时期“烟雨江南”的经典表述的定型固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记载较为丰富、较为特别的意象之一,梅雨这一文学意象有着独特的美感和文学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古代文学论文:论在中专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恰当运用多媒体 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 是中专教师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诵读法 论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诵读教学法 原因 价值 运用 论文摘 要: 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诵读法运用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的素质缺陷和认识偏差。诵读的显着价值在于“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诵读教学法的宗旨在于体认到声情统一的神妙。强化古代文学中诵读法的教学,要从改善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认识着手,在具体运用层面,诵读教学法应与注意培养、文意理解、写作训练、考试测评等手段相结合。 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一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绝少书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概括起来,无非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素质和认识上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当今浮躁实用的社会心态影响下,重要性与日俱降,边缘化速度之快正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本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一些学校的关联文科专业也有开设。该课程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部分构成。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基础理论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突然变得很不吃香。它们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的开设。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普遍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课时的大幅压缩,这就不得不迫使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调整。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有限的时量内,会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史知识的系统传授,相应的文学作品部分的教学时间就要大幅减少。作品讲得不多,自然诵读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久而久之,老师也就只知道讲课,而对诵读一事就选择性遗忘了。 从主观因素来看,诵读法运用不多跟师生的素质和认识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古代文学教师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旧式的诵读法已经相当陌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素质上的致命缺陷。不少老师自己朗读功底不行,由于缺乏自信,有意识地在课堂上忽略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吟诵而言,现在除了老一辈的霍松林、叶嘉莹、袁行霈、周有光等先生还深谙此道外,能继承者实属凤毛麟角,真担心过不了多久,吟诵又要变成真正的文化遗产。既然如此,吟诵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又怎么不成为绝响?在对教学方法的认知上,许多老师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诵读属于摇头晃脑的旧式先生,这种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课堂了。他们甚至将诵读看成是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干脆视之为封建糟粕加以抛弃。由于普遍地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整个大学课堂都是出奇安静。有些古代文学老师还担心,叫学生诵读产生的声响未免会影响邻近的课堂,因而认为这种方法不合时宜。 从学生方面看来,很大一部分已经对文言形式陌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新式标点下读好一篇古文都觉得费劲,指望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共鸣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没有兴趣的状态下,要他们主动去诵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诵读有种厌倦和反感,这是中学过于功利化教育的后遗症。为了高考,将诵读与分数目的直接挂起钩来,被动重复,死记硬背,物极必反,到大学以后必然产生对诵读的“仇恨”感。再加上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已经走进了图像时代。图画的直观性和音频的立体性,使很大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经典的诗文诵读在图像的包装下,已经包办一切了。学生若有兴趣,则只要带着耳朵享受一番就好,亲自开腔显得多余,而且没有自信。在功利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校园,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英文诵读,若偶然听到有人高声诵读古诗文,一定会惊诧莫名。整个氛围的丧失,乃是文学诵读无法展开的根本原因。学生的种种情绪,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老师,一旦师生有所“共鸣”,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展开不充分、效果不理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开口发声在古代文学课堂竟然成为奢侈,这在古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诵读法不但是过去启蒙教育的第一方法,而且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它的基础地位从未曾动摇过。史载教育家胡瑗办学时的盛况:“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1]朗朗书声和着悦耳琴声,响彻课堂内外,像这样的动人场景,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一篇优秀的古典诗文,人们常用“声情并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是恰如其分的形象描述。诵读法的好处有很多,但我以为,其最显着者当在“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上。“声”与“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表里,彼此生发,其妙处非反复诵读不能体会。这种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处事金针·学问之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一方面,诵读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久之便能披音入情,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巨大愉悦感,这就是所谓的“因声而见情”。因声韵而产生押韵和平仄,这是中国古典诗文格律美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音之美如同五色相映,其抑扬顿挫的转折变化正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循着声音一路探美 ,情怀随之次第展开,境界自然也别开生面,读者往往因为这文学的美景激动而陶醉。四声之说明确提出虽说是在南朝,但注意音韵美在《诗》、《骚》中就成为高度自觉。《离骚》鸿篇,若默读不足以体会其波澜壮阔的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 另一方面,诵读有利于还原文学场景,将古人之情传达于读者之心。古今人同心会意后发之于口,这份激荡的情感便有如平上去入四声调,拍打于心岸,带来审美的别样冲击波,这就是所谓的“传情发于声”。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论述“情”之所托时,都不是对应“文”,而是“音”或“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由此可见,音声之重要性高于字句。因此古人进一步明确说:“诗有比兴不能尽者,故被之声歌,使抑扬以毕其意。”(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又云:“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乔亿,《剑溪说诗》)这都直接说明了“声”和“情”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明乎此,我们在诵读之前,不妨先默读精思,用心捕捉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识得其酸甜苦辣之后,在深得我心的状态下脱口而出,即能收声情一致之妙,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3]叶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情由声出的道理,对诵读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 “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缺少了诵读这个环节,关系怎么能得到体现?因此,诵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揣摩和理解的过程,简单地认为诵读是死记硬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过于肤浅。 三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验标准。注意力一旦成为习惯,便能心平气和,有如此好的心态作保障,阻碍诵读教学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诵读教学与文意理解相结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对文意理解的加深有时候是和诵读的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教师不只是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要求学生诵读,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诵读和精思要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奥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正如黄子云《野鸿诗韵》云:“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有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达到知己境界,则作者之言仿佛出于我之口,作者之意仿佛凝于我之声,诵读境界至此,方为有得。 第三,诵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相结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诗句所揭示的道理广为人知。写作时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获得显然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诵读不只是能得到文意的语感,肖其神气,而且能获取文声的语感,合其音节。相对于默读,诵读在语感训练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有了很好的语感,就会产生模仿创作的冲动。正如曾国藩在《家训》中所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若能臻于此境界,诵读教学法的效果就会有所增强。因此,教师要将诵读与学写古典诗文联系起来。提醒学生在创作时注意音感,完成作品后,在节奏、平仄、押韵等方面与诵读的原作比较。培养学生通过念诵来修改文章的习惯,使他们体认到“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 第四,诵读教学与考试测评相结合。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适当采用一些功利手段来促进教学是必要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来进行普通话训练,并将这视作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一步骤来实施。加强对诵读作品的考核,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要求。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可要求学生背诵,并在试卷上明确考核内容。除书面考核后,平时课堂上也可随机抽查,期末甚至可以集中时段当面考查诵读情况,将其结果列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采用激励机制,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诵读活动和比赛。比如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诵读作品做成音频文件上传网络与同好分享,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经典诗文朗读大赛,邀请高水平专家为学生举办朗读、吟诵等讲座,并为他们与专家的交流搭好平台等。 世上之事看起来难,但只要努力去做,难事就会变得容易。相信通过全体古代文学教师和爱好者的共同奋斗,诵读之风一定会蔚起校园,广及社会。当诵读经典成为一种大众自觉时,人们随处可以听到吐珠纳玉之声。和着铿锵悦耳的声调,精神为之轩昂,境界为之高尚,人生因为这样的诗意而无限美好。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的科研与教学现代化是近年来研究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和研究,要求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改革教育模式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1]老学科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其教学模式经历了由“灌输式”“理论式”“压迫式”到“启发式”“案例式”“互动式”的探索。 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教学模式是指授课过程的组织形式。以往古代文学授课多“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每节课教师从头讲到尾,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和附庸的地位。这种教学模式既不能体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创造性,又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然而约定俗成,每一节课,老师从上课铃响讲到下课铃响,因而往往远离作品本身而肆意发挥,学生则无暇看课文,只忙于记笔记。花同样的时间精力,究竟是读名篇名着好,还是记笔记、背笔记好,似乎不难做出合理的结论。”[2]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强调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 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后的延展式教育较少,学生除了完成教师留下的作业外,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往往以考试为导向。考试多为笔试评定,文学史的内容占试卷的60%,文学作品分析占40%。这种评估体系只能体现学生对于文学史的熟知程度,对其提高写作能力与综合素质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其实践创新能力。“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于传统的错误认识,以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新生代才学的不足,原本在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中还尚存一线的写作练习几乎绝迹,与古代文学的隔膜越来越深。于是学生鉴赏时莫名其妙,老师评点时隔靴搔痒。”[3]文学作品中的仁义礼智信只有被学生化为人文素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互动式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教育的弊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建立 互动教学模式互动作为教授和学习的手段,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通过教学、讨论和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配合。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了解文学的经典作品,掌握评价和审视文学作品的方法。它分为课前、授课和课后互动三类。 (一)课前互动包括指导学生自主阅读和收集材料。我院创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网上教学资源库》,通过网络课程提前将讲授课程的预习和思考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前对所讲授的知识有所了解。学生通过查询资料的过程中寻求答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如在讲授《牡丹亭》前请学生查阅其的版本,很多学生在查询中发现其版本在科白上存在很大变动,得出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结论。 (二)授课互动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运用提问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模仿式教学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鸿门宴》时运用情景模仿式教学,教师让学生扮演《鸿门宴》中的角色,对鸿门宴的场景进行了模仿,课堂妙趣横生。最后的作业是每个班级编一个短剧《鸿门宴》。有的学生用现代人的观点戏说鸿门宴,表演时尚幽默,经过多年演绎已经成为话剧社节日表演的保留剧目。运用这种授课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创作的热情。 (三)课后互动以网络为平台,教师答疑,指导学生阅读、写作和实践。教师指导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和生活中。学生创办具有特色的文学社、戏剧社和杂志。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引入了对联、绝句、律诗、长调词之类的写作训练。我校成立了徐州高校诗词协会、楹联协会和话剧社,每年都举办采风活动、诗词朗诵和创作大赛。戏剧社创作课本剧参加高校大学生DV大赛。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写作和社会实践能力。 三、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成效 古代文学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其核心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但是这种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育人、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环是‘养成’,即通过大量日常生活和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对人的心灵予以感染、纯化。”[4]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和评估体系上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一)增强趣味参与性教学。互动式教学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愉快的美学享受,如在教授《春江花月夜》时可以安排多媒体教学播放古筝曲《春江花月夜》,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同时安排周期性讨论会,师生共同评议文章,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先让学生评议,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然后教师进行修改、评议和总结。一篇文章经过师生的反复评议会出现很多亮点。学生的思维和参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二)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假期社会调查和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比如2012年的暑期社会实践题目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你感兴趣的地方传统文化。很多学生通过调查和研究写出了不少好文章。如《唐代徐州进士考》《宋代徐州进士考》《明代徐州进士考》《清代徐州进士考》《苏轼在徐州文学创作研究》《苏轼在徐遗迹的考证和研究》《徐州古代名人遗迹考察与研究——以彭祖、项羽、刘邦为例》和《张竹坡文化遗迹调查与研究》等。学生运用学到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进行调查和研究,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三)形成开放灵活的评估体系。在考核考试方式上将参与讨论、 学期论文和课外实践与期末考试一起计入学期总成绩。用灵活的评估体系扭转学生被动、应试学习的不良倾向。采用考查和考试相结合的评估体系,考查的成绩占30%,考试的成绩占70%。考查内容分为平时的课堂讨论、学业论文的写作和课外实践三个部分,各占三分之一。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试卷考查的重点突出学生对重名家名篇的掌握,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达到以点概面的效果。通过这种考试方式,学生在具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知识功底的同时,也提高了古文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推进课程向综合化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技术和教学模式现代化的课题。加强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手段和模式,全面发挥课程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对学生的作用是改革的重点。互动教学模式将交流和对话作为教学实施的核心和灵魂,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实践,通过讨论交流相互作用、影响和配合。它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教育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古代文学鉴赏课中的细节教学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细节教学 论文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讲授当中,细节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逐渐呈下降趋势甚至被忽视。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及其感悟和把握作品能力都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细节”,按《汉语大词典》释为“细小的环节和情节”。字面上的理解,细者,小也;节者,单位或要点也。“细节教学”顾名思义是指教育者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去引导教育对象去关注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处从而发现一些问题作出一定的思考并得出结论。教师在中小学阶段善抓细节教学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细节的能力无疑是有利的。可是到了大学这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就逐渐地被淡出视野,老师更注重教授学生宏观地把握作品。这对开拓学生知识面固然有所帮助,可是在教学中弱化或丢掉细节教学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果:“文学与诗意光辉的暗淡,想象的翅膀的折断,创造的智慧的夭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1](卷首) 下面以《木兰诗》为例进一步谈谈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这篇作品的教授往往只集中在木兰形象的分析上或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上。而关于诗中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句常常一笔带过、忽略不计。关于诗中的“十二”大部分资料都认为是非确指为多年的意思。课改后的各种版本的教材和《教师用书》也仍然沿用这一注释。与“军书十二卷”,“十二”表示多数情形相同。不管是确指还是不确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木兰在军中数年未被别人发觉是女性不禁让人生疑,可能吗?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也就是说歌谣的文辞思想与社会的风尚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从《木兰诗》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窥视出北朝有着怎样的习俗呢? 在《木兰诗》中我们发现木兰是一个习武之人而且对于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非常熟悉,在出征前她曾到集市有条不紊准备自己所需之物:“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且她英勇善战、冒死前行,临死不惧,“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妇女习武,魏晋之前,史籍不多见。而北朝妇女习武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特点:“李波小妹字雍容,赛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有学者认为:“这诗咏叹李波小妹武艺高超,藉以显示李波的人马精良,势力强大。”[2](P263)歌词重在“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二句,表明妇女尚武直追男子。又如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善骑射,身穿戎装,驰骋沙场,时人谓之曰“潘将军”。北齐高欢娶尔朱荣之女为别室,此人善于弯弓射箭,曾与蠕蠕公主有过较量:“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3](P518)北朝女子受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普遍习武而其中又不乏武艺高强之人,甚至可以与男子一比高低。也就说,从技能上看,木兰虽为女性但很难与男性区分开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文学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北朝妇女尚武的特色风采。 其二,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男子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如《企喻歌辞》中“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他们热爱武器甚至超过妙龄女子。“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这说明北朝的男子他们的兴趣点与生活关注的重心显然不在女子身上,他们情感不够细腻,在与女子交往的过程中缺少应有的观察,男女情感问题似乎是他们的一个盲区。因为北方没有像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温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就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雄伟、严峻、粗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去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巍峨的高山、广漠的草原。久而久之,人们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开来,形成粗犷豪放的性格。北方人民多生活在高原,连年的战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动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又培养了他们自由独立、好勇尚武的性格。他们从小就受到了环境的艰苦磨炼,受到了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他们能骑善射,英勇异常。“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决雌雄。”(《折杨柳歌辞》)健儿与快马,快马与健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动人的图景。对于汉民族文学作品中细腻曲折地表达情感难以体会和捕捉,所以亦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所以,即便有女子出入身旁他们也并不在意更何况是身着戎装的木兰呢? 其三,在语言上,北朝女子传情达意的时候直率大胆与男子区别不大。“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诗歌以问答体的形式,将木兰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地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心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即便是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北朝情诗上,女子表现出了异样的大胆与直率。“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折杨柳枝歌》)“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加之北朝女子礼教束缚不严,关于这一点《颜氏家训·治家》就写道:在北方,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看来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甚少,没有像汉儒鼓吹的那样,把男子看成“天”,礼法束缚松驰,妇女说话时心态放松、比较自由随意,在家庭中没有表现出男性话语霸权的现象,女子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为优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话语方面男女差异不大。 其四,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整个北方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从公元318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大地上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之多,史称五胡乱中华时期。因此,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 ,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所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获胜并保全自己的性命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本是粗线条的北朝男子加之在沙尘滚滚的战场更是无暇顾及身边之人的性别了,诗中的女主人翁也不乏骄傲地说“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明显是一个比喻,说的是兔子在奔跑时很难分辨出性别来。以此说明在烟尘弥漫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要分出男女来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千万不要忽视对作品的细节的阅读,细节之中往往藏着大学问。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呵护和激发学生的感悟作品的能力,其根本做法就是:逐渐培养他们的细节观念,多留心作品中的“小”并从中及时发现有价值的事物,这样学习的态度必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教学实践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 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影视文学论文:文学艺术影视传播在当前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影视研究 [摘 要] 影视和文学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两大主要媒介,二者在体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精神存在方面,有着类似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电影,尤其是优秀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吸纳了文学的很多元素,因此文学与影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文学与影视制作的融合使文艺创作中分离出文学作品影视化和影视制作文学化两个创作方向。本文拟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文学作品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希望该研究对文学作品电影化的理论起到补充作用。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5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改变并重绘了欧洲的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几百年。罗马帝国衰亡,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教会文学成了正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主要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例如,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恺撒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浪漫爱情,恺撒的被刺,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影片中埃及艳后极具民族特征的美艳、华贵与狮身人面像相映衬的宏大场面,使它成为一部世界经典之作。另外,一部《加勒比海盗》成功地反映出该时代诸多的骑士文学特征。作为电影中两位男主角之一的威廉•特纳因其社会身份的矛盾,在内心深处有成为骑士的愿望。通过威廉的行为分析,可以得知威廉具备骑士的多项特征。具体来说,威廉具备谦逊文雅、英勇正义、保护弱者等骑士应该具备的精神。同时,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威廉的行为也符合骑士行为的准则。从威廉参与的战斗的特征来看,导演有意突出了“骑士比武”这一模式,而电影的主题也和骑士文学关于冒险和考验的主题一脉相承。综上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盗》具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这一时期还有《神曲》《罗兰之歌》《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代表作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先河。作为对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反抗、复兴古典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这一运动的到来标志着欧洲文学继古典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使西方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它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长期被禁锢的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解放。解放人、解放思想、以人为中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众多,成就辉煌。意大利的文学三巨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最伟大的代表作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银幕上的莎剧,光是无声电影时期就有近400部影片,电影进入有声时期后,也有近50部莎剧改编片。1955年美国在电视上播出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理查三世》,一夜之间的观众,就超过了这出戏当年首次演出以来在英国剧院中看过它的观众的总和。据估计,这次观众达6 250万人之多。《罗密欧与朱丽叶》被19次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部《奥赛罗》的有声片,两部《哈姆莱特》(再加上一部由英国克里斯托费•普吕默主演的英国电视片),两部《李尔王》。第一部莎士比亚影片是1899年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扮演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一个简短记录,拍摄于伦敦堤岸上。1929年,玛丽•壁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在《驯悍记》中扮演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该片发行了无声和有声两种版本。从莎士比亚的全方位传播不难看出,处于不同的异质文学圈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化,很难设想不需要经过文学传播来进行。 17世纪后期西方文学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兴起于法国并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拉辛;18世纪在英国声势浩大,出现了以蒲柏为首的古典主义派。古典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在思想方面表现、阐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与19世纪浪漫主义喊出了“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刻板保守的唯理论以及各种思想束缚,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作家情感的自由表达、丰富想象力的驰骋、个性主义、平等主义、回归大自然等。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德国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然后迅速席卷欧洲其他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并于19世纪30年代进入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的高潮阶段。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有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小说、童话、散文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体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赞扬了美好纯真的爱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的倾向。根据这几部浪漫主义杰作改编的同名影片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鲜明体现。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研究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逐渐加快,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大学教育不仅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出知识广博、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课程设置不应只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而应兼顾学生对其他专业知识的了解,以此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目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化,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设立各学科专业的通识课程来改变以前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和专门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影视文学通选课的设置,不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人文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养成健康的学术价值观念。合格的大学生应该是胸怀人类的有修养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让他们懂得社会、哲学、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学通识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大学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紧密时代的前进步伐,从更高的角度和以开阔的眼界去认识世界。21世纪以来,影视文学课程在各个高校开始普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仅限于在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内部开设,由于政府的推广和重视,九十年代在更多院校的中文系和文科院校开设,全校性的影视文学通识课普及发生于本世纪初。她经历一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中文系到全校,直至近几年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和一些重点高职院校也慢慢开始普及。高校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实行“分层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与影视专业或文学专业相近的教育模式和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的影视素质教育模式。为了兼顾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水平,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根据不同院校影视文学课程开设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影视文学通识课的不同教学模式: (一)文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近年来由于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影视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先锋作家,还是当红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收到影视艺术这一视觉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因此,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通识课非常必要,文学院的影视文学通识课可以作为文史课程的一个补充,可以拓宽文学院学生的视野。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文学性乃影视艺术之根基,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课,当然得充分重视文学性,着眼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影片的观摩与讲解等等,以不同的视角来开拓文学院学生的文学知识,对专业学习也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在影视文学的教授中简化影视艺术理论课的说教,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DV拍摄作品,这样通识课的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既完成了影视文学作为素质教育课对通识教育的普及,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以致用,多方面受益。 (三)工商管理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教授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结合专业特点,侧重讲解一些电影和电视营销宣传手段,影视艺术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讲解一些商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推销,此外,影视作品中启用一线演员的名人效应,不同的商业产品在影视艺术中的特写镜头,用经典电影作品中易于唤起大众记忆的某些镜头来做宣传,影视作品的成功本身附带丰厚的商业附加值,比如《泰囧》、《港囧》的高票房,引起了泰国和香港旅游的热潮,增加了泰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经济收入。同时还适当涉及影视片中植入性广告的运用,电影经典台词对影视广告等等。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产业,其巨大的商业投资当然希望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是商业电影备受商家关注的原因。 (四)全院性质的公选课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全院性质的公选课教授对象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生呈现多且分散的特点,教学方式上采用大众化的素质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上以名篇赏析为主,作品选择以经典影片与当前大众化的热点影片相结合,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重视热点作品的观摩与现象的讨论,比如学生感兴趣、网上点击率非常高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系列、《杉杉来吃》等等,针对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心理特点,80后、90后的演员或网络红人纷纷“触电“当导演,而且非常成功。 五、结语 总之,影视文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和普及,将会改善文理各学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学生的知识缺陷,达到全面均衡发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矛盾。 作者:段惠芳 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古典名著创作成影视作品 (一)古典名著的改编 提到影视作品中的古典名著,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不仅如此,很多创作团队还争相翻拍四大名著。每年寒暑假四大名著都是各个频道热播的作品,这为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接触古典名著提供了最好的方式。以“央视版”《西游记》为例,纵观近些年的拍摄情况,它凭借对原著的高忠实度而成为影视传播中的典范成员。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原著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是歪曲了原著。据初步统计,与原著偏离最大的影视作品中周星驰改编的《西游记》播出率最高,故事情节中所涉及的搞笑、夸张元素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改变也为《西游记》的认知度进行了普及与推广,这也是古代文学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二)新旧影视作品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尽可能的贴合古典名著原貌,但是由于翻拍的版本和创作团队不同,也都各不相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再现既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又限制了作品的再发展。比如“央视版”《红楼梦》,其中演员演绎的角色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并深入人心,使得《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快速传播。与此同时“央视版”《红楼梦》为其他版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年翻拍的《新红楼梦》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很多人都说《新红楼梦》不如“央视版”《红楼梦》。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这样限制了再创作古典名著的影视作品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中的诗词歌赋 无论是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在所谓的“穿越剧”、“古装剧”、“宫廷剧”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诗词歌赋的体现。影视作品取其精华并对诗词歌赋进行传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字就来源于李煜《虞美人》其中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也有很多诗词歌赋,比如第十四集中甄嬛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改成“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根据明代杨升庵的《临江仙》创作而成的。诗词歌赋在影视作品中能够起到渲染氛围,深化故事情节的作用。《甄嬛传》中的角色安陵容就是凭借一副好嗓子受到皇上的赏识,安陵容唱过一首歌《采莲歌》,剧中当时是盛夏,皇上与众妃嫔在绿水环绕的亭台楼榭中宴饮,微风徐徐,水中的莲叶缓缓摆动,这时安陵容的歌声飘然而至,安陵容戴着面纱站在小船上唱着《采莲歌》,此情此景楚楚动人。诗词歌赋使得影视作品得到了升华,让观众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影视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能够形象的揭示人物性格。周开奇先生说:“影视传媒对文学文本以影像符号进行展示,使受众在感受层次上也具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影像展示消除了文本的符号障碍。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其形象的间接性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一定的虚幻性,与人们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影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的意念和个人欲望视觉化,将人内在的愿望与想象通过影像完美的展现出来变成视觉影像,满足人的快感达到替代性满足。”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黛玉才情横溢的一面。她经常会写一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第二天看到了花飞花落的情景,吟出了一篇《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写出了生活环境的险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了未来前景缈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更写出了她的追求、信念和人格。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的灯谜诗谜底是更香,对更香“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描写,正是对林黛玉个人一生命运的写照。 三、结语 信息化的不断加快,使影视作品的传播有了更好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电子媒介对纸质媒介有一定的影响。影视作品创作时应该注重保留古典文学的原貌,这样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扬。除了影视作品,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古代文学元素。 作者:房庆旭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赏析与古代文学教学探究 摘要:影视赏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以广泛的运用。它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提高文学鉴赏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完善人格修养。当然也有弊病,过多依赖影视材料会使课堂本末倒置,流于娱乐休闲,所以,应明确教学目的,控制赏析内容和时间。 关键词:影视赏析;古代文学;教学;审美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从先秦到近代上下几千年,内容量非常大。在教学上主要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学生们常常为文学史庞大的理论体系,繁多的文学常识,以及不可胜数的作家作品感到力不从心,消化困难。在教学上,也会明显感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文学鉴赏能力也亟待提高。随着多媒体引入课堂,影视赏析成为了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一、增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并不像空中楼阁般能凭空出现,除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遭际、性格气质相关联外,也深受时代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与今天时间跨度很大。作为95后的大学生们如果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一无所知的话,根本谈不上对作品的正确理解。而影视赏析能为学生提供更为逼真生动的历史情境。如讲到明初文学,涉及到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曾为太子师,但晚年,孙子被朱元璋杀掉,他也险遭杀戮,在流放的途中抑郁而终。刘基诗文俱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俗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而后期,他在朱元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因成谜,有说是胡惟庸下毒,有说是朱元璋授意。至于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39岁时,被朱元璋借故腰斩,其诗兼各家之长,但“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 综上,三家命运系于一人———朱元璋。明初诗文三大家的人生命运,是当时文人际遇的缩影。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下,也难怪明前期文坛萧条。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上述内容作文字讲述,学生们未必能深刻体会当时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因此,播放了由胡军、剧雪主演的连续剧《朱元璋》中的一个小片段“刘基之死”,12分钟的播放时间,同学们领略了朱元璋的跋扈刻薄、残忍专横,胡惟庸的刁钻阴狠、狂妄无赖,以及晚年刘基的憔悴无奈、绝望焦灼。课堂上同学们受剧情的感染,对刘伯温的遭际唏嘘不已,愤慨同情。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让他们明白,这只是文人的一个代表,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初文苑的荒芜了。再进一步作对比,由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中有李白的片段,李白醉酒入宫,力士脱靴、玄宗调羹、贵妃捧砚。同学们为李白的狂放不羁,高力士的无奈狼狈,玄宗的礼贤下士,杨贵妃的殷勤活泼所感染,笑声不断。那么,将唐玄宗与朱元璋相比较,同学们能深刻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氛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 根据大纲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应着力培养的。鉴赏力是理论水平、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古典诗词除文字之美还有音乐美、意境美。在课堂上单纯的文字讲解难免乏味,并且诗词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影视赏析将精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动听的歌声相融合,能使诗词意境得以酝酿升华。如赏析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首小词俯仰古今,感慨兴亡,令人读之唱叹不已。历史的轮回,人世的沧桑,又见青山斜阳。个人命运与世事沉浮,在秋月春风里摇摆,在浊酒笑谈中徜徉。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慎悲剧性的命运和学富五车的才情。 而后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该剧正是用这首词作为主题曲。宏阔的江面,波涛滚滚,裹挟着白色的浪花一往无前,一位位历史英雄在江水中呈现又随波逝去。配着昂扬的鼓乐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画面、配乐、歌声相融合,一下子把那千年以前的峥嵘岁月拉到眼前,课堂上同学们仿佛也沉浸入那动荡澎湃的历史激流中去。这种感性的体验,不是文字、语言所能替代。再如赏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以至情血泪写成绝妙好辞,恨水东逝的愁绝化作横无涯际的江水,愁绪滚滚,不可穷尽。在讲解李煜生平后,播出连续剧《李后主与赵匡胤》的片尾曲,正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虞美人》。哀婉凄美的旋律,演绎着亡国之君的血泪深悲,诚如法国谬塞所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 当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强人意,分析其原因:一是积累不够;二是没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三是没有审美标准。在古代文学课堂中除了理论和文字的灌输外,影视赏析能给学生提供更为感性的,立体的,生动的文学素材。如在讲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播放相关视频。视频首先展示了滕王阁的景致、规模、气魄。再讲解王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平,使学生对《滕王阁序》中所寄托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后,通过讲解和影视材料的结合,给学生带来一场包涵着景物之美,音乐之美,文字之美的综合的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汲取多种写作素养。关于写作技法方面的培养,很难说教条化的理论,能给学生带来多少启示。影视材料一方面可以给人具体的,感性的触动;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渲染、对比、人物形象塑造、场景安排等更直接地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如在讲《史记》人物塑造时,播放《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片段。家宴上,窦太后疼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欲让汉景帝立约,兄终弟及。 汉景帝不好当面推脱,说了句“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可这违背了汉朝祖制父子相传,以及汉景帝本人的意愿。窦婴马上出来打圆场,“陛下,喝多了”,一句话给景帝解了围。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将窦太后的专横和对小儿子偏爱的情感倾向;汉景帝的窘迫无奈和窦婴的机智圆滑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视频,将《史记》文字中的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搬到学生眼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性格秉性能给学生以具体感性的印象,那么,对司马迁人物刻画的手法,会有更深刻的领略和掌握。学生写作时,常常会为不知自己写的好坏,而产生困扰。究其根源是他们心中没有审美标准。当标准缺失了,无论千言万语,也没有旨归。除了文学理论给出的文字性的标准外,学生似乎很难去具体把握和衡量。那么就从自我感受入手:第一层次是感官的触动;第二层次是情感的触动;第三层次是心灵哲思的触动。有了这样具体的标准就好衡量自己的文字了。 如在对比晏几道、秦观和李煜词。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观的“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李煜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相关视频的展示,三位爱做伤心句的词人,其文字对读者感发的深浅立现。晏几道词意象:落花,微雨,一人,双燕,明月,彩云等整体画面给人是离愁别绪,追思苦忆。秦观词呈现的则是落红遍地、心魂摧抑的绝望。而视频表现李煜词则是风雨暗涛,无边无际。以上三位词人的文字对人的感发触动,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学生通过具体感受,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的审美标准,那么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审美中完善人格修养 古代文学作为主干课程,有许多同学希望课堂内容更扎实一些,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古代文学课堂,不能上成考研培训班的模式,即纯应试类型。古代文学中有大美,应当摒弃功利性,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认识到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而影视赏析能以直观感性的形式传递精神能量,灌输理想信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自身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如在讲《西游记》,播放了《取经归来》这首歌曲的MV,画面上回顾了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艰难坎坷。处处是妖魔鬼怪、风霜雨雪。歌曲相和“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取来了真经,回返我华夏……”此时,再联系到同学们的学业,求学何尝不是在取经呢?一路上难免坎坷,但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 大学阶段是学生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也是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讲课之余,向他们讲一些有益身心,修为励志的知识,有时比多讲一个专业考点更有意义。如何摆正求学与健康生活的关系?如何在遇到挫折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提示学生在苦恼忧烦、自暴自弃时,何不向往圣先哲们寻求智慧?如浏览经典对启迪心智很有帮助,如果觉得书籍文本不好理解,就看看电影《了凡四训》,动漫版《心经》、《道德经》、《菜根谭》、《庄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影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最浅显的语言为你讲解人生智慧。如电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以自己生平亲力亲为的事迹,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5]的道理。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阐释命运的真相,立身向善,慎独立品。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积善改过等等。 同学们若能汲取其智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潜能发挥地淋漓尽致,必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当然,影视赏析在课堂上也有弊端,应加以研判与引导:一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课堂影视播放,易入喧宾夺主窘境。影视赏析不能取代讲解讨论和思考提问。如果过度依赖影视,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形,影响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所以,要严控赏析的内容和时间。二是力戒一味娱乐休闲。学生们经常厌倦课堂理论的灌输,一旦播放影视资料,就会格外高兴,把课堂当电影院忘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播放的同时要多加提示讲解,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思考地看,有欣赏地看。三是相关影视内容与文学史料经常有相矛盾或有差异的地方,这一点,教学中也要十分注意。可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非,扬清击浊。 作者:梁琳 单位:榆林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发展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作者:曾葵芬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英美文学在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对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影响,他们的英美文学知识及其缺乏,且起点低,这些也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西方影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并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鉴于此,本文则简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索了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西方影视;英美文学;应用价值 所谓的英美文学,简单理解就是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我国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例如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学生,经典的英美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有效的折射出了英语民族的悠久历史,并为他们求知、求善、求美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他们的课程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的接触,这些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们信息认知水平的提高,西方影视被广泛运用到了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并凭借其信息量大和直观性的优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不足。 一、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基于相关院校对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有效的了解到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美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及其作者,最终实现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如此,一些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也对此作了具体的要求:开设这种文学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并进一步培养他们阅读、理解、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建立在这些掌握内容的基础之上,从而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知识。而学生在接触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自身阅读和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语言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试教育下,各种升学政策的影响,学生在中学期间接受的英语教学是不完善的,因为教师教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方面,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被忽略的。因此,学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他们英语学习的起点低,明显缺乏相关的文学知识积累[1]。 二、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1、有效凸显对英美文学史的介绍 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史是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它涵盖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英美文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作家和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等,而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英美文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但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方式已经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很多学生就此反映,英美文学发展的背景太过复杂,其中涉及到的作品和作家也太多。经过深入探究,笔者也就此做了一定的思考:发现西方影视具有信息含量大、直观性等特点,可以很好的完善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方面的不足,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与英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内容。例如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他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相关的英国文学简史来看,其中都是利用很大的篇幅和文字来对其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外乎其文学地位、文学创作、作品及其历史意义等。但是,莎翁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并且都被列为经典,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么重要的教学任务的。而此时,一部经典的西方影视作品《莎翁情史》则可以被拿来利用,让学生通过影视欣赏来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2]针对影视并非对真实百分百还原的缺陷,教师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方式,让学生窥探到莎翁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风貌。如其中关于伦敦剧院的片段,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对有关伦敦剧院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2、帮助学生明确对一些文学名词的记忆 关于英美文学知识的考察,名词解释是一个重点。但是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来看,与其相关的文学名词是令学生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名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零碎。不过,在深入探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发现可以利用西方影视的价值来达到教师在英美文学名词教学方面的目的。因为将西方影视引入到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既深化了学生对文学名词的理解,又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名词的记忆。例如美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名词:美国梦。针对美国文学的学习而言,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个名词的意义,将对学生进一步理解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个名词的起源有些复杂,且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太过浓厚,仅仅依靠单纯的记忆无法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3]对此,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影视,利用图文声像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层含义。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影视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解释“美国梦”的一个最佳选择。从影视的名称就可想到,其对美国梦的阐释可见一斑。其中,贫民窟和百万富翁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影视的主人公利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千万大奖的美梦,在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获得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与“美国梦”的主题是相当切合的。 3、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理论介绍方面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的把握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深化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作品所要蕴含的思想意义。但是需要是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因此成为教师教学中一个难点。[4]结合文学理论教学的特点来看,教师可以利用影视欣赏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向学生讲解这个内容,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一部经典影视剧:《上帝也疯狂Ⅱ》,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欣赏经典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就“影视中人、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可以采取分组的方式。学生就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的为学生抛出问题:“动物可爱,自然美丽,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中,当学生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为学生讲述:从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了大笔财富。但同时,人类目光短浅,破坏资源,屠杀动物,污染环境,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以上的这些内容牵涉到的是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其他的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例如社会精神生态理论。对此,教师要积极迎合学生的心理,将理论性的内容用实证性别的方式给展现出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达到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一些院校,例如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中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英美文学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并在他们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有效的引入西方影视的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寓教于乐的乐趣,在欣赏影视片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另外,精选西方影视作品来辅助英美文学的教学,能最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并提升英美文学的教学效率。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影视教学的方式会进一步被应用到英美文学的教育中,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有计划的教学,并在教学效率的提升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宏明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产品。它将静态的文学语言通过直观、有声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世界,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会对影视作品的价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动画影视艺术强化银幕的表现力,能够净化心灵,满足观众视觉与心理的美感,传达了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 一、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内涵 优秀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够让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美感,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动画影视艺术追求意境与情感上的完美结合,最早起源于电影,是在影视作品中为了达到时空结合的艺术功效,影视学家应用时间、空间等各种表现手段强化银幕的表现力,结合虚拟动画形象,满足观众们情感和审美上的需求。目前,由于动画影视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震撼力,动画影视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电视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一些动画影视作品艺术标准比较低,往往会制造一些高上座率的商业影片,通俗、暴力。为了传达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动画影视艺术通过空间营造、表现以及空间再现的方式,不但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养眼、养心。进入新时期后,在影视作品中引入了一些斑驳陆离的光电科技,不但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还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效果。影视文学是为了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直观性的感受,文学剧本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很好地表达了文学思想的内容,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传统文学相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涵义。它比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了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影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都具备传统文学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物的刻画、情感的表达等。另外,影视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它结合影视媒介,具备了“读、看、听”的三重功效。同时,影视文学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能够将文学形象演绎出来,具有鲜明的影视特征,能够将文学原著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和深刻化,将描述的动作展现出来。 二、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在表现情感以及事件的发展状况上,不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影视文学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比较抽象。而动画影视艺术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时的,比较直白,如:喜悦、忧伤、快乐、恐惧等。长期下去,会让人变得颓废、慵懒,情感苍白无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在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能够深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观众必须要将心境投入其中。其次,影视文学不能将文字中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评价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能将作品中作者的倾向性赋予形象性。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动画影视艺术则能够用各种镜头和具体的人物形象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审美需求。另外,大部分动画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为了尊重文学原著,在动画影视作品的创作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本着尊重文学的目的。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动画影视艺术作品完全脱离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能把文学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不要刻意迎合大众,追求票房数和收视率。艺术文学都是在娱乐服务的同时,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纵观当今影视发展的整体趋势,影视艺术具有了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本着尊重文学的原则,才能不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 (二)动画影视艺术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增添养分 文字是传统文学所借助的工具,因此,在很多方面具有限制性。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学具有直观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因此,影视文学更具有震撼力、影响力和群众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坚持不断的奋斗,改变种种限制,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时为了宣泄情绪和压抑,人们利用幻想和游戏的心态改变这种限制。否则人们会产生精神危机,甚至导致精神崩溃。而在创作动画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利用动画影视艺术作品,不但能间接地排解人们的这种限制,还能够为影视文学提供养分。一般情况下,在编排虚幻世界的时候,动画剧作者会获得一定的超越满足感和自我宣泄感。而由于文本的“召唤”,在接受动画作品的时候,观众也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人生体验。如:在动画片中,失恋者可以体验到成功爱情的奥妙,弱小者可以体验到战胜对手的酣畅淋漓。由此可见,动画影视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诡异的想象。如:《海底总动员》《熊出没》等动画片中,为了表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展现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剧作者像表现人的世界那样,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动物、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人们会像小鸟一样飞,不但满足了制作者与观众的游戏天性,也给予了影视文学创作的养分。 三、如何区别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 (一)观众接受方式上的区别 在观众接受方式上,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动画影视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不等同于文学,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同文学一样,动画影视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动画、声音和光影的互动上,影视艺术作品更具表现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其次,在所能表达的广度、深度上,文学作品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复地吟味不懂的地方。而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感受上留有缺口,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不能停顿,不然会影响到观众欣赏整部影片,甚至会使观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动画电影会变得残缺不全。因此,为了避免观众感受上的缺口,影视艺术要依据剧本情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将动画人物置于不同的场景中,不但要生动形象,还要有血有肉,不能将人物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不变动。 (二)观赏效果上的不同 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符号来描写世界,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什么是动画影视艺术呢?动画影视艺术是以线条和色彩符号描绘世界,主要作用是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从一定程度上,影视文学具体是指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效果为设计的着眼点,是影视文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文学创作的规律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感情,最后才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声画媒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视文学能够集视觉、听觉等多因素于一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能够给观众直观性的观赏效果,会令观众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此可见,动画影视艺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短暂和直观的。而影视文学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持久的,有韵味的。 (三)不同的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场景中,动画影视艺术是通过舞台演出来展示艺术美的,动画影视艺术所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动画角色、商业利益、剧本、背景场景等因素。将剧本中的内容用动画角色设计与动作设计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动作设计与对白等表演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动画中的角色是影响动画影视艺术的因素。同时,动画影视作品是商业化的成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挂钩。如: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是最好的商标。而影视文学文学性比较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平时的积累、语言创作能力所决定的。 作者:李亮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讲师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关系研究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根基和依靠,一切艺术的原创和再创作都来源于文学的创作。脱离开文学的艺术都是空洞和虚无缥缈的,是没有情感和杂乱无章的拼接,也就不能称成其为艺术。影视艺术是对影视文学的渲染、升华和再创造,使影视文学的内涵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把以静的文字表达变为生动形象的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创新文学作品,运用文学的创作手法,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影视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题材,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段,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者:薛雪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影视文学论文:当代文学影视化语境下影片改编研究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因材施教 影视文学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影视作品本身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影视理论却相对枯燥,这很容易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产生态度方面的两面性——即看影视艺术作品积极而听作品理论分析消极。这两方面的矛盾是影响学生深入学习影视文学课程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如果一味迁就学生的兴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形成。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设计。 第一,对于经典影片,尤其是距离现在年代较远的影片,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新好莱坞电影等要采取先讲后看的方法。如经典好莱坞电影《马耳他之鹰》如果让学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观看电影,那么多数学生都会对影片的理解产生障碍,进而对影片的观看也会失去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看完影视作品后所获得的信息量一定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学生观看该影片之前,向学生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导演、演员以及它的总体风格和故事梗概。与此同时引入黑色电影的概念,并与中国大陆的同样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疯狂的石头》进行比较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去观看影片,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好理解的影视作品,如日韩影视作品、印度影视作品、港台影视作品以及中国大陆的经典影视作品,可以采取先看后讲的方式。这类影片的片源比较容易获得,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先观看影视作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这类影视作品一般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特点也比较突出。这样我们可以选取几个有特点的片段在课堂上重复播放,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省课堂时间。同时也可以照顾到个别在课下没有看到作品的学生。 第三,对于一些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边看边讲的方式,因为这样的作品学生们已经非常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不会打断学生观看影片的进度。这样,可以在学生对影视作品比较幼稚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专业和理论的指导,使学生看待影视作品的眼光更加专业。 第四,影视艺术发展史部分是影视文学课程教学的难点。首先,影视艺术发展史的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其次,学生对影视艺术早期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要解决这个授课难题,我们需要为影视艺术发展史找到一个基本坐标,如时间和国别。在上课之前,我们挑选好具有不同时代和国别特征的默片、黑白有声片、彩色片、高科技制作影片各一部,并各自截取一个经典片段,让学生逐一观摩,并在每一次观摩后进行背景资料说明并对影片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由点及面地让学生了解影视史。这样的讲授方式即形象又直观,可以让学生在有限课时的基础之上有效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史。 第五,影视艺术批评理论和影视语言是影视文学课程讲授的重点。这些内容理论性强,与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影视艺术发展史相比相对较为枯燥。作为专业必选课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学生很容易因为其晦涩难懂而放弃对其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在经典影视艺术鉴赏后,向学生提问进而引出将要讲解的问题。如在讲解仰视镜头时,可以选取一个影视片段,俯视镜头选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全景俯视镜头,让学生去感受,然后表述在观看这个镜头时的感觉。在学生思考后,可以引出,俯视镜头除了能够鸟瞰全貌,表现视野开阔的全景以外,还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品格的卑下或境遇的悲惨,具有一种阴郁、压抑的感情色彩。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去回忆曾经看过的影视作品中有哪些镜头是通过俯视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色彩的。此外还可以为某个理论问题选择一段有代表性片断作为观点的印证。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抽象理论的形象性,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积极地接受理论知识,锻炼他们寻找感受和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如在讲到开放性构图时,可以拿出日本影片《典子的故事》中典子跑回家的镜头。来向学生说明,一个简单的画面可以反映出很多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发散性思维。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要提高 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影视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多个层面的,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的写作能力,更要要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综合审美的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形成看的能力更要学会看的表达——也就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观片实践、影评写作和阅读相结合来实现。因此在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撰写鉴赏文章和影视评论是实现学生深入了解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形成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这一方面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例如学生在撰写批评或评论文章时切入点基本都是从故事内容入手,分析主题思想受网络影评以及先验或流行观念的影响较大,这样就让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更类似于中学时期所写的读后感,缺乏专业理论的诉求。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影视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写作时,不仅要注重鉴赏与评论的区分,更要注重理论性和主观性的区分。美国电影教育家沃伦.巴克兰指出:“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参照专家的观点摆脱自己幼稚的见解。同时,不进行任何指导就期待他们判断、评价和选取有用的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境况,在影视评论的写作方面对其进行指导教学。第一,有步骤地规范学生的影视评论写作。首先要教会学生写观摩笔记,即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选择影片中值得分析的细节,对影片某一特点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树立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事实作为分析电影的基础的思想,从而克服先验和流行思路的影响。而且每看一部作品都要写一篇观影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评论文章。其次,鼓励学生研读知名影视批评家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模仿,同时对学生的写作要求逐步提高。第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观影角度。影视艺术作品属于艺术学和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因此研究影视艺术作品势必要涉及诸多学科。写作评论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写作。例如从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审视影视作品,就可以矫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从文本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的弊端。 三、总结 以上是在现有的影视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些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课程知识的延伸性,并与其他课程产生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培养对象的变化,我们也会不断地会探索出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作者:徐颖涛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素材下中西方文学论文 一、影视素材与课本素材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艺术表达、传播的最佳媒介,同时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影依托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影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远古到当下、从当下至未来,它都能够将其完整而生动的展现出来。影视的题材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写照、伦理、情感、悬疑等。影视成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大熔炉。在文化教学中,影视素材较之课本素材来说,其自身的直观性较为突出。观赏者的感官被全面的调动起来,知识伴随着影片的呈现更加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学习者将很容易将这些文化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影视素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学习者在观赏的过程中,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古老的文明及现代的文化都能清晰的展示在眼前,知识将牢固的印刻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在传统的文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采用口头讲述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本素材,向学生描述具体的事物、环境、发展情节等。一方面,课堂效果的好坏全由教师的口述能力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教学的良好普及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课本素材过于的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倘若对课本中作者的用意、主旨掌握的不明确,产生了思想误差,那么这将导致整堂文化教程的内容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影响最终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效益大大降低。现阶段,众多意识到课本素材教学的局限性及弊端,便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大量的影视素材,使得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影视素材的运用使得学生对文化知识接受的过程中,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零基础的文化学习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教学的难度,学生文化知识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将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二、影视素材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观察剧中的人物行为,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借助影视素材进行教学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从剧中人物行为中直观充分地了解到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电影的取材源于生活,人物、环境、事件等,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电影中,人物行为中处处凸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仪: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例如在电影《孔子》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中,孩子们可以直呼长辈们的姓名,与父母之间无话不谈,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与长辈之间的平等、友善。这种无等级界限的长幼关系在中国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再例如在电影《儿女一箩筐》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那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浓浓的情感使得观赏者在欢笑中深刻的感受到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观赏类似的影片,从而对异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了解,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二)感受影片中的文化氛围,了解异国的文化特征 在众多国内外的经典影片中,观赏者能够通过片中文化氛围的塑造深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浓烈的文化气息。这一文化元素的穿插在印度电影中最能得以体现。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一影片中,当剧情或是人物情绪到达高潮的时候,影片中便会穿插印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等,以此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绪,渲染氛围,感染观赏者。再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描述到剧中人物通过街头演唱来获取报酬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西方众多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并不少见。在东方人看来,这是一种靠自身技艺来获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乞讨行为。西方较之东方国家来说,人们崇尚艺术、热爱艺术的细胞貌似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仅仅是人们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积蓄力量,创作着、演唱者自己喜欢的歌谣,等待音乐梦想放飞的那一刻。教师通过放映类似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区域特色的电影,让学生领悟到异国文化的精彩,正确的理解看待异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从而为异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影片中各地域之间的交际文化 在体裁不一、内容不一、形式不一的电影中,其剧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物的支配。因此学生在电影观赏的过程中,都能够对影片中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学生在观赏影片之前,教师要让学生对本国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引导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就片中他国的交际文化与本国的交际文化相对比,从而找出致使交际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中国企业中领导与领导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中国商业圈中的人际交往原则与礼仪规范。再例如在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物,阿甘成为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影片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写刻画,凸显出美国注重人权、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美国文化尊重特殊个体文化的存在,对个人的努力持有赞同认可的观点。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主人公阿甘非但没有遭受他人的歧视,反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倘若将阿甘这一人物放在等级思想严重、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之下,阿甘的人生境况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学生在对异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他国所存在的社会现象便不难理解。“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价值观在中国的众多影片中得以体现,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中国人在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我们”,个人仅仅充当集体言论的发表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将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我的看法”、“我认为”、“我觉得”这些言语将个人主义展现的充分而又彻底。 作者:曹媛媛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在叙事对比中提炼差异 文学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在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虽然影视的制作过程比较繁杂,缺一不可,但文学为影视的存在提供文学脚本,即“故事”,没有故事,影视艺术就没有了载体和灵魂。所以,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研究影视文学,必须从文学脚本,即研究“故事”开始,而这个“故事”的讲述,无论属于哪个母体,都无一例外地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精彩对白等。同样,影视也有助于文学作品的呈现,影视主要由声音和画面构成,在形象上具有直观性。以电影《菊豆》为例,《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在原著里,杨金山是个小地主,菊豆是花钱娶来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原著和电影的差异性,电影如何呈现了文学性并且超越了原著:第一,场景的构造。在原著中,杨金山只是个家庭富有的小地主,而在《菊豆》中,杨金山是个开染坊的,家里的染池、布匹跳跃着鲜艳的大红色、金黄色、湖蓝色等,营造了一个鲜活的情境,具有情景的暗示性。在菊豆勾引杨天青时,导演特地安排四周的布景全部是大红的布匹,染池亦是鲜艳的红,而菊豆穿着红绣鞋、挽着系红头绳的髻、戴着红兜兜,用鲜艳的红色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特征,无声地说明了人物饱满的情欲和渴望背叛的心理效应。因此,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重对电影氛围的讲解。在影视时空中,环境即语言,教师可以把原著中相关的文字和电影的段落进行交叉对比,以此说明影视在对文学的呈现和表达上更为直接和鲜明。第二,在人物塑造上。原著中的菊豆是个对生活逆来顺受的人,而在《菊豆》中,菊豆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是个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与此对比的是,倒是杨天青孱弱和委顿的生活状态。由此,电影中的菊豆形象更为饱满,充满着张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细节的挖掘和发现,如在电影中,菊豆主动夹菜给杨天青吃、往杨天青旁边凑、说一些挑逗性的语言等。而在原著中,菊豆显然比较被动,导演对原著的改动,更加丰富了人物性格特征,也使得菊豆的形象在荧幕上大放光彩。这种对比,教师可以发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放映视频片段和组织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和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以,在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中,这两者互为关联,不可缺少。教师在授课中要提炼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文学和影视艺术的互为借鉴、互有所长,这对学生学习“影视文学”这门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在课程交叉中回归经典 对于“影视文学”的教学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解读经典。这个经典,不仅体现在影视上的经典,还体现在文学叙事上的经典,这就涉及课程交叉的问题。无可否认,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经典的文学著作,“在中外影视作品中,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2]比如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电影更多,简直不胜枚举。如何解读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笔者认为,回归经典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以后,会发现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这两门课程息息相关,所以,解读经典影视作品,要从细读原著开始,我们以老舍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通过祥子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宣告了祥子由一个要强的、体面的、朴实的年轻人变成了堕落的、丑陋的、猥琐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先生用带有京味的白话写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人物的性格也极其鲜明,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也对祥子的命运提出了思考。1982年,凌子风先生把《骆驼祥子》拍成了电影,电影也同样具有经典性,但由于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差异性,原著和电影各有特色,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部经典作品呢?首先,在电影放映之前,发动学生课下精读《骆驼祥子》原著,然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为:你对《骆驼祥子》中的哪个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哪些地方感触最深?其二为:你认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什么?之所以让学生讨论这两个问题,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引导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环境描写、人物命运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作为基础,学生对电影的观看将会多一层理性的体会。其次,当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原著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以后,再给学生放映电影,引导学生注意电影对时空的处理、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以及人物对白等方面的特征。第三,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比较《骆驼祥子》的原著和电影之间的异同,并说明优劣之处。通过这样的教学程序,学生不但对《骆驼祥子》有了深刻的认知,而且更能清晰地知晓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不同,如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上:原著中的虎妞“长得像一个大黑塔”,而电影中的虎妞长得并不丑,更没有如此夸张,这无形中损害了观众对虎妞形象的想象性。所以,在对人物的想象方面,模糊性比真实性效果更好,得到这种理性的认知,必须要让学生精读了原著和观看了电影后才会有如此的体会,否则,教师讲得再多都是空谈。不可忽视的是,在教学中,当课程之间出现交叉状况的时候,教师要充分把握这种交叉,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比如:由于电影的特殊性,一般很少过多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间,它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加以说明,或者通过字幕的方式来交代,这很容易给受众造成遗漏。所以,发动学生提前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一些叙事上的细节,领略影视不能呈现的内容,如创作主题、创作意图、时代背景、情感活动等。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在编造“故事”中掌握叙事 “故事”是影视艺术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导演即使再高明,也拍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以,让学生学会编“故事”,也是开设“影视文学”课程的目的之一。卡罗•葛齐曾列举过36种戏剧境遇,如机遇、求助、救援、竞争、反叛、复仇、误会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选择地给学生放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电影,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讲得是否成功、是否精彩,这是学生在学习创作剧本时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笔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例,说明如何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重要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是全球的风范,在叙事上,好莱坞电影已经被类型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情故事、战争故事之外,如外星人故事、灵异故事、科技故事等都是在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上成熟并且强大起来的。好莱坞的类型化叙事为何屡试不爽,频频获得成功呢?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观看不同母题的电影,而且要对此类型的电影进行叙事上的分析。如爱情电影《美国丽人》,这部电影是全球“麻雀变凤凰”主题的开山之作,它在叙事上的成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完这部电影后,发动学生对近些年来类似的影视作品进行回顾,并进行讨论,总结出叙事上的相似性:女主角虽贫穷但不乏善良,狡猾却又可爱,有点算计但又无伤大雅,而男主角通常都是富有、年轻、英俊,然后通过制造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女主角和男主角相爱了,他们为了爱情克服了很多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困难,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通过分析,学生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甚至在荧屏上几乎泛滥,无论是大陆、台湾或者韩剧,此种类型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为何《美国丽人》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呢?除却开山之作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叙事之外的重要因素。《美国丽人》的成功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梦境,一个白日梦,这与其说是电影提供的功能,更不如说是叙事提供的梦幻因素。所以,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如何讲好,还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机制,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忽略市场和观众,那故事无论怎样精彩也不会获得成功。第三,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总结和横向比较,并让学生参与进来,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提出看法,敢于质疑。同样是“麻雀变凤凰”的题材,为何有的影视作品却表现得非常生硬和尴尬呢?所以,讲“故事”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当下性、故事场景布置的认同性以及人物设置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以上三点,讲“故事”有着多重的要求和束缚,而如何让学生领略到这种要求和束缚,教师只是讲授是获得不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编“故事”。所以,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剧本的格式,要求学生编“故事”,然后在统一的时间上交,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相互交换作业,然后分组讨论,选出小组认为最精彩好看的故事,并说明这个故事为什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学生不但自己写了“故事”,还参与了对别人故事的评价,因此,什么是精彩的“故事”、怎么样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学生一目了然、烂熟于胸,在以后观影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们都会对其“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价。综上所述,“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对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之后,教师才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由于每个教师都具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征,所以,教学方法是多样的、丰富的。因此,笔者以上所论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自己的教学体验,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完善和充实,使得“影视文学”的教学更具有当下性和科学性。 作者:徐亮红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中文学经典改编与影视品牌建设 改编文学经典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等发展,但当下的影视改编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改编文学经典作品来生产影视文化产品和建构产业品牌时,需要反思和规整的问题是当下改编的影视作品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经典作品被改编后,成了炫技的表现而缺乏文艺创作应有的较高“艺术追求”和基本“人文关怀”。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来说,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义》为蓝本而改编成的电视剧。《隋唐演义》曾获得了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赞誉,是隋唐历史小说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评价,关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苍生的“豪杰义士”,为救民于水深火热而自觉起义,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为了正义、尊严和理想而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凸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敢爱敢恨的血肉情怀。在小说基础上拍成的两个版本剧作,却问题颇多。其中如浙江永乐影视出品的《隋唐演义》,号称是中国首部完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耗资2.8亿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强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其贫乏的“艺术追求”,炫目耀眼的视觉冲击背后却是思想的空洞与虚无,对于“演义”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剧作叙事上前后冲突、故事内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内在引导让受众难以适从。特别是对残暴杀戮无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鲜血”飞扬的聚焦表现,更是凸显了编剧和导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经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节,也让本就不明确的演“义”精神冲击得支离破碎。其次,当下的“经典翻拍”往往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打着表现“美学性”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经典虚无之事。近年来,影视产业中热衷于拍摄“穿越剧”。 “穿越剧”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荒诞、历史虚无、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现。编剧们看似富有创意,敢于大胆想象,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爱意,也没有知识考古的勇气和耐力,经常性地窜乱经典、虚构历史、混淆文化,体现出他们既不能深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视改编的错漏和不足,更无力结合时代新特性借助“改编经典”以反映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如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与经典的文学《西游记》离得很遥远,与“西游”历史文化也不合节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号和格套来吸引眼球,实际上抹杀了“西游”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其他如《赤壁》《楚汉传奇》《画皮》等影视作品同样都有着这些弊病。一味地为《西游•降魔篇》等赢得了较高票房收入叫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当下轻历史的功利心态。最后,“同质化”的制作层出不穷,缺乏新生内涵和陌生表现的“个性”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伪“个性化”表现,难以获得受众认同。“经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现形式。近年来,荧屏上所闪耀的电视剧主要类型,如宫斗、抗战、谍战、政治、军事、商战、民生、家庭伦理等题材,是“同质化”的重灾区。当代文学史上如莫言、海岩、刘震云、麦家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经常被商家拿来改编为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虽然“类型化”是影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但“类型化”和“同质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就在于相同类型的题材,必须寻找到不同的创意角度。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在同一故事题材下进行影像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个性气质。如果在商业运作逻辑中,将个性创作变成为一种模式化行为,那么“花样翻新”个性表象,实质上是一种“伪个性”。只会让受众感觉消费内容曾经熟悉,并不能让他们因“怀旧”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也难以重新激活他们回味经典的热情。 改编文学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应该顾忌和考虑作品本身及改编之后的“艺术性”“人文性”。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与工业所刺激或者操纵”,“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碍着对每件艺术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与艺术相处得很好”。霍克海默及众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家们发现了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他们的观点比较偏激、激进,他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不相融合。其实,在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伟大编剧的视域中,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经典改编和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完全可以沟通相连。关键在于新创作的作品有“艺术性”“人文性”,同样还是“艺术”生产的延伸,能够破除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能动地服务和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影视改编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简单模仿,不能为让受众购买、消费新产品而追新逐奇、标新立异。改编文学经典作品,还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作品所坚守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内在统一标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反对人性论,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对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不能仅着眼于自然性,而且应把握其历史性、社会阶级性和伦理、道德、宗教等属性的综合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肯定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学,审美的最高原则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对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才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当下影视产业发展时曾指出:“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改换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同样的实质是排斥了审美的方式把握实践。……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我们在呼唤经典、呼唤大师;另一方面经典、大师在身边,我们又不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见,影视改编坚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尺度甚有必要。综上可见,改编文学经典依然是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建构品牌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域中反思当下影视改编问题甚有必要。我们要改变当下改编影视作品时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等现状,进一步在工业化的影视改编生产中坚守“艺术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历史的”和“美学的”内在统一。 作者:何世剑 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语言文学论文: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 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学在本质上显示着真正的个人自由,文学有了从“诗”上升到“思”的机会和条件,为实现文学自身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母语汉语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活着的语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骄傲,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他们的语言都随着国家的灭亡而随之消失,古老的文明也因而蒙上了一层迷雾。 一、汉语发展面临的问题 1. 古代汉语的尴尬境地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追求利益是很多人生活的目标,因而一些实用学科的学习变得异常重要,比如计算机、医学、通信和外语等等有"钱"途的专业炙手可热,而真正能够提高水平的国文却门可罗雀,实在是令人悲哀。古汉语虽然已经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是靠古汉语来承载的,连承载这个文化的基础我们都已经开始抛弃,那还有多少人能承担得起历史的重担?中国的文化典籍,绝大部分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今天,我们很少有人会去重新拿起四书五经或者一些浅显的古籍来学习,就算去学,恐怕也不得不费一番工夫斟酌每一句话的意思。另外,古汉语的教学也在学校里有一定的问题。王力老师的《古代汉语》主导高校讲坛将近50 年,一直没有变化,其中的文选、常用字、通论三结合的做法一直被效法。有些学者认为王老师的教材用了50 年就必然过时,这种三结合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古代汉语教学的需求。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三部分本来就个有偏重,教学过程中也是侧重点不同。这三部分中,选能够介绍给学生很多名家名篇,常用字和通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选。如果一味强调文选的作用,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学教材了吧,完全可以把经典拿来重点学习,又何必在教材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呢?恐怕这也是国内古代汉语教学的一个极端吧。 2. 现代汉语的现状 现如今的求学更看重实际,所以从中学起,可怜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实用学科的重担,去承担升学的压力。因为要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要不然就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实际问题面前,学生们不得不有所选择,那就是放弃培养国文基础,而是花大量时间去钻研数理化,去背英语。到了大学,又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学好专业课,找个好工作,或者是考研究生。而这些事情,无一例外都对英语有要求,所以好不容易摆脱升学压力的大学生,还是需要整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专业课和英文,除了文史哲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提高中文。所以我们才会发现, 一些着名高校的校长竟然在重要场合发言读白字错字,甚至用错典故,这恐怕和如今学者的风范不符,不得不令人担忧。 3. 外文的冲击 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另外一点不得不谈,那就是西方世界的强烈攻势,尤其是英语国家的语言冲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在前一小节已经提到的, 现在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中文的时间。在中学期间,升学的压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大学,就业的压力恐怕是最重要的。凡是求职,公司无论大小,都要求职员CET4 或者CET6。另外一方面是出国的需要,这对英语的要求更高,TOEFL 和GRE 耗费了多少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二、未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 中国经济实力仍有待发展 如今世界,经济实力是很多文化层面的基础。例如美国的好莱坞,之所以好莱坞能在20 世纪获得长足发展,称霸世界影坛,靠的就是美国经济实力支撑之下的文化霸权。在经济强国的光环下,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希望对美国有所了解,因此电影,快餐等等在全世界流行。与此相对,中国的经济相对较弱,要想让国人真正因中文而骄傲,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个经济的发展,首先能够让中国人挺起腰板说中文,其次,能够"强迫"外国人说中文。2. 学习西方语言推广文化保护 语言推广,英语恐怕不用担心,但是其它各国都有努力。德国的歌德学院,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等都是想世界推广其语言的。这一点,我国已经开始学习,设立了孔子学院。另外一点就是保护本国文化。这一点,中国就远远不如法国。法国立足其悠久的文学,从中学小学就重视法语教育。另外,法国政府通过立法和建立政府机构来加强对法语的保护, 如法语高级委员会。而且法国民间也不乏积极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倡导者。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处于畸形发展。小学和中学并不非常重视语文教育,这一点尤其在中学明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数理化和英语上, 极少有人愿意花在语文上,学生看看小说便被斥责为不务正业。笔者初中的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竟然公然在自己的课上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考试高压下教育的畸形。 3. 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才是正解 现在一旦提起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很多人会提出质疑:那个东西是老土的东西,学它有什么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首先,以西方为例。西方从来没有放松对古典文化的教育,学生从小学习的东西很多,都是西方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经典,哲学史学文学的经典,一个西方人通常都比较了解。但是,在国内,因为20 世纪五四革命和,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基本已经被抛弃,恐怕只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才会去仔细研读。其次,古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古典文化的支撑,我们的文化就有断层。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现在恐怕已经没人会读四书五经,甚至都不知四书五经是什么,更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些经典的原意。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训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改革发展路径 一、改革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包括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科研型、学术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核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迫在眉睫。 二、改革课程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目标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日常应用文写作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文学作品创作能力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要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入手,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实用能力,针对具体现象提出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得学生运用的语言、文字等更加灵活、形象。另外,还要将最前沿的研究话题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放眼世界。 四、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需求相脱节,原因就在于学校安排的实践环节过少,学生必要的能力不能得到强化。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提倡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提高能力。首先,在校要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使之能够从事写作、阅读等基本的工作,同时,学校要设立一批实践基地,使学生早日接触社会上真正需求的知识,力争缩短学业与就业之间的距离。 五、改革考核方式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以学习技能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考核的不仅仅是理论课程,还要考核学生实际掌握的技能。课程考核要将“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化考核方式,通过提问、习作、小论文、作品研讨会、课堂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另外,高校还可以让社会的职业权威人士、认证部门来考核学生的某些课程,引入社会考核体制。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为日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论文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文素养和修养,在汉语言文学中渗透审美认识是当前汉语言文学学科的重要提升。本文通过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与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来更加明确汉语言文学的历史使命。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旨在研究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理由,进而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 1.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汉语言文学直接体现着人文精神,在汉语言文学学科中,包含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核心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重在对语境、语言的认知,它承载着传承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要责任。 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需要引出孔子的善美审美观年,孔子认为,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这句话主要是说韶乐丰富多彩,有善有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充实的思想内容非常符合善的要求。而武乐的艺术形式虽然也是完美的,但是结合武王伐纣建立王朝的历史,它与孔子所向往的上古礼治有所违背,没有充分显示出武乐的善。孔子认为善与美是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只有二者和谐的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古汉语言文学中,善和美缺一不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孔子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他主张尽善尽美,其实是他对文学艺术提出的要求,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而在他写作文学的过程中,却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善与美的统一。在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美和善相互分离的现象并不罕见,学者常常重视对其中一方面的突出,而忽略对另一方面的阐述。这种极端的做法主要是由于古代学者对文学艺术思想内容的重视,他们容易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墨家的作品、先秦法家的作品、宋学以及晋代的玄言诗等,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客观实用性,并不能真正表现出艺术的美感,无法为欣赏者带来愉悦的审美感,使得作品显得枯燥无味。又如南朝的宫体文和骈体文,这类作品往往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作者讲究文字的字斟句酌,作品修饰性很强,却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最终使得作品华而不实。 2.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不同的文学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文学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对人生的深思与观察也会发生转变,不同的文学时代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景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多是对历史的沉思与深思,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沉思的审美。在沉思中思索历史,思索人性,沉思历史意识形态。在一九八零年代,从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政治拨乱反正与历史的沉思,这是这个时代的共有声音,诗人与作家在反思历史中揭露伤痕,发生拯救思想的呼声。从整体上来看,文学的审美沉思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十年中像一盏灯一样,牵动着有理想,渴望光明的诗人与作家的心灵。 语言文学论文: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 作为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语言对社会之重要已无可厚非。而作为一门研究、解析语言的专业,语言文学所能起到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亦是无可估量的。从小时候的呢喃学语再到上学后的“一去二三里”,语言文学好像一直都离我们不远,对于许多报考志愿的学生来说,语言文学也成了最容易接受与掌握的学科之一。由此可见,语言文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广却不具备太强专用性的学科。 一、学习时常遇到的问题 1.学习方式的问题 在学习一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时常会因为一句话而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学生在此时亦会学到许多的笔法及用词讲究。而当这些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之后,再让这些学生去完成一篇几百字的作文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其中掺杂着不少笔的流水账。究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学生的笔法不够华丽抑或文字拿捏不够准确,只是因为这些学生无法构架一个完整的故事。此类现象虽然多数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身上,然积习难改,这类问题在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身上亦有体现。 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在赏析文章时多会于小处过分执着,遇到一难解字眼便要刨根问底,查个分明。然小处虽然明白,于文章整体之立意却少有领略。这样的学生、学者或许能写出一篇很美妙的诗歌或者散文,但却很难写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原因便是他们对于文字的驾驭虽堪称一流,但却不会讲故事。这也是许多文学从业者会遇到“学而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2.应用的问题 当毕业之后面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却发现自己以往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用处。有些人则会出现学是一套,用时却是另一套的现象。前者是不懂得学以致用,后者是不愿意去用。 前者是学得过于刻板,而文学却又是一门非常抽象化的学科。想要刻板的运用抽象化的知识自然很难。而后者则是寻到了一条属于自己或者适合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多数是由他们自己不断摸索出来的。只是这种方法尽管适合自己,却未必是正确的。 笔者无法在这里凭一两句话去改掉这两种人的诟病,但却愿意在写作方面分享一些心得:写文章首先要明确其立意,想清楚这篇文章想要突出什么。然后则是文章的来龙去脉、结尾方式。理清故事的主线、附线,若要写的是一篇小说,则要懂得如何安排故事的高潮。当一切都想清楚,之后,自然能做到下笔如有神。很多大学生由于长期习惯了书写议论文,导致后来无论写什么都会带几分“议论”问道。其实要避免这一积习也很简单,议论文是将主观认为对的观念写出来,在写其他文体的文章时只要尽量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即可。 二、文学市场的低靡 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尽管出了一位莫言,但只凭其一人之力却难去中国文坛的低靡之风。而中国文坛之所以低(文秘站:)靡,原因多为以下几点,第一、当代中国作家讲的故事多数已与现实脱离,再难让读者从中寻找到共鸣。第二、受网络文学的影响,当代年轻人的阅读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一代作家改弦更张,有些甚至封笔。而新一代作家所书所写又大多只能给人一时的新鲜刺激,却难有什么文学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坛一度低靡的原因之一。 三、自身能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曾将人的意识比作地下的两层,他说通常人们写东西只要发掘到地下一层就已足够。但想要深入人心,则要去发掘地下二层的未知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两层所谓的地下世界。对于许多从事写作的来说,他们也都可以窥探到那地下二层的世界。但很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在地下二层所看到的东西描写出来。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功底不扎实。有许多人在写作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很好的片段,但却怎么也无法将其描写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也是词不达意。其原因便是平时的文字积累。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只能靠不断地累积。 其二、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对此上文已做说明,便不多重复。但仍有一点需要说明,许多人写故事多凭着一道灵感和一股热情,但等灵感用光,热情耗尽,故事却不过刚刚写出一个开头。其主要原因,便是没有事先想好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 结束语: 语言文学其实是一门不是专业的专业,只因为他包罗太广,甚至是其他专业都是都被网络其中。而对于那些无论是从事研究、写作,或者是传媒、教育等其他行业的语言文学学者来说,不将专业当专业看才是最重要的,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文素质才是里根之本。最后多说一句,虽然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但好在也不会做无用功,任何一本书的阅读和任何一段文字的叙述都是一种积累。 语言文学论文:激情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授课不可或缺的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着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 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 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 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语言文学论文:对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汉语言文学 对接性 实践能力 多媒体技术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第二,实现多媒体技术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 在科技时代,语文课堂教学一般都会运用到计算机信息技术或者是多媒体教程,远程教育也被广泛地运用到语文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型教学形式,教学活动被广泛地开展起来。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其实就是强调语文教育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收集更多的教学素材,或者更多地借助多媒体或者网络等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汲取更多的语文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作品库就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可以满足语文教学的许多素材收集及发展。另外,现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语文教育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多媒体教学,特别是高等院校,在汉语言文学多媒体教学方面,发展的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学教育涉及到较多的专业性知识,所以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涉及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高等教育阶段才会开展这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样就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即初中等教育阶段断层,而高等教育阶段突然拔高,因此,汉语言文学教育有必要更多地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去。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为将汉语言文学教育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事实上多媒体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可以探索更多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汉语言文学的知识更多地带入到语文课堂中去,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通过多媒体技术架起二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第三,更多地实现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 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关系的对接,还应该考虑语文,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课堂,与教师或者学生之间的对接。这种对接主要体现在对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人文关怀一直是现代教育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两个方面,人文关怀更应该被重视。不管是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学,他们都是属于文学化的东西,文学要融入学生的生活或者走进他们的心灵,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语文或者汉语言文学教育时,更多地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可以说,都充满一定的情感意识或者二者都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和丰富人的情感,但是,实现这些功能,不管是汉语言文学教育还是语文教育,都需要增加教师教学中的人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关怀,或者是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增加教学情趣,活跃课堂氛围等方面,建立学生和课堂的互动,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总的来说,人文关怀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品格,另外,人文关怀对促进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发展来说,也是很有利的。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学习方法 汉语言文学学习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沟通是十分必要的,汉语言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通过各种方式使用汉语言,掌握汉语言这门基本的课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汉语言文学的类型繁多,种类丰富,有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汉语言文学,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这样才能够掌握好汉语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其他语言或者课程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说,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记忆技巧中,在背诵诗词歌赋时,可以采用一些背诵技巧,譬如英语单词的背诵技巧有词义分析,联想记忆法,词缀词根的分类记忆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单词有许多的后缀,如—tor,或者—er,有这类词缀的单词一般属于名词且,比如work加er后缀变成worker,就从动词变成了名词。类似英语单词这种单词分类,后缀等的记忆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学习方法要在学习经验中,多加总结或者套用一些其他科目课程的学习技巧。另外,在学习汉语言中,针对字词的学习可以通过形声字或者句子等来帮助记忆和学习。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通过变通来解决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注重技巧和方法,要提高学习效率或者掌握更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就必须要下足功夫,探寻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系统化 汉语言文学主要由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组成,汉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学习,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首先要把汉语言的内容,模块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在脑袋中形成一定的知识架构,这样,才能够实现知识的衔接和记忆。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在编排上一般会按照基础到提升部分,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必须要按照基础——提升,这样的顺序,系统化学习是能够全面地掌握整体知识,系统化学习还讲求对知识的衔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后面较难的部分是关键的,只有掌握基础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学习更深的部分,汉语言系统化学习就要求不能够遗漏任何知识模块,否则系统化学习就不完整。汉语言文学的组成成员中,相对比较基础的内容,比如汉字或者词组,要完整地掌握这部分级别较低的组成成员,就像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一样,没有单词就没有完整的句式和文章。认识到课程的系统性,然后明确学习顺序,知识的结构,学习中才能在脑海中形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蓝图,汉语言系统化学 习就必须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够打好基础,以便后续学习中将知识模块串联起来,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地联系起来。系统化学习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记忆,很多人在学习语言时,记忆的东西总是成为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记忆技巧,另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性地进行记忆,没有掌握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样他们要记忆东西就会比较难。只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系统化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在学习中把握好系统化学习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言文学。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必须要抓住学习重点 汉语言文学内容丰富,并且理论也很多,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就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总结,要把握汉语言文学的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其实,任何科目都是有偏重点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有它的重点,加强对重点的学习,有目的性地学习才能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汉语言文学中,存在着名词术语较多,知识点多,语言或者句子的表达形式多样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么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啃下来,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抓出重点来学习,抓重点学习又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针对名词术语的学习,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对汉字,词汇,拼音,语法语音等的重点学习,拼音是汉语言的基础,掌握拼音,我们才能实现语言的沟通,只认得字而不会读是没有用的。抓住重点来说,就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也是重点的部分来深入学习。另外,语音学习的话可以通过磁带或者录音等来配合我们的学习,磁带或者课本一般会有配套的磁带,它有很全面,正确的语音教学,可以多利用这些东西来学好汉语言基础。第二,是对句子或句式的分析方法。汉语言文学从词汇到句子再到整片文章,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汉语句子句式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汉语言句式分类很多,有陈述句,感叹句,反问句等等,这些特殊的句式对句子的意思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样一段文字,加上不用的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句式学习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只有搞懂每个特殊句式,才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意思。要掌握句式的含义,必须要掌握每种句式的结构,遇到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句式分析,经过分析确定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另外,汉语言文学中,在文言文的学习上,是相对比较难的,文言文的句式其实也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面对文言文时,要分清楚每段话的特殊句式或者句子的含义,分析和探究汉语言文学的句子句式,掌握这个重点,这样对能更好地学好汉语言文学。第三,汉语言中,对关联词,连接词的重点掌握。汉语言文学中,句子与句子之间一般都要通过关联词来进行链接,关联词对整片文章的衔接性或者通顺与否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关联词的意思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够搞清楚句子的意思,所以,在学习好汉语言文学时,关联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关联词就像词汇一样是必须花时间去记忆,积累的。在日常沟通中,关联词的运用也是很多的,关联词应该作为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一个重点来讲,汉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的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还有理论表述方法等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进行重点模块学习,不能够全部接收也不能全部放掉。只有抓住重点,学习效果才会明显,学习效率也才能够提高。 三、多动手,多做练习才能够掌握知识 前面提到的主要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重点,在上述的基础上,学好汉语言文学还有一点重要要求,就是要动手实践,多做练习。我们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学到再多的理论或者懂得再多的学习技巧,没有动手去实践,没有做配套的练习还是不能够掌握知识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动手,多做练习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进行实践,才能在做练习过程中发现知识的学习是否有遗漏或者学习重点是否正确等等,学习汉语言就不能离开实效练习。做练习,是我们检验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巩固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做练习中,我们可以深入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或者研究,也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掌握基础知识和理论依据的同时,必须要多做练习才能够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够综合学好汉语言文学。 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需要全面地、系统化地,并且有重点地进行,有效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技巧,还需要多做习题。掌握有??的学习技巧后,要配合多做练习才能巩固知识,这样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学习方式。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教育 在我国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新课程理念首先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从思想根于认识到教育权威性的转变,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着与教授者, 而是要努力尝试作为学生个体成长与综合素质提升的指导者和助手的角色, 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索与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新课程理念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有深刻的认识,并立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切实转变自身所具备的教育思想,树立以“ 育人为本 ”的基本观念 ,适应时展和社会科技整体进步的综合要求, 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是立足于专业知识的强化,构建扎实的学科基础,提高理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二是通过稳固的基础知识,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框架,同时开展深入浅出的教学创新工作,提高学生对于学科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培养。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创建和谐的教学体系。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 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这些现象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就业。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新课程背景下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基本要求不同于以往 汉语言文学教学更多得将听、说、读、写作为终极目标,在汉语言文学新课程标准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包括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汉语言文学教学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 而且凸现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团结协作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交流能力。 它不仅体现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趋势, 更回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基本素质的需要。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发生彻底转变, 就要求汉语言文学教师首先要发生重大转变和完善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所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3、汉语言文学教学重在培养学生有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 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 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 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 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改变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的措施 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理念在对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转变的指导中, 不但要求教师积极寻求教学观念的更新,而且要注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转变。在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精心的设置与合理的安排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 而且要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而才能实现将课堂转变为学生活动主阵地的教学目标。 2、实践应用能力的强化 强化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变换思想练习, 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新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中,不但要对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与完善, 而且要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强化, 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 在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练习是课堂活动的基础部分之一,在习题中教师要摈弃传统的观念, 在练习中引导学生不断变换思想,不仅能巩固知识,形成技能,而且能启发思维,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结语: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但随着就业环境的日渐复杂和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量日益增多,这就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必须进行一场教学革命,在建立好学生的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着眼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分析 摘要:汉语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经过了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变革与发展。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是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进而结合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汉语言 产业化 国际化 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其对于国际双方的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国家,语言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大力的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影响的力度,逐渐的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大发展和大交流,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呵呵途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新时期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汉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必须迎接机遇,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 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结合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就要更加的树立自身的特色,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断的实现突破和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国际化的规划,有步骤有层次的实现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二、对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不断的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对于这种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实现好的发展就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发展的力度,针对这一问题,产业化地发展模式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 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还需要加强其自身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的树立品牌意识。对于汉语言的产业化发展来说树立品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需求。同时,产业化和国际化应该是共同进行的,这一点美国的全球精英教育不可谓不是典范。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与振兴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的崛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而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支持和后盾,这就需要国家在汉语言的发展上予以支持。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中的艺术与审美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快感(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 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养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 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 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核心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 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 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 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着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语言文学论文:提高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探索 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无法像医学、建筑、会计、工程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是传统人文科目,是人文精神直接的载体,担负着提升和传承全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重任。它的教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教育过程中,不注意直接创 收集整理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去统计的社会效益。 2、教育不仅体现在应用性方面,而且体现在对学生精神取向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3、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从事人的工作的,因此要更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不强。教学内容的更新和选择,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以及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从目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实用性的更新和知识点的选择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教学内容偏离实际情况、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特点等。教材的编制没有注重对学生实践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锻炼,方法陈旧、观念落后。这些情况都严重制约了汉语言文学实用性的发展。 2、教学的手段单一,现代化教学方式运用不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个性特征进行教学手段的改变,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但目前传统的“老师讲、学生记”的单一教学手段仍旧存在,不利于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热情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中常常出现运用不当的情况,无法发挥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推动力和优势。 3、传统教学模式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模式是:学生上课记、下课抄、考试背。但是这种模式严重的制约了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在经济不断提速的今天,只有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文学功底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这不是靠死记硬背能培养出来的。所以传统的教学模式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进行调整或改革。 提高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途径 1、使用实用的理念指导文学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在各个行业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平台。但是在相关行业中,也常常存在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冲击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从实际角度出发,应从两方面提高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质量。(1)强化科目的实际应用,提高学生本专业应用能力。从目前学生难就业的实际出发,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注重本专业的实用性,提高学生在社会上竞争的资本。具体可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读”、“说”、“写”三个方面的能力进行加强。本专业的实用性教学主要体现在,古今语言文体的阅读能力,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教学能力、表达能力和信息调研能力这五个方面。教师和学院领导应精心设置课程,合理进行教学内容整改,形成本专业特有的应用体系,并通过对应用 技能课程的设置,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能力,以及获得未来工作中所需的语言文字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2)对课程进行优化,强化学生本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对课程的优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将各个课程之间的内容进行整合,避免内容出现重复;每门课程都应根据本领域最新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对课程的内容进行精简和调整,强化其中的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的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合理设计课程内容体系。 2、用创新的理念指导文学教学。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方面的创新,主要包括了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和教学思维的创新。从创新的理念角度应做到以下两点。(1)突破专业的束缚,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广,但却往往不精,竞争力上和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有所不如。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不要拘泥于文学与语言的本身,应充分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就业现状和核心内容,对学生进行毕业后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现在许多新型的专业如广告、文秘、新闻、公共管理等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基础扎实的前提下,应突破本专业间的束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出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 化管理、教育与教学、广告文案等都可以将其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模块,学生可以通过这一系列模块的学习,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和动手能力,加强就业的竞争力。(2)鼓励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身要求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浓厚的东方文化底蕴。本专业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能通过教学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汉语的感情,从对东方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理解中,汲取出创新精神的动力,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所以,在汉语言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追求新型的、独特的教学思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要善于探索,不断地总结和进取,不能满足只做一个文化传播者,更要适当地通过对现实文化的评论等多种方式来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对目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通过微博、博客等多种文化传播渠道来抒发学生思考。其次,教师应勤于思而敏于行,发展和锻炼创新思维的能力。教师应通过丰富的知识背景,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抛出新颖的观点和理论,在给学生震撼的同时,激励他们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因此,这需要汉语言文学教师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教师只有通过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更加自信,更有创新思考的动力。 语言文学论文:怎样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中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 1.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2.中学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语文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学生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2 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着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着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2.3 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历史、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第一,信息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2.4 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教案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