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我国幼儿学前教育的发展,大量实践证明,走趣活动的开展,很好的满足了当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教育的需要,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走趣活动从各个方面进行的分析。 引言 2000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体现在素质教育上,这种幼儿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教条式文化课教育,而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趣味性活动,注重发挥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让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的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美好,从而激发自我的探求兴趣,这对于深化幼儿学前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走趣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走趣中,锻炼了幼儿的自我独立能力,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陶冶了幼儿的情操,对于幼儿培养健康的内心品格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一、走趣活动开展的必要性及基本意义 1.以往的幼儿教育,主要是倾向于向幼儿讲授各种文化知识,例如,组织幼儿背诵古诗等,虽然幼儿也能记住不少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机械式的记忆,随着幼儿年龄大的增长,这些记忆的内容就都会忘记,而且这些内容对于幼儿基本能力的培养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把目光放到全球视野中,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在幼儿学前教育阶段,特别注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的培养,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都会适时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其中,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很好的培养了个人自己的品格,也让幼儿为今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夯实了基础。以往有不少报道,指出我们中国的学生很多是高分低能,文化知识掌握的非常扎实,实际的应用能力却非常的差,其实,这些都是与幼儿阶段自我独立品格培养是否到位有很大影响的。 2.走趣活动,在实际开展上并不复杂,只有老师进行相关的组织策划就可以组织实施,并不需要多少费用等的投入,这在组织开展上是非常适用的,同时,整天待在教室里接受文化学习,幼儿对于走趣活动自然就会表现极大的兴趣,在走趣的过程中,幼儿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增强了身体素质,而且还在走趣过程中,充分的感受到了家长的魅力,进一步培育了他们对自己家长的深厚感情,有了这些感情的铺垫,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就会受到更多正能量的熏陶,这些都是幼儿健康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 二、走趣活动开展的相关准备工作 1.由于走趣活动参与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园在组织幼儿开展走趣活动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方案,加强与家长之家的沟通交流,从而确保走趣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确保走趣活动顺利进行,幼儿园老师应当提前对走趣活动开展的地方进行调查,与当地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通报本次走趣活动的相关情况,包括幼儿的数量、实际的活动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对走趣活动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一方面,对于一些可能诱发危险的因素进行规避,另一方面,老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掌握之后,在幼儿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向幼儿进行介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幼儿的视野,增强自然认知等都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幼儿园要与家长们进行沟通,确保幼儿家长对走趣活动有一定的了解,提前嘱咐好幼儿在走趣活动中主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等。 三、走趣活动对幼儿自我品格的实际培养 1.陶冶幼儿的自我情操。老师选取的走趣活动区域,往往是幼儿园附近的家乡地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有山,有水,有花,有鸟……幼儿在参与的这个过程中,会充分的感受到自然美景带来的美好感受,在内心深处会感到特别放松,这是课堂学习所不能达到的,这些美好的感情融入到幼儿的身心中,对于幼儿培养健全的人格,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是具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培养幼儿的独立品格。在当前,许多家庭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家里一般都是非常的受父母的疼爱,无论是吃饭还是洗衣服等许多内容都是由父母代劳,幼儿自身的独立品行没有很好的培养起来。在走趣活动中,在老师的安排下,幼儿需要自我参与到活动中,需要准备相关的饮用水等必需物品,虽然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幼儿独立品格的培养却是作用非常突出的。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少了父母的疼爱和扶持,有的是必须要跟上整个班的大队伍,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会遇到不少问题,他们会在老师的鼓励下逐步的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实现自身的成长,同时,也会很好的增强幼儿融入今后幼儿园教育和适应社会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在走趣活动中,幼儿之间的沟通交流会不断增多,也会进一步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合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会进一步增进团队合作意识,这对于幼儿综合品格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结束语 在当前幼儿教育中,走趣活动的开展可以很好的培养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学习进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庭都要高度重视,从多个层面确保活动开展好,这样也才能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教育中当代艺术的渗入 在当下我国现当代艺术迅猛发展,受教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给各个行业带来有益的、积极的长足发展。这其中尤其是教育领域受益匪浅,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深思和争议,这同时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深思的,我们如何在现今教育中引入现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在现今的教育教学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现今我国的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一九五几年的苏式美术教育教学之后,表现出的科学严谨性,有着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再经过苏中关系的紧张和国内的文化运动的动荡,美术教育也就基本停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美术教育教学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直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教学已经非常成熟,空前受到重视。在国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作用下,我国美术教育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模式已经走向多元化和全面发展化。由于长期受到强调架上绘画教学、追求形的再现这种苏联绘画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造成了我国美术教学一度陷入了缺乏教学创新和绘画取材单一及没有艺术风格的局面,而我们传统的点、面、线美术元素又局限着我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创新,这样的艺术发展中面临的窘境恰恰是当代艺术就能突破的瓶颈。我们的艺术绘画作品在取材用材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艺术家的绘画风采却是各异的,这就取决于每位艺术家的受教文化和生活感悟。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理念也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而对于高校美术教育来说,传统的教学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例如学生的视野小、创造能力差等。而笔者认为,将现当代艺术引入到高校美术教育中就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并带来新的理念和发展。而现当代艺术对于高校美术教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以下笔者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开阔学生视野,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东西方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融入到对方的领域中,而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现代艺术的引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众多,创作形式也多变并且灵活多样,对我国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当代艺术本身就具备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对任何艺术观点都不予排斥,并且可以共存,当代艺术还具备传统方式不具备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方式、装置方式以及观念摄影等。但它也具备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方式。在绘画上,当代艺术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方式进行,例如光、电、数字信息等。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美术正在和其他领域逐步进行融合,而美术本身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多。现在伴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艺术的门类也日新月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美术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也不断地融合着、创新着,给予了美术更为广阔的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细分似的特点将不再是过往艺术学科的代名词了,艺术领域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已经是当下的学习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目前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不再如过去一样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而是朝着专业模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领域发展。所以高校美术教育必须要让学生通过了解现当代技术,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看到以前不曾看到的广阔空间。 二、新媒材和新形式的运用可以促进创新和创造 任何艺术都需要创新和创造,只有人超越了俗世思想的羁绊,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而我国传统高校美术教育中,都会以素描、色彩为基础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每天接触的媒材只是笔、纸、颜料等常见的材料。学生长期只接触这些单一的材料和工具,就会产生一种失去兴趣和信心的情况,学生的情感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对于学生的美术学习来说会产生极大的阻碍。而现当代艺术就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手段,现当代艺术针对材料会做到无所不用,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先进科技融入艺术当中,例如激光幻影技术、摄影技术、多媒体、虚拟技术等都被现当代艺术充分地利用。现当代艺术这种利用新媒材的观念对于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新媒材超越了传统的材料,将学生从点、线、面的传统元素中拉出来,让学生感受另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学生的思想不再禁锢在小小的画板上的时候,学生的思想就如脱缰的野马,可以自由驰骋。 三、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认识社会 当代艺术产生于人们时刻发展的生活中,其中包含了很多当下人群的不同理念和思想,针对不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理解都进行了表达。由于当代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含义都容易理解,所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当代艺术中可以看到很多当下社会人的思想和理念、人的精神,以及人们的生活,并且当代艺术也让我们针对中国的艺术进行重新的思考。当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当代艺术紧紧地相关联,当代艺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早已经不再只是局限在教育教学方面,美术已经变得通俗易懂,社会中人人都能被美术作品所演绎和涵盖,能够通过视觉语言给人以警示和美的享受,能够揭发社会中人们的困惑和种种压力来源。我国现当代艺术在和不同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上能够对中国艺术和当下种种的困惑给予新的提示和解释。 四、美术史论和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因为赋予了多元性、评判性和自身复杂性于一身的现当代艺术是现今艺术界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一点尤其是受到我们教育界的重视和探究。对于我们高校的大学生而言,美术知识相对匮乏,认知度低下,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中缺乏锻炼,可以通过如让学生完成学院举办的一些会议的宣传设计等来帮助学生增强对现当代多元艺术的理解和运用。现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绘画、设计,所以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来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运用的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美学精神。这几年我们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各个大学、师范学院都纷纷开办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也使得学生们的受教程度在逐年上升,美术教育教学也由专业教学走向非专业教学,许多高校通过开设美术欣赏课来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基于现状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将现当代艺术内容作为教育教学的资源,这绝对是能够充实我们高校美术教学的。 五、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可以推动艺术和教育的发展 现当代艺术不同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完全反对传统技术,而现当代艺术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从传统艺术中积极地借鉴和融合。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不会出现缺乏审美、苍白肤浅、盲目迎合等现象。而传统艺术也可以在现当代艺术中得以借鉴,并且针对自身进行积极的调整。排斥传统的观念正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而现当代艺术却是讲究与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这都是取决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引导和纠正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从而避免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惑。新教学内容的吸纳,对于高校美术教育的观念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对于高校技术教育的理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于艺术和教育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思想必须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才能让学生的知识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六、引导学生正确的艺术观 由于现当代艺术的理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现当代艺术反映到教学中就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媒介、新观点就可以创作好的作品,而采取一些极端、低俗的行为,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当代艺术,让学生知道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并不是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高校美术教育也应该打破传统的理念,将现当代艺术内容有效地引入,由此对于学生的视野以及学习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影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这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师范美术教育的美术学价值 20世纪中后期,很多概念型的学科出现。80年代,美术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美术学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也意味着此后“美术”有根无据的现象被弱化下去,美术成为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当然,这也是邓福星先生在88年的11月全国美术理论会议上所提出的。美术学成为综合的美术学科概念化被加强,以造型艺术作品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美术的历史,美术批评、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理论,都归纳进入了美术学的范畴。在1990年之后,正式命名为“美术学”随后在各个美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美术学”系,这个举动标志着学科在我国被全方位的确认。因而,高等师范的美术教育当中,要注重“美术学”的重要作用,美术理论基础的扎实与否,关系着高等院校所培养的美术专业的师资是否具审美能力,是否对美术学科具有科研能力,也意味着美术鉴赏的能力和评论的基本能力的高低,这些能力将影响到我国的大众审美情趣与美术素养。 一、课程的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依旧存在 近几年,我国的高师美术教育受到重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在办学的规模、在专业的构建上,专业课的结构上都有了提高,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问题。《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美术鉴赏》等课程,目前是我国的美术教育课程的科目,但是课时量却严重的偏低,大部分的院校技法课程占据到总课时的60%以上,这种不合理设置,会严重影响高美术师资人才的素质教育与审美培养。 二、学生对美术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师范类美术院校的学生在对待“美术学”的课程问题上的学习态度,还主要停留在理论的考试是不是能够过关作为关注点的问题上,根本缺乏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为什么学生会对“美术学”的课程缺乏兴趣。理论课程的设置比较不合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教师的重视也是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范类院校的美术学生,由于过于专注于专业课的培育,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养,文化的素养较差。尤其全国的高师类美术教育的招生环节所采取的形式是“低分录取”,我国现在美术招生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低分录取”的制度对于一心学习医术,对于美术有着较高领悟的学生而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一些“速食班”出来的考生,他们只是为了读大学而学习美术,丧失美术学习的热情,不热爱美术的学习,为了考学而考学习美术,这成为了很多文化素质较低考生的“终南捷径”。 三、“美术学”课程缺乏专业的美术学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的教学构架之中,“美术学”的课程自然也不会受到教学组的重视。很多师范类的美术院校对于相关的“美术学”课程都是选择由艺术专业的其他教师代课性质,而非是专业教师来授课。代课性质的教师,只能是兼代,缺乏一定的“美术学”的专业基础对于美术学的课程没有全面地了解,难以形成系统地研究,也难以做出系统地课程知识传授。教师不专,学生更无心学习。美术教育一直都是把美术学科作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类别,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以及能力,是为了促进国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若是单纯的以技法作为的美术教育,又如何承担起这样的目标。 美术师范类的教育是培养大、中、小等学院或是学校的美术教师的主要原则,师范类的美术专业学生代表着未来的美术教育之中的教育实施者,在校所学的,所形成的知识的结构以及基本的美术素质对于之后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那种把技法的训练作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比较难培养出具完整的美术知识以及美术教师的素养。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其实就是把素质教育作为核心的教育,因而学校要改变过去的思路与思想,尤其是处于信息爆炸时代艺术教育,要形成我国的特色,要让艺术的课程日益走向综合性,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人格是否健全还要注重发展艺术教育对于审美思想的培养,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进行一定的学习,要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要从传统的重技能模式中脱离出来,要把学习的中心做出转移,重视审美以及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对于学生的文化素质进行培养。 美术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对于审美的认知以及对于美的表达能力的个体体现,不是简单强调技法的问题,美术表现的形式感,不再仅仅让学生知道,技法如何具体应用,是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于客观物象通过自身的理解与领悟的艺术再现,是作为了美术的主体的表现,能反映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审美的理想文化的修养等具体素质。我认为,美术类学院进行教育的初衷应该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的训练,应该更注重培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的创新人才。在现代的师范美术类教育中,一方面要重视技法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培养。应该看到历史上的美术大师基本都是文化大师,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和有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不可缺少文化。在这一点上,师范美术教育中开设的有关美术学的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美术学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2001年7月颁布了新的课标,(《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我国基础的美术教育现在正历经着我国自建国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教育教学的观念,要懂得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进绘画当中,要能够为学生们建立一个较为宏大的价值观与艺术观。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学习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教育学生掌握多一些的知识,建立起综合的学习体系。要把美术学习当成一门素质教育的一种,技法与理论一样重要,把学科的知识体系单纯的来构建课程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了,现代的社会更为关注综合性的能力展示要从广泛“文化背景”之中引导学生来关注艺术,理解美术内涵。 美术学将成为人文的学科领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有着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范畴、带有自己的目的性和功用,有着自己独立的品格。因而,在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学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师范类的美术教育当中,对于学生教育的素养来说,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中学的美术教育,所开设的美术欣赏课而言,都是建立在美术学的基础之上,要把相关的美术学基础理论课程与美术的技法训练课程协调在同一个平台上,科学的、合理的课程设置之中,才可以促进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国民的审美素质得到最大的培育。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校的美术教育现况研究 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各自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融的关系。文化底蕴的深浅成为衡量一个艺术家水平的重要标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当今美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得以重视。 一、引言 潘天寿说过:“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名有其极则若徒眩中西哲衷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华,均是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① 如今,美术的发展蒸蒸日上,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景象。在这种虚拟的美术教育发展势头的背后,却隐藏着某种隐患。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存在着文化的缺失、重视技术而轻视理论基础等问题。随着艺术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教育思想的发展迅速,忽视了学生的文化基础,导致招收的学生文化基础始终不过硬、综合素质也不能达标,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院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文化的忽视与无知。作为艺术本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但一种意识形态就要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精神的偏向性。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谈美术教育。因此,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应着眼点于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髓,而在教学中吸收传统文化教育,对现有的思想、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变革。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程中汇集了各个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审美角度而言,美术教育就是通过自然美、艺术美来陶冶情操的,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能力,丰富精神生活,激发对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必须重视的一件事。中国美术教育应立足本民族文化之中,国粹之一的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曾对中国画钦服不己,并谓:“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②传统的中国画讲究意境、气韵、禅意”,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妙悟自然”,就有“心会即妙悟”。如今的中国画讲的、“思想”、“形式”、“题材”更甚讲传统,此时讲的笔墨又“非笔墨”。 当今高等美术院校应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我们的文化精神得以继续流传下去的专业人才。然而,有些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理论课所占的比重很不高,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回顾从前,近代中国的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十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相当大,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必须硬性的接受要学习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都非常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教育出优秀的人才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应该开设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古典诗词,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来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 二、高等美术教育新型培养方式 新世纪的美术教育是以美术课程的多样性来培育学生。但是美术课程的自身所带来价值似乎被人们给忽略了,改变传统的重视技术技法的培养,忽略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强调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注重学生的品质教育和文化教育,体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来培养美术教育的人才。 首先,教育功能的定位对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教育似乎是以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灌输道德文化、培育学生的工作好像不是太过于重视。虽然这前者对学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培育优秀的学生吗?由此可见,学校应该从新定位才能更好的发展。从事美术教育时,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理念,还应具备对艺术有着个人看法和观点。美术教育思想是关于向学习美术文化的人传播独道的见解。没有思想的美术教育是千人一面的被动行为,是思想贫乏和平面化的反映。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艺术文化、艺术鉴赏等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等等。 其次,艺术招生考试是为了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培养。可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并不是这样定位的,它既不注重的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考察,又没对文化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此时,优化专业课程,突出主干课程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专业考试上,应该极大的需要加强对专业考试本身的倾向性,如书法一方面要注重考察书法技法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学生对书法理论文化水平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哲学的认识水平等知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才能更好的促使学生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能以正确的目标前行,为将来从事艺术事业在起步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然后,现在高校对传统的研究十分的重视,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信息更新飞快的今天来看,美术作品创作常常很快地与国际接轨,不言而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将会陪伴的高等美术院校的发展继续下去。作为新世纪的学生,对现代知识的接受程度、对西方的崇拜思想会远远大于传统,不难想象很大一部分人受高新科学技术的影响,从而对新潮事物更具兴趣去探索、去学习。但是我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华夏人的血液,随着思想的成熟、年龄的增大又会有极大的兴趣去探索传统。不难看出走向国际的都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画、设计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家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艺术品就成了机械的产品。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在总课程中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最起码的“如何学习传统文化”、“怎样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要再学校里学会。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四书五经、通史等等应让学生全面了解,这些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此时,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教育学生文化传授精神知识,潜移默化的教会学生怎么样去看待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知识,同时又怎么去让二者更好的相互融合,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直以来很多高等院校错误的认为对学生技能培养应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从培育他的人品、修养、素质等方面进行。不可否认技法的培养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轻视对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的教育。如今的社会不学会与人合作、为他人服务,仅仅只懂得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一来,我们应遵守国家的号召在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下做足功夫。二来,在教育教学中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文化知识的灌输,如:小组形式、探讨式教学模式等。完成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还可以通过对学分制的调节、学校规章制度、教师的教育评估等方面一起来协调发展。 三、结语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是高等美术院校教育的观念问题,传统和现代的两种教育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只有教育观念建设先进行,才能保证以上所阐述的教学理念得以实行,才能保证教学课程安排的合理调整和师资力量的全面激活。树立富于远观行的教学理念,富于艺术性的课程设置以及富于指向性的教育模式保证,是当前综合类院校教学所面临的待解决的问题。在面对此问题,我们应该做到有先进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让学生先成为真正有思想文化的人;技法随之,使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技术来表达自己想法。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职校美术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市场,其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在当今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因学生就业的广泛性,决定着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教学更应该找准市场定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研究出实践教学的新方法。作为职业院校的美术教师,为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学生,应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康良好的艺术素质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呢?我认为,只有转变思想,创新活跃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发挥其主体作用;只有创新教学形式,关注每一个学生,让其创作思维动起来,才会创造出无限的精彩。 一、转变思想,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在常规教学中,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想象力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模仿作画技法,甚至认真模仿作画的思维方向。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到分毫不差。在这种特设的情况下,学生的行动和思维已经完全受到限制。对此,教师要勇于冲破旧教学观念的枷锁,改变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唯命是从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一种与学生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让学生的思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得以解脱,能敢于质疑,自由创作。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灵活选择教学内容,力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为学生量身定做的课堂,他们才会喜欢,才会乐于参加。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只有在师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现象的教学过程。”根据学科的特点,教师的教法要灵活多样,尽量使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另外,在面对反馈信息,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作品时,教师更要灵活面对,灵活评价,不能简单地按照画的好坏严格评分,对学生的零星进步视而不见,这样会极大程度地压抑学生勇于实践、乐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学生的点滴进步,可以用简短的评语如:“构思新颖”、“色彩大胆”、“真棒!”、“你进步了!”等,指出学生的闪光点,使学生增加绘画的信心和热情,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对于需要修改的作品,教师首先要肯定其作品的优点,增强其信心,然后以商量的语气征求学生意见,错误的地方应该怎样改正将会更好,在不违背学生创作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只有得到老师的肯定,才能真正触动学生的心,才能给予学生探索的力量和创作的热情。 二、创新教学,激活学生创作思维 “美术”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都来源于生活,所以只坐在教室里面对着课本的美术创作是停滞的,我们要适当拓宽学生美术创作的空间,把学生带出教室,走进乡间田野,自然校园,让学生们用“美术”的眼光观察创作,如阳光下的庄稼、花草,操场上嬉戏的同学。用真实的美术形体刺激学生们的眼球,激发其作画欲望;激发学生通过灵感动笔作画,没有技法指导,没有思维定向,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捕捉真实的艺术瞬间。这样学生创作出的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此时学生的创作思维是无比活跃的,想要禁锢住都难。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死板的学习状态,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究,进行合作学习。正所谓:课堂不出彩,活动来帮忙。学生只有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创作思维才能真正地被激活起来。此外,想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上,首先要从导入上下工夫,环节的设置要别致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其次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也不能死板地局限于课本的知识上,老师提出问题,学生照本宣科地回答就行了,而应把视野拓宽,深挖教材,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去课外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判断的能力,又实现了培养学生脱离课本学习的目标。 三、关注学生,培养学生美术素养 关注学生,是指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美术课主张通过学生自主创作,发展个性和创造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创新能力的个体,在美术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师不能只看到少数几个“好”学生。美术课教育的目的是面向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培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为每个学生都提供平等的发展平台,给每个学生足够的展示机会,例如:提供学生当老师的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学生教学生。讲的学生认真讲述,尽力表达;听的学生更是认真思考,积极分析,甚至找出同学不足上台补充。当学生在紧张、活跃的氛围中产生发挥与表达愿望时,要趁机让学生作画,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画笔画出来;当教师在巡视指导时,要特别关注基本技能薄弱的学生,鼓励他们,提出建议,和他们一起改一改,并讨论修改后的效果。时间久了,每个学生的绘画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只有这样,每一个学生才能积极地参与进来,课堂气氛才会真正地活跃起来,美术才会碰撞出绚丽的艺术火花,学生的美术素养才会不断提高。 总之,面对着新的课程改革,面对着社会对综合人才的需要,职业院校的美术老师任重而道远。只有教师不断地学习探究,改变陈旧的教学观念,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才能提高职专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素质高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思想升级 近几年,学校加强艺术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美术教育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如今是知识化、信息化、快节奏的社会,社会需要素质全面的专业化人才,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只有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逐步步入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一、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提高自身教育素质 作为中小学美术教育者不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标,而是以有组织的教具为材料,以审美为核心,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设施并独具特色的育人实践活动。而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内涵是双向的,它既面向受教育者,又面向教育者,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基本能力,美术教师在如今高科技的时代,更应坚持学习,刻苦钻研,还应加强文化修养,如能准确地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中心思想、艺术特点等,再者要加强道德修养。 二、创造性教育 儿童要进行绘画创作,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和思维。音乐中的乐符,需要高低起伏、快慢相间的组合才会成为有旋律、节奏的音乐,美术也一样,不同的个体,通过变化、创造组合在一起,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音乐是有声艺术,美术是无声艺术,在美术教学中穿插适宜的音乐,可以营造轻松、愉快、活泼的氛围,激发、促进学生想象力、创作能力的提升。 在人的逻辑思维活动中,含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抽象作品中离不开想象思维,并充满音乐性,音乐直接刺激创造想象,从音符、旋律中创造出抽象作品来。让学生从心里摆脱束缚,走上创新、创造的道路。 三“、互助互动”的学习方式低年级的美术课选择一些活泼的方式启发学生,以提高学习兴趣。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但比低年级学生好动;回答问题思路虽广,但不善于抓住重点,容易走 题。因此中年级美术课要善于利用学生这一个性特点,有目的地抓住教学重点展开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学得更好。高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口头表达能力、小组组织能力、质疑、解疑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在“互助互动”中要大胆放手,让小组通过自学课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每位学生不仅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还要对小组其他成员负责,也要为小组团体的荣誉负责,从而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及与他人之间的交融能力得到提高。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馆当代艺术教育 1、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 开办艺术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艺术审美意识和能力,可以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促进其艺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其智力的开发。而且,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能够挖掘人们的创造力,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艺术教育,人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其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其情感也会更加丰富。而美术馆的艺术教育是一种视觉艺术教育,它是利用优秀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开展艺术教育,是一种形象化的非语言的教育方式,已经广泛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政府也在不断推动艺术教育,这也推动了美术馆的发展。 2、美术馆如何发挥其艺术教育的功能 美术馆拥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它向社会公众展示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开办视觉艺术教育的过程。在这种艺术教育中,观众感知作品传递出的艺术知识以及文化知识,从而不断提高人文修养,并逐步提高审美水平。相比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我国美术馆的参观人数稀少,社会公众没有去美术馆参观的生活习惯,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发挥有限。从我国人民的艺术修养角度来看,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偏低。很多人没有掌握基本的艺术知识,主动去美术馆中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少,且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较低。在这种形势下,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到其艺术教育的功能,努力进行艺术教育改革,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2.1开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艺术教育也要从小抓起。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可以引导儿童、青少年追求真善美,走向光明,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德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美术馆应积极为儿童、青少年开办各种艺术活动,吸引更多的儿童、青少年来参加,逐渐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比如说:在展厅开展儿童美术课活动,引导儿童去欣赏美术作品,让儿童掌握更多的艺术基础知识。最后再让儿童自己动手画画,让儿童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创作中,从而逐步培养其美术兴趣。 2.2开办面向成人的主题丰富的艺术教育在为成人开展艺术教育时,可以形成不同的主题,举行不同形式的艺术欣赏活动,并且在时间上配合成人的休闲娱乐时间,吸引来更多的成人。比如说:在大型艺术展中招纳一批爱好艺术的志愿者讲解员,他们在艺术展中向社会公众讲解,缩短社会公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艺术兴趣和艺术鉴赏能力。 2.3开展艺术讲座美术馆除了开展视觉艺术教育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艺术基础知识、艺术欣赏意识以及艺术审美能力。对于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他们习惯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等,而当代艺术则是快速发展的,夸张的色彩画很多。普通大众很难欣赏前卫的色彩作品。所以说,开展艺术讲座,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美术馆在开办艺术展时适当组织一定的艺术讲座教育活动,教会公众去欣赏艺术作品,从而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中,而美术馆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的使命和职责,开办针对不同人群的形式丰富、内容丰富的艺术教育,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促进公众的全面发展。 作者:陈德军单位:常州吴青霞艺术院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的革新阐述 一、在美术教育中利用多媒体和远程教育 在未来的美术教育中,远程教育将会成为一个重点模式。远程教育更加能够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突破传统的束缚,当学生在创作时遇到瓶颈,能够及时向导师提出困惑,或者接受外界新理念的引导,因而远程教育能对学生的美术学习或者美术创作提供莫大的帮助。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被普遍运用于初中美术教学将成为新世纪美术教育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远程教育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也是信息技术和教学发展的必然。远程美术教育不仅可以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还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和接受信息能力的培养,创设恰如其分的学习环境。 二、美术教育要进行思维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是设计的生命,是制胜的法宝,它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始终。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的巨大变化会引发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创新并不仅仅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的思维、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也要推陈出新,我们要弃之糟粕、存其精华,同时要积极地接纳外界,将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这样,教师在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美术教学进行良性的改变,实现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 三、学会利用新兴技术来改变美术教育中教学内容和方式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继个人计算机变革、互联网变革之后,云计算被看做第三次IT浪潮,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带来生活、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而如今云计算依然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和使用的热点。 如今,不论是Android、IOS还是Windows等系统都基本上实现了个人程序的开发,这也是云计算带来的好处之一。特别是Android这种开源的系统更加便于操作。与此同时,开发对应的美术教育类软件也会更加方便、简洁。我们可以想象,在如今已经可以随身携带的PC端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学生的学习空间、学习时间将更加自由。 在愉悦和放松的心情下,学生更容易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和问题,也更容易被激发出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等,在这些态度的引导下进行学习,这将会使授课过程变得轻松、自然。利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课堂教育理念、心得等加以交流,用作参考,也可以学习其他学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新兴理念,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四、结语 美术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美术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能够发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赋,更好地激发其对艺术的兴趣,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其综合修养。但是,传统美术教育的局限性和约束性也越发明显。所以,新的教育方式改革、创新及尝试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文章可以使得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产生共鸣,为中华民族的美术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作者:姚晓红单位:山西运城市实验中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各流派的价值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美术革命》一文提出“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说:“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园风景。” 可见,当时的中国绘画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中对于传统的回顾与研究,本身就伴随着对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和分析。那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雏形,它为以后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所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主义”思想流派,并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三大主义”流派的美术教育理念 (一)影响深远、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 作为20世纪初美术改良主义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先生,侧重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他反对矫饰浮夸的西方现代派艺术,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之无根,对现实不诚不实,乃研究历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方面的技巧与法则,认为艺术家对待艺术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具备求真精神,要以素描为基础来研究绘画艺术。当然徐悲鸿并非是以西洋绘画来取代中国绘画的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他和康有为一样,坚决反对四王泥古不化的颓败之象,非常崇尚唐宋画学雅致和谐的写实风格。他所提出的“新七法”即为针对中国画学墨守成规的旧态进行改革的具体训练标准。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旨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观点在于借鉴西方艺术的再现体系,改造中国美术之不足,培养新一代中国美术人才。 (二)博采众长、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 与徐悲鸿同时留学法国的林风眠先生在1928年到1939年执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同样重视素描教学,他主张用全新的写生理念医治传统的模仿抄袭对中国绘画造成的伤害。但因林风眠更倾心于艺术不问政治、不附属于任何派系的独立人格,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个人自我感受的表达,重视艺术的自律性,非常支持学校师生自由的创作。他偏爱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学校教师的创作也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支持教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当然包括创作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也认识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魅力。林风眠“学校艺术教育应以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沟通中西新学,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并重;有一个臻立于新艺术教育的群体”等美术教育观点,是对蔡元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主张的继承。他提倡广泛吸收西方各流派艺术之长,融汇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实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搭建了一个中西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理性平台。 (三)立足于民族传统、古为今用的民族主义 潘天寿先生在1928年至1939年出任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美术教育要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是继陈师曾之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界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主义旗手。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借古开今”并非以古代今、以古衡今,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弃了古人画中的小我,追求的是与时代同步的大我,扫尽了明清以来风行的柔弱气质、追求蕴含民族气魄的霸悍风骨。在美术教育上潘天寿提出“继承前人是为了革新”的观点,竭力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中国画,各各寻求前进的道路”。面对西画引入给中国画造型带来的种种好处,潘天寿梳理了从秦以来西方绘画流入中国的历史,得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结论。对于中国油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潘天寿同样认为应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以丰富民族艺术,使西洋油画为我民族化。他曾说:“只要今后努力不懈深入研究民族风格,同时吸收外来营养,把中国和西洋很好结合起来,可能性常一种很好很高的民族绘画。终臻妙谛,屹立于东方和世界艺术的顶峰。”潘天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这种力求将西方艺术技巧和精神,摄入到本民族的血液中去,从而发扬民族艺术的做法,虽然步履维艰,但无疑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二、对三大主义流派思想的评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不能盲目追求中西合璧 徐悲鸿先生推崇绘画中的“写实主义”,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美术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如今看来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只有“写实”所能穷尽的,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美术的全部功能。这种以艺术上的“唯实论”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形成了艺术上的“形而上学”。林风眠先生所强调的是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重视人类深层次的感情体验,相对更好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所信奉的“美育至上”,即“美育代宗教说”与“艺术救国”之路根本无法实现。无论是“洋为中用”以西画表现客观物象的准确性来改造中国绘画,还是“中西融汇”以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用对物象的“单纯化”手法取代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程式的美术教育理念,都是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又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以西方艺术的古典性取消中国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这显然是不能被当今的美术教育所完全接受的。相对而言,潘天寿以“中国画要走自己的路”,“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坚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其“借古开今”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画,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 (二)借古以开今是发展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必行之路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各不相同,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其艺术也就有各自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辩证思维模式,同西方绘画崇尚科学和逻辑思变的思想相差甚远。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代表艺术家学识、阅历、人格等多方面修养的特质,从本质上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现。通过上文对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史中三大主义的回顾,我们清醒地发现当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当今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社会环境激烈变革的大背景下,那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大师们,他们或用作品或用理论所固守的自然是那些无法隔绝的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人文思想与审美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艺精髓,为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补充新的营养。这种横向的开拓定会为本民族的美术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我们要注意既定的观念仅仅是历史的观念,要根据时代与事物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不能被所谓的传统蒙蔽了视野,束缚了前进的道路。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吸收、广泛的接触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这也正是艺术能够日新月异的动因,它将使中国美术具有无限生命力。 三、结语 美术教育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前进有所改变,美术教育实践也会因为诸多现实问题而困难重重。但对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绝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想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现其中隐藏的现实意义,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一个起点和路标。我们必须以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美术为发展的基点,理性对待外来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实践美术教育。即在借古开今的基础上,与西方美术互通有无,融汇交流。 作者:张若滢单位: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教育中美术课程探讨 1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美术基础角色概念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工科院校。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通过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通过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另外艺术设计教育理念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于美术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常常混淆。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今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两大分歧。 一方面,目前我国美术和设计院校实行的一套传统的注重基础技能教学模式认为,美术基础课程是针对设计专业的特点,从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美术视觉要素的基础训练,美术基础教育被过度地强化而忽略对设计的理论和思维的训练。这在文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而另一方则认为,设计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美术设计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提倡学生直接进入设计创作,通过设计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从画素描开始,到三大构成等一个个基础课程后才进入到设计创作的学习,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处于可以忽略的角色。这在我们工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 2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的角色转换 我们应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此类看似带有矛盾性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艺术教育的思维上也应该适时调整,对基础课程进行角色转换。以往在教学中总是对于素描等基础课设置了大量的课时,单纯从模仿上面进行训练,教学时也是以如何提高绘画技巧为重,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设计思维上的引导。首先,设计艺术教育中“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创作对于教育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参与性、操作性,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更离不开实践性。没有艺术设计的思维训练和实践体验,就不会有设计创作,也就不再有艺术的特性。这就决定了艺术设计教育在思维训练上面要加大力度。其二,美术基础的角色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如我们学院的建筑工程装潢与装饰、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等专业也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其三,在师资方面,美术基础教育要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教师要树立既强调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不能忽略基础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出发点,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事物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如造型中的调和与对比、韵律、变形等基本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技法会让我们在学习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是指贯穿于该学科各个分支的规律,能在该学科的各应用学科中起作用的课程。艺术设计学科内常提到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这些就是基础,它存在于海报设计、包装设计、装帧设计等任何应用课程中。三是无论时代、设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经常起作用的素质。所以加强美术基础的训练也是设计教育不可或缺的,是作为相对重要的角色来体现艺术设计教育的价值的。 3艺术设计教育中美术基础课的角色设定 3.1选择“基础”角色 现在我们开设的基础课程中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对基础的认识不够准确,对基础的选择有误。下面以基础课程中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设计教育中基础造型的平面构成课程中,平面构成探讨的是二度空间的视觉语法,主要研究如何在二维平面中创造和美化形象,其目的在于创新思维的开发和培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在现行的教学中,模仿大于创新,将这门课程上成了八股课程。在教学中忽视形式规律的理论探讨,没有从构成原理的初衷入手,学生仅停留在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上,无法真正实现艺术潜力的挖掘和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比如在色彩构成的教学中,正如伊顿所言,色彩的魅力是要靠对比和协调来表现的,色彩构成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色彩对比与调和的方法,以此达到表现色彩美的目的。所以在教学中我们不必把本就有限的基础课时间大量用在各种色彩的推移练习上,明度推移、色相推移、彩度推移、空间混合,都不过是配色构图的方法之一,弄懂会用即可,不必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作这种练习,因为它对感觉力的培养没有多大裨益。对于基础课的教学,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上要做大胆改革和尝试。如采用将构成课程与视觉感觉训练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将构成课程与电脑辅助设计相结合,以期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率,加强学生对电脑这一现代设计下基础的辅助工具用法的掌握。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基础知识在专业应用中的感性实例,并分析引导、启发学生找到基础与应用的结合点,以使学生体会基础之于应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学习、探索。 3.2正确区分设计基础和美术基础 设计与美术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造型艺术,在某些审美特点和造型性上与纯艺术是相通的,但美术的造型基础和设计的造型基础还是有区别的。美术的造型基础强调对对象准确、生动的再现性表现,以使学生在将来的实践和创作中有较好的造型能力。而设计造型基础强调学生依照对象的造型规律主动性表现,包括表现角度的选择、重组和归纳,材料的选择,以人的视觉为中心的肌理等视觉感觉的表现,在基础教学阶段就强调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以色彩基础教学为例,美术基础中的色彩训练一般以写生色彩的训练和研究为主,强调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变化规律的研究及其表现技法的掌握。而设计色彩基础强调学生对色彩的归纳,强调根据主题和表现目的重组色调和重新搭配色彩,强调学生对色彩情感等特征的掌握,强调色彩的表现性训练,以使学生在将来的专业设计中不依赖对象而灵活应用。因此在设计基础的教学中,不能简单地套用美术基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既要找到设计与美术的联系,更要对二者做出区分。设计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由美术思维到设计思维的角色转换。 3.3重视理论基础 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缺少理论知识和人文素养很难成为真正的设计师。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法行为、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要开足开齐包括设计概论、设计史、设计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还要设置好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其他选修课程。现在美国大学中倡导的“通识教育”就是应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提出的,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更应提倡这种“通识教育”。教师要通过理论教学提供给学生一些观念和思想性的东西,从而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 美术基础之于设计课程而言,是随着时代、设计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其在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随着设计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变化而转换,不可成为僵化的教条。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教学成熟度的改变而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进行恰当地角色设定。 当代美术论文: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学中的传承 摘要:民间艺术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艺术,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民间美术的内容丰富、直观、易于学生们接受,是朴素鲜活的美术教材。将优秀的民间艺术与美术课堂相融合,让学生们在体验学习乐趣时逐渐体会认识到民族艺术的价值,并通过探究创新,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的作用,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传承。因此将民间艺术引入到美术教学中去,这不仅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艺术;美术教学;传承;运用 如今,传统民间艺术是当代美术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对于创新和完善教学方法,拓展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造就具有文化素养的实用型人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传统民间艺术创作平民化与自由化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 传统民间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智慧结晶,它与人们群众的劳动生产息息相关,并通过手工艺术品的形态,表达出人们的内心情感并且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体现着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然而艺术创作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开发,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育中的优势在于对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拓展,同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实践。民间艺术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很好的引导出学生研究与探究的热情,自主的进行观察与认知。因而,在当代美术课堂中,利用民间艺术特点与魅力,能充分挖掘学生丰富的情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鼓励学生们自信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的探究,这无疑是对学生们艺术创造力和艺术发展最好的开拓。 二、民间艺术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民间艺术涵盖着广泛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故事等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认识传统的民族文化,有利于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发展,于此同时能够激发学生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的喜爱之情,增强学生对民族艺术的认同感,从而使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无处不体现着古老东方艺术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面塑课上,我引导同学们课下搜集资料,整理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历史和优秀作品集,从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们去自主地了解和体会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学生们从中总结发现,面塑手工艺的选材多来自于神话传说和古典文学名著,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体现着当时劳动人民对生活和民族的热爱,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中国传统手工艺面塑与西方雕塑进行对比,更加深刻地了解传统手工艺面塑的艺术形式,感受了中国民间手工艺造型特色和用色特点,体会了其中的艺术情趣。在分析和体会的基础上再而进行创作,这个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对面塑制作的兴趣和意义,通过这样的动手操作,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民间手工艺的乐趣和美好,加深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认知和体会。学生们欣赏、探究和动手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传承和发展祖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三、重视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实现民间艺术有效的传承与创新 在当代美术教育中不仅要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民间艺术,感悟传统美,还要培养他们对美的欣赏,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体验审美情趣,培养他们良好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次课堂上我以“年味”为主题,让学生们以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为基础,开拓思维大胆创新,进行创意思维风暴。其中就有一组学生在启发下运用民间手工艺面塑技法,结合新时代的元素,制作出了新年团圆为主题的平面浮雕挂画,这组作品中既运用了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材料和技法,又融入了当下生活中的场景,并且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做出了平面浮雕的作品,真正的将传统民间手工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艺术创作的题材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了使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更具备艺术魅力,就需要将民间艺术的内容更好的和当代美术教学相融合,在教学中让学生们接触并热爱民间艺术,不断去创新,以此来传承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的民间手工艺,推广传统民间艺术的美学价值。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技艺和道德理念。现如今,很多民间艺术已经被列入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我们有义务将这样优秀的艺术形式传承下去,学校作为传承民间艺术的重要机构,为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民间艺术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完善当代美术教育体系。 作者:钟蕾 单位: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工艺美术教育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 摘要:对于开发和传承传统的工艺美术,符合时展趋势的工艺美术教育的建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知识普及的方面来看,工艺美术教育应该扩大其覆盖的范围;从专业教学的方面来看,实践环节的加强,提升工艺美术的产业水平,来达到优化市场环境的目的。本文对工艺美术教育的讨论,指出其在当下发展的方向和价值。 关键词: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革新趋势 在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民间工艺美术,是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包含历史、社会、民俗和艺术等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20世纪以后,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处于长期存在的状态,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逐渐的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但是在工艺美术这个学科沉寂了十几年滞后,国民对民间工艺美术的认知兴趣却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艺美术教育的受众范围也不仅仅是高校的专业院系范围。传统的工艺美术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和独特的形式,在当代的中国教育体系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一、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不管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磨灭手工业文明曾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每一种类型的工艺品都有其专门的加工技艺,这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保护下长久的留存,但是具有非物质化的特性的技艺,要想把这种精湛的技艺不断地传承,就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大工业生产为主流造物的方式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完全依靠手工艺来谋生。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民间工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独立的行当形式存在的,从业者不仅可以以此为生,而且还能够通过师徒相授的手段来达到传承的目的,例如制陶、漆艺、雕刻等等,另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在获取日常的生产工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方面,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模式,只是在闲暇的时间制作和参与,并不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样也就不会有相对明确的师傅徒弟相授传承的体系,例如草编、织绣、剪纸等等。由于我国社会的形式在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对上述两种传统的手工艺形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来进入工艺品的行业当中,更多的原本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的农村青年也由于其收益效率相当低下的原因,放弃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借助外力,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延续是很难保证的。 二、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1、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使之顺应时展的潮流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工艺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普及型和专业型两种形式,前者包括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当中与工艺美术相关的课程,例如美术课、手工课等等,以及非设计类和美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后者主要指以工艺美术作为重点攻克和学习内容的大中专类艺术教育。发展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型的教学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义务,造型门类的划分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专业的区分标准,以培养工艺美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为目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的深入,西方大量的现代设计学的内容被引入和吸纳,原有的传统的手工艺教育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逐渐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教育是无法被取代的,同时这也是本土设计创新的根本。这种主流意识的变化,促进了广大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使得艺术设计和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可以实现完美的融合,由此一些高等院校推进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只有符合现代潮流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能够使我国目前的传统工艺美术得到弘扬和发展。 2、专业化的实践教学需要加强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情况来讲,很少有高校可以把传统的工艺美术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的研究方向而进行课程设立,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繁多的工艺美术门类,一个专业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不能囊括所有的工艺美术门类,另一方面,如果将众多的工艺美术其中的一种技能单独作为专业和学习的方向,其知识技能相对单一,对日后的就业造成的一定的影响,因此高等院校有关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不要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传授,而应该围绕专业化的实践化的工作室展开,不同地域的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对工作室进行合理的规划。除此之外,专业的工艺美术工作室还可以与艺术设计教学充分的结合起来,强化共性基础,打破专业限制,为长时间通过电脑进行模拟设计的同学提供可以动手操作,接触材料制作过程的机会,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要对传统的工艺美术的操作方式进行百分百的还原,教师应该在示范和介绍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全方面的向学生展示工艺美术的资料,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提高认知程度。 三、结语 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工艺美术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也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向大众普及工艺美术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从事工艺产品设计或者是工艺加工的专业人才。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只有当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了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带有民族元素特色的设计产品才能够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立足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设计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作者;刘先凤 单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抨击以及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绘画、雕塑等形式是美术创作不可动摇的表现基础,是作为记录形象的最佳手段。美术与画笔从来就好比鱼水关系不可分割。西方美术史更是在很长时期把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主导。 然而,这种以笔为创作媒介的表现方式保持到19世纪却受到严重的挑战。1826年,法国人普斯用曝光法拍下了人类不用绘画而用阳光得到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摄影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科技的土壤,在艺术的春风雨露中发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而蓬勃成长起来。照相术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普及对以模仿为主导观念的传统艺术无疑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本领远远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能力,以至于有人说:“传统绘画在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与再现上与摄影相比是何等的无力!”就连写实主义优秀作品《父亲》也不可幸免地被人评为“给人的感受不过是一张比较精彩的写实照而已”。不可否认,摄影作为l9世纪新的艺术创作载体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以其丰富的造型能力成为大众手中选择美、捕捉美、塑造美、再现美的有力手段,给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摄影挑战写实绘画,导致写实绘画的解构和现代绘画的兴起,那么真正造成传统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的,则是一百多年后电脑美术的诞生。 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卓越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计算机自问世以来,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在短短的50年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广泛深入到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当然包括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电脑美术因此应运而生。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外围配套设备为主要工具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它能取得普通绘画工具和摄影无法取得的无以伦比的绝妙色彩和魔术般变幻无穷的形式,而设计速度却较传统美术创作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从Photoshop到CorelDraw,从AutoCAD到3DSMax。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你可以轻点鼠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随心所欲变动,也可以在几尺的荧屏前创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以既不用胶片又不用冲洗得到超现实数码影像,还可以抛弃纸笔创作模式给小朋友献上精彩的《玩具总动员》……。总之,你所想表现的内容和东西,几乎都能在电脑里数字化生成。古人把对再观美好事物的愿望寄托在马良的“神笔”里,而电脑美术似乎将他们当初的梦想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因此,电脑美术一产生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正当人们沉浸于“网络伊甸园”充分感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创作乐趣时,一部分人却产生了忧虑和迷惘:面对“摄影昔冲写实绘,电脑今震抽象画”的现状,真不知传统艺术殿堂还能挺立几时?电脑美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会令21世纪的传统美术工作者失业呢?长期以来形成的纯美术的各种门类是否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生的电脑美术所替换呢?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是当前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碰撞,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电脑美术的产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艺术设计的质量、设计效率和设计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拓展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产生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效果。各种艺术设计门类——广告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一都因电脑这一媒介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和工具材料,突破了自己那门艺术表现手段的局限而大显身手,使现代艺术设计以纷繁多姿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艺术家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屏前讨论设计方案,观察任一角度的设计效果,欲将设计方案缩小、放大或转换角度,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同时还可通过修改设计方案的各种参数来随意修改设计方案并选出最佳设计效果。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别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计算机使艺术家们如虎添翼,增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电脑艺术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艺术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好处:它既可以综合各种创作素材,又可以对比各种色彩,还能够突破传统的技法。随着艺术软件的不断开发,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伴随着大艺术时代来临的,是艺术院校教育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美术教育受传统学院派绘画影响很深,就连不少设计学科也一直沿用绘画绘图为主的单一训练手法。网络艺术的兴起使我们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统一的教育观作为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李政道博士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新世纪将唤起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综合创造力的认识,在其相当丰富的土壤中达到美术创造探索的高峰。只有掌握了先进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手段,才能不仅扩大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本质课题上去。因此,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学子,无论立志成为设计师还是纯艺术工作者,都应当学习、了解和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科技虽然对传统美术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科技的运用,只是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工具的使用,对一种技术的掌握,而真正要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艺术层次的提高。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要以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将深刻的艺术认识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走到艺术创作的终点。艺术之美不仅是形式之美,而且更是人文之美。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表现能力,要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艺术修养,只是去掌握一门技术和一两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那就只能是机械性的重复或是模仿性的制作,决不可能刨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品来。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电脑美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传统美术仍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各门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美术史发展至今数千年.留下了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流派、各种表现手法。国画讲究“皴擦点染,干湿浓淡”.西画讲究“虚实松紧、光影线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统美术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无论多么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其根与源都牢牢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同时,由于人们审美观念不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艺术需求和爱好:有的人喜欢传统艺术.有的人喜欢现代艺术。所以我们不能提倡一些艺术门类抛弃另一些艺术门类,而应让各门艺术种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使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我们相信,传统绘画只要符合当前人们的审美要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一定能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文化需求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西方学者罗曼‘罗兰曾说过:“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到超绝的造诣。”我国理论家谢赫也提出了“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观点。我们处在一个古今并存的新世界,成熟的艺术工作者应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中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拿当代艺术的手段去衡量传统艺术的技法.也不能拿传统艺术的典雅来评价当代艺术的纷繁。我们要适应这个“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多元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车轮的面前彷徨不安。 面对现实,勇于挑战,既实且虚,既独且联;提炼精髓,开拓未来,既述且刨,既后且前——这当是21世纪美术发展的方向。 当代美术论文:小议当代儿童美术教育 每一位儿童都拥有稚嫩的童心,而信手涂鸦的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我国当代的美术教育被列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如何正确辅导孩子学习美术学科,是每一位美术教育者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使得最具情感魅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儿童感受到什么、喜欢怎么表达、有什么情感等问题被忽略。 社会上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比赛、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蜂拥而至,使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成为儿童绘画的标准,严重的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面对这些现状,缺少正确美术教育知识的家长和老师们选择的是:有些人选择命令的态度“教育”孩子,结果造成孩子顺从、胆小,习惯由别人来安排一切;有些人认为美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像与不像之间,把孩子当成复印机;有些人认为获奖和考级才是证明孩子聪明才智的唯一途径,其结果可能使儿童的思维机械化,儿童的童心和独立精神不是被抹杀就是被误导了,造成了儿童个性的缺失,妨碍了孩子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二、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 “事实上,我们依赖艺术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完整。我们深信了解艺术和艺术实践对儿童精神思想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与教育一词的含义是不可分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缺乏基本艺术知识的人能够表明自己受过真正的教育。”——阿恩海姆。 孩子的美术教育与其自身的年龄结构有非常大的联系,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适度的把握孩子成长规律,结合一定的教育方法,对儿童美术教育目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的基础教学研究,结合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把孩子的美术学习规律大体按照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以前的主观想象期、八岁后的客观写实期、以及中学阶段的应试学习期。 本文主要研究儿童的主观想象期阶段的美术学习规律,这一阶段根据孩子对于事物的感受能力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两岁半以前的涂鸦期(有意识无目底地不受支配的涂画),学前的象征期(象征性的表现头脑中的印象),4-8岁的主观表现期(用主观的形象表现事物的差别)。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孩子大胆的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三、家庭、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的联系 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当他完成一幅作品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家长要正确的鼓励、赞扬,孩子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家长要明白孩子在每个绘画年龄阶段所能够达到的能力程度,这也是家长要达到的的基本文化素养。 我们要重视当前儿童所面临的漫画卡通、时装设计、影视媒体类的工业文化环境的侵袭,这些表面上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意识,取代人的思考和观念。作为教师和家长,需要在儿童生长和生活的环境做出仔细的观察、理智的选择。 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隐性的、深层次的素质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是要学会了解、倾听儿童的创作想法;要善于抓住时机,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核心,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 作为教师,对自身更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感性的传授知识,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 四、儿童美术的最终目的 “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最强有力的手段,没有这种感知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思维都不可能”,——阿恩海姆。 一种文化环境的产生,一种心理取向的形成,带给儿童的影响虽说是无形的,但却是永远的。儿童美术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儿童思维模式走向统一,而是要培养儿童丰富的情感、热情的态度、生活的自信、合作的精神、审美的能力、个性的创造等方面创新思维的发展,才是美术教育最有价值的贡献,才是儿童美术之最终目的。 当代美术论文:剖析当代我国美术馆的策展实践途径 1995年前后,艺术策展人开始在中国文化现实中出现。那时,一些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组织或加盟的艺术展览中公开自称为策划人或策展人,虽然这一新兴角色的“自封”,属于国内本土美术圈的“醒目”人士对欧美当代艺术体制下策展人职业的刻意模仿和主观搬用,但是在此之后,当代艺术展览越来越活跃,并日益走向公开、走向公众社会。展览总量的放大,客观产生了大量策展事务。于是,以做艺术展览为惟一职业选择的独立策展人群体开始登场。到1999年,策展人群体已成为艺术圈内外引人注意的焦点。 他们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活力投入社会性的当代艺术推进工作,并逐渐走上当代艺术语境的话语权平台。他们的“鲇鱼”效应,搅动了艺术圈,让上下左右的艺术家和艺术人士都从沉寂中活动起来。2000年,国际策展人空降上海,参与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国内土生土长的策展人也空前活跃,参与了当年几乎所有重大艺术展览和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事件。 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纯粹公助性的活动在总体艺术机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社会力量对艺术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活跃的策展人往往主动在社会力量与艺术家之间、社会愿望与艺术行为之间起到沟通、融汇、整合的作用,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筹资开源工作把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资金导入到艺术活动之中。筹集展览资金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策展人在展览中的现实地位。2000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策展人中心制在投资方、艺术家的多向选择中应运而生,成为新展览体制的核心。计划经济时代艺术体制的遗留物如展览组委会委员和主任、评委会委员和主任、秘书长等头衔,经济转型初期临时出现的艺术主持、艺术总监等职位统统被策展人的角色囊括、取代。除了展览的经营之外,展览筹办、运作的几乎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到策展人身上。2000年之后的当代艺术实践表明,许多展览的主办单位不仅认同而且也接受了这种策展模式。 2003年,继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之后,拥有中国美术圈正统、主流话语权的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也采纳了策展人机制,无疑是策展人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的一个缩影。 一、策展人 策展人的全部工作就是为艺术家的作品提供最优秀的展出条件。这是策展的原则和态度。具体来说,策展工作几乎包罗了展览中的万象。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申报与预算论证、遴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把握展场设计与布展工程、落实展览保持和作品安全,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导读、文献资料到展览推广、媒体、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甚至作品的包装、运输、保险、报关、仓储,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在策展人的服务意识中有一条准则,即艺术家是对的。首先要努力把艺术家异想天开的创意实现出来。 当代艺术事关原创,具有较为特殊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理逻辑,有别于当代社会其他领域约定俗成的法度和规则,有别于流行的价值观。策展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多地认同当代艺术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当代艺术的策展,指涉的是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构。所以,策展无小事,策展要求策展人适应一种事无巨细、周密细致的工作。大到让展览意义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小到把一颗钉子如何准确地钉在墙面上,都是策展人所要关心和落实的事。一个展览是否有意义,关键是看它能否打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卓越的精神产品。 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实践的及时了解、对视觉经验的丰富积累、对艺术动向的敏锐判断、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对艺术社会内外各种规则的洞察都是策展人必备的素质。此外,筹集资金、商务谈判、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本土策展人自然而然的要求。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务实敬业、实践中出真知的知识者。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使策展人难以因循守旧,受限于既有的艺术标准和规则。策展人时时面对突发问题、不得不挑战的是自身极限。当代艺术的创新,就要求策展人不断打破审美定势,跳出路径依赖,摆脱思维惯性。策展人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才,需要将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技能融会贯通,否则难以应对艺术家千差万别的艺术方案及其语境。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有卓越。 二、中国的当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一般是公立或私立的非营利机构,宗旨是推动国际和本地的现、当代艺术。国际上的当代美术馆大多采用“白盒子”模式,场地简单大方、朴实无华,简单要素就是白墙、水泥地、色彩低调的天花板、专业灯光。许多现、当代美术馆还打造一些挑高空间,以应对当代艺术多样化的实验特性。 其实在美术馆整体的运作规范中,这一切并不简单。白墙需要能钉上钉子挂画,需要每次展览以后重新粉刷、维护。水泥地面必要时可以改造、开掘,以营造新的空间条件。天花板横梁必要时可以悬挂一定重量的重物。专业灯光必须可以调节、重新定位。 美术馆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基金会和赞助机构、公司追捧的对象。美术馆的形象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其软件中的重要一环,是保持其形象、学术品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一旦展览质量、学术水准不到位,美术馆的形象建设则无从谈起。 当代美术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一个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现场。美术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要务。 当下中国的一些开放城市,各种背景的中小型美术馆不断在浮出水面。2003年起,在上海,有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徐汇艺术馆等相继成立:在北京,有今日美术馆、北京皇城艺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宋庄美术馆等不断登场。其中,既有各级政府设立或间接支持的美术馆,也有诸多企业和私人创办的美术馆,也还有一些由外资作主要后盾的非赢利艺术空间。中小型美术馆的建筑物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维持、如何管理、如何运作就成了所有美术馆热情创立者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其中的瓶颈往往是资金、管理团队和制度建设三大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美术馆,这种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的许多美术馆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美术馆的专业性,使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在行政运作、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美术馆规范化运作的水准看齐。同时,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身段灵活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 三、中国新兴的美术馆策展机制 今天国内试图按国际惯例操作的美术馆,一般都实行正规化的策展人机制。设专业策展人,长年从事策展工作。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日常性、持续性的。 美术馆的整体展览策划与管理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在艺术行政管理的学科建设中的重点,是美术馆之为现、当代美术馆的核心要素之一。现、当代美术馆不是展览馆,自身场地的展览须有学术规划,规划须有学理思考和文化建设的思路。一年或多年的策展思路不同于单一展览的策展思路,必须有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标杆。以量取胜,频繁展出,无助于展览水准的保持和提高。而且美术馆团队疲劳应战,美术馆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也无助于自身的充电、调养、整顿提高。运筹帷幄,有张有弛,固然是美术馆展览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的要义。但更重要的是,在策展的学术架构中推进并提升展览,让展览独具建设性。以学术理性规划全年或多年的展览,让展览少而精,不断地减少展览数量、提高展览质量,不仅是美术馆策展规划的重要理念和长远思路,而且也是在相对艰难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当代美术馆能够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 美术馆的主流展览大致可分为自创展、合作展,引进展、交换展、征件展等几种。这样的分类便于策展人在行政操作实践中建构宏观思路和架构。经过梳理,针对不同类型的展览,采取一整套相应的应对机制和解决方案。美术馆展览的整体决策、管理思路一旦明晰,就能抓住重点,把握比重,精简具体的策展流程,提高效率。 美术馆的这几种展览都需要美术馆专业策展人不同程度的工作投入。策展人员必须制订全年展览计划。首先要策划原创展览,其次要审核合作、引进展览的申请报告,并负责实施所有展览。策展人员必须根据展览程序和国际惯例操作展览,包括签订协议、准备展览文案、全程落实展览布置和展览保持、人员接待和撤展。 自创展是指美术馆自己发起、组织、策划的学术性的原创展及具有一些其他功能特性的展览。这是美术馆确立自身学术个性的关键,美术馆必须重视的首要的创造性工作。自创展是一个推崇文化原创精神的美术馆的立馆之本,往往倾美术馆之力,把它们打造成美术馆全年展览的学术标杆和龙头。自创展一年至少应确定数个,数量可以逐年递升。也可以在两至三年之间发起一个重中之重、具备较大学术容量、但绝非国际双年展模式的展览。自创展必须有文化针对性,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原创性。但强调典藏性、教育性、文献性等功能特性的自创展也是可以超乎常规,策划出新意,让美术馆成为当地社区文化生活乃至本土社会文化需求的一部分。自创展由美术馆自身的策展团队独立策划,是但凡国际著名美术馆走向成功、树立独特学术形象的必经之路。纽约的MoMA、PS1、新美术馆如此,巴黎的市立美术馆和东京宫如此,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更是如此,泰特甚至有一个人数庞大的策展团队。 客席策展人制度也是一些美术馆营造自创展的有效补充。自创展邀请客席策展人譬如独立策展人、来自其他美术馆的策展人联合策划,或加盟策展团队,利在整合学术资源、开放多元视野、交换不同经验。只邀请客席策展人联合策展,同时又不邀请客席策展人独立、完全地策划美术馆自创展,是一些坚持主导立场的美术馆的学术机制。这样的美术馆往往十分注重自身的发言权和独立文化形象。 自创展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美术馆自身策展团队仅履行策展行政的配合和服务之职,是中国中小型美术馆强调艺术行政的一种常规打法,这种打法的诉求主要在于艺术的教育推广、典藏和社区服务。然而,致力于自身学术个性建构的美术馆,往往会慎用客席策展人以及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的自创展。 引进展也是现代美术馆的常规展览之一。由于美术馆自身策展资源不足,引进其他美术馆的优秀展览和独立策展人策划的展览,仍不失为美术馆拓展并借力外部资源、学习并借鉴他者经验的一种方式。引进展分两种:被动引进,主动引进。 被动引进的展览俗称“接活”展,坐地观望,等待人家的展览项目打上门来,从中仔细选择质量、意义、价值超群的展览进行立项、磋商、谈判。条件成熟,即加以引进。这是发展中国家美术馆最常规、最有惰性的展览形式之一,是以往场租展的惯性延续。在操作上具有不稳定性。展览的质量、时段、策划与运作方式深受展览提供方制约。几乎每个追求卓越的专业性美术馆,都以不断削减这类展览项目为荣。以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心态、面对全球艺术圈主动出击,遴选那种可以整体打包、移师再展的现行展览,整体移入,或精选其中一部分引进门来。这种引进展就与守株待兔的“接活”展有本质不同。这种引进展的规划由于出于主动,预设条件可以较高,挑选余地可以较大,合作的空间可以较宽,酝酿时间可以较长。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首先可以锁定国际艺术社会和展览供求市场的高端。用“猎头”的方式在国际、国内争取学术资源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优的展览 当下,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美术馆安排引进展较多,有的美术馆往往全年要引进多次展览。在自创展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变主动为被动,主动引进优秀展览,是美术馆提升展览质量、确立文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必要举措。 交换展是引进展的特殊方式。不仅引进,同时涉及输出。美术馆与国际上优秀的美术馆形成合作、展览交换的关系,可以用共同策划、两地交换展出的自创展进行交流,也可以在常规条件下直接交换各自的自创展。国内、国外的优秀美术馆都预设在交换合作的意向之内。交换展是不同美术馆资源和经验的互补,由此,一个新美术馆在自身提升、锻炼过程中可以大得裨益。但美术馆一旦成长起来,就会回避这类容易流于形式的学术交流。因此,一个中小型美术馆安排交换展,应着力加以递减。 征件展可以强调实验性和美术馆特色。美术馆拿出一定的空间上网征求展览提案。在一定时段内,召开美术馆策展部学术会议或艺术委员会成员的评审会,选出适合展出的优秀提案,由美术馆本着指导、支持、制约的原则辅助实施。征件展应该是一个发现、推举年轻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舞台。征件展的频率和预算应有所控制,中,J、型美术馆应以全年安排不超过六个为宜,展览预算积极寻求国内外基金会和民间赞助的支持。 巡回展可以是美术馆的自创展,在美术馆首展后出去巡回,也可以是引进展、交换展和征件展,在展出后到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或其他空间展出;也可以打包出口,到其他国家展出。巡回展既可以获得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也可以均摊展览成本、降低预算压力和资源浪费。当然美术馆作为展览原创单位的品牌行销,也会取得放大效果。巡回展必须视美术馆自身能力和馆外资源整合的能力而行,适合从一年作一次开始起跑,积累经验,再作发展。 展览的行政分类法特别有助于展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统一管理的理念下,什么样的展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来对待,配合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什么样的展览应该侧重,什么样的展览应该缩减,应该清清楚楚。方针既定,就要贯彻到制度层面的具体建设和执行。这样,策展管理才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四、中国首家现,当代美术馆的策展实践 2003年12月28日至今,作为中国首家政府背景的专业性当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ShanghaiDuolunMoMA)已成功运行五年多时间。五年多来,这家中小型美术馆硬件、软件建设初具特色。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定位准确、文化针对性鲜明的当代艺术展览的举办,让美术馆获得了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美术馆自创的《打开天空》、《上海酷》等注重本土平台视觉文化建设的展览,推出的《两个亚洲、两个欧洲》、《无人之境》、《Hexa计划:闪现》等较高学术定位的国际展,在国际与国内艺术圈中备受瞩目,国际媒体《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专业媒体《ArtinAmerica》、《ArtPress》、《ArtNews》、《Artlink》等纷纷以专题多次报道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和学术倾向。这一系列以全球本土化模式举办的展览,通过本土社会视觉经验的不断刷新,致力于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生态中,引导出塑造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在国际视野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中国自立、自为的一家成长中的小MoMA。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语境下,它不得不面对独创性、建设性乃至挑战性的美术馆工作。然而,它所打破的许多国内纪录,探索的许多前人未涉及的领域,都对中国其他中小型美术馆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既然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已经积累了五年多的经验,以分析、总结的方式看待美术馆自身的制度建设问题,从实际经验出发探讨完善中小型美术馆制度建设的可能性,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可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经验。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办馆理念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一年多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了以原创思想为文化目标、以原创展为主打展览的学术定位。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有利条件、经验的积累可以视为美术馆推进自己,创立自己文化个性的前提。但是,如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继续从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入手,调整在制度建设上的心理结构,确立一个可持续推进的、深具潜质的现代美术馆学术架构,是美术馆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再次起跳,以卓越的文化建设形象真正跻身于世界美术馆之林的根本大计。 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中,自身学术架构的确立十分重要。就展览策划而言,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一反国内美术馆的常态,在开馆之初,率先设立总策展人职位和机制,并设策展部为美术馆的核心部门,就是重视策展在一个美术馆制度建设与学术架构中的重要性。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当代美术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发优势的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策展与媒体传播 中国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与媒体传播的互动机制,在美术馆公共推广、营销方面十分关键。原创层面的当代艺术,在生成方式上往往先拒绝商业性,仅仅依赖于传播存在。这是实验艺术能保持它的独立性、批判性和精神性的可能条件。实验艺术如果不传播,作用还是体现不出来,纸上和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它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口口相传的“口碑”。恰当地处理好实验艺术与媒体的关系,实验艺术就有可能保存它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公共传播一旦生效,美术馆动员社会赞助的号召力方能立竿见影,因此,美术馆推广、营销的这一市场环节往往在展览展出并传播之后发挥功效。公共推广、营销的成功应该是一系列优秀展览的结果,而不是动因。 当代艺术在中国国内的本土化进程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当代艺术也形成了对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等几个媒体中心的依赖,在这几个非主流的信息传播中心,已经形成一种媒体惯性的行为力量。这种行为力量由港台地区开始,在国内得以实用,而且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再就是,网络化的存在。以前在北京、上海做艺术活动才可能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辐射。现在,把好的艺术活动在成都、南京、广州等地的美术馆或替代空间做,同样可以取得在北京、上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当地媒体的主动参与,之二是通过网络的继续放大和媒体信息的自我克隆,自身繁殖,使当代艺术信息得到更多的传播。 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有以下三个点:学术性批评:局限于艺术圈;报道式批评更有社会性和广泛性,尽量强调通俗易懂;媒体活动报道:兴奋热点在于新闻性,可能会造成对某个艺术事件的误导,但其对新闻的捕捉是最敏感的。在艺术策展时要考虑到这三个点,考虑到和大众的关系。 当代艺术活动的公众互动方式大体可以分几种: 中击型、灌输型和互动型。冲击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在一个公共空间里突然发生的行为艺术展,由于纸上和网络媒体的集团化操作,一下子辐射到全国上百家报纸。一个艺术行为,通过国内媒体竞相报道的方式进行传播,至少让公众知道有当代艺术这码事,有行为艺术这码事。他们可能会批评,但至少人们开始谈论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在谈论过程中,当代艺术可以进行传递。 灌输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雕塑公园请艺术家在城市市区或市郊做雕塑作品和户外的装置作品。公园形成后,几乎每天有许多市民和游人参观。无论是上海张江公共艺术计划“现场张江”,还是桂林的愚自乐园等等,都以亲民的姿态,形成了当代艺术对民众灌输式的艺术教育。 互动型的当代活动,以美术馆的电子艺术、多媒体艺术展览最为大众喜闻乐见。公众在参与作品互动时,往往明白,原来美术馆里发生的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也是艺术,然后逐渐接受,或反问。这就形成了公众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互动。 如果更多的艺术界人士多依赖纸上和网络媒体的力量,多考虑怎样利用媒体使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成型,当代艺术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再是小圈子里“鸡尾酒会”上弹冠相庆的事情,而真正变成社会公众生活中必要的存在和精神上的家园。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电影美术色彩设计刍议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电影美术的内涵,进而介绍电影美术的作用和设计创造时涵盖的要素,最后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中的色彩设计。 关键词:电影,美术,色彩设计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五、结语 总之,色彩在影片中,不仅是纯粹电影化的造型手段,而且还要构成电影的视觉语言形态,只有当色彩融合在影片剧作之中,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并且本身成为剧作内容,色彩与影片的关系才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色彩在影片中的生命品质才能得以存在。一直以来,影视艺术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当然影视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影视美术的重要贡献,更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影视美术工作人员,影视和美术的紧密结合必将带动影视产业和美术艺术形式的绚烂盛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走入世界视野,中国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而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文化冲击。这使我们意识到在英语教学中只教授语言知识已经很难满足对外交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要迫切地培养既有英语专业知识又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1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容及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指拥有不同符号体系和文化认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简单地说,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任何在文化背景和语言上有差异的交际。一句完全正确的话,但是如果用的场合不恰当,或者不符合说话人的身份背景,甚至不符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那么就达不到交际的目的,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跨文化交际教学中,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如语音、语法、词汇等,更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外语思维,了解所学语言的国家的人们是如何用语言反映他们的思想、行为、习惯,了解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除了语言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基本人文素养是非常重要的。胡文仲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讲,越深刻越细致地了解所学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个语言。”正是意识到文化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教育部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文件曾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因此,高职英语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语言知识,培养其听说读写等应用技能,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已成为近年来外语教学中不断被提及的一个热门话题。 2跨文化交际在高职英语精读教学中的现状及问题 英语精读课程是一门必修的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全面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等的综合语言运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因此,近年来一些英语精读的教材中也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文化知识的渗透。就笔者教授英语精读课程所使用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教程》为例,在这套精读教材里,除了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能力之外,每个单元都有文化角这个板块。其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本族语与英语及其所属文化的差异,培养学生利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但是经过笔者的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现阶段高职英语精读课程中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仍然暴露出许多明显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2.1英语文化知识输入意识不强 在英语精读教学中,很多高职英语精读教师只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培养,忽视了英语文化知识的输入,使学生仅仅掌握了英语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却并没有引导启发学生去了解英语语言背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同时,由于受到课时限制以及教材重语言知识传授的编排形式,教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必须要迎合英语语言应试教育。 2.2英语教师自身文化知识的欠缺 如今,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已掌握扎实的英语专业能力,但是在英语文化背景方面,水平却参差不齐,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储备,在英语文化背景方面以及其文化和国内文化的差异方面,不具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因此,英语教师向学生传授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知识将非常有限。从教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教师自身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能力的欠缺,对于在英语精读课上培养学生的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3教材内容未能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高职院校所选用的英语教材也应符合趋势潮流,与热点新闻紧密结合,突显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现英语教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但是笔者调查发现,大部分高职院校所选用的英语精读教材排版老套,文章内容过时,很多文章并没有体现英语的发展性,也未能体现出英语的时代感。而且,英语精读课程重学生语言知识培养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建,即使有的英语教材有涉及到文化知识点的介绍,但也缺乏文化知识系统性深入性的讲解,对于英语背景文化、英语表述特征的具体介绍只是泛泛而谈,蜻蜓点水,不够深入细致,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3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策略 在英语精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英语国家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渗透到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去,让学生学会用英文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使得学生在英语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准确灵活恰当地传递信息并使交流内容更加丰富。笔者认为,要使学生能在英语精读课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提升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3.1课堂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教师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应当改进教学方法,恰当地选用教学模式及合理地安排课时,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掘和利用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教材中有许多地方都有与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的话题,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综合教材3》第三单元是有关教育的话题。那么教师在课堂上就可以对比中美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同,进行两种文化的双向对比,让学生在学习相关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在掌握两者差异的基础上,让他们真正明白英语国家文化历史和汉语传统文化的异同,在两种语言表达思维模式下自如灵活的切换以此真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2第二课堂中文化知识的输入 有限的课堂时间严重影响了学生文化知识的获取,不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许多高职院校,学生甚至是英语教师都少有机会到说英语的国家去进行学习交流,身临其境地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氛围和体验文化环境,那么学生对西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观看视频资料等建立起来的,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第二课堂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创设生动有趣的第二课堂。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等一些在线网络课程不断涌现不仅延伸了课堂教学,更丰富了第二课堂。学生能在网络课程中随时随地地进行灵活有效的个性化的学习。教师则需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相关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类文化知识的公众号、APP等都可以下载到手机,随时获取有趣又有料的文化知识。从第二课堂中大量阅读和广泛接触西方文化知识不仅可以弥补传统书本授课和课堂教学活动的不足,更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加文化素养,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3教师能力素养的提升 英语教师是语言传播的使者,是文化沟通的桥梁。除了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高职英语教师还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了解熟悉说英语国家的文化成为两种文化差异之间的桥梁。这就需要英语教师自身广泛涉猎跨文化交际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例如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还要了解日常用语、专有名词、俚语、禁忌等能够反映跨文化的背景知识。因此,高职英语教师需要进行自我内涵的提升,不断学习,涉猎不同国家的文化。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和学生一样,大量地阅读英语经典名著,历史书籍,视频影音等,广交外国友人,关注西方国家新闻动态,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不断适应新时代下跨文化交际教学方面的要求。另外,在文化知识的教学中,教师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文化学习的引导者和示范者,是学生文化学习的重要伙伴。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的同时,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4结语 新时代下,文化知识的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强调语言能力的训练和语言知识的传授的同时,更要掌握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有效地开展文化教学。从当前高职院校英语精读教学的现状来看,虽然存在着文化知识输入意识不强,教师文化水平有限等问题,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仍具有较大空间和发展潜力。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文化教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必须不断创新和完善高职院校英语精读教学方法,注重在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摘要:构建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要以切合社会发展需求、区域经济建设需求及行业用人需求为主导,又要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理念,凸显职业教育特色。本文针对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培养模式对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结合专业实际,探索以技能培养为重点、以就业导向为核心、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保障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对该模式实施的初步成效进行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亦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总量将达到8127万。面对巨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任务。因此,只有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步伐,才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 一、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1.注重知识体系培养,忽视地区、行业、企业需求,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不够精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仅仅从管理学科的角度对学生需求进行分析,忽视了地区、行业、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不能有效地将地区、行业、企业的技术要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导致社会需求与学校供给严重错位。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充分认识管理活动的特性,彻底摆脱单纯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以地区、行业、企业需求为核心,构建应用性管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2.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传统的工商企业管理教育在教学中通过理论知识传授、教学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知识,却忽视培养学生岗位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应变力,导致学生专业技能欠缺,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学生只有在职业情景中,通过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任务,体验岗位的工作环境,才能逐渐获得和提高岗位适应能力。 3.教师企业实践经验不足,缺乏实践教育技能。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企业对教师到企业内部调研、学习和锻炼未能积极支持,关键技术、关键岗位和生产流程不愿对教师开放,人为地将教育与生产隔离开来;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所选择的科研课题以研究型为主,很难转化为实践成果,教师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机会较少;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师资来源主要以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为主,虽然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丰富,但缺乏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各类企业中的实践及管理经验,因此在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方面缺乏必要的师资保障。 二、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高技能人才即通常所说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岗位实践和适应能力,高职院校应从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就业岗位的需要出发,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一)服务区域经济,切合行业需求,注重专业技能培养 1.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学过程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地处内蒙古呼和浩特,随着呼包鄂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小型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自2004年开始招生以来,教学计划亦不断进行调整,2008年根据学院要求,实施学分制改革,制定2008级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在之后三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专业课程设置不够清晰,部分专业课程理论性太强,技能训练型课程缺乏等问题。2011年,结合“国家标准、企业实际要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以及学分制三年实施经验,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修订,理论教学坚持适度、够用的原则,增加学生实训、实践、实习的机会,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量的比例达到50%。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听取行业专家意见,紧扣企业需求,按照“职业岗位群—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构建教学计划体系,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训、ERP原理与应用、创意思维训练、SYB(创建你的企业)等技能训练课程。另外,针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口径宽泛、专业性差的问题,借鉴国外高校“模块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专业方向进行细化,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模块,每个模块包含5门专业限选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及优势等因素选择相应模块的课程,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克服了以往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知识宽泛,但技能不专的弊端。 2.拓展各种渠道,提升学生专业及实践技能训练。(1)建立并实施“双证书”培养制度。双证书教育是目前中国职业改革方向之一,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强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培养制度一方面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心,同时也凸显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学生考取助理人力资源师、助理营销师、秘书等职业资格证书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及就业竞争能力。(2)开发校内实训资源,深入开展实战模拟教学。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始终以提升学生实践技能为目标,在实践教学资源方面予以极大的支持。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设立了ERP综合实训室,配备了企业经营电子沙盘软件和手工沙盘模型,学生在实训课程中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角色,承担相应的管理职位,同时与其他模拟企业进行竞争对抗,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实训模拟教学,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相结合,为未来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3)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技能比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学院实训中心及工商企业管理教研室努力为学生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派出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加企业经营模拟竞赛和创业竞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工商企业管理专业2009级学生在2011年“E路通杯”全国高校网络商务创新应用赛中,荣获商务创新应用模式一等奖;2010级学生在2012年“挑战杯”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通过参加各类实践和创新竞赛,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及实践操作技能。 3.通过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提高实践操作及岗位适应能力。(1)改革毕业设计形式,提升实践操作技能。依照传统的教学实践模式,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毕业设计形式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老师负责辅导论文,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缺乏实践能力培养。为提高毕业设计的有效性,学院以2009级毕业生为改革试点,对毕业设计进行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以创业技能课程培训(SYB)取代毕业论文撰写,通过15天的创业技能培训,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创业基础知识、政策及相关技能,经考核合格后获取创业技能证书,并可获得免息小额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毕业设计改革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同时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平台。(2)通过顶岗实习,提高岗位职业技能。顶岗实习即到企业顶岗实践,实地体验职业环境及职位要求,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已建立多个实习基地,行业涉及生产制造、人才服务、商业贸易、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学生依据自身职业规划选择实习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管理环境和工作氛围,培养认真严谨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提高职业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明晰自身的职业生涯目标。 (二)以就业导向为核心,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 1.重视职业规划,为学生明确专业方向。自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起,在秋季新生入学教育中,将专业发展前景及职业规划作为迎新教育的内容由教研室主任及专业教师介绍给新生,同时将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作为公共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并形成课程体系,包括大学生职业规划、创业指导及就业指导三门课程,分别设置于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及第五学期。除采用课程讲授的形式外,还聘请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对就业需求和岗位要求举办讲座,为学生选择职业方向出谋划策。 2.积极推荐就业,为学生顺畅就业提供渠道。首先,依托地区行业协会在校园举行专场招聘会,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其次,充分利用学校招生就业信息网络资源,完善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为学生提供各类就业信息及求职渠道。 (三)依托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实习实训基地为依托,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目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有10专职教师,其中2名具有企业相关实践经验,其余8名均为院校毕业分配至学院的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但缺乏企业实践管理经验。为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学院要求青年老师选择到企业挂职锻炼,直接参与企业的实践管理工作。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每年也要利用假期或其他机会,参与企业的培训及招聘工作。此外,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开展课题的研究与转化,协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实践技能。 三、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设想 自2011级学分制教学计划实施以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现了由传统的“大而全”向“小而专”的转变,总结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两年来实施的成效及不足,在未来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规划中,对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提出如下设想: (一)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模式改革,探索“订单培养”模式 综合运用学校和企业资源优势对人才进行培养,“量”企业的需求之“体”,“裁”学生的培养之“衣”,推进教学与实践零距离,构建用人单位与学生零间隙,寻求毕业与就业零过渡的有效方式。“订单培养”模式更利于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用人单位可以稳定地得到事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学生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实现用人单位、学生及学校的“三赢”。 (二)加强综合实训基地建设,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校内实训主要通过ERP实训室进行电子及手工沙盘模拟,实训手段单一,实训内容很少将相关行业各岗位上下游之间的业务有机地串联起来,综合性和设计性内容不足。为实现综合型、设计型、体验型课程开发与科研相结合的整体建设格局,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学院拟与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度校企合作,引进“虚拟商业社会环境VBSE”实训平台,学生通过在多类社会组织中从事不同职业岗位“工作”,训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从事经营管理所需的综合执行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感悟复杂市场营销环境下的企业经营,学会工作、学会思考,从而培养自身的全局意识和综合职业素养。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就业为导向,对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进行优化和变革,才能够实现教育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管理的变革对工商管理类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承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成为现代企业十分看重的个人素养。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培养出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的需求差距甚大。 【关键词】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模块融合;探讨 1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基本模式 1.1 基本模式描述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心、素质为保证、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的模块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思想,体现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全面素质教育培养,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掌握专业技能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培养毕业生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构建课程体系。做到了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课内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施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在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是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有针对性的体现,从灵活多样的显性和隐性课程进行培养。 第二,实施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课内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减少理论教学课时,开设独立实践课和综合实训项目;课外的实践活动强化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 第三,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 第四,为促进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发展,学校在多家知名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实践基地,学生在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期间,每学期都安排一定的时间到企业实践基地进行相关见习,第五、第六学期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将在学校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 1.2 内容方法体系 本专业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两个体系、三个模块,即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三个模块是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和能力模块。素质教育作为基础贯彻“三全”原则,即“全过程、全员、全方位”。本专业的职业素质教育的改革措施和执行过程包括: 第一,学生入学后入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学生的军训教育。 第二,在教育计划执行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对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的学生给予德育加分,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谦虚好学的精神。 第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第四,学校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尤其是假期参加社会实践,实行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素质教育培养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社团活动,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使他们能进入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并为今后的就业和从业做好准备。 1.3 保障体系 第一,师资队伍建设: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本专业专、兼职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并重点优化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第二,实训基地建设:为了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本专业配备有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室主要满足学生课内实验、综合实训项目和独立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校内实验室采取开放式管理,学生在课余时间尤其是技能大赛期间,实验随时得到实践训练。校外实训基地主要满足学生感性认识、岗位技能和毕业实习的教学要求。 第三,教材建设: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教材建设,本专业所选教材一是积极采用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的高职高专教材,二是积极组织、鼓励教师自主编写或者参与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教材或者讲义。本专业教学所选教材基本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教育部统编教材,教材选用合理,保证了专业的教学质量。 第四,教学管理:本专业的教学实行校系两级管理,除了学校的相关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以外,系部还要针对本部门专门制定相关的教学管理监督办法,职责清晰、规范明确,制度完善。 第五,教育评价: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考试形式,着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基础课程主要采用理论知识考试为主,闭卷、开卷、笔试、口试相结合;专业课程采取理论考试和实际课题相结合;实训课程采取实验成绩为主,测试考试为辅。通过考核方法改革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重视职业能力培养。 2 课程体系设计 2.1 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面向市场、立足岗位、重视素质、突出能力、强调应用”为根本,适岗与变岗、综合与应变、产学结合、职业技能培养作为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含职业综合发展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的复合概念,体现了“能力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课程能力观。 在课程设计上,突出以“应用”为主旨的原则,围绕专业培养目标,不断修订和完善专业教学计划,合理增减课程和课时,一切围绕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职业能力,强调学生发展的后劲。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及实践课六个模块之间,建立起一整套学时比例恰当、课程体系设计合理、课程内容新颖、教学大纲科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合理、先进的课程体系。 2.2 实践课程体系设计 实践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体系,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针对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以实践技术岗位应用性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来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体系建设中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把实践教学环节与理论教学环节并重,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通过由基本技能到专业技能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训练,培养学生的预测与规划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拓展能力。从专业人才培养对职业能力的要求,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实训项目、独立实践课项目和专业综合技能训练三个部分,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一条主线”,理论实训项目训练是对独立实践课项目与专业综合训练的基础与支撑,专业综合训练培养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实践教学体系主要有综合沙盘对抗、操作、演示、设计和参观等方面。 2.3 就业实践设计 为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就业时更快地适应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制度,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将顶岗实习课程化,分两阶段安排学生到相关专业实训基地进行顶岗实习。 第一阶段――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顶岗实习:主要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并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素质”为目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顶岗实习主要将学生安排在商品采购、销售、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相关部门,让他们在企业参与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于实践,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并在工作的过程中锻炼学生与企业领导、基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并学会自主解决日常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的生产环境、企业生产组织形式,感受企业文化,从而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规范及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时间、纪律观念及安全责任意识、环保意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目标及学习要求,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预就业顶岗实习:主要以企业“准员工”身份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的顶岗实习,要求学生完全按照企业生产要求进行工作,经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实现独立工作,完成企业的工作任务,从而真正地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实现“零距离”人才的培养。 2.4 职业技能竞赛设计 职业技能竞赛是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专业技能大赛,一方面,促使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力要求有效衔接,使教学更贴近企业需求,贴紧职业岗位要求,并促使学生形成团队合作、勤于钻研、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技能竞赛,检验教学成果,发现教学中存在问题,并及时改进;第三,为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安排他们参加省市级和国家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从而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结合”的目的。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难以全面发挥人才对工商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全面优化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国际视野;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一、引言 在全球化视野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对工商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才战略是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取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企业的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从当前的问题出发,创新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 当前我国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基本是照本宣科,没有根据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人才培养的规划,对关键人才的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使得现有模式下培养的人才还缺乏实用性、战略性,对工商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不管是企业还是高校,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都存在短视性,所以使得我国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虽然数量较多,但是整体的质量还有待于提升,因此难以引导企业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2.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 与一般性人才培养模式相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培养,缺乏实践教育,其掌握的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是还缺乏必要的实践能力,使得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培养与教育,因此使得人才培养的成本不断提升。同时,由于缺乏实践教育,使得人才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其关键作用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拖慢了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的发展步伐,也使得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3.企业的参与力度不足 传统模式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主要是依赖于高校进行教育和培养,企业的参与力度较小。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工商企业对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而由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固定,因此其所培养的人才难以准确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使得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缺口得不到有效的弥补。同时,由于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使得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降低了人才的应有作用。 三、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措施 1.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 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其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同样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要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的规划,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纳入到企业和高校发展的战略中,通过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思维,改革培养路径等,全面提升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效果。 2.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 单一化的理论培养已经难以适应工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全面加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要根据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最新的理论作为支撑,将企业的发展融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并重视实践操作方面的教育和考评,使得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对工商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为人才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 3.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 校企联合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也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保障。高校应该与企业合作搭建其人才培养的平台,整合校企之间的优势资源,在接受高校理论教育的同时,要引导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践和学习,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实践教育指导。同时,要逐渐加大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使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制定和实施培养计划,并与高校进行联合培养,在现有的基础上全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总结 国际视野下的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促进工商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应该从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等方面出发,全面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工商企业在国际视野下的健康长期发展。 作者:韩红蕾;黄乃文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 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联系 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两部分,下面将分别介绍儿童文学与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儿童文学作品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儿歌、故事、诗歌、童话、科普读物均属于儿童文学作品的范围,而且这些优秀作品又作为编写小学教材的重要文学资源体现在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里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小学语文教学教材内容形式,同时对小学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把握儿童文学的特质和小学语文教学规律,来进一步提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当代社会,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十分广泛,少年儿童在接受课堂教学知识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儿童文学读物来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读写和阅读理解能力,有助于少年儿童的成长。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1.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儿童文学由于其丰富的体裁样式和大量经典作品的创作成功,极大地扩展了编写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资源渠道,目前,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教科书中大部分选文均来自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要求下,无论是哪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都因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与趣味性等特征构建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参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国内比较普遍,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儿童文学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源,对小学语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源泉 在儿童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儿童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同时有利于与成人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沟通,而依据儿童身心发展需求进行创作的异于成人文学的独立的文学门类,即为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内容开发的重要源泉,符合七岁至十二岁之间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和理解审美能力,对于小学生的情感和观念的形成以及对文学作品阅读兴趣的培养都将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同时还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增强他们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新课程标准下小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3.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儿童文学占据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很大比例,已经成为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小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中的寓言故事能够深刻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帮助这些儿童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另外,儿童文学其实就是打开小学生心灵世界的“一扇窗”,他们能够借助儿童文学这一载体更好地去发现美、感受美,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享受着儿童文学给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熏陶感染作用,尊重小学生在儿童文学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促使小学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道德品质高尚、伦理观念健全的社会人。因此,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对于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与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日渐提高,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一定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新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的教学要求,才能切实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与小学生们的课外阅读水平。 作者:赵元宝 单位:湖北崇阳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策略综述 1、更新观念,角色变换 创新教育首先要更新观念。从课型设置,课堂组织,教学方式和手段等多角度着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促进学生智力的开发,并与非智力因素相协调配合发展。针对语文教材的文章特点,内容范围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征,选择最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积极主动的学习中,主动探求语文知识,并树立创新意识。 创新教育的角色变换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时调整并变化角色,重新确立目标。既要变“一言课堂”为“群言课堂”。即传统的教师一人独角戏,教与学分离,填鸭式灌输转变为启发式,诱发式教学方法,变单项传输为双向或者互换交流,由浅入深,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及时并保持课堂气氛活跃。又要变“传授知识”为“生产知识”,教育教学在基本课程内容学习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2、营造课堂氛围,培养创新意识 融洽、和谐、活泼的课堂气氛有助于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教育教学策略不仅是教学生语文的基础知识,更重要是教学生如何主动去自我获取知识。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教育教学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应努力营造轻松、愉悦、和谐,互动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多思多虑多问多讨论,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3、挖掘素材,激励创新 语文教材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言、思维、德育、美育等创新因素,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凭借课文,紧扣语文,挖掘创新因素。譬如教学课文《司马光砸缸》,教育教学不仅要挖掘创新因素,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特殊时间救人的关键不仅要有勇气和胆量而且要有谋略,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从而引发到培养学生灵活思考,创新实践。 4、总结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课程应以学生思想教育发展为本质,指导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课程、确立目标并制定学习计划,提高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整体认识,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文字的运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重视小学语文知识与实践的相结合,让学生除了在掌握小学语文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技能以外,并体现他们对小学语文的思维方式方法,同时各方面挖掘素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对小学语文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认知,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并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价值,为学生未来发展和更深一层次学习做好基础。 作者:李永琴 单位: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芒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 【摘要】 在日常教学和优秀课例展示评比活动中,多媒体技术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决定着课堂的教学质量,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课堂程序,给语文教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激发学生兴趣、突破难点、拓展思维的有效工具之一,通过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极大的提高课程效率。本文主要围绕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及实践研究等两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在今后工作中多媒体技术能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关键词】 多媒体技术;小学语文;价值;实践应用 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逐渐突出,其将文字与声影、书本与生活进行有效结合,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为学生提供立体的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的活力。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紧跟时代步伐,将多媒体技术与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进行整合发展,促进小学语文的学与用,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 1.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1)多媒体技术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教学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教师讲解介绍来完成;二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但在应用多媒体教学后,教师可以直观、形象的对教学内容、信息进行传递,课堂上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刺激学生的感官,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实现语文学习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 (2)多媒体技术满足现代教育要求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创造直观的情景,利于对学生兴趣和求知欲的激发,符合当今时代下语文教学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学方法的一种创新,对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3)多媒体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 多媒体技术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运用将课本的内容直观有效的反应给学生,学生在观看视频、图像以后,更容易掌握课本知识。 2.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1)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 小学生很难对固定事物产生持久的注意力,对万物充满好奇心,而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需要集中小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其愿意学习语文知识。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可以协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选出精美图片、设计课件,课件中真实的声音、绚烂的色彩,容易吸引小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注意力,合理的运用多媒体课件,善于抓住学生的眼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不同之处,这对培养小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2)有利于三维教学目标的落实 在新课程标准中把教学目标分为三个维度,体现比较深刻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教材是枯燥无味的文字或是图片,在接受时学生会感觉乏味,缺乏兴趣。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后可以来展示相关视频或是浏览一些网页信息,容易调动学生的感官,激活思维,进而加深对课本知识的了解和感悟能力,有效吸收课堂所授知识,优化教学效果。 (3)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说话能力,利于激发学生的发展思维,学生在多媒体引导下可以增加交流、参与的机会,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和实践操作,逐步养成独立思考、积极参与的品质。此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充分提高学生的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融声像图文于一体,具有智能化的双向教学活动过程,极大的简化了教师的操作。但是,在应用多媒体技术的同时语文教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往往忽视了语文教学的目的,过于重视课件的观赏性,简单的认为多媒体课件越漂亮越好,导致课件背景复杂,画面变化频繁,学生将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对画面的欣赏上,忽视对课堂知识的吸收,使得对课文内容一知半解。主要基于语文课的特质,语文课是语言实践课,一切教学手段必须以语言活动为主体,以语言媒介为中心,不能完全借助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全面能力,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整的语文教学。 3.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1)适度引入多媒体技术 引入多媒体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小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明确多媒体教学的目的,有针对性的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第二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设计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背景;第三掌握多媒体的展示时间,如果时间过长会大量的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对整堂课的教学产生影响。 (2)正确处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是对教学上的一种创新,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能够更好的达到教学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感官体验,即:动画、色彩、视频、图片等;而传统教学模式是需要进行板书教学,以多媒体为辅助教学手段。如果长期过度依赖于多媒体技术,会使得学生思维懒散,因此,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必须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3)注重突出语文的特点 在应用多媒体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时,应注重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切忌出现多媒体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应用多媒体的同时要不断强调学生多读,借助多媒体技术多了解课本内容,以期来提高学习成绩。 作者:胡晓萍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二十里铺中心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方法研究 一、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二、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 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 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探讨 一、要明确小学语文的总目标 1.在小学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要让小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的品味。 3.教师要增强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让小学生初步掌握学习小学语文的基本方法。 4.教师要帮助小学生发展语言能力,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让小学生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5.教师要带领小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 6.要教会小学生学会汉语拼音,学会说普通话。 7.教师要派样小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最好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还要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语感和理解能力。 8.要让小学生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要能顺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想法。还要让小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提高书面语言的运用能力。 9.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能和人无障碍的沟通。 二、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三、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四、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一、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民族自豪感 语文是一门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的课程,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纵观我国五千年历史,都可以在语文的课程中找到它的足迹。同时语文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礼仪道德以及哲学的问题息息相关。对于小学生而言,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好好进行语文的教学,帮助学生学好语文这门课程,使得学生在这样的阶段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在以后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展。“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文化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像是一片,学习语文就像在知识的海洋徜徉,可以领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霸气,可以体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无奈,还可以感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小学生通过学习这些诗词,可以很好地领略其中的含义,通过长期积累的过程,能够积累下这些知识,逐渐加深他们的文化底蕴。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种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学生学习语文的课程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同时,传统文化的单纯性也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理解语文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学好语文,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学生学习语文,不单单是学习语文课本上的知识,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其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祖国得以在几千年中取得灿烂辉煌成就的根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亘古不变,学习、了解、传承中华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小学生应该重视语文的学习,通过对小学语文的学习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民族的自豪感,这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二、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效率 语文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质比较强的课程,所以在实际的学习中,语文的学习并不单单是在语文的课堂上,其实也是渗透在各种各样的科目中的,简单地说,就是语文的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因为语文课程是一门与语言息息相关的课程,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相关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及语言组织的能力等。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的学生语文科目成绩好,别的成绩也是比较出众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这点,除去语文之外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等课程的学习都是在语文基础之上的,学好语文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语文更像是一种必备的工具,在实际的生活中,掌握好这个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 三、有助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在现代社会当中,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重要的自身技能,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都需要这样的技能。举例子来说,如果有企业招聘,首先看的就是个人简历,一个连简历都制作不好,个人说明都写的乱七八糟,没头没尾的人,和一个简历制作得简而精,从头到尾条理清晰,语句简单突出重点的人,哪一个会被应聘,估计我们应该一目了然。良好的写作水平和文笔,是一个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文笔、写作基础和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是很难的。良好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掌握的,这需要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小学的语文教学阶段,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条件和设施,都能够使小学生接触到很多的课外读物,比如文学名著,所以,学生肯定会在接触这些的过程中有所触动,会自觉地积累和运用在阅读中所学习到的好词和名句。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接受和积累大量的素材,这样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就可以为学生以后掌握良好的写作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创造出更大的提升和发挥空间,提供写作灵感、有效提高写作水平,从而增强语言表达能力。以上就是我在实际的教学工作总结出的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小学语文作为一门比较重要的课程,无论是在其启蒙性,还是别的方面来看,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们作为新时期的教育教学工作者,更应该深刻地懂得和明白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国家教育好下一代,让我们的小学生,祖国的花朵们,爱上学习,爱上语文。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范士民 单位: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树德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管窥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时语文课堂教学的中心,在语文教材内容中,儿童文学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重要的课堂教育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新课改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以儿童文学为主体的内容占到了整个语文教材内容中的60%以上,比之以往都有了较大的上升,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翻开小学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儿童作品,例如《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皇帝的新装》、《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极具趣味性,也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小蝌蚪找妈妈》就让学生可以认识到青蛙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变化,同时也培养了小学生的亲情意识;《皇帝的新装》是对爱慕虚荣、自欺欺人行为的强烈批判,教育小学生要以诚为本、真诚待人;《最后一课》培养了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卖火柴的小女孩》通过除夕夜一个小女孩的死亡来表现出旧制度的丑恶和腐败。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还可以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融入丰富的教育意义,寓教于乐,让小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中不知不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二)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外学习的延伸 在小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语文课外阅读是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小学生阅读大量的课外作品,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理解和读写能力。近些年来垃圾文化的大量入侵,加上家长对语文课外阅读的重视力不足,使得小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不断降低,现阶段下,小学生的课外生活都被一些课余补习、垃圾文化所侵占,这不仅不利于小学生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的提高,也不能让学生培养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语文教学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如果学生在小学语文阶段没有打好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之后,就会更加的吃力,这就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教师和家长一定要注意好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推荐适宜儿童发展的儿童文学,让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建立良好的道德素养,提高灵活的思维能力,在阅读的过程中领悟到人生的道理,达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提高。 (三)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的辅助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小学语文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兼具审美功能,但是由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较少,并不能将教育和审美功能发挥到最大化,而儿童文学就正好弥补了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中的不足。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主要是使用艺术以及文学的方法来打动孩子们的心,让学生获得理性上的认知和感性上的激动,从而在内心深处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受到教育和熏陶,儿童文学中塑造了多个先进少年以及英雄人物,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之中,榜样和影响人物在他们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对孩子们性格和一致的培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此外,儿童作品中具有各式各样形态的美学特征,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有趣的图画插图为孩子们塑造出一个艺术美的环境,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审美能力和生活情趣都能够得到双重的提高。 二、结语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从根本上重视起儿童文学的作用,让孩子们可以接收到正规的儿童文学教育,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雷永梅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安全教育的渗透 一、在课文教学中向小学生传授安全救护方法,提高他们的救护能力 在课文教学中,语文老师要时时留意课文中的一些细节,在教授语文知识的同时传授给学生安全救护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救护能力。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时,可以抓住文中关于阿曼达等14名儿童被埋在垮塌教室的三角形空间里得以生还的描写,告诉学生在遇到房屋倒塌这样的紧急事故时,在室内的人应尽量往房间的角落里避让,减少垮塌对自己砸伤的安全救护知识。又如:教学《蜜蜂引路》时,可以这样导入:小朋友平时生活中迷路了都会怎么做呢?学生各抒己见,教师作小结,然后引出: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列宁同志面对这样的困难是怎样解决的?这样一来既顺利地完成了课文教学的导入问题,又教给了学生必要的自救方法。再如:在教学《司马光砸缸》时可以有意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小朋友掉进的不是可以砸破的瓦缸或者是水池什么的,那些大声哭喊找大人的小朋友的做法你觉得又怎么样?”学生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声哭喊引起附近大人的注意或者找大人来救人才是有效的救人方法。我和学生一同总结:在我们不能自救时,向其他人呼救是很有必要的。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老师在教学中要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意识的培养。如《乌塔》这篇略读课文主要讲述的是一位14岁的德国小姑娘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的事情,反映了国外少年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立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篇课文中有这样的叙述:“为了安全起见,(乌塔)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查警察局电话,以备求助。”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乌塔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体会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针对乌塔独自出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然后,抛出问题:小学生独自外出旅游好不好?这问题看似普通,其实,引发了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阅读课文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学生的辩论,为领会内容提出认识做好了准备。可以把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学生分成正反双方,通过辩论引导学生明白:乌塔独立自主等方面的品格值得大家学习,但是并不鼓励大家像乌塔一样独自外出旅游,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要有安全防范意识。 三、寓教于乐,在小学语文综合活动中丰富安全教育文化 语文综合性活动,孩子们都比较喜欢,语文老师除了要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安全教育教材对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外,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的渗透。比如,可以动员孩子们广泛阅读关于安全知识的书籍,积累安全知识,收集安全故事;可以组织孩子们办安全知识手抄报,组织安全知识竞赛;还可以鼓励他们创作安全知识儿歌、顺口溜、相声、小品、快板等。这样既寓教于乐,又丰富安全教育文化。总之,在教学中对学生渗透安全教育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语文教师在钻研教材时要为安全教育留一席之地,只有“安全教育,警钟长鸣”,才能杜绝安全隐患,让学生平安地学习,快乐地学习。 作者:孙飞单位:临海市邵家渡滩头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探究 1国内儿童文学自身存在的弊端 第一,我国现有国情制约。受我国人口多,地域宽广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有国情制约。我国仍然持续着硬试选拨人才这样不够完善全面的录取人才的教育体制。由于短时间内教育体制不会出现明显改革,导致绝大多数家长开始长远打算“,学习从娃娃抓起”的思想一时风起云涌。这就诱发了一些偏执的学习方式,家长盲目的对孩子进行着各种科学早教智力开发,而这种潜能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孩子的智商方面的开发,往往都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文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更加忽略了文学素养对孩子情商培养的重要性。只是成为了孩子课余消磨时间的读物,儿童文学是儿童语言和品德教育的工具已经名存实亡。一些自以为是的儿童文学作者更是认为抓住了文学作品消费者的教育心理,将科学早教等一系列内容穿插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希望借此可以获利,这种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文学作品不但愚弄了读者,而且也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更会使其自食恶果。第二,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普及。现今高科技传媒手段层出不穷,逐渐取代纸质媒体的市场主导地位。高科技传媒的便捷性和生动性更易于青少年儿童接受使用,将其作为主要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导致纸质文学类作品被逐渐舍弃,随之同样舍弃了在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网络和电视毅然成为了学生课外活动中首选项目,经统计课外活动中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选择观看电视节目和上网来减少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然而许多语文教材中的优秀儿童文学的作品却成为了学生们望而却步的怪物。第三,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由于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出现偏差,心理上愈发成熟和挑剔。儿童性早熟事件仍未平息,儿童人数只增不减,诱发年龄段也在提前。现今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取向较以往时代同龄人更加广泛,喜好及对文字信息的理解也有不同,他们更喜爱网络小说、世界名著、时尚杂志、空间微博上的分享,其内容涉及到叛逆、粗俗、暴力、黄色、消极的生活态度等。互相攀比、非主流、狂热追星、追逐潮流已成为他们时代的标志,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对此却只能望尘莫及。 2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 随着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出现,现今儿童已将高科技传媒作为接受信息和娱乐的主要方式。与纸制式传媒相比优势在于将故事场景和发展过程通过多种媒介可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在孩子面前。对于孩子来说电视中的动漫节目永远是他们的最爱,有的甚至为之痴狂。有眼光的投资者将目光投放到儿童动漫动画市场。将已经塑造好的卡通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网络、电视等高科技传媒手段使其广泛传播,紧紧抓住儿童的眼球,再对卡通动漫书籍进行出版,同时生产与卡通动漫相配套的游戏、玩具、学习文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成功的在儿童文学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当然我们必须以正确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文学的量变与质变,使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看法,但在本质上来说是单一的、不确切的。我们应尊重并有效利用高科技给生活环境带来的变革,纸质文字的传播无论是速度还是范围上都无法和高科技的传媒相比拟。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的接触度远低于卡通动漫、游戏玩具的原因。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之后,更能深入人心。譬如1972年出版的优秀儿童作品《闪闪红星》,曾一度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版本,进而家喻户晓。文学作品没有经过这么多种的改编,又怎么能让人如此记忆深刻,念念不忘呢?因此,我认为将儿童文学与高科技传媒体手段有效整合是儿童文学的必然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备受关注,如何使两者有效的融合也是当今众多教育学者一致在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未来的发展趋势,采用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儿童文学进行改编整合是使文学元素继续进入我国百万青少年儿童视野的重要途径,卡通漫画自然而然成了最佳选择。将这种整合形式运用到小学语文教学中,让文学元素以最快捷、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融合到青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中,陶冶幼小的心灵,帮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是我们探寻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经之路。 作者:王桂香单位:大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研究 一、拓展文本,优化“心育” 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承受不了一点点挫折。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人人都一帆风顺、事事成功的,失败总会有的,挫折也在所难免。为此,我利用课堂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拓展文本,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在学习《瘸蝉》一课时,学生初步明白了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痛苦的,我及时给学生提供了如《你不能给我翅膀》等文章,使其更加懂得了承受痛苦的重要性。再如学习阅读链接《志者的叮咛》时,我就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来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让学生明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从小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精神,经受挫折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二、利用习作,强化“心育” 我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籍外,还让他们养成写日记的习惯,随时记录自己的喜与乐,成功与失败。一篇篇日记就是一颗颗透明的心灵,它是学生真情实感的流露和对生活思考的天地,以此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其进步潜能,解决心理困扰。我曾经在一个学生的日记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这次竞选班长,她们不选我,我比她差吗?我恨死她了,我一定要出这口气。”看到这些,我心一颤,赶紧将其叫到办公室,细心地向她讲述一个优秀学生所具备的条件,告诉她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大家才会信服,才放心交付一些任务。听了我的教导,她决定继续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下一次的竞选打好基础。听了她的表白,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 三、享受成功,提升“心育” 享受成功的喜悦,是每一个孩子想得到的。可是一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学生,一个极少享受过成功喜悦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会有一个“自信”的形象、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教学中,我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并经常有意创造一些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活动,让他们大显身手,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我布置作业时也经常“分层设置”:问题有深有浅,作业有易有难,任务有轻有重。此外,我还利用教室的有限空间,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的平台:墙壁上贴满了学生自认为美丽的图画和语言优美的作品,手工桌上摆满了用他们的小手制作的一件件手工,黑板报每期都要换人,人人都能当设计家。这让更多的学生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也培养了他们的自信。 通过以上的实践证明,在小学语文中,使语文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落实了语文课堂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在自信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多方面均得到了很好的提高。语文课可以把单纯地传授语文知识变成真正的“育人”,让学生不仅在语文课中“学习”,更让学生获得“成长”。 作者:邢玉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桥西学区赵泗水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少儿文学为语文教育添趣的路径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差异 俯瞰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园地的整体景观,我的感觉是,澳大利亚的小学语言教学比较粗放,学生的语言水平高低不齐,教师也不强求整齐划一,更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个体特点指导学生自我发展;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则能做到精耕细作,教学要求严谨统一,在师资条件良好、管理到位的学校,学生的语文水平可以获得大面积丰收,因此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在世界语言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而且成果丰硕。 当然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方式比较天然,近人情物性,不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传授,而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强,有活力,由语言教育作为中介培植起来的创造性思维也比较活跃。到了中学,许多学校接待来宾、介绍学校情况等工作都是由学生来担任,学生在执行主持工作和进行语言交流时都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把握话语、掌握节奏、控制进程、调节气氛的良好态势,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随机应变的创造性能力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则有比较重的“人工”修剪的痕迹,学生基础扎实,也善于背诵和引用,但创造性不够。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讲话时自信心明显不足,往往是谦虚后退而不是踊跃尝试。不少学生讲的话似曾相识,还有几分少年老成的感觉。 下面,笔者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StateofNewSouthWales,Australia,以下简称新州)学校为例,简单地归纳一下中澳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些差别,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第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师资问题,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师大多为单科教师,(除了在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担任复式班教学的教师)专业化程度高,教师勤于业,也精于业。由于有相对固定的教材,教师可以反复阅读,多年准备,务求处处出彩,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丰富的知识,尽可能将智育、德育、美育综合到一起。有的示范课设计得非常精当,谆谆善诱,环环相扣,确实是炉火纯青,引人入胜,几乎成了才情焕发的舞台艺术品。但这也隐伏了舞台化、戏剧化的缺陷,长久熏陶,学生会“失真”,不仅语言会“失真”,思维也会“失真”。这一点,比较一下中外小学生的演出就可以看出。中国小学生太整齐,比较会“做表情”,其实,散漫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而本色和真实永远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们要还给儿童应有的童年生活,包括童真和本色,至少不要过早地把本属于成人的“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下放到小学里。 澳大利亚的小学教师不分科,小学教师需要教授英语、数学、艺术、自然知识等各门课程,上课量也很大,每周5天,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除了喝早茶和吃午餐,一直要上课或参与班级管理工作。因此,教师无法专门就语文课精雕细琢,将语文课教案准备得十全十美,也很难将语文课上得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因此,教学的粗放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或特点,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学生特点,随机应变地指导学生理解语言,帮助学生应用语言,重点是学习实用的语言和文体,而不是精彩的文艺语言。但由于是全科教师,在打通各科目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这些方面就有优越性。 像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新州的中小学也没有规定教材。没有教材怎么上课,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呢?首先,没有规定教材不等于没有教学标准。由新州考试学习委员会(BoardofStudiesNSW,简称BOS)制定的教学大纲详细规定了各阶段的语言教学要求,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要求和学生的具体水平选择相应的教学材料(包括某些现成的教材)。我们不妨看一个BOS给教师提供的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一份达标的学生的作业,原样照抄,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改编,编制这个参考材料为的是帮助教师理解这一阶段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大纲要求,进而由教师自己准备教学材料和教案。 这是一个“听”“说”作业,是学生根据老师要求回家完成后带到课堂上来做演讲(presentation)用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专题介绍练习,这位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收集了各种证章,挂在一块布上,然后向同学做介绍。这是第一阶段(Stage1,新州划分学生的学习阶段也比较“粗放”,不按照年级分,而是将小学分成三个阶段,Stage1等于一至二年级)听说课的一个作业(StudentWorkSamplesforTalkingandListening)。 首先,根据大纲要求,参考材料列出这一阶段的学生需要发展的语言机能项目: 1.1描述个人经验 1.1介绍信息 1.2能够集中于一个主题进行提问 1.2能回应问题 1.2能回答问题 1.2提问和陈述时注意正确的语序 1.2能用合适的问题来搜索特殊信息 1.2当别人陈述和提问时学会倾听 1.3能够辨认不同的语体(differentspokentexts) 1.3能向不同关系的人表达合适的问候 然后,选登一份达标的学生作业。学生名叫Melanie,她的演讲和回应如下: Melanie:各位同学,早上好! 全班同学:Melanie,早上好! Melanie:(拿出挂满证章的装饰布)嗯……嗯……这是妈妈做的,我把它挂在床边。(长时间停顿) 老师:这个点子非常好,是谁收集了这些证章? Melanie:嗯……嗯……妈妈先开始收集,(手指着其中一个徽章)这是抗癌协会发的义务工作者徽章,那个是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还有一个是大博监狱的徽章。 老师:你最喜欢哪个徽章? Melanie:那个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扫视全班)还有问题吗? 同学Brighdin:那个黄的徽章是从哪里弄来的? Melanie:是Susan婶婶给的,我想……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它就会改变颜色。 老师:谢谢你,Melanie。 这样的范文并没有精彩的语句,也没有富于有象征意义的对话或动人的场景,学生说的话还有破句和停顿,但它符合这一阶段学生的语言特征,也符合大纲要求,是活生生的语言,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生真实的水平,并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这段范文还包含了诸多教学原则和文化信息,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国内的语文教育担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人文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现实需要,同时,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被普遍证明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教育模式。当然,这种多功能负载的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为了正面引导,表现光明面,给学生看的,都是净化了的、美化了的生活场景,但周末在家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到了社会上以后,大江滔滔,泥沙俱下,“喝净化水”长大的学生容易感受落差,不容易坚持在学校形成的理想信念。(也就是所谓在校六天,抵不上在家一天)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更容易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容易了解真实的社会,但这也容易使他们到了学校,在课堂上面对书本是一种思维、感知、表达方式,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又是一种态度,这也是一种失真。 新州小学的英文课没有规定的思想教育或道德指引的任务。这一点也是缺点,教师就没有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比如,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学生作业,在学生提到有一枚徽章是帮助癌症病人而获得的奖章时,教师并没有趁热打铁,引导学生讨论助人为乐这个主题,因势利导,提高学生道德水平,再来一点抒情,让学生获得审美愉悦和思想教育。但是,换个角度可以看出,虽然教师没有特别点出它的意义,由学生自然轻松,甚至根本就不当回事地介绍,它一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且更加自然,没有做作的成分。而由学生来讲,作用也大过教师,其他学生会觉得,这是很普通的道德标准,人人应该做,人人可以做,也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可见选这份材料本身也包含了某些思想教育。在老师提问“你最喜欢哪个徽章”时已包含了一些道德选择和思想启蒙的动机。总之,新州的语言课也涉及社会状况,教师也会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学生体验与选择,培养学生的道德思辨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强调学生道德的内化,而不是把美德硬塞给学生。 虽然思想教育不是语言课的任务,或不是主要任务,但作为小学教育的基础和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课一样担负着发展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任务。只是这些基本素质的重点在澳大利亚和国内的要求不完全一样。比如,国内小学语文教学重点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考试时能快速回忆,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新州的语言教育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培养学习的愿望,培养学习的信心,培养自学的能力。按照大纲设计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充满愉悦地、富有信心地、独立自主地学习并应用语言的能力。(Studentsdevelopenjoyment,confidenceandindependenceinlearningandinusinglanguage.)这些教学目标里面已包含了重要的人格与能力的培养要求,也已经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哲学和方法。比如愉快学习,而不是强迫学习,学习不应是苦差事,教师应设法组织快乐课堂,不要给学生太多的压力,学生也应当从学习中领悟、体会学习的乐趣(西方哲学思想里enyoy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从而自觉自愿地学习。师生互动的结果,上课成了一件快乐的事,大部分孩子也成了阳光少年,孩子仍然是孩子。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没有自信就谈不上独立,没有自信就无法发掘一个人的潜能,没有自信就很难有创意。自信心是从儿童时代培养起来的,所以新州的小学语言课程把培养学生的信心作为成功教育的三要素之一。为此,教师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场合鼓励、表扬学生,发现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哪怕是一点很微小的进步。比如,学生通过努力,考了70分,学生会很高兴地告诉父母,教师也会向学生和家长祝贺。据我了解,在国内如果考了70分,学生是不敢向家长邀功的。又比如,在阅读课上,教师主要是帮助、指导学生学习,而尽量少给评判,特别是不做学生之间的排名。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它能有效打消学生害怕失败的心理,从而敢于阅读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作品。 在新州的小学课堂上,团队工作(groupwork或者teamwork)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哪怕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也要求学生分组来共同完成,推选一个人汇报。这样做的好处是,从小培养团队工作的理念,学生可以互相帮助,还有,团队工作的结果是大家的成就,不突出个别学生,也避免了把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学生的自尊、自信会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除了愉快学习、自信学习,从小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学能力也是小学语文课的重要任务。它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把多数时间留给学生自学,注重培养学生自己寻找材料、寻找答案的能力,重视学生对课文的个体化阅读和不寻常的思维,尊重学生的主观体验,保护学生的自我感受,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不反对学生家长与学生一起完成家庭作业,(参见前引学生作业)重视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也使家长更多地了解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同时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谐。在这一点上,可能中澳文化有较大差异。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 语文是国语的前言、是打开少年思想的一把金钥匙,语文课呢便是素质教育的基础,一切素质教育都源于语文学习。因此,学生的语文水平如何,常常是素质水平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从小学启蒙到高中三年级,语文科贯彻始终,课时最多,位置突出.就学科性质和教学目的来看,对落实素质教育有着“独当其任的责任”和“分内的责任”。教育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这是语文课素质教育的核心。语文又是工具,其它学科的学习,表达和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因此怎样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就成为我们现研究问题的所在. 现阶段的小学生随着社会的进步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想象力更加丰富,为了适应以及有利的跟上他们的发展节奏,首先素质教育最为重要,一种研究性学习的开设是国际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它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目的,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和创新实践的精神,着眼于给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识和能力,反映和回应了时代又对教育的需求,是信息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根据以上结合在语文教育方面本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其发展情景. 一、着力基础,对现有教材的重组与选择 现有语文教材的课文编排,通常以单元为单位,单元内的文章在内容上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而是为了训练某项语文技能把在结构和写上有相似点的文章放在一起,强语言文字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语文课必须加强字、词、名、篇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把语文课真正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使学生通过努力学习,逐步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并能通过掌握和运用语文这个工具去自我获取信息,拓宽视野,进行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并为将来进入社会、服务社会打下良好基础.加强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所以,课文应该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内在需要重新组合,以丰富学生对在内容上真正有联系的的文章的感受,从而在“意相近”的层面上领悟文字如何达意及文章的奥义。 二、着眼发展,把握随机性的学习内容 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应是广阔的,必须拓宽语文学习的视野,着眼于发展,通过补充、探究收集、调查了解等多种方式进行吐故纳新。让学生在专题性的收集、整理、讲座时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领略汉语言文字的风采、韵致。不同类型的课文使同学们分类总结,掌握中心思想并积极的联想与其他的事物的关联内容,扩展思维。 三、以训练为主,加强学生的顺连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长远的意义。然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科学”,儿童如果不借助能动的活动来掌握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在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上刻着的人类的能力,就不能在儿童身上再现出来。正因为这样,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通过语言的实践活动来学习语言就成为必然的过程。 有效阅读教学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①保证训练的时间。我们对平常的语文课作了调查,一般学生的读及练习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甚至更少。因此,要求每节课必须最大限度地安排学生活动时间,一般应二分之一左右。②要注意训练的质量。不注意质的过量训练是低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注意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围绕教学目标精心设计通过以上措施,增加了学生有指向的紧张智力活动时间,促使知识的内化,提高了效率。 四及时反馈 根据反馈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必须包括学习者吸收信息并输出信息,通过反馈和评价知道正确与否,四者不可缺一。我们开始阶段主要通过单元形成性测验进行反馈和评价,但很快感到这远远不够。因为一个单元的教学一般要二周左右,而小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强,对部分学生来说,一个单元学习的累积误差难以在短时间内校正。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反馈在学习上效果之显著,尤以每日的反馈,较之每周的反馈,效率更高。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建立逐级反馈系统。每节课根据课时教学目标,特别是读、写重点和能力目标设计反馈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反馈意识,做到每大“块”也有反馈。逐步形成了“块”有反馈,课有反馈,课文有反馈,单元有反馈的系统。②促使信息的多向交流。我们充分发挥四人学习小组的作用,通过小组讨论、相互对练、互相批阅、组际竞赛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变原来师与生之间的单向交流为师与生、生与生、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多向交流,增加了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和信息量,增强了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能力。③及时评价,积极鼓励。为了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练习、作业获得反馈信息而评价不及时的状况,我们在课堂采用做对的同学举手,用手指数表示选择题项、相互校对等办法,让学生及时获得评价信息。并以表扬、鼓励为主,使他们充满完成学习任务的满足感和喜悦感,以更大的主动和热情投入新的学习。 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充满创造性的劳动。以上四项主要措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视教材、学生、教学条件等各种因素作出合理的安排,选出最佳组合,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几年来,我们始终立足于课堂教学,把“学习——研究——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主攻方向,走过了从优化单个因素到各个因素综合优化的过程,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很高,上课思维活跃,发言热烈,听说读写能力普遍提高。教师也从“自在”的教学向“自为”的教学转化。他们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是教到哪里算哪里,心中无数。现在是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讲什么,练什么,教得怎样,学得怎样,心中有数感到踏实。” 五、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 课堂是活跃学生学习气氛的场地,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是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排意图之一,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生搞好学习的首要条件。引导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首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有机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爱劳动爱人民有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的,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树立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的运大抱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学习原动力。其次是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设置激趣激思、动手动口的问题,推动他们自己看书、查资料、讨论、做实验、观察、思考,主动地解决问题,教师适时对其引导、鼓励、评价,使他们感受到学习成功的喜悦。产生“只要自己认真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就能成功”的自我评价意识,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只要教师教学中能坚持正面教育为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铺路搭桥,就会逐步形成“要我学”为“我要学”的良好的学习态度,学生不会再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产生越来越带劲的主动学习氛围。 六、减轻课业负担 教师要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体魄和体能。在教学中还应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脑、眼、耳、口、手并用,在身心的整体活动中协调其身体器官的和谐发展,以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对于我们教师而言应做到 1、必须从思想到感情上,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2.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和谐的课堂气氛。 3.在教学过程中,要留给学生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思考,发挥、表现以至于演示的机会。 4.要恰当地引进竞争机制,培养和利用学生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强化语言训练,提高教学的效率。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使各项措施更具操作化方面还很不够。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但课堂教学是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的主要渠道,研究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表我们要设学习态度、完成作业、课堂发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科活动等栏目,指向研究性学习的全程,从知能力、情意态度、策略、习惯等角色较全面地评价学生的表现。既引导学生着力基础,又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学力提高。使学生自觉地将语文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与自身个性、特长的发展融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性语文学习的效果与功能,这种学习方式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依靠基础课程,着力基础;通过随机课程,着眼发展、着眼创造,使学生在语文生活中历练、体验、积累、更新,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更有利于学生发展教育还要我们从实践中摸索研究。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 摘要:儿童文学是一门具有生动、形象且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是儿童感知世界、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入儿童文学辅助教学,对于儿童阅读能力、人文素质培养以及精神构建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做好两者间有利结合,实现学生全面素质发展。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应用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学生处于个性的形成时期,有很强的可塑性,小学教育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关键,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教学中,为学生开展价值观、多元教育等提供了教学来源。本文就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开展探讨,发表个人观点,以示参考。 一、分门别类,运用儿童文学体裁特特点辅助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离不开语文教材。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涉及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童话、儿歌、寓言、故事等为主,体裁多样、各具特色,是小学文学教育的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实践证明只有把握儿童文学的教学规律,分门别类地依据不同作品类别内容和特点,采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讲授,才能够有效提高作品讲解的实效性,提升学生通过文本获取信息的能力。教师要想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投入感情是关键。教师自己首先要深入作品中与作品中的人物情感结合起来,产生共鸣以此影响学生。然后通过表情、动作、节奏、语速、语调等讲述技巧,将故事中人物特点和故事情节变化展示给学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现。这样,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高了,才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人为本,结合儿童思维特点进行语文讲解 儿童由于知识经验匮乏、能力有限,只能依据本能直观感受欣赏文学作品,且在欣赏时会表现出极强的跳跃性,即他们会主动跳过不感兴趣的和不太明白的生字语句,因而了解到的文章故事情节都是片断性,整体感知、欣赏有限。基于此情况,教师在儿童文学教学要有意识结合学生思维特点开展人性化的教学,依据儿童欣赏文学的特点,在阅读教学时重视对文章文学性、整体感的讲述,关注作品字词语句讲解,确保整体语感的完整性。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到语言的精妙所在,增强语感,促进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可通过创建文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之中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文辞语句、文学意境的感受,产生深刻领悟、获得启迪,促进语言组织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升。 三、注重儿童情趣的培养利用合作学习提高儿童积极性 儿童文学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星空奥秘,下至花草虫鱼,色彩斑斓,瑰丽无比,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儿童情趣。以至于小学生读到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往往都会有兴奋、愉悦、向往的情感体验,继而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思维情感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儿童文学中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利用它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吸引学生注意力。让他们有个快乐、充实、自在的学习体验,借此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比如,在引导学生进行《绿山墙的安妮》阅读时,教师就可安排学生先以小组为单位,用诵读、美读、研读的形式,探讨文章中心思想,感受孤女成长的心路历程,体会她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克服困难,积极求取上进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借此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打下基础。 四、培养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语文教师本身作为教学活动组织者,只有完善自身儿童文学素养建设,才能更好地、科学地指导小学生阅读儿童文学,帮助他们从儿童文学当中吸取更多养分,提升自身道德情操,促进语文素养提升。完成作为小学生儿童文学阅读引导者和指路人责任义务,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更多优势作用,增强语文教育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效用。教师要加强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提高自身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与时俱进,不断翻新儿童文学的讲述方式和内涵推广,增强自身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能力和驾驭能力,用它更好地辅助对孩子们的语文教育。可以通过了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国内外儿童文学作品特点等掌握儿童文学特性,积累文学创作、写作经验。教师运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素养,不仅可以为小学语文的教育做出贡献,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及文学素养。使得教师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小学语文的教育事业当中去。 五、引导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是语文学习的特殊规律。课外阅读作为课堂阅读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小学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明确规定小学语文教育不能忽视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训练。通过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促进知识积累,开阔视野,还能有效带动学生读写能力的提升,提高写作水平。当下随着互联网、微博、微信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学生课余生活逐渐被视听文化所占据,自身读写能力因此呈现降低趋势。为了避免信息化社会带来的这种副作用,教师应加大对学生阅读的引导,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降低其对视听文化的关注,促进读写能力的提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时,要做好阅读题材的把控。让其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以此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用经典文学进行品读,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笑猫日记》;用系列文学诱读,阅读英雄故事满足儿童天生崇拜英雄的情结;范读童话和寓言,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理解生活感悟人生;熟读儿童小说积累生活经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品读科学幻想作品激发小读者们创造热情;鉴读散文学习优美的语言,扩展视野。 六、结束 语儿童文学作品融入语文教学中可以成为认知世界、扩大视野的重要窗口。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能够了解基本的汉字和语法知识,掌握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规律,汲取充盈的语言养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无形之中培养起良好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以及良好的价值观念。 作者:柯宇莉 单位:福建省晋江市张前小学
引言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育人的本质在于以人类文化的正向价值引导学生走向道德、理性和真善美,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本文阐述了多元文化融合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五年制高职数学教学实际,探究如何融合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学生的专业文化等多元文化,创新教学设计,改进数学课程教学,通过文化浸润、激发学生积极进取、友善包容的情感,启迪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促进学生数学学科精神、人文素养以及实践能力的综合发展。 一、文化融合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能有效推进课程思政 当前不少五年制高职的学生受到网络文化的冲击,热衷于浏览网络碎片化的知识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了解较少,对数学文化、自身的专业文化理解不够,也很少考虑社会道德、人生理想等相关问题。而目前的数学教育方式又往往比较生硬,课程中一些与文化相关的教育活动没有经过详细的设计和有效论证,流于形式、缺乏具体内涵,无法真正感染学生,达不到预期的育人效果,课程思政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数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强调课程思政及提升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是五年制高职数学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因此,把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以及学生成长的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学文化等多元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数学教学活动之中,能有效推进人文教育与数学学科教育的融合,提升学生的科学人文精神,促进思政教育与数学教学融会贯通。 (二)有利于提升师生的文化自觉 教师是学校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对学校的文化建设和特色打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基于多元文化融合开展数学教学,或开设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与数学相关的专题讲座,能促进教师充分挖掘数学课程中蕴涵的学科精神与人文精神,并将自身对数学学科的哲学思考、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融入数学学科教学中。同时,也能促进教师诚信、求真的学术道德与科学精神的养成。学生是文化育人的重要对象。将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多元文化科学地贯穿于数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浸润于文化氛围中开展学习活动,能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学科教学的文化魅力,并基于文化的层面加深对数学知识及数学学科精神的理解。久而久之,必然能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三)可以极大地丰富课程资源 不断丰富的课堂教学资源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提升学科教学质量有着巨大的作用。将多元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不但可以使得原本枯燥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且富有文化气息,还可以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生学习、探究和应用数学知识的渠道。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搜索数学知识产生的背景、知识发展的曲折过程,了解数学家的故事及他们不断创新、百折不挠的探索过程和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运用多元文化创设相关知识或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具有文化底蕴及启迪作用的情境中学习、讨论、探究新知识;还可以联系、融合其他文化基础课程以及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设计具有文化特色的数学应用问题,让学生建立数学模型,探究数学知识与方法的实际应用。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开放性的学习活动与学生的思维紧密契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容易唤起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能在数学课堂上激发师生强烈的思维碰撞,也有助于生成促进学生发展的新的课堂资源。 (四)有助于陶冶学生情感 很多学生认为,数学属于纯理科,数学知识冰冷枯燥、缺乏人文魅力。而事实上,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学生的专业文化中蕴含了许许多多美的元素。将多元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充分挖掘多元文化中美的因素,并将之与数学知识、方法的探究结合起来,这样的数学教学更符合青年人的审美,可以让学生深刻感受美的氛围、接受美的熏陶、得到美的升华。同时,多元文化的融入可以使数学课程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多元文化交错融合、相辅相成,为数学教学打开了别样的天地,能更有效地开拓学生的眼界,启迪学生的思维。富有文化底蕴的数学教学更能获得学生价值观的认同,更能激发起学生主动学习、探究的兴趣和积极进取、解决问题的意识,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实现知识的主动构建。 二、基于文化育人的数学教学设计 现代职业教育对于数学课程文化育人的教育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将多元文化科学地融入课堂教学,设计贯穿文化育人思想的教学方案,通过多元文化与数学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引领学生的知识探究和精神追求。下文将结合五年制高职数学的教学实际,探讨如何基于文化育人视角进行数学教学设计。 (一)融入数学文化、提升学科素养 对很多五年制高职的学生而言,数学只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工具课,是学好专业课的基础。而且不少学生认为数学课容量大,数学知识抽象程度高,对数学学习有畏难情绪,也体会不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追求数学知识教学的高效率,更要注重数学教学知识、能力、素养以及思政目标的全面达成。事实上,多元文化中与数学学习最为密切相关的数学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独特且自成体系,可以让我们超越数学知识,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去重新审视数学。将数学文化深度融入数学课堂,教师在教学中除了关注显性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还应关注隐性的数学思想、观念等等,把两者恰当地融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数学,获得对数学的完整认识。比如:在《极坐标系》一课的教学中,有老师这样引入新课,数学起源于四大“河谷文明”流域:非洲的尼罗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东亚的长江和黄河。数学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狩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城市,数学带给我们探索自然的工具,也带给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说起不同的视角,我们最常用的是由法国数学家笛卡尔创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每个点与其坐标都是一一对应的,但它是不是唯一的坐标系呢?点的坐标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描述呢?这样的引入,不但让学生了解了数学的发源地,体会到数学发展的源远流长,进而关注到数学史,还让学生体会到了类比数学思想。运用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类比引入运用不同的坐标系描述点的坐标,非常自然地引导学生进入极坐标系的探究。数学课堂也因数学文化的融入而变得丰盈且厚重起来。这样的数学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和学科综合素养非常有益。 (二)创设导学情境、展现文化育人 创建数学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的体验感。但是如果局限在数学课程中,单纯从数学知识或者数学方法出发,紧扣教学内容创设情境,有时情境会显得单薄,缺乏吸引力。将多元文化融入情境创设,可以使得教学情境因富有文化底蕴而变得生动而更具感染力。苏州被称为“园林之城”,苏州古典园林所蕴涵的哲学、历史、人文习俗是江南人文历史传统、地方风俗的一种象征和浓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月洞门在苏州古典园林中很常见,因形如一轮满月而得名。通过月洞门使被分隔的空间相互渗透,形成一种不可穷尽的视觉享受。在《圆的方程》一课的教学中,笔者结合本校园林技术、导游、景区开发与管理等专业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以苏州古典园林中月洞门的视频引入新课,视频展示了拙政园的“梧竹幽居”亭,四面均设月洞门;网师园的“云窟”月洞门;沧浪亭的“周规折矩”月洞门等。移步换景、美轮美奂的视频情境,既与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又因地制宜、融入了苏州地域文化,让学生欣赏到圆在苏州古典园林构造中的运用,也让学生体会到圆在中华祖先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月洞门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月满人团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月洞门视频情境,不仅让学生看到了数学与文化艺术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学生发现、感知、体会美的意识和能力,也让学生领略到精湛的园林意境,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创设这样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导学情境,让学生沉浸其中,开展新知识的探究,能有效地提高学生探究数学知识的积极性,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数学课堂和数学知识的美。 (三)开展数学活动、体验文化自信 数学综合实践活动是基于学科整合思想,以问题为载体,结合课程目标及内容,以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操作、合作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数学综合实践活动可分为数学设计与制作、数学调查、数学应用、主题阅读等不同的形式。在数学设计与制作活动中,可以让学生学会打破学科的界限,体会数学与多元文化的整合;在数学应用活动中,让学生学会数学建模的方法,体会数学与多元文化的联系与相互促进;在主题阅读的过程中,了解数学文化及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会数学的科学人文精神等等。比如:在开始学习微积分的时候,笔者开展了《微积分的起源与发展》主题阅读活动,让学生围绕提出的问题自主阅读,撰写阅读笔记:微积分学是谁创立的?对微积分理论有重要影响的数学家有哪些?中国古代数学对微积分学的创立有什么贡献?通过阅读,学生知道了数学史上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究竟是谁创立了微积分争论许久。事实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如法国的费尔玛、笛卡尔、英国的巴罗、瓦里士、德国的开普勒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为微积分的创立作出了贡献。而柯西、维尔斯特拉斯等人后续研究,使微积分学得以持续发展。古代中国微积分思想早有萌芽,公元前7世纪老庄哲学中就有无限可分性和极限思想;公元前4世纪《墨经》中有了有穷、无穷、无限小(最小无内)、无穷大(最大无外)的定义和极限、瞬时等概念;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以及沈括、秦九韶、贾宪等科学家、数学家在微积分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通过主题阅读,学生意识到微积分学的创立不仅仅牛顿、莱布尼茨是个人的成就,他们是在许多研究者经过努力、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总结创立了微积分学。这样的主题阅读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让学生了解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增加了民族文化自信,也理解了每一次的数学发现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都是在许多人坚持不断、百折不挠的努力中才取得的。 (四)编制数学问题、传播传统文化 数学问题中,有一些千古流传的古题、名题,集古文、诗歌与数学于一题,读来朗朗上口,让学生兴趣盎然。比如:在我国明代数学家吴敬所著的《九章算术比类大全》中有一道数学名题“宝塔装灯”:远望巍巍塔七层,红灯点点倍加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用诗歌表达数学问题,简练生动,学生读起来感觉妙趣横生。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数学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点,适当引用此类的数学题,激发学生的探究积极性;也可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联系数学在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中的应用,编制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数学题。比如: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数学能力比赛中有这样一道题:古诗《赋得古草原送别》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所写,前四句如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这四句诗写出了我们所学函数知识中的哪种性质?假如草的长度h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设草的长度为h(t)(0<t<12),4月草开始生长,到6月时生长停止,11月零落成泥,次年4月又重新生长,草停止生长的高度为h0,请你描述出“一岁一枯荣”的模型。赛题中将原野上的草秋冬枯黄、春来茂盛的岁岁循环、生生不息的自然生长规律与数学知识中函数的周期性联系起来,生动有趣,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在题目的阅读理解以及建立数学模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惊奇地体会到原来数学知识与中国古典诗词也可以这样联系起来,而且中国古典诗词表达中的对仗工整、简洁明了与数学表达也有相通之处。 三、结语 文化育人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教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数学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和素养,更应大力推进文化育人,提高人才培养的文化层次、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从而体现数学课程独特的育人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秋明.文化育人的独特价值[N].光明日报,2017-1-19(14). [2]严必友.挖掘数学文化践行学科育人[J].数学通报,2019(11):19-22,27. [3]李蕾.高职院校数学文化教育:内蕴、价值与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5(15):91-94. [4]陈香.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活动中探究式教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作者:徐瑾 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