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调查精神是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回顾苏区的历史,什么时候重视调查研究,各项方针政策就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不断发展;什么时候忽视调查研究,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造成决策失误,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党的事业就会走弯路、受挫折。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从更高层次落实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入研究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全面总结党在中央苏区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加快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中国政治学会苏区精神...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其中,左祥云窝案的查处,引起强烈反响,震惊了整个中央苏区。
1926年底和1927年底,两次应召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于1928年中共六大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开始了他'苦难辉煌'人生之旅的新征程。梳理青年在风云变幻、生死存亡情形下的这段革命生涯,有助于我们对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为响应战争动员,争取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中央苏区开展了军民间的书信互动。到1934年夏秋之际,随着模范红军家属运动的兴起,这一书信互动掀起了高潮。它对于促进拥军爱民、上下一心,巩固红军战士的情绪与战斗决心,发挥了积极影响。其间所体现的党群、政群、军民间的亲密关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面对50万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10万红军被挤压到赣南闽西只有七个县的狭小区域。就在准备发起总攻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却神秘地跳出了包围圈,向西走上了长征之路。
潘汉年,1906年2月出生在江苏宜兴书香门第之家。上世纪20年代,他是活跃在上海的一名左翼作家,30年代初转入隐蔽战线.成为一名神秘的革命卫士,之后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潘汉年一面担任党和红军的宣传要职,一面开始在统战工作领域初露锋芒,先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代表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和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谈判。
从中央苏区的“红小鬼”成长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一生中历任要职。其中,组织部长的岗位同他数度有缘。他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长征胜利后的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到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他都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著名文学家冯雪峰,浙江义乌人,于1927年6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在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
曾纪财与相识于苏区烽火岁月中,后来又共同浴血奋战在赣粤边,为保卫中央苏区和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的以戏剧运动为标志的文艺革命运动,吹响了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号角,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中央苏区开辟的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道路熠熠生辉,不仅光耀其时,而且影响深远。
乐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属“部级贫困县”、“原中央苏区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项国家扶持政策叠加县。近年来,人民银行乐安县支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扶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在金融扶贫成效监测评估中,由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的不平衡,导致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作者:黄琪玉 期刊:《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8年第04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监督工作计划,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5月至6月在全省开展?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检查组由我担任组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工委主任朱淑芳任副组长,部分常委会委员为成员,并邀请部分省人大代表参加.5月31日,检查组召开会议听取省政府及省发改委、民政厅、财政厅、农业厅等部门贯彻实施条例的情况汇报,并作执法检查动员部署.
1934年7月初,为减缓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全面进攻的压力,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撤走部分兵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反动派为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摧毁人民的革命意志,对中央苏区实行了军事“围剿”,并从国外进口大量飞机,对苏区狂轰滥炸。他们甚至投放毒弹,给苏区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作者:张玉龙; 佟德元 期刊:《苏区研究》 2015年第01期
文章初步考察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组织系统、党员结构与党政关系。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中共所搭建的苏俄式的组织系统架构,虽存有机构重叠、省县之间机构屡变之弊端,但由于得到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当程度地发挥了组织架构的功能与效益;战略重心转向后,中共党员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过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党,转而变为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党政关系上,中共虽有党政分工的制度设计,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却...
作者:李奎原; 齐霁 期刊:《苏区研究》 2017年第01期
封建落后婚姻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恶性肌瘤之一。在社会习俗变革最为激烈的中国近代时期,更迭频繁的民国诸政府未曾真正打破封建落后婚姻的藩篱,纵观整部中国近代史,唯一行之有效的当属中共治下的红色政权。新生的根据地政府以实现人民婚姻自由为己任,立足实际,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涤荡了沉寂数千年的婚姻陋俗。文章以中央苏区为例,研究探讨中国共产党对该地区封建落后婚姻的成功治理及其历史经验。
1931年至1933年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他发挥马克思主义组织家的才能,把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和原则同苏区党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艰苦环境下,为着巩固和扩大苏区,建设能打敢拼的红军,团结带领苏区广大群众,锻造坚强的党组织和过硬的党员队伍,努力解决党的建设现实问题。综观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党建思想和实践,组织落实贡献突出,思想建设方面则有不足,这也是苏维埃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较为普...
俱乐部是革命年代中共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土地革命战争环境下,俱乐部工作成为了中央苏区社会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中央及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下,俱乐部由偏娱乐的群众组织逐渐演变成面向群众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俱乐部积极参与苏区建设,密切了与其它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最终成为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群众教育阵地。
为缓解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支持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于1932—1933年先后成功发行了三次公债。公债的发行主要依靠苏区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并制定详尽的公债推销计划,采用政治动员、革命竞赛的方式,宣传鼓动苏区群众自愿认购。同时,苏区重视公债的偿还,还采用了特殊的偿还形式。总体而言,中央苏区公债的发行比较成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为实现中共和苏维埃政府某些特定政策目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苏区公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