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前言中日两国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陷入紧张关系,双方为改善逐渐紧绷的关系,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进行多次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1936年9月至12月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一系列所谓"调整国交"谈判。这个谈判在当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因为其结果不仅关系中日关系,更影响日后远东形势的变化。
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大国战略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关切,将中国、俄罗斯列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为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美国战略学界及政府明确提出要仿照里根政府时期的对苏政策和策略,对中国实施竞争战略,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更为严峻的挑战。
付瑞红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当前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政策逻辑与里根政府时期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美国在对华接触政策受到挑战之际对华发动“贸易战”;里根政府结束对苏缓和政策发动全面“经济战”,政策逻辑都是通过经济手段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实施对抗性竞争政策。
二战前德日法西斯建立了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但实际上两国问矛盾极大。本文即从两国在二战前对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相互冲突这一微观角度,对两个法西斯国家间的矛盾做一剖析。
二战初期,英国张伯伦政府的对苏政策,一方面深受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英国又不得不直面二战之初的国内外情势。因此,当苏联在波兰、芬兰等地趁火打劫、肆意扩张时,尽管英国政府对苏联充满了猜疑与厌恶,但出于与苏联缓和之战略需要,英国对苏联的行为又表现得异常克制与谨慎,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改善英苏关系。英国的政策为日后英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作者:余珮瑶 期刊: 2015年第11期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魏玛德国外长斯特菜斯曼冷静的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从德国的实际出发,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纵横捭阖,执行了理智又务实的外交政策:他利用东西方的矛盾展开外交活动,坚持以“苏联牌”为争取德国大国地位恢复的砝码,起到了辅助对西政裳的作用;在1923-1929年间,因为国际形势和德国地位的变化,斯特莱斯曼的对苏政策略有不同,但始终保持着对苏友好的基调,帮助德国在国际竞争中逐步恢复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