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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志通病，唐颜师古、刘知几，宋王象之，元许汝霖，明吕怀，清章学诚、周林，以及近人梁启超、寿鹏飞、朱士嘉、傅振伦等都作过详尽论述；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首轮新编志书通病，来新夏、黄苇、董一博、仓修良、刘光禄、李明等也都作过系统论述。由于二轮志书编纂任务到2020年才能完成，除少部分业已出版外，大部分还处在编纂过程中，因此，对于二轮志书（稿）通病的论述还不多见。笔者最近披阅了《厦门市志（1996-2005）》《石狮市志（1998-2010）》《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宁河县志（1979-2010）》（均为评议稿），以及《朔州市朔城区志（1989-2010）》等志书（稿），觉得这几部志书（稿）从总体上看比一轮志书（稿）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常见毛病，这些常见毛病有的是旧志书、首轮新编志书遗传下来的顽症，而有的则是二轮修志以来出现的新疾。现分述如下：
一、部头过大。《厦门市志（1996-2005）》评议稿（以下简称厦门志稿）约400万字，《石狮市志（1998-2010）》评议稿（以下简称石狮志稿）约200万字，《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评议稿（以下简称北川志稿）约92万字，《宁河县志（1979-2010）》评议稿（以下简称宁河志稿）约200万字，而《朔州市朔城区志（1989-2010）》（以下简称《朔城区志》）约290万字，部头大多嫌过大。首轮志书具有明显的统合古今的“通志”特征，篇幅长一些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如2004年版《厦门市志》为658万字，1991年版《宁河县志》为120万字），但二轮志书只是记述一二十年（宁河志稿为32年）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甚至连“断代志”都谈不上，这样的篇幅就难以令人接受了。志书（稿）部头过大抑或与元许汝霖在《嵊志序》中讲的“择焉不精”和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讲的“取材无当”不无关系，材料的取舍对于成就一部精品佳志至关重要。1995年，李铁映同志在中指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对已出版的新编志书质量曾作过总体评价：“志书质量从总体上讲基本合乎要求，但……真正高水平的志书为数不多”。仅就县志这一志种而言，动辄几百万字的志书（稿）并不稀见，这些“大部头”充其量是个长编，缺乏剪裁之功，笔者以为这也应该是造成高水平志书“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志书“消肿”“瘦身”势在必行。《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收录旧志12部，总字数不过530万字，一部“二十四史”总共才4000万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也只有52.65万字。“言高旨远，辞约义微”，旧史志惜字如金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笔者以为，上述市志可根据不同级别（地级市、县级市），正式出版时字数可控制在150万～200万字，县志可控制在80万～100万字。
其实，篇幅的压缩并不意味着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量减少，在缩减篇幅的同时努力扩大信息量也不应该被视为悖论。明方志理论家康海提出的清简体例、详今略古、斫削繁芜、精炼文辞的四种简洁志书编纂的方法，迄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傅振伦还曾发表过《史志叙事尚简说》一文，倡导志书编纂“宜以简要为主”，可谓经验之谈。
二、断限不守。断限属于志书凡例“通例”内容，必须严格遵守。诚然，一轮修志有“上限不封顶，下限一刀切”之说，但此说已不能完全适合于二轮修志，这主要是因为二轮修志对上限的规定是明确的（一轮志书对上限的规定基本上都属于原则性的）。个别事物按照上限的规定作适当上溯无可厚非，但一定要适量、适度，决不能使之形成一种随意或者普适的现象。
前述志书（稿）中都存在过多过远超出上限问题（述体、建置和自然部类尤为突出）。如《朔城区志》的概述与各编首无题序、大事记、建制沿革、人物传等内容均采用贯通历史的写法；再如石狮志稿境域卷在无题叙文和第二章区划中，都将石狮建置追溯到古代隶属晋江县、南安县之时，实际上追溯到1987年底设立石狮市足以。对此应当很好地研究统筹解决的办法，否则将会影响整部志书的系统性，给人一种鲁鱼亥豕之感。再者，从用志角度来说，人们要查阅上限以前的资料，一定会去翻检前志的。前述几部志书（稿）在凡例中均在明确了上下限之后提出酌情或适当上溯、下延问题，但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做到“酌情”或“适当”是值得深入思考、妥善处理的。
下限不至和突破下限问题虽偶有所见，但也应该引起注意，并加强顶层设计。
三、例不合体。“例”即凡例。《中国方志大辞典》在解释凡例时说：“凡，是指著述的大纲、概要；例，是指著述的体例、格式、样式及规则、条例等”。因此，凡例亦即“编辑例言”。朱士嘉认为，凡例不但“对于编修目的、方法和内容结构”要作“纲领性说明”，而且“对全书有指导意义”。上海市志办编著的《方志编修教程》讲：“凡例在志书中应具有权威性、法规性”，“应当重视并认真制定好凡例，真正做到体例有所依据，取材有所凭借，行文有所遵从，纂写有所条规”。
就目前已出版的一些二轮志书和正在编纂的志稿来看，例不合体或有体无例现象比较突出，与首轮志书相比并无多大改观。厦门志稿凡例规定：“入传人物以卒年排序”，但志文中却是以生年为序；简称“九五时期”，到志文里却变成“‘九五’时期”“‘九五’期间”。宁河志稿凡例规定要坚持“略古详今”原则，既然上限为1979年，何古之有？《朔城区志》和石狮志稿凡例均规定：“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并辅以纪事本末体”，但实际上志稿中的大事记是货真价实、彻头彻尾的编年体，针对首轮诸多志书凡例中即已出现的这一提法，笔者曾在1999年第4期《中国地方志》上发表过《关于志书凡例中大事记体裁的一种提法之商榷》一文，兹不赘述。与此同时，有的志稿在各专志中设立了很好的“参见”系统和“附记”内容，但惜未在凡例中予以反映。出现例不合体或有体无例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修志者对志书凡例的功用缺乏一定认知和应有重视。
四、记志脱节。往往大事记载述的事物，各专志未载；各专志载述的重大事情，大事记未记，缺乏相互照应。实际上，编年体大事记与纪事本末体各专志的关系应该是既“各司其职”而又“互为表里”，志书中的大事记与单独成书的大事记是有霄壤之别的。譬如，石狮志稿中1998年1月8日-10日大事记记载：“1998年20世纪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研究实验学校快乐体育交流会在石狮召开”。既然是大事，那志文中一定得记这次交流会召开的详细情况，可惜志文中却只字未提。宁河志稿在大事记中，对1991年9月稻飞虱、2001年9月20日行政区划、2004年5月14日-17日田径运动会、2008年5月15日-9月28日文化艺术节的记载都颇为详尽，而志文的有关章节却括注“详见大事记”字样，实属本末倒置。凡此种种，大抵是受首轮修志以来一些论者倡导“两体结合式”（即大事记用所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的影响所致。
事实上，记志脱节的现象在首轮是极为普遍的，二轮志书（稿）也几成常态，应该引起广大修志者予以重视。
五、文表复沓。通常情况下，志稿中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就不必再用表，能用表载述清楚的，文字就要简约。总之，文字表达与表格利用一定得结合好，不能复见叠出，要符合以表附文的原则。
二轮志稿中文表复沓的情形较为常见，尤其是文字记述中出现的数据往往是表中列出数据的简单重复。如石狮志稿人口“自然变动”一节，除了记述1998年、2000年、2007年和2010年四年全市户籍人口数、出生人数、出生率、死亡人数、死亡率、自然增长人口数、自然增长率这些数据外，并没有提供更多其他方面的信息资料，而这些数据在文后所附“1998-2010年石狮市人口自然变动统计表”中都有相应记载，且尺幅之中一目了然，文字记述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实际上从这一统计表中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石狮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是3.8‰、3.9‰，而1999年和2010年却分别达到8.2‰、8.8%o，是何原因、什么情况造成这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文字记述中却没有作任何说明。宁河志稿文字中还列举出大量的某年同某年相比的增长率，实际上这些增长率通过历年的统计表所记载的数据都能计算出来，除了徒增篇幅和差错外也并无实际用途。当然，志文当中如能增加一些横向比（同其他市县比）的数据还是有其资治、存史价值的，实则这也是新旧志书共同存在的一个短板。北川志稿在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中只见文不见表的做法也是有失偏颇的。
《史记》以“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这一历史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很好地珍视、发掘和汲取。
六、勘补不力。对于前志的勘误纠谬、拾遗补缺乃是二轮修志肩负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中指组颁布的《关于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此也提出了明确要求。石狮志稿和宁河志稿均设有“前志勘误”“前志补遗”内容，而前者将“前志勘误”置于人物部类之后，将“前志补遗”置于附录之中；后者则将这两项内容均纳入附录，相比而言，宁河志稿的处理方法较为妥当。厦门志稿和北川志稿则缺少这两项内容，应该考虑补上。
就设置“前志勘误”的志稿看，存在着三个突出问题：一是不完全。宁河志稿“勘误表”共胪列出71处差错，实际上远不止这些，笔者在翻检其前志（全志120万字）中，在这71处之外，又发现了100余处，并送交宁河县志办作参考。《朔城区志》前志《朔县志》“《朔县志》（1999年版）勘误”共胪列出20余处差错，皇皇200余万字之巨的《朔县志》是否仅仅这些差错也令人狐疑。二是有遗漏。有遗漏当然是不完全的一个方面，这里主要指志稿中已作更正的内容并未归集到勘误表中。宁河志稿将前志大事记湾诗人郑仇雨改作郑愁予，名字改对了，但却未收录到勘误表中。三是欠严谨。如石狮志稿勘误表中将前志“元至元”改作“元代至元”没问题，但“元至元”的写法也不应视为是讹误的，将“当年”改作“这年”似乎也值得商榷。我们要以精益求精的精神确保勘误表本身万无一失，这是勘误工作严肃性、严谨性的性质所决定的。
补遗内容应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由于续志的补遗内容均是超过上限的，因此应首先考虑利用附录来进行集中记述。前述4部志稿的人物传大都是上限之前的，笔者以为还是在附录中作集中反映为好。北川志稿大事记后面的“北川羌族大事记”，因基本属于历史大事记，也以纳入附录为宜。致于分散到各专志的补遗内容，其中也包括对前志重要史实修正的内容，应考虑酌加注释，这样一则可增强志书的学术性，二则可给受众提供阅读的便利。
七、数据抵牾。如今，我们已处在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国务院《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已是大势所趋，志书编修应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我们要把志书数据提高到地方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高度来认识，增强加快建设数据强国观念，努力提升志书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前述志稿在数据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北川志稿大事记记1988年全县总人口为153653人，而人口与计划生育篇表中则记14.898万人。宁河志稿在概述中记“2010年财政总收入30.03亿元，是1979年的204.42倍”，而财政篇则记“财政总收入23.39亿元，是1979年的159倍”。厦门志稿总述记2000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31.96万人。而教育篇的无题叙文和“1996-2005年全市各级各类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中却分别记为32.2万人、322305人。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和“计量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提示我们：要以更加缜密的思维、更加科学的方法和更加精确的语言来编修新方志，让大数据推动二轮志书（稿）编纂与研究实现新变化。旧志因受历史局限，数据不一致、不准确现象较为常见，但这一现象不能在新志中重演，否则将有负于大数据时代；首轮志书出现数据不一致、不准确现象也是有些许理由的，但二轮志书出现这一现象是找不到任何借口的。解决这一问题最现实的方法是把好“数出一门”关，能用统计部门数据的一律用统计部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做好“请进来”这篇文章，邀请有关专业数据公司或数据分析人员给予帮助。
八、因习模拟。厦门、石狮、北川志稿均有专记（特记、特载，实即瞿宣颖《志列丛话》所论及的“通纪”。类章学诚于《湖北通志》所创“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的设置，对此还需持审慎态度。中指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专记设置因事制宜，选题严格，数量适度”。依据这一原则要求，厦门志稿选择了“九八投洽会”“鼓浪屿”2个专题，放置大事记之后；石狮志稿选择了“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全国首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灯谜）之乡”“中国最具商业活力的沿海开放城市”4个专题，放置大事记之前；北川志稿选择了“汶川特大地震灾难与抢险救灾”1个专题，放置大事记之后。上海市志办编著的《方志编修教程》认为：新志专记“是志书大事记、专志的补充，但处于记和志的从属地位，因为它记述的主要是一地重要而典型的‘点’的资料……个别专记、纪略可与专志平列，多数作专志组成部分，也可放大事记后”。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见解，但同时认为，从体裁上说专记说到底也是一种纪事本末体，这与志书普遍采用的章节体（白寿彝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在体裁上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能纳入专志的尽量纳入专志，如石狮志稿中专门设有服装卷，本已作了“升格”和“前置”处理，而专记再专门记述“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似没有什么必要，不如在专志中集中记述为好。
总之，在志稿内容的安排上还是要多提倡因地制宜，力避千志一面，否则就有东施效颦之虞。例如，志书（稿）中以“区划”立篇章名的比比皆是，但何谓区划就没有更多人深入研究了，其实行政区划较为规范的缩略语应是政区，而非所谓区划。再如，城市建设篇中均有“旧区改造”的记述，其字里行间充斥着拆迁、拆迁户等不规范的习惯提法，亟待按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的提法予以修正。还有，诸多志书（稿）的民国纪年写成阿拉伯数字，其依据应该是《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但这个试行规定早已废止了，尽管《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对此作了模糊处理，但还是主张“如果要突出庄重典雅的表达效果，应使用汉字数字”。二轮志书（稿）涉及民国纪年应该不多，何不择善而从？因习模拟极易造成承讹袭舛，为二轮志书编纂创新之大碍。黄苇先生说得好：我们新修方志应本着“少因多创”的精神，在保存方志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着重创新，编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方志。
九、忽视国标。我国于1978年9月成为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正式成员国，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尔后，国家有关部门又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的标准化法规。
首轮修志，国家标准并未引起广大修志者的高度重视，二轮修志中忽视国标现象仍然存在，这在前述几部志稿中都有反映。例如，北川志稿和2014年出版的《朔城区志》在凡例中规定在数字用法上以“《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实际上这个规定（GB/T15835-1995）已于2011年被《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取代。《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1995也正被GB/T15834-2011所代替，从志稿中看，这并未引起所有修志者的注意。顺便提及的是，《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有个别“示例”欠妥。如示例3：纪念“”90周年（4.8.3.6），这与此前已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中不加引号的示例――（4.2.3）是互相矛盾的。再有，公文编号：[1987]9号，其中，“公文编号”当为“发文字号”之误；示例1：13/14次特别快车（4.17.3.4），前面还应冠以字母T。这些修志者也应在工作中加以注意。按2011年4月修订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先后排序应是人民法院在前，人民检察院在后，群众团体中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的顺序也不能随意编排，在这方面几部志书（稿）还是有些瑕疵的。
重视国标既是推进依法治志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志书（稿）时代性和减少志书（稿）差错率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概述；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02-01
王念孙（1744 ――1832），字怀祖，自号石J，高邮人，王引之之父，有《读书杂志》、《 广雅疏证 》等。他曾为《说文》做过校勘，但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现仅存《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1卷（下文简称《残稿》），收录在《晨风阁丛书》中。
一、概述
（一）体例
根据《晨风阁丛书》，《残稿》前有“此是王怀祖所校《说文》，只钞得此数页，惜未录其全本。曲阜桂馥记”的说明，书后有许瀚识和蒋斧跋。正文部分著录一百一十九条《说文》校勘记，其体例如下：先写部首，下接若干条下属字的校勘记，最后在各校勘记后说明该部首所收字数及重文情况。
王念孙校勘记先注明徐锴《说文系传》中对某字的解释，再列举《玉篇》、《广韵》等字书的解释，接着说明自己的考证，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校勘方法
1.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结合
“”从H甾。《系传》同注云：“此为从H从甾从田，凡三文合之。旧解从H甾声，传写误以为巛田合为甾，亦无声字……”念孙按：锴云‘旧解从H甾，传写误以巛田合为甾’，此言是也，至云‘误加声字’则非。盖文本从H田，巛声。巛，古灾字，与字相近。《易》“无妄象传邑人，灾也”，与之为韵；《史记・龟策传》“身乃无灾与时期”，欺为韵；《尔雅・释地》“田一岁曰”，疏引孙炎云“始灾，杀其草木也。灾字皆读若。”；又《诗・生民》二章，“无无害”；《礼记・祭法能》“R大则祭之”，即灾字。故此字从H、田，巛声，传写者误以田巛二字上下倒置合为一字，故伪作从H甾声。今不得其解而削去声字，非是。
2.因声训诂
《残稿》中体现出王念孙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多处运用了声训。
“毒”字校勘记：“念孙按：今《说文》无声字者，徐锴以李阳冰云：‘毒字非取坶声，坶乌代反’，故削之也。不知毒有代音，与坶声相近。……阳冰不得其解而改为从屮从母从土，徐铉又改从屮坶，并非。”再如“莫”字，“铉以为莫不当从H声，故削去。不知H古音莫补反，与莫声相近。”这样的例子在《残稿》仅存的119条校勘记中比比皆是，因声训诂是得益于王念孙扎实的古音韵学基础之上的。
王念孙的校勘和训诂结合在一起，训诂特色在于因声求义，校勘以训诂为基础既正其文字讹误，又考起词句训释疏谬，是综合百科、广征博引的校勘。
（三）流传
吴县蒋斧跋中有云：
及段书成，先生为之序，此书则未尝问世。意先生以段书与己意十合八九，故遂削稿欤。今虽其说多已采入桂氏《义证》，然原书仅此传抄孤本，会沈君太侔有丛书之刊，罗君叔言出此，怂臼阼髑抑龈为校其伪夺，因识其大略如此。
桂馥在王念孙因段书已成而销毁其稿后得一残卷，将此残卷内容写入《说文解字义证》之中，后来许印林又在《义证》中将念孙的校勘记辑出，写成清本，而且当时仅有此传抄孤本。宣统年间，沈太侔刊刻丛书，蒋斧受命整理校勘，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得《残稿》。
二、影响
跋中有云：“桂未谷得其残秩，录入说文”，“虽其说多已采入桂氏《义证》”，翻阅《义证》，发现其中有多处与王先生校记重合，可以说《残稿》直接影响了桂馥的说文研究。
张舜徽先生说过“朱世瑞《强知编》卷三亦引王宽夫言，谓怀祖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稿付之。后怀祖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故段氏与怀祖书有云：‘《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见《经韵楼文集补编下・与王怀祖书三》）用此观之，怀祖研绎许书之功，不在段下。徒以段注已成，乃辍不复为耳。”①
跋中也有“茈字条至精，确乃段注引其说，而驳去之，实为段君千虑之失。盖先生与段同时著书，各不相谋，段氏称引先生之说，殆平日讨论所及，未必见先生原书，故菁华未尽采撷也。”
王念孙创造性得运用音韵学方法进行校勘，发现了之前没有发现的错误。他在总结《淮南子》各本致误的六十二条原因中就有十八条是关于音韵的，而其《广雅疏证》中仅带“转”字涉及声音关系的训诂就有410条之多。
王念孙对《说文》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校勘记中，而这部校勘记对桂、段两位说文大家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其声训之法的开创更是为后学提供了一条之学的有效途径，所以王念孙也是一位集大成的《说文》研究者。
所谓演讲写作语言，是指既适于演讲稿书面的写作，又适于演讲时口头表达的语言。它是为演讲稿这个特别的文体和口头传播这种方式的规定和制约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演讲写作语言是演讲稿写作的工具，所以学习演讲稿写作必须了解和掌握演讲写作语言的特点和运用。
一、演讲写作语言的特点
1．演讲写作语言是以叙述语体为基调，综合运用了其他各种语言体裁。写作时，文体一定其语言趋向也就定了，因为一定的文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体进行写作，而语体的形成反过来推动文体的成熟和发展。二者紧密联系、互相对应。演讲写作语言的特点就在于不论描写、抒情还是议论、说明，都染上叙述的色彩表现出来。如鲁迅的《读书杂谈》：从总体框架上看是篇论文，它有论点、论据、论证及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从所用的语言体裁上看，它既有说明、议论又有记叙、描写等手法的运用，但这些通通被纳入了叙述的格调之中，故不难看出，它不是一般的论文，而是以议论为主的演讲词。
2．演讲写作语言有“声音感”和“动作感”。声音感即当看作为演讲稿的文字符号时，仿佛感到它在耳边发出声音。遣词用字是造成有声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来自演讲写作语言特殊性，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结合。演讲稿是为了说而写的，而写是说的记录。凡说、讲必然有声音高低、抑扬顿挫，把“说”记录下来，就是把口头语言声音感记录下来，那声音感必然体现在书面语言里，给人以有声感。
动作感，一是演讲写作语言本身就包括动作，当书面语言转化为口头语言的时候，随着声音的出现自然会有一定的动作与声音联在一起表示某种意向。二是当人们看着书面语言的时候，随着声音的出现，脑海里会浮现出与演讲者同步的神态动作。所以说演讲语言的声音和动作是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
3．演讲写作语言是文学化的口头语言。口头语言也是演讲写作语言的基础，但其口语化不是一般的口语，是经过加工的口语。即把口头语言转化为书面语言，首先去掉它的易逝性。进而可以反复推敲、加工提炼，去掉那些罗嗦、不准确、不通顺的部分，使之成为简洁、准确、鲜明、生动的联系紧密、内涵丰富的适于口头表达的语言，即文学化的口语。
二、演讲写作语言的运用
运用演讲写作语言，首先与一般写作语言的运用是相同的；其次它是用于演讲稿写作的，所以它受演讲稿特点的制约。
1．演讲写作语言的“双向”选定。双向指演讲写作语言运动的方向：围绕演讲稿的主旨纵向发展和围绕演讲的目的横向联系。
写作语言运动的纵向发展是所有文章都不例外的，因为文章（包括演讲稿）都有主题或主旨，写作中的语言运用都必须围绕主题、主旨。但一方面初稿、二稿中的语言未必真正围绕、表现和突出主题；另一方面，草稿既然是笔者围绕主题所为，那被选用的语言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语言环境体系，或明或暗，似隐似现地体现着主题。再从这个主题出发，在已经形成的语言环境体系里调动语言，使语言产生运动，使每个字、词、句紧密围绕主题，随着主题的逐渐明晰，语言则向纵深发展。
写作语言运动的横向联系，即与演讲的时间、空间环境的联系（为其他文章写作语言所少见），其中主要是与听众的思想、心理和情绪沟通。为此而选定的语言虽与主题较远，而从演讲目的出发，都是不可少的。这部分语言有浅、深两个层次。浅层次的一听就觉得出来，如“同学们”、“主席先生”、“同志们，主席没有告诉我能占用多少时间”等等。深层次的就不明显了，如《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开始的一段话（略）。可见，浅层次的与主题无关，与目的有关；而深层次的不仅从目的出发，而且与主旨也相关联。
究竟是什么拯救了这张报纸？在探求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它又有怎样的尝试与心得？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先生。
从记者到总编
《传媒》：解总，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1月份，《新华每日电讯》突破了百万发行大关，这里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从普通记者成长起来的总编辑，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生涯。
解国记：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新闻。那还是1968年“”中，我到离我村8里路的大屯集（当时的河南省清丰县大屯公社）上初中。校园和烈士陵园在一起，陵园里最大的一通碑是烈士柳朝琦的。柳朝琦是《冀鲁豫日报》的一位记者，数次冒枪林弹雨采访，在一次执行采访任务路上被日伪打中，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临死前把所带文件一口一口吃掉。从那时起，我对记者就产生了强烈的敬仰之情，立志好好上学读书，长大也当一名记者。大学毕业后的1982年，如愿当上了新华社记者，先在河南分社工作，后来到黑龙江分社工作，1999年12月调到总社，任《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传媒》：从记者到总编，这样的身份转换您是怎样实现的？
解国记：记者的劳动形式是个体，是个人采写。总编是管媒体，是一个集体，是编用记者的稿子，为记者服务。我任总编后对我的同事说：我虽然没有当过编者，但我当过记者，又是读者。作为记者，我最清楚什么稿子是下了功夫的，什么稿子是抄材料的，什么稿子是拍（马）的，什么稿子是拉（关系）的，瞒不过我的眼睛；作为读者，翻开报纸后我最清楚爱读什么，不读什么，最烦什么，心里偷着骂什么。因此，当《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者，就是要用好那些记者下了功夫的稿子，读者最爱读的稿子；其他的，不用、少用、弱用就行了。记者转任总编，就有这点优势。
《传媒》：那么，在《新华每日电讯》经历挫折和取得成功的不同时刻，您有着怎样的心态？
解国记：在未认识《新华每日电讯》本质，找不到其独有规律，左冲右突，碰得头破血流时，也是苦恼之极，甚至痛不欲生啊。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对不起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的社党组和社领导，对不起新华每日电讯社的兄弟姐妹。在逐步摸索、感觉、捕捉、描述、概括出《新华每日电讯》的本质和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用兵用力，报纸有些起色，甚至现在成长为百万级时政大报时，又自然对当年创办《新华每日电讯》才使我们有了这个舞台的决策者充满感恩，对新华社给了我们很多探索办报的宽松条件充满感激，对推动《新华每日电讯》成为百万大报的新华社战略转型由衷叹服！当然，我感到庆幸，老是让我内心充满喜悦的是我们“电讯人”这个团队。我们团结一心、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才使《新华每日电讯》走到了今天。尤其是全体新华人的支持、鼓励和付出，舍此，《新华每日电讯》绝不会成为百万级时政大报。
我现在不安的倒是，我们能不能巩固和进一步提高《新华每日电讯》的质量，对得起我们的读者。
《电讯》的本质和理念
《传媒》：您在编辑手记中曾经说过“一张报纸，如果认不清其本质，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举措，或上述东西与别的报纸大同小异，甚至没什么两样，它就只会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您是怎样界定《电讯》本质的？
解国记：《新华每日电讯》是新华社1993年1月1日创刊的。创办的主要目的解决新华社通稿落地问题(媒体不用或很少用通稿)。由于通稿不直接对受众，没有特定的读者指向，因此刊登它的《新华每日电讯》自然也没有市场定位，发行极其困难。不但社会不买账，连新华社自己的人都说它是自娱自乐的“卡拉OK”。
传播的有限，意味着通稿落地《新华每日电讯》的无效。为了走出困境，我们从2002年开始了艰难的风险探索，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通稿处理和扩大稿源。这样做的结果是，报纸面目一新，大受读者欢迎，订阅量稳步上升，文摘类媒体大量摘转。通稿借以实现了有效传播。
我们由此发现了《新华每日电讯》的本质：它不具备一般日报的核心特征――直接策划指挥原创报道，最大化地追求独家新闻；反而具备了文摘类报纸的本质特征――占有丰富的成品稿源，广挑细选，删节重组，精编精排，靠出色的二度“创作”奉献读者。如此，《新华每日电讯》实际上也就逐步演变为新华社稿件精华为主体、覆盖全国主要媒体、每天出对开8版的“新华大文摘”、大型文摘日报，或者说是大型文摘日报的雏形。
《传媒》：办大型文摘日报在中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且也可能“外无洋人”。那么，您是怎样主导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的？它的基本构成和特性又是什么？
解国记：办大型文摘日报，无规律、经验可循，一切都在摸索中，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有时政大报的风骨和普通受众的口味。目前能概括的特性大约有以下几点：
以新华社稿件精华为主体的必然性。日报有很强的时效性，文摘日报同样要讲究时效性。而要做到讲究时效性，就必须以新华社稿件为主要文摘稿源。因为新华社是全国最快、最丰富的“消息总汇”，只有及时选摘萃取其精华，才能保证读者获取新闻的时间与其他日报同步，同时这样的特性从根本上保持了《新华每日电讯》时政大报的风骨。
选摘社会各媒体稿件的必要性。这个道理很简单，新华社不可能包打天下，它也有迟发、漏发的新闻，有被消息封锁、信息不灵“挡”掉的新闻。社会媒体遍布天下，获取线索、采写报道的手段各有千秋，什么新闻都可能有。选摘好相关稿件，既是对新华社报道的补充，又是对《新华每日电讯》读者知情权的满足，是对读者必须负的责任。《新华每日电讯》早已把中央电视台等广电媒体，《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新京报》等都市报，纳入自己的选稿视野。
少量原创稿件的不可或缺性。这是文摘日报不同于文摘周报、周二刊文摘、周三刊文摘的最大不同之处。因为在每天涉猎的稿件中，谁也没有绝对把握避免这种情况：各媒体对于某一新鲜事物，在报道上都缺位了；某种应该引起关注的事物、现象、问题，已长时间存在，却没有媒体光顾，成了“冰点”……尤其是言论类的东西，其他文摘类报纸都有可“等”稿，但文摘日报没有，必须当天夜里写就、上版，否则第二天读者看到的报纸就“欠火”，就不到位。所以，根据特殊需要，有一点原创稿件，对于文摘日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声音”、“草地”等专版专刊，就是履行这一“职能”的。
为读者当新闻秘书 替读者选新闻精品
《传媒》：您刚刚谈到《新华每日电讯》成功的秘密就是采用了“新华大文摘”、文摘日报的操持手法，并且确定了为读者当“新闻秘书”的理念。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提出的？
解国记：从一个原本只为新华社通稿落地服务的自娱自乐型报纸，到一个越来越为受众欢迎的新锐主流大报，是我们铁了心为读者当“新闻秘书”、替读者选新闻精品的回馈。
如果我们说网络出现以后加剧了信息爆炸，那么连续爆炸到今天是什么状况？信息拥堵！受众作为一个个体，他想要的信息拿不到，不需要的信息堆如山。一个关键词敲下去，相关者百千万条不稀罕。过去“海量信息”是优势、是骄傲，现在却成了一些受众头疼的事。特别是主流受众群体尤甚――非主流媒体不屑看，而有的主流媒体大话空话充斥，几张报纸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不到多大点儿自己中意的东西，实际上处于一种信息“饥渴”状态。他们需要“新闻秘书”，需要有人从新闻信息的大海中，选取出他们最需要阅读的新闻精品。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提出做读者“新闻秘书”的定位。
《传媒》：这个“新闻秘书”是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呢？
解国记：做读者的“新闻秘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用心说话。
用心说话，说自己的话，才让人觉得真实和亲切。大话、空话，一说一串的“套话”，虽都很“正确”，但总让人觉得不实诚，总感隔膜。
我是一个喜欢收藏时期、时期报纸的人，可以说看够了那些把大话、空话推向极端的所谓“主流报道”，特别不愿意大话空话套话登上《新华每日电讯》，或者尽力减少、弱化这类东西，而突出、放大那些用心说的话、自己的话、实实在在的话，远离那些“不打粮食的话”。
其实无论多正统、高深的东西，都可以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说，都可以有个性地表达。充当读者“新闻秘书”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内容追求实实在在的同时，标题追求通俗晓畅，大白话、口语化，甚至标题里可以有情节细节。总之，就是要确确实实的“三贴近”，形成百姓喜闻乐见的文风。
《传媒》：您一直很强调文风，您赞赏什么样的文风？同时，文风在更高层次上有着怎样的作用？
解国记：后的白话文，打通了“文”（读、写是文言文）和“言”（实际生活中的话）分离的格局，只能由上层和文人才能使用的语言工具逐步走向大众，“文”成为大众能听懂看懂的东西，社会真情更多地进入“文”中。我们现在追求的“白话新风”，实际上是对“文”（读、写多大话空话套话）和“言”（社会生活中用语）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分离”的又一次打通，是更加接近生活、更能还原生活的“真话”。
《新华每日电讯》形成的文风和白话口语化实践，实际上是主流媒体舆论场、群众口头舆论场、网上舆论场三种话语风格的贯通，这样的文风更易为受众所接受，更能实现引导力。
《电讯》未来：穿越“严冬”走向春天
《传媒》：在我国，2005年就有人预言报纸的“严冬”到了；网络在内的新媒体越来越火时，更有人哀叹“报纸将走向消亡”；美国教授菲利普•迈耶也写下一本名为《正在消失的报纸》，称以1967～2002年日报读者数下降图表推测：到2043年春，日报就没有读者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言论的？
解国记：或许，这是可能的；甚至，报纸的消减趋势已经是肯定的。但决定报纸消亡与兴盛的，不光在网络，还在于报纸自身是否还能适合受众的需求，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网络确实好，但没有电源，没有电脑，没有显示器（或手机）看不了。只想清清静静读，不想被别人打扰，不想与谁对话互动，自己边看边思考，拿笔圈圈点点，批几句话，写几句感悟，拿剪子剪下来存放，网络岂能做到？躺床上不经意地翻翻，就为放松入睡而看，睡意一来顺手滑落也不用管……恐怕连再小巧的笔记本都不敢这样玩儿。就是说，报纸的好些功能，是不能由网络替代的。网络发展，报纸还照样发展。2008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第61届世界报业大会上，来自232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世界报业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与2006年相比，2007年世界付费报纸发行量增长了2.57%；如果加上免费报纸，世界报纸的总发行量增长了3.65%。与2003年相比，全世界的报纸发行量增长了14.3%。
金融危机袭来之后，美国、日本有些报纸倒闭了。原因很多，但报纸很厚，发行赔钱，靠广告补贴，危机一来，广告来路一断便生存不下去，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靠发行就能基本维持再生产的报纸，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出人意料，
一堆插图手稿卖了350万
赵庆伟出生在北京，虽然父母从事的工作几乎和艺术不沾边，但他从小就喜欢标新立异，很有文艺特质。
赵庆伟收“破烂”，纯属偶然。开公司赚到一些钱后，1996年起他迷上了老油画。一次，赵庆伟在一位古玩商那里买艾中信的画，对方问他艾中信的手稿要不要，他心想，既然喜欢艾中信的画，为什么不同时收藏他的手稿呢？于是一同买下，结果一下子沉迷其中。后来，赵庆伟发现从手稿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画家的创作意图，于是就有意打听，得知古玩商的手稿大多来自旧货圈，从此便开始在旧货圈里寻宝。
收“破烂”的经历充满着意外之喜。2003年7月的一天，赵庆伟接到“线人”电话，说有家杂志社清理出33箱东西，每箱1000元，共3.3万元。赵庆伟是个文艺青年，偶尔有散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他暗想，这家著名杂志社第一次大规模清理文档，里面极可能有大量作者的投稿，于是就买了下来。没想到，当他拂去积在手稿上近20年的尘埃时，竟看到那些泛黄纸片上有石鲁、吴冠中、李可染、冰心等人名字，心马上狂跳不止。面对这些大家的手稿，赵庆伟感到既惊喜又怜惜，他感叹说：“每篇稿子发表前都要经过6次校对，每一小摞文稿下面都是作者的原稿。每一处改动，都凝结着作者与编辑的心血。若将它们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该多可惜！”他精心将这些手稿保存了起来。
几个月后，赵庆伟又从一家出版社收了一批“破烂”，其中有大量著名画家为图书画的插图，因对之兴趣不大，他转手卖给了一位海外收藏家，令赵庆伟目瞪口呆的是，这一下竟卖了350万元！虽然赚了钱，但他心里并不痛快，就去找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告诉他剩下的文稿该好好保存，社长却说这种东西没必要留着。就是这句话激起了赵庆伟的斗志，他说：“如果我不买，很多东西有可能意味着彻底消失。当时人们热衷收藏玉石、翡翠、名人字画，却没人在意这些记录着文化与历史的字纸。别人不要，那我就收！”
街面上虽然也有些专门收废纸的，但都是小打小闹，赵庆伟则是用麻袋装，用卡车运。对此，他说：“量大，收到好东西的概率就大。”令父母迷惑不解的是，儿子的公司原本在精英云集的中关村经营得有声有色，可是因为迷上了当“破烂王”却关了。最滑稽的是，赵庆伟天天拎杆特制的大秤，不是去潘家园，就是去各处废品回收站转悠，气得爸妈大骂他不务正业。
《苍蝇・门牙》手稿
无偿送还莫言
当时中国拍卖市场刚起步，人们收藏理念还很幼稚，局限于书画和瓷器等传统大宗收藏项目，书信、手稿根本不被重视。再加上1985～1995年那十年间，北京大拆大建，许多单位为改善办公条件而搬家，导致大量早期的文档资料、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被当作垃圾扔掉，或被当作废品处理。看到天天都有不少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惨遭抛弃，赵庆伟心急如焚，他说：“什么钱不钱的，顾不上了，先把有价值的东西抢救出来再说。”
赵庆伟的“线人”大都是以收破烂为生的外来农民，专从文化单位收废品的有2000多人，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有他的手机号。他们知道哪儿正在搬家，哪儿有大量的破烂要卖，哪家单位会有赵庆伟喜欢的货。这些东西可能数十年被堆在北京各大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储物室里，一旦所在单位搬家，便被当作垃圾卖给上门收废品的。
“每天总有几拨人打来电话说，某某单位又出了捆东西，多少公斤，多少钱，不能验货，要不要？我根本不考虑，直接说搬过来。”赵庆伟说。相比废品收购站，“线人”们更愿意把破烂卖给赵庆伟。“卖给废品站每公斤4元，卖给我每公斤10元。”每次赵庆伟一到潘家园，就会有百八十号人围上来，把给他准备好的货，一麻袋一麻袋地装上车。
冰心的《记一件最难忘的事》、丁玲的《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铁凝的《来了，走了》、王蒙的《一九八四年部分短篇小说一瞥》等名人大家的手稿，就是这样收“破烂”收来的。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日子里，赵庆伟仍然一卡车一卡车地收，结果银行账户里的钱迅速缩水。不仅如此，为了堆放“破烂”，赵庆伟租的一幢别墅也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莫言手稿捐赠仪式现场
因为手头太紧，2010年年底，赵庆伟听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建议，举办了第一场“小雅・观心”拍卖会，处理部分“破烂”。拍品中有1.4米长的周思聪素描，有《半夜鸡叫》的原稿等。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被很多人瞧也不瞧就扔出门外的“破烂”，最后竟拍出了2000多万元。
拍卖会结束，记者们围着这位很有文艺范的“破烂王”问：“这么多钱打算拿来做什么？”赵庆伟回答得非常干脆：“买一部保时捷，开着豪车继续收破烂。”有媒体调侃说，这是赵庆伟的“行为艺术”：用豪车刺激人们的神经――既然你用金钱衡量一切，那么我告诉你，财富或许就在你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早年，赵庆伟就曾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调侃自己，他让朋友给自己拍了一张跨着“轻骑”、驮着双卡六喇叭录音机、手拿大秤收破烂的照片。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些珍贵的名家书稿、手札等，都是他这样收“破烂”收来的，其中就包括莫言的一部小说手稿。
2003年，“清河八家”废品站的人打电话给赵庆伟，说一家出版社卖出一整辆“面的”的废纸，3000元。赵庆伟马上说：“你给我拉来，给你5000元。”《苍蝇・门牙》的手稿就这样被夹杂在大堆泛黄的残书破纸中，进了赵庆伟的家，避免了被打成纸浆的命运。
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最初发表于1986年的国内某大型刊物上，是他早期军旅题材的代表作品，被收录进多部文集。在当时来说，很多人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偏偏赵庆伟是莫言的“粉丝”，很喜欢他笔下浓郁的乡土气息，于是，就将其珍藏。谁也没有料到，莫言后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趣的是，2014年春天，赵庆伟和朋友举办了一个小型拍卖会，全场95件拍品，70多件是名家书稿、手札，其中就有莫言的《苍蝇・门牙》手稿。它刚在预展上露脸，就有不少人表达了竞拍意向，还没开拍，价格已摸上近百万。很快，此份手稿的私洽价格火箭般窜到400万元。
得知这一情况后，莫言说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商业纠缠，希望赵庆伟归还书稿，让他将其捐赠给现代文学纪念馆。很多人认为这事不大靠谱，你想啊，一件价值400万的珍贵手稿，谁肯轻易送人。
赵庆伟的朋友、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先生也喜欢收藏，为筹建电影博物馆，赵庆伟曾捐赠给他1万多个电影胶片。恰巧，崔永元也是莫言的朋友，于是经他牵线搭桥双方一聊颇为投缘，赵庆伟什么条件也没提，就痛痛快快地将手稿无偿归还给了莫言，而莫言也如约将手稿赠予现代文学纪念馆。诺贝尔奖得主与“破烂王”成为好朋友的事，也一时被传为美谈。 莫言与赵庆伟（左）合影
财富或许就在
你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10年前中央美院搬家，赵庆伟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捆废品，竟然发现其中有张油画是王沂东的作品。而在另外一个文化单位的大院里，他从一户人家的废纸里买到了价值百万的董其昌手稿。“《美术杂志》杂志社、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些单位搬家，我都介入了。”赵庆伟说。
说到他开着百万豪车收废纸这件很拉风的事，被朋友称为“中国最文艺‘破烂王’”的赵庆伟说：“保时捷、大秤都是我的道具，我希望它们带给人们强烈的刺激――我炒高了‘废纸’的价格，人们才会懂得珍惜，知道这些废纸带着历史与文化的余温。”
薄薄的“废纸”，在赵庆伟心里重千斤。比如那张茅以升设计建造、最终又亲手炸毁的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蓝图。“这座大桥在当年创下很多第一，这是最早的设计版本。这样的宝贝就该在部级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不该流散在民间。”
除收集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批文学巨匠的手稿外，赵庆伟还有的信函、宋庆龄的批件、郭沫若以为已在日军轰炸闸北时被毁的作品手稿，还有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的详细图片史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排练的文字和图片……所有这些，这位“破烂王”都等着有一天能高高兴兴地把它们交还给国家。
部级的藏品还给国家，更多的东西该如何保存和传承？对此，赵庆伟是这样说的：“社会上认为重要的，我会把它留下来;社会上暂时没发现其价值的，我也会把它留下来。”
除了手稿，赵庆伟还收集了自清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100多万张老照片。在北京市郊崔永元电影传奇馆的旁边，有座小院是赵庆伟的“老照片档案馆”，其中有少见的清代立体照片，有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末人物照，亦有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领袖的照片，包括与电影工作者在一起的留影，邓小平与日本天皇、皇后的合影等。
当时以每麻袋200元收进的老照片，如今单张或许就能卖到上万元，可赵庆伟依然守着这个门庭冷落的“老照片档案馆”，偶尔有研究者、专业人员来参观，赵庆伟就觉得这种守候是值得的。
至于手稿，他想另建一个档案馆。“拍卖部分名家的手稿，是为了回笼资金，不然我没法活下去了，也是为了刺激大众，我手里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手稿。”他解释说。
赵庆伟还想办各种文化专题的档案馆、博物馆：比如“中国诗歌博物馆”，因为他手里攥着数万篇诗人的原稿;比如“中国音乐博物馆”――为此他已累积五线谱原稿数百公斤，以及众多文艺演出团体的广告单、节目单、剧照和录像带、录音带、唱片，其中包括全国总政文工团200多本各地巡演、采风的图文资料;比如“中国戏剧博物馆”――他藏有数千张戏曲唱片，及大量的戏剧脚本;比如“中国版画博物馆”――他搜集有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不同风格的版画作品七八千件……
但场地、资金哪里来？就连整理这些“破烂”也已非赵庆伟一人之力可以办到。他开始把藏品送朋友，只要对方与自己志趣相投，就不谈钱。到现在为止，赵庆伟已把七八千件版画给了一个朋友，支持这个朋友建版画博物馆;上万张漫画原稿也给了朋友，因为朋友是漫画迷，一心要建漫画博物馆;1万多张电影胶片也出于同样的考虑，送给了崔永元的电影传奇馆。赵庆伟说：“东西在我手里，还是在他们手里，都是一样的，只要能有地方展出来给大伙看就值。”
什么是文化？赵庆伟对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有实物的部分、技艺的部分，也有纸上的部分。那么多老建筑，它们的价值在被人们认识到的时候，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了，对纸上的文化更是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天天在毁。”于是，赵庆伟至今仍坚持收“破烂”：“我这个人是比较善于等待的，我等着人们认清‘破烂’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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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
责编姓名 李忠良
责编证号 201100173277
耐心，再耐心些
一部书，是某个领域填补空白的项目，选题往往激动人心，然而，因为是新项目，万事开头难，于是，责任编辑的耐心就要受到考验。
《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就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的专著。责任编辑遇上这样的独家选题，是幸运的，然而，不幸的是，这又是多人职务作品，稿件质量参差不齐、体例杂乱是常有的事情。果然，《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一书，从选题立项到最后付梓出版前后历时两年多。个中甘苦，个中折腾，我们在编辑工作记录中可以体会得到。初稿于2013年7月初提交，经过初审，除基础细节性问题外，责任编辑发现著作权与署名、未定稿、内容结构、插图（尤其是地图）等比较大的问题，即写下初审意见反馈给作者，请修改后再提交。当年11月，作者将修改完的稿子再次提交，编辑经过检查，发现初审所提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正准备进入编辑加工流程，又被中断。这次是作者提出要修改稿子。到了次年2月初，作者修改稿发来。2月下旬，经历几次修改的稿子经过初审编辑后，终于提交复终审。未曾想，复终审刚回来，初审编辑正要逐个解决审稿细节问题，作者却再次提出要修改第7章内容，且认为属于必须修改。编辑这时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作者的认真态度只可以嘉许不可以打消。到4月份设计版式，书稿与初稿相比，已经被缩减了1/5。
当然，最后编辑和作者一起都收获了成功，这部专门性著作，首印3000册，竟然不到一年售罄。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各种经验，譬如多人职务性作品如何统一规范体例以及署名，又如，研究报告如何打磨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专著，等等。但是，给我们一个较深的启示和感动的，却是：做编辑，要耐心，再耐心些！
获奖感言
对于编辑职业，前辈有多种比喻，审判官和做嫁衣的便是其中的两种。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审判官和嫁衣娘在角色特点上也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编辑职业内涵的组成部分。审判官，即是审核判断书稿的内容和文字质量，从出版价值的角度对书稿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估，从而决定出版与否;嫁衣娘，即是对决定出版的书稿作内容的校核和文字的梳理，使她更加完美。可以说，这两种角色在出版工作中是分工协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际工作中，在市场经济和出版社转企改制的背景下，在竞争激烈或行业保守的出版领域，图书出版前的审稿把关环节往往缺漏，甚至形同虚设，尤其是对书稿内容的审查以及对提供出版补助的书稿的审查。这导致粗制滥造的图书进入社会，一方面使得图书品种数目不断增大、出版产业虚假繁荣，另一方面造成库存量和退货率奇高、图书从印刷厂到库房再到造纸厂的奇特循环，社会资源极大浪费。可以说，导致这些的直接责任者正是不负责任的编辑和出版社。
这种局势必须扭转。我想，这也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年来持续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政府，我想，除了严格管理之外，加强对行业自主自律和自我管理的引导和扶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活动便是出版行业自主自律和自我管理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它直接面向出版工作一线的编辑，直接抓住出版工作最核心的审稿环节，有很好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对出版社加强出版环节管理和编辑自律必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举办下去，以便于在编辑中普及这种意识：编辑不光要做好嫁衣，更要把好关。
――李忠良
初审意见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水土流失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左右。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2011年3月，修订后的《水土保持法》正式施行。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时任国家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连续两次对福建长汀水土治理工作作出批示，要求“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2012年5月，水利部召开总结推广长汀水土保持经验座谈会，进一步推动全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2012年底，党的十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同期，水土保持情况普查作为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2010-2012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范围，在全国开展。
作为全面介绍总结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土壤侵蚀普查实施过程的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的专著，本书立足于本次普查经验总结和今后土壤侵蚀普查指导，从我国土壤侵蚀调查的技术方法出发，全面介绍了普查的工作过程，包括土壤侵蚀调查目标、内容、方法、技术路线与工作流程、野外数据采集及处理，详细介绍了各土壤侵蚀因子的量化方法与侵蚀模数计算、强度评价分析等。
区别于普查公报只介绍成果，没有数据形成过程和统计口径介绍，也区别于一般科技图书专门探讨理论，或仅局限于研究某种土壤侵蚀形式，本书做到了普查组织实施过程、普查数据采集与处理原则、各种土壤侵蚀形式侵蚀强度分析与评价等多方面的结合，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性。
本书编写注重以实践总结和现实指导为原则，内容组织严密，叙述简明扼要，多以“数据收集―计算方法―精度控制―结果分析与评价”逻辑组织，同时注意运用图表作为文字的补充来辅助说明，深入浅出地将过程、理论与评价展现在读者面前，非常便于读者理解书中的知识。
此外，本书还总结了国内外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的发展历程，列载了“土壤侵蚀普查表”（即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野外调查表及填表说明）和“制图知识框”（介绍野外调查底图制作规范及步骤），使本书在内容和知识上更加系统和扩展，对于帮助读者了解、使用相关方面知识或做进一步研究参考，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同时使得本书具有一定的资料保存价值。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的专著，该书填补了国内水土保持领域的空白。它的出版，必将对我国今后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的开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对国内各省开展本省的水土流失普查和治理工作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本书所介绍的普查过程组织与实施、调查单元布设与划分、数据采集与处理、侵蚀强度分析与评价等，兼顾了理论指导性和实际操作性，对于从事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监测机构及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都是一本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审读过程，发现书稿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
一、书稿署名与著作方式问题
从内容来看，本书稿应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属单位，书稿署名权可根据实际情况归属具体编撰本书的工作人员。因为具体工作人员很多，不能一一上封面，建议作者单位内部充分协商，确定封面署名人选，其他工作人员可在前言中提及或以编委会形式体现。
本书是一本系统总结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土壤侵蚀普查实施过程的专著，著作方式可采用著、编著，但也是对此次普查资料以及相关材料的系统整编，所以也可采用编、主编，具体方式请作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书稿未定稿问题
“齐”：书稿初稿尚缺作者署名、目录，参考文献未集中著录，且分布各章。“清”：书稿中图较多，而且形式多样，有地图、线条图、照片、计算机截图等，但很多图存在内容不清楚的问题，比如照片像素不够、计算机截图模糊、线条图可能从别处扫描而图面不清等。“定”：书稿前言似未定稿，个别章节也有黄色标记部分，内容似没最终确定，此外还有一些章节图号也尚未顺序编排。这些需请作者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才能进入出版流程。
三、内容结构问题
书稿第2章有5个普查数据登记表，篇幅较大（共13页），且填表说明较长，不宜作为表下注，建议单独列为附录，并修改相应文字表述。同理，第5章的5个知识框（共50页），也建议列为附录。附录体例单独设计。
鉴于书稿篇幅不算太大，总字数在40万字左右，因此建议不在各章末列参考文献，而集中列于书末。
四、体例问题
建议本书采用以下体例层次，其中有的层次可以跳过。
第1章#******（居中题）
1.1#******（居中题）
1.1.1#******（边题）
1.1.1.1#******（边题）
##1.******（边题）
##（1）******（段首题）。……
##1）******（无标题）……①……;②……;③……。
此外，建议书中图、表、公式采用按章连续编号形式，即采用表*.*、图*.*、公式（*.*）式样，不再细化到节（即表*.*-*、图*.*-*、公式（*.*-*）式样），书稿所有图、表、公式编号需统一修改。
五、插图问题
（1）地图问题。主要有：①地图数量较多，共29幅;②多数地图为彩图。鉴于地图的敏感性、送审周期及制图和印刷成本等，以及现有部分地图不清晰，表达效果不好，建议：①梳理现有地图，如非必须则删去，最大限度减少数量;②鉴于彩色地图问题，建议把必需的地图集中起来放在书前或书后作为插页，用较好的纸张和彩色印刷，以保证图片质量和效果。
（2）线条图问题。主要有：①一些图为扫描所得，图内容模糊，如图5.9;②一些图不完整，缺内容或内容需翻译，如图5.12;③一些图是彩色图，黑白印刷将会影响部分内容表达，如图5.26。针对前两个问题，建议提供清晰图或补充完整图中内容;针对第三个问题，建议作者重新制图或者将必需保留的彩色插图挑选出来，集中放在书前或书后作为插页。
（3）照片和电脑抓图问题。主要是清晰度不够，建议作者重新提供清晰的图。
六、其他问题
（1）政治性和内容性错误。如82页及其后多处使用“内蒙”，应全部改为“内蒙古”;表5.19中，福建“朱溪河”错写为“洙溪河”，等等。
（2）语言风格问题。如书稿第174页有“本研究中”“课题组”，181页有“项目组”字眼，这是典型的研究报告语言，建议逐一修改。
（3）名词问题。书稿中个别专业名词使用不明确，如书稿前言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否应为“水土保持治理措施”？建议加以辨别。
（4）单位问题。书稿中有的地方用文字表示，如书稿第43页的“米”，建议统一改用单位符号。但对于翻译内容，比如书稿第2页叙述美国土壤侵蚀抽样调查时采用“英里”，建议保留不改，只把同处用“公里”的地方改为“英里”。有的地方单位用错，如47页“hm3”、“km3”应分别改为“hm2”、“km2”，又如59页“20*20m2”应改为“20m×20m”。
（5）前后表述不统一问题。如书稿43页使用“覆盖度”，而前后行文多用“盖度”，建议统一用后者;231页使用“ArcGIS 9.3”，而之前行文一直使用“ArcGIS 9.2软件平台”，需要作者核对。
以上是在稿件初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经与作者初步沟通，多数得到认可，待作者修改正式交稿后，在后面的编辑加工环节再做细致审核。
综上，该书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符合我社选题规划，建议列入我社近期出版计划。
初审加工记录（节选）
复审意见
本书材料来源不同，体例不一致，复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1）专业名词术语、行政区划名称、部门名称、规范标准、表格名称及部分表述前后不统一。
（2）图、表中单位使用不统一，应按要求统改。
（3）“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修改不要过简，建议参考我社同类书的简称。
（4）大量表式不统一，部分表格表头项目名称与内容不结应，表中符号使用不统一、不规范，表中单位使用不规范。
（5）部分图中各图没有统一按分图处理。涉及中国地形图、省界地形图按规定送审。
（6）附录内容多有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关于计算机键盘、鼠标操作的名词术语按要求统改。
（7）部分内容修改不当。
本书稿终审后，相关问题一并解决。
终审意见
终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1）需进一步完善文前部分。
（2）第1章，1.1节与1.2节顺序对调。
（3）全稿的地图必须送审。
（4）一些图、表中的外文需译出。
（5）一些公式中的“式中”注释符号不完整。
（6）一些图表名与正文叙述不呼应。
（7）一些术语需进一步统一。
终审结论：本书稿内容丰富，结构合理，逻辑清楚。编辑整理时，加工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复审人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使书稿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书稿达到发稿要求，可发稿。
编 辑 手 记
《土壤侵蚀调查与评价》一书，从选题立项到最后付梓出版前后历时两年多。作为我策划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主要成果系列图书”的首批成果，拿到书稿时，非常高兴，因为原来的设想如今终于要看到成果了。另外，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作者是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作为我国水土保持监测业务工作归口主管单位，他们先后组织完成了多次土地侵蚀遥感调查，建有国家水土保持数据库，每年《中国水土保持公报》，因此他们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无可置疑。作为该单位负责人也是本书主编的郭索彦，之前也出版过多部著作，在图书编著方面有经验，因此对书稿质量我之前是有一定信心的。但实际情况出乎我的设象。作者专业权威，又是业务归口主管单位，同时意味着工作繁忙，留给书稿编写出版的时间有限。这本书又是职务作品，由参加普查的工作人员集体编撰，因此一方面书稿具体编撰工作往往落在没有实际编写出版经验的普通员工身上，另一方面多人合作的各自为政造成书稿编写风格、体例、资料来源各异，书稿基础性错误和前后不一致问题很多。
书稿初稿于2013年7月初提交，经过初审，除基础细节性问题外，我主要发现了著作权与署名、未定稿、内容结构、插图（尤其是地图）等比较大的问题（见初审报告），我随即将初审意见反馈作者，请他们修改后再提交。当年11月，作者将修改完的稿子再次提交，经过检查，发现初审所提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仅插图（包括地图）及细节问题未逐个逐处审核修改，我想这些可以在后面编辑加工过程中同步处理，因此稿子打印进入编辑加工流程。但未过多久，作者提出要修改稿子，主要是要把各章“结果分析”部分内容删去，其他相应内容作调整，加工工作只得暂停。暂停加工期间，我协助作者统计了全书地图，共25处，涉及地图29幅，数量非常大，我建议作者逐处审核，删除不必要的地图。2014年1月中旬，作者提交最终修订的书稿。2月初，作者最终将地图压缩为9幅，并修改稿中相应文字表述，将修改稿发来。2月下旬，在经历几次内容修改后，稿子终于提交复终审，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未曾想，复终审回来，逐个解决审稿细节问题时，作者再次提出要修改第7章内容，且认为属于必须修改，我只得应允。至此，几经折腾之后，稿子终于在4月初进入排版环节。
这期间我还确定了一个关系整本书的细节问题，即彩色插图处置。初审报告中，我建议作者将彩色插图，包括地图和普通插图集中放于文后作插页，但这样虽能节省成本、降低定价，但不方便读者阅读，作者也希望能保留初稿样子。经过调查彩色插图所处位置，发现它们分布在全书11个印张上（占整本书印张数的一半），通过正文黑白彩色分别印刷，可以节省一点费用。这样，最终确定全书部分彩色印刷，增加的成本通过适当提高定价来弥补。这个问题最终也得到良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