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法律监管
在国外，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资格有严格规定，所以私募基金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反之，在中国，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所以国内业内人士称其为“大众化的赌博”。只此一点，足见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混乱及法律监管的缺失。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概念
一般认为，私募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及私募股权(privateequities)基金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对冲基金则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在我国，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政府主持和管理运作，所以私募基金主要就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结合私募基金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特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合法性模糊。在2000年年底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七稿）》中，有关私募基金的条款被视为其有望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部门规章，使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望逐渐走向合法。但是2003年10月正式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然而具体管理办法，却由国务院根据上法的原则另行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化”。
法律政出多门以致监管混乱。正是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合法化，导致了政出多门、监管混乱的现象。首先，不同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可能出现同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监管中出现监管不一致。例如，同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投资者人数限制和运营管理要求各不相同，且分属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其次，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政府登记审批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利益的博弈，相关部门都想通过规章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来获得实际的行政职权，进而获得登记审批利益和监管利益，规章和法规规章难免成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借口。最后，监管不力容易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化发展趋势。
运作不规范。一、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无限制。在我国，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金投资信息，就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基金中介机构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也因此被有关人士称为大众化的赌博。此外，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多为证券投资业内人士，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投身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领域，法律规范差异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不同的资格或能力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无资格限制地进入必将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违法风险。二、最低收益的运作方式不合法。基金管理人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对客户许下最低收益率、最低收益额等私下承诺。在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证券法》还是《信托法》的现行有关条款规定，从来都是否定保底条款的。所以，即使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有书面合同，也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三、运作资金来源不规范。现实中，投资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除来自于个人或公司的合法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甚至是违规的银行贷款所挪用的公款和非法集资款等等。很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起炒作时，就是与证券公司联手，以先期委托资金和股票做抵押，两倍或三倍于委托资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或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入了股市。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上市公司增发募集的资金也在保底收益承诺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投身于证券市场。一旦股市下跌，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信誉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损失。四、运营投资风险巨大。首先，高财务杠杆增大投资风险。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往往非常高，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种操作加大了市场风险。其次，存在“黑箱操作”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很少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操作缺乏透明度。基金的风险与基金经理的经营风格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外界的监管政府和投资者很难得到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以及基金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第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能够部分化解但不可全部避免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的市场关联性以及投机者间的激烈竞争引起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理论上可避免的系统风险将难以避免或分担。第四，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基金经理除了获得固定的管理费用之外，还可按业绩提成，就可能为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使投资者的资产冒更大的风险。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首先，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直接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给开放式的公募基金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监督，增强金融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其次，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扩展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增加市场的投资渠道，拓展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基金投资者可以因不同类型、不同偏好而选择不同的基金，成为活化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最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实现聚集资金。
完善登记备案制度。美国由于是金融业的成熟市场，其私募基金实行的是“豁免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成长阶段，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都还不够成熟，且基金各主体在信息量、财务能力等方面强弱差异较大，所以美国的“豁免注册登记”制度不适用我国。我国现有情况可以豁免注册核准，但是必须到证监会备案登记，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制，提高基金公信力。
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在我国，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是指合格的个人（包括家庭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借鉴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证券基金投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认为：个人资金的下限是20万元、机构资金的下限是100万元，投资者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这只是对数量上一个粗浅的限制。参照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相对应地，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的人数则应该小于等于二百人，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过去一直没有买空机制，缺乏进行对冲和套利的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缺失，这些都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演化过度到如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Group)困难重重。虽然近期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都将拉近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的距离，但是目前法律法规对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作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相当的限制。
一、金融期货和卖空机制的缺失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从对冲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海外之所以将此类投资于证券及其衍生工具的私募型基金称之为对冲基金；是因为这些基金在最初都采取了对冲的交易方式规避市场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所谓的对冲基金并非都采取对冲手段，但如果完全不能进行对冲交易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很难称得上是对冲基金。建立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非系统风险，却不可以消减系统风险。目前我国股市价格波动幅度大，系统风险约占市场风险的6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只占30%，因此，对国内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十分必要与迫切。在债券市场上，由于国内还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债券的收益率波动较小，还未形成对债券类对冲工具的强烈需求，但是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开放与创新的必然趋势，对这方面工具的需求也将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缺乏金融期货等对冲工具及卖空机制，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在单边上升市场中获利，而在证券市场的单边下降趋势中无法规避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不能如同海外对冲基金一样，在双边市中同时获利。表1对不同类型对冲基金的波动率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了对冲交易规避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基金，除做空倾向基金和新兴市场基金外，其他的收益波动性都远不及标准普尔指数基金，而它们的Sharpe指数却基本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由图1可以看出全球对冲基金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显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还低于普尔指数，但是从1999年开始却优于道琼斯全球指数，且它的波动性远远小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与道琼斯全球指数。
由于不同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不同，目前海外就对冲基金种类愈加细分，有许多种类的对冲基金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样不采用对冲手段控制投寸、锁定风险。不同的是，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长期以来受制于缺乏可用以对冲风险的卖空机制和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和债券期货等，无论私募基金欲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在客观上都不允许其对证券组合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图2是2001年7月底到2006年12月底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与新华富时A指的比较。
和海外的情况相同，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也小于大盘指数，但是，由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缺乏海外对冲基金规避风险的对冲工具，因此其较海外对冲基金经受着更大的波动性，同时，当系统风险到来时只能被动地接受损失。
2006年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问世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填补了国内无对冲机制和对冲金融工具的空白。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向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以对冲基金资产中的部分股票、共同基金和债券的风险头寸，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我们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部分成分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成为的可能。由于国债“327”事件，国内的债券期货迟迟未再推出，因此，近期想要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债券的利率风险进行对冲只能通过融资融券。无疑，融资融券和金融期货的陆续推出，通过允许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部分种类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对冲，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逐步向真正的对冲基金演进。
二、不完全的卖空机制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发挥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效用
从组织形式上来划分，我国目前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型，主要是指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各参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另一种是合伙型，通过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出资，形成合伙性质的组织形式来运作。再一种是公司型，是通过按《公司法》成立的投资公司来协调各参与人之间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出台前，以上三种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难以通过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来放大自身的投资杠杆倍数。契约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个人除开立了住房、汽车、消费和助学贷款外，只允许个人以凭证式国债做质押贷款。对于合伙与公司型的企业法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其通过不动产的抵押和动产的质押来发放贷款，如凭证式国债、股权和股票的质押贷款。但是对于经营高风险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来说，其很难满足银行的其他要求，因此，合伙与公司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要获得银行贷款以进行杠杆投资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2005年，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统计了截至2004年底各种不同类型对冲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通过卖空交易使用杠杆放大倍数的程度，调查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海外对冲基金通过卖空机制使用杠杆的倍数一般在两倍以下，但也有30%的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在两倍以上。根据《融资融券试点交易实施细则》，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和融券卖出时，保证金比例都不得低于50%，这一细则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杠杆倍数控制在两倍以下，限制了基金根据自身投资策略缩放杠杆倍数的自由度。考虑到国内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随着证券公司控制风险能力的增强，业务发展的成熟，保证金比率有可能逐步下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可控杠杆倍数将放大。
三、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使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在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之前，唯一能以境内资本合法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的也只有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DomesticnstitutionalInvestors，QDII)，目前获批的机构只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国内经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短期内要想合法涉足海外资本市场几乎不可能。而在美国等一些发达金融市场中，正是由于开放的资本项目，才会产生游走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坚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价值投资的巴菲特。图3是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对1995年到2004年国际对冲基金种类占比的统计。
图3中全球宏观型对冲基金和新兴市场型对冲基金都是主要将投资定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对冲基金，且其他类型的对冲基金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比例也不可小觑。只能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一国经济、政治和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无法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市场规避这些风险。不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也是障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真正的对冲基金的一道门槛。
四、法律法规的空白不能保障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相同的合法地位
1949年，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在美国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对冲基金经营最活跃、法律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并没有通过专门针对对冲基金的法律，而是利用涉及投资行业的多项法律法规中的豁免条款给予其合法地位与相应监管的，即满足豁免条款的对冲基金可以免于如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及向公众披露基金信息等一系列共同基金必须遵守的条款。这些豁免条款主要包括对投资者的人数、资格及销售渠道的限制。涉及规范与保护对冲基金的美国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证券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1997年的税收减免法案、1936年制定，1974年修订的商品交易法及各州的蓝天法等。
在国内，有关证券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给予明确规定，2003年颁布的《基金法》也只是在附则中提到“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定。”这虽然给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留足了空间，但是仍然让其游离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2005年之后，国内出现的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推出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是依照有关法规设计运行的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客户资金安全的问题。作为资金信托产品，其由信托公司(信用受托、投资监管)、证券公司(专项证券账户监管)、商业银行(专项资金监管)、地方银监局四方进行监管。正常的交易操作程序分为研究决策、下单交易、资金清算、利润分配等几个环节，这些环节分配到不同的法人主体去做，互相制约。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却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由于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于信用风险问题，投资者资金安全有保证。实际上，在这种私募基金信托中，信托公司的角色已发生变化，在以往的证券信托计划中，信托公司既做受托人，又做投资者，在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而现在，信托只承担受托人和信托结构设计工作，把投资者角色让给了专业私募基金经理。信托公司的定位也从以往的操盘者，变身为某种意义上的监管者。这些信托产品基本是按照海外对冲基金模式来设计和操作的，现在只缺沽空交易。将来国内股指期货推出后，就有沽空手段了，这样将成为完整的对冲基金。
【关键词】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营改增
一、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一）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不管是公司还是合伙企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投资者往往以股东或合伙人的身份投资于基金公司。基金公司的管理团队负责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团队主要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工具。因此，基金公司层面的主要收益为买卖有价证券过程中实现的资本利得和持有有价证券期间收到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3]。按照我国税法规定，营改增之前的机构投资者买卖有价证券的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这部分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6%的增值税，同时允许抵扣符合要求的进项税额；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这部分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3%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如表1所示：
（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是，大部分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由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几个部分组成。投资者可以在证券交易市场公开竞价购买某基金或按基金净值向基金管理人申购基金。基金管理人通过管理基金资产，将资金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工具，从而为投资者保值增值。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在于，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并非到达基金公司的银行账上，而是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除了按照基金合同上标明的投资渠道管理基金外，无权也无法将基金资金挪作他用。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还在于纳税主体上，一般来说，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纳税主体是公司或合伙企业。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纳税主体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对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来说，主要收益有：1）管理基金资产所收取的管理费；2）基金管理人按照契约约定向投资者收取的业绩提成。按照税法规定，营改增前，这部分收入要缴纳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要缴纳6%的增值税，允许抵扣符合要求的进项税额；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要缴纳的是3%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如表2所示：当然，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购买有价证券也可能获得资本利得和股息、利息和红利等。但是，一方面，本文讨论的纳税主体是基金管理人而非基金，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购买有价证券获得的资本利得（价差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营改增后同样暂免征增值税。同时，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购买有价证券获得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目前不是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
二、营改增对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如表1所示，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基金公司的资本利得，营改增之前的税率是5%，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是6%（可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是3%（不可抵扣进项税额）。显然，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其税率是降低的，真正享受到了国家营改增减税的目的；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是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基金公司到底是减税了还是增税了，就要看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了。众所周知，基金公司是资本密集型和人才密集行的行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资本是由股东或合伙人投资进来的，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人才则主要是基金公司内部负责运营基金公司资产的管理团队，在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里，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源成本费用。显然，也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可以说，对于大部分的一般纳税人的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较难找到足够多的进项税额来抵销税率上升的影响。
（二）营改增对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如表2所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或业绩提成。营改增之前的税率是5%，营改增之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是6%（可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是3%（不可抵扣进项税额）。显而易见，如果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之后的税率是降低的。如果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是一般纳税人，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寡是决定其税收负担的增加还是减轻的关键，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相比，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在成本费用上往往多了由管理人支付的备案费、审计费、法律顾问费、信息披露费、和各种销售费用等。这些费用能否拿到符合抵扣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对基金管理人最终的增值税税负有一定的影响。
三、私募证券基金的应对策略
（一）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应对策略
（1）纳税人身份选择如上所述，对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来说，由于一般纳税人不一定有足够多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效应相比一般纳税人更加明显。那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年收入在500万以上的，须申请一般纳税人身份认定，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年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资本利得）在500万以上，须申请一般纳税人身份认定。从增值税的税收负担角度看，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在不影响公司品牌、信誉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能够有意识的分拆或者新设几个独立核算的小规模纳税人，将为公司减轻增值税税收负担。（2）基金身份的选择如上所述，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基金公司的资本利得（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其中基金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往往是管理资产总额的1%~2%，业绩提成往往是基金净收入的20%左右，而私募证券基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基金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资本利得）。因此，相比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在数额上要大的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尤其是大型的基金公司，可以考虑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变更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从而为投资者减轻增值税税收负担。当然，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在做相应的决策时还需要综合考虑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所需要额外负担的备案费、托管费、法律顾问费和信息披露费等。
（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的应对策略
（1）纳税人身份选择同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一样，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纳税人身份的不同对营改增后税收负担起较大的影响，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由5%降到3%，减税效应明显，而一般纳税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进项税额，其税收负担是加重的。基于这个原因，在不影响公司信誉、品牌等情况下，利用分拆、新设等方式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对契约制私募基金管理人更为有利。（2）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问题对于一般纳税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来说，影响其最终增值税税收负担的还在于进项税额的金额。因此，一般纳税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在开展业务（譬如，寻找法律顾问，寻找第三方销售机构为其服务等）时，要注意对方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在考虑对方服务报价的基础上，尽量要求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备抵扣。
四、总结
无论是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还是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和基金管理人，我国的税收政策一直不甚明朗。2016年5月起实施的全面营改增更是加大了私募证券基金的税收难题，尤其是进项税额的抵扣上，为了减轻增值税的税收负担，私募证券基金应该认真研究营改增的相关政策，合理合法地为公司和投资者减轻税负。
参考文献
[1]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教材编委会.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
[2]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总体情况.
摘要:无论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满足我国居民理财需求的角度来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具有其他投资产品不可替代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整体呈发展壮大的态势。
应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促进私募基金有序规范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
一、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资本市场设立以来就在民间以委托理财协议的形式悄然发展。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管理人队伍日渐壮大,投资理念更加成熟,民间财富迅速增加,对私募基金的需求不断扩大,私募基金整体呈发展壮大的态势。目前,在市场优胜劣汰中幸存下来的私募基金的各参与主体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特点:
1.基金经理构成更加精英化、多样化。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投资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投资经理;同时,在私募基金巨额收益预期的诱惑下,不少证券行业的精英投身于私募基金行业,这也为私募基金经理发展建立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2.基金投资理念更加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市场监管的不断加强、市场投资者结构的转变,市场投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私募基金的投资理念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况,趋势投资与价值投资、分散投资与集中持股、关注重组与关注成长性,基金经理各有侧重。
3.基金投资人中个人投资者比重显着提高。随着我国国民财富的迅速积累,拥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个人迅速增加,他们开始选择单户理财或集合理财等方式管理个人资产。当前,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形式有:
1.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这种集合理财计划已逐渐演变为由券商负责管理的共同基金。不收取业绩表现费只收取管理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非公开募集的方式越来越公开化,风险控制和监管越来越严格,所体现的私募基金特点越来越少,而具有的共同基金特点越来越多。
2.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这类基金由信托公司专营,但信托公司不负责其投资管理,而是聘请其他投资管理人负责,因此可称为信托型私募基金,这是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在现有法律体制内生存的主要选择。由于民间投资管理人作为信托投资顾问的合法性不明确,各地银监会对此业务的合法性持不同态度,国内大部分信托公司不愿承担此业务的法律风险,目前仅有深圳两家信托公司经营此类业务。
3.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一些大企业有时以单个企业出资或联合几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投资公司管理企业自有资金。这类投资公司用于证券投资的是自有资产,目前属于合法范围,但这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并不多。
4.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传统的私募基金常常以工作室、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由于这类私募基金的运作完全靠民间的个人信誉维系,属于纯民间行为,没有明确法律身份,可称为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
二、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市场中比较活跃的、也是最受市场关注的实际上是传统的“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和近两年刚刚出现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这两种形式的基金在发展中遇到了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1.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目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人与管理人理财协议的合法性模糊,双方都面临相应的法律问题:一方面,投资管理人面临拖欠或抵赖业绩报酬的风险。如果委托人到期不按照协议向投资管理人支付投资咨询费或投资收益分成,投资管理人可以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投资人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如果投资管理人从事为他人锁仓、拉抬以及其他不正当投资行为造成损失,委托人也很难追索其投资损失。二是集合账户管理操作难度大,法律风险大。如果要求所有投资人签字才能进行资金转移,一旦投资者人数超过5个,在现实操作中难度就会较大,可能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推选投资人代表,因对投资者群体的相互关系和了解有较高的要求,一般也不容易做到,难以商业化操作。而且,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还存在法律风险。证券法规定,投资者必须以本人名义开立证券账户,以他人名义开户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三是单账户管理方式发展空间受限,同时面临公平交易风险。由于每个协议针对的投资者通常只有一个,投资管理人与不同的投资者需要签订不同的委托理财协议,开立不同的资金和股票账户,这些账户甚至开立在不同营业部。一方面,投资管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按照这种方式管理的账户有限,管理的资产规模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一个投资管理人同时管理多个账户,很难保证交易过程中各个账户的公平性。
2.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僧多粥少,发展失衡。目前国内只有两家信托公司经营该业务,导致私募基金管理人丧失议价权,信托公司借机不断抬高管理费和业绩表现费的分成比例。二是费用明显偏高。这类私募基金的各项收费项目包括固定管理费、业绩表现费、申购费、赎回费、托管费,并且每项收费标准也基本“就高不就低”。三是效率低下,投资业绩不突出。基金的所有投资指令必须由信托公司下达,使投资效率大大降低。四是投资风格与共同基金同质化。信托公司为降低自身的品牌风险,对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投资风险控制非常严格,有些基金的投资限制甚至比共同基金更加严格,投资风格与共同基金同质化。五是销售方式与共同基金同质化。
目前这类基金已经开始采用商业银行代销的方式,信托计划销售的公开化可能导致私募基金投资风险的社会化。六是申购赎回机制与共同基金同质化。目前几乎所有信托型私募基金都每月开放一次,而国外私募基金通常半年以上才开放一次,这导致投资私募基金与共同基金的理财需求一致化。当市场大幅波动时,二者可能同时面临大量的申购和赎回,从而加大市场波动的幅度。
3.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问题的根源。上述两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在发展中遇到了不同问题,而一个共同的根源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监管和法律规范缺失。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才导致民间委托理财的出资人和管理人权益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才导致私募基金借道信托时,大部分信托公司畏手畏脚,不敢积极开展此业务,导致市场失衡,费用偏高;正是由于私募基金的监管和法律规范缺失,而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共同基金又受到监管机构的大力扶持,因此信托型私募基金在运作的各个环节都参照共同基金,导致出现明显的共同基金化趋势。
三、规范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应努力防范的风险无论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满足我国居民理财需求的角度来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具有其他产品不可替代的特点。但是,在规范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过程中,必须努力防范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1.市场操纵风险。 私募基金进行市场操纵的主要优势是其透明度低、投资自由度大。随着私募基金市场发展,其市场影响力势必增强,市场操纵风险可能增加。
2.内幕交易风险。随着我国股改的基本完成,市场资金与上市公司股东、高管等内部人士联手制造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操纵股价的动机进一步增加。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基本不受监管,基金管理人的收入与基金投资收益直接挂钩,因此私募基金管理人更有能力和动力,参与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3.衍生品市场过度投机风险。按目前状况,若私募基金在股指期货推出后进行投机,可能引发衍生品市场过度投机风险。
4.国有企业参与私募基金投资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和道德风险。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问题比较突出,私募基金如果通过商业贿赂、等方式大量套取国有资产进行投资,将使国有资产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和道德风险。
5.投资风险扩大化风险。由于私募基金透明度低,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向基本不受限制,因此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当私募基金规模扩大后,可能存在投资风险社会影响扩大化的风险。
四、引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建议
1.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给予其相对公平的法律待遇和市场竞争环境。一是应以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为基础,针对私募基金可能选择的各种形式,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已经为各种形式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规范。例如,公司法为设置公司型私募基金提供了基础,合伙法为合伙型私募基金奠定了法律基础,另外还有证券法、信托法等。因此,目前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专门的私募基金法。二是允许私募基金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其存在形式和运作方式。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现有私募基金违法,相关制度出台的目的是为私募基金建立更适宜其发展的平台,使其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三是出台相关政策或规范,发展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这应是未来我国私募基金发展比较理想的法律形式,它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司型和信托型私募基金面临的主要问题。四是出台相关政策或规范,给予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开户资格。
【关键词】私募基金；法律规制；立法完善
一、私募基金的基础概念
最早对“私募”进行法律规定的是美国。根据1933年美国《证券法》第4(2)条的规定，私募是“不涉及公开发行之发行人的交易”。也只是对“私募发行”和“私募发行豁免”做出了概括性的规定。2010年7月，美国出台《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第四部分专门针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建立了若干监管规则，首次对“私募基金”进行了定义：“私募基金指通过发行基金成立的投资公司。”事实上私募基金并非一个法律概念，我国学界对私募基金也缺乏统一定义。然而，大多数学者同意，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少数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其销售和赎回都通过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私下协商进行。该定义指出了私募基金几个特点：一是私募基金的募集方式采用非公开方式。募集过程中投资者仅能利用私下流传的投资信息或直接与相关人士接触以获得信息，与之相对的公募基金采用公开募集方式，即允许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公开媒体等形式招揽顾客。二是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少数特定的投资者。主要限定于有一定资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或个人。而公募基金面向的则是不确定的广大公众。三是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较为宽松。由于公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不特定的投资者，因此必须保证其透明、规范，以维护一般公众的利益。而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有相当资力的机构和个人，他们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基于对投资人信息和投资策略的保密性考虑，信息披露应当宽松。
二、我国私募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投资门槛，投资人鱼龙混杂。我国私募基金由于缺乏投资门槛，普遍存在着投资主体不合格的情况。《证券法》仅仅规定了公开发行的情形，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条的规定也只是把“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这一非公募方式排除在该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在委托人方面，很多委托人并不具有将资产委托给他人经营的权力。依照相关规章条例，公益性基金只能锁定存款，而不少基金管理单位追求利益，将公益性质的基金剥离给中介理财，不少子公司没有得到总公司的授权，将闲置资金委托给中介机构。一旦遭遇经济放缓、投资缩水等情况，损失的将是广大受益人的财产安全。
2．运作违规违法，自律监管双缺失。虽然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有完善的运作体系，但是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的行为仍是屡见不鲜。“上市公司资金是二级市场‘私募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样，私募基金与上市公司构成了利益共同体，难以避免出现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行为。”不仅如此，很多证券咨询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为了招揽顾客也纷纷打出“保底收益”或者“高收益”的旗号。私募基金应当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工具，“保底承诺”这样的虚假承诺近乎于非法集资。此外，对已经运作的私募基金，监管部门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过于宽松。因此大多情况下私募基金既不需接受外部监管也不需披露必要信息，相对公募基金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不公平的。
三、域外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要点及借鉴
（一）美国模式
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的规范源于证券发行豁免制度。与私募基金相关的立法主要有《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以及《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美国法律规定，投资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设立了全国性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具有一定的准立法权和司法权，对全国和各州的证券发行、交易所、证券商、投资公司有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第二，1934年建立的自律组织“全美证券商协会（NASD）”，主要为投资基金的销售活动设立交易规则。第三，基金组织的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是基金资产的名义持有人或管理机构，必须依照基金公司章程或信托契约，确保投资者的资产及其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二）英国模式
英国的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被规定为“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其监管原则和美国相同，主体同样为“有资格买家”，同时禁止通过“传播、广告”方式进行募集。但是英国是实行自律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立法外，较少干预证券市场。自我监管系统由三个机构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他们通过制订一系列的条例和规则实施自我管制。投资基金监管体系的最高层为国家财政部，主要负责制订基金监管的总体方针；次高层为英国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其属性同样为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制订各类基金监管技术性较强的管理措施：基本面为全国自律性质的民间管理协会，如基金经理人协会、投资顾问协会、投资信托协会、投资基金协会等。协会采用“会员制”模式来规范各类基金市场。
（三）借鉴意义
“均衡”是美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中的最大特点，即筹资便利与保护投资者的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及市场与监管的均衡。也是各国构建制度应当参考的重要原则。我国在对私募基金的规范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的监管原则和具体的立法规范。而英国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有利于市场的自我调节，我们也可以借鉴其行业自律，成立投资顾问协会、基金信托协会等民间组织，从而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发挥公募基金所缺少的灵活性和风格化。
四、我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立法建议
（一）建立私募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私募市场准入制度关键在于投资者资格的限制。合格的投资者是私募基金的构成要件之一。美国确定合格投资者的依据是其资产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英国法律规定的私募基金募集对象为：由海外人士；投资专家；拥有高额资产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组织；熟练投资者；信托的发起人、受托人或其他代表；信托、遗嘱等的受益人。可见，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具备以两个条件：第一，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第二，掌握一定的投资信息和相关知识，对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和运作有一定的认知。以上设想表明只要符合最低投资限额即可成为合格投资者，但这很容易导致自身实力不足的投资者联合集资，以其中个人名义购买私募基金的状况。这样一来和公募基金便难以区分，因此法律应该禁止投资者集资投资的方式。
（二）完善私募市场监管制度
1．统一监管部门。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有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有的由证监会监管，较为混乱。考虑到监管的便利和全面，其行政监管为证监会更为恰当。证监会是我国公募基金的主要监管机构，在长期履行监管职责中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以授权全国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一定的权限，构建起证监会统一监管、基金业协会自律监管、私募基金自我监管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2．对当前非正规“私募基金”的规范。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很多“投资咨询”公司、“工作室”或者“待客理财”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仅仅只是包含证券投资的理财业务。甚至有非法集资之嫌。因此需要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中对其进行规范。（1）取消信托契约中关于保底收益的约定，规定基金经理在获取管理费的同时可以根据其运作基金的业绩和事先协商的方法提取业绩报酬，投资者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如果出现亏损，则基金经理不能获得业绩报酬，但亏损的风险要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2）严格管理公司的资格，规定未取得信托受托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从事信托活动；
（三）规范私募基金组织形式
我国私募基金目前主要可以采取契约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三种组织形式。本文认为我国的私募基金采用以有限合伙为主的组织形式更为合适。
首先，采取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式有利于约束基金管理人，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合伙企业法》，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使得基金管理人必须对企业尽职尽责，弱化了其道德信用风险。而对投资者来说，作为有限合伙人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其风险是有限的，这是对投资者利益的进一步保护。
其次，解决了公司型私募基金负担双重税赋的问题，公司型私募基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大大提高成本费用。而对合伙企业不重复征税制度，使得私募基金中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合法享受证券投资收益的免税优惠，这符合私募基金投资者利益。
（四）推动私募市场行业自律
2011年12月21日，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股权投资基金业最佳从业行为准则》。这是我国首个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自律准则。人民币房地产基金行业也于2011年8月博鳌房地产论坛自律宣言：“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与房地产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并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遵循成熟的基金行业规范，不断完善自己，严格执行行业自律。”私募基金是顺应市场规律、民间需求产生的投资工具，只有不断推动行业自律，与法制规范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推动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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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法第90条规定，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公募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必须在符合一定条件之下，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方可，并且对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管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必须符合新基金法第15条的相关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只要向基金协会履行登记手续就可以了，大大放松了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的要求，有利于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已的优势发挥私募的作用。新基金法第94条规定，按照基金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可以由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并在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有利于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保护。
二、托管人的认定
新基金法第89条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是可以在基金合同自由约定的，除此之外，一般都是按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的相关认定标准认定的。在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为了行使监督权，“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不得为同一人，不得相互出资，或者持有股份。”而在新基金法中基金合同可以约定托管人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为同一人的现象，这样会出现不利于私募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的疑问。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原因在于：新基金法第94条规定在基金合同可以约定，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于基金管理人要对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能有效地避免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因而无须设置单独的基金托管人，这能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
三、信息披露规则
目前，多家券商正在密集筹备材料，欲向证监会基金部申请公募业务资格。被称为大集合计划的理财产品将于6月1日起停发，改发起点为1000元的公募基金产品。
大集合计划是募资起点为5万元或者10万元的券商集合理财计划，与起点100万元以上的“小集合”对应。取消大集合而转向公募业务，与券商资管“一法两则”和新《基金法》之间存在冲突不无关系。
所谓“一法两则”，是指2012年证监会出台三项法规，将券商集合理财计划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拓展资管的投资范围等，被誉为券商资管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松绑。
与此同时，新《基金法》放松了对公募基金牌照的管制，以募集对象是否超过200人为限来区分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从而进一步允许符合条件的券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基金三类机构直接开展公募业务。该法将于2013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试水公募基金将分两步走，首先需向基金业协会申请会员资格，然后向证监会基金部申请公募业务资格。以前由证监会机构部监管的大集合，在转为公募之后，改由基金部监管。“乐观地估计，产品最终发出也需四个月的时间。”上海某资管子公司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四季度发出产品是大概率事件。
该人士称，保险、券商和私募等新主体的进入，诚然会带来新的客户资源，但公募产品的供给方的增加远远超出需求方，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平衡。随着保险、券商、银行系基金公司纷纷抢占市场，渠道资源将被分割得更厉害，新进入者欲从中分得一杯羹，谈何容易。 券商试水
对于资管规模相对较大的券商来说，发展公募业务是“大而全”路线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大集合业务被叫停之后，若不抓紧时间发行公募基金，规模将直接减少一块。
一家大型券商资管子公司总裁说，起点1000元的公募基金比起点10万元的大集合，更容易销售，前景广阔。受制于10万元起点，券商大集合总量至今也不过七八百亿元，若获得公募业务资格，对公司是利好。
并非所有券商都对公募业务跃跃欲试，部分券商专注于精品子公司路线。
海通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余际庭说，券商更应该做私募产品，与基金公司形成差异化的路线。海外投行比较专注于高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这些客户金额大、对收益有明确的预期、申购赎回比较稳定，更易管理。
“选择不做，不见得是坏事。”前述上海资管子公司高管认为，多数的券商不该去试水公募业务。若未达到一定的资产规模，在系统、合规、风控、营销、投研等各方面大量增加投入，入不敷出，不如不做。若平台规模小，更应集中资源，或公募或私募，主攻一点。
6月1日后，券商资管将和公募基金展开正面竞争。
“做不到差异化，进入市场之后，形势不容乐观。”某以业绩著称的券商资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排名最靠前的公募基金公司，品牌优势一旦形成，市场地位难以撼动；排名中等或者靠后的基金公司，将和券商资管等进行竞争；部分小基金公司至今未打开局面，与形成了一定品牌和规模优势的券商资管相比，反而处于劣势。
与此前的大集合计划相比，券商试水公募业务可能还需要在产品形式、激励机制、投资模式等方面作出调整。
大集合原有的优势或不复存在，如以自有资金给客户做补偿，投资范围和比例更为灵活，以及收费模式的多样化等特点将取消。
现在公募基金采用计提管理费，其盈亏取决于管理规模，而并非直接与投资业绩挂钩，这与大集合之前灵活的收费模式，如业绩提成法，完全不同。
大集合的投资模式虽与公募基金多有重合，但细小处不同。公募基金的仓位限制更为严格，而券商大集合的限制并不严格，熊市时权益类仓位可以降低很大。多家券商资管人士都表示，对仓位比较灵活的混合型基金更感兴趣。
此外，公募基金在融资融券、质押式回购、投资单一证券不得超出10%等，都存在多重限制。
上海一位以业绩著称的券商资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采取价值投资、长期持有策略的投研团队来说，衔接并无困难；若规模较小，从前采取硬冷风格、仓位浮动较大的投资模式，要过渡到公募投研风格，面临挑战。 亟待厘清
不少券商均已设立公募基金公司，未来通过其资管部门或者资管子公司开展公募业务，如何协调二者关系，既需要公司作出选择，亦需要法规予以明确。
上述上海资管子公司总裁不无抱怨，旗下基金公司连年亏损，使得公司对是否新发公募业务保持审慎的态度。调配公司资源产生的矛盾，导致公司至今对公募业务无清晰的思路。
能否形成稳定的盈利成为众多机构是否开展公募业务的标准。上海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认为，牌照已不再是稀缺资源，既然不一定能赚钱，那券商已经控股基金公司，又何必再设公募业务。银行尾随佣金比例过高，使得新发基金很困难，即便发到规模，也未必能盈利。
已成立资管子公司的券商，多在子公司内新增公募部门，而资管业务保留在券商内部的，多采用新设部门来与原私募业务进行隔离，架构需重新调整，部门之间的资源协调也有待时日。
现有大集合产品如何存续或者转换，成为困扰不少券商资管人士的问题。按照规定，原有存量大集合产品可转化为公募，但在实际操作中，颇为困难：当产品的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时，所有的客户需要重签协议，工作量甚至超过首发。若这些产品存续，是否允许再申购赎回？而且产品存在有到期日和无到期日之分，如何区别对待？若硬性关闭申购，可能引发挤兑。就此，监管层至今未给出指导意见。
小集合产品亦略受影响。根据“一法两则”，小集合单个客户投资不得低于100万元，但单笔委托300万元以上客户数量不受人数限制。这一规定，与《基金法》以募集对象200人来切分公募和私募之界限存在冲突，在6月1日之后或将被取消。券商资管人士介绍，小集合只能通过与其他载体互为通道，例如通过集合信托先募集客户资金，再作为一户来投小集合，以规避200人限制。
后台的搭建，成为很多券商在筹备公募产品中的重点工作，包括合规、系统、清算、估值等全面比照公募基金的标准。例如券商资管的合规总监可能要承担公募基金督察长的角色，又如更为严格和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需每日进行的估值。开展公募之后，公募和小集合之间需要设置新的隔离机制。
与公募基金相比，券商拥有一系列的综合资源，如研究所、自营等，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拥有独立的销售渠道，也被视为券商相对于公募基金公司的优势之一，但仅靠自身营业部渠道，券商资管依然难与大型基金公司媲美。
某券商子公司市场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不依赖银行渠道，公募业务很难做大，但银行资源有限，随着公募业务的放开，对渠道的争夺将日趋严重，销售成本未来会进一步上升。 竞争加剧
面对公募基金行业的变局，券商并不是唯一能够参与其中的新主体。
证监会官方网站的信息披露主体一栏，除了以往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增添了证券公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以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三栏。
根据现行规定，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200亿元、最近12个月偿付能力指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缴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最近三年资产管理规模不低于30亿元的阳光私募，均可开展公募基金业务。
星石投资是第一家明确表示将开展公募业务的阳光私募，将新设公募部门与原有的私募业务独立分开。星石投资总裁杨玲表示，阳光私募最大的优势在于将资源集中于投研团队，采取自然销售，轻首发规模而重业绩记录的方式，并将后台业务外包，不会增加太多新增成本，盈利模式清晰。
而大部分阳光私募则保持观望态度。上海一家阳光私募高管认为，公募和私募面对的投资者群体、收费模式、整体投资风格都不一样，是完全不同的模式。能否顺利衔接公募，取决于阳光私募的投研思路与公募基金是否接近。
与小而灵活的阳光私募相比，保险公司的资管平台足够大，对于公募基金有足够的资源调配空间，而且拥有稳定的现金流，资金优势非常明显，在固定收益领域，具有先天的优势。
某接近保险资管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保险做配置策略，追求长期稳定；而公募基金是配置和交易策略相结合，净值时时波动，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大的资金对于市场走势往往有很大的影响，保险资产管理可以为其公募提供很多市场领先信息。
保险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可以不受银行渠道的限制，但是保险销售渠道是否适合发售公募基金，市场对此存疑。
无论是券商、保险还是私募，当进入到公募基金领域，都存在着先天的优势和劣势，要突出重围，唯有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资源和特点，规避不足和短处。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新进入者将逐步蚕食市场份额，公募基金长期占据的金字塔尖将一点点钝化。作为垄断资源的公募基金行业，随着失去制度优势，将面临巨变。
关键词：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完善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现状
(一)我国现行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规定
2005年10月27日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是我国有关证券私募发行的最重要的两部法律，其中增加了有关“非公开发行”、“向特定对象募集”等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1.证券私募发行不能免于注册。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证券法规定对证券的私募发行采用核准方式进行监督，这使得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丧失了其原有的募集成本低、资本流通速度快的优势。这种“重防弊甚于兴利”的做法虽然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也“使公司募集资本的成本有所增加，资金的流通也变得缓不济急，不符合现代企业希望筹资灵活弹性的需求”。
2.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范围太窄。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应当适当扩大，使得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私募方式募集资金。
3.证券私募发行的对象范围不明确。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条，私募发行的对象应为“特定对象”，但对“特定对象”的含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除此之外，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均未作出规定，在实践中不易进行规范，由此可见，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仍有待完善。
二、对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完善的构想与建议
(一)证券私募发行的审核制度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也存在不足，因此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豁免审核制度。但也不能直接适用与公开发行相同的核准制度，因为直接适用与公开发行相同的核准制度会使证券私募发行丧失了其所原有的价值，无法达到节省发行费用、促进资本流通的目的。
因此，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审核制度应适应市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发展。从长远来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我国最终会确立证券私募发行的豁免制度。但近期我国暂时不具备施行豁免制度的条件，应比照公开发行的审核制度，尽量简化证券私募发行的核准程序，如减少核准材料，适当缩短核准期限等，从而达到促进资本流通、融资便利的目的。而对于一些规模小、对象范围不广的小额证券私募发行，则可以实行事后申报备案制度，即“在进行证券私募发行时，发行人无需事先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核准，只需于私募发行证券的股款或价款收缴完成之日起15日内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备”。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资格的确定
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包括发行人和发行对象，以下分述之：
1.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资格。证券私募发行的目的就是促进资金流通与融资便利，因此凡是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私募发行行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均未对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资格做出过多限制。但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相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立法初期将证券私募发行人局限于资本丰厚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和公司。但对发行人的资格进行限定时，其标准应低于公开发行的标准。根据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的规定，私募发行的主体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其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予以适当放宽，可将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主体扩大为“股份有限公司、政府、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各类基金等)”。并且可以授权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要求制定不同的规则。
2.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资格。我国新《证券法》规定，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为“特定对象”，当并未就特定对象的具体含义作出界定，只是规定特定对象的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因此上述规定中的“人数标准”就成了判断证券私募发行的主要依据。而美国的最高法院早在ralston purina案中就已经认定“受要约人是否需要注册程序的保护才是关键，受要约人能否去的相关的信息是其考察重点，并以‘需要标准’代替了原本的‘人数标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法对证券私募发行对象的规定过于概括，单一的“人数标准”很难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甚至会导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
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进行规定时可将其划分为三类：
一是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是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是指“用自有资金或者从
分散的公众手中筹集的资金专门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法人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等”。机构投资者具有规模大、资金雄厚的特点，且其拥有进行研究、分析、判断各种信息的专业人才和能力，不需要证券私募发行人主动向其提供信息。当机构投资者认为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获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向发行人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这是证券私募发行的最主要对象。
二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是指“与发行人有密切的关系、打算长期持有证券的非机构投资法人和具有一定能力和资产数量的自然人”。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无论是知识、经验还是获取知识的能力都十分有限，并且财富的多少并不能证明投资者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因此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规定时，不仅应对其净资产或收入水平设立最低额限制，还应该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个人投资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证券融资和商业投资的知识和经验；个人投资者的资产是否能抵御其可能经受的风险；个人投资者能否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证券私募发行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
三是与发行人相关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此类发行对象是公司的内部人员，是公司的决策者、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能够获得有关公司的信息，不需要证券发行人主动向其提供有关信息。
(三)证券私募发行的方式
证券私募发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非公开性，因此，法律应该禁止私募发行及转售时才去广告或者公开劝诱的方式，从而避免发行者“借私募发行之名行公募之实”。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但并未对公开方式做出具体规定。在完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时，应对其加以规定，可以参照美国等的相关法律规定，将公开方式规定为“通过报纸、杂志、相似的媒体或电视、广播、因特网、信函、电话所发表的广告、文章、告示、公开的信息以及利用研讨会或会议的形式进行一般性的征求或广告”。
(四)证券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准确、真实、完整的信息是证券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重要前提。但我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还没有就信息披露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证券私募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必然与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披露义务相同，法律应对其做出与公开发行有所区别的规定。
1.机构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资产雄厚、获取信息能力强、风险控制能力强等优势，并且其所具有的收集、分析、判断信息的能力是一般的投资者无法比拟的”。强制证券私募发行人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只会加大证券私募发行的成本、降低资本流通的效率。因此，证券发行人不需要对机构投资者主动披露信息。
2.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相比获取信息能力较弱，因此有必要强制规定证券发行人主动向个人投资者披露信息，并要求证券发行人披露信息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或约定的时间内，以特定方式对有关内容进行披露。
(五)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限制
证券私募发行的特定就决定了它不能在公开的交易场所自由流通，从而达到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证券私募发行逃避证券审核的目的。但如果彻底禁止私募发行的证券转售，就会将证券投资的风险固定在投资者身上，这就会降低投资者对私募发行证券的投资热情，阻碍了证券私募发行的发展。因此要适当允许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但要对其进行一定限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限制：
1.投资者转售的私募发行的证券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证券不属于同种证券。这就是为了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证券私募发行豁免制度规避证券发行审核，以证券私募发行之名行公开发行之实。并且，公开发行和私募发行的同种证券在价格上可能会有差别，这就违背了公平原则。
2.要对转售对象的资格进行限制。首先，转售对象必须符合法律对证券私募首次投资者的要求，从而达到防止证券私募发行演变成公开发行的目的。其次，应对转售对象做出更严格的限制。转售对象如果是机构投资者或者是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时，不必对其资格做特殊限制，因其具有相应的获取信息的能力。
3.对于持有期间的规定。持有私募发行的证券的目的在于投资而非出售。规定一定的持有期限可以看成是投资者将投资意图表现于外部的一种方式，防止投资者在短期内转售股票，使投资者成为证券发行人的“承销商”。就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发展状况和有关立法情况来看，对不同的投资者应区别对待。对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言，可规定其在购买私募发行的股票后一年内不得转售。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来说，由于其身份特殊，应适当延长限制转让的期限至两年或更长。
(六)证券私募发行的事后报备
目前我国的证券法
并未对事后报备作出规定，而美国等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较完善的国家均对证券私募发行的事后报备作出了规定，将其作为私募发行的重要因素，我国也应对其做出规范。可对上市公司的小额私募发行的股票，给予注册豁免，并于股款缴纳后1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备。而对于非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的股票，则无需报备，只要在私募发行完成后按《公司法》第137条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进行公告即可。
总之，目前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刚刚建立，对私募发行的规范尚未完善。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鼓励融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有必要完善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制度，改进现有私募制度的缺陷。因此，我国应向证券私募发行制度较先进的国家学习，结合我国目前的状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使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使我国的证券私募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迎春,王东.论我国私募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j].河西学院学报,2010(1):80.
[2]周贤日,钟远珊.关于中国私募发行制度的一些思考[j].中国商法年刊,200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