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农村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81-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技术向农村生产领域的渗透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农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环境趋于好转的同时，农村环境却逐渐恶化，这不仅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环境问题没有城乡差别，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在波及城市环境的同时，更会通过农业食品链条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而，关注农村环境，致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而应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
自上世纪以来，农村环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随后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1]以此为契机，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一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他们认真调查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仔细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具体设计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供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实践借鉴。
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极为关注，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环节存在着阻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某种问题，只有找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为此，笔者在概览学者关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学术文章的同时，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对苏北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种类及其成因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工作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内学者，其在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环节出现了偏差或错误，没有正确把握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存在的类型以及产生的根源。为了消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障碍，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并及时加以纠正，为此，笔者以在苏北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资料为基础，并对照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观点，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环节中存在的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对策，以期能扫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停滞不前的基础，以推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
由于受到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各界缺乏对农村及其环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当前“城市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国内民众在用看待城市环境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又把本具有同质性的农村环境问题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异类，在此种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内民众在理解农村环境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认知偏差。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1.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不全面。由于人类最早接触的环境问题是污染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城市污染问题，再加上农村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获得关注也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因此，我国学者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便将农村环境问题等同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而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农民的正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农业资源的合理维持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一旦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其给农村乃至城市环境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不仅要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关注农村资源以及生态保护问题。但事实上，我国民众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资源及生态所遭受的破坏问题却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国民众包括学者们目前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狭隘，无法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全部。
2.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类型不彻底。为了充分认识环境问题，并依据不同环境问题的各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经过对环境问题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按照相应的标准对环境问题予以相应分类。如依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破坏问题；按照被影响的环境要素予以分类，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以及生物环境问题等。[2]依据上述分类，我国学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这对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类还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那就是目前国内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面源性环境问题，和点源性环境问题相对，是按照环境问题产生源的确定与否而区分的一对环境类型，其中所谓点源环境问题，是能够具有确定产生源的环境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只要查明该问题的源头并对其源头进行治理，环境问题即可消除。而对于面源性环境问题，由于其产生源无法确定，与点源环境问题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面源性环境问题发现较晚，尽管目前学者对农村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已有所认知，但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我国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分布范围的理解有错误，许多民众认为面源性环境问题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甚而有学者把面源性环境问题作为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张要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农村的面源性环境问题，但事实上是，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其次，尽管我国国内社会对农村点源环境问题和面源环境问题作了区分，但却没有厘清二者的实质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也没有有效的对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混为一谈，用点源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来处理面源环境问题，从而使农村的面源环境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的治理，阻碍了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3.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认知不准确。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国内的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而且有不少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看似发现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但笔者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研，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他们并未准确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环境问题根源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误区之一：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环境意识不强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笔者认为，尽管农民环境意识不强与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将其归结为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则实在言过其实，甚而存在错误。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对苏北地区农村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问卷调研，在笔者所做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个别村民对农村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对过去良好农村环境的怀念和留恋之时，都表达了对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他们对农村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资源发生的不利变化都有切身体会，都有改变当前环境状况的愿望但都苦于无能为力。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环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当地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农民环境意识不强”论的有力反击。由此可见，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并不能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上面，因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本来就不低。误区之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众多学者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司法救济途径不通畅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村地区滞后于城市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进行解读，则不仅无法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会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会阻碍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城乡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化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实现对城乡环境的同等保护、同等治理，[3]而那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以及对农村环境单独立法”的论调看似对农村地区予以特别优待、特别保护，但实质上依然是在延续着城乡二元论的基调，不仅有害，也无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前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不仅在城市地区可以适用，在农村地区也可以适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话，也应该是全国层面的缺失，而不会单单是农村地区缺失，因而没有必要单独为农村地区的环境立法；其次，对于农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建设，目前的机构设置已足以承担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任，如再在乡镇一级设立相应机构，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环境问题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环境执法机构和环境司法机关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影响下，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无法在农村地区顺利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引起国家、社会和学者的关注。
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的纠正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导致国家难以针对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接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纠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
1.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要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范围过窄的问题，就必须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农村除了面临来自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工矿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上述环节所带来的资源退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对资源、生态的依赖性要远大于城市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除了污染会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影响之外，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关注农村地区的资源退化和生态失衡问题，而且我们在设计措施来防治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时，更应关注农村资源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在设计农村环境保护措施时，要将农村污染防治、农村资源养护以及农村生态保护综合考虑，将三者予以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2.彻底认知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如文中所言，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类型的认知误区主要存在于公众对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层面上，因此，为了彻底厘清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要明确面源性环境问题并不是农村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类型，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农村环境问题当作异类而将其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并且还可以从城市面源性环境治理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经验。其次，要深刻理解点源性环境问题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任何环境问题都有其产生源，因而从实质上讲面源性环境问题也是点源环境问题，只是由于面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具有随机性、移动性，难以查明和确定。另外，还有一些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单独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而是众多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共同交织作用才造成了环境问题，这都和传统的点源性环境问题有区别，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无法在面源性环境问题领域适用，需要对此种问题单独研究，单独处理。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城市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经验，把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当作公共服务而由国家承担，发挥政府在面源性环境问题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国家在面源性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4]
3.正确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农民环境意识不高，也不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全，而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所致。在此种结构模式的调控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实行差别化管理，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资金投入都低于城市，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也常常受到漠视，我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环境则趋于恶化，并使人产生了“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全为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的假象。[5]因而实事求是地讲，成因与其说是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农民合法环境权益被漠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地位缺失，致使农村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取消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国家对农村、城市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和同等保护。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点源性环境问题，要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规，真正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而对于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则要增强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增加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等物质引导措施向农村引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从经济上鼓励农民采取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减少废物向农村环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
结语
由文中的论述可知，要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全面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彻底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并准确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这样，我们才能针对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只有废除这一模式，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可喜的是，伴随着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深入认识，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认可和采纳，目前我国各地都围绕着户籍、经济、环保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践性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已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让我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培华，包文兵.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淮海文汇，2012，（1）.
[2]吕忠梅.环境法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3]晋海.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
【关键词】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环境危机 国际环境法
一、国际环境合作的概念
所谓国际环境合作，是指对已经发生的对国际社会有共同影响的环境问题和对全球环境有损害或潜在危害的活动，国际社会有关国家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的，本着全球伙伴和合作精神，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和措施加以解决。
关于国际环境合作的概念，应该至少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第一，国际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是我们研究国际环境合作的现实和 逻辑 前提。国际环境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相关研究文献增长迅速，这主要是因为在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压力下，世界各国纷纷意识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的客观现实促使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不断加强国际环境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全球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第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思想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环境合作所谋求的“共同利益”，不仅仅包括相关国家的直接环境利益，更应包含整个国际社会长远的共同利益或者说是全人类之共同利益。在全球环境的保护上必须首先强调全人类总体利益，不能各行其是。合作的初衷和归宿就是利益的共享，国际环境合作亦是如此。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合作，正是因为合作能够给国际社会的成员带来共同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环境合作体现的是一种双赢或者共赢的思想，全世界各国人民是国际环境合作的最终受益者。第三，国际环境法，是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 法律 依据。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原则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国际环境法，作为人类应对国际环境问题的法律，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其发展越来越迅速，它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行为准则。国际社会开展国际环境合作，决不能摆脱国际环境法律原则与规则的约束。第四，主权国家与国际环境组织，是国际环境合作的行为主体。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环境合作的基本主体所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而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却日益凸现。
基于以上认识，国际环境合作指国际社会主要成员面对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依据国际环境法规范通力协作共同治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为。目前国际环境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臭氧层破坏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土地沙漠化问题、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等诸多问题。减少有害气体排放，保护大气臭氧层以防止全球气温的进一步升高，消除世界范围内的酸雨以及解决公海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的框架合作、蒙特利尔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合作以及京都议定书签订，都是国际环境合作的具体体现。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紧迫，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环境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会越来越广泛。
二、国际环境合作的基础
1、全球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是国际环境合作发生的必然性和现实基础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的危害性在于它不仅仅阻碍了人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危及着人类的生存。目前全人类正面临着“自作自受”的全球环境危机，形势非常严峻。例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生物物种锐减、土地沙漠化、海洋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并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害，成为了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再加上环境问题本身带有客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球环境危机的化解，并非哪一个国家之能力所及的，唯有国际社会各个成员，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同舟共济、通力合作。国际环境合作，是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唯一出路。
2、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是国际环境合作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在共同危机面前的各国能力的有限性，认识到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对整个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的有益性，进而使得环境合作的意识和愿望才深入人心，使得国际环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这为国际环境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种认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并逐步转化为各个国家具体实践。
3、国际 政治 与 经济 的发展状况，是国际环境合作的实践平台和基础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实践平台，使得国际环境合作更具可行性。国际和平稳定的政治秩序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合作的开展就会更加艰难。环境资源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为根本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又为国际环境合作创造了条件，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一定的物质力量。
4、环境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国家环境合作践行的科技基础
国际环境合作有赖于科学上的共识，要求对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发生机制、危害特点及方式、变化规律、发展趋势、防治对策等形成较为一致的科学认识，否则必然会丧失国际环境合作的科技基础。环境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将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越来越坚实的科技基础。
5、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是国际环境合作的法律基础
在国际社会日益走向法治化的今天，随着国际环境法得以迅速发展，国际环境合作领域早已被纳入 国际法 治的视野范围。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与规则，是国际环境合作的 指导 原则与行为准则。国际环境合作不能超越国际环境法的约束范围，否则将无疑是对整个国际法律秩序的破坏。
关键词：环境哲学；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实践论；环境方法论
对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本人从来是虔诚地敬仰之，但自从完成《环境伦理学的困境反思与重建》后，这种基于本能的虔敬看法被迫改变。客观论之，环境哲学研究虽已近40年，但它并没有形成相对自性的自我，而是形象杂芜、问题甚多甚至相互纠缠。溯其原因，实乃自身在源头定位上出了差错。从复杂性角度观之，任何事物都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并且经历时间的孕育，这种敏感依赖性总会将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环境哲学就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作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的别称，这就导致了它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位。本文基于此对“环境哲学”获得自身独立定位何以可能作一尝试性审问。但其前提性努力是先悬置成见，即将“凡西人的东西都是好的”和“凡名人大家的东西都是对的”这两个为学的成见悬置起来（因为前一个成见形成于我们将贩卖变成职责和真学问本身，而失质疑之品质；后一种成见使我们只有亦步亦趋的本事，而无探寻真理之想望），对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一归真性判断，然后才尝试阐述其判断的基本理由：
（1）环境哲学不是环境伦理学，也不是“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或“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
（2）环境哲学的主体内容不是价值论问题。
（3）环境哲学研究不需要比喻方法和虚构方式。
一、环境哲学的自身位置
将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等同，这从未有过疑问；用生态伦理学（比如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比如纳厄斯等人）来指涉环境哲学，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宽容性理解，因为从事环境哲学者――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都或多或少从生态学那里获得启发，因而大都将生态学看成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正是这种几近于本能的渊源意识，才导致了对环境哲学的“失身”性理解和定位。
客观论之，环境哲学虽然与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有关联性，但绝不构成等同关系。要辨明这一点，须从学科分类学和学科构成论两个方面人手。
（1）环境哲学的哲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在人类知识生产学科化的时代，任何方面的理性致思，都将（主动或被动）承受学科分类学的框架，并从而获得相应的学科归属。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的学科归属于何处？它由此而形成的学科身份如何？
当审视这两个问题时，就会发现生态学并不构成环境哲学的来源，因而生态学也没有资格构成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人们将生态学视为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基于断源截流式的急功近利方式从生态学那里吸收营养，却忽视了对其本属于自己的源头智慧的吸取。
环境哲学的源头智慧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环境科学。
从哲学看，环境哲学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因而，它的第一个来源是哲学。
既然环境哲学来源于哲学，那么，它在哲学中应该居于什么位置？这需要从哲学的构成性角度来审视。
考察哲学的构成性问题，有两种并行的方式：一种是内涵构成式；一种是范围构成式。
范围构成式其实就是现行统一的学科分类法：哲学被定位为一级学科，下设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二级学科。这种划分既没有逻辑规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内在关联性。与此不同，其内涵构成方式是哲学的语义生成性方法：哲学（Philosophv）意即爱智慧，这源于词源学规定――希腊文philia乃是“爱”或“友谊”之意，sophia即智慧。由此形成哲学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之本性的拷问，这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哲学本体论，它展开为三个维度，即世界存在的本原论、生成论和本质论；二是知识（或真理）探讨，即什么可以认知和如何认知以及真正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也就是认知论（epistemology）；三是德性生成的研究，即道德如何生成德性和德性怎样生成美德，这就是伦理学（ethics），它构成哲学的实践论部分。
在哲学的内涵构成中，哲学对存在之本性的拷问，必然自我超拔而达向神学，这是哲学的上升之路；哲学向下俯视则形成对德性生成的关注，必然伫立大地而统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将此二者统一起来的是认知论，具体地讲就是逻辑、知识、真理，它所达到的是自由和美。
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往往是通过实践（包括认知和方法实践）本身而实现。哲学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智慧，因为人的存在和生存获得上天入地的全景视域性的实践功能，由此形成各种实践哲学，比如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环境哲学就是如此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实践形态。
在现实生活运动进程中，哲学的实践形态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部门哲学或实践哲学，大而化之，确可这样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部门哲学通常是指从某个特定的领域里归纳、提炼出来的并涵摄此领域的基本认知理念和操作准则及方法；实践哲学通常是指从整个社会劳动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一般认知理念、准则和方法。而哲学的实践形态，是指以哲学的方式去观照实践问题，以求得根本的解决（比如本体解决、认知解决、方法解决、操作行动解决）之道。这里所讲的哲学的方式，既是古希腊人对“哲学”的原初定义方式，即爱智方式，也可通俗地表述为“理解的方式”，“哲学既非事关知识的扩展，也非事关世界新真理的获取；哲学家也不占有其他人得不到的信息。哲学并非事关知识，而是事关理解；也就是说，哲学事关已知事物的条理”。哲学的实践形态，就是哲学以自身方式去理解具体领域的已知事物，以及这些已知事物的形成性智慧与本体性存在方式。
数学家和有机论哲学家怀特海曾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所形成的最可靠的特征是：其后的所有哲学成就都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释而已。欧洲哲学没有摆脱并且也不想摆脱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构建了哲学理解世界的总体性框架和基本路径，即他区分并突显了存在的本体的世界（woad of being）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woad of becoming）。哲学作为对存在的理解方式，它是从本体的和形成的两个维度展开的：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变中不变”的世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不变中变”的世界。哲学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哲学的实践形态则是从具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因而，哲学达向实践领域的任何形态，都必然涉及存在的本体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的理解。换言之，哲学的实践形态的展开同样面临对存在之本性、存在之认知和存在之伦理的理解问题。
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对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理解，即理解我们已知的环境及其已知环境的形成性智慧和本体性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和环境实践论（图1）。
环境本体论包括环境本原论、环境本质论和环境生成论：环境本原论探讨，必然要发现宇宙创化力，具体地讲是宇宙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之对立统一张力；环境生成论拷问必然要指向对环境自组织机能的把握；环境本质论考察必然要揭示环境之内在的生生本性和外在的自在方式。
环境认知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包括认知环境的依据、前提、条件；二是如何认知环境，即环境认知的范式和路径；三是环境知识的生成机制与构建方法。
环境实践论是将环境哲学推向广阔领域，使之与人存在的方方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开放性生成构建的世界。从总体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之基本问题是环境伦理学问题，环境哲学的价值论探讨主要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层面展开。环境伦理学就是构建环境哲学的实践价值论。在其实践价值论规范下，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美学、环境教育学等，构成了环境实践论的具体形式。概括地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涉及环境实践论的一般问题和环境实践论的具体问题，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整体探讨和把握，就构成环境哲学的实践论。
（2）环境哲学的科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其指向实践的领域是环境。环境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环境始终是自在地存在世界，当它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在我们的看待中成为环境；当未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是存在世界（即自然世界）本身。
环境虽然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但它首先且最终还是其自在的存在世界。自在的存在世界，就是以自在方式而存在的世界，哪怕人充斥其间，它仍然以自在方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世界――无论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还是未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即康德所讲的自在之物的世界）――都是科学所认知的世界。所以，科学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与哲学，有本源上的联系，有认知层面的同构性，但存在两方面的根本性区别：
首先，哲学和科学都面对存在世界，但哲学在于理解存在世界，因而哲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科学在于认知存在世界，因而科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
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问题的追问，所以哲学这种理解方式必启动理性直观，追求形而上学，达于先验演绎；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规律的发现，所以科学这种认知方式必启动感觉直观，追求经验实证，达于逻辑推理。
其次，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是融形而上学、认知论、实践论于一体，敞开的是全景视域的方法论。与此不同，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停留于认知论领域。柏拉图揭示存在的本体的世界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其实也是在为形而上学和认知论分界，或者说是在作哲学和科学分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感觉、经验、实证以及观念逻辑的推论等都将失效，因而，科学只能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中发挥功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形而上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总结希腊哲学，以物理学为其主体形式，他所讲的“物理学之后”，其实可以理解为“物理学之上”，以此与“物理学之下”相对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物理学之上，是形而上学，这是对存在的本体的世界理解的必由道路；与此相对，物理学之下，就是实践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将其概括为政治学、伦理学、技艺学，并且认为在实践的科学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近代笛卡儿在“大树”哲学体系中认为伦理学高于政治学）。由此，科学获得其严格的自为边界：向上，科学的边界是形而上学；向下，科学的边界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的科学。
科学作为对存在的世界的认知方式，只关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认知它何以可能和怎样认知它，为我们尽可能地理解不断形成的存在世界提供认知的基本知识、方式和方法。由于其边界的限定，科学侧重于训练我们的心智，拓展我们的感觉并提升我们的经验；面对心灵、情感、意愿、美等，科学则更多地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心灵、情感、意愿、美要以灵魂为本体、以自由意志为源泉、以生命激情为原动力，需要开启的是先验天赋，而形而上学为其提供了激励方法和理解方式。但实践之于社会，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理性；实践之于个体，始终是心灵、情感、意志、理性、感觉、经验接受价值引导的境遇性涌现行为（emergentbehavior）。所以，科学只能走向认知实践，如果要走向操作实践，必须与哲学结合，更具体地讲，必须与哲学之实践方式伦理学相结合。换言之，科学要从认知实践（思维与心智训练）达向操作实践，须接受伦理的规范，并且只有通过伦理规范才可进入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
通过如上的思路清理，再回过头看环境哲学，环境哲学的关注对象是环境，但环境首先不是并且最终不是环境哲学的专有研究对象。在原初或者本来的意义上，环境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形成环境学，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环境科学；二是环境哲学（图2）。
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认知论，它关注环境存在演变的自生规律及运动机制。环境科学的基本形态是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前者如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土壤学等，都属地球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后者如天文学、宇宙学、气候学、气象学等，是宇宙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整体地看，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各自不断辐射，形成了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的开放性的学科体系。其中，数学是环境科学的思维工具，物理学是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环境史是环境科学的认知指南。
与此不同，环境哲学是环境学的实践形态，它关注的是环境存在演变的变异规律及其运动机制。换言之，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正面研究，它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探讨环境自在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提供了解环境、认知环境、实践环境的知识、方法、智慧；环境哲学则是环境学的反面研究，它从不同的方面和领域探讨环境逆向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矫正自己对环境的错误认知和无度行为提供反思的智慧、方式和方法。这就是环境哲学在环境学中的基本定位。在这一明晰的定位下，环境哲学同样不是环境的领域性研究或方面性研究，而是对环境予以整体性的实践研究。
二、环境哲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概括如上内容，环境哲学有两个来源：一是哲学；一是环境学。由此，两个来源使环境哲学获得了双栖性，即环境哲学既是理解方式的也是认知方式的，并且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必须统一，这种必须的统一最终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达成；具体地讲，环境哲学的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只有通过伦理的方式才能达成。
如图3所示，环境哲学的底座是哲学和环境学：哲学为环境哲学提供先验的和超验的理解方式和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环境学为环境哲学提供经验的认知方式和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贯穿价值中立、追求客观真实，它具体呈现为材料和数据的分析。环境哲学研究须立足于环境事实本身，真实反映环境变异、恶变或恢复、治理的基本状况及其可能性趋势，为此而必须收集材料、信息、资料、数据等，并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材料、信息、资料、数据予以客观分析。否则，环境哲学研究就会蹈空现实、脱离实际、忽视事实。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让环境哲学研究落地，但落地并不等于生根，更不等于正确前行。因为落地生根需要土壤的培植，正确前行需要眼睛的明亮。此二者是实证性定量方法所不能自给的，它需要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帮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同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两者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分割开，也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并且“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②。因为定性分析是发现本质、理解规律、把握方向，在环境哲学研究中，它具有奠定基础、提供土壤、发挥指南的功能。所以环境哲学研究必须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或是哲学的理解方式和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
在环境哲学中，哲学的理解方式与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方式或者工具，这就是伦理学的方式，因为伦理学既是实践的，更是理论的。伦理学的理论诉求，使它开辟形上道路而追求以理解的方式看世界；伦理学的实践诉求，使它开辟形下道路而追求以认知的方式看世界。并且，伦理学对实践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于认知层面，还要指向操作实践并指导操作实践。所以，伦理学的实践方式既是认知实践的方式，也是操作实践的方式，是认知实践方式和操作实践方式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最终由理解的方式为主导来完成。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和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其学科构成的基本框架由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伦理论和环境方法论四部分构成（图4）。
首先，环境本体论涉及环境存在论的全部问题。其次，环境认知论的展开，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史学、环境人类学、环境文化学等具体的研究领域。再次，环境伦理论的展开形成一般研究和具体研究两个维度：（1）一般研究即环境伦理学，它关注伦理的基础问题，为具体研究提供价值系统、原理、原则及其规范要求；（2）以环境伦理学研究所提供的价值系统、原理、原则、规范为导向，其具体（或者说应用）研究的展开就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灾疫学、环境美学等。最后是环境方法论，主要探讨环境哲学研究的方法生成。环境问题，是一个开放性、形成性的复杂系统，对它展开哲学研究，必须探索和具备大科际整合方法。一般的科际整合方法，是对相邻或相近学科的理论资源、学科知识和方法予以整合运用。而大科际整合方法，是指因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三大领域，进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各领域智识、理论、方法的整合运用；这种整合最终将落实为原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运用。客观地看，环境哲学方法论是异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论。
三、环境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环境哲学始终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哲学必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思想的基础，这是哲学对环境哲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环境哲学对哲学本来的基本期待。因为从根本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科，包括对推理和争辩方法的思考。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系列学科的哲学，涉及研究学科界线内工作用以进行的方法途径。这样一种哲学的核心基础是它的认识论或它的关于知识的理论，它提供诸如‘我们能知道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这类基本问题的答案。认识论包括知识的四个方面：它的性质――一个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它的类型――诸如自己体验的知识和别人描述的知识（第一手知识和第二手知识）；它的客体――知识主题所反映的事实；以及它的起源。在哲学框架内与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是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理论或关于什么可知的理论。在形而上学――关于超越于实际问题的世界之性质的争论――中，本体论的理论限定着‘什么可能存在’（例如像在宗教中那样）。然而在作为学术学科的哲学中，它与‘接受什么’[事实]有关。”“因此，每一种学科的哲学都既包含某种认识论又包括某种本体论――一个限定着‘我们能认识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认识它’的框架。它们一起被用来限定某种方法论，一套指示研究和争论将如何在学科内进行的规则和程序，即如何才能将信息收集并组织起来。”概括地讲，哲学所能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即本体的、认知的和实践的。但这三者要真正对环境哲学发挥其功能，只能通过方法，而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环境哲学研究必须充分运用形而上学方法，这是因为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
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来探讨环境的本体论问题，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奠基性任务。
环境哲学的首要本体论问题，是环境的本原论问题，即“环境何以产生”和“环境如何产生”的问题。
相对第一个问题论，环境可能因为人的生存而得到意识地突显，但环境始终先于人而产生，因为从宗教讲，人是众生物的神性方式；从科学论，人是众生物的进化方式，所以环境首先相对生命论：环境即生命得以存在的栖息地。从起源讲，环境虽然为众生物的诞生和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但它本身却是自创化的：从宗教论，环境（宇宙天地）乃上帝创造的最初成果；从科学论，环境是（宇宙）自创化的结果。综合此二者，环境（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不过是自创化的体现，其自创化的原初动力非它，乃无形的自然力：在上帝创世蓝图里面，“上帝”不过是自然力的神性表达；在科学创世图景里，推动宇宙大爆炸的是一个不知来源于何处的“致密炽热的奇点”。
无论从宗教观还是从科学论，环境起源论中蕴含着环境本原论：环境是无形之自然力自创化的呈现形态。这一无形的自然力是野性狂暴的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的秩序力相共生所形成的创化张力。这种创化张力既创造了环境，又在创造环境的同时赋予环境以内在本性，由此形成环境本性。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和外在方式：作为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我秩序力量和自我创造力量的对立统一，即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的对立统一张力构成了环境本性。作为自持存在的外在方式，环境是自在的，它以自持本性的方式敞开其存在。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二个维度是环境生成，这个问题具体表述为两个方面：环境是“怎样生成自身”和“如何生成它者”。
要真实地理解环境生成论的这两个基本方面，首先须重新理解“环境”与生命、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环境是对生命、存在物的整体表述；生命、存在物是环境的构成内容。从其存在形态学论，环境是以自持（自在）的方式生成自身；但从其存在构成学论，环境是以自持的方式生成它者（包括它种生命、它种存在物）。
环境以自持的方式生成自身的同时生成它者，均源于环境的自在本性。环境的自在本性就是自我秩序和自我创造实现其对立统一的生生本性；这一生生本性的时间化敞开方式，就是自组织方式，它构成了环境生生不息创造自己，又生生不息地创造存在于其中的所有存在物、一切生命的基本方式。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环境本质问题。基于环境本性和环境自组织之双重规定，环境的本质只能是生殖。环境，无论从存在的形态学论还是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生殖是其基本诉求。从存在的形态学论，环境必须自我生殖：环境的自我生殖是整体论的，它以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完成方式来实现其整体生殖。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环境必须生殖它者：环境生殖它者是具体论的，它以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方式来展开其具体生殖，比如敞开具体环境的生殖或具体物种、具体种群、具体群落的生殖。
环境生殖自身，推动环境自组织、自催化、自修复、自构建，实现环境的自我新陈代谢；环境生殖它者，推动环境敞开它组织、催化、修复、构建进程，实现环境之整体与具体的共生互生。
四、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构建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探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视域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涉及三个维度的内容。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其目的是解决环境认知的依据、前提和条件等问题。
环境认知的依据何在？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从客观论，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是存在世界，因为环境就是为人类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这个存在世界由自然（地球和宇宙）、地球生命和其他存在物、人三者共生性构成；从主观论，当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一旦被我们所意识地突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其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危及我们的安全存在，所以，业已出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实际上危及到我们存在安全的存在世界，才构成认知环境的逻辑起点。换言之，环境问题才构成环境认知的逻辑起点。因而，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成为环境认知的必要前提。
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必须有判断的客观依据，即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正常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问题环境。要寻找这一判别依据，首先必须考察环境（即存在世界）得以正常存在的内在原理，简称为环境原理。遵循环境原理而展开其存在的环境，是正常存在的环境；反之，脱离或者违背环境原理而运动的环境，就是逆生态化的问题环境。所以，环境原理构成了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客观依据。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环境认知的范式与途径问题。
环境认知是人对环境的认知，因而，环境认知本身就是构建认知范式。构建环境认知范式有两个基本方式，即主观性认知方式和客观性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范式，即主观性认知范式和客观性认知范式。前者采取二元分离的方式，将人与环境一分为二，形成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人是环境认知的主体，它是自为的和为自己的；环境是环境认知的客体，它是异己的和为他的。在这种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中，环境是静止、无生命的，只具有使用价值，是人的任意使用物。与此相反，后者采取主客一体的方式，发现和把握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性：“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你在环境之中，环境也在你之中。你的皮肤并不是一道将你和环境分离开来的屏障。相反，你的皮肤，就像你身上的其他器官一样，都是环境的一种延续。你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一种过程，进行着持续的交换，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进行着某种交易。你绝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客，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从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角度人手，构建起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人与环境互为主体，因为环境本身是自组织的，是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因为环境首先是生命存在体，它以自在方式存在这一本原性位态决定了其存在价值是首要的、根本的，它为人所利用是有限度的，即环境被人所利用的前提是它必须确保自己的完整存在。
客观地看，主客对立的环境认知范式，是无视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成为人类推动环境发生变异和逆生化的最终推手；与此相反，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是尊重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将规范人们按照环境法则而谋求生存及发展，其前提是始终维护环境的自生境功能。
以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为指南，环境认知探讨应该着手解决三重关系：一是整体与具体的关系；二是生命与人的关系；三是物理与生命的关系。对这三重关系的关注与探讨构成环境认知的宏观途径。
首先，环境认知应该改变由具体构建整体的认知路径，构建由整体构建具体的认知路径。这一认知路径的抽象表达就是整体存在的环境创化具体的生命和人，它实在地开启了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之双重路径。比如面对雾霾气候而探讨其形成及解决之道，客观地存在着具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思路，前者从眼前的、感觉到的、直接的现象出发，把握推动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成因，总是具体的和单向度的，比如排放。因而，谋求解决的思路也是单一、具体和经验主义的，这就是治理，更具体地讲就是减排。后者则发现导致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原因是整体的和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仅是一个排放无度的问题，更是地球、大气层丧失自净化能力的问题。谋求其解决之道，不但要治理、减排，还需要恢复、化污。后者才是治本之道，前者仅是治表之策。治表与治本的有机统一，恰恰是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
其次，环境认知应改变由人主宰地球生命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环境、生命、人三者的原本性关联：环境是生命的摇篮，生命是人的本体――人源于物种生命的进化，最终不能摆脱物种生命。因而，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既是通向环境认知的必由路径，也是人在世界中构建其共互存在之主体地位的正确途径。
其三，环境认知应改变自然与生命两分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自然与生命的内在生成关系，这种生成关系可抽象地表述为“自然为生命立法”。“自然为生命立法”这一法则可具体化为：第一，自然为人立法；第二，环境为人立法。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环境知识如何生成的问题，要实质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和方法。
环境认知范式的双重性，形成环境知识生成构建起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采取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人本中心论的：它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主观想象性地构建环境知识，比如人与环境的二元分离观、环境的非生命观、环境的使用价值观、环境利害观、单纯的环境治理观等，都是人本中心论的环境知识论内容。与此不同，采取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自然中心论的：它以自然为出发点和目的来构建客观主义环境知识，因为环境的生成变化运动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而敞开，而是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而敞开。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的整合化具象，就是环境白组织原理。具体地讲，环境知识的生成构建必须遵循环境自组织原理。
环境自组织原理揭示环境的存在敞开是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其内在运行机制却是自催化和竞争。环境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之实质就是自催化，其基本动力有二：一是环境本性，即构成环境的生命及其存在物之本性――生命本性和物性，它们共同构成环境自催化的本原性动力；二是环境序参数，“我们将认识到，单个组元好像一只无形之手促成的那样自行安排起来，但相反正是这些单个组元通过它们的协作才转而创建出这只无形之手。我们称这只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为序参数”。所谓环境序参数，实质上就是环境随机变量，它构成环境自催化的外部动力。任何一个外在的环境随机变量，都因其复杂的开放性生成的环境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而对环境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作用。比如，太平洋上的一场龙卷风可能来源于几个月前伦敦上空的一只蝴蝶任意地扇动了几下翅膀。这只蝴蝶随意扇动的那几下翅膀（随机变量）通过几个月时间孕育龙卷风的过程，就是环境自催化的运行过程，但这一过程的生成却需要环境自在运动之内在本性的推动。
五、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
环境哲学对其本体问题的拷问，是为环境重建确立自身的依据和最终的理由；环境哲学对其认知问题的检讨，是为环境重建构建必备的智识体系。然而，无论其本体论拷问还是其认知论检讨，都必须走向实践的引导与规训，环境哲学才产生实际意义并获得应有的价值。所以，环境哲学需要上天，但上天的最终目的是入地：开启形上道路，仅是环境哲学的前提性工作；开辟形下的践行道路，才是环境哲学的目的性努力。
环境哲学对其实践道路的开辟方式，就是环境伦理学。
在环境哲学研究中，环境伦理学是最成熟又是问题最多的。客观地看，环境伦理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以论争的方式展开，并产生出许多的环境伦理观念、理念甚至理论，比如大地伦理理论、救生艇理论、公地悲剧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等。但这些有关环境的观念、理论都是由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所催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环境伦理学的外部性探讨成果，时至目前，有关环境伦理学的自身建设尚未起步。
环境伦理学研究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源于它对如下三个基本问题的忽视或无力解决：
（1）环境道德的基础何在？
（2）环境道德的边界何在？
（3）环境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内在关联何在？
前两个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研究得以正确展开的前提性问题，解决的正确路径是从审查并定位“环境”概念人手：环境相对生命和存在物而论，它既是生命、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土壤、平台，也是创造、繁衍生命、存在物的母体。环境是一个自在自为自生的生命体，它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能力。以此来看，环境道德的基础在于环境本身；并且环境道德的边界亦在环境本身。因为环境作为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它的宇观形态是涵摄了宇宙和地球的气候运动，它的宏观形态就是地球运动；而地球表面的生物群落、种群的生存运动以及人类的区域性活动，构成了不同尺度意义上的微观环境。
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伦理的问题，环境伦理学之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症结，恰恰是双方本能地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和“非此即彼”的方法，表现为“有我无你”的敌视和对抗。这种敌视和对抗的实质，恰恰是错误地定位环境伦理自身所致。
首先，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出现了无法自恢复的问题环境。客观地看，环境就是人、生命、存在物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这个使我们赖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之所以被我们所意识地关注，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了生命、存在物、当然包括人本身的安全存在。简单地讲，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问题环境或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到环境问题形成的伦理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
环境的具体构成是生命和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人的意识的进化使其成为一种在某些方面不断获得超越力量的生命存在形式。在这种状况下，环境出现危及生命和存在物安全存在的问题，表面看是环境问题，但实质上是只有当人及其存在普遍地出现了问题时，环境才形成问题。因而，环境伦理学所要为之努力的，表面上看是探求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但实质上却是探求解决人的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人的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由此，环境伦理必然与传统伦理发生关联：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传统伦理必须融入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涉及如何正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必须确立其正确的认知，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导致了环境问题，即当人将自己抬高到“尺度”和“惟一目的”的地位时，环境就成为人的附属物而获得纯粹单一的使用价值，由此价值引导所形成的人类活动就自然展开向自然进军、向环境开战，向存在世界要永不满足的财富和物质幸福。
环境伦理一旦正视传统伦理，必然要展开三个方面：一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偏执与弊病、错误与荒谬。传统伦理的唯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和权力价值取向论，此三者从根本上异化了伦理，使其伦理功能发生了偏执与狭隘。二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功能。伦理对人及其由人缔造出来的社会具有规范、矫正、引导、激励功能，这种功能并不因为环境伦理的兴起而消失，而是因环境伦理的兴起而得到拓展和强化。三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的合理性及其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要求性，这主要体现在传统伦理的基本认知原理和行为规范准则始终体现了普遍的人性要求，并蕴含着能够显现和张扬的自然原理。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正视，环境伦理学研究必须慎重考量传统伦理，并寻求构建起对传统伦理资源――知识资源、理论资源、思想资源、方法资源――的正确处理。这种处理的最终呈现，就是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
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之根本前提，是探究、发现和确立环境原理。环境原理的实质是自然原理，它由环境自生境原理和环境逆生化原理这正反两个维度构成：环境自生境原理，是由宇宙的自创生和它创生原理、自然的生变原理和生命的生生原理所构成的原理体系，也就是说，环境原理体系是由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所构成；环境的逆生化原理，即是环境逆向编程的层累原理、突变原理和环境滑向自毁灭的边际效应原理。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具体表现为环境伦理学为传统伦理打开视域空间，使传统伦理走出人本中心论的狭隘，获得环境视野和生命维度。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首先要求环境伦理学抛弃一切形式的观念偏见，以客观姿态审查环境、进入环境，并以环境原理为环境伦理的自然依据，构建环境伦理原理，使其能够涵摄制度社会和自然社会两个领域，并指导人的生存行动。
以环境原理为自然依据而构建起来的环境伦理原理有二：一是环境伦理的动力原理，这就是“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具体表述为生己、利己、爱己与生他、利他、爱他的对立统一原理。“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原本是传统伦理的基本原理，但当环境伦理赋予它环境视野之后，就获得了对自然世界和制度社会的双重指涉，因而，生、利、爱的主体及其指涉对象，不仅仅是人，也包括地球生命及其他存在物。二是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这就是权责对等原理。它同样是传统伦理原理，一旦为环境原理所贯通，则必然构成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即权利与责任对等。在传统伦理体系中，权责对等是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但在为环境原理所贯通的环境伦理世界里，权责对等既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也相对人与地球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论。由此，权责对等原理涵摄了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构成了人进出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都必须遵守的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原理之所以具有如上认知规范功能，在于它统摄了四个环境自生境法则，即存在关联法则、价值生成法则、顺性生存法则和成本支付法则。存在关联法则揭示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所有存在物之间存在着本原性的关联性，这种本原性的关联性使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存在物之间必须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价值生成法则揭示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中，生命与生命、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本原性的存在关联性之实质，恰恰是其平等指向的价值生成链条。在这一价值生成链条上，每个生命、每个存在物都顺其本性生存，这种顺性生存法则可表述为在限度的竞争中有限度地适应。一旦因为强力或偶然的不得已等因素打破了这种竞争与适应相协调的限度时，则必然要为之担负责任，这就是成本支付的环境法则。这一环境法则运用到人类生活领域，就获得了三个维度的指涉与规范功能，这就是谁消费谁买单、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恢复。
以“生、利、爱”之人性原理为动力指南的权责对等原理，不仅具有普遍的认知规范功能，更具有全面的行为规范功能，这是因为权责对等原理最终落实为利己不损他和利己亦利他两个环境伦理原则。这个“他”，既指他人，也指他物、他种存在。利己不损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再生诉求；利己亦利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平等共享诉求。
关键词 农村居民；环境素养；环保意识；生态环境；三峡库区
中图分类号 X-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1-0284-02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日益加剧，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必须面临的问题。环境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源于公民的环境素养，加快提高公民的环境素养对我国的环境保护贡献微薄之力。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注重其质量和环境保护，做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环境素养的内涵概括地说，就是人对环境科学应有的认知和对环境负有的义务和责任[1]，包括：一是环境情感，体现为个体在心理上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生存具体环境的敏感度；二是环境认知，体现为个人对环境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三是环境伦理，体现为个人在人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种道德观、世界观和发展观；四是环境技能，体现为个人解决具体环境问题的能力；五是环境行为，体现为把以上对环境的情感、认知、伦理道德观和技能等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中，实现知行合一[2]。目前，三峡库区的农村环保力量相对薄弱，环保资金不足或是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得库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提高库区农村居民环境素养迫在眉睫。
1 调查资料与方法
经过查阅资料，选取万州区走马镇、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和开县岳溪镇3个乡镇作为典型进行调查研究，采用以问卷调查为主。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5份。具体分布如下：走马镇45份，恒合土家族乡48份，开县岳溪镇52份，合计145份。
2.1 村民目前生活、工作环境的看法
问题1：您对您的生活环境满意吗？调查结果：很满意占21%；一般满意占59%；不满意占15%；很不满意占5%。
问题2：认为下列哪种环境破坏对您的生活和工作影响最大？调查结果：噪声污染占17%；水源污染占38%；大气污染占20%；固体垃圾污染占25%。
由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村民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表示一般满意或很满意，但也有20%的村民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环境。他们认为噪声污染、水源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垃圾污染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其中水源污染最为严重，约占38%，其次是固体垃圾污染，约占25%。
2.2 村民环保关心度
问题1：您知道限制使用塑料袋的通告吗？调查结果：知道占42%；不知道占39%；知道少许占19%。
问题2：您认为长江周边的厂矿对于污水是如何处理的？调查结果：直接排入江中占21%；送污水厂处理后再排放占46%；不清楚占33%。
问题3：您知道全球变暖现状吗？调查结果：时刻关注占47%；与我无关占13%；想知道但无途径占37%；不清楚占3%。
问题4：现在大力提倡使用无磷洗衣粉，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调查结果：减少个人经济支出占7%；减少水体富营养化占57%；节约用水占6%；以上皆对占30%。
问题5：您的环保知识来源于何处？调查结果：书占27%；报纸占19%；网络占18%；其他占36%。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大部分村民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法规的推出较为关注，反之，对于像大力提倡使用无磷洗衣粉这类倡议的关注度不够。此外，对于与日常生活相关不甚紧密的环境破坏现状，约13%的村民认为与自己无关。即使有许多村民想了解些相关情况，却苦于无途径获知而放弃。仅有42%的村民知道6月1日的限塑令，33%的村民不清楚长江周边厂矿污水的处理实情，约47%的村民时刻关注全球变暖现状，57%的村民到现在大力提倡使用无磷洗衣粉的出发点是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综上可以得出：当地村民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度不够强烈，甚至有些人持有与自己无关或无所谓的态度，村民信息交流不便，生活水平较低。
2.3 村民在生活、工作中的环保意识
在调查中，当问及“你在购买家电优先考虑买节能产品吗？”73%的村民表示会优先考虑买节能产品，21%不会，另有6%的村民不清楚。当问到“看见公共场合地面上的垃圾你如何做”时，77%的村民选择将垃圾拾起来并丢到垃圾桶，8%的村民踢到一边，而有15%的村民选择视而不见。当问及“你认为随处乱扔废电池会对地下水资源有污染吗？”时，64%村民认为随处丢弃废电池会对地下水资源有污染，19%的村民不清楚。此外，村民在选择购买农药时，仅有33%的村民选择农药的标准时不污染环境，其余村民均是出于考虑价格或效果，其中以效果好作为标准的居多，约占调查人总数的54%。通过村民对这些问题的作答可以看出，村民的环保意识相对比较强，但是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却发现，像街道等这种公众场所依然可以随处可见人们随手丢弃的垃圾。因此，可以得出村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存在不一致性的结论。
2.4 村民环保知识水平
问题1：白色污染是指什么？调查结果：废纸污染占12%；废弃的塑料污染占65%；废气污染占12%；不清楚占11%。
问题2：破坏臭氧层的物质主要是什么？调查结果：氟利昂占36%；二氧化碳占29%；酸雨占13%；紫外线占6%；不清楚占16%。
问题3：请问农田大量使用化肥是否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调查结果：会52%；不会18%；不清楚30%。
问题4：导致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煤和石油做燃料占39%；人类的呼吸占8%；水源被破坏占8%；森林被砍伐占32%；不清楚占13%。
问题5：在农药标签中的除草剂类别标志带是什么颜色？调查结果：绿58%；红8%；黑10%；橙3%；不清楚21%。
问题6：请问下列哪种植物可以引起水体富营养化？调查结果：水葫芦占26%；水仙占5%；水藻占36%；荷花占18%；不清楚占15%。
问题7：请问使用含磷洗衣粉是否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调查结果：会54%；不会14%；不清楚32%。
由调查数据可知：相对来说，村民对在日常生活应用频率较高即实用性较强的环保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但只是徘徊在60%左右；反之，村民对与己的联系不甚紧密而又十分基础的环保知识掌握程度较差，如约有11%的村民不知道白色污染具体指什么，30%的村民不清楚农田大量使用化肥回引起水体富营养化，13%的村民不知道导致“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仅57%的村民认识到现在大力提倡使用无磷洗衣粉是为了减少水体富营养化。总体来说，村民环保知识水平普遍偏低。此外，进一步深入探究还发现，村民文化程度与环保知识水平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高，环保知识水平越高。
2.5 村民对政府或企业环保意识的态度和看法
在村民环保知识水平较低、对环保关心度不够强烈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在调查中发现，仅有16%的村民认为当地政府环保工作做得很好，认为有待改成或力度欠大的占去了调查人群中的大部分，具体为70%，更有14%的村民认为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不好。当问及村民“在您的周围有没有关于保护环境的宣传或是活动？”这个问题时，30%选择了“偶尔有”，8%选择了“听说过但没有见过”，47%选了从来没有，同时有15%的村民未作任何选择。由此可见，政府或企业的环保工作力度不够强，以后需要不断改进。
2.6 村民环保行为测评
问题1：你的家庭中是否利用了太阳能？调查结果：是占32%；不是占64%；不清楚占4%。
问题2：生活中有许多的小事能减缓温室效应的恶化趋势，你做过那些？调查结果：从未做过占21%；把家中的电灯泡替换为节能占47%；选择家用电器把节能作为考虑因素占26%；家庭成员安排在相对较集中的时间洗澡占6%。
问题3：您家经常使用的农药种类有哪些？调查结果：剧毒占10%；中毒占32%；低毒占35%；无毒占16%；不清楚占7%。
问题4：您认为农药瓶用后如何处理？调查结果：随手扔掉占31%；放在家里占17%；由有关部门回收处理占49%；不清楚占3%。
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知，村民环保意识薄弱，不能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不用说为将环境保护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了。调查结果显示，很大部分的村民对公共场所的垃圾视而不见，在农药使用上有51%的村民选择了低毒或无毒这类对环境危害性最小或没有危害性的农药，在农药瓶的处理上31%的村民表示会随手丢弃，能正确交由有关部门回收处理的有49%，仅有16%的村民在选用农药时优先考虑不污染环境的品种，在减缓温室效应恶化趋势上，有21%的村民未践行任何措施，大部分人选择了将家中的电灯泡换为节能灯，约占调查人群的73%。由此发现，村民对环境的重要性了解不够，对身边的环境污染不够重视，环保意识不够强烈。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此次对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环境素养调查研究，对居民环境保护关心度、环保知识水平、环保行为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不仅充分认识到三峡库区居民生活质量及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居民环保知识缺乏，环保态度较差的现状，也体现了提高库区居民环境素养在保证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中所起到的不容小觑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3-4]。具体要做到：一是向农村干部和村民宣传环境保护对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促使其充分认识到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紧迫性；还要通过尽可能多地组织开展各种科普和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向广大农民宣传公益环保知识，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和环境素养。二是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门的自身优势，提供环境保护信息，提出合作共建项目，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在指导思想、标准制定、评价体系、技术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吸纳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5]。强化政府监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对农村环境的综合管理和环保执法力度，全力推进镇村“清洁工程”，着力整治农村环境。三是制定并严格执行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科技推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实用治理技术、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最终达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
4 参考文献
[1] 朱江涛，朱骏武.大力倡导环境素养[J].环境，2003（2）：40-41.
[2] 朱群芳，王雅平.建立环境素养的新概念[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05-19（12）.
[3] 郭彬.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9：4-5.
如果没有化学知识,就不能理解环境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没有环保意识,就不能依法保护环境。因此,加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迫切需要。
一、在课堂教学中联系实际灌输
环保意识
化学课堂教学是实施环境教育的主渠道,让学生获得化学知识,认识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及其解决的方法。教材中讲述的元素及其化合物中,有毒有害的气体有CO,Cl2,HCl,SO2,H2S,NH3,NO,NO2等;能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是CO2;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的是氟利昂;有工业“三废”的化工生产是硫酸、硝酸、盐酸、钢铁、水泥、石油和氯碱工业等。教材中最早涉及环保问题的是:硫酸工业尾气的处理。在这里,教师不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要复习SO2的刺激性和酸雾的形成,介绍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和1961年日本四日市的哮喘事件,使学生在心灵深处引起震动,加深对防治污染的认识;进而启发学生讨论硫酸工业尾气中SO2的回收处理问题,怎样变废为宝、充分利用原料,使学生认识到防治污染的方法和最佳途径。
化学教师要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做环境保护的有心人,经常收集有关环保问题的资讯和素材,在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元素及其化合物、有机化学的教学,应联系环境问题的事例,向学生灌输环保意识。结合课堂教学,或者以墙报、剪报的形式让学生学习时讨论:“为什么要用无铅油?为什么要禁用含磷洗衣粉?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整治淮河、太湖、黄河的污染?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学生真正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化为爱护地球环境,防治污染的自觉行为。
二、在实验中潜移默化
在课堂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中,都有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如果随意排放到教室中,就有损师生的健康,影响课堂教学。因此,在进行实验教学中,要注意尾气和废液的处理。例如,做CO还原CuO时,把尾气点燃;C12,HCl,SO2,H2S,NO2等气体实验的尾气,要用NaOH溶液吸收,一旦实验完成,即时使其停止反应,防止气体扩散污染环境。学生做完实验时,除了尾气处理外,还要注意要求学生把废液倒入到废液缸中,经回收处理,确认对环境无害后才可以倒掉。通过课堂演示实验教师的示范作用,和学生实验中的严格要求,使学生在认识和行动上潜移默化,增强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环保习惯,并且学会处理环境问题的技能和思维判断能力。
环境思潮的发展
然而上述措施并没有阻止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环境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烈的趋势。与此同时，生态运动也愈来愈高涨，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赖以生存的地球存在巨大的危机。但人们对于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再加上各种利益与诉求的交织，引发了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认识的争论。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作者巴里•康芒纳罗列了各种阶层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抱怨人口增长，有人抱怨生活富裕，有人抱怨人的需求，有人抱怨人内在的进取性，有人抱怨各种赢利，有人归罪于教会，有人归罪于技术，有人归罪于资本主义，有人归罪于政治家。①在这纷乱嘈杂的的争论声中，不断地有学者开始探讨环境问题的根源及解决对策。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思想以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通过考察人类发展的环境限制，指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会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并且无法用技术来加以克服。以后生态运动分化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与相信环境问题能够通过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自我调节而能够克服的乐观派相比，悲观派引导着之后的生态思想研究向问题根源深入。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运动继承了前期生态思想的认识成果，主要有浅绿派和深绿派。两派对待技术和制度的政策主张与路线方针不同，但共同点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下的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为标志，在伦理学上继承了早期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继而发展成生态中心论，即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他认为自然具有不依赖人的独立价值：“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人只是他的众多的创造物之一，尽管也许是最高级的创造物。”②这一阶段的环境伦理有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批判笛卡尔、培根以后的西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与之俱来的消费主义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人与自然矛盾产生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环境思潮主要产生于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红色绿党”与主张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生态路线的“绿色绿党”的分化与争论。绿色绿党以原来的深绿派为主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而红色绿党吸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以“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绿色绿党的主张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
环境思潮的深化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在90年代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渐趋成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当前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AndreGorz)、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Grundamn)、大卫•佩珀(DavidPepp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前期环境思潮中所批判的技术、异化消费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生产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并且伴随着成本外在化的倾向。③由于各个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导致自然的异化的论述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农业、工业、资本全球化作为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来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破坏方面的具体形态的特点，因为这恰能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历史变化，对于当今重新认识产业变迁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此主要从其批判的视角进行论述：
1.农业。土地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但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迫使土地得以买卖，这必然导致了人的自我买卖。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加强了对自然与人的剥削。④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体现在过度开垦导致了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生态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加剧了土地归还定律的矛盾，即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因为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起码的权力⑤，因而无助于解决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
2.工业。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内在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通过提高技术加紧了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并且通过树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扩大消费，从而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传统绿色理论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过社会中对自然的控制的观念与消费的异化现象，在此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批判吸收。他们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目的仍在于保障利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技术与生态学，只会加剧生态问题，而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3.资本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高污染、高耗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实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⑥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有害环境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39%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对‘最肮脏的’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有66%-80%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殖民主义，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发达国家指责的人口过多与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扩张的逻辑与反生态的体现。正是通过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树立，缓和了原本经济危机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且全球化生产将矛盾转移给现代化社会的下游，发展中国家。在矛盾转移的过程中，矛盾愈加凸显，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才能成功解决当面所面临的矛盾。
对环境思潮的评析
环境思潮发展历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辩证发展。最初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环境问题，但这种认识是对感性直观的简单抽象，不是具体的和内涵丰富的认识。继而人们通过理性演绎提出环境主张，但这种主张是思辨而未检验的。通过进一步的实践人们对生态的内涵与技术的本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抽象认识进一步具体化，但同时原来意识中的理性主义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展现出来，对于人们的环境思潮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这种哲学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并且是思维的一种倒退，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目标。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观的哲学使命已经完成，虽然对于环境思潮的启蒙宣传仍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不批判其局限所在，就难以用科学的理论掌握现实物质力量来奠定未来构建生态社会的基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取与发展了之前环境思潮的理论成果，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而焕发生命力。作为一个通过在各个方面具体的考察而深入研究环境问题根源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深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生产领域的矛盾扩展到消费领域，扩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以此解答新近几十年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它的理论还不完善，并且它内部之间的立场并不统一，但是对于指导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根源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⑨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超越思辨的阶段，要丰富其内涵，可以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关于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建，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加以批判与吸收，形成我国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
对环境立法的思考
当代环境思潮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为人们处理环境问题的实践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的立法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各国的环境法大多处于对环境问题的抽象认识，和倡导新型的环境伦理的阶段。从目前各国的生产实践来看，并没有一部环境法能使人类整体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处在国家层面的环境规范来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设计的不确定性。经以上对环境思潮简析，进而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究，笔者对环境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法律的目的，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环境法学者满足于回答环境保护法应以保护环境为中心，而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以何者为主、何者为先的问题，是不会有最终答案的，不能以简单的条件关系来推出假设的可能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而保护环境，亦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环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其次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最后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不管法律规范如何表述环境法的目的，都不可避免人的实践的总体目的。
第二，由于人们没有明确具体的路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根据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与标准的设计。这牵涉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评价人的实践对环境的影响。只有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认识，才能创设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法律规范。
第三，为了法的执行有效，必须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并制定良好的规范。如市场机制就是当今时代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一，虽然国外学者们指出市场机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对于环境产生过消极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市场机制是我们社会运行的物质力量之一，必须充分考量它的现实意义。如它的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的驱动意义，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的特质，都应该从物质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检讨。不能因为它在历史上对于环境的消极影响而全部抛弃。
一、概念、范畴定义
(一)生态环境意识本调查研究的指向为“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笔者将生态环境意识定义为:是人们对自然生态自身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方面的了解、领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态度、行为动机、行为能力。生态环境意识构成可以简略分为知识、态度、践行三个方面，之所以将生态环境方面的践行活动纳入调查研究，是因为践行是知识、态度的延伸，也是特定的认知与态度的反照。本调查研究着重于大众层面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倾向。在大众语境下“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涵义相近，但在学术语境下“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通常有“浅绿”与“深绿”的差别(见下述“浅绿”与“深绿”的论述);而环保意识则是在上述环境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保护环境的认知、态度、潜在能力的概括表述，是具有正面价值取向的环境意识;目前国内多数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集中在“环保意识”上，但在当下“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意识主导下，这种“环保意识”，与国际上主流的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反过度工业文明、反“现代性意识”、反消费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价值取向往往相反。在这种“可持续发展”主流意识主导下的“环保意识”研究的通常缺陷是，其一，对环境保护的真正意义不作追问，而常常将环境保护的意义困囚于为人类的发展的需求上;其二，这种研究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的价值取向对民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可能在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使民众更远地偏离真正的生态意识。
(二)知识、态度、践行生态环境意识从知识方面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和环境问题的感知、了解和领悟;从态度方面则表现为情感、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是了解和领悟的自然延续;而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践行是知识、态度、行为倾向的进一步延伸，可以反映出行为主体生态环境意识的特点、方向、强度等;对上述生态环境意识的三个方面我们也以知晓、认同(对生态价值观的认同)、践行来简略表述，同时也就有了知晓度、认同度、践行度的量化(强度)概念。
(三)“环境素养”与生态环境意识美国学者Roth在1968年首先提出“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的概念，后来联合国出版物中曾以全人类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forall)为题，将环境素养描述为“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可提供“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动机，以配合环境的需要”，并“有助于可持续的发展”。Roth认为有环境素养的人具有下列特征:(1)对整体环境的感知与敏感性;(2)对环境问题了解并具有经验;(3)具有价值观及关心环境的情感;(4)具有辨认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5)参与各阶层解决环境问题的工作。后来其他国外学者又补充了诸如“具有补救环境问题的策略知识”等环境素养内容。其实“环境素养”含义与本文生态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因而本调查研究在设计市民生态环境调查问卷和访谈调查纲要时参考了Roth和联合国组织提出的“具有环境素养的人的特征”之内容，并结合本调查具体目标，设计了调查研究具体内容。
(四)自然亲和力人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源于人类本有的自然属性，源于先天的本能，这种本能表露人类自身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亲和自然是人自身对大自然回归和再认同的内心渴望的表现。因而，在人的生态环境意识中，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是最底色的、最纯真、最真实的部分;亲近、向往和敬重自然生态是最具指标性的生态意识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不爱自然，价值指向或多或少已经偏离人类的本性，诸如“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开战”的理念，以及贪婪无度的消费主义，正表露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本调查研究将自然亲和力设为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测试市民生态意识的“纯度”和真实度的重要指标。
(五)“浅绿”与“深绿”在较为正式的学术语境表述中，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以生态整体主义包括“深生态学”为代表)是有较大区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它们都提倡保护环境，但在为什么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和目的上是不尽相同的。环境主义(或“环保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出发，以人类的需求和利益为唯一或主要诉求去保护环境，以延续人的利益的不断满足;而生态主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可持续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价值尺度，进而以此作为判别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意义的终极标准。真正的生态主义强调自然万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平等权利，而不是仅以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考虑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它反对以人类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来对待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上述两种理念均被视为绿色意识，但环境主义通常被称为“浅绿”而生态主义则被称为“深绿”。如上所述，“深绿”的生态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主张动植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类的需求为转移的自在价值和主体权利。在本调查研究中，我们虽然将上述两种意识均视为生态环境意识或“绿色”意识，但也关注了调查对象在“浅绿”和“深绿”上的差别。
(六)影响因子关于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有多种解释，本调查研究执行人从以往的经验观察、研究以及文献研究推断，在我国现阶段，影响制约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和变化的两个重要直接因素是市民的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和广义的“发展观”(包括消费观)。为证实该推断，本调查在调查研究工具中设有相关求证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生态意识水平、状况1．经过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我们发现，无论是参照Roth的“环境素养”的要求所进行的综合调查评估，还是按照本调查研究执行者设立的“综合评价表”对样本问卷的量化分析评价，西安市民的整体生态环境意识处于中下等水平。本调查对生态环境意识的综合测度，规定环境意识综合指数的阈值为0至100分，根据多方文献检索和分析研究，确定评价级别如表1所示:2．从知晓、态度方面来看，综合调查显示:(1)西安市民对生态环境及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的知识、知晓处于中等水平;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同度处于中上水平;(2)然而关于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综合调查评价显示，西安市民对环境保护的价值、意义认知有限，缺少积极、主动、深入的认知和相应的价值观，其环境意识基本属于“浅绿”水平;同时受其他认知因素干扰市民对环境保护意义的认知、认同方面存在许多混乱与不足;(3)与以往的相关调查和经验观察一致，市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度、认同度与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践行度与教育背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3．践行度较低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对是否参与过“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和其他相关环境保护活动的问题中，平均只有8.76%的人回答“经常”参与，20.72%表明“有时”参与;同时，对是否有过“对污染环境的事情采取阻止等方式的行动”的问题，只有很低比例的参与者回答“经常”有(11.16%)，或“有时”有(23.11%)。对比整个知晓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3.28%)和认同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8.22%)，践行度分值明显偏低(46.49%);同时，对比一下市民在问卷中多数(70%以上)认为环境问题“很严重，不能忍受”的数据，这些都显示了突出的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的“知而不行”的特点。4．综合评价总体特点:(1)总体综合分值不高，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2)对生态环境价值及环境问题的认知、认同处在浅层次;(3)环保意识中功利性过强，而缺乏天然自然亲和意识。
(二)自然亲和力缺乏与自然自在价值的认知不足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均发现，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中的一个特点是，很多市民已经失去对大自然的天然亲和、向往，对“山川秀美”的价值已经缺少应有程度的认同，对自然物的自在价值认同度也较低;首先，这表现在很多受调查者普遍变现出来的对“现代化”的种种标志物的过度憧憬、崇拜;而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雾霾天气缺少应有的、有足够强度的敏感反应。(2013年全国70多个空气质量监控城市排名中，西安市总体排名在倒数后十名中);对城市及周边缺少原生态的绿色景观多数人比较淡漠;总之，喜爱“高楼大厦”而淡漠“青山绿水”的价值偏好普遍且突出。在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中，在问及对居住环境选择的意愿，面对“绿色环境”和“方便”的取舍中，只有少数人态度坚决地选择了具有清新空气等指标的“绿色环境”(22.3%)。而多数人表现出迟疑，或选择了“方便”，这当然是现实生活压力的写照，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疏离自然的价值取向;其次，从对动植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尊重权的认知、态度来说，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显然还没有延伸至这一层面;多数人基本上还没有关于“动物道德权利”的概念。在关于牲畜“人道屠宰”的问题上，通常受调查者只觉新奇好笑;而在回答“你对食用珍稀野生动物或使用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的看法”时，50%以上的受调查者没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对于对人类没有直接价值的植物(假设的某种草)的看法，有将近一半(45%)的人不认为其具有保护价值(生态价值);总而言之，多数人谈及环境保护，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可持续发展”、不影响现有的生活，而较少流露对自然生态本身多样性价值的认同和对之损毁的担忧;多数市民其“环保意识”中充斥着功利色彩;我们认为，自然亲和意识，是生态环境意识的“纯度”的测试器;从此角度观察，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纯度”不高，其生态环境意识，带有明显的“被教育出的”的特点。
(三)保护环境的意义和动机在关于什么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的问答选择中，有47%的受调查者赞成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的说法;有超过一半的人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能控制自然，更持久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说法。同时有超过三成的受调查者不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平等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的说法。这都表明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还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上，而没有升华为基于真正的生态主义价值观的“生态意识”。另外，在问卷设计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的一组问题中，本问卷采用了对同一问题设立“正题”和“反题”的测试法，即设立两组价值指向相反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对比“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可持续性”等相对的问题，结果有79%左右的答卷人同时选择了价值指向相反的答案，其中46%左右的受调查人出现同时“很赞成”价值指向相反的观点，出现价值指向的“严重背离”。这都表明，市民在环境保护的目的、意义上认知不清，或存在着普遍的困惑。
(四)公民意识的缺失对生态环境意识及环保践行度的影响公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主人翁意识，当市民具有主人翁意识(并具体化为市民意识—“我是西安人”)时，其“小我”就会升华为“大我”，其行为就会体现出一种主动性、自觉性，这时自然会衍生出社会行为中的责任意识、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等;调查研究时我们发现公民意识水平低，或者说市民主人翁意识缺失或淡薄始终是影响整个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状态的重要因素。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市民生态环境意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晓度、认同度较高，而践行度较低，正所谓“知而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所致。环境保护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为大众，也为我”的意识，环保行为本质上又是一种具有很强“外部性”的行为———即“利益外溢”的行为。当个人付出与个人回报不对等时，一个缺乏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的人是很难自觉去参与环保的。例如，在问卷中关于废旧电池处理问题，问及“是否知道废电池有害环境，及是否会将废电池扔进回收箱”时，有37%左右的受调查人回答“知道但没有做”、或“没想过这事”，考虑到西安市“废旧电池回收箱”本身设施就不完善等因素，我们调查者推断实际“知而不为”的比例会比调查表所统计的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正如调查中所显示，是因为人们觉得“麻烦”“费事”。当维护公共利益需要付出个人成本时，人们的公民意识强弱就会左右其行为选择。
(五)现有扭曲的“发展观”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影响这里我们所指的“发展观”是广义的发展观，是指当下以“发展观”为核心的系列现代性话语，包括发展、进步、现代化、GDP主义、消费主义等等这种“现代性意识”。在整个访谈调查中我们自始至终感觉到来自于发展与环保的冲突的“气息”，感受到这种冲突所引发的“犹豫”与“困惑”。问卷调查中在问及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时，在(1)“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2)“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3)“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4)“要看具体情况”四个选项中，只有26.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这一选项，这一结果彰显了近年来的唯GDP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对绿色意识的“对冲”和影响。为什么这种“现代性意识”会造成对生态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呢?首先，这种以发展观为标志的“现代性意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系之上的，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下，只有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万物的价值只是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发展”等“现代性意识”本身的内在价值指向本就隐含着对“自然价值”的否定。在大自然已经沦为“原料库”和“垃圾场”的情形下，人类的每一个“发展”“进步”都可能引发大自然的“退步”，由于这种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包含着人类顽固地将自然视为对象物、并对之进行功利算计的意识，这必然影响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态度并引发对大自然的离弃;具体说，扭曲的‘发展意识”、在内心深处对天然的生态环境意识的对冲，必然会降低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其次，进一步说，随着当代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多数人并非不明白保护自然生态价值的意义，但是“发展”与“保护”本身的矛盾是一种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困惑必然要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上述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的问答中，选择“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和“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的受调查者共占了64.5%。这种对“发展”的不舍不弃而又想“兼顾”的心态，正是价值观上矛盾困惑的写照，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观”正是当下左右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生成、变化的最主要和最现实的影响因素。这种“二难选择”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建设和培育现代生态环境意识的当下，如何纠正扭曲的“发展观”，反思“现代性意识”对人性的异化，滤清“发展”真正的含义和价值，以“生态理性”冲抵或者替代极端的“经济理性”，这是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培育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三、结论与总结
1.知识与技能
①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了解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白色污染、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人类正着力于相应的环境保护行动。②通过搜集信息，了解各种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危害以及防治的对策，加深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2.过程与方法
①学生分组制订研究计划，通过上网搜集信息的方式了解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并形成自己的报告。②全班交流研究结果，使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的活动有关。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探究交流活动，加深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②使学生懂得保护环境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日常的点滴小事做起。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指导学生制订研究计划。指导学生通过网上搜集信息的方式了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加深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并付诸行动。
难点：将网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合，用幻灯片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乐观、积极地对待当今世界复杂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
【教学准备】
1.教师演示用的多媒体课件
2.学生交流用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师：上课开始，请同学们看两组图片。（播放一组黄山、黛西湖环境优美的图片，一组环境污染的图片）看到这些，你想说什么，请同学们谈谈自己感受和感想。
师：由于人类的某些破坏性的活动，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日益恶化。目前，地球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面对众多的环境问题，作为小学生能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呢？
出示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八课：环境问题与我们的行动。
二、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师：前面我们研究了垃圾和水污染两大环境问题，除此之外，你知道人类还面临着哪些环境问题？（学生说，教师补充。）
师：科学家把近十几年来的环境问题归纳为十大环境问题。
这节课，我们重点研究“大气污染、白色污染、物种灭绝速度加快”这三个环境问题。
师：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方式比较特殊，借助网络自主研究学习三个环境问题，出示学习要求。
小组讨论研究方案，自主探究环境问题。
汇报研究情况。
三、明确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写出自己的行动
师：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各种环境问题的形成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是人类的活动也能改善环境。面对这么严重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自救措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特地确定了几个特殊的日子，作为保护环境的活动日，以唤醒全人类的环保意识。
课件出示：6月5日――世界环境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你知道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什么吗？
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积极地应对环境问题，作为小学生，我们能为环保做些什么呢？说说我们的环保行动。
四、总结升华
同学们，如今的我们就是明天的主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争当环保小卫士，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让我们生活的地球更加美丽。下课前送给同学们几句话。（课件出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教学反思】
本节课充分利用网络，使信息技术和科学课程有效整合，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本节课中，通过引导学生制订研究计划，根据计划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让学生了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这些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危害，更好地认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增强了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了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们的学习主要以教师的指导为主线，采取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主题探究式学习。强调以学为主、以用为主、以互动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有效应用所学的技术和知识，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学习的工具，有机地结合到学习活动中去，使学生可以更好地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提高学习水平，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