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创意经济 消费转型 技术革新 产业系统集成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 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 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
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
1 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 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 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 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为聚集，还可理解为融合、综合、一体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统化。严格来说，“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环境和条件下，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成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并不是集成单元之间的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进行的构造和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体的整体功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经济效应和集成体的目标。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入产出广东省经济增长
文化产业，最初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它是一种特殊文化和经济形态，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定义如下：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
现今对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本文尝试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建议。
1 数据处理说明
以广东省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为资料来源，根据我国现行《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的文化产业标准，将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文化业等四个部门，其中文化产业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家用电力和非电力器具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雷达及广播设备制造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旅游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和娱乐业。
2 广东省文化产业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分析广东文化产业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一是看该产业创造的经济总量及其变化情况；二是看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
从总量上来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广东的一个重要产业门类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2002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1550.97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的117%。2007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4319.7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14.0%，2002—2007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35.7%，高于全省 GDP 同期年均增长率。
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较强关联性。依据投入产出理论中产业关联的定量关系得广东2007年和2002年各产业部门的关联系数如表1。
可看出：文化产业的前向关联系数虽然比较小，但其后向关联系数却非常大。这表明，在广东省，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主要以带动为主，而推动作用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消费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投入产出理论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数量关系式得2007年和2002年各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如表2。
可见：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比较小，文化产业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不易因其他产业部门变化受到波及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影响力系数较大，达1.2489，即增加文化品制造业一单位，最终需求将带动全社会增加12489单位的产出，说明文化产业通过产业间波及效应影响其他部门较明显，文化产业变化一单位会相应引起其他各相关部门产生成倍的数量变化。充分说明文化产业对广东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加大对此行业的投资，将促进国民经济更快速发展。
从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根据投入产出相关理论，最终需求是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决定总产出，最终需求结构直接决定总产出结构，总产出结构进而又会影响经济增加值，即GDP。故可算得四产业部门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如表3:
可看出：文化产业消费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农业、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距就比较小。而分析其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可知，其对广东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要小于国民经济对其拉动作用。故应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拉动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平稳增长。
3 政策建议及注意问题
本文通过广东省2007年和2002年4部门投入产出表，对广东省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文化产业主导作用正逐步凸显。且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对推动整个社会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现提出建议，以期对广东经济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1）发展文化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由上述对广东省的实证分析表明，文化消费对GDP的贡献不容忽视，它会带动相关产业部门发展，进而带动下一环节产业部门的发展，如此波及不断，推动经济成倍增长。而提升文化消费，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并以创新为驱动引发社会需求，带动文化内需增长。
（2）增加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带动作用只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文化作为一项投资活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才应是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因此，可运用资本市场运作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融资意识和引资能力。通过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建立多渠道有效筹资机制。从而吸纳社会资金，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最终带来经济成倍增长。
（3）重视文化产业推动作用，结合其他产业发展经济由表3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相比而言，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比它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很多。这说明还未完全发挥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因此，我们应努力将文化发展与实践结合起来，调整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有效利用文化产业与工业制造业互动，充分结合信息网络技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方向。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促使文化产业飞跃发展。
文化本意在于使人全面发展，人失去了其本性就与机器无异。故我们在评价文化产业发展所取得成果时不应一味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贡献多少，还应考虑文化对社会安定团结的贡献、对人们精神生活的作用等，这样才更加完整、全面。
参考文献
［1］王玉潜，袁建文，李华.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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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建 合作 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一、“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求同存异，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系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
二、“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 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三、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干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四、“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 “竞争”为主线转向以 “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十国经济出版社，2005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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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经济增长 能源 预期寿命
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经济学中最难以回答但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发展？这是从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提出并不断探索的问题。2014年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有：
一、国内外关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Lars Kunze（2014）研究了世代交叠模型中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将私人和政府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内生增长的引擎，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和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且严格依赖于世代间遗产的转移。关辰斯（2014）改进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将表示人口老龄化因素的变量引入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最后得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余君军（2014）则拟定了3种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然后从经济增长平衡路径和增长速度两个角度比较各方案的效果。结果显示：劳动老龄化率和养老系数对经济增长平衡路径有显著影响，实行有效降低劳动老龄化率的退休年龄改革政策有显著效果。
二、关于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Robert Ayres（2014） 和Vlasios Voudouris（2014）研究了有效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Solow模型只考虑人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不考虑其他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做法是欠妥的，经济历史经验表明自然资源储存量的增长一直是影响产出的一个主要因素。Ayres和Voudouris将半参数统计技术运用于宏观经济模型，通过分析1900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得出劳动力，资本和有效资源和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的结论。Boqiang Lin（2014）利用1977―2011年中国的数据研究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Lin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和Johansen协整技术处理变量数据，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这些间断变量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和经济增长间有双向因果关系的结果。而这一结果说明我国支持研究新能源有助于经济发展。此外，作者还发现劳动力会影响新能源的消费，不过这只是短期影响，在长期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二者之间有明确关系。Sun-Young Park（2014）则以Malaysia为例，使用其1965C2011的数据试图揭示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选择上，Park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带入数据后最终发现两者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石油消费的增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为此，Park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Malaysia应该突破石油消费的限制。
三、关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Neumann Uwe（2014），Budde Rüdiger（2014）和Ehlert Christoph（2014）探究了欧盟过去十年不同地区的区域特点所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在中部和东部的新成员国的不同的经济一体化速度。Paula Nistor（201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究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FDI的确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Siong Hook Law（2014） 利用8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使用创新的动态阈值技术，系统的探究了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经验结果显示两者关系呈门槛效应，即在不超过一个特定值时，金融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而一旦超过这个值，则会起负面作用，因此找到这个特定值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Lin-Sea Lau（2014）和Chee-Keong Choong（2014）将着眼点放在马来西亚的碳排放量，制度因素，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具体分析数据，Lau和Choong发现制度因素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间有密切关系。而这一结果说明马来西亚在有好的制度系统保障下能够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经济。
四、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其他因素的研究
Michael S. Delgado（2014）和 Daniel J.Henderson（2014） 经验增长回归模型中用受教育年限替代人力资本，然后用一个非参数化局部线性回归估计量和一个非参数化变量相关检测对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严格和系统化检测。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受教育年限和经济增长间没有关系，这与一些经典文献所得出的结果相反。Alberto Colino（2014），Diana Benito Osorio（2014）和Carlos Rueda Armengot（2014）的文章探究了新创意量（stock of ideas）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对新创意量进行量化并带入模型。将欧洲东部国家的具体经济数据带入分析后发现，新创意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作用。Georg Man（2014）还研究了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处理数据时，作者采用了一般产品核心的方法以方便使用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数据。通过带入1988-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作者得出了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参考文献：
[1]关辰斯.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论文摘要〕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一要找准这一道德文化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点，明确这一道德文化的基本要求;二要妥善处理好相关的五种关系;三要积极建立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调控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变革时代的道德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国道德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是当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文化建构的基本要求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体系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这一道德文化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
1·必须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受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支配，因而就有许多相应的运作规则。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那种只满足计划经济需要却忽视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显然已经无法起到规范、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应该与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结合在一起，否则，道德的调节作用就无法显示出来。现代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规范，这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它具有普适性，是同质文化。如产权明晰、自由择业、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契约观念、法治意识、效率意识、宏观调控、协调发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化建构，必须汲取、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
2·必须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任何社会的道德文化体系，都是由该社会的本质制度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建构这一道德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支柱。其中社会主义是这一精神支柱的最高层次，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爱国主义是普遍要求。
3·必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主体的经济生活实践，是我们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文化体系不可忽视的现实“基点”。这就要求我们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认识，其意义在于道德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对“法治”建设的补充、辅助，而是“德法并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同样重要的治国之策、安邦之本。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迫切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现阶段道德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概括、提炼、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
4·必须把单边求利意识转变为人己互利意识。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换。这种交换应当遵守平等竞争和人己互利的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只有损人才能利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产生了种种经济不正义行为，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行为，它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正义则要求人们“图利+合理合法经营”。当前，我们必须积极培养经济正义精神，努力提高经济主体的道德品质。
5·必须追求“超越性”的道德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形成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1)把单纯谋利的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责任感。众所周知，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但是一旦物质冲动成为经济行为的唯一诱因，经济活动就容易失去理性，人们往往只想从市场捞取什么，不想为市场贡献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高尚动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主体的文化品位，形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把贪图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生活价值的崇高理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享乐主义的泥坑，树立起“节俭才是美德”的崇高意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二、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市场所通行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恪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因此，这就有一个怎样处理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与遵守道德规范的关系问题。我们是处在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鼓励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发展的高效益，谋求最丰硕的物质利益。但是，市场竞争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给我们的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并非“二律背反”。“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其道德为保证的，市场主体应该在人格上、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离开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市场主体自身的利益是难以实现的”。[2]
2·正确处理主导道德与多元道德的关系。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经济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经济，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多极状态，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等，决定了道德主体层次的多样性、思想状况的多极化，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道德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道德状况与我们所提倡的主导道德的关系，也是在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时所必须关注的。我们在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五爱”规范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同时，还要承认多元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凡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反映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有利于改善道德风尚、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有存在的价值。以“为人民服务”在职业生活中的要求为例，克己为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勤实肯干、保质保量干好分内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以谋利为目的行为，只要手段合理合法，同样是以自己的劳动为人类创造财富而为人民服务。[3]
3·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奉法精神的关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既要提倡经济民主与自由，又要提倡奉法精神。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并在公正原则引导下自由竞争。经济自由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以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各种自主权。但是，经济自由不等于推行“极端利己主义”。经济自由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因为经济自由必须由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来调控，没有奉法精神的监护，道德文化建设就会失去保障，经济自由将走向贪婪、无序的境地。
4·正确处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任何道德文化体系的构建都应体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更是如此。黑格尔说过:“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必定有缺陷。”[4]在现阶段的道德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必须彻底摈弃“左”的做法，一定要立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实际水平，要将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标准，而且就目前而言，最为紧要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抓好最基本的具体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使之真正变为市场主体可以接受和履行的东西，从而发挥引导、规范、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5]
5·正确处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人”与“道德人”既存在分裂性，又存在统一性:(1)“经济人”是“道德人”实现完善的物质基础。从道德发展规律来看，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道德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经济人”作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体现，必然要成为作为道德关系承担者的“道德人”的物质基础。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产生道德需要。没有“经济人”的利益需要，“道德人”很难得以形成和完善。(2)“道德人”是“经济人”获利最大化的伦理保障。“经济人”要获得最大利益必须在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秩序中进行，维持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的手段主要包括:市场制度、法律、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道德。如果把市场运行比作一辆高速运行的汽车，那么上述四种调节就好比汽车上的四个轮子。“经济人”好比驾驶员，离开了道德规范也许能跑出一段路程，但为此付出的风险成本将随之增大。缺少伦理道德的支撑，缺乏“道德人”的伦理要求，就会导致市场秩序紊乱，也就失去了公平和效率。反之，如果所有的“经济人”都讲道德，市场交易成本就会降低。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行为调控体系
1·建立规则系统。规则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基础构件或指令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的行为选择明示方向，从“可为”和“不可为”这两个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建构规则系统应该注重五个方面:(1)要有价值一律性。即各类规则均应以“自由、平等、公正”等市场经济社会价值原则为核心来建立，在规则系统内，上下规则之间，不同种类规则之间，相互不应存在矛盾。(2)要有全方位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基本动机，因而这套规则系统要覆盖整个市场经济社会。(3)要有周密性。即规则系统对各种不正当谋利行为的认定与限制应尽可能地全面而细致，使之无规则上的空隙可钻。(4)要有及时性。随着社会体制或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不正当谋利行为有可能获得一些新的规则空隙和机会，因此，禁止规则应“因时而化”，尽快予以弥补或完整。(5)要有可操作性。规则的制定应语义明确，标准清晰，可以量化，切合实际，便于施行。
2·建立传释系统。传释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传导部分，其作用是将规则系统的内容向市场主体传达，使之普遍知晓。不仅要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从而自觉地遵守规则。市场经济社会，是规则空前繁多的社会，仅基本规则和常见规则就为数不少，在此情况下，如果想让市场主体普遍记住并理解各种规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规则传释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行多样化的原则，即实现传释者、传播媒体和传释方式的多样化。传释者的多样化可增加传释力量，传释媒体的多样化可扩大传释面，传释方式的多样化则在传释者、传播媒体的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传释效果。
3·建立评价系统。评价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整体系的反馈部分。其作用是注视市场主体行为选择动向，监察个人特别是市场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及时将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及其危害反映或揭露出来。所谓道德评价，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根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对自身或他人已经发生的行为，以及其他道德现象所作的善恶性质及价值判定。它通过赞扬和谴责、鼓励和批评，示范劝阻，以肯定或否定的办法，使人们的行为纳入社会准则所需求的轨道。它被人们比喻为“道德法度”的审判。这里关键要形成的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我们的宣传媒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道德评价的标准要一致，不能在此处表扬的人物换一个场合成了嘲笑的对象;不能片面解释道德标准，或者为了引人注目，故意嘲弄甚至羞辱主流道德标准。如果这样，这种舆论不仅不能担负起道德评价的责任，反而会成为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建立道德文化评价体系，还要体现“道德有用”的观点。只有“道德有用论”得到充分体现，道德的内化方可进入良性轨道。
4·建立保障系统。要搞好道德文化建设除需要健全道德内部诸要素之外，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支撑——道德文化建设的保障系统。这就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保障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控的运作部分，其作用是保证各种社会规则的实施，维护规则的尊严和权威性，仲裁各种行为争端，主持社会公正，并对各种违规行为迅速做出相应的惩罚。必要的惩罚有利于道德约束的“硬化”，有利于个体的道德意志上升到群体道德意志，有利于人们在遵守制度中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建立保障系统，需要对违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罚。
有效的惩罚具有两个特征:(1)及时。必须予以惩处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就应立即惩处，以免其继续发生而危害他人或社会。(2)严惩。对不正当谋利行为的所罚要大于其所得，令其得不偿失。这样，才能把不正当谋利行为变成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行为选择，使人们不敢轻易染指。另外，保障系统在结构上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要有科学的运作依据或处罚条款。二要有严格执行者或惩罚人。通过严格执法，保护道德建设的良好秩序。三要有多种惩罚手段，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等，从而针对不同类型的不正当行为给予恰当的、有效的惩罚。[6]
参考文献
[1]、[3]、[5]陈延斌·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论要[J]·道德与文明，2002，(2)·
[2]李桂平·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艺术设计；生产关系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艺术设计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至石器时代，比欧洲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早很多年，但是起源早并不一定就等于发展快，因为艺术设计时时刻刻都在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和牵制，在封建社会，艺术设计的发展甚至还会受到统治者喜好的影响，唐玄宗喜欢音乐，在他统治期间给予音乐以高度的重视，在那一时期，音乐形式、音乐理论、音乐教育、乐器制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各国，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音乐中心，就如当今的“维也纳”。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的腐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经济文化的落后，外国的侵略，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艺术设计似乎无法顾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政治稳定了，但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也并未得到太多重视，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艺术设计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设计产业的范围也覆盖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而且为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说艺术设计起源于生活，有人说艺术设计开始于人，有人就有艺术，就有设计，原研哉在他的书中写道：“生活本身，就是设计的起源地。而设计，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对生活的发言。”我国艺术设计虽然比器欧洲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早很多年，但是受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步伐却比它们慢得多，由此看来艺术设计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对艺术设计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的矛盾所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社会形态内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总是可以基本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结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一般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受这一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可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类，艺术设计是一种人类有目的的并结合艺术和生活的创造性的活动，马克思把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称之为艺术生产，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同样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制约和支配。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主张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是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和实践和意识紧密联系的，而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艺术设计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设计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有目的的创造跟物质生产也是分不开的，艺术设计的内容是随着人们时代生活的进步和人们审美情感的发展而发展的，艺术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才产生的，它是从物质生产实践中分化出来的，所以艺术设计与生产实践和意识也是有着某种紧密联系的，所以艺术设计在创作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其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其他事物是联系的，艺术设计作为特殊的生产力同样与其他的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二、艺术设计与经济的关系
1.社会经济是艺术设计发展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经济基础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表现形式，艺术设计是一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形式，由此看来，社会经济与艺术设计的关系的本质就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换言之，社会经济决定艺术设计，社会经济是基础，艺术设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社会经济状况的兴衰盛亡决定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对社会经济起着推动作用。
艺术设计是一种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经济性的社会实践生产，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繁荣的社会经济造就繁荣的艺术设计，反过来，艺术设计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艺术设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设计是人们的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它不是纯艺术，它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同样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艺术设计发展的原动力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设计时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它体现着艺术创造力与经济技术实力的结合，通过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不断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其次，艺术设计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不仅在精神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给人们带来了愉悦和享受，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把人们的意识通过社会生产实践转化为实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改变和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第三，从历史上看，艺术设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案例也是相当多的，最典型的就是包豪斯运动，包豪斯本来是起源于德国的，可是在二战期间，各国优秀设计师为了躲避战争对艺术的摧毁，纷纷前往没有遭受战争摧毁的美国，由于这些设计大师的到来，骤然间给美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发展。
3.艺术设计的发展必须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设计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创造性的生产实践，这种目的是指人们的期望与需求，使艺术设计能为人类自身服务的期望与需求，这种目的性决定了艺术设计的功能性，然而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所以艺术设计的功能性也是多种多样的，设计者的使命和职责就是把人们的这种多种多样的期望和需求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来服务与人们。随着当今时代的飞速发展，人类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繁多，人类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大类，通常物质需求较直观，易于把握，像吃穿用等这些物质需求都有一定的限度，容易满足，但是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很微妙很难把握，具体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不好解决，难以满足，这对我们艺术设计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艺术设计作品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和气质，能慰藉人们的情感，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精神含量。当艺术设计所蕴含的精神含量满足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时，它的功能就得到了实现，艺术设计作品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中都能满足目标群体的精神需求。
二、艺术设计与政治的关系
在艺术设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认为艺术设计是从属于政治的，它的存在是为政治服务的。还有人认为艺术设计是完全独立的，它与政治没有关系，不受政治的影响。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艺术设计与政治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艺术设计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影响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反应政治，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设计和政治都是经济的反映，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但从它们与经济的距离相比较来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更近些，马克思基本原理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吗，与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艺术设计与经济的关系却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中介，才能达到为经济服务的目的。其次，艺术设计的本质表现了人的需求，而政治渗透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影响艺术设计，决定着艺术设计的性质和发展，一定程度上，艺术设计也反作用于政治，通过政治为社会服务。在我国，艺术设计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发展，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三、艺术设计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艺术、文学、科学等，而艺术设计则是文化的一种表现现象，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产物。艺术设计和文化是紧密相联系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察觉文化的存在都是通过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艺术设计和文化的发展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文化是艺术设计的创造的灵感来源，艺术设计是文化的内涵，艺术设计和文化相互影响，一个时期的文化影响着那个时期的艺术设计，一个时期的艺术设计也影响着那个时期的文化。一个艺术设计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作依托，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淡然无味，没有思想也没有内涵。记得几年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必须具备哪些的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么多年对艺术设计的学习，也验证了这一点，以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作品是经得起推敲的，就像现在许多没有受过专门的艺术设计教育的人，他们只是学过一些现代的艺术设计的操作软件，也可以做设计，但他们永远也只是设计软件的操作者，永远也成不了大设计大师，这就是缺乏文化底蕴的原因所致；相反，一个艺术设计作品如果有着一定的文化底蕴作依托，那么它就会有思想有内涵，就会丰富，它的生命就会长久，它所表现的事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精神层面上讲，艺术设计是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说艺术设计和文化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在我看来，文化与艺术设计之间就是一种底蕴和延伸的关系，文化是艺术设计的底蕴，艺术设计是文化的延伸，文化是艺术设计的基石，艺术设计是文化内涵的表现，艺术设计丰富着我们的文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艺术设计是人类对自己文化的创造，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
四、结语
艺术设计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艺术设计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更美好更进步的生活，因此，艺术设计必须坚持源于生活，坚持把握好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使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何国瑞《艺术生产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08.0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 研究综述
自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淡出国人的视野，在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直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成果较多；21世纪以来，直接从整体上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成果相对少些，但是探讨某一领域的文化或文化建设以及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文化产业日益增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间接地从中获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相关内容的零散思想，毕竟无论研究某一具体领域的文化或文化建设还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文化产业等，他们都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的，因而都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存在前提。但是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狭义文化）却是一个基础和根本的问题。笔者现就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相关文化问题的研究试作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深化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①的含义
明确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含义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是指以马列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吸纳一切优秀的世界文化，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②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扣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和基础，体现不出这种文化必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即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中的经济思想观念、经济伦理、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文化的总和。③这种观点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关键点，但仅“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还应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对整个社会的能动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或文化精神
有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条件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包括现代科技与文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公平竞争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文化开放意识。④有学者从我国当前的文化背景出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应包括法理型的政治文化、伦理精神和个性的向上与完满。⑤有学者指出，西方和东亚发达的市场经济都内蕴着一种文化精神，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绝不能缺少文化精神的定位和推动作用，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文化精神应确立人文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的动力作用以及塑造现代文明人。⑥有学者从社会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价值理性精神和经济理性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伦理道德，社会公平等三大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包括市场竞争意识、科技理性、科学管理、法制意识等四大精神。⑦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它既继承并发扬人类在实现市场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自立精神、科学精神、竞争精神等文明成果，又超越并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人文失落、人性压抑和扭曲、人的发展的片面化和畸形化等弊端。⑧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文化意蕴，部分观点有交叉重合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或文化精神应是高度概括的，所以上述观点仍需整合凝练，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独特气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重要问题。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念和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和合”思想引出的和谐思想、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以“忠”引申出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义利”观、“诚信为本”思想等对规避市场经济的消极效应、建立和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还有学者从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领导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儒家文化思想在推进现代经济发展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两面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所以要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服务的对象不同，因此，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既需要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支持，又需要摈弃传统文化糟粕的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充分体现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而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和封闭性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⑨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迫切需要构造新的文化动力，所以必须大胆进行文化改革，弘扬优秀民族文化。⑩有学者指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速了文化更新过程，形成了以下七大发展趋势：经济文化一体化、人的独立型文化、个体与群体相统一为本位的文化、能力本位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融合、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走向兼容与综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其评价标准是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的“三个有利于”。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原因。普遍认为，我国存在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封建小农意识、唯官为尊、唯权为重、重官轻商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舆论指导、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是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双重作用。市场经济对社会文化道德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人们的市场意识觉醒，人生价值观念变化；重视知识和人才；为文化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等。而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表现为：道德滑坡；拜金风气盛行；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达到真善美的价值目标等。
四是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文化环境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文化观念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动；文化参与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文化创新决定经济增长方式。文化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出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及发展趋势。然而，文化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理论研究落后于经济发展，诱发了社会性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滑坡；思想道德上的滑坡，造成社会风气低落，加剧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及其诱导的消极影响；教育和科技发展滞后，导致经济体系中科技含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高雅艺术衰落，媚俗艺术盛行。
五是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增强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获得产业回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的文化内涵增强等。
六是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或举措。学者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好文化，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概括如下：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第二，构建思想理论大厦，铸造民族之魂；第三，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第四，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文明健康的精神食粮；第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六，合理吸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值体系。
七是文化建设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即：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物质上脱贫和精神上脱贫、解放思想和净化文化市场等几方面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和特殊性；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人的价值；要着力塑造能够适应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文明主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的先进文化
一是先进文化的内涵：有观点认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也就是说，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其它各项工作都必须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种表述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先进文化是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特征和衡量尺度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文化的原因：社会主义经济本身需要先进文化作为动力；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并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先进文化的关系：二者是辩证关系，互为基础、互为条件。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实践源泉、物质基础和实现机制，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先进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市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文化
一是和谐文化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和谐文化是指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容及各种形式、各个环节之间是统一和谐、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相互抵消的；这一文化体系同其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生态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一致、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离、对立和相互抵消的。前者侧重于和谐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后者侧重于文化的内外部关系，二者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谐文化的原因：和谐文化是平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追求关系的必然选择。建设和谐文化可以克服市场经济诱发的诸如拜金、享乐、利已、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的产生。
结语
由上可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充分反映了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探求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上产生了部分社会问题，这表明我们的文化建设已不能有效规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可能造成的恶果。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还没有形成。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需要，我们都有理由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是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如果中国没有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受到阻碍甚至最终导致经济下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失去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领域的文化发展、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及文化安全也将无从谈起。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本文系河南工业大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BS015】
【注释】
①③郭建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界定”，《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李红：“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基本内涵”，《黄冈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④邹广文：“论市场经济的文化内蕴”，《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⑤陈创生：“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⑥孟宪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⑦范跃进，栾贻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文化精神”，《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
⑧高静文，雷念曾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北京出版社，2005年。
⑨曲玉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8期。
⑩史忠良，肖四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文化”，《当代财经》，1997年第5期。
陈明凡，宋衍涛：“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趋势”，《东疆学刊》，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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