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蝗虫 综合防治 新疆布尔津县
[中图分类号] S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6-0199-02
一、新疆布尔津县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
新疆布尔津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主要有山区、丘陵和半荒漠地带组成。这里物华天宝、资源富集。首先，新疆布尔津县地广水丰，在这里有宜农荒地共190万亩，目前已经开发使用的有32万余亩，耕地资源十分的丰富；其次，布尔津县林茂草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30.3%，有着丰富的草原草场，面积为1227万亩，各种自然林和人工造林面积为518万亩。
新疆布尔津县的气候属大陆性北温带寒凉气候，夏季比较干热，冬季又严寒无比，由于天气干燥，此处降水量较小小，而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全年多季风。
近年来，布尔津县立足本地的区位自然优势，大量种植大豆农作物，发展大豆及其相关产业，在政府的强有力的科学的政策指导下，布尔津县的农业发展比较迅速，促进了县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全县各项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进步。
二、新疆布尔津县发生蝗虫灾害的原因
蝗虫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一个地区如果发生蝗虫灾害，那么这个地区一定比较适合蝗虫的生长，那么蝗虫生活习性有何特点呢？据科学家调查研究发现，蝗虫的生命力极强，善于生活与各种环境中，尤其喜爱山区、森林、低洼地区，半干旱地区以及草原地区等，同时，蝗虫喜欢吃禾本科植物，比如小麦、玉米、高粱等植物的叶子都是蝗虫的最爱。
在布尔津县，有许多有利于蝗虫生存的地方：
1.布尔津县的自然环境，有高原山地，有低洼的丘陵还有半干旱的荒漠，这种环境，正好适合了蝗虫的生存。
2.布尔津县的传统农业中的农作物，正是蝗虫最爱。传统农业中，大部分都是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前三者都是蝗虫喜欢吃的植物，所以，在布尔津县蝗虫可以尽情享受丰富的美食。
3.布尔津县光照充足，且气候干旱少雨，附近有不少河流，所以土壤也比较湿润，这些环境，正好为蝗虫的产卵提供了天机，所以蝗虫在布尔津县可谓是自得其乐。
4.布尔津县经常发生蝗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灭蝗行动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灭蝗的方法有待提高。
三、在布尔津县，如何进行蝗虫防治
我们应该根据布尔津县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以及当地农作物种植实情，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治蝗虫工作。
1.做好蝗情监测及报告，制定防治蝗虫方案
政府发挥自己的职能，宏观调控相关部门在蝗虫最容易爆发的季节和地区，专门设立蝗情检测站点，对蝗虫的各种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测，并且及时形成报告通知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各相关部门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拿出一套防治蝗虫的方案分发下去，以防蝗虫灾害发生时而不知所措。
2.对蝗虫的防治，采取生态治理
所谓的生态治理，就是根据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防治蝗虫的措施。在布尔津县，首先我们应该改变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对于蝗虫喜爱的小麦、玉米、高粱，尽量的减少种植，加大油葵、打瓜等农作物的种植，断绝蝗虫的食物来源。其次，对于经常发生蝗虫灾害的田地，采取改变田地的种植方式，如改变传统播种方式，进行秋耕冬灌，消灭蝗虫越冬卵等，这样，使得蝗虫生存地改变，也可以较好的防治蝗虫灾害的发生。
3.动物防治蝗虫
利用自然界中物种相生相克的原理，对蝗虫的防治采取动物防治方法。首先是利用蝗虫的天敌剿灭蝗虫，保护好蝗虫的天敌，如蛙类和鸟类，蜥蜴、鸟、真菌、病毒、线虫、捕食性的甲虫、寄生性的蜂类、寄生蝇等，都是蝗虫的天敌，他们中大部分与蝗虫生存环境相似，能更为有利的消灭蝗虫。一般情况下，蝗虫的天敌都能够很好的控制蝗虫的数量，避免蝗虫成灾。其次，大力养殖家禽，养殖牧鸡、牧鸭等家禽，在蝗虫出现的季节，放这些牧鸡牧鸭进入田地，进行捕捉蝗虫，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蝗虫数量的增加。
4.药物防治蝗虫
药物防治蝗虫，成果比较明显，见效较快，但是安全性有待商榷。利用药物灭杀蝗虫，一定要选择对农作物和土地的毒性较小的药物，不要顾此失彼。药物防治蝗虫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生物药物，一类是化学药物。
采用生物农药防治蝗虫，目前防治蝗虫的生物农药主要是蝗虫微孢子虫、绿僵菌和印楝素。蝗虫微孢子虫主要是为了让蝗虫食用的，蝗虫一旦食用了蝗虫微孢子虫，就会使得蝗虫得微孢子虫病，然后致其死亡。而印楝素则是一种真菌，蝗虫一旦与其接触，这种真菌就会进入蝗虫体内进行大量繁殖，产生毒素，使蝗虫死亡。这两种方法只会杀死蝗虫，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没有任何的害处，因而，在防治蝗虫的过程中，生物农药防治蝗虫比较可取。
采用化学农药防治蝗虫，一定要注意化学农药的药性以及对农作物的损害。目前，防治蝗虫的化学农药比较多，例如机磷类农药的马拉硫磷、敌敌畏；菊酯类农药，溴氰菊酯、绿氰菊酯等；昆虫生长调节剂，卡死克等。这些药物或喷洒、或喂食，毒害效果比较明显。因而，在实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蝗虫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方法进行操作，保证高效低毒、低残留，确保人身安全及农作物安全。
四、结语
在新疆布尔津地区进行蝗虫防治，我们要结合布尔津地区的本地实际状况，有步骤的稳妥的进行蝗虫防治，采用最科学、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进行蝗虫防治，保证蝗虫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安全。本文对布尔津地区的整体自然风貌和气候条件做了概括，又根据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有条理的陈述了如何防治蝗虫的措施，以上一系列举措，相信对于布尔津地区蝗虫防治会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东亚飞蝗是一种毁灭性的农业害虫，历史上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地区，北论文联盟起河北、山西、陕西，南达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东至沿海各省区以及台湾，西至四川、甘肃南部等。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辽宁省曾发生蝗灾11次，蝗灾暴发，蝗群遮天蔽日，赤地千里，禾苗皆光，给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2001年葫芦岛市自建国以来首次暴发了东亚飞蝗，并连续2年暴发成灾，成为辽宁省乃至全国东亚飞蝗的新发生区。同年，在兴城地区了发现了东亚飞蝗。近几年来，东亚飞蝗在兴城市发生较严重，对兴城市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控制东亚飞蝗的发生危害，摸清其发生规律，找出有效的防治措施，笔者对东亚飞蝗进行较系统的研究。
1发生情况
2001年5月27日，在兴城市元台子乡三合水库、羊安乡望宝村、曹庄镇大甸子村等地发现了东亚飞蝗，虫口密度为12.5头/m2，发生面积达1 400hm2，其中荒地占800hm2，耕地占600hm2；2002年东亚飞蝗继续发生，在沙后所镇内老方塘、碱厂乡碱厂水库等地同时发生，发生面积4 000hm2，其中荒地占2 700hm2，耕地占1 300hm2，发生程度为中等偏重发生。2003年发生面积3 000hm2，其中荒地占2 300hm2，耕地占700hm2，发生程度为中等发生。2004年发生面积为2 600hm2，其中荒地占2 200hm2，耕地占400hm2，发生程度为中等发生。由于各级政府重视防蝗，2005年以来东亚飞蝗在兴城市为轻发生，年发生面积为1 000hm2，其中荒地占800hm2，耕地占200hm2。
2危害特点
蝗蝻孵化后1~5d群集于地节、草片等地啃食杂草，喜食芦苇、稗草、狗牙草、三棱草等，主要危害玉米、谷子、高粱等禾本科作物。蝗蝻发育成虫后，可作远距离迁飞。东亚飞蝗在兴城市有2种类型，即：群居型，体色为黑褐色；散居型，体色为绿色至黄褐色。也有少量中间型，体色为灰色，但数量极少。通过近年系统调查表明，不论是夏蝗还是秋蝗，其成虫产卵都有很明显的选择性，蝗虫发生区域呈现出明显不均匀的点片发生现象，一般荒地的密度大于耕地的密度；越冬卵块调查结果表明，荒地卵块密度大于耕地卵块密度。
3发生原因
3.1地理位置的原因
兴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的中端，北纬40°35′，属于东亚飞蝗自然分布区。具备了东亚飞蝗迁入后能成功定居的生存繁殖条件。
3.2气候条件的影响
东亚飞蝗大发生除与虫源关系密切外，与旱涝关系极为密切。黄淮平原东亚飞蝗的大发生多半出现在前2年干旱，第2年大发生，而大水与蝗虫大发生同年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兴城市连续几年出现高温干旱，春旱秋吊，年降水量在400mm左右。以2001年、2002年气象资料为例，2001年4月份降雨量为12.0mm，比历年平均值少18.6mm；5月份降雨量为26mm，比历年平均值少12.8mm；9月份比历年平均气温高1.6℃，表明这2年的气候条件适宜东亚飞蝗的生长、发育、繁殖，从而导致了东亚飞蝗在兴城市发生。
3.3环境条件的影响
由于近几年气候异常，干旱加重，环境恶化造成水库长期畜水不足，上游淹没区出现大片碱性荒滩地，为东亚飞蝗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几年来，机械耕地翻地逐渐减少，对蝗卵未起到破坏作用，增加了蝗虫越冬基
数。
4防治对策
治蝗工作要贯彻执行“改治并举、综合防治”的方针和“狠治夏蝗、抑制秋蝗”的防治策略。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灭蝗工作，拨专款、药械，通过采用应急防治、综合治理、生态控制等措施，达到了蝗虫“不起飞、不扩散、不成灾”的目标。
4.1提倡绿色环保，加大生态灭蝗力度
有针对性地采用水旱治理和农业措施，破坏飞蝗产卵的适生场地，破坏蝗卵的越冬与孵化。如荒滩育草、增加植被覆盖率至75%以上、植树造林、垦荒种植等。利用蜘蛛类、蚂蚁类和鸟类等捕食性天敌及中国雏蜂虻、飞蝗黑卵蜂等寄生性天敌群落，控制东亚飞蝗的发生。
4.2化学药剂选择
可选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375~600ml/hm2，或20%马氰乳油600~1 500ml/hm2，或45%马拉硫磷乳油1 125~1 500ml/hm2，机动喷雾器超低溶量喷雾，防治效果较理想。
4.3使用生物农药
它们叫蝗虫，皇者，王也，蝗虫意即虫王；古人太有才了，发明此“蝗”字，一针见血地道出这害虫之王的本质――它口含锋利之刃，暴食一切，仿佛随时都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这种“饥饿之虫”，不仅可以在短时间接连消灭一片又一片的作物，严重时遇到人畜也乱咬一通，甚至连衣物也不放过……
小小虫儿，以数量的优势和凌厉的攻势，表现出绝对震撼世界的灭绝能力，那制造万劫不复的能量，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帝国。
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并不缺乏历史上的明君之特质，继位伊始，便三下五除二地清除了危害极深的阉党集团。面对那时危机四伏的政局，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殷殷求治，希望重振国家。然而，明朝最终还是亡在他的手上，此事思来不免让人唏嘘。正如有人所言，崇祯帝真是一个倒霉的皇帝，而且不是一般的倒霉。
崇祯皇帝的运气实在太糟。首先是生不逢时，偏偏长在大明帝国腐朽衰败到只剩最后一口气之际。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积重难返，非有超凡力量可谓无力回天。其次，那真正千载难逢的逼人心慌的年年大灾，也足以让这个末代君主消受半生。
气候研究史发现，明朝中后期遭遇了地球气候中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期”，严重干旱使粮食产量骤然下降。特别是崇祯帝在位时，黄河流域发生了连续11年的大旱，这是近500年来连旱时间最长、受灾范围最广的一次自然旱灾；自古即有“久旱必蝗”的说法，如此大规模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的大爆发。屋漏又遭连夜雨，崇祯帝命苦。
黄河流域历来是中国蝗灾高发区。先是陕北地区，三年连续旱灾、蝗灾叠加，造成灾民生不如死：天不落雨，草木枯焦，颗粒无收，乡民只得采集山中味道苦涩的蓬草充饥；秋冬来临，蓬草食尽，只得去剥树皮；到了年终树皮吃完，只得挖掘山中的某种石块来吃……走投无路之下，乡民便集结起来当强盗。
陕北农民起义的原因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官府的腐败。地方官吏不但不想法治理灾情，反而不顾饥民死活，照旧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于是，勇敢的李自成们一呼百应，农民大起义在陕北呈燎原之势。
而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更不争气。这里本是明帝国的腹心之地，本是拱卫王室的坚固堡垒。可惜，长期的权贵盘踞使这里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负担相当沉重，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又使这里成为蝗灾的多发地和重灾区。河南蝗灾不仅范围广大遍及全省，而且一半以上是连年发生，在崇祯时更有连续5年的大蝗灾。
灾民嗷嗷待哺急盼国家赈济，而此时的明朝国力俨然老瘦之马。国家有心无力，各地官员不但不联手整治，还相互推诿。东边县上发生蝗灾，官府隐情不报粉饰太平，东窗事发后却指责是西边邻县放任蝗虫飞到自己的地盘上来，于是西边长官愤而发话：你说你那边的蝗虫是我这里飞去的，那就请贵县把它们全部给我押送回来！
如果说之前西北情势未必能撼动明王朝的根，那么河南的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李自成在西北的斗争虽曾一度风起云涌，但后来却遭遇了明朝“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潼关之战后，起义军只剩18人突出重围，迫不得已而在陕西商洛山潜伏下来。就在其“灭亡”似乎已成大势之际，恐怕李自成自己也没料到，上天会将河南变成他咸鱼翻身的宝地。
遭遇连年旱蝗灾情，河南人再也容忍不下人吃人的惨剧连续上演，民情汹涌。李自成抓准机会，率微弱兵力迅速进入此地，开仓赈饥，收留灾民。那些挣扎在死亡边沿的远近饥民，无不荷锄而来，日夜不绝，势如流水不可阻挡；官方所谓的绿林“乌合之众”，也纷纷投奔闯王。李自成的实力顷刻由当初的五十骑发展到百万之众。
接着，李自成率军攻占省会洛阳，然后乘胜攻打开封，消灭明朝在河南的几十万军队，之后南下北上，一路势如破竹……而明军则在与农民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完全丧失战斗力。然后，农民起义军开始围攻京城，明王朝气数已尽。可怜的崇祯帝只能在唉声长叹中徘徊无语，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道血书给李自成，让他不要伤害百姓；然后，这位真正的“孤家寡人”，在仅有一个太监陪同的情况下，上了万寿山自缢而死。
关键词：蝗虫；种群动态；中国
中图分类号：S43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11.004
昆虫的种群动态是昆虫种群生态学研究的核心[1]，它研究昆虫种群数量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动规律。对昆虫种群动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昆虫资源的合理利用、生物保护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蝗虫为隶属于直翅目蝗总科昆虫的总称。全世界蝗虫种类多达1万种以上，最早有关蝗虫的记录，见诸于古埃及第六王朝墓室的石刻（公元前2270―公元前2420年）[2]。蝗虫自古至今都是农、林、牧业的重要害虫之一，从而备受相关工作者和研究学者的重视[3]。蝗虫种群动态研究也是蝗虫种群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对蝗虫的种群动态进行研究，在有效预测和防治蝗灾的发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蝗虫种群动态研究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对蝗虫种群动态就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此阶段，马世骏[4]对我国的东亚飞蝗发生情况做了报道，并研究了发育起点温度、土壤因子对东亚飞蝗卵发育的影响，间接反映了东亚飞蝗虫卵的分布及成虫种群动态。同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学者与前苏联学者俄沃多夫对新疆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蝗虫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并描述了该地区蝗虫的主要种类及其形态特征和分布规律[5-7]。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蝗虫种群动态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丁岩钦等[8]详细分析了东亚飞蝗蝗蝻、成虫以及卵的空间分布型，提出有机体群聚分布特征的原因，既包含着由于生物体自身生殖、扩散等作用的结果，亦包含着它对其栖息地环境条件差异的反映结果，并且通过在东亚飞蝗蝗蝻期出现的2种性质不同的分布格局，对空间分布格局与虫口密度、抽样单位大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并探讨了蝗蛹分布型及蛹期的扩散型与种群猖獗的关系，对抽样方法在蝗虫防治中的运用进行了讨论，为以后蝗虫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马世骏等[9]则以洪泽湖蝗区为例，对东亚飞蝗中长期数量预测方程的建立基础进行分析并提出3种预测方法，不仅为东亚飞蝗种群数量动态预测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对蝗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生态系统及其群落结构方面。这一时期，对蝗虫群落或种群在特定时间内表现出的外部结构、内部功能及自身的生物学特性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和论证[10]，从而开启了蝗虫种群的时间动态研究。康乐等[11]通过模糊聚类分析法对我国飞蝗种群的发生区域进行了分析并归类[11]，借此反映亚洲飞蝗与东亚飞蝗在我国具有不同的分布格局与相关动态。
20世纪90年代，蝗虫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蝗虫群落与植被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得到更深层次的研究。Kangle[12]就此作用关系在内蒙古地区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取得了鲜有成效；刘长仲等[13]则根据1992―1995年在甘肃夏河县甘加高山草原的系统调查资料，用平均密度（M）、聚集度指标（M/M）、有虫样方出现频率（F），对草原上狭翅雏蝗（Chorthippus dubius）的种群动态进行了模糊聚类分析，对该地的狭翅雏蝗发生预测及防治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出理论依据。
2 我国蝗虫种群动态研究现状
随着蝗虫研究从基础性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发展到运用现化分析方法、数学统计方法、超微生物技术、地学信息和统计学技术（RS、GIS、GPS）等在生理学、生物学、生态学中进行定量的研究[10]，蝗虫种群动态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继刘长仲等[14]对甘肃夏河县甘加高山草原的狭翅雏蝗的种群动态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后，又利用Iwao模型、Taylor模型和负二项分布的k值、聚集度指数Ca、丛生指标I、扩散型指数ID、聚块性指标m*/m等5种聚集性指标对该地的小翅雏蝗（C. fallax）的种群结构、数量变动、空间格局及动态进行了分析研究[8]，将其空间格局分布与生境条件联系起来。之后，任正超等[15]利用夏河县甘加草原连续7年的观测数据，对宽须蚁蝗（Myrmeleotettix palpalis）种群动态进行研究，并建立了表示宽须蚁蝗第t旬发生量（y）的种群动态模型，发现其拟合度较高，从而实现了对夏河县甘加草原宽须蚁蝗种群发生的预测。周晓榕等[16]于2010―201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对亚洲小车蝗（Oedaleus asiaticus）种群动态进行了研究，确定了亚洲小车蝗在该草原的空间分布格局，为当地亚洲小车蝗的发生预测提供了可靠资料。
地统计学的快速发展，使得运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蝗虫空间格局成为研究蝗虫分布格局的一个热点。赵成章等[17]采用地学统计方法，对黑河上游天然草地蝗虫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化研究，对优势种蝗虫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确定了该地蝗虫种群的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自相关性，从而为认识蝗虫发生和分布的环境学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张军霞等[18]则借助GIS和S-PLUS 8.0软件，利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对祁连山北坡黑河上游亚洲小车蝗的蝗蝻和成虫在微生境影响下的蝗虫空间格局与异质性进行了研究，提出蝗虫成虫与蝗蝻的空间格局分布与环境的相关性。季荣等[19]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在GIS平台下，将东亚飞蝗卵块分布格局与土壤空间异质性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运用SAS软件分析了影响飞蝗产卵的环境因素，筛选出与其密切相关的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了飞蝗产卵场所选择的预测模型，对蝗灾预测预报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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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灾荒距今已50多年了，但有关史料记述甚简，有失详尽，难给人以深刻印象。笔者为使人们不忘这次灾荒，遂利用闲暇，与亲历过这次大灾荒的老人们调查了解，录下以下文字。
一、飞蝗蔽日
晋城蝗灾，自古就有，较早而明确的记载是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大蝗灾，百姓逃亡，饿死者过半。”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7年）之后，记载较少。笔者统计了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至1999年的709年中，泽州境内的蝗灾共15次。确切地讲是公元1290年、1472年、1513年、1528年、1537年、1617年、1639年、1647年、1691年、1837年、1851年、1856年、1857年、1862年、1943年。其中1943年的蝗灾，据今仍健在的老人们回忆，又一直延续到1945年，实际上是这三年内均有。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看，在清代社会稳定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1662―1820年)的158年中仅出现过一次。而政治腐败的明朝天启、万历年间，社会动荡的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年间，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元年，则蝗灾出现频繁，后者11年(1851―1862年)中就出现了四次，平均2．75年一次，1943―1945年的蝗灾，即是每年一次了。从记载灾情的范围及程度上看，严重的蝗灾出现过四次。即1617年(明万历45年)、1647年(清顺治四年)、1862年(清同治元年)、1943年(民国32年)，其中又以后两次范围较大。综上所载，笔者读史后初步形成这样一个印象：蝗灾发生必在夏秋温暖之际，旱年多于正常年，乱世多于治世，且甚于治世。因此认为：蝗灾虽是大自然的产物，但又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
泽州县南村镇杨洼村王志祥老汉回忆说：民国32年蝗虫来时正是秋前，当地谷已半人高，正秀穗儿。那天我和许多人正站在村中麦场上，忽听有人高喊：“蝗虫老爷来了。”我循着人们的指向朝正东回军、谷堆头方向望去，只见连天接地，黑沉沉地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一片，向我们头上压来。三二里地说到就到，不一时，蝗群遮住了太阳，光线变得比乌云遮日还要昏暗。一时间，蝗群下落，比分蜂时的蜜蜂和下鹅毛大雪时的雪片还要密集，好像整个天地间都充满了飞蝗。刹那间蝗虫落得遮严了地皮，树上、墙上、塄上爬得满满的，好像房子和整个村庄都是用蝗虫修成的一样。这时我父亲忙着烧香祷告。我当年17岁，就往俺种的那五亩谷地跑，每一步都踩在蝗虫堆里，扑哧扑哧地响。跑到地头一看，哪里还有什么谷子呢?!穗儿叶儿早不知什么时候已给吃光了，谷杆儿也倒了，只剩下半截儿硬杆歪斜着，周围地里的情形也一样，什么都给吃光了。不分平地和高坡，全都是蝗虫，沟壕、后塄的蝗虫足有半尺来厚。我敢说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收割起粮食来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比干净。一时三刻，几十亩、上百亩的庄稼就不见了，连野草、树叶也不见了，其危害程度真是惊人！
同村的蒋甲斗老汉补充说：民国33年闹蝗虫时我才八九岁，好奇心特强。我清楚地记得蝗虫是从南边来的，到咱村时还没有一寸长，初时全身是红色的，还只会蹦。就与平时草地里的蜢蚱差不多，只是显得更健壮有力，蹦得更远。这种虫儿就像是有纪律、有指挥一样，头北尾南，无一例外，一直向前，无一拐弯儿后退的。它们通常是向前爬行，偶尔才蹦，边爬边吃，虫多了吃起来比牛吃草还要响得多。爬着爬着，眼瞅着就脱了红壳，一下子就变得有二寸左右长，长出了翅膀。刚蜕皮后颜色较浅，在地下翻滚蠕动一会儿，眼看着颜色又变深了，变成黄褐色中颈部夹有绿色，这时气力也显得长足了，就会飞了。一旦会飞，蝗虫可就难治了，人只见其飞，看不见其落，估计一气能飞好几里。
两位老人说：蝗虫不拐弯儿，所以其为害情况有点像冰雹，是一吃一长溜。但那时蝗群幅度宽，群数多，连来几回，吃几遍，故周围很少听到有哪家幸免的。又说：蝗虫的食性是不吃瓜秧、小豆、灰蒿(即青蒿)、江豆、蓖麻，主要是危害禾本科农作物。
城区钟家庄乡尧头村的王毓华回忆道：民国33年蝗虫到本村时正好小麦已熟透，小苗有一筷子高。于是麦穗一个不剩地全给咬掉了，小苗直吃到须根上。这次蝗虫是当地出现的，生于核桃洼，五门山口和掩村一带的山头。头年秋后，蝗群飞到那里产卵籽，雌蝗于向阳硬土中以尾凿开一洞，产下一寸余长的卵袋。次年春，遍野跳蝻密出，正值灾荒，又兵荒马乱，谁也不管。致使蝗虫一天天长大，并迅速曼延开来。本村蝗虫是从牛匠方向来的，到这里时才有一寸长，还没长出翅膀。开始村民自发灭蝗虫，只知在地头扑打，后来慢慢就懂得夜里于地里升火，火光一照，蝗虫趋之，这样就省力多了，蝗虫夜间多集于墙上、塄上、灌木丛上，到那里去捉效率较高，但蝗虫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单靠有限的几个人去扑打太微不足道了，最终还是将庄稼吃净了。民国33年的蝗虫在当地前后共20余日，长出翅膀后，据说飞到河南去了。
老人补充说：民国34年，蝗虫还有，但在当地其数量及为害程度较前小多了。这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晋城解放，年成也好转了。
二、野狼横行
阅《晋城大事记》，见本市范围内狼群为患的记载间或有之。如：明崇祯九年（1636年），“阳城野多狼，食人无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阳城大旱，无收成，人饿死无数，且狼多为患”。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凤台牛瘟流行，且狼多为患”。细考其历史背景，上述情况无不是出现在战乱或灾荒之后，太平盛世绝无此事。民国32年，兵、旱、蝗灾一齐向晋城人民头上袭来，于是城乡大饥，人死无数，路多饿殍。大量的尸体无人掩埋，听任野狗随便拖吃，真像当年群众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人吃糠，狗吃肉”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野狼大量繁殖起来，成群结队，危害城乡。
城区钟家庄乡南田石村的李敬达说：荒年过后，家家无粮，我家也毫无例外地为这几张嘴整日发愁。民国33年秋后，那年我才7岁，为饥饿所迫，有天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到距家不太远的村东地里挖野菜。那一带是丘陵区，土地是层层的梯田。姐弟俩除篮子外，姐姐手里还拿着一支长约3尺、前面有尖儿、尖儿后两侧各有一根倒钩的铁枪尖锚子。正挖菜间，忽听得下面地里“呼啦呼啦”响声大作，我跑到地塄边一看，妈呀，真能吓死人，下面满满―地都是狼！它们走着，嗅着，其中有些还仨仨俩俩，蹦跳翻滚，扑咬相戏。我一见大惊，喊声：“狼！”拉上姐姐就往家跑。可狼群转眼就到了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狼仍然照样跑着，耍着，蹦跳着，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一样。只是内中有一只健壮肥大、虎头虎脑、只有半截子尾巴的狼，跟着我们撵来了。小孩子哪能跑过狼，三窜两蹦，眼看这只大狼就要咬住我了，这时姐姐急了，拿着手里的铁钩锚回身刺去。看来狼还挺怕这玩意儿，姐姐一扎，它返身就往回逃，于是我俩又赶紧跑。这时，狼又撵来了，姐姐就又扎，如此反复几次，我俩总算跑进院子，进了家门，这时大狼才不再撵我们了。见了大人，姐弟俩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过了约半个钟头，外面跑进俩中年男人，每人手里拿着根尖担，腰里别着圪瘩镰，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父母：“孩子出事了没有？”当他俩知道我们平安后，都高兴地大叫：“好险，好险，，我们是岗河村人，刚才在耿窑村坡上割笆条，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这群狼共有57只，看见冲着你家孩子这边来了，赶来救人，多亏没有出事，真是老天帮忙啊！”说完还气喘吁吁的。
那时的狼真是多啊！我家就住在村边岭子上，经常能听见窗外过狼群。那呜咽声、撕咬声、嗥叫声，伴随着杂乱的狼蹄子奔跑声，往往过好一阵子才能静得下来。通常三五只就不算回事儿，十只八只也极平常，几十只才算有了点规模。
王毓华老人回忆说：那时城关一带死人很多，半下午狼群就从乱石峰、岗河、泉头、苇园、金匠一带的岗子上进了我们村，所以半后晌就没人敢下地了。狼群还有头儿，见多了人们还给头狼起了名，有只瘸狼，名叫“兴泉”；另一只半截尾巴的，叫“没尾巴来臣”。那年头，难听人的狼嗥声日夜不绝，狼不仅吃过小孩、女人，甚至还发生过一个带枪的大个子当兵的也被狼吃掉了的事。狼不仅在野外吃人，还要跑进院子、家里，甚至会场吃人。那几年，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被狼吃了的，不仅农村是这样，城里西大街还发生过白天狼衔走儿童的事。有次，如今酒厂一带众人吆喝着撵狼，狼竟在大中午从大街上行走的人群中奔窜而出了西城门。
王志祥老汉说：俺村富根他娘当时有三个孩子，大的刚会走、会爬，小的才几个月。不多久，狼两次破门而入，进家衔走了两个大的。第三次，小的在炕边坐着，一只狼叼起来正要走，被富根她娘一把抓住尾巴不放。当时他娘吓得话也说不清了，只会直着嗓子“噢”、“噢”地喊，最后还是让狼把孩子给叼走吃了。野狼为害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泽州金村镇南村的刘文俊老汉说：当年我们五个男人挑着担子，正好遇见路边塄下地里9只狼撕吃一个十几岁的闺女。人早咬死了，群狼还嘴伸在腔子里掏吃肠肚，糊得满头满脸都是血，还不时相互发生抢食撕咬，那样子真是怕人。我们五个人停下来，手里抽出扁担，想下去又不敢下去。那时人肚中无食，狼却吃得膘满肉肥，真是人气衰，狼气盛。平时狼怕人，那年头的狼不怕人。邻村就有父子俩大白天在地里锄豆子，一只狼冷不防从后面咬住了儿子的脖子，其父猛听得“哎呀”一声，回头见状，举锄就刨，狼就趁其双手举锄的瞬间，扑上去当胸腹一蹄子，就把其父给划开了膛。就这样，一只狼大白天咬死了父子俩。
水东乡砖垛岭村的冯玉珍大夫说：那时我在白洋泉河行医，被狼咬住的人太多了，荒年暴月，人哪有钱延医，所以大人被咬了，也就不管了。小孩被咬了，人多惜子，还常有人拿点糠、柿皮之类的吃食找我给治。经我手救活、治好的人不少，我这一家也因此没有给饿死。
晋城民国32年以来的狼灾，一直延续到之后才渐渐消失了。
三、疫疠肆虐
考诸《晋城大事记》第251页，1944年(民国33年)载：“本月(注：7月)士敏、沁南县伤寒、疟疾、霍乱、梅毒等传染病流行。”又同书第271页载：“3月29日(注：1946年，民国35年)，《新华日报》报道：入春以来，时疫流行。如阳城、沁源、屯留等地之伤寒、麻疹、天花等甚为严重……”由此可见，当时在晋城及周边县城，瘟疫流行时间长，范围大，为害重。
尧头村的王荣堆老汉告诉笔者：1944年，当地伤寒流行，沿门阖户，无分老幼，均表现为高烧不退，畏寒身重，头胀胸闷，有的恶心呕吐，发不出汗来，一时病死者极多。王荣堆之母罹病日久，偶然喝了麦粒粉碎做的煮圪瘩汤，侥幸得汗而愈。
王志祥老汉说：俺院仅害伤寒就死了好几口，内有其父、叔、婶、堂弟。最严重时周边村子里每天病死者多达数十人。荒年前，杨洼村人口有700多，灾荒过后，仅剩80人。灾异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严重的传染性与极高的病死率使当时群众十分恐惧不安，但因缺乏科学常识，仍成群结队地到祠堂庙院或村中的古槐树下烧香磕头，求神拜药。结果“神药”不神，疫情更重，染病者越来越多。
王志祥老汉回忆说：1944年春闹伤寒时他正被抓到日本劳工队里当苦力，修城墙。大概是日本人怕中国人传染上他们，也许是考虑到中国苦力都病倒了会耽误工程进度，于是给苦力们每人注射一支防疫针，所以他那次未被传染。
四、世间惨象
“夺吃鬼”是当地群众对民国32、33年间街头夺食者的蔑称，也是那种特殊年代内出现的特殊现象。那年头，连吃东西都得操心。一些不知情的乡下人进城，或带点儿干粮，或买个窝窝头之类，一边吃，一边走路。这时，就可能有人从身后跑上来，冷不防地劈手一把夺去，在当时食物奇贵(王志祥老汉回忆说，他家当年离开杨洼外逃时，卖东西无人要，三间房子换了一顿饭，两个姐姐在北路总共卖了五斗米)、饥饿难耐的情况下，被夺者多要去追打夺要。但不管追也好，打也好，“夺吃鬼”总是一边逃，一边挨，一边“呸”、“呸”地将口中唾液不断地吐到食物上，人以其脏，也就不再要了。而“夺吃鬼”正中下怀，一边抚着伤痛，任人辱骂，一边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这夺来的“美餐”。
王毓华老人回忆说：“夺吃鬼”多是城内的饥民，七八岁至20岁以下者居多，偶有青壮年人。又说：民国31年年成不好，32、33年又连遭灾荒，天灾是一方面，其实人祸则更甚。除了日本人、的四十三军等要粮催款外，铺头乡寨上还住着十三支队，他们半下午到了南田石，夜里则挨家挨户地抢。粮食都被要光抢光了。老百姓先是挖野菜，吃糠，吃枕头里装的莠糠。后来野菜、糠吃完了，就吃榆皮、草根，又往后什么也没得吃了，就出现了大批饿死人和逃亡的事。“夺吃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笔者曾与一个当年幸存下来的所谓“夺吃鬼”在一起工作过。其人乃城内人氏，无文化，父母兄弟姐妹均饿死于那场灾荒。提起旧社会的苦楚，他十分感伤动情，却缄口讳言当年夺吃的事，可能是深以为耻。其实那怎么能怪他呢！
旧社会，晋城城外还有“万人坑”。几位老人回忆说：“万人坑”在晋城有两处，一处在古校场之南，今泽州县种子公司之西，晋城市三中之东，市粮食二部之东北。坑其实并不大，但最有名。另一处则是在尧头村以东，今木料加工厂一带，当时叫“阁老坟”。坟早年已被挖掘，仅剩下个二亩多大的土坑。“万人坑”是当年的杀人场，被杀者无人收领时，则暴尸其中。民国32年、33年饿死的人，有时也扔在那里。故群众称之为“万人坑”。王毓华老人说：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在“阁老坟”一批就砍了26个所谓的“中国兵”。日本人军刀极快，杀人时以酒喷被杀者之面，然后挥刀砍之，极其凶残。正缘于此，所以当年人们路经此处时，无不毛骨悚然，紧走几步，离之唯恐不速，又有几个敢停下脚来细看的！
其实上述两个小小的“万人坑”哪能放得下当年饿死的人。那时，每每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突然跌倒死了。死人多时，不多远就能见到一个，大多都被扔进路两边的沟壕里，然后由负责清理的人抬出去扔到城壕里。王老说，他就见过那场面：两个清理人拿根绳子，拴住死者两腿，杠子一搭，死人头朝下，连抬带拖，招摇过市，路人掩面而行，真是惨不忍睹。城壕里死尸天天都有，引得狼群不到天黑就到了城边。所以确切地讲，当年城四门附近的城壕真正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万人坑”。
五、人肉大案
允宪伍、原依仁、王毓华三位老人回忆说，民国32年间，粮食奇缺，人吃大糠、观音土（一种白粘土，质软，饥民磨粉为食，食后便秘难出，大便每每必须用棍子才能挖出)、草根、树皮。1944年前后，在小东关栅栏外东顺店粮食市埸及黄华街一带，一度竟有人卖起熟肉来。肉以瓦盆盛之，形同冻了的瘦肉，内夹丝丝黄油，卖者诡称羊肉（当时猪肉早绝迹了）。其叫卖曰：“一斤一毛六(注：“一毛六”系当时的日本币，上有“中日联合准备银行”字样)，一圪瘩瘩肉。”时人或有买而食之者，正当饿死人的年景，难得还能买到这样的肉吃，其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的情景可想而知，还有谁去细辨其滋味与真假！谁知这吃的竟是人肉！
摘要：
介绍了2015年全国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总结了2015年在重大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等方面的成效，分析了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从绿色防控、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统防统治以点带面简述了“十三五”时期病虫害防控工作思路。
关键词：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业化统防统治；“十三五”
2015年全国各级植保机构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贯彻“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按照“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的工作主线，以开展“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为抓手，大力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努力提升科学用药水平，防治成效十分显著，达到“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为害，重大病虫不造成重大损失”的总体目标，为全国粮食连续“十二连增”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也应开好局、起好步，主动调整重大病虫害的防控策略，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12015年病虫害发生概况
据统计，2015年全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44648.95万hm2次，比上年减少3041.52万hm2次，减少6.38%。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分别是，蝗虫发生面积439.55万hm2次，比上年减少25.56万hm2次，其中东亚飞蝗发生120.02万hm2次，亚洲飞蝗发生2.18万hm2次，飞蝗发生8.98万hm2次，农区土蝗发生151.48万hm2次，农牧交错区土蝗发生156.89万hm2次。黏虫发生面积545.76万hm2次，比上年减少6.05万hm2次，其中小麦黏虫发生71.86万hm2次，玉米黏虫发生415.73万hm2次。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6435.06万hm2次，比上年增加214.35万hm2次，其中小麦条锈病发生193.03万hm2次，小麦赤霉病发生610.69万hm2次，小麦蚜虫发生1699.41万hm2次，小麦吸浆虫发生160.74万hm2次。
水稻病虫害发生8899.36万hm2次，比上年减少477.60万hm2次，其中，纹枯病发生1754.89万hm2次，稻瘟病发生523.45万hm2次，稻飞虱发生2298.95万hm2次，稻纵卷叶螟发生1551.43万hm2次，二化螟发生1375.99万hm2次，三化螟发生143.75万hm2次，大螟发生184.62万hm2次。玉米病虫害发生面积7831.66万hm2次，比上年增加375.58万hm2次，其中，玉米大（小）斑病发生815.09万hm2次，玉米螟2279.53万hm2次，玉米丝黑穗病130.26万hm2次。马铃薯病虫害发生面积574.68万hm2次，比上年减少102.61万hm2次，其中，马铃薯晚疫病发生181.46万hm2次，比上年减少32.29万hm2次。棉花病虫害发生面积1224.05万hm2次，比上年减少364.25万hm2次，其中，棉蚜发生218.42万hm2次，棉红蜘蛛发生152.77万hm2次，棉盲蝽发生163.80万hm2次，棉铃虫发生284.82万hm2次。油菜病虫害发生面积795.84万hm2次，比上年减少85.90万hm2次，其中油菜菌核病发生315.27万hm2次，油菜霜霉病发生144.67万hm2次，油菜蚜虫发生214.96万hm2次。
2工作成效
2.1重大病虫可持续治理成效显著1）蝗虫可持续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各级植保机构认真落实《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年）》，全面贯彻以生态控制为基础、生物防治为重点、应急化学防治为补充的蝗灾可持续控制策略，积极开展蝗区数字化勘测，大力推广微孢子虫、绿僵菌等生物防治和牧鸡（牧鸭）等天敌保护利用技术，使长期过度依赖化学农药防治蝗虫的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绿色防控技术治理蝗虫的覆盖率达到40%以上，蝗虫发生程度明显降低，中哈边境地区连续8年未发生蝗虫相互迁飞为害现象。2）有效控制了小麦条锈病。根据小麦条锈病的发生特点，使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区治理、综合防治”的防控策略，重视小麦抗病品种的合理布局，通过压缩越夏区小麦的种植面积、在秋苗发病区推广拌种技术等措施，截至2015年已连续11年将条锈病的流行面积控制在350万hm2以下。3）水稻“两迁”害虫发生强度得到持续控制。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大力推广稻田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实施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联防联控，根据水稻“两迁”害虫的发生特点和迁飞规律，实施“华南稻区加强中、后期防控，减少迁出虫量；长江中、下游及江淮稻区压前控后；西南稻区适期防治；北方稻区强化后期防治”的分区防控策略，取得良好效果，有效减轻了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强度。
2.2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工作成绩明显从2007年开始，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全国各地植保系统开展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工作，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绿色防控的理念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绿色防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示范面积不断扩大，应用作物种类不断增多。截至2015年，全国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超过1200个，集成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144种，核心示范面积达到733.33万hm2次。1）绿色防控示范应用作物种类不断增多。最初开展绿色防控示范只在少数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上开展，2015年，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作物已扩大到主要农作物，涵盖了重要的口粮和大多数特色优势农产品，其中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示范区涉及10大作物，蜜蜂授粉涉及13种作物。2）绿色防控示范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绿色防控示范范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全覆盖。其中，农业部支持的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示范区218个，蜜蜂授粉示范区28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84个。到2015年底，全国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面积已达到6666.66万hm2次，占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的28%、防治总面积的18%。3）绿色防控有效推动了产业发展。2015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全国性的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班5期，培训技术人员500人次，颁发绿色防控高级师资证书362人。通过绿色防控示范带动作用，全国新创绿色生产标准化基地760个，总面积达840万hm2，对接龙头企业2136家，带动农户1804万个，增加农民收入11亿元以上。
2.3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亮点突出2015年，农业部在各省继续安排建立218个示范区，在水稻、小麦、花生、蔬菜、水果等10种作物上开展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试点工作。在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种作物上，安排建立28个示范区，开展蜜蜂授粉与绿色防控集成示范工作。各地植保部门细化实施方案，争取多方支持，强化指导服务，加强技术培训，突出了工作亮点。1）集成了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各地通过融合推进试点，综合采取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生态控制等绿色技术，集成了适合当地的60个不同作物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为农药零增长行动提供了技术支撑。2）化学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据统计，在各绿色防控示范区，粮食作物普遍减少用药1～2次，经济作物普遍减少用药3～4次，化学农药用量减少20%～30%，示范区天敌种群数量明显增多，农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3）节约成本、增加效益。据调查，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区平均增产可达8%以上，每667m2增加效益150～200元。此外，蜜蜂授粉与绿色防控集成示范区油菜平均增产10%以上，草莓、番茄一般增产12%以上，减少化学农药用量约30%。通过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带动了一批统防统治组织发展，推动了大面积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了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
3存在问题
尽管目前农作物病虫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有不少地区的病虫防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1）重大病虫防控能力依然不足。植保队伍不稳、人员减少，长期存在的防控器械落后、一家一户各自防治为主、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现象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国家补助防治重大病虫的经费零散化，起不到应有的政策引导作用。2）绿色防控缺乏资金支持和扶持政策。绿色防控相对于化学农药，存在成本较高、技术难度大、防治效果低、作用时间慢等特点，国家没有出台专门扶持绿色防控的政策，财政也没有实施绿色防控补贴和专门经费支持，普通农户主动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动力不足，大面积推广应用还存在难度。3）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存在困难。普通农户一般只关心防治效果和防治成本，专业化防治组织怕承担风险，主动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动力不足，推进的力度不够。4）新病虫、新情况不断出现，新技术研发与推广机制创新动力不足，生产上新出现的病虫害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脱节等现象还仍然存在。
4“十三五”时期病虫害防控工作着力点
201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时期，仍要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调整优化结构，提升发展质量。各级植保部门应紧紧围绕中央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以绿色防控、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扶持专业化统防统治为着力点，做好“十三五”时期病虫害防控工作。
4.1继续推进绿色防控工作绿色防控符合国家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病虫害防控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实现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重要措施。“十二五”时期，绿色防控在技术研发、模式集成、示范区建设和技术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十三五”时期大力推进绿色防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要继续在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上下功夫，注重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的融合发展，加强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形成更多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全生育期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同时，加强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探索建立市场与品牌对接、企业和基地联合的绿色防控推广新机制，不断提高绿色防控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应用比率。
4.2更加注重病虫害防控科技成果转化在“十三五”时期，加快病虫害防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通科技与防控技术发展结合的通道，对于病虫害防控工作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各级植保部门要积极响应、乘势而为，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合作，主动引导科研工作者和企业相互对接，推动病虫害防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推广防控新理念、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提高病虫害防控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为发展现代植保注入强大动力。
今年6月下旬以来全省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有利于水稻、玉米、棉花、马铃薯、果树等秋作物的生长发育，也为病虫发生危害创造了条件。据各级植保部门近期田间调查，秋作物病虫害发生形势依然严峻。玉米粘虫在夏播玉米田普遍发生，水稻纹枯病、二化螟等病虫在陕南稻区偏重发生，苹果褐斑病在苹果主产区偏重发生，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在陕北马铃薯主产区偏重发生，土蝗在陕北部分区域重发生。结合未来天气预报，预计玉米螟、玉米双斑长跗萤叶甲、玉米大小斑病、苹果金纹细蛾、苹果叶螨、棉铃虫等在不同区域也将不同程度发生，这些都对秋作物的生长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切实做好秋作物重大病虫防控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秋粮生产事关我省全年粮食丰收大局，特别是在地震灾害之后，夺取秋季作物丰收对全省抗灾救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秋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秋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的责任感，把秋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做为恢复生产自救和下半年农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抓好、抓实。省上成立了由主管厅长负责的病虫害防控领导小组，各地也要成立重大病虫害防控指挥机构，强化组织领导，将病虫害防控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落实各项措施，力争将重大病虫总体损失控制在5%以下。
二、认真监测，准确预报
各级植保部门要加大玉米等秋作物和果树病虫监测力度，尤其是对迁飞性、暴发性害虫，如粘虫、玉米螟、蝗虫、草地螟、水稻两迁害虫及马铃薯晚疫病等重大病虫害要高度警惕，组织技术人员对重点区域采取系统调查与大田普查相结合，结合天气预报等因素做好中短期预报。要通过植保信息、广播，报刊、电视预报专题、手机短信、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会病虫发生信息，宣传病虫防控技术，提高信息的进村入户率。同时，要建立健全值班制度，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坚持重大病虫害信息周报制度，每周二定期向上级行政和业务部门汇报当地病虫害发生和防治动态，切实做到监测预警到位、信息传递到位、技术指导到位。
三、专业防治，提高防效
各地要认真执行《省年玉米、水稻等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方案》、《省年马铃薯晚疫病等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案》、《省年果树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案》、《省年蝗虫防治方案》，结合当地重大病虫发生特点，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方案，积极组织防治药剂、器械和燃油等物资，做好防治技术和人员储备，病虫一旦突发、暴发危害，立即启动相应的防控方案，迅速控制为害。同时，加强对专业队的组织领导和规范管理，加大对专业队员的技术培训力度，充分发挥应急防治专业队的技术优势和带动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化防治，提高对突发性、暴发性、流行性病虫害的应急防控能力，确保区域性重大病虫不造成重大损失，局部性重大病虫害不暴发成灾。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惟有粮食是为国为民之根本；农民与土地最亲，那是农民的根。这句话道破了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与农民的关系，而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农村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农村经济的变化牵动着全国的心脉：农业兴则百业旺，国家民族社会稳定团结。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然而，两汉时期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的经济变动给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打击特别是给农民带来巨大灾难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什么在如此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两汉时期农村经济会破产，原因又是什么。现从以下几个因素中略作分析。
一、水旱灾疫等自然灾害
两汉初期其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文景之治达到盛期，东汉光武中兴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盛期之下却隐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危机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甚至是国家的灭亡。例如从武帝时起，灾荒次数惊人，而且水旱虫蝗无所不有。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四年，六月，旱；五年，五月，大蝗（《汉书・武帝记》卷六）”六年，遣两将军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间者，数年岁此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等，五年夏，蝗虫生未复……（《汉书・严助传》卷）。[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八月蝗；六年，夏，大旱，蝗；[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大旱；[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夏，大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大水，关东饿着以千数，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泛滥为中国害。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旦，蓄积漂流，百姓木柄，千里无庐，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三年，夏四月，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死；六年，秋大旱，蝗。是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关东蝗大，蜚至敦煌；二年，秋，蝗。三年秋，复蝗。[天汉]三年（公元前100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而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六年，大旱。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东西数千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平帝元始二年]夏四月，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秋，蝗，遍天下；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转引自《中国历朝史料汇编》）
此时期，水旱天灾虽不至于使国家大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但藏着的深层的，看不见的危机却已潜在并萌芽出现，到汉末已明显地显露出。
十一年辛未新莽始建国元年，河决魏郡（今河南安阳北）泛清河以东数郡。新莽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蝗；三年，关东人相食，流民入关者十万人，吏资赈粮饥死者什七八。65年，明帝永平八年，秋郡国十四大水；十三年，汴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自平帝以来的60年之河患，修改。十八年，京师及衮豫徐大旱，89年，汉孝和帝刘肇永元元年，郡国九大水；四年，郡国十三震；七年，京师震。109年，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汉顺帝永建元年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今甘肃甘谷东）地陌裂，6.5级。永和四年，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七月三辅大旱，自是年四月至七月；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从以上一系列的水旱灾害、河流泛滥，霖雨雹灾，旱魃，蝗虫瘟疫中可以看出自然灾难，疾疫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经济造成很严重的打击。国家财政和政府虽从事救济，可毕竟人才有限。特别是大灾之后“岁比不登”，只好听之任之。农民只有破产流亡，任天灾蹂躏。自然灾害是引起农村经济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恶劣的政治因素和军事战争
汉代的地方官对农民夙有极大的治理权与支配权，汉全盛时对官吏慎于选任，严于监督。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分掌，内外廷互相牵制，地方政府以郡为基本，下治县邑上受刺史监察，武帝集权之后，三公“坐而论道”，九卿权也被剥，中央集权移到尚书台，和帝以降，尚书台为官处戚把握（争权夺利），地方刺史权力加大，政治重心向两端移，政治组织解纽，失掉了效能。具体表现为吏制政风败坏，官吏歪曲国法，非法“侵鱼百姓”特殊征战，盗贼蜂起，多方面的压迫剥削造成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破产流亡，从根基上对农村经济加以动摇。
比如，和帝以后，东汉统治集权日益趋于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处境日益恶劣，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迫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用赐爵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相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竟达10万户。地方官吏为了邀赏，常常隐瞒不报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万官四百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公卿等官千万钱、五百万钱不等。而这些人到任后，便拼命搜刮人民以加倍捞回资本，这种敲骨吸髓式的残酷剥削，使脆弱的农村经济摇摇欲坠。
新莽时王莽无端挑起外患，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议满30万众……穷迫匈奴，……攻打朝鲜。莽末，岁饥兵起……百姓莫事农桑。……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经济活动，男辍耕耨，女停机杼，并且军事战争赤眉起义纠缠在一起，搅作一团，破坏怕特别强烈，赤地千里，流民入关十余万人“老弱相携，穷团道路。”（《后汉书・安帝记》），桓帝初年，战争耗军费400亿钱，国力大损，人口减少，生产凋敝。更不用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三、豪右兼并
汉武帝以后，土地兼并急剧膨胀（因当时财产观念宗族观念）田租率的过低等都促使一般富贵阶级大规模兼并土地。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家族和地位也购买或豪夺土地，如淮南王安后荼，太后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甚至武帝也“置私田于民间”。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甚至千顷以上，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靠豪强地主起家，田庄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至东汉晚年，豪强地主田庄“膏田满野”，或至“数百千顷”，大地主遍地都是，人民特别是农民沦为佃农、雇佣，或为游民佣保，甚至卖为奴婢，
工商业家发了财便投资于土地，“以末致财，虽家资千万，乃至成千万，但仍须“用本守之”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另一面，大地主大官僚商业以图暴力，加速了农民破产。甚至到了元后八十年，汉武府又因受儒家经济思想影响，取消了二百年来励行的统治经济政策，恢复了战国――汉初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工商业势力重又膨胀，同时吏治破坏又产生了大量贪婪的官僚，加速了农民、农村经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