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合法性；认同；政治制度
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回顾与界定
自人类有政治生活起，人类对政治合法性的思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前国家时代，人们所关注的是特定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威望来引领他们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摩西率众出埃及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其次是进入国家时代，人们形成了一种自然哲学或神学政治观，政治制度是某种神圣的秩序或天命帝意。西方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中国的“君权神授”说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点。再次是近代社会以来，经过启蒙运动，神权政治观逐渐为权利政治观所取代。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
谈政治合法性不能不提马克斯韦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看来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提出了三种合法性来源的理想类型：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比如家长制、世袭制；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克里斯马。克里斯马式人物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这种合法性的基础相比前两种更为牢固。
由以上发现政治合法性是个内涵相当丰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
第一，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层次。就公民认同而言，合法性相应地也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国体层面，公民对国体的认同产生的是国家代表之象征即；其次是政体层面，公民对政体的认同产生的是政府之权威；最后公民对政治角色的认同产生的是政治权利和义务。
第二，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方面。随着公民的认同发生变化，那么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状态会有两个端点：一端是极认同，可以设想为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一切持全盘的接受与支持；另一端是极不认同，公民对政治制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是对极不认同端的推崇和支持者。同时人们对政治制度趋向于极端认同状态也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时期的政治合法性状态可以说几近于极认同状态，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是空前灾难。
二、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改革开放前政治合法性的特点是认知层面上意识形态的范围及作用特别大，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有意识推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民众集体衷心接受的结果。民众对政治结构的认同表现出的是对政治任务的无条件接受、积极性、主动性与真诚的献身精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知层面意识形态的影响大不如前，民众文化心理层面开始表现出多元化、世俗化、理性化的特点。原先清晰可辨而且基本固化的阶级(工人、农民等)局面已经开始细碎化，社会开始孕育新的阶层，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比较了改革前后的两种境况之后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前改革时代的政治系统拥有巨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而现今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在迅速流失中，于是认为必须重振创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传统手段如宣传灌输等等，但又不能避讳以前的政治手段存在着种种弊端．只好在强调传统手段的同时注意消除其弊病；另一种倾向认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有的政治系统要想继续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转变模式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但是何种模式更具合理性值得讨论。
前改革时代的政治合法性状态处于极认同一端，对政治系统来说维持这样一种状态所耗费的政治成本与政治资源是极其高昂的，它是以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缺乏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为代价的。前改革时代的政治状态的意义在于其过渡性，即从威权统治转向法理型统治，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中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国家权力强化政治合法性。要构建一种合理的政治合法性状态要满足以下几方面：其一，均衡性。这种合法性须不能处于极认同和极不认同这两端上。其二，持久性。它不会导致政治发展与社会演进的脱节。其三，廉价性。其不是以政治资源的高耗费为代价的。所以重构政治合法性的合理状态应当寻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以及公民文化的契合。这里必须指出，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在进行治理时都必须伴以一定的意识形态，这既是统治效用的需要又是治理理念的需要，所以不是要不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如何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及时革新成功地实现意识形态社会化。从结构层面看，一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属于政治发展范畴，有提高公民政治认同的作用；二是扩大政治参与，因为政治参与的基本倾向是认同性的和合作性的，公民或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
总结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治合法性状态的追寻与合法化理论的构造。满清晚期曾立宪改制、国民政府曾用三民主义来支撑其政治合法性，但只有共产党赢得了民众前所未有的合法认同。但前改革时代政治合法性状态的构造与维持的实践说明，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的探求问题，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具有紧迫性。目前民众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目前更多是建立在从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福利、政治系统的功能方面，而非对政治制度价值的心理认同，所以构建一种合理的现代化的政治合法性状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西方政治思想史(全五卷)，徐大同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政治学导论，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基层政治参与 有序性 困境 消解
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众始终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在社会民众参与政治的力量逐步壮大的现实状况下，畅通政治参与途径、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推进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和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
基层政治有序参与的作用分析
（一）制度、体制的架构
1.基层政治参有序化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异化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合法性却是来源于普通民众的认可。因此，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不应该只是依赖于国家的绝对权力，而应充分获取民众与社会的支持。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信息传播方式的更新、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都为国家与社会、民众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基层政治参与的发展。
基层政治参与是联系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渠道，它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社会管理，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实现政治运作的透明化、公开化，有助于杜绝各种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为国家只是公民意志的代言人，公民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政府也就失去了坚实的权力基础。政府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强调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发挥好民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可以更好地保障好民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
2.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法制化。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治国方略，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选择，更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明确目标。依法治国的真正落实需要社会实践来检验，这就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只有不断地从民众中汲取营养、获取政治智慧，才能使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推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实现社会公正。
当前基层政治参与实践触及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盲点，如民告官、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都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只有让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到社会政治实践中，给予其法律的武器以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二）文化、心理上的准备
基层政治参与可以培养社会工作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等，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1.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它是与传统社会的臣民意识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意识。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塑造了国人的依附人格，导致我国社会缺乏公民意识。虽然我国也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是它离民主还有较大一段距离。因为民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君王的统治，而不是为了约束政府，不是为了人民获取真正的自由。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可以改变国人的这种依附思想，培养国人的民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使民众学会正确行使拥有的政治权利。
2.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培育民主、公正的政治文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在深层次上支配着利益的具体运行轨道，也就决定着行为的最终发生以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所以政治行为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政治文化（聂智琪，2003）。深入分析可知，我国近代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只有重塑民主意识、培养民主文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崛起。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层政治参与可以使更多民众真正参与到民主建设中，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公正的政治文化。
我国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困境与原因分析
（一）我国基层政治参与现状
1.在参与的动机上表现为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重。改革开放是我国政治参与动机的一个分水岭。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政治责任，往往是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参与政治生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追求特别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并努力通过政治参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社会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取向大于政治取向的特征已经成了现代基层政治参与的基本发展趋势。
2.在参与的态度上表现为积极与消极并存。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在不断提高。在基层民主的不断推进中，民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政权之中，并通过基层组织这一平台管理社会事务，实现自己当家作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另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人对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认为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
[关键词]90后 本科生 理想信念
[作者简介]张永强（1985- ），男，山东莱芜人，江苏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丁雯雯（1986- ），女，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江苏 镇江 21201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4-0074-02
“90后”不仅是当前在校大学生的绝对主体，而且是当前普通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受众。于是，做好当前普通高校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做好“90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十”报告指出，理想信念是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了解“90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状况是有效开展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前提。笔者以江苏省内高校本科生为研究总体，考虑到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运行现状，以大一和大二的本科生为调查主体，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90后”本科生的理想信念状况有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把握与理解，并对此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本次问卷调查的内容涉及四个层面，包括大学生活、职业规划、价值追求、社会政治。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69份，其中有效问卷935份。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男生占57.4%，女生占42.6%；汉族占97.5%，少数民族占2.5%；党员占2%，共青团员占98%。
本文首先从静态的角度，粗略勾勒了“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的状况，其次详细阐述了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体系，说明了大学生活、职业规划、价值追求、社会政治这四个层面的理想信念之间的关系，随后结合前两部分的内容，分析了“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的长处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当前“90后”本科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状况素描
（一）大学生活层面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大部分“90后”本科生的大学生活目标明确、动力强劲，并且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难题。其中，有明确奋斗目标的占67.8%；有85.4%的学生大学生活心情舒畅，并刻苦学习为将来工作打基础。在学习时间的分配上，专业学习和英语学习居前两位，分别占到65.3%、13.7%，这说明了“90后”本科生学习的侧重点所在。而学习紧张、与教师沟通不够、社会变革快是当前大学生活所面临的主要苦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大学生以学习作为大学生活的主要任务，对自己前途的考量是以社会的需求为标准，同时，与任课教师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而在实现生活理想的信念调查中，“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比重居前，分别占29.8%、29.6%，选择“报效社会”的仅占8.5%，从此可以看出：“90后”本科生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重，对社会价值的考虑有所欠缺。
（二）职业规划层面
在反映大学生职业规划的问题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方面，去外企或金融机构的最多，占到37.5%，但是，选择政府机关、大学（研究所）的总和占到39.8%。这说明大学生的就业方向表现出了两个特征：多样化和集中性。多样化指的是供大家选择的就业方向多；集中性指的是在多样性的形势下，大家趋向于选择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从而使这一个或者是这几个的选择比重远远高于其他选择。在就业前途的调查中，85.4%的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并努力奋斗争取明天的幸福，这反映出了“90后”本科生积极向上的心态，与对他们大学生活层面的分析相对应。在就业现象的分析中，“90后”本科生对大学生底薪求职已基本达成共识，表示如今就业压力大，应该放下大学生架子进行求职；但是他们对大学生“傍大款”还存在分歧，选择反对的占44.0%，选择很正常的有39.8%，这说明大学生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职业规划还存在一定的迷茫。
（三）价值追求层面
通过问卷分析得知，他们上大学的目的主要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改变生活环境，提高社会地位，占74.6%；有66.9%的调查者认为目前大多数国人在思想上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他们的入党动机主要是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并早日成才，其次为他人和社会多做贡献，分别占52.4%、23%。这三部分的结果与我们前面对“90后”本科生实现生活理想的信念调查分析相一致，即目前他们考虑的主要是个人理想如何得到实现，现实主义的倾向比较强烈。
（四）社会政治层面
“90后”本科生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理想信念状况。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赞同我国当前的政治方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满信心。但是，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有66.9%的同学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不一定是坏事，选择“很危险，应该警惕”的占16.2%。我们认为，这种选择说明“90后”本科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加理性，不搞“一刀切”，但由于他们的知识所限，对西方意识形态内容的了解不很透彻，所以要做好他们的引导工作。
二、一种分析框架：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体系的构建
在对“90后”本科生的理想信念状况进行了素描后，我们尝试建立一种分析框架。我们根据系统论中关于系统特性的论述以及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观点，建构了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体系。
我们认为，理想信念是由不同层面的内容构成的，它自身也是一个体系。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已对理想、信念以及理想信念的定义与内容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阐述，并且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本文在此就不赘述。但是，对于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体系还没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应该包括大学生活、职业规划、价值追求以及社会政治四个层面。根据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观点，每一个层面发挥着不同但又具有关联性的作用。社会政治是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最高层次，决定和制约着价值追求、职业规划、大学生活的发展方向和实现程度。大学生活和职业规划是社会政治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政治的具体体现。而价值追求则渗透在大学生活、职业规划、社会政治这三个层面的理想信念之中，使之成为道德伦理层面的特殊的理想信念形态。至此，这四个层面构成一个体系，使得大学生理想信念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出现，并且这四个层面相互依存并各自具有独立性。
具体而言，这四个层面与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息息相关。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最基本的内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是仅仅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社会政治层面不仅是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最高层次，也是全体国民理想信念的最高层次。从体系的等级结构性上来讲，大学生活和职业规划是社会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层面理想信念的成功实现直接有益于社会政治理想信念的巩固与实现；当这两个层面理想信念的实现遇到阻碍时，对人们心中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单纯的灌输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是没有用的；只有在稳固好基础的前提下，高层次的理想信念才会事半功倍。
然而，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体系都是与外部环境处于互动之中。从此，可以看出外部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追求这一层面实现的。前文已经指出，价值追求的高渗透性决定了他对其余三个层面都会产生影响。
对于体系内部的四个层面而言，它们也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并且相互影响。每一层面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层面的发展变化。然而，一个体系若要体现出良好的效果，体系内部就需要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所以，要想维持这种平衡，当某一层面发生变化时，就要进行调整与应对，以防平衡状态被打破。
以上是我们对这一框架的阐述，下面我们将结合这一框架对通过问卷调查反映出来的“90后”本科生的理想信念现状进行分析。
三、“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状况分析
根据我们调查的统计结果，结合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体系，我们认为，从整体上来讲，“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状况是集中性和分散性并存，趋同性和差异性同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部环境通过价值追求层面对其他层面乃至整个体系的影响日益加深
从前文第一部分的阐述中，我们发现“90后”本科生在大学生活、职业规划两个层面涉及“价值判断”的调查中，表现出来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即，他们凸显出较强的务实倾向，更加侧重于个人理想的实现。可以说，他们对工具理性的认同已经高于对于价值理性的认同，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例证。
为什么“90后”本科生在大学生活、职业规划甚至社会政治层面的理想信念会发生如此的变化呢？从对价值追求层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到了答案，在此层面上他们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也反映出了此层面的高渗透性。而价值追求层面是理想信念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的桥梁，正是外部环境通过价值追求层面来影响其他层面，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复杂的社会环境首先改变的是“90后”本科生在价值追求层面的理想信念，进而影响其他层面。
（二）社会政治层面表现出很高的稳定性
在我们对“90后”本科生社会政治层面理想信念的调查结果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对党的最高理想、指导思想的认同，以及对现阶段国家发展道路、党的奋斗目标的赞同。从这我们认识到，党的先进思想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的心中，他们会成为我国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对“90后”本科生大学生活、职业规划和价值追求层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正是有了这份信心与关注，他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形成正确的适应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
（三）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层面还存在误区
通过对调查问题的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90后”本科生在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层面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大学生活层面，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追求更好的分数，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学业竞争力。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历练自我，其目的不是报答社会，而是更大程度上提升自我。
第二，在职业规划层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就业理想，加大对各种证书的投入，形成“考证热”，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在就业地区的选择上，他们大都喜欢去东部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而选择区农村的仅占4.3%。
这两方面的误区反映出了理想信念的差异性和分散性，说明了当今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就业压力对他们的影响。这两个层面作为理想信念的基础、根基，存在这种误区，对社会政治层面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90后”本科生理想信念状况的反思
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看到，社会政治层面已经表现出了比较高的稳定性，目前主要的是维持这种稳定性。而这种维持要通过价值追求、职业规划、大学生活这三个层面的协同配合来实现的。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做好这三个层面的引导教育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做好价值追求的引导教育工作。价值追求作为一个与外部环境接触最多的层面，做好它的引导工作，就是要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价值追求要通过其他三个层面体现出来，所以大学生活和职业规划层面的理想信念引导也要重视，因为它们是基础，可以说只有“90后”本科生对基本的生活和就业有信心，才会更加关注社会政治这些更高层面的内容。需要指出的，面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高稳定性，社会政治理想信念的灌输也不能放松，是要在灌输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他三个层面的引导。
总而言之，大学生理想信念作为一个体系，其内涵的四个层面密不可分。要想做好理想信念的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放松，只不过根据时代的变化，侧重点理应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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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绪琴.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关键词：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52-03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状况及政治发展环境的综合体现，更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工作最基本的力量支撑，也是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主要战场，基层党组织在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非同一般。基层党组织和群众接触最多、离群众最近的，是展示党风政风最直接的窗口，也是引领社风民风的旗帜和标杆。因此，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是整个政党政治生态的基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从净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做起。
一、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生态恶化、腐败雾霾、党内潜规则、圈子文化等已经污染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损坏了党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作为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领导着13亿多人口大国的党，必须实现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把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政治生态恶化的根源在于管党治党不严。2014年10月8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1]适应这一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管党治党要“全面”和“从严”，对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进行硬性约束，而且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宏观框架“四个全面”之中，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责任担当。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全党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治理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关键在“严”，就是要解决管党治党“过宽”“过松”“过软”“过虚”“过空”等问题，思想教育从严、制度建设从严、党规党纪从严、执纪治吏从严、作风建设从严、防腐反腐从严。要害在“治”，就是从各级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承担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特别是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分内之事。基础在“全面”，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从内容上看，包括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从管党治党的方法和途径看，有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有深入基层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主体和对象看，全面从严治党面向的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中央组织到地方组织再到基层组织、从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到基层普通党员，都在“从严”治理的行列。如果从严治党只在中央、地方组织层面而没有基层党组织，如果只在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层面而没有基层普通党员，就违背了“全面”的本意，这也是近来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意义之所在。
二、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兜底
在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领导党，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当代中国政治活动的核心和灵魂。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从根本上决定和主导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必须牵住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这个“牛鼻子”。
而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是整个政党政治生态的基础，在整个政党政治生态中l挥着兜底作用。这种基础作用是由基层党组织的性质和组织特点决定的。从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具有高度的科层化特点，从上到下分别是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三级体系严密排列。中央组织是全党的领导机关，是党的中枢神经系统；地方组织是沟通中央和基层的桥梁，主要作用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服从”原则（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保障之下，基层组织受地方组织领导，地方组织受中央组织领导，从而形成统一协调的组织渠道，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可以自上而下迅速地进行传达和严格的贯彻执行，同时党员的意愿和主张又可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映和表达。
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党的组织基础，还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密植于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直接领导着数以千万计的党员，每个党员又各自联系着一批群众。党通过基层组织整合社会，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而且，党的所有活动基本都是以党支部为最小单元组织和开展的，党支部承担了党的基本职能，包括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进行政治学习，吸收和发展党员，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密切联系群众。正是基层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特点和层层控制、环环相扣的基层网络体系，保证了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保证了党能够对社会大众进行价值引导和政策宣传。
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一个地方的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情况不仅反映出该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和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到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同时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状况还会由下向上传导和输送，影响整个政党政治生态状况，甚至还会通过党支部、领导干部和党员的作风、行为传输到社会中去，深深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因此可以说，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是整个政党政治生态的兜底。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优良，那么，整个党的政治生态就会有一个好的基础；反之，如果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恶化，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下降，党、政府和官员、党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必然受损，党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也会受到影响，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三、基层党组织是展示党风政风的窗口
党风即党的作风，是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折射党的精神风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政风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工作作风以及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行所表现出的行为作风和道德风范。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政风是党风的延伸和实践体现。
基层党组织是代表党的形象、展示党的作风最直接的窗口。首先，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推动者，是党的各项政策在基层最直接的落实者，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基层党组织离群众最近，和人民群众的接触最多，人民群众对党的印象的好坏，直接来源于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能否成为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最直接的力量；能否对人民负责并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朋友，随时向群众伸出援手，给群众以温暖、庇护和支援；能否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承担起掌握群众的思想状况、生产和生活状况、利益矛盾和诉求、心声和愿望，并把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反映给上级党组织，这些是最能反映党的宗旨是否落实到位，最能展示党的形象和作风状况的考量因素，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这些来了解党、认识党、判断党。
群众路线贯彻的好不好是衡量基层党组织作风好坏的重要标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是党一切工作和努力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是每个党员思想与行为的最高准则；“一切依靠群众”要求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相信群众，因为群众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来一去的过程中，党的作风和形象、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态度和言行都直接、鲜活地展示给群众，同时也影响着群众。
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群众观念淡漠，服务意识缺失，与民争利，贪图享受，甚至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腐化堕落；一些行政部门、执法机关、权力部门“吃、拿、卡、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使党和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2]同志的这句话，突出反映了基层腐败和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蝇贪”成群，则祸害如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现象不仅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而且严重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干部离特权、私利近，则离群众远；“潜规则”“圈子文化”多，则“明规矩”少；“为官不为”、花架子多，则勤政务实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多，则埋头苦干少；攀比摆阔、奢侈浪费多，则勤俭节约少；迎来送往、招待应酬多，则深入基层少。“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3]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使基层干部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宗旨意识和为民办事的能力，认真解决好群众深恶痛绝、损害党群关系的问题，才能凝聚党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十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零容忍、全覆盖，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惩，既严查严惩领导干部，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将“微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苍蝇”大量滋生和蔓延污染政治生态，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还政治一个清朗天空。
四、基层党组织是引领社会风气的标杆
社会风气又称“风俗”，“风者，气也；俗者，习也”，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趋同一致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和水土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反映。社会风气往往被一定范围、一定群体相效仿、流行和传播，是人们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和参考标准。社会风气如何，从大的方面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念、精神面貌和凝聚力；从小的方面看，它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处理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方式。社会风气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推动和阻碍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三风”中，党风起主导作用，政风是党风的实践体现和延伸，社会风气是观测党风、政风的风向标。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社风民风淳。反之，若党风不端，政风必不正，社风民风必日下。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了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2]如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在党不言党，在党不爱党，必然影响群众对党、对国家的信任和情感认同；如果h内不讲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必然麻痹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判断，助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动摇社会良知；如果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必然把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助长社会潜规则和圈子文化，影响社会风气和人际交往方式；如果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屡屡成功而“不跑不送、原地不动”，那必然纵容错误思想和行为，助长投机钻营和“跑”“送”之风，损坏正义之气；如果党内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家长制作风严重，必然影响群众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监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发挥；如果为树高大上的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必然破坏正常的工作方式，助长形式主义和“假大空”做派；如果领导视察、活动安排重视排场，营造人山人海的仪式，必然助长社会上的浮躁之气；如果党员干部摆阔气，贪图享乐，追求奢华，那群众必定跟风攀比，助长遗风陋习和奢靡之气，破坏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党员干部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必然抬头。渐渐地，跑官要官、权钱交易、阿谀逢迎、阳奉阴违、随波逐流、攀比浪费、不讲道义、不讲原则就成为党群之间、群众之间的处事原则和氛围。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基层党组织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密切联系群众，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凝心聚力，增强党的感召力和战斗力。群众也会在与基层党组织“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中感受到党“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服务中体会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从“传帮带”活动中学习党员的理想信念、奋力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反之，如果基层党组织把群众立场站歪了，把群众观点丢掉了，把群众路线走偏了，服务群众异化成服务自己，贪占群众财物、拖欠群众钱款、侵占群众利益，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必然受损，腐败之风就必然侵入普通百姓家；为群众办事、为群众解决难题异化成、雁过拔毛、吃拿卡要、优亲厚友，那群众只能被迫送礼行贿、拉关系走后门，社会风气和民风就难免被污染和恶化。
参考文献：
[1]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
一、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直接领导的关系。中国既不存在议会内阁制中政党组阁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存在三权分立下的最高行政首脑直选产生的制度和机制。国家其他机关均从人民代表大会中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发挥自己领导作用的关系。从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权的偏爱已成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党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契机，调整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由直接转为间接。
关键词：地方政府；基层社会管理；职能；社会自治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既涉及到地方政府管理，又涉及到居民自治，是多元参与的动态复杂过程。实现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有利于促进基层自治组织成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基层社会管理理论分析及阶段模型
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民主政治、减少政府行政控制是必然趋势，但是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根据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发育状况，相应调整和转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适时地缩小干预领域、调整干预力度、变换干预方式，扮演好政府不同阶段的角色。
在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充当着“监护人”角色，尊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并适时地培养扶持和监督指导，与其互补共治。如图1所示，政府作用的发挥会经历“抚养培育-辅助成长-指导监督”三个时期，在完全实现社会自治之前，政府不仅要承担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责任，而且应积极培育和强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熟。社会自治力量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经历与政府相对应的“索取依赖-学习进步-成熟独立”三个时期。图1中显示了二者相互对应的不同时期以及各自在社会基层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图1）
我国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功能尚不完备，存在官方色彩浓重、自主独立性差、影响力不强、经费来源难以稳定以及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种自立能力尚弱的“幼小”主体急需“监护人”（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给予必要的帮助，以适度的干预形式组织、协调和推动其迅速健全成熟。当前阶段，地方政府不仅不应放手，而且应发挥主导作用，将关注的重点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转到重点培养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上来，主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辅助和培育社会自治能力，视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干预的程度和领域。当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功能完备、有能力实现社区“自治”时，政府必须放眼于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指导，放权于基层自治组织，将现行“强政府”性质的政府主导管理结构转变为社区自治为主、政府仅做必要引导和严格监督的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服务与政府监督指导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直至完成“政府主导-二元治理-社会自治”的过渡和交接。
二、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探索及评价
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行政主导的“上海模式”、社区自治的“沈阳模式”、半行政半自治的“江汉模式”以及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杭州模式”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它们或将社区建设的重心放在街道办事处，以行政支持、加强地方政府作用为导向，或界定责任和功能边界，“多中心”组织保证，或以政府下放权力、注重社区自治为特色，或注重社区结构性体制创新，构建“选聘分离”的管理体制。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并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我国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各类治理和相应成效之间的关联看，基层社会管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尝试。
（一）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分权。1998年民政部在全国选定26个国家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和社区体制改革，并于1999年至2000年先后出现了“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沈阳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与社区分权的课题，但是没有破题。当时，全国社区体制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委会没有自治性，仅仅是区街政府的“一条腿”。与“沈阳模式”相比，“江汉模式”注意从初始制度的创设上着力消除“沈阳模式”未触及的“体制瓶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江汉模式”体现了不少科学理念和价值取向，但由于没有触动城市行政体制，随着政府职能社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二）逐步让权社区的探索。2000年以来，有的城市开始了社区体制改革的新探索，试图弥补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的不足。理论界把这一新的探索成果称之为“社区工作站模式”。从学术角度来看，社区工作站模式是政府职能社区化模式，是为实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在社区设置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纷纷掀起了创建社区工作站的浪潮。与“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相比较，社区工作站新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不同程度地理顺了政府与社区关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需要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
这些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相对成熟、成功的社区建设都以资金投入为健全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为重要基础，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居民自治组织为重要力量，以人文关怀为重要感情维系。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支持和引导投入。这些实践也充分验证了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政府主导基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弱化具体细致的管理，加强监督，鼓励并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根据社会自治力量在当前阶段呈现出的特点，调整对其干预的程度、形式和领域，特别应注重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扮演好政府现阶段在社会治理中的“监护”角色。
（一）出台政策规章，保障社区法制化管理。面对社区管理的新形势和基层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社区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以制度的力量依法治理社区。一是制定和不断完善发挥市场机制、共建机制、志愿机制作用的政策，特别是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政策以及鼓励志愿服务深入持久开展的政策，使政府从“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做更加需要政府关注和下工夫的事；二是制定和完善向新建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困难群体聚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倾斜的政策，促进平衡发展。
（二）抓好组织整合，凝聚社区建设力量。长期以来，存在于社区的单位和其他组织，由于对社区事务不够了解，又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社区服务，不愿也难以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政府应发动各类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首先，整合地方政府力量，组建由政府负责人挂帅、民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社区建设，形成合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鼓励社区所有成员参加的社区建设联席会议，整合区域所有成员和资源，协调区域内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各群体，使辖区内的社区管理有秩序进行，和谐统一。可以整合基层政府的工作机构，在街道层面设置“一站式服务”，改进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养老等福利项目。
（三）创新管理体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制度层面，地方政府担负着加快社区配套制度建设、切实保证社区组织自治性质的使命，应通过完善各项制度，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职能界定、权利义务以及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用制度保障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地方政府要着重做好几个转变：一是把与社区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交给社区，提升社区组织管理地位，实现由微观具体向宏观统筹的转变；二是主动帮助社区排忧解难，搞好服务，做好协调，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指导、服务转变；三是对社区建设成效考评中，居民满意度指标要占合理权重，促使社区组织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实现由上而下垂直考核向兼顾上级认可和群众满意的综合考评转变。
（四）培养扶持NGO，提高社区自治能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和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政府转移出来的大量公共服务职能需要更多微观主体来承接和具体实施。与此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参与主体不够多元而受到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政府之外的NGO存在并有效发挥作用，承担从政府集权式管理向社区治理过渡的中介角色，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完成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衔接。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鼓励、促进、推动基层社区领域NGO建设，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进行适度培育和合理引导，使其与社区自治组织一起进行社区管理和建设。可以通过建立机制营造环境来培植NGO，促进NGO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作用。
（五）搭建沟通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对社区居民的情绪宣泄、意见表达、问题反馈进行快速收集和及时回应。对矛盾进行化解，对或愤怒或悲伤的情绪给予抚慰，对群众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负责任地处理，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完善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推动基层社会健康发展。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社区建设管理的实践，都明确和验证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应坚持政府主导的模式。地方政府不仅应在当前阶段介入和干预社会基层管理，而且应该将培育社会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力争在法制建设、规划设计、组织整合、体制创新、培育NGO以及搭建沟通平台等方面有所突破和成效，为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修好路”、“加满油”。
（作者单位：1.河北行政学院；2.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2]邓名奋.论社区自治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学习论坛，2007.1.
[3]石庆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国集体经济，2007.7.
[4]陈伯涛.构建和谐社区的主体及途径.领导干部网，2007.8.10.
[5]袁方成.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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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政协关于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临渭的重要举措。近期，区政协动员全体委员，采取分散调研、集中视察、座谈讨论等形式，对我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充分了解我区基层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现将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一、我区基层治理工作现状
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基层治理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新途径，加强基层治理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基层治理基础不断加强。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相关部门、街镇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改扩建城市社区17个，日间照料中心9个，智慧社区30个；完成部分社区“四社联动”示范点和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25个，幸福苑99个。对城区 “三无”小区，采取物业服务企业进驻、小区居民自治和小区党支部兜底三种模式进行管理，实现了事有人管、物业服务能改善、长期服务有保障的目标，清除了基层治理的盲点。
基层治理体系逐步健全。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村级组织中实行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强化了村级组织党的领导。建立“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等制度，落实了区级各部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责任，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运行规范化。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理清了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小组和村组干部的职责职权，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执行到位、监督从严的运行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异地搬迁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落实了异地搬迁社区内弱势群体的服务管理等。基层治理民主彰显。印发《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议事工作的通知》等，明确了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总体要求、内容范围、形式程序等，建立专题协商议事、重大事项工作监督等制度，基层群众民主参与意识逐步形成，以社区、驻社区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四方民主协商文明城市创建机制初步形成，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基层治理手段不断创新。基层法治不断健全。深入开展法律进农村和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活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服务、参与纠纷化解等常态化开展，各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群众有事找“法”的意识不断提升，依法治区成效明显。基层德治能力有所提升。近年来，全区上下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开展了家风家训进万家， “文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等以评弘德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一大批正能量的先进典型，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引导作用。科技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建成归属明确，拥有各级管理人员7000余名的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配合智慧社区建设，初步实现了“人、地、事、组织”等基层治理全要素信息常态化管理，做到了对辖区基本情况底子清、情况明、反应快，有效提升了公共管理水平。建成公安大数据平台等，对渭南城区所有街道、广场等人群聚集场所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监控，有效提成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等，为基层治理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基层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保障不充分。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现有设施设备还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部分村（社区）办公住房紧张，设备短缺，村级运行经费困难等现象依然存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塬区各镇、村，在渭北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组织体系不健全。基层治理党建引领作用有待持续加强，基层村（居）委会等群众组织有行政化趋势。社会组织、群团组织体系不健全，公益服务类、群众权益维护类社团组织较少。据统计，目前全区有各类社会组织436家，大部分为兴趣爱好类自发组织，每万人拥有登记、备案社会组织4.5个，其中社区社会组织仅有16家，其资源利用能力、自我管控能力、服务能力等参差不齐，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限，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基层治理责权不对等。基层街镇自身没有法律法规正式授予的执法权，导致他们在履行监管、督办等工作职责时没有底气。如在安全生产、环保执法等工作过程中就面临没有执法证、执法权与处罚权，监管执法，只能通过个人私下关系劝导整改，工作开展难度大，常常处于被动状态。
中心城市管理水平有待持续加强。我区地处渭南中心城市，各类城市问题突出。由于缺少统一的协调机构和牵头部门，各部门、单位在基础建设和管理各自为政。如城市道路建设、天然气、自来水、通讯网络铺设等过程中，朝建夕改，既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严重浪费，群众意见较大。城市物业管理，流动人口、弱势群体管理等公共事业缺少统一的服务平台，群众在反映供暖、供水等问题时渠道不多，由此造成的上访及群体事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困难。
三、对基层治理工作的意见建议
以党建为引领，实现基层治理有魂。一是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强力整顿软弱涣散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二是选优配强村（社区）干部队伍，建立村（社区）人才库，加强村（居）委会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队伍培训力度，增强基层治理的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优秀农民工定向回引培养制度，注重把思想素质高的产业大户、致富能人、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头人发展成党员，吸收进村（居）两委班子，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带富能力。三是实施党建整合资源力量下沉工作，继续深入推进“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等工作，统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等下沉服务社区，增强工作活力；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等职能部门职权下沉基层，改善基层有“责”无“权”的现状；加大对渭北相关村级组织的扶持力度，尽快解决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短缺等问题。
以自治为基础，实现基层治理有力。一是保障群众基本权利。加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力度、扩展公开范围，使知情明政得到最大普及，保障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和发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二是建立健全自治体系。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预防和化解矛盾机制，有效防范矛盾风险，加强矛盾源头排查调处。三是深入开展自治服务。更多的依靠和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推动“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做，村（居）民能做的交给村（居）民做”，最大可能实现社区村（居）民权益和意愿的最大化。
以法制为保障，实现基层治理有序。一是以宣传“七五普法”“民法典”等为契机，持续开展法律知识“六进六送”活动，充分利用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健身小广场等设施，发挥村（居）民主体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二是全面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将律师参与重大决策、重大事项法律风险评估和防控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三是加大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惩处力度，用生动的事例警示、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树立法制观念。
以德治为调节，实现基层治理有根。一是坚持依规立德。完善、推广乡规民约、城乡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居民行为准则，强化规范约束，发挥“明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二是坚持以文养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倡导全社会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倡导良好的家风、家训，推动德治教育从基础抓起。三是坚持以评弘德。大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以群众参与、喜闻乐见的形式，抓实乡风文明载体，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作用，带动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政治认同感；村民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99 ― 02
随着农村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乡村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过渡到了“后乡土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由不流动演变为了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也呈现了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农村空间的公共性也愈强；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中家庭农业、村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关系，使得后乡村社会仍留部分“乡土性”。在这种背景下，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一、“乡土型”向“后乡土型”的过渡
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三个特征：生活环境的固定性、群体内部的沟通性和社会关系的伸缩性。陆益龙指出：“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1〕这些“后乡土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生活环境的流动性、社会个人的独立性、社会制度的相对公平性。
首先，“乡土社会”生活环境的固定性向“后乡土社会”流动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中，出生在农村的人有着一种自然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认识，随之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风气。这种人不离土地的状态与农耕文明和农村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域性明显，人们“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随着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农民不得不逐渐地走出原本的圈子，提升自己的技能，抛弃自己的土地，融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农村人的生活环境也开始改变，表现出了流动性。
其次，“乡土社会”的群体内部沟通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个人独立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的面对面社群中，彼此的熟悉简化了沟通交流的过程，使得文字的重要不那么重要。乡土的“不流动”，使得人们很少接触到新事物以及获得新的经验，更多地是依靠人际之间的亲密互动和代际之间的传承。相比之下，在一个呼唤“常回家看看”的“后乡土社会”，个人独立性逐渐凸显出来，群体内部的沟通性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村民的交往途径反而更加多样，人们可以通过更多“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人与人之间信任却越来越少。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村民的视野和获取资讯的渠道愈发宽阔，这是知识爆炸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村民间的沟通也变得“快餐化”了。
最后，“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伸缩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制度相对公平性的过渡。费孝通曾经用《红楼梦》贾府的家族和亲族变迁来说明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4〕应该说，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和势力，但很多时候确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脸比翻书还快。后乡土社会则更加注重公平和公正，良好的竞争意识的建立表明了以往的人情社会在不断瓦解。当然，人情社会的现象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依然存在，并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不好的影响，但随着农村法治化的深入，有了明显的弱化。
二、“后乡土”村民政治认同感现状及原因分析
何为政治认同？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5〕大致而言，政治认同可以细化为组织认同、思想认同、政策认同和施政认同等。应该说，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新农村建设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们的政治认同感，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在组织认同方面，村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总体认同，但对腐败以及脱离群众、为官不为等现象仍有不满；在思想认同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但少数人仍对“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有所怀念，宗教和民间信仰在村民中有一定市场，对村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政策认同方面，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待遇提升等利好政策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现状，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但距离城乡均等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施政认同方面，村民对基层行政人员、村两委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是总体满意的，但认为工作流程中还存在类似暗箱操作等内容。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1.土地问题突出。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为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村的土地承包现象、宅基地处置使用权、土地污染、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突出。对于村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农村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被企业或者政府占用后，农民只能依靠社会保障或者通过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存于其他附加值极低的生产劳动。村民在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不容易产生赞许性的政治认同感。
2.基层管理监督弱化。基层干部队伍的松散，制度建立和监督管理缺失也是农村的现状之一。少数基层干部并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甚至想要捞村民的“油水”。如市县政府要给予失地农民补偿，但是一些政府却克扣原本属于失地农民的补偿金，私吞或者挪为它用。制度体系的建立落后和行政管理透明度低，使农民无法进行有效地监督，这必然会使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下降。
3.村民参与度以及权力意识淡薄。从整体上看，村民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他们对拥有的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的途径并不清楚，也就无从谈起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了。这造成了村民群体对基层干部工作不了解，陷于“有话没地儿说”和“有话不知如何说”的窘境。村民群体不能真切地感受到政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自然不能培养出较高的政治认同感。
4.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的保障是务农群体的定心丸，只有社会保障好了，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存在着保障范围不全面和保障力度不大两大缺陷。村民群体感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政治认同的培养。
5.多头管理，九龙治水。在农村经常出现资源整合低下，行政效率低，村干部或者个部门在问责时互相推诿扯皮等现象，这些现象是诱发村民对基层管理质疑和怨怼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些现象归根究底是政府部门之间没有理顺权责关系造成的。政府行政效果欠佳和行政效率低小极容易让村民产生不信任感，这不利于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
6.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到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政治喉舌的功能和作用，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政府和村民之间沟通的障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村，村干部常常忽视农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浪费时间和经历，殊不知，为了贪图在工作开展前的顺利和省心，是要后面工作的正式开展和实施遇到更大的麻烦作为代价的。如果宣传工作没有做好，村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就不能很好地配合政府工作的开展，更不能在心里产生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认可。
三、“后乡土社会”的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途径
“后乡土社会”的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体要经历利益认同、制度优化和情感内化三个阶段：
一是利益认同。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人们前行的永恒主题。要培养起务农群体的政治认同感，政府首先要保障村民的利益，保障村民稳健的生活来源，并建立起适应社会现实的保障体系。因此，利益认同是培养村民政治认同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政府一定要把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对人民负责。政府如果能够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为其谋取利益。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治认同感休戚相关。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要做好再分配工作。社会资源犹如一个大蛋糕，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力争把社会大蛋糕做大，同时政府更要注重社会再分配的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要为农民拓宽创收渠道，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二是制度优化。制度为社会制定了行为标准和规范，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制度就像一个笼子，告诉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行为的界限，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制度对政府职能的监督以及人民利益的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个漏洞百出的制度，极可能制约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求政府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将制度进行优化，竭力为农民群体服务，从而优化政府的各项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形象。具体而言，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如同一把保护伞，是人们生活的最低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社会的稳定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农村，必定不能给村民以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第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建立良好和高效的政府管理机制，是缓解人才匮乏的好方式。村级干部依章办事，依规办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明晰工作内容和工作权限。但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还须与时代和社会情况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后乡土社会环境下，灵活地处理好农村复杂的社会事务。
第三，完善群众监督制度。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不管是哪一级的政府部门或者村级自治组织，都要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力了解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在农村，监督的主力军应该是村民。但是在许多村民并不在监督体系之内，“暗箱操作”使得村民被排除在管理村级事务之外。让务农群体参与农村的管理事务，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透明的群众监督制度是树立政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是情感内化。这一阶段的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府、国家和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许的心理状态。农村从思想上自愿接受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并且能为保障自己的权力发生，懂得如何有序和理性地参与民主管理、决策、监督、选举等政治活动。情感内化是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人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当村民的政治认同上升为一种情感体验时，表明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群体乐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政治生活，并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建言献策。应该说，情感内化作为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是人们对政治运行程序和官员政治作风的认同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和升级，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信任的桥梁。
〔参 考 文 献〕
〔1〕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2010，（05）.
〔2〕〔3〕〔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