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一五”结束的一年，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十二五”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
今年我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人均GDP 4000～10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范围，世界上能够真正走出这个中等收入范围的国家不多。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式处于粗放状态，仍然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要么依赖进口，要么依赖外资企业来提供。我们在“十二五”提出把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并且在发展方式上取得突破，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建议，具体来讲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在需求结构上要实现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转变，主要是要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近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50%多逐步下降到现在的35%。而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是60%～70%，美国是70％，日本是60％多。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用3~5年时间实现需求结构的大转变，使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5%提高到50%。对电子信息产业来讲，这意味着消费类的电子信息产品和服务将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为此，我们还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要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个转变是经济增长要以第二产业带动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很低，增加值的比例只有43%，就业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例同全世界水平相比低很多。美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都占了70%多。服务业发展滞后会造成就业比较困难，甚至制约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我国GDP总量和美国相比差9万亿美元，主要是差在第三产业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实行的营业税比第一、二产业实行的增值税的税赋要重，其他费用也高。“十二五”期间，我们一定要通过制定鼓励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来促进服务业更快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经济增长要从现在以物质消耗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特别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原来提出，到2020年把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降低到20%，现在我们技术对外依存度是50%。技术决定着收入分配，决定着需求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的企业在别的地方可以省钱，在研发投入上一定要舍得花钱。这几年，电子信息产业涌现出很多创新型企业。比如说，华为公司2009年的研发投入是133亿元，去年申请国际专利1847项。如果我们培育出30个华为这样的公司，申请国际专利的总量就有可能超过美国。同时，我们要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来提高创新能力，利用一些在国外具有较好科技资源的企业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四个转变是城乡结构要由现在主要是靠城市发展向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现在农村沿海地区面貌变化很快，特别是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后。我们要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现在时机比较成熟：一是我们的资金比较富裕；二是有些地方招工难，农村劳动力有转移的出路；三是农产品需求比较旺盛。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农村、农业的现代化都会有较快的发展。
第五个转变是区域结构将由沿海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转变。中西部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加快。内蒙古利用资源优势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资源开发和深加工，连续六年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天津也在加快发展速度，增长速度仅次于内蒙古，拥有十几个上百亿元的大项目，滨海新区的建设会带动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十二五”将会是中西部加快发展的时期。
论文关键词 税收征收管理法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2013年6月7日，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的修正稿是经历了近五年的不断完善才最终形成本次修正案版本。此次的修订内容有限，主要从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其他部门和机构对征税信息的报告义务以及增大对征税管理的内容。对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和模式，修正案并没有做出具体更改。本文将总结主要境外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提出相关意见，以及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体系建设和完善。
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本内涵可以从其名字上得出，是规定和规范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总称。对于具体何为税收征收管理，则是一种相应达到税收管理目的和税收征收目标的一种手段。 从法律制度的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属于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政执行法律制度，其内容的依据是我国税收相关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法律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确定纳税主体或者执行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正常的征总方式。另一方面，税收管理制度更多是对纳税主体的约束，能够对正常纳总主体的纳税行为进行管理，对违规的行为进行定性。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税收和税收法律规范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节约征税的成本。
从内容上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在理论上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提出应当将税收行政执法和具体的税收内部管理都纳入到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来，前者会包括登记、税收执行程序、税收案例处理程序以及稽查管理等。而后者的税收的内部管理，则会涉及到税收整体规划、减免和各税务机关关系等内容。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税收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税收目标的不确定风险理论以及税收遵从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从不同税收主体为出发点，得出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价值，在有效的、降低税收成本的基础上来完成税收目标，提高各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效率和自身价值。
二、境外主要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研究
（一）美国
美国是全球税收管理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各方主体：纳税人、征税主体和中介机构，其行为准则和法律地位都由法律进行明确，任何一方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都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美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税收征收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
税收征收过程中，无论对于征税主体还是中介机构而言，都将服务理论贯彻始终。例如充分发挥税收制度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对于低收入人群，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他们的税收减免权利，同时有中介机构保证这些减免能够最终由相应的人群所享受。
2.个人纳税主体和信息互通
个人纳税主体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有完善的信息跟踪制度，完全由其社会安全号来确定每个人的税收信息。利用现代化的征税工具，与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了机构之间互享信息的平台，能够有效监管个人纳税主体的各项日常消费、收入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能够共享的数据中心，确保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3.税收征收管理的监管力度非常强
监管力度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人员的组成结构方面，美国有强有力的税务审计能力，采用严格的审计方式对纳税人进行监管。一般纳税人在这种严格监管之下，漏税行为变得很难逃过处罚，形成了良性的、有效的约束机制。
（二）加拿大
从基本社会背景而言，加拿大具有经济发展较为稳健、人口密度小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的税收征收管理经历过三次较大的税收管理改革。目前所形成的是一种具有混合特征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并且充分发挥纳税主体的税收申报，税务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税收管理体制。
1.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具有多层次性
税收征收管理主体的多层次性是由联邦的制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加拿大同时存在全国级别的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州级别主体和市级别管理主体。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并将这种独立性延伸到包括税种、征收方式或者纳税人的分类等方面。例如，市级别的就会负责市级别范围内的财产税的征收和管理，而部级别则是整体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2.多样的纳税申报和评审体系
多样的纳税申报制度是一种赋予了纳税人更多自由的制度，其中纳税人对税收可以自由进行纳税申报，其中包括比例，只是这种申报最终要由相关征收管理机关进行审核。随着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申报的比重逐年提高，并且税收缴纳的方式也以电子交易为主，例如通过银行电子银行进行扣缴，或者直接通过网络账单进行单向的支付。
评审体系为了实现税收征收的公平性，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主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评审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四种评估方式：一般、快速、再审和文书评审四种。对于海外税收征收管理，主要通过与其也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议进行约定。
3.完善的纳税服务措施
加拿大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方面一直致力于能够使纳税人能够在不受其他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的干预下能够主动、自由和准确地进行纳税的申报，使其不再成为纳税人的一种负担。因为纳税本身就已经使纳税人具有强制性的国家义务，而税收征收不能够再变相地增加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加拿大在税收宣传和咨询服务方面进行了长期、稳定地努力，使民众能够在纳税理念上更进一步，使后续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变得简单执行，不需要再执行过程中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培训。与此同时，还注重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进行高标准、严要求，增加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的志愿者参与度，减轻执行层面纳税主体的负担和民众的基本服务需求。
（三）日本
日本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具有大陆法系的基本特点，具有较为完善的成文法基础，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了概括。以此为基础，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也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特征显明的体系。
1.针对不同纳税人类别制定不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在这种区别和差异主要源于日本基本的税收征收是由纳税人自由申报的，只是在自由申报过程中，依纳税主体的各项信息分成不同类别。最为特色的是同的纳税主体所使用的纳税申报表格颜色具有差异，蓝色是对于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纳税人，目前大多数人使用蓝色申报表。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使用白色申报表，则变相成为一种对纳税人的处罚。
2.严格的税收调查制度
调查制度是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成本较高的措施，因而为了能够提高效率，日本将调查制度分为三大类：日常调查、书面调查和特别调查。最后一种特别调查，只有出现金额较大和影响较为恶劣的案件进行外，一般不会启动。调查制度本身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和限制，在信息互享方面，调查过程中能够经过法院授权获得调查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权利。日本这种调查制度一方面避免了法律理论中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提高调查的效率。
3.严格的税收征收管理中介机构制度
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中介机构或者服务机构，在日本称之为税理士，如同各国的律师法、税务师法一样，有着严格的考试准入制度和自律体系。
（四）荷兰
荷兰在西欧的人口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却不落后于其他国家，所仰仗的就是其先进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1.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依不同纳税主体设立
荷兰将纳税主体依据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个人、大公司、小公司以及进出口纳税主体。针对不同的纳税主体，荷兰专门设立了四类别的税收征收管理机构。这种税收征收管理方式能够有效的提高管理的便捷性，无论是对纳税主体还是征税主体，能够有效节约征税的成本。
2.有效处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
税收征收管理关系的核心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两者之间的关系融洽和达到共赢时才能够实现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价值。荷兰当局通过对两个主体进行不同的教育和约束，形成了一种双方合作的良好关系。对于纳税人而言，主要是进行有效纳税理念教育，注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对于征税实施主体，则是通过提高服务理念，同时接受纳税人的意见等方面实现。
3.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收集体系
荷兰在很早就建立了有效的信息系统对个人投资者和其他纳税主体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形成完备的数据系统。在搜集相关信息时，对税收相关的信息进行广泛搜集，能够对未来纳税人的纳税预期进行有效判断。
三、境外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2013年6月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中对于原法并没有做太多修改，对于税收征收的理念也没有将理论界所讨论的结果纳入进来。在此，以境外主要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为基础，得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未来发展的主向和路径。目前的修正案仅是对个别条文的修订，未触及基本原则和理念。笔者认为应当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制度的基本模式和具体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三个层面进行完善。
（一）转变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
将服务理念贯彻于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本着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完成基本的税收目标。本次修正案中建议将本法的名称中加入“服务”二字，使着重于管理的法向服务法转变。
（二）转变基本的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形成以申报和服务为基础的模式，但实际操作和执行方面由于地区差异和原先粗放型业务模式的影响，并未实际发挥作用。在此，建议能够针对不同的地区和税种，设立操作细则，使征收管理模式的执行上不偏移。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根本问题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自年开征以来，收入增长异常迅速，年不足l万元，年突破l亿元，年突破l亿元，年突破亿元，年达到亿元，为我国所有税种中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税种，在聚集财政收入、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运行中日益暴露出的税制设计本身和征管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正严重阻碍着其功能的更大发挥，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一、目标功能定位
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是指一国个人所得税在某一时期应主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这是设计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首要问题。个人所得税有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两大功能，因此，一国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又有三种选择：
()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只对少数高收入者进行特殊调节；()以聚集财政收入为主，对大多数人进行普遍调节；()同时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进行调节。对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的争论正好形成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我国日益增大的GDP、GNP总额和个人所得在GNP最终分配中份额的不断上升，表明_『居民个人的纳税能力日益增强，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应在解决财政困难，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中更有作为；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又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必须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第一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规定较高的起征点，这便相应降低了高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和适用税率，从而将弱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所得税收人总额减少，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会加速贫富分化，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或提高社会保障税税负的手段解决问题，则由于社会保障税的普遍征收和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必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这比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更有碍公平，这一切正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因为目标功能定位瞄准高收入阶层，以公平收入分配为目标，便过分强调区别对待，为此选择了分类征收模式。将个人收入划分为l个类别，设计了税负不同、形式各异、扣除有别的税率进行征收，结果使税制异常复杂，加之征管基础制度不完善，征管难以适应，避税漏洞大开，偷逃行为轻易得逞，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成为最主要的负担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却游离在征管之外。而按第二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要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略高于贫困线的低收入者课税，而对高收入者难以有效调节，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促使一部分人陷入绝对贫困，既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使大量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款大量流失，聚集财政收入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目标功能定位只能以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为双重目标，对中等以上收入阶层进行调节。
二、征收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看，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综合征收模式和混合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就是将各类所得分门别类的划分成若干种，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征收。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多个税种的简单集合，因而征收模式简便，易管，也能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差别对待。但这种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较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仅不同项目间税负不平，而且使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或少纳税，而使应税所得来源单一、综合收入少，但相对集中的人多纳税，易使纳税人改变所得项目名称，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还因为采用该模式，一般项目只能采用比例税率，而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存在明显的累退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应因为实行分项征收模式，上述问题非常严重。
综合征收模式就是汇集和综合全部所得，统一适用同一种超额累计税率表进行的征收方法。这种模式能较好的贯彻量能负担的原则，从横向和纵向上对税收负担进行公平分配，比较合理，因而较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需要年终汇算清缴，必须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这无疑提高了征收成本。就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看，这种模式只能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混合征收模式就是区分不同性质的所得，对一部分分类征收，对另一部分综合征收，即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果综合分类范围的划分和结合搞得好，就能集中分类模式和综合模式的优点，摒除两者缺陷，达到简便、易管、公平征收的目的。一般说来较优的结合是：大综合，小分类，经常性、经营性所得综合，非经常性、非经营性所得分类；相同性质的所得综合，不同性质的所得分类；计算简便的综合，计算复杂的分类。很显然，现阶段，混合征收模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这么一个规律：分类征收模式只是与单一居民收入和低水平的征管相适应的征收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综合征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最终要求，而混合征收模式是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从分类征收走向综合征收的必然过渡。
三、税率设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是该税种目标功能要求的最集中表现，税率形式又决定于征收模式的选择，同时作为“经济联合国”的重要成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档次、级距的设计既不得不考虑与国际接轨，又不能脱离我国家庭观念强，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的实际，而覆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又不能不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相衔接。
我国个人所得税混合征收模式的选择决定厂其税率形式在总体上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综合征收项目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分类征收项目适用比例税率。合理的比例税率，应在不进行费用扣除的情况下，按超额累进税率的实际平均税率设计。因此，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设计应以家庭为基础申报单位，遵循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宽税基，低税率，大级距，少级次”改革的思路，将我国居民按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五个层次，分别按规定税率超额累进征收。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调节目标功能的要求，对低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部分确定零税率，既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免征，又为其他各家庭的扣除标准、对高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低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收入的部分以％的税率征收；对高于较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的税率征收，
对高于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税率征收，对高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税率征收。这种设计因各类家庭的划分标准必然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动而适时调整，但各档次税率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因而既能适应经济变化又能稳定负担政策。
四、征收管理
个人所得税有效的征收管理既是其正确的目标功能定位，切合实际的征收模式选择，合理的税率设计的结果，也是真正实现其目标功能，充分发挥征收模式优势，正确贯彻税率所体现的负担政策的保证条件。因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效率低下，致使个人所得税既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无力。有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来自工薪所得，而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却游离在征管之外，又使大量收入流失(同一资料还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税款不足应征税款的／)。究其原因，一是现行征管办法对个人收入的隐性化、非货币化、现金交易、私下交易束手无策，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难以掌握，扣缴制度无从落实，二是没有明确的自行申报制度，难以进行税源监控。为此必须：
(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础制度
．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即“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编码。个人从事的各种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活动，不论收入还是支出，均在此编码下反映，这些信息应能从社会方方面面汇集到税收部门进行集中处理，迅速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状况。
．强行推行非现金收入结算制度，减少现金流通，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同时，将个人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工资外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必须折价计人工资表中，以使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透明化”。
()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结合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对个人存款，金融资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实行登记制度，以使纳税人的各项财产收入“显性化”，以防将收入与财产进行分解和分割而偷税。
(二)建立科学的预扣预缴税款制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制是世界各国已经成熟的征管经验。这种制度要求对综合所得必须分项按月或按季、按次预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预扣预缴一般应比实际缴纳的税款多，以促使纳税人年终申报。为避免年终汇算清缴时退税面过大，应对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预扣预缴办法，如对工薪所得可按目前的征管方法按月预扣预缴，对经营所得以当期实际应缴税款数或上年实际数按月或按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以其收入总额按一定的预扣率按次预扣预缴。总之，应在堵塞偷逃漏洞的同时，尽可能简单易操作。
(三)推行双向申报制度
双向申报制度是关系综合征收或混合征收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双向申报制度，是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其扣缴义务人对同一笔所得的详细情况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征管制度，其目的是在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体系，加强税源监控。这种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考虑到我国现有征管能力还不能接受所有的纳税人申报，应规定只有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纳税人才必须申报，但所有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税所得，不论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不仅申报应扣税额，还应申报与纳税人相关的其他主要资料信息。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种交叉稽核制度的关键应在于支付者。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根本问题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征以来，收入增长异常迅速，1980年不足l7万元，1985年突破l亿元，1989年突破l0亿元，1995年突破100亿元，2000年达到660亿元，为我国所有税种中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税种，在聚集财政收入、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运行中日益暴露出的税制设计本身和征管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正严重阻碍着其功能的更大发挥，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一、目标功能定位
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是指一国个人所得税在某一时期应主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这是设计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首要问题。个人所得税有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两大功能，因此，一国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又有三种选择：
(1)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只对少数高收入者进行特殊调节；(2)以聚集财政收入为主，对大多数人进行普遍调节；(3)同时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进行调节。对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的争论正好形成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我国日益增大的gdp、gnp总额和个人所得在gnp最终分配中份额的不断上升，表明_『居民个人的纳税能力日益增强，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应在解决财政困难，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中更有作为；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又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必须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第一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规定较高的起征点，这便相应降低了高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和适用税率，从而将弱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所得税收人总额减少，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会加速贫富分化，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或提高社会保障税税负的手段解决问题，则由于社会保障税的普遍征收和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必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这比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更有碍公平，这一切正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因为目标功能定位瞄准高收入阶层，以公平收入分配为目标，便过分强调区别对待，为此选择了分类征收模式。将个人收入划分为l1个类别，设计了税负不同、形式各异、扣除有别的税率进行征收，结果使税制异常复杂，加之征管基础制度不完善，征管难以适应，避税漏洞大开，偷逃行为轻易得逞，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成为最主要的负担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却游离在征管之外。而按第二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要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略高于贫困线的低收入者课税，而对高收入者难以有效调节，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促使一部分人陷入绝对贫困，既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使大量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款大量流失，聚集财政收入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目标功能定位只能以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为双重目标，对中等以上收入阶层进行调节。
二、征收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看，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综合征收模式和混合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就是将各类所得分门别类的划分成若干种，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征收。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多个税种的简单集合，因而征收模式简便，易管，也能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差别对待。但这种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较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仅不同项目间税负不平，而且使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或少纳税，而使应税所得来源单一、综合收入少，但相对集中的人多纳税，易使纳税人改变所得项目名称，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还因为采用该模式，一般项目只能采用比例税率，而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存在明显的累退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应因为实行分项征收模式，上述问题非常严重。
综合征收模式就是汇集和综合全部所得，统一适用同一种超额累计税率表进行的征收方法。这种模式能较好的贯彻量能负担的原则，从横向和纵向上对税收负担进行公平分配，比较合理，因而较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需要年终汇算清缴，必须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这无疑提高了征收成本。就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看，这种模式只能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混合征收模式就是区分不同性质的所得，对一部分分类征收，对另一部分综合征收，即
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果综合分类范围的划分和结合搞得好，就能集中分类模式和综合模式的优点，摒除两者缺陷，达到简便、易管、公平征收的目的。一般说来较优的结合是：大综合，小分类，经常性、经营性所得综合，非经常性、非经营性所得分类；相同性质的所得综合，不同性质的所得分类；计算简便的综合，计算复杂的分类。很显然，现阶段，混合征收模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这么一个规律：分类征收模式只是与单一居民收入和低水平的征管相适应的征收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综合征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最终要求，而混合征收模式是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从分类征收走向综合征收的必然过渡。
三、税率设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是该税种目标功能要求的最集中表现，税率形式又决定于征收模式的选择，同时作为“经济联合国”的重要成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档次、级距的设计既不得不考虑与国际接轨，又不能脱离我国家庭观念强，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的实际，而覆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又不能不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相衔接。
我国个人所得税混合征收模式的选择决定厂其税率形式在总体上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综合征收项目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分类征收项目适用比例税率。合理的比例税率，应在不进行费用扣除的情况下，按超额累进税率的实际平均税率设计。因此，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设计应以家庭为基础申报单位，遵循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宽税基，低税率，大级距，少级次”改革的思路，将我国居民按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五个层次，分别按规定税率超额累进征收。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调节目标功能的要求，对低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部分确定零税率，既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免征，又为其他各家庭的扣除标准、对高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低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收入的部分以5％的税率征收；对高于较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10％的税率征收，对高于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20％税率征收，对高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35％税率征收。这种设计因各类家庭的划分标准必然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动而适时调整，但各档次税率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因而既能适应经济变化又能稳定负担政策。
四、征收管理
个人所得税有效的征收管理既是其正确的目标功能定位，切合实际的征收模式选择，合理的税率设计的结果，也是真正实现其目标功能，充分发挥征收模式优势，正确贯彻税率所体现的负担政策的保证条件。因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效率低下，致使个人所得税既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无力。有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45％来自工薪所得，而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却游离在征管之外，又使大量收入流失(同一资料还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税款不足应征税款的1／2)。究其原因，一是现行征管办法对个人收入的隐性化、非货币化、现金交易、私下交易束手无策，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难以掌握，扣缴制度无从落实，二是没有明确的自行申报制度，难以进行税源监控。为此必须：
(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础制度
1．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即“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编码。个人从事的各种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活动，不论收入还是支出，均在此编码下反映，这些信息应能从社会方方面面汇集到税收部门进行集中处理，迅速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状况。
2．强行推行非现金收入结算制度，减少现金流通，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同时，将个人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工资外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必须折价计人工资表中，以使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透明化”。
(3)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结合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对个人存款，金融资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实行登记制度，以使纳税人的各项财产收入“显性化”，以防将收入与财产进行分解和分割而偷税。
(二)建立科学的预扣预缴税款制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制是世界各国已经成熟的征管经验。这种制度要求对综合所得必须分项按月或按季、按次预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预扣预缴一般应比实际缴纳的税款多，以促使纳税人年终申报。为避免年终汇算清缴时退税面过大，应对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预扣预缴办法，如对工薪所得可按目前的征管方法按月预扣预缴，对经营所得以当期实际应缴税款数或上年实际数按月或按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以其收入总额按一定的预扣率按次预扣预缴。总之，应在堵塞偷逃漏洞的同时，尽可能简单易操作。
(三)推行双向申报制度
双向申报制度是关系综合征收或混合征收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双向申报制度，是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其扣缴义务人对同一笔所得的详细情况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征管制度，其目的是在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体系，加强税源监控。这种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考虑到我国现有征管能力还不能接受所有的纳税人申报，应规定只有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纳税人才必须申报，但所有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税所得，不论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不仅申报应扣税额，还应申报与纳税人相关的其他主要资料信息。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种交叉稽核制度的关键应在于支付者。
一、目标功能定位
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是指一国个人所得税在某一时期应主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这是设计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首要问题。个人所得税有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两大功能，因此，一国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又有三种选择：
(1)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只对少数高收入者进行特殊调节；(2)以聚集财政收入为主，对大多数人进行普遍调节；(3)同时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进行调节。对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的争论正好形成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我国日益增大的GDP、GNP总额和个人所得在GNP最终分配中份额的不断上升，表明居民个人的纳税能力日益增强，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应在解决财政困难，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中更有作为；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又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必须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第一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规定较高的起征点，这便相应降低了高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和适用税率，从而将弱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所得税收人总额减少，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会加速贫富分化，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或提高社会保障税税负的手段解决问题，则由于社会保障税的普遍征收和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必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这比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更有碍公平，这一切正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因为目标功能定位瞄准高收入阶层，以公平收入分配为目标，便过分强调区别对待，为此选择了分类征收模式。将个人收入划分为l1个类别，设计了税负不同、形式各异、扣除有别的税率进行征收，结果使税制异常复杂，加之征管基础制度不完善，征管难以适应，避税漏洞大开，偷逃行为轻易得逞，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成为最主要的负担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却游离在征管之外。而按第二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要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略高于贫困线的低收入者课税，而对高收入者难以有效调节，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促使一部分人陷入绝对贫困，既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使大量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款大量流失，聚集财政收入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目标功能定位只能以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为双重目标，对中等以上收入阶层进行调节。
二、征收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看，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综合征收模式和混合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就是将各类所得分门别类的划分成若干种，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征收。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多个税种的简单集合，因而征收模式简便，易管，也能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差别对待。但这种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较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仅不同项目间税负不平，而且使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或少纳税，而使应税所得来源单一、综合收入少，但相对集中的人多纳税，易使纳税人改变所得项目名称，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还因为采用该模式，一般项目只能采用比例税率，而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存在明显的累退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应因为实行分项征收模式，上述问题非常严重。
综合征收模式就是汇集和综合全部所得，统一适用同一种超额累计税率表进行的征收方法。这种模式能较好的贯彻量能负担的原则，从横向和纵向上对税收负担进行公平分配，比较合理，因而较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需要年终汇算清缴，必须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这无疑提高了征收成本。就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看，这种模式只能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混合征收模式就是区分不同性质的所得，对一部分分类征收，对另一部分综合征收，即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果综合分类范围的划分和结合搞得好，就能集中分类模式和综合模式的优点，摒除两者缺陷，达到简便、易管、公平征收的目的。一般说来较优的结合是：大综合，小分类，经常性、经营性所得综合，非经常性、非经营性所得分类；相同性质的所得综合，不同性质的所得分类；计算简便的综合，计算复杂的分类。很显然，现阶段，混合征收模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这么一个规律：分类征收模式只是与单一居民收入和低水平的征管相适应的征收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综合征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最终要求，而混合征收模式是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从分类征收走向综合征收的必然过渡。
三、税率设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是该税种目标功能要求的最集中表现，税率形式又决定于征收模式的选择，同时作为“经济联合国”的重要成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档次、级距的设计既不得不考虑与国际接轨，又不能脱离我国家庭观念强，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的实际，而覆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又不能不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相衔接。
我国个人所得税混合征收模式的选择决定厂其税率形式在总体上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综合征收项目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分类征收项目适用比例税率。合理的比例税率，应在不进行费用扣除的情况下，按超额累进税率的实际平均税率设计。因此，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设计应以家庭为基础申报单位，遵循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宽税基，低税率，大级距，少级次”改革的思路，将我国居民按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五个层次，分别按规定税率超额累进征收。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调节目标功能的要求，对低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部分确定零税率，既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免征，又为其他各家庭的扣除标准、对高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低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收入的部分以5％的税率征收；对高于较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10％的税率征收，对高于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20％税率征收，对高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35％税率征收。这种设计因各类家庭的划分标准必然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动而适时调整，但各档次税率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因而既能适应经济变化又能稳定负担政策。
四、征收管理个人所得税
有效的征收管理既是其正确的目标功能定位，切合实际的征收模式选择，合理的税率设计的结果，也是真正实现其目标功能，充分发挥征收模式优势，正确贯彻税率所体现的负担政策的保证条件。因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效率低下，致使个人所得税既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无力。有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45％来自工薪所得，而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却游离在征管之外，又使大量收入流失(同一资料还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税款不足应征税款的1／2)。究其原因，一是现行征管办法对个人收入的隐性化、非货币化、现金交易、私下交易束手无策，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难以掌握，扣缴制度无从落实，二是没有明确的自行申报制度，难以进行税源监控。为此必须：
(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础制度
1．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即“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编码。个人从事的各种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活动，不论收入还是支出，均在此编码下反映，这些信息应能从社会方方面面汇集到税收部门进行集中处理，迅速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状况。
2．强行推行非现金收入结算制度，减少现金流通，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同时，将个人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工资外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必须折价计人工资表中，以使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透明化”。
3.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结合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对个人存款，金融资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实行登记制度，以使纳税人的各项财产收入“显性化”，以防将收入与财产进行分解和分割而偷税。
(二)建立科学的预扣预缴税款制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制是世界各国已经成熟的征管经验。这种制度要求对综合所得必须分项按月或按季、按次预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预扣预缴一般应比实际缴纳的税款多，以促使纳税人年终申报。为避免年终汇算清缴时退税面过大，应对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预扣预缴办法，如对工薪所得可按目前的征管方法按月预扣预缴，对经营所得以当期实际应缴税款数或上年实际数按月或按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以其收入总额按一定的预扣率按次预扣预缴。总之，应在堵塞偷逃漏洞的同时，尽可能简单易操作。
(三)推行双向申报制度
双向申报制度是关系综合征收或混合征收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双向申报制度，是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其扣缴义务人对同一笔所得的详细情况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征管制度，其目的是在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体系，加强税源监控。这种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考虑到我国现有征管能力还不能接受所有的纳税人申报，应规定只有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纳税人才必须申报，但所有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税所得，不论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不仅申报应扣税额，还应申报与纳税人相关的其他主要资料信息。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种交叉稽核制度的关键应在于支付者。
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税收收入的实现要依靠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纳税义务人在纳税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征税成本也称征税费用，是指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比如税务机关的房屋建筑、设备购置和日常办公所需的费用，税务人员的工薪支出等。纳税成本也称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比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纳税人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二、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
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隶属于税收的效率原则。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就是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研究影响税收行政效率，应考虑一定时期的经济、地域、管理机制、人员和社会环境，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效率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一）影响征税成本的因素。税收征收费用是指税务机关为取得税收收入而发生的行政管理及其他各项费用。征收成本至少应包括人员经费、办公费、业务费、基建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研究分析影响税收征收成本的因素是优化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目前，影响税收征收费用的主要因素是：
1、征管观念。税务机关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职能、权限和义务。如果税务部门包办各种纳税事项，不仅混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会使税收征收成本大量增加。因此，转变征管观念，理顺征纳法律关系，明确各种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归属，是降低征收成本的基本条件。
2、征管模式。征管模式是指不同征管要素的组合与分离形式。不同的征管模式对征收成本有不同的影响。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征管模式必然形成征纳行为的障碍，也必然造成内部监督制约的无力和管理效率的低下。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是征管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适应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经贸发展要求的，也必将对降低征收成本起到促进作用。
3、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机构设置是指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人员配备费用包括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征管模式决定。在新的征管模式下，要综合分析地域和税源规模，科学设置基层征管机构，打破行政框架，为降低征收成本打下组织基础。人员配备方面，必须改变机关人员多、基层人员少；服务人员多、业务人员少；税政人员多、稽查人员少；一般干部多、专业干部少的局面，按新的征管模式和现代管理的要求，科学定岗定人，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4、税收执法环境。税收执法环境是税务部门在征税活动中的社会制约因素，它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约束力、公民的税法观念和依法纳税习惯、各部门对税务部门的支持配合情况、税务机关在地方的地位和整体形象、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的资金运营情况等内容。一般而言，征税成本的高低与税收执法环境的好坏成反比。税收执法环境好，征税成本较低，反之则高。
（二）影响纳税成本的因素。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如将纳税申报的时间折算成货币，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来说，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申报，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在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纳税人需要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
三、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途径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就是要控制行政成本。控制行政成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降低税收成本；二是优化税收成本结构。降低税收成本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而优化税收成本结构则是在征税成本总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成本结构来提高税收效率，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
（一）优化征管模式，促使税收征管功能最优化，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关键。税务机关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政策，建立简繁适度的税制结构。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根本。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大致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税制的繁简与税收部门工作效率有着密切的联系，优化税制能够大大的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了关于税收行政效率的原则，即：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量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三）提高征管人员素质。针对当前税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除了要求熟悉税收法规、财会制度，掌握调查研究和查账技术外，还要求税务人员有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备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特别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有出色的领导才能。
关键词：纳税遵从；税收征管模式；税收执法；纳税服务；税收制度
中图分类号：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73-04
研究纳税遵从问题不仅要从纳税人行为的角度展开研究，同时也不能忽视征税人的行为对纳税人遵从行为的影响，包括税务人员本身的素质水平、税务机关征管模式与征管手段、税务机关的征管与处罚力度、税制简便程度等等。所以，税务机关征管与税制因素也影响着纳税遵从，包括稽查概率、处罚率、税务人员执法水平、纳税服务、税制简便程度、征管模式与手段等。
一、税收征管模式与纳税遵从
税收征管模式是税务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按照税收立法要求，从税收工作实际出发，在一定税制条件下为了实现税收征管职能，对税收征管中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税收征管组织机构、征管人力资源、征管手段、征管方式等进行有机组合所形成的规范的税收征管方式，是一定时期税收征管工作的目标定位。征管模式与纳税遵从息息相关，因为好的征管制度能提高征管质效，促进纳税人遵从度上升，反之则带来征管质量下降，税收流失严重，纳税人遵从度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征管模式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
1. 1978-1987年，我国实行的是“一员进厂，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的全能型、保姆式的管理模式，即由税务专管员固定到户，“征、管、查”三权高度集中，管理的技术手段主要靠传统的手工操作。这种征管模式是与当时经济成分单一、税制相对简单、征管资源不足相适应的。由于实行的是“保姆式”的征管模式，税务人员上门收税，纳税人的税收意识不强，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度也很低。
2. 1988-1996年，我国实行的是“征、管、查两分离或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伴随着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税制逐步由单一税制向复合税制转变，原来“一员进厂，各税统管”的征管模式逐步暴露出权力约束缺位、执法不严等问题，迫使税收征管模式做出调整，开始探索分权制约的税收征管模式。1988年我国开始选择部分地区试行“征、管、查两分离或三分离”税收征管模式，1991年向全国推开，初步实现税收征收权、管理权、稽查权的分离与制衡，传统全能型管理制度逐步向按税收征管职能分工的专业化管理制度转变。此阶段管理的技术手段同样主要靠传统的手工操作，但由于“征、管、查”逐步分离，税务机关执法逐步规范化，纳税人的遵从度也逐步上升。
3. 1997-2002年，我国实行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以下简称“30字”征管模式）的现代税收征管改革。1997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确立了“30字”征管模式。此阶段管理的技术手段从传统的手工操作向广泛应用计算机转变，计算机开始应用于税收管理的主要环节。此阶段强调纳税人到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纳税人的税收意识逐步增强，再加上税务机关不断提高纳税服务质量与水平，通过更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增强纳税人的遵从能力和意愿，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也大幅上升。
4. 2003-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对原“30字”征管模式加以完善，突出了“强化管理”，形成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34字”新征管模式，逐步形成税收征管的科学化、精细化的战略模式。这一阶段税收征管改革在技术手段上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使我国的税收征管由传统的手工操作向现代税收管理转变，堵塞了税收征管的漏洞，不仅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度大幅提高，而且强制性遵从度不断上升。
5. 2009年至今，在原来“34字”新征管模式的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提出“信息管税”的思路，并开始部署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信息管税，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解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重点，以对涉税信息的采集、分析、利用为主线，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进而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税源专业化管理是指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和税源特点，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不同税源实施科学的分类管理方式，细化管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运行机制，达到提高征管质效、管住管好税源的目的。自此，我国税收征管朝着专业化、信息化、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随着税收征管模式的变革，征管机构设置也逐步规范，人事改革也实现了协调并进，征管质量与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日益提高。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纳税人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营业务不断创新，税收征管的复杂性和工作难度明显加大，必须不断创新税收征管工作思路和理念，才能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二、税务机关执法、服务水平与纳税遵从
税务机关的执法与服务水平也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它与纳税遵从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税务机关执法与服务人员的素质越高，执法与服务的水平越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越高，而且高素质的征管人员可以减少税收腐败行为，提高税务机关的形象，从而影响纳税人的行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遵从理论认为，“遵从”=“执法”+“服务”，也就是说，实现纳税人遵从的途径主要靠执法和服务。税务机关的执法态度越好、执法水平越高，纳税人偷逃税的机会就越少，纳税人的遵从度就越高。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越规范，纳税服务水平越高，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度就越高。对于无知性不遵从的纳税人，就要通过税务机关的税法宣传和税法普及，增强纳税人意识，因为纳税是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对于情感性不遵从的纳税人通过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办税程序，提供多种申报缴纳方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等，使纳税人从情感上由“不愿意缴纳”变为“自愿缴纳”[2]。对于自私性不遵从的纳税人，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税法宣传，让纳税人知晓“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执法，加大处罚力度，从制度设计上强化纳税人的遵从行为，使他从被动遵从转为主动遵从。通过执法和服务都能达到提高纳税人遵从度的目的，但服务和执法相比较，可能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而且通过服务的方式促进纳税遵从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3]。过去，税务机关往往是从纳税人不遵从的结果去倒推纳税人不遵从的原因，进而再通过“执法”和”服务”来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这样费时费力。税务机关应从导致纳税人不遵从的原因入手，通过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增强纳税人的遵从意愿，提高纳税人的遵从能力，从而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这将大大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最终在纳税服务过程中提高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也同时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三、稽查概率、处罚率与纳税遵从
Allingham和Sandmo（1972）在所得税逃税模型中开始对罚款率和稽查概率与纳税遵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罚款率和稽查概率的提高将使纳税人减少逃税活动，也就是说，税务机关通过加强征管，加大稽查力度，提高罚款率，至少能促使纳税人“被动遵从”。纳税人往往是在与税务机关的征管博弈中选择遵从或是不遵从。
图1反映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行为的博弈结果。其中，t代表税率，为正的常数。w为纳税人实际所得，为外生变量，纳税人知道而税务机关不知道。π为税务机关对未申报所得征收的罚款率，π>t>0。x代表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的申报所得，0≤x≤w。c代表税务检查成本。在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行为的博弈中，纳税人有两种选择，遵从（纳税）或不遵从（逃税），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遵从或不遵从行为也有两种选择，不稽查或稽查。在纳税人完全遵从税法的情况下，此时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所有所得，如果税务机关实施稽查，则纳税人税后收益是[（1-t）w]，税务机关获得的收入是[tw-c]；如果税务机关不实施稽查，则纳税人税后收益是[（1-t）w]，税务机关获得的收入是tw。在纳税人不遵从税法即逃税的情况下，如果税务机关实施稽查，假设此时纳税人通过少申报方式逃税，而税务机关又能通过稽查查出纳税人的实际所得，则纳税人税后收益是[（1-t）w-π（w-x）]，税务机关获得的收入是[tw+π（w-x）-c]，如果税务机关不实施稽查，则纳税人税后收益是[w-tx]，税务机关获得的收入是tx。
如果纳税者选择诚实纳税，因为tw>tw-c，此时税务机关的最优策略是不稽查；如果税务机关不稽查，因为w-tx>（1-t）w，此时纳税人的最优战略应是逃税；倘若纳税人逃税，因为tw+π（w-x）-c>tx，则税务机关将选择稽查；在税务机关稽查时，因为（1-t）w>（1-t）w-π（w-x），纳税人的最优战略是依法纳税，如此等等，没有一个战略组合构成纳什均衡。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参与人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行动。
假定税务机关分别以ρ和（1-ρ）的概率选择稽查和不稽查，纳税人以γ和（1-γ）的概率不遵从和遵从。给定ρ的情况下，纳税人选择遵从的预期收益为：（1-t）wρ+（1-t）w（1-ρ）
纳税人选择不遵从的预期收益为：[（1-t）w-π（w-x）]ρ+（w-tx）（1-ρ）
如果纳税人选择遵从的预期收益等于不遵从的预期收益，即
（1-t）wρ+（1-t）w（1-ρ）=[（1-t）w-π（w-x）]ρ+（w-tx）（1-ρ）
解得两者相等时的概率ρ=t/（t+π），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ρt/（t+π）时，则纳税人的最优战略选择是纳税遵从；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ρ=t/（t+π）时，纳税人随机地决定遵从或不遵从[4]。
由此可以看出，税务机关实施的稽查概率、处罚率影响着纳税人的遵从行为。
四、税制因素与纳税遵从
税制因素也影响着纳税遵从，首先，税率的高低影响着纳税人的遵从行为。虽然早期Allingham和Sandmo（1972）认为税率对申报收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后来又有很多国内外学者探讨过税率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多数人认为，税率越高，纳税人遵从度越低，而且税率的级次越多会增加税制的复杂程度，从而增加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原因在于，从拉弗曲线来说，税率和税收收入呈现一个倒U型关系（见图2），图中X轴代表税率，Y轴代表税收收入，OAB曲线即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为零时，税收收入也为零，随着税率的升高，税收收入也逐步提高，当税率达到C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化，此时再提高税率的话，政府税收收入不但没有上升，反而随着税率的上升税收收入逐步下降，最终达到零。因为税收收入=税基×税率。随着税率的逐步升高，纳税人觉得难以承受时，会将他的经营领域从税率高的行业转到税率低的行业，或者千方百计从纳税领域转到不纳税的领域，甚至转到地下经济，最终导致税基缩小，从而使税收收入下降。取图2中AC之间任何一点作一条与X轴平行的直线，它与拉弗曲线有两个交点，一个交点对应的低税率在OC之间，另外一个交点对应的高税率在CB之间。这两个不同的税率对应的税收收入（即OD）是相同的，但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高税率带来征管难度加大，必然使得征管成本上升，这说明，税率越高，不仅纳税人遵从度越低，而且税率越高，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也随之上升，但税收收入不一定随之提高。既然这样，干嘛不采用低税率呢，图中阴影部分即为拉弗，即政府在设计税率时要尽量避免把税率落在此区间。拉弗曲线说明，税率和税收收入不是完全呈正比例关系。
其次，税制是否简便也影响着纳税遵从。往往一国的税制越繁琐，纳税人越无所适从，而且，税制越繁琐，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越高，根据前人的研究，纳税遵从成本与纳税遵从成反比，所以税制越繁琐，纳税人的遵从度就越低。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所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成为我国2003年之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目标，而且把“简化税制”放在第一位。因为税制越简化，纳税人遵从度越高，纳税人遵从度高了，税收收入也就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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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eatures of Taxpayers and Taxation Compliance
Han Xiaoqin
（Party School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Yangzhou Jiangsu 225007）
关键词：税收征管模式；税收征管转型；思路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201-02
一、对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模式的分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的是专管员管户制度，采用的是“一员进厂、各税统管”，集“征、管、查”职责于专管员一身的征管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税收征管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先后经历了征、管、查“两分离”或“三分离”的探索。1997年，确立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30字”税收征管模式。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税收征管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在“30字”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强化管理”4个字，形成了“34字”征管模式，即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模式。
应当说，现行征管模式基本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不可否认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征管目标认识存在误区
对于税收征管目标，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把取得财政收入作为税收征管的目标；二是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税收征管的目标。由于目标导向性错误，往往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出现各种弊端：税务机关为完成任务，在任务轻时“藏富于民”，人为地降低税收水平；在任务重时“寅吃卯粮”，不适当地提高税收水平；或者为了所谓扶持企业发展而越权减、免、缓征税，造成税收制度的扭曲，破坏税收法治，违背了税收的适度、公平和效率原则。由于征管目标认识上的错误，造成重收入、轻法治。
（二）税收征管信息化滞后
新的征管模式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即税收征管要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但从当前情况看，税务部门在计算机开发应用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计算机的配置与征管过程全方位的应用滞后。计算机的开发应用难以满足管事制征管工作的要求，硬件的投入与软件的开发反差较大，成为深化征管改革的瓶颈。二是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应用效率不高。只注重了计算机的核算功能，计算机对征收管理全过程实施监控的功能没有体现。另外，利用计算机提供的税收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制定政策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也没有发挥，技术浪费较大。
（三）税源监控乏力
一是信息来源渠道单一。现行税收管理中纳税人的信息来源主要建立在纳税人申报纳税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实行集中征收后，随着税务人员和办公地点的相对集中，一些零星分散的税源、个体工商户及边缘山区，税务机关无法掌握税源情况，出现了不少漏征漏管户。传统的管户制、管片制取消后，没有从制度上拓展纳税人信息来源渠道。纳税人信息包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信息调查和第三方信息三个方面。目前，后两方面的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纳税人的相关信息分散在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而税务部门不能共享这些信息资源。二是纳税人信息的传递、利用效率不高。机构之间缺乏日常的信息交换、传递工作联系制度。各部门从部门职责出发要求纳税人重复提供信息。而许多必要的信息又难以收集。
（四）纳税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
一是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不到位，认为为纳税人服务就是解决税务干部的工作态度问题。为纳税人服务往往停留在笑脸相迎、礼貌待客等礼节上，重视改善办税服务大厅的硬件设施，而忽视了实质的内容。二是服务过程缺乏系统性，服务渠道不畅。在纳税服务时间上，基本只限于8个小时工作日内，不能满足工作时间以外纳税人的服务需要。在服务过程中，只重视对纳税人的事中服务，忽视对纳税人的事前、事后服务。在事前，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帮助方面做得不够；在事后，如何帮助纳税人建立健全纳税管理制度方面的服务指导工作做得不够。在服务联系制度上，基本停留在面对面服务形式，没有建立多元化、多功能、社会化的税收服务体系。
二、 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存在问题带来的不良效应
（一）税收遵从度低
当前，纳税人税收遵从度总体不高。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偷税面为50%，乡镇企业为60%，外资企业为60%，个人为90%。另外，近年来我国税收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违法犯罪案例表明，我国目前的税收不遵从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而且还存在扩大的趋势。有关资料显示，仅在2012年由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部署为期6个月的“破案会战”专项整治行动中，全国就立涉税犯罪案件1.31万余起，破案近1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2万余名。其中，立案数、破案数分别是2011年立、破案总数的1.7倍和1.6倍。
（二）纳税人满意度不高
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国省会城市（不含拉萨）和计划单列市的20700户纳税人和138个国税局、地税局的区局办税服务厅进行服务满意度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办税程序、规范执法、规范服务、纳税咨询、办税公开、办税时间、法律救济以及纳税人的需求与建议等。调查方式采取面访、电话访问和异地暗访三种形式进行。据悉，本次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在90分以上的城市只有两个。
（三）征税成本不降反升
管理机构职能设置重复，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必然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与耗损，造成征收成本的虚高。据权威部门数据显示，在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前，征税成本占税收收人的比重约为3.12%，1996年这一比重上升至4.73%，此后进一步达到5%～8%。
（四）税款流失严重
偷逃税是税收流失的最主要方式。据有关部门推算，我国每年税收流失都在3 000亿元以上，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致使国家税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
三、税收征管转型的基本思路
（一）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
专业化管理是新税收征管模式的基本内容。推进专业化管理，就是要对管理对象进行科学分类，对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分工，对管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税收征管的集约化水平。按照专业化管理的要求，积极推行分类分级管理。在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纳税人按照纳税服务、税收风险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涉税事项进行管理，同时将管理职责在不同层级、部门和岗位间进行科学分解、合理分工，并相应设置专业化的机构，配备专业化管理人员。对规模大、跨区域经营的纳税人，可适当提升管理层级，开展专业化团队式的分析、评估和稽查。对中小企业可按行业进行管理。对个体工商户可实施委托的社会化管理。对个人纳税人要加强源泉控管。此外，还需切实加强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建设，抓好反避税工作，不断提高跨境税源管理水平。
（二）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
重点税源是新的税收征管模式所强调的主体对象。重点税源企业往往是某一地区或行业中的经营大户，其纳税额在税收收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直接影响税收收人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对重点税源企业数据的分析，可以推断地方经济发展态势，解释税收增长原因，探寻税收增长点，为税收征管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加强重点税源的有效管理和监控一直是税务机关追求的目标。通过落实重点税源风险管理制度，对重点税源户管理引人风险管理机制。着重抓税源流失风险大的问题和环节，实现管理效益的最大化。通过完善重点税源管理体系、调整管理职能权限、理清各层级事权职责，逐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税源监控网络。通过完善重点税源管理办法，做好重点税源户的信息管理、日常评估管理和收人分析管理等工作，定期组织开展重点税源分析，充分挖掘重点税源潜力，提高征管质量。
（三）以信息化为支撑
信息化建设是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技术基础。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技术保障作用，用信息技术手段取代传统手工方式，最大程度实现税收征管业务的网上运行。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信息支持作用，大力推行信息管税，依法对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利用，特别是要努力获取第三方信息，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引擎作用，利用技术手段改造、创新税收征管业务，对税收征管业务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和设计，实现业务与技术的有机融合。
（四）优化服务
纳税服务作为税收征管新模式的内在要求，贯穿于整个税收征管活动始终。纳税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税收征管质效。规范办税服务厅建设，制定全国统一的服务标准，如明确限时服务项目及限时标准、规定预约服务对象及范围等，实行全国统一布局、统一格调、统一配置。增强纳税服务功能，完善服务管理制度，从工作内容、服务环境、行政程序等方面为纳税人减负，实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充分发挥社会机构在纳税服务中的作用，逐步构建和完善税务机关执法服务、税务中介机构有偿服务、社会化组织援助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纳税服务体系。
（五）加强评估
纳税评估是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核心环节，也是应对风险的重要方法。明确纳税评估工作的主要任务、工作职责、组织机构、业务程序、执法权限、操作标准和工作纪律等方面的内容，使纳税评估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纳税评估业务流程，通过各个评估环节的相互分离制约，有效监控纳税评估的全过程，确保评估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改进纳税评估方法，逐步健全评估模型，细化指标体系，深人研究相关税种之间的联系，有效排查风险点。总结部分地区经验，适当上收纳税评估的管理层级，开展专业化团队式评估，探索试行主辅评制度，提升评估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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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瑞金.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回顾.评价与建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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