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论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渗透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因而具有坐标的意义。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发生了阶段性、过程性部分质变，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发生了制度性、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如1929-1933年以“大萧条”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场；1973年以“滞胀”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当下，发生在新世纪初以金融危机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又具有什么样的坐标意义？是否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亡？即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为一种尚未定型的变化，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观点之一：美式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开始衰弱以至灭亡。许多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惨痛的代价再次证明放任自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破产，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很可能将进人到更加注重监管与调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更加注重公平与福利保障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齐泽克就认为：“2008年危机标志着福山式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死亡。”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美国品牌受损亟待修补》承认：“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之后，两个基本的美国理念一直主导着全球思维。理念之一认为低税收、少管制、小政府的美国资本主义类型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念之二则认为美国是全球自由和民主的推动者。”然而，危机后，却“很难估算美国品牌的这些特征已经遭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法国总统萨科齐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完了”，他主张建立“调控型资本主义”来取代混乱不堪的世界经济体系。俄罗斯的帕维尔?贝科夫不仅认为金融“涡轮资本主义”已宣告结束，而且还指出“复制今天的西方样板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已经陈旧过时了”。斯蒂格利茨则干脆指出：“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他强烈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监管和调控。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他主张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极力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中国的何秉孟等也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为这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腾出了生存、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将会有所增强。
观点之二：资本主义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并开启了新资本主义的探索。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许多人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还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们认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表明世界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其结果如何，却难以确定。意大利《新闻报》亚洲版主编郗士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经历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很可能会比以前更强大。”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也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而且活得很好，盖茨说：“资本主义是伟大的。但“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性定价的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的资本主义”。与盖茨的新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观则认为：“要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一些管理方式，要建立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同时，还有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认为：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新资本主义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其结果如何，却难以预测，只能由未来的实践告诉人们。
观点之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重新复活。许多人认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在金融风暴的肆意蹂躏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本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支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作的内在机理与条件仍发挥着作用，这便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新的契机，迅速实现了“复活”。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便指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又开始复活了，“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进一步指出：这种“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全球发展成为一种“全球金融帝国”，在世界各个角落兴风作浪。廖子光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美元霸权”，并解释道：“美元霸权，是指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又重新复活了，又开始了其疯狂的“圈钱”运动。
观点之四：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以至逐渐消亡，社会主义即将要取代资本主义。许多激进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旧体内长出的“新社会因素”，其性质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将要代替资本主义，他们还号召组成统一联盟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战争。齐泽克就认为，资本主义面临四种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矛盾预示着共产主义必将之取代，“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的威胁、‘知识财产’的共有性与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新技术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贫民窟、隔离墙等，他们不仅使人们陷人普遍的‘贫困化’，而且诞生了我们时代的革命主体：社会的被排斥者、无家可归者等”。香港经济学家马克?费伯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知道这会发生在明天，还是5年或10年之后”。詹姆斯·巴雷特则号召“重新建立包括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等力量在内的新的人民阵线”,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战争。2009年11月20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一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通过的《新德里宣言》也号召：“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危机丛生，但它不会自动崩溃，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需要在各自国家内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利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展开斗争。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证
通过梳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论争，可以窥见它的两个基本表象性特征：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恰恰与后危机时代的时代特质相契合，后危机时代即是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新变化，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认证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实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面对经济危机的疯狂进攻，资本主义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适度调整，以消解危机造成的巨大损伤，其新变化主要可表征为：新科技革命的孕育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绿色增长，积极抢占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增加国有经济份额，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极力实现经济发展的计划化和有序化；所有制发生新变化，合作社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社区所有制有较大发展，资本社会化进一步加强；阶级结构多层次化，中产阶级开始分化；分配方式上出现兼顾公平的特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制度更加完善；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趋向于储蓄与适度消费等。这些新变化，从本质上讲，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自我调整和改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极其内在作用机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国有经济，股份制、合作社、社区所有制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其所占份额仍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根本改变，也就决定了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两个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和统治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尽管资本主义重新进行了一些华丽的包装，但其内在本质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恰恰反过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新变化正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所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是资本主义自身扬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很有可能也是最高和最后一个阶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和作用机理，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运作自由化、全球化；金融资本社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经济基础的债务化等。其内在作用机理则是：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表征为一种“宏观经济矩形”即“一边由消费国组成，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终极目标，也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另一边称之为‘工厂国’，主要是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为西方的消费经济制造了大量商品；第三条边是资源供应国，专为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提供资源和能源；第四条边是两个资本一货物出口国，即日本和德国，专为工厂提供设备”。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资本，并掌控全球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则是趋向于从事制造业和资源供给，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生产与消费时空分离的内在矛盾要求资本、商品等核心要素在全球加速自由流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动态平衡，这就成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作用的机理，其本质乃是全球贫富分化、财富占有、政治力量，资源占有和消耗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如果这种全球结构性矛盾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根本灭亡。但从长远来看，“建立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基础上的本末倒置、头脚颠倒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具有决定作用，但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丧失了它在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必然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金融帝国之间、金融帝国和‘债务国’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消解全球结构性矛盾，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充分表明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很有可能是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三、结语
从后危机时代这一全球化的新语境来解渎资本主义新变化，不仅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更为宏阔的视角，而且更能透视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和深层意蕴：
其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为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作的局部性调整和变革，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不可能最终摆脱经济危机的梦魇，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程度的经济危机，直至私有制、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还具有一定的标示意义，表明在资本主义肌体内部，已开始长出一些“新社会因素”，这标示着资本主义自身也在逐渐变质，其生命力在不断衰弱，调整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
论文摘要: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垄断金融资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必然性,可以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阶段下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过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首先有必要正确认识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然后通过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研究,分析危机爆发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着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着,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 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抵御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未来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105-106.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
一、世界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按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周期的这种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但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以及以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阶段性特征开始模糊起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也大大缩小，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经济周期形态会一去不复返。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经济周期是分类型的，信息革命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实平滑了某些类型的经济周期，但经济周期波动的本质却没有变化。从经济周期的类型上看，经济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基钦周期，一个完整的基钦周期的运行时间大致在40个月左右；朱格拉周期，大致在9―10年；库兹涅茨周期，大致在20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致在50年左右。
基钦周期是一种以库存变动为主要观察指标来评价经济周期的方法。按一般经济波动特征，经济繁荣时，消费投资旺盛，库存量减少；经济衰退时，消费投资疲软，库存积压。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下观察经济波动的方式，在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下，这一周期现象已不典型。朱格拉周期是一种以投资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方法，由于大型项目从投资到投产再到产出的周期大致在9―10年，因此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这种周期性波动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公共投资比重的增加，这一周期波动形态有平缓的趋势，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力在减弱。库兹涅茨周期则是一种以人口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的方法。人口的变动以及代际交替对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影响比较大，因此消费模式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间长度一般在20年左右。目前这一周期波动特征随着人口代际交替的时间延长而延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一种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变化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判断经济周期的方法，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革命周期大致在40―50年左右。从目前经济波动的情景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现象仍十分明显。
熊彼特根据自己建立的创新理论，印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按熊彼特的划分方法，从19世纪中叶至今的160多年间，全球大致经历了三个半经济长周期：1842―1897年为蒸汽机和钢铁时代；1897―1933年为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1933―1973年为电子、航空航天时代；1973年至今为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以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为特征的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期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一高峰时期，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使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走出了近10年的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规律，一次产业革命的高峰期过后，会有一个长达15―20年的新产业革命消化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期），并在这一消化期中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萌芽。
以上一轮经济长周期为例，美国道琼斯指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爬上1000点后，就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在这之后的近20年，道琼斯指数一直没有超过1000点。从1983年再次突破1000点，1986年经济走出滞胀的谷底后，用了将近10年时间培育了以IT产业为核心的信息革命。这一时期道琼斯指数一直在1000―2500点之间徘徊。进入上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所引致的产业革命进入高潮期，1994年道琼斯指数突破4000点后，就一路上涨不回头，仅花了五年时间就一举突破10000点，在上世纪末冲上了11000点，六年时间指数涨了近三倍。
信息革命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慢慢消化新兴产业所带来的增长空间的平衡时期。本世纪初，正当这一轮产业革命从峰值开始进入平衡下行阶段时，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政府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也为了防止“9・11”事件导致美国经济的迅速下滑，从而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极低的利率刺激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再利用其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使本来已经开始走下降通道的经济再次被政策刺激起来，从而导致已经下滑的道琼斯指数再次调头向上，并在2007年连续冲破13000点和14000点的历史高位。然而，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所刺激起来的泡沫一旦破裂，经济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次次贷危机爆发后，仅一年时间，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回到10年前的8000点水平，并且至今还没有见底。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
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
人们对这次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早在2008年1月，索罗斯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全球正面临着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孕育起来的，这与二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他危机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着‘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但是，当时这种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直到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破产，人们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7月美国“两房”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困境、8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迫出售给美国银行，人们才彻底醒悟过来，各国政府也开始联手对付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10年金融危机周期。往前推10年，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危机从泰国货币泰铢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开始，但这一危机后来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同时也蔓延到了亚洲以外的国家，甚至影响到1999年诞生的欧元。再往前推10年，1987年美国股市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22%，从而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再往前推10年，1977年出现了西方货币危机，其根源是美国于1973年放弃了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承诺，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由于没有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货币仍以盯住美元为主。1977年美国采取了大幅度贬值的策略，从而导致全球汇市和股市的巨幅震荡，由此而导致的拉美债务危机于80年代初全面爆发。再往前推10年，1967年爆发了英镑危机。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但实际上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存在着黄金―美元―英镑的“三角”关系。1967年11月18日英国突然宣布英镑贬值14.8%，导致全球抢购黄金，一个月内几乎把会员国共同出资设立的“黄金总库”抢光，以致1968年3月“黄金总库”解散，世界货币体系从此真正变成美元一币独大。
从战后不断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与美国有关，且主要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而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反而在一次次金融危机中不断得到巩固。这种现象固然与美国经济的实力有关，但主要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有关。美国不仅利用美元的优势大肆发行货币，而且还利用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优势不断地开发出新的金融衍生品，将自己的金融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最终酿成了这次金融危机。
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本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正确预估这次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损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目前正处在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通道，金融危机只会加速经济的下滑，因此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次危机与1929―1933年大危机的差别。那次大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危机发生的根源，从而使人们在大危机来临时完全束手无策。这次情况有很大不同，尽管对危机的严重性在认识上有差异，但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经济学家们已经深刻分析了这次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各国政府也以最快的速度联手注资抵御危机的蔓延，并通过各种政策减轻危机的扩散程度。可以相信，这次危机不会造成像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巨大破坏，危机的时间也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严重到何种程度，未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不是会因此而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这些判断对中国制定今后的全球经济策略极为重要。
本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美国目前仍拥有全球20%的生产总值，有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有众多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不可替代的创新机制，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有非常良好的人口结构，耕地与人口比例也是世界大国中最佳的。在这些优势和实力中，美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没有被破坏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往往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新兴力量可以取代美国的情况下，只要美国的创新体系没有被破坏，还是技术创新的最大策源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
位还没有被取代的迹象，那么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很有可能还是美国。
三、中国应对经济衰退的策略
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
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观察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危机总会过去，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下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充分利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我国自身的经济转型。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受损程度相对较小。但应该看到，那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我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还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我们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我们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因此，为迎接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我们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就短期而言，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次国务院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提出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这一政策力度远远大于1998年对应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基调。所有这些，一方面说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为确保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决心。
有人提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消费对经济没有拉动力，那么这种暂时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确实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应有的经济增长动力相悖。目前一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都在70%～8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却十分例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70%，到90年代，这一比重下降到60%，从2001年开始，这一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51%～53%，从而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靠出口，就是靠投资。
为了搞清楚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不妨客观地考察一下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已有多种归纳方法，而能够客观描述当前我国经济状况的当数迈克尔・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归纳。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富裕导向阶段。其中他对投资导向阶段特征的描述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特征非常相似。了解了这些特征，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策略还是应当以刺激投资为主。
按照波特的定义，投资导向阶段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其中政府的投资意向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外国资本进入从纯粹投资开始转向技术跟进；三是国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四是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经济；五是出口量激增，有些出口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销售；六是由于投资过热，国民生活水平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出现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七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开始增加，但经验丰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仍然缺乏；八是教育与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开始出现创造机制，但与企业的结合还不紧密；九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仍主要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
很明显，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为此，本轮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资的结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下滑，最终需求进一步缩减，我们就不能把资金过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因为当这些投资转化为下一期生产能力时，将会造成更多的产品积压，形成进一步的通货紧缩。因此，这次大规模投资只有投向以下四个领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
第一是投向与医疗、教育、养老、保健、保障性住房等有关的服务性消费领域。目前消费需求长期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重要领域体制尚未完善，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压缩了现期消费的能力。
第二是投向与创新有关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并不少，科研人员数也不少，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却很低。除了科研转化机制存在问题外，风险投资数量偏低，市场化的投资机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大型企业除了对科研机构的研发进行投入外，还应当对科技转化过程中的市场建设进行投资，从而真正培育出创新导向因素。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在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方面让人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现象,如全球化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等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从而客观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这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的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还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后果,只能通过危机的强制性来解决。因而,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解决危机首先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但这种生产过剩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还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一种隐蔽的生产过剩。这种观点认为,从现象上看,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传统的由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是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不像过去从实体经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仍然是由实体经济本身存在的危机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剩，通过信用方式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信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造成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同时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更进一步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这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相推动与刺激，发展到一定的时点，危机不可避免地。
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来揭示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这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实证角度来看,1975-2008年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恢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了重组，并在这之后出现了“弹性化”，非生产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利润率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于是，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依靠信用的膨胀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同时，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更进一步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结果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和金融市场的恶性膨胀，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都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黄金发展为以美元为代表的各种世界纸币,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通过国民收人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高额收益提供了机会和刺激,从而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现象，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开辟新的空间来突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的限制的规律。而本次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自由化推动下,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因过度扩张和积累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高度金融化，并最终引发危机。
第五种观点从长波的角度考察了本次金融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长波理论,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很可能是新一轮长波的下降期的到来，而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要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萧条期。这种观点认为，战后50-6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不过是长波中出现的短暂繁荣，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不过是长波中暂时繁荣的表现。此次金融危机预示着长波下降趋势的开始。有的学者还指出长波后期往往会出现金融化的现象，而本次经济危机由金融领域引起正是出现了金融高度金融化的现象，契合长波的特征。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严重的“滞胀”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通过各种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于1970年代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国内外学者从以下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生产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新的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是197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对社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加快了商品的流转速度，并且使劳务的远程及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新的国际分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资本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随着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以及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和股票持有人的普遍化，使资本的终极所有权高度分散化;但是另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不仅强化了少数大公司和大机构的控股权，而且也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经营管理权的高级管理阶层的权利。
收人分配两级分化日益加深。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所在比重不断缩小,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美国,近三十年,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人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人却增长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阶层的财富更是增加了七倍。
经济全球化和高度金融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关系得以重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加紧对外投资,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金融资本总量迅速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和支配地位。发达国家经济在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和高度金融化特征。与此相联系，资本积累模式也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信息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而有助于美国获取铸币税以及转嫁国内危机;二是发达国家在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采取严格管制,使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对称的、片面的全球化;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四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等。
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问题
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初出现的是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19一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30~^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初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生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滞胀现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重组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资本、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新变化。进人新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去产业化、全球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何种阶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金融资本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搜取各国财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但金融资本又几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所垄断。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蔡万焕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过程、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劳动和资本之间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所出现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发达国家经济命脉，并且通过经济全球化、对外扩张将其垄断势力扩张到世界范围，因而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的学者则指出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度的三个力量分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以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的“自由化”和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其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2.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峰认为应当从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特征角度来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阶段，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制度特征首先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占支配地位;其次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垄断资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的国际流动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自由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世界市场;最后垄断资本还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而,可以把当前的资本主义归结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3.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滞胀”危机,开始放弃长期坚持的以国家管制经济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代之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理论基础。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新自由主义才导致了经济危机,因而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外学者如大卫?科茨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国内也有些学者认同此观点，如刘盾等指出英美国家依照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方法,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因而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有学者还据此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以及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4.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卢森堡、希法亭、列宁等人都对帝国主义进行过深刻的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只是新时代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以“新帝国主义”来称谓当代资本主义。如杨承训等通过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处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突出表现是美国拥有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实质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赵常庆则指出当代新帝国主义除具有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本性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如倚仗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产品获取垄断利润,延续老牌帝国主义损人肥己的贪婪本性;改变过去侵略扩张的殖民统治方式,代之以抢夺和控制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滥用美元发行权,剥削发展中国家,左右世界经济;充分利用其软实力,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发展中国家。而蒯正明印则指出与传统的殖民掠夺方式不同,新帝国主义构筑了一套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新帝国主义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这套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以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
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伊始,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曾经乐观地预言危机很快就会过去,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复苏。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持续的动荡,经济持久萧条低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波持续一波,而经济危机更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英法等国发生的社会骚乱、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等等。经济停滞和社会的动荡局面不仅构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复苏”这类预言的有力回击，更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陷人了死胡同,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将发生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资本主义制度衰落论。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由盛转衰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技术、所有制、资本形态、资本运动空间、调节方式等各个方面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走向衰落的原因。具体来说，技术方面:信息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无就业增长；所有制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形态方面: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运动方式进人了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空间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运动的空间巳经达到了极限;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所有手段,仍然无法解决危机,各种干预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可能陷人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正走向历史性衰落。有的学者指出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还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都表明资本主义矛盾在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正走向衰变。有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巳经进人了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阶段,因而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
2.制度调整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并不构成全面性、总体性危机,也没有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特别是现在英美发达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属于中右翼政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弱小,因此,资本主义为了尽快走出危机会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现在的发展模式，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调整，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在自身调整中走向复苏。至于调整的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瑞典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注重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以及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129157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是“新莱茵模式”，是一种基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改进,包括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投资社会化、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发展以及让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注重各国以合作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等内容。
3.对外转嫁危机论。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史表明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放任危机从而销毁相对过剩资本，缓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新一轮资本积累创造空间;另一种就是通过贸易冲突、军事手段等打垮竞争对手，为国内资本积累创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军事战争还能够带动国内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因而向世界分X体系的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而根据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外转嫁危机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通过金融战争来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政治上加快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步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提供政治保障;军事上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遏制甚至发动局部战争。的学者更指出除非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否则资本主义将会进人长期停滞的局面。
4.社会主义前景说。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同时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无论是从人类的发展趋势还是从现实世界发展情况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必然的。
五、简短的小结
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人WTO,中国已经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深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据此制定科学的对外经济政策。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当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所处历史阶段和发展趋势等各方面的研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某一部著作或著作的某个篇章中完整地阐发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如生产过剩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等等。在对新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危机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多数分别沿用上述几种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因而,从总体上来看，理论创新的力度明显不足。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关键词：经济格局；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10―07
一、引言：经济复苏拐点的显现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到来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国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方案，及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9年6月以后的经济数据看，各项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已走出V字型反转，显示出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更主要地表现在实体领域的外需不足，因此尽管复苏之路可能还将漫长与曲折，但经济复苏的苗头与拐点已经显现・，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后金融危机时期。
复苏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在看到积极因素累积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未来所面临的艰巨挑战：除了外部环境尚不明朗、内部基础尚不稳固之外，更重要的是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信贷暴增隐含着通胀风险，而依靠大规模投资尽管扭转了经济下滑趋势，但同时也会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难度。在这关键转折点上，前瞻性地预计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图景，未雨绸缪地考虑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更快地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更有利于未来的持续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此我们将选择与此次金融危机采取类似经济政策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参照，通过对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研究，试图从反思的视角探讨经济企稳之后宏观经济政策更应该关注什么、着力于什么。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二部分，将对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简要回顾，为后续的分析提供背景和基础；在第三部分，将通过经济绩效的分析，对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格局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比较；在第四部分，将对中国经济格局变化及其成因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提出后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优先关注的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二、两次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7月，而本次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8月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因此我们将考察期确定于1991年至2007年，同时由于无论是亚洲国家彻底走出金融危机还是我国经济真正回暖均是在2002年，因此我们用1997、2002年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本次危机爆发前三个阶段。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第一阶段
自1991年起，中国经济摆脱了1989、1991两年低迷增长状态，出现高速增长，至1997年的大部分年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平均增速为11.5％。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以及其后的1993、1994年，增速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2％、14.0％、13.1％，但是与高增长同行的却是投资急剧膨胀与物价快速上涨。1993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26.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14.7％，到1994年又同比上升了24.1％，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见图1)。
为了抑制投资过热和治理通胀，自1993年下半年，我国运用利率及带有严厉行政色彩的信贷控制等措施，实施了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于1994年陆续推进了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一系列改革，为此后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由直接向间接调控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最终使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回落到了10％之内，CPI也同比下降到了2.8％，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美中不足的是调控时间较长，在紧缩环境下出现了国有企业面临着较多经营困难、产品销售不旺等问题。
(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先是席卷泰国，很快就蔓延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地，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1998、1999两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此后三年回升也有限，直至2003年才又恢复到10％以上，复苏之路达5年之久。同期CPI有三年处于负增长，另外两年基本持平，表明此阶段实际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不过总体来看，年均8.3％的增长率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仍属一枝独秀，因为遭受金融危机袭击的五个国家直至十年后的2007年增长率仍然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与当时我国及时正确的政策应对是分不开的。
1997年末，我国政府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外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同时针对国内生产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于1998年制定并实施了与本次危机类似的、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第一次运用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来治理通缩。财政政策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财政支出。1998-2002年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9.0％，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年均增长达到了26.5％。与此同时，也通过采取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为国企下岗职工建立三条保障线、提高离退休人员待遇等多项措施以及启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改革，将扩大需求的范围拓展到出口和消费方面。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降息和运用__大工具，并相应实施促进消费的信贷政策，在此期间M1、M2的年均增速为19.4％和15.2％，高于GDP与CPI之和，信贷年均增速达到12.0％，说明货币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在政策具体运用上仍然有一些不足，例如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是相矛盾的。
(三)本次金融危机前的第三阶段
2003-2007年，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征。在这五年间，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前四年的物价水平也基本保持稳定，只是到了2007年5月以后，在国内需求拉动和国际价格传导等多重作用下，开始出现通胀苗头，从8月份开始CPI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超过6％，全年达到了4.8％。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突出的经济问题。在加快重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以及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的情况
下，2003年以来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现象，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分别在15％和20％、30％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上运行，因此从2003年下半年起我国又开始进行宏观调控。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针对“局部过热”实施的是“有保有压”的政策，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的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同时，针对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三农建设、社会保障、农村义务教育、节能减排、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产价格调节等方面，也推进了相应改革。2007年末，针对通胀苗头与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经济增长高位趋升的情况，进一步将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总体来说上述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资源环境约束、巨额贸易顺差等问题仍未得有效缓解，同时在“有保有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了一定抑制。此后的政策调整则为我们所熟悉，即为了化解本次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9日我国政府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计划。
三、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基于经济绩效的分析
下面我们将通过经济数据对于这三个时期的中国经济绩效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经济格局演变的过程。
(一)经济模式与经济效率
1991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5.1％、24.3％、10.6％，此后在投资激增作用下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急剧上升，至1993年已达78.6％，后随着1993年的宏观调控开始而下降；消费与净出口均呈下降趋势，净出口的下降尤为明显，1992、1993年甚至出现负贡献，至1997年三者贡献率分别为37.0％、18.6％和44.4％。总体上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第一阶段我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三大支出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2.7％、41.3％、6.0％，其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见图2)。
1997之后，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又开始上升，至2003年达到63.7％，而消费和净出口贡献却下降到了35.3％和1.0％，说明走出亚洲危机投资起了最主要的作用。2003年后，随着政策的转向，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开始出现下降，消费微升，但净出口的贡献率却急升，至2007年三者贡献率分别为39.4％、40.9％、19.7％。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阶段相比较，2003-2007年三大支出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8.1％、47.9％和14.0％，表明中国经济已转向三轮驱动模式，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大大超过了消费，净出口的贡献也急剧上升。
但是投资增长并未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上升。从资本产出比率来看，自1993年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3、1997、2002、2007年分别为1.52、1.71、1.98和2.12，表明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从更能体现动态投资效率的指标――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看，基本也体现了这一趋势，该指标在上述年份分别为1.52、2.29、2.55和2.38，但略有不同的是其间波动更大一些，近两年来出现了下降。但即便如此，2007年的2.38也意味着为了比前一年多生产1元GDP需要追加2.38元的投资。分阶段看，资本产出率与边际资本产出率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阶段分别为1.6和1.9，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提高到1.9和2.6，在本次危机前阶段分别为2.0和2.3，表明我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以经济效率下降为代价的，并为此后经济增长倚重于投资埋下了伏笔。
(二)就业增长与劳动生产率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如果仅就总体就业情况进行分析过于粗略且无法揭示出结构性变化，因此我们将二三产业合计作为非农产业进行了计算，并将其与总体就业状况放在一起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1年至2007年总体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都是呈上升态势的，但增长率远低于GDP和产业增长率，同时在这三个阶段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就业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占大多数，但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却稳步上升，年增长率和净增量均超过总增长率和总净增量，说明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比较迅速，到1997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已超过50％。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可以看到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受到明显影响，增长率与净增量均急剧下降并远低于总体水平，表明农业又成为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蓄水池”。而就业弹性尤其是非农就业弹性的急剧下降，更真实地表明了经济增长并未有效拉动就业增长。自2003年起，随着经济全面复苏，就业增长又表现出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类似的特点，即非农产业再次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增长率与净增量均大大好于总体状况，至2007年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已接近6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体就业情况看，总增长率与就业弹性在1991至2007年下降的幅度非常剧烈，似乎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差，但是考虑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的历史，非农产业的就业水平更能真实地反映就业增长的情况，而从非农产业的就业情况看并非如此糟糕。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相比，非农产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从4.43％下降到了4.32％，仅下降了0.11％，小于总体就业的下降幅度，而就业弹性则从0.18提升到了0.26。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所面临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登记失业率仍然处于上升状态，近年来均在4％以上，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失业率将会更高，因此供大于需的状况依然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考虑到劳动适龄人口高峰尚未到来以及中国城市化率仍然不高，因此城镇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处于充沛状态，总净增量的减少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尤其是非农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仍然比较低。
从城乡就业内部构成变化可以进一步看出就业增长的机理。总体上看，城镇就业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呈现此消彼长趋势，且城镇就业人口占比的上升有加快趋势，这与前面的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是相呼应的。城镇就业增长在正规单位主要产生于股份公司、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1991年的不足5.6％提升到2007年的42.8％。国有和集体单位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更加剧烈，从1997年的67.0％急剧下降到2002年的33.4％。这一方面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企改革的深度推进有关。城镇就业的另外一个
增长源是“其他”部门，一般将在此部门就业者视作那些“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此类人员的增长既表明了灵活就业形式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很多经济活动人口做出了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反映了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2007年在“其他”部门的就业人数有9658万人，如果将个体经营者也计人大约有1.3亿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4.2％(见表2)。
乡村就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乡镇企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在此我们也粗略计算了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减缓，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工也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这也使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本已在1997年首次下降到50％以下(参见表1)，但在1999年之后又回升到了50％以上，可见走出亚洲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就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的推进。
从劳动效率角度看，无论是总劳动生产率还是农业、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是上升的，但是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数倍于农业劳动生产率，1999年及以前平均在4.7倍左右，1999年以后上升到5倍以上，2007年在5.4倍左右。边际劳动生产率则体现为农业在绝大部分年份为负值并趋于下降，非农产业与总体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均为正值，表明总劳动生产率与总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相关研究表明至少在45％以上。
从发展阶段来看，总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二、三阶段年均增速分别为12.8％、7.6％和14.1％，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所受影响较大，而导致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年均增速只有0.7％，远低于此前的9.7％和此后的14.2％，进一步寻根溯源可以发现导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急降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和不太高的3.6％左右的农业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上面关于总劳动生产率决定因素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金融危机对于农业和农民(工)都影响至深。总边际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二、三阶段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7％、15.8％和38.7％，其较快增长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此展开详论，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是由于资本深化导致就业排斥现象从而使就业净增量减少所致，但这从促进就业角度来看并非是一个好的现象。
(三)收入消费与城乡差距
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是决定和体现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1991年提高了8.1倍，农村提高了5.8倍。即使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2002年，也分别提高了1.5和1.2倍。但从增速变化看；还是可以看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明显。在三个不同阶段，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7％、9.7％和14.8％；而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6％、5.2％和11.8％，第二阶段明显偏低。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一样，也呈现上升态势。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1991年提高了6.4倍，农村提高了5.4倍；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阶段也分别提高了1.3和1.2倍。在三个不同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4.1％、5.9％和10.7％而农村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7％、4.9％和10.7％，第二阶段也明显偏低。
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收入比还是城乡消费比均是上升的，分别从1991年的2.4和3.1上升至2007年的3.3和3.6，其中扩大时期主要集中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分别从2.5和3.4上升到3.1和3.6.可见会融危机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的负面
如果我们将第二、三阶段放到一起进行观察，可以明显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GDP的增幅(速)快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速)，城乡人均收入的增幅(速)又快于城乡居民消费的增幅(速)，表3表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并不同步。
四、总结、反思与政策启示
(一)中国经济格局变化的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实力看，经过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GDP从1997年7.9万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5.0万亿元，人均GDP从人均6420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分别提高了2.2倍和1.9倍，因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第二，从发展模式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消费与投资对于GDP的贡献平均达到94％以上，而消费又占到52％以上：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已转向三轮驱动模式，消费贡献率下降到了40％以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消费，但这也引发了投资效率下降，而净出口贡献近年来的急剧上升，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波及和影响要大于上一次危机。
第三，从就业状况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仍以农业就业人口占多数，到了1997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刚刚超过50％，但2007年这一比重已接近60％，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国家。与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格局相对应，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这既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引力。也是总劳动生产率与总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推力。伴随着发展模式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就业也呈现出一些更值得未来关注的特点，一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减少，进城农民工也成为了城镇就业的主要构成部分；二是就业增长主要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以及非正规就业领域。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些群体、单位及领域恰恰也是受到重点冲击的部分。
第四，从民生改善看，无论是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前均要好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但是从增长角度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阶段的年均增速要远低于上次危机爆发之前阶段，并低于同期的GDP增长率。同时，由于城镇收入与消费的增速均高于农村，也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至2007年两者均仍维持在3倍以上的水平，体现了不和谐的一面，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正是城乡差距开始扩大的时期。
(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
鉴于目前正处于经济复苏拐点已经显现的初期，因此我们更应关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表现和考量其政策效果。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尽管依靠经济刺激政策及投资拉动保住了经济增长，但投资效率却在降低，就业增长与民生改善并未同步，城乡差距也有所扩大。反思导致这一格局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过度看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其他
方面。郑京海(2008)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两方面的政策支持了中国远超于世界的经济增长水平：一个是土地、电力、水等关键投入品的价格通过补助和定价调控被保持在低水平，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土地被零成本地划归开发商，对外商直接投资也以半价售电；另一个是低成本融资被引入到工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其他一些大公司实际融资成本接近于零，1998-2002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在不断走低，而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数额超过全部贷款的60％。
与投资对经济的高增长相对应，消费不振、贡献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国民生产净值构成中，政府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从1997年的15.2％上升至2007年的17.3％；企业的营业盈余比重从1997年的23.7％升至2007年的36.5％，而劳动报酬比重却从1997年的61.1％下降至2007年的46.3％。导致这一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就业压力较大却又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够，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一直得以维持。其次，除了收入增速较慢、分配不均等原因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导致对于未来预期不好也是消费增速落后于收入增速的重要原因。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城镇就业者的覆盖率，分别只有33.6％、43.2％和27.3％，而在农村地区更低至3.7％、25.1％和4.9％。
(三)政策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积极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产业结构优化与就业非农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也有了较大增长，这为化解本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依存度已有了较大提高，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欧美等中国传统出口国的经济均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此次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也将发生重大调整，因而我国出口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将难现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势头，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将主要依靠内需。但是由于本次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增长偏重于投资拉动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同时对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也告诉我们这一模式对于长期发展与社会和谐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此内需扩大的潜力和空间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的全面启动与持续扩大。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以及此后经济格局的演变看，我们可以获得对于彻底走出本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全面复苏的若干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积极主动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化解经济危机、重启经济增长确有必要且能够产生效果，但是在经济颓势得到扭转、渡过经济低谷之后，必须考虑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相统一，必须考虑短期政策与长期策略的结合，由此才能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第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就业增长与民生改善，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也需要一系列的转化条件，从短期看政府对于受到危机影响较大或拉动内需具有关键作用的部分产业与企业确应予以必要的扶持，但从长期看应着力于为集聚于非国有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营造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使经济体更具自生发展和促进就业的能力。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变革进入市场金融体系框架的调整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显著特点是形成“一行三会”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的保险市场。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责，并负责协调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工作，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调整运行的时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期，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发展模式再创新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度调整和寻找解决方法，积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结构调整的挑战。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危机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机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9年无疑是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金融逐步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在，维护金融稳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当主要矛盾和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积聚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更多地体现出经济社会成熟发展的特征、成功的运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管理理念等不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会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从中国参与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及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参与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这是中国金融转型路径达到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结论
摘要：《共产党宣言》不仅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的重要理论，而且其中概括的多个方面的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再学习，从“两个必然”理论出发浅谈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简要阐述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对“两个必然”理论的再认识。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两个必然 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D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金融危机本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决定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剩余价值导致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和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供大于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中“无形的手”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则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衡，同样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出现“生产过剩的瘟疫”――金融危机。
马克思不仅描述了危机的现象，并且深入分析了导致危机的根源：“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并且马克思还剖析了社会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全球化”问题，他谈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即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将造成全球化的不利影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最鲜明的实例，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人士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性，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在现实世界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西方一些学者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完美化，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把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推到极致，鼓吹夸大“市场”的调节作用，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甚至不要政府管制。这种资本盲目扩张，就在客观上为次贷危机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二、“两个必然”理论
《共产党宣言》初步全面论证了“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简称为“两个必然”理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新探讨《共产党宣言》及“两个必然”理论是十分有必要的。
1.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同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P256）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造成的财富了。”[3]（P257）
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适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3]（P261） 由于“无产者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3]（P262） 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获得生产资料，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可见，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首先生产出了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由此便不可避免。
3.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P33） 因此，“两个必然”的实现时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三、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对“两个必然”理论的再认识
在今天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对“两个必然”的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全新的认识。不能像一些人片面得认为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即将取代资本主义。对于这一问题，将做以下简要阐述。
首先，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到现在还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前还具有促进生产力增长的空间。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巨大的打击，使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但是，也必须清楚的看到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受到破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干预手段已经失去了以往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将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风险和危机。所以，这次危机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正以非爆发式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周期性的危机。
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两个必然”的理论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剩余价值学说这三块理论基石之上的科学结论，而这三块理论基石，是早就被证明了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考察人类社会生活，才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两个必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从三块基石上引出的必然结论。想要这个结论，那就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的，在理论上也是办不到的。
总之，在当今金融危机席卷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两个必然”。我们既要反驳金融危机前流行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又要反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速胜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数百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 年7 月第1 版，第40、41、39 页。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 年7 月第1 版，第40、41、39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0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0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