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比如倒话、诶话、莫语、回辉话等。这些语言是作为母语传承的独立语言，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不是由某个祖语继承或分化来的，而是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深刻接触所导致的语言质变结果，因此难以在语言谱系树中确定它们的地位。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注释：
关键词：网络语言 隐喻 认知特点
一、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网络中的巨大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更加迅速快捷，而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已不足以能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和输出。于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形式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蔓延、普及和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是一种时尚的大众传播方式，它因具有前卫和新潮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传统媒体。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式，如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virus”（病毒）、“cyber worm”（网络蠕虫）、“firewall”（防火墙）等，汉语中的“楼主”、“潜水”、“恐龙”等等。
本文拟从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认知特点出发,以英汉两种语言为语料，从网络词汇中挖掘网络语言的内在认知隐喻特征,借以说明认知隐喻对网络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网络语言研究的进展。
二、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语体特点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网络时代的反映，是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语言？张坚认为，网络语言是网络交际文本中基于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背景创造出来的语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文化中人际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语言。[1]（p49）本文主要论及后者，即狭义的网络语言。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该载体比其它方式更为快捷、自由和方便。载体的变化造成了语言风格或者语体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语体。
在形式上网络语言具有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象传神，而且使网络聊天具有了“望文生义”的近距离交际效果，给虚拟的网络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与实在感和即时感。例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之类的用法往往给抽象、平淡的概念赋予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形成了网络语言形象性的语体特点。
在内容上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口语化、粗俗化和时事化等特点。网络语言不受外来的束缚，构思巧妙，常常语出惊人、令人瞠目，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词语的变异使用；二是新词新语的创造。前者如“灌水”，该词原指向容器中注水，而在网络交际中则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又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后者如用“东东”意指“东西”。网络交际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但却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交际形式，这一点决定了该媒介交际具有口语化，有时候甚至是粗俗化的特点。另外，当代社会由于广播、电视、报纸，尤其是互联网等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全世界在信息互动方面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因而时事词汇就比较容易地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当然就更加自然地进入了网民的网络交际之中，由此促成了网络语言的时事化特征。
（二）认知隐喻的含义
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视作一种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思维和认知范畴。换言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2](p5) 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与手段。前者是指传统的“修辞隐喻”，后者即所谓的“认知隐喻”（也称作“概念隐喻”）。本文以后者即当代的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网络语言及其语体特点进行分析。
（三）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网络语言不仅是使用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理据和动因。词汇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符号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络语言词汇的丰富又依赖于隐喻等认知机制和手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语言得以延伸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词语的创造过程中，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由此产生的词汇看成是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隐喻：类型与认知特点
本文将从源域（source domain）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中存在的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特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们把网络语言中的认知隐喻大致分为人体隐喻、动物隐喻、建筑隐喻和航海隐喻等四大类。
（一）人体隐喻
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3](p126)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期人类的一种典型思维特点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4]（p28-34），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包括器官）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它事物，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包括人体隐喻化语言）。[5]（p50）这符合人类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在网络语言中，网民们也喜欢使用人体隐喻词。例如，用“皮肤”喻指“界面”（如“qq皮肤”和“搜狗输入法皮肤”）；用“幼齿”喻指年纪小而又不怎么懂事的人；用“养眼”喻指人长得好看。
（二）动物隐喻
人类在长期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动物及其比喻意义往往会出现相互一致的认知或者相似的联想，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以动物为喻体的隐喻。[7]（p24）为便于论述，笔者把动物隐喻分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形状或外貌相似的动物隐喻、基于特点或属性相似的动物隐喻和谐音类动物隐喻。
网络语言中的动物隐喻主要是基于动物形状或外貌特征的隐喻。例如，作为电脑部件的“鼠标”其形状酷似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恐龙”在网络语言中不再是业已绝迹的一种动物，而是用来比喻长相比较丑陋的女生；“孔雀”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城市女孩”，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娇娇女，从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一帆风顺，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网络语言中的另一类动物隐喻是基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的隐喻。例如，“臭虫”（bug）是让人类讨厌的昆虫，后来人们把跟电脑有关的故障都称为“臭虫”；“病毒”（virus）的原义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且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致使人生病的简单的生物”（《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而在网络语言中则指“一种进入电脑并损害或破坏信息储存的程序”；“爬虫”在网络语言中指不会使用网络、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犬科”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性的男性网民，他们尤其擅长死缠烂打。
此外，当代网民还喜欢使用谐音类的动物隐喻，以营造幽默的表达效果。例如，“大虾”是“大侠”的谐音字，喻指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民，或者在某一方面（如电脑技术或写文章的水平）特别突出，一般是人缘声誉较好的人；“驴友”是“旅友”的谐音，喻指喜欢旅游的朋友，一般泛指背包一族；与“新闻联播”谐音的网络语“新蚊连啵”，喻指遭到无数蚊子的袭击，视之或听之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三）建筑隐喻
建筑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物为喻体的隐喻，网络语言也不例外。例如，英文“window”的原义是“一个嵌入墙壁中带有玻璃的框架、能够让阳光和空气进入房间并且能让人看到外面的设施”（《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窗户”或者“窗口”，然而，在网络语言中，它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电脑桌面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等操作系统。
下面是跟网络论坛相关的一系列网络建筑隐喻：在网络语言中，“楼主”不再是楼房的主人，而是指发主题帖的人；“盖楼”的概念也不再指将楼搭建起来的意思，而是指回复同一主题帖；“楼上的”是指比你先一步回复同一主题帖的人；与之相对的“楼下的”是指晚于你回帖的人；“拍砖”是指对某人某帖发表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的帖子；“坛子”指论坛；“隔壁”指论坛中的另外一个主题；而“爬墙头”则指只看帖子但不发言的做法。
（四）航海隐喻
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旅程隐喻，而航海隐喻正是旅程隐喻的一种，因此航海隐喻在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黄秋林指出，“航海隐喻与旅程隐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航海属于旅程的一部分。” [8]（p44）网络语言中也不乏对航海隐喻的使用。例如，“潜水”、“水手”和“冲浪”这些与航海相关的词语充斥网络语言之中，使得网络语言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词语已经从原有的航海认知域映射到了其它的认知域之中，分别喻指“天天在论坛里呆着，但是不发帖”——由此，“潜水员”喻指那些喜欢看别人发帖而自己不发帖的人；“喜欢‘灌水’的人，即喜欢在论坛上发些无价值意义的帖子的人”；“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url地址，在web页面上移动鼠标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浏览”。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语言中类似的隐喻称之为航海隐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中蕴含着丰富而鲜活的隐喻，反过来说，隐喻是网络新词语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网络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认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语言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网络词汇良莠不齐，因此需要语言研究者的正确引导与进一步规范。
注释：
[1]张坚：《赛尔的隐喻解释原理与网络语言》，外国语文,2010年，第4期。
[2]lakoffg.&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卢卫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
[关键词] 语类研究 文本分析 批评方法
一、语类分析概述
自Aristotle时期以来，语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原指事物种类，相当于中文的“体裁”。20世纪80年代引起语言学家重视，尤其是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对genre的翻译不尽相同，有“体裁”、“语类”、“语篇类型”等，本文采用“语类”一说，并同意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对genre的定义：“有步骤、有目的的社会活动”。
语类研究有许多学派，Hyon认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以Swale和Bhatia为主要代表的专门用途英语研究（ESP），以Miller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以及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澳大利亚学派。张德禄总结了民间故事研究、语言人类学、交际人种学、文学理论、社会学、应用语言学等学派对语类的研究。但不管是哪个学科或学派，对语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文本分析和文本外分析，即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交际目的。
二、文本分析
语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文本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包括两方面：语篇宏观结构以及语言形式特点，即语言风格。
第一步，从语步来分析语篇宏观结构，即语篇组成部分，最易识别的典型语类特征，通常也也被作为区分语类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反映了文本所描述的事件的步骤和过程。在ESP研究中，语类用语步结构为分析框架，对话语结构类型进行描述，即交际/言语行为的顺序。该语步结构包括语步、语段或说用以实现每一语步的策略，以及它们的排序。交际目的和语言功能要通过语步来实现，换句话说，语步由其所完成的交际功能来确定。而每个语步又是作者/说话人通过选择语言策略，形成各个语段而组成的。
在SFL学派中，Hasan在1985年提出语类结构潜势GSP，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语类被认为包括语篇的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其结构遵循一定的顺序。有着类似观点的Martin和Eggins则提出纲要式结构，语类由一定序列的步骤构成，每一步表达了特定语义，实现语言功能，所有步骤一起共同完成了该语类的语义表达，Martin还提出这些步骤在评价系统中形成了音韵般的起伏态度，即语类要表达的整体态度意义。
第二步，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语言本身包括话语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书写形式三个层次，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是语言的内容，语音/书写形式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语类结构中语步的语义表达要通过其他两个层次的语言形式来体现。
总之，自上而下，每种语类的语篇都有其特定的语篇结构，这种宏观结构由特定的结构成分构成，而这些结构成分又以某种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在文本层分析语类时，要注意先把握整体结构，再深入分析结构内部具体的语言特点。
三、批评性分析
以上文本层面的分析，实际上和秦秀白的文体分析有异曲同工之义：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篇内在结构等角度分析特定语篇的内部组织机制，并对特定语篇所选择的语言成分的得体性进行分析。但是这种语言描写式的分析不管多么的详尽而深入，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语类表现在语言上是某种特定形式，而非其他，为什么“一种体裁（语类）具有它所持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法”。巴赫金在研究体裁（语类）诗学时倡导一种社会诗学研究，如他对小说研究一方面深入到其内部结构和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则面向历史，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挖掘。而批评方法就是试图超越文本，选用适当的分析工具，建立更加全面的语类分析框架。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Fairclough认为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的（或描述的）和批评性的方法。文本分析实质上是非批评的，如果要深入挖掘语类深层社会历史因素，广泛寻找解释性，则要从各个角度，结合多学科知识对语类这种表现在语言上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作批评性分析，进行合理解释。
1．社会语境
要理清语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切入。他们着重研究社会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即语类，语类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记录、创造和建设文化，是处于某种文化中人们阶段性，有目的的社会活动，用来描述人们怎么使用语言达到与某一特定文化相适应的目的。情景语境即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三个变项。语类比语域高一层次，Martin还提出比语类更高级更抽象的语境，即意识形态。四者之间是实现关系：意识形态影响并决定语类，语类则决定语域，而语言的选择则受到语境的共同制约，形成语言风格。所以，在分析语篇时，要将其置于大的社会语境之下，抓住它们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一一分析，才更加可行。
2．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互动
在CDA提出的分析框架中，话语分析有三个维度：文本语篇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它强调话语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辩证关系。在语类资源使用时，为在社会接受的语类标准中达到个人目的，经验丰富的语言使用者会用相应的语言策略让某语类达到特定语用效果。在建构某语类的话语实践时，如果与该语类相对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行互动，则会让产生的语类更加符合语言使用者的最初目的。这种语用策略思想是十分符合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的。
3．互为话语性
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发现实际语类比理想的模式更加灵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一个语篇不只出现一种语类，而是包括多个语类成分，且它们的关系类型不同，可以十分复杂。Bhatia提出语类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互为话语性在语类的建立、运用以及解释中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语类分析朝批评方向发展的标志之一。很多语言学家均提过互为话语性。互为话语性，指借用被传统认可的语类建立相对创新的语类合成体，而非仅仅按传统的作法将其它文本转变为现有文本的形式，它对于语类的混用、嵌入、借用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结语
语类研究有不同学派，各种学派基本上对形式结构和社会功能进行阐述。本文试图整合多学派、多角度的分析理论，朝批评的方向建立语类分析框架，既能从文本语篇上加以更为详细的描述，给以标准，又能结合多学科、多维度的社会文化知识、交际目的、认识结构等，这将很大程度的提高语言使用者的语类敏感度，培养对语类知识的使用，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应用于实际。
参考文献：
[1]方琰.语篇语类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2，（17）.
[2]秦秀白.“体裁分析”概说[J].外国语，1997，（6）.
关键词：洪堡特，语言观，关联，精神力量
引言
在洪堡特的诸多语言理论中，很多概念和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分散的、独立的。事实上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他的所有的语言理论其实都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关联的角度不一样。本文就试图从语言的精神力量这一角度来分析他的几个相关的语言概念，并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所在。这里首先对洪堡特的五个重要的语言观进行关联性分析。
一．对几个语言概念的分析
㈠.内在语言形式
洪堡特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什么是“内在语言形式”，在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中，内在语言形式是作为语音形式的对立面存在的。作为提出这一概念之第一人（姚小平，1995），洪堡特曾对“内在语言形式”的特点、性质及其与人本身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从人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划分为两种构建原则 (constitutive principles)：“内在语言意识（我用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全部精神能力，而不是某种特殊力量）；还有语音，它取决于器官的属性，以世代相传的习惯为基础。”（Humboldt, 1988: 214）洪堡特所指的语音形式就是一种相对于内在意识的外在形式，借助于人体的发音器官而存在，受制约于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相比而言，由人的全部精神力量所构成的内在意识，即内在语言形式，则属于人的纯智力的方面，是一种内部规律。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内在语言形式是动态的，变化的，自主的；而外在语言形式则是相对静态的、不变的、被动的。前者通过后者发生作用。
㈡．语言与思维
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识了语言的本质 — 其完全内在的、纯智力的方面，即语言的精神力量。如果把一种语言视为一个形式，人的精神力量就是这种形式相对立的质料之一。“形式总是相对于内容 (Materio) — 洪堡特也称之为“质料”(Staff) — 而言的。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姚小平，1995：114)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考虑，人的精神力量与语言本身构成了一对矛盾统一体，由此也就涉及到了洪堡特的第一个语言范畴 —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创造，两者同时产生，密切相关，构成了人类智力发展的两个方面。“语言恰当的发展进程与人类智能的发展进程有一种天然的谐和关系。思维的需要在人身上唤醒了语言，因此，从语言内部生成的一切也必然促进思维顺利地进行。”(Humboldt, 1988: 144) 这种自然地结合必然使一方作用于另一方，形成一种无止境的循环运动。精神力量与语言以某种方式相互运动。“语言表达思维和情感，同时也要随着思维和情感的运动而运动，两者在速度上，形式上及其它方面都保持一致。”(Humboldt, 1997: 63) 人的思维和感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也因此获得其自身的特点和色彩，语言又以话语表达的形式从外部刺激着人的思维和感觉，并随着人的心理和思维的运动而运动。只要人的思想不停止，就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不断地丰富词汇。改善语言。同样，语言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思想。
㈢. 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的语言影响思维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语言世界观。按照洪堡特的说法，“每一种语言都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Humboldt, 1988: 60)每一个民族所使用其语言的方式都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语言这种思维外壳，人们能够更清晰，更准确地表达自身对世界的看法，从而更进一步提升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语言是介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物质，通过语言，人们对自然世界认识的更充分，世界观也随之而生成。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把对事物的看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语言世界观，语言也因此同时具备了主观性和客观性。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不仅仅是可以被认识的，它更是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思维和体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这也正是语言与其它客观实体的最大不同之处，他注定是一个主观溶于客观的矛盾体，即洪堡特所说的“语言有异于、独立于心灵和语言隶属于心灵”(Humboldt,2002: 75) 人生来不具备任何一种语言，他只有通过主观意识去逐渐学习并接受一种或是几种语言。然而一旦人掌握了一种语言，或是在掌握了一种语言的同时，之前机械性的学习会被一种内在的知觉和创造的方法所代替，那么之前的被动也转化为一种主动。所以，人在受到语言制约的同时又可以去丰富、壮大和创造语言。因而，人们学习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创造。
㈣.语言的创造力
在语言的内在形式中所涉及的智力因素及其对语言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语言的创造性展示出来。洪堡特把语言称为“创造性活动”，即说话者与听话者对语言运用的能力，而不是“产品”，一种对语法的僵死的描述。“语言就其真正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绝不是产品(product)(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activity)（Energeia）。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Humboldt, 1988: 49）
洪堡特强调的语言创造力是讲话人的大脑和思想所固有的东西，讲话者是语言的创造者，同时也接收并理解所创造出的言语成品，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活动。因此语言不可以仅仅被看成僵死的被讲出来的，或被写下来的“产品”。正是由于这种创造力，语言可以随着外部条件的变更而改变，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对有限的语言材料进行无限的创造和利用。
㈤.语言的个性和共性
“要充分理解洪堡特关于语言创造性特征的观点，也必须联系到洪堡对语言的辩证理解。”（孙周兴，1994：52）洪堡特对语言个性与共性的理解是：“在语言中，个别化和普遍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Humboldt, 2002:62）以上洪堡特的几个语言观点都体现了洪堡特对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的理解。首先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来看，洪堡特是要强调语言的个性和多样性，“洪堡特提出内在语言形式这个概念，确是为了强调个别性”(姚小平，1995：119) 在个体内在智力因素的影响下，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然而，也正是从精神力量出发，语言同时又具备共性和整体性，因为，人类精神的个性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异性，而其本质是统一的。就拿智力程度来说，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在它发挥作用时，形式和力量是不同的。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语言世界观更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在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中及主观与客观的相互替换中，民族的精神个性才能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民族语言，而从某一种民族语言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语言的既独立于又依赖于精神力量的矛盾双方在人类统一的本性中相互转化。“上述矛盾对立的真正答案在于人类本性的统一中。”(Humboldt, 2002:76) 从语言的创造性来看，受人类统一性影响的人类无限的创造力量是一种规律的创造；而受精神个性影响的是一种瞬时的、爆发性的非规律的行为，“精神力量的个性就是语言创造中的一种非规律的行为。”（方钰，2004：28）
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在表现形式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差异性和同形性两大特点。一方面，“洪堡特认为，精神个性的创造性、突变性决定语言结构的变化。”（吴波，2006：88）；另一方面，语言的同一性根源于其内在精神力量的同形性，“各种语言在智力运作上似乎显得彼此相等。……，既然人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这种运作似乎也理应相同；况且，语言在智力方面确实保持着较大的同形性。” （Humboldt,1988：81）这也是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一”又是“多”的辩证法。
二.对以上概念关联性的讨论
由此，在精神力量这一主线的贯穿下，洪堡特的这几个关于语言的概念和认识就被联系在了一起。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出发，我们看到语言中精神力量这一内在的智力因素的存在，这一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引申出了洪堡特关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阐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具体生动的语言与思维相互发生作用的运动过程。在这一对相互交错的力量中，从人的智力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说起，洪堡特又阐述了另外两个概念，即“语言世界观”及“语言的创造性”。这种内在的联系不仅把洪堡特的几个独立的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更加深了人们对洪堡特语言观的理解，从而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此外，从以上的几个语言概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观点和语言哲学观。硕士论文，精神力量。硕士论文，精神力量。不管是语言的内在形式、语言世界观还是语言的创造性反映的都是人类的精神本性，而其精神本性的双重性又决定了语言的个性和共性共存的特点。因此，洪堡特的语言观其实是他的人文观点的产物，他的语言观源自其对人本质的研究。同时，不管是对语言还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洪堡特都运用了辩证的方法，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从差异性与同形性的论述，都体现了洪堡特的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所以，我们在对待洪堡特本人及其理论和观点的态度上也应该始终保持辩证的思维和态度。
三.结论
总之，洪堡特的语言观点，尤其是以上的几个观点从几个方面都体现了其相关性。语言内在的，纯智力因素构成了语言的本质，在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上又可以看出人类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尤其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这一特性上。它们又都蕴含着并受到精神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的影响，使语言置身于一个差异性与同形性共存的矛盾体中。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个看似分散的语言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还认识到这种关联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即洪堡特研究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要对人的本性进行剖析，而他研究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所以，洪堡特的语言观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文观，也是语言哲学观。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通过以上从语言的精神力量角度对洪堡特的一些相关概念的关联性的分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去分析他的其它观点和理论。硕士论文，精神力量。事实上，洪堡特的其它很多看起来不相干的概念和语言观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学者们研究的够仔细、有耐心地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整理，一定会形成更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掌握洪堡特的语言观，以最终加速我们对语言的研究过程。
参考文献
[1]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113—131.
[2]Humboldt, W. von. On Language: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nfluence on the MentalDevelopment of Mankind. 1836[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Heath,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Humboldt,W. von. Essays on Language[M].Ed. By T.Harden and D.Farrelly. Frankfurt am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Wien: Lang.1997.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孙周兴，威廉姆·洪堡的语言世界观，《浙江学刊》[J]. 1994（4）：50-54.
[6]方钰，2004，洪堡特的语言研究理论述评，《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第1期：26-29.
[7]吴波,洪堡特的“精神力量”的特性及其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第5卷第1期( 2006年1月): 84-88.
关键词：美国语言学系；中文系；语言类；课程设置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母语语言能力培养和母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中文院系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文专业是基础专业，普遍分布于各类大专院校，而各类学校对中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师范类院校中，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的比较纯粹，一般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更为多元化，就业去向不一，课程体系设置需适应由此带来的复杂性。目前中文教育和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期望逐步上升，但在校大学生实践经验欠缺，应用能力低下，成为目前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的矛盾焦点之一。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文学科发展迅速，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各校也纷纷开办了新的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等。二是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中文院系各专业特色如何进一步凝练，如何克服新兴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瓶颈等。三是中文专业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不少综合性学校纷纷筹建本科生院，大力推行新的培养方案修订，拓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力争向国际化规范化靠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培养高素质、宽口径的中文人才，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文教育中，汉语言文字类选修课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中文类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国内课程体系建设，如计算机类、人文地理类等等。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践教学讨论，还有中外大学课程教学评估差异等，这些思考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是对于新形势下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体系建设一直鲜有探讨。特别是教育部把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以来，新兴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更是引人关注。因此，我们选取新形势下综合性大学文学院语言类课程体系建设作为研究课题，此课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先进性。
一、国外知名大学语言类课程概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组对美、英、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地十余所高等学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调查课程是该国语言学系所开设的母语语言及普通语言学课程，一般不涉及外语课程）。
美国是当代语言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学术理论更新快，影响广泛，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风靡一时。故而美国大学语言学专业课程多而新，既有基础课程，也有前沿课程，既有本体研究课程，也有应用实践课程。不过各学校由于语言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不同，课程的设置也带有本学校的特点。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等几所学校为例来加以说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学院语言学课程有：语言学概论、语言及其体系Ⅰ：语音、语言及其体系Ⅱ：语法、语言及其体系Ⅲ语义和语用、语言习得、语言心理学实验室、双语语言研究、异态语言、克里奥尔语和加勒比特性、语言学实地调查法、语言分析的高级主题、黑人问题黑人研究概论、语言与科技、语言变异与变化、语音学、语言研究讨论会、语言学自主研究、语言学专题。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学、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论、语言和文化、拉丁美洲的语言和身份政治学、诺姆・乔姆斯基和语言学、语言和史前史、语言的科学：概论、句子结构、语言的声音、语义、历史语言学概论、句法理论（1）、音位理论（1）、语义理论（1）、历史比较语言学、日语的历史和史前史、南岛民族语言学问题、语言、结构和认知、指导阅读和研究、古代末期拉丁字母、语言心理学。此外，哈佛大学开设了大量的外语训练课程，如希伯来语、韩语、尼泊尔语、巴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反映出该校对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视，而普通语言学学者最好的学术训练之一是实际掌握多门语言并学会语言调查和比较。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开设的课程除了多门理论语言学的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应用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等，涉猎十分广泛。如：语言学概论、语法的魅力、你的口音是什么？（声学语音学调查）、实验语音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双语生活、语言，方言，说话者、性取向话语：语言和性的社会建构、漫画的语言、非裔美国黑人英语、白话英语和阅读、翻译、英语口语教学、语音学、言语感知概论、语音学和音韵学概论、音韵学研讨会、形态学、语法概论、跨语言语法、词汇功能语法概论、语义学和Z用学概论、词汇语义学、逻辑实验室、话语结构：理论与应用、语言习得（1）、语言与手势、传统语言、手语、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概论、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学和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研究、语言，权力和政治、语言接触、嘻哈――青年认同和语言政治、语言与性别、社会语音学、语言流变概论、语言成就历史、英语史、世界语、伊比利亚语言：结构，变异和语境、俄语的结构体系、从语言到信息、语法工程、语法的计算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的编程和算法、数字时代的书写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语言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本科生研究讨论会、本科生研究概况、荣誉研究、自主学习。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分内外，内有语言学课程，还有的相关课程。语言课程又分层级：入门――中级――高级――高级研究课程。IntroductoryCourses入门课程：世界的语言、第一语言习得、语言：语言学概论、历史语言学、入门梵语（1）、语言认知科学、语言和心智、入门梵语（2）、语言的进化、中级梵语（1）、中级梵语（2）、意义Intermediate Courses中级课程：美式英语的语法多样性、语言变化、希伯来语和闪米特语语言学、手语和心灵、普通语音学、语言学理论的形式化基础、语言与计算、优选论和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语音分析概论、音位理论、实地调查法、印度雅利安语言、语法（1）、语法（2）、语义学、语言的哲学、形态学（词语形态学）。Advanced Courses/Seminars高级课程/研讨会：语音专题感知、大脑读写、音韵专题韵律接口、音韵专题：底层陈述、语法专题：心理词汇库、祈使句和礼貌、案例和话语、否定和极性、语义学问题：量化、古英语语言与文学概论、贝奥武夫和北方英雄传统。Advanced ResearchCourses高级研究课程：特别项目、语言学研究方法、高级论文。Related Courses相关课程：认知科学导论、语言，读写和玩耍、形式语义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希腊语语法和文体、拉丁语语法和文体、音乐认知、一阶逻辑、数理逻辑、可计算性和逻辑。
美国各类学校的定位可以从其语言课程体系中看出来。如有的学校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厚基础，有的学校还强调应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需求、国际政治联系紧密。有的学校注重美国本土语言学传统。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基础课一致，选修课灵活、趣味性强，比较注意突出本校的语言学传统或研究特长，注重教授和训练学生具体的研究方法，强调研讨。
我们对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语言类课程开设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体上它们不如美国大学语言课程门类丰富，看来美国在语言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对于大学课程开设还是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优势，在所开课程方面也体现出这些特点。英国语言学具有欧洲语言学传统，并注重本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开设语音学、音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等专门课程，关注多种欧洲语言结构及其用法的研习，对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翻译等技能的训练也颇重视。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方面开设了基本课程，尤其注重亚洲语言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学流派及其理论也设有专门的课程。
二、比较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走学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境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拥有浩瀚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基础。遗憾的是从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缓慢，逐渐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融合古代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步发掘真正的汉语特色，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是语言学课程开设的专业背景。
从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遵循中西结合，传统和现实并用，有条件的学校基本上都开设语言学调查研究方法和专业外语课程。以北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为例，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实力很强，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等教研室，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丰富，兼顾汉语语言学传统学习和普通语言学训练。如汉语学包括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还有现代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语言学包括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北大对语言学经典的重视是其特点，有大量的原典阅读课程，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反映出其重视夯实基础的考虑。
根据各校传统优势特色和现有科研力量的区别，各校在课程设置上既体现出普遍的共同性，也还有点个性，如北大的语法学、浙江大学的文化语言学、中山大学的文字学等等。
我们把中美综合性大学语言课程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丰富课程知识内容，建构完整的语言学课程知识系统。我们目前的课程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语言学理论方面高级课程较少，如历史语言学几乎是美国大学语言学必设课程，但国内高校并不普及。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的先声。
二是增加课程类型，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我们当前的语言学课程类型比较我唬研讨课较少。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开展学生的自主研究和讨论，但讲授还是占主要部分，专门的研讨会很少，调查方法课也较少。虽然说本科阶段仍是打基础的阶段，但是传授研究方法至关重要。青年学生是非常富有创造力的，在学术早期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其中部分学生继续深造有好处。而且，对于不想继续从事研究的学生来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对他们能力的拓展也很有效，至少增强了实践能力。另外，联系背景知识的相关课程较少，这一点希望可以通过通识课资源共享来实现，但学院应提供必要的引导。
[关键词]分布式语言运动；生态语言学；生物符号学；认知生成主义；生态系统；格雷戈里・贝特森
“进化、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要继续生存，人类就必须思考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重大责任。”
――罗伊・拉帕波特（R. A. Rappaport）①
一、引言
当我们参与语言交流活动时，我们通过生态生存发展，成就人性。因此，本文中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人类是生物生态（bio-ec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要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就必须依赖物质能量、身体以及生物世界的持续波动，即生物体（the living）的动态发展机制。因此，生态语言学未来可探索语言是如何塑造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双重联系，并从中受益无穷。然而，我本人作为地球生命体中的一分子，在探索生态语言学这一全新使命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仍有诸多同仁抱着主流语言学将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割裂看待的思维模式紧紧不放。
因此，要建构语言作为生物世界重要组成部分（language as part of the living world）的理念，就要具备比主流语言学传统更开阔的视域。不要再像主流传统那样认为语言和话语就是自给自足、自我束缚的实体（language and discourse as autonomous or self-constrained entities），而是要思考语言和语篇如何促进生物体发展；反过来，人类生命（life）①如何塑造言语存在。用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的口号来说就是：“学言则要忘语。”（“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language，forget about language”）②这一雄辩的口号有力地阐明了语言非现象经验（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或语词（words）或诸如此类关系的简化物，而是成就人类本性的基础所在。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协调活动行为，同时与以物质实体（material entities）存在的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紧密相连。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st）至关重要，如自然科学所示，某种意义上，万事万物的物理属性无处不在（physics is all there is）③。因此，如果说物理属性具有完整描述性（physics is complete）④，就不该从理论上将语言特别对待。而且生物体依赖物质能量进化，语言同样依赖生物体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承认本体简化主义（ontological reduction）了。简单说来，因为人类世系（human lineage）发展史与文化长久不分，所以对于关心包括智人（Homo Sapiens）等物种生存的研究者而言，文化不仅改变着生命世界和生存现状，还改变着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文化将持续影响各大生命集合体的发展进度，而这些集合体供养着部分自足（semi-autonomous）的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所以，语言科学不仅需要澄清语言对于话语（discourses）的促进作用，更需要挖掘语言对于人类生命世界和更广意义上的生物生态的重要影响。
二、二分法的症结所在
西方思想主要来源于二分法（dichotomies）：心智（mind）与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促使对待自然的世俗权势观产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例如，所谓的政治团体将天气变化归为科学研究的权宜之计和竞选“方案”，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其中的动态机制，同时将整个星球的未来纳入惩戒银行家、罪犯和的讨论中。如斯特芬森所见，摆脱这种世俗偏见的可行办法之一就是遵循贾维勒托（Timo J■rvilehto）的一体观（one system views）⑤。因此，读者与作者一样，生成有机物―环境系统（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双方各自的认知并非取决于内在能动者（inner agency），而是作为人类在创造和构建所谓的书面符号（written sign）实体。这就好比在球赛中踢球：我们协调运动以适应限制身体活动的“物体”（things），从而导致认知产生，即产生灵活适应（adaptive behavior）的活动过程与活动本身。这样的认知是在大脑、身体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大多数人的智力行槎祭醋晕颐怯胧澜缃立的密切关系。正如踢球要靠协调经验判断和腿部运动，同时还需要奔跑并观察队员和对手，读写需要我们在看、思、行中，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而思如泉涌。在读写活动中，“主体经验得以实现，心理概念只是在描述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⑥。然而这一系统观并非人尽皆知。这意味着我们不管是在踢球，还是创造理解文本，控制我们的行为依靠活动系统的主体（a subject who is the system in “action”）和行为活动产生的客体（an object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this action”）。这是对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通过大脑实现观点的质疑。因此，语言产生于有机物―环境关系发展史，从而成为一种现象。语言的过去就可以追溯到生命体，这些生物体和无机自然的进化过程已经逐渐分化开来。
这种一体观在变革我们的概念思维方式。例如，霍夫梅耶（Hoffmeyer）认为生态科学“仍然坚守二分法传统，因此沉浸在动植物相互作用的纯理论研究中无法自拔”①。虽然“生态”一词可以宽泛使用，但是谨慎一些还是明智的。如下所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语言”一词在诸如生物量（biomass）、能量波（currents of energy）、营养型（nutrient types）甚至生态系统等生态特征中很少被提及。基于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心智与自然统一（necessary unity of mind and nature）②论，我通过生物体所见、所闻、所听、所触、所感等活动以及彼此相处的方式，来追溯生命体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活动都穿越生物体表皮（epidermis）进行。人类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居住在共享的生命世界（shared life world）或者“现实”（reality）里。要接受这一共存观，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势在必行。克莱门茨（Clements）和谢尔福德（Shelford）于1939年使用了“生物生态”这一术语③，但并未将非生物环境（non-living environment）或者生态位（the ecological niche）纳入考量，从而颠覆了人类个体和种群的二分法。二人将生物生态定义为动植物构造的微量（microscale of “plant animal formations”）。我将这一定义拓展，认为生物生态还包括地理物理要素和其他文化要素对于古生菌（archaea）、细菌（bacteria）、真核细胞（eukaryotes）等微生物界的影响。如克莱门茨、谢尔福德二人所论，历史发展使得大多数生命体形成一种承前启后、循环往复的动态系统，这点至关重要。人类―有机物―环境系统在起伏发展中进行各项活动。语言使人类开始慢慢意识到，除了人类所处的生命世界，还有生物领域以及正常认知无法解释的自然界的方方面面。
当然，对二分法的质疑并非否定多重过程（multiple processes）和机制的重要性，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任何将语词、规则和活动（activity）割裂Υ的错误语言观。这一点不仅行为主义（behaviorist）和心智主义（mentalist）思想得认真对待，基于豪根（Haugen）和韩礼德（Halliday）传统的生态语言学同样得谨慎思考，其原因在于：在20世纪，受行为主义和心智主义的影响，语言和语种（languages）被看作是可供使用的语言系统（language system）。这种语言观使语言科学一筹莫展，直到有人反驳，语言才去除了自给自足语言形式（autonomous language form）的烙印。然而，语言虽然摆脱了生物机械学（biomechanics）的束缚，却仍然错误地证明了“对于行为最有力的的论证仍需要在有机物内部寻找答案”④。因此，一体观反对这一谬论。首先，既然所有生物都是有机物―环境系统，人们不得不承认光是DNA无法建立生物生态的相互联系。虽然人类在生物圈层级（scale of biosphere）对生物生态产生影响，但毕竟人类活动微乎其微。在生物生态中，情况却截然不同①。地球表面大面积改造并非在原始人类（hominids）出现后完成，而是在人类文化产生摧枯拉朽的作用之时。语言及其社会基础虽然会受宇宙构成的物理化学动态机制的制约，但是对所有生物体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建构作用。语言作为生物生态的一部分（language as part of bio-ecology），对于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生态、符号圈（the semiosphere）、符号和认知位（the semiotic and cognitive niche）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生物生态中，语言塑造着当今的生命世界，这一点对于生存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的生命体都十分重要，对于受语言机器（language machines）（如打印机、电视、电话、电脑和机器人等）以及它们的制度产物和物质产物影响的语言动态机制同样重要。
书面文字甚至通过电脑、字母和以语言机器单一方式培养的习惯得以传播。近年来，语言机器及其产物使用技巧对于人类组成的有机物―环境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理论文化（theoretical culture）的兴起，人工制品、语言表达、语言都对生物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诸如智人等单一物种的符号位（the semiotic niche）产生了影响诸多生态系统的新的传统和行为构建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关注什么？生态语言学一般认定生物世界，或者如韩礼德所说的现实（reality），意义重大。但是，在对人类生命世界（life-world）和生物生态的对比当中，我们发现人类注定会超越所言传统，不仅关注未言领域，更要在时空中关怀未能言领域。先前所理解和建构的现实实际上只是人类符号位（the human semiotic niche）的一小部分，即生物生态的沧海一粟。接下来，我将详细论述生态语言学传统的得与失，并勾勒出生态语言学未来的全新使命。
三、生态语言学的简要回顾
生态语言学已致力于运用语言和生态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虽然菲尔追溯语言与生态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主要参考两种渊源。首先是豪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论语言的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②。虽然豪根当时采取心智主义的立场，但是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扩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接下来在应用语言学的兴盛时期，韩礼德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他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框架，提出了语言特别是话语如何通过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破坏、污染等突出问题建构和解构现实的重要议题③。因此，社会语言学与话语分析联系起来。班德格阿德（Bundsgaard）和斯特芬森对此作出积极评价，认为这样的生态语言学逐渐具备丰富多样的理论资源④。简言之，生态语言学运用生命世界的话语产生概念（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the life-world），并将话语分析纳入探究范围。
这一系列的探索成果丰硕。纳什（Nash）和缪尔豪斯勒（Mühlh■usler）在回顾豪根等生态语言学传统时，认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即语言会因其与生物世界的关系远近而产生变化⑤。而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斯提布（Stibbe）则遵循韩礼德传统，提出话语的生态分析方法（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可以追溯语言对于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影响①。乌尔与（Uryu）等人则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人际关系，从而排斥语言能力模式（competence model），并提倡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s theory）②。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对于所说、所写、所想和所享日渐模糊。考虑到语言的历史性，人类所说总归是对人类主体意识所言的丰富扩展。即使上述传统和流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生物生态研究饶有兴趣，但是似乎无人问津。那么考虑到当前的生态危机，为什么生态语言学并未在语言科学领域站稳脚跟？显然这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兰彻维尔（Lechevrel）的官方说法：尽管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累累，理论基础丰富，但是“并未统一流派、方法”（“failed to lead to a unified field of research”）③，其二元基础就是问题所在。虽然豪根论断被认为是隐喻范式（metaphorical），但其话语传统也只是将话语与生物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只是运用批判思维去解决所谓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从而解决语言如何影响文化生态的问题，绝非易事。而且，没有一种传统为反对过分关注阶级斗争、女权主义或者其他反资本主义话语分析的生态批评摇旗呐喊。兰氏指出其修辞手法，因所持意识形态、政治言论以及科学服从社会的期望而忘记初心，渐行渐远。菲尔基于语言生态非生态特征（“ecological and unecological features”）④对语篇的分类，对于以上政治潮流论（political bandwagon）的质疑似乎帮助并不大。人类社会实践和各类事故会减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因此，这样的分类未免太过草率。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一词被冠以时髦的“健康生活方式”标签，但是它在英语母语国家的魅力早已荡然无存。科学领域里，生态被纳入非线性动态机制（nonlinear dynamics）模式化的生态系统范围内。因此，复杂系统理论的广泛运用，促使大量与所谓“语言”和“话语”线性单位（linear units）分析迥然不同的模式产生。
辩证语言学（dialectical linguistics）传统致力于将宏观社会领域与语言和话语研究联系起来。斯特芬森认为，这一联系可以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从语词和规则转向变体、复杂整体（complex wholes）和互动⑤。这一转变虽然初具雏形，但是研究重点毕竟从心智转向社会关系冲突（contradictory social relationships）的动态机制。人类种群成为群落生境（biotope），语言则可以追溯为一种共享经验模式（a mode of sharing experience），而非信息交流。因此，这一传统将注意力从对于行为研究的狭隘科学观转向社会实践（social praxis），然而其逻辑并非建立在观察（observations）的基础上，而是陷入一种不可分析的物质主义（an unanalyzed materialism）。其理论弊端在于未能详尽考察人类活动，因而具有二分法“政治性”的错误倾向，从而低估了人类活动和言语行为，更别提人类活动方式和深层次机理了！因此，这一传统将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社会领域联系起来，就必然忽略微观社会、情感和行为活动。生态语言学未能兴盛的另一重要原因也许和这一领域的“应用”渊源（“applied” origin）密切相关：环境被看作话语课题来研究。而且从历史角度考察的话，会发现这一领域大量的德语和丹麦语文献（而非英语等其他语言）并不提倡对其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系统功能主义理论基础的批判反思。语言和话语研究的重点也许能建立起和生命世界或者文化的联系，但是却未能考虑语言在建构、创造言语结构从而影响生物生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研究重点聚焦于语言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ly constructed），对于人类感知、思考和行动的方式置若罔闻。因此，当今生态语言学家坚守20世纪的传统观念，将自然界与人类参与的语言活动割裂开来，恐怕注定有损于统一联合各派殚精竭虑、但各执一词的语言学家的盛名了。
四、生命世界：融合与超越
先前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之后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将语言与自然世界分割看待。生态语言学或如豪根传统关注语际变体（variability of languages）和语言，或如韩礼德传统关注生态话语分析，两类传统都探讨语言如何构建“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和人类话语（human discourses）。在韩礼德看来，言语活动（wordings）和生物世界存在一种双向循环关系，语言促使人类可以通过经验构建意义（use experience in“construing”meanings）。这一观点虽然有助于培养人类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意识，但是其构建的意义与人类实际生活中的所作、所思和所感背道而驰。同后现代思想如出一辙，我反对这一观点，原因在于对于文本和社会识解（construals）的关注会削弱人类的生活经验。社会现实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历史根基深厚，如果我们只关注语言社会层面，就无法实现价值，这会掩藏生物生态中的重大发展事件。对于生物体而言，话语和主体经验的作用依赖于他人以及世界的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人类作为有机物―环境系统，通过协调身体活动，使用工具、人工制品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社会建构衍生物，获得新知。与社会识解和宏观现实相比，经验和自然资源浩如烟海。的确，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反对者们又容易陷入二分化思想的困难处境，将形式与功能割裂，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后现代主义割裂。这些抽象论不仅无法带来精彩激烈的唇枪舌剑，也会使得理论家们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生态语言学领域竟然对生物生态相关术语和学术讨论鲜有涉及；而且受心智主义传统影响，心智渐渐被看作是话语建构活动以及语言学习、习得的产物。要强调语言的作用，就要重视贝特森心智与自然必然统一的妙论。
在豪根的双重系统观中，人类个体通过具有环境特征的语言符号相互联系。总而言之，这样的生态话语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豪根并未受有机物―环境系统观的启发，而是追随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将语言归为语言系统的“使用”，并运用语言生态的类比，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互动”（“the stud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②。因此，语言系统，或如豪根所说的特定语言，与人类活动分割开来。由此可以推断，语言的动态机制和物质性无足轻重。豪根为支持这种符号观，认为语言“存在于人类共同的行为活动中，但是以潜势形式存在于人类心智中；这一潜势可看作是提供人类行动可能性的物体”（“in action like all behaviour， but it exists in the mind as a potential，which can be treated as a thing，a thing that implies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③。所以，语言具有程序性（program-like）。然而，诸如写作等语言运用属于外部活动，语言类似生物体。像人类身体等语言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等外部环境的确产生影响。加纳认为，语言的心理属性（据说存在于人的脑颅中）影响“人类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感知、人脑中语言之间的互动和说话者对于语言信念的态度”④。相反地，语言的社会属性与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中使用的语言相关，即“语言使用的环境及其原因，以及言语社区中说话者的社会行为模式”⑤。豪根认为，语言与言语社团之间存在一种实质关系，而非隐喻关系。加纳认为这种论断存在概念缺陷，会削弱语言真正的生态性：一方面，语言是作为有机物的隐喻实体（a metaphorical entity）；另一方面，语言又是文字实体（a literal entity），即所谓的环境。那么，第三要素――互动的本体论实体（ontological status）又是什么？如果互动仅是一种文本过程（a literal process），那么又该如何描述语言作为有机物的隐喻实体和真正的环境实体的互动？语言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互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又是怎样的？如果直接展示言语社区的相关特征（如社区历史、社群、人口、文化价值、宗教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是双向的吗，是生态的吗？如果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容易界定，那么这些问题就显得吹毛求疵了。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一概念缺陷使得语言生态止步于闪烁其词，而非自成一体，令人信服。
虽然兰彻维尔认为豪根较有见地，但是加纳的反对者也只是以类似于互动和多样性等原理进行反驳，甚至斯特芬森纳入贾维勒托的一体化系统观，但是没有考量语言对于经验和人类生命体的建构和稳定作用①。虽然海德格尔（Heidegger）对于这一观点提出了最著名的质疑②，但是主流观点按部就班地将以上重要议题排除在外。然而，生态语言学如果不对语言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活动以及人类如何进行言语活动等问题深思熟虑的话，要想长远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因此，领会基于美国描写主义主流语词模式（“words and rules”models）建立的各语言学流派所带来的挑战，就显得举足轻重。这样的领会不仅对诸如豪根和韩礼德等传统模式提出质疑，同时对其他对话和话语模式表示疑惑；对于语言大脑模式论同样心存疑虑。这些双重系统观将语言世界和自然世界割裂对待。接下来，我将论述反对语言系统大脑定位论（language systems come to be localized in the brain）的理由。
五、语言能力模式及其弊端
有些生态语言学家虽然运用语言双重系统模式，但是对当今主流语言学的相关假设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邦（Bang）和多尔（D■■r）反对主流语言学对于客观数据的中立研究（neutral investigation of objective data），运用辩证理论（dialectical theory）说服人们改变对人类行为活动的看法③。然而，他们没有对心智主义或者语言形式简化论（reduction of language to form）提出质疑，而是批判乔姆斯基经典著作中的价值中立（value-free assumptions）假设。虽然豪根假定人类个体使用社区语言系统，邦和多尔却在个体性中（individuality）描述语言多样性。其中，每一个能动者都是相对静止的子整体（a holon），对“包含结构顺序文本”（a structured sequence of texts）的环境进行回应。人类不是对外部刺激或者输入信息作出反应，而是对建立辩证关系的情景作出回应，并且都可以通过语义矩阵（semantic matrix）进行描述。矩阵蕴含的辩证逻辑（dialectics）就将社会意义、社会输入、个人意义和个人象征（personal signification）联系起来。每一个要素都与人类行动割裂开来，而个体性已经存在于可被感知的情景中。因此，邦和多尔坚持认为语言是无法定位的，这值得赞许。然而考虑到他们的宏观社会研究兴趣，他们仍然保有语言与非语言（non-language）的二分法倾向，而忽略了即使在生物界，诸如细菌等简单生物的自发活动也可感知。因此，二人虽然恰如其分地强调诸如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等理念，并反对语言机器等旧有概念，但是仍将语言理解为“话语体系”，而没有把语言与物理学、生物学和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由于未重视语言的微观社会和情感因素，人类身体在语言本体论（linguistic ontology）中就会失语。因此，二人与豪根互动模式的共同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展示人类生命体如何进行言语活动，并与宏观社会世界互动。乔姆斯基经典模式假定规则管束的大脑对于语言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规则管束的人类行为受大脑对人类解码活动的驱使。虽然这种内在意愿论（internalist view of intentions）通过符号处理模式进行建构，但是跟所有的心智主义观如出一辙。原则上，大批神经网络都可表述语言结构。因此，乌尔与等人反对此种观点，并根据现象学分析多文化话语（multicultural discourse），令人印象深刻。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巴特勒（Butler）的观点一致，即“语言的历史性完全超越了生命主体历史”（“the historicity of language exceeds in all direc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speaking subject”）①。因此，在宏观社会层面，他们否认人类言语和意义活动受心智支配，然而他们也没有提及人类作为生物体如何依赖言语活动成为生命主体。但是，这一部分提到的诸多后人研究，的确显示了人们对于蔓延并阻碍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传统互动和现实观的重大转变，提供了社会和语言学理据，从而质疑语言甚至可以定位并事先感知（languages can even be localized or“known”）的空论。斯特芬森的近期研究指出，这与认知科学的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 cognitive science）前后一致②。他指出，认知远不能简化为心理过程，而是通过生物系统生成与世界的诸多联系，因此具有嵌入性（embedded）和情景性（situated）。里昂（Lyon）的生源（biogenic）观认为，心智主义本质上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③。Q句话说，豪根认为语言“存在于集体行为的活动中”（appears in action like all behavior）④，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认为，他的错误之处在于将语言潜势归因于心智。事实上，有机物―环境系统也包含豪根所说的活动可能性（possibility of action）。人类与过去塑造的情景协调，向前发展。因此，语言能力模式错误地将语言与非语言对立看待，心智和身体割裂开来，社会现实和变化宇宙一分为二。更糟的是，这种错误论不仅在假定语言由内部规则和心理表征解释的心智主义模式中屡见不鲜，更在其行为主义先驱的论述中觅得踪迹。这种对待自然的双重系统观，假设生物世界和人类生命体存在天壤之别。现在来看看如何重塑这些领域的统一。
六、语言与生物生态的统一
（一）非定位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
如果物理学具有完整描述性，我们肯定反对“物质世界”的经典论断。虽然宏观现实由客体和事件构成，但这些都是以人类观察为前提的。它们都是基于生物世界的生理建构物，并非自然过程本身。自然通过其动态机制，超越感知，蔓延于整个宇宙。因此，人类生命世界如奥斯丁（Austin）所说，并非外部存在并可通过干巴巴的并不大的货物获取⑤。同样，语言也并非由制定规则的语言单位或者系统构成。虽然非定位观（non-local views）在亚原子物理学（subatomic physics）领域颇受推崇，但现如今只是刚刚为人们所获悉。如果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最为人们所熟知，那么许多人都认可过程本体论（a process ontology）。然而马克・比克哈德（Mark Bickhard）等人⑥认为，对于西方传统最成功的质疑来源于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论断：
17世纪，伊奥尼亚思想家提出了“自然由什么构成”这一古老命题，回答大多数是物品、物质或者材料。不管是什么样的名字，如果以更加现代的观点来看，自然具备时空简单定位属性。时空最普通的特征就是物质在时间上、空间上、时空上所具有的现时性。这种现时性具有完全确定性，不需要借助其他时空区域加以解释。①
心智主义者将语种及其部分置于简单位置（simple location）。豪根认为，语言系统存在于人脑中，或者具有神秘色彩的“语言使用者的心智”（“the mind of a user”）中。经典认知科学理论假设人脑内部存在一种依赖中央处理单位的“封闭”模块。据说这个模块生成并处理输入与输出：将处理器与非现时物（the not-here）区分；引申开来，将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虽然人们都认为大脑实际上不是那样运作的，麦凯恩（Makkai）称之为“生成语言学的旁门把戏”（the crooked gam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②，但是其他观点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可。要是对语言符号观提出质疑，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真正了解主流语言学在关注外部语言（E-language）方面获得的进展。斯特芬森和考利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任何状态或者过程都无法“占据”特定的时空区域。一些过程此时较为密集，然而在彼时其密集度就会无限降低③。这一物体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语言。如果语言潜势统一个人和集合体的历史发展进程，那么这种潜势势必侵入某种时空位置（space-time localization）。虽然说只要纸张或者屏幕存在，书面文字也会持久存在，但是文字想表达的思想却没有具置，所述内容的密度会因读者而异，也会因某位读者的阅读时间而异。所以，如果表述内容在此时重复出现，其形式也会变化，那么给客观物体指派内在边界（inviolable boundaries）是方法论上的错误。斯特芬森和考利认为，非定位物是无法实现定位化（the non-local can not be localized），这就取得了认识论上的进展（an epistemological move）。非定位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为语言与人造媒介和书面文字的对比提供了理论支持。语言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形状或数码符号，而是依赖运用不同时间区域的模式。一旦这一点得到认可，相关理论就可以摆脱加纳所反对的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拓展开来，语言生态不再依赖前人漏洞百出的互动领域里心智建立事件的运行机制；相反，人类成为与生物物理世界共同运作的生命体。语言成为人类活动的本质所在，从而成为生物生态的一部分：随着有机物―环境系统与言语活动（languaging）而产生。语言不再简化为形式，而是具有物质性或者动态机制，马图拉诺（Maturana）称之为“双重结构”（structural coupling）④。
（二）知识的新飞跃
尽管人们各持己见，但是一致认为语言形式观（form-based views of language）阻碍了生态语言学的统一发展。加纳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生态现象（an ecological phenomenon），使人类能够联合日常活动，遵循规则和技巧周而复始地实现价值①。亚历山大和斯提布强调，包括地质力学周期（geo-mechanical circles）和大气层的“文本生态”（literal ecology），是生态话语分析和“维持生命关系”（“life sustaining relationship”）的核心内容②。而且多尔和祖伊诺（Zuino）使用隐喻，e例证明外部世界如何在集合领域（collective domain）影响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文化”（Nature Culture）③的统一。因此，生态语言学不再仅局限于运用社会语言学方法将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s）、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等议题跟有关人类与生物体关系的研究联系起来考量。斯特芬森和菲尔在其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中将上述流派划分为语言的符号生态（symbolic ecology）、自然生态（natural ecology）和社会文化生态（socio-cultural ecology）④。二人将前人研究比作慢慢延伸的无地之岛：否认语言规则、意义、价值的符号简化论，而将其归为有机物―环境关系。加纳的生态观（ecological philosophy）则认为，语言超越规则论，向非语言动态方向（non-linguistic dynamics）发展。斯特芬森、菲尔二人则认为，语言就像陆地无限生长的红树林，向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方向靠拢。芬克（Finke）则认为这一领域即将实现知识的新飞跃⑤。
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就此会连接语言的自然、符号、社会文化和认知生态（cognitive ecology）。像红树林一样，新的统一学科会呈现如下新研究领域：（1）研究作为个体、群体、种群和物种层级的人类通过过程和活动，利用环境创建、扩展并延伸意义充盈的生态，维系人类的存在轨迹；（2）研究此类过程和活动在生物性、社会性和生态系统性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即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在各层级和谐健康共处的运载能力⑥。
这一统一研究方法强调，不仅语言和话语，过程和活动也同样统一人类生命世界和生物体。这一举措不再将语言追溯到自动性（automaticities）和能力（competencies），而是更多地关注塑造人类言语活动及其产物在不同层级产生的影响等重大议题。历史上人类扩展生态（human“extended ecology”）遮掩了更多意义充盈的活动模式的基本形式。虽然语言以生命感知的直接经验为基础，但是来源于运用某一特定历史（a local history）资源的学习。因此，斯特芬森、菲尔二人参考吉布森（Gibson）的研究⑦，强调有机物并不存在于生物世界“内部”。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二人虽然认可一体化系统观，却对意愿行动（willful action）、记忆的建构作用（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memory）、推理（abduction）以及科技、制度和语言过滤器（linguistic filters）等要素对于人类行动的影响只字未提。因此，我转而强调生物生态领域中人类言语活动对于其主客二体性产生的影响。我聚焦生物系统的整体性，强调人类谱系在生物生态中的作用。然而如多尔和祖伊诺正论所示，外部世界也同样影响人类。因此，人们如果将人类个体看作是整个生物谱系的一部分，就可以摆脱文本和话语的束缚，看到与地球物理疆土、人类文化、社会制度、科技以及最重要的直接经验密切相关的广阔历史画卷。
另外，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提到了生态语言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建议应该探讨人类过程和活拥木窒扌浴＜热淮釉则上来说，并未有前人的研究涉及此类局限性，那么这一提议就意义重大。生态语言学必须超越生态系统科学乃至科学知识的局限。那么到底该如何做呢？二人参考贾勒斯托的研究理论，建议从微观机制（putative mechanisms）转向可观察结果。他们没有考虑层级和轨迹等概念如何界定，以及结果如果监测，而是关注易观察物（the readily observable）。然而这样的研究重点没有考虑到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建议运用生成主义（enaction）①、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②等领域的概念来探讨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然而，明察秋毫的芬克反对使用科学逻辑与生态逻辑互补的研究范式（paradigm）③。即使对于认知生态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但是要理解人类活动对于瞬息万变的生物生态的多层级过程的影响，还需要作更多努力。因此，上述转变虽然引导人们开始超越主流科学，但是斯特芬森、菲尔二人的提议可谓只是蜻蜓点水。
芬克以科学哲学的视角，将文化、语种和科学看作心智生态（ecologies of mind）的关键所在。他同贝特森一样强调我们依赖科学实践、假设和方法，同时塑造所思所行。他同时强调，这样的选择同时伴随着大量的浪费挥霍。虽然生态语言学日益兴盛，但是主流语言学的影响会使得统一议程化为泡沫。因此，他也同样反对以进步（process）为主旋律的所谓科学研究范式。虽然我认为这样的范式取向只是分析方法（或者研究对象）上无足轻重的变化④，但芬克针砭时弊地指出：任何所谓的“研究范式”都会重权势、轻真理。显然，人们对于任何真理的笃信都不可能建立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那么，生态语言学如何开展研究呢？芬克认为，纵然科学范式无与伦比，人们必须疑今察古、冷眼静看、百家争鸣，应该密切关注随时间变化而影响真理选择的价值取向。而且芬克发现了“语言阻碍科学思考”盲目论在学界蔓延。因此，除了参考贝特森的研究，他引用洪堡特（Humboldt）的观点，将语言研究与德国传统的世界观（a world view）联系起来，并据此提出了新的语法和句法观。但是，这样的语法和句法观将语言与生物体割裂，仍然延续以语言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双重系统观。因此，为了避免再次陷入这样的二分法，我遵循贝特森的理论，一方面探讨自然原理如何维持人类生命世界，另一方面探讨文化如何运用生物世界原则。我们虽然受语言的局限进行读写活动，但是自然的边界要大得多。语言依赖生物系统的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bilities），特别是人类推理能力。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生态逻辑思维（eco-logic），因为人类言语、作曲、冥想甚至游泳等活动都需要实践和推理。有机物、社会和生态系统虽然总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仍然依赖语言和语种发展。因此，可以探索语言如何改变人类世界以及生物生态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所以，对于语言的探索，远比先前有关命题真值（the true value of propositions）的唇枪舌剑更加意义非凡。当然这一点还鲜为人知：人类在说话、打猎、做饭、备战时进行言语活动，读经、逗狗、做梦或者使用语言机器时同样如此。的确，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得符号语言赋予社会系统全新权威。因此，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发展一种生态思维，理解这样的语言多样性如何影响人类世界和生物体。对于语言与生态的双重联系探究，赋予了生态语言学全新的使命。
七、生态语言学的全新使命
很容易高估语言和个人经验的权利。虽然人类世界（或者社会现实）纷繁复杂，但是它们只是限制人类所思、所感、所想。人类同时依赖与语言、科技和文化相关的自然直接经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一方面稳定人类世界，另外一方面影响甚至破坏生态系统。心智和自然的统一如履薄冰。然而，芬克宁愿将科学与文化看作是通过语言塑造世界观的生态系统，也不像贝特森那样关注意义和理解是如何通过推理能力增加而产生的。他的确忽略了马图拉诺、派提（Pattee）①、霍夫梅耶、巴比利（Barbieri）②、斯图亚特（Stewart）等人重视的生物体与非生物体之间的对比差异。这些学者同贝特森一样，认同自然界法则是无法阐明生物体的多变性的。因此，我坚称无生命物与生物体的能量关系应纳入语言与生物生态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
贝特森对此莫衷一是。他遵循控制论传统（cybernetics），选取因差生异（differences that makes differences）的认识论视角，将未知与身体区分，谱系和控制区分，人工制品与物质能量区分。这样，人类活动和文化成为他所说的“生物创造体”（creatura）的一部分，其沉重代价就是忽视了生物能源（bio-energetic）和生命起源。对此，我不以为然。我强调生物生态依赖地球物理和其他非生物系统，即维持古生菌、细菌、真核细胞的陆地资源。虽然贝特森强调天渊之别关系重大，但是我更加看重人类作为能动者的双向联系可以突破限制、改变生态系统、转变观念。假设人类谱系遭遇客观限制，他们可以借助生物能量带来的启示进行推理，并排除困难。人类将推理与功能信息使用联合起来，就达到了自然自我设计的效果。生物生态甚至会带来真正的奇思妙想。经过二十亿年原核生物（prokaryote life）进化，DNA纵向传递和真核细胞多样性（eukaryotic diversity）的共同演化，改变了地球的生物能量。之后人类感知发展，人类物种、火种和能量的运用成为人类集体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化培养信念，运用书面文字、宗教礼仪，并发明了语言机器。这些都为分享观念、明确表达、实施过程、运用符号、建立逻辑，从而扩展直接经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点上，生物生态充分运用人类制度、经验、行动和语言。当人类实现重构时，又获得了使用公式、规则和重构生物生态的新方法。
生态系统研究具有科学性，试图通过观察者中立（observer neutral）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生物生态领域为人类行动和观察留有余地。人们可以研究亚历山大和斯提布所说的文本生态如何依赖数据，选择和操纵模式、机器和数值。在研究中不要再强调对应关系，而是转向文化媒介问题（culturally mediated concerns）。这就赋予人类现象学（human phenomenology）重要性，或者言语使用如何塑造物体、事件和个人。虽然诸如黑猩猩和狼等物种会进行交流活动，但是它们没有言语活动能力以及实践、科技、制度和人工产品等现实条件。如本文开篇拉帕波特题词所示，人类拥有操控生物生态的超凡力。语言符号模式（即语言如何转变集体权势、能动者以及生物世界）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鸿沟。因此，关于制度、技巧和科技如何影响人类权势的研究粗具雏形，相关理论应运而生，例如扩展心智研究（extended minds）①、超越心智的大脑研究（cognition beyond the brain）②以及行动者网络体系理论（actor network）③等。在考古学领域，马拉弗瑞斯（Malafouris）④将人类认知追溯到物质活动史（a history of material engagement）。人与非人类生物辅助协调活动从而改造世界。根据假设，经济危机可能由对经济模式的过分依赖引起。如果那样的话，毫无疑问，人类制度、科技以及技巧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既然语言能让人们调和彼此和社会秩序，婴儿就成为文化世界的人。甚至在狩猎社会，社会群体开创宗教仪式和赋予社会灵活性的言语方式。而且唐纳德（Donald）指出，文稿扩展人性潜力（human potential）⑤。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理论文化开创了科技以及哈里斯所说的“自声门写作”（“autoglottic” writing）⑥。随着电子系统纳入语言，我们发明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语言机器。虽然语言的剧变在公共世界产生，但是现代世界仍然通过身体动态创建并重造语言符号。很简单，语言兼具动态性和符号性，或者物质性和虚拟性。如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所释，要厘清知识的局限性，就要关注人类问题和价值。人们能超越集体观，建立艺术美感和社会理性。如周文娟所论⑦，生态语言学也可以依照中国文化传统，通过和谐观（Harmony）统一各派传统，即语言的四大生态。要实现统一，就要探讨生物生态、人类谱系和语言的双向联系。期待生态语言学可以发展为系统生命科学（systems “life science”）的成员，并促进以提高人类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变革。
（一）科学与生物生态共存观
非定位原理将语言、历史以及人类感知理解方式融合，它对“语言的实体和程序反应论”（language is said to correspond to entities and procedures）提出了质疑。人类、结构和认知三者共同改变世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自然规则稳定自然发展，但是生命体通过双向联系恢复自身活力。拉图尔（Latour）认为，中介物（mediators）联系人类和非人类行动体（nonhuman actants）⑧。虽然他提出的多层级变化假说有一定帮助，但是这些假说无法预测有机物、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局限性。既然对生物生态局限性所知甚少，那么预测环境破坏、复原以及生态系统进化更是难上加难。只要关注科学范式的局限性，对科学研究的高谈阔论便可不攻自破。因此，生态语言学家可与那些以新达尔文论（neo-Darwinian claims）意识形态和生物理论基础的研究者合作，他们对生物生态基因论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合作就向认知、生物、社会和生态系统科学兼备的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发展迈进了一步。然而，将进化归为机械分析，显然是以语言与自然的一致建立框架为前提的。但是如果被感知的身体运动是语言一部分，那么重复性句型就随着人们适应文化限制而产生。据此，甚至语言理论都可能影响生物生态。例如，人们对生物学核心教条的信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研究资助和社会实践，帮助基因操控，实现政治认可。辩论几乎完全关注纵向基因传递（vertical DNA transmission），而忽略生物生态影响。简单说来，生态语言学家可以批判地看待社会与科学，首先要思考第一秩序（first-order）和第二秩序（second-order）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种群以及生物生态。实际上，当我们进行言语活动时，我们获得管理、评估甚至寻求改变的技巧。但是，我们同样要说服人类承担地球生命体未来发展的重任。
虽然人类认知具有科学成分，但是大部分依赖媒体、故事，甚至貌似不言自明的事物。因此，人类可以通过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而获益匪浅。故事、小说和新媒体都会影响人类能动者、社会群体和种群。人们大多考虑话语对于人类产生的影响，然而生物生态的重大转向则表明，随着媒体变化，人类能动者也会发生变化。生物生态共存观考虑到媒介体验的独特魅力，可以从城市推广到乡村，这对于科学、语言和非语言媒介以及日常生活有诸多启示。最后，要摆脱科学观念的束缚，人们可以寻求促进直接经验的方法。虽然西方社会偏爱科学研究，但以上转变毕竟是凤毛麟角。因此，承认生物生态的立场，也可以通过美学和价值实现，或者学会与自然相处，例如园中阅读诗歌或者尝试心智训练。
（二）和谐观与环境危机
生态语言学因其对于人类生命世界、考古菌、细菌和其他真核细菌的双向联系产生的影响而大有潜力。因此，语言意义可以追溯到直接经验。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语言物质性和集合体对于个体所知、所感和所想作用的分量。这并非将语言简化为形式，而是文化适应的自然（encultured nature）随着人类与生物生态的互动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因此，直接经验影响人类谱系发展以及双方的共同理解。要拓展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所说的生态语言学“群岛”，就要超越话语的生态分析。生态语言学要更重视存活物种间的生命意义（lived meaning），从而建立一种通过语言改造人性和生物领域的生态思维。
斯特芬森、菲尔二人确信自然具有非定位性（nature is non-localizable）。生物系统依赖未在场物（the absent），并通^突破相邻存在物限制来重忆过去及其谱系。这同样适用于文化：制度、技巧、语种以及实践形成的生物体力量和言语存在（languaging beings）。甚至人类感知的言语活动都为心智和自然的统一提供了例证：当人们快速浏览屏幕或纸张时，它们激发或直接或模糊的记忆、重读活动，甚至推理。的确，活生生的读者联系着人类谱系和历史的稳定力量以及激发文化记忆的技巧，这些因素一起影响未来发展。例如，当人们作标记时，通过重新描述所见和所想来创造新事物，同时口中默默有词。“同样”或者相关言语就可扩展所见，从而重新引导思想。这些言语活动和所记要点开拓了新思路，最终帮助读者决定是否与生物生态同呼吸、共命运。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1.进化认识论思想。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样作出贡献的?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是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要探究语言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必须探究语言是怎样以及为何被使用的,与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进化有何相似之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经历自然选择和适应两个过程。选择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和结果。“顺应”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维索尔伦在考察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即选择与适应的思想。认为语言使用中选择时的趋优(利)心理与自然选择的存优去劣是极其相似的。既然在语言使用中选择普遍存在,顺应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