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诸多行业经济发展态势分析看，今年各行业经济的发展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要把行业经济继续推向前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需按照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好字优先，科学发展，推动行业经济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再上一个新台阶。
坚持好字优先，推动科学发展，首先是转变发展观念，坚决摈弃那种发展经济只为眼前，不顾长远；只图速度，不求质量等急功近利的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真正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一位企业领导同志比喻的好；“经济发展不像运动员比赛，不是谁跑得快谁就是冠军，还必须跑得好并且能够持续跑。”
坚持好字优先，推动科学发展，就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确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调整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提高质量效益上来。实现行业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以上“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涉及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重大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领域。
第一，处理好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三驾马车”的协调是关键。近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并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长，而消费则逐渐滑落至历史低点。我国贸易出口与进口总额自2014年起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全国进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76*亿美元，年均增长24.4%.其中，出口从2492亿美元增加到9691亿美元，年均增长25.4%；进口从2251亿美元增加到7916亿美元，年均增长23.3%。20*年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将影响我国对美出口的竞争力。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总体上对我国工业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将会产生一定影响，继续过度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需要继续提高。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党的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随着住房、教育、医疗、分配等民生问题的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国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将得到提高，消费完全可以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在保持经济总量持续平稳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两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两次显著结构变化：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进入由工业占更重要地位经济的第一阶段的结构变化，这就是工业革命；随后农业的比重进一步衰落，工业增长速度逐渐放慢或者甚至稳定不动，而服务业则大幅度增长，这就是服务业革命。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张到一个新的层级。GDP从1978年364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094*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4年，按汇率折算的世界GDP总量48.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9%，总量列世界第4名。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14年中国GDP为9.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1%，总量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出结构由1990年的27.1∶41.3∶31.6调整为2014年的15.1∶45.9∶39.0和2014年的11.7∶48.9∶39.4，就业结构从1990年的60.1∶21.4∶18.5调整为2014年的50.0∶22.5∶27.5和2014年的42.6∶25.2∶32.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于产出比重3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和从业人员比重的变化虽然稳定上升，但就业比重低于产出比重7.2个百分点。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这个特点，说明今后较长时期我国就业结构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这个转移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第三产业来提升一、二产业素质，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第三，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三者相互促进，但起基础和拉动作用的主要是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从经济发展实践看，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美国的发展方式起源于英国，可以说是英国发展方式的顶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从19世纪至今天一直在不停地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领域、各层次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劳动者素质，使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以及创立新产业方面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航空航天、电子、有线和无线通讯等技术和产业都诞生于美国，空间科学、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美国是最主要的贡献者。近年来，美国朝野更加注重人才、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采取各种措施吸纳优秀人才。日本、韩国总体属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制度创新实现了现代化。世界经济增长中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趋同和停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经济理论演进看，早期认为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数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要素质量和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在对20世纪中后期的经济现实做出理论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把知识和技术看作经济增长的比资本和劳动更为重要的内在要素，并且特别强调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和收益递增的重要源泉。新增长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中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趋同和停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推动力。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在过去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还可以承受。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与环境利用方式，延续以往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甚至可能因为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使发展的步伐受到阻挡。如何发挥好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作用，努力提高这三个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战略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科学发展观适应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从国际形势看，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针对这种形势，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紧紧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从国内形势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针对这种形势，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这为我们科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迫切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迫切要求我们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合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第四，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回答了“靠谁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
从2006年开始执行的“十一五”规划,本来要解决国内存在的这些问题,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总结经验教训,应当从这里开始。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调整发展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划,实行结果却事与愿违。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总结了“十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指出了“十五”时期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解决。同时,指出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明确规定了以下六个政策导向:
第一,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第二,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三,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第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第五,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
第六,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
应当说,这六个转变的规定是清清楚楚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切中时弊的。其中前四项都是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它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但是尽管作了这样的规定,执行情况却与此相反,经济增长依然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依然是主要依靠工业和数量扩张带动,依然是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投资与消费关系更加不协调,产能更加过剩,能源消费总量继续加大。
投资率:2000年是35.3%,2005年上升为42.7%,2008年上升为43.5%,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更大,投资率将继续上升。“十一五”这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增无减。
消费率:2000年是62.3%,2005年降为51.8%,2008年降为48.6%,2009年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其中,居民消费率,2000年是46.4%,2005年降为37.7%,2008年降为35.3%。“十一五”这几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减无增。
进出口依存度:2000年是39.6%,2005年上升为63.8%,2007年进一步上升为64.8%。其中出口依存度,2000年是20.8%,2005年上升为34.4%,2007年进一步上升为36.3%。“十一五”这几年出口的拉动作用更加强劲。2008年和2009年进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表明在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
一、二、三产业结构,“十一五”规划期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三个百分点。实际情况是: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2005年的比重纹丝未动。这种情况,2009年也难以改变。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2000年是13.8亿吨标准煤,2005年是22.5亿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预期2010年把这一消耗总量控制在25亿吨左右,2007年的专项规划把这一总量放大为27亿吨,实际上2008年已达到28.5亿吨标准煤,防线一次次被突破。
这说明,“十一五”这几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加快,而是进一步放慢。前3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经济结构愈加不合理的基础上。这样的“大起”之后难免“大落”随之而来。2008年10月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除了国际的原因,也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必然结果。
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落空,根子在于政企不分、块块分割的体制,在于地方执行的不是国家的计划,而是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手段并以行政干预为主导的地方自己制定的计划。
2006年3月,我们曾经发表文章分析过多个地区人大会通过的地方“十一五”规划。我们发现,地方的“十一五”规划与全国的“十一五”规划有以下重大差别:
第一,“十一五”的经济预期年均增长率,全国规划为7.5%;省、地、县规划平均为10%、11%、12%以上,高出全国规划30%、40%、50%。年度计划也是一样。“加快发展不动摇”,是地方的普遍行动口号。
第二,地区经济的高增长预期是以高投入作为支撑的,不少省区市的“十一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成倍地高于“十五”,有的高出1.5倍、两倍甚至更多。这些投资又多有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作为载体。“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狠抓项目不动摇”,这一口号具有代表性。
第三,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多数地区仍然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成为共同的追逐目标。
第四,能源消费总量,全国还有一个中期规划,地方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划,甚至连统计数字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说,地方的“十一五”规划经济的增长方式依然是沿袭传统的方式,而没有转变。全国7.5%增长速度的制定,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的,它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地方追求的增长速度一高,就把整个的综合平衡打乱了,什么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统统放到了从属的地位,从而把“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各地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就总体来说与全国规划差距那么大,两者能否“并行不悖”和“和平共处”?结论是否定的。
第一,两者规划的政策导向不同,全国规划追求的是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许多地区的规划依然是高投入、高消耗,从而必然是低效益,两者是不相容的。
第二,全国的规划要靠地区去执行,如果地区执行的不是全国的规划而是地区自己的规划,那全国规划必然被架空、被地方规划所取代。2006―2008年3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地方规划与全国规划的另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全国规划制定的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而地方规划制定的预期性指标,是由政府主导实现的,即由政府下达,并且把主要指标完成好坏列入政府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从而把预期性指标变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致使“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个政策导向的第五条“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也成为空中楼阁。
从这里可以发现,为什么中央屡屡强调转变增长方式而转变不了,根源在于中央的方针并没有普遍为地方干部所理解、所接受、所遵循,地方干部往往强调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在实际行动上不执行国家的统一方针和政策。而在体制上,地方政府并没有把该由企业管的事交给企业、该由市场管的事交给市场,把自身的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对地方经济仍然是统帅一切,处于主导的地位。全国不是统一的市场,计划体制仍然是以地方计划为主。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党的十七大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且提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必须为此身体力行。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同时提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大致测算,从2011―2020年10年间,GDP每年增长6%左右,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比2000年翻两番。同现在年均增长10%相比,好似轻而易举。但是,中央规定的翻两番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这四者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前置词,而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置于优先地位。多年来,我们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上欠了很多账,今后不仅要做到新账不欠,而且要做到老账要还。就这个意义来说,6%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并不轻而易举。
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欧美日的经济衰退,其影响波及全世界,而且将改变全世界的发展格局,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转折。要避免危机再次发生,世界的主要国家都要总结经验,改变增长模式,不能企望一切再回到危机前的状况。
中国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时期,不可能再回到2003―2007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巨变,发达国家即使结束衰退,也不可能回到2008年以前依靠过度消费维持的繁荣状态。我国国内产能过剩,消化过剩的产能只能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率下降,进而投资的欲望也将会减弱。我国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费总量增长太快,无法维持。环境生态恶化必须遏制,否则2020年很难实现人们渴望的呼吸到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的全面小康生活,而且我们必须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就是说,未来有三个不复存在,或者三个已经结束。一是大进大出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是企业高赢利和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三是高耗能、高污染、无序和过度开发的时代已经结束。归根结底,建立在上述前提下的爆发式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当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增长仍然有潜力,但是奢望恢复过去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什么时候不追求高速度了,什么时候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转变。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结构的任务是艰巨的。只有增长方式转变,调整好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结构,我们的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是改变以地方计划为主、资源配置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体制,以及相应的财税体制。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结构是否合理,这不是一个地区能够判断出来的,也不能要求地区对此作出判断。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多搞一些投资,多上一些工业项目,多消耗一些能源和资源,把经济增长速度搞快。至于这样做在宏观上能否承受得了,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不是地方要考虑的,而是国家要考虑的问题。全局把握不好,出了问题,很难责怪地方,要地方承担责任。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必须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政企不分、画地为牢的体制,把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从地方政府手里拿出来,真正实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既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交给了市场,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也不应当要求地方政府不这样做。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不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上下功夫,国家再怎么提倡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部门再做多大的努力,中央的计划依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宏观调控的作用依然有限。2007年国家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为8%,实际达到13%,超过国家计划60%,这还有什么计划性?
可以说，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转变充分反映了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恢复性发展、创业性发展、模仿性发展、曲折性发展、快速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这样一个长期、艰难和顺序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为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和成本。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明显的“三高一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即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消耗而实现的，正是由于“三高”才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低效率。所以，在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一定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应该说，这些要求为探索途径的转变提供了可操作性理论指导。
第一，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善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以实现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必须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努力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推动，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做大做强。要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第一产业由薄弱转为稳固。要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加强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二产业由大变强。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城镇化结合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发展，在经济增长和推进就业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主要包括：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优化城乡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工业化进程；通过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多区域增长极的共同协调发展；通过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推进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结构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参与经济全球化下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推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构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已成为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是当今经济结构诸多变化中最具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变化，它的发展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元经济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在：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培训，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都需要给予重新认识，这正是需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原因所在。二是资本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待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流向农业，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资本在两个部门间实施合理配置，即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互动。三是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扩张，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它的应用将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这就需要在知识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之间构建起共生共荣的相互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中心环节。自主创新主要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是着重对自然界的研究并获得新发现，具有基础性特点，主要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技术创新则是着重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服务人类，强调成果的应用性，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效衔接就在于两个创新主体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动向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投入或者提出所需要的带有产业化的科研方向，以获取原创性成果，实现原始创新。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用知识创新成果解决其技术创新的难题，主动将知识创新成果在企业转化。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法；经济基础结构；劳动力个人所有制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037－05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和市场竞争化的格局中，我国也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能达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那么，什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本质上就是对待经济发展需要“以发展为主题”转变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经济发展不能再拼资源消耗、粗放型经营，而是要依靠提高全体人口的素质、集约型经营。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运用经济法调整好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增收的三方主体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关系，通过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更好地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要求，保障发展公平，把科学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纳入法制轨道。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里，一是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于增加了消费拉动的内容，所以，必须增加广大消费者的收入，这就牵涉到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尤其是牵涉到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取酬水平的提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就意味着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来提高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收益率；而第三产业参与带动经济发展，由于第三产业主要是价值链高端的服务产业，发展这一产业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一转变也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资本逐利不能停留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低成本开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管理创新也意味着应当从主要依靠行政权力(政治权力)转向主要依靠管理主体的劳动能力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同样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根据这种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举措，我们如果抓住了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人们劳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科学地开发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也才能有利于我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经济法是能满足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需要的现代法律部门
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是改变了我国的产权结构，打破了公有制对我国资源的垄断经营，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二是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过去的计划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市场化经营方式。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物质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一方面它使劳动人民的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量利益的提升大幅上扬；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较严重的弊端，在资本、劳动和国家三方都有增量利益、都得到了发展的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包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对此，我们把它概括为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创收的物质利益关系出现了需要重新调整的问题。
1、需要重新调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物质增量利益关系
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增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者、雇佣劳动者和国家管理机关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物质增量利益关系或物质发展利益关系。这种物质利益关系需要重新调整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所谓发展它是以物质增量为基础的，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是在物质增量利益的配置上出了问题。现在，这已经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那么这种物质增量利益的配置为什么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呢?这都是由于这三方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各为其利的博弈，是它们自发的逐利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包括传统法律对它们的权利义务配置不尽合理，现代法律的特殊作用尚未展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管理主体等一切市场主体，都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首先，作为投资者进行资本逐利，自发地存在着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尽可能低成本甚至不惜破坏性利用地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其次，作为雇佣劳动者进行劳动取酬，一方面他们受投资者、雇主的制约难以分享“合作剩余”，难以自我解决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也缺乏足够的财力来保障全民普遍得到优质的文化科学技术教育，从而难以提升全民的劳动力素质，广大劳动者就难以进入价值链高端的产业，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取酬仍只能停留在较低端的水平；最后，国家机关作为市场管理者，由于长期习惯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等政治权力来管理经济社会，还由于国家作为市场管理者享有垄断管理权可能被滥用等问题，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尚缺乏国家劳动观的指导，管理创收还没有真正以国家劳动为基础。这就是说，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创收三方主体的逐利行为，总体上说它还处在自发状态，而这种自发逐利的行为因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三方主体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关系因缺少法律有效的调整，各方的权利义务配置不甚适当，才导致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凸显。不仅如此，更由于传统的法律(包括民法商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基本上还停留于对传统私权(财产权、人身权)益和传统公
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益的保护，它本身就不足以解决这些凸显出来的问题，而能对这些凸显出来的问题有所解决的现代法律如经济法和社会法等，由于它们没有突出对劳动力权益的保护，以致难以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
2、以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要求的经济法来调整物质增量利益关系
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增收这三者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关系，无疑是需要法律来调整的，否则就不能解决这三者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配置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甚至还会使这三者之间的物质既得利益或物质存量利益差距拉大，以致传统的法律也难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出现所谓的“民法不灵、行政法不行、刑法忙不赢”的局面，社会稳定也因此缺乏可靠的保障。那么这种物质增量利益关系由何种法律来调整呢?我们认为，应当由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要求的经济法来调整。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任务主要不是维护传统私权(财产权、人身权)和传统公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而主要是要在维护传统私权和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理，既然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劳动力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来创造一个新世界。为了保护这种发展利益，我们就需要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写进宪法，并且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新的部门法律(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来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
其次，为什么要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写进宪法，并且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新的部门法律来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现有的经济法理论大都承认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物质利益关系)，但在研究经济法调整何种特定经济关系时，虽然做出了多种有学术价值的解释，不过仍没有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基础中的哪一部分相对应做出过分析。包括既没有明确经济法同于民法等都是反映财产所有制要求的法，也没有说明经济法是另行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要求的法。这就使得经济法究竟反映何种经济基础的问题，在整个经济法理论中成为了一个盲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中，活动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利益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由法律等构成的上层建筑竖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这一经济基础服务，最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它究竟特殊在哪里呢?这须从解读经济基础的结构入手去探究。经济基础作为一种事物。它也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至少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财产所有制以及劳动力所有制等两个部分，这是因为财产和劳动力是我们创造社会财富的两个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人与人之间因财产和劳动力就可能发生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在历史上。因财产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财产关系(它表现为人们的物质存量利益关系或物质既得利益关系)，主要是由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来调整的，由这些法所构成的传统法反映着财产所有制的要求，保护着人们既得的私权和公权的利益，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已处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中，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发展才是硬道理日益深入人心，发展问题成为市场竞争胜负的关键，也使既得利益的保存不得不依赖于发展的竞争。发展不能依赖对既得的私权利益和公权利益的保护来实现，它要依赖人们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或创造能力，生产经营性地运用财产和运用政权的力量来组织经济，这就需要保护劳动力权的法律，由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等构成的现代法就形成和发展起来了。现代法不同于传统法，它主要不是反映财产所有制要求而是反映劳动力所有制要求的，是满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由传统法反映财产所有制的要求调整物质存量利益关系，由现代法反映劳动力所有制的要求调整物质增量利益关系，它们分别推动着生产资料或财产不断地从个人占有向共同占有的演进，以及人的劳动力不断地从为他人所用向为自己所用的演进，这两者交互作用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宪法必须按照我国的根本任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写进宪法，并以宪法为依据来制定和实施新的部门法律(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来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资本逐利、劳动取酬和管理增收这三者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关系调整好，以解决这三者之间的物质增量利益配置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三、完善经济法满足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需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而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要求的经济法是能满足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需要的现代法律部门。那么，我们怎样完善经济法来满足重新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需要，保障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呢?
1、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及其劳动力权写进宪法为经济法提供可靠的宪法依据
现在，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如何有别于主要反映财产所有制要求的传统法(由民法商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所构成)而能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要求呢?这是完善经济法的首要问题。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能否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要求，首先应解决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入宪的问题。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已经明确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说，由国家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已经不单纯是对传统私权(财产权、人身权)和传统公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维护，而是要在维护传统私权和公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劳动力权的维护，满足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要求，保障物质增量利益分配公平和发展公平，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早日成功服务。
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及其劳动力权写进宪法，这也是我国宪法改革的主要方向。我国宪法不仅要把我们进行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记录下来，进一步完善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还要依据宪法的这一精神制定和实施民法商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等，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国家权力，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维护社会稳定。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维护社会稳定的
基础上积极推进发展，只有发展、只有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这就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并明确规定劳动力权为基本人权；同时我们还要根据宪法的这一精神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等，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执政。
2、明确经济法在现代法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完善经济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已包括经济法和社会法这两个法律部门。我们认为，除了经济法和社会法之外还应制定奖励法，并由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以及相应的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来构成现代法，与由民法商法、行政法和刑法及其相应的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所构成的传统法相对应。一方面，由传统法来调整既得利益关系，保护人们的传统的私权(财产权、人身权)和公权的利益，主要反映财产所有制的要求，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以现代法来调整增量利益关系，保护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利益即现代的私权(劳动力自益权)和公权(劳动力共益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反映劳动力所有制的要求。在以宪法为根本法的前提下，调整物质增量利益关系反映劳动力所有制要求的现代法与调整物质存量利益关系反映财产所有制要求的传统法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为我国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根本任务，而现代法又是调整物质增量利益关系，维护劳动力权，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要求，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法，所以，完善现代法现在也许更为重要。
完善现代法，包括完善经济法和社会法，另行创制奖励法，同时还须为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制定相应的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其中经济法在现代法中应当定位于是调整物质增量自益关系，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自益权的部门法；社会法在现代法中应定位于是调整物质增量共益关系，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共益权的部门法。这正如杨紫垣教授对经济法的原则所做出的说明：“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同样，社会法主体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应得到这种利益。至于另行创制奖励法，是因为这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经济法主体和社会法主体的努力也为其他主体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物质增量利益，所以，除了应当给予他们经济法和社会法规定的相应的利益之外，还应当通过奖励法给予他们额外的利益作为奖励。在现代法体系中制定奖励法与在传统法体系中制定刑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传统法调整物质存量利益关系，主体之间通常用不着激励，一方主体侵害另一方主体或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都采取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的惩罚措施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这种侵害行为构成犯罪时，通常通过刑法以刑事制裁作为最后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社会稳定。现代法调整物质增量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应当运用激励手段，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经济法主体和社会法主体的努力也为其他主体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物质增量利益，所以，除了应当给予他们经济法和社会法规定的相应的利益之外，还应当通过奖励法给予他们额外的利益作为奖励。奖励法是我们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最后的激励措施，这可以通过奖励先进来带动中间和鞭策落后，同时还能对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行为的惩罚更加有效。此外，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也需要制定相应的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以便使他们由经济法、社会法和奖励法所规定的实体权利得到相应的救济，使他们的正当利益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发展；速度；质量；统一
一、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始终是以发展为主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科学认识到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矛盾，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快速发展，指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
1，加快经济增长是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一穷二白，国势积弱，备受。为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在1963年也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P9）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作为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P169）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尽早实现富民强国，迅速追赶成为社会各界唯一的共同期盼。
2，加快经济增长是当前现实主要矛盾的必然需求。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但是人均资源占有率却很低，环境、人口、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在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时，我们始终要把握住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至今，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一部分生活水平低下，利益矛盾，社会矛盾突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大，等等。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
3，加快经济增长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途径。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发展为前提”，“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只要不断发展，提高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3]（p377）由此，我们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发展环境、条件和基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重点领域快速发展。我们采取的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在取的GDP高分的同时国内经济结构面临了全面失衡的危险。高速度、低质量成为无法调和的新矛盾。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投资不断加大的同时，使得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的稳定性降低。同时，由于长期受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影响，往往忽略了创新和科研的发展，致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始终较低。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红利”逐步消失与社会成本上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消耗巨大的“资源红利”为支撑。以透支资源、能源、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红利的消失不可避免，靠以往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全球化红利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方式难已为续，数量型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弱，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2004年的1.5亿下降到2012年的三千多万[4]，可见工资成本会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成本进一步提高，过去以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方式已无法维系。
2、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非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的是开放，靠不断出口促进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我国以往偏低的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各种能源成本、用地价格的持续高涨，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低附加值出口的企业不可避免的会被淘汰出国际市场，过去一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转移到一些要素成本较低的国家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严重粗放的问题。一旦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国内长期以来一直是投资增长为动力而非消费增长。特别是以“房地产化”主导的经济增长，更是过度消费未来不可持续的增长。
3、分配不平等与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影响经济增长阻碍社会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中国长期仅注重数量扩张而忽视分配环节的粗放式增，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导致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缺乏购买力，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形成了需求不足。由于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因此投资产出的供应能力最终得依赖消费需求来消化。换句话说，投资带来的产能扩大，若缺乏最终的消费需求，会进一步酿成更大的问题。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部分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值得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
4、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目前，缺乏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机制，缺乏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前提条件。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的制限条款很多，行业的行政垄断和地区的保护主义，使得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性严重的不畅通。市场环境竞争不公平，各类市场主体不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生产要素，民营企业和与国有企在经营条件上面临着显著的融资可获性和融资成本的差异。国有企业很容易从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使得“融资难、融资贵”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税费负担。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国有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既容易又便宜，如矿产、电网、电讯等民营经济很难进入。
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理论创新。
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长为前提，经济发展缺乏质量则不可持续。正如同志指出，“现在，我们之所以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强调，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5]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要素积累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可以节约要素在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成本，在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中，达到提高要素积累效率的目的。现实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必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1、必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由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只有在合理的增长速度条件下，才能给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以必要的空间和余地。所以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就是要快速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的需要在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6]“三个转变”进一步阐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深刻内涵和要求。十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速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深刻地反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的更高的要求。
2、由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创新转变。我们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质量型增长依赖于智力资源，所以发展要素依赖必须由过去的物质资源依赖向智力资源依赖转型。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型产业体系。构建科技含量高、品牌效益强、低碳环保为发展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撵，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任务，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揭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3、必须处理好分配问题。注重分配公平，增加居民购买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故而产生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失衡使居民难以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对拉动内需不利，而且于国家长远发展不利，不少富人将大量的财富转移国外，甚至移民，使得国内巨大财富的流失。收人分配失衡还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性，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甚至会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从中等收人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7]十七大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众所周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才能活跃市场。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进一步注重分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4、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新的“制度红利”。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种种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不够协调和不够完善，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要彻底打破行业、部门及地区垄断，改变市场行为的扭曲，发挥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决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最大限度上消除扭曲的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报告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飞跃，从制度上保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R].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刘志彪双重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十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江淮学刊，2013.2
[5].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M].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共同谋划国家未来的发展之路。如果说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去年两会的焦点话题，那么经过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在后危机时代如何谋求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则成为代表委员们今年两会思考和讨论的焦点。
代表、委员从各地、各界带来的过去一年的发展经历又一次告诉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从进一步扩大消费，到启动民间投资；从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到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从鼓励民营经济，到加快服务业发展……一条条真知灼见，凝聚着代表委员们对国家未来长久发展的深入思考。
更值得关注的是，代表、委员们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和建议，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领域，如何通过社会领域的发展和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新的关注重点。
收入分配改革是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源头所在，统筹城乡、积极推进城镇化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所在，加快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所在……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